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对太子李治是否能有效治国的怀疑，被证明是有充分根据的。太宗的第九子李治是长孙氏文德皇后的幼子。李治生于628年阴历六月十三日，633年封为晋王，643年立为太子。649年阴历六月一日在其父灵柩前登基时尚不满21岁。李治以庙号“高宗”知名于史。[1]
尽管有计划地为李治登基作了种种准备，如委派精心挑选的师保，撰写针对帝王的禁令以指导他的行动，但事实证明李治是一个无能和优柔寡断的所谓好皇帝。
新皇帝在位初期曾认真地试图仿效其父亲行之有效的施政作风。他厉行节约，免去狩猎和奢侈的宫廷宴会，寻求坦率的规谏并重与朝臣共同议事。但太宗的那种事必躬亲的领导作风所要求的品质和纯属于个人的力量是高宗不具备的。高宗的无能，至少在他在位后期，可以部分地归因于他的多病；经常发作的晕眩和视力的损坏使他丧失了工作能力。但无论如何，即使他是一个健壮和果敢坚强的人，他的环境也与他父亲的完全不同。由于年轻和缺乏经验，他被朝廷中一大群年长而又在他父皇统治下已经树立了自己势力的政治家所包围。其中有几位是他当太子时的老师。就高级政策与宰相们展开非常随便的私人讨论，这是太宗时代制定政策的固定形式，而高宗只是这个曾经多年亲密共事的集体中的年轻的新成员。高宗要想对他的朝臣进行真正的统治恐怕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他不能像他父亲那样领导和激励官员们，而只能“端拱无言”。[2]
高宗继位不久即立其嫡妻王氏为皇后。王皇后的娘家是太原极有权势的家族，也是中国最大的贵族之一；王家和皇族及山西另一个大族柳氏都有姻亲关系。但王皇后未生子嗣，所以在她舅舅柳奭影响下，她劝皇帝立另一妃子所生的年岁最长的王子陈王李忠（643—664年）为太子。皇后希望控制他，因为李忠母亲在宫中的地位很低。长孙无忌经劝说也表示同意，李忠便于652年阴历七月被立为太子。[3]
高宗初期的统治受三位年长权重的政治家——长孙无忌、褚遂良和李世勣——为首的宰相集团控制。在新皇帝继位后，高宗的舅舅长孙无忌已辞去尚书右仆射之职，但仍保留宰相的职位。褚遂良在高宗时拜为尚书省仆射，也是宰相。太宗逝世时，按太宗生前的安排，李世勣被派到地方任都督，以考察他对高宗及王朝的忠诚。他无可挑剔地通过了考验，当他接到命令时，不回家便立刻赴任。[4]他不久被召回朝廷任尚书省另一名仆射；以后他要求解除这个职务，但仍拥有宰相身份。
这三位年长的政治家都是太宗忠实的臣仆，与别的宰相一样，在643年的继位争执中都是高宗继位的有力支持者。他们的统治继承了太宗推行的政策，少有更张。
高宗继位不到三年，朝廷因发现房遗爱密谋反对皇帝而受到震动，房遗爱是已故大臣房玄龄的次子，在643年继位争执中曾经是太宗之子李泰的支持者。房遗爱娶的是太宗之女，即骄傲专横的高阳公主。房玄龄在648年年中死后，其长子房遗直被指定为唯一的继承人。高阳公主曾强迫遗直按一般习俗与她丈夫分家，但没有得逞；高宗继位以后，她又多次怂恿遗爱在皇帝面前挑起争论。高宗为房遗爱的执著所激怒，下令把他们兄弟二人都放逐到外地。
于是，高阳公主煽动房遗爱与朝廷的其他不满分子谋反，其中有与高祖女儿结婚的薛万彻，有其女与遗爱之弟结婚的李元景和太宗的驸马柴令武。阴谋于652年12月高阳公主诬告房遗直犯罪时败露；在后来由长孙无忌主持的调查中，她自己丈夫的阴谋真相大白。所有参与者都被处决和赐死，连不幸的房遗直也被降职。
在与房遗爱有牵连并不久即被处决的人之中，有长孙无忌曾劝太宗不要立为太子以代替高宗的吴王李恪。其他许多被处决的人或是以前支持过李承乾或李泰即位，或是与他们有过间接联系。房遗爱事件很可能不只是反对皇帝的阴谋（如果阴谋确实存在的话），而更像是集中表现在太宗末年继位问题上的派别斗争的继续。[5]不论从哪方面看胜利者都是长孙无忌，他成功地清除了几个在他强烈拥护高宗为太宗继承人时已经树立的政敌。但是长孙无忌胜过政治对手的日子太短了。因为他和胆小的高宗在朝廷上不久便面对着一个远为强大的、机敏的和肆无忌惮的对手。
武后的兴起
美貌诱人的武曌给高宗在位34年的大部分时间，甚至给7世纪其余的时期投下了她的影子。
每一件与这位著名女人有关的事都笼罩着疑云，因为她干的事都与儒家士大夫阶级的理想相对立——女人干预公共事务；随心所欲地施政；蓄意利用宗派主义；残酷地报私仇；完全不顾道德和原则地操纵政治。对于她的统治，历史记载从一开始就抱有敌意和偏见，而且材料又极残缺不全。和唐代任何相当的时期相比，她统治的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活的详细情况，人们知道得更少。
对于这位敢于推翻李唐皇室并像男人一样泼辣地实行统治的女人，尽管儒家历史学家都进行恶毒攻击和抱敌对态度，但是武曌显然具有特殊的才能，对政治具有天赋，并且非常善于操纵宫廷的权力结构。她之所以能非凡地攫取到权力，是由于她的杰出的才能、坚毅的决心和识别人的能力，再加上她的冷酷、肆无忌惮和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她对敌人和对手表现出的残忍和报复心，这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
唐代的历史学家因为是在事后写书，并且都是从事后的认识出发，他们记载太宗时期的各种事件时就好像已经预料到有朝一日会发生武曌搞垮唐朝的大灾难。[6]648年年中，金星多次出现于白昼，宫廷占星术士解释说这意味着会有女人短时期地登上皇位。与此同时，女性统治者“武王”将在李唐皇室三世以后取而代之的流言开始在百姓中流传。太宗对宫廷主要占星术士的进一步询问透露，所指的这个女人已作为皇室亲属进入宫内，她将在30年内统治整个中国并杀掉几乎全部皇室成员。太宗以他特有的直率方式提出要处决占星术士所怀疑的全部对象，但后者坚持说天意不可违，事情就这样放下了。
后来才与预言有牵连的武曌已于640年前后进宫，当时她只有十几岁，为太宗的“才人”（第五等妃嫔）。她是高祖于太原府起兵反叛时最早的支持者武士彟的女儿。武士彟出身于太原地方的望族，由于身为第四子，故没有像他哥哥那样进入官场，而是做木材商人经商。他曾在家乡任隋朝民团组织的小官。高祖登基以前于617年多次去过他家，并受过他的反隋鼓动。事实证明，武士彟是天才的军事战略家，高祖起事反隋时，他身为行军司铠，在攻打隋京师的战役中起过重要作用。[7]为了酬谢他的功劳，高祖派他担任工部尚书的要职，约四年后又提升为两个重要的州的都督。由于他对唐朝的贡献，他被封为“公”，高祖还给他从隋皇室杨氏家族的旁系中选了第二位妻子，以示殊宠。武曌就是这一对夫妇所生，约生于627年。[8]
近代史学家对武曌的出身做了很多研究。如下面所说，有人强调她是商人之女，因此她便代表“新兴的商人阶级”。但上面说过，她父亲实际上出身于当地地位很高的传统士大夫家庭，他的兄弟们都在隋朝做官，而他本人则为唐高祖的高级官员。有人主张她代表东部（山东，即河南及河北）地区的利益，反对在初唐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西北（关陇）贵族。但如上所述，她出生于太原地区，此地的贵族有其自己的特征（它当时以“代北”集团知名），并倾向于与西北贵族建立比河南、河北世族更紧密的联系。此外，由于她母亲的缘故，她也是西北贵族中显赫的隋皇室杨氏家族的后裔。而且从她后来生活中的事件可以得知，她总是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贵族”出身。
高宗才8岁时，他母亲文德皇后即于636年死去，他继续住在后宫。他很可能在武曌进入太宗后宫不久即与她有所接触，特别是646年太宗让未来的高宗住到与自己相邻的宫苑以后。传统的史料含糊其辞地暗示，高宗和武曌在太宗健在时即已发生不正当的亲密关系。[9]
又据传统记载，太宗死后，武曌依例出宫到一座佛寺削发为尼，而且按照惯例，她本应与世隔绝以度过余生。后来，高宗在太宗周年忌时来此庙行香，他看到了自己一直怀有深情的武曌。在此之前皇帝已宠幸萧淑妃，萧已为他生下一子。王皇后对萧淑妃深为妒忌，希望弄个对手来夺取高宗对萧淑妃的宠爱。为此她命武曌留发，并说服丈夫召武回宫作“昭仪”。
上述事件发生的日期不甚清楚，宋代史学家司马光确定武曌回宫的年代是654年，[10]但肯定有误，因为武曌在654年前已为高宗生了至少一个，可能还是两个儿子（见下文）。起码有一位当代史学家已提出，她根本没有当过尼姑，高宗在他父亲死后立刻让她进入自己的后宫，虽然这是完全违反礼仪规定的。[11]但是，整个情节扑朔迷离，很难弄个水落石出。
不论武曌是否曾为尼姑，也不论她确在何时进入后宫，她显然于652年给高宗生有一个儿子（也可能是两个）。[12]她以她的魅力迷住、进而完全控制了高宗，她开始向高宗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王皇后担心自己的位置，并意识到武曌是远比萧淑妃更为危险的对手，因此转而与昔日的对手联合起来展开诽谤武曌的活动。但对武曌的对手来说很不幸，武曌搞阴谋的手段远比她们高明。傲慢的王皇后对后宫的众多妃嫔抱有无法掩饰的蔑视心情，并且在她成为皇后以后在宫里和朝廷上树敌太多。武曌于是与皇后的敌人联合，收买妃嫔们充当自己的耳目，要她们把皇后和萧淑妃的一切活动告诉她，因此她每每能操胜券。与此同时，高宗又提升了她的妃嫔级别。
尽管高宗宠爱武曌，尽管皇后依然无子，高宗仍无意废黜王皇后。废后是重大的政治决策，因为王氏家族既有权势，又有很好的社会关系。而且皇后有最有权势的元老重臣做靠山。因此武曌只能找一个借口使皇帝让她靠边站。654年，这个机会到来了。前不久武氏生了一个女儿，无子的皇后经常逗着小公主玩。一天，皇后已离去，武曌偷偷将婴儿闷死。皇帝来到后，武氏装作情绪很好，让皇帝看视女儿，当发现婴儿已死时，她又装得十分惊讶。侍女禀告皇帝，刚才皇后曾和他女儿一起玩过，从而让高宗自己得出某种结论。高宗本人是否确信王皇后的所谓罪行，不得而知。但是，不管真相如何，武曌似乎已达到她的目的；皇帝决定，如能争取到大臣们的默许，就决定贬黜王皇后，并封武曌为后。
他首先试图争取朝廷上最有权势的人物，即他的舅舅长孙无忌，提拔后者的三个儿子当官并给大量赏赐，但长孙无忌不为所动。与此同时，武曌开始巩固自己的地位。王皇后的舅舅及主要的支持者柳奭自652年以来即为中书令和宰相，但于654年6月降为吏部尚书。第二年，皇后又遭另一打击，她母亲柳氏被禁止进入皇宫，理由是她和皇后曾使用厌胜，试图制服武曌。不久以后的655年阴历七月，柳奭被贬到四川一个小州任刺史，他就这样离开了政治舞台。[13]
与此同时，与长孙无忌不和的中书舍人李义府正要被流放到四川担任小官，为了使自己免于流放，他狡猾地伺机奏请皇帝贬黜王皇后而以武曌代替她。李义府因此得到赦免并在中书省得到提升，武曌的其他支持者也公开站出来支持她当皇后，他们之中有礼部尚书许敬宗（592—672年）。
元老重臣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强烈反对任何废黜王皇后的企图，另两位刚升为大臣的中书令来济和门下侍中韩瑗也持同样态度；来济和韩瑗都已在653年升为宰相。在其他自高宗继位初期就当上宰相的人中，只有尚书省仆射于志宁不反对废后。唯一鼓励皇帝废后的资深大臣是李世勣，他认为立何人为后是皇帝的家庭问题，外人没必要过问。老臣李世勣曾在高祖和太宗两朝任司空，643年以来即为宰相，他对百姓，特别是对东北平原的军人有巨大影响，他的介入无疑使朝廷的力量对比偏向武曌一边。[14]
这一转折点使高宗兴奋，他命令许敬宗当朝宣称：“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15]皇帝为了强调他对武曌的反对者的不满，他远谪褚遂良为今日湖南某州的都督。
655年阴历十月，朝廷下诏指控王皇后和萧淑妃阴谋毒杀皇帝。因此她们被贬为平民，其家庭成员被剥夺了一切职衔，并被流放到瘴疠之地的岭南。当月19日，武曌正式被立为后，[16]第二年元旦，她的位置因己子李弘（652—675年）取代了由王皇后提议立为太子的李忠而得到最后的巩固。[17]为了宣布王朝政策已发生重大变化，朝廷改元“显庆”。
关于高宗时期朝廷分成支持与反对武曌的两派，已有人提出几种解释。近代历史学家陈寅恪认为，对立的派别代表了不同地区的贵族利益集团。按照他的理论，李唐家族从6世纪初期兴起之时便与集中于中国西北地区（陕西和甘肃）的许多大家族（即所谓“关陇集团”）建立婚姻纽带，这些家族自西魏以来已在北方成为统治阶级的核心。“关陇集团”内部的复杂的婚姻关系已组成了一个忠于皇室的关系网；当高宗试图废掉这个贵族集团成员之一的王皇后而代之以该集团以外的武曌时，这个关系网就显露出来了。按照陈寅恪的观点，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和来济之反对武曌，是由于他们都是关陇集团成员。而武曌的支持者像李世勣等人，则都出身于其他地区。他们大多来自东北平原，很多人进入官场是通过科举制度，而不是凭借贵族的世袭特权。他们是陈寅恪称之为“山东集团”的成员。按照这种论点，王皇后和武曌之间的争夺就不仅仅是宫廷内部之争，而是反映了两个政治精英集团（关陇集团和山东集团）之间夺取最高权力的政治斗争。[18]
后来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已树立牢固势力的贵族统治阶级与5世纪末实行均田制后产生的新兴地主阶级之间的权力争夺的角度，来看待有关立武曌为后的冲突。他们坚持，到高宗时期，通过均田制和巧取豪夺两种手段，已有大量的土地易主，以致产生了一个要求能进入官僚阶层的独立的地主阶级。唯一能使他们达到目的的手段是科举制度，虽然应考者人数过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宣称，武曌的低贱出身导致她反对贵族而去支持新兴地主阶级和商人的掌权要求。这些人当然反过来也支持武曌。[19]
上面说过，关于武曌真正出身的证据使这两种论点非常值得怀疑，因为这两种论点的依据都是对当时社会过分简单化的认识。不论是拥武派或是反武派的成分，都不像它们所假设的那样纯而又纯。事实上，双方成员的籍贯和社会背景相当复杂多样。例如，武曌的支持者李义府出身于极西的四川地区，既不是西北，也不是山东。同样，王皇后的支持者来济是中举的士子，而武曌的党羽李世勣则出身于门阀世族。[20]
事实上，这种地区因素很可能远不如纯粹个人的或政治上的合作那么重要。除了李世勣，武曌的支持者在高宗的政府里只是中级官员，而王皇后的支持者却都盘踞要津，拥有实权。从这个角度看，关于拥立武曌的斗争可以看成是那些已掌权的、要保持政治现状以维护既得利益的人与那些把拥立武曌当做自己升迁手段的人之间的斗争。武曌是否打算提高某个权利集团的利益是十分可疑的，更不可能按照某个经济上的阶级的利益行事，因为很清楚，她认为自己本来就是最高层贵族的成员。倒不如这样认为，她利用了一群有野心的中级官员的不满情绪和抱负来帮助她取得权力，后来则报答了他们的支持。只要这些个别人对她不再有用处，她就会马上弃之如敝屣，贬黜他们，甚至毫不犹豫地处死他们。
武后的当权
新册封的皇后不失时机地向反对拥立她的人进行打击报复。当上皇后仅一个月，她就残忍地害死了原来的王皇后和萧淑妃，割掉她们的四肢，让她们死在酒瓮里。657年春，她再次调褚遂良到离京师更远的今广西的一个州任都督。同年晚些时候，她命令死党许敬宗和李义府诬告曾强烈反对她为后的中书令来济和门下侍中韩瑗与在广西的褚遂良共谋反叛。
不幸的褚遂良再次被贬，这次是调到中国本土以外的河内西南一带。遂良向皇帝求情，提醒他自己曾长期为高祖和太宗效劳，在643年又支持高宗继位。但是高宗甚至没有阅读他的奏折的耐心。658年，褚遂良在流放中死去。他的所谓的同党韩瑗和来济也被发配到边远地方任职，并规定终生不许返回朝廷。657年阴历八月，许敬宗被任命为宰相以代替他们，他任此职直到670年退休为止。
许敬宗（592—672年）不是像皇后的另一主要支持者李义府那样的单纯的机会主义者，尽管他也同样受到历史学家的苛评。[21]许敬宗出生于南方的杭州，其父是隋朝有名的官员。许敬宗是一位出色的学者，他是隋朝极少数获得高等学位（秀才）的人之一，曾短暂地当过小官。他父亲被隋炀帝的刺客宇文化及杀死，而许敬宗先后为李密及唐朝效劳，并成为太宗私人学士之一。太宗时期，他在门下省和中书省中历任要职，从事国史的编撰工作。645年，他成为太子的老师之一（来济已是太子的另一个老师）。因此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未来的皇帝有影响。649年他当上宰相，但不久即因受诽谤而降为地方官员。
许敬宗于657年再次任宰相时已经65岁了，作为皇后的主要支持者，他不久就起到了从前元老重臣长孙无忌所起的作用。许敬宗学识渊博。他曾参与编纂唐以前历代王朝的历史、本朝高宗及太宗的实录、全国重要人物的家谱（详下）、大部头的类书《文思博要》及其他许多项目。他留下厚厚80卷的个人文集。他是为武后提供历史先例及行政管理经验的重要人物，另外，他本人也是很有效率的行政官员。
许敬宗再次任宰相以后，宰相的队伍依然很小。在高宗继位后一直任大臣的一批人中，只有长孙无忌、于志宁留任。除了武后的支持者许敬宗和李义府外，只有出身于河北地区的年长学者杜正伦是宰相，他与许敬宗一样，是隋朝的秀才，在太宗时期的中央政府中显赫一时，后来不幸成为太子李承乾的老师。在对待太子的问题上由于顶撞了太宗，他于642—643年极不公平地被流放到很远的南方。656年他被召回长安后不久，便被任命为宰相和户部尚书。
在公开反对武曌当皇后的人中，只有长孙无忌仍为宰相。但武后的权力仍有一定限度，幸存于朝廷的反对派一直设法想搞垮她及其支持者。武后的支持者之一中书令李义府于658年后期的失势使反对派得到一点鼓励。
李义府（614—666年）出身于河北的官宦之家，太宗统治初期在科举中中式，并已稳稳当当地升为中书舍人。李义府精于写作，曾与许敬宗合作撰写国史和编纂晋史。我们在前面已看到，他在656年通过支持武曌篡夺后位的活动，挫败了长孙无忌想把他流放到外地的企图。结果，他在655年阴历七月当上宰相。不过事实证明他是非常腐败的，他相信武后会无限度地保护他，便凭借这一点很快地滥用职权。据说在荐举和选拔官员方面他大肆贪污，他和家人公开卖官鬻爵，而在两性生活方面也时有丑闻。但尽管如此，他照样不断得到皇帝的支持，并于657年阴历三月升为中书令。
但李义府的行为在658年末成了公开的丑闻，以致那年阴历十一月，当他与同为宰相的杜正伦在皇帝面前激烈争吵时，高宗借机把他们二人都贬到地方任职。
长孙无忌及其党羽如果以为这件事会巩固他们的位置，那么很快便证明他们错了。659年阴历四月，武后终于发起了搞垮他的行动。两个小官韦季方和李巢被指控组织敌对集团，其后在由许敬宗监督的司法审讯中，据称被告之一曾与长孙无忌共同策划反对皇上。许敬宗向皇帝提出他的舅舅竟会谋反的确凿理由，并且添油加醋地列举大量历史先例以达到贬黜这样一位有权势、在朝廷上受到广泛敬仰的人物的目的。高宗虽然最初不相信这些指控，但仍违心地在未经传讯长孙无忌的情况下把他发配到今贵州省的边境地区。
彻底清除武后的反对者的机会很快来到。另一位长期担任宰相的于志宁，由于他对高宗更立新后的建议未置可否，被外放到地方担任高官。664年他74岁时获准退休，第二年死去。其他人便没有那么幸运。甚至连以前发配到地方的官员也未能幸免。柳奭、韩瑗（有点尴尬的是，他证实在不久前已死）和长孙无忌的侄子长孙恩奉命从流放地返回京师，就指控他们搞阴谋一事接受进一步的审讯，在途中即被杀死。最后，长孙无忌一案又被提出，他被迫在流放地自尽。
随着太宗时期最后一位宰相的清除，许敬宗成为剩下的唯一的宰相。未与武后为敌的卢承庆、许圉师和任雅相三人于659年阴历五月当上宰相。卢承庆（595—670年）出身于河北的书香门第，长期从事财政工作，这时被任命为户部尚书以代替杜正伦。但第二年就因为户部未能征集到足够的赋税而被派到地方任职，后来虽然没能返回中央，却一直身任高官。许圉师（？—679年）是唐高祖幼年时期的小伙伴、唐朝初年平定长江流域时被杀的许绍的小儿子。许圉师在唐朝初年科举考试中成为进士，居官后政绩出色。任雅相似乎主要是武将，曾一度任兵部尚书。661年阴历四月，他担任远征高丽战役的指挥官，在662年初期的战事中被杀。659年阴历八月，李义府也当上了宰相，武后在朝廷上仍需要李义府的支持，因而说情把他赦免并从流放地召回。
这时政府作出了一个重大变动。褚遂良和于志宁作为政府主要行政机构尚书省的仆射，都是当然的宰相。他们免职以后，无人继任，尚书省至少在以后的16年里没有首脑。政府的各行政组织因此不能直接参与宰相们审议国家政策的工作。皇帝和皇后可与之商榷朝政的宰相的队伍一直很小。太宗时期常有8名以上的宰相，现在只有5人，随着卢承庆于660年免职又减少到4人；任雅相在661年离朝征伐朝鲜后只剩下3人。这3人是许敬宗、腐化的李义府和许圉师。662年末，许圉师因试图掩盖其子在狩猎时误杀一人之事，被李义府逼迫离职，由上官仪（？—664年）代替。上官仪是隋炀帝末年被杀于扬州的隋朝大臣之子。为了避难，他当了和尚，是享有盛名的学者和作家。太宗初年，他被举荐参加进士考试，先后在一些搞学术的岗位上为太宗效劳，有时为皇帝的文章作些润色工作。高宗时期，他是秘书省少监，以文章和诗闻名于世。他之所以当上宰相，可能是由于他在高级官员中平庸无能而官声上尚无瑕疵。
这些变化表明，武后的支持者的权力已得到巩固。有一段时间，皇帝的健康状况不好。657年，他被迫到离宫休息，只能隔日上朝一次。[22]660年阴历十月以后，皇后的位置实际上已变得不可动摇，当时高宗显然得了一次严重的中风，致使他一度局部瘫痪，而且视力严重衰退。[23]虽然他康复了，但仍有几次严重的复发。武后得益于自己的精明和锐利的政治敏感，在皇帝几次患病期间，治理帝国十分顺手。总之，皇帝的意志过于软弱，即使在健康时也不能阻止他那位难以对付的皇后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本人和他的朝廷。到660年末，武后事实上已是帝国的统治者，虽然无此名义。[24]
但她还没有为所欲为。她的支持者李义府从流放地返回朝廷后的几年，再次过着使他在658年以前臭名远扬的那种丑恶、腐朽的生活。他的堕落和渎职竟使武后也感到是个政治负担。663年，他家庭的胡作非为再次成为朝廷上的议题，李义府甚至不向皇帝求情而打算蒙混过关，他因而被流放到中国南方的疫病区，三年后死在那里。当时，武后由于不再过于依靠他的支持，而且她的位置也远比五年以前巩固，所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挽救他。
那一时期反对武后的力量似乎以656年封为梁王的被废黜的前太子李忠为中心，他们把李义府的倒台误解成为皇帝最终向武后的权力进行挑战的信号。他们制定了一个把她也一网打尽的大胆计划。
在此以前，一生深受宗教和巫术影响的武后被一个道家术士所吸引，特准他可自由出入皇宫见她。长期以来，中国人对皇室成员或朝廷命官参与巫术感到非常恐惧，认为他们理应受到最严厉的惩处。唐律规定它为“十恶”之一的大罪，对这种罪行，给予高级人士的任何法律特权都不适用，而且这些罪行都明文规定不在赦免之列。[25]因此，664年李忠王府原先的一个宦官把事情报告给皇帝时，看来高宗认为这是摆脱皇后支配的方便借口。
皇帝召来宰相、中书省侍郎上官仪（曾为李忠的顾问）“讨论”这件事。不出高宗所料，上官仪建议以她的罪行为由废黜武后，皇帝命令上官仪就此起草诏令。但武后已从她众多的皇宫耳目中得到于她不利的消息，她冲进皇帝的居室以阻止事态的发展。胆小如鼠的高宗不敢与她面对面争辩，而是胆怯地宣称废黜她的计划完全是由上官仪策划的。
这桩不幸事件的结局简单而又残酷。一贯忠实的许敬宗指控上官仪、前太子李忠和首先告发武后的宦官共谋大逆。主犯被处决，并且再次清洗与这些敌人有可疑联系的全体朝臣。他们全被贬黜或发配到边远地区。
从这以后，武后的政治统治是确定无疑的了。她的统治也公开化了。皇帝上朝时她总坐在一旁，前面用帘子遮住，甚至监视皇帝所处理的每件细务。宋代大历史学家司马光对此总结道：“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垂拱而已。”[26]高宗至此几乎完全无权，武后的反对派全被清除。
但是，武后的统治也不仅仅是搞宫廷阴谋和运用灵活的政治策略去处置反对她的人。她的主宰朝政也包括参与制定新政策。第一个成果是657年末把洛阳定为永久性的东都。[27]朝廷事实上已于太宗时期分三次迁到洛阳。但在657年，它被正式定为第二个首都，而不是朝廷的行宫。每个部和每个衙门都在洛阳设分支机构，662年甚至还在那里办起东都国子监。从此，整个朝廷经常迁往新都去处理公务，长期成为定制。虽然在空荡荡的京师始终保留着一个小小的留守政府，但实际上不但整个皇室及其随从，而且中央政府的全部行政机构在这几次迁移中也转移一空。
几次迁都不但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而且耗资巨大。众多的扈从人员给所经之地带来了贫困，他们经过的地区通常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免缴赋税，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所造成的破坏。高宗时期，朝廷迁往洛阳不少于七次；高宗统治在建立新都后的26年中，约有10年在洛阳上朝。682年，朝廷最后一次迁往洛阳。683年后期高宗死后，武后永久性地把朝廷迁往洛阳，一直到701年。
朝廷在东、西两个京都之间来回迁移，使帝国财政极度紧张。洛阳需要建造许多新的宫室和官署，以提供一个京都的必要设施。耗资巨大的工程在高宗时期不断进行。因此，进行这一新的和花费极大的工程，一定是事出有因。
对迁都有各种各样的解释。首先是政治上的解释。长安是西北地区的自然中心——当西北贵族集团已处于统治地位时，它是文职官僚机构的自然政治中心。指定在公元前1000年前已成为帝国政治势力所在的东部平原附近的另一个中心为新都，这本身是一个象征性的表示，即西北政治势力的全盛期已经过去了。迁都又是一个旨在取悦于许多东北出身的官员的行动，他们在高宗时期当上了高官，并且算得上是武后最热心的支持者。
第二种解释纯粹是经济方面的。长安位于比较贫穷和生产不发达的地区，易遭受长期的严重干旱。从外地供应长安谷物既困难，费用又极大。供应洛阳的朝廷便容易得多，因为它直通隋朝修建的复杂的河渠网系。[28]
这两种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又都没提供完整的答案。在朝廷迁往洛阳时期，长安地区有时是繁荣的，而新的东都有时却遭受饥荒灾害。很可能有第三种因素常常决定了迁都，这一因素就是被传统历史学家所强调的武后的情感和精神状态。据说在骇人听闻地除掉王皇后和萧淑妃以后，迷信的武后常看到她们的鬼魂作祟，因此她感到继续住在长安是不能忍受的。[29]
武后的迷信和对宗教的沉溺还产生了其他后果。在成为其亲密伙伴的男、女术士的影响下，武后越来越热衷于宗教的仪式和符咒。她摒弃传统，创造新的标记，以借助于超自然的力量来巩固她的地位和她实际控制的王朝。高祖和太宗均用一个年号来代表他们的统治，武曌当了皇后以后，高宗统治时期改元不少于13次。662年，中央官僚机器的许多主要职官名称改为古称，到670年才恢复原来的形式。674年，皇帝和皇后采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使用的庄严称呼：“天皇”和“天后”，武后想用这种称号使自己和她丈夫的统治与以往中国历代君主的统治有所区别。
另一种宣告他们统治的辉煌成就的形式是举行古代意义最深远、最隆重的封禅典礼。祭祀仪式在位于今山东省的中国主要圣岳泰山的山脚下和山顶上举行，仪式象征性地对天地宣告，皇帝在人世的任务已胜利地完成。由于封禅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且很多皇帝担心举行这种仪式会因无充分理由而变成妄自尊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这项活动只进行过六次，最后一次是在56年。[30]太宗曾三次计划举行封禅仪式：632年，被魏徵劝阻；641年，太宗已达洛阳，由于出现彗星而被劝阻，没有继续行进；648年，因一次不合时宜的洪水取消了仪式。[31]
659年，许敬宗在皇后的要求下上奏高宗，建议他举行封禅祭祀。[32]因为几百年来没有举行，祭祀的具体形式基本上已被遗忘，需要讨论和决定，经过长时间拖延之后，高宗终于于666年阴历元旦在山脚开始了复杂的礼仪，第二天清晨上山完成仪式。尽管没有妇女参与的先例，但武后仍违反传统，计划扮演一个主角，于是她率领嫔妃及皇族亲眷作为第二队以表示她具有与皇帝平起平坐的合法地位。[33]
高宗统治后期，武后鼓动他在洛阳附近的圣岳嵩山和其他圣岳举行同样仪式。嵩山的仪式安排在676年冬，但因吐蕃入侵而未果。后又安排在679年末，但又因与突厥人的纠纷而被取消。武后又在683年安排了第三次，但由于皇帝生病而不得不取消。[34]
武后迷恋古代礼仪的另一例可在668—669年的一个提案中看到，这个提案主张恢复建筑“明堂”的古制。“明堂”是向上帝献祭的建筑，它的设计适合举行最重要的礼仪，同时也是一个朝觐大殿。在明堂举行的仪式将反映皇帝（当然也包括皇后）的世俗权力以及与天的和谐关系。但负责讨论应建成什么样的大堂的学者们未取得一致意见，这个计划因此被取消。武后直到高宗死去，自己当上最高统治者，才成功地建起了明堂。[35]
武后不论怎样着迷于把王朝与超自然力量联系起来，她还要确保王朝与统治阶级的世俗关系的加强，以有利于王朝。
如前所述，在太宗时期，638年编成的《氏族志》试图列出全国的大姓并进行分等。皇后自己的家族武氏，因为社会地位较低而未能列入。很清楚，这是一个必须纠正的遗漏。659年末，多半是在皇帝直接命令下，许敬宗奏请注意《贞观氏族志》中这个严重的缺点，为此下诏编辑200卷的新《姓氏录》。高宗亲自作序并确定应遵循的等级序列。武氏及其他皇妃的家族安排在第一等级中，这是可以预料到的。但新志有很大变化，它只收唐代五品以上官员的家庭。从前长期依据的“家庭出身”和社会承认的原则被取消；新志远比旧志充实，因为它的范围扩大到当时兴起的统治官僚阶级。[36]
同时，政府再次针对有社会威望的山东大族“四姓”采取行动，它们原来已是太宗的《氏族志》反对的目标。这一行动并不损害众多东北人在高宗统治下享有的总的有利地位。这些东北人尽管来自同一地区，但大多只具有次一等的社会地位。自太宗下诏试图削减山东大姓的特权以来，他们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明显下降。他们继续大规模地进行内部通婚，要求那些想与他们联姻的外姓人付出大量财礼，甚至干脆拒绝求婚。另外，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已移居京师，在京畿的社会中组成了一个紧密的社会集团。659年山东大姓之一拒绝了行为放荡的李义府的求婚，于是李劝高宗下诏禁止7个大族的11个家系（他们形成了令人羡慕的圈子）之间的内部通婚。这个集团并不包括山东大族的全部，但包括了那些需要控制其特权的氏族。王皇后的氏族就是其中之一。同时对准许的财礼数量实行严格的限制，这种限制不是与家庭的社会地位，而是与姻亲的官品相联系。[37]然而，这些大族似乎很容易躲过这些限制，繁盛景况不减当年。
这些措施有助于武后巩固她在朝廷上的地位。但在皇帝生前由后妃直接控制政府尚无历史先例，依然存在一股忠于唐皇室的官员们内心反对的暗流。只要这种情况仍然存在，武后的地位就始终不稳定，因此她寻求那些能给她带来威信和影响的集团——特别是文人和佛、道僧侣——的效忠。
高宗统治初年，他已对文人进行大规模的保护，其方式是在京师集中学者编辑了一批大部头的文学汇编。几个在太宗时期开始的大项目已告完成：成为现在的《隋书》中的“志”的《五代史志》已在629年开始编写，在656年完成；[38]同年，后来成为官方正史的李延寿私人编撰的《南史》和《 北史》也上呈给皇帝。[39]至此，早在622年就开始组织撰写的唐以前的官方历史宣告完成。[40]唐朝的实录也在继续编撰。656年，长孙无忌和令狐德棻完成了高祖和太宗两朝的实录，作为正式的唐朝历史。[41]许敬宗孜孜不倦地继续这项工作，写了高宗最初几年的实录，在659年把它呈献给皇帝。[42]
另一个延续到高宗初年的大项目是对儒家经书的标准注疏（《五经正义》）的最后校订。此书的大部分已完成于7世纪40年代，但《易》、《书》、《诗》、《礼记》和《春秋》及其注疏《左传》在653年才被批准和颁行全国。其他经书的正义也完成于以后几年。[43]
随着这些项目的完成，特别是在许敬宗初任大臣的几年中，皇帝又发起撰写一系列新著作。以下简要列出656—663年期间在他的指导下呈送给皇帝的著作：656年，皇帝撰写的130卷并附有详细注释的关于统治者的政策和职责的论述；658年，一部关于西域的60卷大型图籍，其中收有派往吐火罗和康国（撒马儿罕）的使臣带回的材料；同一年，一部长达1000卷的文集《文馆词林》；661年，另一部630卷的文集《累璧》；同年，李善为大型总集《文选》作的标准注疏，这是普遍施之于文学教育的基本著作；663年，一部由太子李弘的老师主编的大型文学名著汇编《瑶山玉彩》问世，计500卷。[44]上述项目与钦命的巨大佛经翻译工作同时进行（见下文）。
朝廷对世俗的和佛教的学术所作的这种慷慨赞助似乎在665年突然结束。在此前后，武后开始实行对文学的个人赞助，她组织起自己的学者班子，命他们从事为她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工作。他们编了《列女传》，还有表达武后关于君臣大义的《臣轨》——该书后来成为所有科举应试士子的必读课本；另外有与《臣轨》同为一类的《百僚新戒》及音乐和礼仪方面的著作《乐书》。[45]
武后在进行这些学术项目时雇用私人学士集团，其中还包藏着祸心。从7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他们形成了一个秘密的秘书班子，名为“北门学士”；这些人开始为皇后起草奏折，对政策的制定作出决定，而决策本应是宰相们的职责。[46]
国家不只庇护文人学士。它也对在社会上有更多追随者的佛、道僧徒团体给予庇护。[47]
我们已经说过，武后把宗教象征和仪式当做使自己的政体合法化的手段，我们现在就回过头来看看她与一批真真假假的宗教顾问的迷信关系。指出这一点是值得的，因为她和高宗都沉湎于宗教，虽然他们的宗教信仰各不相同。
高宗统治初期，他有些勉强地继续实行他父亲对佛教的保护。太宗的赞助与国家的支持使伟大的朝圣者玄奘得以完成一项大规模的重要工作，即把他从印度带回来的梵文经典译成中文。
但尽管有这种庇护，以及他在公开场合表现的虔敬行为，高宗本人对佛教的态度即使不是敌视的，也是十分冷淡的。655年他下诏命令佛教僧侣服从普遍的法律，而不是根据637年专门颁布的《道僧格》来审理他们。此举引来了僧侣们（其中包括高宗非常敬重的德高望重的玄奘）的抗议风暴，以致高宗只好收回成命。玄奘还提出了太宗曾确立道士的地位优于佛徒的问题，但皇帝对此不感兴趣。657年高宗又提出了长期存在的问题，即佛教僧侣是否应承认社会上正常的等级关系，是否应服从双亲及君主。657年的诏令禁止僧侣们接受父母或其长辈的致敬，后来由于公众的抗议，朝廷还是做出了妥协。662年，高宗要求朝廷讨论僧侣们应尊敬父母及皇上这一更广泛的问题，而他以前的高祖和太宗对此都无力解决。经过僧侣们的强烈抗议，朝廷展开了辩论，两种意见势均力敌；妥协的解决办法是僧侣们应尊敬父母而不必尊敬皇帝，这又引起了不断的抗议，致使诏令不能实行。
尽管高宗在就这一基本政治问题在与僧侣们的正面冲突中失败了，但当他在664年（其时玄奘已死）中断了远没有完工的庞大的翻译工作时，他给了佛教真正而持久的打击。高宗逐渐不再注意佛教，而开始对道教表现出越来越大的热诚；这种转变似乎从660年起就开始了。玄奘死后，几个道教术士对皇帝施加了强烈的个人影响，并在朝廷上得到了官职。
皇帝用比偏爱个别术士更积极的形式表示对道教的支持。例如，666年完成了封禅祀典以后，老子又有了更为显赫的新头衔，[48]各州奉命既建佛寺，又建道观（第一次）。[49]道教就这样得到了佛教多年以来就有的国家资助的寺院网络。675年，皇帝下令编辑第一部道教典籍汇编。678年，他把道士置于宗正寺的管理之下，以正式承认皇室与老子之间的虚构的亲缘关系。[50]同时，道家主要经典《道德经》被列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必修科目，与儒家经典不分上下。
但从664年放弃了翻译佛经的计划以后，高宗还是谨慎地避免采取可能与势力强大而又组织严密的佛教僧、俗人等发生冲突的任何步骤。他在宫中展开了两种信徒之间的辩论，668年在一场特别尖刻的交锋后，他下令销毁伪造的《老子化胡经》，因为它宣称如来佛与老子实际上是一个人，此事一直是引起争吵的原因。
就在此时，对佛教的庇护改由皇后接手。她出身于虔信佛教的家庭，那些希望接近皇帝的佛教徒显然把她看成是赞助人和保护人。武后也是宗教建筑的主要赞助人，在她当皇后时期，她主持在龙门石窟里凿刻了大量的佛像。
674年，她终于成功地废除了太宗关于在宗教仪式上重道轻佛的诏令。从此以后，两种信仰地位平等。这是691年武后取得最高权力之后最终把佛教立为国教的第一步，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步。
所有这些措施也是重要的政治行动。皇帝和皇后用这些措施确立了他们作为两种宗教的庇护人的地位，这两种宗教的影响已扩展到整个帝国和各级社会。
皇后需要具有这样广泛基础的支持，因为666年完成了封禅祭祀以后，朝廷上的政局出现了对她不完全有利的变化。
大约在这段时期，皇后经历了一场涉及她的武氏家族成员的危机，因为他们在她当上皇后以后都做上了高官。当时，这些人感到自己的地位和个人权势已很稳固，开始不想再以武后为靠山，开始不太尊重她的母系亲属、仍然极有权势的原来隋朝的皇室杨氏。666年阴历八月，皇后只得采取行动对付他们，处死两个异母哥哥和一个叔叔，谎称他们毒死了皇帝当时宠爱的魏国夫人，她是皇后姐姐之女，已与廷臣贺兰越石结婚。传闻说，魏国夫人是武后本人毒死的。[51]
664年上官仪垮台后，许敬宗是剩下的唯一长期担任宰相的人，他继续代表武后的利益，行使不容挑战的权力。但他毕竟是72岁的老人了，而最高一级政府在日益增多的财政和军事问题面前显然需要加强。665年，朝廷任命了一小批新宰相，但他们在一两年后都被免职，被两位高宗的最有成就的将军姜恪和刘仁轨所取代，他们经常离开朝廷去远征。667年，皇帝感到缺乏可靠的参谋，就任命了一批能力很强的新宰相，他们至少恢复了进行正规朝政程序的门面。
新宰相无疑不是统治阶级中的新成分的代表，但也不是听命于武后的傀儡。杨弘武是隋朝谋士杨素的侄子，因此与武后之母是亲戚。赵仁本是来自河南西部的陕州的世族，他在御史台和吏部有出色的政绩。李安期的祖父和父亲在隋朝和初唐先后任中书令，他少年时即为奇才，后来连续担任高官。他还在7世纪40和50年代从事国家的各种文学事业。他出身于河北北部的望族。这个宰相班子其余的两名成员也来自河北，戴至德（？—679年）是太宗时期著名宰相戴冑的侄子兼养子；张文瓘（605—677年）是李世勣的门生，出身于7世纪后期产生许多高官的一个河北氏族。尽管已知新班子的成员中只有张文瓘参加过科举考试，但他们都是杰出的学者。
667年末，李安期被派到地方任职，第二年，已经很老的杨弘武死去，赵仁本与许敬宗闹翻，被免去宰相之职。但是戴至德和张文瓘在679年和678年（原文如此。——译者注）分别死去以前一直任宰相，使政府得到多年缺乏的那种行政上的延续性。
任命这批新的宰相可能与朝廷开始面临因朝鲜战争而逐年增长的花费所引起的严重内政问题有关。例如在666年，中国最富裕和人口最多的河北，全部税收都被送到辽东供给征伐高丽的军队使用。[52]政府试图通过使用劣钱（见下文）来解决问题，这证明是一个灾难。668年、669年和670年一系列的饥馑和自然灾害使局势变得更坏。皇帝被迫砍掉各种靡费的建设；670年，问题竟发展到使武后表示要放弃后位——当然这只是一种毫无诚意的姿态——以平息上苍之怒。[53]
这时皇后又经历了两次家庭危机。第一次在670年阴历九月，她的因有显贵亲属而在朝廷上成为她重要帮手的母亲死去了。[54]第二次是武后的姐姐（已于666年被害）的儿子贺兰敏之卷入了一桩重大的丑闻。在此之前，武后已把贺兰敏之的姓改为“武”，这样他就能在她的几个异母弟兄被杀后，承袭她父亲的头衔。但以追逐女性而臭名远扬的敏之行为越轨，他诱奸了已中选为太子妃的杨思俭的女儿。武后总是迅速除掉使她陷入困境的同伙中的不良分子，于是就把敏之发配到遥远的南方杀死，随即又清洗了他的已知的同伙。[55]
同年，即670年，武后失去了支持她最久和最忠实的帮手许敬宗；他在78岁时退休，两年后死去。几乎立刻就出现了反对他的活动。一部分廷臣表面上以他的冷酷行为为由，想授予他不受尊敬的谥号，因为他曾发配自己的儿子去遥远的南方，还把女儿嫁给南方部落首领之子以换回大量彩礼。许的传记也提到他无法无天和贪婪的声誉；673年，朝廷下令修订他编撰的国史，删掉书中不实之词和不实之情。许敬宗把持朝廷达15年，尤其是他使武后能够取得最高的政治权力，所以这种反映是对他的自然的反感。
不过，正当武后的影响看来要削弱时，皇帝的健康状况再次恶化。672年末，太子奉诏监国；皇帝病情一度好转后，太子在673年阴历八月又不得不承担受诸司启事之责。这一年，皇帝的健康状况如此不佳，以致召来著名的道家老医生孙思邈给他治病。第二年，即674年初期，皇帝病情严重，朝廷正式讨论武后应否临时掌管政府。
这个动议由于受到众朝臣和宰相们——特别是郝处俊和李义琰的强烈反对而未能通过。朝廷此时由相当庞大而稳定的一个宰相集团控制：他们是戴至德、张文瓘、李静玄和几乎一直在指挥作战的将军刘仁轨。他们至少在表面上开始使行政工作程序恢复正常，尽管武后通过她个人的秘书班子继续对朝政施加影响。
674年后期，武后公开地广泛笼络人心，她的奏议提出12点对庶民和政府官员均有所让步的改革主张。各种主张多半只表达了虔诚的愿望而不是实实在在的政策，但它们仍反映了对当时各种问题的一种敏锐的理解。其要点如下：“一、劝农[56]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以上主张基本上包括在一个诏令之中，并予以发布。它们以泛泛之论来处理那些长期存在的问题，旨在赢得官员和纳税人的欢迎。另外，它们还表现了武后对提高妇女地位的兴趣及皇帝献身于道教的迹象。675年，朝廷又作出进一步的让步，即取消由于支付朝鲜和西北战事的军费而征课的捐税。
675年，又有人提议恢复政府“正规的”形式，这时戴至德和刘仁轨被任命为尚书省的左、右仆射，而自7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尚书省就已缺少主要首脑。这个动议使政府的行政机构在宰相们审议高级政策时重新得到了发言权。
在676年又增加了一批新的宰相。他们是前宰相来济的兄长、扬州人来恒。高智周（602—683年）为另一位来自江苏南部的南方人，已通过了进士考试，长期在学术部门担任高官，在7世纪50年代参加过几项庞大的文学作品汇编工作，曾担任太子的老师。李义琰（死于688年）也是进士，出身于河北的名门望族。他早年是李世勣的门生，665年到朝廷擢升高位以前长期在地方任职。高宗很尊敬这位学识渊博的名人。他是674年反对武后摄政的动议的主要人物之一。最后一位是薛元超，他出身于山西南部的望族，是一位早熟的青年学者，得到太宗宠爱，与皇室的一个地位较低的公主结婚，高宗做太子时，他曾在太子府任职，又是《晋书》的编撰者。高宗登位后，薛元超先后在门下省和中书省任要职，显然他会位至三公。664年上官仪被处决时，他却被贬并流放到很远的南方，674年获赦免，立刻当上朝廷高官，在683年年中因身体状况不佳而不得不退休以前，他对皇帝也有极大的影响。
这些宰相都是名声清白的大臣，他们在7世纪80年代以前使朝廷出现了一个显著稳定的领导集团。但那时，武后已通过北门学士获得了自己控制和影响朝廷议事的手段。北门学士的主要人物有刘祎之和元万顷，他们充当了她的私人代理人和私人秘书，渐渐干预起许多原来应由宰相们关心的事情。
675年，皇后取得权力的主要障碍因太子李弘突然死亡而消失了；太子不仅被皇帝本人宠爱，而且还受到朝廷上下一致的赞许和爱戴。[57]在皇帝最近患病期间，他十分胜任地管理各项事务，他死前不久经常站在皇帝一边反对武后。几乎就在他临终前，他还就被杀的萧淑妃的两个女儿所受不公平的待遇与武后公开争论过，因为这两个女儿已被幽禁在宫中20年而没有结婚。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李弘是武后毒死的。太子死后，皇帝向朝廷宣布：他只是因为患病，才没有传位给太子，为此他采取了一个不平常步骤，即谥李弘为“孝敬皇帝”，仿佛他真的当过皇帝似的。[58]
太子的位置立刻由武后所生的皇帝第六子雍王李贤代替，对此我们可作一简短的回顾。[59]
武后当时清除对她具有潜在威胁的其他皇室成员。675年，一位低级妃子给皇帝生下的第三子李上金，因捏造的罪名被流放到湖南的蛮荒之地。[60]第二年，即676年，萧淑妃所生的第四皇子、爱好学术的李素节，有试图影响他父亲的表现。自666年以来，武后就谎称他生病而不让他上朝，676年，他因贿赂公行的莫须有罪名而被流放。[61]
677年，一个由著名大臣组成的很强的新班子成为新太子的顾问，679年当皇帝又因病不能亲政时，太子负责政务，表现得非常明敏，因而赢得了很高的赞誉。武后在除掉李弘后，现在又面临一个潜在的对手。
第二年，皇后着手对付李贤。在此以前不久，另一个术士明崇俨已得到皇帝和武后两个人的宠爱，他曾私下预言太子不适合继位，而武后另一个儿子却有未来统治者的相貌。679年阴历五月，明崇俨被盗贼杀死，凶手始终没有抓到。武后认为李贤对此事有责任。[62]她开始谴责太子，并命她的驯服工具“北门学士”编写《孝子传》和《少阳政范》作为对他的直接告诫。朝廷和后宫开始流传谣言，说太子不是武后的儿子，而是7世纪40年代与武后一起进宫的她的姐姐韩国夫人之子。
李贤是个好色之徒，他与他的几个家奴有不正当的关系，因而引起官员们的不满。武后为此向皇帝正式抱怨，皇帝于是派三名高级官员薛元超、高智周和新任宰相裴炎调查此事。在调查过程中，他们在太子的马厩里发现了几百套盔甲，于是断定太子在策划政变。也在受审讯的太子宠奴指控太子害死了术士明崇俨。
皇帝非常宠爱李贤，对指控他的罪行显然是半信半疑，仍想赦免他。武后却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皇帝，于是太子被贬为庶民并被幽禁在长安。太子后来流放到四川，几年后被迫自杀。很清楚，公众对此案疑虑重重，因为皇后下令在洛阳公开烧掉发现的盔甲，以便让百姓和官员看到太子的罪证。[63]
许多有名人物在李贤的倒台中受到株连。宰相张大安，被谪流放四川；两位王子王李炜和曹王李明被流放到很远的西南地区；另外几位大臣曾是李贤的老师，他们虽然后来都被赦免并官复原职，但对他们的指控损害了他们的权力。[64]
680年阴历八月二十三日，皇帝第七子、武后的第三胎英王李哲被立为太子。[65]
以后的几年，朝廷的局势保持相对稳定。新太子是14岁的孩子，不能在政治上起积极作用。这时皇帝的健康很不稳定，因此不再对从不屈服的武后构成威胁，而武后似乎也满足于皇帝作名义上的君主。681年，在674年公开反对武后摄政的郝处俊被皇后巧妙地免去了宰相之职，而当了太子的老师。这个差事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
那时整个帝国处于长达几十年的巨额军费造成的财政危机之中。后来大量宫室和公共建筑的新工程又使这个问题更加尖锐。物价上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大批农民逃往未开发地区试图逃避纳税，而饥荒和干旱的报告频频传来。朝廷几乎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除了作出减少铸造已经短缺的钱币的灾难性决定外，朝廷提出解决王朝财政问题的唯一的积极建议就是打算卖掉皇宫马厩中的马粪。[66]
当皇帝健康时，他把注意力放在一些小事上，如派人远至长江去搜寻稀有品种的竹子等等。他再次处于武后的影响之下，又开始准备一系列新的封禅祭祀，这次打算轮流在五岳举行。676年和679年的两次已经作好了安排，但因前线又出现了麻烦而被取消。后来武后计划在684年新年举行，以表示上苍对高宗统治的最后的认可。
但在683年后期，皇帝的病情恶化，因此封禅大典又被取消。[67]皇帝正遭受晕眩和失明之苦，可能还得了另一次中风。一个为他治病的医生建议放血。皇后反对，但高宗坚持放血，结果他得以重见光明。[68]诋毁武后的人喜欢用这一事件来证明，她不希望高宗康复而希望他死去。但是，那时她丈夫已不再是她取得最高地位的威胁，况且始终存在着一种危险，即他的继承人证明要摆脱她的控制。
尽管高宗病情暂时有所缓解，但不久又更加恶化。683年阴历十二月初四，他召见右相裴炎，授以遗诏，命令太子在他的灵柩前登基，年轻的皇帝有不能单独决定的军国大事，应与武后协商解决。[69]他在同一天死去。
高宗的对内政策
高宗在位时间比他父亲和祖父加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他常被贬为在重要的政治制度上建树极少的统治者。但高宗时期，对管理上的革新需求不多：基本的政府机构已于高祖时期设立，太宗又加以改进和使之合理化。高宗继承的是一个稳定的国家，它具有一套顺利地发挥作用的制度，一个受集权的法制约束的行政体系，其中各官署的职责都由法律作了周密的限制和规定。制定出的兵制和财政制度把中央政府的直接干涉减少到最低限度。政府主动实行的政策被严格地限定在维持秩序、处理军事任务以及管理土地制和税制等方面。事实证明，这套行政体制具有非凡的持久性，在缺乏坚强的上层直接领导时又具有明显的弹性。它经受住了高宗统治的紧张时期、武后篡权时期和她垮台后唐皇室恢复时期的考验。它的设置是为了使它能在最低限度的中央积极指导的情况下继续发挥作用。
这一种制度化的行政机器的基础是制定成套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以使政府能顺利地运转，而这正是整个高宗统治时期所不断关心的事。
太宗对继任者的遗训之一就是修订唐律和行政法规使之适应形势。[70]这件事已完成：651年，以长孙无忌为首的一个由高级官员组成的组织把奉敕修订好的律、令、格、式的新版本奏报皇上。651年阴历九月的诏令向全国颁布新法。[71]新法经过全面修订，成为唐代一系列法律当中最重要和影响最大的法律之一，它称为《永徽律令》。第二年，高宗又组织了另一个有几名法律专家在内的组织，以编写一部能用于法制教育的详细的刑法官方注释。这部形式稍作变动而成为流传至今的《唐律疏义》，在653年阴历九月完成并被送呈皇帝。它经过小的修改后在几个世纪中一直是刑法的权威性的注疏。[72]
这些不朽的著作完成以后，在高宗时期有人为了使法典适合当时的形势而作了系统的努力。这项工作包括把原来在诏令中颁布的格编成法典，并对为执行法律而制定的详细规定——式进行小的修改。665年，当全部官署的名称改动了以后，高宗命令刑部的主要官员修改格和式。[73] 676年政府又下令对法律进行意义更为深远的修改，这次不仅修改格和式，而且也修改行政法的主要部分（令），这项工作在677年初期完成。[74]高宗去世后不久，又进行了一次修订。[75]
因此，高宗统治时期肯定没有忽视法律。相反，法典以大致12年的间隔期，经过仔细修订并使之顺应时势，这比唐代任何时候都更正规。
这个时期个别法学家和注疏家也相当活跃。朝廷上两位杰出的官员赵仁本（667—670年任宰相）和崔知悌完成了私人选编的案例《法例》，它后来普遍使用于7世纪的法律学校。崔知悌的这部私家著作成了一部使用方便的现成的法律摘要，以致在667年被禁止在朝廷使用。[76]
高宗另一个远比他的前辈伟大的政绩是重新建立科举制度，并在他统治时期更多地通过科举制起用官员。[77]中举和应试的人数开始迅速增多，科举制的影响开始在最高一级官僚机构中表现出来。高宗的几个宰相都有功名，相当数量的官员开始以这种方式走上仕途。但不能夸大这个趋势。官员中中举的人依然是少数，大部分官员仍靠世袭的特权入仕，甚至靠更普遍的方式从胥吏升任。例如在656年，不少于1400名胥吏有资格进入正途，而同一年只有22人通过进士考试。[78]
经常听说，通过科举制征用人才是有意识地试图增加对武后新政体的支持，因为这给统治阶级带来新的社会成分，但支持这种论点的材料很少。能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来自两种途径：或来自京师的国子学，但能进入这些国子学的几乎都是勋贵和高级公卿子弟；或是被他们所在的州当做“贡品”送上的。后一条路是寒士能指望参加科举考试的唯一途径，中举的人不多。例如在670年，11个中举的进士中只有一个是来自地方；在681年的51人中只有一人，在682年的55人中只有一人。[79]
有关所谓的高宗和武后故意利用考试来改变官僚队伍社会成分的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652年、653年、663年、669年、671年、672年和676—679年暂停实行科举制。相反，在唐朝的其余时期，除了少数例外，每年都举行科举考试。换句话说，在武后660年完全控制了朝廷以后，她本应该忙于通过科举制吸收新的统治精英，但她却有十年根本没举办科举考试；而在665年，所有的应试者——至少参加进士考试的人——都未中选。只在670年、673—675年和682—683年有较多应考人中举。660—683年通过进士考试的年平均数仅为18人。[80]
高宗统治时期的真正成就，不是想改变统治阶级内部社会力量的对比这一难以作为定论的企图，而是对科举制本身进行一系列大改变。651年，隋朝和初唐最高级的秀才考试中断。此前取得秀才功名的人极少。除了太宗时期设立的法律和书法（实际为语言学和古文书学）两科外，656年又新设一门新的专科数学考试和一所为该科培养考生的专门学校。数学考试与原有的两种考试一样，是专为低级官员和庶民的儿子举办的。但在658年，所有的专科学校和专科考试都停办。662年它们又在雇佣其中举者的政府部门的控制下恢复：大理寺管法律学校，太史局管数学学校，秘书省管书法学校。671年，这几所学校可能又变成了国子监的一部分。[81]
科举考试仅仅使中选者得到当官的资格（出身），但有更多的人通过其他途径也得到了这种权利。例如，在657年，估计有资格当官的人三倍于他们能得到的官职。为了从取得当官资格的人当中选人担任实职，选举制被采用了。如同太宗时期和高宗初期，这项制度带有极大的随意性。669年，裴行俭制定了实行选举制度的详细规定，这项规定在唐朝其后的时间决定了官员的选拔和升迁。[82]据说武后用“糊名”来确保选举制度的客观性，这样，候选人的身份和社会出身就不能影响选拔的结果。
科举制本身在681年也经历了一次很大的改革，从而再次确定了唐朝其后时间的科举形式。直到此时，“明经”和“进士”两科考试已变得非常相像。两者都是让应考人完成专题文章，只是题目不同（明经科考经书及其注疏，进士科考政治事务）。681年的改革给两种考试带来了彻底的变化。明经科此时要求完全掌握经文（678年以来它包括道家的《道德经》，也包括传统的儒家经籍）及其传统疏义。它基本上成为一种强调死记硬背的考试。新的进士科也要求有一定的经籍知识，但不那么详细；另外要求考生依式写出诗赋等文学作品，同时还要写政治和哲学论文。从此以后，进士功名的取得比明经困难得多，因而其威望也远高于后者，而在以前，人们则更重视明经的资格。[83]
另一个创新在高宗时期虽属罕见，但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这就是658年第一次在皇帝本人命令下为特定应试人举行的殿试。[84]在以后各朝，殿试几乎和进士试同样被看重。
因此，国家的首要的官员选举制在高宗时期得到了彻底改造。8世纪盛唐时期实行的选举制度基本上是高宗时期传下来的。
高宗实行的建设新都、不断扩大官僚队伍，尤其是经常进行大规模征战等等政策，给帝国的财政带来了持久的和不断增长的压力。
高宗的主要的财政问题是太宗时期早就遗留下来的。人头税这一基本税制如果要有效地推行，就需要详细登记一切户口，以确定谁该纳税。在隋朝，609年登记的超过900万户。太宗时期已不到300万户。[85]这种惊人的锐减不是由于隋末唐初内战时期人口大量死亡，而纯粹是由于地方政府没有对人口进行全面的登记。甚至在高宗统治的初期，登记的户数也只有380万户——当然这远不足实际人口的一半。[86]可见有近逾一半的人口未被登记，因此就不纳税。高宗像他父亲一样，也知道这个问题，但是，虽然在654年和677年对登记制度进行了几次小的改进，基本的问题仍没有解决。
对税制没有进行改革，虽然帝国的某些地区获准以谷物以外的货物纳税，以减少漕运到京师的费用。后来656年，政府又试图消除黄河三门峡引起的运输堵塞，和开辟从东北部平原运漕粮去长安的更方便的路线，但未能奏效。[87]672年沿渭河流域通往长安的河渠得到了改善，[88]但往长安的谷物运输仍既费钱又费工。
随着行政费用和官方消费的增长，国家的经济形势从整体上看已经恶化。太宗时期一般来说是繁荣和物价低廉时期，这种情况延续到7世纪60年代初期。但是，在此以前，官铸货币明显供不应求。大规模的私铸成为一个主要问题，特别是货币经济基础最牢固的长江流域更是如此。660年政府曾试图折价收买私铸币，[89]但不论这个措施也好，或者对私铸进行前所未有的严惩也好，都没有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
666年，情况恶化到了危机的程度，当时政府不顾一切地企图满足压倒一切的财政需要，有意识地降低新铸铜钱的成色，让金属含量与一般铜钱相同，但其面值却大了10倍。[90]但随后出现的对贸易的破坏是如此严重，以致新币在发行的第二年年初就被收回，这个考虑不周的措施严重地搞乱了经济。[91]
高宗统治后期的显著特点是持续多年的歉收。670年，谷物严重短缺，致使政府禁止酿酒。[92] 7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歉收、洪水、干旱、虫灾和饥馑接踵而来，一直达到危机的程度。680年，粮价之高，前所未有，[93]政府认为高物价是流通货币过多的结果，因此大量减少铸造新币，对私铸的惩办也比以前更加严厉。[94]与此同时，从原有登记地区逃往其他地区而成为不登记、不纳税的占地者的流民占有令人不安的比例。高宗是在经济和财政危机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去世的。
虽有这一总的失败，高宗的政府仍提出了控制物价的措施，并取得部分成功，它们后来继续使用于整个唐朝。政府周期性地从自己的中央谷仓中拿出谷物以低价卖出，679年甚至用谷物换回私铸钱。更重要的措施是639年在部分重要城市进一步发展常平仓，655年，京师成立了常平署，在物资供应充分时以高于当时市价的价格买回商品，物资短缺时再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卖出，使物价浮动保持在一定限度内。后来每个州都设立了这种粮仓。[95]太宗时期设立的义仓也保留下来，作为对付本地饥荒的安全措施。651年以后，义仓储备粮的征收基础是各户财产的估算数额，而不是耕地面积，这可能是在税册中的土地材料不完备的缘故。[96]
对外关系
不管对高宗统治下的国内政治作出什么样的评价，唐朝的军事力量和威望在这个时期都达到了顶峰，甚至超过了太宗时期。在短暂的几年中，唐朝控制的中华帝国的领土比它以前和以后都更为广阔，长安的影响已达到中亚和东亚的大部分地区。但由于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困难困扰着帝国内部，高宗和武后在进行这些征服时，滥用中国军事力量，超过了合理限度，并且过分延长了唐朝的防线。这种情况，再加上中亚和北亚新的强国的崛起，最终迫使中国收缩自己的边境。高宗统治的最后几年，唐帝国的大部领土再次沦陷于“夷狄”之手，有些地区甚至被他们长期占领。
西突厥
主要由于太宗的精明外交，在他死去时西突厥的力量已被内部冲突严重削弱，咄陸可汗被身为唐代封臣的乙毗射匮代替。咄陸垮台之际，他的部下阿史那贺鲁逃往中国，后成为中国军队的将军，并任陇右（甘肃）一个州的都督。但贺鲁一听到太宗死去的消息，立刻背叛了唐朝，向西侵略乙毗射匮的领土并把他推翻。他宣布自己为沙钵罗可汗（统治期651—657年），并在自己的统治下重新统一了西突厥帝国。他在短时期内就控制了整个塔里木盆地，并拥有伸展到帕米尔以外直到波斯边境的广阔领土。
突厥人多次跨过中国边界入侵，迫使高宗派部队远征沙钵罗可汗。经过几次长达数年的未决胜负的战斗，657年唐朝将军苏定方终于在伊塞克湖附近的一次战役中击败西突厥军队，沙钵罗逃往塔什干，但塔什干人把他交给了中国人。
后来高宗再次把西突厥划分为都陆和弩失毕两个部落联盟，并立两个臣服唐朝的对立的可汗为它们的首领。西突厥在伊犁河谷和伊塞克湖的故土分别置于唐朝两个都护府的管辖之下，它们的管辖范围与西突厥帝国以前划分的东、西两部分大致相符。从前归新疆西部、俄罗斯突厥斯坦和奥克苏斯河流域的西突厥人控制的外国人，也在659年和661年正式接受中国人的辖制。唐帝国的版图于是从中国海一直达到波斯边境，其中中国辖制的一部分新领土称为波斯都督府。但新领土十分辽阔，唐军分布的力量又非常单薄，因此唐王朝权力的这种进一步扩张只能维持一个短暂时期是不足为奇的。665年初，都陆和弩失毕两个部落联盟反叛了拥唐的可汗，再度从中国手中取得了独立。
唐朝这次向西部扩张，正在波斯的政治局势出现全局性的变化之后。太宗统治时期，波斯萨珊王朝被阿拉伯的入侵摧毁。波斯国王伊嗣俟三世在638年派使团向太宗求援以抵抗阿拉伯人。率领使团的国王之子卑路斯王子在长安定居，其后高宗统治时期他成立了波斯人的流亡政府。高宗还允许他在长安建一座袄教寺庙。按照一种说法，高宗于677年派出中国军队帮助王子重获王位。但中国军队护送卑路斯最远只能到龟兹，然后便返回唐朝。事实证明，卑路斯复位的企图完全失败了，他回到长安后死在那里，大批波斯少数民族滞留在中国的京城。
高宗时期，中国第一次与征服萨珊王国的阿拉伯人建立了联系。第四位哈里发奥斯曼派出的第一个阿拉伯使团在651年向唐廷贡献方物。
朝鲜半岛
太宗曾希望649年的大战会最终征服高丽，但太宗临死以前亲自取消了这次战役。这反而加强了高丽的独裁者泉盖苏文的侵略野心。655年他攻击满洲南部的契丹人，后者已于648年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国的附庸。656年，泉盖苏文联合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王国入侵北面的新罗，占领了新罗30多个城镇。同时，新罗试图说服高宗与它一起消灭高丽的力量。这个计划对高宗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由于新罗已迅速地引进了中国文化中的许多内容，并且按照中国的路线确立它的制度，这一建议就加倍地吸引人了。
这两个盟国决定从两个方向进攻小国百济，然后把它当做入侵高丽本土的基地。到了660年，充分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中国大将苏定方率领号称10万人的大军出山东半岛渡黄海，在百济的首都、锦江边的泗沘城附近登陆。同时有5万大军从新罗冲破百济西部的防线，然后围攻泗沘城。由于被包围，百济国王逃出都城，他儿子以该城和国土投降了唐军。百济皇室成员在长安当了人质，中国官员在1万名中国占领军的支持下被派往这一被征服王国的全国。
以夺取的百济为基地，高宗（或是武后，她已在丈夫最近患病时接管了政府）策划中国军队从百济和辽东同时进军，对高丽进行几面夹攻。苏定方指挥的远征军从北面深入高丽腹地，围攻平壤。但在百济的中国军队被一次叛乱牵制住，不能参加进攻。新罗的支援又太迟，苏定方的部队被迫撤回。百济的抵抗运动由一位名为牟岑的将军领导，他短期地恢复了王室，直到663年后期才最后投降。叛乱者得到日本人的支持，后者在锦江口与中国人进行的一次大海战中损失了400多条船。
666年年中，泉盖苏文之死以及继任者与其两个弟兄的内部争斗，使形势变得对中国人有利。当新首领请求中国人协助对付他弟兄的反叛时，唐朝的反应是以年迈的李世勣率军对高丽发动水陆大战。新罗的一支大军从南面配合进攻。668年阴历九月，唐朝的一系列胜利达到顶点，这时李世勣经长达一个月的围攻后攻陷高丽首都平壤，带着20万俘虏（其中包括高丽国王）返回中国，并把高丽国王献到太宗墓前祭奠。一个有两万驻军的都护府在平壤设立，以治理被征服的高丽王国。
软弱的高宗能如此成功地完成导致隋炀帝和唐太宗灾难性失败的重大军事远征，这似乎令人奇怪。但高宗享有两个其前辈所没有的有利条件。第一，泉盖苏文死后，高丽国内发生内乱，其防线遭到严重的削弱。第二，唐朝军队占领了可从海上得到供应的百济作为基地，便能迅速打击高丽的心脏地带，开辟第二条战线。唐朝军队不必再依靠穿过辽东的漫长的陆路，这条路夏天遇雨非常泥泞，又为过早来临的严寒所苦。
但唐朝不能长时间享有军事上的优势。670年，高丽反抗占领军的叛乱成功地使王室得以复辟。[97]尽管四年以后叛乱被镇压下去，但反对中国占领的抵抗在高丽持续不断。抵抗受到企图在朝鲜半岛上建立统治的新罗的支援；新罗这时已开始侵占百济从前的领土。676年，中国人被迫把平壤的都护府撤至辽东更安全的地带，[98]所有的中国官员都从高丽被召回。678年，高宗经劝说停止对新罗发动大战，理由是对吐蕃的防御已成为比控制朝鲜更为急迫的事情。[99]新罗已在几年内占领了百济和高丽南部的大部。[100]同时，唐朝越来越注意离本国较近的严重得多的军事事务。由于大量的兵力投入对付西面吐蕃人的战役，朝廷无力再派更多的部队去朝鲜遏制前盟友的侵略性的扩张，因此占领和统治朝鲜的计划被取消。
地图8 高宗时期中亚的保护地
地图9 高宗对朝鲜的几次干预行动
吐蕃
中亚的一个大变化是吐蕃的大规模扩张。吐蕃的大规模扩张始于伟大的吐蕃王弃宗弄赞，甚至顺利地持续到他650年死去以后。吐蕃的力量朝各个方向渗透，进入西藏高原西部、云南和四川的边境地区以及尼泊尔，往北进入塔里木和现青海省的肥沃的牧场（当时是吐谷浑的领土）。在7世纪60和70年代，高宗朝廷的主要精力放在高丽战争方面，对吐蕃的日益增长的威胁有一段时间未能给以充分的注意，结果听任西部边境发生了极为重要的战略性变化。
660年吐蕃人攻击吐谷浑。663年他们再次发动进攻，把吐谷浑人赶出他们青海湖周围的故土。吐谷浑国王在绝望中恳求中国人给以援助，但遭到拒绝。当吐蕃和唐朝领土之间唯一的缓冲国被吐蕃摧毁时，高宗就是这样袖手旁观的。随着吐谷浑的被征服，吐蕃就能自由出入甘肃边境和塔里木盆地。
670年，吐蕃开始蚕食唐王朝从前在四川边境部族地区设立的各边境州。再往西，吐蕃人又与残存的西突厥部落之一弓月结盟，大举侵犯中国在塔里木盆地的领土。665年，吐蕃与疏勒国王联合进攻于阗，切断了通过塔里木盆地的南部通道。670年，在于阗国王的援助下，吐蕃向北进攻，占据了唐朝安西都护府所在地龟兹以及焉耆。中国人因此被迫从吐鲁番以西的大部分塔里木盆地撤退，并放弃了安西都护府和控制着塔里木诸土邦的安西四镇。[101]
但是吐蕃对塔里木盆地的控制并不十分稳定。673—675年，与吐蕃和他们的西突厥盟友吵翻的疏勒、于阗和焉耆等国的国王重申他们对唐王朝的效忠，于是安西都护府得以重新设立。与此同时，中国人对通往西面的另一条穿过天山山脉以北的准噶尔和伊犁河谷的路线加强了控制。677年当吐蕃在西突厥可汗的援助下再次入侵塔里木时，中国仍保持对此路线的控制。679年，中国军队打败了西突厥，俘虏了西突厥可汗并进军碎叶，在碎叶筑城设防。同年，吐蕃人被赶出塔里木盆地，安西四镇（此时包括取代焉耆的碎叶）再次设立。
但是，唐军在对付吐蕃从青海湖周围的前吐谷浑领土对甘肃构成的远为严重的威胁时，则不那么成功。670年，旨在夺回中国在这个重要地区失去的土地而由薛仁贵领导的一次大战遭到惨败，唐朝的远征部队几乎全军覆没。676年，吐蕃国王的死导致一系列的内乱，高宗希望利用这个有利的机会进攻吐蕃。他被劝阻，但两年以后，另一支由李敬玄指挥的8万人的中国军队奉命进攻青海地区，但也失败了。中国军队受到重创。吐蕃人继续袭扰边区，并巩固他们对青海地区的控制。680年又占领四川西北的战略要地安戎，使他们能牢牢地控制四川和云南边区诸部落民族。
在高宗末年，唐廷对吐蕃已拿不出任何积极的政策。从677年起，保卫崎岖难行的现甘肃和四川的西北边境需要建立一支更庞大的常备军，尽管那里建立了屯田组织而使部队能够部分自给，但事实证明那里的后勤供应是困难而又昂贵的。同时，吐蕃的扩张却大大地加快了。[102]
东突厥人的复振
679年，在太宗摧毁东突厥可汗国几乎半个世纪后，突厥各部在长城外今山西省北部叛唐。叛乱于681年末被镇压，双方兵力的损失都很惨重。但是682年末，颉利可汗的后代阿史那骨咄禄可汗（即鄂尔浑河碑铭上的颉跌利施可汗）统一了东突厥人余部。他在鄂尔浑河上游的故土成功地重建了东突厥人的国家。他在对抗中国人时得到了突厥人阿史德元珍的援助；后者的家族早已效忠于唐王朝，他本人也已接受了中国教育。在高宗的余年，东突厥人在他们的联合领导下继续侵袭今山西、陕西和宁夏诸省的边境地区。这种边界战事造成双重损失，因为唐朝骑兵需要的大量战马大部分产于这个地区。[103]
当高宗在遗诏中命令太子处理国家重要事务时应与皇后协商时，他一定是有意地要确保武后在他自己在位时期建立的政治统治能够继续下去。很可能他已得出结论，中国一旦又被边界纠纷和国内的财政危机所困扰时，它在武后坚决的、哪怕是残酷无情的控制下要比在年轻和缺乏经验的皇帝控制下更好。
新皇帝的登基典礼往后拖延了几天，在此期间，武后在裴炎的协助下作了安排，以便通过门下省和中书省来处理政务。新皇帝（庙号中宗）登基时，武后就成了皇太后，但大权丝毫未减。在下一章将会谈到，中宗继位后几个月就被迫退位，由他的弟弟继承皇位，但一次宫廷政变又使后者成了傀儡。武后终于成为整个的帝国无与匹敌的统治者，李唐皇室70年的统治就这样结束了。
比起她意志软弱和优柔寡断的丈夫来，武后才是太宗传统的真正继承人。但后世的历史学家如果不根据武后在高宗死后的行为来衡量她对高宗的控制，就不能弄明白高宗的统治。人们常把她在660—683年的治理与她在7世纪80和90年代实行的恐怖和恫吓政治混为一谈。但事实并非如此。她通过宫廷政变或搞宫廷阴谋积极而公开地干预政治，在高宗生前只有四五次，后来只是作为皇帝背后的势力来确立和维持她的地位。她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真正的统治者，但她只是通过皇帝和他的朝廷行使她的权力。高宗在去世前仍保留着相当大的个人权力。他得到了由朝廷卿相形成的强大势力的支持，他们强烈反对武后任何使她地位合法化的企图。对官僚集团有计划的清洗还没有进行。高宗生前，受害者仅限于那些在宫中，或在她的亲戚中，或在皇室中，或在朝廷官员中对她施加影响控制皇帝的行动构成威胁的人。指出这一点并不是否认她对决策无可怀疑的权力和影响，或是否认她在必要时为了达到目的而采取非常冷酷无情的手段，而只是想说明她在683年以前和以后是用迥然不同的手段达到她的目的的。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高宗统治时期不是没有制度上的改进，国内也出现了持续的和平，虽然为了军事远征和其他政策花费了大量的赋税和人力。高宗统治时期，人民基本上没有表现出不满的迹象，只是在最后10年，无限制的军费和为扩大的及不断增加的官僚队伍而必须提供的开支才开始把很重的负担强加给群众。高宗时期军事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但这些成功使帝国的兵力过于分散，由于新的敌对国的出现，帝国的军队又被迫后退而处于防守。到了683年，帝国甚至已经丧失一部分太宗征服的边界领土，并且正在经历一场重要的内部危机。
但是，它不是传统历史学家所攻击的高宗及其作威作福的皇后在其统治末年的那种危机。各种史书基本上都是那些本人即为朝廷官员的历史学家所作的关于中央政府活动的朝政记录，而高宗统治时期中央政府最高层的行为对于这些历史学家来说显得是灾难性的转折点。太宗与其朝臣目标的一致、宰相之间坦率公开的议政以及成为太宗政治特点的亲密的君臣关系，早已消失无余。代替它的是一个缺乏坚强领导的朝廷，在那里，讨论被压抑，官员中充满了恐怖、不安全、猜疑、相互诽谤和不断倾轧的气氛。政策是由武后和她的私人宠幸决定的，然后强加给皇帝和朝臣，政府的正规形式早已无人理睬。
然而，即使在朝廷，也不是一切都一无是处。高宗统治的后半期，有一批能力很强的宰相为他效劳，为了弥补武后在655—664年攫取权力时造成的损失，他们也作了一定的努力。直到高宗统治后期，武后的位置基本上是不稳定的，只能依靠间接的手段控制朝廷。她一直易受攻击，她的地位是靠个人的控制而不是靠任何坚实的制度基础来维系的。不过，她鲜明地把自己确立为高明而机智的政治家，到高宗统治后期，她的权力地位已经不可动摇，以致在高宗死后她可以稳操胜算地成为中国不可置疑的统治者。
* * *
[1]《唐会要》卷1，第3页。
[2]《唐会要》卷56，第961页。
[3]《唐会要》卷4，第41页；《旧唐书》卷86，第2823—2835页。
[4]《资治通鉴》卷199，第6267页。
[5]孙国栋：《唐贞观永徽间党争试释》，载《新亚书院学术年刊》，7（1965年），第39—49页。
[6]《资治通鉴》卷199，第6259—6260页；《旧唐书》卷69，第2524页；《新唐书》卷94，第3837页。
[7]布目潮风：《隋唐史研究》（京都，1970年），第307页；《全唐文》卷249，第7—8页；李峤：《攀龙台碑》，载《全唐文》卷249，第7—8页。
[8]《资治通鉴》卷195，第6134—6135页；《全唐文》卷249，第1—17页；《文苑英华》卷875，第1页以后。关于武曌与高宗的关系，见R.W.L.吉索《唐代武则天皇后之生平及时代》，未发表博士论文（牛津，1975年）。
[9]《全唐文》卷199，第1—2页。
[10]《资治通鉴》卷199，第6284页。
[11]李树桐：《唐史考辨》（台北，1965年），第313—335页。
[12]同上书，第311—313页；郭沫若：《武则天》（北京，1962年），第123页。
[13]《资治通鉴》卷199，第6285—6288页。
[14]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载《岭南学报》，12（1956年），第7—8页。
[15]《资治通鉴》卷199，第6292页。
[16]《唐会要》卷3，第27页；《全唐文》卷11，第25页。
[17]《唐会要》卷4，第41页；《旧唐书》卷86，第2824、2828页；《唐大诏令集》卷27，第93页；《唐大诏令集》卷28，第98页；《文苑英华》卷443，第8页；《全唐文》卷12，第2页。
[18]陈寅恪：《记唐山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载《历史研究》，1（1954年），第35—51页。
[19]胡如雷：《论武曌的社会基础》，载《历史研究》，1（1955年），第85—96页；横田繁：《武后政权成立的前提》，载《东洋史研究》，14.4（1956年），第25—46页。
[20]松井秀一：《围绕拥立武后的问题》，载《 北大史学》，11（1966年），第1—6页；松井秀一：《唐代前期的贵族》，载《历史教育》，14.5（1966年），第41—42页。
[21]《旧唐书》卷82；《新唐书》卷223上。《新唐书》把他归入“罪臣”一类。
[22]《资治通鉴》卷200，第6303页。
[23]同上。
[24]同上书，第6322页。
[25]《唐律疏义》卷1，第七条第五恶，“不道”。
[26]《资治通鉴》卷201，第6343页。
[27]《全唐文》卷12，第6页。
[28]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重庆，1944年）；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2版（剑桥，1970年），第84—87页。
[29]岑仲勉：《隋唐史》（北京，1957年），第142—144页。
[30]沙畹：《泰山》（巴黎，1910年），第18—20页。
[31]《唐会要》卷7，第79—95页。
[32]同上书，第95—101页；《旧唐书》卷23，第886—887页；《资治通鉴》卷200，第6316页。
[33]《唐会要》卷7，第98页。
[34]《唐会要》卷7，第101—103页。
[35]《唐会要》卷12，第283—285页。
[36]《唐会要》卷36，第664—665页；又见池田温在《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所写的一章；池田温：《唐代氏族志的考察》，载《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13（1965年），第3—64页；崔瑞德：《唐代统治阶级的组成：从敦煌发掘的新证据》，载芮沃寿、崔瑞德合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年），第47—85页。
[37]《唐会要》卷83，第1528—1529页。
[38]《唐会要》卷63，第1092页；对这些志的简要介绍，见白乐日《〈隋书〉中的食货志》（莱顿，1953年），第5—7页。
[39]《唐会要》卷63，第1092页。
[40]同上书，第1090页。
[41]同上书，第1092页。
[42]许敬宗编撰的唐代前三位皇帝统治时期的历史有许多伪造的地方，许的作品送呈高宗后，高宗发现了这些伪造。见《唐会要》卷63，第1093页。
[43]详情见D.M.麦克马伦在《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的论述。
[44]《唐会要》卷36，第656—657页。
[45]《资治通鉴》卷202，第6376页。
[46]《唐会要》卷57，第977页。
[47]关于高宗与佛教的关系的详情，见S.温斯坦在《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所写的一章。
[48]《全唐文》卷12，第13页；《唐大诏令集》卷78，第442页。
[49]《唐会要》卷48，第850页；《 旧唐书》卷5，第90页；《法苑珠林》，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3，第1027页。
[50]《唐会要》卷49，第859页；《佛祖统记》卷39，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第369页。
[51]《资治通鉴》卷201，第6350页。
[52]《资治通鉴》卷201，第6351页。
[53]同上书，第6365页。
[54]同上。
[55]《资治通鉴》卷202，第6367页。
[56]《新唐书》卷76，第3477页；《旧唐书》卷5，第99页；《资治通鉴》卷202，第6374页。
[57]《旧唐书》卷86，第2830页。
[58]《资治通鉴》卷202，第6377页；《旧唐书》卷86，第2829—2830页；郭沫若：《武则天》，第125页；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1959年）卷1，第137页。
[59]《唐会要》卷4，第42—43页。
[60]《资治通鉴》卷202，第6377页。
[61]同上书，第6381页。
[62]同上书，第6390、6397页。
[63]《旧唐书》卷86，第2831—2832页；《唐会要》卷4，第42—43页；《资治通鉴》卷202，第6397页。
[64]《资治通鉴》卷202，第6398页。
[65]《唐会要》卷1，第4页。
[66]《资治通鉴》卷202，第6400—6401页。
[67]《唐会要》卷7，第101—104页。
[68]《资治通鉴》卷203，第6415页。
[69]《唐大诏令集》卷11，第67页。
[70]《唐大诏令集》卷11，第67页。
[71]《唐会要》卷39，第701—702页；《文苑英华》卷464，第5—7页；《唐大诏令集》卷82，第470—471页。
[72]《唐会要》卷39，第702页；《旧唐书》卷50，第2141页。
[73]《旧唐书》卷50，第2142页；《唐会要》卷39，第702页。
[74]《唐大诏令集》卷82，第471页；《文苑英华》卷464，第7—8页；《唐六典》卷6，第18页；《旧唐书》卷50，第2142页；《唐会要》卷39，第702页。
[75]《旧唐书》卷50，第2143页；《唐会要》卷39，第702页；《文苑英华》卷464，第8页。
[76]崔瑞德：《敦煌出土的唐代〈水部式〉残卷》，载《大亚细亚》（新版），6.1（1956年），第25页。
[77]《文献通考》卷29，第276页。
[78]《旧唐书》卷81，第2751页；《文献通考》卷29，第276页。
[79]《唐摭言》（丛书集成版）卷1，第8页。
[80]《文献通考》卷29，第276页。
[81]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莱顿，1947年），第454页注8。
[82]《唐会要》卷74，第1347页。
[83]详见《剑桥中国史》第4卷。
[84]《唐会要》卷76，第1386页。
[85]《册府元龟》卷486，第11页。
[86]《唐会要》卷85，第1557页；《册府元龟》卷486，第12页。
[87]《唐会要》卷87，第1595页；《新唐书》卷53，第1365页。
[88]《通典》卷10，第56页；《册府元龟》卷497，第8页。
[89]《旧唐书》卷48，第2095页；《唐会要》卷89，第1623页。
[90]同上。
[91]《唐大诏令集》卷112，第582页。
[92]《册府元龟》卷504，第5页。
[93]《通典》卷7，第40页；《资治通鉴》卷203，第6410页。
[94]《旧唐书》卷48，第2095—2096页；《唐六典》卷22，第29页；又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290页注8。
[95]《唐六典》卷20，第19—22页；《旧唐书》卷44，第1890页；《唐会要》卷88，第1612页；《册府元龟》卷502，第22页。
[96]《唐会要》卷88，第1612页。
[97]《资治通鉴》卷201，第6363页。
[98]《资治通鉴》卷202，第6397页。
[99]同上书，第6385页；关于朝鲜战争和随后朝鲜统一于新罗的论述，见约翰·C.贾米森《〈三国史记〉和统一战争》，加利福尼亚大学未发表论文，1969年。
[100]《唐会要》卷95，第1711页。
[101]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东京，1955年），第245页。
[102]《资治通鉴》卷202，第6396页；关于吐谷浑衰落的最好的论述，见加布里埃拉·莫莱《从北魏到五代时期的吐谷浑》（罗马，1970年）。关于西藏内部的历史，见佐藤长《古代西藏史研究》（东京，1958—1959年）；J.巴科：《西藏历史介绍》（巴黎，1962年）；石泰安：《西藏文明》（伦敦，1972年），第56—64页。
[103]《资治通鉴》卷202，第63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