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元中期”指的是1294—1333年，即元朝的建立者忽必烈（世祖，1260—1294年在位）去世和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妥欢贴睦尔（顺帝，1333—1368年在位）即位之间的时期。在这39年中，帝位快速转换，有9个人即位，由此造成了官员的不断变换和国家政策的经常变化。这是一个政治风云变幻无常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发生的事件逐渐削弱了忽必烈留下的强大帝国，并为在妥欢贴睦尔统治下王朝的衰亡铺设了道路。
元中期的皇帝不仅继承了忽必烈的大帝国，也承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1]忽必烈成功地将原来以草原为根基的“大蒙古兀鲁思”或“大蒙古国”的重心转到了中原，并使元朝成为第一个统治全中国和内亚草原的征服王朝。他还为庞大的多种族、多文化帝国提供了一个综合汉制和内亚制度的可行的制度构架，并从蒙古、中国和佛教源流中饰以正统的标记。[2]正因为如此，忽必烈后来被他的继承者视为最尊崇的王朝创建者和祖先，并且精心保护他的衣钵。至于忽必烈留给后人的各种问题，则是与帝国本身一样巨大和复杂。
从基础上讲，元在中国和更为广阔的蒙古帝国中的地位需要认真地重新考虑和界定，并据此做出更多的调整。中原是帝国的最重要构成部分和统治重心所在，还是它只是蒙古世界帝国的一部分，而应献出全中国的资源来维系帝国？如何满意地回答这些疑问，总是摆在元统治者面前的严肃并影响深远的问题。一方面，忽必烈虽宣称自己是全体蒙古人的大汗却难以落实，并且从一开始就受到来自内亚的宗族的严重挑战；到忽必烈去世时，元与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的战争还在继续。另一方面，草原传统势力迫使忽必烈无法将他的王朝全然置于传统的中原政府模式之上，并且在中原的根基越扎越深，使得元朝内部的文化适应过程趋于舒缓，给忽必烈的继承者留下了一些重要的问题。
从政治方面讲，忽必烈建立的政府制度是蒙古家产封建制和中原传统官僚专制的混合产物。在早先的蒙古制度下，皇亲和皇帝家族的有功侍臣都享有世袭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特权。虽然忽必烈曾试图削弱这些贵族的特权，但是他没有在这个方面走得太远，因为害怕违反蒙古国的一个基本原则：帝国是所有成吉思汗子孙的共同财产。结果是贵族们在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继续起着重大作用并享有许多利益，在他的继承人统治时期，巨大财政压力和政治上的不安定，恰证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忽必烈强化中央集权和官僚体制的措施，尽管不够完善，却使官员获得比前忽必烈时期官员大得多的权力。在后忽必烈时期，官员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权力中心，经常超越宗王而与皇帝争夺权力。
从文化和社会方面讲，在蒙古、色目（西亚和中亚人）精英与他们的汉人臣民之间有巨大的鸿沟需要弥合。这个鸿沟的存在部分是因为一般汉人在种族制度下遭受着政治歧视和社会歧视。在受过教育的汉人精英中，对这种歧视感受尤深，因为孔子的学说和儒士没有得到在以前汉人王朝下所得到的尊重。元朝政府甄用统治精英靠的是出身而不是成就。因此，蒙古人和色目人所受研习汉学的激励不大。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既然传统的汉人精英（儒士）未能分享权力，在一定意义的范围内，蒙古和色目精英仍然是汉文化传统的门外汉并且在社会上被隔离于当地居民之外。这种分隔使元王朝具有很强的“殖民”色彩。
从外交和军事方面讲，在忽必烈统治下的元的对外政策，与以前的蒙古大汗一样，是“帝国主义”的，总是准备动员统治区内的所有人力和物力为扩大帝国进行持续不断的战争。[3]但是，到忽必烈朝后期，对外征服的报酬率已经明显地减少，因为帝国已经达到它的最大的地理极限，此时应该是集中全力加强内部团结而不是对外扩张的时机。
最后，由于过度的军事征伐、庞大的赏赐和其他宫廷消费，元朝政府自始即面临长期的财政问题，不得不依靠色目理财能手用聚敛方法来开辟财源。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这些聚敛者与孔子思想捍卫者之间冲突不断，后者主张节省政府开支和减轻百姓赋税负担。从财政上讲大幅度削减开支当然是人们所期盼的，但是政治上很难实行，因为它将直接影响蒙古国家在中国的基础。
综上所述，忽必烈的成就虽然伟大，但是他的遗产并不完全是积极的。元代中期的后继者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是保存他的政府体系的问题，还要创造性地解决他所留下的多种问题，亦要解决忽必烈去世后出现的各种新问题。这就要求按照传统的中原路线进行更多的改革和改变一些殖民特征，把王朝的根在中原扎得更深，但是，同时还要保证王朝的安全和征服集团精英的利益。
铁穆耳汗朝（成宗），1294—1307年
忽必烈未给他的后人解决的比较特殊但是很重要的问题是帝位继承，在蒙古帝国的历史中，它总是引起不安和紧张的因素。忽必烈无力解决这一问题，部分是因为蒙古人的帝国是成吉思汗所有子孙的共同财产的观念与汉人的君主专制观念相抵触；还部分因为在忽必烈时期的一些偶发事件。[4]忽必烈不能将家产封建制的蒙古国家完全改变为君主专制的中原式政府，他也没打算这样做，当出现帝位继承问题时通过忽邻勒台在皇子中选择新的大汗的传统做法不能被否定。[5]
忽必烈为维持他的皇帝特权，试图用中国方式来确定他与正后的长子为正式的继承人，他选定了真金（1243—1285年）为正式的继承人，但真金在1285年去世，比忽必烈本人的去世早九年[6]，忽必烈的尝试中途夭折。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在后忽必烈时代，经常在前朝大汗提名的继承人和要求通过“选举”即位的人之间为争夺帝位产生激烈的抗争。
后忽必烈时代的帝位之争与以前的汗位之争有三点不同。
第一，竞争者的范围只限于忽必烈的后人，特别是几乎清一色的真金后人。因为在蒙古人中有这样的共识：元朝是忽必烈创建的，其他皇族成员能够在各次帝位之争中作为支持者参加新皇帝的选举。但是他们自己不能参加帝位的竞争。真金的后人最有帝位继承资格是基于这样的事实：真金是忽必烈的长子并且是他指定的继承人。
第二，宫廷中有权势的大臣在新汗即位问题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皇族成员的作用日益降低。[7]在传统蒙古制度下，是由蒙古诸王和王妃来决定“选举”的进程。官员（那颜）作为皇族成员的属下参加忽邻勒台，但从不允许他们独立发表意见。大臣在新汗即位问题上越来越起着重要的作用，显然是忽必烈加强中央集权和政府官僚化的结果，也是元政府的家产封建性质因而削弱的结果。
第三，帝位继承经常引起纷争，两种候选人交替登基，一种立足于中原，正常情况下得到在首都的大臣们的支持；另一种立足于草原，常常统率着强大的驻边军队。这两种利益关系和背景完全不同的候选人的交替，加上一系列皇帝在位时间很短，导致了政府的一般政策尤其是文化倾向的大幅度摇摆，使得这一时期的政治变化无常。
铁穆耳的即位
在1294年2月忽必烈去世后立刻爆发了第一次继承人危机，因为忽必烈并未正式册立他的孙子、真金第二子铁穆耳（1265—1307年）为继承人。在真金1285年去世之后，年迈的忽必烈在确定继承人上显然一时犹豫不决。根据波斯史家拉施特的说法，是真金的正妻阔阔真（亦名伯蓝也怯赤，1300年去世）、铁穆耳之母在积极促成儿子即位。[8]但是，虽然在1293年7月铁穆耳被授予皇太子印，当时他被派往蒙古本土，以出镇宗王统管草原的全部军队[9]，但是他并未得到像他父亲那样的正式的皇太子册立。这可能反映了忽必烈在他的孙子是否合适做未来的大汗上持保留态度，因为他相当清楚铁穆耳是个嗜酒者。[10]这样，在忽必烈去世时继承问题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铁穆耳的帝位竞争对手是他的哥哥甘麻剌（1263—1302年）。作为真金的长子，甘麻剌与铁穆耳一样有资格成为他们的祖父的继承者。因为甘麻剌曾多年任蒙古本土的指挥官并于1292年被封为晋王，统领成吉思汗的“四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11]，他的所享有的武力支持和他弟弟的一样坚实。但是，铁穆耳显然比他的哥哥有优势：他不仅被忽必烈指定为继承人，还得到了阔阔真的帮助。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阔阔真以其贤淑得到忽必烈的喜爱并且很有影响。虽然甘麻剌的母亲还难以确定，但从阔阔真站在铁穆耳一边的事实，似可看出甘麻剌不是她的亲生儿子。[12]
同样有意义的是重要的大臣支持铁穆耳即位。忽必烈为他去世后指定了三个辅政大臣：玉昔帖木儿（1242—1295年），成吉思汗的著名伴当博尔术（死于1227年）的孙子，枢密院知院；伯颜（1236—1294年），八邻部人，曾领军灭宋并多年任北方和西北诸军的统帅；不忽木（1255—1300年），受儒学影响的康里政治家，中书省平章政事。这三个大臣都通过不同的途径与铁穆耳或他的母亲建立了密切的关系。[13]除了这三个大臣外，中书省右丞相完泽（1246—1303年）曾以重要辅臣身份陪同铁穆耳前往蒙古本土。[14]忽必烈是否为铁穆耳即位做过特殊的安排尚不清楚，但是这些朝廷重臣显然都在向这一方向努力。
当1294年4月14日在夏都上都举行忽邻勒台时，支持甘麻剌的不乏其人。[15]但是他们被铁穆耳的支持者所战胜。实际上，据说玉昔帖木儿曾说服甘麻剌带头推动铁穆耳即位。[16]同时，战功显赫的伯颜为使铁穆耳即位采取了更强硬的姿态。据说他握剑站在大殿阶梯上，宣布忽必烈的旨意并解释为什么要立铁穆耳为帝，结果是“诸王股栗，趋殿下拜”[17]。显然伯颜和玉昔帖木儿的威望和他们背后的强大军事和官僚机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使他们操纵了忽邻勒台。这些首要大臣在决定谁将成为新大汗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在蒙古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预示着未来将产生许多推动新君即位的官僚。
忽必烈成就的守护者
铁穆耳13年的统治自始即以守成为基调。作为忽必烈帝国的直接继承者，铁穆耳汗和他的臣民一样期望成为他祖父统治模式的守护者。在1294年5月10日颁布的即位诏书中，新汗正式宣布他要奉行和保护忽必烈朝的成规。[18]这成为他统治期间的基本准则。
铁穆耳朝的守成性质明显地表现在主要政府机构的官员人选和重要政策两个方面继续保持忽必烈晚年的格局。除了赐给忽必烈朝的蒙古高官荣誉爵号外，铁穆耳汗在他的政府中保留了忽必烈在1291年吐蕃权臣桑哥失势后为缓解桑哥财政政策影响而任命的大多数中书省宰臣。[19]完泽还担任右丞相并且是独相，直到1298年才任命哈剌哈孙（1257—1308年）为左丞相。
铁穆耳在位初期的首要人物完泽，主要是因为他谨慎和宽厚而不是因为他的才干而成为朝廷重臣。[20]出自著名的蒙古斡剌纳儿部的哈剌哈孙则不仅以他的才干和正直著称，还以雅重儒术而闻名，在完泽1303年去世后，他成为朝廷中最有影响的人物。[21]铁穆耳朝初期的另一个有影响的人是康里大臣不忽木。[22]不忽木成长于宫廷中并在国子学中受到理学大师许衡（1209—1281年）的教育，他是有元一代最有名的非汉人儒士官员。他先任平章政事，后任御史中丞，在铁穆耳朝主要起为儒学辩护和规范朝政的作用。
这些蒙古和色目重臣得到了一群汉人官员和回回理财者的支持。汉人官员包括何荣祖、张九思（1242—1302年）、梁德珪（1259—1304年）和何玮（1254—1310年），他们有着不同的思想信念和政治背景。在回回理财者中，麦术丁和阿里曾是忽必烈朝阿合马和桑哥手下的官员。但是最突出的回回人是著名的回回大臣赛典赤·赡思丁（1211—1279年）的曾孙伯颜，拉施特说他是“极尊贵、有权势的大臣”，任撒希伯底万，撒希伯底万在波斯语中通常指财政大臣。[23]显然铁穆耳是在继续奉行忽必烈保持中央行政人员的种族和思想平衡政策。
完泽和哈剌哈孙掌管下的行政机构采取了确保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政策。在财政方面，废除理算欠税是桑哥失势之后已经采用的政策。[24]铁穆耳朝继续施行这一政策，并且几次免除部分地区或全国的差发和赋税。[25]铁穆耳汗强烈反对为增加收入向民众征收任何额外的赋税，他于1302年下令禁止征集除赋税定额以外的任何东西。[26]
在思想方面，铁穆耳的政府表现出对儒学和儒士的尊重。铁穆耳即位后不久，即发出崇奉孔子的诏书。[27]主要在哈剌哈孙的推动下，新建文宣王庙于大都，并徙国子学于其中，同时增加了国子学的学生。[28]哈剌哈孙与儒士关系特别密切，据说常在裁决大政时征求儒士的意见。[29]
衰落的迹象
按照《元史》的说法，忽必烈朝加上铁穆耳朝是元代的巅峰期。[30]但是已经有迹象表明铁穆耳朝标志着元廷衰落的开始。铁穆耳汗本人没有他祖父的心智和身体活力，而这些对继续领导帝国是需要的。他的大臣完泽亦不是足以替代前期领导的强有力人物。在两个人过度宽容和拖拉的管理下，政府似乎失去了行政活力和财政平衡。官员队伍急剧膨胀。虽然朝廷和京城官员合计定额是2600人[31]，御史台于1294年上报官员在京城食禄者超过1万人，在各行省则更多。[32]实际形势变得如此严重，以至在1303年下令中书省淘汰所有冗员。[33]官府冗员的大量增加，并没有促进行政效率的改变。郑介夫在1303年上书朝廷的《太平策》中指出：忽必烈在1291年颁布的《至元新格》中要求官员限期五天处理一般公务，限期七天处理中等公务，限期十天处理重大公务，但是官员常用半年才能处理一件不重要的事务，要用整整一年处理一件重要公务。[34]铁穆耳汗亦对普遍存在的官府延误政务问题深恶痛绝，他在1294年曾为此严厉申斥中书省臣，甚至表现出对臭名昭著的桑哥时期行政效率的怀念。[35]
政府受到愈演愈烈的贪污腐败之风的影响，铁穆耳汗朝发生了一系列腐败丑闻。政府高层的最大丑闻发生在1303年。在前一年，朱清（1237—1303年）和张瑄（死于1303年）被控有罪。[36]他们曾是海盗和贩私盐的盐徒，在宋亡时率领大量船只叛宋降元。他们利用为元廷海运粮食和私自从事海外贸易积聚了大量财富。审判的结果是他们的全部家人都被囚禁并没收全部财产。
对此案的调查发现朱、张二家曾向朝中的几个高官行贿。中书平章伯颜、梁德珪、段贞、阿里浑萨里和另外四名中书省官员因为受贿在同一天被撤职。[37]甚至完泽亦因接受朱、张贿赂而受到弹劾。[38]为清除腐败，盛怒的大汗诏定赃罪为12章，并在1303年春季派遣官员调查国内七个地区的案情。[39]他们调查出贪官污吏18473人，获赃45865锭。这显然是一个压低了的上报数字。[40]但是，大汗没有坚持消除腐败的努力。不仅完泽在这起贿赂丑闻中全然无损，大多数因受贿而被撤职的中书省臣也在后来的两年中又被起用。[41]
官府冗员和官僚腐败只是造成贯穿元朝中后期政府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的部分原因。造成财政困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常年对贵族尤其是皇室成员的慷慨赏赐。[42]忽必烈慎于赏赐，对他的家族成员尤为“吝赐”。但是从铁穆耳开始，元廷的大汗在忽必烈确定的岁赐额之外，还给皇室成员和勋臣大量的慷慨赏赐。如此慷慨赏赐是政治的需要，由于帝位之争愈演愈烈，既要酬劳皇室成员和勋臣，也要继续保证他们的支持。在1294年铁穆耳即位时，皇室成员得到的赏赐比在忽必烈时期得到的岁赐额金多4倍，银多2倍。[43]此外，铁穆耳还因不同原因给予一些皇亲巨额特殊赏赐，如1294年给三个驸马赐银的总数就超过了12万两。[44]
巨额赏赐很快造成国库枯竭。[45]1294年铁穆耳即位后两个月，中书省报告：“朝会赐予之外，余钞止有27万锭。”[46]第二年年初，中书省又报告忽必烈时期的储蓄几乎全被用来支付皇室成员和勋臣的赏赐。[47]简而言之，由于后忽必烈时期蒙古政治特殊性质的影响，以宫廷赏赐形式出现的政治贿赂已成为元廷财政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
因为铁穆耳的政府反对增加税额，除借用钞本银之外无法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元廷乃于1294年下令诸路平准库作为钞本贮藏的银936950两，除留192450两作钞母外，全部运往京城，显然是支付日常开支。四年之后，又借用了20万锭钞本。到1299年，元廷的财政形势更为恶化，花费的一半借自钞本。[48]借用钞本又转而极大地削弱纸钞制度的信誉，并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其程度远比13世纪80年代发生的通货膨胀剧烈得多。[49]
向和平过渡
铁穆耳朝是持续不断的征伐和大致和平两个时期之间的有意义的过渡期。忽必烈朝后期发动的所有对外战争都以失败而告终。铁穆耳改变祖先的扩张政策，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更多的征服将无任何成果并且耗费巨大。他即位后立刻取消了忽必烈在位最后几年规划的对安南的征服，代之以将安南作为纳贡国。1298年，铁穆耳否定了再次入侵日本的建议，并在第二年派遣一名僧侣作为和平使者前往这个岛国。[50]铁穆耳朝的对外征伐，只有1300—1301年的征缅之战和1301—1303年征八百媳妇之战，八百媳妇是在今天泰国北部和缅甸东部的一个小国。虽然这两次战役都以失败告终，但其原有目的亦不在于征服二国。发动征缅之战是因为缅国人废黜了奉元廷为宗主的国王而要对其惩罚，征八百媳妇则是由于该国侵蚀元朝领土而采取的征讨行动。[51]
铁穆耳汗最大的政治和军事成就是成功地结束了与窝阔台后汗海都（约1235—1301年）、察合台后汗笃哇（1282—1307年在位）的耗时和耗力的战争，他们从1268年或1269年开始对忽必烈的大汗地位提出挑战。[52]但是，这一成果来之不易。尽管忽必烈在1/4世纪中经过持续不断地努力将他的中亚敌手阻挡在生产粮食的定居地区之外，海都和笃哇在忽必烈去世时又卷土重来，把他们的控制区延伸到畏兀儿地区并不时侵入蒙古本土。
铁穆耳在位的大多数时间不得不为保卫内亚地区耗费大量资源，实际上在他当政的初期在蒙古本土就遭受了一系列的挫折。1298年的一个冬夜，笃哇突袭合尔哈都由宗王阔阔出（死于1313年）指挥的驻守漠北的元军主力，阔阔出是铁穆耳的叔父，代铁穆耳统军于漠北。此战的结果是铁穆耳女婿高唐王阔里吉思（死于1298年）被俘，在漠北的元军伤亡惨重。[53]
海山（1281—1311年）重建防卫体系后，元在漠北的地位才得以恢复。海山是铁穆耳长兄答剌麻八剌（1264—1292年）之子，于1299年受命统军于漠北，取代无能的阔阔出，其时年方18岁。[54]除了诸王统率的蒙古军和驻守漠北多年的宿将床兀儿（1260—1322年）统率的钦察军外，海山手下还有来自各卫的汉军和新从汉地调来的蒙古军。
再次得到加强的元军在次年秋季转入攻势，在阿尔泰山南将海都击败。1301年9月，海都和笃哇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势，于是在阿尔泰山之东的铁坚古和合剌合塔爆发了更具历史性决定意义的战役。这次战役本身可能是未分胜负，所以在汉文和波斯文史料中对战役的结果有截然不同的记载。[55]重要的是该战役的间接结果，笃哇在作战中负伤，而海都死于战后不久，可能也是在战斗中受了伤。[56]
海都之死，清除了蒙古诸汗国媾和的主要障碍。恰是海都的同盟者笃哇首倡和议。笃哇已倦于无望的挑战大汗权威，他更关心的是在中亚建立自己的统治，所以他设法使海都之子察八儿在1303年夏季成为窝阔台汗国的统治者。当年秋季，笃哇说服察八儿与他一道向铁穆耳表示他们将停止敌对行动，并且承认铁穆耳是全体蒙古人的大汗。
铁穆耳对这一建议很快做出了积极反映。虽然笃哇提议的为媾和召开的忽邻勒台并未举行，停战的和约还是达成了。由铁穆耳、笃哇和察八儿共同派出的使者于1304年年初抵达伊利汗完者都（1304—1316年在位）的汗廷，请求完者都同意和平并重建全体蒙古人的统一的建议。[57]和约对完者都及其他蒙古汗国的统治者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完者都在1305年致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的信中骄傲地宣布蒙古人世界已取得了和平，并且鼓励欧洲诸王以蒙古人为榜样。[58]
虽然1303年取得的和平是短暂的，但它不仅重新确定了元廷与其他蒙古汗国的宗主关系，还为元朝通过离间察合台后人和窝阔台后人的关系彻底解除来自中亚的威胁提供了机会。
在外部压力减轻后不久，曾是同盟者的笃哇和察八儿之间为疆域问题发生了冲突。在这次冲突中，铁穆耳支持笃哇。1306年秋季，铁穆耳派遣海山率领一支军队越过阿尔泰山南麓去支援笃哇。海山从背后向察八儿发起进攻，俘虏了察八儿家族的几个成员，并远进至也儿的石河。察八儿别无选择，只得向笃哇投降。[59]
察八儿后被笃哇所废，可能是在1307年，他的幼弟养吉察儿被笃哇立为窝阔台汗国的傀儡汗。在这种环境的压迫下，察八儿于1310年海山在位时向元廷投降，这就标志着困扰了元廷近四十年的窝阔台汗国的完结。笃哇及其继承者绝大多数时间承认元廷的宗主地位，持续地向大都派出贡使。此后元廷与察合台汗国之间除了1316—1320年间的短暂冲突外都维持着和平关系。[60]这样，忽必烈未能达到的确立元廷对整个蒙古世界的宗主地位的目标，终于在铁穆耳朝后期得以实现。
卜鲁罕皇后干政
虽然铁穆耳汗能够重建蒙古世界的和平，但是他没能保证自己家族和宫廷的融洽，亦不能使皇位继承平稳过渡。由于年轻时饮酒过度，铁穆耳晚年一直被重病所扰。[61]卜鲁罕皇后利用这种形势，在宫廷和家庭事务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卜鲁罕出身于著名的蒙古贵族家族伯牙吾氏。1299年，皇后失怜答里去世，卜鲁罕被立为皇后。真金妻阔阔真于次年去世，这无疑使卜鲁罕有了更大的政治影响。
卜鲁罕显然是个有能力的女人，《元史》本传用的是敌对调子，也还是强调她影响下的朝政绝大部分是“平允”的。[62]1302—1303年朱清和张瑄的案子就是由她处理的，从他们家中查抄的巨额财产转到了她的中政院之下，大大增加了她的财产。[63]1305年6月，她把自己的儿子德寿立为皇太子。为了保证德寿能够平稳地继承帝位，宫廷中所有潜在的对手都被清除。答剌麻八剌的儿子爱育黎拔力八达（1285—1320年）在8月被封为怀宁王，送往怀州（河南沁阳）。但是没有想到皇太子德寿死于1306年1月。[64]铁穆耳汗于1307年2月2日去世，终年41岁，没有了明确的继承人，帝位继承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海山汗朝（武宗），1307—1311年
铁穆耳的继承者海山是在许多皇族成员和高官卷入的武力冲突之后才登上帝位的。铁穆耳去世时没有明确的继承者，贵族和大臣立即分成了两派，每派支持一个帝位候选人。[65]一派由卜鲁罕皇后本人控制，得到了以中书省左丞相阿忽台（死于1307年）为首的一批中书省大臣和中政院官员的支持。他们企图先以卜鲁罕皇后摄政，然后推举安西王阿难答（死于1307年）即位。[66]另一派以右丞相哈剌哈孙为首，得到了宗王秃剌（察合台重孙，死于1309年）和牙忽都（拖雷后人，死于1310年前后）的支持。他们谋求以答剌麻八剌的儿子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继承帝位。[67]
两派力量各有有利的方面。按照蒙古帝国的传统，卜鲁罕在丈夫死后采取摄政行为合乎蒙古政治传统。她提出的帝位继承人阿难答是真金弟忙哥剌（死于1278年）之子、铁穆耳汗的堂弟；阿难答作为长辈在帝位继承中占据有利地位。[68]但是，帝系问题一旦提出，阿难答就处在弱势地位了。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支持者以“旁系子孙不能继承帝位”为由强烈反对阿难答，因为阿难答是后忽必烈时代惟一的非真金后人的帝位争夺者。此外，虽然阿难答出镇唐兀之地，统有一支大军，并且在与海都和笃哇的战争中起过重要的作用，但他在京城是一个新客，缺乏当地大军对他争夺帝位的支持。阿难答是个虔诚的穆斯林，这同样有损于他，当时元皇室中佛教徒居多，这使阿难答明显处于不利的政治地位。[69]
另一派的不利方面是在铁穆耳汗去世时没有一个帝位候选人在京城。海山还在西蒙古，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他的封地怀州。但是，这兄弟俩人比阿难答更有理由继承帝位，因为他们毕竟是真金的孙子。此外，俩人有作为帝位候选人的足够资历。海山是内亚之战中的英雄并且依然指挥着帝国最强大的军队。在另一方面，他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有好儒的名声，在汉人中颇得人心。[70]但是，没有哈剌哈孙的支持，他们不可能夺得帝位；哈剌哈孙不仅控制着中枢机构，还在铁穆耳患病以后掌握着帝国卫军。作为右丞相，他能用暗中拖延的办法拒绝副署卜鲁罕皇后发出的诏旨，并且拒不让卜鲁罕一派使用所有的印信和动用国库款项；同时，他派出使者催促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尽快赶回京城。[71]
爱育黎拔力八达赶到大都后，于4月4日率领哈剌哈孙交给他的军队突袭宫廷，杀死阿忽台，囚禁了宗王阿难答和皇后卜鲁罕。反对势力就这样被消灭了，但是两兄弟间面临困难的选择。虽然爱育黎拔力八达因为控制了京城而居于有利地位，但海山不仅是年长者，还握有超过弟弟实力的军事力量。在他们的母亲答己（死于1322年）仲裁之下，兄弟二人达成协议，爱育黎拔力八达取消宫廷政变后的摄政举动。作为回报，海山在即位后封他的弟弟为皇太子。海山随即带领3万士兵从蒙古本土赶来，1307年6月21日他在上都的即位是以忽邻勒台的方式举行的。[72]但是，很清楚，1307年的继承危机没有就此解决。此外，是在京城的以哈剌哈孙为首的大都官员的支持及海山本人控制的强大军队使他夺取了帝位。忽邻勒台不过是海山一派在以武力夺取帝位的事变后为取得必要的合法权威举行的一次仪式而已。
行政机制的变异
仅在位三年半的海山汗的政治作风方面与他的前任截然相反。一方面，铁穆耳汗尽力保持忽必烈的统治模式。另一方面，海山则对这种模式不大尊崇。1310年，汉人监察御史张养浩（1270—1329年）在上书中尖锐地指出，皇帝的每一项政策都与忽必烈时不同，他质问是否皇帝要否定忽必烈时期的政府模式，建立自己的政府模式。[73]
从海山早年的经历可以部分理解他的政治倾向。[74]虽然他和爱育黎拔力八达一样曾师从于儒者李孟（1265—1321年），但是时间很短，他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显然很少。他成年后即成为部署在草原上的元军的最高统帅，并且总是军务缠身。海山显现的是标准游牧骑士的鲁莽和朴实，对他的曾祖父费尽心机建立起来的官僚统治和政府管理机制感到不耐烦。出于对大都现设机构的不信任，虽然哈剌哈孙在新帝即位中贡献颇大，海山在即位后仅两个月就把哈剌哈孙调到漠北任新建的岭北行省的右丞相。[75]此后，海山依靠的主要是他从漠北带来的侍从和将领。
漠视现存制度导致了海山滥授贵族及官吏官职，以致资格不符的冗员充斥官府。显然是为了赢取对其权威的支持，海山在1307年和1308年就加封了19个王号，其中14个是“一字王”。在这14个一字王中，只有两个是大汗的儿子，这就完全打破了忽必烈时期的不成文法的规定，按照这个规定，只有大汗的儿子才能被封为一字王。[76]海山还更无节制地滥授爵号和随意任用高级官员。正如张养浩所言，甚至演员、屠夫、佛教僧侣和道士都被授予中书省臣的名号，工匠被授予国公和丞相的名号。这一说法一点也不夸张，它可以从现存史料中得到证明。[77]
除了滥授官职和爵号外，造成海山朝冗官增加和管理机制败坏的另一个举措是近侍为牟取私利不通过政府的正常途径，擅自颁布有关人事、财政及司法的诏令。此处所说的近侍，显然是指那些接近海山和皇太后答己的内廷官员和担当宫廷侍卫的怯薛成员。[78]在海山即位后的两个月里，“内降旨”给官的有880余人，得官者300人。尽管中书省不断提出异议，这种做法还是持续不断，因为这些内旨若非出于皇帝本人的意愿，亦是得到皇太后答己的同意，她经常干预政府事务。[79]
官僚机构的迅速扩大在高层已经明显地显露出来。据1307年的报告，中书宰臣已达14人，御史大夫4人。[80]一年之后，枢密院在上书中指出忽必烈时期枢密院长官只有6人，而现在已增至32人。[81]为节省支付迅速膨胀的官员队伍的开支，海山于1307年颁诏按照铁穆耳汗于前一年确定的官员员数裁减官员。但是，这一诏令显然没有得到实际效果，两年后海山本人也承认“员冗如故”。[82]
官僚机构的膨胀自然大大增加了政府的开支。海山本人的花费更加剧了财政紧张局面，在赐赉方面他甚至比铁穆耳汗还慷慨。海山按照铁穆耳时的定例向参加他即位大典的诸王和官员颁发赏赐，但是由于储蓄告罄，到当年秋季应赐的350万锭钞只赐出170万锭。[83]此外，为在大都、上都和五台山圣地修建佛寺，为政府官员建宅，为购买珠宝，亦有巨额的花费。[84]更大的花费是在旺兀察都（今河北省张北县白城子）新建中都，以使皇帝在每年的两都巡幸时有一个舒适的中间停住地点。[85]
由于从前任者继承的府藏不足，加上无节制的花费，海山在他即位初年就遇到了财政困难。在他即位后仅四个月，中书省汇报的政府财政状况是这样的：常赋岁钞400万锭，入京城供中央政府日常开支的实际只有280万锭。但是，从皇帝即位以来，已经支出420万锭，应求而未支的还有100万锭。[86]1307年的政府开支共计纸钞1000万锭，粮300万石。[87]面临如此严重的财政亏空，海山用挖掘货币储备的方法来应付开销。至1310年秋季，借用钞本10603100锭。[88]此外，还预售盐引，以弥补财政亏空。[89]在现有财源全耗尽之后，海山政府所面临的财政问题已达危机程度。
“新政”
海山汗对严重的财政危机的反应，不是根据他的下属官员的不断建议采取缩减开支和裁减冗官的政策，而是做了一个鲁莽的尝试：重建尚书省以增加税收。[90]为增加税收而设立尚书省在忽必烈时期有过两次，是在色目理财大臣阿合马和桑哥的领导之下，但是都因为采取高度剥削政策引起普遍怨恨而被撤销。
海山即位后不久就接受了老侍从、宣政院使脱虎脱（畏兀儿人，死于1311年）建立尚书省的建议，但是御史台坚决反对。[91]由于政府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乐实（死于1311年）和保八（死于1311年）催促海山重建尚书省以推动财政改革，并终于在1309年9月重建了尚书省。[92]
虽然中书省还应处理政府的主要事务，而尚书省只应负责与财政改革有关的各项政策；但是新建的尚书省很快就剥夺了中书省理财、用人和司法等最重要的权力，并被赋予更大范围的决定权。所有的行中书省都改名为行尚书省，尚书省的触角通过它们直达全国各地。尚书省的主要官员是左丞相脱虎脱，平章三宝奴和乐实，右丞保八。脱虎脱和三宝奴二人都是海山的老侍从。[93]乐实是忽必烈朝的官员，曾因贪污而被撤职。[94]保八在此之前的经历不详，估计是因为他有理财经验而被委以重任。
海山“新政”的中心是货币改革。新发行的至大银钞被用来取代原有的中统钞和至元钞。纸钞的兑换额是新钞与至元钞以一当五，而1287年发行的至元钞比1260年发行的中统钞已经贬值了5倍：这是半个世纪中通货膨胀的一个生动标志。为强化新钞的价值，金、银禁止使用，并且在元朝第一次铸造了两种铜币，称为“大元通宝”和“至大通宝”。这次货币改革是为了解决通货膨胀并且弥补日益增大的预算赤字。1310年发行的纸钞总量是145万锭，等于旧中统钞3630万锭，为前三年任何一年印行纸钞量的7倍，是元廷此前印行纸钞最多一年的1302年印钞量的3. 5倍。[95]
为增加税收还采取了其他措施：国家垄断的盐引的出售价格比铁穆耳朝末年增加了35 %。[96]解除了产酒的禁令，并专设了酒课提举司负责征收酒税。铁穆耳朝取消的欠税，也重新理算。江南民户每年收粮超过5万石的，亦要向官府增交粮税2%。
为了更有效地征收赋税，征税者根据其征收的赋税超过1307年赋税限额的比例论赏。为了稳定粮价，在各地建立了“常平仓”；从长江流域海运的粮食额在1310年则增加到293万石。[97]为减少政府开支采取的措施很少，只是有限地减少了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和通政院主要官员的员数和裁减了各机构的冗员。[98]
总的说来，尚书省及其设计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早在忽必烈朝建立尚书省的尝试，已充分证明了是不得人心的举动，并留下了高压和盘剥的公众印象。因而尚书省自始即遭受强烈反对。右丞相塔思不花和御史台官员曾反对尚书省的设置。[99]海山的老侍从、右丞相亦纳脱脱以及出身汉儒的官员敬俨、张养浩、高昉（1264—1328年）和御史台的官员都对尚书省的政策提出了强烈的批评。[100]有些受命到尚书省任职的汉人官员拒绝履任。[101]此外，尽管新政策可能成功地增加税收，纸钞的过量发行和盐引价格的急剧提高，势必加大通货膨胀压力并使物价涨幅更高。[102]
欲解决预算赤字和通货膨胀问题势必大量削减宫廷和政府开支。但是，这不仅与海山的既定政策背道而驰，亦会引起贵族和官僚的强烈不满并遭到他们的反对。海山为解决财政困难选择了一条便捷的途径，但是他采用的通货膨胀方法实际上恶化了他的政府所面临的问题。无论如何，改革并没有机会展现结果，因为它仅仅实行了16个月；海山于1311年1月去世，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当年初春即位，废除了所有改革措施。
爱育黎拔力八达汗朝（仁宗），1311—1320年
早年的倾向
1311年4月爱育黎拔力八达继承兄长海山的皇位，是元朝历史中第一次和平与平稳的帝位继承。按照先前的约定，海山在1307年将他的弟弟封为皇太子，并像忽必烈在位时确定真金为继承人后的做法一样，任命爱育黎拔力八达为中央各机构名誉上的最高首脑，这些都为帝位的平稳转移创造了条件。[103]从海山与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兄弟情分和兄终弟及的和平即位方式来看，人们可能会认为两朝皇帝在政策和用人上保持连续性。但是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初年的表现恰恰相反：海山的主要大臣都遭清洗，大多数政策都被废止。这些作为，可以追溯到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文化、思想倾向以及他与兄长间的复杂政治关系。
爱育黎拔力八达从十几岁起就学于儒士李孟，李孟向他灌输的儒家伦理和政治观念对他后来的政治态度有很强的影响。[104]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怀州任宗王及后来身为海山的皇太子时期先后在身边任用的汉儒有陈颢（1264—1339年）、王毅、王约（1252—1333年）、赵孟頫（1254—1322年）、王结（1275—1336年）、张养浩、尚野（1244—1319年）、姚燧（1238—1313年）和萧（1241—1318年）；艺术家有商琦和王振鹏；此外还有色目学者板勒纥人察罕（他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翻译家）和畏兀儿散曲作家小云石海涯（贯云石，1286—1324年）。结果是爱育黎拔力八达不仅能够读、写汉文和鉴赏中国绘画与书法，还非常熟悉儒家学说和中国历史。[105]在儒家政治学说的强烈影响下，爱育黎拔力八达自然反对海山所建尚书省的各项聚敛政策。
爱育黎拔力八达与他的兄长之间固然具有手足温情，但亦有政治上的微妙关系。因为爱育黎拔力八达实际上为他的兄长夺得了帝位，海山总是怀疑他有自己篡夺帝位的图谋。爱育黎拔力八达的老师李孟在海山即位后立即弃官而去，因为他被指控曾力促爱育黎拔力八达自己即位。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政治上不便为李孟辩护。[106]从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地位考虑，东宫詹事丞王约不断劝告他在政治上持忍让态度。[107]尽管如此，尚书省平章三宝奴和主要的宦官李邦宁还曾建议以海山之子和世（1300—1329年）取代爱育黎拔力八达的皇太子位置。[108]爱育黎拔力八达似乎对他兄长的政策所起作用甚少，他对这些政策的反对直到他自己即位后才显示出来。
清洗
爱育黎拔力八达对兄长政策的反对和热切希望元朝政府更加儒化，促使他在即位前后很快进行了血腥清洗并废除了兄长的绝大多数政策。1311年1月30日，海山去世后仅三天，爱育黎拔力八达就撤销了尚书省，将其主要官员脱虎脱、三宝奴、乐实、保八、王黑逮捕并处死。[109]在其后的几个月中，废止至大银钞和铸币，中统钞和至元钞又成为官方通行的仅有货币。官员的人数裁减到1293年的水平，曾经升级的各官署则恢复到忽必烈时期的地位。海山批准的各项公共建筑计划，亦全部停工。[110]
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朝廷中加强了士大夫在政府中的地位。除了任用蒙古和色目丞相外，他成功地将他的老师李孟和出身于显赫汉军世家的儒帅张珪（1264—1327年）任命为中书平章政事，给予他们管理政府的极大权力。爱育黎拔力八达最早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把忽必烈时期的16位老臣召到京城，包括著名学者李谦（1234—1312年）、郝天挺（1261—1317年）、程钜夫（1249—1318年）和刘敏中（1243—1318年），他们中的不少人被委以要职，其他人则成为顾问。[111]爱育黎拔力八达还不断下令选取文学之士入翰林院和集贤院。[112]他的重用儒士，不仅仅是为了装饰门面。在他们的导引和支持下，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位初年采取了一些重要的举措，推动了元朝进一步汉化和儒化的改革。
恢复科举考试
爱育黎拔力八达使官僚队伍更加儒化的大胆尝试，是他改革元朝制度的最重要措施。儒士以前在元朝政府中之所以没有起到重要作用，主要原因是以前各朝都没有把他们的学问视为补选官员的基本标准。大多数高官是以出身为评选标准而产生（通过承袭和荫的特权，荫即降等承袭其父辈的官职），而多数中下级官员则是由吏入官。结果是大多数官员并没有受过儒学教育，也不具备儒家的政治倾向。
为改善通过承荫得官者的教育水平，1311年下诏规定汉人职官子孙承荫，需考试一经一史，考试合格者直接任职，免去见习期。[113]蒙古和色目职官子孙承荫者可以选择考试，通过考试的人授官时比原袭职务高一等。可能是为了减少儒官的竞争，由地方机构胥吏出身的官员可以出任的最高职务自四品官降为五品。[114]但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所做的最有意义的制度变化，是恢复了科举考试制度。
科举考试是中原王朝甄选统治精英的主要途径，关系重大，所以在忽必烈朝不断围绕恢复考试问题展开争论，但是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在恢复科举考试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有两个原因。[115]第一，由于元廷主要依靠承袭制补充官员队伍，采用考试制度将会损害蒙古、色目甚至汉人贵族家族的承袭和荫的特权，所以会遭到反对。第二，在汉人士大夫中对考试是否是补充精英的有效制度和采用何种科目亦存在完全对立的看法。一派赞成采用宋朝和金朝的考试科目，注重文学和经学的考试。受朱熹对考试制度的观点影响颇深的理学家反对这种观点，主张在科目中去掉文学，注重重要经典和策问考试。
因为没完没了的争论，科举考试一直没有恢复。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后，形势发生了变化。改善官员水平的急迫需要和皇帝本人欲使他的政府更加儒化的迫切要求，使得请求恢复科举考试的呼声再次高涨起来。[116]此时因为理学在元廷官员圈中已经占了明显的优势，以前理学家提出的方案几乎未遭任何反对就被采纳了。
1313年颁诏并在其后的两年中首次实行的新考试制度，显然有利于理学家的观点。考试科目重经学而轻文学。它还指定朱熹集注的《四书》为所有参试者的标准用书，并以朱熹和其他宋儒注释的《五经》为汉人参试者增试科目的标准用书。这一变化有助于确定理学的国家正统学说地位，具有超出元代本身的历史意义，并被后来的明、清两代基本沿袭下来。[117]
除此之外，新考试制度还有一些反映元朝统治下特有的多民族社会的特征。在新制度下，蒙古和色目人的考试不仅比汉人、南人简单，他们还在种族制度下享有“同等席位”，通过各省考试参加会试的名额，按照四等人的划分，每等人75个名额。另外，为了不损害旧贵族家族的承袭特权和扰乱现存的官僚体制，登第殿试的名额控制在较低水平上，每次考试不超过100人。此后元廷举行了16次考试，考中进士的共计1139人。这个数字，只比同时期文官总人数的4%稍多一点。[118]因此，科举考试制度并不意味着对享有特权的贵族子弟利益的严重损害。
爱育黎拔力八达推行的考试制度，应被看作施行平等任官机会的汉人观念和作为征服王朝的元朝的社会政治现实之间的结合。然而，爱育黎拔力八达恢复科举考试制度，既有文化意义，也有社会和政治意义。把儒家学说作为甄选精英的标准，给汉族士人入仕提供了一条正常的道路。这对江南的士人更为有利，因为直到此时他们多被排除在官场之外。此外，考试制度也鼓励蒙古人和色目人学习汉学，特别是那些不属于贵族家族的人，并由此加速了征服者的汉化。[119]
编撰法典
编撰法典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改革元代制度而产生预期结果的另一个领域。可能是因为在多元文化社会确定统一的法典有难以克服的困难，也可能是因为蒙古统治精英认为统一法典会限制他们的权力所以采取了反对的态度，元廷从未制定一个通行全国的标准法典。缺乏法典引起了汉人官员的极大焦虑，他们进行了多次努力编撰法典和律例，以作为判案的依据。最早的补救措施是1291年颁布的《至元新格》，这大体上是个法令汇编。[120]此后铁穆耳朝和海山朝编修法典的努力几乎毫无成效。
爱育黎拔力八达很快采取措施对这样的形势加以补救。在1311年即位的当月，他命令中书省臣汇集从忽必烈朝初年以来的律令条规。这一汇编工作于1316年完成。[121]但是对汇编的复审过程比预期的时间长得多。直到硕德八剌即位后两年的1323年，这一法典才以《大元通制》的名目正式颁行。这个新法典收录了建国以来的法律条文2400余条，分为断例、条格、诏制、别类四大类。[122]
《大元通制》虽不是一个全面性的法典，按照现代法制史学者的观点，此书“是元代法律成熟的标志，因为它有充实的内容并采用了以《泰和律》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法典的结构”。《泰和律》是金朝的法典，它的编撰遵循的是唐代法典模式。[123]但是，作为征服王朝的法典，《大元通制》没有完全照搬以前的中国法典。它在许多方面反映了蒙古人的习俗和元代特有的制度特征。[124]《大元通制》和也是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由江西地方政府或私人编辑的《元典章》，是元代法制史的两个里程碑，也是征服王朝的元朝日趋成熟的反映。
书籍翻译和出版
爱育黎拔力八达对汉文化的喜爱，他和他的臣僚（特别是蒙古和色目臣僚）对儒家政治学说和汉人历史经验的渴求，可以从爱育黎拔力八达下令翻译或出版的著作的数量和性质上反映出来。[125]翻译成蒙古文的汉文著作包括：儒家经典《尚书》[126]；宋人真德秀（1178—1235年）撰写的《大学衍义》；与唐太宗（627—649年在位）有关的两部著作，吴兢（670—749年）撰写的《贞观政要》和太宗本人为他的继承者撰写的《帝范》；司马光（1019—1086年）撰写的伟大史书《资治通鉴》。
在爱育黎拔力八达赞助下出版的汉文著作包括：儒家经典《孝经》，刘向撰写的《烈女传》，唐代学者陆淳研究《春秋》的论著以及元代官修农书《农桑辑要》。[127]
虽然以上所列在爱育黎拔力八达同意下出版的汉文著作，反映的是他作为天子有倡导大众道德和增加物质福利的责任，翻译著作的选择，则显示了他的实用主义目标。在下令翻译《贞观政要》时，他指出此书有益于国家，并希望蒙古人和色目人能够诵习该书的译本。[128]蒙古君主显然希望蒙古和色目精英，包括他自己，能够学习儒家的政治学说和汉人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唐太宗的教诫，能把国家管理得更好。
限制贵族特权的失败
爱育黎拔力八达按照中原传统方式对元朝政府的改革无法走得太远，因为他不能削弱蒙古诸王的行政权、司法权和经济特权来加强中央集权。尽管忽必烈推行了中央集权的政策，蒙古诸王仍然拥有对他们领地（投下）相当多的行政、军事、财政、司法权。[129]进一步削弱他们的权力是政治冒险，因为这将面临蒙古和元帝国一条最基本原则的正面挑战。爱育黎拔力八达尝试削弱诸王权力的失败，主要是因为这一原因。
1311年冬季，爱育黎拔力八达下令撤销诸王的札鲁忽赤（汉译断事官），蒙古人犯盗诈者，命所隶千户鞫问。[130]由于札鲁忽赤代表诸王处理他们领地中的蒙古人的法律事务，撤销札鲁忽赤显然意味着取消了诸王直接审理他们属下的蒙古人案件的权力。[131]皇帝的这一命令似乎只实行了很短的时间，因为已知晋王也孙铁木儿（后来的泰定帝，1323—1138年在位）和周王和世（海山之子，后来的明宗，1329年在位）两人在1316年被允许在他们位下设立了几个札鲁忽赤。[132]
爱育黎拔力八达削弱诸王行政权力的尝试受到更激烈的反抗，亦以失败告终。在右 丞相铁木迭儿（死于1322年）的建议下，1315年爱育黎拔力八达下令诸王分地的达鲁花赤[133]由中书省任命的“流官”担任，诸王只能任命副达鲁花赤。[134]一年以后，甚至连诸王任命副达鲁花赤的权力也被取消了。由于达鲁花赤是诸王分地内的主要长官，常由宗王的亲信侍从充任，这样的做法招致一些宗王和御史台的激烈批评，他们指出这样做既违背了成吉思汗与兄弟们共享天下的约定，也破坏了忽必烈制定的制度。面对这些责难，元廷不得不在1317年取消改革措施，再次允许领主自辟达鲁花赤。[135]
海山时期对诸王的赏赐相当靡费，但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朝在缩减岁赐额方面未做多少努力。在海山去世的当月，爱育黎拔力八达以诸王朝会普赐金39650两，银1849050两，钞223279锭，币帛472488匹。[136]岁赐和海山朝的特殊赏赐依然照颁不辍[137]，爱育黎拔力八达没能做出大幅度削减赏赐额的举动。这样的赏赐是蒙古制度的一部分，爱育黎拔力八达需要确保诸王的继续支持，首先是支持他登基，以后还要支持他违背与兄长的约定以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的举动。此外，由于诸王的贫困和急需朝廷以赏赐的方式进行财政补助，这样的赏赐亦是必要的。根据1319年的统计数字，领主收入所依赖的“五户丝户”的总额只占窝阔台汗（1229—1241年在位）1236年初建分封制度时封户总数的1/4。[138]爱育黎拔力八达如进一步减少诸王的收入便会破坏分封制度，而分封制度是元朝政治结构的一个重要基石。
经济和财政政策
爱育黎拔力八达无力削减赏赐恰是使他不能恢复政府财政机能的一个因素。主要的原因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没有任何可行的经济—财政政策，他也不能坚持推行他的其他政策。他的基本经济观念是典型的儒家观念：省刑薄赋，使百姓各遂其生。[139]实际上，除了废止海山的聚敛政策外，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政府还试图以停止海山时期开始的公共建筑计划来减少政府开支，削减冗官，在可控制的范围内适度增加赏赐的数额。假如他们能使之制度化，这些政策确实能够减少政府的开支。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削减冗官和减少赏赐额都没有持续进行。[140]爱育黎拔力八达除了在他即位初年曾实行劝农外，没有其他的增加国家税收的计划。[141]
更激烈的措施于1314年和1315年出台，是时铁木迭儿第二次出任右丞相。这些新举措使人想到海山时的政策，所以不能确定有多少举措出自皇帝之手。正如我们将在后面所述，铁木迭儿是皇太后答己的宠臣，爱育黎拔力八达很难控制他的举动，而在《元史·铁木迭儿传》中，把这些举措全归在他的名下。[142]铁木迭儿增加国家税收的举措包括重将对外贸易置于市舶提举司之下和预卖盐引及官府监造的铁制品。[143]但是他最重要的计划，是要重新进行早年桑哥时推行的“经理”[144]。
经理的建议最早是由忽必烈时期留下的中书平章政事张驴提出来的，目的是通过核实田产来增加税收。[145]该计划要求江浙、江西和河南三省的土地所有者在40天内向官府报告田产的实际情况，报告不实者要受到处罚。假如施行得当，这次经理不仅能够大大增加国家税收，还有助于建立更平等的税收机制。确实，在宋旧境内的有田富民经常有田而不交税，而贫民甚至在卖了土地之后还要纳税。
当经理于1314年冬季正式实行时，由于官员的上下其手导致的执行不当，引起了广泛的困扰和怨恨，尤其是江西南部有田富民的怨恨。结果是1315年的秋季在江西宁都爆发了大规模起义，起义的领导者蔡五九自号为蔡王（1315年在位）。[146]虽然起义在两个月中就被镇压了下去，政府不得不完全停止经理，甚至在1316年免除了自实田的租税。[147]结果是铁木迭儿偏离爱育黎拔力八达政策主线的增加国家税收的举措突然终止。此后，政府并未采取任何措施来巩固其财政。
派别之争
爱育黎拔力八达改革元朝制度未能成功，不仅是因为遇到诸王对抗，还因为他被宫廷内部的激烈派别之争所扰。爱育黎拔力八达从未成为他的家族乃至宫廷的主人，因为他的权力总是受到来自他的母亲皇太后答己及其属下的强烈限制。出身于与皇室保持世婚关系的弘吉剌部的答己，是一个擅权和道德有问题的女人。[148]爱育黎拔力八达从未采用任何有效的措施来阻止她干政。这样，在她的保护下，她在徽政院和宣徽院的亲信实际上组成了一个对抗中书省的权力中心。在答己的亲信中，铁木迭儿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朝和硕德八剌朝初期权力最大的人。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位的最后两年，围绕铁木迭儿的权力之争使政府陷于瘫痪。
虽然铁木迭儿出身于著名的蒙古家族，但他完全是在皇太后的庇护下得以生存并得到了权力。[149]他发迹于宣徽院，该院是管理宫廷宴享饮食事务的机构。从海山即位时始，铁木迭儿任宣徽使，他赢得了皇太后的信任并与她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为他后来的生涯取得了政治资本。1311年2月，在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前两个月，皇太后即任命铁木迭儿为右丞相，这可能违背了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意愿。在1313年春季铁木迭儿第一次去职之前，他任中书省的最高职务达两年之久。[150]在被迫离开中书省之后，铁木迭儿加强了与徽政使失列门及皇太后其他宠幸的联系。[151]在答己的重新支持下，铁木迭儿又在1314年秋季成功地再次出任中书省右丞相。[152]
据说铁木迭儿第二次任右丞相之后，更加腐败和专横，“以憎爱进退百官”[153]。不久就出现了对立的两派：一派以铁木迭儿为中心，另一派由李孟、张珪、中书平章政事契丹人萧拜住（死于1320年）、以唐兀人杨朵儿只（1279—1320年）和汪古部人赵世延（1260—1336年）为首的御史台官员等组成。[154]双方的冲突在1317年夏季达到顶点，是时监察御史40余人以奸贪不法弹劾铁木迭儿。由于证据确凿，爱育黎拔力八达下令逮捕铁木迭儿。但是，由于铁木迭儿还在皇太后的保护之下，爱育黎拔力八达最终只解除了他的宰相职务。[155]
另一次冲突发生在1319年初夏。由于铁木迭儿被委任为太子太师，在御史中丞赵世延的率领下，四十多名监察御史上书朝廷指出此人不可辅导东宫，并且列举了他的十余条罪状。尽管如此，在皇太后的坚持下，铁木迭儿的任命依然保留。中书平章张珪因反对铁木迭儿任职，在皇太后的命令下遭到杖责。至此时，铁木迭儿的主要对手都被强行去职或放逐。作为太子太师，铁木迭儿得以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剩下的最后六个月控制着整个政府。[156]
表面上，铁木迭儿与他的对手之间的冲突，是邪恶、腐败的宰相对抗忠臣及耿直的台臣的典型事例。但是：深入研究就会看出这是在政府高层进行的带有政治和思想色彩的激烈的权力之争。一方面，铁木迭儿及其在宫廷中的同盟者得到了皇太后的支持。铁木迭儿与后来图帖睦尔（1328—1332年在位）和妥欢贴睦尔（1333—1370年在位）时的权臣不同，燕铁木儿（死于1333年）和蔑儿乞部的伯颜（死于1340年）都享有凌驾皇帝的个人权力，铁木迭儿的权力则来自皇太后，而且有赖于皇太后的支撑。铁木迭儿本身权力的增长，就意味着皇太后对政府作用的增长。皇太后的对立面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本人，他即使并没有采取积极的支持行动，他的存在对铁木迭儿的为数众多的对手就是鼓励。实际上，爱育黎拔力八达一定非常反感他的母亲不间断地干预政务并经常违背他的意愿将她的亲信委以要职。
虽然没有明显的思想倾向，主要由蒙古和色目官员组成的铁木迭儿一派，关心的显然是保留与他们有密切关系的特权。因此，他们反对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改革。铁木迭儿尽管不是一个阿合马、桑哥式的理财家[157]，但还是采用了被他的反对者视为聚敛手段的财政政策。铁木迭儿的对手虽然是一个种族混合集团，但绝大多数是由于支持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改革而站在一起的儒士，他们把铁木迭儿及其同伙视为达到自己政治目标的障碍。
儒士一派没有扳倒铁木迭儿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皇帝对他母亲的软弱。爱育黎拔力八达天性慈孝，“事皇太后，终身不违颜色”[158]。孝顺不仅是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天性，也是他所设计的儒式政府的基本准则。爱育黎拔力八达之所以没有除掉铁木迭儿，就是因为他不愿意反抗和触犯他的母亲。第二是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儒治政策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无法为既成权力体制所接受。这种政策有损于诸王和蒙古、色目官员的传统政治和经济特权。于是，儒士在与铁木迭儿的对抗中，很少得到蒙古和色目精英的支持。
爱育黎拔力八达死于1320年3月1日，终年35岁。爱育黎拔力八达朝以极大期盼和果断行动开端，所以还是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延祐儒治”[159]。它虽然为元朝增加了更多的中原色彩，但是实际上没有成功地遏制蒙古和色目精英的既得利益，因此没能从根基上改造蒙古一元朝的“整体结构”。
硕德八剌汗朝（英宗），1320—1323年
和平即位
爱育黎拔力八达的18岁儿子硕德八剌于1320年4月19日继承帝位，这是元朝仅有的一次按照汉人长子继承原则的和平帝位移交。和平的帝位继承主要是因为爱育黎拔力八达早已注意到可能发生的争执。有的史料记载在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的约定中，爱育黎拔力八达死后应由海山的儿子继承帝位。[160]但是，这些史料的可信程度值得怀疑，因为有关帝位继承的记载在1328年海山的儿子继承帝位后肯定被修改过。以硕德八剌取代海山的长子和世（1300—1329年）为皇太子的想法，按照我们所掌握的史料，出自皇太后答己、铁木迭儿或爱育黎拔力八达本人。[161]
可能在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宫廷中的普遍看法是应该以爱育黎拔力八达之子继承帝位，而不是让他兄长的儿子继承帝位，因为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海山去世后，马上对海山的大臣进行了血腥清洗并改变了海山的所有政策。不管怎样，硕德八剌在1316年被册立为皇太子，并在一年后被任为中书省和枢密院的名义上的最高长官。[162]为了保证硕德八剌顺利即位，他的潜在对手和世于1315年被封为周王，送出京城。[163]有一次爱育黎拔力八达甚至戏称要禅位给他的儿子。[164]这些精心安排的结果是在爱育黎拔力八达去世后三个月（译者注：应为一个半月），硕德八剌没有遭任何反对继承了他父亲的帝位。
铁木迭儿的恐怖统治
铁木迭儿在爱育黎拔力八达1320年3月去世到1322年10月他自己去世之间，得到了比他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还大的权力。按照已是太皇太后的答己的旨意，在爱育黎拔力八达去世后仅三天，铁木迭儿就第三次被任命为右丞相。[165]由于铁木迭儿有太皇太后的全力支持，亦由于皇帝本人是个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并被身为太子太师的铁木迭儿在前两年中牢牢地控制在手中，铁木迭儿轻易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他将自己的族人和亲信委以要职，打击报复那些攻击过他及在过去不与他合作的人。在铁木迭儿的亲信中，黑驴、买驴和赵世荣被授以中书省平章政事的职务，黑驴和买驴是铁木迭儿最倚重的亦列失八的儿子。木八剌和张思明（1260—1337年）被任命为中书省右丞和左丞。[166]此外，铁失（卒于1323年）被任命为御史大夫，通过他，铁木迭儿可以控制多年操纵在政敌手中的御史台。[167]铁木迭儿还让他的几个儿子担任了重要职务。[168]
为彻底清除反对者，铁木迭儿针对他的政敌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多次指出铁木迭儿贪赃枉法的杨朵儿只、萧拜住和上都留守贺胜（伯颜，1264—1320年），被用捏造的罪名处死。[169]尽收爱育黎拔力八达的老师李孟的封拜制命，降授为集贤侍讲学士。[170]于1319年率领监察御史攻击铁木迭儿的赵世延、平章政事王毅、中书省右丞高昉（1264—1328年）、参议中书省事韩若愚（1260—1333年），都被铁木迭儿诬为有罪，幸由皇帝本人出面干涉才被免予处死。[171]由此，在硕德八剌朝初年，铁木迭儿的权势已达到近乎独裁的地步。
硕德八剌亲政
铁木迭儿的所作所为，年轻的皇帝硕德八剌并没有坐视不管。皇帝不久就成为与强权的铁木迭儿斗争的儒士效忠的核心。硕德八剌准备推行儒治，因为他与他的父亲一样，都受到过良好的汉学教育。在他成为皇太子之后，朝廷官员不断向他的父亲建议选择耆儒对他进行教育。[172]硕德八剌的老师有汉儒王集和周应极，有名的画家、书法家和鉴赏家柯九思（1290—1343年），畏兀儿诗人小云石海牙。[173]在儒学和佛学的极深影响下，硕德八剌能够背诵唐诗，并擅长书法。[174]
从即位初年，硕德八剌就显出了超出他年龄的政治独立性和决定意志。他甚至在即位之前就敢于违抗祖母的旨意，拒绝以她的亲信取代爱育黎拔力八达朝的大臣。太皇太后确实为他的独立性而怒气冲冲，发出过“我不拟养此儿耶”的感叹。[175]为遏制太皇太后和铁木迭儿的权力扩张，硕德八剌于1320年夏季任命22岁的拜住（1298—1323年）为左丞相。
这一任命给年轻的皇帝带来了两点政治好处。第一，拜住得天独厚的家族背景有助于他得到蒙古旧贵族的支持。拜住家族在蒙古人中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因为他是成吉思汗的伴当和统帅木华黎（1170—1223年）的后人，是忽必烈时期颇有影响的丞相安童（1245—1293年）的孙子。[176]第二，拜住是在蒙古人中最能得到儒臣支持的人。安童曾以反对忽必烈的色目理财之臣和坚持政府的儒治原则而享名天下。[177]拜住本人受到过良好的儒学教育，在1315年就任太常礼仪使后，他与许多儒士建立了密切的关系。[178]这样，硕德八剌和拜住组成了一个年轻和有力的联盟，能够从不同方面限制铁木迭儿的影响，并且保护儒臣不受铁木迭儿的迫害。
两个集团的冲突在硕德八剌即位后仅两个月就达到了高潮。是时，以硕德八剌之弟兀都思不花取代他做皇帝的阴谋败露。[179]由于参与谋划废立的都是太皇太后的幸臣和铁木迭儿的亲信，皇帝拿不定主意如何处置他们。恰是拜住鼓励皇帝在太皇太后和铁木迭儿插手之前采取果断行动，将其全部处死。但是铁木迭儿本人未受到处罚，甚至没收的谋逆者家产还有一部分被赐给了铁木迭儿。[180]
健康因素亦对年轻的皇帝有利。铁木迭儿的身体每况愈下，皇帝因此能给拜住更大的权力。铁木迭儿死于1322年10月，此后一个月太皇太后亦去世，硕德八剌终于得以亲政。[181]第二年的前半年，御史台官员指斥铁木迭儿及其同伙私吞公款和贪赃，全面清算铁木迭儿于此开始。[182]在宫廷中未受挑战长达十年以上的这一集团遭到沉重打击，但是并没有覆灭。
至治改革
没有了太皇太后和铁木迭儿的阻碍，硕德八剌现在完全自主了。铁木迭儿死后他立即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在1322年12月任命拜住为右丞相。作为硕德八剌朝后期的独相，拜住起到了宰执、道德启发者和规劝者的作用。他在政府中任用大批汉人儒臣，其中不少是在铁木迭儿擅权时去职的人。儒臣的首要人物、前中书省臣张珪，重被任命为中书省平章政事，并成为拜住推行改革的主要助手。[183]在前朝大臣中，吴元珪（1251—1323年）和王约两人被封为集贤院大学士，韩从益被封为昭文馆大学士。这三位年长的学者都被指定参议中书省事。赵居信、擅长写作的孛术鲁翀（1279—1333年）和已经年过七十的吴澄等有名的年长儒者则在翰林院任职。[184]这样一来，儒臣在硕德八剌的宫廷中得到了极大的尊重并产生了影响。
在拜住和这些儒臣的倡导和辅助下，硕德八剌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有些不过是再次采用或延伸他父亲时的政策。[185]他重采他父亲裁减冗官的政策，试图压缩官府的规模。他重申他父亲的原则，忽必烈朝以后的冗官全部罢除，随后又罢免了皇太后、皇后属下机构的大量官员。[186] 1323年2月，他又申命振举台纲，要求御史台官员纠察官员的各种不法行为。[187]
恰在此时，为了行政合理化和司法公正化，《大元通制》的校定完成。[188]在财政方面，于1323年5月采用了“助役法”以减轻人民的差役负担。[189]官府规定居民按资产多少各出一定比例的土地，以土地的出产补贴应役者。这一制度的目的显然是减轻小土地所有者的差役负担，因为并不要求他们出田助役。[190]
虽然硕德八剌决心继续他父亲的改革，但在情感上他并不成熟，思想上也不能一贯到底，因为到他1323年去世时才只有20岁。虽然他大胆尝试削减政府开支，他还是喜好浮华和铺张。最大的铺张是他对佛寺的施舍。
硕德八剌对佛教的热情不亚于对儒学的热情，他有一次甚至问拜住是否能够依靠佛教来治国。[191]他亲自造访山西的佛教圣山五台山，遣派僧侣去海外取经，并且对缮写金字经文不断给予资助。此外，他还下令各州为忽必烈朝的帝师、吐蕃高僧八思巴（1235—1280年）建立帝师殿，规模大于孔子庙。花费最大的工程是在大都西面的寿安山修造的大昭孝寺，用了三年时间，动用了数以万计的士兵从事工役。硕德八剌对这项工程异常关注，为此有四名上书反对该工程的监察御史被处死或贬出朝廷。[192]
可能是因为硕德八剌笃信佛教，伊斯兰教在他在位期间颇受歧视。[193]上都的回回寺被毁掉，改建成帝师殿。负责传授波斯语言的回回国子监被废罢。[194]回回散居郡县者，每户岁输包银2两，而在以前他们是享受免税待遇的。
南坡之变
不论硕德八剌朝统治的得失，其结束是既突然而又悲惨。1323年9月4日，皇帝一行从上都返回大都，在上都南面30里的南坡驻帐。当天深夜，御史大夫铁失带领他管领的阿速卫军，冲进皇帝的大帐，将硕德八剌和拜住二人杀死。[195]直接参与这次政变的，有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大司农失秃儿、前中书省平章政事赤斤铁木儿、前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完者、铁木迭儿之子前治书侍御史锁南、铁失弟宣徽使锁南。除了这些高官外，还有五名宗王卷入了此次事变：安西王阿难答的弟弟按梯不花、阿里不哥之孙齐王孛鲁、阿难答之子新封安西王月鲁铁木儿、曲吕不花（身份不详）和蒙哥汗后人兀鲁思不花。
在刺杀皇帝之后，反叛者迅速赶到大都，控制了政府机构。同时，派遣使者前往漠北去请晋王也孙铁木儿即位。
反叛者的组成反映了冲突的性质。主要的策划者铁失，既是皇亲，也是以前铁木迭儿的亲信。他是与皇族保持世婚关系的亦乞列思部人，铁穆耳汗的女儿益里海涯之子。[196]更重要的是，他的妹妹速哥八剌（死于1327年）是年轻皇帝硕德八剌的皇后。[197]铁失本人被铁穆耳收为养子并成为他的亲信。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任宣徽使之后，在硕德八剌朝初年他是朝中最有权势的大臣之一，以御史大夫兼忠翊卫、阿速卫都指挥使。虽然在清除铁木迭儿一派时铁失也涉嫌贪赃，他却得到皇帝的赦免，显然是因为他是皇帝的姻亲。同铁失一样，其他谋反者多数是铁木迭儿的蒙古和色目同盟者，他们已经被撤职或即将被撤职。在1323年清除铁木迭儿同党进一步深入时，他们担心惩罚将落到自己头上。因此，他们参与密谋，是为了救他们自己。
更有意义的是，在16个知名的反叛者中有5个是宗王。但实际上参与此事的宗王比列出来的人要多得多。在也孙铁木儿即位后不久，右丞相旭迈杰（死于1325年）告诉他能够自拔逆党、尽忠朝廷的“宗戚”，只有买奴一人。[198]诸王与铁木迭儿的关系，现在尚不清楚。
诸王作为一股势力有充分理由怨恨硕德八剌。在硕德八剌很短的在位时间中，有两次因为财政困难取消了诸王的岁赐，这在元朝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举动。[199]此外，为了增加皇室的权威，硕德八剌似乎比他以前的各位皇帝在封王上控制得更严，[200]并试图对诸王进一步加以约束。[201]他不顾皇室宗亲享有的传统特权而采取这些限制诸王的措施，促成他们参与谋反。
简而言之，铁木迭儿一派的残余势力与不满的蒙古诸王结盟，终于演出了南坡之变。探视其更深的背景，硕德八剌的被杀是两个政治集团之间冲突的极点，而这种冲突至少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初年就已经开始了。[202]爱育黎拔力八达和硕德八剌在汉化的蒙古大臣和汉人儒臣的支持下，做了多种努力使元廷更加儒化，这意味着加强中央集权和官僚体制。另一方面，以皇太后答己和她的亲信铁木迭儿、铁失为首的一派似乎不只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斗争，他们还在蒙古、色目贵族和官员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这些贵族和官员对有损于他们世袭政治、经济特权的改革自然是持反对态度。虽然硕德八剌在答己和铁木迭儿死后赢得了短暂的胜利，他的进一步行动却激成反叛，并导致了他自己的悲惨死亡。
也孙铁木儿汗朝（泰定帝），1323—1328年
硕德八剌的继承者也孙铁木儿[203]不仅仅是谋杀硕德八剌的主要受益者，很可能也是密谋的参与者。从他的家庭背景和早年历史，很容易看出也孙铁木儿有谋求帝位的野心。如前所述，他的父亲真金的长子甘麻剌，在1294年是帝位的强有力的竞争者。1302年，也孙铁木儿袭封晋王，统领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成为当时真金的孙子中地位最高的人。因此，在1307年他与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一样具有继承帝位的资格。在其后几朝皇帝在位时，也孙铁木儿凭借在漠北的广大封地和强大的军队，不仅成为朝廷最为尊崇的宗王中的一个，享受各种优待，还成为不服从朝廷约束的草原诸王的领袖。毫无疑问，对硕德八剌采取的针对诸王的限制措施，他与诸王一样不满。
没有也孙铁木儿的默许，假如不是积极支持的话，铁失和其他谋叛者可能不敢贸然行事，这毕竟是蒙古帝国历史上第一次刺杀皇帝。据称也孙铁木儿的王府内史倒剌沙（死于1328年）与谋叛者有密切的联系，后者在谋杀发生的前两天告诉也孙铁木儿他们准备发难，事成后推立晋王为新皇帝。《元史·泰定帝纪》称也孙铁木儿得知这一阴谋后马上派人去向硕德八剌发出警报，但是在他的使者到达上都之前谋杀事件已经发生了。这段记载，可能是也孙铁木儿即位后他的手下为洗刷罪名而写上去的。[204] 1328年从也孙铁木儿的儿子手中夺走帝位的图帖睦尔（1328年和1329—1332年在位），指斥也孙铁木儿与铁失潜通阴谋，杀死硕德八剌。他的指责，可能不是无稽之谈。[205]
清洗
不管与谋叛者的关系如何，也孙铁木儿在接到谋叛者送来的玉玺后不久，于硕德八剌被刺杀后整一个月的10月4日，在漠北的克鲁伦河畔正式即位。他的即位虽然是血腥事变的结果，也孙铁木儿还是在即位诏书中郑重宣布自己是真金的长孙，受到汉地和漠北诸王、大臣的拥戴，具有继承帝位的合法性。[206]
可能是根据原来与谋叛者达成的协议，也孙铁木儿在即位的当天即以也先帖木儿为中书省右丞相，铁失为知枢密院事。但是，这一协议并没有维持多久。一个月后，也孙铁木儿的手下实际控制了两都，新皇帝立即在大都和上都对以前的同盟者进行了血腥的清洗。也先帖木儿、铁失和参与事变的其他官员都被处死，与逆谋有关的五王都被流徙远方。[207]清洗谋叛者是也孙铁木儿加强他即位合法性的妙举。通过这一举动，他把自己和弑君事件完全划开，因为这一事件从蒙古人和汉人政治伦理观点看来都是不可原谅的罪行。出于报复心理，汉人臣僚不断请求新皇帝清除铁木迭儿和铁失的所有同党及其家庭，[208]但是被也孙铁木儿拒绝，因为在官场中完全依赖一派并清除其他派别对他并不有利。[209]
宫廷主要官员
观察也孙铁木儿本人和他的主要宫廷官员，可以看出在忽必烈朝之后历朝中，也孙铁木儿的机构是最“非汉化”的。1293年出生于漠北的也孙铁木儿，即位时已经是31岁的成年人。他有很深的草原背景，没受过汉式教育。他的主要官员大多数是从漠北带来的王府高官，包括相继为中书右丞相的旭迈杰和塔失帖木儿（约死于1335年），先任中书省平章政事后为御史大夫和中书左丞相的朝廷灵魂性人物倒剌沙及知枢密院事按答出。[210]
倒剌沙是回回人，可能是在他的影响下，回回人在也孙铁木儿朝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211]任中书平章政事的有两个回回人：乌伯都剌（死于1328年），曾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和硕德八剌朝两次出任同一职务，但都被铁木迭儿撤职；伯颜察儿，赛典赤伯颜的弟弟。在枢密院中，倒剌沙之兄马某沙和阿散火者出任知枢密院事。甚至参与谋杀硕德八剌的阿散，亦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在也孙铁木儿的蒙古和回回大臣中，没有人对汉文化有很深的了解。
与回回人相反，汉人在政府中所起作用甚小。中书省右丞张珪是前朝留下来的惟一高官和惟一能够在新朝廷中起重要作用的汉人。但是他的影响显然有限，因为他的建议经常不被采纳。1325年，张珪因年老多病辞去中书省的职务，成为地位崇高但在政治上并不重要的翰林学士承旨。[212]其他的汉人中书省臣，如杨庭玉、许师敬（许衡之子）、史惟良（1273—1347年）和王士熙，官职都不高。[213]这样，也孙铁木儿的朝廷明显不同于以前的朝廷，确立了有漠北草原和伊斯兰教背景的人占优势地位的格局。
调和政策
也孙铁木儿本人及其主要大臣的背景，决定了他不可能继续进行爱育黎拔力八达和硕德八剌的改革。但是也孙铁木儿一朝也并不意味着完全回归传统的草原帝国制度。作为中原王朝的皇帝，也孙铁木儿不能使历史时钟倒转。作为通过阴谋和暴力夺得皇位的统治者，他需要得到最大可能的支持。因此，也孙铁木儿的朝政的主调是调和，以赢得所有关键性政治集团和宗教集团的支持。为取得官府机构的支持，也孙铁木儿对受到铁木迭儿不公正待遇的官员做了慰抚。被枉杀的官员杨朵儿只、萧拜住和贺胜都被恢复了名誉。被流徙的御史李谦亨、成珪和被撤职的中书省臣王毅、高昉，都在也孙铁木儿即位后几个月被召回和重新任职。[214]为补偿拜住的被杀，他的儿子答儿麻失里被任命为宗仁卫亲军都指挥使，该卫原来就是由拜住管领的。[215]
为强化他作为全体蒙古人的大汗的地位和遏止诸王的反抗，也孙铁木儿做出了极大努力以赢得皇室各系诸王的赞誉。他对答剌麻八剌的后人最为关照，因为帝位是从他们手中夺去的。海山的两个儿子图帖睦尔和阿木哥，前者被硕德八剌放逐到海南岛，后者被放逐到山西大同；1324年，也孙铁木儿下令将他们召回。图帖睦尔的哥哥和世琼亦于1327年遣使来贡，他已在起兵反对爱育黎拔力八达失败后逃到察合台汗国境内。[216]察合台汗怯别（1320—1327年在位）、燕只吉台（1327—1330年在位）、伊利汗不赛因（1317—1335年在位）以及钦察汗月即伯（1312—1341年在位）与元廷的通贡确实比以前频繁得多。[217]为进一步巩固皇室成员的支持，也孙铁木儿新封了24个王，而硕德八剌在位期间只封了7个王。[218]也孙铁木儿也推翻过去降低军事结构封建色彩的趋向而指派宗王统军出镇汉地和草原。[219]
硕德八剌停发或削减的岁赐和特殊赏赐都被恢复。事实上皇帝对诸王相当宽容，甚至对他们中的部分人所犯罪行亦不做惩处。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斡赤斤的后人辽王脱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脱脱诛杀本族人上百人，尽管御史台多次揭发其恶行，但皇帝却未对他采取任何行动。[220]为赢得诸王的支持，也孙铁木儿不仅与爱育黎拔力八达和硕德八剌削弱诸王世袭封建特权的政策背道而驰，还放松了对他们的控制。
在文化和宗教方面，也孙铁木儿也想赢得最广泛的支持。作为中原的皇帝，也孙铁木儿适当地显示出了对儒家传统的尊重。他在即位后不久就派遣官员前往曲阜圣人的出生地祭奠。他还否决了废止科举考试和将太庙的一岁四祭改为一岁一祭的动议。[221]最有意义和最令人吃惊的是也孙铁木儿恢复了经筵制度。
经筵是儒家的传统制度，即著名学者向皇帝讲解经典要义及其与日常事务关系的皇室咨询活动。虽然忽必烈朝之后经筵曾非正式的举行过多次，但经筵制度在元朝还没有正式恢复。由于也孙铁木儿不懂汉语，在1324年恢复经筵后通过翻译向皇帝讲解经典。讲解者有著名的汉人学者王结（1275—1336年）、赵简、吴澄、虞集（1272—1348年）、曹元用（卒于1329年）、邓文原（1259—1328年）、张起岩（1285—1352年），还有畏兀儿翻译家忽都鲁都儿迷失和蒙古著名作曲家阿鲁威。
最初讲解的是已经翻译过的经典，但是另有几部著作亦为经筵而组织了翻译。[222]经筵的实际作用可能不过是使蒙古君主熟悉汉人的政治观点和历朝历史。经筵对朝廷的实际政治倾向显然影响很小，最早建议实行经筵制度的斡林学士赵简在1327年曾懊丧地表示，没有任何一个政策源自经筵。[223]
也孙铁木儿不能只尊崇儒教。作为一个典型的蒙古统治者，他亦尊崇伊斯兰教，并特别尊崇佛教。显然是在朝廷中的回回大臣的影响下，也孙铁木儿对伊斯兰教颇为呵护，于1324年拨款在上都和山西大同建造了礼拜寺。[224]同一年，下诏免除了伊斯兰教士（答失蛮）和基督教士（也里可温）的差役。[225]回回商人尤其得到了官府的好处。虽然累朝拖欠斡脱（回回官商）的债务已于1324年取消，但是元廷在当年付给斡脱的钱超过40万锭，在此后的三年中，又付出10. 2万锭，以解决历朝售宝未付钞问题。[226]
也孙铁木儿对儒教和伊斯兰教的尊崇，都是出于政治目的；他对佛教的尊崇，则出自他个人的信仰。他对佛教的捐赠与硕德八剌一样多。除了花费巨金建造寺院、佛塔和作佛事外[227]，也孙铁木儿还不断请帝师公哥列思巴为他及他的家庭做佛事。帝师在元廷享有的待遇如此之高，以致他的弟弟琐南藏卜在1326年被赐封白兰王并与公主成婚；当帝师抵达都城时，中书省官员都要奉命出城远迎。[228]不仅帝师的家庭成员得到极大尊崇，许多喇嘛亦得到封号并被赐予金、玉印章。[229]也孙铁木儿确实是皇室尊崇所有宗教的蒙古传统政策的维护者，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当然要很大的财政支出和其他花费。
图帖睦尔朝（文宗），1328—1332年
帝位争夺战
1328年8月15日，也孙铁木儿死于上都，终年35岁。他的去世立即引发了元朝历史上最血腥和破坏性最大的帝位之争，争夺的结果是帝系重新回到了海山后人手中，并一直延续到元朝灭亡。[230]也孙铁木儿死后，四年前被封为皇太子的他的幼子阿剌吉八（卒于1328年，亦被称为天顺帝）于10月在上都即皇帝位，拥立他的有中书右丞相倒剌沙、辽王脱脱和也孙铁木儿的侄子、不久前被封为梁王的王禅。
与此同时，大都宫廷中已经发生政变，目的是重使海山汗的儿子成为正统的皇位继承人。[231] 自爱育黎拔力八达在1316年以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取代海山的长子和世为皇太子后，试图恢复海山儿子帝位继承权的努力即成为一股政治暗流。也孙铁木儿之死不过是为这股暗流的表面化提供了机会。
卷入帝位争夺的有三位关键性人物。虽然和世和他的弟弟图帖睦尔是帝位的竞争者，但推动帝位争夺的实际上是海山的旧侍从燕铁木儿。和世与图帖睦尔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和硕德八剌朝曾受到政治迫害。和世于1316年被封为周王，被派往远离都城的云南，以给册封硕德八剌为皇太子扫清障碍。为表示抗议，和世在陕西举兵，但很快失败，在此后的12年中，他成为一名政治流亡者，在察合台诸汗的庇护下，居于中亚的塔尔巴哈台地区。[232]1321年，硕德八剌将图帖睦尔放逐到热带的海南岛。三年之后，也孙铁木儿将图帖睦尔召回，封为怀王，不久又送往建康（南京）和江陵（湖北）。[233]作为前大汗的儿子，和世兄弟在诸王中受到一定程度的同情；而更重要的是经过各种政治变迁存留下来的一些原海山汗的追随者，依然效忠于海山汗的后人。但海山后人的重登帝位，靠的主要是燕铁木儿的政治才能和军事实力。
燕铁木儿出身于一个在对抗乃颜（卒于1287年）、海都和笃哇诸叛王战争中功名显赫的钦察家族。[234]燕铁木儿的父亲床兀儿（1260—1322年）和他本人都是海山征讨叛王时的统帅和海山即位的拥立者，海山在位时该家族的地位达到了顶点。但是，在其后的两朝皇帝在位时，此家族的地位一落千丈。也孙铁木儿去世时.燕铁木儿出任级别不高但主掌要务的枢密院佥院一职。可能是出于对海山家族的效忠，加上恢复本家族崇高地位的个人心愿，使燕铁木儿起而反对也孙铁木儿的后人继位。
并不是所有参加兵变的入都像燕铁木儿一样与海山家族有密切的关系，参加者亦不都以海山的后人即位为主要目的。有些人要追究硕德八剌被杀的罪责[235]，还有些人则是因为不喜欢或惧怕倒剌沙、脱脱和王禅而参加兵变。[236]因此，帝位争夺的最初阶段是试图使答剌麻八剌的后人即位。因为当时已没有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后人在世，所以拥戴海山的儿子即位成为争位的口号。[237]
1328年深秋也孙铁木儿患病，燕铁木儿立即着手组织兵变，他计划在两都同时动手。燕铁木儿虽然职务不高，但有利的是在皇帝离开大都后掌管着留在都城的卫军，因为按照元朝的制度，枢密院和中书省的主要大臣每年都要随同皇帝巡幸上都。在皇帝出行时留守京城的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238]的协助下，燕铁木儿于9月8日清晨成功地冲进宫中俘虏了乌伯都剌和在大都的其他大臣。但是，燕铁木儿在上都的18名同谋被发现和处死。这样，对立的两派各控制了一个都城。
在控制大都之后，燕铁木儿马上组织了一个临时政府并遣人报告在江陵的图帖睦尔和在河南的蔑儿乞部人伯颜。[239]伯颜是帝位争夺中的又一个重要人物，他在海山征讨诸王叛乱时是其手下的一个低级幕僚。[240]伯颜当时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能够控制这个具有战略要地地位的行省，调集所需军队和物资，并亲自护送图帖睦尔抵达大都。10 月16日，图帖睦尔在大都即位，并宣布当他的兄长和世从中亚返回后即让出帝位。
在随后爆发的冲突中，上都派的理由似乎更为充分，因为他们支持的是前皇帝指定的继承人。但是，这种道义上的说法是远远不够的。在忽必烈朝之后的帝位争夺中，真正起作用的是争位者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因素，而不是正统因素。
相反，大都派在地理和经济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大都派可以从中书省直辖地区及河南、江浙、江西、湖广等行省得到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而上都派只能得到岭北、辽阳、陕西、四川和云南行省的支持，这些行省或是经济贫困地区，或是边远地区。[241]同样重要的是，在上都派中，没有人能像燕铁木儿一样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并极具政治头脑和军事才能。
最初是上都派占上风，他们攻破长城的几个关口，向大都逼近。但是，燕铁木儿亲自率军往来作战，很快使形势转而对大都派有利。对上都派的致命打击是来自东北和东蒙古的突袭。可能是在燕铁木儿的叔父、东路蒙古军都元帅不花帖木儿的影响下，许多东路蒙古诸王支持大都派。他们的军队在不花帖木儿和齐王月鲁帖木儿（成吉思汗幼弟的后人）率领下，在11月14日包围了上都，而此时上都派的绝大多数军队仍在长城一线作战。惊慌失措的上都宫廷被迫在第二天出降。倒剌沙和绝大多数上都派的首要人物被拘捕，随即被处死；年轻的皇帝阿剌吉八则被报失踪。[242]上都的投降，扫清了海山后人继承帝位的障碍。
上都的投降并不意味着大都派取得了全面胜利。上都派在其他地方的战斗还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1328年12月，在陕西的上都派还没有放下武器，[243]而四川的上都派到第二年5月才投降。[244]在当地部族的支持下，以王禅以前的追随者宗王秃坚为首的云南上都派顽强战斗，坚持了四年之久，到1332年3月才放弃了他们的努力。[245]也就是说，帝位争夺战及其引起的连锁战争，使图帖睦尔朝成了一个战争年代。
王忽察都弑君
与上都派的战争只是帝位争夺的一部分。在这次帝位争夺中最具戏剧性和悲剧性特色的是海山两个儿子之间的斗争。不管是图帖睦尔还是燕铁木儿，都不准备将帝位交给和世，因为他离都城太远，在皇位争夺战中没起任何作用；尽管如此，和世毕竟是海山的长子和正统继承人，要以他的名义来争夺帝位，他们不得不显示出对他的尊崇。因此，在攻占上都之后，大都宫廷立即派人向和世报告，敦请他前来大都即位。在察合台汗燕只吉台的陪同下，和世从河中地区启程前往汉地，并于1329年2 月27日在哈剌和林之北即位；和世以图帖睦尔为皇太子，这完全是按照他们的父亲与叔父的旧例行事。他被图帖睦尔及燕铁木儿貌似真诚的政治姿态所惑，指定自己的追随者出任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的要职，这无异破坏了图帖睦尔和燕铁木儿在汉地精心缔造的政治权利。但是，这不过是加强了燕铁木儿除掉他的决心。[246]
两个皇家兄弟于8月26日在海山时建为中都的王忽察都会面，重聚似乎弥漫着欢乐气氛。但是，四天之后，和世突然死亡。9月8日，图帖睦尔在上都再次即位。和世之死显然是燕铁木儿主谋的结果，可能是与图帖睦尔合谋。《元史·明宗纪》记载和世之死为“暴卒”。[247]私人撰史者权衡则明确指出和世是被毒死的，而燕铁木儿就是谋杀者。[248] 1340年，和世之子妥欢贴睦尔（顺帝，1333—1370年在位）指责图帖睦尔害死了他父亲，作为报复手段，下令将图帖睦尔的牌位从太庙中撤去。[249]
和世没有像他父亲在20年前所做的那样以“草原争位者”身份夺得帝位，被一些历史学家视为元代政治中草原边疆因素终结和元朝对蒙古帝国胜利的标志。[250]在1303年蒙古人重构和平和海山朝在漠北建立岭北行省之后，草原地区诸王的重要性似乎是降低了。但是，这一事实并未阻碍也孙铁木儿作为“草原争位者”与硕德八剌朝内的谋反者密切合作，于1323年夺得了帝位。
更重要的是和世与他的父亲在都城官员的支持和军事力量方面有极大的不同。作为草原诸军的最高统帅，海山一直是元朝统治机器中的一分子并且与宫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帝位继承危机爆发时，以哈剌哈孙为首的京城官员都认为海山是合适的帝位继承人；虽然爱育黎拔力八达先控制了宫廷，但他也只敢摄政，而不敢自己即位。
相反，和世是居于遥远的中亚12年的政治流亡者。当弑君事件发生时，图帖睦尔和燕铁木儿已经在汉地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统治机器，而和世则是个完全的局外人。此外，海山作为全国最强大的军队的最高统帅，在即位时带来了3万人的军队；而和世带到王忽察都的只有1800名卫士，在军事实力上不可能超过他的弟弟。[251]因此，和世未能抓住帝位，主要是因为他个人的问题，由于他是一个政治流亡者并缺乏政治和军事的支持，而不是因为草原地区在元代政治中的重要性下降。
研究能够使海山的后人在1328—1329年即位的力量，可以看出推动1328年事变的力量不是一股，而是与帝位继承有利害关系的个人和集团的多股力量缠结在了一起。[252]这包括了希望恢复海山帝系的人，试图掌握权力的色目人，尤其是官僚中的突厥人，还有试图扩大自己在官僚体系中影响的儒臣。
我们不应过分强调这次皇位更迭的种族意义和思想意义。冯承钧（1885—1946年）发展了这次皇位更迭是突厥系统的钦察人、阿速人与当权的回回人、蒙古人的斗争的论点。[253]虽然上都派和大都派的为首者分别是回回人和突厥人，但是在两派中，蒙古诸王和官员都与回回人、突厥人同伴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
儒臣与大都派的关系似乎也很微妙。[254]大都派的首脑人物肯定没有儒者倾向，而且除了汪古部人赵世延外，没有任何著名儒臣曾积极参与。因此，在这次帝位更迭中，无论是种族还是思想，都不是重要的因素。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恢复海山帝系的想法把被也孙铁木儿疏远的诸王和官员组合在了一起，他们为实现集团利益和个人野心而有效地将这一想法变成了一个激励人心的口号。
燕铁木儿与伯颜的专权
图帖睦尔在位的四年被蔑儿乞部人伯颜，尤其是燕铁木儿所左右。作为争夺帝位的主要功臣，燕铁木儿和伯颜得到了蒙古历史上帝国前所未有的权力和荣誉。燕铁木儿被封为太平王，赐予蒙古人的荣誉称号答剌罕和汉人的最高勋号太师。[255]他被任命为中书省右丞相并且在图帖睦尔在位的绝大多数时间中居独相地位，还兼任知枢密院事、御史大夫、提调宫相府事、奎章阁大学士等职。这样，燕铁木儿囊括了政府的政治、军事、监察和文化事业的所有权力。
为保住他的权力，燕铁木儿在1329年建立了大都督府，这使他可以直接控制6个卫军机构，其中3个是由他同族的钦察士兵组成的。在他的家庭上也显示出了特殊地位，燕铁木儿被允许以也孙铁木儿的一个后妃及宗室妇女40人为妻。燕铁木儿的亲属亦分享了他的权力，他的叔父不花帖木儿，弟弟撒敦和答邻答里，撒敦子唐其势（死于1335年），都被委以要职。燕铁木儿的四个姐妹中，有三个与皇室成员成婚。
蔑儿乞部人伯颜的权力和荣誉仅次于燕铁木儿。[256]他是燕铁木儿之外惟一兼任三职以上的人，给他的封号有太尉、太保和太傅，任御史大夫、中书省左丞相，并长期任知枢密院事，此外还有许多兼职。与燕铁木儿相同，伯颜直接控制着忠翊卫和宣毅万户两个卫军机构，并被封为浚宁王。对他最高的荣誉是将忽必烈的曾孙女许配给他为妻。与燕铁木儿一样，伯颜的亲属也分享了他的权力。
尽管有很大的权力，伯颜似乎满足于充当燕铁木儿之下的副手。可能是基于过去在海山手下参加平叛战争时的同伴关系和在帝位争夺中建立的关系，两人之间显然有一个妥协办法。他们二人显然代表了蒙元历史上权臣的一种新模式，与过去的八邻部人伯颜及玉昔帖木儿、哈剌哈孙或铁木迭儿都不同。虽然八邻部人伯颜和玉昔帖木儿、哈剌哈孙都在皇帝即位时起过重要作用，但在皇帝即位后，他们作为皇帝手下的蒙古那颜，都表示出恭顺和效忠。铁木迭儿确实专权，但这是在皇太后答己的支持之下，没有他自己的独立权力基础。相反，燕铁木儿和伯颜不仅是名副其实的帝王废立操纵者，他们还在官僚体系和军事体系上构建了自己的权力。图帖睦尔在位期间处于二人阴影之下，他自始至终充任的角色不过是名义上的皇帝和正统的标志，以及官职和爵号的分发者。
政治发展和财政政策
打着恢复海山帝系旗号并通过兵变掌握权力之后，图帖睦尔政权对其政敌进行了血腥的清洗，并采取措施为夺取帝位制造合理性。在1328年11月上都投降之后，对也孙铁木儿后人的支持者的清洗既彻底又残忍。不仅上都派的首要人物都被处死或放逐，他们的财产亦都被没收。[257]宫廷中弥漫着极强的报复气氛，甚至有人建议把所有随同也孙铁木儿巡幸上都的官员全部处死。[258]
此外，为使也孙铁木儿称帝不具合法性，图帖睦尔不仅不给他谥号，还将其父亲甘麻剌的牌位从太庙中移出并毁掉。清洗还延及和世的追随者。和世被杀后留下来的三个主要支持者，在1330年或被处死，或从官场上消失。[259]
恢复名誉的有海山朝的宣徽院使伯答沙（死于1332年）和知枢密院事也儿吉尼，他们被授予太傅和太尉的爵号。[260]被爱育黎拔力八达处死和定上恶名的海山朝的尚书省丞相三宝奴和脱脱都被恢复了名誉，并将没收的家财给还其家。除了海山的旧随从外，对帝系回归有功的人都被委以要职。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也孙铁木儿的下属机构中回回人占明显优势，在图帖睦尔的中央机构中，没有一个回回人任要职，只有少数的几个回回人在行省机构任职，回回人受到了有元一代最为沉重的打击。[261]
同样重要的是，汉人儒官和他们的汉化色目同僚，亦未能在政府中造成更大的影响。只有几个汉人或色目儒官出任中书省平章政事，敬俨和王毅任平章政事分别为一个月及八个月，这是汉人官员可能得到的最高官职[262]；汪古部人赵世延任平章政事一年，但是此时他已年老并且迎合燕铁木儿；1330年，在御史台的弹劾下，赵世延从中书省致仕。[263]
由于图帖睦尔的即位很明显是不合法的，为争取贵族和官僚的支持，慷慨的封赠和巨额的赏赐对他来说比以前任何一朝都更为重要。图帖睦尔在位四年中，封了24个王，其中9个是一字王。在这9个一字王里，甚至有7人不是忽必烈的后人。[264]不仅在1329年恢复了岁赐，上都派被没收的财产亦全部分赐给在帝位争夺中有功的宗王和大臣；估计被易手的有125份私人财产。[265]
争取蒙古各汗国承认的活动亦加紧进行。1329年，显然是在和世被谋杀后，木华黎的后人乃蛮台（死于1348年）被派往察合台汗燕只吉台的汗廷，送去的礼品是窝阔台汗在一个世纪前铸造的“皇兄之宝”印章；燕只吉台是和世争位的主要支持者，此举显然是要平息他对和世被杀的愤怒。[266]第二年，推动了更广泛的外交攻势，三个宗王奉命出使察合台、钦察和伊利汗国。西方三个汗国对这一姿态表示赞赏。在其后三年中，钦察汗国两次派贡使前往图帖睦尔的宫廷，察合台汗国派贡使四次，伊利汗国派出的贡使则达八次之多。[267]这样，图帖睦尔为自己在蒙古世界重建了宗主权，并且与西方三个汗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很难把1328年的帝位更迭视为元朝与更广泛的蒙古世界关系的转折点。[268]
尽管有这些努力，在贵族和官僚中还是有对图帖睦尔的非法即位的不满，这成为政治不安定的一个重要根源。图帖睦尔在位期间，至少发生了八次谋反事件，卷入事件的有好几个宗王和不少政府高官。[269]在这些谋反事件中，只有1330年以知枢密院事阔彻伯为首的谋反，是以和世的太子为名义。[270]其他谋反的起因不详，但是这些谋反显然反映了在统治阶层中对图帖睦尔即位的不满。
频繁的自然灾害和少数民族起义，加剧了政治的不安定。腹里和陕西、河南、湖广、江浙行省都被严重和频繁的旱灾和水灾所扰，上百万人流离失所。[271]如此广泛的灾害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造成了政治上的损害。江南频繁的少数民族起义，尤其是西南的少数民族起义，亦与政府有关。
在也孙铁木儿朝以前，汉地民众起义较少，因为忽必烈灭亡宋朝后成功地镇压了各地的起义。但是，元朝统治首先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动摇，有关民众起义的一篇论文指出：在1295年至1332年之间，在汉地只爆发了24次起义，而在少数民族地区爆发了131次起义。[272]在这131次起义中，发生在也孙铁木儿朝的有65次，发生在图帖睦尔朝的有21次。在两朝内发生的86次起义，有50次以上发生在湖广，28次发生在云南。有些起义规模很大，镇压它们需要政府花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
如此多的少数民族起义不能只简单地解释为这两朝政府的无能，还有这些少数民族对元廷的剥削和压迫的积怨。在这两朝发生的如此多的少数民族起义，加重了元廷的财政困难，亦反映了元廷对这些边疆地区控制的逐步削弱，并且是其后妥欢贴睦尔朝汉地爆发大规模起义的预示。
虽然政府与前朝一样有沉重的财政压力，但是没有回到海山的“新政”。除了造成财政紧张的传统原因外，与上都派的战争，镇压少数民族起义，对灾民的赈济，都需要增加开支，并成为图帖睦尔朝沉重的经济负担。正如一位监察御史所言，仅1328年对抗上都的战争，花费就超过了政府岁入数倍。[273]征讨云南的上都派，1330年一年的花费就至少有纸钞63万锭。[274]1329年政府用于赈灾的纸钞是134. 96万锭，粮食25. 17万石。[275]由于这些花费和其他开销，政府在1330年的经费缺239万锭。[276]
政府并没有尝试用任何激烈的手段来增加收人。为增加收入而采取的惟一措施是继续实行也孙铁木儿的卖官政策。[277]政府试图削减岁赐、做佛事和宫廷的花费。如诸王、百官的参加即位朝会赏赐，按海山所定制，凡金银五铤以上的只给2/3。[278]上都每年做佛事165所，在1330年亦减为104所。[279]同一年裁省卫士和宫廷服侍人员，裁掉的卫士、鹰坊、内飨及其他人员超过了1万人。[280]通过这些手段及其他措施，政府将财政赤字保持在可控制的指数之内。与此同时，政府通过海运从长江流域运来了充足的粮食，运到大都的粮食在1330年达到了3340306石的最高水平。[281]可控制的财政赤字和大量的粮食储备，使政府不用靠印发纸钞来解决财政问题。这是使日用品价格仍保持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水平的部分原因。[282]
赞助中国艺文
由于实际权力大多数掌握在燕铁木儿和伯颜手中，图帖睦尔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营造宫廷的汉化即儒化氛围。他为此所做的努力一方面是为了提高自己在汉人臣民中的威信和合法性，另一方面是出于自己的爱好。[283]在元朝的所有皇帝中，图帖睦尔可能是最博学和最多才多艺的人，他很早就显示出了广博的知识和艺术爱好，在1325年至1328年任怀王时，身边就有很多著名的汉人文学家和艺术家。[284]图帖睦尔据说有极好的汉文和历史知识，在诗歌、书法和绘画等方面都颇有造诣。作为中国绘画和书法的收藏家和鉴赏家，图帖睦尔完全可以与宋徽宗（1101—1125年在位）和金章宗（1189—1208年在位）媲美。甚至有人说他将徽宗作为自己的样板。
作为一个有修养的中国皇帝，图帖睦尔采取了许多尊崇儒教和倡导汉文化价值的措施。例如，1329年图帖睦尔派遣官员前往曲阜代祀孔子[285]，第二年又加封儒学先贤封号。[286] 1330年，皇帝本人亲自参加祭天的郊祀，这是元朝皇帝第一次参加此项中原王朝传统的重要祭祀。[287]为发扬儒家道德，宫廷每年都表彰许多孝子与节妇。[288]
为阻止汉人追随蒙古人和非儒家习俗，1330年下诏：“诸人非其本俗，敢有弟收其嫂、子收庶母者，坐罪。”第二年，又下令汉人和南人严禁实行收继婚制。[289]同时，鼓励蒙古人和色目人接受汉人的习俗，蒙古和色目官员在1329年准许按汉人习俗为父母守丧三年。这是对前一年也孙铁木儿颁布的凡蒙古、色目人效汉法丁优者除名的规定的否定。这一否定在五年后由妥欢贴睦尔重申，并将汉人的行丧习俗推广到所有的蒙古人和色目人都要实行。[290]
图帖睦尔倡导汉学最具体的措施是建立奎章阁学士院。[291]在1329年春季首次建立的奎章阁学士院，为其设定的职能就是“进经史之书，考帝王之治”[292]。其职能包括向皇帝进讲儒家经典和汉文史籍，教育贵族子孙和年轻怯薛成员，收集、校正和编辑书籍，对皇室所藏绘画和书法作品进行鉴定和分类。先后在学士院任职的113名官员中，有许多著名的汉族士人，包括学者兼作家的虞集（1272—1348年）、许有壬（1287—1364年）、揭傒斯（1274—1344年）、宋本（1281—1334年）、欧阳玄（1283—1357年）、苏天爵（1294—1352年）和柯九思。[293]此外，还有当时最杰出的汉化蒙古和色目学者：畏兀儿翻译家忽都鲁都儿迷失，汪古学者兼政治家赵世延，克烈部诗人阿荣（死于1335年），著名康里书法家巙巙（1295—1345年），康里理学家铁木儿塔识（1302—1347年），年轻的伯牙乌部进士、才华横溢的蒙古士人泰不华（1304—1352年）。上列诸人无疑是各族学者和艺术精华的代表，在元代各个机构中各族学者任职可说是最集中的一次。
在一个政府机构中集中如此多的干才，从事各种文学、艺术和教育活动，这不仅在元代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它可与唐玄宗时的集贤院相媲美。奎章阁学士院的各种活动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它们通过给予他的朝廷一个“精心安排的‘文明’外表”的方式来改变皇帝的形象。[294]由官方推动的艺术和文学修养，也可说是皇帝本人爱好的延伸。图帖睦尔有很多闲暇时间，他把这些时间都用在奎章阁临池赏画。奎章阁学士院的核心人物虞集和画家柯九思，得到了图帖睦尔的厚爱。虞集起草诏旨为皇帝的正统辩解，并且著文写诗歌颂皇帝，用自己的真才实学为皇帝效力；柯九思则以鉴赏书画取悦皇帝。[295]
奎章阁学士院确实编辑和出版了一些著作。[296]它最重要的成就也是图帖睦尔朝的标志是编辑了大部头的政书《经世大典》。[297]按照唐、宋的《会要》体将元代所有重要的官方资料和法律规定编辑于本书中，其目的就是强调元代的统治与以前的中原王朝的统治一样完美。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名义上是由燕铁木儿监修，但主要负责此事的是虞集。该书的编辑始于1330年5月，用了13个月时间全部完成，共计800卷，分为10编。前4编为君事，为编辑这4编，以前禁止汉人接触的许多蒙文资料被翻译成了汉文。另6编为臣事，按照儒家经典《周礼》和《会要》的体例编排。由于保存了大量的元代官方资料，《经世大典》不但是图帖睦尔的骄人成就，对后来的历史学家也颇有益处。它为明朝初年编撰的《元史》的各志提供了基本资料。虽然该书在1509年至1605年间散佚，但许多部分收入明朝类书《永乐大典》。[298]这些保留下来的部分是研究元代制度的重要史料。
尽管有如此辉煌的成就，奎章阁学士院却未使元政府更为儒化。由于官僚体系操纵在燕铁木儿和伯颜手中，他们并不赞成皇帝的汉化倾向，所以奎章阁学士院的影响只是局限在宫廷内部。可能是因为奎章阁的儒化含义并得到皇帝的过度关照，其官员不断受到御史台的弹劾。因此，迫于形势，奎章阁的主要官员在1330年集体辞职。[299]虞集便认为他对政府的政策毫无影响。[300]最后，燕铁木儿在1332年年初控制了奎章阁；仅6个月后，图帖睦尔即去世了。燕铁木儿控制奎章阁是为了限制它的成员接近皇帝。[301]图帖睦尔去世后不久，奎章阁学士院即被撤销。虽然奎章阁学士院确实帮助图帖睦尔增加了宫廷的儒化表象，但是总的说来，它对政府的影响很有限。
调解继承关系的失败
在其短促在位期间，图帖睦尔一直被他不合法的帝位继承问题和他自己的继承人问题所困扰。他和正后卜答失里（约死于1340年）原本企图传位于长子阿剌忒纳答剌。阿剌忒纳答剌于1330年3月被封为燕王，这个王号原来只有真金得到过；1331年1月，阿剌忒纳答剌被册立为皇太子。[302]此时，为确保阿剌忒纳答剌平稳即位已采取了一些措施：和世的正后八不沙被谋杀，妥欢贴睦尔在1330年5月被流徙到高丽。[303]但是这些措施没有起作用，因为阿剌忒纳答剌在被封为皇太子后大约一个月即死去。[304]
儿子的去世完全打乱了图帖睦尔的继承人计划。此外，他似乎亦惧怕因谋杀兄长而得到报应。因此，他请求燕铁木儿照顾他的二儿子古纳答剌，并将古纳答剌的名字改为燕帖古思，意为“融洽”[305]。1332年9月2日图帖睦尔去世，终年28岁，继承人问题此时还悬而未决。
据说图帖睦尔在临终前对谋杀兄长的行为表示悔恨，表示愿意将帝位传给和世的长子妥欢贴睦尔，而不是传给自己的儿子燕帖古思。[306]燕铁木儿完全明白自己在和世之死中的作用，他立即感到恐慌，因为和世任何一子的即位都会对他不利，所以力主燕帖古思即位。[307] 卜答失里皇后可能与图帖睦尔一样惧怕报应，否定了燕铁木儿的建议，和世的二儿子、年仅6岁的懿璘质班（宁宗）被选定为继承人，并于1332年10月13日在大都即位。没想到年幼的皇帝在即位后仅53天即死去。[308] 懿璘质班之死标志着元中期的结束，并为他哥哥妥欢贴睦尔35年的统治铺平了道路。
时代的回顾
这一章说明了元中期的统治者未能善用天下太平的时机而在忽必烈留下的基础之上创造更多建设性变化。在元中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国家很少受到外来战争、征服战争和民众起义的干扰，因为元中期诸帝从忽必烈手中继承的是一个强大、和平的帝国，而他们又放弃了扩张政策。此外，他们成功地重建了蒙古人世界的和平，并且还保持对各蒙古汗国的宗主地位。但是，他们没能巩固他们的成果，这主要是因为在统治阶级内部经常发生争斗。
激烈的帝位之争使得元中期的政治残酷而易变。在39年中，有9个皇帝即位，平均在位时间只有4. 3年。9个皇帝中的6个是在激烈争吵或武装冲突后登基的；9个皇帝中有两位被杀，还有一位在被推翻后失踪。[309]不仅皇帝成为争斗的牺牲品，政府的高官显贵亦经常大幅度更换，因为一次帝位争夺之后总是伴随着血腥的清洗。由于帝位的竞争者有人是汉地背景，有人是草原背景，所以使得朝廷的政策经常摇摆。
虽然有草原背景的帝位竞争者没有汉地主要官僚派系的支持显然不可能成功地夺取帝位，但背景完全不同的皇帝的交替，不可避免地带来朝廷政策的大幅度变化，甚至影响朝廷的文化走向。由于帝国是成吉思汗子孙的共同财产的蒙古人观念与汉人的君主专制观念水火不相容，加上草原与汉地间的紧张关系及权臣和官僚派系的兴起，加剧了后忽必烈时期的帝位争夺。
元中期权臣的兴起在蒙元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忽必烈加强中央集权和建立官僚体制政策的结果。这一政策虽然远未达到目的，但已使官僚在削弱诸王权力后得到更多权力，而诸王原来在某种程度上分享着皇帝的权力。频繁的帝位争夺削弱了皇权，对希望夺得帝位的人来说，官僚的支持亦远比依靠诸王的支持重要，官僚的权力因此而更加膨胀。结果不仅是更多的权力集中在各官僚派系的首脑手中，权臣与君主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八邻部人伯颜、玉昔帖木儿和哈剌哈孙都在皇帝即位时起过重要作用，但是他们还是属于旧蒙古那颜一类，在新皇帝即位后，他们都表示出绝对恭顺和效忠。铁木迭儿是一个过渡型的例子。虽然没有坚实的独立权力基础，其政治生命完全依靠皇太后答己的支持，铁木迭儿还是能够蔑视爱育黎拔力八达和硕德八剌的权威，并且在硕德八剌朝初年，对他的对手实行恐怖统治。燕铁木儿和蔑儿乞部人伯颜是强臣专权的代表。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帝王废立操纵者，他们还从各方面控制着政府的活动。权臣的兴起，削弱了皇帝的权威及群臣对他的效忠。
派系之争是帝位继承危机和强臣兴起的必然产物。为了支持或反对强臣，亦为了控制皇帝，在官僚中形成了不同的派系，并且经常与诸王集团联盟。
除权力之争外，派系之争有时亦有思想体系的纠缠。为控制国家的发展方向经常爆发争斗，也就是说到底是继续汉化和加强中央集权，还是继续维持国家的蒙古特征及保证蒙古和色目精英的家产封建特权。
派系之争的激烈程度及其思想体系的纠缠，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和硕德八剌朝铁木迭儿派与其儒臣反对派的长期和激烈的争斗中显示得最为清楚。铁木迭儿派坚持维持现状，强烈反对他们的儒臣政敌支持皇帝采取的各种政策。这种冲突导致了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位后期政府的瘫痪和硕德八剌的被杀。在海山朝和也孙铁木儿朝，旧蒙古贵族显然占了上风，儒臣的声势被压了下去。同样，在图帖睦尔朝，燕铁木儿和伯颜控制了朝廷。虽然诸王和高官不断图谋反对他们或是反对皇帝，但这些图谋都没有成功。虽然皇帝信任儒臣，但儒臣无法影响朝廷的政策，因为燕铁木儿和伯颜紧紧控制着朝廷。
帝位继承危机的不断出现，权臣和官僚派系的兴起，加剧了元中期政治的紊乱和政策摇摆，并且削弱了元朝政府。政府亦被不断膨胀但效率急剧下降的官僚队伍、财政紧缺和通货膨胀等问题所扰。政府还面临着军队衰弱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通常出现在王朝衰弱时期，但事实上元朝是一个征服王朝，元中期的政治形势毫无疑问使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
元中期的政府确实有一些变化。它通过实行汉法的深化改革，特别是在爱育黎拔力八达、硕德八剌和图帖睦尔朝，使蒙古人的国家在汉地的根基扎得更深。爱育黎拔力八达提高了儒臣在政府中的地位，为使官僚体系更加儒化，他恢复了科举考试制度，为使政府部门有效运转和公平审案而编纂了新的法典，为使蒙古和色目精英了解汉人历史经验和治国理论推动了汉文著作的蒙文翻译。为加强中央集权，朝廷采取了削弱贵族权力的措施。硕德八剌继续推行并扩大了他父亲的改革。图帖睦尔在倡导儒家价值和保护汉地艺文方面做出了最大的努力。甚至在海山朝和也孙铁木儿朝，他们两人的草原背景最强，也没有完全回归蒙古草原传统。
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推动元朝国家性格的基本转化。甚至推行改革的皇帝亦没有多做使国家性质发生变化的事情，因为他们惧怕彻底背离祖先的统治模式会引起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爱育黎拔力八达限制贵族特权的失败，就是因为保守势力的反对。科举考试从未达到严重损害精英家族的地步。其他改革措施不过为一个社会政治结构没有根本性变化的朝廷增加了一点汉化和儒化外表。因此，元朝的政府还是保留了部分家产封建制度和部分官僚化的结构。儒学不过是相互竞争以期引起皇帝注意的诸多“宗教”中的一种。蒙古和色目精英与汉人臣民之间的巨大政治和社会鸿沟，虽然较前狭化，但还是没有完全弥合。中期诸帝留给末代皇帝妥欢贴睦尔的.是一个因统治阶级内部经常爆发的激烈争斗而严重削弱了的国家，也是一个已在中国社会扎根但植根还不够深的国家。
* * *
[1]下文中关于忽必烈作用和遗产的评价，主要根据以下论著：[833]姚从吾：《元世祖忽必烈汗：他的家世、他的时代与他在位期间重要措施》；[810]周良霄：《忽必烈》（长春，1986年版）；[561]周良霄：《论忽必烈》；[722]自钢：《关于忽必烈附会汉法的历史考察》；[366]爱宕松男：《忽必烈汗》（东京，1941年版）；[426]莫里斯·罗沙比：《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时代》（伯克利，洛杉矶，1988年版）。
[2][126]傅海波：《从部落领袖到至高无上的皇帝：元代的正统观念》（慕尼黑，1978年版）。
[3][9]托马斯·T.爱尔森：《蒙古帝国主义：蒙哥汗对中国、俄罗斯和伊斯兰地区的政策，1251—1259年》，第7页。
[4]关于整个元代帝位继承危机的研究，见[852]萧功秦的《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亦见他对也可蒙古兀鲁思（即忽必烈即位前的蒙古帝国）汗位继承的研究[851]《论大蒙古国的汗位继承危机》。关于一般游牧社会缺乏有效的继承制度的研究，见[113]傅礼初的《奥托曼帝国中的突厥—蒙古人的君主制传统》和[112]《蒙古人：生态环境与社会视野》，特别是后文的第17—18、24—28页。
[5]关于忽邻勒台在“选举”蒙古大汗时的作用，见[549]箭内亘的《关于蒙古国会忽邻勒台》；[811]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制度》；[103]伊丽莎白·思迪科特—韦斯特：《元代的中央机构》，特别是第525—540页。
[6]关于真金的去世和他的影响，见[848]黄时鉴：《真金与元初政治》。
[7]见[852]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第30页。
[8][407]约翰·A.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00—301页。根据汉文史料，是畏兀儿佛教徒兼儒士官员阿鲁浑萨理（1245—1307年）最早向忽必烈进言铁穆耳是合适的帝位继承人。见[653]宋濂等著《元史》，卷130，第3177页。
[9][653]《元史》，卷18，第381页。
[10][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01页；[653]《元史》，卷134，第3261页。
[11][653]《元史》，卷29，第637页；卷115，第2894页。
[12]虽然在《元史·甘麻剌传》中称甘麻剌为阔阔真之子，但是在同书阔阔真传中列举她的儿子时没有提到甘麻剌，见[653]《元史》，卷115，第2893页；卷116，第2896—2897页；亦见[811]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第43页。
[13][653]见《元史》，卷119，第2498页；卷127，第3115页；卷130，第3163—3173页；[622]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4，12a；[65]柯立夫：《〈元史〉中的八邻部人伯颜传》，第269—270页。
[14][653]《元史》，卷130，第3173—3174页。
[15]拉施特所述在忽邻勒台上解决争执的方式，虽然有趣但是完全不可信，见[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21页。
[16][623]苏天爵：《国朝文类》，卷23，7a。
[17][65]柯立夫：《〈元史〉中的八邻部人伯颜传》，第270—271页。
[18][653]《元史》，卷18，第381—382页。
[19][653]《元史》，卷112，第2803—2813页；[689]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57，13a—18a。
[20]关于完泽，见[622]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4，1a—2a；[653]《元史》，卷130，第3173—3174页。
[21][623]苏天爵：《国朝文类》，卷25，1a—10a；[622]《元朝名臣事略》，卷4，2b—7b。
[22]关于不忽木，见[607]赵孟頫：《赵孟頫集》（任道斌编校），第158—162页；[653]《元史》，卷130，第3163—3173页。
[23][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22页。
[24][653]《元史》，卷18，第383页。
[25][653]《元史》，卷96，第2470—2476页。
[26][653]《元史》，卷20，第440页。
[27][653]《元史》，卷18，第386页。
[28][653]《元史》，卷20，第441页；卷21，第467、471页。
[29][653]《元史》，卷136，第3293页。
[30][653]《元史》，卷93，第2352页。
[31][628]《元典章》，卷7，26a。
[32][653]《元史》，卷18，第383页。
[33][653]《元史》，卷21，第447页。
[34]郑介夫的上书，见[664]邵远平：《元史类编》，卷25，11a—22a。关于1291年法典的有关条文，见[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129 1年法典复原》，第108—109页。
[35][653]《元史》，卷18，第388页。
[36]关于朱清、张瑄案，见[514]植松正：《关于元代江南的豪民朱清张瑄》；田汝康：《蒙古统治者与中国海盗》。
[37][653]《元史》卷21，第449页。拉施特说有11个相臣被捕，但是被国师胆巴（1230—1303年）所救。他所述被捕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人接受了向宫廷出售珍宝的商人的贿赂。见[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30页。关于胆巴的调解，见[142]傅海波：《胆巴：汗廷中的吐蕃喇嘛》。
[38][653]《元史》，卷21，第448页。
[39][653]《元史》，卷21，第449页。赃罪12章的条文，见[628]《元典章》，卷46。1b—2a。
[40][653]《元史》，卷21，第449、456页。刘敏中奉使宣抚所奏呈的报告，详见[612]《中庵集》，卷7，11b—21b。
[41][653]《元史》，卷21，第460—465页。
[42]关于不同形式的赏赐，见[715]史卫民：《元岁赐考实》；[220]岩村忍：《蒙古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21—432页。
[43][653]《元史》，卷18，第382页。
[44][653]《元史》，卷18，第382页。
[45]元廷1298年的收入是金1. 9万两，银6万两，钞360万锭。见[653]《元史》，卷19，第417页。关于赏赐予政府收入的关系，见[494]田山茂：《元代财政史的有关资料：以收支额为中心》。
[46][653]《元史》，卷18，第384页。
[47][653]《元史》，卷19，第402页。
[48][653]《元史》，卷18，第387页；卷19，第417页；卷20，第426页。
[49][864]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409—410页；[296]前田直典：《元代纸币的价值变动》。
[50][653]《元史》，卷208，第4630页；卷209，第4650页。
[51][653]《元史》，卷211，第4659页；[623]苏天爵：《国朝文类》，卷41，32a—33a。[642]《元朝征缅录》，此书被翻译成了法文，见[200]于贝尔：《印度支那研究（5）：蒲甘王朝》。
[52]关于对海都和笃哇的战争，见[29] W. 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代及其前的突厥斯坦》，第492—494页；[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卷，第124—129页；[107]惠谷俊之：《海都之乱的考察》；[85]窦德士：《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帝国在蒙古和中亚统治形式的变化》；[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56—58页。
[53]关于这次失败，见[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26—327页 ；[741]刘迎胜：《元朝与察合台汗国的关系》，第76—77页。
[54][653]《元史》，卷22，第477页 ；[305]松田孝一：《海山出镇西北蒙古》。但是，松田孝一将海山出镇的时间误为1298年。
[55][653]《元史》，卷22，第477页；[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29页；[74.1]刘迎胜：《元朝与察合台汗国的关系》，第78—79页。
[56]关于海都之死的矛盾记载，见[27]巴托尔德：《中亚史四论》，第1卷，第128—130页；[740]刘迎胜：《〈史集〉窝阔台汗国末年纪事补证》，第49—50页。
[57]关于1303年和议的最详细记载见于[387]波斯史家哈撒尼的《完者都史》，第32—35页。汉文史料见[623]苏天爵：《国朝文类》，卷26，13b一14a；[653]《元史》，卷21，第454、456页。研究成果，见[253] W.柯维思：《蒙古人：12世纪（原文如此）初叶世界和平思想的倡导者》；[435]佐口透：《14世纪元朝与西方三王的关系》；[739]刘迎胜：《元代蒙古诸汗国之间的约和及窝阔台汗国的灭亡》；[740]刘迎胜：《〈史集》窝阔台汗国末年纪事补证》，第50—51页。
[58][319]田清波、柯立夫：《1289—1305年伊利汗阿鲁浑、完者都致美男子腓力四世的信》，第55—85页。
[59][653]《元史》，卷22，第477页；[623]苏天爵：《国朝文类》，卷23，13b；[740]刘迎胜：《〈史集〉窝阔台汗国末年纪事补证》，第51—53页。
[60][13]托马斯·T.爱尔森：《13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的畏兀儿人》，第259页。
[61][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01—302页。
[62][653]《元史》，卷114，第2873页。
[63][627]王逢：《梧溪集》，4下，第205页；[653]《元史》，卷21，第459页；亦见[514]植松正：《关于元代江南的豪民朱清张瑄》，第48—53页。
[64][653]《元史》卷21，第465、467页。德寿为卜鲁罕之子是一个推论。虽然《元史》，卷114，第2873页称皇后失怜答里是德寿的母亲，但拉施特、杨瑀和陶宗仪都说德寿是卜鲁罕之子。见[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19页；[648]杨瑀：《山居新话》，13b；[649]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5，第76页。波斯编年史《贵显世系》说铁穆耳汗有四个儿子，长子名为Qung-taisi，显然意为“皇太子”，就是指德寿，但是没有指明他的母亲。见[167]路易斯·韩百诗：《〈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译注》，第136页。关于德寿与卜鲁罕的关系及德寿之死的研究，见[866]韩儒林：《西北地理札记》，《穹庐集》，第69—89页，特别是第83—84页。
[65]关于1307年的帝位继承危机，见[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元代后期政治发展面面观》，第12—17页；[852]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第26—30页。
[66][653]《元史》，卷22，第477—479页；卷24，第535—536页；卷114，第2873—2874页。
[67][653]《元史》，卷117，第2907—2910页。
[68]关于阿难答和他的家族，见[304]松田孝一：《从安西王看元朝的分封制度》。
[69][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23—328页。亦见[873]温玉成：《元安西王与宗教》。
[70][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13—15页。
[71][612]刘敏中：《中庵集》，卷15，12a—b。
[72][852]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第28—30页。
[73][603]张养浩：《归田类稿》，卷2，第36页。
[74][653]《元史》，卷22，第477—478页。
[75][653]《元史》，卷136，第3294页。
[76][352]野口周一：《元武宗朝的王号授予：关于〈元史·诸王表〉的一个考察》；[762]李则芬：《元史新讲》，第3卷，第349—351页。
[77][603]张养浩：《归田类稿》，卷2，10a—b。[653]《元史》，卷22，第481、484、501页；卷23，第524页。
[78]关于怯薛的影响，见[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41页。
[79][653]《元史》，卷22，第485、487、492、497页；卷23，第509、516页。
[80][653]《元史》，卷22，第481页。
[81][653]《元史》，卷22，第501页。
[82][653]《元史》，卷22，第504页；卷23，第527页。
[83][653]《元史》，卷22，第481、486页。
[84][63]《元史》，卷22，第486、488、489、496、497、504、509页；卷23，第517页。
[85]关于中都的兴建，见[653]《元史》，卷22，第493、495、498页。亦见[550]箭内亘：《蒙古史研究》，第640—643页；[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卷，第322页；札奇斯钦：《元代中都考》，《边疆研究所年报》，第18期（1987年），第31—41页。
[86][653]《元史》，卷22，第488页。
[87][653]《元史》，卷23，第510页。
[88][653]《元史》，卷23，第516页。
[89][653]《元史》，卷22，第491、495页。
[90]关于尚书省的历史，见[15]青山公亮：《元朝尚书省考》。
[91][653]《元史》，卷22，第488—489页。
[92][653]《元史》，卷23，第513页。
[93]关于脱虎脱，见[687]柯绍忞：《新元史》，卷199，11b—13a。关于三宝奴，见[610]程钜夫：《雪楼集》，卷2，1ib—12a。
[94][653]《元史》，卷15，第319页；卷17，第366页。对虞集所撰乐实碑文的摘要，见[676]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16，29a—b。
[95]关于币制改革，见[653]《元史》，卷23，第515—520页；卷93，第2370—2371页；[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元史〉卷93—94译注》，第139—140页；[127]傅海波：《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货币和经济：元代经济史研究》，第57—59页；[477]南希·S.斯坦哈特：《元代中国的货币流通》，第68—69页。
[96][653]《元史》，卷23，第520页。亦见[296]前田直典：《元代纸币的价值变动》，第118—120页。元代盐价的研究，见[790]陈高华：《元代盐政及其社会影响》。
[97][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124页。关于海运粮食，见[774]吴缉华：《元朝与明初海运》。
[98][653]《元史》，卷23，第511、520、522页。
[99][653]《元史》，卷22，第488页；卷23，第513页。
[100][653]《元史》，卷23，第518页；卷175，第4091、4094页；[687]《新元史》，卷201，第156页。
[101][613]马祖常：《马石田文集》，卷12，第146页 ；[653]《元史》，卷176，第4168页。
[102][630]长谷真逸：《农田余话》，上，6b；[733]全汉昇：《元代的纸币》，第403页。
[103][653]《元史》，卷22，第480页；卷24，第536页。
[104][653]《元史》，卷175，第4084页。
[105]关于汉文化对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影响，见[653]《元史》，卷24，第535—536页；[557]吉川幸次郎：《元代诸帝的文学》，第235—240页；[122]傅海波：《蒙古皇帝能读、写汉文吗？》，第31—33页；[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13—15页；[801]罗贤佑：《元朝诸帝汉化述议》，第71—72页。
[106][653]《元史》，卷174，第4087页。
[107][653]《元史》，卷178，第4140页。
[108][653]《元史》，卷138，第3324页；卷204，第4551页。
[109][653]《元史》，卷24，第537页。
[110][653]《元史》，卷24，第545—546、549、552页。
[111][653]《元史》，卷24，第537页。
[112][653]《元史》，卷24，第545—548页。
[113][653]《元史》，卷83，第2061页。
[114][653]《元史》，卷183，第4220页；亦见[729]许凡：《元代吏制研究》，第53—54页。
[115]关于元代科举考试长期停废的原因，见[2]安部健夫：《元代知识分子与科举》；[692]丁昆健：《元代的科举制度》；[824]姚大力：《元代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第33—38页；[88]狄百瑞：《理学和心学》，第53—54页；[273]刘元珠：《关于元代的考试制度：北方程朱理学儒士的作用》。
[116][653]《元史》，卷175，第4089页；卷178，第4142页；[616]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43，5b。
[117][88]狄百瑞：《理学和心学》，第57—66页。
[118][824]姚大力：《元代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第47—48页。关于爱育黎拔力八达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后来的发展，亦见[315]宫崎市定：《元朝的蒙古官职和蒙汉关系：科举复兴意义再探》；[755]杨树藩：《元代科举制度》。
[119][859]萧启庆：《元代科举与精英流动：以元统元年进士为中心》，第129—160页。
[120][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第14—23页；[517]植松正：《汇辑〈至元新格〉与解说》。
[121][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第24—26页；[623]孛术鲁翀：《大元通制序》，《国朝文类》，卷36，7a。
[122]《大元通制》的条格类的一部分保存下来并在1930年由国立北京图书馆重印，名为《通制条格》。
[123][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第29页。
[124]见黄时鉴：《大元通制考辨》，《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第157—171页；亦见[1]安部健夫：《〈大元通制〉解说》。
[125]关于元代将汉文著作翻译成蒙古文，见[149]沃尔特·富克斯：《元代的蒙文译著》；[118]傅海波：《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史学：民族涵化中史学的作用》；关于元代仅存的蒙文汉译著作《孝经》的研究和译注，见[71]柯立夫：《早期蒙文译本〈孝经〉第一章》、《早期蒙文译本〈孝经〉第二章》；[69]《早期蒙文译本（孝经〉第十八章》。亦见罗依果：[392]《蒙文译本〈孝经〉》；[389]《蒙文译本〈孝经〉续论》。
[126]关于下列书的翻译，见[653]《元史》，卷24，第536、544页；卷25，第565页；卷26，第578页；卷137，第3311页；卷181，第4172页。
[127][653]《元史》，卷24，第536页；卷26，第587页。
[128][653]《元史》，卷24，第544页。
[129]研究元代“投下”的成果很多，如[336]村上正二：《元朝投下的意义》；[220]岩村忍：《蒙古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01—469页；[413]保尔·拉契内夫斯基：《蒙古时期投下的意义》；[809]周良霄：《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初探》；[822]洪金富：《从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权的性质》。
[130][653]《元史》，卷24，第547页。
[131]关于断事官，见[483]田村实造：《中国征服王朝研究》，第2卷，第444—463页；[711]札奇斯钦：《说〈元史〉中的札鲁忽赤并兼论元初的尚书省》。
[132][653]《元史》，卷25，第572—573页；[628]《元典章》，卷9，7a。亦见[105]伊丽莎自·恩迪科特—韦斯特：《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第96—97页。
[133]达鲁花赤是个蒙古语词，原意为“镇守者”，后专指各官府的最高监治长官。按照元朝的制度，在中央和地方的许多机构，达鲁花赤都位于所有在职官员之上，他们的作用比行政官员大得多。除了极少的例外，只有蒙古人和色目人才能充任达鲁花赤。见[68]柯立夫：《达鲁花赤考》；札奇斯钦：《说〈元史〉中的达鲁花赤》，第465—631页；[105]伊丽莎自·恩迪科特—韦斯特的《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是研究达鲁花赤制度的专著。
[134]《元史》，卷25，第569页。
[135][628]《元典章》，卷9，9a—10a；[653]《元史》，卷25，第573—574页；卷26，第579页；亦见[103]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在《元代的中央机构》第545页的评述和她的《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第97—101页。
[136][653]《元史》，卷24，第538页。
[137][715]史卫民：《元岁赐考实》，第148页。
[138][220]岩村忍：《蒙古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58—461页。
[139][653]《元史》，卷26，第577页。
[140][762]李则芬：《元史新讲》，第3卷，第377—378页。
[141][653]《元史》，卷24，第538、552、556、558页。
[142][653]《元史》，卷205，第4577—4578页。
[143][653]《元史》，卷94，第2402页；卷205，第4578页；[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224、233页。
[144]关于桑哥的经理，见[513]植松正：《元代初期对江南的控制》，第57—60页。
[145][653]《元史》，卷25，第566、567、571页；卷94，第2353页；[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31—32页；[754]杨育镁：《元代江南田赋税制考》，第155—157页。
[146]关于蔡五九起义，见[792]陈高华：《元代前期和中期各族人民起义斗争》，第306—308页；[751]杨讷、陈高华编：《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第1卷，第151—159页。
[147][653]《元史》，卷93，第2353页；[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38页。
[148]答己的传，见[653]《元史》，卷116，第2900—2903页。关于徽政院作为权力中心所起的重要作用，见[708]方广锠：《元史考证两篇》，第231—233页。
[149]铁木迭儿出身于八邻部分支速合纳惕部，他的祖父不怜吉歹是蒙哥朝的著名将领。他的伯父忽鲁不花是忽必烈朝初年的左丞相。见[689]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22，1b。
[150]根据《元史》本传，铁木迭儿1313年去职是因为健康原因（《元史》，卷205，第4576—4581页）。但是我们从其他史料得知，他的去职实际上是因为他的罪行所致，见[614]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6，1b。
[151][61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6，1b；[653]《元史》，卷175，第4075页。
[152][653]《元史》，卷25，第566页。
[153][653]《元史》，卷176，第4112页。
[154][653]《元史》，卷175，第4073页；卷179，第4153—4154页；卷180，第4164—4165页；卷205，第4578—4579页。
[155][653]《元史》，卷26，第579页；卷205，第4579页。[61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6，1b—2a；卷18，3b—4a。[616]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43，4b。
[156][653]《元史》，卷26，第589页；卷205，第4579—4580页；[619]许有壬：《至正集》，卷76，19b—20a；[61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8，1ob—11a。
[157]窦德士认为铁木迭儿是“忽必烈朝理财之臣的继承者”（[84]《征服者与儒士》，第37页）。但是，阿合马和桑哥原来都是蒙古统治机构之外的人，因为他们具有理财能力而被忽必烈所信用。铁木迭儿与他们不同，他原来已经是统治机构中的一员，他的掌权与财政事务全无干系。
[158][653]《元史》，卷26，第594页。
[159][745]孙克宽：《江南访贤与延祐儒治》。
[160][653]《元史》，卷31，第639页；卷138，第3324页。
[161][653]《元史》，卷27，第597页；卷31，第693页；卷116，第2902页；卷138，第3325页。
[162][653]《元史》，卷25，第575页。
[163][653]《元史》，卷25，第572页；卷31，第693页。
[164][657]危素：《危太朴集》，卷7，17b—18a。
[165][653]《元史》，卷27，第598页。
[166][653]《元史》，卷27，第598页；卷112，第2822—2825页。
[167][653]《元史》，卷207，第4600页。
[168][653]《元史》，卷27，第623、626页。
[169][653]《元史》，卷205，第4580页；卷179，第4154、4151、4157页。[61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3，6a；卷16，2a；卷18，4a。
[170][653]《元史》，卷175，第4089页。
[171][653]《元史》，卷27，第605页；卷136，第3303页；卷176，第4112页；卷205，第4580—4581页。
[172][653]《元史》，卷26，第585页；卷174，第4061页。
[173][653]《元史》，卷187，第4269页；[61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9，10b；[618]欧阳玄：《圭斋集》，卷9，21a；[758]杨镰：《贯云石评传》，第187页；[816]宗典：《柯九思年谱》，第187页。关于小云石海牙，见[294]理查德·J.林恩：《贯云石》。
[174]陶宗仪：《书史会要》，卷7，1a；[619]许有壬：《至正集》，卷73，61b；[557]吉川幸次郎：《元代诸帝的文学》，第240—245页；[122]傅海波：《蒙古皇帝能读、写汉文吗？》，第73页。
[175][653]《元史》，卷27，第599页；卷116，第2902页。
[176]关于拜住家族的影响，见[857]萧启庆：《元代四大蒙古家族》，第141—230页。
[177]关于安童，见[390]罗依果：《木华黎、孛鲁、塔思和安童》。
[178]关于拜住，见[616]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4，1a—8a；[653]《元史》，卷136，第3300—3306页；[730]匡裕彻：《拜住及其新政》。
[179][653]《元史》，卷27，第602页；[628]《元典章新集·诏令》，5a；杨志玖指出这是硕德八剌编造的“谋逆”，为的是孤立太皇太后，见[753]《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第262—263页。
[180][653]《元史》，卷27，第603页；卷136，第3301页；卷175，第4075页。
[181][653]《元史》，卷205，第4580页。
[182][653]《元史》，卷28，第626、630—631页；卷124，第3046页；卷136，第3304页；卷205，第4581页。
[183][653]《元史》，卷175，第4074页。
[184][653]《元史》，卷28，第626—627页；卷183，第4220页。
[185]关于硕德八剌的改革，见[850]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
[186][653]《元史》，卷28，第625页；卷175，第4079页。
[187][653]《元史》，卷28，第628—629页；[636]《南台备要》，卷1，14a—15b。
[188][653]《元史》，卷28，第628—629页；亦见孛术鲁翀：《大元通制序》，《国朝文类》，卷36，6a—9a。
[189][653]《元史》，卷28，第630页，详见[791]陈高华：《元代役法简论》。
[190][616]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7，9b—10a；卷10，11b—12a。
[191][616]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4，5a。
[192]大昭孝寺即今天有名的西山卧佛寺，见[619]许有壬：《至正集》，卷47，70a；[794]陈高华：《元大都》，第74页。
[193]关于硕德八剌的反伊斯兰教政策，见[753]杨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第263—264页。
[194]关于回回国子监，见[199]黄时鉴：《元代中国的波斯语》。
[195]关于南坡之变，见[653]《元史》，卷28，第632—633页；卷29，第637—638页；卷136，第3305页；卷207，第4600页；[850]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第43—46页。
[196]铁失的传记，见[653]《元史》，卷207，第4599—4600页；[689]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22，4b—5a。
[197][653]《元史》，卷114，第2876页。
[198][653]《元史》，卷29，第642页。
[199][653]《元史》，卷27，第606页；卷28，第621页。
[200]硕德八剌在位的三年半时间中，封王的只有7名宗室成员，而在铁穆耳朝有15人封王，海山朝28人封王，爱育黎拔力八达朝有30人封王，见[351]野口周一：《元朝后半期的王号授予》。
[201]见[653]《元史》，卷28，第632页的例证。
[202][850]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第41—43页。
[203][653]《元史》，卷29，第637—638页。也孙铁木儿的卒年和生年还都无法确定，因为在《元史》本纪中的有关记载相互矛盾。他的生年被记为“至元十三年”（1276年），但是他在1328年去世时所记岁数为36岁（《元史》，卷29，第637页；卷30，第687页）。高文德近年在一篇札记中认为1276年的生年是对的，应将他去世时的岁数改为53岁。见[842]《元泰定帝寿年证误》。我没有采纳高文德的意见，而是采用了慕阿德和李则芬的意见，他们认为《元史》所记“至元十三年”应为“至元三十年”（1293年）之误。见[327]慕阿德：《中国的统治者》，第103页；[762]李则芬：《元史新讲》，第3卷，第481页。我的理由有三点：第一，也孙铁木儿的父亲甘麻剌生于1263年（《元史》，卷115，第2893页），从生理上说他不可能在13岁时就有了一个儿子。第二，也孙铁木儿据说出生在“晋邸”（《元史》，卷29，第637页），而甘麻剌在1292年才被封为晋王。第三，也孙铁木儿在即位诏书中将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称为“哥哥”（《元史》，卷29，第638页），在海山之子图帖睦尔的一份即位诏书中，则称也孙铁木儿为“叔父”（《元史》，卷32，第709页）。海山生于1281年，爱育黎拔力八达生于1285年，也孙铁木儿作为他们的族弟，不可能生于1276年。他应该生于1293年。死于1328年，享年35岁。
[204][653]《元史》，卷29，第637—638页；卷136，第3305页；卷207，第4600页。
[205][653]《元史》，卷32，第709页。
[206][653]《元史》，卷29，第638—639页。在元代所有皇帝的即位诏书中，只有泰定帝的诏书是用汉文白话体写的，它显然是从蒙古文原文翻译过来的。这表明在也孙铁木儿即位时，身边没有汉人文士。武英殿版《元史》所载该诏书的文言体全文，是后来翻译的，见[795]张元济：《校史随笔》，112a—113b。
[207]《元史》，卷29，第639—641页。也孙铁木儿可能与仍然忠于硕德八剌朝的大都官员有一个秘密协定。以张珪为首的大臣曾向也孙铁木儿发出一封密书，请求他继承帝位并且处罚谋叛者。见虞集撰《张珪墓志铭》，载[623]《国朝文类》，卷53，17b—18a。相关段落在虞集的《道园学古录》卷18，12a中漏载；亦见12b—13a所记大都官员对刺杀事件的最初反映。
[208][653]《元史》，卷29，第641、646、648页；卷175，第4075页；[619]许有壬：《至正集》，卷76，20b—21b。
[209]此后，甚至谋叛者被籍没的家财亦被给还其家，见[653]《元史》，卷29，第649—650页。
[210][653]《元史》，卷29，第639页；[689]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57，26a—28a。
[211][753]杨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第264—266页。
[212][653]《元史》，卷175，第4074—4083页。
[213][653]《元史》，卷112，第2826—2828页。
[214][653]《元史》，卷29，第640页。
[215][653]《元史》，卷29，第643页。
[216][653]《元史》，卷29，第643页；卷30，第680页。
[217][435]佐口透：《十四世纪元朝与西方三王的关系》，第173—178页。
[218]见[850]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
[219][653]《元史》，卷29，第646、647、649、651页；卷30，第669、670、672、677、678、679页；卷117，第2910页。
[220][653]《元史》，卷29，第644、646页；卷175，第4076页；[619]许有壬：《至正集》，卷76，22a—b。亦见[192]崛江雅明：《铁木哥斡赤斤的子孙》，第240—250页；[713]叶新民：《斡赤斤家族与蒙元汗廷的关系》。
[221][653]《元史》，卷29，第640、641页；卷172，第4027页。
[222][653]《元史》，卷29，第644页；[615] 虞集：《道园类稿》，卷33，16b—18a。
[223][615]虞集：《道园类稿》，卷33，17b。
[224][653]《元史》，卷29，第648页。
[225][653]《元史》，卷29，第653页。
[226][653]《元史》，卷30，第678页；[104]伊丽莎白·恩迪科特一韦思特：《元代中国的商人组合：斡脱》，第149—151页。
[227][709]札奇斯钦：《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第289、294—295页。
[228][653]《元史》，卷30，第669页页。关于琐南藏卜，见[166]韩百诗：《〈元史〉卷108〈诸王表〉译注》，第137页；亦见[779]陈庆英在《元朝在西藏所封白兰王》一文中关于白兰王封号的讨论。
[229][653]《元史》，卷202，第4521页。
[230]关于1328年图帖睦尔的复位，见[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31—52页；[851]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第32—36页。
[231][653]《元史》，卷31，第694页；卷32，第704页；卷138，第3326页。
[232][653]《元史》，卷31，第693—694页；亦见藤岛建树对和世的研究，[151]《元明宗的生涯》。
[233][653]《元史》，卷32，第703页。
[234]关于燕铁木儿，见[653]《元史》，卷138，第3326—3334页；[613]马祖常：《马石田文集》，卷14，6b—11a；亦见[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10—11、39—50页。
[235]以前是硕德八剌亲信的任速哥据说首倡起兵以雪先帝之仇。他与前湖广行省右丞、畏兀儿人速速商讨后，在也孙铁木儿去世前就力劝燕铁木儿领导起事，见[653]《元史》，卷184，第4235—4237页。
[236][653]《元史》，卷32，第704页。倒剌沙的擅权、保护回回商人和贪官污吏，见《元史》，卷32，第707页；卷182，第4194页；卷176，第4112页。
[237]关于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后人，见[167]韩百诗：《〈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译注》，第138页。
[238]阿剌忒纳失里是越王秃剌之子，见[167]韩百诗：《〈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译注》，第57—58、61—62页。
[239][653]《元史》，卷31，第694—695页；卷32，第704—705页；卷138，第3326—3327页。
[240]关于蔑儿乞部人伯颜，见[653]《元史》，卷138，第3335—3339页；[613]马祖常：《马石田文集》，卷14，1a—5a；[170]韩百诗：《蔑儿乞部伯颜传札记》；[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53—74页。
[241][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39—42页。
[242][653]《元史》，卷32，第705—715页；卷138，第3326—3331页 ；[613]马祖常：《马石田文集》，卷14，6b—11a。
[243]关于陕西上都派的活动，见[653]《元史》，卷32，第712—719页；卷137，第3314—3317页。
[244]关于四川上都派的活动，见[653]《元史》，卷32—33；亦见[725]冯承钧：《元代的几个南家台》，第213—216页。
[245]关于云南上都派的活动，见[653]《元史》，卷33—36；[74]柯立夫：《1340年阿鲁忽的令旨》；[748]杜玉亭：《元代罗罗斯史料辑考》，第30—43页。
[246][653]《元史》，卷31，第696—697页；[151]藤岛建树：《元明宗的生涯》，第22页。和世及其追随者在世时显然不清楚所处环境，以致处理当时情势发生了严重错误。按照明朝初年还很流行的说法，和世的扈从无礼地对待前往蒙古奉献帝位的燕铁木儿，使他无比愤怒和恐惧，见[655]胡粹中：《元史续编》，卷10，15a。
[247][653]《元史》，卷31，第701页。
[248][651]权衡：《庚申外史》，1b；[440]赫尔穆特·舒尔特—乌夫拉格德文译本，第27页。
[249][653]《元史》，卷40，第856页。
[250]如窦德士指出：“海山的即位是当时仍未稳定的边疆所造成”，但是他将蒙古有效统合于由中原而非由蒙古所控制的帝国体制之内。这使得“他的长子不可能步他的后尘”。见[84]《征服者与儒士》，第30页。
[251][852]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第33页。
[252][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42页。
[253][725]冯承钧：《元代的几个南家台》，第216页。
[254][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32页。
[255][653]《元史》，卷138，第3332—3333页；[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46—50页。
[256][653]《元史》，卷138。第3337页。
[257][653]《元史》，卷32，第716—724页。
[258][653]《元史》，卷175，第4096页。
[259][653]《元史》，卷34，第759、761、766页。
[260][653]《元史》，卷110，第2792页；卷124，第3058页；[689]《蒙兀儿史记》，卷156，11b—12a。
[261][753]杨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第266—269，281页。
[262][653]《元史》，卷175，第4096页；[689]《蒙兀儿史记》，卷157，29a—b。
[263][653]《元史》，卷34，第762页。
[264][351]野口周一：《元代后半期的王号授予》，第65—67页。
[265][653]《元史》，卷32，第716—724页；[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51页。
[266][653]《元史》，卷139，第3352页。
[267][435]佐口透：《14世纪元朝与西方三王的关系》，第174—178页。
[268]这是窦德士的观点，见[84]《征服者与儒士》，第7—8页。
[269][653]《元史》，卷32，第740页；卷34，第759、761页；卷35，第776、778、789 793页；卷36，第803页。
[270][653]《元史》，卷38，第816页。
[271][762]李则芬：《元史新讲》，第3卷，第543页。
[272][777]陈世松：《试论元代中期的少数民族起义》。
[273][653]《元史》，卷31，第700页。
[274][762]李则芬：《元史新讲》，第3卷，第527页。
[275][653]《元史》。卷34，第755页。
[276][653]《元史》，卷184，第4238页。
[277][653]《元史》，卷96，第2476—2477页；卷139，第3352页。
[278][653]《元史》，卷33，第739页。
[279][653]《元史》，卷34，第763页。
[280][653]《元史》，卷34，第765页。
[281][653]《元史》，卷93，第2369页；[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125页。
[282][296]前田直典：《元代纸币的价值变动》，第139—140页。
[283][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充当谋士的学者》。
[284]关于图帖睦尔的汉文化程度，见[235]神田喜一郎：《元文宗的风流》，第477—488页；[557]吉川幸次郎：《元代诸帝的文学》，第243—276页；[801]罗贤佑：《元朝诸帝汉化述议》，第72—73页。
[285][653]《元史》，卷33，第730页；卷172，第4028页。
[286][653]《元史》，卷34、第763、770页。
[287][653]《元史》，卷34，第768页；卷72，第1791—1792页；亦见[126]傅海波：《从部落领袖到至高无上的皇帝和神》，第32—33页。
[288][653]《元史》，卷34—36。
[289][653]《元史》，卷34，第767页；卷103，第2643—2644页；亦见[448]司律思：《明朝初年中国的蒙古遗俗》，第174—176页。
[290][653]《元史》，卷30，第686页；卷38，第823页；卷83，第2086页。关于汉人守丧习俗对色目人的影响，见[78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英译本，第241—252页。
[291]关于奎章阁学士院，见以下研究成果：[820]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870]傅申：《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06—108页。
[292][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08页。
[293]关于学士院的人物，见[820]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第77—178页。
[294][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06页。
[295]关于柯九思的作用，见[70]柯立夫：《柯九思的〈宫词十五首〉》。
[296]见[820]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第75页。
[297]对《经世大典》最深入的研究见[747]苏振申：《元政书〈经世大典〉研究》。亦见[127]傅海波：《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货币和经济》，第25—31页；[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9—14页；[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67—69页；[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08—110页。
[298]关于《经世大典》的散失和保存下来的文字，见[747]苏振申：《元政书〈经世大典〉研究》，第13—18、33—78页。
[299][747]苏振申：《元政书〈经世大典〉研究》，第20页。
[300][653]《元史》，卷181，第4178页。
[301][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第48页。
[302][653]《元史》，卷34，第754—770页。《元史· 卜答失里传》的译文，见[77]柯立夫：《1335年张应瑞的汉蒙文碑铭》，第35—36页，注35。
[303][653]《元史》，卷34，第756页；卷38，第815页；卷114，第2877页。
[304][653]《元史》，卷34，第774页。
[305][653]《元史》，卷35，第790页；卷36，第802页。
[306][651]权衡：《庚申外史》，1a—b；英译本，第27—28页。
[307][653]《元史》，卷38，第815页。
[308]关于懿璘质班，见[653]《元史》，卷37。
[309]不是被杀死或推翻的另6位皇帝的平均寿命只有29. 3岁，与前5位蒙古大汗形成鲜明对照，他们的平均寿命为58. 2岁。这亦能反映蒙古皇室生理和政治上的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