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 primat des rapports de production sur les forces productives
这个论点是绝对根本性的，它可能是社会主义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某一部分的关键所在，因此必须让事情尽可能清楚。
为什么是尽可能清楚而不是完全清楚？为什么要有这个限制，要有这种保留？因为：
1. 事情本身并不清楚，而且由于他们亲身经历了的那段历史，不少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很难在自己头脑中把它搞清楚。
2. 除了这段历史所造成的迷乱之外，还因为他们受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本质上是“经济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停地向他们灌输（甚至强加）虚假的显而易见性，即一切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特别是取决于“科学和技术的迅猛发展”，取决于我们将要见证的“奇迹般的突变”［原文如此］。
3. 因为，说来遗憾，马克思的有些文本极其含糊不清，其中（不用过多列举）首推1859年的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个文本一直以来都是第二国际和斯大林的圣经。
4. 因为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很难通过一种得到精心设计的完美形式陈述出来，因为这样做需要努力和时间。
作出这些说明之后，我要以明确的形式将这个论点表述如下：“在构成了某种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特定统一体中，是生产关系在现有生产力的基础上并在它规定的客观限度内起决定作用。”
这马上就会遭到口诛笔伐。所以还是让我自己来展开这场论战吧。
确实，马上就会有人用马克思的著作来反对这个论点。首先是用《哲学的贫困》（1847）中那句众所周知的话。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与水推磨相应的是封建制度，与蒸汽机相应的是资本主义[1]。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是生产力依照其“发展水平”为自己生产出其生产关系，即与那些生产力完全一致的生产关系。一切生产力的革命，都会造成与先前生产关系的不相适合，从而会引起生产关系的革命，以使新的生产关系与新的生产力之间获得新的（完全一致的）相适合。
这些都清清楚楚地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该“序言”于1859年由马克思本人发表，因此可以认为其中的观点为他本人所认可）。我以狄茨（Dietz）出版社（《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3-14页）的德文文本为基础，将“序言”中最重要的段落翻译如下：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2]
一个细节：文中的斜体[3]不是马克思所为，而是我本人所为，大家稍后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一个说明：问题不在于对这个如此简短的、必然是极其浓缩的文本进行不合时宜的指责。可是，我们会注意到，这个文本既没有明确地提到国家，也没有明确地提到各社会阶级，甚至没有哪怕隐含地提到阶级斗争。然而《共产党宣言》早就断言过，阶级斗争在全部人类历史中，特别是在“社会革命”中起着“火车头”[4]的作用。但“社会革命”在这里只是在论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时被提及。不能将这种奇怪的沉默仅仅归之于表达上简洁的需要。
另一个说明：这个文本实际上是马克思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唯一文本，正因为如此，它才成为经典。斯大林在其《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了它。而与此相反，据我（有限的）了解，列宁在其思考和行动中，从来没有把这个文本置于核心位置，也从来没有把它当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圣经（哪怕是极其简要的圣经）来推荐。他只引用过其中一些无可争辩的段落。
最后一个说明：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中我们得知，出于偶然，马克思曾在1858年带着惊叹“重读”了黑格尔的《大逻辑》[5]。在我看来，《大纲》[6]（其注明的写作时期是1857—1859年）中表现出来的黑格尔的影响，在这篇“序言”中是非常明显的。我想提醒大家，八年之后，《资本论》发出了完全不同的声音。
以下就是我的论证。
我用斜体标出来的那些说法总体上属于黑格尔的哲学，任何人只要稍微读过一点黑格尔（特别是他的《历史哲学》，尤其是其“绪论”），就会清楚地注意到这一点，并且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要明确指出：这不仅是对黑格尔术语的借用，而且就是对黑格尔的观念的重复，除了一个重要的差别之外，实际上没有任何不同。那些黑格尔的术语总体实际上构成了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正是按照黑格尔的观念起作用的。
这个观念就是异化的观念，它通过形式与内容之间相适合和不相适合（或“矛盾”“对抗”）的辩证法表现出来。形式与内容之间的不矛盾（“相适合”）和矛盾（“不相适合”）的辩证法，以及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在黑格尔那里，是理念的发展环节）的辩证法，不折不扣地是黑格尔式的。
这个文本中属于马克思的概念，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社会形态。这些概念占据了黑格尔下列概念[7]的位置：理念的环节的内容、内在性—对象化、内容的发展形式、“民族”。新的马克思主义概念简单地替代了黑格尔的那些概念。它们都通过内容与形式之间由不矛盾到矛盾的异化这一黑格尔的辩证法而起作用，因此它们的理论基础就是黑格尔的观念。
黑格尔的这种观念想用“历史上的每个民族”代表理念的每一个发展环节，而各环节的内容在旧“民族”得到发展的旧环节内部成长起来，正如一个果仁的果核，在特定的环节，新的内容（果仁）与旧的形式（果壳）发生了矛盾，于是就使果壳爆裂，从而为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形式（新的果壳）。[8]黑格尔把这个过程思考为内容在其自身形式中的外化—异化：在这些形式的内部，一个新的果核、一个新的果仁（理念“发展”的新的“更高的阶段”）在重新形成，先是胚芽，然后越来越坚硬，接着它会与现存形式（果壳）发生矛盾，于是这个过程不断继续下去，直到历史终结，最后的矛盾得以解决（对黑格尔来说，这种解决是通过将法国大革命与德国的宗教感情——这种宗教感情因他本人的哲学而变得神圣——统一起来而实现的）。
回到马克思的这个文本，我们会发现完全相同的图式，物质生产力循序渐进的、向“更高”阶段的发展，取代了理念发展的各“阶段”或各“环节”的发展。我们在这里还会发现这样的论点：生产力（发展）的每个阶段必须在现存生产关系留给它的空间内发挥出其全部的潜能，直到出现了对于这些生产关系来说致命的矛盾，即作为形式，这些生产关系不再有“足够的空间”去容纳新的内容，等等。此外，我们在这里还发现这样一种合目的性，它使社会形态中的每一个时刻[9]都孕育着将要取代过去的未来，它引出了下面这个著名的论点：“人类（奇怪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仿佛天意一般，他们解决任务的手段每次都已经准备停当，唾手可得。最后，我们在这里还发现这样一种合目的性：生产方式“循序渐进的”直线演替，会导致阶级社会走向终结。第二国际的进化论（斯大林重复了它）将从这种合目的性中获得其莫大的乐趣。既然一切都似乎已经通过内容（生产力）与形式（生产关系）之间先“相适合”然后又相矛盾的游戏得到了解决，那么，全然不提阶级斗争又有什么可惊讶的呢？
再重申一遍，问题不在于［指责］马克思写下了几行特别含糊不清的文字，甚至还出版了它们（然而他却没有出版其他更可疑的文本，比如《1844年手稿》[10]或甚至《德意志意识形态》）。因为，《资本论》虽然在字面上还有一些（但为数不多）不当的提法，但在其精神实质的最深处，它是彻头彻尾反黑格尔主义的。事实上，在《资本论》中：（1）马克思完全不再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思考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2）得到强调的是生产关系，其优先性得到了无可争辩的确认。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为工人运动的历史记下一个特别重要的历史事实。我在这里提供的仅仅是一个要素，它最终只不过是一个症状，但我认为它相当重要，值得思考。
我们看到，在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史上，1859年这篇著名而又不幸的“序言”，对某些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真理[11]，但却被另一些人完全搁在一边。换言之，我们可以通过仔细考察对如下问题所作出的回答，来书写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史，这个问题就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中，究竟应该给哪个要素以理论上和政治上的优先性？
有些人（通过他们的文本和行动）回答说：应该给生产力以优先性。他们大多数是第二国际的领袖，以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为首，后来则有斯大林。
另一些人则（通过他们的文本和行动）回答说：应该给生产关系以优先性。他们是列宁和毛。列宁和毛领导他们的共产党取得革命的胜利，绝非出于偶然。
我只想提出下面这个问题。如果列宁和毛真的照字面意思接受了“序言”中的核心论点：“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如果列宁和毛真的接受了这个论点，他们怎么可能最后成为党和群众的领袖并领导社会主义革命获得胜利呢？
考茨基正是用这个论点来反对列宁，指责他在一个落后的国家“过早地发动革命”，而这个国家的生产力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还“不宜”（通过列宁这个可恶的唯意志论的政变者）接受显然“早熟的”生产关系……考茨基甚至可以补充说（或许他真说过，应该去查查看），俄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刚摆脱了尼古拉二世的束缚，还远没有在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发挥其全部的潜能，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沙皇制度崩溃之前就已经非常发达了。
那么中国呢？1949年革命时，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于1917年俄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该怎么说呢？如果考茨基当时还活着的话，他可能会更严厉地斥责毛为“唯意志论的政变者”……让我们搁下这个仍然棘手的问题吧，这不仅是因为我们能远距离地感觉到，在大跃进[12]中、在随后毛的被排挤中、在毛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新掌握权力的过程中，有些东西在中国变得有争议了。在我看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谁具有优先性这个问题，必定在其中又一次发挥了某种作用。
还是谈谈离我们更近的、我们更了解的事情吧。不是谈“个人崇拜”，而是谈谈斯大林的政策，它大约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并在后来被毫无保留地顽固遵循着。我并不认为斯大林在1938年逐字逐句地重复马克思1859年“序言”中的那些论点是出于一种偶然。
毋庸置疑，我们可以这样来描绘斯大林的政策（因为从1930年到1932年的“转折时期”开始，斯大林是唯一能最终作出决策的人）的特征，说它是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的优先性的政治后果。从这个方面来同时考察斯大林的计划化政策、农民政策（他曾通过农民给党施加影响），乃至一些令人惊愕的提法，会非常有意思。那些提法，比如把“人”称为“最宝贵的资本”[13]，显然仅仅是从劳动力方面来看待人，也就是说，把人完全只当作生产力的要素（由此我们想到与此相关的斯达汉诺夫运动[14]）。
当然，我们可以为这个政策辩护，说有绝对迫切的需要，让受到帝国主义包围和侵略威胁的苏维埃俄国发展生产力和重工业，使它能够应对可预见（因为几乎不可避免）的战争的考验。当然，我们还可以说，在这种紧急关头，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只能由农民阶级来负担，而且是几乎“不择手段”才能完成，等等。当然，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当年参加1917年革命的工人阶级的最主要的部分，已经在公开的和隐蔽的内战中牺牲了，在那些年里，农村到处都是隐蔽的内战，许多工人战士就在农村被直接杀死了，而在经过这些大屠杀和多年的饥荒之后，斯大林的党不可能还是列宁的党。我同意这些说法。
但我还是禁不住要提出那个一直困扰着我的问题，因为它也一直困扰着我们所有的人，这个问题就是：难道斯大林（正如他1938年的文章所证明的那样）不是回到了列宁之前的政治，回到了第二国际的政治传统——即认为生产力优先于生产关系的政治传统——中去了吗？尽管存在着所有的客观困难，难道另一种政治是不可能的，在很长时间都一直是不可能的，直到预定的政治逻辑强过所有的东西，并引发了我们后来所知道的一切吗？即在战胜纳粹主义的同时，又产生了在方法上和规模上都骇人听闻的系统性大屠杀（其他的就不说了）。
既然我已经进行到了这一步，即一方面，我非常清楚自己就那些仍然超出我们理解能力的事件所提出的解释多么微不足道；另一方面，我也非常清楚自己所冒的风险是什么；那么，为了回到苏共二十大之后的苏联，为了重新思考在计划化问题、计划化的“自由化”等问题名义下讨论过的全部棘手难题，我要问的是：从这方面看，当今的苏联，一旦不再有斯大林政策中的对警察的滥用，难道就不会沿着同样的强调生产力的优先性的政治走下去吗？一切来自苏联的可读材料，一切我们可获得的与苏联人进行的谈话，还有赫鲁晓夫提出的未必确实（后来没有遭到否认）的论点——其中一个论点是，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被超越了，苏联正在进入共产主义……建设时期；另一个论点是，与美国进行的经济竞赛会决定社会主义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命运（著名的“土豆烧牛肉的社会主义”的故事：只要“他们”看见我们所生产的东西，“他们”就会被社会主义争取过来！）——，所有这一切都发人深思，我们禁不住要问：苏联要往哪里去？它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吗？
我要回到我关于生产关系优先于生产力的命题。要对这个问题表态，需要进行大量的理论加工工作：要知道——不仅就某种特定的生产方式而言，而且就一种社会形态而言（因为在一种社会形态中，存在着多种生产方式，其中这种或那种生产方式占据着统治地位）——什么是生产力，什么是生产关系；还要知道处于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发生了什么变化，因为帝国主义阶段给这个“统一体”的问题补充了一些额外但并非次要而是本质的规定性。比如说，为什么不这样来看：1917年俄国革命，以及中国革命，之所以在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最薄弱的环节”爆发，恰恰是因为那些最薄弱的环节正是被称之为帝国主义的链条上的最薄弱环节？为什么不这样来看：在技术落后的国家里取得了胜利的那些革命，之所以一直能、并且现在依然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缩小它们生产力的差距，恰恰取决于全球生产力的状况，特别是全球在技术方面非常先进的状况？
正因为如此，在仔细考虑了这一切之后，为了不让人认为我在向唯意志论的冒险主义理论倾向让步，我曾写下并且现在要重申：不能无条件地，而只能在现有生产力的基础上并在它规定的客观限度内援引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优先性。这是因为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事实的限度本身也是具体的，也就是说取决于具体的条件）：现代生产力的最重要的部分，即处于最高发展水平的技术，今后将供所有国家使用，这些国家一旦革命胜利，就可以利用那些技术在从前不可想象的条件下缩小自己在生产力方面的差距。在1917年到1941年间，苏联已经对此作出了证明。中国也对此作出了证明，原子弹只是一个代表性的标志。
关于我们所知道的那些革命之间的差异，还有许多其他要考虑的地方有待在理论层面上展开讨论。1789年大革命之前，法国的资产阶级不仅已经发展了自己的生产力，而且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关系。
俄国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在二月革命前也是这样。对中国的资产阶级也可以说同样的话。但无论是俄国革命还是中国革命，资产阶级革命都只有通过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才有可能，而后者马上就使无产阶级革命超越了资产阶级革命。同样的事情不会在我们这里上演，因为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发生过了。从前，在“封建社会形态的内部”实际上“长出了”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的强大要素，而与在封建社会形态中所发生的情况相反，在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内部，没有任何地方发展出了有丝毫重要性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要素（原因就不必说了）。无论与俄国还是与中国相比，那种要素都没有更多地出现。因此，在我们这里，革命必将以一种不同的形式发生，它得不到资产阶级的丝毫协助和赞同，而只能得到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资产阶级的受害者的协助。
* * *
[1]参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前引，第602页：“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这里阿尔都塞把“手推磨”写成了“水推磨”，把“蒸汽磨”写成了“蒸汽机”。——译注
[2]参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前引，第412-413页。——译注
[3]根据本书体例，除非是著作名，其他作为强调形式的斜体在中译时一律改为黑体。——译注
[4]“火车头”原文为“moteur”，也译为“原动力”，参见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前引，第161页：“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译注
[5]即《逻辑学》。——译注
[6]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这部手稿于1939年和1941年在莫斯科第一次以德文原文发表时，编者加上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标题，从此它就以《大纲》闻名于世。阿尔都塞说它注明的写作时间是“1857—1859年”，可能是把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也包括了进去。——译注
[7]谈到马克思的概念时，“概念”原文是“concepts”，谈到黑格尔的概念时，“概念”原文是“notions”，关于这两种“概念”之间的区别，参见第77页译注。——译注
[8]这个形象化的比喻出自黑格尔。［关于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辩证法中黑格尔观念残余的批判性分析，还可参考阿尔都塞《矛盾与过度决定》（以往被译为《矛盾与多元决定》）一文。关于黑格尔果核果仁的比喻，也可参见这篇文章的注释，见《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78页注释：“关于果核，参见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绪论》。他说：对于伟人们，‘应该称他们是英雄，因为他们的目的和志向不仅来自于平静的、安定的、为现行制度所接受的那些事件的进展，而且导源于人们还不知其内容的、尚未达到现实存在的内在精神，这种隐藏的内在精神冲击着和打破着外部世界，因为它不是同这一果核相适应的果仁’。这是关于果核、果肉、果仁的长篇故事中的另一种有趣的说法。这里，果核起着包裹果仁的‘外壳’作用，果核在外面，果仁在里面。果仁（新的原则）最终要冲破旧果核，因为旧果核对它已不再适应（这是旧果仁的果核……）；果仁要求有自己的果核，即新的政治形式和社会形式；等等。”译文有修改。另外，黑格尔的那段话，参见《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27-28页。另外也要注意，这里所讲的“果仁”“果核”“果壳”的关系，与《矛盾与过度决定》一文中的表述稍有不同。--译注］
[9]“时刻”原文为“moment”，与前文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环节”为同一个词。——译注
[10]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译注
[11]“天经地义的真理”原文为“la Loi et les Prophètes”，源自希伯来圣经，直译即“律法和先知”（指“摩西津法”即“摩西五经”和“先知书”即希伯来圣经的第二部分）。——译注
[12]“大跃进”原文为“le Grand Bon en avant”，其中“Bon”（好的）为“Bond”（跃进）之误。——译注
[13]参见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6页：“最后，应该了解，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译注
[14]指苏联早期以斯达汉诺夫命名的社会主义群众竞赛运动。顿涅茨矿区采煤工人斯达汉诺夫在1935年8月30日创造了一班工作时间内用风镐采煤102吨的记录，超过定额13倍。这一事迹，在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得到广泛传播，形成了“斯达汉诺夫运动”。——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