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production des rapports de production et révolution
关于这个宏大的主题，我们只有寥寥数语。希望大家原谅我们以这寥寥数语所作出的推断，同时也原谅它极端的图式化。[1]
一、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现在，我们已经以一种非常粗线条的方式，明白了什么是生产方式。我们懂得了必须把自己提高到再生产的观点上来，才能理解建立在生产方式这个下层建筑或“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法—国家—意识形态）的存在和它的运行。
不久以前，我们曾在这方面追随一些经典文本，重复并发展了其中一些观点，但我们现在发现，与那些观点相反，通过关于大厦的地形学的空间隐喻，来表述下层建筑与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不够的，尽管这种将大厦分为不同“层面”或“层级”[2]的地形学表述可以带来很大的好处，在某些情况下还是无法替代的好处。
我们深信，要领会上层建筑的“功能”和它的“功能的发挥”[3]，就必须把自己提高到生产条件再生产的观点上来。
事实上，只考虑经济的下层建筑的机制（我们这里只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能说明生产力（包括劳动力）的条件的再生产，却完全无法说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然而，我们知道，构成某种生产方式特征的，归根到底是“它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4]”（马克思语），而由于交换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函数[5]，所以最终构成某种生产方式特征的还是生产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提出以下这个非常简单的命题：只有当生产条件的再生产得到保障时，一种生产方式才能持续存在下去，而在生产条件的再生产中，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又起决定作用[6]。
然而，是上层建筑保障着这个再生产的条件（通过镇压性国家机器）和这个再生产本身（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由此，在我们看来，整个上层建筑都被集合、集中到国家周围，而国家在这里以两种面目出现：作为阶级镇压的力量和作为阶级意识形态化的力量。由此，同样，在我们看来，要把意识形态（我们此前曾倾向于把它当作一个与法律—政治的“层级”截然不同的“层级”）本身和国家联系起来，并要在那个涵盖了其复杂多样性的统一中，把它思考为国家的意识形态。
如果确实如此，那么，由一定生产方式（在当前要考察的情况中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着的某种社会形态的“延续”的难题，就取决于保障这个再生产的条件和这个再生产本身的上层建筑的“延续”，也就是说，取决于作为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统一体的阶级国家的延续。
二、什么是革命？
在这些条件下，一切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要么认可国家的解体（国家也会因蛮族入侵之类的“意外事件”而被推翻，但在这点上我提出了一个很不完整同时也很不牢靠甚至是可疑的假设），要么是通过掌握国家政权而颠覆现有国家（即掌握其机器并替换它们）的后果，也就没有什么可惊讶的了。因此，政治斗争不可避免地围绕国家而展开：这完全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框架内，就有资本家为了保持国家政权并巩固（包括通过改革的方式来巩固）国家机器的阶级斗争，［以及］[7]无产者为了掌握国家政权，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在无产阶级专政形式下代之以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阶级斗争。
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社会革命在于夺走统治阶级手中的国家政权，即剥夺统治阶级对保障现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国家机器的处置权，以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并通过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建立新机器既费时又费力）来保障新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严格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有：1789年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1917年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1949年）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等等。
然而，也存在宽泛意义上的革命。它们不影响生产关系，因而也就不触动国家政权和整个国家机器，而只是触动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宽泛意义上的“革命”有：1830年和1848年法国的革命。
它们的作用在于对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行革命”[8]，说得更明确一点，就是在1830年用路易-菲利普的议会君主制代替查理十世的君主立宪制，在1848年又用议会共和制代替路易-菲利普的议会君主制。所以这只是在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方面发生一些改变，当然，与之配套的还有比如说在学校等其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方面的一些改变。显然，这些“革命”只不过是两个步骤的后果，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通过这两个步骤，清除了土地贵族在国家领导层的政治代表：总之，这是统治阶级大家庭内部的阶级斗争。
相反，12月2日的政变[9]，虽然在形式上也是这种类型的“革命”，但它根本配不上革命之名，因为它是由少数个人以一己之力完成的阴谋事件，而不是人民群众行动的结果。在这方面，继墨索里尼、希特勒和弗朗哥之后，只有贝当厚颜无耻地把自己职业生涯结束时在纳粹军队面前的军事失利给他带来的政治晋升称为民族“革命”——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显示了模仿者的奴颜婢膝（不能把这种模仿者当成概念意义上的模仿者）。相反，还是有文化修养且小心谨慎的戴高乐在政治上“老练”，没有把自己1958年5月13日的政变说成是“革命”。然而，从形式上看，它也是一场“革命”，因为它像贝当的“革命”一样，改变了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某些重要的东西：把议会贬低为橡皮图章式的机关[10]，把普选贬低为全民公投。
但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内部的事务，因为（到目前为止）“个人权力”从来都只是不可触犯的资本家阶级的国家专政的变种，它适合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帝国主义。
因此，让我们回到严格意义上的革命：通过摧毁国家并打碎其机器而改变现有生产关系的革命。
我们很容易理解：一种生产方式，如果只有当对其基础（即生产关系）进行再生产（再生产=延续）的条件加以保障的国家机器系统得到延续时才能延续，那么，要中断这种生产方式的再生产（=延续=存在）条件，并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就必须对这套国家机器系统发起进攻，并夺取国家政权。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是在保障着新的生产关系（换句话说即新的生产方式）的再生产（=延续=存在）的新国家和新国家机器的保护下完成的。当发生的是社会主义革命时，这个新的国家就转到掌握了国家政权即控制了国家机器的无产阶级及其同盟的代表手里，而这个国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
这个纲要简单、清晰、有说服力，但它流于形式。因为我们知道，革命地掌握资产阶级国家，消灭它，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取代它，不是单纯的逻辑推理的后果，也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旧体系单纯衰竭的后果，而是群众的阶级斗争的后果。用毛泽东的正确提法（这个提法非常有力地概括了马克思和列宁的一些论点）来说，这场斗争只能是一场阶级的持久战。不久前我们已经提到过保证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取得胜利（可持续的胜利）的绝对条件，但我现在想就这种阶级斗争的特殊条件之一补充几句。
三、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两个对象
我们要再次提醒自己注意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的区分，注意它们运行模式的差异（镇压性机器首要地通过暴力发挥功能，意识形态机器首要地通过意识形态发挥功能），并且注意这样一种区分：只存在单独一种镇压性国家机器，然而却存在复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注意到这些区分和差异，小标题中的提法就是不可理解的。
通过这些不同的区分，我们可以提出一个论点，它分为两点：
1. 国家的坚硬果核是它的镇压性机器。理所当然，这个机器被赋予了“经受一切考验”的实力和抵抗力。
这个果核的果核由实行镇压的准军事部队（警察、共和国保安部队等）和军队构成（包括帝国主义兄弟国家的军队，他们一旦听到求助的“呼喊”，很容易就会越过边境）。这是终极果核，“最后的堡垒”，因为对于统治阶级来说，这是它最后的论据，纯暴力的终极理由[11]。
说它是果核，还因为它最结实，它本身服从于一个铁的纪律（“军队的主要力量来自纪律”[12]），服从于最严酷的内部镇压（逃兵和反叛者要被枪毙）。每当这个果核本身失控、分裂、瓦解（就像1917年俄国在战争和失败的极度痛苦的打击下那样），国家就会失去最后的依靠（只剩下兄弟国家的军队：见1917—1918年法国、英国、捷克和其他国家的军队对俄国的干预）[13]，变得岌岌可危，摇摇欲坠。
这个终极果核会被另一个完全是内在的弱点击破：当它不是一支职业军队时（注意，戴高乐赞成要有一支职业军队，而反对饶勒斯1889年恢复的传统[14]），它就由“入伍新兵”[15]组成，也就是说，由来自于人民的二等“士兵”组成。这些士兵可能会“拒绝开火”，就像“17团的勇敢战士”[16]在14日战争之前面对南方葡萄种植者那样；或者会“拒绝前进”[17]，就像阿尔及利亚军队中的那些“小伙子”一样，在一些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时，把自己的军官“关押起来”。但总体说来，警察、共和国保安部队和军队都能经受得住考验。除非战争失利或者发生革命，它们虽说未必不可动摇，确也极难对付。
2. 相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要脆弱得多。
由于它们实现了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存在，但却是以分散的序列（每一个序列都是相对自主的）实现这种存在；由于它们通过意识形态发挥功能：所以，那场持久战，即最终能够推翻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也就是把国家政权从掌握着它的统治阶级手里夺取过来的阶级斗争，有很大一部分要在它们的内部并在它们的形式的制约下展开。[18]
众所周知，“正常”时期，要在镇压性国家机器即警察、军队乃至行政部门中展开阶级斗争，即便不是几乎没有希望，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限制。相反，在诸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展开阶级斗争，既有可能，又很重要，而且能走得更远，因为战士和群众正是首先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获得自己的政治经验，然后再把它“贯彻到底”的。人们正是在意识形态中获得对自己利益的意识，并将自己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的——马克思这么说并非出于偶然。[19]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用稍微明确一点的语言，把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的这个天才的直觉表达出来。
确切地说，我希望就这种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进行的阶级斗争展开几点说明。但是，为了不给读者在思想上造成混乱，必须提醒大家注意几个基本的事实。
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是资本主义剥削关系
我们已经谈论过工人组织在政治的和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阶级斗争。我们捍卫了这个经典论点：政治的阶级斗争应该深深地植根于经济的阶级斗争即“为了各种具体物质要求”而进行的斗争中。关于这一点，我们谈到了一些企业，在那种情况下，也就是谈到了一些资本主义企业。
那么，让我们从1969年法国企业中所发生的事情出发，以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了要给某些事情以科学的解释，是如何考虑到这些事情的所有复杂性的。
1969年的法国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这个事实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法国以占统治地位的方式发挥功能，因而（发生在企业中的）生产，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统治和支配着。这些生产关系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剥削关系。
这一点以经验的方式具体表现在以下事实中：建筑物（比如工厂）、在企业里被加工的原料（它们可能已经是半成品等）、机器工具等等，总之，上述企业的生产资料，都属于它们的资本家所有者，资本家可以通过自己本人，也可以请一个雇佣的经理，来管理企业的生产。
这一点同时还表现在以下事实中（说同时，是因为这完全是一码事，只不过这次是从无产者的角度来说的）：企业按天、按星期、按月（这种情况更少见）“招募”一些工人（以及其他非工人劳动者：打字员、会计、工程师、管理人员等等）作为雇佣劳动者。而雇佣劳动者就是这样的个体，他不占有生产资料，仅凭“自己固有的资料”（自己的双手）什么也生产不了，因而只能把自己双手的使用出卖给正好拥有生产资料的企业所有者。
一旦理解清楚了这种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造成的基本状况，剩下来的就是要理解，为什么它们同时又是剥削关系。
说它们是生产关系是因为，如果这些“自由的”劳动者不与生产资料“发生关系”，就根本不会有生产。对我们或他们来说不幸的是，生产资料不会自动发挥功能，它们（就像上帝一样）需要人，但不是随便什么人：它们需要合格的[20]人（特种工、专业工人、P1、P2、P3[21]；“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工程师等等，包括组织生产的“乐队指挥”[22]，这个指挥可以是资本家本人，也可以是他的首席“经理”）。
但这些生产关系同时也是剥削关系，而且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特殊的剥削关系，它以剩余价值的形式榨取剩余劳动。
这些生产关系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当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过程同时也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时[23]，他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基础”，物质基础，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物质条件，而且就是这种生产方式的物质存在本身。剥削过程就是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发生的。没有这个剥削的物质基础，没有这个等同于剥削关系的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没有资本主义。这一点必须重复再重复：因为有一阵子，有些异想天开的人从我们这里得出一些无政府主义的陈腐观点，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化约为压迫，或者更糟糕的是，化约为……“权威”！
我刚才谈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存在本身。但通过这种分析步骤更细致地去观察这些东西，就会发现：所谓存在，就是延续，也就是通过时间而持续存在，因而也就是生产条件的再生产，并且首先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一切，正如我们知道，恰恰是在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这个层面，国家机器（镇压性机器和意识形态机器）干预了进来。
五、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阶级斗争
这样一来，我们终于可以谈论我们当前的主题[24]，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阶级斗争的种种形式的性质，并严肃对待马克思的那个简短的句子。马克思那句话说的是：人们正是在意识形态中获得了阶级斗争的意识并将阶级斗争进行到底的。[25]
首先请注意，马克思所说的是意识形态，而我们所说的是诸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词语上的这个差别，只有对于那些对意识形态的性质抱有一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念（启蒙哲学之类的观念）的人来说，才会成为难题。
因为意识形态并非存在于观念之中，尽管表面上相反，也就是说，尽管存在着关于意识形态和各种观念的意识形态偏见。意识形态能够以被当作“观念”载体的书面话语（书本）或口头话语（布道、讲课、演讲等等）的形式存在。但恰恰是人们就那些“观念”而形成的“观念”，支配着那些话语中所发生的事情。为了对我们以后将会作出的那些证明进行预支，让我们先假定，那些“观念”所具有的绝对不是一种理想的、观念的或精神的存在——就像关于观念的意识形态试图要人们相信的那样——，而是一种物质的存在。要在这里给出关于这一点的全面证明，要花费太大的篇幅，但如果大家愿意接受我们下面这个命题（它本身是非常笼统的），就可以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个例子来对它进行验证。
意识形态不存在于被设想为是“精神世界”的“观念世界”中。意识形态存在于一些机构和这些机构的实践中。我们甚至恨不得更明确地说：意识形态存在于一些机器和这些机器的实践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此前才能够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每一套机器的物质配置中，在这些机器的实践中，实现了一种外在于它们自己的意识形态，我们当时把它称作初级意识形态，而现在我们可以用它自己的名字来称呼它：国家的意识形态——某个或某几个统治阶级的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主题的统一。
当然，这些机器及其实践的对象和目标，是那些在生产和再生产中占据着劳动的社会—技术分工岗位的个人，所以，意识形态通过意识形态机器和它们的实践，存在于这些个人的实践本身当中。我说的就是他们的实践：这种实践一方面包括被人们称为他们的“观念”或“观点”——包括对由劳动分工分配给他们的实践（生产实践、科学实践、意识形态实践、政治实践等等）所抱的“自发的”“观念”——的东西；另一方面也包括他们的“风俗”或“习惯”，从而包括他们“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现实行为。[26]
正因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样进入了个人自身最深层的“意识”中，进入了他们最私密或最公开的“行为”中，所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才能够甚至在个人意识（职业良知、道德良知、做父亲的良知、做母亲的良知[27]、宗教意识、政治意识、哲学意识等等）最“隐秘”的地方，保障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接下来的一章，我们将会看到，它依据的是什么样的总机制。
当然，既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即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国家的统一将其国家的意识形态的统一赋予了它）的实现，所以一旦我们谈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就肯定意味着，也存在着某种总是与被统治的意识形态有关的、因而也就是与被统治阶级有关的东西。
由此我们猜想，是意识形态、从而是作为意识形态存在场所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使各社会阶级“登上舞台”的。所谓各社会阶级，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还有我们要暂时称之为“中间阶级”的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即资本家阶级（及其盟友）和无产者阶级（及其盟友）。
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在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展开的阶级斗争，大大超出了这些机器的范围。
六、围绕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在它里面进行的阶级斗争
所有的人都知道阶级斗争在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展开（政党之间的斗争等等）。所有的人：不。因为只有一小部分人承认，大家[28]所说的“政治”，事实上是阶级斗争在政治系统中所采用的外在形式。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我们把这个政治系统叫作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相反，只有那些最成熟的战士才懂得，阶级斗争同时以经济的阶级斗争形式在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展开。（这里还是同样的评注：有多少人懂得“争取具体物质要求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经济形式呢？有多少人懂得雇主的工会，比如法国全国雇主联盟[29]，也从他们那一方面通过其经济形式进行着他们资本家的阶级斗争呢？）
当我说阶级斗争同样也在所有其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比如学校、教会、传播、出版、演出，乃至于家庭）中展开时，我怕是让许多读者感到震惊了。当然，这些斗争是在每种意识形态机器所固有的形式中展开的。
而既然我们认为可以肯定，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30]中，是学校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即是学校，更准确地说是学校—家庭这个对子占据着统治地位，那么我想，要向我们的同时代人表明阶级斗争也在这些地方展开，就不需要长篇大论的证明了。1968年5月的“事件”，以及随后的所有事件，都从经验上验证了我们的论点。或更确切地说，这些事件除了在这场阶级斗争中带来了绝大多数人都意想不到的全新的东西，还表明阶级斗争从来就存在（当然是以特定的形式存在）于学校、家庭、教会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唯一不同的是，这场阶级斗争的力量对比在五月以戏剧性的方式发生了逆转，这即便没有表明，至少也让人猜想得到，从前在学校—家庭这个对子中，甚至在教会中进行的阶级斗争，以压倒性的方式，是资产者阶级“代表们”（小学教师，在他们旁边有督学、神父、教士等等）的阶级斗争。
要说服自己相信这一点，只要看看各大报纸就够了：强硬的学生家长团体为“支援”遭到侮辱的反动教授和陷于绝境的中学校长而对学校本身的“强行侵入”，就清清楚楚地表明，上流社会要对学生造反的“丑闻”，对他们自己孩子的造反行为进行报复。这场将要来临的报复，以及这次造反，清楚地表明：在大学生和中学生的意识形态造反之前，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或代表们在这些机器中进行的阶级斗争，曾在学校机器和家庭机器中以压倒性的方式占上风。它以如此压倒性的方式占上风，以至于人们以前甚至都没有想到，在各院系和中学[31]“安宁”的沉默和秩序背后，存在着某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它确乎是很特殊的，但仍然是阶级斗争的形式。
家长、教授，很快还有小学老师们，会得到安慰，尤其如果他们是“政教分离”的战士的话。因为并非只有他们最终要在各自的机器中公开尝试阶级斗争，同样的现象也在教会发生：不仅在信徒和教士之间“丑陋的”“纠纷”中，不仅在低级教士和高级教士某些成员之间，甚至在某些主教（特别是拉丁美洲的主教）和梵蒂冈之间（甚至在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之后）发生，而且（真可怕！）在那些神学院自身中发生。教会的政治领袖们（他们进行过长期的传播实践）通过教会的严守秘密（它适用于一切与神圣的事物和圣事有关的事），掩盖了这些现象。在神学院里也发生了“该死的”[32]、本身不可逆转的历史。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说，由于阶级斗争的力量对比在头号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部出现了逆转（或这种逆转至少出现在这个机器的某个部分，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最不危险的部分：因为初级学校，它生死攸关的部分——说生死攸关是因为这个部分培养工人——还没有被这场造反运动所感染），而这个机器尤其担负着生产关系再生产的任务（说尤其，是因为它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机器），所以我们至少可以说，这是一种时代的征兆。
什么征兆呢？正如列宁所说，是革命提上议事日程的征兆，虽然它并不意味着——这是首要的细微差别——局势已经是革命性的（我们离此还远）。
七、为什么“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领先于”其他的阶级斗争？
现在，让我们从这些与自己非常切近的事件中稍稍后撤一步，以便能真正对它们作出评估。让我们这样后撤一步，以便注意到如下事实。
并非偶然的是，在所有那些我们足够深入细节地详细认识了的重大社会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和1949年的中国革命）之前，都有漫长的阶级斗争不但围绕已有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且就在这些意识形态机器内部展开。而根据马克思主义导师们的经典区分，阶级斗争既包括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又包括经济的和政治的阶级斗争。
只要想想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俄国，想想1949年革命之前半个世纪的中国就够了。
我们观察到，1789年和1917年革命之前，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发生了极为激烈的斗争：首先是围绕教会甚至在教会中展开的斗争，然后还有围绕政治的机器并在政治的机器中展开的斗争，然后是在出版和传播领域展开的斗争。所有这些斗争都相互掺杂、相互纠结、相互支援着，并模模糊糊地对准一个大多数参战人员自己都不明了的最终目标：打碎那些保障着现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并在它的保护下建立新的生产关系，通过新的国家机器保障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经济的斗争总是停留在暗处，这是它的宿命，因为它是最重要的。政治的斗争最终会在光天化日之下爆发，它集结起一切力量来保障自己最终战斗（即为国家政权而进行的战斗）的方向：这是它的宿命，因为这就是它的功能。意识形态的（上述意识形态的）斗争，即在传播和出版机器中展开的阶级斗争（为自由思想、自由表达，以及自由出版和传播进步的革命观念而进行的斗争），通常领先于政治斗争的公开形式，甚至是遥遥领先于它们。
希望大家想想法国大革命之前几个世纪的历史。也希望大家确实能记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在它成为前革命的之前完全是进步的），在当时（正如在任何时候一样），只有根据统治阶级在那些相同领域中的斗争来判断，才有意义。希望大家想想由封建制度及其国家机器所领导的“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的难以置信的激烈程度。在那些国家机器中，为首的是教会：随它而来的不但有各种禁令和对各种主张的发誓弃绝，还有拷问、折磨和火刑。想想伽利略和乔尔丹诺·布鲁诺，只列举这两个人的名字就够了，还不算无数在宗教战争（在宗教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进行的、异教徒反对正统教徒的尖锐阶级斗争）中牺牲的人、大量“魔鬼附了身的”人、“中了巫术的”人，以及大量被施以肉刑或被关进巨型疯人院的“疯子”。在法国，米歇尔·福柯是第一个有勇气提出一种关于“疯子”的思想的人。[33]希望大家想想斯宾诺莎死前所遭受的全方位的排斥（被他的教会排斥，被哲学排斥，他是必须被烧死或活埋的魔鬼：而因为无法再烧死他，人们就只好把他“埋葬”）。以上只是三个世纪内发生的事。
必须把资产阶级前革命的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的可怖历史描绘出来，以便让启蒙的18世纪回到它自己的位置上：它诚然是辉煌的，但绝谈不上英勇。在当时，人们可以通过法国或外国出版的、私下里传播的署名或不署名的著作，甚至通过某个有“知识”[34]的部长的共谋，不但在书籍和报刊中，而且在剧场和歌剧院，展开对教会和专制主义的公开斗争，哪怕是“开明的”专制主义（绝对君主制的专制主义有许多右派的反对者——孟德斯鸠是典型；很少有左派的反对者——梅利耶或卢梭是典型；还有众多的捍卫者，其中有些是真信，有些是出于战术上的考虑，比如狄德罗）。
但还是让我们搁下这些历史上的例子，回到我们的论点吧。这个论点似乎即便不能让我们理解，但至少能让我们更好地“整理”一切社会革命的“预兆”现象——尽管是用一种完全暂时的形式来整理（因为我是第一个意识到这些东西的人）。
我们可以说，这些现象集中了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以每种机器固有的方式而展开的阶级斗争的所有形式。我们可以说，在这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部，正是在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成为（或正常来说应该成为）阶级斗争的头号对象。这解释了为什么几个世纪以来漫长的阶级斗争会围绕教会和教会所捍卫的阵地而展开：这是一场持久战，伴随着大规模的屠杀、暴力手段、恐怖、镇压、不可想象的敲诈和恫吓，它为1789年到1793年针对封建国家及其机器的最后一击，即政治上的进攻，作好了准备。
资产阶级通过攻击专门负责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那些机器，而从内部动摇了国家机器中最脆弱的部分（最脆弱，不但是因为它们是多样化的，还因为它们与人民群众有日常的直接联系）。一旦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动摇了，剩下的就是攻克国家最后的堡垒：由最后的军队即皇家卫队保卫着的国家政权。
在我看来，相对而言，对1917年的革命可以进行同样的分析；而对1949年的中国革命，则要考虑到另一些值得注意的差别（因为在中国没有教会，至少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教会）。
如果我们的解释是对的，那么就应该把自己提高到再生产的观点上来，以便不但理解上层建筑的功能和它的运行，而且掌握一些让我们能够在具体的历史中对革命看得更清楚一点的概念（以最终建立关于革命史的科学，因为目前的革命史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更接近于编年史），包括完成了的革命和有待完成的革命；以便在有待实现的条件下，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属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为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即向国家及所有国家机器消亡的过渡作切实的准备，而不是在多多少少由“被审查过的”称呼所掩盖了的“矛盾”中裹足不前——当代历史给我们提供了太多这样的例子。
八、注意！下层建筑的优先性
本章结束之前的最后一个说明，同时也是一个警告。我们刚才提出的绝不是一篇关于革命实践的、可以表达为以下几条规则的小论文：
1. 首先要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激起阶级斗争，同时务必使斗争的“矛头”对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今天就是学校）；
2. 把在所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一切阶级斗争的形式结合起来，以动摇这些机器，直到它们无法再发挥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功能，然后，
3. 以在革命的政党领导下联合起来的人民的全部力量，即革命阶级的全部力量，对国家政权发起猛攻，粉碎它最后的机器：它的镇压性机器（警察、共和国保安部队等等，还有军队）。
这样将既荒谬又幼稚，因为这是唯意志论的、冒险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我们不能这样来操纵事件。而如果我们偶然能这样操纵它们，那么正该是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我们刚才所描绘过的一切：我们要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阶级斗争，关系到的只是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是被决定的、第二位的，而不是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是下层建筑。因此，上层建筑中所发生的或可能发生的事情，归根到底取决于在下层建筑中、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发生的（或没发生的）事情：那里才是阶级斗争的植根所在。这样一来，我们就会懂得，阶级斗争远远超出了使它变得可见的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有人说，上层建筑对下层建筑有“反作用”，这是事实。但这个事实说得太简单。我们尝试着对这个“反作用”作了一点点阐明。就本质而言，它根本不是反作用，因为上层建筑与下层建筑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它再生产了下层建筑的运行条件。可能应该根据这个概念和阶级斗争的各种后果，来重新研究由“反作用”这个描述性的词语所指的各种情况。
但这完全没有给我们提供理解在下层建筑自身中发生的事情的关键，更确切地说，没有提供理解在下层建筑中（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统一体中）发生的、能够激起并发动阶级斗争的事情的关键。而在上层建筑中，阶级斗争以攻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开始，进而向镇压性国家机器进攻，最终由革命的阶级掌握国家政权。
所幸的是，关于在决定性的下层建筑中发生的事情如何在上层建筑中启动革命的阶级斗争并获得胜利，我们可以在《资本论》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找到某些线索。但必须指出，这个理论还远远没有完成。严肃地说，我们不能指望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适合或不适合这类描述性的、同义反复的概念来得出这个理论。所有的人都必须承认这一点。
因此，在这个明确的点上，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一定要争取有朝一日给它个答案。
* * *
[1]我要提醒大家注意，我一直采用的是再生产一般的观点。我撇开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再生产总是扩大再生产。后面这一点是决定性的，我们将在第二卷中探讨它。
[2]“层级”原文为“instances”，详见第126页译注。——译注
[3]“功能的发挥”原文为“fonctionnement”，在其他地方也译为“运行”“发挥功能”。——译注
[4]阿尔都塞的引文是“les rapports de production et d'échange qui sont les siens”（“它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经马克思审定的法文版原文是“les rapports de production et d'échange qui lui correspondent”（“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参见《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前引，第8页：“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译注
[5]“函数”原文为“fonction”，在本书中更多地译为“功能”。这里的意思是交换关系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译注
[6]由于这种叙述的一些局限，我在这里要撇开生产力的再生产不谈。不排除历史上有某些社会形态，因一些“意外事件”——它们使得连生产力的简单再生产都变得不可能，或使得那些在当时对生产力起决定作用的要素的再生产变得不可能——而消失了（当然要非常仔细地去进行研究，因为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意外事件”）。这个假设或许可以解释被某些历史意识形态家称之为“文明”的东西的消失，感谢瓦莱里（Valéry），我们知道了这些“文明”是“必死的”……因为它们已经死了。
[7]中括号中的“以及”（et），是原编者的补充。——译注
[8]“进行革命”一词原文为“révolutionner”，系“革命”（révolution）的动词形式。——译注
[9]指路易·波拿巴在1851年12月2日发动的政变。——译注
[10]“橡皮图章式的机关”原文为“chambre d'enregistrement”，直译为“进行登记的房间”。——译注
[11]“终极理由”原文为“ultima ratio”，系拉丁文，其中“ratio”有计算、事务、理由、方式等多种含义。——译注
[12]这句话出自1933—1966年的“法国军纪通则”（Le règlement de discipline générale des armées）：“La discipline fait la force principale des armées”（纪律构成军队的主要力量）。——译注
[13]但这些兄弟国家的军队并非总是可靠的，比如1918年法国干预舰队中的“黑海的反叛者”：安德烈·马蒂、夏尔·狄戎和其他数百人。［安德烈·马蒂（André Marty，1886—1956），法国政治家，曾为法国共产党领导人，1935—1943年间曾任共产国际书记。1918年被派往黑海参与干预俄国革命的战争，1919年领导水兵起义，被称为“黑海的反叛者”；夏尔·狄戎（Charles Tillon，1897—1993），法国政治家，曾为法国共产党领导人，1919年参与领导黑海水兵起义。——译注］
[14]1901年，饶勒斯还出版了《新军队》（L'Armée nouvelle）一书，作为向议会提出的一项改革军队的法案的论据，这项改革以普遍的、短期的服役为基础。——译注
[15]“入伍新兵”一词原文都为“«contingent»”，这个词还有“偶然的”的意思。——译注
[16]“17团的勇敢战士”（Braves soldats du 17 ème）一词来自法国著名歌曲“荣耀归于17团”（Gloire au 17ème），该歌曲歌颂的是，1907年6月被调去镇压南方葡萄种植区农民和农业工人“抗税罢工”的贝济埃第十七步兵团举行起义，拒绝向罢工者开火。后来这首歌也象征着“入伍新兵”的造反。——译注
[17]“前进”原文为“marcher”，这个词既有“行走”“前进”的意思，也有“（机器）运转”的意思。“意识形态”使主体自己“运转起来”中的“运转”一词原文也是“marcher”。——译注
[18]我们将在第二卷中看到，阶级斗争大大超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边界。必须留心注意这个经典论点的精神实质，以便充分理解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展开的阶级斗争的限度——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19]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前引，第413页：“……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译注
[20]不合格也是一定程度的合格。.
[21]这里的“P”代表“professionnels”（职业的、专业的），“P1、P2、P3”分别指工人“专业水平等级”的“一级、二级、三级”，等级越高，专业水平越高。——译注
[22]“乐队指挥”的比喻来自马克思，详见第97页译注。——译注
[23]参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前引，第229-230页：“我们看到，以前我们分析商品时所得出的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和创造价值的同一个劳动之间的区别，现在表现为生产过程的不同方面的区别了。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译注
[24]“主题”原文为“objet”（对象、客体），应为“sujet”（主题、主体）之误。——译注
[25]参见第305页译注。——译注
[26]18世纪的一些哲学家在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的“理论”上走得相当远，他们早已领会到，在他们所谓的“舆论”和“风俗”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实践关系。他们甚至隐约地感觉到，“风俗”比“舆论”更重要，因为“风俗”抵制着“舆论”。他们甚至发现，没有得到“风俗”“赞同”的“法律”，往往是无力的。必须成为右翼的反对派（孟德斯鸠）或左翼的反对派（卢梭），才会注意到这些现实。（注释中的“舆论”原文为“opinions”，即“观点”（opinion）的复数形式。阿尔都塞对18世纪政治哲学家关于“风俗”“法律”等论述的分析，可详见他早年在巴黎高师的哲学讲稿《政治与历史：从马基雅维利到马克思》，以及他第一本公开出版的著作《孟德斯鸠：政治与历史》。这两本著作均已经收入中文版“阿尔都塞著作集”。另参见第240页译注。——译注）
[27]注意，本书中被译为“良知”和“意识”的词，在原文中是同一个词：“conscience”。——译注
[28]这里的“大家”和上文中的“所有的人”原文都是“tout le monde”（直译为“整个世界”）。——译注
[29]“法国全国雇主联盟”原文为“CNPF”，系“Confédération Nationale du Patronat Français”（也译为“法国雇主联合会”）的缩写，成立于1936年。——译注
[30]“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原文为“les formations socialistes capitalistes”（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形态），其中“socialistes”（社会主义的）应为“sociale”（社会的）之误。——译注
[31]我敢补充说，还有家庭。
[32]“该死的”原文为“«sacrées»”（神圣的），阿尔都塞在这里采用了双关手法。——译注
[33]《疯癫史》（Histoire de la Folie），布隆出版社（Plon）。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对一样东西保持沉默，我们认为，在我们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我们有权把它叫作“医学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值得对它做单独的研究。在这方面，福柯的杰出著作尽管被我们的医学权威所瞧不起（还好，他们再也不能烧死他了），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要素的谱系。因为“疯癫”的历史即压迫的历史，虽然因皮内尔（Pinel）的人道主义和德莱（Delay）的药理学而变得温和了，但仍在继续。疯癫大大超出了许多医生出于自己的方便而称之为“疯癫”的东西。
[34]这里的“有‘知识’的”原文为“ayant «des Lumières»”，其中“lumière”意为“光”，其复数形式“lumières”意为“知识”，作为专有名词也译为“启蒙”。——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