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末年义兵蜂起，公元617年隋军中最强大的将军之一唐公也起兵响应。唐公的军队进逼隋都，摧毁了它的防御，并夺取了京城。六个月以后，他在那里建立了后来几乎延续三个世纪的新王朝，它与汉代并称为中华帝国的两个黄金时代。由于隋代在差不多30年前已经结束了中国分裂割据的局面，所以当李渊接着在全国建立稳固的中央政权的时候，他幸运地继承了隋王朝这一份大家业。李渊新王朝的制度便是在前朝遗留下来的坚实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
和中国历史上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王朝的大多数叛乱领袖一样，李渊也不是一个平民，而是一个出身显赫世家的贵族。他的先世可以确切无疑地上溯到他的祖父，即作为八柱国之一的李虎：八柱国是曾在6世纪50年代襄赞宇文泰建立北周国家时的主要将领。李氏家族在那个时候聚居在武川镇，它是北魏的拓跋国家在长城塞内（今大同附近）的一个防戍据点，也是宇文泰的老家。李虎的祖先目前史学界尚未完全弄清。唐皇室自称，李虎祖父是李熙，他的父亲是李天赐，这两个人都是北魏（386—585年）的著名军事将领，因此李虎的家是出自西北著名的陇西李氏，即出自在5世纪初年统治过甘肃西部的西凉小王国的王族（西凉在420年被匈奴消灭）。西凉的创建者李昞原是汉代抗拒匈奴的名将李广的后裔，也是当地著名的氏族之长，李广的子孙在敦煌郡世代为郡守。西凉覆灭以后，它的末代国王之子李重耳逃往南部中国，后来就在拓跋氏北魏供职，当了刺史。李熙据说就是李重耳之子。
唐皇室自订的家谱意在表明他们是出自汉代的名门，同时还是西北的望族。可是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唐代史书作为确切事实所提供的这个世系，其实只是一个精心的编造。据认为，李氏家族同西凉王室毫无关系，也同陇西望族李氏毫无关系，它不过是中国东部家族的一个小支派，即河北赵郡李氏：这个支派定居在拓跋氏北魏治下的西北，与非汉族的部落贵族实行广泛的联姻。据认为，从李虎先祖中的两个人——李初古拔和李买得——的名字可以看出，这两个人要不就是袭用了汉族的李氏姓，要不就是被赐姓李，而他们的名则依然故我，也许是鲜卑族的。[1]
可是不管它的最初渊源何在，李氏家族在6世纪下半叶却是极重要的一个贵族。在宇文泰创建北周的其他赞助者中，还有突厥望族成员独孤信和隋文帝的父亲杨忠：他们的家族间有着联姻的关系。独孤信有几个女儿。大女儿嫁给了宇文泰之子，即北周的第一个皇帝明帝（557—561年在位）。他的七女儿嫁给了杨忠的儿子杨坚，即后来的隋文帝（581—604年在位）。他的四女儿嫁给了李虎的儿子李昞，这对夫妻在566年生下了李渊。[2]因此，李渊不仅是著名武人的后代，也不仅是统治中国西北部的汉—鲜卑—突厥贵族的混血儿，而且他通过他的母亲又同北周及隋两家皇室有着紧密的关系。
李氏家族还是最高品级的世袭贵族。李虎在北周之初的558年被封为唐公。他的儿子李昞承袭了爵位，后者在572年死后这爵位又传给了六岁童子李渊。
隋王朝执掌政柄以后，李渊备受隋文帝的恩宠，而他与文献皇后的近亲关系又使他能官居高位。李渊于581年开始作文帝的侍卫——千牛备身，后来陆续做过畿辅地区或中国西北战略要地的刺史或郡守。在炀帝时期，他仍然做着许多重要的郡的郡守。后来被召还京师，委以殿内少监和其他朝廷要职。
613年，李渊43岁的时候任卫尉少卿，负责京师的兵器和兵器库，并且在炀帝的第二次远征高丽时承担监管向东北前线（今辽宁省）运送军需之责。
也就在那一年稍晚些时候，即在三年零星不断的骚乱和劫掠之后，不满于政府的杨玄感（文帝的主要顾问杨素之子）起兵于河南北部之黎阳，从而爆发了反隋的第一次大叛乱。[3]
杨玄感本人好文，喜欢结纳文学宾客之士。他也和李渊一样，是隋帝国的社会精英人物，并且与皇室是远亲。他官至礼部尚书，而且在远征高丽之初就受命在隋军的主要供应基地黎阳督运军需。杨玄感尽管出身于有特权的贵族门第，却也沿袭了他父亲同文帝及炀帝之间的猜忌和恶感，而且他也像当时和后世的人那样深信，杨素是炀帝在606年授意毒死的。在讨伐吐谷浑的那一次失败的战役中，他就曾被人劝阻不要参加609年的叛乱。这时他认为他身处群情鼎沸之地，而这种不满情绪是611年黄河大水灾的后果，也是609年征发民工修筑北段运河（永济渠）引起的百姓的痛苦和炀帝远征高丽之役从灾区征调了大量农民的行动造成的。早在613年初期，今山东省黎阳之东就已连续爆发了农民暴动。杨玄感利用了人民对高丽之役的普遍反对和对炀帝本人的广泛不满，纠集叛军向东都洛阳进发，并将它围困起来。
隋炀帝被迫放弃对高丽的征讨而集中兵力平叛，叛军被优势官军迅速平服。杨玄感被俘虏并被杀害，他的家属和随从也无情地被杀戮殆尽。这次叛乱只延续了不足两个月。
可是就在那一年，叛乱仍是此伏彼起，频频发生。不少于8起武装起义的消息从各个不同地区传来。李渊从东北被调往陕西治军，以保卫通往京师的要道。在西北，一个名叫白榆妄的叛乱者引起了甘肃的骚乱，从而破坏了隋朝骑兵所仰赖的国家的马匹放牧场地；另外，在613年和614年叛乱也在邻近京师西面的扶风郡发生。这些小叛乱都很快被扑灭，但它们的残余分子仍逍遥法外，而且随着政权和秩序的进一步瓦解又爆发了许许多多或小或大的纷乱和叛乱（见地图3）。
615年和616年李渊又接受了另一军事要职，这一次是在河东（今山西省北部），他平定了当地许多股匪，而且胜利地抗拒了突厥人对边境的侵犯。为了酬赏勋劳，炀帝于617年初提升李渊为太原留守（李渊自615年以来一直屯驻太原）。他的指挥部即设在晋阳。
这时，炀帝自己南下去他的行都——江都，他对北方大部分地区已失去有效的军政控制。李渊的新任命不过是在事实上确认他在今天的山西省境内已经行使的军事权力罢了。[4]但是，直到此时为止，李渊仍是隋王朝的忠心耿耿之臣和极有价值的支持者。
夺取政权的经过
在李渊接受新任命于晋阳的时候，由于隋炀帝的靡费无度，滥征徭役，以及屡兴讨伐高丽之师和防御突厥人卷土重来所造成的大量伤亡，天灾人祸交困，引起了广大人民和许多隋朝官吏的强烈不满。群盗蜂起，叛乱很快遍及全国（见地图4）。当不断加剧的叛乱警报频频传到太原府的时候，李渊的朋友和军事顾问们纷纷认为隋朝统治已危如累卵，都劝他趁机起事，创建新王朝。
李渊几乎处于一次领导有成功把握的叛乱的理想地位。他的家世和人望都无可挑剔：他是一个与皇室攀亲的贵族，而且在他51岁之年已侍奉过隋朝两代皇帝而达到他漫长而顺心的宦途的顶峰。他是中国北部产生一个个王朝统治者的那个社会精英集团中的一个成员。作为太原留守，他有强大的军事和战术上的优势地位，因为他所控制的这个地区在中国历史上被认为实际上是坚不可摧的，可以很方便地从这里对长安（隋大兴城）和洛阳这些传统的政治中心发动进攻。
李渊还能够赢得广大民众的欢心，这是因为约在614年有图谶预言李氏当兴，继起为王，而且这说法在民间已家喻户晓。至少李密所领导的另一支反隋叛乱便是受了这一预言的影响。李渊也知道有此民谣，因为它已在晋阳人民中间传开。[5]
由于姓李，李渊自然也受到隋帝的猜疑。615年一位术士警告皇帝说，有一李姓者不久当为天子，因此隋炀帝在全国大杀姓李的人；这样的清洗包括他的最高级将领在内，例如有权势而门族强盛的李浑及其一族的32人便都被清洗；其他远亲被放到边地。李渊也一定知道他在隋朝的位势已岌岌可危，也知道隋王朝既然明显地处于日薄西山的境地，他很有可能自建王朝，代之而兴。
李渊那一代人对儒家的忠君思想中毒不深，儒家是禁止人们背叛前朝而改事新朝的。李渊和李渊的同时代人在思想上忠于社会秩序远甚于忠于一家一姓的某一王朝。因此，在617年阴历五月他动员了他太原府的军队，并开始向京师进发。
令人有点感到惊异的是，李渊在太原起事中的作用的程度和性质，只是到最近时期才有新发现。按照新、旧《唐书》和司马光《资治通鉴》的传统说法，李渊是一个碌碌无能之辈，而且暮气沉沉，胸无大志。相反的，他的次子李世民（617年时年17岁）倒被说成一位高超的军事领袖：有魄力，有进取心，英明天纵。因此，后来成为唐代第二位皇帝（唐太宗）的李世民在这些记载中就成了创建唐王朝的大功臣。
按照正史的传统说法，617年李渊被任命为太原府留守时，李世民就已开始与刘文静共谋反叛大计（刘文静时为晋阳令，但因涉及与反叛者李密联姻而被隋炀帝下令囚系狱中）。李世民会刘文静于狱中，想发起一个运动以统一有不满情绪的人民，进而一举扫荡已处于垂死状态的隋王朝。当李渊第一次听到这种想法时未十分在意；他毕竟与隋的帝室有姻亲关系，何况又是王朝的主要捍卫者。但是，李世民赂嘱晋阳宫监裴寂把炀帝的晋阳宫女弄来陪侍李渊，而没有告知她们的身份，以此迫使他父亲表态。当李渊得知他卷入了这一罪当处死的行为时不得不同意了他儿子的计划，勉强地起兵发动叛乱。传统的叙述还强调指出，在后来夺取隋朝都城的战斗中，李世民在导致唐朝胜利的军事战略和领导才能方面，功劳都高人一等。
历史学家近年经过对正史中所记关于此事的材料重新加以研究后，得出了新的结论：有些重要情况可能是在唐太宗统治时期因太宗本人的坚持而编造出来的。根据其他材料，特别是根据从前被忽视的唐代初年的史料《大唐创业起居注》，历史学家已经能够对唐朝创立史的传统说法中的某些偏见和歪曲之处做出订正。[6]
《大唐创业起居注》的作者温大雅是太原府人，是唐王朝建立的目击者。他的翔实记述着重指出，正是李渊本人策划了太原叛乱，也正是他的英明统率使唐军在夺取隋都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温大雅笔下的李渊不同于传统史书上的李渊；温大雅的李渊是一位勇敢的领袖、刚烈的对手和足智多谋的战略家。根据《起居注》的说法，十几岁的李世民不仅在叛乱事件中只起到次要作用，甚至他在王朝建立中的贡献也并不多于他的长兄，即后来成为太子的李建成。温大雅的《起居注》告诉我们，甚至在617年年中太原起事之前，李渊已开始图谋不轨。另外，激起李渊雄心的事件也是一清二楚的。最早发生在616年的一件事是当时李渊受命剿捕太原地区的盗匪。太原这个地方在传统上又与传说中的圣君唐尧联系在一起，因为传说尧曾在一个名之为唐的地方住过。唐还是李渊作为国公的封地，虽然像诸如此类的爵位那样，国公的爵位也无统治领土的实权。当唐公李渊接受新任命时，他认为他的爵衔与职务的巧合简直是天降吉祥。[7]第二年他当了太原府留守时，李渊对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8]《起居注》还提到民谣《桃李章》及该民谣关于下一个中国统治者将姓李的预言对李渊的影响，因为《起居注》引用李渊的话说：“吾当一举千里，以符冥谶！”[9]
617年阴历五月初，李渊传谕给在山西南部供职的长子李建成和四子李元吉，叫他们就地再招募军队，同时命令次子李世民和刘文静等人也在太原招兵买马。他们在十天之内招募了几乎一万人，屯驻在晋阳的兴国寺。
李渊一不做二不休，决定清洗他班子中的不稳定分子。当李渊被任命为太原府留守时，隋炀帝给他指派了两个副手——王威和高君雅——来协助他，这无疑是为了监视他。李渊曾经利用他们暂时离开太原的时机而为自己征募了兵马，但他认为他们会马上对他的招兵买马起疑而向隋帝报告。因此，他把建成和元吉召到太原来以后，在5 月15日借口两个副手潜引突厥人入寇太原地区而逮捕和杀害了他们。[10]
可是，在李渊能够放心地发动战斗以前，他必须对付东突厥人——这是在戈壁南北居住的一个极为强大的部落联盟，此时横行于中亚并控制着从辽宁到蒙古的长城以北的地区。在隋朝末年，东突厥是亚洲北部睥睨一切的势力，自从613年以来，中国西北部出现的许多叛乱者都向突厥称臣，以取得突厥人的支持。东突厥的始毕可汗则分别给这些叛乱者封以皇帝或可汗的称号。他也给叛乱者供应士卒、武器和马匹，希望从隋朝的覆亡中谋取利益。[11] 615年后期，当隋炀帝定期巡狩长城的时候，东突厥人在山西的边疆城市雁门围困炀帝达一个月之久，[12]而且不久前还几次入侵山西和太原地区。617年，他们又加强了压力，这次是与刘武周勾结在一起；刘武周在617年初已在山西北部自己称帝，并已被突厥领袖封为可汗。当李渊逮捕他的两位副将时，突厥在撤退之前曾进抵晋阳城下。
很明显，李渊在能率领叛军前进以前，他必须先解除东突厥人及其盟友进攻他的后顾之忧。他因此写信给始毕可汗，伪称他之起兵意在恢复帝国的秩序，使能重建中国人和突厥人之间的友好关系。他说，这样做会对各方面都有利。他与可汗达成了协议，即如果他赞助唐兵义举，始毕可汗可取得全部为唐战斗的战利品。这个协定是由刘文静出面谈判的。[13]
李渊力排众顾问的意见，用了下对上行文的“启”字，辞气甚恭；这表示，他和其余某些叛乱一样，可能已决定在名义上成为突厥人的藩属。但是，当始毕可汗要求李渊拒绝效忠炀帝而应自己称帝时，李渊却予以谢绝。相反的，他告知可汗，他准备拥立炀帝之孙代王杨侑为帝（杨侑当时已在隋都）。不管李渊之向东突厥人称臣是真是假，双方确是建立了某种友好关系，因为在他离开太原的前夕，始毕可汗赠送了1000匹马，后来又给了他几百名士卒和另外数千匹马。
一处理完东突厥人的问题，李渊就建立了他的军事战斗组织——大将军府。他的成员绝大多数是太原附近隋朝的文武官员。李渊的大部分军将在开始时都是因为这些官员的支持才得以征集并得到供应，因为他们原来都是隋朝鹰扬府的军官，现在只不过把他们的士卒转手交给李渊指挥。[14]晋阳宫监裴寂也以隋宫仓储中的大量粮秣、武器和甲冑供应唐军。
617年阴历七月初，李渊和他的两子世民与建成率军3万从太原出发，而命另一子元吉留守太原。他们的目标是隋大兴城；此地是一个古都，并且是陕西南部关中地区的战略要地。
唐兵遇到隋军的强烈抵抗，并且在通向潼关要塞的汾河流域途中被夏季的大雨所阻，李渊下令他的军队暂停前进。[15]他现在接到了河南洛阳附近一位叛乱领袖李密的书信，[16]要求二李结成同盟。李密出身西北贵族，原是隋朝的一低级官员，现为李渊的强劲对手之一。他早年原为杨素的门生，613年离开隋都后参加了杨素之子杨玄感的叛乱。他在杨玄感战败以后逃走，炀帝撤往南都后，从616年起他成了在洛阳周围地区的诸叛乱集团联盟的领袖。当他建议与李渊结盟的时候，他已经控制了河南的大部和河北的南部。
李渊担心的是，如果李密知道了他的计划，他会阻止他向大兴城进军。他因此写了一封卑辞和违心骗人的书信，说他是隋朝的忠义臣民，他之所以起兵只是为了重新建立秩序，并矢口否认他有比做唐国公更大的野心。与此同时，他还假劝李密自己努力取天下，他说：“天生蒸民，必有司牧；当今司牧，非子而谁！”李密被这封信吹捧得昏昏然，因此应允李渊向隋都进发而不加阻拦，但这个决定使李密后来为之追悔莫及。[17]
617年约阴历八月中旬大雨已停，唐兵在突厥可汗送来的2000马匹和500军士的援助下，迅速打破了隋军在霍邑的抵抗，并继续向南推进。[18]阴历九月，唐军抵达黄河，他们留了一部分人马围住扼守从山西和汾水通往陕南平原这一要道的隋兵据点蒲州，其余兵马则跨河而进。当他们渡河的时候，他们遇到了大队隋军，即予以击溃。这时潼关以内的重镇华州的州官投奔李渊，他把永丰仓献给了唐军，至此，通往大兴城的道路已被打通。
当李渊进入京畿地区的时候，又有由李渊之女李氏（柴绍之妻，后为平阳公主）和他从父弟李神通在京师周围招募几千名士兵前来投靠。他的女儿已经纠集了一支大军，她用的办法是在大兴城附近散财，以收买从其他更加动乱的地区逃来的民众的心，另一办法是与京畿地区的群盗和叛乱者结盟。阴历十月，联合起来的唐军号称拥众20余万，在大兴城外扎下了营寨。[19]
围困了首都以后，李渊精心部署了最后的攻击。当最后攻击约于五个星期以后发动之时，居民开始有挨饿之虞。617年阴历十一月初九，李建成的部下雷永吉的部队攻破城墙，夺取了城市。[20]李渊曾严令保护隋朝皇室的安全。然后按照原来的计划行事，炀帝的年幼的孙子杨侑被立为傀儡皇帝（称隋恭帝），虽然唐兵的将军们都要拥立李渊自己为帝。早已逃往南都——即长江岸上的江都——的隋炀帝则背上了一个太上皇的虚衔。
次年初，李渊又对东都洛阳大举进攻。[21] 618年阴历五月二十日，即他下令逮捕两名副将和太原顺利起兵一周年之际，李渊废黜了隋朝傀儡幼帝，自己登极成了新朝的开创之主。李渊——以后我们即按他的谥号称之为唐高祖——按其世袭封号而改国号为唐。依照历来习惯，他选自己的年号为武德。虽然唐高祖也建都于大兴城，但他易名为长安，此又为汉代及以后南北朝时期许多位于附近的王朝的古都名称。高祖的长子李建成被立为太子；次子李世民被封为秦王；元吉封齐王。
唐王朝对全国控制的扩展
此时，唐王朝已占据了隋都城、陕西（关中）和山西（河东）的部分地区。但是，它依然是许许多多地方政权中的一个政权而已。它也不是唯一称帝的政权。在隋末唐初有两百多个叛乱组织互相打来打去，不过其中只有十支人马有可能建立稳固的政权和问鼎中原。其余叛乱者不过占据小城镇，俟机投靠可能的胜利者，只想至少捞取一些地方权势。许多地方仍然受制于隋朝的文武官吏，这些人或仍然忠于炀帝，或只是想保持他们的地方势力。在另外一些地方，当地绅士阶层也起兵反对盗匪和内战，他们准备随时支持那些能给该地区带来和平稳定的人。唐高祖的任务是一方面尽量取得这些小叛乱者、隋朝官员和绅士领袖人物的支持，一方面就是摧毁他的主要对手们的力量。他达到第一个目的的办法是，他精明地既搞大赦，又搞封官许愿，又搞特赏；而为了达到后一个目的，他则不断扩充自己的兵力，精心地予以部署。
总的说来，唐朝的绥靖工作实施得相当克制。那些率部带着领土投降的人以及许多在战场上被打败的人，都被给予特赦。甚至有些叛乱领袖已被处决，但其随从一般都给予宽大处理。战败的军队被吸收进唐军，而重要叛乱领袖的军队也往往在原来军官的带领下原建制地参加唐军。[22]这就无疑地使得叛乱领袖们甘愿转而效忠唐王朝。隋朝地方官吏大多除授原官，而某些地方性的盗匪或叛乱领袖的事实上的权力又常常因被任命为唐朝的刺史而被合法化了。[23]由此可见，唐高祖力图获致原来叛乱领袖的忠诚，同时又使地方行政有一定的延续性，使法律和秩序得以维系而不坠。
除了委以地方官职之外，唐朝皇帝还给效忠者以其他刺激。每次战斗结束之后他都很细心地犒赏他的军队。[24]他也对投降的叛乱分子大加赏赐，并且常常封以爵衔。他对某些重要的叛乱领袖甚至赐以李姓，由此给予这些人以很高的荣誉，使他们在朝班中位居前列。[25]尤其重要的是，一旦从前的敌手参加了唐朝的政府，唐高祖就明确地显示了他用人不疑的宽大胸怀。之所以有大量的人向唐王朝投降，其原因不仅在于唐王朝拥有压倒优势的军事力量，而且也在于唐高祖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宽容、大度和值得信赖的统治者的形象：他只想宽恕别人和忘记一切，以求恢复中华帝国的和平。
617年后期紧接着夺取大兴城之后，唐王朝立即开始了征服中国其余部分的军事活动。战斗一直延续了十多年，但主要的抗拒力量已于624年初期被制服。奉命外出讨伐叛乱的唐军称为行军。他们不是常备军，而是视情况需要而特设的军队。建立这种部队的办法是：在地方或地区两级的老百姓中征兵；另外也吸收打败了的敌军部队；后来还动员唐王朝的民兵部队。
唐王朝在长安建立政权的时候，国内的主要敌对势力有如下几股。在京畿西北，位于唐王朝根据地能够随时予以打击的距离以内的是甘肃叛乱者薛举[26]（617—618年）的势力。在长安以北，位于鄂尔多斯边境上的是突厥的藩臣梁师都[27]（617—628年）。在山西北部的为刘武周[28]（617—622年），他被始毕可汗赠以可汗之封号并已自己称帝。高开道[29]（617—620年和621—624年）控制今北京地区，自称为燕王。河北的中部和南部在窦建德[30]（611—621年）手中，他于617年建国称为夏，自己称帝。魏公李密（617—618年）原追随杨玄感，已如上述，他控制了河北南部和洛阳以东的河南地带。洛阳本身则被隋军将领王世充[31]所占据，他是618年阴历五月后以一个隋朝傀儡皇帝的名义实行统治的。618年初炀帝被弑以后，扬州周围和淮河及长江流域的隋王朝残余部分被弑君者宇文化及[32]所控制，他也是以隋王朝的另一名傀儡皇帝的名义进行统治的。江苏和浙江沿海是李子通[33]（615—621年）的地盘，南京地区长江流域则建立了杜伏威[34]（613—621年）和辅公祏[35]（613—624年）政权。南方政权中最富强的政权是自称梁帝的萧铣[36]（617—621年），他控制了整个长江中游和大部分南部中国。上述每一位领袖都采取了某种措施以稳固地控制一个相当大的地区，并且拥有相当数量的军队。
最初对唐王朝的军事挑战来自西北的叛乱者薛举，他从617年年中以来控制着大部分甘肃地区，并且自己称了皇帝。他曾经想自己夺取京师，但受到了这一年被突厥人支持的另一叛乱的牵制。当唐军夺取隋都的时候，他的军队已进抵渭水，并且占领了附近的扶风，此地原为早期爆发两次反隋叛乱的地方。618年初，李世民奉命率军赶走了盘踞扶风的薛举军。他轻而易举地打败了由薛举之子薛仁果统率的军队，把他们往西赶到了甘肃边境，但李世民马上回师首都，没有乘胜追击。薛举于是计划与突厥军及另一叛乱分子梁师都（他的根据地在陕西北部鄂尔多斯沙漠的边境地带）结成联盟，准备向大兴城进发，但是唐高祖用贿赂突厥领袖莫贺咄（他后来以颉利可汗著称）的办法挫败了这个计划。这一年的晚些时候，薛举又单独从西北向长安推进，他重创了派来抵抗他的刘文静的唐军以后，又去夺取首都。对唐军来说很幸运的是，薛举在618年阴历八月计划发动攻势的前夕突然病故。其子薛仁杲继续其事业，但薛仁果同他父亲的那些老臣宿将的关系闹得很紧张，因而叛军内部士气低落。他从长安地区撤退，以巩固他在西部地区的地位。618年的阴历十一月，李世民包围了薛仁杲的位于京师西北甘肃边境的泾州营寨。战败后，薛仁杲的许多军官带着士卒投奔唐军，他也不得不迅即投降李世民。他被解往长安处决。唐王朝在西边的主要威胁已被解除。次年，甘肃的另一叛乱首领李轨[37]也被俘，这就最终巩固了唐王朝对西北地区的控制。
可是，东北平原——即河北—河南地区——的军事形势却是最后决定唐王朝究竟成为一个地方政权，还是能够统一全国的因素。唐王朝还只控制了甘肃、陕西及大部分山西地方：它拥有隋帝国的政治上和战略上很重要的西北地带，但其人口还不足隋代的四分之一。在隋代，大平原上的河北和河南是中国最富庶之地，它们养活了中国全部人口的半数以上。与此同时，淮河流域和华中的长江流域变成越来越重要的粮食产地，而运河的兴建则把这些地区和京师连接了起来。沿着运河航线，在河南和河北南部建造了几个大粮仓，以贮存粮食和备转口运输之用。它们都是早期几次叛乱攻击的目标。对于一个想重新统一全国的王朝来说，牢牢地控制富庶的东部平原是绝对不可少的。唐高祖的最强大的四大对手——即李密、王世充、宇文化及和窦建德——占据了这个地区的关键地带。
隋朝将领王世充于617年年中被炀帝派来防守他的东都洛阳。当炀帝于618年初期被他的将军宇文化及刺杀于江都的消息在这一年阴历五月到达洛阳时，王世充拥立炀帝的另一幼孙杨侗继位为隋朝傀儡皇帝，和李渊所立的傀儡皇帝一样，也称为恭帝（已见上述）。虽然叛乱者李密经过长期努力而仍然未能夺取洛阳，但他控制了洛阳周围的许多地方，包括重要基地黎阳在内，而且还继续威胁着洛阳本身。当在南方拥立另一位隋朝王子为傀儡皇帝的宇文化及率军从江都北上向位于河南北部的李密的主要基地黎阳城进发时，王世充用计想使他们两败俱伤，自己坐收渔人之利。王世充的洛阳政府宽恕了李密，作为回报，李密应与王世充共同反对刺杀炀帝的人。李密必须保卫他的黎阳基地，同时他还相信，他能很好地利用这一缓和的关系，最后除掉王世充并控制整个河南—河北平原。因此，他接受了特赦，经过在洛阳的一段时间的调解以后，他率军对轼君者打了几次胜仗，摧毁了后者的大部分军队，并且强迫他向北撤退到大明府。
地图5 唐之武功
王世充因而越来越关心李密日益增长的势力；可是李密受他的主使而得到从宽处理，在洛阳又获致高官，并且对宇文化及连打了几次胜仗。618年阴历七月，他借口据报有人阴谋反对他，在洛阳发动了一次先发制人的突击，清除了他的政敌，把李密拒之城外。虽然李密曾经击退宇文化及，并迫使他从黎阳地区撤退到河北南部，但正如王世充所希望的那样，他的兵力在战斗中消耗过多。王世充在这时很细心地在洛阳集结了军队，他抓住时机猛烈地向李密已经削弱的军队发动了攻击。根据一项记载，王世充有一个士兵酷似李密；王世充命将这士兵绑起来，在战斗高潮中他把这士兵展示于李密军前，李军便溃不成军。李密既已彻底战败，此时只得逃往长安托庇于唐王朝了。唐高祖在618年阴历十月接受了李密及所率残部的投降。[38]
王世充战胜李密之后，得意洋洋，野心勃勃。他现在已完全控制洛阳，于是便任命了一批高级官员，其中包括隋朝大臣苏威。619年阴历四月，他废除了傀儡隋恭帝，自己取而代之，改国号为郑，并且建年号。最初，王世充因在战场获胜而得以实际上主宰河南全境，但后来由于他自己残暴的统治和唐军的压力不断加大而引起的内部纷争，他不断失利。621年初，他被迫退至洛阳城下，李世民围城，并迅速使城中陷于断粮之境。王世充认识到事态的严重，他这时想同他的叛乱伙伴窦建德结成联盟。
窦建德是最早起兵反隋的叛乱者之一，他是在611年拿起武器的。到了这时，他胜利地占有了河北北部和山东的广大地带，并于617年在这里自称夏王，建都于河北南部的洺州。他的政权因秩序良好，他本人又因礼贤下士和生活简朴而被人称道。619年初，他俘获并斩杀了刺杀隋炀帝的宇文化及——此人曾先逃离李密，后来又从唐军手中逃脱。这一年稍晚些时候，窦建德驱军过河北西南部，打败了唐高祖之从弟李神通所领的唐军，并占领了原属李密的强大据点和位于河南北部的黎阳仓。他曾受到王世充的攻击，因为王世充认为他之占领黎阳是对自己领土的威胁，但是，他们双方又感到有暂时联合起来的必要。窦建德认识到，唐王朝如果攻取了洛阳，会使它在东北平原上获致重大的军事优势，从而会危及他自己的生存。他因此同意带领一支部队去救援这座被围困的城市。
李世民的策略是先攻较强大、但因长途行军而疲惫不堪的窦建德，在打败了窦建德之后再去对付王世充。621年阴历五月，李世民大胜窦建德军；窦建德本人负伤，并在战斗中被俘。当窦建德于四天后被押到洛阳城下时，王世充已别无他路可走，只有投降唐军。这一次违反了唐高祖一般宽待被俘对手的政策，窦建德在解往长安后被斩首，王世充则在放逐的途中被杀。
归根到底，唐高祖在争夺东北平原的斗争中比他的敌手们占有很大的优势。山西和陕西是很可以闭关自守而在军事上比较安全的地区，他在这里能够保存实力，蓄积资源，静待对手力量的耗竭。反之，河北河南地区的叛乱者所处之地无天然防线，并且处于持续不断的军事压力之下，这种军事压力来自互相征讨，也来自日益强大的唐军对他们的进攻。他们被迫将很多力量用于防御。甚至要在几条战线上分散兵力。结果，他们不能彼此发动有效的攻势，特别是对唐军不能发动这种攻势。
攻占洛阳和东北平原的结果使国内的力量对比最后变为有利于唐高祖，因为他清除了他的最强大和最有组织的几位敌手。但是，强大的叛乱军队无论在北方还是在南方都还在活动，而且时不时地有反对唐朝新政权的新集团参加他们的行列。在作为唐王朝老营的山西北部，刘武周建立了一个叛乱政权，它在622年以前一直困扰着太原府地区，并一再以突厥人为后援，入侵太原地方。
但是，对唐朝政权构成最严重的新挑战的却是在东部平原崛起的力量。窦建德的党羽由于害怕遭到他们原来领袖同样的命运，他们在621年后期在河北发动叛乱，其领袖是窦建德原来的一个将领刘黑闼。这次叛乱在623年初被平息，但这只是在刘黑闼重新从唐军手中夺回了东北平原大片土地以后的事。[39]甚至在这一叛乱被镇压下去以后，河北北部也依然在另一叛乱分子高开道的控制之下：此人一度于620年降唐，次年又叛乱，最后于624年才被除掉，被他的一个军官所杀。
不管怎样，全帝国还是逐步地落入了唐王朝的永久统治之下。621年后期，前梁朝的皇室成员和自立为梁帝的萧铣（他自617年起即控制了湖北的大部分、湖南、江西和广东，因此是中国南部最强大的统治者），在长江中游他的首都岳州投降了唐军。[40]紧接着，拥有浙江和江苏南部广大地域的李子通降唐；他是被另一准备降唐的叛乱分子杜伏威打败才投降的。622年，占有山西北部的刘武周被他原来的庇护人——东突厥人——所杀。随着高开道之死于河北和辅公祏的建康政权在624年的最后被荡平，对唐政权的大规模抵抗已不复存在。唐高祖于是宣布正式大赦天下，并为他的统一而安定的帝国颁布了新律令。[41]
对内政策
唐王朝的开国皇帝有时被形容成一个平庸之君和一个勉为其难的政务家，把他说成很喜欢畋猎游乐，而不屑做令人厌烦的日常行政工作的人。像他那个阶层的大多数人一样，唐高祖精于骑射，当然就喜欢狩猎，过着活动量大的生活。他也被他朝廷中清教徒式的儒家人物们批评，说他极尽声色之好。作为皇帝，他有时确实以个人爱好和憎恶来任免官职。有一次，他因赏给他的宠幸一个官职而使朝廷群情哗然。[42]
后来的批评家们批评他对人偏私不公，批评他易听朝中的闲言碎语或者后宫的妇人之言。他确实爱发脾气，有时过于专断并急于下令施罚。例如619年，他怀疑他太原时期最早的支持者刘文静有谋反嫌疑，就立即将他处死。[43]
可是，他的这些性格特点不会使他的灼然可指和给人印象深刻的成就黠然失色，因为他重建了一个强大和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并且国运绵延几乎达3个世纪之久。唐王朝在高祖治下胜利地建成了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制度：它们不仅成了唐代的标志，在许多方面继续深深地影响了直至20世纪的中国的文明，并且还为受中国深刻影响的东亚新兴诸国——日本、朝鲜和越南——提供了基本制度的样板。
中央政府和官僚体制的形成
唐高祖在战火纷飞的内战中要重建一个能行之有效的中央政府，必然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例如，在617年唐军攻克隋都的时候，纸张极为紧缺，官吏们只得利用以前隋朝和北周的文卷的反面来书写。[44]隋朝的国库和仓储本来就几乎空无所有，后来又由于唐高祖喜欢大赏他的支持者而弄得更加空虚。在最初，很难吸引适当的人选来政府供职，这一迹象表明，许多人怀疑唐军能撑持多久，所以宁可等到内战形势更明朗的时候。但是当唐王朝逐步扩大的领土统治权显示了它的军事力量，恢复了它的财政地位并渐渐获得民众信任的时候，这些困难就逐渐被克服了。
唐朝中央政府的基本结构承袭了隋代所用的三省制度。这个制度包括门下省和作为决策及顾问机构的内书省（后来改名中书省）以及作为主要执行机构的尚书省。隋朝覆灭以后，这三省的组织形式尚未达到后来那样精确分明的程度，它所属的各官署的职权常常是重床叠屋，或者未予严格划分。在高祖统治的初期，这个体制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麻烦，导致了行政混乱，高祖有时得亲自颁布诏令，而不是经过正常的官署渠道办理和发布。可是，三省制度逐步被合理化，在唐太宗中叶，每一省的职能都得到明确的分工：中书省知制诰；门下省有封驳之权；尚书省及其六部则负责施行。[45]
唐高祖时代的中央文官体制比起唐代后来的规模来说是很小的，它在最高层相对地说也是不拘礼仪的，这反映了皇帝本人及其所任命的官吏之间出身大致相仿。因为高祖在建立新朝代的过程中还感到把握不大，因此他任命的行政班子都是最信得过的人：他的密友；太原起事和攻占隋都中的他的老臣宿卫；他的亲朋故旧。高祖的12名宰相中，不少于八人都同隋室或唐室有姻亲关系。[46]高祖的很多最高层文武官员都是他的太原军事幕僚中的旧部。[47]事实上，唐高祖的中央高级官员不外乎由下列三种人组成：他们作为隋朝的官吏，有老经验；或者是北周、北齐或隋代官吏的子孙；或者是以前各朝代皇室的后裔。因此，唐王朝的秉政对以前各朝各代的统治精英集团没有形成重大的挑战，更不能说它是一次社会革命。[48]
唐高祖的朝政被很少数高级顾问所把持，其中大多数人的出身与唐王朝创建者相同，并且在他的叛乱初期诸阶段和他有牵连。毋庸置疑，他的朝臣中最有权势的人物是裴寂（569—628年）。[49]裴寂原为前朝一个刺史的儿子，幼孤，由其兄抚养长大。他在隋炀帝手下任过许多职务，最后做了晋阳宫副监，唐高祖便是在这里起事的。裴寂在唐王朝建立的最初阶段中提供了宝贵的帮助，他所得的酬劳也甚为可观。高祖登基以后，他被任命为右仆射、知政事；终高祖统治之世未尝去职。但他没有什么将才，在绥靖战争中经常吃大败仗。[50]但是，高祖厚待裴寂，视之为个人至交，经常给予各种赏赐，甚至在视朝时引与同坐。这种个人关系又因高祖之第六子纳裴寂之女而更加牢固。
朝中另一位大权势人物是萧瑀（575—648年）。[51]他是后梁明帝之子、隋炀帝皇后之弟，在隋代历任很多官职，隋炀帝当太子时授太子右千牛之职。隋朝末年，他任职于西北诸州镇，曾在此地抗击过甘肃叛乱者薛举。高祖攻取隋都以后，萧瑀纳土来降，被酬以殊勋。从618—623年，他先是内书令，而后又与裴寂同为尚书省仆射。萧瑀是一个忠心耿耿的行政官员，对同僚持严厉批评态度，总是苛求于人，被许多朝臣所厌恶和惮服。但是，唐高祖很重视他，重用他，让他和裴寂一起制定了于624年颁布的行政法。
第三位大臣是命运不济的刘文静（568—619年），[52]他在高祖治下或许有同样显著的功业。他是太原起事的坚决支持者和定策人之一，在唐高祖第一次组织政府时，任门下省纳言（侍中）和宰相。可是，在618—619年的多次绥靖战役中，刘文静证明善于带兵，结果他和裴寂之间产生了个人恩怨。唐高祖认为这是对他的政权的不忠，于是采纳了裴寂之言，即应该把他作为对唐王朝潜在的危险而清除掉。刘文静在619年阴历九月被处决，这一事件几乎从最初起就引起所有历史学家对高祖的批评，认为他偏听偏信了不实之词，对恩信诸臣没有一碗水端平。
陈叔达（635年卒）[53]本是南朝陈宣帝（569—582年在位）之第十六子，在隋炀帝时曾任门下省给事中，后被外放。在唐军进攻隋都时他参加了唐军，成为唐高祖的幕宾。从619—626年，他又历任门下省纳言和宰相之职；虽然对他的政治作用不太清楚，但显然这是高祖推行政策用心良苦的一个例子，即他要在最高层职位上尽量容纳各主要地区的代表性人物。陈叔达似乎广为庇护了愿意投效唐朝政府的南方文学之士。
隋室成员杨恭仁[54]曾率领隋军镇压过杨玄感叛乱。他是一位诚实正直的官吏，与炀帝朝中大臣不合，因而被派往河南去镇压盗匪。他被打败，便逃往江都，接受了弑君者宇文化及的任命。杨恭仁在河北作战时被一交战的叛乱领袖逮住，后者把他送往长安以示投效之意。唐高祖对他非常好，封他为公，从619—623年任他为纳言，此后三年又做了内书令。因此，他从619—626年是当然的宰相。他在朝中以行乎中庸见称，是一位秉性温厚、不贪财贿、一丝不苟的人物。更重要的是，他体现了隋政权的延续性。这一点因下面的事实而更加突出：继任他为纳言的是隋炀帝朝中的两位大臣，即一为裴矩（从624—625年在职），[55]一为炀帝著名的顾问宇文述之子宇文士及（从625—626年在职）。[56]
与正直诚实的杨恭仁截然相反的是唐高祖的最后一位主要顾问——封伦（封德彝）（568—627年）。[57]封伦为隋朝一刺史之子，也是北齐显官的后代，是河北地区的东北部人。他在隋文帝末年拜在杨素门下，杨素委他为内史舍人。到了炀帝时代，他结纳虞世基，历史学家都责备封伦，说他败坏了炀帝的政府，加重了法令的苛酷和蒙蔽上聪。封伦随炀帝游幸南方，结果变成了宇文化及弑君的党羽。宇文化及任命他为自己政权的纳言。但是，当宇文化及败在李密手下时，他和宇文化及之弟宇文士及逃往长安，投降了唐军。虽然唐高祖最初对他怀有敌意，但封伦以“密计”赢得欢心，并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后来，他还升任中书令（前后两次，620—621年；623—624年），还带宰相衔。从621—623年，他当上了民部尚书这个关键性的职位。
封伦后来还当了唐太宗对王世充作战的顾问，在此以后他表面上继续支持太宗。但他完全是个投机分子，因为在争嫡的斗争中他似是又秘密地帮助过唐太宗的敌手。但无人知晓此事，直到他在627年死后才露了马脚。他把此事瞒得密不透风，甚至唐太宗在即位以后还任命他为右仆射（626—627年）。
尽管封伦被后世儒家道德派历史学家所诟病，尽管人们在把他与魏徵等大臣相比时对他大加贬抑，但他也显然有他的才干。他在投唐以前就有了长期在政府当顾问和在决策机构中工作的经验，而且据说，他在民部尚书任内的作为还颇得当时人士的赞誉。
以上就是唐高祖周围少数顾问中的主要角色，他们都是参与最高决策的人。当我们在更大的范围内考察唐高祖时代的高级大臣时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大多数人都与唐皇室出身相类似。大多数人都是北朝和隋王朝的世家大族。高祖治下的45名显宦中，有27人曾仕于隋，大多数人都在高位。其余人中的大多数之父与祖，或者在隋朝做官，或者在隋朝以前的朝代做官；只有四个人的先世曾给南朝效劳。[58]后来唐太宗皇室的近侍集团也大致是这个比例。[59]
人们也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出，对政府统治精英中的各个地方集团作过平衡的努力，特别是要避免发展成为隋王朝特点的西北人士占优势的情况。[60]
如下所述，这种人事上显著的继承关系还与基本政策上同样的继承性相配合。
唐王朝以这种方式组成的官僚体制，是它的力量的一种源泉。它的成员们绝大多数都有从政经验。大部分高级官员都与皇室有关系，这有助于加强唐王朝的统治，而他们所体现的唐王朝的五湖四海的广泛性则能消除全国不同人士的疑虑，从而促进国家的重新统一。
中央政府对乡村控制的扩展
对于外地的行政，唐高祖建立了州以取代隋代的郡。这仅仅是个名词的改变，因为隋代本身早在589—607年间也已使用了州的名词。县仍然是州治下的下一级行政单位。州、县的长官分别定名为刺史和县令。我们不能确知武德年间有多少州，但是据说，唐高祖想对原来的叛乱者、隋朝官吏和唐军的勋臣宿将酬以官职，他建置了多于隋代（190个州）一倍多的州，而且也大大增加了县的数目。[61]可是皇帝沿用隋代的办法，仍然把地方官员的任命委之于中央政府中的民部。
地方行政单位的设置，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马上恢复正常的文官统治。唐高祖时代军事活动不断，皇帝在他统治的大多数年代中把他的国家置于严格的军事控制之下。他不仅需要维持12支大常备军以保护都门锁钥，而且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总管府（624年以后称为都督府）。[62]这不是什么新发明，因为隋朝就建立了这种兵制，而许多叛乱者在隋朝末年的战乱中也曾自号总管。总管府有43个，地位在该地区文职之上，对境内的一切军事问题拥有全权。它们的辖境很大，每个总管府能号令数州；最大的总管府称为大总管府，所号令之州达39个之多。
除了这些总管府之外，政府在唐朝初年还建立了地区的机动行政组织（行台）：它们位于陕西东部、山东和四川，以及长江中、下游的战略要冲。它们主要是战地政府机构，临时成立起来以协调地方行政和落实政府的政策。这些行台都被委给唐王朝最可靠的支持者节制；李世民本人就曾主管过两三次行台之责。一旦正式行政机构开始顺利运转，行台在几年内便撤销了。
唐王朝还不失时机地设置地方军事部队，使之提供可靠的、以地方为基础的人力资源，以满足王朝的军事需要。他们在这方面所沿袭的政策可以上溯到西魏于543年所作出的决定，即征调地方兵力来补充它空虚的部队。在关中的京兆地区建立的府有261个。[63]在唐王朝初建的数年内，当兵马倥偬之际，这些关中的府兵被置于保卫京兆的十二个军的统领之下。十二军在高祖末年被解散之后，这些府兵仍被保留了下来，但改归保卫京师的卫来领导。[64]尽管关中是中国最军事化的地区，有些地方据说是十男中有九人服兵役，但全国其他地方也建立了府，总数最后达到633个。
每一个府都有一整套军官编制，并按很严格的军事方式组织起来。它们的规模有三种：每个单位或800人，或1000人，或1200人。隋代在590年曾公开下令，所有以地方为基地的士兵应直接置于当地文官的管辖之下，唐代则与此不同，它把府作为单独的军事单位，不过士兵们也要在平民户口中注籍。但唐代也有继承隋代政策的方面，即把这些地方部队直接置于京师控制之下。为了保证对他们的控制，唐王朝下令，府应该轮流派送兵士去长安服兵役。636年，这些地方部队又改名为折冲府。到了这个时候，中央政府已经牢牢地控制了全中国，它能信赖这些自给自足的地方部队，因为任何单个的府都很小，已不能对朝廷构成威胁，但却又是能招之即来的可靠的人力来源。[65]
树立财政权威和形成偿付能力的努力
唐王朝草创之际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是征集资财以供军需和支付日益增多的官僚的俸禄，因为唐朝的行政控制已遍及全国。最初，唐军掳掠的战利品和从隋王朝的金库及仓廒中所猎取的财物成为唐高祖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很显然，政府的财政收入得有比这更持久的措施才行。
618年，皇帝制定了一个制度，使京城或各州的官署能拥有一定数量的资金，以便投放于贸易或放贷取利。这些钱交由通常是商人出身的特殊的“吏胥”掌握，由此取得的利益用于政府支付官吏的俸金。也就在这一年，皇帝又开始为京城和各地方的官署设置职分田，使其地租成为它们现任官吏的薪水的一部分；又设置了公廨田以提供官署的管理经费。这种以田地作特殊基金来支付官吏薪俸和办公经费的办法是取法于南朝的经验。[66]
作为获致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方法，在619年和624年的法律中，唐高祖恢复了由国家控制土地使用和土地分配的均田制度，这是在北魏时期建立的一种制度，后来在北朝和隋代都一直沿用。这个制度的细节将在本书下一章予以讨论，建立这个制度的用意是要根据成年男性纳税人的年龄和社会身份保证给他们一定数量的土地，并限制个人手中所拥有的土地数量和他们自由处理土地财产的权利。[67]与此同时，政府还建立了一种直接税制，即租庸调制，它规定每一个登记在籍的纳税人都得支付一定数量的谷物、布匹，并定期服劳役。可是在唐高祖时期，租庸调制在全国的实施程度和贯彻这一税制的阶段尚未充分弄清楚。但应该注意，唐高祖的基本财政政策是严格模仿北朝的，因而不太重视非农业部门的经济。在中国南方已司空见惯的货币税，也没有起多大的作用。这整个制度对所有纳税人的税务负担采取一刀切的办法，而不管他们的实际处境和他们所在地区的实际情况如何。[68]
自从汉代灭亡以来，隋代第一次试图给中国北方提供一个可行的货币制度，但事实证明，它是很不够的；在隋朝后期随着公共秩序的瓦解，伪造货币之风十分猖獗。其结果是，人民使用各种商品以取代钱币。621年，皇帝开始铸造其大小、轻重和成色都划一的新铸币。新币取名为开元通宝；终唐之世它都是法定货币。[69]
虽然在8世纪以前唐代并未对商业课税做过系统的努力，但从唐王朝建立之初它即对贸易实行严格的控制，特别对首都和各州城这些大市场更是如此。除了从隋代传下来的长安的三大都会市场以外，皇帝还命令各州及都督府自设官办市场。为管理京师和地方大城镇市场所设的官被称为市令；市令负责维持秩序，登记所有商店，监督度量衡，决定批准的价格表，保证出售货物的质量。[70]
唐高祖也继续实行隋朝的发展水利和运河体系的政策。624年在陕西建成了一套给水系统，它引黄河水浇地8万多英亩，次年在陕西建造了一条漕运运河，它有助于京城的物资供应。[71]
法典的编定
当唐高祖最初起兵太原时，他颁布了一系列宽厚法令以缓和隋炀帝那一套严刑峻罚；而在617年攻取了大兴城以后，由于他想赢得城内人民的忠顺，他迅速公布了一套只有12条条款的很简易的法令，大约是仿汉高祖的约法三章，作为其新王朝开始的一种宽厚姿态。这些法令减少了处死的罪行，只限于凶杀、暴力抢劫、开小差和叛逆等行为。[72] 618年正式建国，他立即增加了53条法令，它们都是取自隋文帝的开皇行政法与刑法，取代了后来隋炀帝的严苛而繁杂的法律。[73]隋律是581年“新法”（完成于583年）的修订版，它的渊源很多，分别来自北魏、晋、北齐和梁朝的法律。也是在618年，皇帝任命了一个高级委员会来编纂唐王朝的大型刑法和行政法法典。它于624年阴历三月呈上御览，四月份颁行天下，被称为新武德律；它极像开皇律，也包含有500条款。因此这部初唐律令大致上是经过隋代合理化处理三国南北朝时期的法律的成果，并无多少新内容。不过，这个委员会不仅包括隋代大理寺的原来正卿，也至少包括两位显赫的南方人，因此它也做了一些努力来吸收南方行政实践中的特点。[74]
除新武德律以外，呈交给皇帝的还有一套行政法——即30卷令；还有行政细则——即14卷式，它使高祖建立起来的新型政府和制度有了法律效力和一个标准的法典形式。正如皇帝在颁行它的诏书中所说，“永垂宪则，贻范后昆”。[75]在这一点上唐高祖确实是成功的：由他的委员会所起草的唐律，除了略有修订外，一直到14世纪都具有权威性，而且为越南、朝鲜和日本等国的第一部法典提供了样板。至于在中国本身，根据定期修订的法律精心制定行政法律程序的活动一直是唐代在下一个世纪所关注的大事。
考试制度和学科制度的建立
唐高祖究于何时重新推行隋朝的科举制度，这个问题尚不清楚，但是到了621年，竞争各种功名的士子已云集于京城应试。[76]可是，如果认为科举考试在唐朝初年有很大影响，那就错了。第一，那时中式的士子与唐朝全部官吏的数目相比为数极少。第二，虽然唐高祖时代有几位高官曾在隋代中过举，但那些在唐代中举的人当时还很年轻，在他们的宦途中开始时尚处于下僚。高祖时代的顶层官僚之所以取得这样的位望，通常是由于他们要么与皇室沾亲带故，要么在建立唐王朝的过程中曾建功立业。如果他们也有人有了功名，那纯粹是巧合。最后，贵族的权势还十分强大，许多官员是靠祖荫得的官。
为了满足那些想应科考的人，唐高祖在长安重开了隋代的三种学校，即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所有这些学校都着重教授经书。它们最后都受627年开办的国子监的管理。626年，它们总共只有学生342名，他们几乎都是皇室、贵族和品级最高的官员的子弟。只有最低级的四门学才除外，略有放松。[77] 624年，唐高祖下令在各州县一律设立学校。[78]
管理宗教集团的有力措施
在三国南北朝大分裂时期，道、释二教变成了颓废官吏阶层哲学的和宗教的主要寄托。这种宗教也在平民百姓中广有徒众，而且创立了道士、僧尼的巨大宗教社团。它们对历代的中央政权构成了日益严重的挑战，是由于以下几点：它们拥有巨大的物质财富、土地、寺院和庙宇，拥有珍贵金属所制造的圣物；宗教社团的成员实际上宣布不承担对国家、自己的家庭和社会的一切责任，因而使国家蒙受大量的人力损失；在寺院土地上作为农奴劳动的依附家庭和依附男女数目庞大。
随着隋代的重新统一中国，特别是在唐代，儒家思想又变成了官吏们关心的大事，因为他们现在正全力巩固他们在这新建立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权内的权力。释、道、儒为了取悦知识分子精英人物而展开了尖锐的争夺人心之战；在唐朝初年，这三方的代表人物经常在朝廷上展开激烈的辩论，由皇帝亲自主持其事。
621年和624年，太史令、中国的保守派代言人傅奕在奏疏中攻击佛教为外来的和有害的宗教，因为它把数以万计的男女都诱入不参加正常社会活动的歧途，因此他请皇帝在中国废除佛法。[79]唐高祖自然不愿对如此声势浩大的佛教进行干预，不过佛教和道教拥有日益增长的经济势力，这不能不使他像前人那样产生忧虑和担心。
直到626年阴历五月，皇帝才采取有效措施反对佛教，同时他也设法对道教组织实行了更大程度的国家控制。他限定了京城和各州的佛寺和道观的数目；在京城，他把佛寺的数目从120个减到3个；道观从10个减到1个。各州只许各设一座佛寺和道观。凡不真正属于宗教组织之僧尼，均应着令还俗。[80]这些指示几乎没有来得及付诸实行，因为它们在三个月以后撤销，那时李世民攘夺了政府的权力。唐高祖的丧失权力可能同他对佛教和道教采取高压措施有关。我们至少知道，李世民的随从人员在他掌权以前就曾在文字和口头上为佛教辩护，所以这足以表明，李世民及其一伙当时正在争取全国佛教信徒的支持。[81]
唐王朝与东突厥的关系
唐高祖之治的大部分时间都专注于国内事务和新王朝制度的建立工作。但是在唐代初年，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国内的敌手，而是来自一个外族政权——东突厥人。唐高祖充分了解唐王朝还处于军事软弱的地位，所以经常贿赂东突厥人不要侵犯唐朝领土，也不要他们帮助已宣布成为突厥附庸的那些叛乱者。他在位期间，给突厥可汗大量送礼是常例。但是，唐高祖的收买政策并不十分顺利，因为突厥人索贿的胃口越来越大。他们派往长安的使者并不尊敬皇帝，反而把京城搞得乌烟瘴气。其中有这样一个例子：唐高祖被迫允许东突厥的使节们刺杀了西突厥的曷萨那可汗；后者从前曾向唐王进贡，此时正在长安。不仅如此，东突厥人还勾结北方各叛乱者再次进犯中国。
在计划于619年初期进犯中国的前夕，始毕可汗死了。他的儿子尚未成年，因而由他的兄弟接任为处罗可汗——他不久于620年死去。处罗可汗由另一兄弟颉利可汗（620—630年在位）继位，此人在高祖年间和唐太宗初年被认为是唐王朝的大患。
622年，颉利率领号称15万人的大军进犯唐王朝原根据地太原，但被太子建成和李世民统兵击退。突厥人屡屡进犯京城长安的周围地区，形势变得如此严重，以致京师在624年后期不得不实行戒严。根据传统的记述，高祖曾认真地考虑把都城迁到更安全的地方以避突厥人之锋，他并且派过一个官员去勘察新都几个可能的地址。[82]次年，原已于622年解散了的十二个军又重新建立，以便对付突厥人的威胁。625年年中，颉利可汗又率大军再次攻击太原，使唐军受了很大损失。甚至在高祖统治的最后几个月内，东突厥还在攻打北方边境，因此皇帝不得不命令地方官员加固城垣，多挖护城河，严加防备。
虽然唐高祖历来受到后世种族中心论的中国历史学家的严厉批评，说他在唐朝初年屈从于突厥人；虽然他的收买政策未能挡住突厥人接二连三的进犯，但他确在王朝危急的时期成功地买得了安全。这个喘息时机，首先使唐军在进入隋都时免除了腹背受敌之虞，后来又使唐军巩固了在陕西的力量。它还使唐朝能够在太子建成的指挥下开始筹划北方边境的防御工作，这虽然不能完全阻止突厥人的入侵，却为汉人在唐高祖在位的余年坚强有力地抗拒突厥人的进犯打下了基础。
玄武门之变和内禅
与唐高祖逐鹿的群雄纷纷败于战阵，朝廷上也已形成一种相对稳定和宁静的气氛，这时以太子建成及支持他的幼弟李元吉为一方，以建成之弟李世民为另一方的早在战争时期即已潜滋暗长的仇恨终于表面化了，并且发展为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
建成和元吉两个人在正史上都被说得无甚是处。根据这些史书的记载，元吉酷嗜射猎，在战阵上反复无常，又是个好色之徒和一个虐待狂；太子建成则冥顽不灵，桀骜难驯，沉湎酒色。这些贬词至少是传统史料中这一时期的记载对他们故意歪曲的部分结果。例如，宋代大历史学家司马光（1019—1086年）就深知当时的实录对建成和元吉有偏颇不实之语。[83]
到了621年，李世民由于战胜了窦建德和王世充而声誉骤隆，太子建成则因大部分时间在北方边疆防御突厥人，未能树立同样的声望。也就在这一年，唐高祖把李世民的地位提高到全国其余一切贵族之上，命他掌握东部平原文、武两方面的大权，并且命他开府洛阳。李世民立即组成一个听命于他的约有文武官员50人的强大的随从人员集团，其中许多人来自东北部平原原来已被他消灭的敌人营垒；他开始向太子建成的高于他人的地位挑战了。[84]
李世民很可能也从其他方面威胁建成。621年他设立了自己的文学馆，其中有18位学士当他的国事顾问。文学馆的创办很可能提醒太子建成，世民有继登大宝的野心。[85]
从这时起，建成想方设法挖李世民的墙脚，把后者班子中的几个人调往别的岗位上去。[86]与此同时，他招募两千多名少壮人员来增强他在长安的力量，这支力量称长林兵，因为他们驻扎在太子住地东宫内的长林门附近。建成与他的反李世民的同盟者元吉还获得高祖后宫中许多妃嫔的支持，她们在不间断的宫廷阴谋中在皇帝面前给他们说好话。另一方面，李世民因有军务经常不在首都，他在长安城内和宫廷内部没能成功地得到支援。但他却在洛阳的军政官员中建立了支援的基础，以此来与太子建成在长安的优势相抗衡。[87]
最初，太子建成的策略进行得很得手。可是624年阴历六月，原任太子东宫侍卫的庆州总管杨文干谋反。据说，有人曾劝杨文干应为太子建成起兵并拥立太子为帝；是时太子正留守京城，唐高祖则住在离宫。阴谋被揭露，太子建成和杨文干分别从长安和戍地被召赴行宫。当高祖的使者到达时，太子建成拒绝了一位部属劝他夺取帝位的进言，反而前往行宫请求皇帝宽恕。可是，杨文干却举兵反叛。按照史书上的某些记载，唐高祖答允立李世民为太子，并派李世民和另外几位将领率兵去讨伐杨文干；官军一到，杨文干即为其部下所杀。
与此同时，太子的支持者李元吉、后宫的妃嫔们和宰相封德彝（封伦）等人成功地掩饰了整个事情的真相；而且尽管太子的几名顾问和李世民的至少一位随从都被放逐，李建成仍被遣回长安当太子。有些历史学家很怀疑李建成是否真正与闻这次事件，而且至少有一位现代学者相信，指控李建成的罪名是李世民及其同党罗织起来的。[88]
唐高祖曾想法缓和诸子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他试图让李建成和李世民脱离直接接触，并且曾作过某些微弱而不成功的努力以弥补他们之间的裂痕。但是，他陷入了宫廷内和朝堂上精心策划的尔虞我诈的交叉火网之中而不能自拔，每一方都设法诋毁对方，而唐高祖本人对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态度又极端摇摆不定，对他们的态度看来取决于他们各自成功地利用他的程度。同时，局势也急转直下，直到最后以兵戎相见。
到了626年，李世民对李建成和李元吉耍弄花招所取得的成就越来越惊恐不安，因为后二人意在使皇帝反对他，并且想挖空他的一帮人马。杨文干事件后不久，唐高祖得知李世民的觊觎之心日渐增强，他便召李世民进宫并明白地告诉他，他不可能从高祖本人那里得到什么帮助。[89]李世民的两个最重要的谋士房玄龄和杜如晦，已因建成和元吉玩弄阴谋而被开革。他的将军尉迟敬德被建成和元吉雇人行刺，几乎丧生，而当他后来被他们在朝中诋毁时又是经李世民说情才免于一死的。当突厥人于626年初入侵边境时，经建成提议，元吉被派往抗御突厥人；他随身带走了李世民手下最优秀的将军们和精锐士兵。建成和元吉并且厚赂李世民的关键人物，希望他们倒戈相向。唐高祖似乎并不反对他们搞这些名堂。最后，据说李建成想毒死李世民，虽然对行事的时间——甚至对这个事件本身——都一直有人争论不休。
一个时期以来，李世民的最有影响的官员们曾敦促他对他的两个兄弟采取强硬的立场。但是，他在制定进攻性策略时行动是缓慢的。可是，他谦恭下士，慷慨大方地笼络了洛阳地区的地方军事精英人物（豪杰），而且用自己的一干人马警卫着这个城市。可能他是在想，如果一旦被迫逃出京城的话，他可利用洛阳做避风港，或者用它作为反对建成和元吉的基地。
最后，刺激李世民采取行动来反对他的兄弟们的事件终于出现：据他的探子报告，他们计划在李世民送元吉出征突厥人之际将他杀害。这时，他秘密地把扮成道士的房玄龄和杜如晦召进他的营地以协助他制定计划，同时，他又贿买玄武门禁军将领常何，使之听命于己。玄武门位于长安北面城垣之中心，是出入禁城的要道。由于它地处冲要，所以禁军都驻扎在它的左近，以负责防止任何敢于政变的尝试。[90]
阴历六月初三，李世民谎奏说建成和元吉淫乱后宫。唐高祖即对此事进行按验。次日一早，高祖的一个妃嫔把李世民对他们的控告通知建成和元吉，他们便决定不去朝廷而径自去见皇帝求情，因此打马直奔皇宫，想为自己辩护。
可是正在这时，李世民领着12名[91]心腹部署在他此时已控制的玄武门阵地。当建成、元吉到达宫门入口处玄武门时，他们被伏兵袭击。建成被李世民砍死；元吉则被李世民的军官尉迟敬德所杀。建成和元吉的随从于是对玄武门发动攻击，但当两位被杀主子的头被拿来晓示众人时，他们的攻门努力便即刻瓦解了。
在玄武门之变的前不久，唐高祖表现了颇不利于李世民的态度：他曾允许把李世民的几个要员调走，同时他也默默地看着建成在京城发展部队，使它的人数明显地多于李世民的部队。[92]紧接着玄武门的事变，李世民派了他的可靠的将军尉迟敬德（即唐高祖前不久要处死的人）去向皇帝报告政变的结果。据说，在玄武门事件发生时，高祖正在宫内的湖面上划船。这时，尉迟敬德身穿全副甲冑荷戈而至（这一行动通常罪当处死），把高祖两个儿子的死讯告诉了他。李世民用了这一戏剧性的手法告诉他的父亲：唐廷内的潮流变了，他现在完全控制了局势。[93]
玄武门事变之后仅仅三天李世民便被立为皇太子，从他父亲手里接过政府的实际控制权。阴历八月初九，唐高祖可能是由于被胁迫而放弃了皇位，李世民便做了唐王朝的第二位皇帝（后来在中国历史上被谥为太宗）。与此同时，唐高祖被尊为太上皇。
唐高祖逊位之后，无论在事实上或名义上都变成了退隐皇帝，只偶尔出席宫廷礼仪。关于626年以后的年代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我们知道的很少，但是，当时事变所引起的创伤似未治愈。632年，监察御史马周上疏诉陈：年迈的高祖住在宫城西部狭窄的大安宫内；虽然它去太宗之宫咫尺，但太宗已经好久没有去省视他了。马周还进一步指责说，当太宗要去夏宫避暑时，高祖却被留在长安受热天的煎熬。[94]可是，后来太宗也要遨请高祖和他一起去避暑时，高祖谢绝了。太宗于是在宫城的东北面建造大明宫作为他父亲的避暑离宫，但高祖在施工期间却一病不起，而于635年阴历五月死去，没来得及住进他的离宫。另外一件事情也一定很重要，即唐太宗给他父亲建造的陵寝明显地小于他为他妻子所建造的宏伟的陵墓，他也打算把那里作为自己的安葬之地。这一举措的含义肯定对唐太宗的一位官员有所触动，他讥讽太宗为不孝。[95]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高祖是中国一切史书中最受贬低的一位君主。他的声誉之所以蒙受损失，第一是因为事实上他的统治时期很短，而且是夹在中国历史上两个最突出的人物的统治期的中间：他前面的统治者是大坏蛋隋炀帝，他后面的则是被后世史家视为政治完人的唐太宗。第二，已如上述，是因为他建立唐王朝的功绩被他的接班人精心地掩盖了。实际上，唐高祖举兵反隋时尽管已年过50，上了年纪，他仍然不失为一个有雄心壮志而又生气勃勃的和干练的领袖人物。有充分材料可以证明，他具有不凡的抱负，而且毫无疑问，恰恰是他策划了太原起事，并胜利地引导唐军进抵隋都。他对李密和东突厥人的外交攻势使得唐军能夺取大兴城，并且使得唐军能组织和加强在陕西的力量而无虞敌军的阻碍。后来，他的大赦、封官许愿和大加赏赐的政策，再加上李世民在战场上的胜利，有助于使新王朝取得很多必要的支援，并且促成了全国的重新统一。也正是唐高祖其人建立了初唐的制度和政治格局。武德之治，从任何现实标准来衡量，都算得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从其结果来看，唐王朝已经打下了坚实的行政、经济和军事基础。总而言之，唐高祖为他儿子的辉煌统治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
* * *
[1]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44年初版，在《陈寅恪先生论集》（台北，1971年）中重印时作了某些修订，见第109—117页。陈氏的论据不是最后定论，但他的论证非常有力，尚无人做出令人信服的反驳。
[2]关于根据近年来发掘的碑铭对于这些家族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可看冈崎敬《隋赵国公独孤罗墓志铭考证》，载《史渊》，83（1960年），第40页上有一张很明晰的系谱图。
[3]见布目潮风《杨玄感的叛乱》，载《立命馆文学》，236（1965年），第91—95页。
[4]见宾板桥《唐朝的建立：隋之灭亡和唐之兴起》（巴尔的摩，1941年），第79—80页。
[5]《资治通鉴》卷183，第5709页。见宾板桥《关于民谣中的李氏兴王之说》，载《美国东方学会学报》，61（1941年），第272—273页。
[6]见宾板桥《温大雅：唐代历史的第一位记录者》，载《美国东方学会学报》，17（1937年），第368—374页；罗香林：《唐代文化史》（台北，1955年），第1—29页；李树桐：《唐史考辨》（台北，1965年），第1—98、276—309页；福井重雅：《大唐创业起居注考》，载《史观》，63.4（1961年），第83—88页。
[7]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毛晋《津逮秘书》版（此下简称《起居注》），第1页。
[8]《起居注》卷1，第3页。
[9]同上书，第15页。
[10]正史和《资治通鉴》的传统说法，把这次行动归功于李世民。但温大雅指出，逮捕这两个副手的军队实际上是由另一位将军统领的，虽然他们名义上是归李世民节制。见《起居注》卷1，第9页。
[11]下面略举几位得到突厥人支持的主要叛乱人物：薛举、李轨、刘武周、窦建德、梁师都和高开道。另外尚有许多次要叛乱人物。
[12]根据正史，这事又涉及李世民。但李世民此时只是一个15岁的男童，而按照温大雅所说，恰恰是李渊带兵解了炀帝之围。见《起居注》卷1，第1页。又见宾板桥《唐朝的建立》，第49页注82。
[13]见宾板桥《唐朝的建立》，第99—100页；李树桐：《唐史考辨》，第217页。
[14]见布目潮风《李渊集团的构造》，载《立命馆文学》，243（1965年），第27—29页。此文重印于布目潮风的《隋唐史研究》（东京，1968年），第112—149页。
[15]根据温大雅的《起居注》卷2（第12—14页），李渊的军队为大雨所阻，当时他正在等候突厥人已答应送来的马匹，而且还担心谣传的刘武周计划对他太原根据地的袭击，所以他曾准备放弃他的远征，只是被他的诸子劝阻才未下达撤退命令。
[16]李密的传记，见《旧唐书》（卷53）和《新唐书》（卷84）及《隋书》（卷70）。关于他的政权，见布目潮风《李密在隋末叛乱中的动向》，载《史学杂志》，74.10（1965年），第1—14页；经增订收于《隋唐史研究》，第53—100页。
[17]《资治通鉴》卷184，第5743页。
[18]《起居注》卷2，第13—14页。据温大雅所述，在霍邑之战和唐兵夺取大兴城的整个战役中，李建成和李世民都是唐军的带兵将领。但是在两部《唐书》中，李建成被贬低，而突出了其弟李世民的作用。
[19]《起居注》卷2，第25页。
[20]《起居注》卷2，第27页。又见罗香林《唐代文化史》，第10页；李树桐：《唐史考辨》，第279—280页。
[21]见布目潮风《隋唐史研究》，第263页。
[22]例如可见《起居注》卷2，第16、23页。
[23]例如可见《旧唐书》卷69，第2521页；卷57，第2301—2302页；《起居注》卷2，第19页。
[24]《起居注》卷2，第15—16页。
[25]《资治通鉴》卷187，第5840页。
[26]传记见《旧唐书》卷55，第2245—2247页；《新唐书》卷86，第3705—3707页。
[27]传记见《旧唐书》卷56，第2280—2281页；《新唐书》卷87，第3730—3732页。
[28]传记见《旧唐书》卷55，第2252—2255页；《新唐书》卷86，第3711—3713页。
[29]传记见《旧唐书》卷55，第2256—2257页；《新唐书》卷86，第3714—3715页。
[30]传记见《旧唐书》卷54，第2234—2242页；《新唐书》卷85，第3696—3703页。
[31]传记见《北史》卷79，第2660—2664页；《隋书》卷85，第1894—1898页；《旧唐书》卷54，第2227—2234页：《新唐书》卷85，第3689—3696页。
[32]传记见《北史》卷79，第2654—2658页；《隋书》卷85，第1888—1892页。
[33]传记见《旧唐书》卷56，第2273—2275页；《新唐书》卷87，第3726—3728页。
[34]传记见《旧唐书》卷56，第2266—2268页；《新唐书》卷93，第3799—3801页。
[35]传记见《旧唐书》卷56，第2269—2270页：《新唐书》卷87，第3724—3725页。
[36]传记见《旧唐书》卷56，第2263—2266页；《新唐书》卷87，第3721—3724页。
[37]传记见《旧唐书》卷55，第2248—2252页；《新唐书》卷86，第3708—3711页。
[38]《资治通鉴》卷186，第5813—5817页。
[39]传记见《旧唐书》卷55，第2258—2260页；《新唐书》卷86，第3715—3718页。
[40]《资治通鉴》卷189，第5934页起以下诸页。
[41]全文见《册府元龟》卷83，第30—31页。
[42]《资治通鉴》卷186，第5834页。
[43]《旧唐书》卷57，第2293—2294页；《资治通鉴》卷187，第5861—5862页。
[44]《唐会要》卷56，第961页。
[45]见孙国栋《唐代三省制之发展研究》，载《新亚学报》，3.1（1957年），第39—41页。
[46]见筑山治三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大阪，1967年），第29页。对高祖及其子女婚姻关系的异常详尽的研究，又可见布目潮风《隋唐史研究》，第314—367页。
[47]见布目潮风《唐朝创业期的一个考察》，载《东洋史研究》，25.1（1966年），第3—15页。此文重印于《隋唐史研究》，第154—167页。
[48]见布目潮风《唐朝创业期的一个考察》；筑山治三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第15—33页。又见《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池田温所写的一章；崔瑞德：《唐代统治阶级的组成》，载芮沃寿、崔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年），第47—84页；韦克斯勒：《初唐政府中的宗派主义》，载《对唐代的透视》，第105页。
[49]传记见《旧唐书》卷57，第2285—2289页；《新唐书》卷88，第3736—3739页。
[50]见《资治通鉴》卷187，第5867页，司马光干脆称他为懦夫。
[51]传记见《旧唐书》卷63，第2398—2404页；《新唐书》卷101，第3949—3952页。
[52]传记见《旧唐书》卷57，第2289—2294页；《新唐书》卷88，第3733—3736页。
[53]传记见《陈书》卷28，第372页；《南史》卷65，第1589页；《旧唐书》卷6，第2363页；《新唐书》卷100，第3295—3926页。
[54]传记见《旧唐书》卷62，第2381—2382页；《新唐书》卷100，第3926—3927页。
[55]传记见《隋书》卷67，第1577—1584页；《北史》卷38，第1387—1393页；《旧唐书》卷63，第2406—2409页；《新唐书》卷100，第3931—3934页。
[56]传记见《旧唐书》卷63，第2409—2411页；《新唐书》卷100，第3934—3936页。
[57]传记见《旧唐书》卷63，第2395—2398页；《新唐书》卷100，第3929—3931页。
[58]布目潮风的《隋唐史研究》（第153—197页）对统治阶层进行过深入而充分论证的分析。
[59]可是，在他的文学馆中有很大一批南方人。见福泽宗吉《文学馆学士》，载《熊本大学教育学部纪要》，1（1953年），第40—44页。
[60]韦克斯勒：《初唐政府中的宗派主义》，第87—120页。
[61]据《唐会要》卷70，第1232页，627年有州360个。《资治通鉴》卷192，第6033页，开列了这一年的州名，但此表有许多不合理的情况，比如它包括了7世纪后期才建立的州，所以没有反映627年的真实情况。事实上，唐高祖时代甚至建立了更多的州、县，总数远远超过了隋代的一倍。《旧唐书·地理志》（卷38—41）很详细地反映了唐高祖年间地方行政的变化，但还没有哪一位学者试图重新整理出这一复杂而变动不定的情况。很清楚，有许多建置是在618年以后，但又约在624年后陆续裁撤，而在唐太宗的627年大加裁并。
[62]《唐会要》卷68，第1192页；《旧唐书》卷38，第1384页。后者说它们建于边境或战略要地。
[63]据《新唐书》（卷50，第1325页）说有261个府；《唐会要》（卷72，第1298页）说有361个府。
[64]《新唐书》卷50，第1324页。
[65]见杜洽《唐代府兵考》，载《史学年报》，3.1（1939年），第9—10页。
[66]见菊池英夫《关于南朝田制的一个考察》，载《山梨大学教育部纪要》，4（1969年），第1—44页。
[67]关于这个土地制度，可看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2版（牛津，1970年），第1—6页。关于这个问题的大量文献材料，见该书所开列的书目。
[68]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24—28页。
[69]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66—70页。
[70]见崔瑞德《唐代的市场管理》，载《大亚细亚》（新版），12.2（1966年），第202—248页。
[71]《唐会要》卷89，第1619页；《册府元龟》卷497，第7页。
[72]《旧唐书》卷50，第2133页；《资治通鉴》卷184，第5762页。
[73]《旧唐书》卷50，第2133—2134页。
[74]见仁井田陞《唐令拾遗》（东京，1933年），第12—13页。
[75]《唐大诏令集》卷82，第470页。
[76]《新唐书》卷44，第1163页；《唐摭言》（《丛书集成》版）卷15，第159页。见福岛繁次郎《唐代的贡举制》，载《中国南北朝史研究》（东京，1962年），第58—65页；戴何都：《〈新唐书〉选举志译注》（巴黎，1932年），第160页。
[77]《唐会要》卷66，第1157页；《资治通鉴》卷185，第5792页。
[78]《新唐书》卷49下，第1314页；《资治通鉴》卷185，第5792页；《唐大诏令集》卷105，第537页；《全唐文》卷3，第1—2页。
[79]《唐会要》卷47，第835页；《资治通鉴》卷191，第6001—6002页；见芮沃寿《傅奕与对佛教的抵制》，载《思想史杂志》，12（1951年），第33—47页。
[80]《唐会要》卷47，第836页；《旧唐书》卷1，第16—17页；《记古今佛道论衡》，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2，第381页。
[81]见芮沃寿《唐太宗和佛教》，载芮沃寿、崔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第245—246页。
[82]传统的史学家指出，经李世民劝阻，这一计划未付诸实施。见李树桐《唐史考辨》，第55—60页。
[83]《资治通鉴》卷184，第5738页《考异》；《资治通鉴》卷190，第5960页《考异》。
[84]布目潮风：《隋唐史研究》，第189—256页，特别是第218—249页。
[85]同上书，第217页起以下诸页；福泽宗吉：《文学馆学士》。
[86]布目潮风在他的《隋唐史研究》（第296页起以下诸页）中讨论了太子建成以下的这些安排。
[87]《旧唐书》卷69，第2515页。关于建成与世民敌对双方各拥有的支持者的问题，见陈寅恪的《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载《岑南学报》，12.6（1952年），第1—14页；章群：《论唐开元前的政治集团》，载《新亚学报》，1.2（1956年），第290页；李树桐：《唐史考辨》，第134—135页。
[88]有若干证据表明，太子建成是被诬枉的。见《资治通鉴》卷191，第5986页《考异》。李树桐走得更远，他认为传统记述都是唐太宗的支持者及后世史家——特别是许敬宗所精心编造出来的。可是在《隋唐史研究》（第276—281页）和《玄武门之变》（载《大阪大学教育部集录》，16 〔1968年〕，第29—32页）中，布目潮风反驳了这种看法，但他并未提出具体理由。
[89]《资治通鉴》卷191，第5990页。唐高祖告诉李世民说：“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耶！”
[90]见陈寅格《唐代政治史述论考》，第140—143页。
[91]按照布目潮风在《玄武门之变》中的说法，李世民所带领的人是12名，而不是传统记述中的9名。
[92]见傅乐成《玄武门事变之酝酿》，载《文史哲学报》，8（1958年），第174—175页。
[93]《资治通鉴》卷191，第6011页。
[94]《旧唐书》卷74，第2613页。
[95]《新唐书》卷97，第3871页；见韦克斯勒《天子的镜子：唐太宗朝廷中的魏徵》（纽黑文，1974年），第136—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