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辽[1]

概述

10世纪初叶辽朝的建立，是中国第二个并且更为广泛的外族统治时期的开端。这个时期长达近五百年，并在1279年蒙古征服全中国时达到顶点。中国在以前还从未遭受过如此漫长的外族政治和军事统治。契丹人的辽朝、党项人的西夏、女真人的金朝和蒙古人的元朝，相继控制的中国疆土越来越大。残存的中原王朝，不得不面对这些在中国国土上的征服王朝，即使不承认其为凌驾自己之上的王朝，亦将它们视为平等的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它们建立了长期的外交关系，并向它们提供岁币和贡物。这样的国家关系完全有悖于中国人的传统世界观念，按照中国人的观念，中国是文明世界的中心，周围的其他民族和国家都应向它表示臣服。

北亚游牧民族新兴力量的最好说明，是辽朝建立者的族名契丹，以Kitaia、Cathaia或Cathay等形式，在整个欧亚大陆成为中国的代称。[2]在俄罗斯和整个斯拉夫语世界中，至今还用这个称呼来称中国。

契丹人实际上只控制了中国一小部分边缘地区，但是他们的统治延续了两个多世纪。由于其统治范围东起高丽，西至阿尔泰山，所以有效地隔断了中国与中亚和西亚的直接联系。因而，西方自然得出了横跨东西的契丹是中国的真正主人的结论。这种对契丹长期统治的误解和夸大，亦深印在同时代的亚洲人脑海中，直到辽朝灭亡之后，这种看法还延续了很长时间。

建立王朝前的契丹

契丹人早期历史的资料较少。[3]汉文史料第一次提到契丹的名称是在公元4世纪。但是这些早期记载相互矛盾，很难确认这一名称究竟指的是什么民族。一般认为契丹出自鲜卑宇文部，该部在2世纪以后控制着中国的东北边疆。345年，宇文部被建立了燕国的更强大的鲜卑慕容部击溃，分为三部，其中一部称为库莫奚，契丹亦属其中。388年，库莫奚又分为库莫奚（后来通常简称为奚）和契丹两部。魏收于554年完成的北魏史书《魏书》，是最早把契丹、库莫奚和室韦视为独立民族的正史，并指出它们都出自鲜卑。[4]当时它们都是游牧民族，契丹居于辽河（西拉木伦河）上游的草原地区，即今天辽宁省和吉林省与内蒙古相邻的西部地区；库莫奚居于契丹南面和西面的山区，即今天河北和山西北部；室韦居于契丹之北，位于内蒙古与黑龙江西部相接地区。

魏收提到的契丹，究竟是一个独立的契丹族的名称，还是这些人仍是称为库莫奚的一个大部落集团的一部分，至今还不清楚。不仅如此，《魏书》中提到的组成契丹族的一些小部落，在同一本史书中还以完全独立的身份出现。这些看似矛盾的记载，可能既反映了魏收写史时能够利用的资料有限，也反映了在漫长的北魏时期（386—535年）这些部族正处于不断的分化过程中的事实：契丹先从库莫奚中分离出来，然后在合并其他原来独立的部族的过程中，逐渐发展成契丹族。契丹被北魏的创建者拓跋部击败，沦为其属部。479年，在漠北柔然的扩张威胁下，契丹的大部分向东南迁移到辽河中游地区。进入6世纪时，契丹日益强大起来。

契丹及其邻部的内部种族构成还不清楚。毫不奇怪，汉文史料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帮助不大。传统中国史家对外族的记载，不注重其人种和详述其族类.，而是注重外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甚至由外族人建立的北魏也是如此。外族人受到关注，或是因为他们的臣服提高了中原王朝的声望，或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威胁到中国的统一。

史家认定契丹与库莫奚同源于宇文部，将契丹和它的邻部奚、室韦均视为鲜卑的后人；后来又试图将其与匈奴连在一起，匈奴在汉代时曾统治了整个北亚；由于这样的溯源缺乏证据，所以我们难以确定这些民族的种族成分。它们的名称常常表示政治联盟并以此与中国人接触，而不是稳定的种族群体。在北亚游牧社会中，这种政治联盟经常变化，总是在危急时刻由许多内部关系复杂的小部族结成军事联盟。这些联盟通常是很不稳定的，主要靠领袖人物的威望来维系，在强有力的领导下短期内实现共同目标和统一之后，又会不可避免地再次分裂。

当代学者尝试利用语言资料解决契丹的族源问题，但是对契丹语言的研究还不能提供有力的证据。我们知道按照语言学的分类，契丹语属于阿尔泰语系（北方草原的所有语言均属于这一语系），但是在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蒙古、通古斯语族中，还要加以选择。可供选择的范围很窄，我们知道的词汇只有区区二百余个，其中一半列在14世纪才成书的《辽史》中。不幸的是，《辽史》所列的词汇大多是姓名、官名和名号，这些词汇很容易从一种语言传给另一种语言。因为契丹长期处于有很强政治影响的操突厥语言的民族之下，先是拓跋的属民，然后臣服于突厥，最后臣服于回鹘（辽朝创建者的部落曾与其保持长期的通婚关系），所以许多部落名称和契丹官名非常自然地是来自突厥语。我们所知的基本词汇过少，而这些词汇又肯定有一些是借词，所以难以断定契丹语是属于蒙古语族还是属于通古斯语族。契丹人可能说的是一种受通古斯词汇影响的早期蒙古语，也可能是受蒙古词汇影响的通古斯语，不管是哪一种语言，都使用了许多突厥语借词。

用生活习俗和物质文化的资料同样很难解释契丹的族源问题，因为这些东西也很容易从其他民族借用。我们不能指望这方面的资料对契丹族源提供任何明确的结论，是因为契丹的居地西面是包括干燥草原和沙漠的广阔地区，居住着操突厥语或操蒙古语的部落，东面是东北地区森林覆盖的平原和山地，是通古斯语族民族的家乡。契丹文化与它的一个邻族有共同的特性，当然不足为怪。

但是，有一种文化特性支持《魏书》所说的契丹、奚和室韦同源的说法，这就是男子的发式。契丹的男子将头顶的头发剃光，留下两鬓的头发垂至肩部或胸部。奚和室韦都采用同样的发式，据信他们共同祖先的鲜卑，也采用这样的发式。

关于契丹人的起源，生活习俗和物质文化给我们的证据并不比语言资料多。但是，契丹的先人显然隶属于称为鲜卑的部落集团之中。除此之外，都不过是推论。

契丹诸部在6世纪时还只是一个弱小的联盟。553年，北齐大败契丹，掳掠了大量契丹部民，掠走了许多牲畜。[5]隋朝初年，契丹内部斗争不断，586年后不久，一些部落成为突厥人的属民，其他部落臣服于隋朝。《隋书》（成书于636年）把契丹描述成所有蛮族中最原始的部族，这一叙述反映的可能是契丹人还不稳定的组织形式，而不是他们的文化水平。在和平时期，契丹各部各自为生，在其疆域内放养羊、马畜群和狩猎。只是在有战事的时候，他们的首领才聚在一起选举一位临时的领袖。[6]

契丹诸部的政治命运主要取决于他们更为强大的邻居和经常变化的力量天平，天平的一方是成功统治中国北方的王朝，另一方是北方、东北、西北和其他地方的敌对邻族。在中国强大时，如5世纪在拓跋魏的统治下，契丹即被纳入其政治控制之下；当中国衰弱时，契丹就成为其他游牧民族的属部，如突厥在6世纪取代柔然成为北亚的主人，契丹即成为其属部。东部的一些契丹部落甚至向以东北地区东南和朝鲜北部为中心的高丽称臣。

然而，契丹人的临时联合亦能形成较强的军事力量，605年契丹人对河北和山西北部隋朝疆域的大举入侵，就是一个证明。这引来了强大的隋的惩罚性征讨，使契丹蒙受巨大损失，其人口一时锐减。[7]

7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随着唐朝的兴起，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唐不仅是强大的中原王朝，还在630年击败突厥后成为北方草原的霸主。在这些年代中，契丹又逐渐被纳入中原的政治控制之下。623年，契丹的一个首领入觐长安；628年，在召开了一次部落首领会议后，另一个首领又到长安要求正式臣服。在645年太宗征高丽时，一些契丹部落参加了唐军的征战；647年，以窟哥为首的大贺氏八部联盟臣属于唐朝。[8]

我们难以确知窟哥是在危急时刻选举出来的临时领袖，还是按新方式选举出来的终身领袖，或是通过承袭成为领袖。628年率领部众臣服的首领也是大贺氏的成员。显然到了7世纪40年代，在以前的更富政治经验的突厥宗主的影响下，契丹的联盟变得更加稳固和更具凝聚力。唐廷决定通过强有力并忠于朝廷的世袭领袖间接控制契丹人。为实现这一目标，窟哥被赐予唐朝的国姓“李”，并被任命为松漠都督，这是为间接管理契丹诸部特别设立的官员。通过这些措施，唐廷希望确保窟哥与唐朝的合作及其属下部民的服从。

唐廷的政策推行得很顺利，近一个世纪中，大多数契丹首领出自李（大贺）氏。但是，与所有北亚的游牧民族首领继承方式一样，继承人并不总是首领的直系后裔，而经常是同一氏族的成年旁系亲属，如叔伯和兄弟，并且要在定期的部落首领会议上“选举”产生继承人。在统治者必须直接展示他的权威的社会里，不可能容忍儿童、软弱和无能的人成为统治者。同样的继承方式延续到了辽朝。在7世纪90年代以前，李氏的后人被唐廷封官加爵，并有数人成为唐军的著名将领。

但是，唐与契丹间的关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7世纪末叶，唐对边疆地区的控制有所削弱。从高宗初年起，从塔里木盆地到高丽，横跨亚洲的唐军逐渐退却，采取守势。吐蕃人成为他们的主要战略目标。同时，在680年前后，突厥再度强大起来，并开始重构其草原霸主地位。唐试图征服高丽的行动以惨败告终，在东北东部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震（后改称渤海）。最后，是契丹人试图摆脱唐的监护。696—697年，被骄横的唐朝地方长官的暴虐行为激怒的契丹首领李尽忠率部起兵，对河北发动大规模进攻，深入唐境，攻占了几座大城市，重创唐军。但是由于两个原因，入侵失败了。突厥的可汗不愿豢养出一个敌对的草原势力，他从背后向契丹发起进攻，将其击败，掳走了大批部民和畜群。此后当唐廷在697年调集新军征讨契丹人时，最初参加契丹起兵的奚人背叛契丹投唐。士气低落的契丹军溃散并被驱赶出来，伤亡惨重。唐朝迅速地将契丹从其境中逐出，但却没有立即恢复对契丹的控制。

直到715年，在突厥的力量削弱和在玄宗统治下唐的扩张再次加强后，契丹才又臣服于唐。716年，仍是李（大贺）氏成员的契丹首领亲自前往长安朝贡。和以前一样，契丹的首领们得到了唐廷封授的高官和爵号，为加强羁縻，唐将皇族的一位“公主”嫁给契丹的领袖，契丹统治氏族的成员则被送到长安去做“质子”。唐朝又建立起了对契丹八部的间接统治。其后的几年，唐对契丹的影响达到了顶点。

但是，唐朝的控制没有维持多久，由于契丹内部的争执，双方的关系不久就开始发生变化。尽管有唐廷的授封，李（大贺）氏的领导权还是削弱了。一个名叫可突于的契丹部长成为事实上的领袖，操纵着李氏王位继承的立废。虽然他从未对李氏的世袭统治权提出过挑战，也从未试图取代他们的位置，但是他具有绝对权威。8世纪20年代末，他前往唐廷，受到唐朝大臣的粗暴对待。他由此深恨唐廷，在730年返回后杀死契丹王，挟持契丹和奚叛唐，投靠了突厥。虽然可突于及其扶植的契丹王在734年被李氏的支持者杀死，唐廷却未能重建对契丹的控制权。唐廷想为契丹选择一位新领袖，但以失败告终。此外，契丹内部的纷争导致了领导权的变化，唐廷支持的大贺氏，被一个新的统治氏族遥辇所取代，我们将在后面加以详述。

745年，唐廷试图用建立新通婚联盟的办法来恢复双方的关系，但是没有成功，送去的皇室新娘被杀，契丹再叛，唐范阳（今北京）节度使安禄山随即企图以武力征服契丹。751年，安禄山攻入契丹境内，但是被打败，损失惨重。755年，他派出一支更强大和经过充分准备的军队再次进攻契丹。这一次安禄山的军队取得了胜利，契丹人被击溃。但是就在同一年晚些时候，安禄山自己亦叛唐，率军攻入河北，在他的军队中，则包括了大量的契丹、奚和室韦骑兵。中国卷入血腥和漫长的内争，这场长达十年的内战使唐帝国陷入混乱，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唐朝再未完全恢复其统治。

许多契丹人、奚人和室韦人仍然效力于唐，尤其是在军事方面效力。一些原来归属于安禄山的契丹和奚人将领，后来降唐，并在河北藩镇中起着重要作用。如叛乱之前拥有汉人人口350万的成德藩镇，762—781年由一个奚人家族统治，其后782—820年由三代契丹统帅统治，最后由一个回鹘家族世袭统治，直到唐朝灭亡。与成德藩镇同样大小的魏博藩镇，822—826年由一个奚人统帅管辖。我们不知道这些统帅与他们在唐境外的本部部民有什么联系，但是他们在自己的军队和藩镇的管理机构中使用了大量的契丹人和奚人。

755年后契丹族的历史更难叙述。契丹人没有像西方的吐蕃人那样乘唐朝暂时衰弱的机会进攻唐朝和蚕食其土地。可能是内部的争斗和安禄山叛乱前进攻契丹造成的重大损失，极大地动摇了契丹联盟的基础。无论如何，契丹人的疆界立即与强大的反叛王国的辖境相邻。契丹人不与之对抗，而是和平相处，并奉成功地取代了突厥成为北亚霸主的回鹘为宗主。

这并不意味着契丹切断了与唐朝的所有关系。契丹和奚都与以今天北京为基地的范阳（后改名卢龙）节度使保持着长期的特殊关系，此节度使习惯上兼任押奚契丹使之职。安禄山叛乱之后，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卢龙节度使仍然保留着这一官职，并且履行其职责。由于卢龙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其边境比较安定，奚和契丹很少来侵扰。契丹虽然臣属于回鹘，但仍然定期向唐朝派遣贡使。当贡使抵达卢龙镇治所幽州（今北京市）时，节度使即选派几十人前往长安，其他人则滞留幽州。在756—842年之间，我们所知道的这样的使团至少有30个。历朝皇帝按惯例款待、酬谢贡使，但不再授予契丹首领唐朝官爵，因为唐廷已知道契丹是回鹘的属部。

840年，草原上的回鹘汗国解体，此后形势又发生了变化。842年，契丹首领屈戍断绝了以前与回鹘的朝贡关系，再次附唐，并要求得到武宗的正式册封。唐廷恢复了契丹以前的封号，以此作为其归附的标志。

遗憾的是，唐朝史书关于唐与契丹关系的叙述在这个关键时刻终止了，亦没有为9世纪最后十年的契丹提供更多的资料，而这一时期恰恰发生了许多导致契丹走上建国之路的事件。为接上这关键的一环，我们只能依靠《辽史》，该书提供了此时统治契丹的遥辇可汗的世系（见下页表6）。《辽史》的编撰者承认这个世系不完全可信。《辽史》还提供了辽朝的建立者（耶律）阿保机所出的迭剌部的更为详细的世系表（见图表1）。

这个世系表可能早在10世纪40年代就编成了，它的编制当然是为了确立耶律皇族的正统地位。可能是着眼于众多的汉人臣民，契丹皇族宣称自己是中国传说中的英雄、中国农业保护神神农帝的后裔。但是，这个中国式的神话远没有关于他们自己民族来历的传说重要。按照这个传说，契丹的始祖奇首可汗一次乘白马沿老哈河而下，在老哈河与潢水（西拉木伦河）汇流处，遇到了一位驾青牛车的女子。此地显然是契丹和奚人的古代牧地。奇首与该女子结婚，生了八个儿子，他们就是后来构成契丹族八部的祖先。辽朝时期，在同一地区神圣的木叶山还供奉着奇首可汗、他的妻子和八个儿子的像，并以白马和青牛献祭。

表6　遥辇诸可汗

*《辽史》指出安禄山叛乱后，可汗的继承不是很清楚。

已经难以确定这个传说有多么古老，但是以八部成员作为契丹的核心在早期史料中已经出现，并且八个古代部落的传统似乎从5世纪直到阿保机时代始终未被打破（甚至部落名称都有一定程度的连续性）。这个有关八个原始部落的传说与建国前的选汗制度有密切关系。每三年八个部落的酋长聚在一起，选举（或确定连任）他们中的一位作为联盟的可汗。可汗的任期不是终身的，他可以被罢免和取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得恶意对抗其继任者，并允许他安然返回自己的部落。

这样的政治组织形式并不是契丹所独有的，在其他北亚民族中也能发现。这是一个确保领导权掌握在受到部落贵族信任的、有能力的人手中的设计。先是大贺氏，后是遥辇氏的“世袭”领袖，并不是由长子继承权决定的简单的世袭继承。由于本氏族有很多合格的候选人，领袖继承不一定传给年长的氏族成员，甚至不传给年长的一代成员。此外，这是一种经过其他部落集团首领选举和定期确认的继承制度。

辽朝的创建者阿保机不是居统治地位的遥辇氏族的成员，而是出自迭剌部（后来改名为耶律氏）。为确定他取得领导权的合法性，官方的辽世系追溯的领导权从奇首可汗开始，直到耶律氏可信的祖先雅里。雅里又被认定为可突于的同党涅里或泥礼，据说他杀死了大贺氏领袖李过折，此人是唐在734年可突于死后试图确定的新领袖。涅里在大贺氏联盟解体后把分崩离析的契丹各部重新组织起来，并在让位给遥辇氏的阻午之前统治了契丹一段时间；遥辇氏的九代成员统治契丹，并且第一次采用了可汗的称号。同时，迭剌氏的涅里的后人，也在联盟中占据各种要职。列出这些世系是要证明在雅里/涅里让位给遥辇氏之前，迭剌部早已取得了领导权。

906年或907年，遥辇氏的最后一位可汗痕德堇或钦德因政绩不佳被罢免，八部首领选举迭剌部长、联盟的军事统帅（于越）阿保机取代他的位置。旧秩序走到了尽头。

阿保机起而争权的背景

不首先认真观察9世纪末的国际形势，就不可能理解契丹作为北亚强大力量的崛起。人们易于将契丹的崛起简单地归因于唐朝的衰落。但是这只是发生在9世纪末叶一系列复杂变化中的一部分。9世纪40年代初回鹘帝国被黠戛斯摧垮，使契丹摆脱了原领主的控制，并造成了自6世纪以来由突厥诸族控制的北方草原的权力真空。虽然为我们提供主要史料的中国史家自然关注的是契丹人成功地建立了一个疆域包括传统中国东北边疆地区的强大王朝，契丹人早期的真正成功可能是先征服了广阔的草原地区，然后才是东北地区。契丹的进攻矛头首先指向强大的邻部奚和室韦。奚和室韦被征服后，契丹牢牢控制了今天长城以外的地区，随即转向更强大的对手，先是辽东富裕、强大、组织良好的中原式王国渤海，接着就是中国本身。

重要的是撇开中国史家关于“野蛮的”游牧民族与中国的“标准”关系的骄傲自大的说法——按照这种说法，中国是整个人类世界无可争辩的文化、政治和道德中心——而应该试图从契丹人的眼光看待这种关系。对契丹人来说，中国不单单是一个强大的邻居或“先进”文化的源泉，在所有草原民族看来，中国还有巨大的、令人惊奇的财富，并且是大量各式各样的商品的生产者。一些商品是生活必需品（因为游牧民族不能自给自足），一些商品是契丹贵族需要的奢侈品，还有一些商品则能与邻族贸易或者通过内亚与西方进行交易。

从安禄山叛乱以来，契丹看到了他们过去的宗主回鹘通过获取唐廷为与其保持和平而赐予的大量金钱和为装备骑兵而购买他们仅有的财富马匹积聚了大量财富。成群结队的契丹人以“使者”的名义进入幽州，他们更急切地盼望有机会得到中国的商品，特别是精美的丝织品，而不是与中国先进文明的接触；同时，把这些使者的大多数留在幽州的节度使，也确实向他们提供了贸易机会，首先是购买契丹的名马。在阿保机之前，契丹对唐朝还没有领土野心。他们要的是中国的财富，中国的产品，以及中国的俘虏，特别是有特殊技能的俘虏。当这些需求不能通过贸易得到时，他们就越过唐朝边界进行突袭，将掠取的牲畜、人口和所有有价值的物品带回本部。

在回鹘帝国灭亡后的几十年中，契丹所面临的中国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9世纪40年代的唐朝仍然是一个极强大的帝国，它的军队不断给予契丹沉重的打击，它的中央军仍能对任何危险的边镇保持足够的威慑力量。契丹与之保持密切联系的河北诸藩镇，可能享有很大的自治权，但都从未认真尝试过摆脱唐的控制。

但是，从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面对地方的混乱和大规模起义，唐朝的秩序迅速崩溃。在884年黄巢的致命性起义最终被镇压下去之后，唐廷已孤立于首都周围地区，帝国被近50个藩镇所分割，许多藩镇甚至不再保持对唐廷的表面忠诚，所有藩镇都是高度军事化的。形势极不稳定，皇帝丧失了权力。从9世纪90年代起，皇帝成为一个又一个北方军阀操纵的傀儡。890年之后契丹在与中国接触和冲突时，面对的已经不是任何中央力量，而是一跨过边界就遇到的诸藩镇。

但是这并不意味中原的边防突然变得软弱无力。唐朝长期依赖实际上独立的河北藩镇保卫东北边疆，当中原日益军事化时，各独立藩镇都很注意保持强大的军队。惟一不同的是面临压力的边疆诸镇在危机出现时不再寻求中央政府的支持，而是与其他藩镇联合，于是形成了一个经常变化的地方藩镇临时联合的格局。

10世纪初，与契丹相邻的边境地区由两大藩镇控制（见地图1）。在西面今山西省的北部是以太原为治所的河东镇。这一要地从883年以来就控制在桀骜不 驯的统帅李克用手中，此人在最终镇压黄巢起义中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他和他藩镇中的许多贵族是以勇猛和凶残著称的突厥沙陀人，因为7世纪以来，唐廷在这一地区安置了许多出自不同民族的部落。9世纪90年代，李克用成为中国北方血腥权力争夺中的一个主要竞争者。虽然李克用暂时处于朱温的庇护之下，但在10世纪20年代，他的后人还是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后唐。

地图1　契丹和中国北部，908年

在东部，契丹面对的是占据了今河北北部大部分地区的卢龙镇。卢龙镇像其他河北藩镇一样，在世袭首领统治下保持了150年的半独立状态，不向长安的政府交纳赋税，拒绝接受唐廷在其控制区域内任命的官员。以幽州为中心的卢龙镇独立性更强，因为这一地区的反唐意识已有很长的历史。从895年到907年，卢龙镇由强悍、好战的统帅刘仁恭统治，他是在李克用的支持下取得这一位置的。

卢龙镇比其他河北藩镇贫穷并且人口稀少，不能维持一支庞大的正规军队。为保护其漫长的边疆免受来自敌对的军阀和部族的攻扰，它主要依赖组织良好的团结兵，特别是在北方边疆地区。卢龙的大多数士兵是本地人，许多家庭几代在军队中服役。[9]士兵作战不是为了遥远的朝廷和皇帝，而是为了他们的房屋和家庭。他们以勇敢著称，不仅挫败了契丹的进犯，还在刘仁恭的率领下主动出击，跨过边界焚烧契丹人的牧场，掳获人口，驱掠其马、羊畜群。

9世纪末，唐朝的衰弱还不足以使契丹能够联合各部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倒是中央控制转为农业区边陲的河东、卢龙镇控制后，藩镇对契丹邻人的强硬姿态，尤其是卢龙镇的强硬姿态，加强了契丹人的团结。唐的中央力量可能永远消失了，但是中国的边境地区还和以前一样强大和军事化。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阿保机出现了，带领契丹各部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王朝。

阿保机的兴起

契丹的创建者是阿保机（872—926年），后来追谥为辽太祖（907—926年在位），尽管他在世时还没有采用辽的国号。872年，阿保机出身于迭剌部。在阿保机死后几年，迭剌部才以耶律为姓氏，但是史料中常将该部以前各代的成员亦错误地称为耶律氏。他们最初与其他契丹人一样，除了在辽朝时与耶律氏通婚的萧氏外，没有姓氏。9世纪末叶，迭剌部在契丹人中已经上升到显著地位，仅次于可汗的氏族遥辇氏。在迭剌部内部，首领（夷离董）的继承不是直接从父亲传给儿子，而是遵循游牧民族的惯例，兄弟比儿子更常继承夷离堇的名号。图表1“阿保机的先世与耶律氏部族结构”显示了迭剌部世系和首领的传承，但是他们的实际传承顺序和时间已无可稽考。迭剌部权力的建立不仅通过战争和掠夺，还通过一个联盟体制。他们与另一个氏族（后来以萧为姓）建立了复杂的联姻关系，这个氏族源出回鹘，对中国边疆地区有很深的了解。

阿保机的父亲撒剌的（后来尊谥为德祖）任夷离堇时，契丹人开始从事更先进的农业，发展冶铁和制盐业，并且鼓励纺织。迭剌部的权力不仅限于本部，阿保机的伯父（耶律）释鲁已经成为可汗之下契丹人中最重要的官员，他是于越，类似首相并是所有契丹军队的统帅。

阿保机就是在这样一个游牧部落的指挥官中长大，这些指挥官已经经受过各种生活方式的磨炼，并且在他们的社会中聚集了许多汉人流民、俘虏和部落民。阿保机是个身材高大和极聪慧的人，他似乎懂汉语，尽管在与他的契丹部下接触时很少使用汉语，他担心接受汉人的观念会导致他们丧失自己的特性和尚武精神。阿保机的迅速崛起不仅是因为他的出身，更重要的是他在经常性冲突和征讨契丹邻族时表现出来的果敢军事行为。9世纪末，他成为可汗亲兵的指挥官挞马狘沙里。

901年，阿保机被选为迭剌部夷离堇。在任期间，他亲自率军多次北征室韦，东北进攻女真，南讨强大的奚。902年，他领军大举进攻中国边境的河东镇。此时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正全力对付朱温的进攻，朱温已经逐步稳定了他在中国北方的统治，但901年和902年都在河东被李克用击败。阿保机的这次进攻带回了9. 5万名俘虏及大量的驼、羊、马和牛。903年，他再次攻入河东镇北部，占领了几个城市，得到大量的战利品。到903年年底，阿保机的注意力转向卢龙镇，攻掠今北京北面的边境地区。当年秋季，他被推选为统帅于越，年仅31岁。

阿保机连续不停地征战。904年、905年和907年，他连续北征室韦的黑车子部，906年两次攻奚。但是他的主要注意力当时集中在中国边境上，与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的强大力量对抗。905年，[10]阿保机与他的更可怕的邻居、中国北部的一个强大竞争对手、河东镇的沙陀统治者李克用举行了一次和平谈判。阿保机率领7万契丹和其他部族的骑兵，在云州（今大同）与李克用相会，在这里他们盟誓为兄弟，象征性地交换了战袍和马匹。李克用当然是急于保证他北方边境的安全，并希望新结成的军事联盟使他在正与朱温进行的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阿保机则希望李克用在他与卢龙交战时保持中立。这次和约表明阿保机当时已被视为重要的力量，他的个人威望已经超过了名义上的统治者可汗。至少在沿边的汉人眼中，他已经是契丹人的领袖。

同时，卢龙边境的战争仍在继续进行。从903年到907年，卢龙边境每年都受到攻击。在一次战争中，节度使刘仁恭的一个养子被俘。而刘仁恭则采用每年秋季越过边境焚烧草地遏制契丹人放牧的方法进行报复。在一次行动中，他们甚至俘虏了阿保机的一个妻兄。这些反击给契丹带来很大困难，牲畜损耗，饥荒不断，所以软弱的痕德堇可汗不得不用大量的马匹贿赂刘仁恭，请求他保留契丹人的牧场。907年，痕德堇应被重选为可汗。各部的首领耻于他对刘仁恭的妥协，将他罢免，推举阿保机为可汗。[11]阿保机任命从弟迭栗底继任迭剌部夷离堇[12]，并以自己的弟弟剌葛统领耶律家族。

尽管有军事上的成功，阿保机如不对他俘获的民众采取有建设性的策略，仍不能长久地维系对全体契丹人的统治。他出征的主要目的是获取另外的人力。被征服的部落民成为他的部下并增加了他的追随者。他们中的一些是纯粹的牧民，但是其他人，尤其是来自奚和室韦的人，则是熟练的冶金工匠和其他工匠。大多数汉人俘虏定居在阿保机自己的领地中，常住在被称为“汉城”的地方。早在902年就第一次出现了有关这种汉城的记载，当时阿保机还只是迭剌部的夷离堇。[13]这座东楼（龙化）城建在契丹始祖的传统居地旁，安置从山西北部来的俘虏。后来，几百个被俘的女真家庭也在此城定居。我们知道后来又建立了近四十个同类的城市，有些是阿保机的弟弟安端建的，有的是由其他贵族成员建的。汉族人口的原籍常被提及，似乎同一战役的俘虏经常被安排在一起居住。

这些汉城都有城郭（为便于防御居民均住在城内），按照中国矩形城市模式建造，四边有门，有城楼、街道和带钟鼓楼的市场。一些城中还有孔子庙和佛寺、道观，以及祖庙和驿站。汉城不是被奴役的殖民地，也不是流放犯的居所，而是变成充满活力的商业和制造业中心。城中的许多汉人居民不是俘囚，而是从混乱的和受压迫的中国边疆各镇自愿跑来的流民。这些居民，不管是自愿的还是不自愿的，对契丹的建国有很大的帮助。[14]

阿保机的强大不仅来自俘虏，尽管这些俘虏起了重要的作用。来自契丹各部的许多战士加入了阿保机个人的卫队，他逐渐建立起个人的权力基础，这个基础潜移默化地破坏了契丹人的传统部落结构和各部之间的权力平衡。显然，他不仅能够除掉旧统治者，还能埋葬旧的统治制度。

阿保机称汗与登基

基本史书《辽史》告诉我们，阿保机于907年“即皇帝位”并建立起自己的王朝。其他史料则含糊地把这一事件定在904年至922年之间。[15] 11世纪的《新五代史》对这一事件则给予不同的记载，认为当重新选举到期时，阿保机拒绝放弃他的于越或可汗位置，并使契丹联盟同他的追随者和汉人臣民们一起，建立起他自己的“部落”。由《辽史》本身产生了更进一步的混乱，因为它在别处记述了916年的第二次登基仪式。907年这一时间本身令人产生怀疑，因为它与唐的正式灭亡时间一致。从人们所熟知的他们强调辽王朝继承的正统性这一角度而言，这是辽朝史学家选择他们王朝开端的一个方便的和引人注目的年代。

矛盾也许最好这样进行解释，即假定阿保机在907年成为无异议的契丹传统意义上的领袖，而在916年，当他应再一次进行部落首领的重新选举时，他却举行了一次皇位登基的正式仪式，即采用了帝号，并采取了某种中国传统帝王的习惯服饰，以此宣布他与后梁的汉人统治者地位平等。

在这两个重要年代之间发生了很多事情。阿保机继续进行平定各部落的战争。908年，他进攻了室韦。910年和911年，奚人的暴动被镇压。912年，他进攻了位于今天蒙古地区距其领土遥远的西北边界的阻卜（或术不姑）。915年，轮到了乌古（有人认为即弘吉剌）。辽朝的疆土稳固地向西与西北扩张。

与此同时，与中国边界地区的关系也极度紧张。在卢龙，统治者刘仁恭被他的儿子刘守光废黜，后者继续执行其父亲对契丹的敌视政策。909年，一支由萧氏后族的一名成员率领的契丹军队深入河北，并在今天天津西南某地打败了刘守光。然而，刘的野心膨胀，911年他宣布自己为独立的燕国皇帝（曾经是安禄山叛乱政权的名称）并开始侵略邻近地区以扩张他的领土。可就在他称帝的同一年，契丹占领了山海关西面的平州。912年，阿保机亲自率领一支军队进攻刘守光。此后的一年，李存勗——自他的父亲李克用在908年死后，一直是河东的沙陀统治者，后来，他成为后唐的庄宗皇帝（923—926年在位）——对刘守光的扩张行为感到震惊，决定进行干预，侵入卢龙并占领了其首府幽州。刘守光被俘，燕国灭亡，卢龙被并入当时被称为晋的沙陀版图。自此，李存勗有效地控制了与契丹领土接壤的全部边界地区，并稳固地发展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政权，该政权对由他父亲的老对手朱温于907年建立的以河南为中心的梁王朝构成巨大的威胁。

当然，阿保机曾与李克用结为兄弟，但后者从未原谅过他随后试图与自己的仇敌、后梁皇帝朱温建立友好关系。控制了当时包括河北北部与河东地区的后晋强大地盘的李存勗，对契丹来说，是一个远远超过刘守光的更强大和更具威胁性的对手。对阿保机来说幸运的是，李存勗对中原更抱有野心。因而，契丹边界暂时出现了难得的休战状态。

对阿保机来说，与其邻居的关系是次要的，因为他面临着在契丹人中间维持其最高权力这一主要问题。在907年被推选为首领后，他试图加强其绝对权威的计划并非一帆风顺。最大的威胁来自于他的弟弟们与耶律氏的其他成员，他们已经成为遥辇氏瓦解后的契丹新贵族。在传统契丹社会中，可汗与部落酋长的继承通常是在兄弟或堂兄弟之间进行的。再者，惯例要求首领每三年重新选举一次，那时，部落议事会的其他成员或他自己氏族的其他候选人也许会取代他。在910年，当重新选举到期时，阿保机没有履行这一程序，他的兄弟们感到被剥夺了他们自身的继承机会，故而试图阻止他建立一个基于父传子承的世袭王朝，因为这将会永远结束他们自己当首领的要求。其中最不满的是阿保机最年长的弟弟剌葛。

911年四个弟弟发动了叛乱，而912年这四个弟弟策划的另一次谋害阿保机的阴谋在实施之前被揭露。913年，当阿保机的第二个三年可汗任期结束，而他又一次拒绝进行重新选举时，由他的弟弟们、他的叔父与担任迭剌部首领的族弟所发动的一次更为严重的叛乱爆发了，这次叛乱被更加血腥地镇压下去。所有这些叛乱都失败了，而且他们的失败加速了阿保机集权的进程。不过他还不是一个完全专制的君主，他依然完全受制于契丹部族制度，这使他不能轻而易举地消灭所有的对手。虽然他的叔父和族弟以及三百多名支持者被处死，但他弟弟们的生命则被保留下来。

为了对弟弟们和其他旁系亲属进行补偿并阻止在耶律氏中发生进一步的叛乱，阿保机将他们的家族合并为所谓的三父房，这包括了阿保机祖父的所有子孙，他们成为辽帝国特权亲缘集团之一（见图表1）。但皇族内部对永久性继承统治的不满和有关继承的斗争远没有停止。917年剌葛再次叛乱并逃到了幽州，在那里，后晋王李存勗收留了他并授给他地方官职。后来，当李存勗于923年成为后唐皇帝时，他处死了剌葛以作为对阿保机友好亲善的表示。918年，阿保机的另一个弟弟迭剌发动了又一次短暂的叛乱。领导权的争夺与继承问题经常在阿保机子孙中爆发。

916年，当应该再一次进行部落首领的重新选举时，阿保机依然采取激烈步骤以加强其永久性权力。首先，他举行了一次汉式登基仪式，宣布自己为契丹皇帝并采用了一个年号[16]，以此宣称他独立于后梁（以前契丹采用它的纪年）并表示他现在处于与中原统治者平等的地位。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他宣布他的长子倍（900—937年，契丹名图欲）为继承人。这就正式摈弃了他的弟弟们与其他氏族成员们的继承权，也侵犯了部落长老按契丹传统方式选举他们首领的权利。倍本人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极不愿意恢复契丹旧制。建立中国式政权的另一个象征性举措是建立第一座孔庙。但对于这些嗜血成性与残暴的斗士来说，孔庙似乎是不相称的，虽然少数契丹贵族已开始通晓汉字。

918年，阿保机开始了建设世袭政权的另一项步骤，他下令建造一个规模宏大的都城皇都，后来被称为上京。该城建立在西拉木伦河以北的临潢（该地后来成为蒙古人的城市波罗城），那里是契丹诸部落古老的中心地区。为了建造该城，在农忙季节征集了大批劳力：阿保机还没有掌握汉式的统治农业人口的要领。据说，工程在百日之内就完成了，但实际上还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来在同一年，他下令在都城建立了孔庙、佛寺和道观。阿保机临终的那一年，都城又被扩建，一系列的宫殿与祖庙建立起来。最后，都城的面积达到了方圆27里，它按照标准的汉式设计，建立了城墙、城门、街衢、宫殿、官署、寺庙、驿舍等。它实际上是一个双重城市，其南面是一个单独的汉城，有着密集的房舍与集市。它还有为在北方贸易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回鹘商人提供的特殊区域，以及为外国使臣居住的馆驿。我们不能准确地获知该城扩建的时间，因为931年该城的部分城墙还重建过，而进一步的扩建在11世纪还在继续进行。那时，它还是五座京城中惟一的一座。

永久性都城的兴建标志着阿保机政权组织集权化的迅速发展。这时，阿保机似乎已经着手建立有辽一代的双重行政管理体制，北面官负责管理统治地区的部族事务，而南面官主要仿照唐朝制度构建，负责定居人口特别是汉人的事务。早在910年，阿保机就任命他的内兄萧敌鲁管理北面官系统。这一发展于947年帝国正式分为北院和南院时达到顶点，但显而易见，这一发展进程远远早于此时。在阿保机以后的统治时代里，被俘的汉人官员在发展行政管理体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曾经作过卢龙地方财政官员的韩廷徽，确立了税收制度并主要负责设计南面官的中原管理体制。[17]

确定这一早期政府组织变化的发展年代是不可能的。大概相当多的情况是因人而定和非正式的。有了固定的都城，并不意味着开始具备像正式的中原王朝那样带有固定官署与宫廷的永久性政府组织。相反，政府依然是皇帝的扈从，而宫廷则四处巡游不定，每年往返行进于四季狩猎场所（捺钵）并不时地跟随皇帝进行经常性的战役。[18]“宫廷”是一个巨大的可移动性城市，它由帐篷组成，并由一长列牛拉四轮车来驮载。扈从部分地靠他们营帐周围的土地为生，当地居民有时被豁免赋税以作为其补偿。至少在早期，都城的帝国宫殿还不是人们所期望的大片华丽建筑，而是皇帝居住时所搭设的营帐地点。

916年和917年，阿保机又试图插手中原事务。当时，李存勗和后梁末帝（朱友贞）正在为争夺河北中部和南部而鏖战。阿保机趁机侵入李存勗在河东与河北北部的地盘。917年，契丹围困幽州达二百多天，最后只是在李嗣源率领一支大军从河东赶到后，才被赶走，李嗣源后来成为后唐的第二代皇帝明宗。921年和922年，契丹又侵入河北，这次是应名义上依附于李存勗与河东沙陀首领的一个地方统治者之邀而来的。他们轻而易举地突破主要的边界关口，控制了今天山海关（当时称榆关）以东的一些中原领土，向南一直推进到镇州。这一次，李存勗亲自调动一支军队击退了他们。

在此之后不久，中原形势发生了巨大转折。923年，李存勗最终消灭了后梁并建立起自己的沙陀王朝后唐，从名义上恢复了唐朝。他现在成为中原无可争议的主人，而后梁皇帝们则从未做到。到925年，他已控制了除鄂尔多斯南面两个小州（灵州和夏州）以外的整个中国北部，925年的秋冬季节，他又战胜了四川的大国前蜀（见地图2）。此时，他已成为契丹难以对付的劲敌。尽管仍有一些边界冲突，但阿保机暂时保持中立，没有进一步发动像917年那样规模的战争。

地图2　契丹和中国北部，926年

相反，他将注意力转向了北部和西部。919年，乌古被最后征服。接着在924年到925年，阿保机对草原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远征，征服了漠北北部诸部落，一直到达鄂尔浑河畔的古回鹘都城窝鲁朵城。在他亲自率军向西进入准噶尔东部的同时，他还派出另一支军队向西南穿越沙漠，对位于戈壁与青藏高原之间定居于甘肃走廊西部的回鹘人建立起统治。与此同时，另一支契丹军队，在阿保机的次子德光（契丹名德堇，后成为辽朝太宗皇帝，927—947年在位）的率领下，向南穿过戈壁，控制了阴山地区和鄂尔多斯东北角的诸部落人口，包括吐谷浑遗民及一些小党项部落。

926年，扩张征服返回家园后仅仅一年，阿保机又发动了一次更富野心的远征。这次目标是强大的渤海国，它统治着东北地区东部直到沿海地带的大片地区，在924年双方有过边界冲突。渤海与阿保机的其他对手不同，它不是草原游牧民族的部落联盟，而是中国式的集权国家，它长期以来不仅与中原而且与高丽和日本保持着稳定的关系。这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和众多的城邑，而且，至少在南部分布着大量的定居农业人口。然而，它在军事上却证明不是阿保机军队的对手。它在两个月内就灭亡了，它的国王与贵族被迁到契丹宫廷。阿.保机没有立即吞并其领土，而是改其名为东丹国并任命自己的长子、深受汉族影响的继承人倍为国王。东丹成为一个附属国，但暂时保持了它自身机构的完整，甚至继续使用它自己的年号。

阿保机对渤海如此小心翼翼的原因还不完全明了。他也许考虑到尚未成熟的契丹统治制度还不足以应付治理大部分居住着定居人口、并拥有众多城市的幅员辽阔的领土这一异常复杂的问题；他也许只是希望避免招致人口众多且具有潜在敌对情绪的人民的怨恨；而且他也许希望为他自己选定的继承人分配一块永久性的封地，因为正如事实所证明的那样，契丹贵族并不拥护后者继承自己的汗位。

灭亡渤海之后，阿保机看起来像是又恢复了向中原扩张的打算。926年，后唐都城洛阳发生了一次宫廷政变。李存勗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但他的政权组织并不稳固。926年年初，他在河南与河北的军队发动叛乱并杀死了他，拥立他的养子、来自河北的一位节度使李嗣源（庙号明宗，926—933年在位）代替他（译者注：李嗣源[明宗]不是李存勗[庄宗]的养子，而是李克用的养子）。后唐的新皇帝派出一名叫姚坤的使臣向仍在渤海的阿保机通报他的登基。姚坤后来详细地记载了他被接见的情况，这一记载被保存下来。从中我们获知，阿保机宣称他想要先占据幽州与河北，然后才能与后唐进行和解。[19]当使臣抗议时，阿保机缓和下来，只对镇州与幽州——比以前的卢龙镇稍大一点——提出领土要求。但使臣仍然予以拒绝。恰在此时，阿保机突然染病身亡。在随之而来的纷乱中，这项侵略计划被遗忘了，而如果他还在世的话，他显然是要对河北发动大规模入侵的。

阿保机死时只有54岁。虽然他作为契丹领袖只有20年，却使契丹完成了从地区性的强大部落联盟向具有良好组织的政权的变革，这一政权控制了漠北与东北的诸游牧民族，以及以前渤海的领土。他的国家容纳了许多来自边界地区的汉人，建造城邑安置他们，并鼓励各种手工业与定居农耕，他基本上接受了政权需要双重组织形式的思想，这样既能管理南面的定居农业人口，又能用传统方式统治他们领域内的游牧民族。

阿保机鼓励吸收中国的思想体系与其他方面的文化。但同时他又极力维护契丹文化，这最突出地表现在为其民族创制文字上。在他即位时，契丹人还没有文字，汉字是惟一适用的记录手段。920年颁布了第一种契丹文字（“大字”，借用了与契丹语言有很大不同但又对其影响很大的汉字），这种文字到阿保机统治末年已广泛使用。925年，当回鹘使臣访问宫廷时，皇帝的弟弟迭剌（阿保机称他为家族中最聪慧的人）受命接待他们，在学会他们的文字（拼音文字）后，发明了第二种文字“小字”。

这样，到阿保机统治末期，双重政治体制的运行成为可能。在这种体制下，北方各部所在地区用契丹文处理政务，记录文件，而南方（汉人）地区既用汉文又用契丹文。这有助于契丹人保持自身的民族尊严与文化特性，但也在契丹贵族精英中间播下了长期冲突的种子，他们中的一些人固守部落传统社会的准则与习俗，而另一些人则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与之差异很大的中国观念与做法。由阿保机所创建的国家“双重”性质也许是有成效的，在契丹人越来越融入汉人世界的同时，他们却又保留了其固有特色。

继承危机与太宗朝

根据阿保机在916年所作的安排，在他死后，皇位应无可争议地自动传给其指定继承人耶律倍（900—937年）。[20]但事实并非如此。倍温文尔雅，是一位娴熟的画家，他的部分作品后来成为宋朝皇室的收藏品；一位会用契丹文和汉文写作的有造诣的作家；一位拥有大规模私人图书馆并喜爱中国文化的藏书家；也是一位音乐、医学与占卜方面的专家——但对于重视传统的契丹首领们来说，这并不具有吸引力。虽然阿保机的个人权威足以排除契丹人的一切习俗与惯例而使他成为继承人，但后来似乎阿保机也意识到他的次子德光才是更佳人选，而一旦阿保机死去，很显然皇位就不可能简单地传给倍了。

皇位继承的决定性因素在于阿保机杰出的遗孀淳钦皇后（后尊为应天皇太后）。她在阿保机生前就拥有巨大的权力，是契丹政权中扮演特殊角色的掌权皇后中的第一人。她以积极公开的姿态发挥着作用。在阿保机统治时代早期，淳钦皇后就曾为阿保机制定过铲除一些反对他的部落首领的计划。后来，她建立了她自己的军帐（斡鲁朵）并指挥着她自己的20万骑兵部队（译者注：应为2万），当阿保机外出征战时，她就率军负责维护后方秩序，甚至连她本人也曾指挥与敌对部落作战。阿保机死后，淳钦掌管了所有的军国重事。当阿保机下葬时，虽然有三百多人被埋在阿保机的陵墓中，但她自己却拒绝按习俗陪葬，因为她宣称她的儿子们年龄尚小而国家没有人治理。作为替代，她砍下了自己的右手放在阿保机的棺椁中，而她自己则活下来以担任摄政。当皇位继承确定时，她仍然牢牢掌握权力并在以后的许多年里发挥着巨大影响。

淳钦皇后本人不赞同选择倍，她尽其所能促使他放弃皇位以拥立他的弟弟德光（902—947年），似乎连阿保机也最终承认德光是更佳人选。按照传统的契丹部落模式，德光是一位更具有潜力的领导人，尽管他也像倍一样受过教育并是一位有才能的书法家。他在921年到922年入侵河北的战役中崭露头角，并在924年到925年的西征中作为统帅发挥着重要作用。

倍似乎觉察到他自身的危险，所以在宫廷中促使契丹显贵们相信他愿意放弃权力以支持他的弟弟。几个月过去了，可是皇位继承仍未确定。最后，接近927年年底时，倍与他的母亲接洽并正式撤回他的权利。而后，德光继承了皇位。通常他是以死后的庙号太宗而为人所知。

然而，倍还是前渤海国现为东丹国的统治者（人皇王）。经过长期的继位问题之后，太宗把倍当作对自己权力的最大威胁，惟恐他利用富裕和人口众多的东丹国作为基地以实现他被挫败的取得契丹皇位的要求。倍的夫人中至少有一位是渤海皇室成员。929年，太宗下令将东丹的都城和所有人口迁到了东平（今天的辽阳），那里被指定为契丹国的南京。虽然东丹国没有被废除，但它此时向并入契丹帝国更迈近了一步，而且逐渐失去了自926年以来所享有的特殊的半独立地位。倍似乎已处于被监视之中。930年，他浮海逃到中原。在洛阳的后唐明宗宫廷，他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并在那儿开始流亡生活，一直到937年被石敬瑭杀死。[21]石敬瑭是在契丹皇帝的支持下推翻后唐政权的，他始终是一个向契丹谄媚的傀儡。

当太宗统治时期，边界地带的战事依然在进行。928年，北方的乌古又出现新的叛乱。929年，皇帝的弟弟李胡被派去进攻大同北面的边界地区。933年，他对一些仍然没有屈服的党项部落进行了一次远征。但他统治时期最重要的方面是契丹逐渐卷入了中国北部的政治纷争。

后唐政权证明是不稳定的。它的皇帝明宗曾进行过重要的政府改革，恢复了朝廷的权力与影响，成立了超过地方将领手中军队的禁军。但他的统治时代以厄运告终，就在他临死的前几天，一位王子企图发动政变。他的儿子李从厚（庙号闵帝）在位仅仅五个月，其父的养子李从珂就篡夺皇位并将其杀死。针对这一情况，一直在明宗庇护下生活的前契丹继承人倍写信给弟弟太宗，建议他进攻后唐帝国。此事发生在934年。

936年，李从珂下令将强大的河东统治者石敬瑭调往山东任职，以便加强朝廷对他的控制。石敬瑭起兵反抗，李从珂指挥一支军队向太原的石敬瑭发起进攻。石敬瑭是另一位沙陀突厥人，是前皇帝李嗣源的女婿，他的叛乱导致了其他地方的叛乱。面对李从珂的沉重压力，他立即向契丹皇帝请求军事援助。太宗亲自率领5万骑兵经雁门关越过边界，在石敬瑭的首府太原附近击败了后唐的军队。后唐政权迅速瓦解。936年十一月，契丹封石敬瑭为新王朝后晋的皇帝，他只不过是契丹的一个傀儡。

937年，为了讨好他的新主子，石敬瑭杀死了不幸的倍，后来在同一年，他与辽太宗达成协议，把太宗认作自己的父亲，以此表示他的王朝臣属于契丹。后晋君主似乎意识到他已完全被契丹人所控制，因而提出以巨额的岁币来赎回被他们占领的幽蓟重镇。契丹予以拒绝，经过次年的几次艰难谈判后，契丹人割占了以前属中原的十六个州，包括从大同到幽州的广阔地带。这一新领土的获得，使契丹人控制了防御中原的所有战略关隘，并在河北获得了相当大的立足点（见地图3）。

地图3　契丹和中国北部，943年

太宗实现了他父亲的领土野心，此外，他还成为中原皇帝名义上的宗主。中原政权首次公开承认外族王朝的宗主权。虽然太宗同他的傀儡之间的约定仅仅维持了几年，942年石敬瑭死后，即被废除，但其影响是深远的。契丹人到他们的王朝结束都一直控制着十六州的大部分地区。幽州成为契丹的新南京（以前的南京、东丹国的中心，现在成为东京，而且发展成一个甚至比上京还大的城市）。强大的契丹统治强加于以前的中原王朝领土，而且契丹国并入了大量的汉人人口。中原北部与东北部边界地区现在成为边疆民族领土的组成部分，一直到14世纪后期，都在中原王朝的控制之外。对契丹人来说，现在也无法摆脱地卷入了汉人世界诸事务中。

令人怀疑的是，主要的参与者们是否理解这些事件的重大含义。石敬瑭是一个突厥人，而不是出身于汉人，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对中原臣服于一个非汉族政权这一问题并不感到敏感。与地位的细微差别相比，他更为关心的是维持与契丹人的和平以便能够集中精力处理国内的迫切问题。在他统治时期（936—942年），他小心谨慎地履行属国的义务，当契丹与中国南部的各个国家，尤其是他的邻国与对手南唐开始建立亲密关系时，他也没有表示过反对。他甚至允许到中国南部的契丹使臣从陆路通过他的领土，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走海路。

契丹人不仅了解其邻近的北方诸政权，而且熟知江南的情况。早在915年，地处今天浙江的沿海国家吴越的统治者钱谬就曾派使臣由海路到达契丹宫廷。吴越正式承认中国北部各连续王朝的最高权力。他们与契丹建立关系主要是出于商业方面的考虑：他们希望保护他们在渤海和高丽的贸易利益。对契丹人而言，则是寻求与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海上贸易通道，以获得舶来品、香料和奢侈品。南唐也与契丹建立了关系，但就他们而言，诱因是政治方面的。他们希望与契丹结成反对后唐的联盟（译者注：后唐[923—936年]与南唐[937—975年]并没有同时存在过，此处的后唐应当为后晋）。南唐国王与契丹皇帝互相以兄弟相称，这样，在契丹人眼里，与其北邻的后唐相比，他们给予了南唐较高的地位。在937年的同一次朝觐中，太宗分别接见了后唐、太原半独立的统治者刘知远以及新即位的南唐皇帝派来的使臣。这样，契丹深深地卷入了中原各个独立政权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之中。

与南唐的关系并不纯粹是正式的。南唐于940年、941年和943年接连向契丹提供有关后晋形势的重要情报。后晋灭亡而且契丹于947年在开封建立政权的企图失败并撤走后，南唐又提议结成军事联盟，以对抗继承后晋的短命的后汉政权（948—951年）。最晚在957年，他们还向辽提供过有关北方后周政权的军事情报，后者当时正对南唐构成威胁。

契丹与南方国家吴越和南唐之间的关系在1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达到高峰，吴越甚至一度使用过契丹年号。但太宗的入侵也向南方显示出契丹所造成的潜在威胁。951年辽皇帝穆宗即位后，这位政治上迟钝的契丹统治者对插手中原各国之间旷日持久的权力斗争显得没有兴趣。此后，与南方各宫廷的外交关系与贸易都急剧衰退。954年穆宗的叔叔奉命出使南唐遭到暗杀后，他们彼此的关系就更加恶化了。这样，尽管南唐使臣曾于955年和957年到达辽朝，仍然寻求援助以对付后周，但他却拒绝再派出任何使臣。

942年石敬瑭死后，契丹与后晋的关系开始迅速恶化。虽然石敬瑭也许是契丹人的傀儡，但他却完全恢复了王朝对分裂的各镇的权威，加强了政府组织，建立起一支强大的中央军队。他的继承人石重贵（庙号出帝，942—946年在位）受到了帝国军队统帅景延广为首的强烈反对契丹的宫廷派别的影响，公开否认太宗及其“北朝”以往的最高权力。943年，石重贵废除了契丹商人在后晋都城开封的特权，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将代表契丹在后晋从事贸易的人遣返契丹，并带去一封给太宗的侮辱性信件。

太宗决定入侵。944年末，契丹军队数路越过河北边界，随后而来的是太宗的主力部队。战争拖拖拉拉地打了三年，而且并不是所有的战役契丹人都占上风。945年暮春时节，侵略军遭到惨重失败，太宗不得不骑上一头骆驼狼狈地逃离战场。但契丹人继续进攻，后晋军逐渐被削弱。大部分战役所在的河北地区遭到了严重摧残。946年末，后晋军统帅、皇帝的舅舅杜重威投降，从而决定了战争的最后结局。太宗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进入了都城开封。

947年年初，太宗乘坐龙辇，举行盛大的入城仪式，进入开封。他占据了后晋皇帝的宫殿，在正式的朝堂升朝，命令残余的后晋大臣都到场。后晋皇帝与他的家人被流放到东北的辽上京。后晋帝国的军队在杜重威投降后，被缴械解散，他们的战马被没收。太宗正式宣布大赦，为契丹国采用了一个新的王朝名称——当时被称为大辽，并采用了一个新年号和一部新历法（实际上是939年后晋朝制定的）。他选择的新年号为“大同”，这公开表明太宗决心成为整个中国北部的皇帝。据辽宫廷的起居官记载，后晋人口中的100多万户被并入了他们的帝国。

可是，汉人想的却是其他问题。契丹军队军需不足，此刻正为寻找粮草而大肆劫掠都城与乡村。沉重的赋税强加在开封市民身上，到处都充满了对入侵者暴行的怨恨和恐惧。百姓们开始袭击契丹人，整个河北到处都是反抗和起义。契丹人完全没有准备好去统治这样一大块领土，而上面居住的充满敌对情绪的定居人口远远超过了他们。太宗对他的扈从抱怨道：“我不知道汉人难制如此！”

契丹人于是开始彻底劫掠都城。他们决定将后晋朝全部官员带回东北。虽然这证明是不可能的，可在947年三月，他们开始将主要部门的官员、宫女、宦官、占卜者和百工计数千人；还有书籍、地图、历象、仪器、乐谱、宫中乐器、皇帝出行的卤簿、法物以及铠杖；甚至包括刻在石板上的经书都运往上京。当太宗洗劫宫殿与各政府机构时，他的军队也在继续掠夺城市及其周围的农村。

已经受到普遍抵抗与游击进攻困扰的契丹人此刻面临着更严重的威胁。刘知远，作为绝对独立的沙陀据点太原的统治者，当契丹入入侵河北时，他袖手旁观，此刻却拒绝承认太宗为皇帝，也不到太宗在开封的“宫廷”朝觐。947年二月，刘知远宣布自己为皇帝，建立起敌对的新王朝——后汉。邻近地区的不满力量聚集在他的旗帜下，对开封和洛阳构成了直接威胁。太宗此时处于危险境地，他不仅面临整个河北地区普遍的抵抗、地方起义与叛乱，还面临着这位北方重要统帅与其进行全面军事对抗的威胁，太宗解散后晋帝国军队时，刘知远的军队丝毫未损。

太宗明智地决定北撤，宣称是为了“避免夏天的炎热”，但实际上是为了避免他的军队在敌境陷入无法抵抗的窘境。他占有都城开封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在第四个月，辽军及其庞大的辎重行李开始撤退，他们在途中经常受困于汉人的进攻。这次入侵显然是一次极大的失策。太宗本人承认他犯有重大过失，即纵容劫掠乡村，对城市强加酷税，对仍为中国北部权力结构中关键因素的地方统治者处置失当。另外，他发动的战争也从未赢得契丹贵族的普遍支持。以后，辽朝皇帝再也没有能认真地策划一次征服中国的战争。

在抵达河北北部的辽朝境内前不久，还只有45岁的太宗突然病倒并死于栾城（今河北石家庄南）。辽朝刚刚在入侵中国时遭受了巨大的灾难，此刻又面临着另一次内部的继承危机。

与此同时，刘知远于六月份进入开封，建立起五代中最短命的后汉朝（947—950年）。他把其首府太原留给了他的堂弟刘崇掌管。这一地方权力基地非常强大，以致短命的后汉朝灭亡时它却幸存下来。当950年后汉灭亡时，刘崇自己宣布为皇帝，建立起独立的地方政权北汉，这一政权延续到979年，直到灭亡，它的命运一直与契丹紧密相连。

世宗继位

太宗死后不久，耶律阮（918—951年，契丹名兀欲）在河北镇州“即皇帝位于柩前”，他是阿保机原先的继承人倍的长子。他的叔父太宗像喜欢自己的儿子一样喜欢他；他跟随皇帝对后晋作战并参与占领开封，在契丹贵族中间以勇敢善战的统帅而赢得了声誉。耶律阮不仅慷慨大方、待人宽厚又不失尊严，而且骑射精湛，故而受到了普遍的尊敬。他于六月份抵达辽南京（现在的北京）并率领军队继续北进。

耶律阮靠阿保机长孙的地位取得皇位，招致了势力依然强大的应天皇太后的反对。她支持已故皇帝的弟弟、自己喜爱的三儿子李胡继承皇位的要求。她的要求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因为930年太宗已经指定他为继承人，或根据一些史料所称为皇太弟。这又是一次中国世袭继承模式与契丹部族兄弟继承习惯的冲突。皇太后派李胡率领一支军队去阻截阮返回都城。当李胡战败时，这位难以对付的老妪又率领自己的部队去对抗新皇帝。在上京南面的西拉木伦河畔，两支军队对峙了数天。

这场危机在一位名叫耶律屋质（916—972年）的皇族调停下得以解决。这次皇太后没有能够如愿。屋质与契丹贵族们以李胡因残暴而招致普遍怨恨为由反对他即位。皇太后屈服了，并对李胡说这是他咎由自取。[22]

正统世袭继承人与先皇帝弟弟之间的对抗就这样以有利于前者而得到了解决。但这并不等于耶律阮的世袭主张已成功了，相反，他的对手是因为他本人不适合做统治者而遭到了贵族们的反对。虽然皇太后失败了，但影响这一决定的是“选举”合适候选人的契丹原则。再者，身后庙号为世宗的新皇帝（947—951年在位）的反对派力量依然强大。他短暂统治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应付皇族与贵族们的分歧方面。

皇太后与李胡从宫廷被流放到祖州去过退隐生活，那里是契丹人祭祀祖先的中心（太后活得比世宗还长，死于953年，终年74岁）。如果新皇帝希望这样会稳固他的地位的话，那他很快就会大失所望的，辽朝国内形势依然动荡不安。

948年，太宗的次子天德密谋杀害皇帝（译者注：天德是太宗的第三子）。阴谋败露后，天德被处死。虽然其他谋反者遭到了处罚，但都保住了性命。他们中有皇太后的一位侄子萧翰，他娶了新皇帝的妹妹阿不里。次年，他又与一些反对派贵族卷入了另一次阴谋当中。尽管他又被证实有罪，但皇帝又一次息事宁人并赦免了他。最后在949年，朝廷截获了一封信，里面说萧翰正在策划另一次叛乱，此次是与阿保机的一位健在的弟弟安端。这一次世宗再也无法忍耐了，萧翰被处死，公主也死于狱中。

统治制度的发展

世宗并没有完全穷于应付一系列经常性的阴谋活动。在他短暂的统治时期内，有过一些重要的制度变革。这些变革并不完全是新生事物，而是许多年来逐渐发展变化的结果。《辽史》提供了一份详细的，也是经常混乱不堪的、存在于11世纪早期的成熟的政府体制画面，[23]但很少有各种官制与机构产生阶段的线索，且几乎没有关于它们是怎样相结合而组成有效的管理体制的记载。世宗的统治时代显然是一个重要时期。从938年占有中原十六个州以来，建立越来越复杂的统治制度来治理数百万的中原新臣民已属必要。对中原短暂的占领使数量众多的前中原官员被纳入辽朝体制，随之而来的是采用许多中原统治技巧的趋势。

辽朝行政制度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多年来逐渐形成的双重政府体制。自10世纪早期以来，已经有把官府分为“南面”与“北面”的习惯。皇族自身也被分为由阿保机的六支近亲组成的南面与由更多的远亲组成的北面两部分。阿保机任命了北面与南面的首相（北府宰相、南府宰相）。这一制度的特点以太宗晚年发布的一道剌令为标志，他下令北面官与皇太后（部族旧制的主要代表）穿契丹服，而南面官与皇帝本人则着汉式服装。[24]政府机构的南面与北面并不是严格按地理划分的，“北面官”负责契丹与诸部，不管他们生活在哪里；而“南面官”负责汉人居民，正如阿保机在其统治时代早期所设立的中原机构（汉儿司）那样。

世宗统治时代初期，当他返回上京后不久，就正式将帝国分为南北两套系统（北面、南面）。这是对辽朝领土的真正地域划分。南面包括统治汉人与渤海人的南部和东部地区，北面为主要居住着契丹及其属部的地区。由于北面也包括定居的汉人、渤海人甚至回鹘人，故而它也是一个双重管理体制。它分为契丹北枢密院、契丹南枢密院。北枢密使通常为耶律皇族的成员，而南枢密使则大部分是萧氏后族的成员。北面的行政系统虽然不排外，但主要由契丹人出任并冠以传统的契丹称号。最有权势的官职是契丹枢密使、北府宰相与南府宰相、由萧氏后族成员担任的北大王与南大王，以及军事统帅于越。这些人掌管了所有的军事和部族事务，像军队将领的选拔、各部牧群的分配和草场的划分等。在他们之下是一大批令人眼花缭乱的部族官员，有管理前渤海王族的官职，有一系列为皇室服务的官员，诸如匠官、医官、围猎官以及负责皇室牧群、牧场与马厩的官员等。没有人可能将北面行政体制同有序的唐政府模式相混同。它在本质上是部落领袖一个庞大的私人扈从，它的职位许多是为皇族或后族的一支或另一支成员所设置并通过世袭选举（世选）担任。

南面官府同从传统契丹制度演变而来的北面官府相比则更加成熟。它形成于948年以后，那时世宗在开封陷落后返回都城并将大批的汉人官员带到契丹都城。它模仿了唐朝和五代的政府制度。契丹在此以前，于937年兼并边界十六州的前后就使用过许多中原官号，但这些官号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汉式机构的实际职权还不清楚。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显然是荣誉性称号，是契丹皇帝根据唐朝宫廷授予没有实际职权的职位与荣誉性官爵的已有做法，以作为对效忠皇室的奖赏。

然而，在947年，契丹人借用了中国宫廷的全套外壳，最终建立起了一个中国式王朝。南面官府仿照唐朝模式而设计。它同北面官府一样，主要机构设在上京。它有备皇帝顾问的老臣三师与三公这样的传统机构，也有类似于唐朝早期三省部门的复杂机构。它有一个汉人枢密院，结合了五代枢密院与唐朝尚书省的职能，下设五房而不是六部；还有一个以大丞相和两个副职的丞相为首的，包括一群秘书与顾问的秘书机构（起初为政事省，1044年后为尚书省），以及一个负责起草文件的机构（门下省）。这些部门中的每一个，至少在名义上，是类似于唐朝模式的复杂机构建制，但是秘书机构在政治决策中发挥了某种显著作用。还有依唐朝设计组建的监察机构（御史台）、翰林院、国史院以及各类学士机构。此外，还有一个皇室机构部门、各种特殊的寺与监、为继承人正式设立的东宫机构以及皇室卫队的军事组织（卫）。

基层地方组织也按照中国的设计开始成型。除了上京以外，此时还有一个位于辽阳的东京，统治着前渤海的领土，一个位于现在北京的南京，统治着937年所取得的前中原王朝领土。1007年，第四座都城中京设在以前奚人的都城，当时奚被最后并入了契丹国家。最后，1044年在大同建立了西京。每一座都城并不是帝国政府轮流办公的地方（像唐朝早期的长安与洛阳那样），而是一个道、一个当地行政管理网的区域性中心。每一个道似乎遵循适合于当地人的统治手段。在10世纪，这一情况由于以下事实而更为复杂，即两个比较大的被征服民族奚和渤海，在他们自己的首领领导下享有很大程度上的自治，他们作为属国进贡而不是作为臣民纳税。只是在11世纪初期，这些民族才完全并入了辽朝的政治体系。

这些都城，尤其是南京与东京的总管（留守），在其各自地区内行使着极大的权力，他们是辽朝政治体系中最强有力的人物之一。他们掌管着各级许多州县，这些州县是帝国定居地区实际的行政单位，在许多地区，它们与传统方式的部落组织并存。

南面的政府体系，至少从其外在形式上看，与唐和五代的政府体系相似。它的许多官员，尤其是中下级官吏，都是汉人。然而，熟悉9与10世纪中国制度的历史学家也许会受到影响，对那些在中国体制下具有巨大权力与影响的官衔拥有者作出与事实不符的夸大描述。北面与南面官员除了种族不同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差异。辽朝皇帝经常性迁移，从一个传统的季节性狩猎营地（捺钵）到下一个营地，所以每年只在上京住很短的时间。每一年有两次，即阴历的五月和十月，北面与南面行政部门的官员被招到皇帝的行营商讨国事。冬天，南面行政部门的官员们南下中京处理南面官管辖区汉人臣民的事务。但是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由于皇帝庞大的扈从队伍是在北方地区行进，与各部首领发生联系，故而皇帝依然被期望亲自作出所有影响国家的重大决定并裁决狱讼。在游幸期间，他由北面行政部门的大部分高官陪伴，他们与他生活在一起，个人关系密切，既是国家的高官，又是他的伙伴（像蒙古时代的“那可儿”）。与此相比，南面行政部门只有个别的官员，一名宰相、一小群秘书及其起草文书的官员，充当他的日常随从。显然，北面行政部门官员凭借他们经常接近皇帝的优势，比南面行政部门的官员享有更大的实权。

这样，南面行政部门基本上是一个南面官管辖区及其定居人口的行政机构。它的官员听起来很高的官衔并不能消除这样的事实：日常的决策与所有的军权（南面官被特别排除在朝廷军事事务的讨论之外）都被集中在出自北面行政部门的皇帝的契丹随员手中。

总而言之，我们不应当受辽朝历史所描绘的官制组织的过多影响。许多官职似乎只是临时设置的。尽管有自世宗时代开始并断断续续地持续到11世纪的官僚机构化，但契丹人世界的权力与正式有序的政府组织很少有关系；它始终强烈地依赖于个人的自身素质与业绩、他的家庭关系、他与皇帝和权臣的私人关系、他的交往以及他的军队。在契丹人世界中，强有力的个人和强悍的军队依然给制度的完善蒙上了阴影。

与中国境内诸国的关系

在世宗统治时期，辽尽管撤出了开封，但仍卷入了中国北部动荡的政治中。948年，南唐想要重新与辽结盟以对付他们的北邻，这次是北方新的汉政权，但他们遭到了拒绝。949年至950年的冬季，世宗对河北发动了大规模入侵，进攻了后汉境内的几座城市并劫掠了大批俘虏与战利品。南唐宫廷派出使臣祝贺辽的胜利，也许他们仍然希望结盟。950年冬季，世宗亲自发动了另一次对河北的入侵。

中国的形势此时经历了一次重大变化。951年初，开封摇摇欲坠的后汉政权灭亡了，它的第二代皇帝被杀死，取而代之的是帝国军队的统帅郭威（904—954年），他登基为后周的皇帝。与此同时，太原的刘崇分离出去，成为河东独立的国家北汉的统治者。契丹在他们边界再一次面对两个中原政权。

后周与辽的关系一开始就不顺利。他们派来通报王朝更替的使臣们带来了一封信，其措辞冒犯了世宗，他随即将他们投入了监狱。随即在同一年，后周向刘崇发动了进攻，后者派出使臣向辽求援，并带来一封信，在信中，他谦卑地称自己为世宗的“侄子”，以此向辽称臣。世宗派出使臣册封刘崇为皇帝以加强他们之间宗主与附庸的关系。纠缠不休的南唐又一次提出了结成反后周同盟的要求。

951年晚秋，世宗亲自指挥大军南征后周。但在大军出发前，他在又一次阴谋中丧生，这一次阴谋是由阿保机弟弟的儿子策划的，目的仍在维护皇室幼支的继承权。皇帝与许多契丹贵族一样，沉湎于酗酒，当他和他的扈从们在出征前祭祀其先父后，酩酊大醉，毫无防备，阿保机弟弟安端的儿子察割杀死了他。然而，谋反者们忽视了谋求朝臣们的支持，所以立即被处死了。

世宗只有33岁，因为他没有成年的儿子，所以皇位传给了太宗的长子璟、（931—969年，契丹名述律），谥庙号为穆宗。对南方的战争自然被放弃了。

穆宗朝，951—969年

新皇帝并不是一位出色的君主。像他的前任那样，穆宗是一个酒徒，他整天大醉不醒，对国事的关注更是忽冷忽热，汉人称他为“睡君”。

皇室成员不满的问题依然存在。952年，世宗的弟弟娄国策划谋反，而他的一位舅父同一位重要的汉人官员则密谋投向后周。阴谋被粉碎后，娄国被处死。953年，李胡的一个名叫宛的儿子策划的另一次阴谋暴露。虽然宛本人得到赦免，但其他几个密谋者被处死。959年，娄国的共谋者之一敌烈又一次策划叛乱；960年，宛的哥哥、李胡的长子喜隐由于阴谋叛乱被擒。这次，李胡本人受到牵连并死于狱中。在以后的穆宗统治时期，他的皇室宗亲们才平静下来。

穆宗不仅不理政事，而且行为放荡，花费甚至对一般契丹人来说也过多的时间从事狩猎。他还对他的扈从残暴、凶狠且喜怒无常，尤其是当他喝醉酒的时候。实际上，在他统治时期的末年，他曾命令他的一位重臣不要执行他酒后所通过的判决，而是等到他酒醒后让他复审。《辽史》中他的本纪是一连串恣意施暴的可悲记录。

中国其他地方的事件使辽朝进入不幸的时代，辽朝在这样一位无能的君主统治下，实际上已陷于瘫痪。而新兴的后周政权在郭威（951—954年在位）和有作为的柴荣（世宗，954—959年在位）的先后统治下，成为一个比五代时期任何一个朝代都更加组织有序和强大的国家。他们最终削弱了地方政府的权力并牢固地重建强大的中央集权。

在穆宗统治时代之初的952年，北汉皇帝刘崇向辽求援以对付后周。辽朝派高模翰率领一支军队帮助北汉击退了后周入侵者。954年，后周又一次进攻北汉，契丹军队又被派去救援。辽显然重视他们与北汉的联盟，因为在同一年他们遣返了一些被误抓的北汉军并帮助北汉镇压了发生在辽汉边界地区的地方性反汉叛乱。北汉不止一次派遣使臣赴辽商讨战略事宜。

958年末，北汉派出几名使臣报告后周再次入侵的消息。959年初夏，后周对辽实施进攻。他们的军队在四月份占领了益津、瓦桥、淤口三座重要边界关隘，五月又夺取了十六州最南面的瀛州和莫州（见地图4）。面对后周的猛攻，辽军后撤。穆宗惊醒并南下南京指挥战事，加强防御以等待周军。然而，双方并没有遭遇。后周皇帝病倒并不得不返回开封，在那里，他于六月去世。后周军撤退了，穆宗也返回上京。

地图4　契丹和中国北部，959年

无论是因为穆宗缺少勇气还是契丹人不想重蹈947年的覆辙，在穆宗时代，辽似乎采取了纯粹消极的防御战略。这不仅与后周和以后的宋在中国边界是这样，在北方边界也同样如此，除了965年与乌古和室韦曾有过小的摩擦外，并没有新的战事记载。

960年宋代替后周成为中国北部的主人。新王朝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中国自9世纪中期以来不曾出现的稳定局面。建国以后的许多年，宋致力于巩固政权，对唐朝灭亡后分裂中国的各个独立王国重建中央的权力。这一重新统一过程自后周就已经开始了，它击败了四川的后蜀国，收复了秦岭以北的所有领土，并于957年发动了对南唐的毁灭性打击，收复了长江以北的所有领土。但还有很多事业有待进行。

在北方，宋朝宫廷的注意力与其说是在辽，倒不如说是地处山西、小而顽固的北汉国。北汉的统治者，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在10世纪50年代已经与世宗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辽继续支持他们反对宋。对于辽来说，他们的国家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缓冲地带和战略据点，不管宋怎样试图攻入河北北部被占领的州县，它都很容易被包抄。963年，北汉遭到宋的进攻，他们立即向辽乞援。964年，一支辽军被派出帮助击退宋朝入侵者。辽也对宋巩固959年后周军队获得的边界地区的企图进行干扰。963年和967年，为了阻止宋朝在959年被收复的益津关设防，双方在边界曾经有过小规模冲突，但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战争状态。

969年穆宗被杀。这一年的整个正月他都在暴饮，在此期间，他又粗暴地对待他的侍从。二月，他又忙于册封附属于他的北汉新统治者刘继元。但是，他接着又开始残忍无理的暴行，残杀了好几名护卫。最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六名近侍在夜晚杀死了他，为辽朝除掉了一个嗜血成性和反复无常的暴君。

这一次皇位继承没有遇到什么麻烦。阿保机的所有兄弟都已死去，他们子孙的力量似乎也在这一时期早期的几次叛乱中丧失殆尽。当皇位传给皇室长支成员时，再也没有人起而反对了。世宗的长子已经过世，皇位传给了他的次子贤（948—982年，契丹名明，扆），他于969年到982年在位，庙号为景宗。

景宗朝，969—982年：与宋朝对抗

到新皇帝景宗登上皇位之时，中原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后周，虽然在重新建立中国政治的稳固方面飞速地迈进，但由于959年世宗（柴荣）的突然死去和6岁儿子的即位而遭到了削弱。这个男孩在一位名叫赵匡胤（庙号太祖，960—976年在位）的将领所领导的军事政变中被推翻，赵匡胤在960年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宋。宋太祖最终解除了自9世纪晚期以来中国真正的权力拥有者——藩镇将领们的权力，并在稳定的文职官员统治下为其新王朝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太祖一个接一个地将割据中国长江以南的独立国家消灭并置于宋的控制之下：963年长江中游的楚国（译者注：楚国已于951年为南唐所灭），965年四川的后蜀，971年广东与广西的南汉，975年江苏、安徽和江西的南唐相继灭亡。当976年他的弟弟光义（庙号太宗，976—997年在位）继承他为宋朝皇帝时，只剩下两个独立政权还没有并入帝国：浙江的吴越和山西的北汉。吴越在978年向宋投降，只有北汉尚存。

北汉，这一位于山西的沙陀突厥人的最后残余势力，自951年它建立后，就与辽紧密相连，当时它的首任皇帝受到了辽世宗的册封。甚至连怠惰的穆宗也明白北汉对于辽防御战略的重要性并在10世纪60年代初期竭力帮助北汉击退宋的一次进攻。一个独立的汉国对辽非常有利，它使辽宋边界缩短为河北平原相对狭小的地带，并为辽提供了一个盟友。它会从山西北部高原几乎坚不可摧的基地对宋进行包抄，以此对宋通过河北平原向北进攻辽的企图构成威胁。然而，北汉是一个小国，尽管它有勇敢善战的军队，却完全不能与宋进行全面战争，除非依靠与强大的辽帝国结盟。

北汉小心谨慎地维持着这一联盟。971年景宗即位不久，他们开始按月派遣礼宾使节到辽朝宫廷以争取支持。不过，宋已决心灭掉北汉并在974年开始与辽协商签订和平条约，以确保当他们进攻北汉时辽保持中立。

975年初，宋辽开始定期互换外交使节。977年，宋甚至设置了五个边界官员负责与北方的贸易。宋太宗也许希望稳定边界并制造辽与它的属国北汉的不和，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努力是白费了。

太祖统治时代的最后一年即976年，宋侵入了北汉。北汉向辽朝宫廷求助，一支军队被派出并帮助北汉击退了入侵。第二年，宋对北汉的新攻势又导致了另一次求援。契丹又一次派步兵和骑兵帮助北汉军队进行抵抗。

979年，在吴越投降以后，宋太宗对剩下的最后一个独立国家北汉发动了全面进攻。辽派出一名使臣到宋朝宫廷，要求作出解释，却被不客气地告之不要介入这场冲突，否则他们也要遭到进攻。979年初春，辽派出军队援助北汉，但宋朝军队对他们进行了截击。辽军遭到惨败并伤亡惨重。六月，宋朝军队攻克太原，北汉皇帝向宋军投降。最后一个独立国家被消灭和吞并。

然而，此时的宋太宗在取得完全胜利后，却作出了一个非常轻率的决定。他不顾所有将领的反对，也没有给已经精疲力竭并过分展开的军队任何休整和巩固的机会，就转而向东，穿过太行山诸隘口，侵入了契丹在河北北部的领土，以图收复937年被契丹占据的十六州。

在包围辽南京（今北京）的进军途中，宋太宗赢得了与辽军队交战的几次初步胜利，可接着在七月份，宋与辽军主力在南京西南的高梁河展开了激烈的决战。[25]这对宋来说，是一次全面的灾难，宋军遭受了巨大的伤亡。辽军抓获了许多俘虏并缴获了大量的武器盔甲、辎重、装备、钱币和粮食。倒霉的宋朝皇帝受了伤，与他的军队失去联系，只身逃离战场并乘一辆驴车向南逃窜。他的一些将领以为他死了，不知道是否应当拥立宋朝建立者的儿子为皇帝来代替他。本来以胜利占领北汉为开端的行动，现在却以可悲的失败而告终。

当时，辽朝掌握了主动权。980年，景宗亲自指挥对河北的进攻。夺取了瓦桥关并击败一支宋军。982年，他发动了另一次进攻，但这一次辽军被击败，景宗被迫撤军。

这些事件的后果是辽宋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完全改变，不再围绕缓冲国北汉周旋。两大帝国此时沿着从大海一直延伸到黄河上游拐弯处的一条连续边界互相对峙。而且辽继续占领着十六州，这始终在宋朝宫廷激起复仇的情绪。战争的再次爆发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与宋朝的这些麻烦并不是景宗时代仅有的军事问题。973年，辽与党项人发生了边界问题，973年和976年，又与入侵并劫掠辽朝领土的东北的女真人发生了边界冲突。在以后的许多年，这两个民族都将给辽惹来许多麻烦。

981年发生了一次旨在拥立喜隐的儿子为帝的政变。喜隐是李胡的儿子，他在穆宗时被投入监狱，可后来景宗即位时却得到了赦免。一群被俘的汉人士兵试图拥立喜隐的儿子，但却遭到失败。喜隐被迫自杀，而他的儿子则被处死。

982年秋天，景宗虽然还很年轻，却在游猎途中突然病倒并死于自己的营帐。他临终遗嘱，将皇位传给他的长子隆绪（982—1031年在位，庙号圣宗）。新皇帝只有11岁，所以由他的母亲景宗睿智皇后（后来尊称为承天皇太后）摄政。

承天皇太后摄政

睿智皇后是另一位在辽朝公众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杰出妇女。[26]原因之一在于辽朝皇室极不同寻常的婚姻结构，皇室从单一的萧姓后族娶妻，而后者也娶皇室公主并享有担任各种有权势官职的世袭权利。[27]为此，皇室的新娘总是来自那些与官僚政治密切相关的家庭，睿智也不例外，她是萧思温（死于970年）的女儿，而萧思温在景宗时代初期担任北院枢密使和北府宰相，[28]他被任命后仅两个月，睿智就被立为皇后。在景宗生前皇后就已经在政治上发挥了影响，而此刻她被委托统治辽帝国。虽然她已成为皇太后，但她并不像称号那样让人想像得那样老，她仅年过三十。

在圣宗漫长时代的前半期，直到皇太后1009年死去，真正的权力掌握在皇太后和三位重臣的手中，其中两位是汉人。自979年宋朝入侵以来，这三个人就已掌权，而皇太后已习惯于与他们共同执掌朝政。

资历较深的人物是室昉（920—994年），[29]他是河北蓟州人，学识渊博，大约在938年取得“进士”的头衔，这是契丹人统治下首次关于“及第”的记载。其实，他的“进士”头衔差不多是一种个人荣誉，因为考试制度到下半个世纪才永久性地建立起来。当太宗于947年占领开封时，他受命负责礼仪和起草诏书，随后继任南京的一个职位，之后，在穆宗统治时期又担任了十多年的翰林学士。他深受景宗的器重，官职稳步晋升，直到979年成为北府宰相。983年圣宗即位时，他试图告老还乡，但被拒绝并被另外加授中书令的职务。室昉成为一个重要人物，他主持了招纳贤才和减轻人民税收负担的一系列改革并赢得了广泛的尊敬。990年，他再一次请求致仕并获准常住南京。993年他推荐韩德让代替他的职位并被任命为荣誉性的上京留守（译者注：据《辽史》本传，应为中京留守，而实际上有可能是南京留守）。不久，他就死去了。

韩德让[30]也是一位出身蓟州的汉人，但他的背景与室昉有很大的不同。他的祖父韩知古[31]自幼被契丹人俘获并成为阿保机皇后家的成员，很快获得了阿保机的信任。契丹领袖让他主持管理汉人的机构（汉儿司）并负责宫廷礼仪。他和另一位中国降人康默记[32]建议阿保机建立汉城，被授予听起来很高的头衔左仆射和左尚书。在整个阿保机时代，他都声名显赫。926年康死后，韩知古成为中书令。他是契丹国最有势力的汉人家族的始祖。

他的儿子韩匡嗣（死于981年）[33]深受阿保机的遗孀承天皇太后的喜爱，成为阿保机先庙的长官（详稳，辽官名）。他与皇室关系密切，所以虽在穆宗时的960年参与喜隐谋反，却得以幸免。在10世纪60年代，他成为还是皇位继承人的景宗的密友。在登上皇位后，景宗先后任命他为上京和南京的留守，并担任了枢密使。在979年宋朝入侵时，韩匡嗣被击败并弃军而逃。景宗想要处死他，但皇后与内戚为他求情而救了他。981年，韩匡嗣被任命为西南招讨使，不久即死去。他不仅对景宗有着强烈的私人影响，而且还是一位强有力的贵族，他拥有自己的私属城邑，此城在991年才成为一个正式的州。他有五个儿子，他们为韩氏家族的百年政治权力奠定了基础。[34]

韩匡嗣的两个年长的儿子韩德源（大概死于980年）和韩德让（941—1011年）在景宗即位前均在其藩邸服务。韩德源于960年到979年期间历任各种职务，但在约980年死前使自己留下了贪污腐化的名声。[35]韩德让[36]被景宗选拔继承他的父亲韩匡嗣为上京和后来南京的留守。他在979年抵抗宋朝入侵、保卫南京的战斗中崭露头角并被任命为南面行政系统的枢密使。当景宗去世时，他和耶律斜轸接受遗命，主持拥立年幼的圣宗为皇帝。皇太后非常喜爱和尊重他，韩德让稳步地成为辽帝国最有权势的人物。宋朝史料也许出于恶意，把他说成是皇太后的情人。最后在1004年，他被赐予皇姓耶律。他的三个弟弟也占据了要职。他们中最重要的是韩德威，他继承了他父亲西南面招讨使的职位，从983年到10世纪末，一直负责处理党项人的事务。[37]

圣宗初年其他有权势的人物是契丹人与皇族成员。耶律斜轸[38]是统帅（于越）耶律曷鲁的孙子，在969年就已被皇太后的父亲枢密使萧思温推荐给景宗。景宗对他印象很深并将皇后的侄女嫁给他。他在979年与宋作战时崭露头角并赢得了皇太后的信任。圣宗即位后不久，皇太后举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仪式以确保他的忠诚。小皇帝与耶律斜轸在她面前相约为友，互相交换了弓矢鞍马。[39]皇太后随后授予斜轸许多重要职务，任命他为北院枢密使。他一直到1004年与宋作战期间死去前都很有权势。另一位帮助稳定统治的契丹人是统帅耶律休哥，他从984年一直到998年去世前都担任枢密使的重要职务，而且在这一时期的所有战争中都发挥着作用。[40]

从以下事实可以看出韩德让稳步登上顶峰的大致步骤：当998年耶律休哥去世时，韩继承了他的职位于越，而当斜轸一年后死去时，他又担任了他的北院枢密使之职，他除了原先的南院枢密使一职之外，又占有了这两个职位。从999年到1011年，韩掌握了辽朝政府的全部军政大权，领导了其下的中原和契丹两个组成部分，这远远超过了他前后任的任何大臣。[41]

当承天皇太后活着的时候，她专权是毫无疑义的。这些重臣是皇太后的人，而新皇帝则完全受他的母亲控制，甚至当他成年时，他的母亲还当众呵斥他，有时还打他。新皇帝即位后不久，她就采取了一项非常措施以确保她摄政的权力。在辽朝统治者正式登基前，他要正式通过重要的契丹宗教仪式再生仪，在这一过程中，他象征性地再一次降生。[42]在契丹部落贵族的眼里，这一仪式确定了新皇帝的统治权力。在这一情况下，皇太后本人不是一次，而是至少三次经历过这种仪式，其中第二次是在984年，而第三次是在986年。以后，担任摄政的皇太后们也都举行同一仪式就职。

皇太后并不是一位反复无常的暴君，而是一位深深懂得权力的现实性和统治艺术的统治者，她总是愿意听取他人的建议。她赢得了辽朝官员，无论是契丹人还是汉人的极大忠诚。她不仅是一位成功的朝政管理人才，而且还仿效阿保机的皇后（应天皇太后）成为一位军事统帅，领导着她自己的、能够投人1万骑兵的斡鲁朵。[43]甚至在1005年承天六十多岁时，她还指挥军队同宋作战。《辽史》很贴切地概括了她的成就：“圣宗称辽盛主，后教训为多。”[44]

圣宗时代是辽朝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从983年到1031年的一系列流血与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契丹军事力量扩展到了极限，虽非全部以胜利而告终，但以结束了北亚一个世纪的局部冲突和不稳定的和解与各方力量均衡而结束。与宋在1005年的和解和与高丽在1019年到1020年间的对峙标志着辽朝与主要邻国的大规模战争状态的结束。在国内，这一时代也经历了奚的最后和平并入、渤海人大规模叛乱的被镇压、西北诸部落的平定。只有辽朝与新兴国家西夏的关系问题和与女真诸部旷日持久的纷争问题还在下一个统治时代干扰着各方力量均衡。这些事件在北亚产生了一种力量均衡并一直延续到12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它们和正在从内部转变的契丹国家的基本变化一样，在同一时间发生。正是这些变化，将新的中原影响施加于行政管理之上，这是我们首先应当注意的。

朝政的变化

考试制度

早在太宗时期，就有一些选拔政府后备官员的考试，但是在景宗统治时期的977年于南京建立一个考试机构之前，并没有正式的和有组织的考试。[45]首次进士考试于988年举行[46]，考试延续到辽朝末年，起初像唐朝那样定期举行，以后则变得不定期。开始，每次考试只产生一名或两名候选人，但在大约公元1000年以后，则有20名或40名，有时是更多的候选人通过每次考试。[47]并不是所有的这些进士都能够当官；后来，金朝政府宣称他们的先朝辽只给每十个合格者中的两个或三个人安排职务。[48]也许使汉人官员中产生出大量精英人物的考试在实践上的成功，起初还不及其作为正式中国王朝规范行为和尊奉中国社会准则而从公众中选拔人才所具有的象征意义。[49]

辽朝汉人高级官员的儿子和孙子们也像唐朝那样享有入仕（荫）的世袭权利，而且这样的新人选通常比考试合格者更有前途。这一做法同契丹人世袭继承（世选）的普遍传统做法相符。许多职务是为耶律氏和萧氏这些特殊氏族的成员所设置的。契丹人被禁止参加汉式科举考试。圣宗死后不久，皇族的一个杰出的学者式成员耶律庶箴，由于允许他已成年的儿子非法参加进士考试，而被责罚了200皮鞭。[50]他的儿子不再被任用，后来还是因为能够通过连续用三支箭射杀三只野兔来证明其精通真正的契丹武功——射箭，才被提升。[51]汉式考试所设置的科目有时也有独具特色的契丹式特点：在1036年，进士考生必须以《日射三十六熊赋》为题撰写他们的韵文（赋）！[52]

历史记录的系统保存

在圣宗朝以前，似乎有宫廷日记人员，而且一些历史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传说的作品被受命编纂。在941年一件有关王朝创始人奇首可汗的事迹被官方编纂[53]；而在太宗时期，《七贤传》（七位名流的传记）写成。[54]

在圣宗时代，已有历史编纂机构国史院和国史负责官员监修国史。在991年他们呈献了第一部辽朝的实录，这些景宗统治时期的记录被分为20卷，监修国史室昉按传统方式获得奖赏。[55]我们还知道在圣宗时代一种每天的记录（日历）——以后实录据以完成的原始材料——已经被编纂，而在1003年官员们被告诫“修日历毋书细事”[56]。1011年规定：“已奏之事送所司附日历。”[57]到兴宗朝的1044年，我们发现这一时期最杰出的学者之一担任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的萧韩家奴[58]把大量中国历史著作翻译为契丹文[59]，而且还同两位杰出的契丹学者耶律谷欲和耶律庶成开始[60]早期实录的编撰。

大约在994年辽朝第一次产生了他们自己的历法。[61]

法律编纂

10世纪80年代辽帝国逐步汉化的发展趋势，还可以通过按照汉人方式编纂早期混乱与不规范的一系列法律措施来印证。当时口头的契丹习惯法适用于契丹人和其他部落民，而唐朝编纂的法律适用于汉人。重视以汉式法律作为适用于所有臣民的标准法律似乎归功于皇太后的影响，她以汉式法律为基础，非正式地解决了在她之前出现的所有争端。[62]

在983年，由南京地方当局呈献的唐朝法典被下令翻译成为契丹文以供北府行政官员们使用。[63]通常，唐律载明的刑罚比契丹习惯法量刑要轻，而且唐律更系统更合理。汉式法律至高无上的另一表现是994年的一项规定，即任何契丹人违反了十恶罪——一个纯粹的汉式观念，建立于儒教伦理价值之上——之一，与汉人同罪。[64] 1027年，一部汉式法典被下令编纂修订。[65]该项工作完成于圣宗死后。

对辽朝所有臣民都适用的汉式法律的实施，导致了契丹人内部的敌对反应，圣宗死后的1031年，新皇帝的弟弟、北面官的首领耶律重元要求五京各自设立一个契丹警巡使，以监督法律的执行。这或许是作为对契丹人情绪的一种让步。[66]

作为辽朝统治者中一位公正的，也许是最优秀的皇帝，圣宗留下了美名。但即使是他，也要对武断的个人裁决负有责任，特别是当他喝醉酒时。鉴于此前穆宗曾有过类似的事情，因此在1014年，他下令在他喝醉酒的情况下，他的大臣们不要根据他的各种决定行事，而是要等到翌日由他复查他的决定。

国家与农业

10世纪末，辽朝的经济还是支离破碎的：北方诸部落保持着他们的草原生活方式，依靠他们的牲畜和最低限度的农业生活；但南方的奚人则一直从事农业，渤海人也是如此，而且在占领十六州以后，其原有的汉族农业人口越来越成为生产的中心和契丹帝国人口最稠密的部分。圣宗时政府开始采取一些措施来发展交通，鼓励发展农业和保证合理的税收。

在整个圣宗统治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允许并鼓励开发和清理荒地，而荒地的耕作者将要作为纳税人。有时候，土地连同耕牛一起分配。1014年的禁止诉讼妨碍农业的法令或许与这些措施有关。996年禁止军队无故行猎和破坏庄稼。监察官被派出查看庄稼和鼓励农业与果树种植。有时皇帝还亲自检验收成。

类似的措施一直延续到约1070年。引起持续争端的是在南京道地区灌溉土地以种植稻谷的汉式举措。在景宗统治时期（969—982年）这样的建议被拒绝，1064年一项禁令被重新强行实施。在1068年，最终下令允许种植稻谷，但军事要道除外。由于水渠与稻田的布局将会构成契丹骑兵作战的不利地形，所以政府的拒绝理由显然是基于军事考虑。

道路

在圣宗朝初期（984—989年），为方便马车通行和发展邮传制度而注重修筑道路与桥梁，这对于上传下达的便捷是极其重要的。[67]在1027年，出于安全考虑，官道两旁各宽30步的狭长地区被下令清理出来。

赋税

契丹的税收历史几乎不可能完全阐明。部落民有传统义务提供皇帝需要时所设定的劳役或赋税。然而，似乎可以肯定的是，政府正常收入的绝大部分是由南京道定居人口缴纳的。这里的赋税比所有契丹地区的还要重。至少宋朝史家认为，辽朝税收比宋帝国要沉重得多。汉人百姓的劳役似乎没有规律可循，人力的专门调用有时很少考虑农业生产的正常需要。

甚至在辽朝末年，其全部税收也没有达到正常的汉式水平。912年，在阿保机的汉人谋士韩延徽（882—959年）的建议下，契丹首次在定居臣民中设立赋税制度。他们继续施行唐朝制定的两税法，加上各种附加税诸如农业履行税，而且他们经常征发人力强迫劳作。海盐和湖盐被征调以实行盐的专卖。还有酒、粬和其他各种商业税在榷场交易和货物运输中加以征收。

圣宗时代没有新的发展，但很明显，多次战争的消耗导致财政拮据。991年首次进行了一次土地测量[68]和人口调查登记，997年进行了各斡鲁朵部民人口的调查登记。[69]在10世纪90年代政府多次通过各种方法来重新调整赋税：991年北府宣徽使被派赴北京周围地区调查逃税和劳役的情况[70]；994年政府下令建立“均税法”[71]，这样做的意义还不清楚，当然到圣宗时代晚期，仍存在着极其的不公，所以他的继承人下令重新实行新的赋税制度。[72]995年，一些地区的赋税增加很多，997年因南京道新定税法太重，百姓无法承受而减税。[73]998年实行了进一步的让步措施[74]，1002年南京及平州地区又一次免租税，而且减少了关市税。[75]

1005年与宋的和议立即减轻了辽朝的财政拮据状况。宋朝政府提供的岁币占辽朝全部国库收入的很大比重。可是以后几年中新的贸易税又被征收，沉重的赋税继续实行。

货币

甚至在阿保机时代之前，契丹就曾铸造铜钱，而且太宗统治时期（927—947年）曾任命过一位官员掌管钱币和铁器的铸造。傀儡后晋政府的建立者与契丹的忠实奴仆石敬瑭提供了大量铜钱支援辽朝的经济。但据宋朝俘虏胡峤的记载，在景宗统治时期，即使在京城也是以丝而不是以钱作为流通的重要手段。[76]起初契丹严重倚赖从中原进口的钱币，所以在辽朝统治地区发现了大量宋朝钱币。只是在景宗晚期，随着982年乾亨通宝的发行，才开始钱币的流通和正式铸造。[77] 983年圣宗即位时开始了另一种新铸币统和通宝。当几乎一个世纪前由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在今北京附近埋藏的一大批铜钱被发现后，又带来了一大批储备钱币，而到圣宗统治时代晚期，似乎已供应充足。[78]大量宋朝钱币在辽朝领土流通。但我们掌握的材料中所提到的钱币的数量，同唐或宋相比仍非常少。圣宗统治时期以后，货币的使用大大增加，但钱币的铸造仍供不应求。

1055年钱币供应的危机似乎加剧了。铜和铁的私造与交易被严格管制，对回鹘人和蒙古人的金属出口被禁止。[79]从1056年开始，通行东京铸造的钱币。[80] 11世纪剩下的时间，虽然新币于1055年、1065年、1074年、1084年、1102年和1112年被铸造，甚至高丽史书也提到了铜钱在辽朝的广泛应用，但辽朝似乎对流通中的钱币的质量不大控制。保存下来的辽朝钱币的粗制滥造证实了这一点。到11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对钱币短缺的传统官方反应：铜器铸造禁令（1084年）和金属与钱币出口禁令（1088年）。[81]在1090年，作为使节被派往辽朝的苏辙记载道，那里所有流通的钱币都是宋朝的铜钱。[82]到12世纪初期，政府开支开始远远超过其岁入和钱币生产，王朝伴随着严重的钱币短缺而结束。

中京的建立与奚的最后归并

经过了阿保机统治时期一系列反叛和契丹人的讨伐后，从太宗时代起，奚人最终接受了在契丹国家内同渤海相类似的半独立地位。[83]他们保留了拥有自己官员的国王，他们作为诸侯向契丹政府纳贡，而不是作为臣民向其纳税。在10世纪最后十年与宋的边界战争中，契丹的领土遭受侵犯，这给了奚人一次他们早已期盼的与契丹人绝交的机会，但他们依然几乎完全保持着忠诚。在994年和997年之间圣宗推行了一系列行政改革，奚人以前的“纳贡”体制终止了，奚王变成领取俸禄的辽朝官员。为了控制以前奚人的领地，建立了汉式的地方行政机构，而且汉人移民到那里开垦肥沃的土地。1006年奚王以前的居所被指定为契丹的中京。[84] 1007年建立起城墙，汉人从辽东被迁移到这个新城市定居；一座辽朝的祖庙被建立起来，而且还建立了接待宋、高丽和西夏使节的馆驿。1009年为圣宗的临幸做了进一步的准备，而1018年到1020年之间又建立起更多的宫殿庙宇。[85]

新都城大概作为祭祀的中心和接待外交使团的场所使用了一段时间：宋朝使节宋溥和路振于1008年访问过中京并留下对它的描述，1013年来到这里的王曾也是如此。都城有内墙和外墙，但路振去的时候似乎还没有人大规模定居。与其他四个规模相当大的都城（上京、东京、南京和后来于1044年在大同建立的西京）不同，中京保持了相对小的规模，只管辖有限的地区，带有很少的下级地方行政区和主要为汉人和奚人组成的编户。但它的建立最终把奚人并入契丹国家，而且自11世纪起他们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在我们的史料中出现的越来越少了。

对外关系

尽管圣宗统治下契丹国家的国内政治与制度有这么多的变化，但最重要的变革却发生在对外关系上。在他即位时，辽朝仍然与宋处于战争准备状态，与高丽王国几乎隔绝，而且仍然面对与他们的属民——东面和东北的女真与西南和西面的各种党项人和蒙古诸部落之间经常性的难题。到他的漫长的统治时代晚期，与宋和高丽宫廷之间的稳固的国家间关系已经建立起来，这导致了近一个世纪的和平与稳定。

与宋的重新敌对，986年

宋太宗979年侵辽的屈辱性失败使他渴望复仇并在宋朝宫廷产生了强烈的反响。980年，李昉和扈蒙劝说皇帝，宋帝国缺少军事能力重新对辽发动进攻，但979年的屈辱使大臣们痛心疾首，他们经常以活灵活现的侮辱性言词提到契丹，诸如应当受到充分惩罚的祸害与未开化的野蛮人等等。到985年宋已准备发动另一场大规模入侵，而且这次他们试图与高丽国王组成联盟，以对辽发动联合进攻，“保卫他们共同的文明准则”[86]。

986年，太宗再不能继续忍耐了，他动员了一支庞大的军队，以把契丹人从“失地”赶出去。三支军队在河东的雁门和飞狐与河北的雄州同时穿越国界。宋军最初粉碎了边界防卫力量并占领了一些边界领土。一些辽朝边界指挥官叛降宋朝。但形势很快逆转，辽军统帅诱使入侵者深入其领土，远离他们的供给线，然后加以包围并从各个方面进攻他们。辽军在三个战场都赢得了巨大胜利，宋军丢盔弃甲，死伤惨重并扔下了大批俘虏。[87]

这次入侵不仅对宋来说是又一场军事灾难，也给辽朝边界地区造成了严重的混乱与破坏，在那里许多人逃离家园；南京和西京南部地区是入侵的主要目标，那里遭到破坏而且许多年不能恢复。然而，数以千计的宋朝降军被编入辽军，一些宋朝官员和科举进士被吸收进辽朝国内的行政管理机构。

宋太宗和他宫廷里的一些人仍然决心采取新的军事行动。在988年和989年，太宗下令他的大臣们廷议对付契丹的可行措施。在协调现实与皇帝最后一次主张中国宗主权的理想主义的解决方案的旨意方面，大臣们面临着棘手的问题。一个边界问题的外交解决方案被提出来，虽然这只是作为面临劲敌的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但并没有策划新的重大战役。

辽与高丽的关系

在10世纪的最后20年，辽朝发现自身不仅陷入与宋，而且陷入与棘手的女真边界部落，与东面的高丽，与西面鄂尔多斯地区正在形成的党项人国家——西夏的敌对状态。

契丹人与高丽的关系直到10世纪80年代才变得比较重要。在契丹于926年侵占渤海的严峻时期，冲突迫在眉睫，而高丽恰处于政治分裂时期。在9世纪的最后十年，新罗国家开始崩溃，叛乱首领已建立起三个独立国家：后高句丽在北部，后百济在西南，而王建领导的一个叛乱政权位于西海岸。918年，王建篡夺了后高句丽的领导权并于北部与西北部建立起高丽王朝（他以其庙号太祖而闻名，918—943年在位）。这样，在926年高丽被分成三个国家，完全没有能力参与保卫渤海，即使他们想这样做。直到935年新罗才最后投降高丽，而直到936年以前，高丽国王太祖才征服后百济并重新统一半岛（见地图5）。

地图5　993—1019年辽对高丽的数次战役

在以后的十年里，高丽王国开始了有计划的扩张并在平壤建立了一个新的“西京”[88]，以加强其在北部的地位。作为自封的古高句丽国的继承人，他们的统治者试图重新征服大同江以北至鸭绿江流域的领土。然而，由于这一地区被许多女真人和其他部落民族以及渤海遗民所占据，所以仍没有急切的理由与契丹发生冲突。再者，在高丽宫廷，任何向北方的领土扩张都受到强有力的反对。许多贵族和官员强烈地认为，高丽国家像新罗时代一样，应当将其统治目标限制于半岛。[89]

不过，契丹人对渤海的征服，以及随之而来的在辽阳周围对众多渤海人口的重新安置，微妙地改变了形势。在926年，并不是所有的前渤海领土都并入辽国版图，也并不是所有的渤海人都承认辽朝的统治。渤海王室的许多成员已逃到高丽避难。渤海自身是由残留的高句丽统治精英建立起来的，因此把东北高丽王朝看作是远亲和潜在的同盟。[90]再者，在辽朝边界之外，有三支渤海人保持着独立：今黑龙江省松花江流域的西北渤海人，生活在今辽宁省鸭绿江以西的一支渤海人，以及三者中最强大的一支，于926年在牡丹江流域建立起独立国家定安国（朝鲜语Chǒngan），其都城兀惹（Wo-jo），在前渤海国的上京（今吉林省东京城）。[91]

975年定安国与辽发生冲突。一支契丹讨伐军被派去进攻定安国，但失败了。在985—986年，辽再次侵入这一地区。而在10世纪80年代，契丹与生活在鸭绿江流域的各个女真部落之间产生了许多麻烦，宋试图与后者建立某种反契丹的同盟。991年辽在鸭绿江流域下游建立了三个带有驻军和军事殖民地的堡垒，以阻挡女真和宋之间通过海上进行联络。

所有这些举措对高丽产生了威胁。当高丽国王定宗（945—949年在位）动员了一支强大的防御部队和辽意识到高丽会是多么强大的对手时，辽朝于947年入侵高丽的计划中途流产。直到10世纪80年代，契丹和高丽的关系仍很疏远，因为女真诸部和定安国为高丽北部边界和辽边界提供了一个缓冲地带。但到990年，辽明显想要吞并这一地区。辽朝重新恢复紧张局势的新举措不仅暴露了辽和高丽之间潜在的不和，而且把它与更广泛的国际形势联系起来。

从962年起，高丽与宋一直保持着文化和外交关系[92]，就像他们以前同五代依次保持的关系一样。963年国王光宗（949—975年在位）受到宋太祖的册封。到10世纪，高丽人在各个方面彻底地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浸染，他们仇视、瞧不起却又害怕契丹人。这样，当985年宋朝皇帝试图争取高丽作为保卫共同文化传统的同盟者时，他们是把它建立在有说服力的真实情感之上的。然而，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把他们的同盟付诸实践。因此，在986年宋朝入侵期间，高丽拒绝出兵向辽进攻。

至于契丹人，则相信高丽对他们的东部边界构成了严重的潜在威胁。契丹对女真和定安国的进攻加剧了紧张局势。契丹人也许还担心高丽会鼓励辽朝统治下庞大的渤海居民的地方性分离，这种分离最终导致了1029—1030年的大规模叛乱。

在992—993年，辽朝东京留守萧恒德[93]受命入侵高丽。他率领一支号称80万的大军越过边界，要求把前高句丽鸭绿江南北的领土割让给辽。高丽宫廷向宋求援，但无人相助，宋和高丽的“同盟”再一次证明是虚假的。然而，高丽人能够很好地自卫并准备了强大的防御。他们的国王成宗（982—997年在位）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向北开到平壤。与此同时，在经过几次战役后，辽军主力向前开进到清川江。正在这时，似乎辽军指挥官断定征服高丽是不可能的，所以开始在辽军主帅萧恒德与高丽指挥官徐熙之间进行谈判。最初辽让高丽在完全投降或灭亡之间作出选择，而高丽则倾向于屈服。但徐熙勇敢的坚忍不拔使他们达成了谈判协议，即高丽成为辽名义上的附属国，而且断绝与宋长期建立起来的联系。高丽国王受到辽朝皇帝的册封。高丽被授权自由处理鸭绿江流域南部女真诸部落，而他们也及时地据此采取了行动：徐熙于994—996年率领他的军队进入这一地区并建立了一批堡垒以维持和平。[94]

自994年起，双方开始经常互派使节。994年成宗进献给圣宗一些女乐人，圣宗似乎出于儒家道德观念，谢绝了她们。几批高丽学生被派去学习契丹文。996年国王成宗又派遣一名使节请求联姻，辽朝宫廷答应把萧恒德的女儿（她的母亲是出身于皇室的一位公主）嫁给他。当997年成宗死后，998年契丹宫廷正式册封他的继承人王诵（庙号穆宗，997—1009年在位）为国王。

在以后的数年里，辽致力于入侵宋朝和随后的和约谈判。在999—1000年和1004年的战争期间，高丽—宋朝同盟的恢复毫无可能：每一次高丽国王都正式向辽朝宫廷祝贺对宋的胜利。

对宋战争

宋辽军队自10世纪80年代起就沿边界互相对峙，时而爆发局部战争。994年宋朝宫廷采取了一些试探性步骤以建立和平关系，但都被辽朝拒绝。双方宫廷彼此之间都有强烈的领土要求。宋朝统一派仍然期待全部收回938年由后晋割让给契丹的“十六州”。契丹提倡雪耻之战的人，则被986—987年他们轻而易举的胜利所鼓励，渴望重新占领莫州和瀛州，这两个州是938年后晋割让给他们的诸州中最南面的两个，959年被后周夺去。这一地区他们称为关南，即“关隘的南面”。

10世纪90年代末，形势发生了变化。由于与高丽的战争，敌对的宋一高丽同盟的威胁已经缓解。与此同时，中国西北党项人的西夏王国在他们好战的首领李继迁的领导下，正成为宋朝边界的巨大麻烦。在另一个党项人首领于982年降宋后，李继迁仍然顽强地保持独立。986年李继迁叛宋后向辽称臣，并作为附属统治者被授予各种职位和称号。989年春季，他被赐予一位新娘，她是一位被匆忙授予“公主”称号的皇族成员，而且第二年李继迁正式被辽宫廷册封为西夏国王。

这样，西夏和辽之间建立了一个基本的正式同盟，但这是相当不稳定的。992年，在得知西夏与宋正在秘密谈判后，契丹派出了一支由韩德让的弟弟韩德威率领的讨伐军沿黄河上游进攻西夏领土。在997年和1001年，生活在辽朝领土西部的其他党项部落发生了进一步的骚乱。虽然李继迁极不听话，但他仍保留了对契丹的臣属地位，而且，他的军队仍能够威胁宋朝漫长的西北边界。

随着997年真宗的即位，宋朝宫廷不再由马背皇帝统治，而是由北宋所有君主中也许最为消极的皇帝领导。辽廷的领导阶层也发生了变化。998年，在任最久的契丹统帅耶律休哥去世。到第二年夏末，皇帝颁布诏书，宣布军事动员以对宋作战。恰好在这次战役的准备阶段，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亦去世，这使韩德让成为契丹国内皇帝和皇太后手下最强有力的人。辽军的进攻首先指向定州的重要战略中心，进攻遂城县城。辽军的首次进攻被击退，但在冬季，辽军在同一地区赢得了第二次战役的胜利。与此同时，另一支契丹军队向东深入到瀛州。在赢州附近给宋军以沉重打击后，这支军队又向南深入，直到乐寿（今河北献县）。然而，辽军没有能够占领定州和瀛州的州城，而且1000年新年后，终止了进攻，军队也解散了。

1001年冬季，辽军这次由皇帝本人率领，又侵入定州东北部，而且在遂城击败宋军。这次宋军向东深入反击，而在这次进攻被击退后，又恢复了对峙局面。1002年夏季再次发生边界冲突，1003年辽军在萧挞凛率领下重新对定州发动进攻，这次他们深入望都，在那里的战役中他们俘虏了一个名叫王继忠的指挥定州地区军队的宋朝重要官员。所有的这些季节性攻势似乎并没有导致对宋朝领土的永久性占领（见地图6）。

地图6　辽侵宋，1004年

1004年，辽廷决定全面入侵。在八月份，有消息传到宋廷，契丹轻骑袭击了莫州和冀州之间的地区，但已撤退，好像并不愿意与宋军交战。[95]雄州长官觉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奏请批准沿海州县打开沿运河和海岸的水闸，淹没广大地区以阻止契丹对那一地区的任何进攻。[96]几天后，宋廷下令在定州地区部署了最精锐的军队并在河北和河东地区对青年男子进行了军事总动员，以武装和训练他们进行地方防御。

入侵开始于秋末，辽军由皇帝和皇太后亲自指挥。西部大军最初沿前些年的同一路线进攻，攻占了遂城和望都。[97]但他们并没有攻占定州城本身，而是转而向南于十月攻占了冀州城，然后迅速向南横扫河北西侧。与此同时，军队的另一部分分出来攻打赢州，这是北方平原地区极其重要的要塞，也是契丹想要重新占领的关南地区的中心。这座城市被包围了两个多星期，双方军队进行了艰苦的争夺，但契丹最终没有能够占领这座城市，因此他们的军队撤下来转而向南前进。十一月，他们在洛州（今邯郸东北）击败一支宋军，并推进到靠黄河北岸的澶渊（有时读作tan-yuan），在那里，在真宗指挥下，宋朝集中了他们的主力部队进行抵抗。契丹军离宋朝都城开封不过100公里。

激战在此地发生。在首次出击中，率领军队穿越河北的契丹统帅萧挞凛[98]于伏击中被远距离弓弩射死，契丹人的进攻被击退。契丹军队同时对附近的通利军也发动了一次快速但只是破坏性的袭击。

和平谈判已进行了一段时间。[99]甚至在1004年入侵发生前，宋朝就害怕军事冲突并渴望和解。契丹人虽然曾诉诸武力，但也愿意谈判。契丹一方的关键人物是王继忠，他是在1003年被契丹人捕获的宋朝官员。[100]在赢得皇太后的信任后，他被任命为户部使，并娶了出身于阿保机最早的汉人谋士之一，康默记家族的一名妇女为妻。王继忠不但曾是一名宋朝的重要将领，而且曾经是真宗的一位私人密友，早在他即位前就服务于他的王府，而且在他的宫廷机构中效力。他的宋朝方面的对手是毕士安（938—1005年），毕和王曾一同效力于真宗家族，而且现在是真宗的顾问。毕士安鼓励真宗亲自到前线并且推荐寇准（961—1023年）去密切注意可能的和平迹象。

在皇太后的赞同下，王继忠通过宋朝莫州长官向宋朝皇帝递交了一份国书，宣称辽廷希望恢复友好关系。[101]在辽军占领了他们要求的关南的领土后，这份国书被递交。宋朝皇帝很惊讶，而且最初怀疑这是一个骗局，但他最后被说服开始谈判。然而，这一开端由于王钦若（962—1025年）延迟派遣宋朝使节的胡乱行为而被推迟了几个星期。然而，这一耽误却有利于和平：到宋朝使节曹利用（死于1029年）赶到辽朝帅府时，双方已做好谈判的准备。宋朝已阻止住了辽军的前进而且占据了有利的设防位置，以强大的力量与辽军对峙。而辽朝达到了占据关南州县的最初目的，并深入了宋朝领土。

辽希望宋割让这些领土以交换和平，否则和平就不能实现。曹利用坚决拒绝了辽的所有领土要求，提出以每年交纳银和绢来代替。他警告说，改变这一建议的惟一后果是继续战争状态。辽朝让步并接受宋朝提出的条款，也许应归于双方都意识到他们已陷入军事僵持状态。契丹人意识到从长远看他们的境况已远非强大，虽然他们正在朝宋朝都城进军。他们的军队与太宗947年占领开封时所处的形势一样。他们被困在由未受损失的宋军从东西包围的狭长地带，甚至在他们所占领的地区内，一些只是被辽朝轻骑绕过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州县和要塞也仍然在坚守。这些强大据点中值得注意的是定州和瀛州。实际上，辽军面临着被切断归路和困于敌境的危险。

澶渊之盟，1004年

谈判仅仅几天之后就签订了和约，而且双方宫廷交换了记载和平条款的盟书。他们达成如下协议：

1.宋朝应当每年提供给辽朝绢20万匹和银10万两以作为“助军旅之资”。

2.边界应当认真划分。

3.双方应当采取严格措施制止对边界的非法侵入，任何一方不得对另一方耕种土地进行侵扰。

4.任何一方不得对逃犯提供庇护。

5.可以对边界现存要塞进行修整，但不得沿边界建立新的要塞和水渠。

6.双方应当遵守条约，为避免违反，以借助于上天制裁的庄严誓言宣誓证明，他们应当致力于友好关系，而且他们互相尊重领土完整。

其他协议规定了囚犯的遣返和建立两个帝国之间外交与商业交往的规范。

这项条约中所使用的术语有着深刻的象征性意义。宋朝坚持每年给辽的岁币应当叫做“助军旅之资”，以避免加给他们的屈辱性称呼——“贡物”。同样地，岁币由边界雄州的宋朝下级官员交付，以表明开封的朝廷认为这只是财政事务，而不是含有屈从的政治行为。宋廷称呼他的北方邻居为“大契丹国”或大辽国，而契丹则称宋为“南宋”。两朝彼此以“南朝”和“北朝”称呼对方。他们的君主结成了虚构的“兄弟”亲属关系。宋朝皇帝将称辽朝皇太后为他的叔母，辽朝皇帝为他的“皇弟”，而辽朝皇帝则称呼宋朝皇帝为“兄长”。[102]这一关系使他们陷入仪式交换的无休止的循环中，在这些循环中，契丹和宋朝使节在对方宫廷中的待遇与其他国家大相径庭。每一国家遵守另一国家已故皇帝个人名字的避讳。在新年庆贺，皇帝生日，皇帝或皇后去世，以及新君登基这样的仪式场合，要互派特使。

澶渊之盟是在意识形态要求之上的政治务实主义的巨大成功。它为一个世纪的稳定与和平共处铺平了道路，并通过两个宫廷之间不间断的使团互访得到加强和保障。通常在地方当局间有一些小的侵扰，而在1042年和1074—1076年间则发生了更严重的危机。但是和约仍被遵守，两国从海边到黄河拐弯处的边界被清晰地划界并由双方警惕地守卫，这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国际边界，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最重要的是，这一条约取得了非凡的成功，非常有助于整个11世纪两国的长期稳定和经济与文化的进步。[103]

条约的效果被普遍歪曲了，尤其是宋朝给契丹的岁币被描绘成给宋朝国家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这当然不符合事实。每年送给契丹绢的份额仅仅相当于南方一个州如越州的产量。而且支付的款项必须置于辽—宋贸易的整体中去加以考虑。979年战争之后，贸易持续不断，只是在实际的敌对状态期间才发生短暂的中断，而条约缔结之后，又甚至在更大的规模上得以恢复。在这一贸易中，宋朝获得了大量的盈余，而且据估算，岁币中银的大约60%，作为各种中国产品特别是绢的支付款项，最终仍回到宋朝手中，因为北方对其有着无休止的需求。

尽管资助对于极富有的宋帝国来说并不是一项巨大开支，但它对国库收入相对不足的契丹来说则显得极其重要。他们把绢用于自身巨大的国内消费，比如在和约之后立即建立了新中京，而且他们还用大量的绢与他们的邻居，包括回鹘人、党项人、高丽人和蒙古地区诸部落的部民进行贸易。

因此，这种安排对于双方来说均是一个很好的交易。宋朝以有限的代价获得了持久的和平。契丹获得了稳定的额外收入来源，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他们南边的边界防卫并致力于国内发展。

与高丽重新开战，1011—1019年

直到皇太后在1009年去世，东部边界一直保持着和平，高丽使节还正式参加了她的葬礼。然而，就在同一年，高丽宫廷发生了一次剧烈政变。西京（平壤）的地方长官康肇被召唤到首都开京帮助消灭一个密谋废黜国王穆宗的小集团。在完成他的使命后，康肇本人却杀死了国王而拥立了一个期望在他的保护下进行统治的新统治者王询（庙号显宗，1009—1031年在位）。

契丹不顾高丽新国王停战的恳求，派出了一支由40万人组成的远征军越过鸭绿江去惩罚这个杀死他们前任附属的凶手。远征军的总指挥是萧恒德的哥哥萧排押与耶律盆奴。首次冲突高丽获胜，但在第二次进攻中辽军获胜，康肇被俘杀。辽军占领了平壤北面的几个边界州县。高丽国王试图投降，但开京的地方长官杀死了辽军使者并准备抵抗。这样一来，辽军就向南进军并在城外的激战中获胜后占领了开京。萧排押和耶律盆奴洗劫并焚毁了都城，破坏了宫殿、官府建筑和高丽的文档。高丽国王逃到南面去避难，但他的军队却重新组织起来。辽军开始撤退到边界地区。投降的地区起而反叛，而且在严冬，军队陷于群山之中，在最后渡回鸭绿江之前被迫丢弃了许多武器与装备。

于是高丽国王请求和平。但是辽朝要求他亲自来朝觐以履行作为附属的顺从义务，还要求他割让极重要的边界地区。高丽拒绝了，随之而来的是十年的敌对关系。双方在边界地区设防，而高丽的不妥协则由于一次国内政变又得到加强，这一政变使武将而不是文官控制了高丽宫廷。

1014年，辽朝下令在几个边界州县设防并建造了跨越鸭绿江的一座被严密防守的永久性浮桥。从1015年起到1019年战争不断，1015年、1016年和1017年辽对高丽的进攻，有时高丽获胜，有时契丹获胜，但简而言之都不是决定性的。1018年契丹组织了一支新的庞大远征军，任命萧排押为统帅。军队在1018年末越过鸭绿江，但遭到一支人数众多的高丽军队伏击，损失惨重。高丽军队还切断了他们的归路，所以萧排押向南进军，计划像1011年那样占领都城开京。但这次高丽军队沿都城做好防御准备，契丹人则常常被高丽人的袭击所困扰，被迫向鸭绿江地区撤退。在茶、陀二河之间的龟州，他们遭到高丽主力部队的包围与攻击，契丹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几千人逃回辽朝边界。这是圣宗时代契丹人所遭受的最惨重的失败。结果，萧排押被剥夺了他的所有头衔与官职，并且失宠。

在1019年夏末，包括许多部落军队在内的另一支大军被征集起来去进攻高丽。但现在显然双方的任何一国都不能取得绝对胜利。1020年，国王显宗派出使者向辽称臣，辽圣宗宽容地赦免了他，1022年派出一名使节正式册封他为王。朝贡关系得以恢复，使节定期交换。当1031年显宗去世时，他的儿子与继承人王钦（德宗，1031—1034年在位）被辽廷册封为王。从这一时间几乎到辽朝结束，高丽始终保持着忠实的属国地位，两国间基本保持着和平。

然而，高丽宫廷没有忘记他们1010年所遭受的灾难。当重整十年战争期间所造成的破坏时，他们就此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他们的防御体系。1029年在重建的都城开京建起了更坚固的外墙；1033年到1044年间，沿从鸭绿江口到通海（日本海）的整个边界构建了防御城墙。高丽不再给它的好战邻居以冒险的机会。

渤海叛乱，1029年

标志着圣宗漫长的时代结束的是臣民反抗契丹人的首次真正严重的叛乱，即渤海人的大规模叛乱。

在其首任国王倍于930年逃走后，渤海国的旧有领土部分被并入契丹国，东丹王国已逐渐并入了辽朝东京道的行政体系。许多渤海旧有的行政组织被废除，而且在前渤海领土植入了一些汉人和契丹人的定居点，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来自皇室各个成员的诸斡鲁朵的士兵。但是，从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来说，渤海保留了一个有利的位置：为了征税的目的，旧有的渤海领土被当作一个承担纳贡的边界国家来看待，每年交纳1000匹马和15万端布的贡物。[104]在这一地区没有盐和茶的专卖税，只有极低限度的商业税。

几乎没有疑问，对高丽的战争，由于谷物和人力的大量征集已使东京地区穷困不堪。而后在11世纪20年代，东京连续两个汉人税收长官试图把实施于南京道的税收体制扩展到这一地区，并强征更加严厉的税收和劳役。这似乎是由南京的情况所引起的，那儿已经历了数年的饥荒，正遭受着食品短缺和巨大的税收拖欠。渤海人受命建造船只以运送谷物到现在的北京周围地区。但这一路途很危险，许多船只和水手覆没。这些变化引起了广泛的不满。

叛乱由古老的渤海王室后裔大延琳领导，他是东京的一名军队指挥官。1029年八月，他囚禁了总督萧孝先和他的妻子，杀死了令人厌恶的税收长官和都指挥使，自立为帝，宣布建立新王朝兴辽。他将自己的行动通知了高丽宫廷并请求他们的援助。然而，高丽拒绝给他帮助，所以他很孤立。再者，鸭绿江畔的要塞保州的渤海指挥官也拒绝参加叛乱并把消息通报给契丹地区长官，后者杀死了大延琳指挥下的可能反叛的所有渤海士兵。只有少数被同化了的女真部落加入反叛政权。

被击败后，大延琳意识到他的军队敌不过辽军，就撤军以保卫他的都城。在叛乱后刚好一年的时间，他的一名部将背叛了他，向辽军打开了东京的城门。大延琳被俘，他的残余军队被迅速消灭，他的短命王朝也随之结束。

为了避免任何更大的麻烦，东京的新长官萧孝穆迅速对汉人税收长官所造成的不合理状况进行了调整，并用巧妙手段恢复了秩序。但原有的渤海贵族，除了那些保持忠诚者外，都被从东京流放，重新安置于中京统治下的渤海湾沿岸某一地区。许多难民渡过鸭绿江逃进高丽领土，他们当中不仅有渤海人，还有不少契丹人和奚人，他们最终都在高丽定居下来。[105]

兴宗朝

圣宗死于1031年六月。他几乎在位半个世纪，因此已60岁。在病榻上，他唤来他的亲信大臣萧孝穆和萧孝先以监督其继承人的即位。他的指定继承人是他活下来的最年长的儿子宗真（1016—1055年，契丹名字为夷不堇，庙号兴宗），随即继承了皇位。

兴宗还是一个15岁的孩子，很明显摄政是必须的，但这产生了一个复杂的问题。兴宗不是由圣宗的合法皇后齐天后所生。虽然齐天后为圣宗生了两个儿子，但都夭折了。然而，在1016年，韩德让的侄女萧孝穆的姐姐耨斤，作为圣宗的妃子（封为元妃，死后谥为钦哀后），为其生了一个儿子，这就是后来的兴宗，齐天皇后收养并抚育了他。[106]

虽然圣宗临死前的遗嘱曾命令新皇帝保全齐天后的生命，但新皇帝一即位，耨斤就开始密谋除掉她，这样，她本人就能成为摄政者。因此，她使齐天后和她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支持者，皇国舅萧匹敌[107]和她自己的女婿北府宰相萧浞卜[108]错误地被牵连于图谋的叛乱中。萧匹敌和萧浞卜被逮捕，送到了上京，他们的许多亲戚与追随者被处死。对他们的支持者的清洗持续了好几个月。齐天后被流放，之后不久，耨斤派人去谋杀她，而她则自杀了。[109]

这样，耨斤就自封为皇太后而且正式担任摄政。她的生日被宣布为应圣节[110]，显然，她决心成为辽的真正统治者。在1032年的元旦，她上朝，受到了皇帝和宫廷官员们的朝拜，并接见了宋朝使节。[111]

她还对她自己家族的成员们滥赐爵位和官职，尤其是对她的弟弟及其支持者们。然而，为了达到她的支配目的，耨斤需要更换年轻的皇帝，后者已被她的行为所激怒。[112]虽然皇帝是她的亲生儿子，但他是在齐天后的家里长大的，自然深爱着他的养母。1034年，皇太后与她的弟弟们计划废黜兴宗，而以他的弟弟重元代替他[113]，后者是她亲自养育的，所以她认为重元会更屈从于她的命令。但是，重元不想成为这样的人，并且把正在预谋的事情报告了他的哥哥。皇帝立刻采取了行动，剥夺了皇太后的印绶，把她流放到了在庆州的圣宗陵墓，并且亲自控制了政府。

然而，兴宗并不能完全消除耨斤的势力。她的亲族仍然盘踞着许多权力部门。1037年，皇帝试图和解，因此开始用盛大的仪式来对待她，定期去拜见她以表达他的敬意。虽然她从未原谅他，但兴宗还是恢复了她在复杂的分权模式中的部分权力。[114] 1037年，皇帝任命耨斤的弟弟萧孝穆为北院枢密使。事实上，以后她有多至五个弟弟都占据着这一职位，而且到11世纪70年代为止，大部分北府宰相由她家族的成员担任。1039年，皇太后被允许回到都城，在那里，她像10世纪80年代圣宗的母亲所做的那样行了再生礼，当着契丹贵族的面重建了她的地位。[115]宋朝宫廷又开始派出几个使节向她表达像皇帝一样的敬意，这一仪式当她被流放时曾被中断。[116]

与此同时，兴宗与皇太后家族的几个成员仍保持着密切的个人关系。他还对他的弟弟重元参与平定政变给予了报答，授予他以特别高贵的“皇太弟”地位。此后，重元于1038年继承了最高职位——“判北南院枢密使事”，从1045年一直到兴宗统治时期结束又担任了北院枢密使和南京留守。最后一项职务似乎是额外的任命，因为这一职位给予了重元控制庞大的汉族人口的权力，尽管他在宫廷中似乎更专注于“本土主义的”契丹人的利益，正如我们以后所要看到的。

这样，兴宗宫廷的政治非常复杂，皇太后和地位更低的重元分别由亲族和伙伴所组成的竞争集团所支持。他统治时期的头十年以及更长的时间，是在建立皇帝与这些包括皇族和后族萧氏在内的各种集团的权力平衡的错综复杂的政治谋划中度过的。

通常，倾向于赞成汉人统治方式的圣宗所制定的那些政策并没有被明显地违反。随着辽朝所颁布法律的第一次正式编纂，即《新订条制》的颁布，法律的法典化进入了一个更加重要的阶段。这受到了汉人模式的深深影响。[117]这一法典包括547项条款，把自阿保机统治时期起所施行的所有法律编在了一起，于1036年颁布，并被普遍使用。1046年，立法的集权控制进一步加强，地方行政机关受命每年向首都汇报所有的司法案件。[118] 1051年，法典被进一步修改。[119]

然而，新法典留下了许多汉式成文法与部落习惯法之间没有被解决的反常现象。反对增强法典的汉化和反对给予汉人臣民良好待遇的征兆在圣宗和新皇帝统治时开始出现。1044年，在赞成契丹化的重元的建议下，于五京的各处设立契丹警巡使用以在新的法律制度下保护契丹人的利益。[120] 1046年，禁止契丹人将奴婢卖给汉人臣民；[121]而在1043年，所有居住在帝国南半部的汉人被禁止持有弓箭。[122]

相反，新叛乱的渤海人的待遇则被放宽。在萧孝穆的影响下，1041年在东京道打马球的禁令被解除。[123]马球被认为是军事训练的一种形式。东京留守特别受命向中央政府推荐他辖区内的“廉干清强”的官吏。[124]

1044年，当云州（今大同）升为西京时，地方行政管理体系通过以五京为中心的道而告完成。西京管辖938年所获领土的西半部和位于现在内蒙古的黄河河套北面的阴山地区。[125]这一领土正式成为西京道的组成部分，有相当多的汉族人口（见地图7）。

地图7　辽朝简图

译者注：本图采自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6册

但是，圣宗时期频繁战争的后果成为兴宗时代国内统治的主要问题。很显然，数十年的战争导致了人民的困苦与混乱，而且有迹象表明契丹战争机器开始衰退。

最紧迫的问题是由于劳役和兵役的频繁征发所压在富人和穷人身上的负担，尤其是在遥远的西部和北部边界。在11世纪30年代末的某些时期，皇帝曾就如何对付由于过重的劳役和兵役而引起的日益增长的危机与贫穷、国内的不满和盗贼蔓延等问题，向他的大臣们征求过意见。宫廷最杰出的儒士萧韩家奴上奏了一个详细的奏折，建议从遥远的边界地区撤回过分扩展的要塞，放弃对契丹人徒劳无益的领土扩张政策。他主张集中兵力，努力加强南边和东边真正重要的边界。[126]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皇帝的反应如何。不管当时的结果怎样，直到11世纪末，对设在边远的部族的要塞提供后援所造成劳的民伤财的抱怨一直不断。[127]

为了给征集劳役提供基础，1039年“诏括户口”——下令进行户口登记。[128] 1046年下令对军队及其家属进行登记注册[129]，并在1051年又对军队户籍做了进一步调查统计。[130]军队似乎也已缺少马匹，而这曾经是契丹人的主要资源。为此，1043年下令禁止在葬礼时以马或牛为殉葬品[131]，1048年又派出主管官员对马匹进行登记注册。[132]

对军队训练，特别是对汉人军队的训练也存有深深的顾虑。1035年，军队受命监督他们的炮手、弩手、弓手和剑手的定期训练。[133]1046年，皇帝视察了汉人军队的训练，而他们使用了炮和弓箭。[134]但是，对汉军炮手和弩手拙劣技术的关注一直持续到下一朝。[135]这些技术与契丹传统的骑兵机动作战无关，但这对他们与定居的邻国宋朝和高丽作战则是极为重要的。这一关注表明，当辽朝军队从未能成功地占领一处任何规模的设防地区后，契丹将领们已认识到圣宗时代作战的教训。

兴宗时的对外关系

兴宗留给其继承人的遗命之一是完整地维持与宋的和平条约，[136]这是保证王朝稳固的最重要因素。这样，两个宫廷间继续持续不断地定期互派使节。与高丽也谨慎地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对外关系的中心问题已转移到西南部，那里西夏国的力量已迅速增长。西夏已深深陷入与契丹和宋的关系中，它威胁要用战争吞并整个北部边界。

在11世纪初期，西夏已开始同时向契丹和宋进贡，并竭力在二者之间挑拨离间，以捍卫自身的独立并赢得机会扩张自身的领土和影响。他们的野心针对西部，在那里，他们一直向回鹘人扩张（见第二章）。这一向西扩张使他们陷入与契丹的冲突中，他们的竞争是为了控制向西的贸易路线，而不是为了领土。

那时，在现在的甘肃西部有三个独立的地区。凉州控制在吐蕃军阀手中。在甘州是一个回鹘人的国家，控制着甘肃走廊的中部。再往西，以敦煌为中心，是沙州政权，由汉人军阀曹氏家族所统治。后者似乎在11世纪初期还在回鹘人的控制之下。1006年，沙州统治者曹[宗]寿向圣宗宫廷派出了一个进贡使团，这似乎鼓励了圣宗对临近的甘州回鹘人政权的进攻。在1008年、1009年和1010年，契丹向甘州派出了远征军。虽然契丹取得了某些有限的胜利，于1010年洗劫了肃州并赶走了那里的居民，但这些战争并没有能够征服同时受到西夏进攻的这一地区。1027年，另一支远征军包围了甘州，但没能占领这座城市，并以撤退的军队在今内蒙古西南部遭到阻卜部落的伏击而结束，阻卜总是强烈地阻止契丹人对西部扩张的企图。

与此同时，西夏继续逐步合并河西地区（甘肃西部）。1020年，他们建立了一座新的城市兴州（后改名兴庆，今银川）。到1036年，他们占领了甘州地区，虽然沙州直到11世纪50年代仍至少保持着半自治，但西夏宣称甚至塔里木盆地深处的和阗也是他们的附属。1038年，西夏王李元昊自称大夏皇帝，并派出一支外交使团到开封，以一封充满挑衅与傲慢的信，断绝了与宋的臣属关系。西夏新皇帝曾在1031年兴宗即位不久与契丹公主成婚，但两人关系不睦，而到1038年初公主去世时，契丹宫廷派出了一名使节对公主的死因进行调查。[137]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辽史》没有提到元昊僭越帝号或契丹宫廷的反应。

与此同时，宋朝采取了激烈的行动。他们首先剥夺了宋廷授予元昊的所有称号，给他当头一俸，而且中止了党项人赖以繁荣的边界贸易。宋与党项新国家的关系逐渐恶化，到1040年边界摩擦逐步升级为全面战争。战争状态时断时续，一直拖延到1044年，才由一系列谈判所打破。尽管尽了最大努力，宋朝军队还是接连遭受惨败，党项人证明了他们自己是难以对付的敌手。

在这一冲突的初始阶段，辽廷没有介入，它接受了双方派出的大使，每一方都告之其在战争中的进展。然而，宋朝陷入严重困境这一事实不久就明朗了，而且，在1042年宋朝遭受极为惨重的失败后，契丹决定向其施加压力，以求取得宋对长期有争议的关南地区的领土让步。这一外交压力导致了和平解决。1042年，契丹以增加来自宋廷的银10两、绢10万匹为条件，放弃了领土要求。条约肯定了1005年所建立的“兄弟关系”，而且可能契丹还答应宋朝，他们将努力说服元昊与宋朝签订和约。宋朝认为西夏和辽会成为亲密的同盟。但这一同盟只是大而无当的虚构：当1043年元昊请求辽朝同他一道进攻宋朝时，兴宗拒绝了他，而且，西夏与契丹之间的裂痕也开始逐渐扩大。

元昊暂时表示愿意与宋朝签订和约，但他提出的条件是不能接受的，而且他的交往方式被认为是无礼的。谈判拖延了两年，当宋廷得知西夏和契丹已爆发了敌对行为而且首批契丹讨伐军队在1044年被击败后，谈判才最后达成协议。

由于生活在辽朝边境内的一些党项部落民叛乱并逃入西夏领土避难，过去的同盟之间于1044年初夏爆发了战争。辽朝指责李元昊煽动了这些部落叛乱，虽然几乎可以肯定是他们自己在西夏边界设防和禁止部民们所依赖的马市而引起了麻烦。当叛乱在1044年被粉碎后，辽朝立即派遣了一支讨伐军进入西夏领土。

宋朝抓住了自己与西夏谈判的机会。在西夏统治者接受作为宋朝藩属地位的条件下，于1044年冬天与西夏签订了一项条约。作为回报，宋朝答应每年给西夏类似于辽的岁币，虽然数量较少：每年银7.2万两和绢15. 3万匹，外加大量的茶叶。边界贸易仍定期举行，市场对党项人开放。但是条约有一个重大缺陷：它不像与辽朝所签订的条约，没有能够划定两国的边界，因而，在以后的70年里，不断发生边界争端和爆发战争。

虽然宋朝利用了契丹与西夏爆发战争这一时机，但契丹1044年的入侵并不成功。在首次入侵以惨败告终并且丧失两名契丹统帅后，边界又集结了大军。九月份，皇帝的弟弟重元和北院枢密使萧惠被授予先头部队的指挥权以发动全面入侵。李元昊立刻派出使节，甚至亲自来与辽朝皇帝和谈。但是兴宗的顾问们自信能取胜，所以他们劝说皇帝拒绝求和，而在战场上处理这一问题。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辽军在西夏都城西面的贺兰山脉的一次激战中被彻底击溃。许多契丹高官，包括皇帝的内弟被党项人俘虏。于是兴宗被迫接受了元昊先前的臣服提议，恢复了和平。

失败使皇帝及其宫廷十分沮丧。1048年，随着李元昊去世，西夏皇位传给了一个婴儿，党项宫廷由于一次残酷的权力斗争而被削弱。契丹找到了复仇的机会，1049年秋天，一支辽朝大军侵入西夏，分三支向都城推进。兴宗亲自率领的一支军队几乎没有遇到抵抗，但由于缺少喂马的水和牧草而被迫撤军。皇帝的内弟萧惠率领的另一支军队沿黄河向南前进，由一支船队和补给船支援，但遭到伏击而大败，损失惨重，萧惠几乎丧命。第三支军队则取得小胜。它洗劫了元昊在贺兰山脉为其宠妃建立的一所离宫，年轻的遗孀和几名党项高级官员家属被俘，但这对其他地区的严重损失来说只是小小的安慰而已。

1050年的第二次战争则更成功一些。辽朝军队劫掠了西夏的乡村并且接受了一位党项将领的投降。西夏襁褓皇帝的母亲向辽廷求和，请求恢复朝贡关系，并于1050年向辽派出了一名正式贡使。但数年之后双方才最后达成协议。辽朝最终放弃了遣返1044年叛乱的党项部民的要求，作为补偿交换，党项人同意交纳年贡。辽朝留下了元昊的遗孀 而归还了一个被攻占的边界要塞。1053年，和平关系最终得以恢复，但两国的关系在几十年中依然极其冷淡。

道宗朝

1055年，只有39岁的兴宗病倒并死于一次他的经常性巡幸中。他留下了一个与主要邻国保持和平的帝国。在前几年，他应高丽国王的请求，授予了高丽王储一个显赫的官职。西夏国王派出使节请求下嫁一位契丹公主联姻，并进呈另一份友好誓表。1055年初，兴宗接待了宋朝来的例行使节，后者馈赠他两头驯象，他还接待了更多的西夏使节。

就国内而言，兴宗时的帝国也是相对和平与繁荣的，虽然他与他的母亲皇太后的关系依然紧张。他的曾被封为皇太弟的弟弟重元长期盘踞着南京留守的位置，并刚有了一个儿子。[138]

兴宗的皇位由其长子耶律洪基（1032—1101年，契丹名为涅邻或查剌，庙号道宗）继承。在过去的三年中，他与他的父亲一起理政，处理政府的例行事务。[139]兴宗显然打算他的儿子不仅应当继承皇位，而且当他在位时，就应当做好统治的准备。道宗“即皇帝位于柩前”，向他的宫廷颁布了一道谦虚和安抚性的剌令，而且开始了一轮复杂的仪式和对各个祖先陵墓与祠堂进行祭祀。按照惯例，与高丽、西夏和宋互派了使节。从宋朝来的使节之一就是著名的学者与史学家欧阳修。这样，道宗的父亲所建立的国际秩序继续保持。

皇位继承并没有立即产生纠纷。钦哀皇太后仍对1035年兴宗把她从政治统治地位中驱逐出去耿耿于怀；而且，即使他去世后，也没有能够哪怕是假装去哀悼他，她教训兴宗悲痛欲绝的孀妻说：“汝年尚幼，何哀痛如是？”仅仅在一年之前，她告诉一名宋朝使节说，她赞成兄终弟及的真正的契丹继承方式，而不是父死子承的世袭继承。[140]她显然已支持重元的要求，后者的称号为皇太弟，在契丹人背景中已具有对皇位的隐含要求，而她在兴宗在位时已曾经密谋使他登位。

兴宗本人显然已意识到重元继承皇位的危险性。1054年，他对宋朝使者王拱辰说：“吾有顽弟，他日得国，恐南朝（即宋朝）未得高枕也！”[141]但无论如何，皇太后没有采取行动，即使她的兄弟与亲戚们占据着高位并且自然能够影响皇位继承。重元被授予新的荣誉皇太叔和独一无二的个人特权。皇帝既不直呼其名，重元也不拘礼节。但是，在被授予这些不同寻常的荣誉后，他被遣返南京，在新皇帝的名义下统治其民。钦哀皇太后被授予太皇太后的称号，而道宗的母亲仁懿后则成为皇太后。[142]重元于1056年被任命为统帅（于越），而太皇太后则于1058年底病倒并死去。[143]

在道宗朝初期，萧革[144]和萧阿剌[145]两人在宫廷中发挥着巨大影响。后者是萧孝穆的儿子，所以仍是极有权势的钦哀皇太后家族的成员。萧阿剌在宫廷中长大，早就是兴宗的一位密友，在兴宗朝曾任同知北院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东京留守。道宗即位后，他被任命为北院枢密使，所以他就同投机者萧革在宫廷中分享了权力。不久，二人发生了争吵。大约1059年，萧阿剌请求致仕，但却被宫廷派出任东京留守。1061年，他于一次祭祀祖先的盛大仪式时回到宫廷，[146]并对政府的措施提出了严厉而有力的批评。这些批评所直指的萧革，向皇帝进谗言中伤阿剌，尽管皇太后为其求情，皇帝还是下令谥杀了萧阿剌。

《辽史》高度评价了萧阿剌不懈的忠诚和对政治的通晓，推测说，如果他没有被杀，既不会发生重元的叛乱，也不会发生以后皇后的被处死和皇太子的被谋杀。无论如何，阿剌的被杀是一个重大政治错误，而且是道宗缺乏判断力与固执不变的缺点的首次严重暴露，即使当诬告指向那些最亲近他的人时，他也总是热衷于相信这些诬告。

宫廷暂时落入了追逐私利的萧革（他在1062年致仕）和耶律仁先与耶律乙辛手中。

在这些年里，宫廷内由于激烈的个人勾心斗角而分裂。皇帝太软弱，既不能居间协调也不能解决问题。再者，基本问题也仍然存在，它们中的主要问题是由于契丹国家的逐渐汉化和中央权力对传统上是部族事务的苛求所造成的持续紧张状态。已有的“合理化”、集权化和汉化影响的趋势也依然存在，虽然最初新皇帝煞费苦心地在宫廷建立了某种书院气氛——在那里，他的官员和契丹权贵们能够自由地呈奏无拘束的建议。[147]这些趋势的象征是，在1055年，所有的官员，而不仅仅是皇帝和汉人南面官，被要求在重要典礼时，穿戴中国宫廷服装。[148]

新皇帝和皇后都有较高的中国文化的素养并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他们写诗。皇帝对儒学和佛教都非常感兴趣。也许道宗赞成汉族文化与法律倾向的最有力证据是他对后备官员的汉式教育和对考试制度的不断重视。通过每次考试（通常约每隔四年举办一次）的进士人数从兴宗时的50人或60人猛增到100多人。[149] 1059年，国家教育制度通过建立州县学校[150]以及五京和黄龙府学与兴中府学的更高级学校[151]而得到了改革。除了阿保机已在上京建立的帝国学府（国子监）外[152]，1060年又在中京建立了第二座帝国学府[153]，并最终下令举行仪式祭祀儒教先圣先师。[154]

皇帝亲自参与处理有关考试制度的事务。1070年设立了一种新的、被称为“贤良科”的特殊宫廷考试，参加者必须呈交10万字的作品。[155] 1072年，道宗亲自为进士科和贤良科的宫廷考试出题。[156]

对辽朝契丹族臣民采用汉式法律所造成的紧张状态，在道宗朝初期又一次表面化。1058年，道宗下诏部落审判官（夷离毕）：“诸路鞫死罪，狱虽具，仍令别州县复按，无冤，然后决之；称冤者，即具奏。”[157]部落审判又一次被置于地方政府的汉式法律审查之下。

正如我们所知，重元在1044年的类似场合已代表契丹人的利益进行过请求，这完全可能构成一次反对汉人的本民族保护主义的派系斗争，从而导致了他在1063年图谋发动政变。

1063年重元的叛乱

史料对这一事件的叙述是混乱、支离破碎而且互相矛盾的[158]，它表明重元不是最初的发动者，但被他野心勃勃的儿子涅鲁古和一群心怀、不满的贵族拥戴为名义上的领袖而被卷入了这次阴谋，他的儿子已于1061年被任命为知南院枢密使事。这些人中主要有圣宗的孙子耶律贴不和圣宗与钦哀后的女儿严母堇当时的丈夫萧胡睹。萧胡睹为同知北院枢密事。[159]

涅鲁古最初打算让其父亲装病，这样皇帝就会前来探望，然后他们就有机会刺杀道宗。当1063年初秋皇帝到中京道西南的太子山（今承德附近）去行猎时，谋叛者们抓住了机会。他们率领一支由弓弩手组成的军队去伏击皇帝与他的营帐。道宗起初不相信发生了叛乱，虽然皇太后已经提前得到了一个耶律氏的忠实成员所发出的警告。[160]然而在最初的遭遇战中，道宗受了伤，自己的马也被击中。一些忠实的仆人救了他，他的母亲皇太后则指挥部分卫队帮助他击退了进攻者。涅鲁古在最初的进攻中被一支流箭射死。同谋者之一、皇帝的一名侍从耶律撒剌竹，率领着一群心怀不满的猎手去支援叛军，但是叛军已经失败了，他们的实际领导者死了，而且他们令人不解地使自己错过了攻占皇帝营帐的最佳时机。虽然在天刚破晓而且战斗正在激烈进行时，他们宣布重元为皇帝，但他们还是完全被打败了。重元向北逃窜，他对听从儿子的计划并陷入毁灭而深感痛苦，并在荒野中自杀身亡。[161]在战役中负伤的萧胡睹也逃走并投水而死。

南京留守耶律明是这一阴谋的参与者，当得知重元失败的消息之后，他率领一支奚人军队进入都城并武装起来，图谋参加叛乱。但他的副手召集汉人军队进行抵抗，当皇帝的紧急旨意到达时，他逮捕并处死了耶律明。叛乱时被派往宋朝宫廷的一批使节也牵涉进了这次阴谋，当他们一回到辽朝领土，就被逮捕并被解往都城处死。

比较清楚的是，这不仅仅是由皇室敌对成员或只是由于皇室不和所再次引发的另一个夺取权力的投机尝试。更确切地说，这是由一些重要的和有权势的人物策划的范围广范的阴谋所促成的。想要肯定地说出他们的确切目的是不可能的，但估计最可能的是他们叛乱是为了阻止对契丹游牧部落贵族利益的进一步侵犯。不管叛乱的原因如何，道宗的反应是迅速而强烈的。所有的阴谋者同他们的直系亲属被处死，其中包括萧革，他的儿子娶了重元的女儿。在各最高机构的掌权者中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

这并不是道宗漫长而大体和平的统治时期所发生的皇族间的最严重的事件。

耶律乙辛及其集团的统治

甚至在重元叛乱之前，辽廷的权力已经逐渐转入了以耶律乙辛（死于1083年，契丹名胡睹衮）[162]为首的一群官员手中。作为皇族五院部的一名成员，乙辛从一个贫穷的青年成长为兴宗手下的一名宫廷侍者，而且，在那个时代的晚期成为一名护卫太保。道宗时，他得到进一步的恩宠，于1059年被任命为南院枢密使；不久，于同年改知北院。

乙辛权力的迅速上升与萧姓后族幼支家长氏族（少父帐）的衰落相一致，后者自从萧排押于1005年成为北府宰相以来，一直发挥着巨大的影响。这一官职后来几乎被幼支家长氏族的成员所把持，而且在兴宗统治时期，他们的权力得到了钦哀皇太后的有力支持。1058年她的去世标志着他们统治的真正结束，虽然这一支的个别成员继续占据着高位。

在重元叛乱不久前，乙辛已巩固了与另一位强人的个人联盟，这个人就是后来的南院枢密使耶律仁先（1013—1072年，契丹名查剌），[163]他在1042年与宋谈判期间曾达到顶峰。仁先长期以来是重元及其集团的主要对手，重元在1060年试图策划通过任命他为麻烦的西北边界地区的西北路招讨使而把他从都城调出去，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宫廷自由行动。乙辛通过向道宗恳求而成功地挫败了这一计划，后来仁先和乙辛在平定叛乱时发挥了关键作用。[164]平定叛乱后，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共同控制了北枢密院；1065年，仁先被封为于越。

在以后的15年里，乙辛支配着宫廷和皇帝。他的公认对他有敌意的传记显示，虽然他在逐渐发挥着无可匹敌的影响，但他本质上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投机者，他挑选不中用的和腐败的人任职，接受贿赂，而且允许军队恣意妄为。惟有皇后的家族拒绝接受他的控制。甚至起初试图限制他的一些更加专横行为的耶律仁先，也发现自身处于危险之中而自愿接受了南京留守的职位。在那里，仁先显示出自己是一个模范统治者。[165]

要勾勒出乙辛统治时期的公正画面是非常困难的。那一时期的史料对他及其拥护者们怀有刻毒的敌意。在《辽史》中，他和他的集团被列入特殊的“奸臣”下的一组冷酷无情的反面传记中。[166]但这些部分主要是以按照道宗的孙子与继承者天祚帝的旨意所编写的《实录》为基础的，[167]正如我们所要看到的，他有很充分的理由憎恨乙辛并咒骂他的人格。显然，乙辛的统治是唤起强烈情绪的一段插曲，在进入12世纪时仍然令人记忆犹新。

似乎清楚的是，乙辛掌权并不意味着自圣宗时代起延续下来的中央集权、赞成汉化的趋势发生任何明显变化或者中断，也不意味着鼓吹中央集权、赞成汉化者与引起重元之乱的“本土保护主义者”、赞成契丹利益者之间的紧张状态的结束。然而，在道宗统治时期，这些冲突势力并没有导致形成不同种族构成的宗派集团。乙辛的某些支持者是汉人，他的对手也是如此。要想发现引起宫廷分裂的个人间仇恨与联合的真正利害关系是非常困难的。

皇帝本人与这些政治斗争保持着一段距离，而且还很愚蠢、多疑和易受别人影响，他总是随时留心所谓不忠诚的造谣中伤。他没有发挥真正的领导权力，而只是追求自身利益。道宗是一个天生的学者式人物：在1064年他下令搜集帝国书库所缺的书籍[168]，而且他继续热心于考试制度，考试在这些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道宗还显示了对历史的兴趣。在1074年，政府颁行了《史记》和《汉书》[169]，大约就在这时建立了为辽朝编纂国史的机构，这一机构在1085年完成了前七位皇帝的实录。[170]皇帝征召杰出的学者前来讲解各种经典，他自己也写诗和散文。他还继续尊奉佛教[171]，有时候，他不顾地方官员们的反对，广施恩惠给各种僧侣，皇后也是如此。[172]

然而，契丹本土主义者对汉化的抵制在重元叛乱失败后并没有衰退，契丹贵族阶层也并没有被削弱。例如，在1069年，政府被迫下令禁止皇室成员倚仗权势，欺压百姓。[173]道宗也被迫采取措施抚慰契丹势力。例如，在1067年，虽然道宗当时正全神贯注于佛教研究，但他还是举行了传统的“再生”礼，以再现其作为契丹民族领袖的正统性。[174]

对汉人，开始实施一些引人注目的措施来加以限制。1070年，他们被禁止从事狩猎，因为这被认为是军事训练的一种方式。[175] 1064年，禁止私人出版书籍[176]，这一措施只能对汉人精英聚集的地区产生影响。在1063年[177]、1064年[178]和1070年[179]，禁止贩卖金属，特别是禁止向西夏贩卖铜；禁止向曾经惹麻烦的阻卜部落以及回鹘人贩卖铁[180]。1064年颁布禁令，作为针对富人的节俭立法的一部分，禁止在南京道生产御用彩缎。[181]

最后在1070年，道宗“以契丹、汉人风俗不同，国法不可异施”，命令乙辛和耶律苏再一次更定法律。[182]这次修改废弃了制定一部为公众所普遍接受的受汉人模式强烈影响的法典的早期尝试。新法律试图划定和保存契丹与汉人风俗的传统区别。最终成书的法典几乎是1036年《新定条制》的两倍，而在1075年到1085年间又加入了进一步的修订和补充，直到法典扩大到一千多条。这些新法律，正如其所规定的，试图把汉人和契丹习惯法汇集在单独的一部法典中，它们是如此的庞杂而且远离具体执行的步调，以致被证实是行不通的。新法律最终在1089年被废弃，而1036年的法典得以恢复，由此保留了法律的基本框架直到王朝灭亡。[183]

另一个变革时代到来的征兆是在1074年，当时博学的官员耶律庶箴（死于1082年）建议在契丹诸部推广汉式姓氏，这意味着采取外族通婚的汉式原则。但是皇帝立刻回绝了这一建议，他宣称“旧制不可遽厘”[184]。

很显然，契丹与汉人之间，或许是中央集权与赞成部落利益之间的区别与紧张状态继续影响着政治，而且延续了半个世纪的汉化措施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

自然灾害

在道宗统治时期经常影响政府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自然灾害和饥馑的经常性威胁。从1065年直到道宗统治时代末期，很少有一年辽帝国的某一地区不遭受某种自然灾害。[185]最初这些灾害主要影响南部农业地区；后来，在11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游牧地区似乎也受害很大。这些灾害通常被记录下来，既因为需要对当地人口进行救济，又因为它们曾迫使政府准许免除税收。政府必须经常丧失国库收入，而且要面临提供救济的巨大开支。此外，还有普遍的苦难和有关大量无家可归的家庭和流民的奏报。但是政府能做的事很少。甚至当机会出现时，像在1074年东京道发生的灾难性洪灾之后，政府曾下令修建洪水控制工程，却被借口“大兴役事，非利国便农之道”而遭到反对。[186]

对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给予任何准确的估计都是不可能的。我们甚至没有可靠的根据来估算这一时期辽朝的人口，而这在11世纪的中国宋王朝则是可能的，那里人口有了很大的增长而且生存危机正在形成。当然，宋朝在中国北部地区也遭受了一系列类似的自然灾害，特别是在11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影响整个地区的破坏性蝗灾。然而，有一次灾害非常残酷地袭击了游牧人口。在1082年到1083年的严冬，一次罕见的大雪冻死了大量的牲畜与马匹（史书记载其数量占60%或70%，也许是夸大），而这是游牧地区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187]

处死皇后和谋害皇太子

1072年，惟一能在各个方面与乙辛相匹敌的耶律仁先死了。1075年，皇太子濬（1058—1077年，契丹名耶鲁斡，死后称为顺宗，虽然他从未登基）开始参与宫廷事务而且被授权掌管北面官的一些政务。他既是一名骑射绝人的典型的契丹勇士，又是一个聪慧好学的年轻人。[188]耶律乙辛觉察到濬对皇帝的支配和影响已对自己形成一个潜在威胁。作为首要步骤，他决定首先除掉这位皇子的母亲宣懿皇后。[189]

1075年，皇后，一位非常有教养和受过良好教育的才女、诗人与音乐家，遭到一名宫廷奴婢和一名教坊小官的诬告，说她与侍从左右的伶官赵惟一通奸。耶律乙辛将这一诽谤上告皇帝，虽然赵惟一甚至在严刑之下也坚决否认这一指控，但乙辛与他的盟友、博学的汉人学者张孝杰显然捏造了一些据说是皇后写给赵惟一的情诗作为证据。赵与他的全族被处死。皇后被赐死，她的尸体用席子裹着送回娘家，当众以示羞辱。[190]

除掉皇后以后，乙辛以他的一个亲信萧霞抹的妹妹取代了皇后。这个女人通常以她后来的称号惠妃被提及[191]，她被推荐给道宗且被带进皇宫。1076年，乙辛的另一个敌人皇太后也去世了。她死后的几天内，新配偶惠妃被正式册封为皇后。[192]乙辛期望惠妃能在宫廷中直接为其施加影响，且保证他家族的前途，因为她的妹妹嫁给了他的一个儿子。[193]

由于宣懿皇后与皇太后都已去世，乙辛又被迫去对付皇太子。皇太子由于其母被杀，发誓要对他进行报复，而且他已获得宫廷中许多人及百姓的同情，他们都明白皇后是被不公正地处死的。她自杀后不久，乙辛逃过了一次刺杀他的拙劣企图[194]，而且确知一旦皇太子继承皇位，他和他的同党将会很快被法办。

乙辛再一次诉诸诬陷与诡计。1077年五月，他上奏皇帝进行诬告，声称一些都是他的政敌的官员们密谋废黜道宗而拥立皇太子来取代皇位。虽然为了慎重起见，皇帝把被控告的官员委派到地方上去，但他发现控告不实。于是乙辛唆使一些宫廷低级官员伪称他们参加了这一阴谋，以使这一案件重新审理。虽然皇太子甚至被乙辛的同党毒打和讯问，但他否认了所有的指控，他指出无论如何他最终会继承皇位，所以他不会僭越。审问者们篡改了证词而宣称他已认罪。皇帝被激怒了，废皇太子为庶人，并把他送到上京监禁起来。不久，乙辛派密使杀死了他，并指使上京留守上报说他已病死。与此同时，道宗对他在情绪激动时所做的事情感到后悔，并想征召皇太子的遗孀到宫廷；乙辛害怕真情由此会全部败露，派人也将她杀死。[195]

乙辛暂时安全并保住了他的地位。他不但除掉了他的主要权力竞争对手，而且成功地使他的许多政敌牵连进了这一所谓的阴谋，他们在随之而来的清洗中被处死。他自己的同党被提升和表彰，提供假证以重新审理案件的宫廷侍者甚至与皇室公主结了婚。

乙辛的覆灭

然而，乙辛的命运依然依赖于他带进宫中的新皇后。他自然期望在适当的时候她会生育一位他可以支配的皇室继承人。但是皇后一直没有生育。在绝望中，乙辛让皇后的妹妹与自己的儿子离异，接入皇宫。但是她也没能生出任何孩子。对乙辛极为不利的是，皇太子留下了一个生于1072年或1075年的儿子（延禧，1072—1128年，契丹名阿果，后为天祚皇帝，1101—1125年在位，无庙号）。[196]由于皇帝必须决定一位继承人，所以在萧兀纳的强烈要求下，他选择了这个孙子。同时还有另一个可能的候选人，他是道宗的弟弟和鲁斡之子，他的侄子淳（1063—1122年，契丹名涅里，在1122年曾作为北辽皇帝统治过数月，死后称为宣宗）。[197]

这位小继承人是乙辛实现野心的障碍。1079年，当皇帝欲赴冬捺钵狩猎时，乙辛要求把小皇孙留在都城。几位敌视乙辛的廷臣立刻确信他计划谋害皇孙，声言皇孙将会被置于危险之地，并自愿留下来保护他。皇帝最终被说服带着孩子同行。[198]

这一事件似乎最终使皇帝清醒地认识到了乙辛的邪恶与野心本质。于是，在1080年，乙辛的贵族等级被贬；最高官职被剥夺，并被贬逐到兴中府任职。然而，他已来日无多，1081年冬天，他因与外国交易违禁物品的罪名被判以死罪。由于他的极高地位，他的一个同党使死刑得以减轻，被流放于今山海关北面海边的来州。[199]后来，乙辛被控告私藏武器和盔甲以及阴谋叛逃宋朝，终于被处死。[200]

随着乙辛的灭亡，曾经支持过他的整个腐败集团也瓦解了，他们中的最重要人物是萧余里也和耶律孝杰。

耶律孝杰与乙辛集团中大多数的腐朽与堕落的契丹贵族有很大的不同。起先，耶律孝杰是一位出身于汉人家庭的贫穷学者，名叫张孝杰，他于105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进士考试。他在官府中一直稳步升迁，直到11世纪60年代初引起了皇帝的注意，并成为北府宰相。由于在皇后的覆灭中他扮演了邪恶的角色，所以皇后自杀后，他被赐予国姓。乙辛失势后，以贪得无厌和公开受贿而臭名昭著的耶律孝杰，于1080年以非法动用官府款项的罪名被贬为地方官。1081年他被废为庶人。然而，后来他被允许返回都城，而且在11世纪80年代末的某一时候平静地死去。

当乙辛被流放时，新皇后也被驱逐，贬为惠妃并被从皇宫流放去守皇陵乾陵。[201]她的妹妹从皇宫中被驱除并遣送回家。[202]然而，皇帝并没有为乙辛阴谋的不幸牺牲者恢复名誉。直到1101年天祚帝即位后，皇后才被重新安葬于皇陵并追加谥号。皇太子则较为幸运些。1083年，道宗恢复了他的身份，追谥他为昭怀太子，并且在玉峰山完全以皇帝的礼仪重新安葬。[203]但是被清洗的贵族和高官依然没有被恢复名誉，那些已被流放的人仍然在受苦。道宗并没有对那些曾经引起他疑心与发怒的人宽宏大量。

耶律乙辛覆灭后的道宗时代后期，相对来说平安无事。道宗此刻已经是一位老人（他在1082年已50岁），而活跃与迁徙的契丹生活方式甚至对一位皇帝来说也是紧张而苛刻的。他的先人只有一个活过60岁。然而，皇帝继续对知识与宗教感兴趣，学者们被征召来阐述各种儒教经典，僧侣也被征召来讲解佛教经文。1090年，一位宋朝使节详细评论了道宗对佛教僧侣们的慷慨布施及佛教在社会中到处弥漫着的影响。[204]可是，道宗越来越疏懒于政务。一件轶事告诉我们，在他时代的后期，他甚至以候选人掷骰子的方式来选拔高官；以至后来编纂皇朝实录的史学家本人说自己也曾通过这种方式被选中。[205]

从11世纪80年代起，皇孙耶律延禧，当时的燕国王，被谨慎地推举继承帝位。1086年道宗向这位年轻的燕国王庄严地展示了先帝太祖和太宗所使用的铠甲和武器，并向他叙述了创业征伐的艰难。几个星期后，燕国王举行了“再生”礼；这是他被选定为统治者的一个重要标志。[206]1088年，他被任命为一系列机构的首脑，以便在政府中进行训练。同年他结了婚[207]，而且在1089年和1093年相继有了两个儿子[208]，这是世袭的进一步保证。

乙辛及其集团的覆灭并没有带来政策上的任何明显改变。在乙辛时开始的法典契丹化改革仍在继续进行，而在1085年又进行了更多的修改，但这些都被证实在执行时是行不通的。[209] 1090年，整个新法律体系被放弃，1034年的法律得以恢复。在其他方面，这20年的历史记载，除了对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准许免税和进行赈济外，很少有行政措施的著录。

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必须处理与邻国的关系。与诸大国的关系总的说来仍保持着和平。1074年与宋曾有过一次麻烦的边界划界危机，但经过漫长的谈判后，这一问题于1076年通过外交途径和平地解决。[210]条约自身仍然有效，而且继续定期互派使节。对西夏和高丽的关系也是如此：1078年高丽国王请求割予鸭绿江以东的领土，但被拒绝，且没有引起两国关系的任何中断。[211]

道宗的真正问题是与北部和西北部边界诸游牧民族的关系。辽朝的部落边疆从没有被清晰地划定，它构成一个地区，这一地区由分裂而不稳定的诸游牧群体居住，他们分散地臣服于辽朝宫廷。常常是同一民族的一些组成部分被吸收进辽帝国的部落单位，而他们的其他亲属却生活在边界之外。由于部落群体的结合、分裂和变化无常，故而形势总是容易发生变化。对于两个民族来说，这一情况显得特别复杂：一是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的女真，二是生活在蒙古腹地鄂尔浑河与色愣格河流域的阻卜诸部落。

阻卜战争，1092—1102年

阻卜是与塔塔儿人（鞑靼，达旦）同种或者有密切联系的一支蒙古人。[212]同建立王朝前的契丹人一样，他们是一个包含不同游牧部落的“国家”，当必要时，这些部落会联合在一起，而后会成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辽朝把他们列为属民，而他们则非常规矩地来朝呈送贡品。他们中的一些部落生活在辽朝境内，甚至有些效力于某个皇室斡鲁朵。然而，他们非常桀鹜不驯，契丹人无论何时想要向西北扩张，他们都非常猛烈地对其进行抵抗。在进入11世纪时，辽朝与阻卜已开始有巨大的麻烦：在997—1000年、1007年、1012—1023年和1027年爆发了数次战争，这些战争几乎都与契丹向今甘肃的回鹘人控制地区扩张同时。1069年，又爆发了一次新的阻卜叛乱，后被耶律仁先平息下去。自此，友好关系又得以恢复，1086年阻卜首领来朝，道宗命令年轻的皇孙延禧以未来盟友的身份与之结交。

1089年，阻卜受到一个强有力的首领磨古斯的领导。1092年，契丹在蒙古边界进攻了一些他们的邻部，而在这次冲突中，阻卜也卷了进去。1093年，在磨古斯的率领下，他们沿辽朝西北边界发动了一系列的猛烈进攻，驱散了许多在那儿放牧的契丹马群。其他一些部落也加入了他们的叛乱，其中包括生活在呼伦诺尔（今黑龙江西部）周围的敌烈，他们以前曾于1073年发动过叛乱。阻卜的入侵对契丹的牧区是一个严重威胁，朝廷把镇压的任务交给了知北院枢密使事耶律斡特剌。经过八年不断的残酷战争，他终于收复了辽朝的牧场并迫使阻卜臣服。1100年春天，磨古斯被俘并被送到京城，在那儿，他被凌迟处死。但是战争依然冗长乏味地拖延下去。到这一年年底，斡特剌又与西北其他部落开战，直到1102年他镇压了这些叛乱并击退阻卜新的一次入侵，和平才得以恢复。

虽然这次战争是契丹的最后一次军事胜利，但道宗的时代毕竟以胜利而告终。当他于1101年去世时，他的帝国依然保持着强大、稳固和国内和平，并享受着周边民族对它的尊敬。

天祚帝朝与辽的衰落

皇位继承顺利进行：皇太孙延禧在先帝灵柩前继承了皇位，公布了一个新的年号，而且按惯例颁布了大赦。他立刻着手对导致他祖母和双亲之死的乙辛及其同党进行死后报复。乙辛及其同党的坟墓被掘开，他们的尸体被损毁，他们死后追封的官职与称号被剥夺，他们所有的家庭财产被没收并被分发给遇害者的家属。他们所诬告的受害者们被恢复官职和贵族头衔，并把没收的财产返还其家属，那些被长期流放的人也被召回宫廷。被错误地强迫自杀的皇后的遗体被重新埋葬在已故皇帝的陵墓。新皇帝的父亲，即被谋杀的皇太子，就像他曾真正作为君主进行过统治那样，被追加了庙号。

发泄完他被压抑的仇恨后，新皇帝似乎陷入了因循守旧与无所作为。然而，这种无所作为可能仅仅是由于史料而产生的错误印象。天祚帝统治时期的实录没有编纂，而《辽史·本纪》对他在位头十年的记载，则简直如同他远征出猎与巡游帝国时一鳞半爪的行程记，再穿插上对周边民族使节的接待。[213]对自然灾害的上报依然不时地出现，而在1105年天祚帝还微服出行，巡视百姓疾苦。但他被严厉地指责为游畋无度，尤其是专横、行暴和为人残忍。[214]几乎没有国内政策决策的记载，保留下来的仅是1105年出身商人家庭的人员被禁止参加进士考试，这是对古老的中国社会惯例的一个相当奇怪与过时的采纳，这与契丹人的传统是非常不相称的，它显示出中国观念渗透进政府的程度。

在1103年到1105年之间，西夏不断派出使节请求帮助解决他们与宋朝的麻烦，而在1105年的某一时候，他们请求契丹去进攻宋朝。辽廷明智地予以拒绝，但却通过一次联姻巩固了与西夏关系。它还派出一名使节到宋廷要求停止对西夏的进攻，并归还他们已经夺取的西夏领土。

与女真的战争

直到1112年，契丹国家仍然表面安定。天祚帝成功地阻止了使辽陷入与宋和西夏争执的企图，阻卜已恢复了忠诚并于1006年、1110年和1112年派来了使节，与高丽的关系也仍保持和睦。冬末，皇室一行按惯例到今哈尔滨偏西的混同江（今松花江）进行季节性垂钓远行。在这里，又根据惯例，包括从东北东部的“生”女真在内的东北部落诸首领前来效忠。在皇帝营帐内招待他们的“头鱼宴”上，首领们被命令依次起舞，以作为臣服的一个象征。当轮到他们中的那位阿骨打时，他拒绝这样做，甚至被命令再三也是如此。由于他的故意挑衅性行为，天祚帝想要处死他，并看出他是一个潜在的敌人。但是权臣萧奉先劝阻了他，他对阿骨打可能产生的危害嗤之以鼻。这将被证明是导致王朝终结的一次致命失误和决定。

女真是一个通古斯民族，其部落分散居住在东北地区东部的宽阔地带，从高丽在鸭绿江流域的北部边界，穿过今天吉林和黑龙江东部以及符拉迪沃斯托克（译者注：即海参崴）以北的原苏联滨海省一直向北延伸（第三章概述了他们的早期历史）。他们从阿保机上台特别是从渤海被征服以来就同契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在10世纪已足够强大，以致宋朝认为他们是反对辽朝的一个潜在同盟，而他们也已经不时地给辽和高丽制造严重的麻烦。11世纪末，他们被辽朝统治者长期分为三大群落。首先是“熟”女真，他们是10世纪被契丹所俘获的部落后裔，被安置在辽河流域且已完全被同化。再往北在吉林省东部生活着“顺”女真，他们被当作一支附属民族，与朝廷有着密切与定期的联系。但是最庞大和最主要的部分是“生”女真，他们居住在松花江中下游和黑龙江的东部山区。他们是辽廷名义上的属民，但不易真正控制。这些群落中的每一支又分裂成许多部落与氏族组织，他们不但以小农定居形式生活，而且也从事打猎、诱捕和放牧牲畜的生活。

在整个11世纪，“生”女真诸部的一支完颜部逐渐建立起对其邻部的统治并将女真诸部落凝聚为一个强大的民族。辽廷承认了完颜氏为女真的首领，并任命他们的首领为女真节度使。阿骨打是完颜氏的一个杰出的首领，虽然在1112年他还不是他们的总首领。

在天祚帝朝初期，女真与辽的关系已经逐渐变得紧张起来。女真人非常痛恨辽朝在主要的边界贸易城市宁江州的地方官员经常欺诈他们的行径。他们指责辽朝使者的傲慢自负，这些使者在通过女真人的领土时，奸淫妇女并殴打村里的长者。而且他们厌恶他们的传统义务，即向辽朝皇帝进贡名叫海东青的特殊鹰隼，海东青生长在沿海地区，为了猎取它们，女真人经常不得不打开一条穿过他们的邻部五国部领土的出路。

1113年，阿骨打被部落首领们选为女真族的领袖以继承他的哥哥乌雅束（1103—1113年在位），并被辽廷按惯例授予汉式官职节度使的称号。阿骨打立即开始骚扰辽朝，他提出了几年来积淤心中的不满：即阿竦的问题。阿竦是一个女真首领，曾反对过完颜氏的霸权并在辽朝境内避难。阿骨打多次徒劳地要求将他遣返，并开始在边界建立防御工事。在1114年晚秋，由于阿骨打的要求又一次被辽廷拒绝，他进攻了宁江州，宁江州是主要的边界贸易点和辽朝皇帝按惯例接见女真首领的地方。

最初天祚帝并没有太在意，只是让地方军队去对付入侵者，虽然他从东京附近派出了一些渤海军队去援助他们。这一有限的军队完全被击败，辽朝低估了女真的力量与凶猛。1114年十月，天祚帝征集了由精选的契丹人和奚人组成的一支军队，由他的北院枢密使萧奉先的弟弟萧嗣先指挥，但是这支军队也在松花江令人吃惊地失败了，并且损失惨重。萧嗣先尽管无能，但逃脱了惩罚，这更使契丹将领们的士气低落。到当年年底，宁江州附近的几个边界州县已投降了女真，一些邻近部落也加入了他们。

1115年初，天祚帝转而求助于外交手段，派出使节与阿骨打开始和平谈判。但在一月末阿骨打已宣布自己为新的金王朝的皇帝。他拒绝了从辽廷来的信件，因其称呼他的名字而不是他的新头衔。而且他继续要求遣返阿竦并从黄龙府撤回辽朝的驻军，黄龙府是这一地区的主要行政中心。

零星的边界战斗在整个1115年连续不断，而女真通常占上风。与此同时，双方都在准备新一回合的战争。

1115年初秋，在松花江以西，天祚帝集结起一支自己亲自指挥的庞大军队。九月，在天祚帝能使这支军队发生作用之前，阿骨打已经占领了黄龙府这一辽朝最东面的主要军事前哨基地。而后，当天祚帝最终于1115年冬天越过松花江进入女真领土时，他的讨伐性战争被一次阴谋暗中破坏了。这次阴谋是要废黜他，拥立他的叔父亲王淳（1062—1122年，契丹名涅里，追封庙号为宣宗）为皇帝。

耶律章奴叛乱与渤海人起义

阴谋者们在御营副都统耶律章奴的领导之下，他是一名不满天祚帝统治的皇室成员。他与亲王淳的妻子和儿子串通一气，并说服其他官员加入这一阴谋。叛乱者们离开了远征军向上京进军，他们派人通知了当时任南京留守的亲王淳，告知了他们的计划。然而，这位亲王很犹豫，因为他知道许多杰出的和强有力的贵族成员仍然支持皇帝。当从天祚帝处派来的使者吩咐他对叛乱者采取预防措施时，亲王决定借机保持忠诚。他将章奴的使者斩首并将他们的首级送往皇帝处。

然而，叛乱并没有立即结束。叛乱者们穿过契丹乡村进军，进行劫掠并集结支持者加入他们的行列。但是他们没有能够攻占上京，而且当他们进攻帝国在木叶山脉的冬捺钵时，被一小支忠于辽朝的女真军队击败。二百多名有罪的贵族被处死，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被没为奴。耶律章奴在伪装成一名使节并企图逃到女真人处时被抓获，后来他被腰斩为两截。他的肢体被分送到其他都城加以展示，以使其他的潜在背叛者气馁。

虽然亲王淳依然保持中立，而且并没有以不忠于其侄子与君主的罪名而受到控告，但这次叛乱并不仅仅是一群契丹贵族企图把摇摇欲坠的帝国从天祚帝无能的统治下解救出来的一次尝试。因为除了耶律章奴以外，叛乱的领导者们都与亲王淳有着血缘或姻亲方面的密切联系，叛乱也许可以假定为是由于统治集团内部另一次权力斗争而引起的。天祚帝和淳成为皇位竞争者并不是第一次了。40年前，在耶律乙辛派人谋杀了天祚帝的父亲后，他曾徒劳地倡议亲王淳为新的皇位继承人。当乙辛下台时，亲王淳也失宠并被从宫廷流放。虽然章奴的叛乱失败了，但是，这仍然加强了亲王的地位。为了确保他的忠诚，天祚帝授予他秦晋国王的封号并任命他为辽朝军队的统帅，委托他指挥对女真人进行防御作战。

章奴叛乱及先前1115年失败的影响立即可以感觉得到。战争波及邻近的渤海地区，那里总是遍布着不满情绪，而且前些年曾发生过一次小叛乱。1116年初东京发生了一次大规模起义，令人痛恨的契丹留守被刺杀，一名叫高永昌的渤海官员宣布自己为新国家大元[215]的皇帝并向阿骨打请求援助以对付辽朝讨伐军队。女真人的援军轻而易举地击退了辽军，但接着就转而进攻渤海叛乱者，并在五月份杀死了高永昌。结果，辽河以东五十多个州的全部地区都落入了女真人的手中。这使整个战略形式改变为对女真人有利。现在战争不再局限于遥远和相对不重要的边界地区，而是威胁着辽帝国的心脏。大批渤海人和契丹人逃到高丽定居下来（见地图8）。

地图8　辽的崩溃与金的入侵，1117—1124年

预料到女真人会向西进军，天祚帝命令他的叔叔亲王淳从南京道与西京道和渤海地区的难民中征募由精锐士兵组成的一支新军。然而，由他征募来的“怨军”2万人对平民的破坏远远大于敌人，而且到处士气低落。在南部地区的汉人中间爆发了叛乱。[216]当女真人在1117年初进攻松花江上的春州时，东北部的军队甚至不战自溃。当年年底，女真人越过辽河，在战斗中击溃了亲王淳的新军，并占领了辽河西面的几个州。阿骨打采用了一个新的帝王称号并宣布他自己为新的金王朝的皇帝。

流产的和平谈判，1118—1120年

在这紧要关头，双方突然停止了敌对行为。1118年初，天祚帝发起和平谈判，在两年中双方互派使节。但是女真人的要求非常苛刻：阿骨打还不准备消灭辽国，但他要求辽廷册封他为大金国皇帝。援引澶渊和约的先例，他进一步要求辽朝皇帝称呼他为兄长，并要求众多的皇子和公主到金廷作人质，交纳绢银为岁币，正式割让上京、中京和兴中府三路地区。这将使辽仅仅控制南京和西京道地区而剥夺他们的部落故土。后来在1118年末阿骨打稍微放宽了这些要求，但辽廷仍然在他的条件面前犹豫不决，尽管他们发现自己已处于绝境。他们保有的领土在1118年经历了一次可怕的饥荒，而且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地方叛乱与不断的叛投金朝事件；在最西面，阻卜又开始叛乱。

阿骨打也面临着他自己的国内问题。虽然他的最初胜利意想不到的容易，但他的战争肯定加剧了女真人资源供应的紧张。再者，控制新征服的领土已证明远非易事。1119年初，在东京爆发了一次反对金朝占领的叛乱。叛乱被镇压下去，秩序得以恢复。1118年底，辽廷同意册封阿骨打为东怀国王，但是阿骨打对于这一称号和册封文书的语言，以受到羞辱为理由而加以反对，故而他在1119年夏季愤怒地拒绝了求和。1120年三月，他终于不耐烦地打破和谈。敌对状态又恢复了。

重新开战，1120年

阿骨打的首要目标是上京，并于五月份攻取了上京，用此举显示他给予这个衰老王朝以致命一击的决心。上京位于辽朝的心脏地带，是契丹人传统的牧区，虽然它早已失去其政治与行政的重要性，但它依然是王朝意识形态与礼仪的中心。契丹人的圣地，如圣木叶山，就位于它的附近。女真入侵者洗劫并破坏了皇陵和其他重要宗教场所的建筑物。

达到主要目的后，阿骨打由于夏季的酷热和远离他的本土基地而暂时停止了攻势，但辽朝并没有利用这一喘息时间组织起它的防御。在那年的秋季，天祚帝同往常一样行猎。士气低落的宫廷又一次为国内纠纷所动摇。辽帝国一些最强有力的人已对天祚帝的自我放纵、依靠佞幸与谄媚、司法专横、无休止地征用人力以及对钱物的贪得无厌感到厌烦。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满他的宠臣萧奉先阻止皇帝听从他们的建议，甚至阻止皇帝了解形势是如何真正令人绝望。1121年春天，天祚帝的第二位妻子、晋王的母亲文妃与她的妹夫耶律余睹将军密谋废黜皇帝，而拥立她自己的儿子代替他。这一密谋被皇帝的宠臣萧奉先揭发，他是与之竞争的皇妃元妃的哥哥，他希望确保她的一个儿子继承皇位。文妃被迫自杀，而其他密谋者则被处死。她的儿子晋王，由于每个人都对他寄予极高的希望，故被免死。主要的密谋者耶律余睹同他的家眷和追随者逃走了，五月份，余睹叛投了女真人，后者当然乐于接受他。他获准仍然指挥他的军队，而且在1121—1122年冬季率领一支女真军队去进攻中京。中京及其周围地区于1122年一月陷入女真人之手。

此时，天祚帝正在南京或其附近。留下亲王淳指挥南京道后，他抛弃其宫廷并准备一次远离推进中的女真人的大溃逃，首先是向西北穿过居庸关进入西京道。萧奉先仍然决心确保他外甥继承皇位，故而对皇帝说，耶律余睹和他的女真同盟已决心消灭他而拥立晋王。皇帝立即命令这位不幸的皇子自杀。此后不久，天祚帝终于对萧奉先的操纵感到厌烦，并迫令他自杀。

在以后的三年中，天祚帝总是成功地在追踪者到来之前逃脱。在离开南京的四个月中，他已后退到沿辽—西夏边界的河套以北的险峻难达的阴山山脉。在那里，他试图从各地部落中征募新的军队。紧跟其后，女真人于1122年三月占领了西京，但并没能在整个西京道建立稳固的统治。再者，党项人由于害怕他们自己的边境遭到入侵，转而开始支持辽朝皇帝并派出军队阻挡女真人向西进军。阿骨打于是从东北赶来，不久在西夏边境击败了一支契丹—党项联军。为了排除天祚帝潜在的盟友，保障他们自己的有利形势，并阻止与党项人的进一步的联系，女真人迁走了许多西面部落并把他们重新安置在兴安岭以东。天祚帝依然隐藏在阴山里，阿骨打转而向东去占领辽南京。

自天祚帝抛弃下属向西逃跑后，与宫廷的所有联系都被隔绝，南京的高级官员在奚王和耶律大石的率领下，于1122年三月已宣布亲王淳为他们的新皇帝。这援引了当年安禄山之乱唐玄宗逃到四川时唐肃宗夺取皇位的先例。天祚帝被降级为亲王头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没有追封庙号）。[217]辽帝国由此分裂：天祚帝的权力，正如所述，被局限在极西的游牧部落地区。亲王淳控制的领土被限定在南部定居地区，而且他统治的辽帝国已缩小为一个小小的汉人边界国家，它的官员大部分是汉人。曾经几乎完全由契丹游牧民组成的军队，现在也成为契丹和奚人指挥官率领下的由汉人军队和从东面来的难民组成的杂牌军队。为了补充这些不太可靠的部队，统帅耶律大石试图从契丹与奚人难民中征集一支新的部落军队。然而，这些征募来的军队处于如此穷困境地，以致他们被给予一个绰号“瘦军”。与其说他们是一股新生力量，还不如说成了南京道百姓的一个沉重负担。

宋朝的卷入

宋朝对这些事件的卷入从几年前就开始了。早在1112年，宋廷即从一名叛国者事先得知了女真对辽的威胁。1117年，认识到契丹国家即将灭亡，宋朝在交易马匹的幌子下建立起与女真人的外交关系，他们希望建立起一个反辽联盟，并瓜分它的领土。[218]这是一个目光短浅并有潜在危险的步骤。不但朝廷违反了与一个强大的近邻国家所签订的神圣和约，这会丧失其他近邻国家的信任；而且打破保持宋朝一个多世纪安全的北部边界力量的平衡也是极冒风险的。宋廷认为这是收复937年丧失给契丹的十六州之地的机会。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假象：事实证明阿骨打愿意归还给宋朝的只是燕（南京）及其所属六州。

此外，由于宋朝深深地陷入其他地区，所以它并不能立即介入。1107年后，与西夏的和平好不容易得以恢复。但在1114年，两国的外交关系又破裂，西夏侵入宋朝领土并围攻了定远。1115年宋朝用大军进行反攻，在制造了大规模的破坏后，却遭到一次毁灭性的失败。战争一直拖延到1119年，大批宋朝军队被陷于西夏前线。到1119年，两军终于达成和平协议，宋廷才得以真正考虑进攻契丹。[219]但是，1120—1121年的浙江方腊起义，又分散了其注意力。[220]

只要女真人的进攻指向辽朝的部落地区与渤海地区，宋朝的利益就不会直接受到威胁。但是当1122年阿骨打开始进攻与宋朝自身疆界有六个州接界的西京及西京道时，宋朝突然感到震惊。由于他们在西夏边界以及在南方的军事困境，宋朝还没有进攻辽以支持女真人的战争，虽然他们已经准备着手做了。既然辽朝看起来已容易征服，所以开封的宋朝政权希望南京道剩下的官员和百姓会乐意向宋朝的一支入侵军队屈服。1122年春末，宋朝草草地征集起一支大军。在劝说辽廷投降的一次尝试失败后，初夏爆发了战斗。然而，由萧干和耶律大石率领的一小支契丹与奚人军队却不太费力地击退了宋朝的入侵。

最后的灾难

亲王淳成为皇帝仅仅三个月就死去了。他没有后嗣，而是遗命传位给秦王。秦王是天祚帝的儿子，由元妃所生。然而，此时秦王正与他的父亲在西部躲藏。因此，亲王淳的妻子被推举为皇太后与摄政者[221]，但是她无力阻挡王朝的迅速瓦解。在绝望中，辽朝大部分汉人臣民此时都在寻找方法以挽救他们自身的生命，而与宋朝合作看起来是最诱人的选择。曾经帮助过拥立亲王淳为皇帝的李处温秘密主张投降宋朝。但皇太后强迫他自杀并以叛国罪处死了他的儿子。而后在1122年秋末，她的主要将领之一郭药师和重要边界州城易州的指挥官高凤率领他们的军队叛投宋朝。听取了郭药师的建议后，宋朝的将领们又试图攻占南京。郭率领他的军队攻进城里，但他的宋朝盟军却没有能够挡住萧干率领下的一支忠实的契丹援军的到达，契丹援军几乎彻底消灭了入侵者。

宋朝对南京进攻的失败给了阿骨打亲自介入并占领这一地区的机会。辽朝的皇太后多次徒劳地恳求他承认秦王作为他的属王，但阿骨打拒绝了，他确信辽朝的残存领土应由他来占领。1122年仲冬，他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突破居庸关并占领了南京。在金军到达之前，辽朝皇太后、契丹与奚人高级官员和许多非汉人百姓立即通过另一条道路逃离南京并向北进入奚人地区。[222]在那里，他们分为两部分。奚人和渤海军队跟随萧干进入奚人本土，在此处他于1123年初建立了一个短命的大奚王朝，并一直延续到五个月后他死于自己的军队之手。[223]与此同时，耶律大石率领皇太后和契丹军队向西投奔天祚帝。当他们终于在西夏边境附近的天德（今内蒙古乌拉特旗以北）见到皇帝时，淳的不幸遗孀以不忠的罪名被处死，而大石虽然谴责天祚帝抛弃他的宫廷与都城，却得到了宽恕。天祚帝无法处死这样一位能干的将领，特别是他有7000名身经百战的战士跟随其左右。

1123年初夏，耶律大石在一次战役中被女真人俘获，女真人强迫他带路去袭击天祚帝的营帐，在那里他们几乎俘获了所有的皇室亲眷与随从。[224]只有一位皇子梁王设法与他的父亲逃进了附近的阴山山脉。当天祚帝接受了党项人对其进入西夏避难的邀请时，这位皇子和他的随员们极力反对，他们离开皇帝营帐，向北部戈壁的乌古和敌烈诸部进发。在那儿，梁王被草草拥立为帝，又建立了另一个短命王朝。而党项人的统治者李乾顺同时也改变了给辽朝皇帝一行提供避难的主意。当天祚帝扎营于鄂尔多斯北部等待党项人的护送时，女真人派出了一名使者到达党项人的宫廷，他警告说，如果乾顺为天祚帝提供避难的话，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为了使威胁局面得以缓和，女真人还提供给西夏沿黄河的一带领土。在争取党项人支持的最后一次无效尝试中，天祚帝正式册封乾顺为西夏国皇帝。但是党项人的统治者对这一可怜表示并不在意。数月后，在1124年初，乾顺宣布自己为金朝的藩属。

此刻，辽朝皇帝又一次越过黄河并来到今呼和浩特以北某地的突吕不部寻求暂时的躲避。耶律大石于1123年末从女真人处逃出，现在又重返他的阵营。迫于女真人的搜索，皇帝向北进入漠北地区。他的财产现在已少得可怜，以致他的随从们不得不用他们的衣物与乌古和敌烈诸部交换食物。然而；他仍然以在夏季发动一次攻势去收复西京道和南京道的计划而自欺欺人。大石强烈地表示反对，他指出了这样一种计划的荒谬与不可行性。

当天祚帝顽固地坚持他的意图并开始进攻附近州县时，大石对他的异想天开已感到厌烦并决定走自己的路。1124年八月，他宣布自己为王并率领其追随者向西北越过戈壁进入漠北[225]，天祚帝则不可避免地失败并被穷追不舍，最终在1125年二月于应州（今山西应县）附近被俘获。他被带到女真人在东北的宫廷并被剥夺了皇帝称号，赐予“海滨王”的头衔，这是他在1118年授予阿骨打“东海王”称号所受到的嘲弄（译者注：此处有误，天祚帝册封阿骨打为“东怀国皇帝”，而非“东海王”）。

关于天祚帝的监禁生涯或他死亡时的年代和情况，我们所知甚少。《辽史》和《契丹国志》都记载说他在54岁时死于监禁。因为《辽史》以1075年为他的出生年代，所以他的去世可定在1128年。根据《金史》，天祚帝在1126年仍然活着，当时他的一名家奴诬告他打算逃跑。

天祚帝被女真人俘获标志着辽朝的灭亡，但这并不标志着一个独立的契丹国家的终结。在漠北，耶律大石在鄂尔浑河畔的可敦城（镇州）建立了他的大本营，那里是契丹在这一地区的军事与行政中心。他很可能获得了可敦城要塞2000名戍军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地诸部落的效忠。他自立为帝并且采用了葛儿罕的称号，即“普天下之汗”的称号。但是，他并没有转而向东与金作战，大约在1130年，耶律大石率领他的游牧部族向西开拓新的领土。在一年之内，回鹘承认了他的宗主权，而且，他还在河中地区东部建立了一个根据地。之后，他逐步征服了从帕米尔到咸海之间的所有地区。

大石把他的都城设在离伊塞克湖（Issyk-kul）西端不远的八剌沙兖（虎思斡耳朵）。他的帝国一直延续到13世纪初，以哈剌（黑）契丹或西辽的名字而著称（见地图9）。显然，他的权力并没有扩展到漠北，而正是在那里他开始向西艰苦跋涉的。1131年发动的一次对金朝的远征以惨败而告终，这使大石确信恢复辽朝对以前领土统治的企图是无益的。从那以后，西辽的历史就与中亚而不是与中国相联系了，而且对它的记载几乎完全是阿拉伯和波斯史料了。[226]

地图9　西辽（哈剌契丹），1131—1213年

* * *

[1]在撰写本章时，我反复参考的是辽史研究的力作[541]魏特夫、冯家昇的《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年）》。该书是各种语言的研究成果中最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著作。

[2][373]见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卷，第216—229页。

[3]前王朝时期契丹历史的最详细论述，见[367]爱宕松男：《契丹古代史研究》。

[4][562]见魏收等：《魏书》，卷100，第2221—2224页。

[5][563]李百药等撰：《北齐书》，卷4，第57页。

[6][564]见魏徵等撰：《隋书》，卷84，第1881—1882页。

[7][573]司马光等撰：《资治通鉴》，卷180，第5621—5622页。

[8]关于唐代的契丹，见[567]刘晌等撰：《旧唐书》，卷199下，第5349—5354页；[571]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卷219，第6167—6173页；[569]王溥：《唐会要》，卷96，第1717—1719页。亦见[512]崔瑞德、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隋唐史》，第3卷，第314—316、438—440页。

[9][303]松井秀一：《卢龙藩镇考》。

[10][645]脱脱等撰：《辽史》，卷1，第2页，记为905年。但是[568]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卷137，第1828页，记为907年；[573]司马光等撰：《资治通鉴》，卷266，第8676—8679页，亦采用了907年的说法。司马光在考异中引用了今已散佚的支持两个年代的早期史料。

[11]这里采用的是欧阳修的叙事，见[572]《新五代史》，卷72，第886页。[568]薛居正：《旧五代史》，卷137，第1827—1828页，称阿保机是通过选举的正常途径上台的。但是[645]《辽史》，卷1，第2页，则有完全不同的说法。按它的说法，痕德堇死于906年年底，契丹群臣奉遗命请立阿保机为可汗。但是，这肯定是伪造的说法。痕德堇在一段时间里依然是一位有实力的首领。[573]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66，第8678页（考异），引用一条已散佚的史料，记载了908年痕德堇与阿保机二人曾纳贡于梁廷。

[12][645]《辽史》，卷1，第3页。

[13][645]《辽史》，卷1，第2页。

[14]对“汉城”最全面的研究是[825]姚从吾的《说阿保机时代的汉城》。此后[226]札奇斯钦的研究《契丹人和他们的城市》也很有用，他吸收了蒙古史学家波里对许多辽代城址的考证成果。亦见[782]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第83—109页。

[15]10世纪30年代以前的契丹确切年表几乎不可能建立。大体上我依据了《辽史》，虽然它经常自相矛盾并与记述中国五代和早期宋朝的其他历史著作相抵悟。有关这一早期阶段的记载，有许多混乱之处：像阿保机的名字，就曾被记为阿布机、阿保堇或安巴坚。阿保机死后所追封庙号的时间不同地被系于926年或947年。契丹国家采用辽作为王朝名称的时间在不同的史料来源中被记为926年、937年、938年或947年。后来，契丹国的名称被恢复，这一变化的时间被记为983年或1013年。辽这一名称在1066年又被恢复，但《辽史》甚至没有记载新王朝名称的更换或辽朝名称的恢复。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不是能简单地解决的。许多过程是由这样的事实引起的，即系统的王朝实录直到11世纪末才发展起来，而其编纂者们对这些实际上回溯到10世纪中期或末期的早年发展产生了混乱。为每一个有争议的名字、事件或时间都进行注释，而又不想使脚注的叙述过长，这是不可能的。

[16]对于阿保机的年号神册（916年）和天赞（922年）也有很大争议，有些学者认为是后来追加的。当时能得到绝对证实的第一个年号是阿保机临终之年（926年）所采用而被其继承者太宗所继续使用的天显年号。见[327]慕阿德：《中国的统治者》，第91页。

[17][645 ]《辽史》，卷74，第1231—1232页。

[18]有关捺钵，见[830]姚从吾：《说契丹的捺钵文化》；还可参见傅乐焕从1942年开始的著名研究，修订稿收入他的[871]《辽史丛考》，第36—172页。

[19]有关这一介绍阿保机生动形象的有趣文件的详细研究，见[827]姚从吾：《阿保机与后唐使臣姚坤会见谈话集录》。

[20]见[826]姚从吾：《契丹君位继承问题的分析》对辽朝继承问题进行的全面探讨。

[21]或者根据另外的记载，在石敬瑭即将攻陷洛阳之前，被后唐的最后一位统治者杀死。见[645]《辽史》，卷72，第1211页。

[22][645]《辽史》，卷77，第1255—1256页。有关这些事件的有趣材料是由撤离开封时被作为萧翰的随员而带走的一名后晋官员胡峤记载下来的。949年萧翰由于参与一次阴谋而被处死后，胡向东逃跑并最终于953年重返中原。他的记载被引述于[572]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3，第904—908页；[589]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45，2704c—2705c。译文见[61]沙晥：《出使契丹和女真的中国旅行者》，第390—411页。

[23][645]《辽史》，卷45—48，第685—831页。

[24][645]《辽史》，卷56，第908页。

[25]有关这一战役，见[871]傅乐焕：《辽史丛考》，第29—35页。

[26]她的传记，见[645]《辽史》，卷71，第1201—1202页。

[27]有关这一制度，见[541]魏特夫和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年）》，第191—192、206—212页；[185]詹尼弗·霍姆格伦：《辽朝（907—1125年）契丹统治下的婚姻、亲族和继承》，第44—91页。

[28][645]《辽史》，卷8，第90页。他的传记，见《辽史》，卷78，第1267—1268页。

[29]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79，第1271—1272页。

[30]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82，第1289—1291页，他后来的名字为耶律隆运。他以一系列的名字在历史中出现。1001年，皇帝赐他新名德昌。1004年，他被赐予皇姓耶律。1010年，在他临终前，他又被赐予新名隆运。他没有儿子，而他兄弟们的子孙直到辽朝灭亡都地位显赫，仍继续使用韩姓。有关他的家庭，见[769]李锡厚：《试论辽代玉田韩氏家族的历史地位》。

[31]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74，第1233页。

[32][645]《辽史》，卷74，第1230页。

[33][645]《辽史》，卷74，第1234页。

[34]见[802]罗继祖：《辽汉臣世系表》，重版载杨家骆编：《辽史汇编》，卷4，35号，第2—4页。

[35][645]《辽史》，卷74，第1235页。

[36]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82，第1289—1291页。

[37]有关韩德威的家族及其半契丹化身份，见[541]魏特夫与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年）》，第220页和注420。

[38]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83，第1302页。

[39][645]《辽史》，卷10，第111页。

[40]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83，第1299页。

[41]见[667]万斯同：《辽大臣年表》，重版载杨家骆编：《辽史汇编》，卷4，33号，第8—9页。韩从999年占据着所有这三项职位，直到1002年七月，另一个汉人邢抱朴成为南院枢密使。然而，在1004年初邢死时，这一职位又归还给韩德让。

[42][645]《辽史》，卷53，第979—980页；[541]魏特夫与冯家昇书，第273—274页。据《辽史》，卷116，第1537页，规定每12年重复一次。见[456]岛田正郎：《辽朝史研究》，第339—347页；[694]王民信：《契丹的“柴册仪”和“再生仪”》。

[43][645]《辽史》，卷31，第367页；卷35，第404页。

[44][645]《辽史》，卷71，第1202页。她的姐姐胡辇，嫁给了圣宗的叔祖罨撒葛，也是一位有成就的军事统帅。罨撒葛死后，她掌管他的斡鲁朵，并进行了平定远在西北的阻卜部落的战争，在那里，她于鄂尔浑地区建立了要塞可敦城。见《辽史》，卷13，第145、149页。1006年，她由于参与谋反而遭到监禁，但此事的细节并不清楚。她在1007年死于监禁。见《辽史》，卷14，第162—163页；[595]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3，第142页。

[45][645]《辽史》，卷8，第64页。

[46][645]《辽史》，卷12，第133页。

[47]见[541]《中国社会史：辽》里的表格，第491—492页。

[48][646]脱脱等撰：《金史》，卷51，第1129页。

[49]有关这一问题的极好概括，见[541]《中国社会史：辽》，第454—464页。

[50][645]《辽史》，卷89，第1351页。

[51]他和他的父亲均是精通汉语的作家，而且据说儿子耶律蒲鲁在6岁时就能够读懂契丹大字。他的父亲还是提倡扩大契丹姓氏、不局限于耶律和萧氏的官员之一。

[52][645]《辽史》，卷18，第217页。

[53][645]《辽史》，卷4，第49页。

[54][645]《辽史》，卷77，第1259页。

[55][645]《辽史》，卷13，第141页。

[56][645]《辽史》，卷14，第158页。

[57][645]《辽史》，卷15，第169页。

[58]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103，第1445—1450页。

[59][645]《辽史》，卷103，第1450页。

[60][645]《辽史》，卷103，第1450页；卷104，第1456—1457页。

[61][645]《辽史》，卷42，第518页。

[62]见[581]王偁：《东都事略》，重印本载赵铁寒编：《宋史资料萃编》第1编，第11—14卷，卷123，第1899页。皇太后之死，见[584]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2，第1645—1646页。

[63][645]《辽史》，卷10，第110页。

[64][645]《辽史》，卷13，第145页；卷61，第939页。

[65][645]《辽史》，卷17，第201页。

[66]关于重元的请求，见[645]《辽史》，卷112，第1502页。关于1044年推迟已久的建议的执行，见《辽史》，卷19，第230页。

[67][541]《中国社会史：辽》，第164—165页。

[68][645]《辽史》，卷13，第139页。

[69][645]《辽史》，卷13，第149页。

[70][645]《辽史》，卷82，第1290页。

[71][645]《辽史》，卷13，第145页。

[72][645]《辽史》，卷59，第925页。

[73][645]《辽史》，卷13，第148页。

[74][645]《辽史》，卷13，第149—150页。

[75][645]《辽史》，卷14，第157页。

[76][572]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3，第906页；[645]《辽史》，卷37，第441页。

[77]钱币学著作主张鉴定为更早的铸币，但是这些铸币的可靠性有些是可疑的。见[864]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371页。

[78][645]《辽史》，卷60，第931页；[541]《中国社会史：辽》，第181—187页；[864]《中国货币史》，第370—372页。

[79][645]《辽史》，卷60，第931页。

[80][645]《辽史》，卷21，第254页。

[81][645]《辽史》，卷60，第931页；卷22，第270页。

[82]见[576]苏辙：《栾城集》，卷42，第938页。

[83]关于奚人在契丹国家中的地位，见[456]岛田正郎：《辽朝史研究》，第8—10页；[768]李涵、沈学明：《略论奚族在辽代的发展》。

[84]关于中京，见[456]岛田正郎：《辽朝史研究》，第443—456页。

[85][645]《辽史》，卷14，第163页；卷16，第184、185、188页。祖庙于1019年为景宗、1020年为太祖而建。

[86]见[535]王赓武：《小国的辨术：宋朝初期与其邻国的关系》，第53页。

[87]关于战争的详细记载，见[869]程光裕：《宋太宗对辽战争考》，第95—161页。

[88]这可以根据显示其中有一些带有相当多的戍守部队的新的地方行政中心的建立的表格推断出来，载[807]金渭显：《契丹的东北政策》，第79—81页。

[89]关于高丽宫廷态度两极分化的明晰分析，见[419]米歇尔·C.罗杰斯：《中世纪高丽的国家意识：辽、金对高丽的影响》，第152页。

[90]关于这一关系，见[281]李基白：《新编高丽史》，第103页。

[91]关于定安国，见[532]和田清：《定安国》；[182] 日野开三郎：《定安国》。

[92]见[302]丸龟金作：《高丽与宋的交往问题》。

[93]萧恒德的传记，见[645]《辽史》，卷88，第1342—1343页。在高丽史中一般用萧恒德的称呼逊宁来指他。

[94][281]李基白：《新编高丽史》，第125页和地图，第127页；[173]韩劤：《高丽史》，第138—139页；亦见[419]罗杰斯：《中世纪高丽的国家意识》，第154—156页，他对传统记载的准确性提出了疑问。

[95][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7，第1251页。

[96][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7，第1252页。

[97][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7，第1265—1266页。

[98]萧挞凛在宋朝史料中以萧达览的名字出现，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他曾参与早期同宋朝、高丽以及跟随皇太后的姐姐胡辇在蒙古边界的战役。见[645]《辽史》，卷85，第1313—1314页。

[99]这些事件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辽朝碑文（见[541]《中国社会史：辽》，第355页，注45；[645]《辽史》，卷14，第160页）声称是宋朝提议谈判的；宋朝史料则声称辽朝先提出谈判要求，见[644]脱脱等编：《宋史》，卷7，第125页；[595]《契丹国志》，卷7，4a。[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7，第1268—1269页，提供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记载，以下我将要谈到。

[100]有关他们的传记，见[645]《辽史》，卷81，第1284—1285页；[644]《宋史》，卷279，第9471—9472页。

[101][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7，第1268页；[644]《宋史》，卷7，第125页。

[102]两位君主的彼此称呼以及两宫皇太后的亲属关系，决定于他们的实际年龄和辈分，而且每一统治时期都会改变。见[491]陶晋生：《两个天子：宋辽关系研究》，第107页的表格。实际上，它证明了宋朝皇帝通常比同时的辽朝皇帝年龄大，因而被称呼为“兄长”，但这是偶然的结果，而不是设计的结果。在其他统治时期，这一关系是叔侄关系，而且从1076—1101年宋朝皇帝哲宗称呼长寿的辽朝统治者道宗为他的“祖父”。

[103]关于澶渊之盟，见[868]蒋复璁：《宋史新探》，第142页以下；[695]王民信：澶渊缔盟的检讨》。用西方语言对这一条约进行最充分研究的是[444]克里斯蒂安·施瓦茨—席林：《澶渊之盟（公元1005年）：中国外交史的一大贡献》。亦见[204] A.忽瑟维对这一著作的长篇评论，该文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正。

[104][645]《辽史》，卷72，第1210页。

[105]关于渤海人的叛乱，见[645]《辽史》，卷17，第203—206页；郑麟趾等编：《高丽史》（东京，1908—1909年），卷5，第71—73页。

[106]钦哀后还生了第二个儿子重元和两个女儿。

[107]萧匹敌是前大臣萧排押的父母双亡的侄子，他在宫廷中长大，并娶了圣宗的姐姐。

[108]萧浞卜还以萧啜不和萧钮不里的名字出现，他是曾多次嫁人的公主严母董的第一位丈夫。

[109][645]《辽史》，卷18，第211—213页；卷71，第1202—1204页；卷88，第1343页。[595]《契丹国志》，卷8，第68—69页，记载稍有不同。

[110][645]《辽史》，卷71，第1203页。

[111][645]《辽史》，卷18，第313页。

[112][595]《契丹国志》，卷8，第69页。

[113]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112，第1501—1503页。在宋人史料中，他的名字写作宗元。

[114]至迟在1054年她向宋朝使者王拱臣提倡契丹方式的兄弟间继承，反之，兴宗则重申中国方式的世袭继承。看起来，她似乎仍然支持重元作为皇位的候选人。见[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7，第4281—4282页。

[115][645]《辽史》，卷18，第222页。

[116][595]《契丹国志》，卷8，第71页。

[117]受命编纂它的人之一是耶律庶成，他是一位把汉文医学著作译为契丹文的熟练翻译家。另一个是萧德，他是一位礼仪与法律专家。见[645]《辽史》，卷89，第1349页；卷96，第1400页。

[118][645]《辽史》，卷19，第233页。

[119][645]《辽史》，卷20，第243页。

[120][645]《辽史》，卷19，第230页；卷112，第1502页。

[121][645]《辽史》，卷19，第233页。

[122][645]《辽史》，卷19，第228页。

[123][645]《辽史》，卷19，第225页。

[124][645]《辽史》，卷19，第226页。

[125][645]《辽史》，卷19，第231页；卷37，第438页。

[126][645]《辽史》，卷103，第1446—1449页；译文见[541]《中国社会史：辽》，第557—559页。

[127][645]《辽史》，卷104，第1455页。

[128][645]《辽史》，卷18，第221页。

[129][645]《辽史》，卷19，第233页。

[130][645]《辽史》，卷20，第243页。

[131][645]《辽史》，卷19，第228页。

[132][645]《辽史》，卷20，第239页。

[133][645]《辽史》，卷18，第217页。

[134][645]《辽史》，卷19，第232页。

[135][645]《辽史》，卷26，第308页，1095年记事。

[136][595]《契丹国志》，卷7，第66页。

[137][645]《辽史》，卷18，第220页；卷115，第1526页。

[138][645]《辽史》，卷20，第247页。

[139][645]《辽史》，卷21，第251页。

[140][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7，第4282页。

[141][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7，第4282—4283页。

[142][645]《辽史》，卷21，第252页；卷71，第1204页。

[143][645]《辽史》，卷21，第256页。

[144][645]《辽史》，卷113，第1510—1511页。

[145][645]《辽史》，卷90，第1355页。

[146]据[645]《辽史》，卷90，第1355页，举行的是瑟瑟礼；而据同书卷113，第1511页，则是南郊献祭。后者似乎更为可信。

[147]关于道宗统治时期政治两极分化的分析，见[785]陈述：《契丹政治史稿》，第137—152页。

[148][645]《辽史》，卷56，第908页。

[149][541]《中国社会史：辽》，第492页（表格）。

[150][645]《辽史》，卷48，第807、811、817—821页。

[151][645]《辽史》，卷48，第807、811、820页。

[152][645]《辽史》，卷48，第807页。

[153][645]《辽史》，卷47，第788页。

[154][645]《辽史》，卷21，第258页。

[155][645]《辽史》，卷22，第269页。

[156][645]《辽史》，卷23，第275页。

[157][645]《辽史》，卷21，第256页。

[158][645]《辽史》，卷22，第262页；卷64，第988—989页；卷112，第1502页；卷114，第1514页（译文见[541]《中国社会史：辽》，第421页）；[595]《契丹国志》，卷9，第88页。

[159][580]王鼎：《焚椒录》（序言为1089年），2b—3a，断言重元还被他的妻子所煽动，后者曾经与道宗的年轻皇后有过一次争吵。

[160][645]《辽史》，卷71，第1204页。

[161][595]《契丹国志》，卷14，第153页；[580]王鼎：《焚椒录》，3b，均误认为他是被处死的。

[162]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110，第1483—1486页。

[163]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96，第1395—1397页。

[164][645]《辽史》，卷110，第1484页；卷96，第1396—1397页。

[165][645]《辽史》，卷96，第1387页。

[166][645]《辽史》，卷110、卷111，特别是这些章节的前言（第1483页）和史家的评论（第1495页）。

[167]这一实录由天祚帝下令编撰，于1103年由耶律俨完成。《辽史》的编纂者还用来作为材料来源的《契丹国志》，几乎完全忽略了道宗统治时期的事件，而且它的记载充满了错误。同样有敌意的《焚椒录》由王鼎（死于1106年）于1089年写成，它保存下来是由于天祚帝解除了对作者的监禁，并把他流放到遥远的边界地区，由于天祚帝的个人态度，他一直住在那里。见[654]《辽史》，卷104，第1453页。

[168][645]《辽史》，卷22，第264页。

[169][645]《辽史》，卷23，第276页。

[170][645]《辽史》，卷24，第290页；卷104，第1456页。

[171]见[541]《中国社会史：辽》中所收集的资料，第304—307页。

[172][645]《辽史》，卷24，第284页。

[173][645]《辽史》，卷22，第268页。

[174][645]《辽史》，卷22，第267页。

[175][645]《辽史》，卷22，第270页。

[176][645]《辽史》，卷22，第264页。

[177][645]《辽史》，卷22，第262页。

[178][645]《辽史》，卷22，第264页。

[179][645]《辽史》，卷22，第270页。

[180][645]《辽史》，卷22，第270页。

[181][645]《辽史》，卷22，第264页。

[182][645]《辽史》，卷62，第945页。

[183][645]《辽史》，卷62，第945—946页；[145]傅海波译：《辽史中的“刑法志”》。

[184][645]《辽史》，卷89，第1350页。

[185]有关原始材料的辑录，见[541]《中国社会史：辽》，第389—395页。

[186][645]《辽史》，卷105，第1460页。

[187][645]《辽史》，卷24，第288页。

[188][645]《辽史》，卷23，第277页；卷72，第1215页。

[189]宣懿懿是在1001年给她的谥号，见[645]《辽史》，卷27，第318页。她当时的称号为懿德。她的传记，见《辽史》，卷71，第1205页。她的墓志铭收于[808]金毓黻：《辽陵石刻集录》，8b—10a。

[190][645]《辽史》，卷62，第945页；卷71，第1205页；卷23，第277页。这一事件被详细记载在辽朝仅存的史书王鼎的《焚椒录》（序言作于1089年）中。它宣称是以目击者的回忆为部分根据的。虽然四库全书的编纂者以补充材料来评价它的价值，见[668]纪昀等人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52，第1154—1155页，但显而易见，它是由非常有偏见的观点写成的。《契丹国志》有关皇后的传记，几乎每一件记载她的事情都是错误的，且并没有提到她被迫自杀。有关这一事件的详细研究，见[829]姚从吾：《辽道宗宜懿懿皇后十香词冤狱的文化的分析》；[185]霍姆格伦在《婚姻、亲族与继承》中认为（第80页）这一事件是道宗后宫中敌对的后妃间的一次斗争。但是这一观点没有可资引用的证据。在《辽史》，卷71，第1205—1206页中所提到的惟一的另一个后妃，是在宣懿皇后死后才进入后宫的。

[191][645]《辽史》，卷71，第1205页。

[192][645]《辽史》，卷23，第277—278页。

[193][645]《辽史》，卷71，第1205页。

[194][645]《辽史》，卷110，第1484—1485页。

[195][645]《辽史》，卷72，第1215—1216页；卷23，第279—280页；卷110，第1485—1488页；卷62，第945—946页。

[196][645]《辽史》，卷24，第276页，以1075年作为延禧的出生时间。然而，这很可能是错误的。《辽史》，卷30，第351页，记载他1125年死时54岁，由此可推出他出生在1072年。

[197][645]《辽史》，卷98，第1413页。

[198][645]《辽史》，卷110，第1485页。

[199][645]《辽史》，卷24，第286页；卷110，第1486页。

[200][645]《辽史》，卷110，第1486页。

[201][645]《辽史》，卷24，第287页；卷71，第1205页。

[202][645]《辽史》，卷71，第1205页。以后在1086年的某一时间，她们的母亲燕国夫人削古，由于以前曾经勾引过梁王而被处死。梁王是从1080年三月到1083年十一月皇太孙延禧的封号。如果是指延禧的话，则这一指控似乎是难以置信的，因为她被处死时，他还只有11岁，而当他拥有梁王封号时，他是在5岁到8岁之间。极有可能的是，这一事件牵涉到的不是延禧，而是他的父亲皇太子，他从1063年以后也拥有相同的封号。见《辽史》，卷22，第263页。因此，这一事件也许是由于皇太子死后在1083年被恢复名誉的结果。由于她的被杀，削古的女儿、前皇后被免为庶人并被送去过隔离式生活。见[645]《辽史》，卷71，第1205页；卷24，第292页。（译者注：此处有误，据[645]《辽史》卷24《道宗纪》载，大安二年七月丁巳，“惠妃母燕国夫人削古以魇魅梁王事觉，伏诛”。魇魅，在这里是指用迷信的方法祈祷鬼神或诅咒，并不是勾引的意思。）

[203][645]《辽史》，卷72，第1216页；卷24，第288页。

[204][576]见苏辙：《栾城集》，卷42，第940页。有关辽朝佛教影响规模的一些资料，见[541]《中国社会史：辽》，第291—297页。

[205][645]《辽史》，卷98，第1416页。

[206][645]《辽史》，卷24，第292页。

[207][645]《辽史》，卷24，第297页；卷25，第300页；卷27，第317页。

[208][645]《辽史》，卷71，第1206页；卷25，第298、302页。

[209]1090年在给宋朝皇帝的一份报告中，苏辙评论道，汉人与契丹人之间待遇的悬殊很大部分被限定于暴力犯罪的判决，而并不是人们普遍所相信的那样对汉人百姓不适用。他还报告了辽朝法律制度下的普遍贪污与贿赂。见[576]苏辙：《栾城集》，卷42，第940页。

[210]见[500]克劳斯·蒂兹：《1074—1076年的辽宋边界冲突》。

[211][645]《辽史》，卷115，第1522页。

[212]见[698]王国维：《鞑靼考》，《观堂集林》，卷14，5b—12a。

[213][595]《契丹国志》，卷10，第99—100页的相关部分，在一些方面也没有考虑到他统治时期的头十年。接下来有关王朝覆灭的相对详细的记载，大部分源于史愿所写的《金人亡辽录》。史愿来自辽南京，他投降了宋朝，并在被送还金朝前做了许多年官。他的书（除了零星片断外，早已失传）于12世纪中期在宋朝广泛流传。见[871]傅乐焕：《辽史丛考》，第168—171页。

[214]特别是见于[645]《辽史》，卷62，第946—947页，耶律余睹1121年降金时所做的严厉谴责。亦见[646]《金史》，卷133，第2847—2848页。

[215]据郑麟趾：《高丽史》，卷14，第204页。在[595]《契丹国志》，卷10，第108页中，他的称号为大渤海国皇帝。

[216][645]《辽史》，卷28，第335页。

[217][645]《辽史》，卷29，第343—344页；卷30，第352页。

[218][498]达格玛·蒂勒：《缔约：宋金间的外交（1117—1123年）》，是用西方语言对宋金之间谈判所做的最详细研究。亦可参阅陶晋生的明晰论述，[491]《两个天子：宋辽关系研究》，第87—97页。

[219]见[261]克恰诺夫：《宋夏战争》。

[220]见[238]高友工：《方腊起义的原始资料》。

[221][645]《辽史》，卷29，第394页。

[222][645]《辽史》，卷29，第345页。

[223][645]《辽史》，卷29，第345—347页。

[224][645]《辽史》，卷29，第346页。

[225][645]《辽史》，卷29，第349页。

[226]有关哈剌契丹的进一步详情，可参考[541]《中国社会史：辽》，第619—674页中论述这一问题的精彩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