1.辽
传统史料
辽是资料特别缺乏的时期。辽朝政府像其他中国政府一样，产生了大量的用汉文和契丹文书写的公文。但是在辽朝灭亡之后，只有少量公文存留下来，可惜没有一件留存至今。
历史记载的缺乏是辽朝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辽朝有专司起居注的官员和史馆，但是它的史官从未像同时代的宋和后来的金代史官那样尽职和具有专业才干。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是直到辽朝后期还没有按中国模式确立一个固定的都城及宫廷和官府。契丹宫廷总是不断迁徙，皇帝从未放弃在帝国内的定期游徙和定期前往他们的四季行宫（捺钵）。这种形式的政府不利于正常保存国家的档案。各级政府的个人专断方式，加上辽朝管理体制被分割为北面官（管理部落民）和南面官（管理汉人），前者用契丹文记录部分公务，后者则专门使用汉文，更使资料不易保存。
辽朝和其他中原王朝一样有专司起居注的官员记录皇帝的日常活动。[1]这些起居注应该是保密的，但是皇帝有时强加干涉，坚持要看起居注中如何记录他们的活动，并处罚那些拒绝给他们看起居注的官员。[2] 10世纪末叶，辽朝已有按唐朝制度建立的国史院，它的主管官员和三个僚属，既有契丹人，也有汉人。[3]他们正常地将逐日的记录汇集成起居注。在圣宗（982—1031年）时，他们还开始修撰前朝的实录，第一部奏上的实录是在991年。[4]在道宗（1055—1101年）时，委任了编撰“国史”的监修官。1085年，国史院奏上了道宗朝以前的各朝实录。[5]这些实录提供了一个从王朝建立到1055年的编年史，可能保存了早期各皇帝在位时的第一批经过整理的资料。道宗去世后，他的继承者天祚（1101—1125年）在1101年下令续修至他以前的各朝实录。由耶律俨主持修撰的实录在1103年完成，共计70卷。[6]这个实录保存到了明朝初年。天祚帝时没有起居注。
辽朝皇帝至少下令编撰过两部契丹建国前的史书。第一部是941年编撰的《始祖奇首可汗事迹》，可能是用契丹文写的。[7]第二部是监修国史萧韩家奴主持编撰的汉文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20卷，1044年完成。[8]萧韩家奴为了使契丹天子乃至庶人都能了解中国制度和古今成败，特别把一批汉文史书翻译成契丹文。被翻译的有9世纪时马总撰写的通史著作《通历》，薛居正撰写的《（旧）五代史》（后来被列为五代的正史），吴兢编辑的唐太宗和他的大臣讨论政务得失的《贞观政要》。[9]《贞观政要》似乎很受来自北方的非汉人统治者喜爱，因为其中的治国言论较易于被接受。这部书后来又被翻译成西夏文、女真文、蒙古文和满文。
尽管宋人严格禁止图书出口，辽的宫廷史官和文士还是知道中国的宋朝的历史著述。[10] 1096年，辽廷的一个汉人官员在给道宗的上书中指出，宋廷虽然承认辽廷与之相同的地位，但是在欧阳修编撰的《新五代史》中，却将契丹附于四夷之中。他建议在辽人修的国史中给宋以同样的待遇。[11]
女真人的金朝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远超过辽，在灭辽之后，金朝理应修撰前朝辽的正史。但是，关于辽是不是一个正统王朝的争论成为修史的一大问题。虽然辽具有中国式王朝的所有外在形式和地位，并得到了宋廷的认同，它的统治却从未超出中国北部的一个小边缘地带。甚至在与中国的宋朝持续不断地接触了两个世纪和吸收了大量的汉族臣民之后，辽统治者的汉化程度仍很低。修史者遇到的难题是把辽视为边疆地区的王国并将其历史附在五代史和宋史中，还是把辽作为完整的正统北方王朝，与宋分开，就像处理北魏及其6世纪的继承者那样，单独写它自己的历史。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直到14世纪，一个蒙古丞相终止了汉人正统史家的激烈争论，才对这一问题做出了专断地裁决。
第一次修辽史的尝试是在金熙宗（1135—1150年）时，熙宗命契丹皇室后裔耶律固修撰辽史，这一任务后来由耶律固的弟子契丹人萧永祺承担，并在1148年完成，共计70卷（译者注：应为75卷）。[12]但是，从1189年直到1206年，金的史馆显然没有全力从事完整的官修辽史计划，修史工作常被政治争斗所打断，所以一直没有完成，直至1207年才由陈大任完成并上奏朝廷。[13]
元朝时激烈的正统之争亦延缓了辽史的修撰，最终在1343年由担任辽、金、宋三史总撰官的脱脱丞相终止了无休止的争论。辽朝历史即现存《辽史》的修撰，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1344年成书，1345年刊行。[14]因为该书为我们提供了辽代的主要资料，有几点需要特别加以说明。
与其他正史不同，《辽史》是在辽灭亡后两个多世纪才修撰的，经过两次剧烈的朝代变迁，在修史时辽代的官方档案早以荡然无存。最不幸的是修史者没有应用任何契丹文资料，尽管当时在蒙古宫廷中还有学者能够读契丹文；似乎修史者亦没有应用任何辽廷的汉文档案资料。
《辽史》主要以三部现成的著作为底本：耶律俨于1103年编撰的《皇朝实录》、陈大任编撰并于1206年上奏给金廷的《辽史》和《契丹国志》。[15] 27卷的《契丹国志》，南宋进士叶隆礼奉剌修撰，大约成书于1247年。[16]该书依据的全部是宋人的文字资料，并带着鲜明的宋人的观点。作为修撰《辽史》的底本的这三部著作，只有一部保留下来，另两部已在明朝时散佚。《契丹国志》现有V. S.塔斯钦翻译的俄文译本。[17]
清代考据学成果
《辽史》修撰得实在太差了，不仅内部矛盾和史实出入充斥其中，而且在使用资料方面与《金史》和《宋史》（这是与《辽史》同时修撰的两部正史，出自同一群史官）及五代时期的两部正史、宋人的史书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其他当时的文献全然不同。考证《辽史》的史实错误，成为清初的考据学家的一个专门领域，他们所做的大量资料考证工作，为现代史学家提供了便利条件。
第一个对《辽史》进行全面考证的是厉鹦（1692—1752年），他在《辽史拾遗》中，汇集了近400种宋、元著述中的相关资料。[18]杨复吉（1747—1820年）后又增补史料，著出《辽史拾遗补》一书。[19]钱大昕（1782—1804年）和赵翼（1727—1814年）二人都对辽代的资料作了大量的考释。19世纪末期，李有棠（1843—1902年）在《辽史纪事本末》中大量引用了厉鹦和杨复吉辑录的资料。[20]
在20世纪，《辽史》的史料研究由冯家昇、罗继祖等学者继续进行。他们的成果被收入赵铁寒编辑《辽史校勘记》中，包括冯家昇的《辽史初校》、罗继祖的《辽史校勘记》、冯家昇的《辽史与金史新旧五代史互证举例》和《辽史源流考》。[21]其他学者对存世的辽代契丹文和汉文碑刻进行了研究。这些学者的研究清除了许多难点，但还是留下大量空白。辽史依然是中国历史中资料较缺乏的。
给当代辽史专家最大资料便利的是在杨家骆主持下编辑的10卷本《辽史汇编》。[22]该书将所有重要资料、前面提到的考据成果及很多其他成果汇集在一起，并且大量选录了1960年前的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10卷本重印了魏特夫和冯家昇的《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年）》〕。增补该书的《辽史汇编补》[23]于1974年出版。
近十年出版的两部辽代文献集也是重要的资料。陈述的《全辽文》辑录了包括碑文在内的辽代汉文文献。[24]与之相同的契丹语文献的辑录，见清格尔泰等人合编的《契丹小字研究》[25]，该书亦包括对契丹文字、语言资料的翻译和评述。
当代研究成果
早期研究中国的西方历史学家对辽极不重视。第一次提到辽的是V. P.瓦西里耶夫，在1859年出版的俄文东方史中亚部分中写了几句。第一部有关辽的专著是贾柏连的《辽史》，译文《满洲边缘的辽史》于1877年出版。[26]基本接近于现在研究的是H. H.霍渥斯的《中国的北疆·第五章：契丹人》[27]；在E. H.帕克的《鞑靼千年史》中，对契丹则有了很长的描述。[28]
真正意义的现代研究成果是沙畹发表在《亚洲杂志》上的《出使契丹和女真的中国旅行者》[29]，该文翻译了出使契丹的宋人胡峤、王曾、路振和宋绶的行程记。
但是，这并没有激发对辽史的更深入研究。除了闵宣化的考古研究外，接下去对辽史研究有成就的是史泰安，他研究并翻译了《辽史》[30]和《说郛》中的《契丹国志》。这一研究涉及了有关契丹的亲族制度、社会结构以及风俗习惯等一系列问题。
魏特夫和冯家昇有关辽代的巨著《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年）》[31]，1949年出版，毫无疑问是迄今为止用各种文字出版的辽史研究著作中最重要的一本。它不仅对辽代社会组织、经济生活、管理制度和机构设置等各方面进行了系统分析和详细论述，还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的译文，并列出了至该书出版时用各种文字发表的研究成果的全部目录。但是，固定的结构难以绘出不断发展的全景，使本书未能成为一个能够反映各种事件的完整的编年史。主要是因为该书的结构难以把握并难以阅读，使它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这部著作，是任何对辽史有兴趣的学者都应该读的基本书。
可能是因为魏特夫和冯家昇的著作涉及了如此广泛的问题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在该书问世后数年中，出现了一些研究辽史的西方文字论著。一个例外是在对外关系领域。关于宋辽外交关系研究的主要汉文成果是聂祟岐的长篇论文《宋辽交聘考》[32]，第一次发表是在1940年，重版载于聂崇岐的《宋史丛考》。傅乐焕（1913—1966年）亦就这一问题写了不少文章，见于他的论文集《辽史丛考》中。[33]近来西方的学者已经重又否定了契丹是宋属下的“蛮夷”邻族的传统中国观点，集中研究当时的真正的多国制现象。在莫里斯·罗沙比编辑的一本极好的会议论文集《同等国家中的中国：10—14世纪的中国和它的邻国》中[34]，收录了王赓武、陶晋生、米歇尔·罗杰斯等人的论文，[35]这些论文切中要害并勾画出了10—11世纪北亚多国制的场景，契丹和辽是参与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C.施瓦茨—席林的专题论文《澶渊之盟（1005年）》[36]，揭示了导致宋辽1005年和约的重大事件。克劳斯·蒂兹的《1074—1076年的辽宋边界冲突》[37]，详述了两国关系中不用战争而解决的最后一次危机。蒂勒·达格玛的《缔约：宋金间的外交（1117—1123年）》一书[38]，详述了辽朝末年的重要事件，尽管它的重点是研究宋金关系而不是宋辽关系。陶晋生在他的《宋辽关系史研究》[39]一书中对宋辽关系进行了全面研究，此后又出版了同样题目的英文论著《两个天子》。[40]
最近还有研究辽朝对外关系的两篇未发表的博士学位论文：珍妮特·诺维的《北宋政治家余靖和他与契丹的交往》[41]和梅尔文·斯里克兰·安的《11—12世纪中国的宋辽外交：决定对外政策的社会与政治因素研究》。[42]后者几乎就是对出使辽的宋朝官员的专门研究。
大量有意义的辽史研究著作出现在中国。傅乐焕的丰富的和卓有见地的研究成果，收入了著者死后出版的《辽史丛考》中。[43]傅乐焕1966年的早逝，是辽史研究的一个重大损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引人注意和最多产的辽史学家是陈述，他的《契丹社会经济史稿》[44]，可能是中国学者对辽代社会和经济研究的最大胆尝试。陈述的分析与魏特夫、冯家异的有所不同，他比较注重有条理地叙述，对薄弱和零碎的资料的考释不太注意。该书同样未对持续的社会变化给以更多的解释。陈述最近的著作《契丹政治史稿》[45]，包含了一系列有关契丹社会和政治制度各方面以及各种政治事件的令人感兴趣的、有些是独有见地的论文。陈述还给非专业读者写了一部通俗著作《辽代史话》。[46]另一部引人注意的著作是张正明的《契丹史略》。[47]该书的主要部分亦是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描述，但是更加完整并对历史演变给予更多的关注。更详细和更条理的辽史著作是舒焚的《辽史稿》[48]，可惜在本章完成后我还无法参考该书。
可能最好的辽代政治史大纲是由姚从吾的一系列内容详实的讲座组成的。姚从吾1971年去世后，陶晋生将他的讲义编入全集，并得以出版。[49]姚教授写了多篇有关辽代政治和制度史的优秀论文，这些论文既有对复杂事件的深入研究，亦展示了作者的谨慎学风，所以很有价值。最重要的论著收入他的《东北史论丛》[50]，并且在《辽史汇编》及其补编中重版。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出版了不少优秀的辽史著作，尤其是研究辽代社会和法律制度的著作。最重要的贡献是岛田正郎对辽代法律（与泷川政次郎合作）[51]、辽代社会[52]、辽代管理制度[53]、辽代社会与文化[54]、辽代官制[55]及辽史其他方面[56]的系列研究。这些成果深化了辽代法律和政治制度的研究。傅海波赞同并发展了岛田正郎关于辽律的观点，对辽律做了进一步研究，在1981年意大利贝拉焦举行的中国中世纪法律史研讨会上，提交了《从辽朝（907—1125年）看多民族社会的中国法律》的论文。[57]同一作者还翻译了《辽史·刑法志》全文并作了评注。[58]
关于辽代宗族研究，詹尼弗·霍姆格伦发表了两篇引人注意的文章：《辽朝（907—1125年）契丹统治下的婚姻、亲族和继承》[59]和《耶律、遥辇与大贺：早期契丹部主的世袭特权观念》。[60]
关于辽代的佛教，最优秀的著作还是野上俊静的《辽金的佛教》。[61]
关于辽代的物质文化，第一批重要的证据来自考古，特别是来自辽皇陵的发掘。闵宣化的《巴林蒙古左旗的大辽帝国古都》[62]和《辽代王陵》[63]二文，第一次引起了西方读者对辽代物质遗留的注意。这一领域，从人类学家兼考古学家的鸟居龙藏（1870—1953年）开始，被日本考古学家大大发展了。鸟居龙藏在20世纪30年代初在《国华》上发表《辽代的壁画》的系列文章[64]，对新发现的辽代皇陵的壁画做了介绍。此后他又出版了《考古学所见辽代文化图谱》[65]，辑录了大量的古代图片，但释文似乎从未发表，可参见他的《辽代文化探讨》[66]一书。关于早期的日本考古学发掘，亦见田村实造、小林行雄对圣宗墓庆陵的研究[67]和岛田正郎关于祖州城的报告。[68]引人注意和更有价值的是田村实造在《庆陵的壁画》[69]中对庆陵及其壁画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以来，其他带有壁画和各种文物的陵墓被中国的考古学家发现。三个西方学者使用这些资料对契丹人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描述：埃伦·约翰斯顿·莱恩的《晚期中国墓葬装饰的模式和问题》[70]，琳达·库克·约翰逊的《辽朝公主的婚仪：吉林辽代墓葬的壁画》[71]和奥尔布赖特·罗雷克思的《辽墓壁画和中国画中反映游牧民的文姬故事》。[72]
关于辽代陶器和瓷窑，见威廉·沃森的《唐代和辽代的制陶术》[73]和李文信、朱子方对辽宁省博物馆所藏辽代瓷器的叙述。[74]亦可参考Y.迈纳为展览开列的目录《长城南北的辽代陶瓷》，附有参考书目，1973年出版。[75]
在建筑领域辽代无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现存的超过30个的大型石木建筑，确有一些代表了技术方面的重要进步。关于辽、金建筑的经典之作是1934年由关野贞、竹岛卓一出版的图片集和竹岛卓一10年后出版的研究著作。[76]辽代建筑中最壮丽的是在山西省东北部应县的大木塔，陈明达对该塔研究的专著出版于1980年。[77]南希·沙茨曼·斯坦哈特1984年出版的《中国传统建筑》[78]，对辽代建筑有精彩的简述。最后，关于辽代的都市规划，南希·沙茨曼·坦哈特的《中国的帝都规划》一书[79]中，包括了辽上京、南京和中京的规划。
2.西夏
西夏历史的研究，尽管人们认为它很重要，直到20世纪还是令人吃惊的少。西夏是一个持续了两个世纪的朝代，在中国北部和内亚的政治上起过巨大的作用，并且有它自己的一套复合的制度和高度混杂的文化。但是，西夏从未被中国正统历史学家视为正统王朝，可能是因为它甚至从唐代开始，占据的只是中国世界的边域地区。结果是从没有为西夏修过正史：在为辽、金的正统问题激烈争论几十年之后，终于在元朝的末代皇帝在位时的1344—1345年为这两个非汉人建立的王朝修了专史，但是从未有人提出给西夏以同等待遇的建议。
中国史官由此把有关西夏的记载作为列传，分列在14世纪40年代同修的宋、辽、金三史中。[80]这些列传，像其他“外国传”一样，没有集中叙述这个党项人国家的内部事务和制度，而是大量叙述它与中国世界其他政权的关系。此外，修传时所用的原始资料几乎全部是汉文的。夏和辽、金一样，有自己的史官，但是他们的作品以及用党项文字记录的西夏官方资料，都在1227年蒙古征服时被毁掉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党项文字和语言知识逐渐失传，以至存世的用党项文字书写的碑文直至近几十年前还不能识读。
在正史之外，宋人的史书和文学作品中保留了许多有关西夏的资料。宋人有专论西夏的著作，大多数与边疆防卫和战略相关，但是仅存书目，原书早已不存。[81]王偁撰写的《西夏事略》是惟一的例外，该书在13世纪时还以此名单独成书，但正如18世纪时编辑“四库”者所述，它实际上只是王偁《东都事略》（1186年成书）中的西夏传，出版时独立出来并被后来的出版者给予新的书名。[82]
将所有保留下来的汉文史料合成西夏史的尝试开始于18世纪。洪亮吉是为西夏写史的学者之一，他的《西夏国志》没有完成；秦恩复的《西夏书》，则在完成后不久被毁。两部19世纪的大部头作品刊印并保留下来：吴广成的编年体史书《西夏书事》，42卷，1825—1827年成书；张鉴的纪事本末体史书《西夏纪事本末》，36卷，1884年成书。这两部书对现代史学家仍很重要。《西夏纪事本末》的绝大多数原始史料都能在其他著作中找到，但是《西夏书事》保存的大量重要资料找不到出处。正因为吴广成引用的很多史料出处不明，有些还颇值得怀疑，所以他的作品虽然很有价值，但是使用时需要特别谨慎。
编撰这类传统史书的最近尝试是戴锡章的《西夏纪》，1927年（译者注：实为1917年）成书。与以前的作者不同，戴锡章精心编撰的这部书核对了所有资料并开列了参考书。他惟一没有使用的重要宋代资料是《宋会要辑稿》，因为当时该书还没有出版。
多产的中国历史学家朱希祖于1943年撰文对这些早期史书做的研究，[83]虽非长篇大论，但还是很有用处的。
党项资料的发现和语言翻译
戴锡章的著作出版前，对党项人和西夏的研究因为西夏语言和文字的原始资料大量被发现而有了巨大的发展。部分资料是斯坦因和伯希和在敦煌发现的。1908—1909年，由P. K.柯兹洛夫率领的一支俄罗斯探险队发现并发掘了额济纳的西夏古城（黑水城）。在他们的发现中，有一座著名佛教僧侣的坟墓，里面有成千的印刷或手写的图书和文书。后来斯文·赫定带领探险队考察了同一地区，斯坦因和兰登·沃纳也对这一地区进行了考察。虽然这次考察没有像柯兹洛夫那样收获巨大，还是发现了很多资料。其他的资料是中国的考古学家近几十年发现的。这些新资料，尽管没有完全被识读，还是从党项人本身而不是它的中国邻人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证据。
对党项语言试探性研究的成果在上述发现之前就已经出版，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M. G.德维利亚对一些双语碑文作了考释，但是远没有达到释读党项语的目的。真正的党项语研究始于1909年，伊凤阁的研究主要依靠柯兹洛夫发现的党项—汉语辞典，亦使用了一些其他资料，他后来编纂了一部党项语辞典。1922年，伊凤阁被苏联派往北京做外交使节，在北京他与中国学者广泛接触，尤其是与罗振玉的儿子罗福成、罗福苌兄弟及王静如过往甚密，他鼓励他们也从事党项语的研究。伊凤阁还影响了另一位俄罗斯学者聂历山，他不久即开始将存在列宁格勒的柯兹洛夫发现的文献进行系统的编目。对党项研究极不幸的是，1937年，伊凤阁和聂历山都在斯大林的清洗中蒙难，他们的手稿全部被没收。
第二次世界大战亦中断了中国的党项研究。当时在这一领域几乎仅有的是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和他的学生西田龙雄主要从事的党项语佛教经典的研究。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苏联的党项研究复苏，一批年轻学者终于掌握了阅读党项文献的技能，并能以令人信服的新方式翻译资料，有些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此时出现了第一部现代西方的党项史著：E. I.克恰诺夫的《西夏史纲》。[84]该书主要还是依据汉文史料，但是也使用了党项资料。
此后不久，出现了两部主要依靠汉文史料的深入研究党项早期历史的著作：保罗·弗里德兰的学位论文《早期党项史》[85]和日本学者冈崎精郎对同一课题的更细致研究。[86]对西夏进行全面研究的英文著述，仅有邓如萍的博士学位论文，[87]作者引用了至1983年以前（前）苏联和中国的绝大多数研究成果。
几乎同一时期出现的这些研究成果，引起了西方汉学家对中国邻人研究的兴趣，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在近20年中成果越来越多。现在，我们对党项与中国及其与契丹、回纥、吐蕃等邻族的关系能够有更深了解，亦能看到中国北部的复杂世界及其边疆民族的各个方面。
近年来中国的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亦重兴西夏和党项研究，充满活力的语言和历史研究论著不断出版。中国最重要的成果是吴天墀的《西夏史稿》，初版于1980年，后来又增补和修订再版。[88]这部著作是当前最有价值的党项史的综合论著。
白滨编辑并于1984年出版的论文集[89]，反映了中国学者关注的课题。其他学者如李范文[90]、陈炳应[91]、李蔚[92]等，也出版了有关西夏历史和文化的论文集。在这些作者中，陈炳应注意收集党项语的资料，而李蔚则仅限于使用汉文资料。
李范文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党项语言学家，他出版了党项同音字典〈同音〉的影印和汉文译本。[93]虽然对他的语音重构还有争议，但他的成果加上史金波、白滨、黄振华出版的另一部党项字典《文海》的影印和汉文译本[94]，保留了一批必需的资料。史金波还出版了一部研究党项佛教的论著。[95]
最近，史金波、白滨、吴峰云编辑出版了《西夏文物》[96]，开列了党项文物的目录并附有介绍文章，该书提供了大部分西夏文化遗址和遗物的新图片（包括许多彩色图片），此外还有大量的文书。
中国学者的新研究的最重要方面是通过使用新发现的党项史料使西夏的研究更为完整；大范围的考古新发现亦为党项人的物质文化、生活和艺术提供了有价值的、完整的新证据。
俄罗斯的学者也在继续出版重要的新著。语言学家K.克平出版了许多列宁格勒所藏党项文书的译文和研究成果。[97]依据党项语言资料进行研究的最有意义的贡献毫无疑问是E. I.克恰诺夫已经完成的西夏法典翻译的经典之作。[98]现在已经出版的这批译著将使历史学家对西夏特有的社会结构和管理制度以及党项人根据自己的需要采用中国成文法的过程有全新的理解。就在最近，克恰诺夫与傅海波合作翻译和研究了党项人的军事法典[99]，其中有许多涉及西夏军事组织的内容，他们将其与宋人的制度作了比较研究。
3.金朝
金代的基本史料是《金史》[100]，由以汉人学者欧阳玄（1283—1357年）为首的元代史馆编撰，成书于1344—1345年，主修官是丞相脱脱（1314—1355年）。现在还有部分1345年的最早刻本存世。元廷1348年的覆刻本保存了下来并于1958年在上海影印出版。在以元代两种刊本互补影印的百衲本（1931年）[101]出版之前，人们普遍使用的是这个版本。这个版本虽有一些刻、抄错误，但还是可靠的。至今已知《金史》有不同刻本和抄本超过30种。百衲本现在已被中华书局1975年在北京出版的8册点校本所取代，点校本采用了我们的脚注形式。另一个两册的标点本1970年在台湾出版[102]，这个版本虽然不如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但是包括了许多有关金代的其他史料并开列了金代汉文文献书目，所以还是有用的。
《金史》的目录是按照传统的正史模式排列的，包括本纪、志、表和列传。最后的列传，与传统正史一样，亦是论述与外国（西夏、高丽）关系的专传。但是《金史》在两方面与其他中国正史不同。《金史》表列了各国的来往使节、条约和有关对外关系的重大事件，为了解金与邻国（宋、西夏、高丽和辽）的关系提供了便利的线索。另一点不同是在全书最后开列了《金史》中的国语即非汉语名称，并给予这些女真名称以汉文翻译。此外，还开列了女真部名及其汉姓，有些显然是从女真姓名翻译过来的。这些资料对于研究12世纪和13世纪初叶的女真语言非常重要。但是，乾隆朝（1736—1795年）时的学者试图用满文译写《金史》中的外族名称的尝试实在是一种无用功，1781年初版的《金史语解》[103]亦因此而不被认可。乾隆朝《金史》和其他同时代文献的刻本，都因为学者的“改字”而不能在今天被使用。
《金史》的修撰主要依靠的金的材料，如金朝历代皇帝的实录、文集中的人物传和少量其他同时代的资料。由于主要资料相对一致，所以《金史》的内部矛盾比同在14世纪40年代修撰的另两部正史《辽史》和《宋史》少得多。1970年前对《金史》编撰和史料的最现代和最广泛的研究是陈学霖的《金代史学三论》。[104]
使用《金史》应该利用几种重要的现代工具书。第一部传记索引是哈佛燕京学社引得丛书第35卷的《辽金元传记三十种综合引得》[105]，其中包括了《金史》。《金史》中的人名，均被编入崔文印的《金史人名索引》。[106]更有用和更详细的索引，是小野川秀美主持编辑的3卷本《金史语汇集成》。[107]该书不仅列出了人名和地名，还列出了《金史》中出现的所有重要词汇。它使用的是百衲本，而崔文印的索引用的是北京1975年出版的新标点本。
另一个同时代的重要史料是《大金国志》。[108]此书主要使用了金、宋的资料，署名宇文懋昭撰写，但是成书时间还不能确定（可能是在13世纪中叶）。它是按正史的模式写的，以本纪开头。本纪后面是13个开国功臣的列传，然后是三十多个活跃于金朝的汉人文学之士的列传。金的傀儡楚和齐单独成传。《大金国志》的叙事远比《金史》简单和狭窄，但是不能否定它的史料价值，因为它保留了一些《金史》未载的细节和几份政治文件的全文，如宋金的盟约。使用《大金国志》的资料很方便，因为已有吴晓铃等编辑的《大金国志通检》。[109]
另一部文书集是《大金吊伐录》。[110]它主要包括外交信件、盟约和与金、宋1123—1127年间建立重要关系相关的文书。不幸的是，最常使用的版本是被乾隆朝的“改字”弄混的版本。尽管如此，该书还是保留了有关北宋军事和政治形势的大量资料。
王鹦（1190—1273年）原来是金的汉族官员，金国灭亡后成为胜利者蒙古人的官员。他在日记中记录了1233—1234年金国的最后几个月发生的事情。他的《汝南遗事》[111]详述了金廷最后的统治者在宋和蒙古的围攻中为求生存而采取的不顾一切的尝试。陈学霖在《〈汝南遗事〉导论：1234年蒙古包围下的晚金实录》[112]一文中对该书作了研究。陈学霖还在《金代史学三论》中，对另一部晚金著作刘祁（1203—1250年）的《归潜志》作了有价值的评述。[113]《归潜志》[114]收录了许多晚金人物传和轶事，主要是根据个人所见写成，并详细地描述了金国最后几年开封的生活状况。它也包括蒙古军队围攻开封的目击记，这段记载被埃里希·海涅什在《两个王朝的灭亡》中翻译成德文。[115]在金代史料中，我们还应提到金代作者张暐的40卷的《大金集礼》。[116]这是一部卷数众多的叙述金朝统治下中国礼仪和宫廷礼仪的专著，所记内容比《金史》中内容相同的志要详细得多。
并不是说在同时代的史料中，在金朝统治下的汉人作者的文集不重要。它们包含了许多人物传记。在最近的两部工具书中，已列出了这些人物传记的索引：梅原郁和衣川强的《辽金元人传记索引》[117]，罗依果的《金、元文集传记资料索引》。[118]后者特别有用，因为它还包括《道藏》[119]中保存的全真道徒的作品中的传记资料和来自佛教史书中的传记资料。
有史料价值的还有两部金人文选，保留了许多在存世金人文集中找不到的材料。这两部书是庄仲方（1780—1857年）的《金文雅》[120]和张金吾的《金文最》。[121]这两部当代再版的文选现在很容易使用。特别是《金文最》，保留了许多重要资料，包括碑文资料。两部书都按照作品的类别排列，所以即便没有索引也比较容易找到需要的资料。元好问（1190—1257年）于1233—1249年间编辑的金代诗集《中州集》，[122]也是一个很好的传记资料，因为它为诗集中的每个作者提供了一个小传。陈学霖亦研究了这部诗集。[123]
我们的叙述集中于金的文献，但是宋的史料几乎同等重要。没有宋的资料，不可能写出金代历史，亦不可能写出金、宋间长期斗争的历史。从宋代史料中收集大量的资料并非易事。毫不夸张地说，在南宋人的政治性著述中，都不难发现有关女真人的金国的一些记载。所有南宋的编年史料中，也是如此。在这些著述中，篇幅最大也最具有史料价值的是徐梦莘（1126—1207年）编的《三朝北盟会编》，大约成书于1196年。它囊括了从1117年至1162年的事件，也保存了女真建国之前的有价值的详细记录。这部250卷的会编，包括大量的原始文书如信件、诏剌、史册及使者和其他官员的报告。在《三朝北盟会编》中的不可忽视的大量资料，几乎能将所有重大事件的详情逐日写出来，例如1126—1127年北宋灭亡时的情景。通行的版本是袁祖安1878年的刻本，近来又重印了此版本。[124]
其他重要史料是使者报告中保存的一些在女真国家中的见闻。傅海波撰文对一个使者的日记作了研究：《1211—1212年宋人使者的日记：程卓的〈使金录〉》。[125]其他使者的记述在将近一个世纪前由沙畹——他在中国研究的很多领域里成绩突出——在他的论文《出使契丹和女真的中国旅行者》[126]和《北辕录：周煇的北使记录》[127]中翻译成法文。另一部以在女真人中间的亲身经历写成的书是洪皓（1088—1155年）的《松漠纪闻》。[128]洪皓于1129年受命使金，被金扣留，直至1143年才被放回。该书最完整的版本是《豫章丛书》本，它包括了传抄中丢失的部分内容。《三朝北盟会编》中有关金朝初期的大量资料，就是出自《松漠纪闻》，它直接记录的12世纪30年代北方的生活情景确实令人着迷。
有关辽代和元代的史料对研究金朝的兴亡显然也很重要。因此，要研究1125年之前和13世纪初叶的历史，必须分别参考《辽史》和《元史》。对研究女真与高丽之间的关系的最重要史料是完全独立成书的《高丽史》[129]，郑麟趾撰，叙事从918年至1392年。该书可以被用来核对金、宋有关高丽北疆发生事件的史料。
有关金的研究成果
对金史的学术研究在元代和明代实际上不存在。只是在满洲人于17世纪统一中国之后，由于女真是满洲人的祖先，对金朝的兴趣才高涨起来。1646年，满洲人的清朝建立后仅两年，经过改编的金史编年就被翻译成了满语。这本名为Aisin gurun-isuduri bithe（《金国编年史》）的书，1887年由夏尔·J. de阿尔雷兹翻译成了法文。[130]第一个考释《金史》史料的中国学者似乎是施国祁（约1790—1820年）。他的《金史详校》[131]标出了《金史》各卷中的错讹字及矛盾之处，对更好地理解《金史》颇有价值。施国祁的大部分考证已被收入中华书局1975年的《金史》点校本。张金吾和庄仲方最初尝试编辑金人文选是在19世纪前半叶。但是这些活动都是孤立的，中国金史研究的初兴是在20世纪初，例如在王国维（1877—1927年）的著作中，就有对金于12世纪90年代修建的对付蒙古人的界壕的研究。[132]
直到最近，日本对金研究的兴趣还大大超过中国。这种兴趣与日本的政治发展相一致，日本认为满洲属于日本的势力范围。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学者对金代的满洲史已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历史地理方面。早期学者如稻叶岩吉、池内宏的研究，为后几代学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白鸟库吉的主持下，他们的一些权威性研究成果在1912—1914年间被翻译成了德文。[133]这部译著有极好的索引，对那些能够阅读德文但不太懂日文且不能直接引用日本译文[134]的当代学者尤其有用。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有关金和女真的学术著作的出版不仅没被打断，还继续一浪高过一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部大部头的著作。三上次男的经典性著作《金史研究》[135]是经过校定后出版的文集，收录了他以前发表的研究金史问题的论文。第1卷《金代女真社会研究》（1970年版）是对建国前和建国初年的女真人的琐细研究，详述了从女真兴起到建国的历程。第2卷《金代政治制度研究》（1972年版）是从建国初年到以后的政府和管理体制的研究。第3卷《金代政治社会研究》（1973年版）是有关女真人控制的金朝的附属人口、女真部落的一致性、在中国环境下保存女真文化等问题的研究，还有一章专门研究金与高丽的关系。3卷书后面都附有索引。另一部日本著名的著作是外山军治的《金朝史研究》。[136]与三上次男的著作一样，这部书亦主要是作者早期研究的论文集。一些文章是研究金朝的少数民族问题，其他文章研究金宋关系和12世纪蒙古的作用。外山军治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揭示了黄河洪水泛滥对金经济的衰落的作用。
在西方，除了沙畹的开拓性研究外，实际上近年之前一直没有研究金的力作。奥托·福兰阁的《中华帝国史》[137]第4卷和第5卷中的有关金的章节，很多年来都是用西方语言叙述金史的最有说服力的作品，但是现在应该承认它已过时了，不过对宋金关系和军事事件的叙述还是有用的。卢森·吉伯特的《满洲历史地理辞典》[138]是一个重要的资料库。虽然这本按字母排列的辞典没有标出史料的出处，但它提供了金人和古代满洲部族的许多有关资料。作为一个基本的资料来源，它还是有特殊的价值。
最具说服力的用西方语言写作的女真和金国历史的著作是俄罗斯学者M. V.沃罗别夫的《女真和金国》[139]，1975年出版，该书对事件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叙述和分析最为精彩（用西欧语言写的书评，见傅海波在《文献丛刊》的评论）。[140]另一部力作是陶晋生的《12世纪中国女真人的汉化研究》，[141]与沃罗别夫的著作几乎同时出版。并非像题目所示，该书的研究大大超出了汉化的范围，它还描述了政府制度、人员的补充及女真的经济形势。在傅海波的《从建国到蒙古征服的北中国：金代（1115—1234年）的经济与社会》[142]中，有对金代社会和经济，包括财政制度的简短的研究。
在当代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必须提到的是陈述的《金史拾补五种》。[143]研究女真部落、女真人姓名和女真家系的历史必须参考此书。陈述著作特别有价值的一点是列出了不同史料的各种版本中女真姓名的各种写法。一般说来，用通古斯语言比较女真人姓名的语言学研究早已过时，而陈述的著作则是研究女真人姓名的优秀基础之作。
现在已有好几部深入研究金代社会经济条件的论著。何炳棣的《中国宋金时期人口的估算》[144]，是最早的也是最好的对金代人口数字的研究。对金代对外贸易的考证，有加藤繁的《宋金间的贸易》和《宋金贸易中的茶、铜币、丝织品》，初次发表于1937年和1935年，分别收人作者的《中国经济史考证》中。[145]曾我部静雄在《日宋金货币交流史》[146]中对金与其邻国间的货币流通进行了研究。全汉昇在《宋金间的走私贸易》一文[147]中讨论了宋金间的非法贸易问题。张博泉的《金代经济史略》[148]对金代经济作了简洁的描述。陈学霖在《女真—金朝的茶叶生产和贸易》[149]中详述了金代茶叶专卖的状况；酒的专卖则有傅海波的研究《葡萄酒小考》。[150]
有几种用西方文字发表的研究宋金间外交与军事关系的论著。达格玛·蒂勒的《缔约：宋金间的外交（1117—1123年）》[151]，详尽地叙述了宋廷与新兴的金国缔约以推翻已经日薄西山的辽朝的努力以及宋金反目并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对两国间条约的考释有傅海波的《宋金条约》。[152]该文既研究了1141年的和约，也研究了后来的条约。作为插曲的1205—1208年两国间的战争，成为科林娜·汉娜《开禧间（1205—1208年）德安城攻防战研究》的主题。[153]该书不仅翻译和注释了争夺战略城镇德安之战的目击记，还叙述了宋金间的使者往来并重签早期的和约以及宋金争端的再起。海罗撒脱·伊威的《蒲鲜万奴国号大真的来源和意义》[154]，对叛金并在满洲建立了一个短命王国的蒲鲜万奴作了研究。对女真与高丽的进一步研究，有米歇尔·C.罗杰斯的《朝鲜史研究（2）：高丽的军事独裁及其与金朝的关系》。[155]这些文章都是以中国和朝鲜的史料为基础的。
在翻译有关文献的同时展开对早期女真文明的研究，见傅海波《有关女真的汉文史料：〈三朝北盟会编〉中有关女真资料的翻译》[156]和《有关女真的汉文史料（2）：〈金史〉卷1翻译》。[157]女真的物质文化，尤其是建国前的物质文化，现在已经比较清楚了，这要感谢（前）苏联考古学家的发掘。靺鞨（女真的先民）文明的遗存是E. I.德利万科的《中阿穆尔的遗存》[158]研究的主题。
在（前）苏联沿海省份的女真墓葬提供了大量令人感兴趣的资料，见V. E.梅德韦杰夫的《10世纪后期和11世纪阿穆尔女真的文明》。[159]另一部关于女真遗存的研究论著是V. D.连科夫的《萨金斯克村遗存所见12世纪女真的冶金和金属制造》。[160] A. P.奥克拉德尼柯夫和V. E.梅德韦杰夫的《考古资料揭示的阿穆尔女真地区》[161]一文，对（前）苏联的考古成果作了综述。
不幸的是至今还没有人用西欧文字研究（前）苏联考古学家的发现。我们对中国有关金代的艺术和考古资料则要熟悉得多。中国在东北地区的许多新发现发表在考古学刊物如《文物》和《考古》上。苏珊·布什的《金朝（1122—1234年）的文人文化》文章[162]，论述了独立于南宋画风之外的金代中国画开创的新风。乔治·凯茨的《紫禁城创建时代新说》[163]，为金代北京的建筑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关野贞、竹岛卓一的《辽金时代的建筑与佛像》[164]中，对金代的佛教艺术有较详细的描述。但是，一部资料完整的金代艺术史，还没有写出来。
部分植根于民间文学形式的金代中国文学，在西方已经被反复地研究，例如，詹姆斯·I.克伦普的《院本：元杂剧的祖源》[165]和斯蒂芬·H.韦斯特的《杂耍与话本：金代戏剧的形态》。[166]对金代戏剧最有名的是M.答里吉洛娃—维林杰洛娃和詹姆斯·I.克伦普的翻译及研究《刘知远诸宫调：藏龙卧虎的民谣》。[167]
虽然佛教在金廷得宠，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宗教革新是道教的全真派的兴起。第一个注意这些变化的西方学者是阿瑟·韦利，在他翻译的《长春真人西游记》[168]中，利用了道教的文献。对全真派的权威性研究是陈垣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169]，他所持的全真派是中国反女真势力的观点似乎不妥，但是作为一部资料书，陈垣的著作还是举世无双的。
对金代法律最好的研究是叶潜昭的《金律之研究》。[170]作者不仅通过分析法律文献研究女真的习惯法，还对金律和唐律作了比较研究。傅海波则在《女真习惯法与金代中国的法律》[171]一文中对金代女真习惯法与中国成文法的相互关系做了研究。
最后，必须提到研究女真语言和文字的书目资料。长田夏树在《女真文字与现存资料》[172]中列举了女真文字的资料，但是现在已经过时了，因为在东北和其他地方又有了不少新发现。我们现在的女真文字知识来自明代16世纪时编辑的一部附有相关资料的辞典。辞典分类排列语辞，每一个女真原字都附有汉语音译和汉文释义。这部极有价值的资料用的是后期女真的语言。
另一部未附原文的后期女真语辞典是石田干之助的《女真文》。[173]带女真原文的辞典的开创性研究是葛鲁贝的《女真的语言与文字》[174]，该书翻译了871个带有原文的女真词汇。在葛鲁贝之后，有越来越多的日本和欧洲学者研究女真语言和文字。在路易斯·李盖蒂的《女真小字译注》[175]和《女真文碑文考释》[176]二文中，对以前的研究，尤其是对女真语音的研究方法，给予了重要的改进。在葛鲁贝的上述著作中，只引用了一个碑文和相关的资料，新研究应该更广泛地应用保存在日本的其他碑文。吉斯布勒·N.基约瑟在《女真语言文字研究：重构与翻译》[177]一书中，作了这方面的工作。
葛鲁贝和基约瑟等学者研究的语言，是1500年前后的女真语，与12和13世纪的老女真语有所不同。但是，明代辞典中抄录的文字更像碑文中发现的老女真文字，有相当大的一致性。这些资料是1185—1413年间的。正因为我们已经从明代的双语辞典中知道了字词的用法，就更有可能在确定范围内翻译这些碑文。
现在对存世女真碑文的最好的研究成果是金光平和金启孮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178]作者成功地构造了似乎合理的读音并翻译了绝大部分现存碑文。这个碑文资料的容量似嫌过窄，对历史学家来说，存世的金代汉文碑文更为重要。但是，老女真文献对研究金代的多语文化还是极有价值的。几乎所有已知的女真文字都是石刻或在金属（如印章）上，但是还存有一份写在纸上的女真文字。它保存在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几年前已被发表，见D.卡拉等的《书写在纸上的女真文字的首次发现》。[179]这份文书还没有被翻译。对不附原文的汉文—女真文辞典的最新研究是D. A.凯恩的《四夷馆的女真译语》。[180]它所反映的语言可能比带原文辞典的语言处于更晚的阶段。
在这个简短的书目介绍中，显然不能评价金史研究领域的所有成果。至少在一个确定的范围内选择的这些论著是很重要的。但是，它恰又显示了金史的研究还是在许多不同国家的学者个人和零散的努力，很少有广泛合作的努力。如果注意一下，就会发现中国忽视日本学术成果的很多明显事例，反之亦然。在这两个国家中，甚至在学术带头人中，都普遍存在忽视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现象。结果是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因为可资利用的资料多多少少有相同之处。无论如何，一个金代研究的宽泛书目还是迫切需要的，因为它有助于各国该领域研究学者间的相互沟通。
元史的传统史料[181]
《元史》
《元史》是现代历史学家研究元代的基本史料，210卷，编撰于1369—1370年。该书在1370年成书后不久便刻板付印，此后不断再版和重印。现在标准的版本是中华书局1976年出版的15册的点校本[182]；虽然有各种影印本，但这个版本还是最有用的。百衲本《二十四史》[183]影印了1370年刻本，编者在影印时曾描修不清楚和丢失的字，反而造成了不少错误。[184]
这部包括47卷本纪、8卷表、58卷志和97卷列传的大部头史书，成书比其他正史快得多，并由于成书仓促、纰漏过多而经常受到批评。虽然它确实有许多错误[185]，但是在现代学者看来，作为中国标准正史的这些缺陷已被它的其他价值所抵消。该书有相当一部分是将未经删改和加工的资料仓促抄入正文，极少反映出史家的分析和评判。它确实不像过于精心编纂的《明史》那样内部条理清楚和叙事简捷，后者的编修过程延续了90年。正因为《元史》没有经过如此精心地提炼，它几乎完整地保留了史料的原貌，而许多史料在其他地方早已见不到了。
此外，参加编撰《元史》的学者，都曾在元代生活，并有不少人是元廷的官员，所以他们对元代有直接的了解。在明朝的新都南京曾为修《元史》两次设立史局，以宋濂（1310—1381年）和王祎（1322—1372年）为总裁，16人组成的史局1369年工作了188天，14人组成的史局（还有一个负责抄写的书记）1370年工作了143天。把这样一部书编完，不过用了331天，确实令人惊异。在将它上奏朝廷之前，是否有任何编修者将它通读过一遍，颇值得怀疑。
两个史局的第一个，在1369年将《元史》修撰至1333年，即顺帝妥欢贴睦尔（1333—1368年在位，1370年死于漠南）即位时为止。编修者利用了“十三朝实录”，“十三朝”指的是从成吉思汗到宁宗懿璘质班（1332年春季即位后仅53天即去世）的所有大汗和后继的皇帝。十三朝实录和其他档案资料在1368年9月明军进入元都大都（今北京）时有可能被毁，赖于几个服务于明廷的汉人文士的果敢行动才得以保存下来。[186]这些档案全部被运到南京并在其后的一年里为修《元史》的史局所用。正如参加修史的官员在《上元史表》中所述，他们不得不以1333年为终点，因为缺乏最后一朝的真实记录，这样已成书的部分共有159卷。[187]
但是这样一部没有完成的史书实在令人难以忍受，所以在其后的1370年又设立了第二个史局，编修至1368年的部分。当然，没有建立史馆去修撰妥欢贴睦尔朝的实录，后继的王朝是不会这样做的。虽然如此，还是找到了许多资料，传记增加了，书的其他部分也得到了补充，共计修出了53个新卷。第一个史局的159卷加上第二个史局的53个新卷，全书应该是212卷，而不是后来成书时的210卷。卷数的不符已得到了这样的解释：一些新传可能已经与第一次的159卷中的其他传合并了。
对十三朝实录的情况已经不可能知道得更多，因为它们早已散佚，过去亦没有研究史学史的历史学家对它们进行过考证。不管怎么说，它们不是保存在宫廷中的按照中国史家传统真实记录宫廷活动的起居注。[188]它们应该是在元代具有历史观点的汉人学者的推动下产生出来的。
1260年，前金朝官员（1234年金灭亡前）13世纪并在50年代加入忽必烈幕府的文官王鹦建议忽必烈设立史局，纂修以前各帝的实录，指出若不乘时记录，恐怕久而遗亡。根据这个建议，在1262年正式下令，命王鹦集廷臣商榷史事并收集先朝的文字记录和口头传说，尽管蒙古统治者曾完全禁止汉人臣民接触他们的历史记录和口头传说。[189]
结果是不久后即完成了《（皇元）圣武亲征录》。[190]曾有该书出自王鹦之手的说法，但是现在一般不再接受这种说法。此书比随后写成的《秘史》资料广泛，记事也准确得多，尤其是在记述政治事件方面。[191]《元史》太祖至宪宗的本纪（卷1—3，来自实录）与本书用语的一致，说明这部书在编撰成吉思汗（庙号太祖）、窝阔台汗（太宗）、贵由汗（定宗）和蒙哥汗（宪宗）实录时是作为基本史料使用的。这些在忽必烈之前的本纪，用中国记述帝王的方式记录了前四汗的功绩，虽然他们四人从未宣称自己是中国的皇帝，在他们在位时也从未认为自己是中国的皇帝。《元史》这几卷的记事零散，恰恰表明了编修前四汗实录时收集必需的历史资料的努力没有完全成功。
关于13世纪60年代或其后直到元朝结束还有哪些史家能够接触蒙古口述或文字记录的史料，已经无从知道。但是，从13世纪60年代往后，从忽必烈到宁宗九朝的实录在每一个皇帝去世后都着手修撰，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元廷有固定的制度根据逐日记录的统治者言行编写起居注并按照以前的中国官修史学模式由在位统治者编撰前朝皇帝的实录。不管怎么说，《元史》中从忽必烈（世祖）往下的本纪，无论是怎么编排的，都非常详细和繁琐，同样很少加工。
《元史》中的53卷志，大多数出自《经世大典》，[192]这是一部880卷（另有记载说800卷）的大型文献，由奎章阁的学者编辑。奎章阁是文宗图帖睦尔（1328—1332年在位）建立的国家图书馆和艺术品收藏地，亦是全国的最高学术机构。[193]《经世大典》主要是在元末著名文臣虞集（1272—1348年）[194]的监督下编修的。这部大部头的作品从未刊刻，所有的抄件似乎在明朝灭亡之前都已经散失，只有不到5%的部分保存到今天，因为在15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被分目抄入《永乐大典》，而《永乐大典》本身亦只剩下了很小的一部分。正因为《经世大典》被抄入了《永乐大典》，所以早就有人认为《元史》的修撰者在修志时把《经世大典》直接照搬了过来。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个间接的证据，如在卷58—63《地理志》[195]中包括了至1331年的行政地理变化，但是没有该年以后的内容。学者们早已同意顾炎武（1613—1682年）在研究了《地理志》中的专用术语和特定资料后得出的观点：《地理志》的正文像是政府官员的公务资料，而不像一部史书。[196]
《元史》中没有《艺文志》，是一个严重的不足。钱大昕（1728—1804年）为此特别编撰了《补元史艺文志》。[197]他对元史的其他深入研究（包括他的著名的《元史氏族表》）[198]，可以扩展成一部新《元史》，但是没有完成。
占了《元史》8卷的6个表，是后妃表、宗室世系表、诸王表、诸公主表、三公表和宰相年表。有的表并不完整，表中列举的许多高官的名字在《元史》列传中没有专传，这显然严重违反了中国的史学标准。
占了97卷的列传，是《元史》中遭受批评最多的部分。例如，至少有9例一人（非汉族人氏）两传的情况，由于名字的写法不同，被编者视为两个人分别立传。一个人的名字在不同的传里写法不同，更是常见的现象。列传中许多其他的错误亦早已被指出，特别是在清代几次尝试增补或重修《元史》时。由于有关1260年前的蒙古史资料不足，所以人们对这段历史给以特别的关注。这种关注延续下来，直到20世纪入甚至现在还吸引着日本和西方历史学家。中国学者对元代的研究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达到高潮[199]，但是可能所有明代和清代的汉人史学家都从未获得过准确的关于蒙古的知识。他们的重点主要是研究外族统治中国时期，而不是蒙古本身。
《秘史》
蒙古人关于自己早期历史的最重要的文献是所谓的《蒙古秘史》，在汉文中通常称为《元朝秘史》。该书的蒙文名称被汉文音译为《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它更精确的汉文译法是《蒙古秘史》，与英文题目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意思相同。两种汉文名称现在都在使用。用汉字标音（极不准确）的汉文译本是仅存的版本，它是所有现代蒙文还原本和汉文、日文及西方文字译本的基础。[200]
学者们在《秘史》写作的时间、用蒙古文（畏兀儿字）录写下来的时间、第一次翻译成汉文的时间或第一次刊刻的时间等方面有不同看法。柯立夫在他的英译本的导言中考证了《秘史》先是口述历史、然后用蒙古文写下来、再后用汉字音译和汉文翻译的复杂沿承关系。柯立夫论证用蒙文录写该书正文的时间是在1228年至1264年之间，虽然有的学者认定是在1340年之后。他认为汉字音译和汉文翻译的时间极可能在1368—1370年，并同意没有证据表明《元史》的修撰者曾使用过《秘史》。现在亦不清楚汉字音译和汉文翻译本是否在明廷1382年下令编修蒙汉文对照的辞典《华夷译语》后与其一同刊印（1387年？），或者是它的一个手抄本仅由它的两位畏兀儿编辑者保存。现存有《华夷译语》的洪武残刻本，但是是否存有同时刊刻的《秘史》残本，还是学者争论的问题。
不管《秘史》的成书有多少问题，学者们都一致认为该书是研究元史和蒙古文明的一流重要著作。它用说书人的风格首先陈述了蒙古部落起源的传说，然后详述历史事件，始于成吉思汗的早年生活，终于他的儿子和继承者窝阔台汗在位时，大致终于1240年。
当代学者姚从吾是这样评价《秘史》的：“超出中国的正史和汉文历史资料的范围，它是仅有的用蒙古文并用蒙古人的观点写成的大型历史著作，直接叙述了长城之外的中国边疆地区人民的生活情况。”他认为中国史书忽视了《秘史》准确叙述史实的价值。[201]
《秘史》的形式更像一部文学作品而不是历史著作，引起一些人对它的明显错误和神奇的叙述方法的批评，但其他人则为它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而赞不绝口。在明代和清代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没有中国学者注意《秘史》，该书的重新发现在19世纪。首先是中国学者顾广圻（1776—1835年）发现了一个抄本，他校勘了该本并在1805年告知其他学者；其后一个名为巴拉第的俄国神甫在北京停留，在1877年根据汉文旁译（没有还原成蒙古原文）将其翻译成俄文，用的是从《永乐大典》抄出的版本。这个译本虽然不完整，但是使该书名扬西方，从而引发了中国之外的对此书的一个世纪的研究。它现在已经成为元史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
中国对域外蒙古史的了解
从汉文文献反映出，生活在元代的汉人学者了解一些蒙古口头传说，当时还有数量颇多的蒙古文文献，这两点对两个史局都很有利。但是在明朝初年，一般中国人对有关蒙古和元朝的事物采取极为冷淡的态度，汉人学者亦有意规避这些传说和文献。[202]这是很不幸的。《元史》不应该仅仅是中国人作为自己历史的忽必烈即位的1260年以后元朝在中国的历史（更准确地说，是在忽必烈1272年采用元的国号并宣布王朝的建立之后），也是13和14世纪全体蒙古民族历史的基本记录。
不同寻常的是，中国人还没有去寻求历史详情，就为以蒙古人武力建立的帝国的大规模扩张而骄傲，并把帝国看成是中国的胜利（原因是它的外族统治者已经被视为中国的正统皇帝），而不是把它看成蒙古人的世界性帝国而中国人只是它的臣民。《元史》实际上根本没提中国和东亚之外的蒙古帝国，使得中国的历史学家有一个很严重的知识缺陷（但是除了少数例外，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
这个知识缺陷直到19世纪后期才得以弥补。特别是外交官洪钧（1840—1893年）在柏林和圣彼得堡停留时，发现了欧洲和西亚的史料和已有的研究成果，他由此知道了有令人吃惊的新资料能够大大补充蒙古和中国的历史。[203]洪钧翻译的新资料，大多被柯绍忞（1850—1933年）收入《新元史》中，于1922年出版。[204]一般说来，中国学者知道了蒙古人是与中国历史中描述的完全不同的世界历史舞台上的大角色，或者换一种说法，蒙古人的历史不等于中国的历史；中国学者甚至赞同必须等到能够把眼界拓宽到从世界范围看20世纪时，蒙古史和蒙古文明才能作为合适的研究课题。中国的学者，包括汉人和蒙古、满族及其他中亚学者，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为拓宽中国人的眼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亦按照史学传统，在几个世纪中校订、增补或者重修了《元史》。
明、清对《元史》的研究
《元史》中的错误需要改正，这在该书于1370年首次刊刻后就知道了。解缙（1369—1415年）曾在洪武年间（1368—1398年）后期受皇帝之命修改《元史》的错误，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做。[205]随后在明代有一些对元史的研究，[206]此外最重要的是《元史纪事本末》，[207] 27卷，1606年成书，陈邦瞻（1636年去世）撰。该书真实地再述了元史，同一作者亦完成再述宋史的相同著作。这部书在中国传统史学中的评价很高。
由于一些原因，清代与明代相反，是对元代研究兴趣高涨的时期。当时产生了一系列补充和修订《元史》的重要著作，但是没有重修《元史》。最重要的著作有以下几种：[208]
1. 邵远平（始于1664年），《元史类编》[209]，42卷，1693年成书。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替代《元史》的尝试，按照郑樵（1102—1160年）编撰的宋代制度史《通志》的体例排目。[210]
2.钱大昕（1728—1804年），除了为《元史》补充了两个重要的表以外，钱大昕在他漫长和光辉的学术生涯中对考据学研究贡献极大，据说他还有意编写一部新的《元史》。有报告说19世纪的学者见到了新《元史》的手稿，但那不过是向着这个目标努力的一些研究成果而已。钱的各种论著中包括了大量有关元代的考据题目。应该特别注意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20卷，以及他的《廿二史考异》[211]，100卷，还有他的文集《潜研堂文集》[212]，70卷。钱大昕对元史研究的特殊贡献，在郑鹤声与杜维运研究清代史学的论著中有专门论述（参看第此处注释）。
3. 汪辉祖（1731—1807年），《元史本证》，50卷。[213]书名强调“本证”，这是清代考据学家的一个高标准，集中为纠正错误、遗漏和讹写的名字。
4.魏源（1794—1856年），《元史新编》，95卷，1853年成书。[214]第一部按照标准史书的模式完全重写的元史，使用了《秘史》和元代的多种文献。
5. 曾廉（生于1860年），《元书》[215]，102卷，上述魏源书的重作，对今天来说用处不大，但是为晚清考据学的元史研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资料。
6.洪钧（1840—1893年），《元史译文证补》[216]，30卷。
7.屠寄（1856—1921年），《蒙兀儿史记》。这是一部著名的晚期传统史著。19世纪90年代作者任官于满洲，始对中国北疆的地理感兴趣，用二十年时间研究蒙古民族的历史，把他的著作称为“蒙古人的历史记录”。他选择的这个书名会使人误解该书是一部蒙古民族的历史，而不是中国历史中的元朝史。他受了洪钧介绍的新资料的影响。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在史料引用的广泛和准确方面，《蒙兀儿史记》超过了所有明、清时期有关元史的著作，包括柯绍忞的《新元史》（1919—1930年）。[217]这是一部今天对学者还有很高参考价值的著作。[218]
《元典章》和其他元史资料
《元典章》，60卷，1270年至1320年前后的条例和案例汇编。正如一个研究法律的学者所言：
该书收录了大量的条律、剌令、惯例、案例和官员的断案记录，由此反映了元代法律和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元典章》中的许多条目是由元代熟悉管理和法律事务的政府官吏按照中国官府公文的式样书写的。行文中保留了大量口语。此外，还有许多条目直接译自蒙古原文。正由于《元典章》具有这些特点，所以传统儒士经常贬低其价值。[219]
《元典章》实际上是一部有关元代社会史和政府的百科全书，因为有相当多的律例是用元代特定的汉人口语形式书写的，并且在许多律例中反映出按汉文公文模式书写的蒙古文公文的用词和语法，尽管它很难读懂并由于语言粗糙而被文雅的汉人所厌恶。自从1908年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出版该书后，《元典章》引起了中国和日本学者的注意并成为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特殊领域，历史语言学家、法学家、研究制度史的学者及其他学者都卷入了这一领域。沈家本的刊本，是以流传了几个世纪的一个错误颇多的抄本为底本的，在1972年以前，所有学者使用的都是这个版本。1972年故宫博物院（台北）影印出版了1320年刊本，这是一个极好的本子。[220] 日本学者对该书及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极有价值。[221]
元代公文中使用汉人口语的特殊问题，不仅存在于《元典章》中，也存在于其他文献中。研究带有汉人口语的碑文，即所谓“白话碑”，与研究元杂剧中的语言一样，近年来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当然，这牵涉到语言研究和社会研究两方面的问题（见第9章）。三方面的研究（《元典章》、白话碑和元杂剧）都是在20世纪才引起学者的注意，但是学术研究发展很快，各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已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
总的说来，对元代的研究在20世纪已经成为国际性的研究，对中国前现代其他时期的研究可能都没有达到这一程度。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因为13—14世纪的蒙古帝国曾经直接介入了西亚和东欧国家的历史。它也反映了19世纪和20世纪日本、俄国、英国及其他强国对蒙古研究的战略意义。中国正统的传统史学的元史研究在中国依然盛行，同时新的研究成果也从国外介绍了进来。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一些中国学者前往日本和欧洲研究蒙古及其他阿尔泰和西亚语言；他们回国后在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展开了这方面的研究。他们还热心地介绍和翻译了大量的日本和西方学者的现代研究成果。一方面，有中国学者与蒙古学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另一方面，有中国学者与国外其他研究中心的相互影响，人们可以说元代和蒙古研究在今天已经是“国际学”。[222]这对中国的元史研究也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需要介绍的近年来出版的元史研究成果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在这里只能介绍在本书各章中引用的成果。
4.蒙古帝国的兴起及其在中国北部的统治
蒙古帝国的兴起在同时代或者相近时代的史料中有较详细的记载，尤其是蒙古文、汉文、波斯文史料最为重要。
由于《蒙古秘史》的神话特征、年代含混，加之有关它的作者、成书及刊刻年代颇有争议，常使人低估它的史料价值；尽管如此，该书还是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时期的关键史料。成书于13世纪中叶某时的《秘史》（更准确的名称是“成吉思合罕讷忽札兀尔”，成吉思皇帝的根源），提供了蒙古帝国兴起的独一无二的画面，揭示了其他史料未能提供的蒙古人的动机和目标。同样重要的是，它还有建国前蒙古制度发展的生动叙述。我们现在已有柯立夫的《蒙古秘史》英译本[223]和罗依果的又一个英译本。
1369年成书的《元史》对前四汗时期的记载颇令人失望，这主要是因为有关早期蒙古的记录已经丢失和毁坏。例如在志中很少涉及忽必烈以前的情况，本纪也很简单，很多关键性人物如马合木·牙老瓦赤没有立传。元人文集中收录的传记资料能够部分补充《元史》的不足。耶律楚材的神道碑，被收入苏天爵（1294—1352年）编录的《元文类》[224]中，就包括了不少《元史》本传没有记载的重要资料。有关帝国早期其他重要人物（如镇海、速不台等）的资料，可在罗依果等编的《金元文集传记资料索引》中查到。[225]
使者的报告和游记是当时的另一种重要资料，代表作是1221年出使中国北部的宋人赵珙的《蒙鞑备录》和1234—1235年前往窝阔台汗廷出使的彭大雅、徐霆所写的《黑鞑事略》。李志常的《西游记》记录了受成吉思汗邀请于1221年至1223年前往中亚的长春道士旅途的见闻，包括了与帝国建立者会面情况的描述。阿瑟·韦利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将该书翻译成了英文。[226]《圣武亲征录》[227]是另一种不同的著述，作者不详，用编年形式记述了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时期的事迹。虽然记载简略，但是该书还是很重要，因为它源自现已不存的蒙古原文。后者翻译成汉文的时间是在1285年以前，后来被《元史》的编撰者用来作为前两个皇帝本纪的资料之一。这四部著作的汉文本被王国维编成了《蒙古史料四种》。[228]
总的说来，忽必烈以前的文献资料是极其有限的。元代主要文书的编辑是在14世纪初叶，收录的是忽必烈及其继承者在位时的资料。但是，在这后几十年的资料中涉及到沿用窝阔台和蒙哥的政策，有些引用或保留了早期公文（通常是诏令）的实际内容。1322年成书的《元典章》和1321年成书的《通制条格》中有关资料的详细索引，将大大有助于早期帝国历史的研究。植松正编的《〈元典章〉年代索引》[229]，是当前很有用的一部工具书。
有关前四汗时期的波斯史料保存了许多其他地方未提及的资料。当然最重要的是《史集》，成书于伊利汗完者都在位时（1304—1316年），作者是波斯的蒙古汗廷的高官拉施特。由于拉施特的官员身份和宫廷的支持，他能够在为写作成吉思汗和他的直接继承者的历史准备资料时接触到现在已经散失的蒙古记录和故事。他所用的一种史料显然就是以《圣武亲征录》为名翻译成了汉文的蒙古编年史。拉施特书仅有的全本，但是并不意味是最令人满意的版本，是B.哈力迷编的原文本。[230]窝阔台、贵由和蒙哥部分，被约翰·A.波义耳翻译成英文，名为《成吉思汗的继承者》。[231]拉施特的另一部著作是《五世系谱》，[232]展示了他的家族对《史集》的支持，也保留了许多有关成吉思汗、窝阔台、蒙哥时期官员的名号和种族背景的资料。可惜这部珍贵重要的手稿至今还没有刊本问世。
在写作窝阔台、贵由和蒙哥朝历史时，拉施特频繁使用了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233]此书完成于1260年前后，有穆罕默德·可疾维尼的极好的校本和约翰·A.波义耳的优秀译本。志费尼是在波斯的蒙古统治机构的中级官员，相当熟悉13世纪40至50年代的政策和人物；尽管是亲蒙古和总是亲拖雷家族的，志费尼对这一时期的叙事还是相当重要的，特别是关于税收和统治机构的描述。另一个波斯史家术兹札尼用编年的体例叙述了蒙古帝国从初起至1259年的历史，这部称为《纳昔儿史话》[234]的著作，有助于纠正志费尼的亲蒙古态度。术兹札尼并不掩饰对入侵者的敌意，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蒙古对伊斯兰世界的征服。术兹札尼的著作有H. G.拉弗梯的一个使用便利但是偏执的译本《纳昔儿史话》。[235]在看待早期帝国历史时，这三部波斯史著总是相互参考并要对它们的资料进行认真的对比。
欧洲人对早期蒙古人的叙述并不多，但是1245—1247年前往蒙古的加宾尼和1253—1255年前往蒙古的鲁不鲁乞的游记，有帝国在其巅峰期的迷人的叙述。尤其是鲁不鲁乞，是一个认真和批判地对待蒙古人事务的观察者，他的叙述为成吉思汗家族诸王间的政治关系、蒙古人在征服地区的政策以及宫帐哈剌和林无与伦比的场景提供了很多资料。这两部著作可在克里斯托弗·道森编的《出使蒙古记》[236]中找到。
叙述早期蒙古历史的研究，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直到1970年才有了第一部关于帝国建立者的学术传记，李则芬于当年出版了他的优秀论著《成吉思汗新传》[237]；更近的有保尔·拉契内夫斯基的同样扎实的传记《成吉思汗：他的生平和事业》。[238]韩百诗的《成吉思汗》虽然是通俗本，叙事简洁，亦是一个对成吉思汗的极好介绍。[239]关于窝阔台时期，见N. TS.蒙库耶夫的《关于蒙古早期大汗的汉文史料》[240]，该书重点叙述了耶律楚材的改革。罗依果在《耶律楚材（1189—1243年）：佛教徒和治国儒者》[241]中亦探讨了同一问题。保罗·比尔的学位论文《早期蒙古中国的部落、汗和兀鲁思：早期元史绪论》[242]是研究窝阔台时期和总的蒙古统治制度的一个重要贡献。关于蒙哥时期，见托马斯·T.爱尔森的《蒙古帝国主义：蒙哥汗对中国、俄罗斯和伊斯兰地区的政策，1251—1259年》。[243]
对蒙古人进军中亚的最好的研究仍然是W. 巴托尔德的经典之作《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244]对金朝的攻击，已经成为新的研究课题，见H.德斯蒙德·马丁的《成吉思汗的兴起及其征服中国北方》。[245]罗依果在他的重要论文《蒙古早期的北中国人》[246]中，讨论了征服带来的政治问题。亦见《元人传记》[247]，该书包括了许多为早期在中国北部的蒙古统治者服务的汉人和外族官员的传记。关于儒学在中国北部的命运，见牧野修二的《金后期和元初期〈十经〉的翻译》。[248]
关于前四汗的财政政策，有H. F.舒尔曼的细致讨论《13世纪蒙古的贡纳制》[249]和约翰·马森·史密斯的《蒙古人和游牧民的税收》。[250]关于他们的政府模式，见保罗·比尔的《蒙古不花剌的汉一契丹管理机构》[251]和托马斯·T.爱尔森的《蒙哥汗时期（1251—1259年）的护卫与统治机构》。[252]
研究这一时期的学者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是史料中出现的大量蒙古和突厥专用词语。为寻找答案，可以首先参考格哈德·多尔佛的《新波斯文中的突厥和蒙古要素》。[253]总的说来在这一领域里伯希和与柯立夫功不可没，他们做了许多语言学的基础工作，为后来的历史研究起了奠基作用。此外，他们的技术性研究经常包含有价值的历史评论。伯希和在《〈马可·波罗游记〉注释》中对成吉思汗的诠释[254]，校正和解决了一些长期争论的年代问题。柯立夫的《1240年的汉蒙文碑》[255]，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有关蒙古驿站制度的重要资料。为弥补多尔佛一类参考书对于汉文史料中的蒙古和突厥词语的缺陷，伯希和与柯立夫论著中讨论的大量词汇的索引将最受欢迎并是对这一领域的最有用的贡献。
有关蒙古帝国时期的论著目录，见丹尼斯·西诺的《中世纪欧亚大陆研究介绍》[256]和托马斯·T.爱尔森的《12—14世纪东亚的蒙古人：基本西文论著目录》。[257]收录更广和不受时间限制的是亨利·G.施瓦茨的《蒙古书目》[258]，包括了英文、法文和德文论著。
5.忽必烈汗的统治
有关忽必烈时期的汉文基本史料既零散又相互歧异。《元史》中忽必烈的本纪是极有用的编年记录，应该与该书中重要人物的列传一起阅读。后出的柯绍忞的《新元史》、邵远平的《元史类编》、屠寄的《蒙兀儿史记》都有为《元史》作的补传并提供了《元史》所没有的有价值的细节。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和《元史纪事本末》用主题叙事的方式论述重要事件特别是军事，而不是简单的编年史。
14世纪30年代刊行的元代基本行政手册《元典章》，囊括了忽必烈时期的财政和政府管理及其问题。两个被蒙古征服的朝代的历史《金史》和《宋史》，不仅校正了蒙古人的观点，亦可瞥见金和宋对蒙古人的回应。查尔斯·A.彼德森用这两部史书，参考其他资料，写出了两篇有关宋对蒙古入侵中国北方的反应的重要论文。[259]
其他汉文基本史料集中反映了忽必烈初起和在位时的特殊事件。《辨伪录》[260]和念常的《佛祖历代通载》[261]，记述了1258年和1281年佛道辩论的基本情况。《南诏野史》（卡米耶·塞松翻译）[262]叙述了忽必烈成为蒙古世界领袖之前进军云南的情况。还有专门的典籍专述元朝与高丽的重要关系（《元高丽纪事》）[263]、税粮政策（《大元仓库记》）[264]、马匹管理（《大元马政记》）[265]和海运的革新（《大元海运记》）。[266]著名元代官员和文士如赵孟頫的作品亦记述了在忽必烈时期起过重要作用人物的生平轶事，既有汉人也有蒙古人。
由于元是更大的蒙古世界的一部分，外国历史学家和游客的作品也是极有价值的史料。同时代的波斯史家志费尼、拉施特和术兹札尼的著作（前两部被约翰·A.波义耳翻译成英文，第三部由H. G.拉弗梯译成英文）[267]，都提供了有关忽必烈朝的可信记载。1451年由郑麟趾完成的高丽编年史《高丽史》，提供了元与早已和中国频繁密切接触的高丽间关系的不可缺少的记录。前往蒙古统治区的基督教使节的作品，在克里斯托弗·道森的《出使蒙古记》[268]中有通俗易懂的译文，另有威廉·柔克义翻译的《鲁不鲁乞东游记》。[269]这一时期从欧洲前往中国的最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对忽必烈的盛世作了无与伦比的描述。慕阿德和伯希和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翻译了马可·波罗的著作[270]，辅之以大量的注释（单独出版）[271]；此外还有里奥剌多·奥勒斯基的《马可·波罗的亚洲》的译文。[272]马可·波罗的著作为忽必烈和他的宫廷以及他统治时代的中国绘出了引人注意的图景。蒙古编年史《白史》[273]记述了忽必烈和他的继承者将萨满和佛教僧侣观点糅合的过程。后来的蒙古编年史书如《阿勒坦·脱卜赤》[274]受佛教影响甚深，公正地说，它们的叙事并不是很精确。藏文史书《青史》[275]，叙利亚《叙利亚编年史》的记载[276]，亚美尼亚国王海都的游记，[277]尽管不像其他内容详尽的外国编年史书那样有意义，也还是有用的。
当代研究成果
忽必烈的仅有的西方文字的传记是莫里斯·罗沙比的《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时代》[278]，该书还提供了一个亚洲文字和西方文字史料的参考书目。同一作者的其他论著研究了忽必烈和他的家族，包括《忽必烈汗和他家族的妇女》[279]和《关于少数民族的中国神话：对忽必烈的个案研究》。[280]其他的中文和日文的传记，如周良霄[281]、胜藤猛[282]、李唐[283]、爱宕松男[284]所写的传记，主要依据的是东亚的资料，很少引用中东的史料和西方文字的研究成果。
研究忽必烈早年生活和他的谋臣的，有罗沙比的论著和萧启庆[285]、姚从吾[286]、夏光南[287]的论文，特别是陈学霖研究忽必烈谋臣刘秉忠[288]和姚枢[289]的论文。
有几部深入研究忽必烈的都城的著作，研究大都最细致的是南希·S.斯坦哈特的博士论文；[290]原田淑人[291]、驹井和爱[292]、石田干之助[293]以及最近南希·S.斯坦哈特[294]都对忽必烈的夏都上都进行了研究。吉谢列夫则报告了（前）苏联发掘哈剌和林蒙古古城的情况。[295]
研究忽必烈的早期政策的成果有戴维·M.法夸尔对元代政府结构的研究[296]和傅海波的《从部落领袖到至高无上的皇帝和神：元代的正统观念》[297]，后者对忽必烈的政治敏锐作了精辟的论述。舒尔曼关于元代财政制度的论著[298]，详细解释了忽必烈的经济政策。其他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研究有高岩对农民的研究[299]，罗荣邦对大运河的研究[300]，鞠清远[301]、翁独健[302]对匠人的研究，村上正二[303]、爱宕松男[304]和近年来托马斯·T.爱尔森[305]、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思特[306]对“斡脱”进行的研究。彼得·奥勃里赫特的著述研究了驿传制度。[307]最近研究蒙古和元代军事制度的有萧启庆[308]和冈瑟·曼戈尔德。[309]陈恒昭[310]和保尔·拉契内夫斯基[311]研究了法律革新问题。
忽必烈时期学术的发展开始引起注意。在陈学霖和威廉·T.德巴里编辑的论文集[312]中收录了一批研究元代理学的论文。野上俊静[313]和保尔·拉契内夫斯基[314]探讨了元代佛道之争中佛教的地位问题。约瑟夫·蒂洛也对佛道之争做了研究。[315]吐蕃佛教僧人八思巴的贡献，现在还没有全面的研究。L.毕达克的《吐蕃与宋、蒙古的关系》[316]和傅海波的《元代中国的吐蕃人》[317]，以及中野美代子关于八思巴新字的研究[318]，是很好的开头，但是对八思巴的影响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莫里斯·罗沙比研究了伊斯兰教的作用。[319]孙克宽在他的论文《虞集与元代江南的道教》[320]和用中文写作的其他论著中，研究了道教新教规和元代道教的影响。慕阿德在《1550年前中国的基督教徒》[321]中叙述了基督教与蒙古的关系。E. A.沃利斯·布治[322]和詹姆斯·A.蒙哥马利[323]翻译了聂思脱里教徒在中东和欧洲的旅行记。
元代宫廷的文化保护已经引起学者的注意，并否定了蒙古人保留蒙昧野蛮状态的设想。尼古拉·鲍培[324]和中野美代子[325]对八思巴新字做了研究。在詹姆斯·I.克伦普的著作中论述了蒙古人对戏剧的保护[326]，斯蒂芬·H.韦斯特的论文探讨了蒙古对中国戏剧的影响。[327]李雪曼和何惠鉴的《蒙古统治下的中国艺术：元代（1279—1368年）》[328]，詹姆斯·卡希尔的《山水画：元代（1279—1368年）的中国画》[329]，玛格丽特·梅得利的《元代瓷器与硬陶器》[330]，探讨了元代对艺术的影响，包括绘画、制陶、雕刻和纺织等方面。
并不是所有忽必烈发动的对外军事战争都已被深入研究过。威廉·亨索恩在《高丽：蒙古的入侵》[331]中研究了蒙古在高丽的扩张问题。乔治·桑塞姆的《1334年前的日本史》[332]，Hori Kyotsu的博士论文《蒙古入侵和镰仓幕府》[333]，对认识征伐日本有很大帮助。[334]在《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帝国在蒙古和中亚统治形式的变化》[335]中，窦德士对与海都的战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南亚的远征，尤其是对爪哇的战争，还急需展开研究。
忽必烈后期的衰败迹象，也需要更多的研究。四十年前傅海波对阿合马的研究[336]，需要补充修改。他对桑哥的研究[337]，已为L.毕达克近来的研究所补充。[338]但是需要更多的基础研究来澄清对这两个官员的看法，亦要澄清对卢世荣的看法，他在《元史》中也被列为奸臣。杨琏真加的活动也应该重新加以考证，因为戴密微名为《南宋陵墓》的论文[339]，是在60年前发表的。傅海波在《蒙古统治下的中国》中的论文里，已对杨发掘宋陵的作用作了新的评价。[340]
6.元中期政治
元中期政治史的研究远比对蒙古人的元朝其他时期的研究薄弱。历史学家之所以忽视这段历史，部分因为这个时期夹在朝代创建者忽必烈汗光辉的历史时期和妥欢贴睦尔的“末代乱世”之间，似乎缺乏历史意义。还有一个次要的原因，就是与此有关的资料和各种原始资料的短缺。
与蒙古早期诸汗和忽必烈时期不同的是，现存的有关这一时期的蒙古和西方文字的历史资料很少。波斯史书拉施特的《史集》，对研究早期蒙古帝国的历史很有价值，但是只记述到铁穆耳汗时期。该书关于铁穆耳时期的叙述，现在有波义耳的英文译本[341]，亦有俄文和中文译本。记述铁穆耳汗以后时期的，有哈撒尼的《完者都史》[342]和瓦撒夫的《瓦撒夫史》[343]，这些仅有波斯的史料主要对研究元朝与西方汗国的关系有用。由此，研究元代中期的政治史，只能主要依靠汉文史料。
在汉文史料中，《元史》里各帝的本纪和这一时期重要人物的列传是重构这一时期政治史的最基本的和不可缺少的史料。在后继的明朝的初期急忙拼凑起来的官修史书《元史》的缺憾是众所周知的。[344]绝大多数史学家对《元史》的整体批评都适应于该书有关这一时期的部分。
首先，没有为海山和也孙铁木儿朝的主要大臣立传。因此，《元史》的叙述必须得到元中期和晚期文集中的相关资料的补充和确认，这些文集的作者不少曾在官府任职。此外，亦应参考后来邵远平[345]、屠寄[346]和柯绍忞[347]编的元史。这一时期最有用的文集包括赵孟頫、程钜夫、刘敏中、张养浩、黄溍、虞集、揭溪斯、马祖常、苏天爵、欧阳玄、许有壬、危素的文集。苏天爵编的诗文选集《国朝文类》[348]，也保留了许多别处未载的资料；但是，该书收文终止的时间是在1310年前。苏天爵编的另一部书《元朝名臣事略》[349]，是从蒙古帝国初期到铁穆耳朝重要官员的列传，只对我们这个时期的早期部分有用。元朝中期和晚期的笔记，包括长谷真逸的《农田余话》[350]、杨瑀的《山居新话》[351]、孔齐的《至正直记》[352]、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353]，都对《元史》的叙述有补充作用。
为研究各种制度的发展，《元史》各志中的资料是最重要的材料。但是，志的资料必须用《元典章》[354]和《通制条格》[355]收录的基础文书补充，两书所收文书的终止时间分别是1322年和1315年。研究元代制度的其他有用的基本史料包括1330—1331年编撰的政书《经世大典》[356]的残存部分和妥欢贴睦尔时的几部官修书。后者包括《宪台通记》[357]和《南台备要》[358]，两书都是记述御史台的；还有《秘书监志》[359]，收录了秘书监的资料。
只是在近些年来，元中期政治史在现代标准的历史著作中才得到应有的注意。对政治史的最精彩的叙述可在《元朝史》[360]中见到。该书由中国元史界的权威韩儒林教授主编，但写作者是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员，包括著名的研究元史的学者陈得芝和邱树森。作为一个完整的断代史的现代著作，1986年《元朝史》的出版是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同样有用的有关元代政治的叙述亦见于《中国通史》[361]，该书的作者是中国的另一组元史专家，包括蔡美彪、周良霄和周清澍。李则芬的《元史新讲》[362]对元中期政治的论述最长，但是常有不可靠的地方。
除了多桑和亨利·霍渥斯的在上个世纪的历史著述外，元中期政治没有引起西方学者的重视，直到70年后，才出版了窦德士的《征服者与儒士》。[363]尽管作者主要叙述的是妥欢贴睦尔朝的政治变化，但是在书中他用前两章陈述了他所讨论的元朝后期政治所必需的元中期背景。虽然我不同意他的主要论点，他把出自海山系的人重登帝位的1328年视为元代草原政治不可逆转的终结和元代政治生活“完全儒化”的开端的标志，但是《剑桥史》的这一章还是大大得益于窦德士的敏锐观察和分析。
除窦德士的著作外，兰德彰关于虞集的论文[364]通过对这个汉人大儒谋臣鼓吹图帖睦尔的正统和权威的分析，探讨了图帖睦尔朝的政治。韩百诗是著名的法国元史研究专家，著文研究了蔑儿乞部的伯颜[365]，此人在图帖睦尔朝和妥欢贴睦尔朝初期是官僚强人。
对元代中期和早期蒙古帝国的帝位继承危机的研究很多。箭内亘关于蒙古贵族选举大汗的集会“忽邻勒台”的经典性研究[366]，发表于1917年，是该问题研究的开端。对帝位继承危机最全面和最有价值的研究是萧功秦的两篇文章[367]，涉及了早期蒙古大汗和元朝的皇帝。他把元代循环发生的帝位继承危机归因于蒙古政治制度的不彻底的转变。虽然按照草原传统在忽邻勒台上“选举”新的大汗不过是一种形式，“选举”的概念依然被各种企图谋取汗位的力量所利用。
周良霄近年发表文章指出，元代的帝位继承依然遵循蒙古人的传统举行仪式。[368]傅礼初的两篇文章[369]和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的文章[370]，虽然没有专论元代中期，亦对元代中期帝位继承危机的研究有指导性意义。傅礼初认为游牧民除了武装争斗之外没有其他的继承制度，他把这种现象称为“血腥继承”。恩迪科特—韦思特认为忽邻勒台不是一个选举集会，而是一个口头表决和政治协商的会议。她用该制度的存在否定了蒙古统治加强了中国专制传统的观点。
除了窦德士、兰德彰、韩百诗的论著之外，只有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对重要政治事件和人物进行了研究。植松正撰文对1303年被元廷处死的富有的江南汉人官员朱清和张瑄做了研究[371]，用他们的例子解释了铁穆耳朝后期的政治阵线，指出这是卜鲁罕皇后为增强财力以备铁穆耳死后控制帝位而制造的事件。松田孝一研究了海山汗的早年生活，特别是他在对抗海都的草原战争中的作用。[372]孙克宽的众多文章中有一篇专述爱育黎拔力八达时期——他称之为“儒治”的文章。[373]萧功秦研究硕德八剌汗在1323年被谋杀的文章[374]中指出，这是保守的蒙古、色目贵族和官僚势力反对年轻君主推行的汉化改革的结果。匡裕彻论述了左丞相拜住在硕德八剌改革中的贡献。[375]藤岛建树在一篇短文中[376]考证了1329年被谋杀的和世的悲惨生涯。总的说来，现有的关于元代中期宫廷政治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其他方面的问题，如海山汗为增加国家税收采取的“新政”，也孙铁木儿朝的政治和政策，都还没有仔细地研究过。这一时期的关键人物哈剌哈孙、李孟、倒剌沙和燕铁木儿，都值得专门研究。各派力量准确的思想分野，也需要深入研究。
因为元朝只是部分官僚化和部分世袭封建的国家，有封地的贵族、皇亲和大臣在皇朝政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有封地的贵族，在汉文文献中称为“投下”，已经引起许多学者的注意。除了昊晗的研究外，村上正二[377]、岩村忍[378]、保尔·拉契内夫斯基[379]、周良霄[380]和洪金富[381]都撰写了有关投下的专文，把其作为政治、军事、法律和财政特权制度研究它在元代的发展。研究诸王和贵族家族的亦多了起来。特别是下列成果与探索元代中期的政治有关：海老泽哲雄[382]和崛江雅明[383]对成吉思汗诸弟的后人即所谓三个东方“兀鲁思”的研究；松田孝一对安西王阿难答家族的研究[384]；周清澍对汪古部的研究。[385]萧启庆对成吉思汗四大功臣的后人进行了研究，强调了他们的政治持久性和他们世袭的封建和为官性质。[386]这些研究强调投下是世袭特权制度，更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贵族阶层在国家政治及其官僚体制中的实际作用。
西方和中亚各族人，被称之为色目，在元代政治中起着重要的但是不同的作用。色目人集团政治命运的变迁已是引起重视的课题。下列研究与元代中期的政治有关：杨志玖对回回人的研究[387]；罗依果对突厥人的整体研究[388]；陆峻岭、何高济合作的研究来自突厥的康里、钦察、阿速人的论文[389]；汤开建对唐兀人的研究[390]；札奇斯钦[391]和傅海波[392]对吐蕃人的研究。这些研究显示了这些色目集团在元代政府中的不同作用和命运。现在我们应该把命运变换的色目人作为一个集团来分析它的政治作用。
元朝在内亚草原的地位及其他与西方汗国的关系很重要，因为元朝的统治者喜好作为全体蒙古人的大汗的地位，也喜欢设在中国的政府的政治和文化地位。有关元朝与海都和笃哇的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起来。著名的波兰学者W.柯维思在50年前发表了他的关于蒙古世界1303年获得和平的开创性的研究成果。[393] 日本学者惠足俊之撰写了关于海都与元的战争的文章。[394]刘迎胜是近年来研究元与中亚汗国关系的最积极的学者，他比较汉文和波斯文史料，撰写了好几篇论文。[395] 日本老蒙古学家佐口透关于1303年和平及元朝后期与西方诸汗国的关系的长文，发表于1942年，对研究1303年以后元与西方诸汗国的关系依然有用。[396]托马斯·爱尔森研究了元与窝阔台和察合台汗国为争夺畏兀儿斯坦控制权的斗争。[397]除了在《征服者与儒士》中关于元与草原关系转变的研究之外，窦德士还撰写了一篇有意义的深入研究的文章，指出元朝从遥远的中国控制蒙古和中亚的努力的限度，导致了14世纪20年代后期中亚的丢失，他把此称为“空间限度”[398]。
研究一个时期的政治史，不能完全忽视这一时期政府的政治、法律、经济和文化制度以及它的政策。日本学者青山公亮著书研究了元代中期的新政治制度和海山为增加税收建立的尚书省。[399]对爱育黎拔力八达恢复科举进行研究的，有宫崎市定[400]、杨树藩[401]、姚大力[402]和丁昆健。[403]萧启庆通过对1333年进士的研究，探讨了恢复科举考试对精英流动的影响。[404]关于法律的发展，保尔·拉契内夫斯基的《元法典》[405]中保留了许多资料，每个元代制度史的研究者都应该参考。陈恒昭的《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406]，虽然主要研究1291年的法典，也考察了元中期和其他时期的立法活动。
没有单独的著作专门研究元代中期的财政和经济政策。我们不得不依靠那些整体研究元代的专著。在这类专著中，舒尔曼在《元代经济结构》[407]一书中对赋税、海运、纸钞和官府专卖做了极好的开拓性研究。田山茂探讨了元政府的收支问题。[408]傅海波在《元朝中国的货币和经济》[409]中最充分地研究了货币制度，他认为元代从未过多发行纸钞，货币政策对元朝的衰亡没有直接影响。全汉异[410]、前田直典、岩村忍[411]和彭信威[412]从不同角度对傅海波论述的问题进行了研究。颁给皇亲的“岁赐”，给政府带来了严重的财政枯竭，史卫民对此作了考证。[413]从长江下游到首都的粮食海运，对保证中央政府的经济和政治稳固极其重要，昊辑华研究了这一问题。[414]
对元中期文化倾向和文化政策的研究很多。吉川幸次郎对元代诸帝的中国文学程度的考释[415]，发表于1943—1945年，仍是这一课题的最有深度的力作。傅海波的《蒙古皇帝能读、写汉文吗？》，[416]与吉川幸次郎的论著类似但是独立写作的。二文都指出元代中期和后期的多数君主有很高的中国文学修养。关于图帖睦尔汗的书画收藏，在姜一涵和傅申对图帖睦尔专为收藏书画建立的机构奎章阁的研究中作了探讨。[417]傅申的著作亦包括了妥欢贴睦尔朝。在不同皇帝支持下的汉文著作翻译成蒙古文方面，有沃尔特·富克斯[418]、傅海波[419]和罗依果[420]的研究。
有人认为元代的蒙古人一般对汉人文化一无所知，为消除这一误解，萧启庆撰写了两篇论文，考释了102个蒙古人，其中大多数是元代中期和后期的官员，他们都很熟悉汉人的文化。[421]色目精英的汉文化程度在陈垣的著名著作《元西域人华化考》中有精辟的考证；该书出版于20世纪20年代，现在已有英文译本。[422]
但是还没有可靠的论著解释元廷和蒙古精英如何保留草原文化。这样我们对元廷和蒙古精英的文化倾向的描述只来自一个方面并且是不完整的，因为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在中国的蒙古人的逐步汉化，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征服王朝成熟期的元朝所保留的草原文化形态。
7.顺帝与元朝统治在中国的结束
有关顺帝朝的主要史料是明朝初建时修的正史《元史》。但是，《元史》实际上是分两段编修的，指出这点很重要。第一段编修了该书的大部分，从蒙古初起至宁宗朝（1332年），1369年完成。1333—1368年的顺帝朝放在第二段，需要完全不同的设计。因为元廷没有留下顺帝朝的实录，元代政书（1332年成书的《经世大典》）又没有续修下来，明政府不得不派人专门收集有关资料。据说派了12个使者到全国各地去收集资料并把它们送往设在南京的史馆。在宋濂的文集里有一段详细记录，叙述这些使者中最重要的一人如何收集史料，此人是被派往元故都的：
顺帝三十六年之事旧乏实录，史臣无所于考，阙略不备。于是礼部尚书崔亮、主事黄肃与濂等发凡举例，奏遣使者十又一人，偏行天下，凡涉史事者悉上送官。今之北平，乃元氏故都，山东亦号重镇，一代典章文献当有存者，特择有职于官者行示，不敢轻也。章贡吕仲善者时司膳成均，乃被是选。
是月癸卯（1369年8月13日）即乘驿北去，八月丁卯（9月6日）抵北平，凡诏令、章疏、拜罢、奏请布在方册者，悉辑为一。有涉于番书，则令译而成文。其不系公牍，若乘舆巡幸、宫中隐讳、时政善恶、民俗歌谣以至忠孝、乱贼、灾祥之属，或见之野史，或登之碑碣，或载群儒家集，莫不悉心咨访。且遣儒生危于等分行乎滦、燕南诸郡，示以期日，有慢令者罪及之。爱自丁丑（9月16日）开局于故国子监，至冬十又一月壬辰朔（11月30日）始完，以帙计者八十，择高丽翠纸为之衣，舁至行中书，借官印识之，进于南京。
乙未（12月4日）赴山东，河水方冻，大雪深二三尺，仲善驾牛车遵陆而行，一吸一呼，冰生髯间。己未（12月27日）至济南，其咨询大略如北平时。又明年春正月甲寅竣事，成书又四十帙。所拓碑文，北平四百通，山东一百通不在数中，仍印识如前。三月壬寅（4月9日），辇 还 京师（南京）。
已而诸使者咸集，濂于是有所依据，修成续史四十八卷，夏六月（1370年7月23日）复诣阙上进。[423]
除了认真收集资料外，《元史》有关元后期的部分颇多缺点且随意性很强。整个设计如此急速地完成，主要是因为顺帝和他的继承者爱猷识理达腊还在漠南活动，并且没有放弃中国正统统治者的称号。《元史》的刊行是一个明显的标志，向中国内外的人昭示元代已经结束。
《元史》后一部分作为史料使用的几部非官方著述，单独保存了下来。有些已经翻译并加了注释，著名的有杨瑀的《山居新话》，傅海波译[424]；《庚申外史》，赫尔穆特·舒尔特—乌夫拉格译[425]；埃里希·海涅什的《两个王朝的灭亡》[426]后半部分翻译了顺帝1368—1370年北逃时的日记。其他的资料，读者可在傅海波的《13—14世纪中国私修史著》中查到，此文收录在W. G.宾斯利和E. G.普利布兰克编辑的《中国和日本的史学家》中。[427]
在同时代人的文集中，有丰富的关于元代后期的各种记载，已经被利用的只是很小一部分。文集的作者，主要是汉人，也有其他族人。文集版本和所在图书馆的细目，在日本有山根幸夫和小川尚的书目[428]，在中国大陆有周清澍的书目。[429]
西方对元后期的研究是近些年才开始的，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中国，对元末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1936年，吴晗于此年发表了《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立》的长文。[430]最活跃的新出版中心之一是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组，该组出版的期刊是《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431]从1982年开始，元史研究会亦出版了元史研究的系列论集，名为《元史论丛》。[432]因为元后期的研究与阿尔泰和蒙古研究、明史研究以及元史本身的研究关系密切，所以新著作的产生有很大难度。两个有价值的通讯有时登载有关元后期的论著，一是《宋元研究通讯》，即从前的《宋史研究通讯》；另外是《明史研究》。
8.元代政府与社会
有关元代政府的最重要的资料收录在基本史书《元史》（编于1369—1370年）、《元典章》（编于1320—1322年）和《通制条格》（编于1321年）。[433]由于元代各皇帝的实录没有保存下来，当代治史者不能像研究明史和清史那样直接使用元代的第一手资料。[434]一方面，《元史》保留了许多原始资料，但是另一方面，正如人们多次指出的那样，它又压缩或摘录史料，而这些史料在《元典章》和《通制条格》中更为完整。从这一点说，《元史》本身只能被看作第二手资料，因为它的编修者与他们所叙述的事件有三代或四代人的距离。
《通制条格》和《元典章》中难以读懂的口语形式公文，妨碍学者更充分地利用这些文献。傅海波恰如其分地把这种公文中的特殊语言称为“蒙古语序的汉译”[435]。因为元朝官府使用双语，不像契丹人的辽朝和女真人的金朝只用汉语作为官方语言，所以一定会有许多蒙古公文的译文保留下来。《元典章》和其他元代史料中被特别称为“令旨”的国家法令，是从蒙古文翻译成白话的汉文。[436]阅读和翻译令旨需要一些蒙古语知识，因为这些令旨渗入了蒙古语的句法。
日本和前苏联学者在翻译《元典章》和《通制条格》方面有很大贡献。（前）苏联语言学家I. T.佐格拉夫的《蒙汉文献翻译》（莫斯科，1984年版）是最近的成果之一。佐格拉夫在书中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5年出版的元史专家蔡美彪编录的元代白话碑铭。[437] 日本学者岩村忍和田中谦二出版了两卷本的《元典章·刑部》（卷39—57）译注，在他们的著作的第一卷附有两篇有用的文章，一篇是田中谦二的，一篇是吉川幸次郎的，叙述了《元典章》中公文的语言形式。[438]
元代政府和法律文书翻译成法文和英文，丰富了制度史研究的资料。保尔·拉契内夫斯基的4卷本的《元史·刑法志》（卷102—105）译注，亦包括了许多《元典章》中有关资料的翻译。拉契内夫斯基著作的第3卷是索引，对查找元代制度的专用术语很有用处。[439]陈恒昭复原并翻译了元1291年的法典《至元新格》。[440]
元代的一些政治和经济制度在《元史》中没有专门的叙述。“达鲁花赤”官在《元史》的《百官志》中就没有得到特别的注意；“斡脱”制度（穆斯林商人协助蒙古贵族经商）在《食货志》中亦没有专门的叙述。这类蒙古和内亚的特殊制度似乎超出了中国传统史学的通常记述之外，这样今天的历史学家就必须广泛使用各种元代史料并将有关这些制度的零散叙述集中起来。作为其他史料的一种，元人文集提供了有关蒙古政治制度和财政政策的重要和详细的资料。170种元代和明初的文集的篇目索引，于197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441]10部元代的地方志于1980年在台湾重印，可以用它们来了解政府机构如何在特殊地区发挥作用。[442]
最后，用英文发表研究元代城市、军事、法律和财政制度成果最多的是柯立夫教授培养的两代学生。其中有后来正式出版的由柯立夫教授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如H. F.舒尔曼的《元代经济结构：〈元史〉卷93—94译注》（1956年）；萧启庆的《元代的军事制度》（1978年）；陈恒昭的《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1291年法典复原》（1979年）；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的《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1989年）。还有两篇柯立夫教授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没有出版，伊森拜克·图干的《〈元史〉岁赐门》，2卷（哈佛大学1973年博士学位论文）和刘元珠的《元史·选举志一》（哈佛大学1979年博士学位论文）。
柯立夫教授自己的60余篇论文，涉及广泛的课题。从纯粹的语言学到元代文学、文化及历史各方面的研究。柯立夫1934—1985年发表的论著目录，刊登在他的纪念文集中。[443]
9.蒙古统治下的中国社会[444]
元代社会史涉及的许多问题和史料以及现代研究成果，已见于本书其他章作者的介绍。此处只介绍有关元代社会史的特殊问题及其相关史料和研究成果。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与西方史学家的接触将中世纪欧洲和西亚的史料引入中国，并在中国兴起了研究蒙古欧亚大帝国的新潮。以前在中国对此很少注意，但是在民族主义增强的时代气氛下，中国人将蒙古征服视为对中国历史有利的现象，并开始拓宽眼界，将草原社会视为现代中国的组成部分。同时，同样的民族主义因素亦导致了他们仇恨作为外国征服者的蒙古人，有时出于时代的谬误将13—14世纪协助蒙古人统治中国的汉人斥为汉奸。简而言之，以前对该时期的文化中心论开始被现代的民族主义观点所取代，导致了对这一时代完全不同的评价，尤其是对它的社会史。元代社会史的现代研究因此充满压力和矛盾。在复杂的局面下，很多中国的元史研究不仅陷入完全僵硬的马克思主义说教，还必须在中国社会史与游牧草原社会两种不同的说法中进行调和，亦要结合因考古发现和发掘传统史料而产生的大量新学术资料。社会历史学家因此不得不经常评估和尽最大可能使用大量有意义的旧资料和新资料。
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初，俄国和日本最重视对蒙古的研究，二者都对蒙古及其相邻地区有扩张兴趣。他们的研究成果，还有法国和德国以及更新的英国和美国的蒙古研究，主要注重于语言学方面。他们亦将汉学的研究题目集中在用汉文资料来研究蒙古文献上。典型的例子是在本书的“元史的传统史料介绍”中附上了有关《蒙古秘史》的讨论。对元代社会史的研究，与元史研究的其他领域一样，还是主要依靠语言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尽管我们的学术领域在尽力加宽，开拓性的蒙古学家和汉学家的基本技巧还是必须掌握的。下面是一个基本的介绍。
蒙古研究当然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许多著名的蒙古学家并不是中国学者，但是在近千年的历史中蒙古史与中国史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将蒙古研究与中国研究相结合的学者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傅礼初在他的文章《全史：1500—1800年近代化初期的平行发展与相互交流》[445]中反复强调应该有一部包括全亚洲的“全史”。如果不是他的突然早逝，傅礼初将在《剑桥中国史》本卷和其他卷的章节中应用这一观点。编撰一部中国、蒙古和其他东亚与内亚人的很接近全史的理想，本卷各章的作者完全接受。但是，这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理想。
这种困难的典型例子就在元代社会史研究领域中。（前）苏联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1931年逝世）研究游牧封建主义的著作在他去世后的1934年出版。[446]该书由米歇尔·卡肖翻译成法文，书名为《蒙古社会制度：游牧封建主义》[447]；此书还由政府主持翻译成日文（1941年）并从日文翻译成了中文。[448]《蒙古社会制度史》和符拉基米尔佐夫的《成吉思汗的一生》[449]不断地被学者引用，在本章中亦多次提到。在估价蒙古人对在他们统治下的其他社会的社会管理观念的影响时，确实应该先了解蒙古社会的性质。符拉基米尔佐夫试图用他的游牧封建主义的理论来解释蒙古历史，并用同样的理论来阐述俄罗斯和西方历史，并不是没有招致批评，见劳伦斯·克拉德的书评《中世纪的封建和鞑靼政体》。[450]虽然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著作诱导中国、蒙古和其他国家的学者试图理解蒙古社会的性质并带着这样的理解来分析元代的社会条件，但是这种努力还没有达到雄辩和有用的高水平。社会史研究领域正在向“全史”发展，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李则芬的《元史新讲》是当代最大部头的中文元史专著，该书对元代社会确实有一段很长的叙述。[451]这部大部头著作对许多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这些问题是从清代到当前的学术研究积累下来的。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从本国传统来说，它确实已达到顶点，从很多方面讲是一部最有用的著作。不过，就社会史而言，即使是这样一部部头很大的著作，也还是肤浅的。
中国的元代社会史研究还没有更多地注意政治史、制度史、文学史、艺术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在中国大陆，注意力集中在元代社会结构上，主要是单纯的阶级分析，特别是注重元末民众起义的研究。尽管常常是教条的，热情发掘资料和巧妙地利用新考古资料，还是贡献了有意义的新资料。这方面的重要例子有《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452]第一部分，1237—1350年的资料，杨讷、陈高华编；第二部分分为两卷，是1351—1368年朱元璋之外的起义军资料，杨讷、陈高华、朱国炤、刘炎编；第三部分一卷，是1328—1367年朱元璋起义和建立明朝的资料，杨讷、陈高华编。这部书将极有利于全面研究元代的民众起义，特别是元朝统治的最后几十年的民众起义的研究。
韩儒林（1986年去世）是元史研究的带头人，他于20世纪30年代在巴黎作为伯希和的学生，完全熟悉西方包括（前）苏联的研究。他对中国当代元史学界的影响可从两卷本的《元朝史》[453]看出来，该书由在他管理下的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的一组助手写作，他是研究室的创建者并是多年的负责人。这部书是最近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最好的断代史之一。但是，它的社会史部分比较零散和薄弱。韩儒林的文集《穹庐集》于1982年出版。[454]
在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1984年出版的《元史论集》中，有重要的介绍中国大陆自1949年以来的元史研究成果的文章，其中包括一些与社会史有关的重要研究。该书还有一个经过选择的从1949年至1980年发表的论著的分类索引。[455]
在台湾，由于亦曾于20世纪30年代在欧洲（主要在德国）学习的姚从吾教授的推动，一代元史研究专家已经成长起来。有些人前往国外接受蒙古研究的训练，直到现在中国的大学还不能广泛提供这种训练。姚教授最主要的论著，发表在《东北史论丛》[456]和《姚从吾先生全集》[457]中，他集中研究的是草原民族的汉化问题。不管是从卡尔·马克思的理论角度评判，还是出自民族主义的需求，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征服王朝研究中都很受重视。对这种问题研究的最好的证明是20世纪20年代陈垣发表的《元西域人华化考》，1935年的修订版后来在陈垣的论文集中重印。[458]钱星海（译音）和L. C.古德里奇于1966年出版了陈垣著作的英文译注本，书名为《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西亚和中亚人的汉化》。[459]
在台湾和国外的大多数姚从吾的学生集中研究政治和制度。虽然年长但与姚从吾同属一代并受到姚从吾极大影响的学者是孙克宽，他是近几十年来的元史研究者中最多产的一位。兰德彰在他编辑的论集《蒙古统治下的中国》中，对孙克宽的论著作了介绍和评价。[460]札奇斯钦亦受姚从吾的影响，他的许多有关元史的研究结合了蒙古学和汉学的技巧。他们在著作中显示的“全史”理想，已传递给本书。这些学者结合蒙古学和汉学的研究方法，代表了这一领域的一个重要和有益的方向。
元代社会史各领域的研究几乎都没有什么发展，但是还是能够列举几项特别有用的研究成果。
慕尼黑大学的汉学家、蒙古学家傅海波，在埃里希·海涅什领导下从事研究工作，他对汉文“笔记”的史料价值作了极高评价。傅海波论著涉猎的时间跨度很大，选题也很宽，详见他的65岁祝寿论集《汉—蒙古研究》。[461]傅海波是第一个也是仅有的将元代“笔记”完整翻译并加以注释的学者，见他的《杨瑀〈山居新话〉：蒙古统治下中国文化的成就》。[462]他还对家谱作了介绍，最重要的是指出了它对社会史的作用，见他的《13—14世纪中国私修史著》，载威廉·G.宾斯利和E. G.普利布兰克编辑的《中国和日本的史学家》。[463]
元代社会阶级制度的当代研究始于先行的日本元史学家箭内亘（1875—1926年），他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名为《元代蒙汉色目待遇考》[464]，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陈清泉翻译。我没有得到1916年首次出版的日文原版的复印件。箭内亘的大量优秀元史和蒙古制度史研究论著在30年代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箭内亘关于社会阶级的著作，显然蒙思明在写作他的精深之作《元代社会阶级制度》[465]时还不知道。蒙思明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可以被视为近半个世纪来最重要的元代社会史佳作，直到70年代才有几部有意义的著作出版。30年代的重要成果还有鞠清远的对元代匠户的开创性研究，因英文节译登载在1956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史》上而知名。[466]
在最近出版的有意义的著作中，有萧启庆对元代社会史的研究成果。萧启庆是姚从吾、札奇斯钦和柯立夫的学生，他的论文集《元代史新探》1983年出版。[467]他的学生黄清连研究元代户计制度的论文《元代户计制度研究》1977年出版。[468]有关元代社会史的较小的研究也大量出现。综合该领域新成果的时代已经到来。1985年出版的李干的《元代社会经济史稿》[469]，尽管是初步的，还是向综合成果走了一步。
陈学霖的主要贡献是金、元、明时期民间信仰和民间传说的研究（他还写作了许多其他题目的元史论著）。他在《中国明、清的白莲教教义和民众起义》[470]的论文中着重指出民间宗教是引发元末民众起义并导致新王朝的建立的一个因素。这个题目引起了中国大陆最著名的元史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的注意，最积极研究这个题目的是该室的学者邱树森。研究室出版了两种极有意思的刊物：《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和《元史论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另一个著名的元史研究中心位于呼和浩特的内蒙古大学。元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陈高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他主要研究社会和制度问题；还有周良霄，主要研究政治史和前元时期的蒙古史。
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研究元代地方政府[471]和前元及元代的“斡脱”商人，托马斯·T.爱尔森亦对此有研究[472]，这些研究都与元代社会史有重要的关系。莫里斯·罗沙比的忽必烈汗的新传记（1988年出版），加深了我们对这个元代最伟大的统治者的了解，在他统治时期，实现了社会立法。罗沙比的著作和他的论文《忽必烈汗和他家族的妇女》[473]叙述了元代宫廷和皇帝家族的社会史，揭示了那一时代蒙古人和汉人精英社会方式的极大不同。
* * *
[1][645]《辽史》（北京，1974年版），卷47，第776页。
[2][645]《辽史》，卷23，第278页。
[3]契丹人耶律鲁不古在太宗朝已有“监修国史”的名号，但是史馆是否设立得如此早.颇值得怀疑，见[645]《辽史》，卷47，第781页。
[4][645]《辽史》，卷13，第141页；卷79，第1272页。
[5][645]《辽史》，卷24，第290页。
[6][645]《辽史》，卷27，第320页；卷98，第1416页。
[7][645]《辽史》，卷4，第49页。
[8][645]《辽史》，卷103，第1450页。
[9][645]《辽史》，卷103，第1450页。
[10]1006年后，宋朝政府禁止在边境互市中出卖儒家经典著作及各种注本之外的各种图书，违犯禁令的人要受到处罚，贩卖的书籍没收入官。见[644]《宋史》（北京.1977年版），卷186，第4562页；[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1979年版），卷64，第1425页。辽亦有禁止图书出口于宋的同样禁令，违犯禁令者要被处死。见[577]沈括：《梦溪笔谈》（北京，1956年版），卷15，第160页。亦见[541]魏特夫、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年）》（费城，1949年版），第502页，注释41。
[11][645]《辽史》，卷104，第1455—1456页。
[12][646]《金史》（北京，1975年版），卷4，第84页；卷89，第1988页；卷125，第2720页。
[13][646]《金史》，卷12，第282页；卷125，第2727页。
[14][46]陈学霖：《元代官修史学：辽、金、宋三史的修撰》。
[15]在《辽史·礼志》的总述中，明确提到了这些著作，见[645]《辽史》，卷49，第834页。
[16]该书前序记成书时间为1180年，但是这个年份肯定是错误的。因为作者是1247年的进士。前序中的年号，可能被抄错（译者注：即将淳祐七年误写为淳熙七年）。详见[706]《契丹国志通检》（北京，1949年版；台北，1968年再版）前言及[59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契丹国志》集注本，第259页。
[17]叶隆礼的《契丹国志》的影印本，加上俄文翻译、介绍、评价和索引，构成了[493] V. S.塔斯钦的俄译本（莫斯科，1979年版）。
[18]厉鹦的《辽史拾遗》，收入[756]杨家骆编《辽史汇编》（台北，1973年版），卷3，第9种。
[19]杨复吉的《辽史拾遗补》，收入[756]杨家骆编《辽史汇编》，卷3，第10种。
[20]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3卷（北京，1980年版）。
[21]赵铁寒编《辽史校勘记》，收入《宋辽金元四史资料丛刊》（台北，1971年版）。
[22][756]杨家骆：《辽史汇编》，10卷（台北，1973年版）。
[23][757]杨家骆：《辽史汇编补》（台北，1974年版）。
[24][784]陈述：《全辽文》（北京，1982年版）。
[25][863]清格尔泰等：《契丹小字研究》（北京，1985年版）。
[26][152]贾柏连：《满洲边缘的辽史》（圣彼得堡，1877年版）。
[27][193] H. H.霍渥斯：《中国的北疆·第五章：契丹人》。
[28][370] E. H.帕克：《鞑靼千年史》（伦敦和上海，1895年版）。
[29][61]沙畹：《出使契丹和女真的中国旅行者》。
[30][473]史泰安：《辽史》。
[31][541]见魏特夫、冯家异书。
[32][837]聂崇岐：《宋辽交聘考》。
[33][871]傅乐焕：《辽史丛考》，2卷，第283—387页。
[34][423]莫里斯·罗沙比编：《同等国家中的中国：10—14世纪的中国和它的邻国》（伯克力和洛杉矶，1983年版）。
[35][535]王赓武：《小国的辩术：宋朝初期与其邻国的关系》；[487]陶晋生：《蛮人或北人：北宋人心目中的契丹人》；[419]米歇尔·罗杰斯：《朝鲜中世纪民族的觉醒：辽、金对高丽的影响》，均载于[423]莫里斯·罗沙比编：《同等国家中的中国：10—14世纪的中国和它的邻国》。
[36][444] C.施瓦茨—席林：《澶渊之盟（1005年）：中国外交史的一大贡献》（威斯巴登，1959年版）。
[37][500]克劳斯·蒂兹：《1074—1076年的辽宋边界冲突》。
[38][498]蒂勒·达格玛的《缔约：宋金间的外交（1117—1123年）》（威斯巴登，1971年版）。
[39]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台北，1984年版）。
[40][491]陶晋生：《两个天子：宋辽关系研究》（塔克森，1988年版）。
[41][353]珍妮特·诺维：《北宋政治家余靖和他与契丹的交往》，印第安纳大学1983年博士学位论文。
[42][14]梅尔文·斯里克兰·安：11—12世纪中国的宋辽外交：决定对外政策的社会与政治因素研究》，宾夕法尼亚大学1983年博士学位论文。
[43][871]傅乐焕：《辽史丛考》（北京，1984年版）。
[44][782]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北京、上海，1963年版，1978年再版）。
[45][785]陈述：《契丹政治史稿》（北京，1986年版）。
[46][783]陈述：《辽代史话》（郑州，1981年版）。
[47][796]张正明：《契丹史略》（北京，1979年版）。根据作者的前言，此书实际完成于1963年前后。
[48][872]舒焚：《辽史稿》（武汉，1984年版）。
[49][832]姚从吾：《辽金元史讲义（甲）：辽朝史》，重版载《姚从吾先生全集》（台北，1972年版），2卷。
[50][831]姚从吾：《东北史论丛》（台北，1959年版），2卷。重版载杨家骆编《辽史汇编》。
[51][482]泷川政次郎、岛田正郎：《辽律之研究》（东京，1943年版）。
[52][457]岛田正郎：《辽代社会史研究》（京都，1952年版）。
[53][458]岛田正郎：《辽制的研究》（东京，1954年版，1973年再版）。
[54][454]岛田正郎：《辽代社会与文化》（东京，1956年版）。
[55][455]岛田正郎：《辽朝官制研究》（东京，1978年版）。
[56][456]岛田正郎：《辽朝史研究》（东京，1979年版）。
[57][119]傅海波：《从辽朝（907—1125年）看多民族社会的中国法律》。
[58][145]傅海波：《辽史中的“刑法志”》。
[59][185]詹尼弗·霍姆格伦：《辽朝（907—1125年）契丹统治下的婚姻、亲族和继承》。
[60][187]詹尼弗·霍姆格伦：《耶律、遥辇与大贺：早期契丹部主的世袭特权观念》。
[61][350]野上俊静：《辽金的佛教》（京都，1953年版）。
[62][329] 闵宣化：《巴林蒙古左旗的大辽帝国古都》。
[63][332]闵宣化：《辽代王陵》。
[64][505]鸟居龙藏：《辽代的壁画》。
[65][503]鸟居龙藏：《考古学所见辽代文化图谱》，4卷（东京，1936年版）。
[66][504]鸟居龙藏：《辽代文化探讨》（东京，1937年版）。
[67][486]田村实造、小林行雄：《庆陵》（京都，1953年版）。
[68][459]岛田正郎：《祖州城》（东京，1955年版）。
[69][484]田村实造：《庆陵的壁画》（京都，1977年版）。
[70][271]埃伦·约翰斯顿·莱恩：《晚期中国墓葬装饰的模式和问题》。
[71][232]琳达·库克·约翰逊：《辽朝公主的婚仪：吉林辽代墓葬的壁画》。
[72][422]奥尔布赖特·罗雷克思：《辽墓壁画和中国画中反映游牧民的文姬故事》。
[73][537]威廉·沃森：《唐代和辽代的制陶术》（纽约，1984年版）。
[74][760]李文信、朱子方：《辽宁省博物馆藏辽瓷选集》（北京，1962年版）。
[75][314] Y.迈纳：《长城南北的辽代陶瓷》（纽约，1973年版）。
[76][446]关野贞、竹岛卓一：《辽金时代的建筑与佛像》，2卷（东京，1934年版）；[481]竹岛卓一：《辽金时代的建筑与佛像》（东京。1944年版）。
[77][786]陈明达：《应县木塔》（北京，1980年版）。
[78][476]南希·沙茨曼·斯坦哈特：《中国传统建筑》（纽约，1984年版）。
[79][475]南希·沙茨曼·斯坦哈特：《中国的帝都规划》（檀香山，1990年版）。
[80][644]《宋史》，卷485—486，第13981—14033页；[645]《辽史》，卷115，第1523—1530页；[646]《金史》，卷134，第2865—2879页。
[81][771]详见吴天墀：《西夏史稿》（成都，1983年版），第338—339页。
[83][731]朱希祖：《西夏史籍考》。
[84][266] E.I.克恰诺夫：《西夏史纲》（莫斯科，1968年版）。
[85][148]保罗·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华盛顿大学1969年博士学位论文）。
[86][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京都，1972年版）。
[87][97]邓如萍：《党项和党项人的国家西夏》（普林斯顿大学1983年博士学位论文）。
[88][771]吴天墀：《西夏史稿》（成都，1980年版，1983年修订版）。
[89][724]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银川，1984年版）。
[90][764]李范文：《西夏研究论集》（银川，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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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70]李蔚：《西夏史研究》（银川，1989年版）。
[93][765]李范文：《〈同音〉研究》（银川，1986年版）。
[94][718]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北京，1983年版）。
[95][720]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银川，1988年版）。
[96][721]史金波、白滨、昊峰云：《西夏文物》（北京，1988年版）。
[97][96]详见邓如萍：《1982—1987年苏联对中世纪中国的研究》。
[98][260] E. I.克恰诺夫：《天盛旧改新定律令（1149—1169年）》，4卷（莫斯科，1987—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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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46]《金史》（北京，1975年版）。
[101]百衲本《金史》，1931年出版。
[102][646]《金史》（台北，197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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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47]陈学霖：《金代史学三论》（威斯巴登，197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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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805]金光平、金启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北京1980年版）。这部著作是[806]金启棕的《女真文字典》（北京，1984年版）基础之作。
[179][240] D.卡拉等：《书写在纸上的女真文字的首次发现》。
[180][237] D. A.凯恩：《四夷馆的女真译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975年博士学位论文）。D.凯恩后来出版了修改的增补本《四夷馆的女真译语》（布卢明顿，1989年版）。
[181]牟复礼撰（译者注：原文没有编顺序号。）
[182][653]宋濂等撰：《元史》（北京，1976年版），210卷。
[183]百衲本《二十四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184]见1976年版前附出版说明。
[185][670]见赵翼（1727—1814年）：《廿二史札记》所引例证，杜维运编《廿二史札记及补编》（台北，1975年版），卷29，第642—678页。亦见[674]钱大昕（1728—1804年）：《十驾斋养新录》（上海，1935年版，1957年再版），卷9，第195—225页。
[186][159]见富路特、房兆楹编：《明人传记辞典》（纽约和伦敦，1976年版），载陈学霖撰《危素传》，第1465页。本书导言注释中所引柯立夫文亦讨论了1368年北京的元代档案的保护问题。（译者注：柯立夫文导言未引用。）
[187]见[75]柯立夫：《现存〈元史〉简论》。
[188][554]见杨联陞：《中国官修史学的组织：从唐朝到明朝正史修撰的原则与方法》。文中特别提到了修撰《元史》的史局的结构。
[189]关于王鹦对早期元廷史学的影响，陈学霖已有精辟的论述，见他的[52]《王鹦（1190—1273年）》，第54—57页。这是罗依果主持编撰元代人物传记中的一个人物传的译文稿。
[190][601]《圣武亲征录校注》，载王国维编《蒙古史料四种》（北京1926年版，台北1962年、1975年再版）。
[191][375]《圣武亲征录》的简译本，先由伯希和翻译，后由他的学生韩百诗继续翻译并出版（莱登，1951年版）。
[192][747]苏振申：《元政书〈经世大典〉之研究》（台北，1984年版），第270页。苏振申在对《经世大典》进行研究后，对《元史》修撰者引用该书的方式颇有非议。
[193]见[820]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台北，1981年版）。
[194][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充当谋士的学者》。
[195][653]《元史》，卷58—63。
[196][662]顾炎武：《日知录》卷26，《元史》。
[197][672]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1791年序（江苏，1874年版）。
[198][673]钱大昕：《元史氏族表》，1791年序（江苏，1874年版）。
[199][815]见郑鹤声：《清儒对元史学之研究》。亦见[749]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台北，1984年版）。
[200]见[76]柯立夫英译本《蒙古秘史》，第1卷（坎布里奇，1982年版），导言，第17—25页。有关《秘史》的研究成果，见[11]托马斯·T.爱尔森：《12—14世纪东亚的蒙古人：基本西文论著目录》，第7—10页；亦见[710]札奇斯钦：《〈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前附姚从吾的导言（台北，1979年版）。《秘史》最新的英译本由罗依果发表在[394]《远东史论集》第4、5、10、13、16、18、21、23、26、30、31期上（堪培拉，1971—1985年）。
[201]姚从吾研究《秘史》的论文后又作为前揭札奇斯钦的汉译本的导言发表。札奇斯钦的前言（第21—24页）又增加了至1978年前的研究该书的资料。
[202][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09页。
[203]见[508]杜联喆撰写的洪钧传。洪钧将一些中世纪西亚的史料和欧洲当时有关西亚史料的研究成果翻译成了汉文。
[204][687]柯绍忞：《新元史》（天津，1922年私人出版）。
[205][665]见《明史·解缙传》，卷147，第4120页。
[206][766]李思纯：《元史学》（上海，1926年版），第58—61页，指出在明代有三部或四部有关元史的著作。
[207][661]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北京，1955年版，1979年再版）。
[208][766]李思纯：《元史学》，该书虽然已是50年前出版的老书，但还是为清代的元史研究成果提供了有用的叙述，特别是在第61—74页。
[209][663]邵远平：《元史类编》，1699年初版。
[210][46]见陈学霖在《元代官修史学：辽、金、宋三史的修撰》第103页及注140对该书的简介。
[211][671]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北京，1935年版，1959年再版）。
[212][676]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上海，1929年版）。
[213][678]汪辉祖：《元史本证》，2册（北京，1984年版）。
[214][684]魏源：《元史新编》（江苏，1905年版）。
[215][686]曾廉：《元书》（邵阳，1911年版）。
[216][685]洪钧：《元史译文证补》（江苏，1897年版）。
[217][687]柯绍忞：《新元史》（天津，1922年版；北京，1930年二版），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再版（上海，1935年版；台北，1962—1969年再版）。
[218]关于屠寄著作的价值及其与其他有关元史的著作的关系的评述，见余大钧：《论屠寄的蒙兀儿史记》，《元史论丛》第3辑，第219—230页。
[219][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1291年法典复原》（普林斯顿，1979年版），第31—32页。
[220][628]《元典章》，出版时用的是全名《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72年版），60卷，16册。书后附有博物院职员昌彼得的重要跋文。
[221]最有代表性的是京都大学元典章研究班20世纪40—50年代的成果，包括[270] 1957年出版的《元典章索引稿》（台北，1973年再版）和《东洋学报》24期（1954年）为元典章研究出的特刊。近年的成果有[515]植松正编辑的典章正文的年代索引《〈元典章〉年代索引》（东京，1980年版）。[221]岩村忍、田中谦二编校了《元典章》卷39—57“刑部”部分——即犯罪和断案部分——并以《元典章·刑部》之名出版，2卷（京都，1964、1972年版）。关于日本的其他研究成果，见[516]植松正的《元代制度与社会》的介绍。
[222][106]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思特在《苏联对前现代化中国的研究》中的《元代》里，介绍了（前）苏联的研究情况。对其他国家研究成果的综述，现在还没有。
[223][76]柯立夫英译《蒙古秘史》（坎布里奇、伦敦，1982年版）。
[224][623]苏天爵：《国朝文类》（《四部丛刊》本）。
[225][400]罗依果等编：《金元文集传记资料索引》，3卷（堪培拉，1970—1979年版）。
[226][534]阿瑟·韦利：《长春真人西游记》（伦敦，1931年版）。
[227][601]《圣武亲征录》，载王国维编《蒙古史料四种》（台北，1975年版）。
[228]王国维编：《蒙古史料四种》（台北，1975年版）。
[229][515]植松正：《〈元典章〉年代索引》（东京，1980年版）。
[230][404]拉施特：《史集》，2卷，哈力迷编（德黑兰，1959年版）。
[231][407]拉施特：《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约翰·A.波义耳翻译（纽约，1971年版）。
[232][406]拉施特：《五世系谱》，手稿，脱卡比·撒拉伊博物馆，编号2932号。
[233][19]阿塔蔑力克·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3卷，米尔咱·穆罕默德·可疾维尼校勘波斯文本（伦敦，1912—1937年版）；[18]阿塔蔑力克·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2卷，约翰·A.波义耳英译本（坎布里奇，1958年版）。
[234][312]米哈伊·阿老丁·术兹札尼：《纳昔儿史话》，W .纳骚·李士编（加尔各答，1864年版）。
[235][313]米哈伊·阿老丁·术兹札尼：《纳昔儿史话》，H. G.拉弗梯译，2卷（新德里，1970年版）。
[236][87]克里斯托弗·道森编：《出使蒙古记》（纽约，1955年版）。
[237][761]李则芬：《成吉思汗新传》（台北，1970年版）。
[238][409]保尔·拉契内夫斯基：《成吉思汗：他的生平和事业》（威斯巴登，1983年版）。
[239][168]韩百诗：《成吉思汗》（巴黎，1973年版）。
[240][333] N. TS.蒙库耶夫：《关于蒙古早期大汗的汉文史料》（莫斯科，1965年版）。
[241][399]罗依果：《耶律楚材（1189—1243年）：佛教徒和治国儒者》。
[242]保罗·比尔：《早期蒙古中国的部落、汗和兀鲁思：早期元史绪论》（华盛顿大学1977年博士学位论文）。
[243][9]托马斯·T.爱尔森：《蒙古帝国主义：蒙哥汗对中国、俄罗斯和伊斯兰地区的政策，1251—1259年》（伯克力和洛杉矶，1987年版）。
[244][29] W.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代及其前的突厥斯坦》，第3版（伦敦，1968年版）。
[245][301] H.德斯蒙德·马丁：《成吉思汗的兴起及其征服中国北方》（巴尔的摩，1950年版）。
[246][391]罗依果：《蒙古早期的北中国人》。
[247]罗依果、陈学霖等编：《元人传记》，第1卷（威斯巴登，即将出版）。
[248][299]牧野修二：《金后期和元初期〈十经〉的翻译》。
[249][442] H. F.舒尔曼：《13世纪蒙古的贡纳制》。
[250][469]约翰·马森·史密斯：《蒙古人和游牧民的税收》。
[251][43]保罗·比尔：《蒙古不花剌的汉—契丹管理机构》。
[252][6]托马斯·T.爱尔森：《蒙哥汗时期（1251—1259年）的护卫与统治机构》。
[253]格哈德·多尔佛：《新波斯文中的突厥和蒙古要素》（威斯巴登，1963—1975年版）。
[254][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巴黎，1959年版），第1卷，第281—363页。
[255]柯立夫：《1240年的汉蒙文碑》，《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23期（1960—1961年），第62—75页。
[256]丹尼斯·西诺的《中世纪欧亚大陆研究介绍》（威斯巴登，1963年版），第294—319页。
[257][11]托马斯·T.爱尔森：《12—14世纪东亚的蒙古人：基本西文论著目录》。
[258]亨利·G.施瓦茨：《蒙古书目》（贝林哈姆，1978年版）。
[259][379]查尔斯·A.彼德森：《旧幻想与新现实：1217—1234年宋的对外政策》；[378]《1211—1217年宋对蒙古入侵北方的最初反应》。
[260][632]祥迈：《辨伪录》，《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2，第751—781页。
[261][633]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第477—735页。
[262][436]卡米耶·塞松：《南诏野史》（巴黎，1904年版）。
[263][641]无名氏：《元高丽纪事》，《史料丛编》四编（台北，1972年版）。
[264][639]无名氏：《大元仓库记》，《史料丛编》四编（台北，1972年版）。
[265][638]无名氏：《大元马政记》，《史料丛编》四编（台北，1972年版）。
[266][637]无名氏：《大元海运记》，《史料丛编》四编（台北，1972年版）。
[267]见本书注释[231]、[232]、[233]、[234]、[235]。
[268][87]克里斯托弗·道森编：《出使蒙古记》（纽约，1955年版）。
[269][415]威廉·柔克义：《鲁不鲁乞东游记》（伦敦，1900年版）。
[270][328]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伦敦，1938年版）。
[271][326]慕阿德：《马可·波罗游记别注》（坎布里奇，1957年版）；[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3卷（巴黎，1958—1973年版）。
[272][361]里奥剌多·奥勒斯基：《马可·波罗的亚洲》（伯克力，1960年版）。
[273][434]克劳斯·萨噶斯特译：《白史》（威斯巴登，1976年版）。
[274][32]查尔斯·R.鲍登译：《蒙古编年史阿勒坦·脱卜赤》（威斯巴登，1955年版）。
[275][416]罗列赫译：《青史》，第2版（德里，1976年版）。
[276][40]沃利斯·布治译：《叙利亚编年史》，2卷（伦敦，1932年版）。
[277][37]约翰·A波义耳在《小亚美尼亚国王海都出使蒙哥汗廷纪行》一文中，对此游记作了说明。
[278][426]莫里斯·罗沙比：《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时代》（伯克力和洛杉矶，1988年版）。
[279][425]莫里斯·罗沙比：《忽必烈汗和他家族的妇女》。
[280][424]莫里斯·罗沙比：《关于少数民族的中国神话：对忽必烈的个案研究》。
[281][810]周良霄：《忽必烈》（长春，1986年版）。
[282][244]胜藤猛：《忽必烈汗》（东京，1966年版）。
[283][767]李唐：《元世祖》（台北，1978年版）。
[284][366]爱宕松男：《忽必烈汗》（东京，1941年版）。
[285][853]萧启庆：《忽必烈时代“潜邸旧侣”考》。
[286][828]姚从吾：《忽必烈汗对于汉化态度的分析》。
[287][839]夏光南：《元代云南史地丛考目录》（上海，1935年版）。
[288][49]陈学霖：《忽必烈时期兼通佛道的政治家刘秉忠（1216—1274年）》。
[289][54]陈学霖：《姚枢（1201—1278年）》。
[290][478]见南希·S.斯坦哈特：《蒙古影响下的都城建筑：忽必烈的帝都大都》（哈佛大学1981年博士论文）；[479]亦见她的论文《忽必烈的都城规划》。
[291][177]原田淑人：《元代夏都上都》（东京，1941年版）。
[292][252]驹井和爱：《元上都与大都的平面比较》。
[293][214]石田干之助：《关于元之上都》。
[294][475]斯坦哈特：《中国的帝都规划》，第150—154页。
[295][250] S. V.吉谢列夫编：《古代蒙古城市》（莫斯科，1965年版）。
[296][110]戴维·M.法夸尔：《元代政府的结构与职能》。
[297][126]傅海波：《从部落领袖到至高无上的皇帝和神：元代的正统观念》（慕尼黑，1978年版）。
[298]见[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元史〉卷93—94译注》（坎布里奇，1956年版）和[442]《13世纪蒙古的贡纳制》。
[299][17]有高岩：《元代农民的生活》。
[300][292]罗荣邦：《忽必烈时期（1260—1294年）关于粮食运输的争论》。
[301][879]鞠清远：《元代系官匠户研究》。
[302][840]翁独健：《斡脱杂考》。
[303][336]村上正二：《元朝投下的意义》。
[304][365]爱宕松男：《斡脱钱及其背景》。
[305][10]托马斯·T.爱尔森：《1200—1260年间的蒙古诸王与斡脱》。
[306][104]伊丽莎自·恩迪科特—韦思特：《元代中国的官商：斡脱》。
[307][359]彼得·奥勃里赫特：《13—14世纪蒙古统治下中国的驿传制度》（威斯巴登。1954年版）。
[308][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坎布里奇，1978年版）。
[309][300]冈瑟·曼戈尔德：《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军事制度》（班贝格，1971年版）。
[310][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普林斯顿，1979年版）。
[311][412]保尔·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4卷（巴黎，1937—1985年版）。
[312][55]陈学霖和威廉·T.德巴里编：《元代思想：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思想和宗教》（纽约，1982年版）。
[313]见[348]野上俊静：《元代道佛二教的争执》和[349]《关于元代的宣政院》二文。
[314][410]保尔·拉契内夫斯基：《蒙古大汗和佛教》（莱比锡，1954年版）。
[315][497]约瑟夫·蒂洛：《蒙古时期的佛道之争》。
[316][377] L.毕达克：《吐蕃与宋、蒙古的关系》。
[317][143]傅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
[318][340]中野美代子：《八思巴字与〈蒙古字韵〉研究》（堪培拉，1971年版）。
[319][427]莫里斯·罗沙比：《元代初期的穆斯林》。
[320][480]孙克宽：《虞集与元代江南的道教》。
[321][325]慕阿德：《1550年前中国的基督教徒》（伦敦，1930年版）。
[322][41] E.A.沃利斯·布治：《中国皇帝忽必烈汗的僧侣》（伦敦，1928年版）。
[323]詹姆斯·A.蒙哥马利译：《亚巴拉哈三世史》（纽约，1927年版）。
[324][384]尼古拉·鲍培：《蒙古八思巴字文献》（威斯巴登，1957年版）。
[325][340]中野美代子前揭书。
[326][80]詹姆斯·I.克伦普：《忽必烈汗时期的中国戏剧》（塔克森，1980年版）。
[327][539]斯蒂芬·H.韦斯特：《北戏发展中的蒙古影响》。
[328][282]李雪曼和何惠鉴：《蒙古统治下的中国艺术：元代（1279—1368年）》（克利夫兰，1968年版）。
[329][45]詹姆斯·卡希尔：《山水画：元代（1279—1368年）的中国画》（纽约，1976年版）。
[330][307]玛格丽特·梅得利：《元代瓷器与硬陶器》（纽约，1974年版）。
[331][181]威廉·亨索恩：《高丽：蒙古的入侵》（莱登，1963年版）。
[332][437]乔治·桑塞姆：《1334年前的日本史》（斯坦福，1958年版）。
[333][190] Hori Kyotsu：《蒙古入侵和镰仓幕府》（哥伦比亚大学1967年博士论文）。
[334]关于蒙古入侵的研究，日本有很多成果。经典性的研究是[207]池内宏的《元寇的新研究》（东京，1931年版）。近年的论著有[546]山口修的《蒙古袭来》（东京，1964年版，1979年再版）；[179]旗田巍的《元寇：蒙古帝国的内部事务》（东京，1965年版）；[4]阿部征宽：《元寇袭来》（东京，1980年版）；[5]相田二郎：《蒙古袭来之研究》（东京，1971年版）。[246]川添昭二的《蒙古袭来研究史论》（东京，1977年版），对新研究成果进行了历史分析。亦见[216]石井进《中世纪日本》的有关章节，载《剑桥日本史》第3卷（坎布里奇，1990年版），第131—148页。
[335][85]窦德士：《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帝国在蒙古和中亚统治形式的变化》。
[336][114]傅海波：《阿合马在忽必烈时期经济发展方面的贡献》。
[337][134]傅海波：《从〈元史〉卷205〈奸臣传〉看忽必烈时期的畏兀儿政治家桑哥的活动》。
[338][376] L.毕达克：《元代的吐蕃政治家桑哥》。
[339][93]戴密微：《南宋陵墓》。
[340][143]傅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第296—328页，特别是第321—325页。
[341][407]拉施特：《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约翰·A.波义耳译（纽约，1971年版）。
[342][387]哈撒尼：《完者都史》，马因·汗八力编（德黑兰，1969年版）。
[343][536]瓦撒夫：《瓦撒夫史》，石印本（孟买，1852—1853年版）；穆哈默德·马丁·伊斯法尼再编本（德黑兰，1959—1960年版）。
[344][653]宋濂等撰：《元史》（北京，1976年版）。
[345][663]邵远平：《元史类编》（扫叶山房本）。
[346][689]屠寄：《蒙兀儿史记》（北京，1934年版）。
[347][687]柯绍忞：《新元史》（天津，1922年版；北京1930年第二次修订版）；重版载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上海，1935年版；台北1962—1969年再版。以及近年来的其他影印本）。
[348][623]苏天爵编：《国朝文类》（《四部丛刊》本）。
[349][622]苏天爵编：《元朝名臣事略》（1335年刊本，北京1962年重印）。
[350][630]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宝颜堂秘籍本）。
[351][648]杨瑀：《山居新话》（《知不足斋丛书》本）。该书在[115]傅海波的《蒙古统治下中国文化的成就》中翻译成了德文（威斯巴登，1956年版）。
[352][647]孔齐：《至正直记》，伍崇耀编《粤雅堂丛书》卷321—324（1853年再版；台北，1965年重版）。
[353][649]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北京，1958年版）。
[354][628]《大元国朝圣政典章》（《元典章》）（元刊本，台北，1972年重印）。
[355][629]《大元通制》残存的条格部分，由国立北京图书馆1930年重印，名为《通制条格》。
[356]关于该书的全目，见[747]苏振申：《元政书〈经世大典〉之研究》（台北，1984年版），第40—50、64—74页。
[357][635]《宪台通记》，收入《永乐大典》（北京，1960年版），卷2608—2609。
[358][636]《南台备要》，收入《永乐大典》（北京，1960年版），卷2610—2611。
[359][643]《秘书监志》（《广仓学窘丛书》本）。
[360][867]韩儒林主编：《元朝史》，2卷（北京，1986年版）。
[361][876]蔡美彪、周良霄、周清澍等著：《中国通史》第7卷（北京，1983年版）。
[362][762]李则芬：《元史新讲》，第3卷（台北，1978年版）。
[363][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元代后期政治发展面面观》（纽约，1973年版）。
[364][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充当谋士的学者》。
[365][170]韩百诗：《蔑儿乞部伯颜传札记》。
[366][549]箭内亘：《关于蒙古国会忽邻勒台》，重版见岩井大慧编《蒙古史研究》（东京，1930年版），第361—447页。
[367][852]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851]《论大蒙古国的汗位继承危机》。
[368][811]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
[369][113]傅礼初：《奥托曼帝国中的突厥—蒙古人的君主制传统》；[112]《蒙古人：生态环境和社会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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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115]傅海波：《杨瑀〈山居新话）：蒙古统治下中国文化的成就》（威斯巴登，195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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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136]傅海波：《13—14世纪中国私修史著》，W. G.宾斯利和E. G.普利布兰克编：《中国和日本的史学家》（伦敦，1961年版），第115—134页。
[428]山根幸夫、小川尚编：《日本现存元人文集目录》（东京，1970年版）。
[429][813]周清澍：《元人文集版本目录》（南京，1983年版）。
[430][773]吴晗：《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立》。
[431]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组编：《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
[432]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第1辑，1982年；第2辑，1983年；第3辑，1986年。
[433]关于《元典章》和《通制条格》的简单介绍，见常备参考字典《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55—56页（《元典章》）；第16—17页（《通制条格》）。亦见陈高华主编的《中国古代史料学》（北京，1983年版）第311—353页的元代部分。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1986年出版的《通制条格》，《元代史料丛刊：通制条格》（浙江古籍出版社）第1—5页的介绍文章。
[434]近年叶幼泉、王慎荣在《元史探源》中对《元史》编修过程作了新的考释，见《文史》27辑（1986年）。第177—194页，特别是第178—183页关于元实录的叙述。亦见[75]柯立夫的《现存〈元史〉简论》。
[435][118]傅海波：《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史学：民族涵化中史学的作用》。
[436]见[552]杨联陞的专论：《〈元典章〉研究》。
[437][875]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北京，1955年版）。
[438][221]岩村忍、田中谦二：《元典章·刑部》2卷（京都，1964年、1972年版）。在第1卷前附的文章是，吉川幸次郎：《元典章中所见汉文史牍文体》；田中谦二：《元典章的蒙文直译体文本》。
[439][412]保尔·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1卷（巴黎，1937年版）；2卷（巴黎，1972年版）；3卷（巴黎，1977年版）；4卷（巴黎，1985年版）。
[440][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1291年法典复原》（普林斯顿，1979年版）。
[441]见陆峻岭：《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442]《宋元地方志三十四种》，12卷（台北，国泰文化事业委员会1980年版）。
[443]见《福兰克·W.柯立夫纪念专集》，《突厥研究》杂志1985年第9期，第5—7页。
[444]萧启庆教授对本文初稿的口头、书面意见和批评，修正了文中的不少错误，作者深表感谢。但是萧教授未看到最后的译文，对文中任何错误不负责任。
[445][111]傅礼初：《全史：1500—1800年近代化初期的平行发展与相互交流》。
[446][524] B. IA.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列宁格勒，1934年版）。
[447][525]米歇尔·卡肖译：《蒙古社会制度：游牧封建主义》（巴黎，1948年版）。
[448][526] B. IA.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张兴唐、吴禅昆（音译）汉译（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7年版，1967年再版）。[527]另一部直接译自俄文原著的是刘荣焌的译本《蒙古社会制度史》（北京，1980年版）。
[449][522] B.IA.符拉基米尔佐夫：《成吉思汗》，米歇尔·卡肖译（巴黎，1948年版）。
[450][256]劳伦斯·克拉德：《中世纪的封建和糙靼政体》。
[451][762]李则芬：《元史新讲》（台北，1978年版），卷5。
[452][751]杨讷、陈高华等编：《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4卷（北京，1985年版）。
[453][867]韩儒林：《元朝史》（北京，1986年版）。
[454][866]韩儒林：《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1982年版）。
[455][818]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元史论集》（北京，1984年版），共计770页。注意附录：《1949—1980年的中国元史研究》和《1949—1980年部分元史论文目录》。
[456][831]姚从吾：《东北史论丛》（台北，1959年版）。
[457][835]姚从吾：《姚从吾先生全集》（台北，1971—1982年版）。
[458][78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修订版，1935年），在《元史研究》（台北，1977年版）中重印。
[459]陈垣：《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西亚和中亚人的汉化》，钱星海（译音）和L. C.古德里奇译（洛杉矶，1966年版）。
[460][275]兰德彰编：《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普林斯顿，1981年版），第212—253页。
[461][31]见沃尔夫冈·鲍尔编：《汉—蒙古研究：傅海波颂寿论集》（威斯巴登，1979年版）及傅海波的论著目录，第451—470页。
[462][115]傅海波：《杨瑀〈山居新话〉：蒙古统治下中国文化的成就》（威斯巴登，1956年版）。
[463][136]傅海波：《13—14世纪中国私修史著》，载威廉·G.宾斯利、E. G.普利布兰克编：《中国和日本的史学家》（伦敦，1961年版），第115—134页。
[464][548]箭内亘：《元代社会三阶级》，《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1916年12月），陈捷、陈清泉汉译本：《元代蒙汉色目待遇考》（上海，无出版日期；台北，1963年重印）。
[465][874]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1938年版；香港，1967年再版）。
[466][879]鞠清远：《元代系官匠户研究：质认为元代官局匠户是奴隶的人们》。英文节译载于[89]约翰·德弗朗西斯、孙任以都翻译：《中国社会史论著选译》（华盛顿，1956年版），第234—246页。
[467][856]萧启庆：《元代史新探》（台北，1983年版）。
[468][849]黄清连：《元代户计制度研究》（台北，1977年版）。
[469][759]李干：《元代社会经济史稿》（武汉，1985年版）。
[470][53]陈学霖：《中国明、清的白莲教教义和民众起义》。
[471][105]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坎布里奇，1989年版）。
[472][10]托马斯·T.爱尔森：《1200—1260年间的蒙古诸王与斡脱》；[104]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元代中国的商人组合：斡脱》。
[473][425]莫里斯·罗沙比：《忽必烈汗和他家族的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