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时期，684—690年
683年阴历十二月作为中宗登上皇位的唐朝第四个皇帝不过是高宗和武后的第三子。由于他继位的希望一直似乎很渺茫，所以在此之前他既没有为此受到培养，也没有在当皇太子的短短的三年中为他新的尊严地位作准备；可能出于这一原因，他父亲的遗嘱才规定让有经验的武后继续施加政治影响。严格地说，她的干政只被容许在“军国大事之未能决者”方面，但她立刻表示，以皇太后的身份作荣誉而无实权的退隐，她是绝不甘心的。这一心意的第一个表示是她违反遗嘱的规定，未使中宗立刻在“梓宫前”继位；在拖延加冕的整整一个星期中，她既暴露了自己的野心，也表示了她对自己儿子是否适宜继位有某种忧虑。人们对新君主的性格知道得太少，所以无法判断他母亲的怀疑是否有根据，但即使在他一生的这个阶段也已很清楚，他至少已经继承了他父亲的弱点，并已受他的妻子韦后的支配。他登上皇位不到一个月，就提升他岳父韦玄贞为宰相。
这一任命造成了中宗统治的第一个危机。不满意她儿媳胆敢抗衡的武后是不欢迎这个任命的，而那些期望随着武后的销声匿迹会恢复他们传统权力的官僚们也不欢迎它。最反对这一任命的官员为裴炎，他出身于山西的绅士名门，通过科举制青云直上而成为中书令。高宗死前不久，他把所有议事从门下省转到中书省，从而成功地树立了自己的领导，并且当他被选中去接受垂死的高宗的遗诏时，又发现自己的威信进一步有了提高。关中精英集团中最强大的韦氏参加政治生活必然会损害他的利益，所以他强烈反对对皇后父亲的任命。中宗对此反应非常鲁莽：“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1]裴炎对如此强烈的反驳大吃一惊，就迅速报告武后，她便认为此话是言为心声。她召集朝廷百官，责备她儿子有叛逆的用心，然后平静地宣读废黜皇帝的诏令，这时御林军就将他拉下御座。次日，在执政刚满六个星期后，他被更听话的22岁的弟弟睿宗所代替。
废除中宗和武后在690年建立周朝这两者的合法性没有被像伟大的宋代理学家朱熹——他的《通鉴纲目》 自13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历史教科书——等正统史学家所承认。他们认为中宗直到710年死去时一直是合法的君主。尽管有这种历史的传统看法，但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权力无疑是操于武后一人之手。在684年，唯一的问题是她究竟还怀有什么其他野心。
武后本人似乎也不注意去平息人们的怀疑。从一开始，她就鄙弃了以前关于牝鸡司晨的庸识浅见，在放逐中宗及其怀孕的韦后去湖北的房州（房陵）后，她便公开在朝廷主持政务和履行礼仪的职能，甚至不屑“垂帘”。她封她的长侄至兼她父亲的继承人的武承嗣为皇嗣，并且不顾裴炎等大臣的警告（说她开始像汉代篡位的吕后），决定在洛阳为她的得到追封的祖先立武氏七庙。这一行动是没有先例的。事实上，它僭取了帝王家族的特权，并且刚好证实了人们的担心，即武后不久将不满足于以她的傀儡儿子的名义进行统治。它与684年的大赦令一起，成了以后李敬业叛乱事件的导火线。
684年的大赦令
在叙述这场起义以前，简单地考察一下大赦令的内容是有益的，因为它是许多大赦令的典型。[2]在整个唐代，这类文献就像在吉庆盛典中论功行赏和赦免重罪这一本意那样，也被用来颁布重要的行政措施。在武后统治时期，颁布大赦令的次数频繁得异乎寻常，例如在684—705年期间年号变动了16次，每次都颁布大赦令。它们构成了一种有用的史料形式，从中不但可以看出国内的状况，而且可以了解武后政府的若干总的方针路线。
684年的大赦令首先改变了政体的外表象征：此后旗帜将是紫饰金色，某些官员将穿不同的官袍和佩戴不同的标志。和长安相比，武后一直偏爱洛阳，它被定为“神都”，那里的皇宫定名为“太初”。此令反映了武后对命名的深切关怀。所以它又声称某些官职的职称有缺陷，必须予以改变。关于新选用的名称有的可追溯到第一个周王朝的传奇时代，另一些则使人联想到道教神话中的仙境。当时有人杜撰了道教的几个名称，例如凤阁（中书省）、鸾（一种神鸟）台（门下省）和肃政台（御史台），这些均不见于中国史籍。武后之母被尊为太后，这一头衔的明显含义是，武后本人出身于帝王世家。这些俨然与新王朝开国之初的大典相似的措施引起了忧虑和反对。
大赦令的第二部分盛赞黎民的厚德，厚赏年迈之人，并且提出要救济贫困和宽恕某几类罪犯。在承认赋税过重——特别是两京周围地区的赋税——的同时，武后答应减轻负担。为了表示她的俭朴，她遣退了许多宫中的仆婢；为了表示她尊重孝道，她答应让有迫切愿望的边境戍军回家，不中断祭祖。像这些一般大赦令中最常见的规定在武后时期特别多，并且被传统的历史学家非难为“笼络人心”的应急手段。马克思主义学派则倾向于把它们视作民众反对贵族和大地主分子的阶级斗争手段。它们一定深受当时平民的欢迎。
最后部分试图解决当前施政中的问题。武后说，近几年领土的扩大已经引起了各道原来过得去的行政质量的下降，京师以外贪污成风。御史台将设立一个新部门，以严密监督各道和经常进行视察。另一个弊病是规避赋税和徭役，随着近几十年国内安定而出现的人口激增，这一问题因行政的混乱而更加严重了。为了与登记不实和在人口统计数字上玩花招等现象作斗争，政府拟对行政单位进行一次严格的复查，如县和州的人口分别超过原来的1万户和3万户的限额时，政府就另设新的县和州。人口的增长和再分配是7世纪后期的一个大问题，虽然武后对此非常注意，并且曾一度企图对道的制度进行大规模的改组，但抱敌视态度的史书否认她在这方面的贡献。[3]在这一大赦令中，她还承认了军事领域中的弊病。其中主要的弊病一是升赏不当造成的士气低落，一是把基本上是防御性和临时性的府兵变成半永久性和职业性军队后造成的过长的服役期。此外，许多富人只是捐官而从不赴职。武后命令有关官员惩处这些犯法行为，但她似乎忽视了这一问题更广泛的含义。最后，她强调了用儒家灵丹妙药来解决行政困难，即吸收“有德之士”担任文官。所有高级官员都要举荐一个适合当官的人。没有一个唐朝统治者像武后那样深深地依赖这一措施；这一措施连同她经常采用的除科举制以外的其他吸收人才的方法，使得官员人数大量增加。自657年以来，批评已经越来越多，所以武后在此大赦令中被迫作出反应：干脆不承认官僚机构已变得太大。
大赦令中所列的行政问题绝不是详尽无遗的，但也许足以说明初唐的某些制度的退化情况。原因有几个：国内的长期安定既造成了人口增长，又造成了经济和商业的发展；扩张主义的对外政策已使边境行政和防务需要新的形式。像科举制那样的其内容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其他一些发展已经引起了很不平静的情绪，一些人特别是因为“突然展现的前程”而很不平静，这些人因不是出身于初唐的贵族门第，已被摒于迅速擢升为高级官员的大门之外。简言之，太宗的“遗产”已经过时，而武后也不是创新者。最抱乐观态度的历史学家只好承认，她没有使她继承的制度合理化；但另一方面，她采取的重大政策——加强帝王特权和中央权力，征服“外夷”，“笼络人心”——合在一起却暴露了制度的种种缺点。她留给玄宗的财富（主要表现为新形势下的一种新的和高效率的办公形式）才使真正的改革成为可能。在她统治的开始，她没有这种有利条件；此外，她在整个掌权时期受到了自己是妇女这一生理事实的牵制。儒家反对女性统治这一禁令的严厉性意味着她的地位永远不能被人接受；[4]她很快为自己的安全而惶惶不可终日，从而使她把自我保护和自我炫耀置于其他一切之上。造成了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李敬业的叛乱。
恐怖统治
叛乱者的领袖为征服高丽者和武后的早期支持者李世勣的孙子。李世勣已死于669年，他积累的荣誉保证其后裔能取得很高的威望和得以凭特权进入仕途，而李敬业已在官场中开始了他的事业。但最近，他已驻节位于长江和大运河相交处的扬州。[5]在这个商业中心的傲慢但又懒散的气氛中，他的大部分亲密伙伴也一样是因各种过错被罢官的出身名门和有声望的人。他们当然都伺机恢复自己失去的家业；到684年年中武后的雄图尚未大定，这种形势有助于创造一次起义的理想气候。
叛乱者的目标是不明确的。虽然公开的目的是中宗复位，但他们又另立一人并在名义上把他抬为首领，称此人为中宗的兄长，即已死的李贤（他长得很像中宗）。因此，敬业很可能无意让中宗复位，为了掩盖自己改朝换代的野心，就借用这个被废黜的统治者的名字以争取支持者。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企图给武后抹黑，于是他的支持者骆宾王为他写了一篇出色的檄文，[6]其文开始如下：
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
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押邪僻，残害忠良。杀姐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
他继续以一系列的历史隐喻详细叙述妇女左右以前历朝政体的恶果，强烈呼吁同僚们与他一起造反。
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业，荷本朝之厚恩……是用气惯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以清妖孽……
公等……或膺重寄于话言，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勋，无废大君之命……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檄文的陈述当然是很不确切的，不过它很可能反映了当时的许多信念。敌视武后的史学家们极易用它作史料，有的指控也已见于其他有声誉的史书之中。檄文之传布既广泛又迅速；据记载，武后在叛乱初期已见到一份檄文。她的反应既典型，又能说明问题。她说她的大臣们是多么愚蠢，竟让像檄文作者那样有文才的人在地方上流落不偶！但尽管檄文写得很妙，却不能吸引许多人同情叛乱事业；不到三个月，起义就被粉碎。叛乱失败的部分原因是，武后推行了奖赏抵制叛乱的人和宽恕协从的叛乱者的政策。更重要的原因是李敬业作为一个指挥将领有着种种缺点。一名副将有几次敦促他在山东—河北地区寻求支持，并说，在那里可以发现最优秀的战士和反对武后“独裁”的最强烈的不满情绪。[7]近来的研究倾向于认可这一策略，指出在整个唐代，这一地区历来厌恶来自长安的统治，特别在经济困难和夷狄入侵时期，这种情绪几乎达到分离主义的程度。但李敬业却决定滞留在江苏的根据地，这里除了最初随他叛乱的10万之众外，他的兵力再也不可能增强。当三倍于他的帝国军队来讨伐他时，胜败不久便见分晓；如果说这次叛乱的规模如此，它引起的后果却远不如叛乱本身严重。但在武后看来，真正的危险来自叛乱者与朝中人士的关系。在那一年阴历九月当起义处于高潮时，裴炎被捕，并被控犯了叛逆罪。
当时的这一指控是指与叛乱者合谋和在武后预定前往龙门万佛洞的途中策划把她劫持；在缺乏可靠证明的情况下，他有罪或无辜的问题成了大量历史论战的题目。[8]几乎可以肯定，武后是相信他有罪的；从她的反应判断，影响是深远的。裴炎的朋友们愿代他死，武后在不耐烦地驳回这种传统的辩护时，行动迅速果断，她说：“朕知炎反，知卿等不反！”裴炎在市场上被屈辱地处死了，而胆敢为他辩护的人中最有名的“突厥之所惮”的程务挺将军也在他军中未发抗议的情况下被斩首。这时，李敬业已战败并被部将所杀，武后用亵渎他祖父的坟墓和剥夺他家族一切荣誉的方式来泄愤。据一份史料记载，在这以后她召集满朝文武官员申斥说，她为国不遗余力地操劳，每个官员能取得如今的地位都应该感谢她。她以三个被杀的敌人为例下结论说：“此三人者，不利朕，朕能戮之。卿等有能过此三者，当即为之；不然，须革心事朕，无为天下笑！”[9]大臣们均伏地叩头。
但她既被背叛过一次，就决定要更加确保它不再发生。为此，她实行了一种令人胆战心惊的恐怖统治，这只有她的马克思主义辩护士中最可鄙的人为她辩护。它的根源难以追溯，大部分史籍认为它始于中宗被废黜之时；当时一名“飞骑”得到厚赏，因为他揭发了那些为爱好游戏的皇帝下台后丧失额外收入而抱怨的同事。虽然在此以前已有迹象表明，武后通过经常的贬职和调职，企图把忠于她的人调到周围，但这是断然处决宫廷以外的反对派的最早文字记载。通过对李敬业叛乱的镇压，御史台和刑部的一些官员上台掌了权，他们的传记在正史中被列在“酷吏”一类。以周兴和来俊臣为首，他们张开了由耳目和告密者组成的网络，并在特设的狱中，通过伪造、酷刑和来俊臣在其令人厌恶的《罗织经》中描述的其他方法逼取“供词”。[10]在686年初期，又设官掌管铜匦，从而使这些酷吏的活动变本加厉。这一制度一直实行到唐朝结束。[11]铜匦是为这一官署建造的，它有四个口，任何有所企求的人都可将文字投入其中一口。第一个口用于自荐和促进农业或人民福利的计划；第二个口用于对政府的批评；第三个口用于对不公正的诉苦；第四个口则用于报告预兆、预言和密谋。原意可能是对恐怖的严酷性的后果进行补救和宣扬武后对黎民的关怀。但不久，铜匦不过成了匿名的、但往往是虚假揭发的一个容器。
不能对这种恐怖说什么支持的话，但在另一方面，千百年来传统史学家对它不断的谴责可能过分了。[12]如果全面地看，似乎可以说，恐怖行为产生于有充分根据的恐惧。甚至在了解恐怖的种种弊病以后，武后仍继续让它存在下去，因为她看到了它的用处：用它可以对为反对女性统治这一僵硬传统而斗争的人进行恫吓；还因为她知道她有能力控制恐怖统治的最厉害的暴行。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恐怖具有种种含义，而修史者的愤怒情绪使他们忽视了这些含义。
一个结果当然是政治空气的改变。没有一个大臣能够阻拦武后而不担心自己会被送交秘密警察，因此就没有一个大臣能像魏徵等大臣争取太宗那样把她争取过来。众所周知，太宗不止一次撤回诏令以尊重大臣的异议。688年刘祎之拒绝了一份未经自己的中书省认可的诏令，武后被“我所引之人”的忘恩负义行为激怒，立刻命令他自杀，否则他就被处死。[13]这种统治“作风”的事例还很多，传统史学家们很喜欢把它们与“贞观之治”进行对比。[14]
第二种由恐怖统治派生的一系列后果是社会性质的。也许因为武后记得，平民百姓曾经拒绝支持叛乱和她发现高级官员中有人与她为敌，所以她对后一个集团进行报复。一种史料在谈到597年的最后清洗时说，她的大部分受害者是“海内贤士名流”，实际上是指中央政府五品以上的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而不是指诸道官员。[15]因为对他们的指控一般是煽动叛乱，所以惩处株连到他们的家属（放逐或沦为奴隶）和涉及他们的财产（加以没收）。即使受较轻指控的人的子弟也不准参加科举考试，而近时的研究指出，组成初唐上层贵族大部分的几百户高傲的贵族门第在这一时期严重衰落。虽然在中宗复辟前后有几次大赦，有的家族恢复元气要用几代人的时间，并且它们与较下层的社会竞争高官的力量永远被削弱了。[16] 7世纪80年代的一些诏令产生了迥然不同的社会含义，诏令授权告密者可以公费从全国各地前来揭发。从此，前所未有的事情——不识字的平民因告密而担任高官，奴仆揭发主人等——大量出现。官员们警告武后说，这些措施将引起全国大乱，使平民的生活不安定和朝不保夕，这里所指还必须包括专使在各道搜捕不忠分子和流放至岭南这种漫长而惨苦的赭衣塞途所引起的动乱。[17]有好几年武后对这些异议置之不理，这可能是因为她看到这些政策带来的补偿性的好处。它们可以到处提醒人们注意中央政府的权力以及在它之上还有她本人这一事实。
最后必须承认，在恐怖统治中，司法制度在非常严重的考验下幸存下来。不公正现象的确存在，但主要是在秘密警察用酷刑或答应对受害者家属宽大的方法逼取供词和处理案件时产生的。武后常主持审讯或复核重要的案件；当像徐有功等大胆的御史面陈执法不当时，他们几乎无例外地得到支持。[18]当武后在697年处决了她最后的秘密警察后，她为自己竟受她的大臣们的蒙骗而推行不正当的重刑而表示了遗憾，她很可能是真诚的。[19]
恐怖的开始有时被认为是武后企图篡位的明确的迹象。但另一方面，也有迹象表明在以后几年，她本满足于继续以睿宗的名义进行统治，从而使自己至少能部分地避免历史的谴责。迹象之一是，在685年她纳了第一个面首，此人是她女儿太平公主引见的一个粗壮的脂粉（和春药）货郎。此事迅速成了一件公开的丑闻。为了使他的未净身之躯得以在宫内容身，她就让他出家，并放肆地立他为中国最有名望的白马寺的住持。新僧——历史上称薛怀义——立刻带领一帮暴徒在京城称霸，侮辱官员和欺凌道士。在她有病的丈夫生前一直忠贞的武后似乎已陷入着迷的状态。她与他单独厮混的时间越来越多，并且经常在激怒的大臣面前竭力为他的“怪僻行为”开脱。686年初期，她提出要还政于睿宗，但据历史记载，后者“知〔武后〕非诚心，奏表固让”。很可能她不是出于真心实意，但事实是从那时起，她再也不像以往那样把注意力放在单调而繁琐的日常政务上了。这个僧人受她的宠幸几乎达10年之久，而他反过来也在几个方面为她效劳，如当过与突厥人作战的将军，在688年担任所有唐代建筑中的灿烂明珠——明堂——的主持人时，他表现得更为能干。[20]
行政改革
但不应下结论说，武后迷恋这个僧人后就变得不问政务了。如果说在她一生最不稳定的时期中的统治作风日趋个人决断和她的寻欢作乐变得更加公开，她在行政方面的警惕性却没有放松。对突厥人和吐蕃人的日益加剧的威胁进行了几次征讨，并改组了安北都护府。[21]在民事方面，她在685年又修订了律令，[22]授权御史监督佛僧在京师的日益发展的经济活动，并且在整个这一时期又设立了新的行政单位以处理人口——特别是江南的人口——的流动和增长。官僚机器也大大地发展了。在反映武后不埋没有才之士的关怀方面，在正规的考试外还特持“殿前试人”，每年选拔更多的人来效劳，并且绅士和平民都获准自荐。[23]政府在京师和各道设立了新的官职：常平令、左补阙和左拾遗等。六部的官员也增加了，行政工作的质量一度有所改进。同时，武后对文学的兴趣表现在以她的名义刻印大部头文学汇编方面。据说她推动了新翻译她敬奉的华严宗经卷的计划，后来当她在洛阳任命于阗的高僧实叉难陀时还参加了编辑工作。[24]在这一时期，京师的四个藏书馆每年必须送呈藏书的书目。[25]
武后对日益加剧的经济困难也表明有所认识，虽然她的解决办法是零碎的和基本上无效的。自666年因铸新币失败而引起了商业混乱以来，中国的物价一直在上涨，到高宗去世时米价比繁荣的7世纪30年代几乎高达百倍。另外，连年歉收，再加上防务开支的增加、文官队伍的扩大和逃税行为的蔓延，给政府增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到677和678年，财政问题达到了危急的程度。处理这种局势的前例并不缺乏，而且还有大臣的建议，但武后宁愿依靠一些权宜之计去解决问题。684年当政府已无力支付下级官僚全部官俸时，她反而为政府增加额外的官员。[26] 687年华北的大部分为饥荒所苦，在遥远的岭南道出现了武装抗缴增税的事例。[27]镇压是迅速和有效的，但苦难的根源却被忽视。武后的最大的失败是她提不出经济政策，这样说可能符合事实。
尽管这些年有许多行政活动，但武后把她主要的活动放在寻求支持和安全方面。活动的一个方面是建立告发制；另一个则是经常颁布旨在赢得民心的措施。这样的大赦令有三次，虽然只有689年颁布的最后一次的全文现还存在。[28]鉴于当时的财政问题，它似乎是非常慷慨的。全国的穷人、孝子孝女和在战争中丧子的户都得到酒、丝帛、牲畜和粮食的赏赐。欠税被免除，以吸引那些逃避登记的农民回来种地；在新平军征讨突厥之役中受难的地区和在兴建明堂时受榨取的地区被免税一年。地方官员要抑制不得人心的商人阶级的越来越厉害的铺张，并保护那些因儿子服兵役而衰落的门庭免受土地攫取者的压榨。当武后在大张旗鼓地“笼络民心”时，她还开始给她自己制造帝王的灵光。庙宇、宫殿和公共工程在洛阳到处出现；在它的中心，宫廷和武后的随从队伍变得越发豪华。唐都长安很快相形失色。武后经常在公开场合露面，主持庄严隆重的礼仪，并且企图在公众的心目中把自己与光荣和经常袭用其礼仪的昌盛的古周朝联系起来。这一过程的高潮发生在689年中国空前辉煌的敬奉宝图的仪式中。[29]
宝图是一白石，上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数字。它是688年在洛水发现的，所有史料一致认为它是武后之侄武承嗣所伪造，此人是她篡位的最坚定的支持者。甚至像司马光等敌视她的史学家也没有假设武后本人曾参与此事，她的虚荣心和她对祥瑞常常表现出的轻信完全可能使她相信预言指的就是她本人。它无疑是使她下决心篡位的重要因素，也许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从发现它开始，她的种种行动不容许有别的解释。她率领朝廷全体官员前往天坛，宣称洛水为神圣之河，所以禁止在那里捕鱼；她自封为“圣母神皇”。无性别含义的“皇”字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选择。然后她开始计划一次豪华的盛典，以便正式敬奉这一祥兆，并把年号改为“永昌”以应此预兆。她计划把这些盛典与新完成的明堂的启用结合起来举行，并下令全国名流应一律在洛阳集合庆祝。这当然也包括广泛地分散在全国各地担任刺史的李氏皇室的旁支成员在内。
对唐室诸王来说，邀请是不受欢迎的。在最近几年，他们已越来越被排斥而不能在政治上起任何有意义的作用；一份史料指出，他们已无寸土之地为己有。诸王很了解京师的事件，显然也清楚他们作为武后实现其野心的障碍，处境很危险，所以他们甚至可能在接到召赴京师的通知前正在策划对策。[30]但是他们是在得知武后正在准备死亡陷阱这一警告后才突然行动的。他们理解，集体拒绝参加庆典也会获罪，就决定谋反。在起义中能鼓动人心的人物是睿宗的叔祖、四川通州的刺史李。他伪造诏书和派密使分赴四方的亲戚，在时间紧迫和交通困难的情况下协调起义。但由于一个过急地在河北的博州（高宗之侄李冲在那里任刺史）征募军队的行动，计划被破坏。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一地区有强烈的好战传统和分离主义倾向，所以可能是最适宜这类冒险的地方，可是李冲所能征募的军队不超过5000人。[31]加之这些人也不热心，在第一次受挫时就已溃散。在帝国主力军到达时，叛乱已告结束，李冲也死于自己的部将手下。在洛阳附近的豫州，刺史是李冲之父、武后之内兄弟李贞，当知道他儿子的行动已使他遭殃时，他感到自己只能造反了，于是他用尽一切手段征募了几千人。这些人在勤王军到达前四下逃窜，随着李贞的战败和自杀，所谓的诸王之乱很快结束。[32]
这次起义是国内对武后的最后一次反抗，虽然它几乎不构成真正的威胁，但过度恐怖的惩罚却持续到691年的相当一段时期。直到那时，李氏宗族不论有罪无罪都遭到蓄意的杀戮。只有流放在遥远的南方的少数儿童得以幸存。传统的史学家一致谴责武后的残暴，但也勉强承认在粉碎叛乱时，她得到全国的支持。
李氏宗族中最有声望的成员在利用一些矫造的诏旨时也未能唤起人们对他们事业的很高热情。甚至总是批判武后的司马光也专门指出，李贞集团中有官品的500名成员除一人外都是被胁迫参加叛乱的。[33]
对武后来说，她平息起义的成功进一步证实她一定得到上苍的庇佑。688年阴历十二月，她穿戴帝王服饰，主持推迟了的盛典，据一份史料记载，它是“唐兴以来未之有也”的盛典。在典礼中，祭祀她父亲的规格相当于开国之君，而礼仪不言而喻是模仿古周朝的。多年来，武后一直把她与这一最受称颂的周王朝联系起来，并模仿它的官职称号、建筑、典礼和历法。正像李氏皇族曾宣称老子为它的祖先那样，她也把著名的周武王当做自己的始祖。因此事实似乎是，她选自己的王朝的名称为“周”，可能不是因为追赠她父亲的封地为周，而是为了与古代周朝联系起来。不只是像王莽这样的篡位者，在她以前的有野心的统治者都用过同样的手法。她的目的是，至少象征性地重新建立据历史声称已在第一个周代达到的至治之世。[34]
两个更深入的步骤为篡位铺平了道路。首先是颁布一批代替常用字“日”、“月”等旧字形的新字，这可以看做武后把自己与传奇中的中文造字者相比的含蓄的行动。在一份造新字的法令中，她回顾在文字系统的漫长历史中，方块字已变得如此复杂，以致许多存在的字甚至连学者也不认识。因此，作为一个持续改革的开端，她造了12个保持字的起源和能说明其真实意义的新字。例如，她的名字的新字为“曌”，其组成部分表示天体照亮下面的空处。她说，它象征“天下来归资朕之政”。[35]敦煌和当时的碑文，甚至日本的证据都表明，这些字在中华世界中广泛流行，并且不时被新字补充。深受历史学家批评的这些杜撰的字反映了武后对象征符号的持久的兴趣，并且还可以被视为一种宣传行动，虽然这一行动必然地只限于文人阶级。对广大的平民来说，他们需要另一种信仰，佛教满足了这一要求。
只是到近期，历史学界才了解大乘教的信仰和实践是多么深入地渗透进唐代的平民生活之中。当时一部不重要的《大云经》有两种现成的译文。[36]经中包括弥勒佛即将下凡为女神和君临全世界的预言。流传至今的一个版本对她的时代作了令人目眩的诺言，它描述道：“谷米丰熟，快乐无极。人民炽盛，无有衰耗病苦忧恼恐怖祸难……邻比诸王，咸来归属……尔时诸臣即奉此女以继王嗣。女既承正，威伏天下。”[37]根据大部分史料，武后的僧人面首薛怀义发现了经文，作了适当的注释，并指出长期等待的下凡的神竟是他的庇护人！[38]武后表示惊奇，但当然高兴；她立刻颁布了这一教义。在一次对佛僧广施恩泽的令人惊愕的行动中，她在全国各州兴建国家维护的大云寺，其中有的是新建的，另一些则是现存并受帝王庇护的寺庙。9名编写注疏的高僧被封为县公，并得到高级官员的服饰；1000多名佛僧被授予圣职。武后后来将“慈氏越古”加在她的头衔之中。[39]
这时一切准备就绪。690年阴历八月，武后形式上拒绝了要她登基的三次连续的请愿，其中的一次请愿书上有6万余人的姓名。但当她得知她的象征——凤凰——已出现在皇宫上空，一群赤雀也翱翔在觐见殿周围，她认识到天意不可违。睿宗退位。武后庄严地成了堂堂的周代的“圣神皇帝”。妇女成为中国的皇帝，这是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
周朝，690—705年
同时代的人并没有把周朝看成是唐朝延续性的截然中断。在705年唐代中兴的一份文告中，中宗在谈及武后时说：“亶聪成德，濬哲应期，用初九之英谟，开太一之宏略。”[40]在同一文献中，他继续争辩说，实际上没有发生变化，她恢复了唐的基本政策，在促进教育，兴建学校寺庙，量才录用官员，主持许多文学和历史汇编，重新宽恕那些使她受蒙骗而被酷吏迫害的人等方面，不过在为李氏宗族工作，如此的赞扬竟出自武后长期剥夺其继位权的人之口，这件事本身是惊人的；但更加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对待这次篡位的“官方路线”。只是在20世纪，更具体地说，根据陈寅恪最初提出的假设，周朝不仅代表了一种政治变化，而且代表了一种意义重大的社会革命；从此以后历史学家才开始改变传统的观点。[41]当前中国学术界流行的观点认为，武后是被剥削阶级反对唐代社会中的贵族和地主分子的斗士，而日本的历史学家近来则设法认定有一个“新兴”阶级，武后企图取得它的支持，以代替不能宽恕的传统贵族的支持。[42]但在关于唐代史料性质的几大问题得到解决以前，有关社会阶级及与它相联系的论题必然是得不出结论的。
在唐室诸王之乱失败后，周代的改朝换代进程进行得很顺利，没有遭到反对。武后迅速制定了新王朝的行政细则并定都洛阳。早在7世纪60年代，她和高宗已在一份诏书中认定洛阳在交通和供应方面优于长安；而中国的经济中心向南面和东面的逐渐转移从此又加强了这些优势。[43]当武后选洛阳为都时，她一定意识到自己与唐都及那些已调到那里任职的忠于唐朝的氏族断绝关系的好处。作为安全的额外措施，据说她从关中的长安周围地区迁移10万户去充实该城。[44]有才能的官员像徐有功、狄仁杰和李昭德等人也来到新都，正像《资治通鉴》在少见的一段赞扬文字中所解释的那样，这是因为“〔武后〕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45]部分是由于这些官员的影响，部分是由于“民心已定”，武后几乎立刻着手缓和恐怖统治。[46] 691年，特务头子周兴被声名更为狼藉的副手来俊臣请去，要他或是供认曾参与最近一次阴谋的事实，或是投入自己的瓮中。[47]他被“逼供”后，在放逐途中被以前一个受害者的家属所杀，次年，有850名他的仆从被审讯、判刑，并在政治舞台上消失。武后表现出，她既能在以前满不在乎地支持这些酷吏，也能在以后满不在乎地处理他们，但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她继续让来俊臣及其党羽为她效劳。
不久，他们不是被武后而是被武后的长侄武承嗣所用；后者已被指定为武后之父的后嗣。[48]他与更加狡猾的堂兄弟武三思一起约在670年已来到京师，但在高宗死前一直不引人注意。从高宗去世起，他已成为劝进者中最坚定的人，显然他把自己看做是他姑母的继承人。武家的势力迅速发展；在新王朝的最初几年，由于武氏中的几个成员被授予高级文武官职，所有的成员都被封为王和得到实封，[49]他们都牢固地树立了最有力的地位。在691年，虽然睿宗保留了皇嗣的头衔，但武承嗣却信心十足地发起了一场要求宣布他自己为太子的请愿。
整个朝廷陷入一片争吵声中。武后对她侄儿的请求表现得很惊奇，所以在朝廷广泛征求意见。有的人大胆直言反对武承嗣；但其中大部分人遭到流放，甚或死于他的心腹来俊臣之手。唐皇室利益最重要的维护者是李昭德，他是从小士绅通过科举考试发迹的另一种“新”型官员；此人是如此刚直不阿，以致一次他把一名其绣袍违背了节约规定的官员鞭笞至死。[50] 692年，他成功地使武后相信让她家属拥权过重的危险性；不到一周，她剥夺了其中三人——包括武承嗣——的一切政治权力。当她侄儿怒冲冲地前来抗议和污蔑李昭德时，她平静地对他说：“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劳，汝勿言也！”[51]事情到此结束，但只是暂时的。如果说这一次武后对她家属抱敌视态度，但其他几次她的态度又迥然不同，竟让他们在公开典礼中做她的助手，还命他们统带她的几支大军。为了防止出现睿宗被指定为她的继承人的猜想，她小心翼翼地惩办了那些与他关系过于密切的人；693年，她放肆地害死了他的两名宠妃。其中一人就是未来的玄宗之母。
对她的这种行为可能有两种解释。其一是武后确实被自己的氏族和诸子争夺继位权之事弄得焦头烂额。结果，狄仁杰的论点——集中在母子纽带和有朝一日她需要后嗣的祭祀两方面——才使相持的形势有利于她的长子。但第二种解释同样可以讲得通。她把决定拖延至698年，因为继位问题是平衡和分裂大臣中不同利益集团的很有价值的手段。
如果事实真是如此，它只能被视作武后整个执政期间表现的政治技巧的一个方面。她的主要目的是扩大对宰相们的皇权，在这方面她是十分成功的。宰相在唐王朝开始时被授予中央三省首脑的职位。它逐渐也被授予其他高级官员，所以宰相的人数可从有3到15人不等。[52]他们的职责范围是辅弼天子，指导官员和掌管政务，从而使宰相成为最重要的官员。[53]到7世纪中期，已经出现触犯帝权的强烈的集团意识、主动性和愿望的种种迹象。这些特征明显地表现在围绕废黜高宗第一个皇后的争论方面。太宗没有极力反对这一倾向，似乎已习惯只把自己看做群臣之首，因此儒家的历史学家从此就对“贞观之治”大加歌颂。这些历史学家之蔑视武后，既是由于她使用了独断专行的手段以阻止大臣权力的发展，又是因为她是一个妇女和篡位者。她半个世纪的统治造成了皇帝和宰相之间的一种新关系；要衡量她的政治技巧，人们会发现，她几乎使人觉察不到而做到了这一点，因为采用的方法一般没有超越传统的框框。
例如，任免权无疑是皇帝的一个特权，而武后使用它时有她的特定的目的。在太宗的23年统治期中，被任命的宰相有21人，每人的平均任期为7年。从684—705年，66人被任命，平均的任期只有两年。60岁以下被任命的为数甚少，职务的调动空前频繁。甚至唯一得到武后充分信任的大臣狄仁杰在他担任宰相的3年中也担任了不少于7个不同的职位。临时任命和在京师外执行长期任务的情况比以前更加频繁；部门职能的自然重叠使武后取得在集团内部制造对立和分裂的机会。她常常把像狄仁杰和李昭德那样的杰出人物与自己家族中的平庸之辈和道教的术士一起安置在相应的职位上。当697年来俊臣最后被处决时，她竟听任一个捏造的罪名把来俊臣的主要敌人李昭德同样处死。武后的宰相中有高达惊人的80%的人从高级职位上被迫撤下来，有的人被流放或处死，有的人干脆被降级任用。太宗时这样的人占33%。在她统治时，官僚的高级圈子中一直存在着一种朝不保夕的气氛；令人感兴趣的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刘知幾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是696年的一首赋，它向那些一心向上爬的人提出种种危险作为警告。它名为《思慎赋》。
其他传统的控制办法也是为了达到同一目的。武后精心制定了专门的奖赏制度，它旨在提醒人们，荣誉的取得不但靠科举中试或靠成为高官显宦，而且还靠在职时取悦于统治者。像清代多产的史学家赵翼就有时称赞她能接受大臣的规劝和批评。[54]但是一经考察就可以弄清楚，她始终划清对她自己的批评与限制帝王特权的企图这两者的界线。李昭德一次取笑那块她奉为祥瑞的白石，因为她重视这块白石的“赤心”。当李昭德观看时，他说：“此石赤心，他石尽反邪？”她与其他人一起也为之解颐。[55]在另一次，她的宠臣吉顼坚持提出继位问题，虽然众所周知，她把此事视作“家务”。她告诉他，太宗曾对她谈到一匹不能驯服的新马。她冷冷地看着吉顼说，“朕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挝，三匕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这个大臣颤抖退出。[56]
有时武后干脆摒斥宰相的议政，她宁可依靠她的宠臣和女儿太平公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依靠一个通称为“北门学士”的非官员顾问集团。它是后来翰林院的前身，不但为武后草拟以她的名义发表的大部分文学作品，而且还协助决策。当宰相们阻挠兴建明堂的奢侈计划时，武后干脆绕过他们而依靠这些学士。武后之治的矛盾现象是：存在一个发展和扩大的官僚集团，而同时它的上层又正在被削弱和限制。一个日益发展的官僚阶层遇到了武后这位对手，这可能是在她被废黜时只有一个大臣哭泣的原因吧。
武周的最初几年相对地说是平静的，恐怖的缓和带来了处理若干老问题的机会。在边境，突厥、吐蕃和西南蛮诸部落正为进行了相当时期的内讧所苦；在690—694年期间，超过35万名“蛮夷”前来中国避难。两名有才能的将军王孝杰和唐休璟说服武后，收复678年丧失的“四镇”的时机已经成熟。在692年阴历十月，他们在西面击溃了吐蕃军，并在龟兹重建安西都护府。[57]可是在朝廷，武后对严重的行政问题表现得认识不够，自己忙于汇编文学作品及设立新职位以安插和滥用官员，再就是忙于与佛教打交道。她又为自己加了“慈氏越古金轮”的头衔；她一改唐王朝重道轻佛的做法，甚至禁止杀生。在这一时期，她对这一印度宗教的庇护说明了面首和尚对她的影响；这个和尚的爱好似乎已趋向在明堂周围的寺庙群主持秘密的、有时是血腥的礼仪。[58]由于五方杂处，这些礼仪被称作“无遮”会，但它们似乎在怀义和尚死后即烟消云散。以后，武后又重新庇护华严宗和此时迅速发展而深受欢迎的禅宗。[59]
她的庇护还扩大到科举制度。武后一贯重科举制而轻靠各种特权进入官僚集团的方式；在689年，她首创君主亲自策试贡士的做法。[60]武后显然看到科举制能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因为在693年，她用几年前自己编写的《臣轨》“经”以代替举子的必修课程《道德经》。这个文献以太宗的《帝范》为模式。它体现了武后的政治哲学，主要包括从儒家和道教经籍中精选的引语，分列于“至忠章”和“利人章”等标题之下。至少前言是武后本人写的，正文包括有关帝国政策的结构十分严密的观点，反复提出如下的格言：“父子虽至亲，犹未若君臣之同体也”；“夫人臣之于君也，犹四支之载元首，耳目之为心使也”。它不断地强调忠诚，强调国家的权利高于个人。在705年前，每个应试士子被要求牢记这一著作。最后，在695年武后取消了她本人以前在抡才考试过程中采用的糊名法。这样做的原因不详。但这一措施可能与那一年出现的问题有关，因为容许一定范围的徇私舞弊是堵塞批评的一个权宜之计。还有许多事情可以批评。武后与怀义面首的关系已日趋冷却，这部分是因为他的行动越来越骄恣，部分是因为她已找到了一名合意的儒家医生来代替他。怀义和尚是一个易冲动的人，他在695年的新年朝贺中被公开冷落后，就纵火焚烧明堂。熊熊烈火把明堂焚毁；虽然武后公开谴责不慎的匠人，但她知道谁应该负责，于是决定行动。她驳回了公开审讯的做法，因为这不利于她重建明堂的决定，而且还会带来令人难堪的证词，所以她采纳了太平公主的计划，把这个和尚诱至宫内并秘密处死。随着他的死亡，武后对佛教的态度似乎改变了。她去掉了“慈氏越古”的称号，终止了杀生的禁令；在她的年号中，在皇宫及诸如重建的明堂等新建筑中，开始使用像“天”那样的儒家字眼。但这些建筑绝不是按儒家精神兴建的。史书中也有“用财如粪土”的记载，御史们也经常提出耗尽民力和国库的警告。武后的奢侈是否像历史告诉我们的那样具有毁灭性，现在没有办法作出确切的估计。
虽然帝国仍旧繁荣，人民缴税一般没有怨言，但在武后后期已有人对财政事务越来越关心和开始打算处理帝国面临的日趋严重的财经问题。695年，李峤上疏提请注意浮逃户的数字日增，他们出于种种原因从登记地出逃，作为未登记的占地者在其他地方定居。他提议规定这些人向当局投案的期限。他们或可以重返故地，或在他们的定居地登记，但不论何种情况，都要成为正式登记的纳税者。新政策不仅由地方官员推行，而且要受中央政府派往各道的御史的监督。武后批准了这一计划，而且御史也实际上被任命了。但计划受到朝廷几名大臣的阻挠，最后被搁置下来。然而它在8世纪初一定被恢复执行，因为人们从敦煌和吐鲁番发现了当地官员执行这类政策的有关文书。这些文书的日期是从702年和703年起，当时李峤又成为朝廷中的主要人物。[61]
在8世纪的最初几年，由于商业日益重要而引起的问题也受到相当的注意。通货问题显然更加严重了。在7世纪90年代中期私铸成风，政府是如此缺乏金属，以致必须熔化农具去建造京中一座新的方尖塔。从701—704年，某些私铸钱获准使用，作为应付通货长期短缺的一个措施。703年，曾有对商人和贸易征税的企图，但它被朝廷的传统主义分子所阻。[62]造成国库真正严重枯竭的两个因素——迅速扩大的官僚集团的俸禄和防务费用——尚未达到严重的程度。
但从695年起，防务费用开始成为大问题。在前一年，北突厥的新可汗默啜已开始在边境袭扰，并从此折磨中国达好几年，时而掠夺，时而又要求归顺；时而叛乱，时而又要求和亲。[63]在他的统治生涯的开始阶段，他顺从绥靖；在695年，当武后将注意力转向吐蕃的更严重而紧迫的威胁时，他被收买，得到了一个中国的“公”的封号。自7世纪60年代以来，吐蕃已一直在进行它的领土扩张，但随着幼王（赞普）在676年登位，实权落到了属于论氏的大臣们的手中，统治者对他们也难以控制。[64] 695年秋，最有权势的大臣论钦陵率军侵入中国，次年春天在离长安不到200英里的地方打败了王孝杰和娄师德率领的中国大军。武后立刻降了二将的级，但这一年爆发的大规模的契丹反叛使她不能〔对吐蕃〕作进一步的报复。
这场叛乱是当时朝廷完全没有料到的，因为契丹自648年被太宗并入松漠都护府以来，一直平静无事。[65]契丹人在这里享受很大程度的自治，他们之中的李尽忠和孙万荣升任很高的职务。但他们在中国官员的管辖下并不是一贯走运的，这时的中国都护是一个冷酷和傲慢的人，在此地不久前的一次饥荒中，他没有提供救济物资，并“视酋长如奴仆”。[66]他们便举兵叛乱，在一周内两名首领武装了数万人。官方的反应是迅速的。28名将领率领数目不详的军队奉命征剿，但在今北京附近的第一次大战斗中几乎全军覆没。这次战败是一大震动，它的规模造成了危急局势。次月，一份诏令提出大赦和重赏那些愿意参军的罪犯或私人奴隶，这一提议是如此异乎寻常，以致她的一名官员气吁吁地说它有损国基。同月，当契丹人在今北京周围地区筑垒自固时，突厥人侵入今甘肃的凉州，仍占领陇右的吐蕃利用这一局势要求中国军队从“四镇”撤出。
武后很少因她的对外政策而受到称赞，但在这次危机中她表现出的冷静和果断完全值得赞赏。郭元振使她相信，论族在吐蕃人中日益不得人心，于是她顺应时势，派使者前往就和亲和交换领土进行谈判，而使者的真正目的是挑拨离间。默啜因地位稳固而要求优遇，他的野心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钥匙。这个突厥人一定很熟悉中国的宫廷政治，因为他在以前已经提出，如果武后愿将她女儿太平公主嫁给他并收他为养子，他就攻打契丹。这时武后答应考虑这些条件，同时又颁发了承认他为可汗和封他为帝国将领的证明。默啜把这些荣誉视作受宠遇的标志，于是利用李尽忠之死进攻契丹的基地，并带走了不在那里的领袖的家属和生活用品。这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即促使契丹人南下侵入中国；同月，他们新联合的军队抵达营州边界，在冬季被阻。据史书记载，“河北震动”；[67]但即使如此，人民拒绝了契丹人要他们参加废黜武后的圣战的号召。
697年在阴郁的气氛下开始。默啜已变得不耐烦了，于是又开始掠夺中国的边境诸州。同时，一个与名门望族有关系的刺史刘思礼被一个术士的夸夸其谈的预言所惑，组织了一次夺取皇位的阴谋。他吸收了一批京师官员，但在他们能够行动前，此事被泄露。全神贯注于契丹威胁的武后已不能容忍，便让到处插手的来俊臣去对付这些密谋者。正好来俊臣一直在等待这一机会，于是大搞扩大化，株连无辜。受害者“凡三十六家，皆海内名士……皆族诛之，亲党连坐流窜者千余人”。[68]朝廷又被猜疑和恐惧的气氛所笼罩。
约在这时，同父异母弟兄张易之和张昌宗这两个重要人物的出现又增添了新的内容。这两个美貌青年“皆傅粉施朱，衣锦绣袍”，[69]靠与太平公主和被认为与武后本人通奸而得宠，从而平步青云。[70]虽然武后年约70，但据史籍记载，她善自涂泽，以致“左右不觉其衰”。可能在这时使她长出新齿和新眉的自然精力和春药，增加了朝廷中关于他们关系性质的谣传的可信性。[71]张氏弟兄的权势迅速超越了一切；据说甚至武氏的子弟也“争执鞭辔”。[72] 697年初期，武周朝廷出现了种种不正常的现象：来俊臣和二张都为了自己的目的威胁其他官员；武后在考虑已用了870吨青铜的九鼎的镀金问题；而同时契丹则势如破竹地进入现在的北京地区。
这时朝廷被默啜的新要求所震惊而要考虑现实了，他的要求是：割让单于大都护府和遣返以前在帝国内六个州定居的突厥人。在随之而来的朝廷的一次大辩论中，武后开始时倾向于李峤和田归道的“强硬路线”，但契丹的威胁迫使她支持绥靖派。[73]她勉强送给默啜大量贿赂，并答应皇族联姻，以期至少暂时使他得到满足。随着夏季的即将来临，她派两支大军（其中一支兵力20万）征讨契丹，这时形势发生了变化。只有很少中国人参加了叛乱；契丹的首领因一次外交的错误而与默啜疏远，而且他的基地也已断送给突厥人。这个消息传到了已与中国人交战的叛军那里；当非契丹族部落民哗变时，士气低落的军队崩溃了。那些在溃退中免遭杀戮的人逃到吐蕃人那里避难。契丹叛乱终于被平息，但这是在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和河北大部分地区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取得的。
武后的成功又使政治气氛缓和下来。来俊臣第一个消失，他的下台是自食其果。他权欲熏心，竟同时指控李氏和武氏两个皇室成员都在搞阴谋。太平公主的狡诈几乎不亚于她母亲，她领导被控者进行反指控，并且进行得相当妥善，以致武后最后被迫同意将来俊臣处决。整个京师为他的死而庆贺，甚至在暴民将他的尸体撕成碎块时，官员们就开始上报他的种种不公正的行为。武后终于相信，首先她承认自己已经受骗，诚恳地答应结束恐怖统治。这次她决意这样做，以狄仁杰和吉顼为首的大臣们迅速行动，立刻提出继位这一微妙问题。698年阴历三月，中宗及其韦后从他们的流放地被召至洛阳。武后已决定帝国将再次由李氏家族来继承。
这一决定使武氏利益集团深为失望。据说武承嗣不久因懊恼而死，但不是在他目睹其子武延秀去与默啜之女结婚这一不光彩的场面之前。正统的官员们惶惶不安地抗议，其中一个最直言不讳的官员说道：“自古未有中国亲王娶夷狄女者。”这个批评者张柬之被贬至遥远的边境区，直至704年才回来领导一次复辟政变。对武后来说，派侄孙前往突厥的行动证明是一次严重的失策。精明的默啜当时已认清武后无意答应他的几个主要要求，于是利用这个亲王的来临作为借口，以便用武力来实现这些要求。他以侮蔑性的公函对朝廷猛烈攻击，抱怨所收礼物的质量低劣，他嘲笑与武氏联姻的想法，因为他认为武氏是小姓，不如自己的门第。他最后说：“我突厥世受李氏恩，闻李氏尽灭，唯两儿在，我今将兵辅立之。”[74] 698年秋，他率军沿契丹正西面的一条路线，穿过耗尽元气的河北入侵中国。武后设法唤起全帝国进行另一次大行动，征募了一支三部分组成的、估计达45万人的军队。当这次大军也不足以阻止机动的夷狄时，唯一的解决办法似乎只有征募更多的人。这次人民抵制了。连续的征兵总共只招到1000人，武后最后被迫打出王牌。在一片引人注意的吹擂声中，中宗被宣布为太子和河北几支军队的统帅。史籍可能夸大其词地记载说，5万人立刻响应这一号召，在同年阴历九月末，狄仁杰能够率领一支10万人的军队奔赴战场。随着军队的到达，默啜撤退了；他带着40万大军忙于为自己扩大在长城以北的草原上的势力。司马光黯然指出，“西北诸夷皆附之，甚有轻中国之心。”[75]在10年内，他控制了从满洲边境直至伊犁河流域的整个亚洲腹地。
这正是死里逃生，但武后除了在河北和河南建立专门的常备军外，没有采取防止危机再发生的措施。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最明显的是，朝廷一致力求结束代价高昂的远征和干涉主义的对外政策，同时一致支持狄仁杰的“以夷制夷”的政策。其次，武后在699年初期的一场大病后，似乎满足于吃老本和享乐了。最后，边境的威胁开始迅速减少。当年夏季，吐蕃的幼王终于行使他的王权，对论族及其支持者进行打击并打败了他们，杀死了数千人。虽然内讧削弱了吐蕃人的力量，但他们在次年仍对中国大举进攻。结果证明是一场灾难。唐休璟将军在六次大战中打败了他们，使他们溃不成军。武后然后命郭元振掌管陇右道的凉州这一战略中心，他与继任的唐休璟在那里干练地治理了10年，扩大和加固了中国的领土，赢得了吐蕃人的尊敬，并给这一地区带来了很大的繁荣。702年，吐蕃人恢复对中国的朝贡，并要求和亲。不久，吐蕃与它属下的民族的内部纠纷、幼王的死亡和7岁的统治者的登基，确保了又一个安定的时期。
直到702年春季，中国才听到有关致力于建立对西突厥人统治的默啜的消息，当时他率领一支大军沿传统的突厥入侵路线侵入北都（即太原）的周围。正当组织反攻时，他又撤军；次年夏季，他要求将他女儿嫁给皇太子的一个儿子。这个要求当然被拒绝，但有迹象表明，对一个地位不重要的公主的婚姻是做了某种安排的。703年，中国人在托克玛克（碎叶）沦于西突厥人之手后被迫再度改组安西都护府。但默啜在鸣沙（今宁夏南部的中卫附近）最后一次大胜中国人后，不再在中国制造麻烦。他不断忙于对付其附属部落的起义，直到716年他在远征北拔野古人时死去为止。
武周朝廷的最后几年被张氏兄弟所左右，也被官僚集团企图推翻他们的种种活动所支配。特别在700年狄仁杰死后，武后是如此迷恋她的两个面首，对他们真是有求必应。以前十分罕见的包庇和腐化当时变得很普遍，武后的名望也随之下降。699年，她为二张设置新的机构控鹤府，以使他们的地位合法化——鹤是道家仙人常用的交通工具。虽然设置的公开目的是提供有才华的文件草稿和文学作品汇编，但它很快就堕落为类似男性后宫的场所——如果朱敬则的奏疏可信的话。[76]到700年年中，它已变成了一个制造闹宴、赌博、酗酒、反常勾当和荒诞行径的丑闻的地方，又是以后几个世纪富有想像力的小说家们取得素材的富矿。武后尽管健康状况日趋不佳，却经常出席，虽然她越来越在京师外约60英里的三阳宫寻求更省力的娱乐。
她没有采取约束这些宠幸小人的行动，甚至当关于他们卖官鬻爵的行径、浮华炫耀的生活作风以及灾难性的干政的怨言不绝于耳时也是如此。在受到整个官僚集团痛恨的情况下，二张竟然还疏远了武氏和李氏家族；对前者，他们主张让李氏成员继位，对后者，他们告发了中宗的两个子女，即他的长女和他与韦后所生的独生子，两个人因批评二张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这也使二张失去了在他们的女皇保护人死后生存下来的唯一机会。与两个具有最高地位的家族中的一个联合也许可以拯救他们，但他们反而愚蠢地把自己孤立起来。
这一家庭悲剧发生后不久，在701年冬季，武后返回长安，准备在那里住两年。史籍均未说明原因，也许这是出于健康的缘故。这更可能是象征性的迁移，打算表示帝国不久将重归于唐室。她在长安颁发文告，以终止所有反对她的叛乱者的危险处境，并且为有一个成员犯罪的家庭恢复已被剥夺的政治权力。迁移的最后一个目的可能是要减轻在洛阳积聚的反对她所宠幸的人的压力。最后一点，她失败了。
二张的主要敌人是一个名魏元忠的直言不讳的元老政治家，在他多事的生涯中，他已经遭受多次关押和流放。他或是通过二张的奴仆，或是通过一个弟弟，或是直接向武后抱怨，曾经几次打击二张，并已随朝廷前往长安。二张怀疑他的用心，当703年年中他们的女皇保护人患重病时，他们决定先对他进行打击。[77]他们无中生有地指控他主张武后退位；同年阴历九月，唐代最有名的一次审讯开始了。整个朝廷全力证明魏元忠无罪，但只有当后来成为玄宗最杰出的大臣之一的张说改变作伪证的主意时，指控才表明是绝对虚假的。
但是武后决定压制正义和为她宠爱的人挽回面子，为此她把魏元忠和张说二人都发配到南方，这就使她威信扫地。这一如此不符合她性格的行动可能决定了她的命运。高级官员看到了二张权势炙手可热的程度，同时也认识到打倒他们的必要性，否则他们自己的命运就会被或真或假的临终遗诏所决定。有的官员走得更远。如果不能把专擅武后宠爱的两个可鄙的宠物打倒，那么武后本人必须下台。阴历十月初期，朝廷返回洛阳。
在这时，武后最后显示了她的干劲，她通过放弃建造一座昂贵的佛像、撤换一批贪官和在岭南发生严重抗议后提高道的行政级别的为时已晚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她的衰退中的威望。但她的所作所为都不能掩盖二张的问题。她经常生病，只有二张能进入她的内寝，同时粗暴地打发一些失望的大臣们离开。在秋季，张昌宗在一次对他家族的几个次要成员受贿的指控中受到牵连，尽管他明显地有罪，却只处以轻微的罚金。朝廷再次为之震动。部分地为了进行安抚，武后把既忠于唐、又有声望又干练的张柬之提升为宰相。张此时已80岁，他的漫长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半失宠的情况下在京师外度过的，并且他策划倒武后的活动已进行了相当的时间。只有他最亲密的几个心腹才知道他的计划已进行得很顺利，而大部分官员继续把攻击矛头针对二张，试图以合法手段把他们消灭。704年阴历十二月，他们指控张昌宗犯有叛国重罪，当连武后“控制”的法庭也不能开脱他时，她就采取了特恕的办法。反对派这时才认识到武力是唯一的出路。在705年正月后期，他们行动了。主要的密谋者张柬之、崔玄、敬晖、桓彦范和袁恕己把身不由己的中宗哄劝出东宫，并带了500名御林军进入玄武门。[78]他们在庭院内遇见张氏弟兄，把他们就地处决。在他们进入皇宫前，披头散发和狂怒的武后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她迅速了解局势后，就以轻蔑的字眼对颤抖的儿子和其他密谋者讲话。然后她返回卧床，她半个世纪的权力到此结束。
中宗和睿宗，705—712年
从各方面的观点看，唐代中兴的第一个10年是令人沮丧的。武周末年因贪污和行政普遍废弛而号召的彻底改革干脆没有进行。相反，这几年出现的只是在日益恶化的财政和行政局势下展开的激烈的权力斗争。除了那些想在暴政中寻找客观教训的人外，传统的历史学家普遍不注意这一时期。
但是，近来已有人企图论证这一时期具有更重要的历史意义。有一篇这样的文章，它确定了三个与皇帝争权的集团。[79]它们是受宠的大臣、皇室和外戚。从中宗登基起，后两个集团特别活跃，它们的自我扩张和结党的企图与前一世纪的行政传统是那样背道而驰，以致它们的活动把行政搞得一团糟。在它们争夺权力的过程中，它们的成员各自建署开府，出售员外官和书吏的委任令，同时大大地增加它们控制的“封邑户”和收入。它们的行动损害了迄今受到尊敬的文人阶级的利益，他们被迫搞裙带关系和靠谄媚求得提升；并为庶民阶级的兴起提供了动力，他们这时可以通过捐纳进入官场，而不用再熬过漫长的科举考试过程。商人和地主是最大的受益者。
史料的性质显示这类分析具有很大的暂时性，但这一时期的简短的年表至少能显示为什么会作出这些推断。
在中兴时期，两个主要人物是中宗的韦后和她的面首，即被废黜的武后的小侄子武三思。韦后是一个淫荡和有野心的女人，据一种史籍记载，她之所以能完全驾驭丈夫，是因为他要感谢在流放期间她给予的支持；据说他曾答应，一旦他复位，就把全部权力给她。[80]通过成为她的面首，无耻的武三思在他姑母倒台后仍能幸存下来，并且施展与中宗朝的心腹谋士上官婉儿同样的才能，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他在新秩序中的地位。上官婉儿是诗人兼官员上官仪的孙女；上官仪在664年参与了废黜武后的阴谋，结果不但自己被杀，而且使全家沦为奴隶。上官婉儿就这样开始了在宫中当奴婢的生活，但她凭借真正的本事，升到了类似武后私人秘书的地位，约从698年起，起草了许多武后的官方文件。由于她的经验和才智，她被推荐给新主子，名义上被封为昭容，不过她的作用是顾问和秘书性质的。此党的最后一个成员是21岁的安乐公主。由于她生于去房州的途中，又是韦后的唯一活下来的子女，所以中宗对她非常溺爱。705年，她嫁给武三思之子武崇训。
这是一个重要的联盟，它巩固了帝国最大的两个家族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它助长了武三思的得意的诡计。在为自己取得最高权力的野心的推动下，他已设想出一个大胆的计划，即在开始时通过他儿媳进行统治；所以在完婚后他就立刻开始促进任命她为皇储的活动！以前从没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朝廷为之愕然。尽管不久前已有妇女统治的传统，但被任性的公主称之为“山东木强田舍汉”[81]的魏元忠纠集大批支持者阻止了这个计划，所以暂时保住了中宗与一妃子所生的次子（原文如此。——译者）、当时的继任者李重俊的地位。计划的这一折挫没有吓倒武三思，但却使他知道，强有力的大臣们仍可能是一个危险。为了阻止任何进一步的对抗，他决定对整个官僚集团进行恫吓；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狠狠地打击了最有威望的官员，即复辟政变中的5个带头人。他们之所以成为自然目标，不但因为他们是宰相和全国的英雄，而且还由于他们曾经企图抑制武氏家族的腐化和滥施封赏。通过韦后，武三思在705年先把5人提升为显赫但无实权的王，到同年年底，把他们贬谪到远离京师之地的借口也被找到了。年迈的武后看到她侄子如此迅速地占了绝对上风并且准备重新实施她以前的某些措施，她一定会面露笑容的吧。她宽厚地原谅了她的敌人并放弃了皇帝的头衔，在705年阴历十一月死去。她的谥号为则天。
武三思继续推行他的阴谋。朝廷中剩下的在威望上可与自己相比的人物是前帝睿宗和睿宗的同胞太平公主。两人都似乎满足于不过问政治；为了保证他们继续不干政，武三思给每人10万户的巨大收入。[82]唐制规定，接受这种实封的人，本人收取岁入的三分之二，中央政府只收三分之一。[83]在整个这一时期，武三思及其朋友和继承者们为自己捞得了大量的封赏，因此到玄宗登基时，国家的大部分岁入，特别是富饶的河南河北地区的岁入，都落入了私人手中。[84]封赏的大部分是非法的，因为它们都超过了唐令规定的限额，而在这种情况下，赏赐给公主的法定限额仅为300户。[85]但没有人提出异议。两个月后，太平公主和其他六个公主获准自己开府，规模与“亲王”的府同。[86]通过把这些职位售给出价较高的人，她们不但增加了自己的财富，而且培植了几批主要忠于她们的官员。武三思使用了同样的方法，在706年初任命了2000多名员外官；据一份史料记载，另外有1000名宦官被任命为七品以上的官员。[87]这些员外官的性质模糊不清，但在正统官员看来，对他们的任命是很不得人心的。当时一个道的同僚致函魏元忠，列举“十失”，并警告说，今之政府快走向灾难，因为它在科举制中受贿和贪污，因为它存在宦官和无能的官员，因为它不能阻止公主们自己开府，因为它没有抑制贵族的骄奢淫逸。[88]魏元忠非常清醒而且感到了很大的压力，所以没有向任何人提供此信。
朝廷在706年冬返回长安，武三思和韦后在那里加强了拥立安乐公主为皇储的活动。处境不幸的人是中宗与另一个妃子所生的第三子李重俊。韦后及其支持者恨他，对他很不尊重。不用说，他变得越来越不安，于是在707年秋他决定行动。他在有经验的将领李多祚和300名御林军的支持下进入武三思的府第，把他和他的一个儿子，即安乐公主之夫杀死。他然后转向皇宫，但在那里就不那么得手。中宗带着妻子和女儿，已设法设置路障并躲在玄武门城楼中。当这批密谋者来临时，他表现了难得出现的勇气。他戏剧性地向士兵们发出呼吁，说服他们把矛头转向其首领。李多祚当即被杀；前皇太子在到达突厥边境时才被杀。
政变的失败和武三思之死没有使政治空气发生什么变化，不过从此他那个宗派的阴谋中已没有他那种精心安排的特点了。当新寡的安乐公主几乎立刻开始与刚回国的武延秀发生不体面的乱伦之事时，整个朝廷为之震惊。事情似乎是，他在默啜和北突厥人那里逗留期间习染的“夷狄”外貌和习惯使她着了迷。他们在708年的婚礼是如此浪费，以致大部分官员推测安乐公主已被内定继位，于是有的人退居幕后搞反对活动，有的人则竞相向她献媚。政府一片混乱，由于安乐公主愚蠢地企图诽谤睿宗和太平公主，隐藏着的紧张根源已经露头。707年，他们轻易地洗清了自己，但安乐公主却愚蠢地破坏了武三思政策的精髓，即不疏远太平公主。
707年到710年的时期主要处于令人不安的休战状态。韦后和她的女儿分享攫取的权力；前者的面首连续不断，后者在一个与她志趣相投的妇女小集团的参与下，通过出售委任状和所谓的斜封官来增加自己的财富。[89]任何社会地位的人付3000钱就能度为僧尼，付此数的10倍就能成为一个公主府第的官员。需要的人很多，因为这两种职位的特权包括劳役和主要税赋的豁免，从而为富商和地主提供晋升的绝好机会。几位公主和她们的朋友因为攫取京师周围的土地和竞相建造豪华的别墅，所以很不得人心。她们使河流改道，破坏农业，还取穷人的子女为奴隶。上官婉儿是引人注目的，她是主持选拔应试士子的第一个妇女。可以预料，她所喜爱的是像崔湜那样文才优于行政能力的人。她创设了一个新的文学学院，还主持了一个铺张的社交性集会，文章比赛的优胜者在那里可以得到金、帛的奖赏；[90]她与朝廷的其他人一起，在佛教的建筑上浪费了大量钱财。一名正直的官员韦嗣立告诫说，虽然民力耗尽，粮仓空虚，但新寺庙却不断出现，小庙花三五万钱，大庙则高达数百万钱。[91]他的抗议连同其他同样的意见都被置之不理。即使没有卖官鬻爵的事，官僚集团的扩大也是突出的。各种史料没有作出真正的估计，只说两京通过科举的人达“数万人”。一名官员对任命的大批员外官深为厌恶，他上疏抱怨说，“金银不供其印，束帛不充于锡”。[92]官场中的贪污如此盛行，以致当一个大胆的官员免除1400名持有非法委任状的人之职务时，他竟受到同僚的排斥。正规的政府官署不得不与许多与之竞争的政治集团分享权力，而拥有正式的和非常任命的官员的人数之多达到了令人反感的程度。[93]但还有一些人等待了多年，才靠行贿、公开购买或偶尔靠自己本事谋求到了职位。
政治生活似乎已到了极度消沉的时刻，但事态还在发展。太平公主永远不会宽恕韦党想消灭她的背叛行径，已稳步地在培植支持她的力量，在此同时她还扩大了对她同胞睿宗的影响。约从709年年中起，她还开始引起她的另一个同胞兄弟中宗对他妻、女的不正当行为的怀疑；到710年初期，中宗公开流露了他的不满。韦后开始为自己的地位担忧了。阴历六月，皇帝突然死去；据一些历史学家说，他是被他妻子或女儿在他喜爱的糕点中下的毒所害。[94]这一指控并无实据，但韦后确实隐瞒了他的死亡。直到她命自己的亲戚担任关键的军职和把中宗仅存的15岁的儿子李重茂扶上皇位时为止。他即将统治两个星期。
废黜他的政变的成功通常归功于未来的玄宗李隆基，原因与唐之建立归功于太宗相似。[95]与他祖父一样，玄宗也亲自插手干预了他这一时期的历史，以确保任何史料都不能与这种官方解释有矛盾。但种种事实却暗示了不同的解释。阴历六月十二日晚，李隆基及其少数追随者（包括太平公主之子）再次把玄武门的禁军争取过来，杀死了韦党首领，强行闯入宫内。仓皇出逃的韦后、正在打扮的安乐公主和想改投主子的易变的上官婉儿被杀。这是一次顺利的行动，但它需要钱和权力。25岁的李隆基则两样都没有；他当时任卫尉少卿，作为睿宗与一个妃子所生的第三子，他是没有前程的。政变显然是太平公主策划的；如果还有任何怀疑的话，两天以后，这类怀疑就烟消云散了。她傲慢地打断了一次朝觐，把年轻的皇帝拉下皇位，并把睿宗召来。睿宗也许是在真正勉强心情下再次进行统治的，而实权却转到了武后女儿的手中。没有人敢抗议。
有一个时期，太平公主似乎将步她母亲篡位的后尘。她的宠臣被安插在国家最高级的岗位；未得她首先批准，睿宗甚至拒绝考虑任何措施。“公主所欲，上无不听。自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趋附者门庭如市。”[96]
只有一件事太平公主没有成功。她预期体弱的同胞会长期统治，所以没有插手立嗣之事。人选为睿宗的有合法权利的长子李成器和李隆基二人，后者因领导政变有功而成为候选人。睿宗犹豫不定，但已在敦促李隆基登位的某些大臣的呼吁，再加上其长子的无私，使他不必作出困难的决定。710年阴历六月，未来的玄宗成了皇太子。没有关于太平公主反对这一立储的记载，但不出几个月，她发起了一场诋毁他的阴险的运动。她抱敌对态度的原因不详，也许是因为他表现得过于能干了。几乎从他任皇太子时起，有独立精神的高级官员似乎有了信心。诸公主府的官属被取消；唐休璟和张仁愿等忠于唐朝的有威望官员又控制了关键的军职；当时最受人称道的宋璟和姚元之正在处理科举制中的积弊，取得的成就使“当时翕然以为复有贞观永徽之风”。[97]当他们罢了数千名斜封官的官职和削减中试的名额80%时，睿宗支持他们的努力。皇太子本人一直未被人注意，但他的声望日隆，同时对太平公主的攻击也随之与日俱增。他的日益扩大的支持者队伍力促他采取反对她的行动；虽然他非常了解她权势的范围，不能鲁莽行事，但他几个朋友的热情几乎毁了他。宋璟和姚元之擅自行动，说服睿宗把太平公主派出京师，以结束家庭的争端。他勉强同意暂时将她流放，于是她就居住在濮州的附近，但她的势力几乎没有缩小。皇太子知道她把自己的放逐归咎于他，所以经常担心报复。在一次企图使她息怒的行动中，他要求将自己的盟友宋、姚二人分别贬逐到外地。她立刻抓住这一机会，以自己的人去取代他们，《资治通鉴》对此后的种种事件作了简明的叙述。斜封的官职被恢复，“自是纲纪紊乱，复如景龙之世矣”。[98] 711年晚秋，已经打算放弃皇太子之位的李隆基完全投降，请求将她姑母召回京师。她同意回京，在几个月中，7个宰相中就有5个是她的人了。
睿宗对事态的这些发展不是视而不见的，并且日益有所醒悟。在712年，他因自己不能控制局势而精神受着折磨，到了仲夏，苍天以一颗明亮的彗星来示警。皇帝觉得这一迹象有其用意，当宫廷的占星术士证实了他的解释时，他宣布了让位于儿子的决心。这时太平公主强烈反对，但无济于事。她设法强行达成一个妥协，即睿宗成为“太上皇”，保持任命高级官员和决定死刑的控制权；但在同年阴历八月，玄宗登上皇位。
这时，轮到太平公主焦虑不安了。她的权力仍极大，控制着大部分的文武官员。[99]但她在新帝统治下，很难期望无限期地保持有利于她的平衡。她的支持者经常敦促她对他采取行动。最后，她抛弃了以往行之有效的忍耐和谨慎，求助于毒药，但玄宗防卫严密，逃脱了毒手，但他非常清楚，太平公主一人应对此负责。一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和解这时是不可能取得了。
713年夏季，她被迫企图发动一次武装政变。她以一贯的谨慎拟定了计划；如果她是男子，能够亲自执行计划，她很可能成功。相反，她必须依赖别人，而玄宗则通过其中一人得到了警报。阴历七月初，正好在实行密谋的前一天，他冷静地逮捕了几个首犯，在武德殿把他们斩首。三天后，公主本人在她的府第被赐死。她的死亡可以被恰当地视为一个时代的结束。以后再也没有这样多的妇女如此长期地影响中国的政治生活了。
这一时期的回顾
中国传统历史学对684—705年这一时期的态度可以用宋代史学家袁枢作为最鲜明的代表，他称它为“武韦之祸”。[100]前面已经提到这种说法的某些理由，很少近代的史学家会不同意这种说法适用于韦后的时代。但作为对武后统治时的描述，这就有欠公道了。
首先，它忽视了她篡位前的成就的意义。武后掌权的中国，王朝通常不过延续两三代；通过应用并扩大控制和集权的手段，她成功地形成了有生命力的和长期持久的统一。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她尊重合法继承的威信；她的夺取皇位，从流血和破坏的角度来衡量，在所有的改朝换代中是最不激烈的一次。它把国家从更糟的境遇中拯救出来，当然，这点是可以争辩的。
其次，袁枢的观点有严重的偏见。几乎与所有的传统历史学家的观点一样，它因与士大夫的看法和价值观完全一样而大为逊色。[101]对他来说，历史是说教的，他的目的是要使未来的统治者相信，武后对大臣们的专断是“灾难性”的。但是没有确切的证据能证明，在她统治的最后几年之前，政府受到她统治作风的危害。太宗官僚集团中特有的集体精神被破坏，但即使对这一批评也应抱保留态度。上层的官员被严厉地抑制，他们的特权也受到限制；但在低级官员中，他们的社会背景和地域背景比以往远为广泛，而且晋升的面也更大。在整个唐代，各种考试只提供了全部官僚集团中约10%的人，但只根据这一基数而低估它们的重要性则是错误的。它们——特别是进士考试——的威望是很高的，功名的取得正迅速变成取得最高官职的标准资格。[102]标志之一是，有功名的宰相的比率从高祖时的7%上升至太宗时的23%，上升至高宗和武后时的35%，上升至武周朝的40%。此外，科举制可作为一种重要象征。对一切有资格参加的人来说，特别对提供大部分中试者的低级贵族来说，它就是提高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关键。[103]对高级贵族来说，它是保持他们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它推动了这两个集团的官僚化和城市化，因此它在削弱它们以前那些地方的、离心倾向的特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最后，考试普遍地促进了文学和教育。准备考试的人远远多于通过考试的人，有资格当官的人远远多于当官的人，在686—689年期间，当时的魏玄同估计，有资格当官的人的十分之一成功地取得了官职。[104]这样，就留下了大批可用于地方一级教育和行政方面的尚无官守的候补者。
武后统治的许多非儒家特征也有助于造成她在历史中的坏名声。经典的儒家哲学包括许多反对妇女参政的禁令和同样多的反对妇女篡位的禁令。武后之所以受谴责，不但是出于这些原因，而且还由于她溺爱佛教，延长服母丧的时间使之同于服父丧的时间以提高妇女的地位，和派男“新娘”前往突厥。她的扩张主义的对外政策同样是非儒家的。当时针对她的军事冒险所作的劝谏几乎无不提到经典中反对耗费国库民力的告诫，或是把所谓的“浮逃户”这类问题归咎于远征。这种意见有对的一面，但也有一定程度的夸大。近世的研究指出，为了逃避税役而躲避登记的家庭在武后时期只限于少数边缘地区，到以后几朝才扩大到中国内地。[105]另外，远征的军费必须比照不很明显的长期效益来衡量。国内经济的促进、技术和艺术的交流、贸易的增长和引导剩余精力向外发展等成就只是这些比照的几个方面。
最后，必须记住，传统历史学家的种种评价很少注意群众的境况。在武后时期，府兵制负担较轻和远离外来入侵路线的农村地区是安定和繁荣的。[106]农村没有出现动乱，两次叛乱运动也都没有得到支持，这就提醒人们，农民的生活秩序比抱敌对态度的历史学家经常断言的更为良好。在人民中间，武后甚至可能是得人心的。近来在四川出土的一块可能是10世纪的石碑写道：“其间以水旱灾沴之事，为军民祈祷于〔武〕天后之庙者，无不响应。”只有很少的中国统治者，其生日能像武后的生日那样在每年的一个农村节日中被人纪念至今！[107]
在消极的一面，武后统治的最后几年每况愈下。她的统治是高度独断的，以致当她失去控制时，行政结构立刻开始出现裂痕。她不但对此视而不见，而且不能以她一贯的无情手段为后来者提供什么根基。她的被废黜留下了一个让几个平庸的竞争者没法填补的真空；在统治集团内部随之产生的冲突中，衰落越来越快。冲突不限于在皇帝同皇室成员结成的党派和外戚结成的党派之中进行，而且还存在于官僚集团内部。
在武后统治的整个时期，贵族通过诸如排外性的内部联姻的手段成功地维护了自己的社会声望，并且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已与通过科举制发迹的“新”人在官场中日益严重的侵犯进行斗争。通过在吏部和门下省保持高度的控制，他们已经为唐代中兴时预期的贵族复兴准备好了一切。[108]武后曾经反对这一集团，而支持地位较低的地方精英集团，并且帮助其中许多人担任高级职务。但是到了后来，主要反对她并导致她被废黜的，却正是这些受过她恩宠的人，这就显得矛盾了。原因有几个，而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上面提到的官僚冲突的存在。官僚们自己正在受到武后的“酷”吏和那些在她最后年代通过不正当手段进入官僚集团的人的挑战。员外和斜封官人数的增加、在连续两个统治时代中由于妇女擅权而造成的官僚宗派的形成，使一个原已严重的问题更趋严重。韦后和太平公主的垮台和对她们所支持的弊病的改革，使玄宗赢得了一个重新统一的官僚集体的支持。他准备很好地使用这个官僚集体。
* * *
[1]《资治通鉴》卷203，第6417页；《旧唐书》卷87，第2843页。引文为中宗对裴炎提出他授予其岳父的官职太高这一抗议的答复。
[2]全文载《全唐文》卷96，第11—16页；《文苑英华》卷463，第6—11页。
[3]《旧唐书》卷94，第2993—2994页；《新唐书》卷123，第4367—4370页。
[4]见杨联陞《中华帝国的女统治者》，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3（1960—1961年），第47—61页；陈寅恪：《武曌与佛教》，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2（1935年），第137—148页。陈寅恪文引了许多取材于古代传统的参考材料。
[5]关于唐代的扬州，见全汉昇《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情况的繁荣与衰落》，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1（1947年），第149—176页。
[6]《旧唐书》卷190上，第5006—5007页。骆宾王檄文载《全唐文》卷199，第1—2页；《文苑英华》卷646，第11—12页。
[7]《资治通鉴》卷203，第6426—6427页。这一策略是魏恩温提出的，此人其他情况不详。
[8]《资治通鉴》卷203，第6425—6426页；这一段的《考异》考察了相对立的证据。在其《武则天》（北京，1962年）中把裴炎写成坏人的郭沫若在剧本的附录（第144—145页）中讨论了这一问题。
[9]《资治通鉴》卷203，第6432页。引自早期的《唐统记》（收于《考异》）。司马光否定这一情节。
[10]《资治通鉴》卷203，第6439—6440页；《旧唐书》卷186上，第4838页。关于来俊臣和周兴，见《旧唐书》卷186上，第4840—4842页。
[11]《唐会要》卷53，第956—959页；《资治通鉴》卷203，第6437—6438页。
[12]最近期的一个例子是林语堂的历史小说《武夫人——一个真实的故事》（伦敦，1957年），作者在书中的一个署名的脚注中提出了一个不寻常的意见，即武后是一个可与斯大林和成吉思汗相比的大刽子手。近期的中共史学家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原谅武后的恐怖统治，认为她是单纯地为了保存自己。例如，见吕振羽《史论集》（北京，1962年），第174页以后；吴晗：《灯下集》（北京，1961年），第140页以后。
[13]《旧唐书》卷57，第2296页；《资治通鉴》卷204，第6444页。
[14]例如，见《旧唐书》卷186上的酷吏传；又见林语堂《武夫人——一个真实的故事》，第134—140页。
[15]《资治通鉴》卷206，第6512—6513页；《旧唐书》卷57，第7页；《旧唐书》卷186上，第4849页。
[16]受害者中有太原王氏的成员、陇西的李氏、宇文氏和著名的谱系学者路敬淳。
[17]滨口重国：《唐王朝的贱人制度》（京都，1966年），第218—244页。
[18]《旧唐书》卷85，第2817—2820页；《新唐书》卷113，第4188—4192页；《通典》卷169，第894—897页；《册府元龟》卷616，第1—8页；卷617，第13—16页。
[19]《资治通鉴》卷206，第6523页。
[20]关于明堂，见C.P.菲茨杰拉德《武后》（伦敦，1956年），第131—132页。关于明堂在唐代发展的文献，见《唐会要》卷11—12，第271—300页。
[21]《唐会要》卷73，第1309、1315页；《资治通鉴》卷203，第6435页。
[22]《唐会要》卷39，第702页；《旧唐书》卷50，第2143页。
[23]《册府元龟》卷639，第20页；《通典》卷15，第83页；《唐会要》卷75，第1376页；《唐会要》卷76，第1390页；《文献通考》卷29，第272页。
[24]见镰田茂雄《中国华严思想史研究》（东京，1965年），第107—149页。虽然镰田主要注意她对华严宗的态度，但也提供了她与总的佛教关系的许多材料。
[25]《唐会要》卷35，第643—644页。
[26]《唐会要》卷91，第1652页。
[27]《资治通鉴》卷204，第6445页。
[28]《全唐文》卷96，第16—22页；《文苑英华》卷463，第1—6页。
[29]见《资治通鉴》卷204，第6448—6449页。武后高度重视这一祥瑞，以致她正式称它为天授圣图，并采用“天授”为其新王朝的第一个年号。
[30]《旧唐书》卷76，第2661页。
[31]浦立本在其《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75—81页）中回顾了初唐河北道的特殊情况，并附完整的参考材料。
[32]《资治通鉴》卷204，第6449—6452页，载于《旧唐书》卷64，第2431—2432页和卷76，第2661页以下的诸王的传记中所举的细节可以补充这一记载。关于叛乱的后果，见《资治通鉴》卷204，第6457页。
[33]《资治通鉴》卷204，第6451页。
[34]一般认为选择她的国号为“周”的原因是，它是追赠武后之父第一个封地的名称。有几个原因使这个解释不可能成立。我要感谢谷川道雄，他的《周隋革命本末——周礼国家的悲剧》一文（载《古代文化》，18.5 〔1967年〕，第89—94页）首先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并且举了先例。见R.W.L.吉索《武则天的正统性》，为1975年6月在阿西洛马尔召开的中国历史正统性会议准备的未发表论文。
[35]常盘大定的《武周新字之研究》（载《东方学报》〔东京〕，6 〔1936年〕，第5—42页）对新字作了充分讨论。关于更简明的叙述，见内藤乾吉《敦煌发见唐职制户婚厩库律断简》，载《石滨先生古稀纪念东洋学论丛》（大阪，1989年），第339—342页。
[36]关于《大云经》，见矢吹敬辉的明确的研究著作《三阶教研究》（东京，1927年），第685—761页。关于佛寺，见塚本善隆《日中佛教交流史研究》（东京，1944年），第25—31页。安东尼奥·福特的《七世纪末中国的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那不勒斯，1977年）为一部非常详尽的研究，并附一切有关文字的完整译文。又见R.W.L.吉索《武则天的正统性》。
[37]《大方等无想经》，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12，第1107页。
[38]关于这一事件的各种佛教和非佛教的记载有许多矛盾说法，见S.温斯坦在《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的论述。
[39]《旧唐书》卷6，第121页；卷183，第4742页。
[40]《全唐文》卷17，第10页。
[41]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1946年），第14页；重印于《陈寅格先生论集》（台北，1971年），第120页以下。
[42]近来中国历史学家中发生了一次论战，从中反映了吴泽、袁英光和齐陈骏之间的分歧，砺波护的《隋之貌阅及唐初之食实封》（载《东方学报》〔京都〕，37 〔1966年〕，第154—156页）对之进行了讨论。
[43]全汉昇的《唐宋帝国与运河》（上海，1946年）详细讨论了这一问题。
[44]《册府元龟》卷486，第33页。
[45]《资治通鉴》卷205，第6478页。
[46]同上书，第6485页。
[47]《资治通鉴》卷204，第6472页；菲茨杰拉德：《武后》，第137—138页。
[48]《旧唐书》卷183，第4727—4729页。武后在665年和666年间已把其异母同胞弟兄及其子放逐。当时，其姐妹之子贺兰敏之被指定为其父封地的正式继承人。他在670年失宠和死去后，武后的异母弟兄武元爽之子武承嗣从岭南流放地召回代替贺兰敏之，为她父亲继续武家香烟。
[49]见《旧唐书》卷183，第4729页；《唐会要》卷90，第1639—1640页。
[50]《资治通鉴》卷205，第6491页。这件事很不寻常，因为受害者侯思止是来俊臣的一名亲密助手。
[51]《资治通鉴》卷205，第6483—6484页。
[52]见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第4页以后。
[53]研究宰相制的最详尽的著作是周道济的《汉唐宰相制度》（台北，1963年）。
[54]见赵翼《廿二史劄记》（台北，1974年）卷19，第415—417页。
[55]《资治通鉴》卷205，第6484页；《旧唐书》卷87，第2855页。
[56]《资治通鉴》卷206，第6544页。
[57]《资治通鉴》卷211，第6487—6488页。关于安西都护府，见大谷正直《安西四镇的建立及其变迁》，载《白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25年）；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东京，1955年），第190—204页及以后。
[58]这些礼仪在菲茨杰拉德的《武后》（第133—134页）中作了描述。见镰田茂雄《中国华严思想史研究》，第122页；S.温斯坦：《唐佛教形成时期帝王的庇护》，载芮沃寿、崔瑞德合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年），第297—306页。
[59]《文献通考》卷29，第272页。
[60]《臣轨》，见于《丛书集成》卷893。
[61]见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载《历史研究》，6（1961年），第90—95页；内藤乾吉：《西域发见的唐代官文书研究》，载《西域文化研究》，3（1960年），转载于他的《中国法制史考证》（东京，1963年），第223—345页。
[62]见崔瑞德《对商业课税的一种儒家观点；703年的崔融奏疏》，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36.2（1973年），第429—445页。
[63]关于默啜，见勒内·吉罗《突厥帝国：骨咄罗、默啜和默棘连诸汗（680—734年）的统治》（巴黎，1960年），特别是第49页以后；勒纳·格罗塞：《草原帝国》（巴黎，1948年），第155—158页；诺亚米·沃尔福德的英译本，第107—110页。
[64]《资治通鉴》卷206，第6539页。
[65]《旧唐书》卷199下，第5350页。
[66]《资治通鉴》卷205，第6505页。
[67]同上书，第6510页。
[68]《资治通鉴》卷206，第6513页。
[69]《旧唐书》卷78，第7页。
[70]关于张氏兄弟的传记，见《旧唐书》卷78，第2706—2708页；《新唐书》卷104，第4014—4016页。
[71]《资治通鉴》卷205，第6487页；卷206，第6539页。武后与张氏弟兄之间关系的确切性质在同时代的史料中叙述也不完全明确。但《旧唐书》（卷78，第2706—2707页）所引朱敬则的奏议清楚地说明这种关系是公开的丑闻。
[72]《旧唐书》卷78，第2706页；《资治通鉴》卷206，第6514页。
[73]《资治通鉴》卷206，第6516页。
[74]《资治通鉴》卷206，第6530—6531页。
[75]《资治通鉴》卷206，第6535页。
[76]《资治通鉴》卷206，第6538、6546—6547页；《旧唐书》卷78，第2706—2707页。其名称可能来自武后的信念，即张昌宗是再生的王子晋（即王子乔），后者是道教的神仙，据说他骑白鹤升天。
[77]对魏元忠审讯的主要记述载《资治通鉴》卷207，第6563页以后。菲茨杰拉德的《武后》（第174—177页）有英译文。更详细的情况见各参与者的传记。
[78]这支可追溯至唐朝初期的部队在622年已被名为御林军；见《唐六典》卷25，第20页；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第556、833—835页。它的成员一般与皇帝有某种私人关系；从他们的社会排他性看，卫士们似乎已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政治觉悟。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39页以后，再版本第143页以后）提出在玄宗以前他们为什么是每次政变的决定性因素的种种原因。
[79]见谷川道雄《从武后末年到玄宗初年的政争——对贵族制研究的一个看法》，载《东洋史研究》，14.4（1956年），第54—60页。
[80]《旧唐书》卷51，第2171—2172页；《资治通鉴》卷208，第6584—6585页。
[81]《资治通鉴》卷208，第6608页，《考异》。
[82]《新唐书》卷83，第3651页；《唐会要》卷90，第1638页。
[83]见仁井田升《唐代的封爵及食封制》，载《东方学报》（东京），10.1（1939年），第1—64页。
[84]见《新唐书》卷118，第4264页；《文苑英华》卷609，第8—9页。这一问题以及它与当时其他弊病（如雇用大量员外）的关系，在砺波护的《隋之貌阅及唐初之食实封》（第165—178页）中有简明的论述。
[85]《唐会要》卷5，第51页；《新唐书》卷83，第3650页。
[86]一个公主只有资格设立一个管理其实封收入的机构。王公不但有大得多的实封管理机构，而且有一批老师、一个大的王府管理机构和一大批个人护卫及宫廷禁卫。见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第629—645页。
[87]《资治通鉴》卷208，第6601页。关于员外官，任命的确切性质现在仍是一个问题。砺波护在《隋之貌阅及唐初之食实封》第172页以后已对不同的论点进行了讨论。
[88]《资治通鉴》卷208，第6601页。此信为其他情况不详的官员袁楚客所写。
[89]这些弊端及文中随即谈到的弊病，在《资治通鉴》（卷209，第6623—6625页）中有详细的描述。看来，任命斜封官的证书没有通过门下省和中书省，见《资治通鉴》卷209，第6625页。关于对佛教建筑的赞助，见雅克·热内《五到十世纪中国社会中佛教的经济面貌》（西贡，1956年），第281页。
[90]《资治通鉴》卷209，第6622页。
[91]《旧唐书》卷88，第2870页。这份在709年春递呈的奏疏全文载于《全唐文》卷236，第6—8页。
[92]《资治通鉴》卷209，第6624页；《旧唐书》卷101，第3155页。
[93]《资治通鉴》卷209，第6633页。
[94]《资治通鉴》卷209，第6641—6642页；《旧唐书》卷51，第2174页。
[95]见第三章H.J.韦克斯勒的论述。
[96]《资治通鉴》卷209，第6651页。
[97]同上书，第6652页。
[98]《资治通鉴》卷210，第6664页。
[99]同上书，第6682页。
[100]见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国学集体丛书本），第178页。
[101]关于这一问题的清楚明了的讨论，见白乐日《作为功利主义官僚的指南的历史》，载W.G.比斯利、浦立本合编《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伦敦，1961年），第78—94页；芮沃寿编：《中国的文明和官僚》（纽黑文，1964年），第129—149页有此文的英译文。
[102]见陈登原《国史旧闻》（北京，1958年），第117页以后；岑仲勉的《隋唐史》（北京，1957年）在第181页以后论述了各种考试的声望。
[103]所有的“新”官员，甚至那些被任命担任朝廷最受尊敬和最负责的“清望”官职的人，绝不是都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见《唐会要》卷67，第1131页。
[104]《通典》卷17，第94页。
[105]例如见中川学《唐宋客户研究》，载《东洋学报》，46.2（1963年），第97—110页。
[106]关于府兵部队的分布，见菊池英夫《关于唐折冲府分布问题的一个解释》，载《东洋史研究》，27.2（1968年），第1—31页。浦立本著《安禄山之乱的背景》有府兵分布的地图。一般地说，华中、华南和东部平原的部分地区没有府兵的负担。
[107]武后得人心的上述这些迹象被郭沫若著《武则天》（第135—137页和154—155页）所引。郭沫若企图证明武后生在四川，比传统的日期晚几年，但说服力不强。
[108]见筑山治三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大阪，1967年），第78页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