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诸君主中在位期最长的玄宗帝是一位非常能干的统治者，王朝经过了几十年的篡位、权力衰落和政治腐败的苦难，他又使它的力量达到了新的高峰。[1]对生活在他退位以后苦难动荡的几十年的中国人来说，他的执政期代表着一个已失去光辉的黄金时代，一个政绩彪炳、安定繁荣和在国内外同样取得成就的时期。但是他的统治以悲剧和灾难告终，这一结局主要是他自己的一些几乎摧毁这个王朝的行动和政策所造成。对在8世纪50年代后期撰写玄宗期历史的历史学者来说，他是一个悲剧中的英雄，他在执政开始时政绩显赫，但后来被野心和狂妄引入歧途，以致帝国的行政和资源过分紧张，最后以退出政务来结束他支离破碎的统治。[2]
但所有学者都认为，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统治者，他给当时的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此外，他多才多艺：他精于音律、诗文和书法，是许多艺术家和作家的庇护人。他还精通道家哲学，成了道教的主要保护人；尽管他早期的措施对佛教组织不利，但后来仍深深地沉溺于密宗佛教。作为一个普通人，他似乎与弟兄和家属都有很深的情谊，甚至他执政时期的正式记载，也把他描绘成一个十分亲切、体贴臣属和直率多情的人。就在他去世的一代时间中，出现了大量与他名字有关的半传奇故事和民间传说，而他对杨贵妃的那种招致不幸和灾难的感情成了中国文学中一大悲剧主题和无数诗词、小说和戏剧的内容。
但他出生时并无任何继承大统的指望。[3]李隆基在685年生于洛阳，为睿宗之第三子；他的父亲名为皇帝，实为傀儡，宫廷被令人生畏的武后所支配和操纵。李隆基的生母为窦氏皇后，出身于7世纪唐宫廷中权势很大的家族，又是睿宗的妃子。按惯例，李隆基在687年被封为楚王，由于他为人直率，受到武后的宠爱，但他的处境很快就恶化。688年爆发的李氏诸王的叛乱引起了针对皇族的一系列清洗，690年武后出于自己的利益，诱使傀儡皇帝睿宗退位而自己称帝，改国号为周。
睿宗及其诸子实际上被幽禁宫内，与世隔绝。693年初期，两名私自朝见被废黜之帝的高级官员因这种鲁莽行动被公开处决，[4]同年年末，睿宗的刘后和隆基的生母窦妃——两个人都出身于极有权势的家族——被武后以勾结术士，阴谋用巫术谋害她的捏造的罪名断然处死。[5]李隆基及其弟兄都被贬爵，受到苛刻的待遇。高宗留下的长孙，即与他们同时被囚禁的李守礼，经过了半个世纪仍患有屡次挨打的后遗症。[6]
698年，武后最后决定在她宾天之后皇位归回李氏家族。684年在位不到两月就被废黜而让位于睿宗的逊帝中宗被指定为皇储，睿宗及其子女由于这时已更不可能继位，就被解除监禁。最初他们得到一座洛阳的王府，701年又迁往长安东部兴庆坊的巨宅。在8世纪的初年，李隆基历任右卫郎将和尚辇奉御。
705年，年迈的武后终于被废，中宗即位。李隆基任卫尉少卿，负责管理京师的军械。708年，他任山西东南战略要冲潞州的别驾后，仍保持卫尉少卿的职务，这一定使他在长安的兵员中拥有相当的势力。中宗时的政治局势非常紧张和动荡不安。皇帝是通过政变掌权的；707年，中宗的三子李重俊曾发动一次未遂的叛乱；政治权力又落到宫内的韦后及其女儿安乐公主之手，在她们的把持下，贪污腐化、裙带关系和任人唯亲之风盛行。政治失修，怨声载道。
710年李隆基及诸王被召至京师参加为全国大赦举行的南郊大祭。这时他为了积极参与政治，开始吸引随行的学者和官员。他在京师和潞州的有些追随者开始认为他可能有九五之贵。[7]
他的机会来临之快远远出于他的预料。710年阴历六月，韦后由于担心她的地位受威胁，将中宗毒死，并伪造遗诏指定他最小的第四子李重茂继位。韦后以皇太后之尊主政。为了确保她的地位，她下令动员5万大军防卫京师，由其兄长韦温指挥，同时她的几个坚定的支持者被派往关键的关中、河北和河南诸道进行控制。[8]
在中宗生前，反对韦后的主要力量来自前帝睿宗及其令人生畏的姐妹、武后之女太平公主。韦后此时企图任命睿宗为宰相，以争取他为自己效劳。总之，他是一个萎靡不振和胸无大志的人，不可能主动采取行动。但太平公主却继承了她母亲的坚强性格，此时正策划一个阴谋，为了防止失败，她故意瞒着睿宗进行。在太平公主之子薛崇简、佛僧普润、一名控制京师外战略要地朝邑县的默默无闻的官员刘幽求以及禁军中三名中级将领的协助下，李隆基组织了这次政变。在710年阴历六月十二日夜，即韦后立年幼的李重茂为帝之后的第十六天，李隆基及禁军将领率北军中一支分队通过御苑进入宫内，御苑总监钟绍京率他的匠人也参加这一行动。军队涌进玄武门，杀死了韦后、安乐公主和韦党的主要成员。其余的人在以后几天问斩。政变一旦大功告成，睿宗立刻得知，第二天他正式登基。[9]
李隆基被封新王爵并被任命为宰相，他的密谋同伙刘幽求和钟绍京也得到封赏。这时朝廷开始了解决政治问题的工作。这方面最突出的也许是立储问题；阴历六月二十七日李隆基正式被指定为太子，这主要是因为他领导了这次政变。他的兄长李成器本来是当然的法定继承者，却把这一权利拱手让给了李隆基。[10]
事实证明睿宗是一个无能的君主，主持朝政时优柔寡断，而左右朝廷人物则是皇太子和太平公主。睿宗对他们言听计从，在他作出任何决断前，常问他的大臣是否已与他们商讨过。希望像她母亲那样控制朝廷的太平公主很快发现皇太子是一个有力的对手，于是经常企图削弱他的势力。
但在睿宗执政的最初几个月，皇太子保持着更强大的地位。710年阴历七月中，中宗时期留下的宰相中除了韦安石和苏瓌外，其余的人都与韦后发动政变后她任命的大臣一起被贬逐到地方任职。[11]他们被一个新的集团代替，其中薛稷[12]和崔日用[13]不久被解职，因为他们经常公然与朝廷意见不合。活跃在宫廷的另外两个领袖人物为姚元之（后改名为人们通常所称呼的姚崇）和宋璟，他们在玄宗执政的最初几年成了左右政务的大臣。
姚崇[14]（651—721年）在677年通过殿试后开始了官场生活，并且担任过一系列军职。在契丹入侵河北时，他的行动得到武后的赏识，于是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后在698年任宰相。在武后于705年丧失权力前，除了短期负责前睿宗王府的事务外，他一直担任宰相。他曾参与清除张氏弟兄的政变，对武后的下台深感懊丧，因为他曾长期效忠于她。在中宗时期，他担任过几种不同的地方职务。
宋璟[15]（663—737年）具有一个有成就的儒家士大夫所特有的生涯。他为河北一个低级官员之子，在679年或680年通过进士考试，时年仅16岁，因而赢得了文才出众和善于写作的名声。他通过御史台转任中书省的舍人。他以刚直不阿著称，武后对他的能力评价甚高。在武后朝末年他任御史中丞，参与过企图弹劾张氏弟兄的活动，二张为了报复，曾企图刺杀他。中宗执政之初对他恩宠有加，担任过黄门侍郎之职，但他后来与武三思不和，被调到地方任各种要职。
姚崇和宋璟因此是两个互相取长补短的人物，一个是务实的政治家，善于处理实际事务；另一个是严格掌握原则和清廉正直的人，具有堪为道德楷模的真正品质。睿宗朝廷需要这两种人的品质。这两位大臣通过打击前朝最严重的弊病之一和取消武后及安乐公主作出的一切冗滥任命，开始了他们的一项改革计划。此举引起了一阵骚乱，因为几千名官员——其中许多人是付了现钱才得到晋升的——发现自己被剥夺了官职。在年末宋璟主持选拔文官和姚崇选拔武将的考试中，他们清除官场无能之辈的意图变得更明显了，当时有资格出任官职的人数达万余人，但除了2000人之外全部落选。
在他们当权时，睿宗的皇位仍不完全安全，阴历八月，他不得不镇压由中宗次子谯王李重福发动的起事；后者在李隆基的政变成功时，也曾策划反韦后的叛乱。李重福的起事只吸引了很少的支持者，并毫不费力地被平定了，但他作为中宗的合法嗣子本来有充分的权利继位。[16]这一事件突出地说明皇族在继承皇位争端中的地位并不是牢固的。
睿宗皇位的不安全是太平公主蓄意造成的，她此时正在开始坚持皇太子之兄李成器的权利。幸运的是，诸王之间的手足之情极深，因为在睿宗复位后，皇太子的四个弟兄都受权统率宫内各禁军，禁军几乎与唐代的所有政变有牵连，因此能够以武力来影响皇位继承的改变。在711年初期，姚崇和宋璟知道睿宗的长子李成器和高宗留下的长孙李守礼都比皇太子有更充分的理由继承皇位，于是就劝谏睿宗应把他们派往地方任职，以挫败太平公主的阴谋；另外二王应指挥皇太子自己的禁卫；太平公主夫妇应远离朝廷，前往东都。睿宗同意把诸王从禁军的岗位上撤下来，但拒绝将公主放逐到洛阳。[17]此时一个甚至更极端的措施被提了出来。皇帝一贯轻信，为人又迷信，他被术士预言武装政变迫在眉睫的警告弄得惶恐不安，于是就问大臣们采取什么措施来防止这一政变。张说在姚崇的支持下，提出应由皇太子监国。二月初二，皇太子奉命监国；他有权决定六品以下官员的任命和劳役以下的一切惩处。[18]
太平公主这时被迫行动。两名官员——其中一人来自太子宫内——经过利诱，起来反对取消韦后和安乐公主授予的一切冗滥任命，理由是这对先帝的错误将是公开的诋毁，他们还提请注意，由此已引起动荡不安。太平公主为他们的呼吁推波助澜，而意志一贯薄弱的睿宗终于让步。阴历初九，姚崇和宋璟被解职和调往外地。他们的改革企图和皇太子对宫廷的控制到此结束。[19]
在711年的大部分时期中，朝廷被韦安石[20]（651—714年）所左右，此人与韦后同族，考取过明经，从700年起任武后的宰相，直至她交出政权时为止。中宗登基之后，他除了短期被免职以外，继续任宰相直至706年。然后他失宠，但在709年阴历八月又被任命为门下侍中。韦后政变期间他继续留任，然后退休担任太子少保，直至710年末。他坚定地抵制太平公主争取他支持的一切企图。
这几个月的第二个宰相为李日知[21]（？—715年），此人为洛阳地区的进士，他官场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从事司法工作，在武后清洗的最可怕的日子中赢得了公正仁慈的名声。在中宗执政的末期任黄门侍郎，韦后则任命他为宰相，在710年全年留任，大部分时间还兼任御史大夫。
三名特任宰相在他们的手下工作：张说[22]（667—730年），689年殿试及第，出身于洛阳的一个小官员家庭。他在武后时担任过几个朝廷的官职，在他卷入张氏弟兄反对魏元忠的轰动一时的事件时，他已升为凤阁舍人。由于拒绝作不利于魏元忠的伪证，他被放逐至岭南。他被中宗召回，升任兵部侍郎兼修文馆学士，修文馆是门下省中拥有文学专才的机构，负责编纂和起草国家文献。郭元振[23]（656—713年）是河北人，在太学攻读后18岁中进士，后来当上宰相的薛稷和赵彦昭就是他的太学同窗。他在任第一个职务时就深深地陷入困境，但武后被他的外表和能力所动，就派他出使吐蕃。他在吐蕃边境和中亚任总管，享有盛名。睿宗即位后他被召回，受命作防御突厥人的准备。任命他是沿袭了武后和中宗时的做法，即在他们的宰相中包括一名资深的军事将领。第三人与前两个人迥然不同。窦怀贞[24]（？—713年）是宰相窦得玄（663—666年任职）之子，出身于最高贵的氏族之一。他靠庇荫出仕，在整个武后执政时期在地方任职，赢得优秀行政官员的名声。705年他被召至朝廷，出任御史大夫。他因阿谀奉承和受安乐公主之宠而臭名远扬。韦党垮台，他被流放至地方，但不久就被召回当了殿中省监。这时他一心迎合太平公主，在任宰相时，每天从朝廷前往公主府，向她报告议政内容和刺探她的意愿。
这个班子除了韦安石外，一般都按照太平公主的利益行事，所以姚崇和宋璟实施的官僚集团的改革很快就被破坏无遗，尽管朝廷有人提出异议。围绕皇太子和李成器的勾心斗角继续展开，后者的女儿被封为公主，准备与东突厥可汗默啜进行王朝联姻。阴历四月，睿宗向朝廷卿相宣布，他希望让位给皇太子，但太平公主的党羽之一则劝他说，禅位为时过早。但诏书终于颁布，它规定皇太子要参与所有最高国务的讨论。
但皇太子仍处于对手们的强大压力之下，在阴历五月，他甚至提出将位置让给李成器，并要求睿宗把太平公主召回长安。
睿宗和太平公主此时都很关心宗教，公主对佛僧慧范十分敬重，慧范利用她的庇护，大量盗窃和侵吞财产。当御史大夫揭发慧范时，公主就把这个御史贬至州里任职。[25]同时，睿宗的两个姐妹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和他一样是道教的虔诚的信徒，并成了女道士，睿宗开始为她们在长安西北部紧靠后宫之处建造两座豪华的道观。散骑常侍魏知古和中书侍郎李又对工程毁灭房屋和浪费大量劳力之事提出异议。除了皇后的宠臣和指挥工匠劳动力的窦怀贞外，所有大臣都反对这一计划。但睿宗我行我素，完成了这两项工程。[26]
这一时期唯一有积极意义的政策是进行地方政府的改革。按察使巡察的道，全国分为15个，以代替原来的10个。同时它还计划设置新的一级地方行政，即一个区域所有的州均归都督管辖，全国设24个都督。但这些改革遭到反对而取消，因为新都督会拥有带危险性的权力，朝廷不可能进行控制。[27]
到711年阴历九月，甚至皇帝也知道了宰相们的缺陷。他召集他们，以帝国的状况——受旱涝灾害打击、库藏空虚、官僚机器又日益膨胀——为由，把他们痛斥了一顿，并把他们全部罢相，但他们仍在中央官署中担任要职。
四名新宰相被任命了。新门下中丞为刘幽求，他曾参与推翻韦后的密谋。在此以前他与姚崇和宋璟一起，担任了短时期的宰相，此后先后担任户部尚书和吏部尚书，在吏部任职时，他要为新涌现的浪潮一般的不正当和不适宜的任命负责。他的同僚为魏知古、陆象先和崔湜；在新的一年，即睿宗改新年号以表示改变政体以后，又增加了岑羲和窦怀贞，后者可能由于太平公主的坚持而被重新任命，以充当她的代理人。
魏知古[28]（647—715年）为河北人，约在686年中进士。他通过在宫廷任职，在8世纪初武后时期升为门下省侍郎，后来在尉卫寺任少卿（未来的玄宗皇帝也在这里任职），同时兼任睿宗王府的司马，这样他就在其早期生涯中与皇帝和皇太子有了接触。中宗即位之初他任吏部侍郎，他在吏部因荐举有才之士而享有盛名。706年，他因丁母忧退隐，后来担任州官。711年，他迁任散骑常侍，在列举当时许多迫切问题——特别是帝国的财政困难——的两份措辞尖锐的奏疏中，激烈抨击睿宗为其姐妹建造道观。睿宗对他关于建造道观的抨击置若罔闻，但在任命他为宰相后，又命他兼户部尚书和左庶子。在一个充斥政敌的政府中，他一直是皇太子坚定的支持者。
陆象先[29]（665—736年）为南方苏州望族的成员，他的父亲从663—665年曾作过武后的宰相。在武后时，他由殿试出仕，然后在朝历任清要之职，快到中宗执政的末期，他升为中书侍郎。
崔湜[30]（671—713年）出身于河北望族，为太宗朝著名官员和在648年一度任宰相的崔仁师之孙。他在699年中进士，年轻时就以著述享有盛名，在中宗朝初期升为考功员外郎。他参与了桓彦范、张柬之和其他大臣清除武三思的密谋。但崔湜向企图消灭的对象出卖了这些密谋者，706年当他们被逐出京师时，他还布置他表兄周利贞去杀害他们。崔湜此时成了武后的女官上官婉儿的面首，因而臭名远扬；在中宗朝内，他与上官婉儿和安乐公主紧密勾结。由于她们的影响，他升至中书省侍郎和吏部侍郎；他与同僚郑愔一起贿赂公行，致使任命制度成了一时的丑闻。他终于被弹劾罢官，但几乎立刻被召进京，任尚书左丞。韦后掌权后他任宰相，但在睿宗登位后被罢官。他此时成为太平公主的追随者。由于她的活动，尽管他有不光彩的历史，但仍被任命为宰相。现在，他把一切政务都秘密通报公主。
712年正月增加的两个大臣，一个是同样可鄙的窦怀贞，另一个是岑羲，[31]后者是太宗朝著名官员岑文本之孙。他原籍河南西南部，本人为进士，在武后执政的末期升至中书令。中宗时他在吏部任职，在这一贪污腐化温床中，他以一尘不染知名于世。韦后曾任命他为宰相，但当睿宗登基后，他被派出任州刺史，后来又任户部尚书。
太平公主这时占有强有力的政治地位，但朝廷的总的形势正在恶化。外患即将来临。刘幽求以一名新都督代替带兵保持东北边境的安宁达20年之久的薛讷，从而带来了灾难，因为新都督立刻投入了对契丹和奚的一次毫无必要的远征，结果战败，自己也丧生。四川的土著发动叛乱。与突厥可汗的和亲未能实现。睿宗无意执政的情绪日趋明显，最后决定让位于皇太子，这是712年阴历七月一颗不祥的彗星的出现促成的。
虽然太平公主企图劝阻，皇太子也试图促使他重新考虑，但决定不可能改变。他的儿子玄宗在阴历八月初三正式即位，并举行应有的仪式：定新年号为先天，立其妻王氏为后，进行大赦。但睿宗虽然正式退位，太平公主却诱使他极不正常地保持大权。虽然玄宗此时作为新帝要每日主持朝政，睿宗依然是太上皇，每五日就亲自上朝，自己保留任命全部三品以上高官的大权，并决断最重大的案件和政务。[32]
新帝和太平公主之间的形势这时是严重的。朝廷中大部分的大臣是她的追随者。刘幽求得到玄宗的批准，这时与皇宫禁军的将领之一策划刺杀公主的阴谋。但事情败露，刘幽求被捕，发配岭南，崔湜在那里试图把他杀害；尽管刘幽求在710年救过崔的性命，但两个人的关系这时不好。[33]
713年阴历正月，东北的军事形势又突然恶化，玄宗御驾亲征的安排已经就绪，边境也已集结大军。但结果他未成行，这也许是宫廷的政治形势使他不可能离开。[34]同月，随着萧至忠被任命为宰相，他的地位更加不利。萧至忠[35]（？—713年）出身于山东东南部的一个名宦门第，在武后的朝廷曾经显赫一时。在中宗时，由于他的家族与韦后的家族有密切的姻亲关系，他享有特殊的恩宠。在任吏部侍郎后，他在707年成为宰相，直至710年韦后政体垮台时为止；710年他之得以逃避惩处，主要是由于太平公主的说情。出乎他朋友意料的是，他这时成了公主的得力的党羽。
太平公主现在通过她的同胞手足太上皇，已能操纵重大事务和影响重要的任命，并得到了大部分宰臣和朝廷大部人员的支持。713年阴历六月，她、窦怀贞、岑羲、崔湜、萧至忠、当时为玄宗宫府官员的前宰相薛稷、京兆少尹、宫内禁军的几个将领及她宠爱的佛僧慧范密谋毒害玄宗，然后公开取得政权。但是，其他因公主权势日增而惊慌不安的官员劝玄宗现在必须采取果敢行动。当魏知古透露公主正在策划叛乱时，玄宗与他两个兄弟李范和李业及一批心腹决定先发制人和杀死密谋者。阴历八月初九，[36] 300名经精心挑选的精兵在原为玄宗的私人奴仆王毛仲将军率领下逮捕了密谋者。萧至忠、岑羲和几个从犯被就地正法。窦怀贞自尽。薛稷和崔湜被赐死。公主逃入一寺院，但三天后投降，获准自尽。她的几个儿子全被处死，只有薛崇简除外，因为他曾几次劝阻公主策划阴谋。没收公主在有权势时多年积累的大量财富和财产的工作花了几年时间才完成。[37]次日，即713年阴历七月初四，睿宗正式放弃了他剩下的权力。[38]
玄宗这时成了名实相符的君主。他只有28岁，自发动反韦后政变以来经历了阴险的政治阴谋和不断斗争的3年，成了他统治时期政治史中不可分割的序幕，并对他的国事处理具有持久的影响。
玄宗在位初期（713—720年）：姚崇和宋璟
随着太平公主之死，所有的宰相除了魏知古外，或被处死，或被迫自尽。玄宗任命郭元振和张说来代替这些人。郭曾为活跃的密谋分子之一，张为鼓动玄宗进行打击的大臣之一。阴历九月，刘幽求成为第四个宰相。然而这个班子是短命的。阴历十月，皇帝命令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但演习未按计划进行。郭元振负有责任，因此被流配岭南，只是因为张说和刘幽求的求情，他在夏季才没有被处死。[39]
玄宗这时召见姚崇——他是710年试图进行改革的带头人并提出了广泛的改革计划（下面将另予讨论）——并任命他为宰相和兵部尚书，代替那个倒霉的郭元振。张说与姚崇一直不和，所以反对对他的任命。为了避免势必发生的不和，玄宗就将张解职，在713年年末派他到地方任职，同时又调刘幽求担任一个闲职。他们被卢怀慎[40]（？—716年）代替，卢为门下侍郎，是河北一个大族的成员，曾中进士，担任过武后和中宗时期的御史。姚崇对前一政权的唯一遗老魏知古的才能评价不高，所以在714年阴历五月设法解除了魏的职务，把他调到工部。[41]
现在只有两个宰相，其中姚崇无疑是处于支配地位的人物。[42]卢怀慎对他完全唯命是从。这些就确定了在玄宗在位期间一直实行的一种新的施政形式：只用为数甚少的宰相，通常只有两三人，其中一人在制定政策时起决定性作用。宰相们通常留任几年，以前几十年所特有的任期经常变化和不稳定的情况这时已成过去。姚崇和卢怀慎一直掌权到716年年末，这时卢病故。他被源乾曜[43]（？—731年）短期替代；源为河北的进士，是拓跋魏皇室远支的后裔，在中宗时任御史，710年以来在地方历任要职。713年，他被玄宗的宠臣姜皎荐举，在尚书省担任很高的职位。然而几乎不久，姚崇本人也患病，在716年阴历十二月被迫去仕。[44]在721年死亡前，他在朝廷仍有很大的影响，玄宗常征求他的意见，但在制定政策时他未进一步起积极作用。[45]
他荐举宋璟继承他的职位。宋璟在710年任宰相时是他的同僚同时又任广州都督。宋璟是一个可以指望采用基本相同的政策的人。716年末，宋璟和门下侍郎苏颋[46]（670—727年）接替姚崇和源乾曜任宰相。苏颋为做过中宗和睿宗时期宰相的苏瓌之子。他中进士并通过殿试，以精于著作和学识渊博著称。在武后时期他当过御史，后任门下省和中书省舍人。玄宗命他历任宫廷要职，并委任他起草和撰写帝国的文献。宋璟，如同他之前的姚崇，是占支配地位的大臣。他是一个原则性很强和果断的人，负责制定政策，而苏颋则具有使他的计划以最有效的形式落实的才能和经验。他们担任宰相一直到720年，他们的免职标志着玄宗朝第一阶段的结束。[47]
虽然这些年与睿宗在位的不稳定时期和玄宗第一年大臣频繁更替、党派尖锐对立之时很不相同，但它们在人事方面有明显的延续性。从710—720年，每个有相当地位的宰相都经过科举，通常中过进士或通过殿试。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是世代官宦，但不是最大的豪门世族；大部分人来自武后时期政治权力中心的洛阳地区或河北、河南。他们都在武后时期初涉仕途，大部分在朝廷供职，特别在御史台供职的多。只有一次，在710年政变后不久，一个圈外人士得到任命，他就是密谋分子之一的钟绍京，被任命为宰相。但他不多几天就被免职，因为同僚们提出异议，说他原为胥吏出身，不宜任此职。
他们大部分是杰出的学者和优秀的行政官员。只有崔湜和窦怀贞被中宗时期朝廷的腐败严重污染。睿宗的大臣大部分虽然缺乏创见，却是值得尊重的人，不过在他们为之效忠的朝廷中，皇帝简直没有权威，不能提供领导，他们自己的任期也朝不保夕，政治又不断受到皇亲国戚及宠臣们的干扰，所以他们是难以有所作为的。姚崇和宋璟的经历和背景完全相同，他们有幸在一个坚强果敢而且愿意给他们更大权力和行动自由的皇帝手下秉政。玄宗初期高级官僚的状况反映了武后善于发现人才的一大功劳，同时又说明她的科举制度已经选拔了一批有才能的官僚精英。玄宗现在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就是通过这些人进行的。
政府的政策（714—720年）
713年末，姚崇任长安以东的重要的同州刺史。当时正奉命举行大军事操练，方圆300里的刺史按例都应出席，但玄宗仍专门召唤姚崇。玄宗和姚崇一起骑马打猎，然后讨论政治。他问姚崇是否愿出任宰相。姚崇答复说，除非玄宗接受十条改革纲领，否则就难以从命。纲领的内容是：皇帝应以仁爱治天下而不是靠严刑峻法的威慑力量；不进行军事冒险；行使法律应不论亲疏，同样严厉；禁止宦官参政；禁止开征苛捐杂税来取宠于皇帝；禁止任命皇亲国戚在中央政府任职；树立皇帝以前因与大臣们关系过分亲密而受损的个人权威；容许大臣们直谏而不用担心专横的惩处；停止建造佛寺道观；清除外戚过分的政治权力。玄宗同意，姚崇接受任命。[48]
714年玄宗面临的重大政治问题在睿宗时早就明显地出现了，姚崇所提的十条建议在前10年已出现在其他许多奏议之中，但他现在是在皇帝的地位开始强大得足以能设想进行这样一次全面改革之际有说服力地向玄宗提出的。不是每一条都能立刻实行，但总的说714—720年的政策都来源于他的建议。
姚崇所提的这些制度上的改革旨在在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和他的朝廷之间创造一种更健康的关系，如果他的政权要得到最杰出的政治家的支持，这种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在武后执政时期，特别在7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宫廷政治中独断专行、官员职务不稳定和惶恐不安的情况有所发展。随之而来的中宗的宫廷政治也同样独断专行和不稳定，当时的局势由于贪污腐化和裙带风盛行而进一步恶化了。现在人们普遍感到摆脱了迷惘，并且向往变化和怀念太宗的盛世之治。这种向往唐朝“中兴”和向往它的政策在道义上得到振兴的情绪成了这一时期奏疏中经常出现的主题，促使史官吴兢（他因政客的不断干扰而不能完成编纂武后实录的任务）转而撰写《贞观政要》，此书是把太宗皇帝所作所为多少理想化了的记载，从而成了乌托邦式理想统治的著名范本。[49]几乎毋庸置疑，吴兢撰写此书，并不是单纯地歌颂作为君主的太宗之美德，而是把它作为振兴政权的范本，使皇帝的权威不容反抗，但君臣之间又能推心置腹，相互信任，共谋国是。
在这一方面，714—720年的改革是紧紧地遵照姚崇的建议进行的。皇帝的权威和行政的稳定恢复了。原来风纪荡然的吏治现在重建了团结精神，广泛的制度变革工作已开始进行。
中央政府的改革
玄宗以前几代君主朝政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是宰相太多，其中许多人的任期又很短。在唐初，宰相有两类。中书令、门下侍中和尚书省仆射为当然宰相，如果所设之职全部有人担任，共6人。此外，其他高级大臣、在战时偶尔还有突出的将领，也可能任特任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中宗和睿宗时期，这样的任命为数很多，其中许多人的任期只有几个月。在韦后当权的短暂时期，同时任职的宰相人数不少于17人，如果要有效地处理政务，这个班子是庞大臃肿的。
削减人数的步骤在睿宗时期已经开始进行。到710年末人数减到6人，到睿宗执政时又减到4人。713年玄宗总揽政务后人数又从4人进一步减到2人，其中一人为当然的宰相。
人数的这一减少又伴随着重大的形式变化。在7世纪的最后25年，中央执政的主要机构尚书省的地位已经逐渐下降。到武后朝末期，授予尚书省仆射同平章事所拥有这个或那个头衔的做法已成惯例。在711年，这一通例已被正式规定，从此除非有特别任命，仆射不再是宰相。713年末，这一规定又被重申，仆射称丞相。[50]
此外，由当然宰相担任的高级职务空缺的现象变得普遍了。例如，714—724年，无尚书省仆射，而在714—720年，门下侍中和中书令从未同时在职，所以只有首席宰相依据职权任其中一职，而由另一宰相任另一省的副职。
这一情况导致门下省和中书省职能的逐渐合并。它们逐渐变成一个协调的组织，既负责制定和起草政策，又负责法规的检查和复审。它还充当一小批与皇帝一起负责重大决策的宰相的秘书处。总之，权力稳步地集中于宰相们，特别是集中在德高望重的宰相之手。
根据宋璟的建议，在717年阴历十月实行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试图恢复公开处理朝政的做法。在武后时期，许多事情都在私下解决，尤其是御史们有权避开负责保存记录的起居注史官进行秘密弹劾。这种做法现在被禁止，除了机密之事外，一切事务的处理都在朝廷公开进行，并由史官予以记录。[51]
进一步的重大变化是御史台的改组。自684年以来，掌肃正行政的御史台已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负责中央政府的官员，另一部分负责在地方任职的官员。这一情况反映了在官僚体制内部两部分精英集团的界线日益明显的倾向。一部分几乎只在京师任职，其中包括许多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人；另一部分则在地方任职，而且任期往往很长。在713年，这一界线不复存在，御史台被改组成单一的机构，如同唐初。御史台的这一改组标志着试图系统地重新统一官僚机器的活动的开始。[52]
官员的选拔
如果企图恢复官僚集团的效率和风纪，就必须先处理官员选拔的问题。[53]事实上，存在两个关系很密切的问题。较直接的一个问题是消除中宗朝因受贿而任命大批冗员所造成的危害。除了这些人不适宜担任高级职务外，他们的任命——大部分人任京师的高级职务——使中央政府庞大臃肿，给支付官俸的当局添加巨大的财政负担。这些额外的任命还影响了另一个也许是更严重的问题：扩大了京师和地方官员之间的巨大鸿沟，从而危及自隋以来所定官员可在京内外互调而担任品位相当职务的原则。在武后时期，对中举士子的日益重视，使得有前途的年轻人越来越靠正途去开拓前程，他们通常在担任京畿县令以后，就能继续在朝廷任职。我们只要看看睿宗朝宰相们的经历，就会惊异地发现，他们之中大部分人在地方任职的经历是何等地少。另一方面，地方职务虽然收入多，官品也高，但官僚中的佼佼者避而不就，而是由那些按资历从胥吏擢升的人、在京师各部失利或失宠的人，或政治上暂时不得意的人充任。
甚至在最有利的情况下，有前途的年轻人都有意识地拒绝在地方任职。在韦后时期，官员在京师取得尽管是有名无实的官职要容易得多，配备地方官署官员的工作却很困难。自7世纪90年代以来，对这个问题的怨言不绝于耳；709年韦嗣立曾建议，凡过去未担任刺史和县令的官员，均不得在中央各部各寺担任高官，但此建议没有成功。
前面已经叙述姚崇和宋璟在710年曾企图清理冗员的问题，结果在次年他们的政策反而来了一个大倒退。714年以后，姚崇开始处理选拔有才之士在地方任职这一更大的问题。714年初，几乎就在他担任宰相之职以后，便有诏书规定，从京师选拔有才能的官员去地方担任刺史和都督应永为法式，而有良好政绩的刺史和都督则应调至京师。
姚崇在这方面受到年轻多才的专使张九龄[54]的压力。后者为702年进士，来自广州以北的边远南方韶州城；由于张说的赏识，他谋得一个官职，后来参加过两次殿试，一次在707年，一次在712年，后一次由玄宗亲自主持，他在应答时提出了关键的选才问题。张九龄在715年阴历五月呈递玄宗的一份十分详细的奏疏中又重提此事，其中特别强调地方职务，尤其是远离京师的那些职务的人选，同时力主官员任某职的时间不宜太长。[55]
715年阴历六月，玄宗再次颁诏，命令互调京畿和地方官员，并实行按察使每年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进行考核、由吏部和户部批准的更彻底的制度。政绩优良者有资格在京师任职，以前未在地方担任刺史或县令的人均不得在中央政府任职。[56]
但尽管有这些诏令，尽管皇帝决心要提高地方官员素质，官员们依然不愿在京外任职。716年初期，玄宗在抱怨最近几次考试的结果之后，召集所有新任命的县令——他们的素质之差是有名的——进宫，就他们的施政计划进行面试。他们的答复是如此不能令人满意，以致45人被遣送回籍学习，而负责选拔文官的官员本人也被派往地方担任几年刺史，尽管他们的官声很好。[57]深深地卷入这些改革之中的张九龄似乎冒犯了姚崇，这也许是因为张九龄是与姚崇不和的张说的门生。虽然进行改革部分地是由于张九龄的鼓动，他本人却于716年后期退隐回原籍，这显然是因为不得志。
选拔合适的官员一事并不是地方政府面临的唯一问题。朝廷此时清楚地了解到在中央政府和州之间再设一级行政组织的必要性，它不但有助于评价地方官员的品格，也能监督他们的施政。唐代初期，全国分成10个道，御史们定期被派往各道视察地方的行政。706年，这些御史被采访使代替。在711年，曾有把帝国改组成15个道和在州以上另置一级长期性地方行政区的企图。但这一企图失败了；在714年，重新对以前的10个道各任命采访使（现称按察采访处置使）。[58]但尽管有玄宗的提高地方行政的那种干劲和在选拔过程中对采访使规定了任务，但他们在716年被撤销了。
重订法律
在720年以前一段时期进行的行政改革的内容几乎完全是恢复和贯彻7世纪武后建立统治前奠定的行政准则。这些改革已经体现在685年前定期修订和重新颁布的一整套法典，即律、令、格、式之中。685年以后，武后未作进一步的修订，虽然编成了体现修订法典的立法《格后长行敕 》。武后垮台后，705年在唐休璟、韦安石和苏瓌的主持下，彻底修订所有法典的工作才得以进行。710年睿宗登基后，下令重新修订，同时指定一个包括许多法律专家在内的编纂组织负责。新的法典在712年阴历二月编成并颁行。[59]
713年末，姚崇和卢怀慎领导一个被指定修订令、格和式的组织，这部分法令与行政事务有关。修订的法令于715年阴历三月完成，然后被颁布执行。它后来被称作《开元前令》。
在宋璟和苏颋担任宰相时，诏令又命再作修订，这一次包括刑法在内。有些曾协助姚崇的法律专家也参加了这一工作，编纂工作成于719年，阴历三月其成果送呈玄宗过目并被公布。它通常被称作《开元后令》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它的大部分内容收入《唐六典》，此书给我们提供了唐代行政法的详细内容。[60]
因此，从710—719年的十年是制定中央行政法典的重要时期，这种法律旨在把中国再度置于一个精心制定的统一行政规定和实践的体制之下，所以这十年对恢复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帝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财政问题
在概括从中宗在位的后半期和睿宗时期起遗留下来的弊病的一切奏议中，一个反复提到的内容是国家的财政资源不足、收入减少和缺乏储备积累这一问题。在武后末期，政府曾打算重新登记人口。户税和地税两项新的税收开始提供大量补充收入，同时有人已公开议论从贸易和商界征税。[61]但总的来说，人们尚未密切注意全面的财政政策。
当武后迁都洛阳时，帝国的财政已经大有好转。东都靠近中国东部产粮的富饶平原，对它的供应远比长安方便和经济。武后本人于701—703年返回长安之行是出于政治压力；而中宗长期迁都长安也是如此，因为韦后的政治根据地就在关中。政府向西北的这次迁移重新引起了供应京畿这一巨大的后勤问题，因为京畿的人口将近百万，又位于资源比较贫乏、气候严酷而变化无常的地区；那里的人口逐渐减少，而其中大部分户口又在府兵中服役，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免予纳税。[62]
向长安运输供应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虽然隋炀帝的运河体系已经为东部平原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运输水系，因为它把长江与淮河和黄河连接起来，又接通了黄河与近代天津附近的地区，但溯黄河和渭水而上把粮食和物品送往长安的运输却被黄河河道的淤塞，尤其是被三门峡巨大的激流险滩所阻。在高宗时期，曾打算靠近这些激流险滩筑路，还打算沿峭壁修拉纤的小路，以便船只能被拉过险滩，但这些计划都没有实现。虽然与渭水并行的通往长安码头的运河在672年被疏浚和改善，但从洛阳到长安的运输依然是困难和昂贵的。[63]甚至在高宗统治初期的全盛时期，每年运往长安的税粮似乎只有20万石左右，[64] 657年以后，关中的饥荒总是导致朝廷迁往洛阳，这样做代价很高。
武后把朝廷长期定在洛阳，这样就更加忽视了这一段运输体系，同时使为大平原服务的主要运河体系也日益衰败。到玄宗登基时，在运河与黄河汇合地的大坝和水闸闸门已经失修，不能通行。
同时，中宗时期的特征是饥荒连年不断。705年的一次大洪水使河北的17个州受灾，同时淹没了渭水流域。706年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旱灾，它从冬季持续至707年夏初，结果造成了关中、河北和河南的饥荒。708年和709年又发生严重的饥荒，当时粮食必须通过陆路用大车从大平原和从江淮地区运往长安。[65]
早在中宗初期，李峤和宋之问已力促他永远迁都洛阳，现在大臣们又重提此议，但韦后利用她对皇帝的影响，加以阻挠。崔湜企图另辟一条跨山区经商州的通往南方的路线，这个尝试是一次灾难性的和劳民伤财的失败。[66]
中宗之死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睿宗和玄宗的新政权仍很不稳固，所以不可能离开长安，而自然灾害循环反复，不断发生。711年，河东汾水流域发生一次大地震，很多人丧生。712年春长期干旱，另一次在夏初。712—713年渭水流域和长安京畿区发生严重饥荒。714年又有一次严重干旱。
713年玄宗决定迁都洛阳，但他与太平公主之间的政治危机使此行不可能实现。[67]但是运输体系终于有所改进。陕州刺史李杰被任命为水陆转运使，奉命用陆路拉纤来改造三门峡上游的陕州与洛阳之间的漕运。这一工程大见成效，结果它能每年运粮100万石，此数为高宗时期的五倍。714年，李杰重建汴渠和黄河汇合地的水闸，从而恢复了从南方到洛阳的直达交通。[68]
尽管有李杰的这些成就，对长安的供应问题依然是严重的，部分地是由于关中和西北的军事编制日益庞大，部分地是由于京畿区继续歉收和缺粮，该地在714年遭到破坏性的飓风的袭击，然后又发生严重的旱灾。
但自然灾害的损失不限于关中。在玄宗朝初年，提供国家大部分岁入的大平原也深受打击。715年，河南河北有大的春涝，然后在夏季又发生蝗灾。716年，东部平原甚至遭受更严重的蝗灾，广大地区的粮食全部损失。716年和717年，洛水流域有严重的涝灾。在717年，河南中部的大部分地区被淹，洪水破坏了大片种粮区，并淹没汴渠边的巩县。河南和河北的这些洪水和自然灾害的后果特别严重，因为这两个地区是中国人口最密、生产力最高的区域，政府依赖它们的收入的程度也最大。
717年初，势在必行的事情终于发生，玄宗被迫将朝廷迁往洛阳。与经常一样，此行路途艰难，代价高昂，时间又长；玄宗一行用了24天才抵达洛阳，朝廷留在那里直到718年冬。在以后的20年中玄宗共在洛阳度过9年，朝廷的迁移不下10次，搬动花了很大的代价，并把政务严重打乱。由于规模扩大，管理日趋复杂，这些迁移的费用越来越高，它们必然耗费了国家的大量资源。[69]
表7 玄宗朝廷的所在
续表
救济饥荒
政府认真地采取了与饥荒作斗争的措施。714年阴历九月，一份诏书命在全国扩大从655年起在京师实行的常平仓制。这些粮仓在丰足之年以高于正常市场价格的价格购进粮食，在饥馑之年以低于时价的价格出售储粮；这是一种旨在减轻因价格过分动荡而造成农民困苦的措施。719年，又一份诏书命令在北方诸道以及长江流域和四川的大城市建立这类粮仓。每个州拨给专款作为资金。
同时，原来的义仓制也被改革。各州通过这些义仓应该保存根据地税征收的储粮。但挪用这些粮食作为一般岁入运往京师的做法已成惯例。716年，这种做法被禁止，储粮只准作救济饥荒之用。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发展。到玄宗末期，在义仓储存的粮食储备相当充足，特别在最易发生饥荒的关内、河东、河北、河南诸道更是如此。这些储粮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8世纪30和40年代自然灾害的冲击。[70]
税制
玄宗初期的财政问题并不仅仅是运输征收的粮食和布帛到京师的困难造成的。长期存在的收入不足的局面仍在继续。因不完善的人口登记而使税册漏登大批应该纳税的人这一主要的基本问题，在7世纪90年代变得严重了；这一严重局势只是由于武后并不怎么连贯的重新登记的措施才部分地得到缓和。711年，韩琬重提此事，[71]但在玄宗执政初期，政府未采取行动，不过在使地方行政更有效率之前，这项工作的确是难以进行的。
几乎与丧失岁入的形式同样重要的是富户的数量庞大，它们的税虽然按规定缴纳，却被指定用于贵族（他们是皇亲国戚和武后、韦后时期授予贵族称号和封地的许多官户）的食实封。这一问题的规模难以用数量表示，但709年韦嗣立的奏疏估计有60余万成年纳税者（占当时总数的8%）被分配给封地的拥有者，这些封地所收的丝税超过太府寺。同年另一种估计列出一个数字：140户贵族享有实封，从54个州取得收入，并选州内最富之户来履行义务。[72]在河南最富的一些地方，采邑户尤其是一个问题。确定为采邑户被普遍认为比应征入伍更加糟糕，因为在饥馑之年可能得到的减免纳税的待遇，采邑户常常被故意地取消。在有些地区，这造成了严重的不公平和促使许多被确定的户出逃，从而加剧了未登记的人口的问题。[73]
玄宗对此不能立刻有所作为，因为实封与贵族称号一起是世袭的，不能一笔勾销。然而他确实放弃了不分青红皂白滥封贵族的做法，并把实封减到最低限度，其户数常常只是象征性的，远远低于律令的规定数。但这一制度依然有效；玄宗本人就多子多女，共有59个子女，每人必须被给予贵族称号、管理王府的机构和一份封地，这样就给帝国财政平添了沉重的负担。
玄宗在即位初年也极力公开表示他在杜绝铺张和不必要的开支。714年阴历七月他颁布了严厉的节约法令，内容是禁止织锦，禁止穿刺绣之衣和戴珠玉饰品。此诏甚至对后妃也不例外，为皇宫制造物品的织锦坊被关闭。同月稍晚，为了平息关于玄宗正在为后宫选美的谣言，他把大批闲着的宫女遣送回家。[74]
这时开始开征的一种税收的辅助形式是盐。710年和713年，专使被任命去管理山西东南部的盐池。但这种形式纯属地方的权宜措施。[75]
货币
自7世纪以来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官铸的钱奇缺。约从679年起，政府已削减了铸钱，在武后在位的整个时期，华中和华南出现了大规模的地方性私铸，其中甚至还牵涉一个未来的宰相。682年，规定私铸钱币者要处以死刑，但收效甚微；从701—704年，政府被迫准许公开使用优质的私铸钱，以满足商业的最低需要。705年，规定没收犯禁者的财产以代替死刑。713年，一位大臣抱怨京师流通的钱质量低劣，以致不宜在其他地方使用。但货币的需要量增长得太猛，远远超过了官钱的供应量，所以政府被迫准许私铸钱流通，以免贸易呆滞。
随着宋璟在治政上得势，政府在717年终于企图处理这一问题，并实行以前关于私铸的严格禁令。死刑被恢复，718年的一份诏书重申了禁令，御史萧隐之被派往淮河流域和黄河流域这两个私铸最盛行的中心，企图收集和销毁非法的钱币。但禁令和萧的使命都归于失败，结果导致物价大波动、商业暂时停滞、民众不满和宋璟垮台。最后，政府不得不放松禁令。问题依然没有解决。[76]
反佛教措施
在韦后去世之时，佛教已长期从国家和贵族那里得到无与伦比的庇护，其权势和财富已经盛极一时。公元711年辛替否上奏睿宗，请他注意佛教寺院聚积的大量财富以及富人通过充任僧人或沙弥逃避纳税和其他义务的方法。睿宗与他的姐妹一样，是虔诚的道教信徒，已把道教置于佛教之上，[77]并且不断深受道士的影响。他下令调查佛教寺院拥有的土地和水磨，并命令凡是非法取得的土地一律由国家没收。[78] 712年，他又下令拆除那些未得官方认可的寺院。[79]
玄宗登基后，在姚崇的鼓动下也迅速采取反佛教的行动，姚崇以前在河北任职时，曾以反对佛教寺院闻名。[80] 713年的诏书禁止豪门大户建造私人寺庙或“功德院”，因为这些已经成了逃避纳税和各种形式的徭役的手段。[81] 714年阴历五月，在姚崇提请玄宗注意为了同样目的公然不正当地滥用遁入空门这种现象后，对佛僧的大规模调查开始了，结果使3万余名僧尼还俗。次月，政府明令禁止建造新寺院，同时严格控制对现存庙宇的翻新。[82]
玄宗不但打击佛教界的物质基础，而且试图把佛僧的活动限在庙内并禁止他们公开讲经，后一个措施可能与这一世纪初期几份诏书中公开宣布镇压的各种宗教叛乱者的集团有关。[83]他还企图使用由来已久的方法，要佛僧孝顺其父母，换句话说，就是要承认他们自己没有完全脱离正常的社会关系和摆脱对当局的义务。在这方面，他并没有比他的前人取得更大的成就。[84]他的其他反佛教措施的成就是难以估计的。玄宗肯定仍不满足，因为在8世纪20年代他又推行了新的措施，这将在以后论述。
710—720年的军事改组
玄宗时代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大事件在下面将予充分论述，这里只需提供详细的材料来说明防务政策发生变化的背景。在睿宗执政之初，唐朝在边境面临几个很突出的问题。
在极西部，武后在692年决定维持对塔里木盆地诸国和对准噶尔的牢固控制，这使中国人负担了相当沉重的军事义务。在塔里木盆地，以龟兹为大本营的安西四镇提供了一支分驻于重要城市的“保护性”力量，但这些城市仍保留着土著统治者。这些部队防卫这一地区，使之免受南方的吐蕃以及西突厥、特别是北方突厥的强大的部落联盟突骑施的压力，同时也为了对付阿拉伯人从西面侵入河中地区所构成的潜在威胁。在这里驻军的主要目的是控制经塔里木通往中亚、克什米尔和北印度的商路和经近代阿富汗通往伊朗的商路。
更往北，中国的军队和分遣队分驻在沿天山北侧经伊犁河谷和费尔干纳通往中亚的路线上。哈密和吐鲁番绿洲还驻有中国的守军，那些地方在太宗时期被征服，并正式归中国文官治理。在这些地区有一定数量的中国定居者（其中许多是强制迁来的罪犯和家庭），但绝大部分人口仍是非中国人。这一在今乌鲁木齐附近、以北庭都护府为中心的地区必须加以守卫，以防西面的突骑施、北面的黠戛斯和东北的突厥的侵犯。
8世纪初期驻在西面的守军总数约为5万人，这意味着中国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牢牢地控制经甘肃西北绿洲这条供应他们的路线。在这里，唐朝面临的最强大和最咄咄逼人的敌人是吐蕃人。在7世纪后半期，吐蕃国已经征服和逐渐并吞了在今青海省的原吐谷浑领地。从这一富饶的放牧区，吐蕃人能直接对甘肃西部的敦煌直至四川这一弧形的中国边界施加压力。为了对付这一威胁，中国人自7世纪70年代起逐渐设立永久性的卫戍部队和分遣队，它们以军垦为后援，使部队在这一交通困难的地区至少能部分自给。直接的吐蕃侵略在700—702年的一次惨败后结束，此后发生的内乱和吐蕃幼王的登基暂时迫使吐蕃人把精力集中在内部事务方面。从707—710年与中国人的长期和谈，在睿宗即位前不久以和亲结束。吐蕃人能够从唐朝廷取得非常有利的条款；和谈的部分内容是把黄河上游称之为“九曲”的领地割让给吐蕃，这一地区对武后时建立起来的防务体系是极为重要的。吐蕃人可以由此直接威胁长安周围的京畿区，它的丧失大大地削弱了中国的战略地位。
714年，吐蕃人要求缔结一个正式的和约，玄宗同意。但和约刚缔结，吐蕃人就攻击兰州，造成很大的破坏。虽然在714年后期吐蕃人遭受了决定性的失败，中国人从此能够控制其边境并再次建立起防御工事，但吐蕃人这种欺人的背信弃义使玄宗产生了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痛恨，并多年不愿再作任何和平安排。[85]
沿关中和河东两道的北部边境，唐王朝面临的是游牧民族宿敌东突厥人。691年默啜可汗登上汗位后，突厥又发展成一个令人生畏的强国，到8世纪初期，它在从满洲边境直到西方的费尔干纳的整个草原地带称霸。突厥人在武后时期屡次袭扰中国边境，但中国人在705年惨败于他们之手后，就沿黄河北道建立了昂贵的、由常备军和永久性堡垒构成的防务体系，以重兵驻守，从而有效地遏制了进一步的大规模入侵。同时，基本上以他个人统治为基础的默啜的“帝国”受到西面和北面的臣服民族的日益加强的挑战，所以在睿宗登基时，默啜在全力进行他在极西部的战役。从711年起，他不断与唐王朝进行和亲谈判，以期支撑他在其臣服民族中的衰落的权力；714年，虽然他攻打了中国西面的北庭诸前哨，但他从未严重地威胁中国本部的边境。716年他的死亡进一步削弱了突厥人的力量，他们的许多附庸部落纷纷投向中国。以后北部边境的动乱并不是突厥人造成的，而是来自已在北部关中和河东（今陕西和山西两省）的中国领土上定居的突厥族和其他游牧民族的集团；驻守在这一区域的强大的边防部队负责对付它们内部的暴动以及来自草原的袭扰。[86]
从696—697年，生活在今河北和辽东省边缘地带的两个游牧民族——突厥血统的奚族和准蒙古族的契丹人——在东北崛起，构成了强有力的威胁，当时他们已把中国人赶出南满并侵入河北。他们被赶回后，由于得到突厥的援助，就像新兴的振国（后来的渤海，由在南满的高丽残余组成）那样成了突厥的附庸。他们多年来被幽州（今北京）都督薛讷所阻。薛在711年调任后，新督愚蠢地企图对他们发起进攻，结果造成了一段时期的严重对抗。[87]但到714年，鉴于默啜的力量明显地衰落，奚和契丹都决定作唐朝的属国。717年，中国在东北的地位又牢固地树立起来，并在位于现代辽东的营州恢复了都督府，719年还在那里派驻强大的军队。[88]
因此，这段时期对中国的防务政策来说是相对安定和有成就的，部分的是因为邻近的几个最具侵略性的强国每况愈下，部分的是因为武后和中宗时构筑的永久性的防御工事起了作用，部分的是因为唐朝一般采取了和解性的外交政策与和亲手段。姚崇和宋璟都经常力促玄宗在对外关系方面要谨慎从事；玄宗也许需要克制，因为714年吐蕃入侵以后，他计划亲自领兵进行大规模的讨伐，只是由于边境将领的胜利才未成行。717年，宋璟甚至反对把中国的管辖扩大到辽东，因为这是不必要的负担。
然而，虽然这10年中国人没有采取任何侵略性的扩张政策，但他们仍不断在易受攻击的北方和西北边境一带构筑防御工事。到722年，据张说估计，军队总数已增加到60余万。[89]在玄宗初期，极力加强兵力的地区是陇右（甘肃南部）、河东和东北，这是一些能使中国境内关键的道遭受外来威胁的地区。
但比单纯建立边防军更加重要的，是对他们的控制和部署的变化。在所有的边境区，尽管它们的战略位置迥然不同，中国人仍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危险因素。他们的潜在敌人吐蕃人、突厥人、契丹族和奚族都是高度机动的游牧或半游牧民族，他们的目标不是永远征服中国的领土，而是对边境地区进行突然袭击以掠夺粮食和其他物品，并掳俘居民为奴，特别是抢走牲畜和马匹。只有吐蕃企图长期征服中国的边境领土，但即使在当时它也是很有限度地进行这一活动的。
这类一般不很持久的战争尤其需要指挥的灵活性和作出迅速反应的可能性，它还需要庞大的边防军，因为所有这些民族能够把数以万计的精于骑射的军队投入战场。要对付这类挑战，像唐初建立起来的那种唐代军事体制是很不够，也不能适应形势的。整个军事组织高度集中。无数以几百人驻守的小的镇（或戍）已在边境成立，置于地方行政的控制之下。但万一出现超过规模很小的地方冲突，中央政府就必须集结“行军”。这种军队的组成部分是通过动员隶属于各卫的府兵，部分是通过大规模征兵。通常政府必须从京师禁军的将领中任命出征期间的统帅及其部属，但有时从正式的官员中任命，其中许多人能随时出将入相。这种完全特殊的组织必然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组成。所有动员、训练、向前线运兵、兵员的供应和装备等工作都必须临时完成。当需要进行计划周密的反攻或大规模讨伐时，它证明可以应付裕如。但如果要对只有有限目标的机动灵活的敌人的攻击作出迅速的防御反应，这一制度实在太慢，太不方便。到大军到达边境时，敌人一般早已撤回自己的境内了。
在高宗和武后时期，防务因成立大批长期的边防戍军而得到加强。这些军队一部分是有长期任务的府兵，但长期服役的健儿的人数日益增加，他们之中——特别在骑兵中——有的人是非汉族人。这些常备军最早设在吐蕃边境的西北和中亚；从7世纪90年代起，河东和河北北部边境一带也部署了这种军队。但即使这些军队中最大和最训练有素的力量，在孤立无援时也不能抵挡一次大进攻。
随着睿宗的即位，边防不但得到足够的兵力，而且还有一个经过协调的指挥机构；如果遭到进攻，这一机构能够迅速部署这些部队而不会有一成不变的制度所带来的那种等待中央政府任命战地统帅和动员野战军的长期延误。从710年和711年起，任命长期的节度使以指挥各防区的做法逐渐成为定例，而根据传统，以前各防区是归远征军的总管指挥。这一制度并不是一下子在全边境实行的，而是在以后10年中逐渐发展而成，但在8世纪20年代初期，北方和西方边境已被组织成九大藩镇。这些可见之于表8和地图10。
表8 玄宗时期的边境藩镇
注：*不同的藩镇设立的日期很不相同，人们往往很难确定，日期是指授予节度使头衔的时间，或是指正式设立藩镇的时间。
＋平卢虽然单独设藩镇，但在742年前总的说受范阳节制。
地图10 玄宗时期的军事编制
部分根据浦立本的《安禄山之乱的背景》（伦敦，1955年）地图2制作。本图未标出北庭和安西两个边西藩镇，或河西的极西部分。剑南军事组织的材料非常混乱和矛盾，事实证明不可能在地图上详细标明。
以上各“藩镇”的节度使拥有一大批他直接指挥的部属和军队（通常称经略军），对规定数目的边州军务有完全的管辖权，并且能指挥该地区所有独立的军、镇和小分队。归节度使调动的兵力十分庞大，其数从2万直至9万余人。对如此众多的兵员的维持造成了后勤支援的大问题，由于运输口粮和物资到边境地区的困难，这些问题就更加严重了。后勤供应由支度使负责，他们受权掌握大量中央政府的资金，以购买军粮、军衣和军用装备。许多军队高度依赖军队自己耕种的地方屯田。这些田地由营田使经营管理。在最初，这些职位由专门的官员担任，但从8世纪20年代初期起改由节度使兼任；节度使另外配备有专门知识的部属来处理这些后勤和财政问题。729年后，范阳的军队部分地通过海运得到供应，因而范阳节度使另负海运的专责；而朔方的节度使则控制连接其各地军队的黄河上游的河运，同时还掌握地方盐的生产。
节度使历年取得的非军事职能还不止这些。朔方的节度使在734年，后又在746年兼任关内道的采访使，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在一个远比他们实际的边境藩镇广大的地区管理民政。从737年起，剑南（四川）的节度使甚至兼有邻近山南西道采访使的头衔。725年，政府正式承认把节度使的藩镇纳入行政体系的做法，节度使获准使用“木契”，使他们正式有权进行重大的财政转账和个人指挥大军。节度使身边有时有一监军，监军通常是御史，但737年后有时是宦官，他负责报告节度使的行动和维护朝廷的利益。但一般地说，节度使获准有很大的行动自由和选用自己部属的权力，不受文官政府繁琐行政手续的不当的掣肘。
边境藩镇的组织在玄宗初期逐步形成，它们的情况肯定不一样。至少在732年前，在设立永久性新藩镇的同时，政府仍在动员野战军和任命其统帅。军队的固定建制、小分队和军队的人数及支撑他们的固定财政拨款都是直到737年才被确定下来的（下面将予论述）。
在初期，直到8世纪30年代中期或更后，除了西部各藩镇外，大部分节度使为高级文官，他们兼任其他高级职务，希望在任期满后调至中央政府。例如，范阳最早的五个节度使都曾一度担任过宰相。许多这类官员虽然身为文官，但可能在武职中几乎度过他整个官宦生涯，而且是与许多将军一样的职业军人。但他们仍渴望在中央政府担任高官。他们的任期一般比较短，在藩镇的时间很少超过4年，然后又重任文官。因此这些最强大的军队是牢牢地受朝廷控制的。
只有位于中亚的安西和北庭及吐蕃边境的河西和陇右诸藩镇是例外，因为那里边境战争的危险不断出现。这里文官很少接受带兵的任务，这项工作一般由职业军人去做。这些将领镇守的时间一般比其文官同僚更长。他们通常根据需要在西面的藩镇中调动，但很少担任文职。他们的部属也几乎全部是职业军人，由此产生了一批久经沙场和在战斗中得到锻炼的将领，他们的戎马生涯全在边塞度过。到8世纪30年代，人们发现这些人都在北部边境的诸镇任职。
事实证明，新体制眼下对防务体系作了最有价值的改进，并且在玄宗巩固政权的最初的关键几年有效地保卫了中国。但它确实使压倒一切的兵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只要皇权不受挑战，他们仍是王朝的忠仆，一切平安无事。但他们仍是产生危险的潜在根源。当玄宗在716年，后来又在729年任命诸王为名义的节度使时，他也许意识到这种危险。诸王留在京师，由拥有节度使全权的副大使履行他们的职责。行政工作的进行实际上没有变化；这些正式的任命象征性地说明，节度使仍是皇帝的臣仆，而不是半独立的地方统治者。[90]
玄宗及唐宗室
玄宗在他执政开始时面临的最大问题也许是如何结束皇族成员、宫中后妃和外戚对宫廷政治的不正当干涉。他是在太宗时期显然十分巩固的皇帝权力已被削弱和侵蚀半个多世纪以后登基的。以前连续三个皇帝都完全受他们的皇后或女眷的支配，并且听任宫廷阴谋以及个人宠信的人物和外戚成员破坏政治发展进程。他以前每一代皇帝的统治都被激烈的继位争端搞糟，这些争端把朝廷弄得四分五裂，结果没有一个原被指定为皇太子的王子真正登上皇位。
要紧的是，不能再让后妃支配政治。每当发生这种情况，它不但给帝皇的权威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而且导致政治的普遍不稳定。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皇家妇女没有公认的政治地位，她们只能秘密和间接地施加影响和压力，来左右政务的发展。
一切外界的势力都可以通过皇室妇女间接对皇帝起作用，因为她们能在皇帝闲暇时不受严格的宫廷礼仪接近他。地位高的后妃都出身于大贵族门第，她们的近亲常常深深地卷入宫廷政治斗争之中。与皇帝儿女攀亲的姻亲也有相似的背景，因此皇室就陷进了与京畿地区大贵族门第的复杂的联姻网络之中。虽然宫廷妇女身居深宫，由宦官守卫或管理，但这种隔绝状态与以后相比还是很松的。唐代的上层妇女享有很大程度的独立，所以当时宫廷妇女无疑与宫外的亲属和社会保持密切的接触。这类联系也是一种潜在的危险。
另外两个集团也能方便地接近后宫成员。第一种人是宦官，他们享有作为皇帝家奴的特权地位，但在8世纪开始时，除了像皇帝宠信的宦官高力士[91]（他在反韦后的政变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类特殊人物外，相对地说依然无权。第二种人是僧道之流。宫廷的妇女历来虔诚，是佛寺道观和个别僧人的慷慨施主，有的僧人通过这种方式在宫廷取得很大的权势。
玄宗的王皇后[92]出身于太原的望族。她的父亲王仁皎（651—719年）曾是一低级的禁军军官，在玄宗成为皇太子后，他因皇亲关系而升至一个高级但不重要的职位。王皇后的孪生弟兄王守一是玄宗推翻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时的密谋者之一。玄宗在未得势时与他交往甚密，后来他娶了睿宗的七女清阳公主。虽然两家联系甚密，玄宗对王守一又欠了特殊的恩情.但王氏家族从未得到任何重要的官职。王守一担任过殿中少监及太子少保。父子二人都被封为公，积聚了巨额财产，但玄宗小心翼翼地不授给他们任何有权势的职位。[93]
王皇后不能生育。由于当务之急是尽快解决继位问题，所以在715年之初，玄宗之次子郢王李瑛被指定为太子。[94]李瑛为玄宗的赵丽妃所生。出于某种原因，刘华妃所生的长子李琮未被提名。人选之确定可能是因为赵丽妃善于歌舞，自708—709年在潞州时期就受到玄宗的专宠。
另外还有玄宗的弟兄们和他的叔父李守礼，太平公主在睿宗时期就曾提到他们的皇位继承权问题。
前面已经谈到，姚崇和宋璟在711年已经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办法是禁止皇室诸王统领禁军，因为这种部队使他们取得发动政变的兵力。对公主的配偶也下了类似的禁令。后来，玄宗的弟兄和李守礼被任命担任一般是在长安附近的几个重要的州的刺史或都督，同时在朝廷担任并无实权的礼仪性职务。这一措施在714年被正式规定，安排应有两个亲王在朝，三月一轮换。[95]
把诸王调离京师的目的不仅是阻止他们本人发动政变，更重要的是防止他们被朝廷中寻求皇室傀儡的对立党派所利用。他们受命管领很重要的州；例如李成义在防御契丹的关键时刻是幽州（北京）刺史。但诸王参与州的行政管理的程度是值得怀疑的。至少李守礼就把公务交给他的副手处理，自己则以狩猎、饮酒、听音乐和寻欢作乐度日。[96]
不论这一政策对帝国几个最重要的区域的行政带来多么不幸的后果，但它确使诸王摆脱了宫廷的阴谋。幸运的是，玄宗与他的弟兄手足情深。714年，他把他们以前在长安共住的一座王府扩大和改建成自己的离宫（南宫或兴庆宫），并分赠诸弟兄各一座附近的王府，以便互相访问。诸王形成一个多才多艺的家族，他们专心于文学、音乐、学术以及唐代贵族珍视的那些上流社会的运动，并且还有许多与皇帝相同的爱好。[97]
与皇帝最亲密的亲王是李成器，他也热爱音乐和戏剧，经常与皇帝摆酒设宴，狩猎，打马球和斗鸡作乐。李成器对政治深感兴趣，特别获准每年把他自己一年的大事记送交官方的修史者。这是一项严肃的工作，每年送交的记载多达数百页，但仍存在一种默契，即他从不想与皇帝讨论当前的政务，也不想形成任何政治派别。[98]弟兄之间的亲密关系是温暖的私交关系，它并不意味着诸王以任何方式分享玄宗的权力。
同时皇室以惊人的速度在扩大。玄宗有59个子女，其中许多人生于他登基之前。再下一代人数甚至更多。他30个女儿的子女的情况无记录可查，他们自然应算做驸马的家属。《新唐书》中的皇族谱系列了他29子中的20个，孙子共94人。但这些只是总数的一小部分，因为其中大部分或被分封，或担任高官。我们已知，他的第四子有子女55人，第六子有58人，第二十子有36人。这些孙辈中，有34人被封为郡王，24人为国公，如果这些人全按719年唐律规定接受足额的封地，单单他们的岁入就吞没了将近25万户的税。他们收的津贴肯定不是足额的，往往只收到象征性的封地，但对诸王的支撑和维持显然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726年以后，皇帝在城的东北角专门为诸王建立一座王宅。这一为王子建造的建筑群称十王宅，它因最早在那里定居的诸子而得此名。十王宅后来扩充到北面的御苑内；737年的一个时期，王朝又在同一区为皇帝的孙子营造一群院宅，称百孙院。[99]
从此，皇室的子女都在宫内成长，但当他们被封后，他们不是像以前那样在宫外得到宅第，而是在这一建筑群中分得自己的院落，他们就与其家庭在那里居住，并受中央的监督和由皇宫供应一切用品。这样就对皇室成员作了进一步的限制，并便于皇帝遏制他们的活动。各王另立皇族新“房”并自定礼仪的旧制也到此结束，这是诸王地位衰落的一个标志。[100]
玄宗朝中期，720—736年
720年正月，宋璟和苏颋失去权力。宋璟因在命令御史台处理大量积压案件时采取高压手段而引起了普遍的不满。这一丑闻甚至被皇帝的徘优嘲讽一通，皇帝本人也认为宋璟有严重错误。但他被撤职的直接原因并不是这一丑闻，而是限制淮河和长江地区私铸的灾难性失败及其代理人萧隐之御史在推行这些措施时的严厉和不人道的方式。这一切引起了极大的不满，以致皇帝免去宋璟和苏颋的宰相之职，并把萧隐之撤职。宋璟和苏颋都留在朝廷，前者得到有名无实的最高品秩，后者担任礼部尚书。苏颋不久外放任剑南的节度使和采访使，在那个以艰巨闻名的职位上取得卓越的政绩。宋璟在朝廷得到元老的待遇，722年，他任留守，负责长安的事务，724—725年朝廷迁往洛阳时又任此职。[101]
随着宋璟的失权和不久的姚崇之死，一个时代结束了，这一时期的官方历史的作者柳芳描述这个时代的特点如下：“姚崇、宋璟、苏颋等皆以骨鲠大臣，镇以清静。朝有著定，下无觊觎。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102]
这是一个巩固的时代，一个明智地运用皇权的时代，一个克制的时代，尤其是一个没有对外进行劳民伤财和野心勃勃的冒险行动的时代——正如9世纪初白居易的一首讽刺诗所言：“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
对玄宗以后的唐代作家来说，如果这不是整个唐朝的鼎盛期，也是玄宗在位时的鼎盛期。但在许多方面，在以后的10年和更长的时期中，人们可以看到姚崇和宋璟时期许多政策的继续和进一步发展。
720年正月被任命的新宰相为源乾曜和张嘉贞[103]（666—729年）。源乾曜在姚崇罢相之前一度与姚同任宰相。张嘉贞则是一个北京地区的世代名门之后，他的先祖在隋代已在河东西南（今山西）的濮州定居。他在686年前后的明经考试中得中，但在第一次授职中因有过错而被撤职。后来在8世纪初期，他被推荐担任去河东道视察的一个御史的非正式助手，这位御史用他起草奏议，并把他推荐给武后。武后对他印象很深，就任命他为御史。在兵部和中书省任职后，又担任重要的道的都督之职；在玄宗时他任并州长史，在那里赢得了官风整肃的政声。717年，他在太原建立一支3万人的大军（天兵军）以监视在默啜汗死后就向唐投降并定居在河东北部的许多突厥人，张嘉贞就在该道任节度使。
虽然新宰相都没有姚崇或宋璟的那种形象，但两个人都因对职守兢兢业业和确立健全的行政而见称于时。721年阴历九月，在老对手姚崇死后几天，张说被起用为第三个特任宰相和兵部尚书。他自713年被撤去宰相之职以来，先后在一些道担任要职，政绩卓著；最后他接替张嘉贞而任太原天兵军的节度使。[104]
有一段时间张说的大部分工作与军务有关。从722年阴历四月至723年阴历四月，他任朔方军节度大使这一要职。朔方藩镇控制着紧靠长安北部的关中边境。722年后期，张说在那里与叛乱的突厥人作战，因为这些突厥人在党项人的支持下前一年在鄂尔多斯地区崛起，这时又发动叛乱。张说平定了叛乱，并把继续住在中国边境内的鄂尔多斯地区的5万非汉人远迁到今河北和河南省交界处的内地。[105]
随着边境问题的解决，张说建议大量削减当时号称60余万的边防军。他提出让其中的20万人解甲务农。张说认为边将在设法拥兵自重，皇帝虽有所犹豫，但仍被说服，同意了他的计划。同时张说又提出一个方案来代替以府兵短期配备各卫的旧制度。他要求把骁勇善战的彍骑军（他们不承担一切特殊任务）吸收到各卫和北门军中，以加强京师的防御。[106]
723年初期，张说和张嘉贞发生严重争吵。多年前，张嘉贞在兵部是张说的部属，但现在他作为右相已不愿再屈己就人。张说对此心怀不满；当张嘉贞的弟兄因渎职获罪而张嘉贞本人又拒绝向皇帝表示悔悟和请罪时，他被解除宰相之职，怀着对以前同僚的怨恨被外放出任刺史。张说接替了他的中书令之职。[107]
代替张嘉贞的人选是王晙。[108]如同张说的情况，这一任命似乎是有意识地让一名有经验和有权势的军事领袖厕身于宰相之列。与张说一样，王晙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和特任的宰相；一个月以后，他就任朔方节度使，前往边境赴任，并视察河西、陇右、河东、河北及自己掌管的朔方诸藩镇的兵制。他不参与朝廷的事务；723年阴历十二月，他被贬为长江流域一个州的刺史，因为有人指控他结党和重用亲戚。[109]
从张嘉贞之撤职直至726年初这段时期，朝廷完全被张说控制。这是最后一任内阁，在此期间，政务仍被在武后时已担任高官并继续推行许多从她开始的政策的大臣所左右。直到此时，玄宗的全部宰相都通过科举考试，大部分来自洛阳地区或东北。
姚崇时期推行的集权化政策这些年仍在继续实施，而张说进行的两大改革又把相权牢固地树立了起来。722年末的命令规定，宰相得享受300户实封的岁入。[110]这是第一次给他们提供实职俸禄以外的收入，并承认宰相的职务不再是兼职的咨询性任命；因为在以往，宰相应在午前完成任务，其他时间应在他的省（或部）工作。次年，这一新情况被制度化。以前宰相的会晤地政事堂被改为正规的宰相官署即中书门下，宰相们的政策建议即以此名义送呈皇帝。宰相的官署开始有自己的分成五房的僚属，它们分管吏务、枢机政务、军事、财政和司法。[111]
中书省和门下省的职责界线多年来变得越来越模糊，现在更加纠缠不清了。以前原由各自秘书班子履行的起草和审议的职责现在改由各院——特别是隶属于中书省的集贤院——的班子负责。[112]集贤院在718年成立，在725年被改组和改名，当时由张说领其事。它的成员都是兼职的干练官员，受宰相和皇帝之命草拟文告和充当学术顾问。[113]
这些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们给宰相们提供有效地控制政务所必需的个人支持，当只有一个强有力的宰相——皇帝的主要顾问——时也是如此。它们还使皇帝能够任用各院的学士起草文件和拟订政策，避免正规的官僚机器制造的拖拉和积压。虽然在开始时集贤院学士（他们在中书省管辖之下，虽然管辖比较松散）普遍地就以这种方式被使用，但皇帝的其他私人秘书则从翰林供奉选调，直接隶属于皇帝。738年后，这些人被学士院学士代替，学士院学士开始越来越多地为皇帝起草诏令。这些发展为唐王朝以后政务处理的重大改变奠定了基础。
源乾曜和张说继续贯彻和加强推行的另一个政策是试图让更多有才能的官员到地方政府任职，并确保中央政府中的大臣有地方的行政经验。由于源乾曜本人对此深有感受，所以他在720年就任宰相后，就要求把他的任京官的三个儿子中的两个调到地方。[114]这一规定扩大到在京任职的文武官员的家族，他们的许多亲属被调到地方任职。
720年阴历五月，已在717年停止活动的按察使被重新恢复。721年，在京的每个高级官员和所有州刺史都奉命审查一个县令官署的政绩，然后建议对县令的奖惩。[115] 722年，政府采取措施以保证增加地方官员的官俸，同时削减给高级京畿官员随从的津贴。另外，皇帝本人在这几年的巡行中也召见地方官员，有时给失职者以降级处分。[116]
725年初期，皇帝挑选在京的11名杰出官员——包括源乾曜的任大理寺丞的侄子——出任州刺史。在任命时皇帝设盛宴招待朝廷百官。但甚至在这样公开的场合仍有一个被选派的官员不愿外调，玄宗大为恼怒，于是就把他贬黜。在朝廷为官的吸引力仍大于使地方获得良好吏治的需要。[117]
皇室的问题
有明显的迹象表明，玄宗在位初年建立起来的政治平衡正日趋不稳。皇帝决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他与自己家族的关系方面。720年阴历十月，皇帝的四弟李范被牵连进一个奇特的事件中。李范是著名的潜心于学术的学者、书法家、古文物收藏家和藏书家，又是与许多学者交往甚密的庇护人。他现在与他妹夫（即睿宗幼女霍国公主之夫）裴虚己一起被控不正当地查阅预言吉凶的巫书——这一指控通常是含蓄委婉地指策划取代皇帝的宫廷阴谋。裴与公主离婚，被放逐到遥远的岭南。同时，李范的两个亲密的文人助手被贬至地方工作，原因是他们违背了皇帝最近的禁令，即诸王、驸马及其家庭成员不得与其近亲以外的人进行密切的社会交往。另外，所有术士不得进入官宦之家。[118]
李范本人未受到任何惩处，在726年死前，与皇帝的关系依然很好。但在720年和721年，前此10年在地方任职的诸王都被召进京，长兄李成器担任太常寺卿，李成义被授予威望很高的司徒的荣衔。其他诸弟则在太子府任职。这种情况的发生，可能应部分地归咎于诸王对他们州的职守毫不热心，源乾曜在716年曾经对此有过抱怨。但更可能的是，皇帝感到他们与自己的诸子一样应该留在京内，以便监管。
725年，他的另一弟李业也与一件涉及皇甫恂和韦宾的十分类似的事件有牵连：皇甫恂为殿中监；韦宾为李业的内兄弟，又是太子府的重要官员，太子娶他的另一个姐妹为妻。他们被控向术士卜问休咎。这一次的后果更为严重。韦宾被鞭笞致死，这也许是因为他是主犯，也许是因为他与皇太子瓜葛太深而使他成为参与宫廷阴谋的十分危险的潜在敌人；皇甫恂被放逐至岭南。但李业及妻子又逍遥法外。李业继续任太子少保，在734年极尽哀荣地死去。[119]
比他弟兄的问题甚至更加严重的是皇后的地位。他即位初期，后宫中以元献后和武惠妃最受宠爱。元献后是隋朝大臣杨士达的曾孙女，武后之母也来自这一门第。元献后于710年被选入后宫，生一子（后来为肃宗帝）一女。她与张说联系密切，她的女儿就嫁给张说之子为妻。但在玄宗登基后不久她就去世。[120]玄宗后来特别迷恋另一个妃子武惠妃，她为他生下四子三女。武惠妃是武后的近亲武攸止之女，她的母亲也出身于无处不在的杨氏大姓。[121]
王皇后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是姜皎，在玄宗朝的头10年中，他是皇帝贴身的亲密宠臣，与源乾曜又是姻亲。在722年，皇帝与无儿女并日益被冷落的王皇后的关系趋于紧张。皇帝因她无子女，就与姜皎秘密商量将她废黜，但姜皎把此事透露给皇后。娶皇后之妹为妻的一个皇族低级成员报告了姜皎的这一轻率行动。玄宗处以鞭笞并把他放逐，他死于途中。[122]
皇后这时比以往更有理由担心自己的地位，她一心想生出一个儿子来维护她在宫廷的地位，虽然皇帝还没有最后决定让别人代替她。她的胞兄弟王守一这时安排一个和尚为她作法画符，以保证使她生子。当724年阴历七月此事败露时，王皇后被贬为民。王守一被流放，与皇室之妻离婚，最后奉命自杀。但前皇后没有另受惩处，而在宫内另住一地，在阴历十月死在那里。其他的妃嫔都喜欢她，皇帝本人也后悔将她贬黜，就像他后来后悔对姜皎的惩处那样。[123]
与张说发生过冲突、此时任户部尚书的前宰相张嘉贞也受王守一之案的牵连，被外放到浙江任刺史。王皇后的贬黜可能出于政治动机；有人主张，与武家有长期亲密关系的张说一直支持武惠妃反对皇后，但这主要是推测。可以肯定的是，皇帝没有封武惠妃为后，她仍为惠妃（一等宠妃），不过她家族成员得到的那种荣誉和升迁却相当于皇后家族的待遇。726年稍晚些时候，他打算封她为后，但当他宣布这一意图时，有人反对，认为此举不明智，因为她的家族曾经是唐王朝的宿敌，还因为既然她不是皇太子的生母而有自己的儿子，封后之后可能会使继位问题陷入危机——事实证明这一预言十分准确。皇帝生前从未封她为后，虽然她无疑仍保持第一妃子的地位。
关于贵族的复起
8世纪20年代初期最重大的政治变化也许是作为一支活跃的政治势力的关中旧贵族的重新崛起。第一个明显例子是宇文融的崭露头角（详下文）和李林甫在政治舞台上的出现。贵族对那些保卫经过考试选拔和在武后时期开始当官的东部人利益的老卫士进行挑战，从而造成了下一个10年的尖锐的政治分化，虽然对立集团的界线绝不像有些人提出的那样泾渭分明。
除了8世纪20年代贵族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崛起外，还有其他迹象表明，有严密界限的贵族的旧思想正在复活。在这一世纪初期，在太宗时期最受人关注的宗谱已经重新时兴起来，在玄宗在位的整个时期它吸引了许多学者，其中包括许多最著名的官方史学家。刘冲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中宗时期提议编一部全帝国最有名望的家族的官修宗谱大全。重要的是，他提出它不应根据以担任唐代官员为收录标准的659年的《姓氏录》，而应根据638年的《贞观氏族志》编纂，因为后者更注意传统的社会地位。在前一世纪虽然容许改变家族的地位，但这时的情况似乎是，在名门大族面临武后时期吸收的出身较低的人的政治挑战时，新的宗谱汇编可能旨在重新树立这些大族的社会地位。
不像以前的汇编，这部作品是委托给包括刘冲（他的家庭有专门编修宗谱的长期传统）和刘知幾在内的官方修史者编写的。它修成于713年，并在同年送呈玄宗，其篇幅不少于200卷。编写的态度显然是慎重的，因为作者们奉命校正和使之符合当时情况，然后把它颁行于全国。在723—726年期间，著名的史学家韦述又加以补充，结果写成长达20卷的补编，名为《开元谱》。从实用意义上说，还不清楚修志的实际意图是什么。刘冲的奏疏提出，这个项目意味着要区分士大夫与平民的出身，不过唐代的任何材料都没有官方鼓励这种区分的记载。但从16世纪起，在一批中国宗谱著作中保持着一种持久不衰的传统，即在717年颁布一个诏令，规定26个大家族的突出地位，并禁止其成员与这些家族以外的人通婚。在整个玄宗在位期间，宗谱研究继续发展；749年，当贵族的地位已经提高了十多年时，李林甫颁布了《天下郡望姓氏族谱》，它似乎表明通婚只限制在这一集团内部。[124]
因此从玄宗朝初年起，政府似乎已在支持旧贵族的社会权利，在8世纪20年代以后，高级官员中的旧关中贵族成员的人数稳定地增加，当然，玄宗一定早在即位之初就开始吸收他们了。
贵族政治势力的另一个源泉无疑是与皇族结成的复杂的姻亲网络。根据掌握的诸王的婚姻材料，他们几乎都与关中和河东南部地区一小批名门氏族通婚。有些家族不断地与皇室通婚。例如，娶睿宗之九女并在720年因与李范牵连进丑闻而被流放的那个倒霉的裴虚己有一个弟兄娶皇族成员为妻，其子也与皇族通婚。另一个弟兄之子和孙也被选为驸马。他的从兄弟裴巽是睿宗之七女薛国公主的第二个丈夫（她的前夫王守一724年在他姐妹王皇后遭贬后被处死）；他的孙子也成为玄宗的一个幼女之夫。
杨氏、窦氏和薛氏及隋朝的宗室提供了许多唐皇室的配偶；单单前隋皇室的一支，就连续三代有成员为皇室配偶。与唐皇室结成婚姻网络的另一个例子是8世纪40年代脱颖而出的韦坚的家族。他的一个姐妹嫁给李业（玄宗之弟），另一个姐妹嫁给皇太子李瑛，而韦本人则娶皇帝的宠臣姜皎之女为妻。
值得注意的是，一再被选为皇室成员配偶的家族中有许多人在殿中省、东宫或在为皇帝服务的官署中任职。但皇室不可能只与专为宫廷服务的一小批朝廷精英通婚；皇室的关系有广泛得多的政治含义。玄宗的有记载可查的32个女婿中，已知与唐代宰相有亲戚关系的不少于19人。玄宗的三个女儿就嫁给了源乾曜、张说和萧嵩这三位宰相之子。把女儿下嫁张说之子（他后来成为玄宗重要的宠臣）一事说明，这种联姻不仅仅面向大贵族，因为张说的氏族是默默无闻的，8世纪50年代的宗谱学家拒绝予以收录。同样，在玄宗在位的后期，公主也曾下嫁给他的宠妃杨贵妃的较无名望的家族的成员。
宇文融的崛起
传统的史学家认为，8世纪20年代初是玄宗执政的转折时期：军事的胜利助长了他对外扩张的野心，同时他又放弃了早期的俭朴和克制，这时玄宗开始处于一批批因拟订使他能实现其目标的财政政策而得宠的大臣们的影响之下。宇文融[125]就是其中的第一个人，历史学家对他进行了无情的指责。
但当宇文融在721年出现于政治舞台时，朝廷已面临对玄宗的宏图毫无帮助的和不可避免的财政问题。户籍册列有应履行租庸调税义务的人口及他们通过均田制取得的土地之数量，但几十年来已有人抱怨户籍登记制严重地被忽视。忽视的部分原因是没有系统地对各家各户进行再登记和对原来登记的内容进行修正；部分原因是全国许多地方原来的课税和土地制度很不完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逃亡户的问题日趋严重，一些人为了逃避纳税和劳役而离乡背井，在其他地方定居而没有登记，所以未予课税。同时，大地产的数量大量增加，其中许多为出身较低的官员所有，他们需要地产以稳定他们的经济地位。例如，据张嘉贞的传记记载，他在朝廷卿相中以不追求大房地产闻名。利用因缘时会的人不但有暴发户，而且有历史悠久的名门成员。例如，出身于东北世家并在8世纪20年代曾任包括刑部尚书在内的各种高级官职的卢从愿因积聚大量地产而臭名远扬，最后因这一名声而未能当上宰相。
721年，宇文融首先提出应全面检括所有未登记的逃亡户。他是北周皇室的后裔，通过世袭特权而不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由于源乾曜的庇护，此时正担任御史。经过廷议，朝廷颁诏，限令未登记的定居者在百日内向官府投案，然后或是重返故里，或是在所居地重新登记。未投案者将被集中并运往边境。这一措施似乎未认真执行，并且遭到一定程度的抵制。723年宇文融又拟订一个新方案，它规定向官府投案的未登记的定居者可以免税六年而缴一种特殊的“轻赋”，这样，那些占地者就能以非常有利的条件取得正式的地位。为了推行这一措施，宇文融被特命为劝农使，并配备一批有专才的判官，他们作为额外的御史被派往全国各地监督此方案的实施。
这一方案取得很大的成功，甚至得到漏登户本身的欢迎。724年，宇文融的班子又增加了判官，最后，不少于80万个未登记的户及相应数量的漏登土地列入了簿册。这个措施的重要性是明显的；这些家庭约占726年登记的7069565户总人口的12 %。玄宗对此非常高兴；725年，宇文融升任户部侍郎，并开始在朝廷起重要的作用。[126]
但方案引起许多人的反对。皇甫憬和杨相如上奏说，这样会引起人民的困苦，并会鼓励地方官多报未登记的占有地者数字来取悦朝廷。但宇文融得到源乾曜和中书省舍人陆坚的有力支持，反对者都失宠。甚至在方案付诸实施后，异议继续不断，直至皇帝被迫就此事专门进行廷议，而在讨论时又有人反对。
这一方案不过是全面贯彻一个已经施行了两个多世纪并详细载入玄宗早期精心修订的律令中的制度罢了，但竟会引起这样一场骚动，实在令人费解。反应部分是经济性质的：如果这一制度被忽视，那么应该推行它的官员就成了主要受益者，因为这样能使他们大量收买土地和吸引原来被迫离乡背井的家庭为他们劳动。当然，反应部分也是政治性质的：宇文融是贵族，不属于自武后时代起就控制朝廷和占突出地位的科举出身的官僚集团。他还主张用合理的制度来解决朝廷的重大财政问题，而不是采用张说力主的那种导之以德和齐之以礼的政策。同时，张说与同僚宰巨源乾曜的关系开始趋于紧张，如上所述，后者为宇文融的支持者。但更重要的是，真正的反对与其说是针对重新登记，不如说是针对进行再登记时使用的非正规制度的方法，即专门任命宇文融为劝农使，并为他配备一批助手，使这些人摆脱本应通过它们进行这类改革的各级官僚机器而自行其是。在玄宗朝较早的时期，地方已使用专使来改造运输体系和组织盐的生产，所以这种非正规的组织不是新鲜事物；但宇文融的改革是一项全国推行的重大政策，它突出了这类特权对原有的官僚机构所构成的威胁。
宇文融方案的成功使玄宗能够以正规的租庸调这一公认的正统方式来为他的国家提供资金，并且能把汉代一度推行和专使刘彤在721年奏议后作出的关于恢复盐铁专卖计划暂时搁置下来。同年，姜师度已经成立军垦以开采河东道南部的盐池，同时，已调到四川任节度使的苏颋也奉命开采该地的盐池以作财源。如果在全国范围内采用这些政策，它们对行政现状构成的威胁就会比宇文融检括农户政策的威胁严重得多。[127]
封禅与张说的垮台
张说曾经鼓励玄宗恢复许多象征王朝中兴的礼仪。722年阴历二月，皇帝被迫把朝廷迁往洛阳。在返回长安时，张说说服皇帝长途绕道前往潞州、太原和汾阳（潞州是玄宗过去任地方官之地；太原是高祖开创唐王朝之地；而汾阳是他祭祀后土之地，这一仪式在汉武帝时制定，但久已中断）。绕道后，皇帝任命他为中书令，从而成为右相，以此来肯定他的地位。[128]
同年阴历十一月，玄宗在长安南部举行盛大的祭典；又在张说的建议下，对皇帝祖先的祭祀作了若干变动。在举行这些重大的礼仪活动时，都颁布大赦令；南部的祭祀还举行大酺（公开的狂欢聚饮）；酺在各道治地持续3天，在京师则持续5天。[129]
724年阴历十一月，在张说的带头下，朝廷要求皇帝举行国家礼仪中最威严隆重的仪式，即在中国的五岳之首的山东泰山举行封禅祭典。虽然源乾曜反对此议（这一分歧逐渐导致两个宰相的公开分裂），皇帝仍采纳，并宣布于次年阴历十一月举行封禅；张说奉命设计应有的仪式。为了确保不致发生突厥人利用皇帝离京而朝廷又在山东之际侵犯边境的可能，朝廷同意要求突厥人和其他边境民族派代表参加。
724年后期，朝廷又已迁往洛阳。725年阴历十月，皇帝携大批官员、皇亲、外族领袖和无数随从浩浩荡荡启程前往泰山，走了将近一个月才抵达该地。
皇帝的巡行行列沿路长达若干里，每经一地，周围数里的农村都遭到了破坏。祭祀后，他们来到附近孔子的故乡和孔庙又举行祭典，然后返回洛阳；这次取道另一条更南的路线，因为无论哪一个富饶之地，也负担不起数周内两次驻跸的费用。[130]
祭祀取得了巨大成功，也是张说的胜利，他奉命为封禅盛典写了颂词刻在山上；726年初，他开始编新的礼仪法典。但一些与礼仪有关的事件导致了他的垮台。如前所述，他曾与源乾曜就祭典之事争吵过。他还反对宇文融推行重新登记各道人口的措施。在祭祀期间，他把最好的差事交给他自己的追随者，实实在在地提升参加盛典的文官，而只授给武将虚的荣勋，因而触怒了朝廷中的许多人。曾在中书省张说手下任职并作为他的被保护人的张九龄极力提请他谨慎从事。但张说我行我素，他的人事委派引起了普遍的不满。
726年初，张说反对皇帝选用靠荫庇进入仕途的东北贵族崔隐甫（？—736年）为御史大夫，理由是他认为崔缺乏文才。张说提出多年来与之关系融洽的崔日知应任此职，而崔隐甫更宜任武职。但玄宗严拒张说的提议；崔隐甫被任命为御史大夫，而张说之友崔日知则被任命为禁军的将领。[131]
张说此时面临的是一个其御史大夫和中丞宇文融均为他的公开敌人的御史台。另一个中丞为李林甫[132]（？—752年），他是皇族的远亲，在科举考试中也没有中式，他的官宦生涯是通过在禁军中任职开始的，他通过宇文融的荐举而获得了在御史台的官职。敌对集团对御史台的控制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权弹劾任何大臣而不管弹劾对象的地位多么显赫。张九龄力促张说采取措施自卫，但张说显然感到很安全，他答复道：“鼠辈何能为！”
他继续反对宇文融及其同僚。725年末，玄宗同意宇文融关于改革选拔程序的建议，以一个人数众多的负责任命的铨选官组织来代替吏部的三名高级官员。据推测，这是阻止张说再专断地任命官员的临时措施，因为在张说下台后的第二年，旧制又被恢复。张说对付他政敌的办法是干脆扣押他们的奏议。
762年阴历四月，张说被崔隐甫、宇文融和李林甫弹劾，罪名有：受贿、向术士问吉凶和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玄宗命以近来与张说不和的左相源乾曜为首的一批高级司法官员进行调查。罪状似乎可以确立，但玄宗经其忠诚的宦官高力士的劝说后作出决定：鉴于张过去对国家有大贡献，只免去他的宰相职位，保留其他实职。[133]
李元紘[134]（？—733年）被指定接替张说的位置，他是西北贵族世家的后裔和696—698年期间曾任武后宰相的李道广之子。他靠荫庇进入仕途，是玄宗时期被任命的第一个无科举功名的宰相。玄宗登基初年，当太平公主和窦怀贞企图占有某佛寺的水磨时他奋起抵制，因此知名于时。后来他赢得了尤善理财的优秀行政官员的美誉。725年，他已取代反对宇文融政策的杨璟而担任户部侍郎，如果没有张说的反对，他是本来可以担任尚书的。他显然是宇文融的支持者，也主张推行类似的合理化的财政政策。他被任命后就时政详加奏禀，所以深得玄宗的赞赏。
在短期内，源乾曜和李元紘牢牢地控制着朝廷，宇文融和他的伙伴控制着御史台，使重新登记的政策逐步完成。
阴历九月，杜暹[135]（680年以前？—740年）被任命为第三个宰相。杜暹出身于河南的士大夫之家，举明经；按照常规，他的官场生涯从大理寺和御史台开始，而从716年起是在边远的西部度过的，他在那里成功地抵御了突骑施部和于阗叛乱统治者对安西都护府（龟兹）的侵袭，从而在部落中很有名望。因此他与先前的张说和王晙一样靠显赫的武功担任宰相，而这正是源乾曜和李元紘完全不具备的。
在此期间，张说在朝廷仍有影响，凡有重大问题，玄宗都与他商议，所以宇文融和崔隐甫经常担心他会东山再起。726年，玄宗拟封武惠妃为后的计划遭到反对而未实现，反对的理由是她的支持者张说会因此而有功，从而重新获得权力。727年初，宇文融和崔隐甫又展开攻击，一再指责张说。在朝廷这次不断的冲突中，玄宗显然对双方都感到不耐烦，就命张说退隐，命崔隐甫回故里照顾老母，并任命宇文融为河北的一个刺史，负责那里的治涝和开垦计划。[136]
退隐后，张说指导编纂一部新的礼仪法典以代替7世纪编成的那一部。在徐坚——此人曾协助他拟定封禅祭典的礼仪——为首的一个礼仪专家大班子的协助下，张说继续从事这一工作，直至去世。成书的责任落在萧嵩肩上；732年，这一长达150卷的巨著终于完成，定名为《开元礼》。[137]
虽然造成不和的一个根源被清除了，但杜暹和李元紘之间意见的经常相左仍使朝廷不能平静。张说虽然正式致仕，728年二月仍被任命在集贤院任职，从事编修这一时期的官方历史。玄宗又开始通过派遣宦官就每个重大问题征求他的意见。[138] 728年阴历十一月，萧嵩[139]（约669—749年）被任命为另一个特任宰相。他是梁皇室的后裔，也靠荫庇出仕而没有什么文才和文学造诣，但姚崇对他有很高的评价，终于升任尚书左丞，后又任兵部尚书。762年，他任朔方节度使，并成功地抵御了吐蕃对西北的大举侵袭。
729年阴历五月，皇帝对杜暹和李元紘之间长期的不和感到厌烦，就把两个人都贬为刺史，同时又降源乾曜为尚书左丞，留在朝廷使用，但不再是宰相。萧嵩任门下侍中（自张说致仕以来，此职一直空缺），从而成为资深的宰相。被召返京任户部侍郎的宇文融此时升为门下侍郎及特任宰相，而裴光庭[140]（676—733年）则任中书侍郎及特任宰相。裴光庭出身关中望族，娶武三思之女为妻，他的父和祖父都为名将，本人在705—706年中明经考试。他连续在兵部和鸿胪寺任职，并曾提议让突厥族和其他外族派代表参加封禅祭典。虽然他得中科举，又是贵族，但根据他后来的选拔政策，他反对对官僚集团中的中式的精英人物破格提升。[141]
这样，新阁全部由贵族组成，这是玄宗即位以来的第一次，玄宗初期占支配地位的集团以三年前张说的失势为先兆，此时完全失去了光彩。宇文融在三个宰相中权势最盛。他已长期邀得特殊恩宠，自李元紘被免职后，皇帝非常需要他的理财才能。
朝廷已经连续进行几年战争（特别是与吐蕃的战争），因而军费激增。另外，许多自然灾害打击着帝国。726年，东部平原有大洪水，许多人淹死。727年秋，范围更广的洪水袭击了河北，许多地方的庄稼未及收割就被毁坏。726—728年又连续发生严重旱灾。这一时期气候的严重失常延续至736年前后。这些灾害没有波及容易发生干旱饥荒的京畿地区，但却影响了东部平原这块提供岁入的最富饶地区。727年初冬，朝廷在东部发生灾难性的水灾后，被迫从洛阳迁回长安。[142]
虽然宇文融的地位看来很安全，但有些官员对他怀恨在心，因为他使用个人助手而不用正式任命的官员来实施他的计划，使这些人感受到威胁。但他却信心十足地认为他能很快解决帝国的问题，同时委任了几个杰出的人物。年迈的宋璟掌管尚书省，部分原因也许是为了安抚文士，他的门生裴耀卿（下文将予介绍）任户部侍郎。但主要通过皇帝个人恩宠取得权力的宇文融此时却自不量力，与另一个新得宠的皇族信安王李祎发生冲突，受到致命打击。李祎是太宗的曾孙。[143]玄宗初年他曾在几个重要的州任职，卓有政绩；后来他一度退隐，但在727年继萧嵩被任命为十分重要的朔方镇的节度使，直至735年，在此期间，他先后与吐蕃和契丹作战，取得重大胜利。宇文融既害怕他拥有的很大的兵权，又担心他对皇帝日益增长的影响，同时还可能防备他会加强萧嵩的政治地位而对己不利。因此，他就照搬以前对付张说的办法，安排御史李寅弹劾李祎。但这个御史预先通知了李祎，李祎立即上奏玄宗。当李寅后来将弹劾呈上时，皇帝怒加驳斥。信安王未受非难，宇文融反而被贬为河南的汝州刺史。他担任宰相只有100天。[144]
在愤怒中贬黜宇文融后，玄宗才意识到他已没有能为帝国理财的大臣。于是他召见裴光庭和其他大臣，要求他们提出贬黜宇文融后应采取的措施。其余的宰相无言答对，但他们意识到，宇文融即使在地方任职，对他们的权力依然是一个威胁，于是急忙揭露他组织私党和他儿子的所谓受贿行为。他再次被贬往岭南担任小官，但即使在那里，他的政敌们也不放过他。一年多以后，司农寺指控他727年在一州的任职期间大量贪污。他被削职和发配至今广西的一个边远地区。他病死在途中。[145]
萧嵩和裴光庭的内阁（729—733年）
在稳妥地清除了宇文融之后，萧嵩和裴光庭仍牢牢地控制着朝廷，虽然两个人的关系并不和谐。730年，裴光庭采用一个改革“选”制的措施。当时实行的那一套复杂规定原来是他父亲裴行俭在669年推行的。但多年来在任命重要官职时，个别有才之士——特别是有文才的人——是主要的考虑对象，而资历和漫长的任职期则被忽略。此外，吏部的官员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对京畿区的高级官职作重大任命，而忽视了对远为众多和同样重要的地方低级官职的任命。裴光庭此时对所有官职推行一种“循资格”的制度，同时命令对胥吏担任流外官的任命应由中央政府详加审查。[146]这些措施部分地似乎是自713年以来企图完成的把地方官员像中央政府官员那样置于严密控制之下的工作的继续。它有利于无数从胥吏起家的从事日常工作的人。但这一措施又打击了选拔中举士子精英队伍的过程中的特权地位。它使后一种人为之哗然，他们的最年长的代言人、退隐的宋璟极力反对新措施。但抗议未起作用，这个措施得以推行，中式士子的地位进一步被削弱。
713年，皇帝自己的侍从也开始制造问题。玄宗不但深受外廷官员中的宠臣的影响，而且也受形形色色的心腹的影响。前文已经谈到这些人中最突出的姜皎在722年毁灭的过程。后来，皇帝对另一个类型迥异的王毛仲[147]也倍加赏赐和宠爱。王毛仲是一个出身寒贱的职业军人。他有高丽血统，7世纪高宗远征时他的家族沦为奴隶，当玄宗为地位较低的王子时，王毛仲成了他个人的奴仆。王毛仲在协助玄宗打击太平公主后，得到了厚赏、最高的名义职务和禁军中的一系列任命。在8世纪20年代后期，他在为军队骑兵筹集军需时成绩卓著。729年他娶禁军中另一个名将之女为妻。朝中的几个大臣对此提出异议，因为这样做会使他控制宫中禁军和北军的权力过大，但玄宗不予理会。730年，他与北军中一批将领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利用他个人对玄宗的影响肆无忌惮地进行一切非法活动。王毛仲本人要求担任兵部尚书。皇帝的拒绝使王毛仲大为不满。
同时，王毛仲又与跟玄宗关系密切的宦官集团发生冲突。宦官中的高力士乘机向玄宗进言，指出王毛仲及其一伙将领构成的威胁，他们一起控制着京都最强大的军队——北军。玄宗开始行动了；731年初王毛仲和他的几个儿子以及几个同伙将领被贬往边陲的道担任次要的职务，以后不久，王毛仲奉命自尽。[148]
这一行动似乎粉碎了曾在玄宗初期起重要政治作用的北军的力量。它还助长了日益成为皇帝的心腹代理人的宦官的权势。但他们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高力士在将近半个世纪中一直是皇帝忠实可靠的奴仆，[149]所以在玄宗时期，宦官不可能像以后几朝那样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
裴耀卿：运输改革和营田
730年，重大经济政策的新倡议者裴耀卿[150]（681—743年）在朝廷中崭露头角。他出身于西北的世家，少有奇才，在武后时中童子特科。中宗朝他在睿宗的王府工作，后又在各地方任职，有突出的政绩。729年，经宇文融的荐举他被任命为户部侍郎，但因宇文融也随之被贬黜，他似乎没有到任。730年任宣州（今安徽南部）刺史时，他上疏详细陈述应如何改造长安运粮的运输体系，即把通往京师的路线分成若干站，以免边远的府的税粮船必须全程进京。[151]玄宗对此未采取行动；但731年朝廷又被迁往洛阳一年，供应长安的问题显然现在非得一劳永逸地解决不可了。
730年，裴耀卿又提出解决以前宇文融的再登记措施已部分解决的“逃亡”户问题的建议，办法是命这类户按村社在空地或未开发之地定居，并让它们按边境普遍存在的屯田模式组织营田。这些营田在逃亡户居住地建立，如果当地没有土地，这些流浪者就被运往待开发地区。这一计划与所建议的运输改革一样没有被采用。[152]但裴耀卿提出的这两项计划在几年后实现了。
同时，萧嵩和裴光庭在后者于733年死去前继续掌权。萧嵩（其子娶一公主为妻）荐举王丘代替裴光庭，王丘本人是中宗一女儿之夫，出身于关中名门。王丘虽然与萧嵩友好相处，但谢绝这一职位，提出应任命韩休[153]（673—740年）来代替他。韩休与王丘一样，既是西北贵族的成员，又是及第举子，以文才著称。在8世纪20年代后期，他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令，并已升任为尚书省右丞。
事实几乎立刻证明，韩休在朝廷是一个有闯劲和自以为是的人。他一贯坚持原则和道义，顶撞玄宗而毫不让步，要求撤换禁军中一个玄宗宠爱的将领，并经常与较随和的萧嵩冲突。玄宗看重他的耿直无私，但朝廷两个宰相的经常争吵最终迫使他结束这一很不愉快的局面。733年阴历十月，在韩休任职只有七个月以后，两个宰相都被撤换；韩休被调任工部尚书，萧嵩调任尚书省右丞相。[154]
他们的组阁未取得突出的成绩，虽然在733年阴历六月对裴光庭的选用官员的严格规定的实施有所放松。吏部获准许在客观情况许可下不考虑他规定的根据资历和任职期选拔的原则，中央对任命地方胥吏的控制也放松了。但由于根据资历提升的原则对官员中除精英队伍以外的所有官员都有利，他的制度仍被广泛采用，大批人员继续从胥吏被提升为正式官员。
733年，宋璟最后从朝廷退隐，他自从不担任宰相以来，曾经继续对玄宗施加有力的影响，并且支持京畿官僚集团中科第出身的精英。[155]由于张说已死于730年，这意味着保护在武后时期已经地位很高的士大夫的最后残余势力已经消失。
“调和班子”：裴耀卿、张九龄和李林甫
玄宗任命裴耀卿和张九龄作为他的宰相以代替韩休和萧嵩，他们分别成为黄门侍郎和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裴耀卿不久前重提运输体系改革的建议，他之所以被任命，也许是要使建议得以付诸实施。运输体系的改革急需进行。任命新宰相以后不过几个星期，朝廷再次被迫迁往洛阳，裴耀卿获准落实他的计划，这在下文将予论述。裴耀卿既是贵族，又是宇文融荐举的财政政策方面的务实的拥护者，虽然他科场的记录是无懈可击的。新宰相张九龄是对立利益集团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出身于一个默默无闻的官宦之家，其故里在边远南方闭塞的岭南道；他参加过科举考试，其升迁主要是由于张说的友情和庇护。张说在726年失势后，他在州任职，但在731年玄宗命他在秘书省工作，同时为了利用他杰出的文才，又任命他为集贤院学士。此时他撰写外交文书和起草诏书。733年阴历五月，即在裴光庭死后，他一度任中书侍郎。
734年阴历五月张九龄和裴耀卿分别升为中书令和门下侍中，因而成了不折不扣的宰相。同时，宰相班子中又加进了李林甫。李林甫为皇室的远亲，是皇帝心腹姜皎的外甥，靠荫庇进入官场。他与一批精英文士的关系不好；例如，源乾曜就对他这个年轻人评价不高，历史学家又指出了他作为一个学者的许多缺点。但他曾担任过一般应由文士担任的几个“清望”官职、国子司业、御史中丞，后来又历任刑部和吏部的侍郎，以富有效率的行政官见称于世。
李林甫曾在裴光庭手下任吏部侍郎，当时后者正推行有争议的铨选方法；裴光庭死后，这些措施停止执行，李林甫即被调至中书省。故他曾与宇文融和裴光庭密切合作过，他们被公认是文士名流的敌人。
有人认为李林甫升为宰相前与张九龄不和，或认为张九龄极力反对李的擢升，但都没有确凿证据。后来的有些历史学家声称确有其事，并把李林甫升任宰相之事归因于玄宗所宠的武惠妃；又说李林甫与裴光庭之妻私通，后者是武惠妃的隔代表姐妹，但这些说法很可能是虚构的；因为当时的所有历史学家都非常仇视李林甫，竞相尽量给他抹黑。[156]
不管张九龄和李林甫是否在734年前就已成为敌人，他们这一领导班子不久就发展成个人间的激烈斗争。他们的同僚裴耀卿时而支持这一方，时而支持另一方，但总的说他一心致力于粮运体系的改革。李、张二人都深受玄宗尊重：李林甫是一个精明的行政官员和制度专家，张九龄则继张说起道德的劝导人及正统礼仪和政治才智倡导者的作用。李林甫是一个善于搞政治权术的人，擅长耍阴谋和驾驭人。张九龄是一个有名的难以相处的人，拘泥，固执，碍事，并且对一些小的原则问题斤斤计较；他心胸狭窄，偏见很深。尤其突出的是，他热烈地信奉一种思想，即文学造诣和学术成就是担任高级官职的必备条件，并且公开蔑视那些没有自己那种书香门第背景的人。他最瞧不起的是军人。
宰相之间既然有这种分歧，麻烦是不可避免的，他们的对立日趋激烈，因为它集中反映了自8世纪20年代以来越来越厉害的持久斗争，斗争的一方是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官吏的文士精英，一方是旧贵族成员和官僚集团中精于专业的官员。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他们的分歧有多大。但更令人惊奇的是，许多重大和有价值的改革竟是在他们双方共同的任期内进行的。
裴耀卿和粮运改革
在733年后期裴耀卿和张九龄出任宰相时，长安周围的地区被连续降雨毁损庄稼造成的饥馑所困扰。8世纪30年代初期似乎是一个连续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的时期，730—732年发生了大范围的洪水。733年初期，只得派高级官员往各地进行救灾。几乎在裴、张二人掌权后不久，即在734年初，朝廷被迫迁往洛阳，大臣们奉命前往河北道南部诸受灾的州，去分配救济品和供来年使用的种子粮。
裴耀卿现在放手实施730年提出的改善京师粮食供应的措施。他被任命为江淮河南转运都使，拥有从黄河转运粮食的全权，其权在所有地方官之上。他负责一个有副使二人和大批属员的常设使署，他们直接控制着一个管理转运粮食的仓库、船队和陆运大车的复杂组织。因此，他如同以前的宇文融那样，成了一个正规官僚机器以外的组织的负责人，所不同的是，他负责的是一个有许多属员的长期的庞大组织。
通过他的改革，从运河与黄河汇合地运粮至京师粮仓的工作不再由收税粮的州地方当局负责。这就节省了地方运税粮船运输的时间，同时减少了付给地方当局运粮的费用。粮食此时卸入河阴庞大的新粮仓群；河阴是汴渠和黄河的汇合地，由此粮食沿黄河和渭水通过水路逐站运至长安。在每站的终点，粮食储藏在转运仓内，以便在适当时机运至下一站。河阴、北部平原的贝州和洛阳都有大量的储粮。但对长安的供应路线不再在陆路从洛阳运至三门峡下流的黄河边的陕州。运输路线直接溯河而上，在三门峡附近需要陆上短途拉纤，但路程只有5英里，而旧路线上的这一路程则长达80英里（见地图2）。
新体系很收效，它在以后的10年又得到改进。州当局不再负担旧体系引起的变化莫测的费用和人力浪费；每年转运至长安粮仓的粮食大为增加——至少是旧政权时可能达到的两倍；总的运输费用也大幅度减少。[157]
幸运的是，运输的这些改进恰好在关中地区连续丰收之时；737年，那里的粮食是如此丰足，以致颁布的几个诏令容许当地百姓以粮纳税，并授权地方当局以“和籴”方式（即以高于市场价格购粮的救济措施）收购粮食。737年，向长安运粮的工作暂停，但运输体系依然保持，并在玄宗朝以后的年代，充分供应京师的需要。当朝廷在736年后期迁回长安时，因出现了富足的新形势，它就长期留在长安。洛阳仍是东都，但再也不是政府的所在地了。
国家“营田”和土地开垦
前面已经谈过，裴耀卿在此以前曾主张建立国家管理的营田，作为一种安置许多剩余的“逃亡”户和开垦耕地的手段。734年后期，张九龄被派往河南西南，在那里建立一批位于淮河北部诸支流流域的大规模的营田，专种水稻。在这一世纪更早时期，几项大的开垦计划已经付诸实施，但张九龄似乎在设想规模十分宏伟的发展。使用中央管理“营田”这一办法，也许是因为所需要的大规模的排灌工程在一般情况下规模太大，非地方当局所能负担。与裴耀卿一样，张九龄也被任命为河南开稻田使去监督这一计划的执行，而这项工作并不属于原有政府机构的职权范围。事实证明，张九龄的营田既无利可图，管理又麻烦，所以737年他失势后，营田计划不得不放弃，土地被分给农民所有。[158]但在一个人口增长特别迅猛和由此可将粮食方便地运往两京的区域内灌溉和耕种大面积肥沃的稻田方面，这个计划的确是取得了成绩的。
张九龄和通货问题
在718—720年宋璟灾难性地试图处理私铸问题以后，通货的状况进一步恶化了。732年，政府为了解决由于钱币短缺而引起的种种问题，命令凡数额巨大者，一律混合用现金和商品来支付。[159] 734年阴历三月，张九龄建议玄宗放弃国家对铸币的垄断和准许任何人自由铸造。这一激进的建议引起一片激烈的反对声。李林甫、裴耀卿及裴氏的助手萧炅共同呈上一份措辞尖刻的奏疏，强调控制铸币是皇帝最重要的权力源泉之一，对经济的控制不应以任何借口而予以放弃。崔沔和刘袟也呈上长篇论证严密的奏疏，提出同样的论点，并且争辩说，这一措施干脆会导致劣质钱泛滥。张九龄被迫放弃这一计划。[160]后来信安王李祎重提此议，但再次遇到强烈反对，致使它立刻搁浅。[161]
财政制度的合理化
作为宰相，李林甫从735年后期直至736年阴历七月还兼任户部尚书。在此期间，他把注意力放在复杂得不可思议的和旷日持久的工作程序方面，按照程序规定，税赋、征兵人数、劳役、军费和各州各政府部门的各种开支必须每年重新加以估算。这牵涉大量文牍工作——李林甫声称每年必用纸50万张；而且这一制度的复杂性造成许多弊病，并使百姓对自己应承担的义务心中无数。
736年初期，李林甫与朝集使和新任命的采访使讨论这一问题，并要求彻底修改整个税制和关于地方费用的规定，于是拟定了整套正规的规定，其中显然包括各州的税赋定额，并且收在长达五卷的汇编《长行旨符》中。此后，户部——实际上是它所属的度支司——只要每年下令定下每个地方当局准许花费的数额就行了。[162]
改革的细节不详，不过各地的差别一定很大；但这显然是行政合理化的一个重大步骤，它使帝国的财政制度更紧密地切合地方实际情况。它还是一大创新，因为政府悄悄地放弃了要求税率和劳役以及财政管理实施细则全国一致的总原则。
各道按察使的设置
急于想改进地方行政并使之合理化的官员不止是李林甫一人。前面已经谈到，自玄宗登基以来，朝廷一直全神致力于提高地方行政的效率和吸收较优秀的官员。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有效地进行中央监督和控制地方行政。自706年以来，按察使（即巡察使）不时被派往全国的10个道。733年，帝国重新划分为15个道，把几个较难控制的地区分成更易管理的行政单位，以便视察。734年阴历二月，即在张九龄奏议以后，各道常设的按察使制度被建立，此制继续存在到玄宗退位以后。[163]
这一改革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有效地处理地方上饥荒和救灾措施等问题和对迁移户的控制；新按察使还要监督地方官员的工作，以确保他们能有效地分配土地，实施税法和劳役法以及不滥用他们的权力。这一新措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在中央政府和州之间设立了一级常设的中间权力机构。但新设的按察使署纯粹是一个咨询性的视察机构，负责贯彻总的行政标准。它们被明令禁止干预日常事务和地方活动的实际进行；它们没有行政权和道的实际民事司法权。
但有时它们超越自己的权限。750年，按察使被提醒：他们是视察员，不是执行官员；因此他们不应去处理事务，或者充当向朝廷转呈奏疏的渠道。[164]
因此，不应认为这是另设一级地方行政机构。
对科举考试的控制
前面已经谈到，裴光庭在733年死后，他的根据资历和经验选拔官员的一套规定已被放弃。得到张九龄支持的萧嵩对此事负责。
地图11 唐代中国（742年）
图中剑南道若干州的位置与《中国历史地图集》所列有出入。——译者
只有考虑到科举考试项目是多么重要，特别是考虑到张九龄深深地了解它作为衡量公认的学术造诣和文才这一标准的重要性，人们才会期待应在这一领域进行种种改革。第一项改革措施虽然与张九龄的姓名无关，但可以说一定是由他倡议的。733年阴历五月裴光庭死后不久，诏令第一次准许各州学校中有才能的学生（他们是低级官员的子弟）进入国子监的四门学就读。地方的应试者，像张九龄本人那样在考试时与京畿的学生相比一直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因为后者已受过国子监中一流学者的指导。虽然地方应试者自玄宗初期以来已取得较大的成就，但这一措施使他们更可能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竞争。[165]
在此之前，选拔合格人员担任官职（选）和给予应试者以出身机会（举）的制度由吏部掌握。结果吏部成了最有权势的部，它的尚书和两个侍郎对那些取得官职的人和被任命担任要职的官员施加巨大的影响。除了皇帝亲自任命高级官员（或者实际上经过宰相的建议由皇帝任命）外，他们能够影响整个官僚机器的结构。
另一项重大改革在736年实行。这一年初期，未中式的士子和负责考试的官员发生了严重的争执。这些考试一般原由吏部的一个低级的员外郎管理。现在决定，考试应完全脱离吏部的选拔程序。从此，礼部侍郎受权负责出任官职的考试。[166]这样就大幅度地削减吏部控制官员出仕和他们关键的早期生涯的垄断权。
张九龄的下台
尽管有这些十分可观的积极成就，张九龄和李林甫就一些具体问题一再发生对立。第一次发生在735年初期，它涉及主张伦理道德的儒生（如张九龄）与制度和法律政策的鼓吹者（如李林甫）之间传统的争论问题之一。争论发生在某人的两个儿子谋杀一个御史的案件上，御史对此人的处分负有责任。此人两个儿子认为父亲所受的惩罚实属冤枉，就杀害御史为父报仇，他们也因此被捕。这类似乎是常见的复仇案件引起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儿子为父报仇根据“礼”的经典的规定可以说是正当的，但同时这种行为显然触犯了刑法。在复仇案件中当道德和法律有抵触时当局很难解决，以致在武后时期的一个著名案件中已有人认真提出，应命令犯案者一方面因孝道而受到公开的赞许，同时他又因触犯法典而应被处死。这一次果然不出所料，张九龄竭力主张释放犯法者，因为他们出于道义感而为父报仇；而李林甫和裴耀卿则都认为维持法律、秩序和刑法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玄宗也持同样的态度，杀人者被处死。[167]
另一个经常造成摩擦的原因是继位问题。武惠妃在玄宗的后妃中仍最有权势，但她自己仍不能被指定为后，也不能以自己的一个儿子去替代皇太子。736年，她声称皇太子和其他诸王计划杀害她和她的儿子（即玄宗特别宠爱的李瑁），然后废黜玄宗。玄宗打算废太子及诸王，但由于此事非同小可，所以就征求几个宰相的意见。据谣传，李林甫是由于武惠妃的影响而掌权的，并且曾答应支持她以她的儿子代替皇太子；他通过一名宦官鼓动玄宗采取这一行动，声称这是皇室内部之事，玄宗本人的意愿应为首要因素。武惠妃又传话给张九龄，说如果他助一臂之力，她就支持他继续担任首相。但张九龄一贯坚持继位稳定的重要性，主张对未来的皇帝进行系统的训练。他进言反对废黜诸王，并且怀疑他们身在深宫而又在玄宗的监视下有策划任何这类阴谋的可能性。他拒绝武惠妃的建议，并把此事报告玄宗，但玄宗似乎不能以任何方式断定此事的真实性，所以不了了之。[168]
虽然这一次张九龄的看法占了上风，但到736年，他对玄宗的影响似乎减弱了。他肯定是一个难以相处的咨询大臣；即使对他颂扬备至的传记也承认他性情急躁，动辄与人争吵，所以玄宗的其他朝臣不喜欢他。他对道德问题的一贯坚持还开始采取直接批评政治的方式。此时，玄宗早期的那种忠于自己政治责任的精神开始动摇，日益怠于问政。736年秋，张九龄呈上一份关于儒家经世治国术的冗长说教《千秋金镜录》，企图恢复玄宗对政务的衰退了的兴趣，并鼓励他为全国进行充分的道德领导。[169]
张九龄坚持，施政权应保留在像他那样的士大夫手中。他反对那些从日常佐僚中提升起来的人，但对军人尤其藐视，并多次就涉及军人晋升之事与李林甫公开争吵。735年，玄宗提出任命几年前与吐蕃作战时赢得几次重大胜利和不久又大败契丹的张守珪为特任宰相，就像他以前任命薛讷和王晙那样。曾经反对与契丹交战和主张“外交”解决的张九龄便起来反对指派张守珪担任宰相的任命。[170]
736年当张守珪在洛阳报捷时，契丹和奚再度起来反抗中国人，他的属将安禄山率兵对他们进行一次损失重大的惩罚性讨伐。张守珪返回大本营后最初打算处决安禄山，并把此事上报玄宗。但后来他改变主意，要求朝廷批准宽恕安禄山。张九龄力促玄宗下令将安禄山处决；当安禄山后来造反并且危及唐帝国的存在时，张九龄的这一行动为他日后赢得了具有远见卓识的名声。[171]
736年后期，拟定让牛仙客任六部之一的尚书的任命又引起了争端，牛仙客为朔方节度使，他作为一个军人和军事行政长官而享有盛名。张九龄竭力反对，断言牛既无必需的行政经验，又无担任高级职务所需要的能力。玄宗于是提出给牛仙客授实封。张仍坚决反对，因牛不过履行了一些他认为是日常工作的职责而已，不应授予他特殊的赏赐。玄宗再也不能忍耐，他指责张以牛仙客出身卑贱为理由进行反对的虚伪性，因为张自己也不是出身于名门望族。张九龄这时公开亮明他的偏见：“仙客边隅小吏，目不识书。”玄宗不为所动，牛仙客得到了分封。但是，张九龄却成功地阻止了牛仙客在中央政府担任高官。张与牛仙客并无私仇，约在同时，他在为牛父写的墓志铭中还盛赞牛仙客。他之所以反对牛仙客晋升，无非是因为牛是军人，帝国中央机构不该有他的位置。但这一事件还有另一个原因。牛仙客的提升得到李林甫的支持，因为牛仙客具有担任行政长官的才能。[172]
不久，两个人又就朝廷从洛阳迁回长安之事发生争吵。735年末，玄宗在关于粮食供应已有改善的报告的鼓励下，已决定在736年新的一年之初返回长安。但迁移被推迟至736年阴历十月（此时庄稼大概可以安全收割到手），后来又被推迟到737年阴历二月。但一心急于在长安履行祭祖礼仪的玄宗因为凶兆突然决定在736年初秋收割庄稼完毕前提前迁移。张九龄和裴耀卿反对，因为这可能会引起御驾所经地区的百姓的严重困苦。但李林甫又支持玄宗，声称两京是他轮流居住之地，他可以自由选择迁移的时间。[173]
玄宗接受李林甫的建议，朝廷在736年阴历十月二十一日返回长安，这是最后一次迁移。阴历十一月二十七日，张九龄失势。他的朋友和门生、曾在他手下任中书侍郎的严挺之在此之前引起李林甫的敌意，因为严挺之使曾在运输改革中担任裴耀卿的助手、刚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并且与李林甫关系密切的萧炅丢了官。萧炅被免职的理由是他有作为一个学者的各种缺陷。严挺之由于试图干预对自己前妻之夫王元琰贪污案的审理，此时面临李林甫的报复。李林甫指控严挺之偏祖，当张九龄为严挺之辩护时，他也在严的屈辱中受到牵连。
此事的结果是，张九龄和裴耀卿都被免去宰相之职而担任尚书省的仆射，这个职位早已成为级别虽高但无实权的闲职。[174]裴耀卿留在朝廷，直到743年死去；在此期间他偶尔也过问政务，但再也没有什么实权。张九龄的情况则迥然不同。李林甫显然把他在朝廷的继续存在视为对自己地位的潜在威胁。737年阴历四月经张九龄推荐而任职的一个御史因攻击李林甫的同伙宰相牛仙客（张九龄以前曾阻挠对他的提升）而被贬黜。李林甫乘机把张九龄贬到地方，任长江中游荆州的长史。[175]虽然张九龄的职务和官品仍很高，并得到显贵的封号和实封，但再也没有回京，他死于740年。
李林甫的掌权，736—752年
李林甫现在是朝廷无可争辩的主宰，他所代表的贵族利益稳定地处于上升阶段。第二个宰相为牛仙客，[176]他的任期从736年后期至742年死亡时为止。牛仙客当然不是贵族成员。他出身于关中一个从未有人当官的默默无闻的人家，他的官宦生涯开始得也极为平常，是从胥吏转入流内的。他曾在一个县令属下任佐吏，在县令调到陇右藩镇时已让他当助手。在陇右，他为节度使的属僚，既是一员军事将领，又是行政官员。他在陇右，后来又在河西任节度使时（729—736年），在为军队建立行之有效的后勤体系工作中有突出的成绩。在河西时他帮遥领节度使之职的宰相萧嵩代行节度使职权，总管一切军政，后来又自己任节度使。736年，他调任关中以北极为重要的朔方镇的节度使。
因此，牛仙客是一个完全新型的宰相。他不是第一个被提升为宰相的将领，以前薛讷、王晙和萧嵩在玄宗初期因军功而当过宰相。但与他们不同的是，牛仙客既不是出身名门，又没有担任任何文官的经验，甚至也没有在中央政府任何军事部门任职的经历。他是第一个通过边镇新体制而升任宰相的人，他的任命标志着边陲将领日益卷入朝廷政治的时期的开始。
牛仙克当上宰相后，继续任朔方节度使直至740年后期；而在739年，他还总管邻近的河东镇。在738年，李林甫也兼任西北的陇右和河西的节度使，保留这些头衔分别至742年和740年。[177]虽然这些藩镇的日常行政都由副手处理，但在李林甫掌权的最初几年，政府的军务就这样成为宰相们直接关心的要事，宰相们个人保持着保卫关中京畿道的关键边镇的控制。在739—740年期间，这两个宰相个人控制的军队总数超过30万人。
但是尽管牛仙客有军事经验和对军事将领有影响，他在朝廷却不能采取独立的政策；他是李林甫的人，仅此而已。他不像一般的宰相，既没有宫廷政治的经验，也没有官场内一个普通文官在仕途中必须建立的关系网。他也没有一个有权势的家族做后盾。但是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杰出的和有效率的行政官员，谨慎地实施和贯彻李林甫的政策，并且超然于宫廷的争端之外。
李林甫新政权从这一意义上说是恢复到玄宗初年只由几个宰相支配政务的状态，但也存在着重大差别。在姚崇、宋璟和张说当宰相时，首辅宰相是在一个积极参与政务处理的皇帝手下工作的。但在李林甫的漫长任期内，玄宗越来越只关心自己的家事，日益沉溺于道教和密宗佛教，并且逐渐不再起积极的政治作用。因此，李林甫对朝廷的支配远比他的几个前任全面，这种形势使英国学者浦立本认为，从736年起至752年李林甫死亡时止，这段时期的特点是李林甫的“独裁”。
玄宗与道教和密宗
前面已经谈到玄宗初年各种反佛教寺院的措施。这些措施继续实施到8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722年，政府对寺院土地进行登记，并限制僧侣永远拥有的财产的数量。727年，它又减少乡村未经登记的小祠坛；729年，礼部的祠部开始造册，全面登记所有的佛僧以确立佛僧的地位和防止滥发度牒。736年，对佛僧的管理转由掌管藩邦事务的政府机构鸿胪寺负责，这等于宣布佛教为外来信仰而把它放在次要地位。[178]
与此相反，次年道观受到尊重而被置于宗正寺的管辖之下，理由是唐皇室自称是老子的后裔。如同他的父亲和姐妹那样，玄宗早就对道教发生兴趣。在整个在位时期，他尊奉许多有名的道士。726年，各家各户奉命须保存一本《道德经》，[179]玄宗还亲自为它作注。[180] 732年，各州奉命建立一座尊奉老子的道观。自675年以来，参加进士考试的士子必须把《道德经》作为经典学习（只有武后执政的一段短暂时期例外），参加明经考试的士子似乎也要应试《道德经》。这一时期官方文书引用道教经籍的情况屡见不鲜。
8世纪40年代初期，玄宗对道教的公开赞助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741年，玄宗命令设立专门研究道教的学校，命名为崇玄学，把它们作为国子监的一部分，以使考生按照明经科的模式，为参加关于道教经籍的专门考试（道举）做准备。[181] 742年，这些经籍都起了崇高的新名，并且都有官修的注释。747年，《道德经》正式被宣布为最重要的经籍。从743年起，老子被授予一系列越来越崇高的称号。此外在742年，玄宗采用新年号天宝，它具有道教的含义，以表示其天命的统治的性质有了变化。
玄宗还对在他在位期间传入中国的密宗佛教有很大的兴趣。印度密宗大士善无畏于716—735年间在京师工作，翻译了许多佛经，并为玄宗举行密宗的佛事和唪诵经咒。另一个印度密宗大士金刚智从719—740年也在京师逗留，他的法术给予玄宗以很深的印象，因而被封为“国师”。中国的两位密宗佛教的倡导者为一行和不空，前者以其天文和数学知识闻名，后者曾受到玄宗慷慨的布施。[182]
尽管玄宗试图限制佛教的影响，但密宗佛教吸引玄宗不是偶然的，因为密宗使用法术、咒语和魔法在许多方面与道教的相似，而朝廷的密宗大师们确被指望在唤雨和治病方面与道教术士们争高低。
道教和密宗佛教都不鼓励玄宗积极过问公共事务。两者都鼓励修身养性。在这些影响下，玄宗对他日常的职责越来越不关心。但他不过问朝政的行为应该说是逐步的，肯定不应完全归咎于他信仰的道教。玄宗不像以后几个他的继承人（也确与他的伟大前人唐太宗不同），除了几次国丧时期外，他继续每日紧张地上朝听政，直至755年他已经70岁时为止。没有一个皇帝（不管他是什么超人）能保持玄宗早期的发展速度，而且在40多年中不见放慢。传统的史学家们的指责大部分针对玄宗迷恋道教，对这个问题我们也许应该注意的是，到742年玄宗已经57岁，而且已积极勤于政事达30个春秋了。
皇位继承问题
几乎在张九龄被贬出朝廷不久，武惠妃的女婿杨洄又指控皇太子和鄂王李瑶、光王李琚及皇太子的内兄薛锈（又是玄宗三女之夫）正策划谋反。宰相们再次被召征询意见，但李林甫对玄宗说，此事纯属家事，他与他的同僚不应干预。玄宗于是废太子并把薛锈流配，后来又命他们全部自杀。诸王之母和妻族的许多亲属也被流配。[183]
武惠妃此时实现了她的野心，继位问题悬而未决，但她的胜利证明是短暂的。她死于737年阴历十二月，据民间传说，这是受害而死的诸王的鬼魂作祟所致；她死后被封为后。玄宗当时既无皇后，又无皇储，因为玄宗并没有按照武惠妃的计划让她的儿子寿王李瑁继位，尽管李林甫想竭力促成此事。
在一年多的时期中，继位问题依然不能解决。玄宗有意立三子忠王李玙（元献后所生）为太子，但长期未作决定。最后他采纳其宠幸的宦官高力士的意见，即李玙年长，他的继位权不容易被人反对。[184]在玄宗初期就未被立为太子的李琮，这次又未被考虑，可能是他没有子女。他收养前太子几个年幼的儿子为自己的子嗣。738年阴历六月李玙被指定为太子，并正式举行仪式，次月全国大赦。继位问题在玄宗以后的年代没有变化，李玙在756年继位，他就是人们熟悉的庙号为肃宗的皇帝。
编订法律
像李林甫这样的如此关心行政的井井有条和系统化的宰相，自然会直接注意顺应形势，修订法律，并且对行政法当然尤为注意。事实上他从事这一工作已有数年。除731年裴光庭和萧嵩颁布一系列《格后长行勅》外，法典一直没有被重新编订或使之适应形势；颁布《格后长行勅》的公开目的是要消除由于立法变化而条款又未列入修订的行政法典所引起的种种反常现象。在此以前已有人抱怨法典条款因应用比拟和援例而被忽视的情况。
734年，李林甫奉命修订和整理全部法典。他会同一批法律专家，对法律进行了扎实和周密的修订工作。被删除的无关紧要的条款不少于1324条，另外2180条得到修正。经修订的法典于737年送呈皇帝，计有：律12卷及其疏义30卷；令30卷；式20卷；《新开元格》10卷。这些法典在737年秋向全国颁行。
这证明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法律修订，因为这是唐代最后一次系统地重编全部法典的活动。这次制订的法典实行的时期特别长，因为它一直到14世纪初都保持着权威性，虽然其间作了若干较次要的校订。但也许更重要的是，这次修订法律是唐代最后一次试图提供包括在令和式中的标准化的、全国一致的行政法规的活动。在唐以后历代皇帝时期，地方活动的日益多样化使这一工作不可能进行下去。
李林甫及其同僚在送呈法典的同时还呈上按门类摘编以便查阅的《格式律令事类》，计40卷。
各项新的法典的重要性在于，李林甫在它们颁布后专门请求降诏宣布，凡737年阴历五月末之前颁布的诏书中提到的一切未收入新法中的条款不再具有法律效力。[185]整个法典的制定过程清楚地显示了李林甫处理行政问题的那种有条不紊和精确的方法，以及对行政程序进行彻底的合理化改革的决心。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汇编为《唐六典》，它成于李林甫掌权的最初几年。这一汇编工作有一个漫长和多变的过程。玄宗最初在722年已命令集贤院搞一部同名的汇编；名称中的“六典”原系比照《周礼》的题材结构，原来的作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与张说在8世纪20年代初期使礼仪法典化的努力有关。这项工作一直没有完成；在萧嵩领导时期，开始了汇编现在这种形式的工作，即准备搞成一部有关政府机构行政法的提要，后来张九龄也参加了汇编；他失势后，李林甫负责它的完成。它最后成于738年，739年阴历二月被送呈玄宗，然后向全国颁布。[186]
它在一个多世纪中一直作为一部最方便的权威性的行政法提要而被人使用，甚至在它阐述的许多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或机构被新官署代替后也是如此。
兵制改革
节度使统率的边境藩镇体制这时已完全建立，如上所述，李林甫和牛仙客本人都遥领很重要的边镇。737年，兵制有两个重大变化。第一，节度使奉命与中书门下协商，以便一致确定适合于各镇战略需要的边防军的建制。人们现在仍能相当详细地了解约从742年起的这一建制的情况，当时帝国供养的边防军共达49万人，另有8万余骑。[187]同时，帝国总的军事建制共为574733人，其中包括各种府兵和宫廷军队（关于这些军队，将在下面论述）。人数略超过总人口的1%。这些数字表明，虽然帝国武装了一支名实相符的强大的军队，但受节度使控制的军队不少于帝国兵力的85%，几乎是帝国有战斗经验的士兵的全部。中央政府没有与之相比的兵力可供调遣，这一事实解释了李林甫和牛仙客为什么抓住他们挂名节度使的控制权不放的问题。
第二个甚至更重要的变化是把边防军改成全部由长期服役的健儿组成的职业军。变化的过程经历了几十年，但737年颁布的一份诏书命令，边境诸镇的所有士兵应在原征募的士兵和未登记户的成员中长期雇佣那些合格的和愿意服役的人。那些志愿服役的人得到的津贴高于标准，并享受免税数年的特别待遇。原携带家眷前往边境的人还可分得房屋和田地，以使他们能长期定居。这意味着旧征兵制的最后废弃；旧制规定，被挑选前往边境的士兵有的是府兵，有的是平民，他们的平均服役期为三年。其中有人因企图得到奖赏，愿当健儿留在边境，但这一制度造成了未经训练的新兵经常代替久经锻炼的士兵的情况，而且常常带来苦难。[188]改革似乎迅速见效。738年初期的一份诏书宣称，长期雇用边境健儿的办法使兵源充足。征兵支边的措施被取消，那些仍在边境镇服役的征召士兵被解散和遣返故里。[189]
这些庞大的边防军造成了在崭新秩序下的财政和后勤供应问题。边防的费用在714—741期间增加了5倍。部队的被服、装备及粮食、军需的补给，都需要巨额资金。国家收入的大部分粮食用于军粮和战略储备。大量人力资源用于军队的口粮和军需的运输工作。
随着永久性的职业军队的建立，情况就更为复杂，费用也进一步增加。原来在战场因战功得到有节制的赏赐的士兵，此时开始要求得到官职和名义上的官品，使他们能获得应有的一切封赏和特权。为了战争胜利，这种慷慨的赏赐使防务支出有增无已。在742—755年期间，军费增加了40%或50%。
政府继续鼓励在边境建立屯田；牛仙客也扩大了他曾在关中西北采用的“和籴”制（和籴制在那里还被用来提供民用粮食）。[190]但这些措施不能制止军费的继续增加。
与此同时，京师的军事组织也发生很大的变化。在7世纪最后几十年，轮番从不同的府兵抽调兵将的古老的禁军制开始蜕变。过去显赫一时的禁军的地位逐渐降低，除了少数精锐的单位，玄宗时期的禁军都不足额，素质也差，并且主要由朝中有关系的和不懂军事的文官担任军职。
禁军作为由皇帝直接调遣的主力部队的位置已被自662年以来称为御林军的“北军”所接替。这就是永久服役的——许多人是世袭的——警卫皇宫的精兵。他们在武后时期得到加强，到中宗时期，御林军的人数超过1万人，完全压倒了禁军。
禁军缺员的现象在722年已明显得令人不安，当时为御驾巡行泰山举行封禅仪式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在723年，张说如前文所述已开始征募一支称为常从宿卫的庞大部队。通过吸收以前的禁兵和其他愿意轮番服役的合适的士兵，常从宿卫的兵力扩大到12万人。725年，它被改名为彍骑，然后拆散，把兵将作为受过训练的新鲜血液分别输送到各禁军之中。但后来他们又被分配在御林军；除了充当皇帝和太子警卫以及为京师执行治安任务的少数特种部队外，禁军作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事单位已不复存在。
但这并不是说北军此时已成为一支归皇帝控制的强大力量。在731年涉及王毛仲和禁军一些将领的危机以后，北军似乎有意识地被削弱了。虽然在738年有两支称龙武军的北军加入了御林军（显然是为了加强御林军的力量），但是它们的成员大部分是长安富裕的商人和城市居民，他们以前已经服役，因为军队的士兵既可不纳税，又可不去边境服役。这些人后来雇佣替身或派仆人代替他们当兵。作为一支军事力量，北军越来越不足道。当玄宗末期最迫切需要他们出力之时，他们成了废物。[191]
在张说的722—723年改革以后，府兵并没有取消。但随着边防军和京师的北军的日益职业化，府兵的作用消失，他们不过是纸面上的部队。749年，李林甫下令制止府兵来京师服役。命令说，府兵近来不过是名义上的建制，既无组织、军官、武器和装备，也无粮食。[192]
府兵的消失意味着放弃了自北魏以来流行的一种思想；它主张，通过对农民进行正规训练的方式，国家可以经济地保存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因为农民兵自给自足，但又能与禁军一起履行正规的职责，并在需要的时候能很快地组成军事单位。在李林甫掌权时，边防军和京师的北军都几乎全由职业军组成，国家则直接负责供养它们。
但是，还存在一种新型的称之为团练或团结的地方治安军。它们不是全国范围的组织（如府兵），而是由地方组织并用于地方防务。士兵纯属业余，以种地为生，在农闲时则受训练。他们不必在京师或边境服役，只是组成归地方刺史管辖的地方治安军。他们在697年契丹入侵时在河北最先出现，后来又出现在受外患威胁的其他区域以及西北、长安周围和四川；四川的地方军组织规模似乎更大，那里已组成了一支以成都为中心的约1.4万人的部队。[193]
新的兵制为中国提供了对付外来威胁的极为有效的防御。在李林甫掌权的初期，邻近的最强大的两个民族吐蕃和契丹被打败并处于守势。同时突厥汗国也覆灭。但新兵制的花费极大，并使权力集中在节度使之手，以致中央政府再也没有力量去对付他们了。
财政的发展
当李林甫仍与张九龄分掌大权时，最重要的财政改革，即贯彻《长行旨符》规定的工作，已在进行。到8世纪40年代初期，尽管因军事扩张而军费激增，帝国的财政状况仍很良好。726年登记的人口数只有7069565户，在732年达7861236户（45431265人），在742年达8525763户（48900800人），在16年中增加了21%。这部分地反映了宇文融的再登记措施的长期效果，部分地反映了人口的自然增长，部分地反映了地方行政效率的提高。因此政府可以依靠比以前有明显增加的岁入。此外，8世纪20和30年代可怕的连续自然灾害似乎没有再出现，40年代总的说是农民比较富足的时期。
8世纪40年代期间的税制大为松弛。[194]现存的敦煌户册证明户口的登记日益放松，造成这一情况的部分原因是，在李林甫早期的改革中已确定了各州固定的税收定额。741年的一份诏书取消了每年对各户成员的严格核查，而代之以三年检查一次。在744年，规定把男丁应充分纳税和服劳役的年龄从21岁提高至23岁。
这一制度出现了一些弊病。742年及以后744年颁布的诏令企图制止各户为减少自己应征税的数额而分割家庭财产的现象，这项税收此时已成为国家日益重要的财源。对这些户应征收的税额不得不在741年，后来又在745年从严执行。[195]土地制也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弊病；735年的诏书又正式推行均田制，以防“百姓无处安置，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但这一措施收效很小；752年，政府又对那些积聚大产业的人进行了一次类似的打击。[196]
运输体系进一步得到改善，使粮食和物资的运输方便得多。741年，政府曾有穿过三门峡开凿一条航运河渠的打算，同时对扬州附近的汴渠南端进行了其他的改善。在741—743年韦坚任水陆转运使时，建造了一条与渭水平行的新运河，以供漕运船只通往他建有新码头的长安。运往京都的粮食和货物又大量增加，在744年达到400万石。他还整顿了地方的运输供应，让富户为漕运船只和载运的物品作保。[197]
韦坚是下一个10年出现在朝廷的一批新的贵族财政专家中的第一人，这些人也像宇文融那样因他们在玄宗末年的政权崩溃中所起的作用而受到历史学家的苛评。在财政的一个领域中，贵族的支配——实际上是一个家族的支配——自玄宗即位以来一直持续不断。从713—733年，隋皇室的一个后裔杨崇礼长期任太府寺卿，在他90岁退隐时，他的儿子杨慎矜和杨慎名分别任太府寺卿和司农寺卿，前者掌管一切钱帛的收入，后者掌管一切粮食收入。[198]杨慎矜深深地陷进了李林甫那一派。当李林甫掌权时，杨氏家族掌握了处理全帝国岁入的大权。
李林甫试图在制度上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长期存在的通货问题。737年，第一个诸道铸钱使被任命，全面负责全帝国铸钱的工作。此职一般由御史担任。8世纪40年代初期，杨慎矜接管了铸钱司，进一步加强了他对财政管理的控制。[199]通货的供应暂时有所改善，但在8世纪40年代后期私铸风又趋猖獗，752年，政府又企图取缔劣质钱的流通。但事实证明，这一措施与以前的同类措施一样未能收效。[200]
李林甫的晚期：贵族结党
742年阴历七月，牛仙客死去。直到此时，李林甫的行政已取得显著的成功。他的行政改革使帝国政府的运转比以往更加顺利和有效率。他的政权是繁荣的，对外敌连续取得辉煌的胜利。此外，它没有在官僚集团内进行任何清洗。贵族们取得了稳固的权力，代表士大夫利益的最后两个主要老人宋璟和张九龄已经死去，其他几个前宰相中的裴耀卿死于743年，萧嵩已被贬到地方。官僚中的儒家学者被精心地排斥而不能担任任何有真正权势的职位。但尽管如此，李林甫和牛仙客掌权的六年总的说是朝廷的安定时期。
随着牛仙客之死，局势发生了变化，而且严重地变坏了。被任命代替牛仙客的新宰相是李适之（？—747年）。[201]他与李林甫同样是皇族成员，实际上属于太宗直系中地位较高的一支。他也没有参加过科举，705年通过在禁军中任职起家。在玄宗时期，他先后担任一些州的职务，以行政干练见称，并担任河南尹，在那里完成了重要的治涝工程。从739—741年，他是幽州节度使，然后被召进京任刑部尚书。他显然是远比牛仙客更难对付的对手。情况可能是：或是玄宗为了抵消李林甫日益扩大的权力，所以亲自任命他为宰相，或是玄宗受了另外敌对贵族集团的劝诱才作出了这一任命。确实如同玄宗最后10年那样，任命李适之的详细情况也因这一时期的历史记载（这些记载对李林甫怀有明显的敌意）少得惊人而模糊不清。不管任命李适之的目的是什么，一个以一系列血腥清洗告终的激烈的党争时期由此产生了。
李适之立刻成了一个有才能和有野心的、感到自己被李林甫所挫的贵族集团的领袖。他们的主要人物有：韦坚（？—747年），他由于他的运输政策和财政方面的成就，深受玄宗本人的赏识；裴宽，他继李适之从742—744年任幽州（范阳）节度使，然后任户部尚书；裴敦复，他在743—744年期间在浙江沿海肃清海盗，然后被任命为刑部尚书；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他在陇右与吐蕃作战取得了重大的胜利。[202]他们结成了一个令人生畏的集团，在财政和防务这两个关键领域有强大的势力。
744年，当时任吏部尚书的李林甫（此职使他平时能左右一切任命）因选才考试的一次丑闻而丢了脸。由于任人唯亲，他在御史台的一个亲密同伙之子（此人是有名的不学无术之徒）得了最高分。这引起了一阵强烈的怨言，但朝中无人大胆直言，因为任何抗议都意味着对李林甫的批评，但有一名官员说服了当时任东北范阳和平卢两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向玄宗报告了此事；这是边将第一次干预朝政的行动。玄宗亲自重新对应试士子进行考试，那个名列榜首的人交了白卷。吏部的两个侍郎被不光彩地外放到地方；李林甫本人虽然未受惩处，但此事损害了他的威望。[203]
从744年起，李林甫开始沉重地打击他的政敌。他试图向玄宗进谗以使李适之名誉扫地，然后又挑起裴宽和裴敦复的不和，结果两个人都被外放到地方。745年他煽起对以李适之为首的刑部的官员的严厉调查；745年阴历九月，他又把韦坚从财政和运输的使署调到刑部任尚书，从而使他不能再对玄宗施加影响。[204]韦坚的财政的职务转给了杨慎矜[205]，此人为当时与李林甫关系亲密的太府寺卿杨崇礼之子。
到那时为止，党争是沿着公认的不流血的政治方式进行的。但从746年初起，情况发生变化，一系列你死我活的清洗开始了。746年正月，当时任节度使坐镇陇右和河西的皇甫惟明来京报告与吐蕃作战时又取得了胜利。他在朝廷当玄宗之面批评李林甫和赞扬韦坚。李林甫唆使杨慎矜向玄宗报告，说皇甫惟明和韦坚与太子一起策划发动政变和让太子登基的阴谋。
密谋的真相当时模糊不清。但皇太子的指定原来肯定受到李林甫的反对。皇甫惟明早已是皇太子的密友；韦坚是皇太子的内兄，以有政治野心见称。此外，对于因得到一个统率靠近京师14万名精兵的将领的支持而出现这样的政变威胁是绝不能等闲视之的。结果，韦坚和皇甫惟明被捕受审，但指控他们的案件得不到证实，于是他们离京出任刺史。皇太子未受影响。李适之本人未受任何牵连，但他与皇甫惟明和韦坚的密切关系使他忧心忡忡，以致他要求辞去宰相之职。他的要求得到恩准；令人不免奇怪的是，鉴于当时的形势，他竟能在东宫得到一个闲职。从此他不再积极参与政务。[206]
陈希烈[207]接替了他的宰相职位。此人出身于河南的一个无名家族，本人显然未参加过科举，但仍享有作家和学者的盛名。他精通道家学说，并大大地助长了玄宗对道教的兴趣。从731年起，他继张说为集贤院学士知院事，并协助玄宗起草国书和为玄宗润色文学作品。他为人柔弱圆通，无实际政治经验，在752年死前不久，对李林甫一直唯命是从。李林甫开始在家中处理公务，陈希烈不过在作出的决定上副署而已。陈希烈也继续从事他的学术活动，被任命在秘书省任少监。
虽然李林甫是朝廷的绝对主宰，但担任高级官员的韦坚的弟兄此时为韦坚竭力向玄宗求情，并要求皇太子支持他们的请愿。玄宗仍相信太子忠诚无辜而不给予任何处分，但对韦坚及其同僚非常恼怒，因为他们本来应该为自己幸免于死而庆幸。李林甫此时又指控韦坚和李适之结党。于是韦坚及其弟兄连同许多亲属均被放逐到边远的南方。李适之被调到地方，他们的其他支持者，如裴宽和河南尹李齐物也被贬至地方。太子本人惶惶不可终日，要求准许休掉韦坚之妹。[208]
清洗至此仍未结束。746年末，另一场涉及皇太子的所谓阴谋震动了朝廷。皇太子的长妃之父杜有邻与自己的女婿柳勣发生口角，因为后者企图指控他伪造图谶以使他丢脸（可能间接地把皇太子也卷了进去）。但他的指控出了纰漏。他和他的一个朋友被李林甫在御史台的一个同党审讯，结果，杜有邻和两个指控者均被处死，他们的家属被放逐到遥远的边境。其他受株连的人有：曾为柳勣庇护人的王子李邕和荐举柳勣的裴敦复（裴因与柳勣勾结而在747年初期被鞭笞致死）。后来，臭名昭著的御史罗希奭被派往贬所处决韦坚、皇甫惟明及其追随者。李适之服毒自尽；他的一子被杀，许多同僚被贬。李适之的追随者中唯一幸免一死的显要人物为裴宽，他退出了官场并献身于宗教。[209]
在这些阴谋和清洗中，李林甫最忠实的支持者之一是财政专家杨慎矜，他已为自己清除了职业的对手韦坚，同时又大手大脚地提供钱财以供玄宗日益奢侈的私人生活之用，所以深得玄宗的宠爱。李林甫开始对他势力的发展感到不满，两个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对立。杨慎矜还与王鉷[210]为敌，王鉷是太原一个望族后裔中一名高级官员的私生子。从736年起，他在御史台和户部任职，从事一系列的专门的财政工作，以善于搜刮民脂民膏和严厉推行“和籴”制闻名。如同以前支持杨慎矜那样，李林甫一贯支持他；而杨慎矜此时却一再冒犯和贬低王鉷，尽管后者在御史台拥有强有力的地位。[211]
这时，杨慎矜求教于一个术士，后者劝他在乡村购置产业，作为在预言的政治动乱即将发生时避难之用。王鉷得知他们的交往，于是揭露杨慎矜与这些预言有牵连，且更具体地揭露了他策划复辟隋王朝（他是隋皇室的后裔）的叛乱。杨慎矜被捕，在御史台的李林甫的代理人在他家中栽证陷害他，杨慎矜及其两个也任高官的弟兄被迫自尽。他们的几十名同伙和同僚像以前的清洗一样又受株连和惩处。[212]王鉷接任了杨慎矜的工作，此时他上升到了已能对玄宗施加很大影响的地位。他控制了财政方面的许多专门司署。他征收的大量税额超过了李林甫精心规定的岁入定额，他把这些收入转到玄宗的私囊，从而更进一步助长了玄宗骄奢的生活。王鉷与以个人清廉著称的杨氏家族不同，他无耻地利用自己的地位大发横财。
李林甫在消灭了一个潜在的对手，即财政专家杨慎矜以后，此时又企图搞垮另一个边境将领，因为此人的成就和在朝廷的势力与以前的皇甫惟明一样，开始危及李林甫自己的支配地位。此人即王忠嗣，[213]他从742—746年已控制朔方和河东两镇，后来继倒霉的皇甫惟明而任河西和陇右的节度使，在那里防御吐蕃十分成功。但他是一个谨慎的将领。当玄宗在747年命令进攻青海湖之东的吐蕃要塞时，他劝告说，这个要塞坚不可摧。于是另一个将领奉命进攻，但王忠嗣拒不参加，当战斗不可避免地得到灾难性的结果时，他受到了指责。王忠嗣在皇宫内长大，与诸王——特别与皇太子——的关系甚为密切。李林甫利用玄宗的不快乘机攻击皇太子，并指控王忠嗣已答应协助皇太子登上皇位。王忠嗣被捕受审，但这一次指控实在站不住脚，以致连玄宗也不相信。但王忠嗣仍被派往西南任职，他的助手突厥将领哥舒翰则代替他负责边境的指挥。[214]
这一时期激烈的党争阴谋的胜利者是李林甫，但党争既削弱了他自己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也在几个重要方面削弱了中央政府和皇帝的地位。中央的官僚集团被李林甫清洗的暴力所动摇，又在一定程度上被暴力吓倒；大批杰出的人物死了，或被断送了前程。国家的财政依然控制在贵族理财专家王鉷之手，但他不同于前几任的宇文融、韦坚和杨慎矜，只关心谋取自己在朝廷的优势和贪污自肥。
对边镇的控制
强大的边境将领干政的威胁得以避免，但代价很大。在发生涉及皇甫惟明和王忠嗣的“阴谋”以后，李林甫断定，让那些可能有干预朝政野心的高级的和有才能的官员控制边境藩镇，实属危险之举。从748年起，他硬要玄宗推行一项精心制定的政策，即把边境将领置于非汉人节度使之下。这些节度使被认为是比汉族更优秀的军人，他们的野心也被认为只在军事而不在政治方面。[215]到751年，除四川剑南以外的所有藩镇都受外族将领的指挥。自744年起，安禄山控制范阳和平卢，从751年还指挥河东。他的堂兄弟安思顺从747年年末起指挥河西，从750年起又指挥朔方。突厥将领哥舒翰从747年后期起坐镇陇右，而在极西部，高丽血统的将领高仙芝掌管了安西。
在这些人中，最强大、在其藩镇培植势力最久的将领为安禄山。[216]他具有粟特和突厥的混合血统，是默啜可汗军队中一名粟特军官之子。安禄山在张守珪指挥的西北边防军中当兵，733年张守珪调到幽州时，他作为僚将随往。739年张守珪被贬，由李适之接任幽州节度使。安禄山在平卢时地位仅次于王斛斯。741年李适之被召回长安；王斛斯成为幽州节度使；安禄山被提升指挥当时仍隶属于幽州的平卢。次年，即742年，平卢独立为镇，安禄山任节度使。在此期间，他与从742年直至744年阴历三月任幽州节度使的裴宽关系密切。因此，安禄山与李林甫的两个对头都有密切的联系。裴宽被召回长安以后，安禄山又兼任范阳（幽州）节度使。他在743年和744年已入京朝觐，并且如前文所述，卷进了一件轰动一时的案件。到747年当他再次进京时，他在东北已经树立非常牢固的地位，而且具有强大的力量。他和妻子被授予尊贵的称号，他还拥有御史大夫的荣誉职位。虽然他力量强大，但他个人仍非常畏惧李林甫，这种关系在这些动乱的年代里对维持朝廷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杨氏家族和杨贵妃的崛起
随着后宫政治造成的杨氏家族的崛起，宫廷事务中又添进了另一新的内容。[217]武惠妃死后，玄宗在后宫似乎暂时还没有一个恩眷不衰的宠妃。在8世纪40年代初期，他似乎已迷恋上了寿王李瑁之妻杨玉环；李瑁为武惠妃的宠子，他在738年未被立为皇太子。741年杨玉环离开了丈夫，自愿度为女道士，住在宫内，745年当她正式与再婚的寿王分居后，玄宗召她进了自己的后宫，封她为贵妃。从此，她完全左右了皇宫。虽然她两次被短期地放逐出宫，但玄宗对她迷恋之极，以致每次放逐后就立即召她进宫。
杨贵妃是来自四川的一名地方官之女，她与玄宗早期宠爱的元献皇后同样出身于华阴的杨氏氏族，又是隋皇室的远房后裔。杨贵妃的家族以出美人著称，她聪慧多才，与玄宗同样热爱音乐和舞蹈，而且自己又能歌善舞，事实证明她与她的也很受玄宗赏识的姐妹们是善于利用政治影响的行家，她家族的几个成员都得到勋位和在朝廷任高官。在8世纪40年代后期，她成了安禄山的密友，751年她收这位奇胖和魁梧的将领为义子。关于他们和她的姐妹以及关于安禄山显然可以自由出入宫禁的宫廷中的淫逸放荡的丑闻不胫而走。但这些传说在许多方面是不可能的，是以后虚构的，它们也是以玄宗和杨贵妃为主角的大量半传奇传说的一部分。重要的事实是，在安禄山最后叛乱以前，她和玄宗两个人同安禄山的个人关系一直很密切。
在杨贵妃较远的亲戚中，隔代堂兄弟杨铦担任鸿胪寺卿，另一个杨錡担任御史并娶武惠妃之女太华公主为妻。第三个更为阴险的人物是杨钊，后来玄宗赐给他人们所悉知的名字国忠[218]。杨国忠为一小官员之子，年轻时放荡无行，为宗里所鄙，于是去四川从军，后任一地方的低级官员。他在四川得到一位富有的地方有才的文士鲜于仲通的庇护，鲜于后来在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739—746年任节度使）的幕府中担任重要的行政官员，为杨国忠谋得了推官之职。在四川的这些年中，他结识了他的远亲——杨贵妃的家属；他还因勾引她的一个妹妹而被控。
当杨贵妃作为玄宗宠妃的地位正式确立后，章仇兼琼和鲜于仲通决定用杨国忠为代理人以保住他们在剑南道的地位，于是派他前往朝廷。由于与杨贵妃的关系他来到京师时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他作为李林甫的忠诚和热心的亲信，参与了746—748年的清洗。章仇兼琼由于杨氏的势力，在746年阴历五月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并担任了其他的职务。他在四川的节度使之职被原户部侍郎郭虚己接替；郭任此职直至748年，在此期间由鲜于仲通任助手。当郭虚己回长安时，鲜于在748年接任节度使。
这样，杨国忠由于他的堂姐妹和亲戚的影响，在746年以后得以迅速巩固他在京师的地位，同时他又与他早年供职的四川保持牢固的联系。由于这种特殊的地区关系，剑南（即四川）一直是李林甫的指派非汉族将领任节度使的政策从未得以实施的唯一边境藩镇。
在此期间杨国忠没有与李林甫公开破裂，但从749年起，他像王鉷那样能够对李林甫进行挑战，因为他可以指望从玄宗和杨贵妃那里得到个人的支持。749年，他把京兆尹萧炅贬黜出朝廷，此人先后是裴耀卿、李林甫及李在御史台的一个朋友宋浑的长期同伙。李林甫此时也无力帮助他的朋友。杨国忠在户部的度支使署担任一系列职务，并得到15个以上的专职头衔（其中大部分是属于财政方面的），所以其权力很快就与王鉷不相上下，后者也就成了他的政治追随者。[219]
752年，王鉷被清除出政治舞台。他与其弟王銲召术士询问自己为帝王的前景，后来担心此事泄露，就将此术士和一个公主的知情的儿子审判处死。王銲的一个朋友此时正策划控制龙武军（北军）和清除李林甫、陈希烈和杨国忠。玄宗获悉这一阴谋，就命王鉷逮捕阴谋者。王鉷警告其弟即将被捕，于是密谋者出逃。在王鉷和杨国忠带领军队的追赶下，造反者最后走投无路，被高力士率领的飞龙小儿俘获。
杨国忠此时揭露王鉷也参与了阴谋。但玄宗不信王銲的叛逆行为，而李林甫又为王辩护。因此玄宗下令恕免王銲之罪，但为了保留留各方面的面子，他通过杨国忠命令王鉷正式承认其弟之罪并请求宽恕他。但王鉷拒绝照办，这下激怒了玄宗。陈希烈这一次就不听命于李林甫了，他这时公开指控王鉷叛逆，要求将他处死。王氏两兄弟被杨国忠和陈希烈审讯，审讯结果不但使被挫败的阴谋真相大白，而且还弄清了他们以前起过作用的谋害人的情况。752年阴历四月，王鉷奉命自尽，王銲被杖死在朝堂。王鉷诸子被放逐到边远的南方，后来被处死，大量家产被没收。[220]
此事的结果对李林甫的地位是一个严重打击，因为他曾荐举王鉷任职，又曾为他的叛逆罪名辩护。他这时不但面临曾企图在指控王鉷时把他株连在一起的杨国忠和陈希烈的公开对立，而且还受到强有力的将领哥舒翰的仇视。
对外关系，720—755年
传统历史学家对玄宗的主要批评之一是，当他即位初期帝国的防御已得到加强和帝国随之采用消极的防御政策后，他的雄心导致他日益改用一种国力所不能负担的主动的、干预性的对外政策。当然，随着714年吐蕃战败而出现的相当平静的几年以后，军事活动在他在位的中期和后期大大地增加了。但这肯定不是像太宗后期和高宗时期那样的蓄意的领土扩张时期。在玄宗的这些日子中，唐朝对来自两个最强大和最富侵略性的邻国——契丹和吐蕃——的压力作了反应，与它们进行了持久的大规模战争。同时，中国对外关系的总格局由于以下的因素而起了变化：在满洲（渤海）和云南（南诏）出现了强大而稳定的国家；传统的北方敌人突厥族最后消失；基本上对唐朝友好的回纥人取代突厥族而成为蒙古草原的主人。
吐 蕃
吐蕃依然是中国最难对付的邻国。714年战败后，吐蕃人稳步地巩固他们的王国；721年，随着幼王的成年和705年以来控制吐蕃的宰相和太后之死，吐蕃的宫廷政治出现了明显的转折。722年，吐蕃朝着新的方向重新向外扩张，入侵西部的小勃律（吉尔吉特）。小勃律和邻近的大勃律（巴勒提斯坦）对中国人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它们是疏勒（喀什噶尔）经明铁盖山口通往迦湿弥逻（克什米尔）和印度河谷的要道。它们自武后时期起已是中国的朝贡国。吐蕃的占领将使吐蕃人控制帕米尔地区，使他们能直接与突骑施部或阿拉伯人接触，从而威胁中国人在中亚的地位。
面临吐蕃的入侵，小勃律王向中国求助。一支中国军从疏勒前往援助，吐蕃人被击退。但他们仍控制着大勃律。
这次冲突似乎对中国西部边境没有直接影响，但与吐蕃的关系不久在玄宗的朝廷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在725年封禅祭典以后，张说敦促玄宗与吐蕃长期议和以减少陇右和河西的大量边防开支。但玄宗征询了在724年已主张深入吐蕃领土进行打击的好战的河西节度使王君的意见。结果他没有采纳张说的和议意见，开始计划对吐蕃进行一侵略行动。
725年，一些吐蕃人参与突骑施对塔里木绿洲的袭扰。从726—729年，敌对行动又在中国边境发生。吐蕃人屡次袭击河西走廊的中国领土，而中国人则再三打入青海湖区。从728年秋季起中国人取得了主动，军队赢得了一次次辉煌的胜利，并占领了几个主要的吐蕃要塞。吐蕃人求和，在以前因吐蕃人的背信弃义而仍对他们不信任的玄宗最后被说服同意议和。730年和约商定。吐蕃王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吐蕃的边境将领奉命停止对中国领土的侵袭，一块刻有和约条款的石碑矗立在边境。和平持续了几年。两国互派使者，边界被划定，边界栅栏也被建立。此外，在这些年中，唐朝专心致志于同东北的契丹进行持续的战争。
但是，和平在736年遭到破坏。吐蕃人又进攻小勃律，虽经中国人抗议也未停止。帕米尔地区的形势甚至比722年更加危急。玄宗有好几年曾力图取得经帕米尔地区通往伊朗和西方的南方诸路的控制，因为粟特由于突骑施的干涉又受到来自阿拉伯人的压力而处于完全混乱的状态，同时传统的北方商路也受到威胁。这一对峙还有另一个形式。在734—735年，北庭（准噶尔）的唐军与突骑施之间已爆发战争。突骑施的可汗娶了一名吐蕃的公主，而吐蕃王的一个妃子又是康国（撒马尔罕）的公主。这样，对吐蕃—突骑施的结盟或对更讨厌的吐蕃—阿拉伯在中亚的结盟的由来已久的恐惧又出现了。
由于无力阻止吐蕃对小勃律的进攻，中国就在东面发动进攻，吐蕃人在那里因被和约和中国与吐蕃将领之间的誓约所麻痹，对进攻毫无准备。737年中国人进犯青海湖区，738年吐蕃的反攻被击退，河西、陇右和剑南诸节度使奉命与吐蕃人全面作战。中国人从甘肃深入今之青海省。四川的军队在开始时战果不大，但在740年得到当地羌族部落民的帮助，占领了关键的吐蕃要塞安戎，因为这些部落民对吐蕃的行政官的勒索已感到厌烦。尽管出现坚决的反攻，中国保持了战果，这样，唐朝又控制了在680年丧失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
739年，在拉萨保持一定程度的中国文化影响的吐蕃王后金城公主死去，741年吐蕃人企图利用在长安为她举行葬礼的机会缔结新的和约。玄宗没有同意，于是吐蕃人在741年夏季开始发起一系列果敢的进攻，并重新控制了青海湖区。他们夺回固若金汤的石堡城，并入侵甘肃边境的中国领土。
在以后几年，皇甫惟明及其继承人王忠嗣，进行了一次次的边境战争，稳步地加强了陇右和河西两镇的中国防御设施，这两个藩镇到742年时已控制了17个军，兵员共达14.8万人。皇甫惟明和王忠嗣都在宫廷的党争中被株连，747年陇右归突厥将领哥舒翰管辖。749年，他率领从陇右、河西、朔方和河东诸镇抽调的大军，最后攻占了石堡城，但中国人伤亡很大。该地成了新的中国军队的驻地，在以后几年中国人在西北新成立九支长驻军队，并开辟屯田来供养它们。753年哥舒翰再次大败吐蕃，收复了称之为九曲的黄河上游的大部分。
8世纪的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当中国人在吐蕃边境进行大规模战争时，吐蕃的西陲又形成了与唐朝直接对峙的形势。吐蕃在736年攻击小勃律后，稳步地巩固它在帕米尔的地位，许多山地小王国与长安断绝往来并成了吐蕃的属国。在塔里木的中国将领曾经不时攻击吐蕃人，但毫无结果。746年，在安西任职的高丽将领高仙芝对小勃律进行了一次引人注目的讨伐，他率领1万名骑兵通过帕米尔最高的几个山隘。吐蕃人被赶走，中国军队驻在小勃律，中国对帕米尔诸国的影响得以恢复。吐蕃这时又转而窥测小小的劫国，使驻在小勃律的中国军队的供应线有被截断的危险。750年高仙芝又进行一次讨伐，占领了吉查尔，最后遏止了吐蕃想在帕米尔建立统治的企图。
755年，吐蕃王死，吐蕃朝廷派使节前来，寻求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中国使节也被派往吐蕃去册封新王和转达唐皇的吊唁。吐蕃的威胁不论在中国边境还是在西面，似乎都暂时被遏制了。但安禄山之乱的爆发和随之而来的中国军队在吐蕃边境的撤离，又揭开了中国吐蕃关系史灾难性的新篇章。
中亚，突骑施族和阿拉伯人
自玄宗初年以来，伊塞克湖和巴尔喀什湖之间西突厥族各部居住的地区已被一个名突骑施的部落及其令人生畏的苏禄可汗所统治。虽然苏禄可汗已在717年正式臣服于中国人，但在同一年他还是袭击了边境并进攻阿克苏及塔里木盆地的其他地方。719年，唐军已被赶出碎叶（托克玛克）的哨所，丧失了在天山山脉之北的大片领土。
幸亏苏禄这时西进占领富饶的粟特诸城邦国。苏禄是在粟特最后建立阿拉伯统治的伟大的阿拉伯将领库塔伊巴死后不久崛起的。阿拉伯人坚决的推进暂时被挡住了；突骑施族前去支援粟特人进行抵抗。在724年，在阿拉伯史学家称为“渴日”的战斗中突骑施大败侵略河中地区的阿拉伯远征军。这一挫折使阿拉伯向东的扩张中止了约50年；从724—727年，突骑施深入粟特国境，远至康国（撒马尔罕）本土。726年，突骑施为防卫骨咄（帕米尔以西）而与阿拉伯人交战；阿拉伯人直到730年才开始认识到突骑施的力量。
唐朝感到应该安抚苏禄，于是在722年安排把唐朝的“公主”（实际上是西突厥名义可汗的一个女儿）嫁出和亲。同时，中国的安西都护府（塔里木盆地）和北庭都护府（准噶尔）的防御设施不断地得到加强。718年，安西成为一节度使驻节之镇，北庭在727年也照此办理。到8世纪30年代，它们各自拥有两万名的守军，给养部分来自屯田，部分地来自与中亚贸易的商人所缴的过境税。
这些预防措施之所以必要，不仅是由于苏禄本人明显的军事力量，而且是由于他与中国的两大最强大的宿敌东突厥和吐蕃联姻。725年，他插手支持于阗王的反唐叛乱。叛乱很快被平定，但苏禄与中国的安西副使结下私仇，他与吐蕃盟友一起掠夺塔里木盆地，围攻龟兹，进攻高昌区。但突骑施基本上仍只插手中亚事务，730年，苏禄与唐朝媾和。突骑施的力量几乎完全依靠苏禄个人的领导和他给他的部落领袖提供无数掠夺物的能力。到8世纪30年代，他与诸子和酋长们的关系日趋紧张，同时他得了一次中风，一臂不能动弹。但他被迫继续征战。731年，他又进犯粟特，企图打败阿拉伯人和夺取富饶无比的康国（撒马尔罕城）；他差一点儿成功，在被迫撤军前重创阿拉伯人。
在西面受阻后，苏禄又在735年和736年进攻中国北庭和北塔里木的据点。这一次他遭到惨败，于是又被迫议和。因此他在737年又重新西撤，阿拉伯人已在那里进攻位于经过帕米尔的南路的要冲骨咄。苏禄与从粟特和吐火罗的几个属国抽调的部队渡过乌浒水，抵达阿拉伯重要的前沿基地巴尔赫。虽然苏禄的军队人数大大超过阿拉伯人，但他们被彻底击溃。
这是苏禄及突骑施力量没落的开始。部落的对立造成了危机；738年苏禄被一个争权者谋害。在随之而来的混乱中，这些部落中的一派请求中国人援助，于是中国人会同拔汗那（费尔干纳）王平息了突骑施之乱。这一地区取得了全面的政治解决，拔汗那、柘支（塔什干）和佉沙（基什）诸王都得到中国的封号。中国人企图在西突厥人中立一新可汗以便对突骑施进行控制，这又引起一次动乱，但744年的又一次讨伐最后打垮了突骑施人，并在伊犁河流域和碎叶区重建中国的权威。到750年，这里成了中国的强大的基地，高仙芝由此就能进一步向中亚扩张力量，最后在那里与阿拉伯人直接对峙。
被内部斗争搞得四分五裂的突骑施不再是唐朝的威胁。在8世纪50年代，他们日益受到住在巴尔喀什湖之南的北邻葛罗禄部的压力。葛罗禄部曾参与回纥人推翻东突厥之战，但后来又与获胜的回纥人不和，此时开始向西南迁入突骑施的领地。
东突厥的衰落和回纥的崛起
716年默啜可汗之死引起了东突厥人内部一段不稳定的时期，在此以前，他们的力量已因许多臣服民族的变节而减弱。新的小可汗匐俱不久就被默啜之侄、杰出的将领阙特勤废黜，后者把除年迈的暾欲谷以外的默啜的家族及其衙官全部杀害。阙特勤以新可汗（中国史料中称默棘连或毗伽）代替匐俱，新可汗从716年一直统治到734年。在716年和717年，突厥领地瘟疫肆虐，于是与蒙古北部诸臣服部落的一系列血腥战争爆发了；结果乌古思诸部逃往中国避难。
毗伽成为可汗后，立刻想进犯中国，但被顾问们劝阻。他于是妄想使其部落民过定居生活，自己则想住在中国式的围有城墙的都城内。这一计划被暾欲谷劝阻，他认为这一发展会破坏突厥人的民族特点和使突厥人丧失对付中国人的力量——机动性。同时，毗伽建议与中国人媾和。玄宗予以拒绝，并在718年计划纠集东面的契丹和奚族、西北的拔悉蜜和黠戛斯以及臣服于突厥的形形色色集团，对突厥发动一次协同进攻。720年秋，进攻在中国将领王唆的指挥下进行。计划同时直捣突厥大营的行动是一个错误。拔悉蜜先于中国大军抵达，结果被击溃。突厥人于是开始袭击河西走廊的中国定居地和西面的北庭都护府。
在721—722年期间，和解终于达成：可汗同意事玄宗为父，突厥的朝贡使团和使节定期来中国朝廷。毗伽几次要求娶中国的公主，但始终没有得到同意。8世纪20年代后期出现边境纠纷时，吐蕃要求突厥人一起进攻中国，但毗伽拒绝，原因也许是中国人已在朔方建立大规模的边境集市，突厥人和其他边境民族可以在那里获得大量中国丝绸。
731年 阙 特勤死，玄宗派使者前去吊唁，并派中国匠人为阙特勤之碑刻汉文纪念。达成的亲切的妥协显然对突厥人和中国人都有利。734年，毗伽被他的一个大臣毒死。
在8世纪30年代初期，这一政治平衡受到契丹和奚族的叛乱的威胁（见下文），它们拒不接受中国属国的地位，转向突厥效忠。突厥人似乎不愿意直接插手，从而危及与中国的良好关系，虽然在733年有些突厥军队协助契丹兵作战。然而在734年突厥人几次向渤海王建议，希望结盟反对契丹，但没有成功；735年，他们自己攻打奚和契丹，但被打败。突厥人肯定已深深地陷入东北的这一危机之中，唐朝发现单单契丹已是强大和意志坚决的敌人，就十分谨慎地不让突厥人直接参加对抗。
伊然继毗伽为可汗，他不久死去，由其弟登利可汗继位，后者是被毗伽遗孀控制的儿童。这两个可汗继续与玄宗的朝廷保持朝贡关系。741年，稳定的局势被破坏，登利被他的一个将领东杀所杀，东杀另立毗伽的一个儿子为可汗。但新可汗很快就被骨咄叶护杀害，他的弟弟被继立为统治者，但又被谋杀。叶护于是自立为可汗，但拔悉蜜、回纥和葛罗禄群起反对，把他杀死。拔悉蜜人企图立自己的可汗，但突厥人另立杀害登利可汗的凶手之子乌苏米施为可汗。中国人派使者要他效忠，但被拒绝。他的朝臣反对这一行动，乌苏米施在遭到拔悉蜜和其他部落的攻击后出逃，在744年被拔悉蜜部所杀，并被传首长安。
突厥人此时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乌苏米施之弟被立为白眉可汗，但其他突厥人另立拔悉蜜之主为对立的可汗。中国人利用了这一混乱。朔方节度使率军进入草原，打垮了东面诸部。同时，葛罗禄部和回纥部杀了拔悉蜜的可汗，回纥的首领骨力裴罗控制了该国。745年回纥杀了最后一个突厥可汗白眉，将其首级送到中国朝廷。毗伽的令人生畏的遗孀率部投诚玄宗。突厥帝国灭亡。
导致突厥人灭亡的部落联盟是很短命的。最初在叛乱中为首的拔悉蜜在744年被其他部落所灭，拔悉蜜的首领逃往北庭寻求中国的保护。此后不久，葛罗禄也臣服于回纥，回纥的统治者骨力裴罗此时成为原先被突厥人统治的整个草原区的无可争辩的主宰。746年，玄宗封他为怀仁可汗，批准他为统治者。
747年，他的儿子磨延啜继他为可汗；磨延啜巩固了回纥对其前盟友的霸权地位，并建都于合刺八刺哈孙城。回纥人以前原为游牧民族。磨延啜此时采取了716年毗伽可汗曾为突厥人设想的步骤，即给他的臣民建立一个固定的首府，回纥人逐渐开始定居和务农，同时他们的首府和磨延啜通过中国人和粟特人在色楞格河畔建造的另一个城市成了活跃的商业和手工业中心。回纥人从未成为定居的民族。在840年他们的帝国灭亡前，他们多半依然是牧民。但他们很快发展了远比突厥人在鼎盛时期更为复杂和先进的社会和经济秩序。
对唐朝来说幸运的是，他们一直保持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在玄宗在位的最后几年，他们建立了正规的朝贡关系，并且奠定了在下一世纪将把双方连接起来的有利可图的商业关系基础。
契丹和奚
中国对南满控制的重新建立、717年营州的强大的平卢军的建立和714年契丹王和奚王的重新归顺，使东北开始了一段相对安定的时期。这种局势是由唐“公主”与契丹王和奚王的一系列王朝通婚支撑的。贡使定期来到中国的朝廷，贸易在营州十分繁荣。此外，在东满洲出现的强大而稳定的国家渤海（详见下文）有助于进一步稳定东北，而突厥人的总的消极态度避免了外来民族在这一区域构成的传统战略威胁，即对整个北方边境的联合进攻。最后，唐朝在东北的防御设施极为强大。696年契丹入侵后建立的五个军在玄宗初期得到三个军的补充，在729年又增加了两个军。它们归范阳节度使指挥，到8世纪30年代，归他直接调遣的军队达9.1万人。此外，平卢军和南满的其他军队也归他节制。范阳是所有边境藩镇中实力最强的一个，这是朝廷见到契丹和奚构成的潜在威胁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
这一区域外表的平衡实际上掩盖了高度动荡的政治局势。契丹的局势尤其如此；718年李失活死后，契丹在八年中走马灯似的有四个王上台。契丹朝廷的实权掌握在大臣可突于手中，他废立了几个王，大权在握。8世纪20年代后期，他与一朝贡使团来长安朝廷，遭到宰相李元紘的粗暴对待。他对中国人怀有很深的怨恨；他在730年杀契丹王，迫使作为王妃的中国“公主”逃到营州的驻军那里，然后自立为契丹的统治者。他胁迫其邻近的奚族参加叛乱，并归顺突厥的毗伽可汗。
虽然中国朝廷决定讨伐他并下令大量征兵，但有效行动直到732年才开始。信安王李祎全面指挥一次同时从几个方面进攻可突于的战役。经过几次挫折，李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给对方造成大批伤亡，抓获很多俘虏。可突于彻底战败，率残部逃进热河山区，同时他以前的同盟奚族向唐投降，恢复了原来的属国的地位。
但契丹根本没有灭亡。733年春，有突厥友部参加的契丹大军驻营于渝关塞外。新任范阳节度使的薛楚玉派军进攻，但大败而归。同年稍晚的时候，在最近与吐蕃交战中战功卓著的张守珪接替了薛楚玉。可突于被张的盛名所慑而被赶走；他试图通过诈降来赢取时间，同时向西北撤退，指望与突厥人会合。张守珪此时策反了一个与可突于不和的契丹将领李过折。李过折杀害了可突于及其许多支持者，将其首级送呈中国朝廷。
735年玄宗承认李过折为契丹的领袖，并封以各种表示他的臣属地位的官职。契丹问题似乎得到解决。但和平希望很快又破灭。在同年年底以前，可突于的残余党羽在涅礼的谎言煽动下，杀害了李过折及其大部分家属。同时，突厥人进攻契丹和奚，但被击退。中国朝廷宽恕了涅礼并批准他为契丹王。但在736年初期，奚和契丹又不服中国的节制。张守珪的将领安禄山率军进击，但被战败。次年，张守珪大败契丹。随之而来的是一段战争的间歇，但双方未达成明确的和解。
738年秋，张守珪的两名属将矫称张守珪的命令，使营州主将在横水进攻奚。进攻失败。张守珪企图掩盖真相谎报胜利。真相泄露，张在随之而来的丑闻中被贬，职务由李适之接替；李率军在740年秋打败了契丹和奚。
局势到这时候终于变得比较安定了。唐的防御体系得到加强。743年河北建立了两支新军，平卢建立另一支军队；在742年，原归范阳节度使指挥的平卢改为负责中国在南满地位安全的一个独立藩镇。743年契丹和奚国派使者至长安，唐朝廷也显然决定试探和解，因为在745年，中国又有公主嫁给了契丹王和奚王。
但在745年末，两王杀害了中国的王妃并谋反。自742年起已任平卢节度使并在744年以后同时指挥范阳的安禄山平息了他们的叛乱。746年，中国朝廷册封了契丹和奚国的新王。和平关系得以恢复：749年奚使者来到长安，契丹使者则于750年相继来到。
终玄宗之世，奚和契丹的问题仍未解决。虽然这些部落没有大举侵入中国境内，但中国人企图控制它们的活动也没有结果。它们一直是强有力的威胁，它们的存在说明唐朝在东北保持庞大的军事制度是完全有道理的。
渤 海
玄宗在位期间，唐朝与以前很少直接交往的中满和北满诸民族发生了关系。唐朝已偶尔接待来自生活在东西伯利亚、库页岛可能还有堪察加的形形色色来历不明的民族的使团，并与满洲和黑龙江流域的民族有定期交往。在唐初期，北高丽和今辽宁和吉林两省东部形成高丽国的领土。在高丽之北，许多室韦亚族居住在今黑龙江的西半部，它们属于与契丹有关系的蒙古族，而在今黑龙江省东半部和黑龙江下游则是有通古斯族血统的靺鞨的领地。北高丽人口的大部分也属于靺鞨血统。
随着高丽的衰亡，其原来的领地成了权力真空。在南部，一个组织甚差的“小高丽”国在新统一的新罗国和辽河流域下游中国人定居区之间的地区勉强维持生存。高丽统治集团的大部分已被高宗迁移，有的到中国各地，但大部分则在营州地区居住。当696年契丹入侵河北从而中断中国在东北的行政时，由来自濊貊统治阶级和高丽靺鞨部落的民族组成的一个集团叛乱，在前高丽将领大祚荣率领下逃到今吉林省的松花江上游。大祚荣在那里自称振国国王，并使自己成为突厥的默啜可汗的一个藩属。
到705年，中国朝廷得知他已成功地在东满洲建立一个强大的新国家，于是决定承认它，希望中国在与奚和契丹作战时，它会成为一个同盟。使者你来我往，但与契丹和奚的战争切断了双方的交往，直至712年，这时中国承认大祚荣为渤海王。新的渤海国开始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繁荣的王国，它的组织如同新罗那样严格仿效中国的模式。定期的朝贡使团被派往长安，为了促进贸易，它还作了专门安排。
719年大祚荣死，他的儿子大武艺继位，他统治渤海直至737年。虽然朝贡关系没有中断，但在8世纪20年代，双方关系趋于紧张。渤海王采用自己的年号，放弃唐朝正朔，以表示独立于唐朝之外；渤海朝廷于是分裂，一方为亲唐派，一方为以渤海王为首和谋求更独立的路线的保王派。
唐朝对渤海的日趋强大越来越忧虑，并开始寻求同盟以抵消它的力量。渤海几代国王以前曾被北部邻族——黑龙江流域的靺鞨族——打得大败，唐朝开始与这些以好战著称的部落建立联系。726年，靺鞨派使者前来朝廷，中国人在黑龙江流域建立一边境行政区，由中国的军官充当部落首领的顾问并组织了一支部落军队。
渤海王当然会以忧虑的心情看待这些事态发展。726年，他命他的弟兄大门艺（此王从705—712年曾在唐朝廷当人质）率军对黑龙江流域的靺鞨族进行一次先发制人的打击，以防止唐和靺鞨的南北夹攻。大门艺反对这一计划，说这样会背叛他们的霸主唐帝国，他逃到了玄宗的朝廷。
渤海王派使者要求处决大门艺。玄宗企图蒙骗使者，说大门艺已被流放岭南，而事实上他被派往中亚任职。真相泄露之后，渤海王大怒。732年他派海军出征，袭击山东半岛的中国重要港口登州，攻占了州府，撤军前把刺史杀死。
玄宗此时决定对渤海采取激烈行动，他与也因强大的北邻的崛起而感到威胁的新罗王拟订计划，准备中国军队从营州、新罗军从朝鲜半岛北部进行联合夹击。战争的结果是一次惨败。733年中国人因与契丹重新出现纠纷而放弃了这次战役；新罗军也在高丽北部山区被暴风雪所困，在未与渤海军遭遇前就损失大部分人马，最后被迫撤军。734年玄宗致函新罗王，敦促他一有机会就向渤海进攻，同时双方缔结了协同防御的协定，结果唐朝等于正式放弃了它以前在高丽征服的土地上的长期权利。渤海王为报私仇，继续反对大门艺；他企图派人在洛阳暗杀大门艺，但企图失败，刺客被捕。
但更冷静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在8世纪30年代，突厥人屡次与契丹发生纠纷，734年他们要求渤海与之结成联盟，以对付此时又承认中国宗主权的契丹。渤海王也许意识到，作为契丹领土上的主宰的突厥人会成为比唐朝更具有侵略性的邻邦，所以拒绝了这一建议。735年，渤海派遣由一个王子率领的朝贡使团前往长安，作了表示正式臣服的行动。从此使团岁岁来朝。
737年，其政策导致与唐朝关系破裂的大门艺（原文如此，应为大武艺——译者）死亡。渤海诸王中最伟大的大钦茂（死后的谥号通称大文王）继位。他在位的57年使渤海的国力达到最高峰，而且取得了很高的文化水平。在他统治下，渤海在制度和文学文化方面成了唐朝亦步亦趋的翻版，很像新罗和日本已经做到的那样。它成了中文作为行政和文学通用语的东亚中国文化圈的一部分。虽然渤海与新罗及日本同样完全独立，唐朝政策也无力干涉它的内政，但朝贡关系的形式仍被谨慎地保持着。渤海王和新罗王正式接受唐朝廷的封号，他们的王后和太子也是一样。两国使者定期到唐朝廷祝贺新年，他们朝贡后得到回赠的中国产品则更加昂贵精美。
渤海崛起后，唐朝在东北面临新的形势。新罗和渤海既不是在发展程度上明显低于中国的部落民族，也不是在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上完全属于异族的游牧帝国。它们都是定居社会，完全是像中国本身那样组成的中央集权官僚王国；唐朝廷必须与它们一起创造一种新型的关系，即要接受一种远比与以往任何邻国相处时都更为平等的关系和更为共同的文化。
750—755年的对外发展
直至8世纪40年代为止，对边境事务的处理基本上是成功的。吐蕃的边境已经稳定，以前丧失的重要战略地区已被收复。经塔里木、伊犁河流域和帕米尔通往中亚的各条路线都得到保护。草原被比较和平和友好的回纥人控制，契丹和奚民族的威胁被成功地遏制了。漫长无比的边境防务在人力和供养方面都是代价昂贵的。但唐朝成功地达到了它的目的，玄宗时期的战役很少是中国对邻邦的侵略政策或扩张野心引起的。
但约在750年，中国在经过十年胜利的征战后遭到了一次次严重的军事挫败。751年，曾在小勃律和拔汗那之役取得辉煌胜利的安西节度使高仙芝最后与阿拉伯人在咀逻私（塔拉斯）水交锋，被打得溃不成军。[221]战斗本身并无重要意义。但它对未来的影响是十分严重的，因为它使阿拉伯人处于有力的地位，当安禄山之乱后中国在突厥斯坦的守军开始处于孤立然后又遭到吐蕃的侵袭时，他们就得以向中亚扩大势力。751年安禄山也惨败。750年，安禄山的军队在东北边境又已与奚和契丹交战。据历史记载，这些敌对行动是安禄山蓄意挑起的，其目的是想取得轻而易举的胜利，然后向玄宗邀功请赏；战争以中国的胜利告终。安禄山于750年后期回京后被厚加赏赐，即获准可自行铸钱这一无与伦比的荣誉。751年返回东北后，他准备大举征讨契丹，于是率领自己的6万名军队和一支奚骑兵对付契丹。远征的结局是一场十足的灾难和安禄山大部分部队的丧失。[222]尽管这次惨败主要是安禄山过分自负引起的，玄宗个人对他仍如此宠爱，以致他未受到任何惩处。
就在这一年，唐朝在云南也遭到同样的惨败。中国人在这里面临新兴的南诏国：中国人曾鼓励南诏的兴起，以期在对付吐蕃时它会充当中国的盟友。8世纪30年代后期，蒙舍（南诏）统治者皮逻阁逐步将统治扩大到今云南的6个土著王国（六诏），此举得到剑南节度使王玙的默许和援助。739年，他在今大理附近建都，并以重兵设防。南诏王和太子得到中国的封号，于是与中国朝廷建立了封建的关系。[223]
750年，云南太守张虔陀企图掠夺南诏的使者。南诏王阁罗凤不甘忍受这种待遇，因此张虔陀在一份密奏中诋毁他。阁罗凤大怒，在750年攻打云南府，杀死张虔陀，夺取这个地区受中国人保护的32个土著部落州。
受杨国忠庇护的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已在四川稳步地建立了他的权力基地。他此时决定率军大举征讨南诏。751年夏初，他派军队8万夹击大理。阁罗凤提出愿意归还所占的领土，但鲜于拒不接受此建议，仍奋力发动进攻。结果是一场灾难。阁罗凤大败唐军；鲜于仲通死里逃生，唐军伤亡6万——许多人死于疾病。杨国忠对玄宗隐瞒真相，诡称取得了重大胜利。但这次鲁莽的远征使中国在四川的地位非常虚弱。阁罗凤马上向吐蕃称臣，于是吐蕃和南诏的结盟在以后威胁着西南的边境达40年之久。[224]
中国经过十多年不断的胜利后重新出现的这一边境问题促使李林甫在751年初期设法让自己遥领朔方节度使，而实际的指挥权则操在助手李之手。四川的这场灾祸以后，杨国忠在751年阴历十一月决定让自己担任剑南节度使，以巩固自己在四川割据的权力基地。[225]
752年初期，李林甫又遭到杨国忠及其同伙的攻击，原因是他对朔方负有责任。752年春安禄山集结一支20万骑兵的大军以报他被契丹战败之仇。作为他计划的一部分，他曾要求得到奉信王李献忠——实际上是一个不愿在安禄山麾下效劳的原名阿布思的突厥降将——统率的朔方镇大批骑兵的援助。安禄山对阿布思有宿怨，阿布思自然担心安禄山会把他杀死。阿布思没有参加征讨契丹，反而叛乱；他袭击了朔方的军械库和粮仓，然后逃进大草原。
安禄山此时取消整个远征。阿布思原为李林甫的朔方节度使副使，所以杨国忠、陈希烈和哥舒翰都企图要李林甫对阿布思的叛乱负责。虽然他们没有得逞，但李林甫被迫辞去朔方节度使之职，而转由安禄山的堂兄弟、已为河西节度使的安思顺担任。[226]从这时直至755年，从鄂尔多斯到满洲的整个北部边境被安氏兄弟所控制，他们此时仍是李林甫的支持者。
以后不久，李林甫企图对杨国忠进行反击。自鲜于仲通对云南的未遂入侵以来，唐与南诏的边境纠纷不断。李林甫此时要求杨国忠倾听四川黎民要求他承担起节度使职务的紧急呼吁。杨国忠和杨贵妃向玄宗求情；玄宗坚持命令杨国忠赴任，但答应很快会把他召回朝廷担任宰相。
但这是李林甫最后的孤注一掷之举。他已经病入膏育。一个术士告诉他如果能再见玄宗一面，他就可康复。尽管侍从们反对，玄宗仍同意见面；但李林甫这时已病得甚至不能行君臣之礼了。杨国忠就在出发至四川赴任之际被召回，李林甫在临死前把未来的帝国事务托付给他。几乎不久，李林甫在掌权19年以后死于752年阴历十一月二十四日。[227]
杨国忠立刻被任命为宰相。753年初期，他重新指控李林甫与阿布思的叛乱有牵连。后者已被回纥打败，他的残余支持者已为安禄山效劳；安禄山派他们的首领之一到朝廷报告：李林甫曾收阿布思为养子。玄宗下令调查。李林甫仍未被埋葬，但在753年阴历二月，他被追夺所封的一切官品和官职；他在职的后嗣被削职为民，并被流放到边远的南方和西南的边境，50多名近亲和同伙被株连。他的财产被没收，他的棺材被打开，珍贵的殉葬品被取走；他得到的只是平民的葬礼。[228]杨国忠和陈希烈又得到新的封号，以奖赏他们在这次肮脏的报复行动中的作为。
随着李林甫之死，帝国已没有一个坚强和负责的领导人。20年来，朝廷已习惯于他的坚强的控制； 自746—748年的几次清洗以来，大部分可以递补的领导人或者已经死亡，或是在地方任职。玄宗早就不再起君主的积极作用，此时，只能走一条最省事的道路，即听任杨国忠去行使最高政治权力，而杨国忠尽管善于宫廷政治的权术和对玄宗有个人的影响，却根本不能与务实的政治家李林甫相比。
前40年的政治发展已把空前的权力集中在宰相之手。但为了确保这一体制能顺利地运转，皇帝必须保留他更换宰相的权力和意愿。像李林甫和陈希烈享受的那种漫长而不正常的任期使替换越来越困难，因为在职者的势力不但愈加根深蒂固，而且把一些人提升为高官（他们一般有希望成为在职宰相的继承人）的按部就班的正常途径堵塞了。杨国忠就这样继承了一个朝廷的高级官职，而他和杨贵妃只要仍得到玄宗的宠爱，他实际上是不会垮台的。
杨国忠的掌权，752—756年
从752年年末至玄宗逊位，杨国忠就这样一直是朝廷中左右一切的人物。除了宰相之职和中书令的实职外，他又兼任吏部尚书（李林甫自739年起就兼任此职），从而使他取得任命文官的控制权。他还继续掌管许多在李林甫时期逐步设置的财政专署，这样又使他完全控制了帝国的财权，因为户部此时既无尚书又无侍郎。陈希烈依然是左相，他在李林甫的末年多少表现出有些独立性，他还不是应予认真对待的政敌。此外，在李林甫垮台之前，他被撤除了按惯例由左相担任的兵部尚书的兼职。
但是，朝廷的势力显然被边镇节度使的巨大权力所压倒。在安禄山叛乱之前的最后几年，安禄山和杨国忠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前者由于控制了北方和东北的边镇，对帝国构成了巨大的潜在威胁，后者则牢牢地支配着京师和朝廷。杨国忠此时孤注一掷，试图为自己建立地方基地和军事后盾，以与安禄山的力量相抗衡。
杨国忠想巩固他的剑南节度使地位的企图并不特别成功。四川远离朝廷，交通不便，它的军事编制又比较小，远不如东北诸镇完整，而杨国忠的党羽鲜于仲通向南诏进行领土扩张的企图也落了个灾难性的结局。753年设立了由何复光节制的一个强大和拥有全权的岭南藩镇，使之从南面威胁南诏，但此举收效甚微。754年夏对南诏重新发动入侵，其结果是又丧失了约全部人马的四分之三。[229]
杨国忠迫切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军事盟友。他选中了唯一与安禄山明显为敌的突厥将领哥舒翰，[230]此人是西北陇右和河西两地的节度使，并已在753年阴历八月被封为王。他与安禄山的堂兄弟朔方节度使安思顺长期不和；虽然在快到李林甫临终时玄宗试图让宦官高力士去弥合双方的分歧，但这反而使局面更加恶化。安禄山和哥舒翰曾在朝廷公开激烈争吵。
哥舒翰拥有庞大的军队，总数达14.3万人，他们久经沙场，在战斗中得到锻炼，在吐蕃边境的十多年中常常取胜。754年，他的军队大加扩充。陇右建立了八支新军，河西在755年初也建了一支新军。[231]
753—754年的冬季，安禄山急于加强他在玄宗心目中的地位，来朝廷祝贺新年。杨国忠告诉玄宗，安禄山肯定要谋反，并建议召见他以考验他是否忠诚。当召见令发出时，出乎杨国忠意料的是，安禄山应召而至，向玄宗表明他的永远不变的忠诚。玄宗对他大加赏赐，并比以往更加信任，虽然皇太子也与杨国忠一起警告说，安禄山可能谋反。使事态更加糟糕的是，玄宗甚至提出应任命安禄山为特任宰相，只是在杨国忠提出了关于安禄山只字不识不宜肩负此重任的紧急请求后，这一任命才未实现。结果，安禄山只当了尚书省仆射，这一职务当时是通常授给前宰相的闲职。[232]
但安禄山仍获得一个削弱杨国忠和哥舒翰力量的职务。他被任命为闲厩使和陇右（哥舒翰控制的藩镇）群牧使。虽然安禄山三镇兵力多于哥舒翰的军队，但河西和陇右的军队却能更充分地得到骑兵的配备；此外全国骑兵所依赖的大片的国家牧地都集中在陇右和长安西北今陕甘两省的地区。安禄山通过这一新任命的官职能为自己军队挑选几千匹一流战马，以弥补自己军队的不足。[233]
在安禄山在京逗留期间，杨国忠对他的敌意已是昭然若揭，以致安禄山在754年阴历三月回范阳镇时，曾昼夜乘船兼程行进，途经任何城市都不下船，因为担心杨国忠会派人追赶和拘捕他。[234]宰相和帝国最有力量的将领之间的对抗形势此时显然已无法扭转。但玄宗仍相信安禄山的个人忠诚，朝中无人再敢指出他谋反的可能性了。
安禄山来朝廷的结果是使杨国忠能为自己清除高级官员中的一个敌对集团，其中的成员与玄宗关系密切而且对他有相当影响。刑部尚书张筠和太常寺卿张垍两兄弟为张说之子。[235]张筠在京畿和地方任职时政绩卓著。他长于写作，早就有担任宰相的野心，但一直被李林甫压制。李林甫死后，他成了陈希烈的支持者，希望能够接替陈的位置。张垍在8世纪20年代也在朝中历任显宦；玄宗对他特别宠爱，把宁亲公主下嫁给他，并准许他住在宫内的一个府第里。玄宗把他当作起草诏书的私人秘书和精通重大礼仪的人。当陈希烈请求批准辞职时，他也希望取代陈而担任宰相，看来玄宗也确有此意。另一个弟兄为门下省给事中张埱。但张氏弟兄的权力与其说依靠他们的高级职务，不如说是来自张筠和张垍所任的翰林院供奉之职。
前面已经谈过，玄宗在8世纪20年代有意识地发展集贤院，来为自己提供一批年轻有为之士，使他们能协助他从事各种文学写作和准备、起草国家的重要文件。集贤院最初由张说掌管，后来被陈希烈接管，但仍保持它的重要地位。但在玄宗后期，它受到另一个由年轻有为之士组成的翰林院的挑战。翰林院与集贤院不同，是直属皇帝本人的一个宫廷机构。它最初由一大批作家、诗人、风水专家、占卜者、佛道僧侣、艺术家、画家、书法家甚至棋师组成，这些人是使皇帝生活更加充实愉快的翰林待诏。738年，翰林院新设一学士院。学士院的重要性很快超过原来的翰林院，它是为皇帝处理国务和起草文件的个人的机要处；在这一职能方面，不久就代替了集贤院。[236]张垍是学士院首批成员之一，院址就设在宫中他的府第内。到754年，张筠也成为供奉。因此他们很有影响，很接近玄宗。
张垍实际上曾起草任命安禄山为宰相的诏书，但由于杨国忠的反对，诏书从未被付诸实施。754年阴历三月安禄山离京时，玄宗的大太监高力士为他送行；高向玄宗禀告，安禄山离京时非常不满，因为他知道玄宗原来打算任命他为宰相，但最后没有做到。杨国忠猜测此事只能是张垍或他的某个弟兄向安禄山透露的。玄宗大怒，因为翰林院学士必须严守机密，张垍及其弟兄都被贬往地方担任次要职务。[237]
这一年晚些时候，杨国忠在政治上又赢得了一个胜利。陈希烈再三要求辞去宰相之职，754年阴历七月玄宗在杨国忠的赞同下予以批准，因为杨国忠与这个同僚已经不和。玄宗希望吉温代替陈希烈，此人凶残阴险，在746—748年的清洗中曾是李林甫的主要代理人之一，并在御史台任职多年。吉温此时已成为一个安禄山的支持者。这一年早些时候，安禄山曾要求他担任自己的群牧副使，同时还策划提升他为兵部侍郎。杨国忠在想到必须与如此一名危险的同僚对抗时，不禁惊慌失措，所以他反对玄宗的人选，并成功地让年长的吏部侍郎韦见素担任吉温的上司兵部尚书并成为特任宰相。[238]
韦见素[239]（687—762年）是名门出身的进士，他在睿宗登基前的王府担任低级官员，所以玄宗了解他的整个成年生活。他在京师历任高级职务，以为人随和温顺著称。正如杨国忠所希望的那样，他证明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他副署杨国忠作出的命令时从不怀疑。
754年晚些时候，杨国忠又清除了另一个敌人，他就是深得人心和能干的皇族成员和京兆尹李岘。据某些记载，他把自753年以来影响长安的连绵阴雨归咎于李岘，从而达到了清除的目的。其他记载则指出，杨国忠派密探弄清了一件牵涉到安禄山的阴谋后，强迫李岘的京兆府官员去袭击在京的安禄山的府第，在那里发现了安禄山计划叛乱的证据。安禄山的两个代理人安岱和李方来都被处死。安禄山大怒，向玄宗申诉，玄宗为了安抚安禄山，就给理论上应负责任的官员李岘以降级处分。[240]
他还使河东太守兼采访使韦陟失宠，此人为著名学者，官声极佳；杨国忠担心玄宗可能计划调他进京担任宰相。韦陟被指控挪用公款，于是御史们前往进行调查。韦陟愚不可及，竟贿赂吉温为他说情，同时又写信给安禄山求助。此事被揭穿以后，杨国忠不但能把韦陟贬往边远的南方，而且又能把吉温调出京师，然后把他处死。安禄山因此在中央政府中损失了一员干将，他要求宽恕吉温的呼吁未被理会。[241]
次年初期，不敢再亲自来朝的安禄山派一名副将前来，要求批准以非汉族将领取代许多汉族将领。杨国忠和韦见素以此作为安禄山计划谋反的确证，要求玄宗拒绝此议。[242]但是玄宗发怒了，他下诏照安禄山的要求任命新将领。宰相们于是提议召安禄山来朝廷和担任宰相，但他所领的诸藩镇应予分割并划归汉族将领节制，以剥夺他的实权。最初，玄宗倾向于按他们的意见办理，而且必要的诏令也已拟就。但在诏令发出之前玄宗又作了进一步考虑；他派一名宦官前往安禄山驻节之地，要他弄清安禄山是否真正在计划谋反。这名宦官得到安禄山的大量贿赂，所以回禀说安禄山一直完全忠于王朝。因此，玄宗命杨国忠和韦见素不要再用这类指控去打扰他。
但在755年初春，门下给事中裴士淹被派往河北巡视，据推测此举是一个预防措施。[243]同时，安禄山又在与契丹和奚交战，并在阴历四月报捷。[244]他究竟是想重新取得玄宗的欢心，还是在自己谋反时希望使外敌置身事外，则不得而知。安禄山留在范阳的大本营内，屡次称病，拒绝接见玄宗的使者。当裴士淹抵达时，他一直等了三个星期安禄山才同意接见，甚至接见时他仍受到冷遇。
同时，杨国忠在京师继续打击浮在面上的安禄山的支持者，并且经常企图制造安禄山有二心的证据。新任的京兆尹把安禄山的府第围困，逮捕了安的一个代理人；经御史台审讯后此人被秘密处死。安禄山的一个儿子安庆宗娶一个郡主为妻，并在朝廷任供奉。他秘密通知安禄山所发生的这些事。安禄山此时更加惊慌，当玄宗的亲笔诏书召他回长安参加阴历六月其子婚礼时，安禄山称病拒绝进京。
阴历七月安禄山奏称，他要进贡马3000匹，每匹马配备两名马夫，由22名安禄山的非汉族将领带领。河南尹达奚珣向玄宗提出警告说，他推测这些人可能会参加一场政变，所以建议让安禄山等到冬季送马，而且马夫由政府提供，这样就可以不动用安禄山的军队。现在，连玄宗也意识到安禄山可能有谋反之意了，就在此时，这一年早些时候他贿赂玄宗所派宦官之事真相大白。这名宦官被处死；另一名宦官携带给安禄山的诏书前往范阳，诏书内容如同达奚珣的建议，并邀请他在秋末玄宗依例在温泉逗留期间来见玄宗。当玄宗的使者抵达范阳时，安禄山坐着接待，甚至拒绝按惯例表示敬意，几天后使者被打发回长安。没有再被接见。[245]
事情现在很清楚，叛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在755年阴历十一月初九，安禄山率领由同罗、契丹、奚和室韦诸部落民组成的军队和分队造反，他声称已接到谕旨，命他去平定叛乱分子杨国忠。
玄宗朝的终结
在战争开始阶段，安禄山取得了完全的胜利。[246]他的10万多名主力军经河北迅速南下进攻，实际上未遇到抵抗，同时命属将留守幽州（范阳）、营州和山西北部的代州等叛乱基地。一个月后不久，他们就已进入河南。
叛乱消息在几天之后传到朝廷。杨国忠甚至在这时还在安慰玄宗，说叛乱在几天内就会结束；又说只有安禄山本人要谋反，他的部队并不是心甘情愿地追随他的。但对王朝威胁的这种盲目低估立刻证明完全是错的；玄宗经过了开始时的惊慌失措和不相信以后，就派效忠于王朝的将领前往洛阳和河东南部去全力征募和训练部队，同时刚从塔里木盆地的安西返京的封常清则被派往洛阳去准备防务，以对待叛乱者。封常清匆忙集结一支6万人的部队，并切断了河阳的黄河大桥以阻挡叛军的推进。但安禄山在此地下游渡过黄河并进逼汴州（今开封），于阴历十二月攻陷该城。就在此时，安禄山得知玄宗已把他儿子处死，还迫令他妻子自尽。他一怒之下便屠杀了汴州的全部守军。汴州为运河体系的主要港口之一，它的失守切断了朝廷的南方供应线；安禄山派一名部将留守汴州，自己率军攻洛阳。
封常清的新兵组成的军队根本不能与叛军匹敌，屡战屡败。洛阳的河南尹达奚珣在755年阴历十二月十三日向安禄山献城投降。同时，封常清已先退到陕州，接着经过一次血腥的惨败后，又退到实际上难以攻破的潼关，这是入侵者进入关中和京城长安之前的最后一个可守之地。他在这里与曾在中亚身经百战的英雄并已在准备防务的高仙芝会师。叛军终于被挡住，他们的主力在陕州东面数英里之处安营扎寨。
安禄山因攻下洛阳而达到了他的第一个目的，于是开始准备建立他自己的长期统治的王朝。756年初，他自立为新王朝大燕之帝，同时宣布新年号和着手任命大臣以组织自己的中央政府。不少唐朝的有声望的官员支持他。同时，他的军队出击并占领了河南北部周围的地区。
安禄山在河南北部第一次遇到坚决的抵抗。汴州东面和东北面的濮州和曹州在叛军面前岿然不动，雍丘县一个足智多谋的地方将领的顽强抵抗使叛军不能向陈州南进。为了阻止叛军向西南进入长江中游，邓州节度使鲁炅奉命指挥一支基本上由黔中（今贵州）和岭南的非汉族部队组成的大军。虽然安禄山在756年阴历五月把他击退并围之于邓州，但他得到一支经蓝田关的来自京师的部队的救援，叛军被迫北撤。
叛军不但在南方遭受挫折。在河东的极北部，一支辅助的叛军试图西进攻打黄河的北套地区。他们屡败于郭子仪之手，郭子仪的勤王军收复了代州，并控制了关键的战略要冲东陉关。
但安禄山的主要问题却在河北。在叛军向洛阳首次冲击时，他们没有有步骤地降服或占领这个道，而只是留为数不多的守军控制通过太行山的井陉关，以防勤王军从河东进入河北。几乎不久，在恒州刺史颜果卿及其堂兄弟德州刺史颜真卿的领导下，一个组织松散但范围广泛的勤王运动在河北发展起来。这一起义有切断洛阳的叛军与其北方基地幽州的联系的危险。到756年正月，正在计划亲自率军对潼关发动决定性大进攻的安禄山发现，除了河北最北的幽州周围的叛军基地和该道西南角紧挨洛阳附近的地区外，他已丧失了对全河北地区的控制。河北中部和东部约有人口1200万的17个州匆忙地组成了约20万人的军队，他们宣布效忠于唐朝。
地图12 安禄山之乱
颜果卿派出代表，企图争取幽州基地叛军将领倒向勤王的事业。但安禄山得知这一密谋，很快就处决和替换了他的将领。叛军这时对颜杲卿的恒州据点同时从南北夹攻。经过激烈战斗，恒州失守，颜杲卿被俘，然后被送到洛阳处死；叛军又控制了沿太行山山麓南北大道上的各个州，在那里进行血腥的报复。安禄山与他北方基地的交通线得以恢复，但勤王军仍牢牢掌握河北中部和东部平原的一些人口稠密和富饶的州。
同时，长安朝廷由于叛军的推进在潼关受阻和南面的叛军被牵制而得以喘息，它为了确保帝国的安全，已经采取了十分激烈和具有极其严重地长期影响的措施。当叛乱的消息被证实时，朝廷立刻决定撤出西北的全部常备军，只留下维持地方秩序所需要的少量守军。这一撤军没有立刻产生影响，因为吐蕃王刚死，吐蕃急于想维持和平。但从长期观点看，从河西和陇右撤出大量军队的行动将使西北和中国在中亚的统治听凭吐蕃人和回纥人的摆布，并标志着中国将在今后的几乎一千年中丧失了对塔里木和准噶尔的控制。
但玄宗别无其他选择。京师的军队人数很少，训练又差；在京畿区征募和训练新兵需要时间；在洛阳周围的最初几次遭遇战表明，这些匆忙征募的新兵无法与安禄山的老兵相匹敌。西北的边防军是唯一能与叛军相比的有战斗经验的部队。紧靠长安之北原受安思顺节制的朔方镇大军仍忠于王朝，并由郭子仪指挥。郭子仪原为安思顺麾下的将领，虽为著名的职业军人，却是一个出身名门的高级官员之子。安思顺的另一个有契丹血统的将领李光弼被任命为河东的代理节度使。
但是最为重要的是对集结在潼关的保卫京师的军队的指挥。玄宗对封常清和高仙芝不能打败叛军之事非常恼怒，已断然地把两个人处死。不久前是陇右节度使而且在威信上只有他能与安禄山相匹敌的哥舒翰被任命为集结在关中的所有部队和潼关守军的统帅；同时各道都奉命征兵，准备对洛阳发动全面进攻。但哥舒翰病重，不能有效地进行指挥，而他的副将们又经常争吵不休。
755年末和756年初期，朝廷为了便于组织防御以对付叛军进一步的推进，开始任命指挥国内各道的节度使和受叛军威胁的地区的防御使。这类任命越来越多；中国内地新藩镇的设立导致了一连串中央权力下放的措施，这是唐朝后期的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到756年阴历二月，叛军仍在河北握有主动权，并已企图重占中部平原各勤王军控制的州。叛将史思明在这里已开始围攻深州，邻近诸州勤王将领解围都告失败，损失惨重。为了解救深州，李光弼通过井陉关进入河北，在阴历二月十四日夺取重镇恒州。这就为勤王军提供了河北的一个据点，使之能从河东控制极为重要的井陉关，并再次切断叛军从北方南运给养的主要路线。史思明停止围攻深州而去对付这一新的可怕敌人，但被击败而不得不北撤至定州。
同时，颜真卿在河北的东部已取得对包括自己的德州及贝州（它是设有东北诸军大军需库和军械库的主要供应基地）和博州在内的广大地区的控制。他的部队移向西南去攻占魏州。山东北部的青州刺史贺兰进明也征集了一支勤王军，渡过黄河与颜真卿会师，并且有力地负责指挥作战。到阴历六月，地方的勤王军已攻占冀州，控制了河北平原的中部富饶区。
史思明已对恒州李光弼的部队进行有力的反攻，并把他们围得水泄不通。李光弼向郭子仪求援，阴历四月初，郭子仪率军经井陉关与李光弼会师，从而组成了一支超过10万人的大军。四月初十，勤王军投入战斗，大败叛军，并迫使史思明北逃至定州，使另一个叛将蔡希德往南撤至邢州。勤王军占领了赵州。
五月初期，安禄山下令从洛阳地区和幽州的北方基地调兵增援史思明，企图把李光弼和郭子仪赶出河北。阴历五月二十九日，两军在嘉山遭遇，摆开阵势进行大战。叛军一败涂地，伤亡甚众；史思明幸免于难，逃往定州，李光弼跟踪而至，把他围在定州。
从此，河北的许多州又群起反对叛乱的刺史，倒向勤王军一边。安禄山此时处境最为困难。他既不能进入关中，又不能向南面突破；他已经丧失了大部分兵将，同时勤王军一占领河北，就会切断他与北方的联系。他经过认真的考虑，干脆放弃洛阳，退回幽州老巢。
朝廷这时处于有力的地位，因而出现了能在几个月内平定叛乱的良机。但宫廷的阴谋决定了事态朝相反的方向发展。杨国忠的地位日益不稳，因为反对杨国忠及其党羽是安禄山自己谋反的公开辩词，也是倒向叛军的许多变节行为的理由；所以潼关主帅哥舒翰拥有的左右一切的兵权使他有如芒刺在背。杨国忠的敌人曾企图说服哥舒翰，希望他或是请求将杨国忠处死，或是干脆把他杀掉。哥舒翰拒不听从这类建议，但杨国忠却在主力军后面部署了两支军队，名义上作为万一潼关失守时的第二线，但实际上是保护自己免遭哥舒翰可能发动的打击。但哥舒翰要求这两支军队应置于他的全面指挥之下。六月初，他把它们的一个将领召至大本营后斩首。杨国忠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稳了。
奏报此时开始传到朝廷，说面临潼关官军的叛军已经兵力空虚，他们已被削弱和筋疲力尽。玄宗命哥舒翰发动正面攻击，夺取陕州，进而收复洛阳。哥舒翰非常正确地加以拒绝，说他的军队的防御地位固若金汤，而叛军在其他几条战线则节节败退。他得到河北的战地指挥官李光弼和郭子仪的支持，他们正准备北上打击幽州的叛军老巢。但杨国忠力促玄宗迫使哥舒翰进攻；宦官使节们带了玄宗的个人命令前往哥舒翰的大本营。哥舒翰除服从外别无其他选择，无可奈何地命令部队转守为攻。阴历六月初七，他们在黄河河岸和群山之间的狭隘地带遭到叛军的伏击，被彻底击败。至阴历初九，叛将崔乾佑已占领潼关，从此在他的部队和长安之间无险可守。带了少数人马在战斗中逃生并企图组织残部负隅顽抗的哥舒翰被自己的部下所迫而向安禄山投降。
哥舒翰部下有人在初九来到长安，向玄宗报告了危急的局势。玄宗召集大臣们商议，杨国忠建议玄宗退到四川，因为他已命他的家乡剑南道（四川）的副使在那里准备了避难地以备朝廷应急之需，还因为叛军实际上是攻不破那里的。阴历十一日和十二日，大部分官员和许多平民已从长安逃往山区和周围农村。当一小批官员在阴历十三日上早朝时，他们发现玄宗已带了精心挑选的护卫骑兵星夜秘密出逃，只有杨国忠、少数高级大臣、杨贵妃及其亲属、几名皇室成员和几名玄宗的贴身宦官随行。大部分高级官员和许多皇族都被遗弃在京师。
玄宗是在非常艰苦的情况下从长安出逃的，护送的士兵桀骜不驯，他们对造成潼关祸灾的罪魁祸首杨国忠特别怨恨。阴历十四日，玄宗一行抵达马嵬驿，他们在那里遇到一批挡住杨国忠之路和开始向杨诉说缺粮之苦的吐蕃使者。有些护送士兵指控杨国忠与外藩策划叛国，就群起而攻之，把他和他的家属杀死。秩序暂时恢复后，护送的将领要求玄宗还应处死杨贵妃。完全无能为力和听凭哗变部队摆布的玄宗别无其他选择，无可奈何地命他忠诚的大宦官高力士把她绞死，这样，护送的士兵才被安抚下来。
随着杨国忠及其家属之死，一场就玄宗四川之行是否适宜的争论同时出现，因为四川被杨国忠以前的支持者所控制。有人建议玄宗应撤往西北或太原，去集结支持力量，还有人则建议他们应回长安（它直到阴历十七日才被叛军占领），准备困守。但玄宗已决心去四川避难，于是决定继续前往成都，同时皇太子被说服留在关中，以便在北方集结和组织抵抗力量。皇太子带领2000人的一小支护卫部队以急行军首先抵达关中西部的原州，然后前往朔方镇大本营所在地灵武（灵州，今宁夏银川），于阴历七月九日抵达该地。三天后，他在官员们的劝说下僭越帝位。史书上称他的庙号为肃宗。
肃宗立刻开始在关中组织勤王军（除了长安周围的渭水流域地区，该道的大部分仍在勤王军手中），并开始从回纥、吐蕃、塔里木甚至远及拔汗那的几个保护国那里召集支援力量。
得到上皇称号的玄宗这时仍在赴四川的途中，对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毫不知情。他在阴历七月二十八日抵达成都，随从减少到1300人，然后举行了建立流亡朝廷的仪式。直到阴历八月十二日，通告肃宗僭越行为的使者才抵达成都。被杨贵妃之死受到内心折磨和弄得筋疲力尽的年迈的皇帝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此事，于是在阴历十八日派自己的大臣们随带皇权的象征物前往肃宗的大本营。唐代最漫长和最光辉的玄宗之治到此结束。
玄宗在成都留到757年阴历十月，这时已是在郭子仪从叛军手中收复两京以后，肃宗把他请回长安，迎接时礼仪隆重。他开始住在他喜爱的兴庆宫，后来在760年阴历七月，他搬入皇宫内，这可能是因为朝中还有许多人效忠于他，他可能作为党派阴谋的中，心人物，对他的继位者构成潜在的政治威胁。他死于761年阴历四月，享年77岁。
本章的叙述大量取材于新、旧《唐书》和司马光在11世纪作的《资治通鉴》所描述的大事。重要的是，读者必须注意某些情况，其中之一是这一时期的历史编纂在材料上影响我们对事件的理解。《旧唐书》（成书于945年）提供了几乎这一时期的全部基本材料；《新唐书》（成书于1060年）使用某些遗闻轶事加以补充；《资治通鉴》（成书于1085年）则对它们进行了重新整理和严谨的批判性的鉴别；《资治通鉴》编者当时掌握的某些材料已经散失。
但关于756年以前的时期，《旧唐书》的编者不过是完整地转载了柳芳在759年完成并上呈肃宗的最后一部唐朝国史。他们没有什么其他材料，因为史馆所藏关于唐朝以前几个皇帝在位期的官方档案，包括起居注、实录以及较早的国史，都已在756年安禄山占领长安期间被付之一炬。
在这场浩劫后幸存下来的唐王朝前期的唯一主要记载是史官韦述作的一部国史稿。这部史稿记述的确切时间范围还不能肯定，但它几乎肯定叙事至741年（开元期最后一年），如果不是更早的话。玄宗朝的早期在他在位时已分别被记载在《今上实录》和《开元实录》中：前者共20卷，于8世纪20年代在张说和唐颍的指导下编成；后者共47卷，在742年以后某个时期编成。《开元实录》特别被提到，说它已毁于756年的大火，[247]但由于韦述于8世纪30年代已在史馆工作，他可能已使用这些材料来编写他的国史稿。
当柳芳在758年奉命撰写国史时，他可能已掌握一部根据早期实录写成的玄宗朝早期的记载；这些实录由于是在玄宗在位时所写，它们一定是以赞誉的语气写出来让他过目的。为了完成这部直至756年的历史，柳芳的工作十分困难。大部分材料已经散失，无法寻找；我们知道，在8世纪60年代曾有编一部玄宗朝新实录的企图，但大部分文献已经无法找到。此外，柳芳是在政治形势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写作的。他在新帝肃宗的指使下撰写，而肃宗已通过明目张胆的篡位而把玄宗废黜，所以需要把他父亲在位的最后几年说成是一个行政不当的时期，以便为他的行为提供道义上的理由。但同时玄宗本人仍在世，他后期的几个为首人物仍在活动和掌权。安禄山发难的这场叛乱仍未解决；柳芳本人的地位也很不保险，他因在756年附逆曾被处以流放，之所以匆忙地予以缓刑，是为了让他从事历史写作。
我们知道，柳芳所写的历史在送呈肃宗过目时受到严词批评。760年后，于休烈（他补上了肃宗本纪）和令狐峘对史稿作了一些小的修订。柳芳本人并不满意，于是又改弦更张，私下编写了《唐历》一书（现已遗失），在书中增添了一些细节。
但柳芳的760年的国史基本上被《旧唐书》的编纂者吸收到他们所写历史的早期部分之中，而且大部分是逐字照录的。因此，关于玄宗时期的记载内容是不均匀的。约在741年前，它有充分的文献依据，而且一般的是颂扬；他对玄宗的最后若干年则材料较少，语气特别带有批判性。这种不平衡不但明显地表现在本纪中，而且也表现在列传中。8世纪40和50年代的许多高级官员的传记都很简短，而且材料很少。其他的官员根本没有传记。朝廷中活动的主要人物都没有留下可与张说和张九龄的文集相比的详尽的个人文集，以解决正史中玄宗最后年代缺乏材料的问题；二张的文集使我们能够非常详尽地填补8世纪20和30年代的历史空白。
因此，在对玄宗时期进行研究时，我们就处于只能依靠不充分的材料的境地，而且编写他的历史的客观情况也使这部历史的可靠性受到怀疑。如同所有前人所做的那样，我在这一章重新展示了柳芳提出的办法，即把整个玄宗时期分成三个阶段：（1）政权巩固时期；（2）日益受到宫廷紧张形势妨碍的积极参政时期；（3）玄宗不再起积极政治作用和朝政被李林甫和杨国忠控制的最后一段时期。但读者应该记住，柳芳的记载是奉命为强制性的政治目的撰写的，写作的情况又非常特殊和困难。我们永远不能了解8世纪40和50年代许多大事的幕后真相，这是因为材料干脆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我们至少应该认识到在我们掌握的史料中存在一些应予说明的问题。[248]
* * *
[1]这一章不断得益于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第一位是已故的陈寅恪，他关于唐代政治的各方面的研究为近代的唐史及其制度史的工作打下了基础，他1948年前的作品收入《陈寅恪先生论集》（台北，1971年），《陈寅恪先生论文集》（两卷，香港，1974年）则收得更全。第二位为浦立本，他的《安禄山之乱的背景》（伦敦，1955年）经过了20年，依然是详细记述唐代各时期的政治史中的佼佼者。在本章的后半部分，我经常取材于此名作。关于玄宗中期，佩内洛普·赫伯特的《张九龄的一生和著作》很有用（剑桥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73年，以下简称赫伯特《张九龄》）。
[2]崔瑞德：《柳芳：一位被遗忘的唐代史学家》，1970年耶鲁大学中国历史学和比较历史学讨论会未发表论文。
[3]关于玄宗的早期生活和登位的情况，见霍华德·列维《王如何成为皇的：玄宗之即位（713—755年）》，载《汉学杂志》，6（1958年），第101—121页。其早期生活的主要材料来源载于《新唐书》卷8，第165—171页。
[4]《旧唐书》卷6，第123页；《资治通鉴》卷205，第6490页；《旧唐书》卷186上，第4839—4840页。这些记载的时间和细节有出入。
[5]《旧唐书》卷51，第2176页；《资治通鉴》卷205，第6488页。
[6]《旧唐书》卷86，第2833页。
[7]《旧唐书》卷8，第165—166页。
[8]《旧唐书》卷7，第150页；卷51，第2174页；《资治通鉴》卷209，第6441—6442页。
[9]《旧唐书》卷8，第166—167页；《新唐书》卷5，第116页；《资治通鉴》卷209，第6643—6648页。
[10]《旧唐书》卷95，第3010页；《资治通鉴》卷209，第6650页。
[11]《资治通鉴》卷209，第6652页；《旧唐书》卷7，第154—155页；《新唐书》卷5，第117页。
[12]传记载《旧唐书》卷73，第2591—2592页；《新唐书》卷98，第3893—3894页。
[13]传记载《旧唐书》卷99，第3087—3089页；《新唐书》卷121，第4329—4331页。
[14]传记载《旧唐书》卷96，第3021—3029页；《新唐书》卷124，第4381—4388页；张说作墓志铭，载《全唐文》卷230，第8—11页；《文苑英华》卷884，第1—3页。
[15]传记载《旧唐书》卷96，第3029—3036页；《新唐书》卷124，第4389—4394页；颜真卿的墓志铭载《全唐文》卷343，第1—8页；补志载《全唐文》卷338，第22—24页。
[16]《资治通鉴》卷209，第6653页；卷210，第6654—6655页；《旧唐书》卷86，第2835—2837页；《新唐书》卷81，第3594—3595页。
[17]《资治通鉴》卷210，第6662—6663页。
[18]《旧唐书》卷7，第156页；卷8，第168页；《资治通鉴》卷210，第6663页。
[19]《旧唐书》卷7，第156页；《资治通鉴》卷210，第6663—6665页。
[20]传记载《旧唐书》卷92，第2922—2958页；《新唐书》卷122，第4349—4351页。
[21]传记载《旧唐书》卷188，第4926—4927页；《新唐书》卷116，第4241页。
[22]传记载《旧唐书》卷97，第3049—3057页；《新唐书》卷125，第4404—4411页；张九龄作墓志铭，《全唐文》卷292，第13—16页。
[23]其传记载《旧唐书》卷97，第3042—3049页；《新唐书》卷122，第4360—4366页。张说：《行状》，载《全唐文》卷233，第1—7页。
[24]其传记载《旧唐书》卷183，第4724—4725页；《新唐书》卷109，第4100页。
[25]《资治通鉴》卷210，第6665页；《旧唐书》卷7，第157页；《新唐书》卷5，第118页。
[26]《新唐书》卷83，第3656—3657页；《资治通鉴》卷210，第6665页；《旧唐书》卷98，第3061—3063页；《全唐文》卷237，第12—14页；《唐会要》卷50，第871—875页。
[27]《资治通鉴》卷210，第6666页；《唐会要》卷68，第1192—1196页；《新唐书》卷49下，第1131页；《旧唐书》卷38，第1358页。
[28]传记载《旧唐书》卷98，第3061—3064页；《新唐书》卷128，第4413页。
[29]传记载《旧唐书》卷98，第3064—3069页；《新唐书》卷116，第4236—4237页。
[30]传记载《旧唐书》卷74，第2622—2624页；《新唐书》卷99，第3921—3923页。
[31]传记载《旧唐书》卷70，第2540页；《新唐书》卷102，第3967—3968页。
[32]《资治通鉴》卷210，第6673—6674页；《旧唐书》卷8，第168—170页。
[33]《资治通鉴》卷210，第6676—6677页；《旧唐书》卷97，第3041页。
[34]《资治通鉴》卷210，第6696—6697页。
[35]《新唐书》卷5，第120页；《旧唐书》卷92，第2971页；传记载《旧唐书》卷92，第2968—2971页；《新唐书》卷122，第4371—4374页。
[36]据《资治通鉴》卷211，第6683页之《考异》，应为阴历七月初三。根据下文，应为七月初三。——译者
[37]《资治通鉴》卷211，第6681—6686页；《旧唐书》卷8，第169页；《新唐书》卷83，第3651—3652页。
[38]退位诏书见《旧唐书》卷8，第169—170页。
[39]《旧唐书》卷97，第3048页；《旧唐书》卷96，第3023页；《资治通鉴》卷211，第6687页。
[40]传记载《旧唐书》卷98，第3064—3069页；《新唐书》卷126，第4415—4418页。
[41]《旧唐书》卷98，第3064页；《资治通鉴》卷211，第6700页。
[42]《旧唐书》卷96，第3025页；卷98，第3068页。
[43]传记载《旧唐书》卷98，第3070—3072页；《新唐书》卷127，第4450—4451页。
[44]《旧唐书》卷96，第3025页。卢怀慎的临终奏疏还提到宋璟的名字，《旧唐书》卷98，第3068页。
[45]《资治通鉴》卷212，第6739页。
[46]《旧唐书》卷96，第3025—3026页；《新唐书》卷124，第4385—4386页。
[47]传记载《旧唐书》卷88，第2880—2882页；《新唐书》卷125，第4399—4403页。
[48]《资治通鉴》卷210，第6688—6690页；《新唐书》卷124，第4383页。关于姚崇的十条改革建议，见《全唐文》卷206，第14页。
[49]关于《贞观政要》，见原田种成《贞观政要研究》（东京，1965年）；温斯顿·刘易斯：《贞观政要：研究早期唐代政府的材料来源》，香港大学1962年未发表的硕士论文。
[50]《资治通鉴》卷210，第6692页；《唐会要》卷57，第990页；《旧唐书》卷8，第172页；《新唐书》卷46，第1185页。关于宰相制的变化，参见严耕望《唐史研究丛稿》（香港，1969年），第1—101页，此书最早出版于1952年；孙国栋：《唐代三省制之发展研究》，载《新亚学报》，3.1（1960年），第19—120页；周道济：《汉唐宰相制度》（台北，1964年）。
[51]《资治通鉴》卷211，第6728—6729页。
[52]《资治通鉴》卷203，第6421页；《唐会要》卷60，第1041页；《新唐书》卷48，第1237页；《唐六典》卷13，第3页。
[53]见佩内洛普·赫伯特《七世纪后半期中国的文官选拔》，载《远东史论文集》（堪培拉），13（1976年），第1—40页。
[54]传记载《旧唐书》卷99，第3097—3100页；《新唐书》卷126，第4424—4430页。传记连同徐浩的墓志铭（载《全唐文》卷440，第13—18页）及1960年发现的墓志铭均被译成英文，载赫伯特的《张九龄》中。
[55]其信载《文苑英华》卷670，第1—2页；《曲江集》（四部丛刊本）卷16，第9—11页；姚的答复载《文苑英华》卷689，第1页；《曲江集》卷16，第11—12页。715年的奏疏载《曲江集》卷16，第5—9页；《文苑英华》卷676，第1—5页。
[56]《唐会要》卷75，第1360页；卷81，第1501页；《册府元龟》卷635，第226—236页；参见714年更早的诏令，载《册府元龟》卷211，第6694页。
[57]《资治通鉴》卷211，第6716页；《新唐书》卷45，第1176页。
[58]关于706年的专使，见《唐会要》卷77，第1415页；《新唐书》卷49下，第1311页；《通典》卷32，第184页；《唐大诏令集》卷103，第524—525页。711年的改革，见《资治通鉴》卷210，第6666页。714年再任命按察采访处置使之事，见《资治通鉴》卷211，第6697页。
[59]《唐会要》卷39，第702页；《旧唐书》卷50，第2149页；《通典》卷165，第871页；《册府元龟》卷612，第10—11页。关于睿宗时期编订法典的情况，见仁井田升《唐令拾遗》（东京，1933年），第17页以后的导言；滋贺秀三：《关于汉唐间法典的一些考证》，载《东方学》，17（1958年），第27—43页。
[60]《唐会要》卷39，第703页；《唐六典》卷6，第18页；《旧唐书》卷50，第2138、2149—2150页；《新唐书》卷56，第1413页；《通典》卷165，第871页；《册府元龟》卷612，第12页。
[61]参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2版（剑桥，1970年），第28—31页；崔瑞德：《对商业课税的一种儒家观点：703年的崔融奏疏》，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36.2（1973年），第429页；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载《历史研究》，6（1961年），第90—95页。
[62]见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重庆，1944年）。
[63]《通典》卷10，第56页；《册府元龟》卷497，第8页；卷498，第15页。
[64]《新唐书》卷53，第1365页。
[65]见《旧唐书》卷37；《新唐书》卷35—36中关于自然灾害的材料。
[66]《旧唐书》卷74，第2623页。
[67]《册府元龟》卷113，第18—20页；《唐大诏令集》卷79，第451页。
[68]《通典》卷10，第57页；《唐会要》卷87，第1595—1601页；《册府元龟》卷497，第8页；《旧唐书》卷100，第3111页。
[69]《旧唐书》卷96，第3023—3024页；《资治通鉴》卷211，第6726—6727页；《唐大诏令集》卷79，第452页。迁都的详细情况，见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第25—31页。
[70]《旧唐书》卷49，第2124页；《唐会要》卷88，第1612—1613页；《册府元龟》卷502，第22—24页。崔瑞德的《唐代的财政管理》第193页列举了这些储备的规模。
[71]《唐会要》卷85，第1561—1562页；《新唐书》卷112，第4165—4166页。
[72]韦嗣立的奏疏载《全唐文》卷236，第6页；《旧唐书》卷88，第2871页；《资治通鉴》卷209，第6634页；《唐会要》卷90，第1642—1644页。韦又引了宋务光的奏疏，载《全唐文》卷268，第22—23页。
[73]关于封地的问题，见仁井田升《唐代的封爵及食封制》，载《东方学报》（东京），10.1（1939年），第1—64页；砺波护：《隋之貌阅及唐初之食实封》，载《东方学报》（京都），37（1966年），第153—182页。
[74]《资治通鉴》卷211，第6702—6704页。
[75]《唐会要》卷88，第1608页。
[76]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74—76页。
[77]《全唐文》卷18，第9—10页。
[78]《全唐文》卷19，第3页。
[79]《佛祖统记》，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第373页。
[80]《旧唐书》卷96，第3022页。
[81]《唐会要》卷50，第878页。
[82]《唐会要》卷47，第826—827页；《全唐文》卷26，第27页；《资治通鉴》卷211，第6696页。
[83]《全唐文》卷26，第10页；卷30，第10—11页；卷29，第5页。关于715年河北的教派起义，见《新唐书》卷5，第124页；《旧唐书》卷8，第175页；《资治通鉴》卷211，第6710—6711页；《唐大诏令集》卷113，第588页。这些记载提到教徒白衣长发。敦煌的《户部格》残卷（S.1344号）引了674年、695年和702年的类似的诏书。这些材料说明有些教徒受过很高的教育。
[84]《旧唐书》卷8，第172页。关于对待佛教政策的更详细的情况，见S.温斯坦在《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所写的一章。
[85]关于与吐蕃的关系，见伯希和《古代西藏史》（巴黎，1961年），书中把《旧唐书》卷196上和下及《新唐书》卷216上和下译成法文。最佳的批判性研究载于佐藤长的《古代西藏史研究》（两卷，京都，1960—1961年），此书把中文史料与J.巴科、F.W.托马斯和Ch.图森编译的《敦煌文献中有关西藏史的材料》（巴黎，1940年）中的藏文编年史互相印证。
[86]关于突厥人，见岑仲勉在《突厥集史》（两卷，北京，1958年）收集的详尽的史料；刘茂才（音）的《关于东突厥史的中文资料》（两卷，威斯巴登，1958年）翻译了主要史料。勒内·吉罗的《突厥帝国：骨咄罗、默啜和默棘连诸汗（680—734年）的统治》（巴黎，1960年）主要根据突厥史料写成。
[87]《资治通鉴》卷210，第6672—6673页。薛讷曾在710年打退了一次奚族的入侵，《资治通鉴》卷210，第6659页。
[88]《旧唐书》卷39，第1521页；卷185下，第4814页；《新唐书》卷39，第1023页。
[89]《旧唐书》卷97，第3053页；《资治通鉴》卷212，第6753页。
[90]对兵制改革的第一流的研究作品为滨口重国的《从府兵制到新兵制》，此文最早在1930年发表，重载于《秦汉隋唐史研究》卷1，（1966年），第3—81页。以后又有大量的作品。浦立本的《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61—74页）提供了早期研究的简明总结。《岩波讲座世界历史》，5（1970年），第407—439页中菊池英夫所写的优秀的一章，《府兵制度的发展》提供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更近期的状况。
[91]传记载《旧唐书》卷184，第4757—4759页；《新唐书》卷207，第5858—5861页。
[92]传记载《旧唐书》卷51，第2177页；《新唐书》卷76，第3490页。
[93]《旧唐书》卷183，第4745页。
[94]《唐会要》卷4，第43页；《旧唐书》卷8，第174页；《资治通鉴》卷211，第6707页；《旧唐书》卷107，第3258页。
[95]《资治通鉴》卷211，第6703页。
[96]《旧唐书》卷86，第2833页；据卷8，第173页记载，他们把责任下放给他们的副手。
[97]《旧唐书》卷95，第3011页。
[98]传记载《旧唐书》卷95，第3009—3013页。
[99]《旧唐书》卷107，第3271—3272页。
[100]《新唐书》卷70下，第2147页。
[101]《旧唐书》卷96，第3034页。
[102]柳芳：《食货论》，载《文苑英华》卷747，第10—12页；《全唐文》卷372，第5—7页。参见《旧唐书》卷9，第235—237页之“玄宗本纪史官评语”，它肯定也为柳芳所写。
[103]传记载《旧唐书》卷99，第3090—3093页；《新唐书》卷127，第4441—4444页。
[104]《旧唐书》卷97，第3058页。
[105]《旧唐书》卷97，第3053页；《资治通鉴》卷212，第6746、6752页。
[106]《旧唐书》卷97，第3053页；《资治通鉴》卷212，第6753页。
[107]《资治通鉴》卷212，第6755页。
[108]传记载《旧唐书》卷93，第2985—2990页；《旧唐书》卷111，第4153—4157页。
[109]《资治通鉴》卷212，第6755—6757页。
[110]《唐会要》卷90，第1644页；《资治通鉴》卷212，第6753页；《新唐书》卷127，第4450页。
[111]见《资治通鉴》卷212，第6758页。
[112]关于集贤院，见池田温《盛唐之集贤院》，载《 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19.2（1971年），第45—98页。
[113]《资治通鉴》卷212，第6755—6756页。
[114]《新唐书》卷127，第4450页；《资治通鉴》卷212，第6740页。
[115]《资治通鉴》卷212，第6740、6745页。
[116]《唐会要》卷91，第1653页；《资治通鉴》卷212，第6755页。
[117]《资治通鉴》卷212，第6763页。
[118]《资治通鉴》卷212，第6751页；《旧唐书》卷95，第3016—3017页。
[119]《旧唐书》卷95，第3018—3019页；《资治通鉴》卷212，第6741—6742页。
[120]《旧唐书》卷52，第2184页。
[121]见霍华德·列维《唐玄宗的宠妃武惠妃》，载《通报》，46（1958年），第49—80页。
[122]《资治通鉴》卷212，第6751页；《旧唐书》卷59，第2334—2337页；《新唐书》卷91，第3793—3794页。
[123]见俞大纲《两唐书玄宗元献皇后杨氏传考异兼论张燕公事迹》，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1931年），第93—101页。
[124]见崔瑞德《唐代统治阶级的组成：从敦煌发现的新证据》，载芮沃寿、崔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年），第47—85页；以及此书所引的其他文献材料。
[125]传记载《旧唐书》卷105，第3217—3222页；《新唐书》卷134，第4557—4559页。
[126]关于宇文融的方案，见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30—32、49—50、178—182页；铃木俊：《关于宇文融的括户》，载《和田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51年），第329—344页；砺波护：《唐的律令体制与宇文融的括户》，载《东方学报》（京都），41（1970年），第263—288页。
[127]《旧唐书》卷48，第2106—2107页；《唐会要》卷88，第1603页；《册府元龟》卷493，第14页；《通典》卷10，第59页。
[128]《唐会要》卷10上，第213页。
[129]《唐会要》卷8，第105—108页；《旧唐书》卷8，第186页；《新唐书》卷5，第130页。
[130]《唐会要》卷8，第108—118页；《旧唐书》卷23，第891—904页；卷8，第188—189页。
[131]《资治通鉴》卷213，第6771页；《旧唐书》卷185下，第4821—4822页；《新唐书》卷130，第4497—4498页。
[132]传记载《旧唐书》卷106，第3235—3241页；《新唐书》卷223上，第6343—6349页。
[133]《旧唐书》卷97，第3054—3055页；《资治通鉴》卷213，第6771—6772页。
[134]传记载《旧唐书》卷98，第3073—3075页；《新唐书》卷126，第4418—4420页。
[135]传记载《旧唐书》卷8，第3075—3077页；《新唐书》卷126，第4420—4422页。
[136]《资治通鉴》卷212，第6772、6777页；《新唐书》卷125，第4409页。
[137]关于《开元礼》的编纂情况，见《大唐开元礼》（东京，1972年）第822—823页中池田温的编者注。
[138]《资治通鉴》卷213，第6782页。
[139]传记载《旧唐书》卷99，第3093—3095页；《新唐书》卷101，第3949—3952页。
[140]传记载《旧唐书》卷84，第2806—2808页；《新唐书》卷108，第4089—4091页；张九龄的墓志铭载《典江集》卷19，第3页。
[141]《新唐书》卷108，第4090页。
[142]《旧唐书》卷8，第191页。关于726—728年的灾情，见《旧唐书》卷37及《新唐书》卷35和卷36等处。
[143]传记载《旧唐书》卷76，第2651—2653页。
[144]《旧唐书》卷105，第3221页；《资治通鉴》卷213，第6787—6788页。
[145]《资治通鉴》卷213，第6767—6788页；《旧唐书》卷105，第3221—3222页。
[146]戴何都：《〈新唐书〉选举志译注》（巴黎，1932年），第262—265页；《唐会要》卷74，第1348页；《册府元龟》卷630，第6页；《资治通鉴》卷213，第6789页。
[147]传记载《旧唐书》卷106，第3252—3255页；《新唐书》卷121，第4335—4336页。
[148]《资治通鉴》卷213，第6792—6793页；《旧唐书》卷106，第3253—3255页，卷190下，第5037页；《新唐书》卷121，第4336页。
[149]关于授予高力士及其家族的荣誉，见《资治通鉴》卷213，第6793—6794页。
[150]传记载《旧唐书》卷98，第3079—3083页；《新唐书》卷127，第4452—4454页。
[151]《通典》卷10，第56—57页；《册府元龟》卷498，第16—17页；《 旧唐书》卷49，第2114—2115页；浦立本的《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183—184页有英译文。
[152]《唐会要》卷85，第1563—1564页；《册府元龟》卷495，第20一21页。其他史料记载这一计划为宇文融提出，实误，见佩内洛普·赫伯特《八世纪初期中国的营田》，载《远东史论文集》（堪培拉），11（1975年），第37—77页。这一问题在本书第2章讨论过。
[153]传记载《旧唐书》卷98，第3077—3079页；《新唐书》卷126，第4432—4439页。
[154]《资治通鉴》卷123，第6803页。
[155]《旧唐书》卷8，第200页。
[156]关于这几年复杂的宫廷政治，见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54—55页；赫伯特：《张九龄》，第165—190页。
[157]关于其运输体系的改革，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87—89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34—35页。裴耀卿的详细的奏议，载《唐会要》卷87，第1587页；《通典》卷10，第57页；《册府元龟》卷498，第17—18页；《 旧唐书》卷98，第3080—3081页。浦立本之作第185—187页有英译文。
[158]见赫伯特《八世纪初期中国的营田》，第71—75页。
[159]《通典》卷9，第15页；《册府元龟》卷501，第4页。
[160]《唐会要》卷89，第1625—1626页；《册府元龟》卷501，第4—5页；《旧唐书》卷48，第3097—3099页；《新唐书》卷54，第1385页。关于这一政策及随之产生的争论，见佩内洛普·赫伯特《唐代关于国家垄断铸钱的争论》，载《通报》，62.4—5（1977年），第253—292页。
[161]《新唐书》卷54，第1385—1386页。
[162]《通典》卷23，第136页；《唐六典》卷3，第43页；《唐会要》卷59，第1020页；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100—101、332页。
[163]《资治通鉴》卷213，第6803页；《玉海》卷18，第26页；《唐会要》卷78，第1420页；《唐大诏令集》卷100，第510页；《册府元龟》卷162，第11页；《旧唐书》，第200页。见赫伯特《张九龄》，第278页。
[164]《唐会要》卷78，第1420页。
[165]《唐摭言》卷1，第6页；《新唐书》卷44，第1164页；戴何都：《〈新唐书〉选举志译注》，第171页。
[166]《资治通鉴》卷214，第6814页；《唐大诏令集》卷106，第549页；《唐会要》卷59，第1024—1025页；《册府元龟》卷639，第246页。
[167]《唐会要》卷188，第4933—4934页；《资治通鉴》卷213，第6976—6977页；卷214，第6811—6812页。
[168]《资治通鉴》卷214，第6823—6824页；《旧唐书》卷107，第3259页；卷106，第3236页。
[169]《全唐文》卷288，第1—2页；《资治通鉴》卷214，第6821页；见赫伯特《张九龄》，第175—177页。
[170]《资治通鉴》卷214，第6811页。
[171]同上书，第6814—6817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116—118页注68。
[172]《资治通鉴》卷214，第6822—6823页。
[173]同上书，第6822页。
[174]同上书，第6824—6825页。
[175]《资治通鉴》卷214，第6828页。
[176]传记载《旧唐书》卷103，第3195—3197页；《新唐书》卷133，第4555页。
[177]《唐会要》卷78，第1437页。
[178]关于这些和其他的反佛教措施，见《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S.温斯坦所写的一章。
[179]《新唐书》卷44，第1164页。
[180]见《唐会要》卷36，第657—659页。玄宗在722年第一次作注（《旧唐书》卷8，第183页）并向全国颁布。735年，附注八卷编成（《册府元龟》卷53，第16页）；743年御注被重编。
[181]见《唐会要》卷77，第1403—1404页；《唐摭言》卷6，第6页；《旧唐书》卷9，第213页；卷24，第925—928页；《新唐书》卷44，第1164页。
[182]见周一良《中国的密宗》，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8（1945年），第24—33页；大部分传统史学家把玄宗不积极过问朝政的行为全归咎于道教，但柳芳是第一个指责释道两教的御用史学家。《旧唐书》卷9，第236—237页。
[183]《旧唐书》卷107，第3259—3260页。
[184]《资治通鉴》卷214，第6832—6934页。
[185]《唐会要》卷39，第703—706页；《旧唐书》卷50，第2150页。
[186]见戴何都《描述唐代行政制度的唐六典》，载《亚洲杂志》，263（1975年），第183—201页。
[187]《资治通鉴》卷214，第6829页；卷215，第6837页。
[188]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第672—673页。
[189]《资治鉴通》卷214，第6832页。
[190]《资治通鉴》卷214，第6830页。
[191]《唐会要》卷72，第1300页。
[192]同上书，第1299页。
[193]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69—70页；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前言第3—5页；《资治通鉴》卷215，第6850页；《唐六典》卷5。
[194]见池田温《唐代的户册和有关文书》，载芮沃寿、崔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年），第121—150页。
[195]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32页。
[196]《册府元龟》卷495，第23—26页。
[197]传记载《旧唐书》卷105，第3222—3225页；《新唐书》卷134，第4560—4562页。关于他的改革，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90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36—37页。
[198]《旧唐书》卷48，第2086页；卷10，第3225页；《新唐书》卷134，第4563页。
[199]《唐会要》卷59，第1022页。
[200]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76页。
[201]传记载《旧唐书》卷99，第3101—3102页；《新唐书》卷131，第4503—4504页。
[202]裴敦复和皇甫惟明都无传记。关于他们的简单介绍，见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163—164页注22和23。
[203]见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84页。
[204]《资治通鉴》卷215，第6864、6868页。
[205]传记载《旧唐书》卷105，第3225—3228页；《新唐书》卷134，第4562—4564页。
[206]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88—90页。
[207]传记载《旧唐书》卷97，第3059—3060页；《新唐书》卷223上，第6349—6350页。
[208]同上书，第6873—6874页。
[209]《资治通鉴》卷215，第6874—6875页。
[210]传记载《旧唐书》卷105，第3228—3232页；《新唐书》卷134，第4564—4567页。
[211]《资治通鉴》卷215，第6879页。
[212]同上书，第6879—6882页。
[213]传记载《旧唐书》卷105，第3197—3201页；《新唐书》卷133，第4551—4555页。
[214]《资治通鉴》卷216，第6877—6883页；《旧唐书》卷103，第3199—3200页。
[215]《资治通鉴》卷216，第6888—6889页。
[216]传记载《旧唐书》卷200上，第5367—5372页；《新唐书》卷225上，第6411—6421页。关于他的出身和事业，见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7—23页和第82页以后；戴何都的《安禄山史》（巴黎，1962年）提供了《安禄山事迹》的详尽加注的完整译文；《安禄山事迹》为姚汝能所作的一部叙述安禄山事迹的9世纪初期的著作。
[217]关于杨贵妃及其家庭，见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92页以下。霍华德·列维：《杨贵妃事迹》，载《通报》，45（1957年），第451—489页；此文有《旧唐书》（卷51，第2178—2181页）和《新唐书》（卷76，第3493—3496页）中她传记的译文；又见列维《杨贵妃的家族背景》，载《汉学杂志》5.2（1957年），第101—118页；《一个杰出皇帝的后宫宠妃》（台中，1958年）；《长恨歌：杨贵妃之死》（东京研究社，1962年）；《杨贵妃之中选》，载《东方》，15（1962年），第411—412页。
[218]传记载《旧唐书》卷106，第3241—3267页；《新唐书》卷206，第5846—5852页；关于他的出身，见《资治通鉴》卷215，第6867—6868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164—165页，注47、48。
[219]《资治通鉴》卷216，第6896页；《旧唐书》卷106，第6页。
[220]《资治通鉴》卷215，第6910—6912页；《旧唐书》卷105，第3230—3232页。
[221]《资治通鉴》卷216，第6907—6908页。
[222]同上书，第9608—9906页；《旧唐书》卷200上，第5369页；《安禄山事迹》（1910年本），上，第11页；戴何都的《安禄山史》，第111—115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96—98页。
[223]关于南诏的崛起，见迈克尔·布莱克默《云南南诏的崛起》，载《东南亚史杂志》，1.2（1660年），第47—61页；藤泽义美：《西南中国民族史研究》（东京，1969年）。
[224]《旧唐书》卷197，第5280—5281页；《唐会要》卷99，第1763—1764页；《资治通鉴》卷216，第6901—6902、6906—6907页。
[225]《唐会要》卷78，第1437页；《资治通鉴》卷216，第6909页。
[226]《资治通鉴》卷216，第6910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101、167页，注87。
[227]《资治通鉴》卷216，第6912—6914页；《旧唐书》卷106，第3239—3241、3243—3244页。
[228]《资治通鉴》卷216，第6917—6918页；《旧唐书》卷106，第3241页。
[229]《资治通鉴》卷216，第6918页；卷217，第6926—6927页；《唐会要》卷99，第1734页；《旧唐书》卷9，第228页。
[230]传记载《旧唐书》卷104，第3211—3215页；《新唐书》卷135，第4569—4574页。
[231]《资治通鉴》卷216，第6919页。
[232]《资治通鉴》卷217，第6922—6923页。
[233]同上书，第6923—6924页。
[234]同上书，第6924页。
[235]传记载《旧唐书》卷97，第3057—3059页；《新唐书》卷125，第4411—4412页。
[236]关于翰林院的发展情况，见F.A.比绍夫《翰林》（巴黎，1963年），第6—9页。
[237]《旧唐书》卷97，第3058页；同上书，第6925页。
[238]《资治通鉴》卷217，第6927—6928页。
[239]传记载《旧唐书》卷108，第3275—3278页；《新唐书》卷118，第4267—4269页。
[240]《资治通鉴》卷217，第6923页和《考异》；《旧唐书》卷112，第3343页。
[241]《资治通鉴》卷217，第6929页。
[242]《新唐书》卷118，第4627页；《资治通鉴》卷217，第6929页。
[243]《资治通鉴》卷217，第6929—6934页。
[244]同上书，第6932页。
[245]《资治通鉴》卷217，第6932—6934页。
[246]关于安禄山叛乱的情况，叙述最清楚的作品为浦立本的《安禄山之乱和唐后期长期存在的尚武主义的根源》（载于J.C.佩里、巴德韦尔·史密斯编《唐代社会论文集》〔莱登，1976年〕，第33—60页）。关于安禄山的基本史料，戴何都的《安禄山史》和霍华德·列维的《安禄山传》有译文，后者把《旧唐书》卷200上的传记译成英文。以下叙述基本上取材于《资治通鉴》卷217—218。
[247]《唐会要》卷63，第1095页（于休烈奏议）。
[248]关于玄宗时期史料的详细情况，见浦立本《资治通鉴考异和730—763年的史料》，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13.2（1950年），第448—473页；崔瑞德：《柳芳：一位被遗忘的唐代史学家》。浦立本认为韦述的国史稿终于玄宗即位之初，虽然他引证的一些材料说明韦述也写了较后面的时期。作为一名史官，韦述几乎肯定参加了《开元实录》的编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