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s 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État politique et syndical
一、必要的提醒
这里我们要着手讨论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也更难以恰当的方式得到表达，也就是说，很难完全不引起误会。
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在这里重复我们在“告读者”中的郑重说明。在政治的和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涉及阶级斗争，但是，注意：不是涉及整个的阶级斗争，甚至不是涉及阶级斗争所植根的那个领地。它涉及的是这样一个领域，其中阶级斗争穿着合法形式的外衣，而对这个领域的攻克本身，来自必然外在于那些合法形式的阶级斗争的历史。一旦赢得这些合法形式，阶级斗争就会通过它们，并在这些形式的或多或少的限制下——总之，在它们严格限定的范围内——进行，尽管在这些形式之外，阶级斗争也大量地展开着。
不言而喻，对于政治的和工会的形式系统，统治阶级要么是通过自己的阶级斗争把它们夺走；要么不得不因无产阶级和人民的阶级斗争的征服而违心地把它们让出来；要么把它们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综合进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中——因而在这些机器中首先得到实现的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同样不言而喻的是，由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有一部分实际上是围绕这些机器并且就在这些机器当中展开的，所以强加到这些机器中的阶级斗争，在这些机器的某些部件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并且尤其在这些机器的合法形式内部，给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某些机构（比如它的政治的阶级斗争组织和工会的阶级斗争组织）赋予了一个例外的[1]立场。例外的立场，也是对抗的立场。因为资产阶级对于在我们将要谈到的那些波折之后不得不承认各工人党（从改良的到革命的工人党）的存在，更不用说进行经济的阶级斗争的工会组织的存在，并非心甘情愿。资产阶级知道，在这些组织的合法形式之下触及的东西大大超出了这些合法形式本身。一旦某个稍微严重一点的危机把以下现实（这个现实既表明同时又掩盖了那些组织的合法存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一点就会得到证明。这个现实就是：阶级斗争并不限于（原因就不必说了）某个共产党党派的议会式反对，或限于某个总工会同雇主或政府之间的“协商”；相反，在生产实践（当然也在超出它之外的地方）的每一刻，都在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最激烈的阶级斗争，尽管因不被现有的合法性所认可，这种斗争在表面上看来无声无息。因此，这个例外的立场表达、泄露了在原则上的对抗立场（除非所说的那些组织堕落成了阶级合作的组织）。这让我们面临以下悖论。
在某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比如政治系统机器的内部，有可能存在无产阶级政党（到目前为止，许多国家确实是这样的），虽然后者的意识形态与国家的意识形态是极端对抗的，但它的意识形态却能在自己出现于其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实践和形式中得到实现。无论如何，这种对抗表现在被国家的意识形态所强加的那些形式本身当中（比如，资产阶级民主，其实是议会制或总统制民主机器形式下的资产阶级专政），这使得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变得尤为复杂。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项复杂的任务并不因此就无法完成，但有一个绝对条件，那就是要满足一些命令式的条件：首先，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堕落成“议会迷”或“资产阶级民主迷”，更不能任由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即国家的意识形态来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而是相反，要懂得利用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它的某些特定形式，包括它的意识形态的某些特定要素（比如某些民主口号），通过各种选举以及资产阶级议会这个高级讲坛，来帮助发展就本质而言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合法形式之外展开的阶级斗争。对于工人的工会行动来说，就更是如此。
如果事情在这方面已经讲清楚了，我们就可以着手对政治的和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行分析。
为了立即给我的论点提供一个经典的方位标，我要引用列宁一段众所周知的文本，这段文本摘录自列宁1920年12月30日的演说《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2]。我们可以把它整个地重读一遍，并用紧接下来的另一个文本，即写于1921年1月25日的《再论工会》来对它进行补充（《列宁全集》法文版第32卷，莫斯科，1962年）[3]。
列宁谈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工会，从而谈到了它们在无产阶级国家框架中的存在。这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掌握在布尔什维克及其同盟手里，装备有任何国家都固有的镇压性机器和意识形态机器。列宁说：
……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过程中，工会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呢？在进而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是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之一），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作用。一方面，工会包括了全体产业工人，把他们吸收到自己的组织中，它是一个掌权的、统治的、执政的阶级的组织，是实现专政的阶级组织，是实行国家强制的阶级的组织。但是，工会却不是国家的强制组织，它是一个教育的组织，是吸引和训练的组织，它是一个学校，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这个学校完全不是普通的学校，因为这里没有教员和学生，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结合体，其中有资本主义遗留下来而且不能不遗留下来的东西，也有革命的先进部队即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从自己队伍中创造出来的东西。
在几页之后，列宁又加上了下面这段值得注意的声明：
托洛茨基同志犯了一个错误。照他说来，保护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不是工人国家里的工会的作用。……我们现在的国家是这样的：组织起来的全体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而我们则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它们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第17页）[4]
我们要抓住列宁的核心提法，他在这里以明确的措辞说：“工会是一个掌权的、统治的、执政的阶级的组织，是实现专政的阶级组织，是实行国家强制的阶级的组织。但是，工会却不是国家的强制组织……它是一个学校……”[5]
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与无产阶级国家的工会有关的文本来阅读，以便认清什么是资产阶级国家中现有工会组织的可能身份，我们就会发现，列宁的提法几乎完全印证了我们的想法。因为这个提法对国家的强制行为和苏维埃工会的非强制行为进行了区分。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工会负有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即要成为“共产主义学校”。相对而言，也就是说，考虑到把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明显区别开来的那些差别，以及已经陈述过的那些高度的保留，我们可以把工会系统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且可以在这同一个概念下来探讨政治系统。
二、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由于接下来的理由，我们要从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开始。
共产党与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为人民的民主与社会主义革命
当然，这绝不是说，一个政党，比如共产党，因为铭刻进了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系统的地形学中，就注定会化为资产阶级国家意志执行人的角色，或陛下的反对党[6]的角色[7]。
这后一种角色的位置，被“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实主管们”即社会民主党，带着合乎要求的全部老练，完美地占据了。他们在理解自己的“使命”时，并没有想到莱昂·布鲁姆的这个绝妙提法——当然是指“在人类的阶梯上”[8]这个提法。“人类的阶梯”这个著名提法确实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好处，它使得那些爬上了人类阶梯上某些级别的人，即爬上了资产阶级等级（或者甚至贵族阶级等级，就像在大不列颠那样：艾德礼[9]先生确实由不列颠非常和蔼可亲的陛下提到了勋爵“高位”上）的人，能够真的“把自己提高到超出”“阶级斗争”的“褊狭”观点，以心安理得地实行一种彻底的阶级合作（看看当前的威尔逊[10]先生）。
列宁对那些本身是共产党员却自甘被这些幻象——即不可能的、纯议会民主行动（“议会迷”）的奇迹——诱惑的人进行了相当无情的激烈斗争，因为这里没有模棱两可的余地。当大家都在思索向社会主义“过渡”（passage）的时候，必须提醒他们，不存在通往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干成革命的是群众，而不是议员，哪怕共产党及其盟友凭奇迹而一时在议会中成为多数。
因为资产阶级国家绝不会任由450个赤手空拳的议员，即单纯的议会多数，来掌握和摧毁（因为重要的是掌握国家，而不是“推翻政府”或仅仅“改变”“政体”）自己，哪怕他们来自波旁宫，身披着三色肩带。除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形势，除非当社会主义在全球六分之五的地方都取得了胜利，这才是可以想象的。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在短期甚至在中期时间内，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因为资产阶级国家与单纯的政府完全不同。这个国家除了自己政治的意识形态机器（政府寄身之地）之外，还拥有许多其他的意识形态机器，而前者毕竟只不过是其他众多机器（教会、传播、学校，等等）中的一种；此外，它还拥有自己日常的镇压性机器：警察、专门化的镇压部队（CRS[11]，即共和国保安部队、机动宪兵，等等），还有“终极的”[12]镇压机器：军队（这个组织把成千上万人吸收或编入步兵、坦克兵、空军、海军中来），更不用说帝国主义“兄弟”国家的军队了，它们在适当的时候会跨过陆地上的或别的边境线来助上一臂之力。
而且，就算最终没有出现这些极端情况，单单1945年之后人民阵线和三党联合体制[13]的经验也能证明，单纯的、为人民的民主[14]政府，会受到单纯财政手段（如资本的外逃敲响了人民阵线的丧钟）或政治手段（如社会党人拉马迪埃[15]1947年对共产党员部长们的驱逐）的摆布，除非人民群众强有力地直接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以最终迈向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行动，挫败和粉碎资本家的阶级斗争的诡计，迫使议会采取彻底的措施，改变历史的进程，给现有的民主赋予某种阶级特性，使其进入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
列宁说过，要通向革命，就必须懂得预见和接受过渡期（périodes de transition），并懂得进行过渡期实践。他本人就在1917年1月和10月之间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实践”了这个理论。在此期间，先是1917年1月的行动“推翻”了沙皇制，虽然没有推翻俄国封建资本主义的国家，可是大大削弱了其国家机器，首先是军队；然后克伦斯基领导了由“民主”选举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议会多数。在这个非常特殊的“民主的”过渡期，布尔什维克虽然在议会中完全是少数，但由于他们正确的路线和正确的行动，他们懂得了并且已经能够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说服、训练和动员群众：这是真正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期，它不同于在选举获得巨大成功之后，甚至在人民群众的斗争取得巨大胜利（像1936年那样）之后，通向反人民的民主的复辟的过渡期[16]，即以贝当的法西斯主义而告终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民主过渡期[17]。
因此，一旦将来有一天共产党及其盟友获得了议会选举的多数，并且资产阶级让他们在现有资产阶级合法性框架内担任“政府”的负责人，我们必须明白：
1. 这样一来，他们就打开了为人民的民主（人民民主或新的民主）的前景；
2. 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国家仍然没有变，它的未被打碎的镇压性机器，它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资产阶级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没有变，所以，以这种方式开创的过渡期的性质，取决于人民群众的行动——前提是人民群众得到训练和动员，并投身于正确路线指导下的斗争；
3. 根据力量对比情况，根据共产党用来动员人民群众的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这个过渡期要么（在几次人民的胜利之后）通向资产阶级获胜的反动，要么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4. 不掌握国家政权，不摧毁镇压性国家机器（即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18]），不经过打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长期斗争，革命就是不可想象的，或革命的胜利就只是暂时的，像我们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欧所看到的那样。
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向社会主义的议会式“过渡”（passage）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因为它是不可能的。以为通过给“自称是社会主义的”（或甚至确实希望是社会主义的）选举多数的行动，补充上把从总体上“孤立资产阶级”作为自己唯一目标的群众政治行动，就能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passage），更是无法想象的。
如果我们认为，不夺取国家政权，不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仅仅通过“孤立资产阶级”就可以战胜资产阶级专政，那么，无论在台上的政府有何倾向，资产阶级即便“被孤立”，也会知道怎么利用现有的国家机器，首先是警察和军队，根据需要，通过一次类似于5月13日那样的政变[19]，给自己找到一个有能力控制未被破坏的国家机器的国家元首。
如果群众没有决定性地进行干预——不是为了“孤立资产阶级”，而是为了解除镇压性国家机器的武装并粉碎它[20]——，这个由选举胜利所开创的、允诺了为人民的民主的过渡期，就不会成为向社会主义的过渡（transition），而会成为向资产阶级反动的“过渡”，这肯定会是最暴力的反动：公然专制、公然接近法西斯主义的反动。于是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就会在这种“反动”中毫不掩饰地通过必要的屠杀和习惯性的大规模逮捕，找到自己资产阶级的“全职工作”。自其统治法国，超过一个半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完美地实行了这种反动（1815年热月，1848年6月，公社，达拉第，拉瓦尔·贝当）。最终随之发生的事情，显然不会再仅仅属于资产阶级，因为我们知道，那些年能镇压群众运动的，还有被人们称为法西斯主义或新法西斯主义的大屠杀和公开的专政制度。
同样，列宁以毫不含糊的措辞对所有那些纯“政变主义者”甚至“暴动主义者”[21]进行了足够的提醒：不利用所有的斗争形式——包括合法的形式，甚至还包括议会民主的形式即选举的形式[22]——，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因为，共产党的议会民主行动在资产阶级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部，有可能不沦为阶级合作。但这有一个绝对的条件，即它要作为各种斗争形式之一，从属于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的阶级斗争系统。
一旦我们根据此前在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作出的区分，来阐述列宁这些众所周知的论点；一旦我们考虑到这个民主的系统（其中，在各党之间的政治斗争中通过普选而产生的议会任命一个代表其多数的政府[23]）属于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我认为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共产党的议会—民主行动的真正的但也是有限的限度。
当党属于反对党时，实际上永远只是在民主的合法性框架内行动（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这种民主的合法性会在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占优势）。它没有直接——或者根本就没有——对同一国家的其他意识形态机器产生影响。尽管提交了那么多的法案，但它的行动在实际上对传播机器（谁都不能声称“民主”扩展到了广播、电视和出版制度方面）、出版机器、宗教机器、学校机器等并没有造成什么后果。[24]此外，它最严重的局限[25]，绝对的局限，是它显然丝毫没有动摇镇压性机器。一个有党参与其中的“民主”政府，之所以会让自己服从广播—电视和某个行政部门，那是因为有许多保留，而且有一个条件，即不能超出一定的“政治”限度：至少要能保障对“民族货币”和其他“民族利益”的“保护”。这和警察的情形不一样，更不用说军队了，它们在自己愿意的时候会“服从”，但在判定资产阶级统治到了可能被损害的危机时刻，又懂得进行制止。这时军队会直接进行干预，就像我们在阿尔及尔军事政变时所见到的那样，把戴高乐推上台[26]，何况在这次军事政变中受到威胁的，只不过是被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分裂了的统治阶级的统一、资产阶级的统一，根本还没有威胁到资产阶级国家的生存！如果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本身受到法国人民群众的威胁，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因此，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的区分，以及议会民主斗争得以展开的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从属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个论点，奠定并阐明了列宁主义关于区分两种行动的原则，这两种行动就是：共产党员在议会中乃至在议会制政府中的行动（不触及国家），以及群众为了夺得资产阶级国家而采取的革命行动（先摧毁其镇压性国家机器，再摧毁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如果真的愿意理解那些“细微差别”，我们就会承认：
1. 我们在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个概念下对资产阶级民主这个政治系统——包括它所包含的各个政党乃至工人阶级的党[27]——所作的分类的有效性（尽管表面上这是悖论）。
2. 这种可能性：在政治的机器这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系统的“游戏”中，一个革命的党，如共产党，可以并且应该找到自己的位置，一个铭刻在客观的、当然也是非常有限的限度内的位置，并且在那里对客观上革命的政治进行领导。但有一个绝对条件，那就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形式内部的党的议会政治，要服从党的整体政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动员无产阶级群众和他们的天然盟友[28]，夺得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并把它改造成社会主义国家政权。[29]
工人阶级的党对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系统的“游戏”进行革命性（而不是改良性）干预的可能性，取决于通过遵守法来规避法的可能性。
更确切地说，当在资产阶级民主内部进行议会斗争时，对于工人阶级的党来说，关键的是依靠资产阶级自身承认的政治权利[30]，来达到反对资产阶级政治的公开斗争的鼓动和宣传效果；因而，关键的是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的旗号，帮助（仅仅是帮助，因为必须预防一切形式的“议会迷”）越来越多的群众，为了社会主义民主，投入到迟早要推翻资产阶级民主的行动中去。在无产阶级专政阶段，社会主义民主则要实行工人阶级及其盟友对阶级敌人的专政。
斯大林曾作过一次“历史性的”演说，当时他说，各共产党应该把“从资产阶级手里落掉了的”“民主自由的旗帜举起来”。[31]这个结论作得未免过快了一些，因为历史表明，即便像戴高乐这样蔑视这些东西的人，也懂得在演说中巧妙地“挥舞”民主自由的旗帜，而选举结果证明，这也造成了一定的效果。挥舞这面旗帜，他绝对后继有人！这只不过表明，正如列宁所论证的那样，各有各的民主，民主性质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阶级问题。
同样的评论也适用于斯大林就“被资产阶级抛弃了的”“工人阶级的党”应该“举起”的“民族独立的旗帜”所说的另一句“历史性的”话。[32]这里结论也作得过快了一些，因为戴高乐（他丝毫也没有蔑视这些东西）证明，并且选举结果也证明了，他非常懂得如何随着反美的音乐节奏“挥舞”“民族独立的旗帜”。这只不过表明，正如列宁所论证的那样，各有各的民族，民族性质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阶级问题。
在任何情况下——特别是当共产党有权利引用它们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时——我们都不能忘记，关于民主自由和民族独立的那些论点，首先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因此，请允许我，至少以得到了有力支持的假设的名义，把我在前文发挥中提出来的一个命题视为属实，即我们可以认为，存在着一个专门的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法国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它是通过资产阶级国家的意识形态（在这里是自由—民主—民族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在选举系统、政党、议会等等构成的系统中的实现而建立起来的。
三、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用同样的理论，可以对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作出同样的证明，不过有一个重要的细微差别，会带给我们一个新发现。
众所周知，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从1791年开始）把严禁劳动者——从前的帮工，不久之后的新工人，总之无产者——结社的法令写进了《谢普雷法》。《民法典》充分承认使用和滥用一切（物质）财产的自由，而对于结社这一属于帮工和工人的“财产”[33]，却需要一条专门的法律来禁止对它的自由使用！
正是通过阶级斗争，通过长期的激烈而顽强的血淋淋的斗争，工人阶级才争得了这个权利，并且不顾那个“个人主义的”《民法典》，把它写入了最近为此目的而设的《劳动法》中。甚至来自行政部门或不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比如学校的或传播的国家机器）的公务员，最后也看到自己的这个权利被写进1946年的宪法。这让人们意识到法[34]的这一个“分支”的“落后”……
这提醒我们注意到一个相应的现象，首先是制宪议会[35]形式下纳税选举的议会民主，是在19世纪经历了非常艰难的变迁之后，才以第三共和国宣言的“误会”形式进入到风俗[36]中的，要不是麦克-马洪[37]及其同僚们的愚蠢，有一段时间可能还会重新变回君主制。这证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由一种高度敏感的材料构成的，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因为要用新的去取代旧的，并在它们看起来起决定作用的功能方面将其固定下来，必须花费漫长的时间，经历漫长的斗争；这还证明，一旦形势使它们动摇，它们就会变得非常脆弱。而镇压性国家机器就不同，它有极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因为尽管它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它们都是阶级性的），却跨越了数个世纪依然未变。
因此，对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可以作同样的证明。不过，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详细说明。
说到政党，事实上我们知道，从右翼到极左都有。存在着右翼党、中间党和“左翼”党，它们不会错过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任何重大历史性约会，为的是把自己的躯体化作资产阶级国家的挡箭牌；这一切清楚地表明，在政党、议会民主系统和资产阶级国家专政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只要往前再走一步，我们就会理解列宁的提法：资产阶级民主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但说到工会，事情就没那么显而易见。大家首先都会想到各种工人工会[38]，还有更有战斗力的法国劳工总联盟[39]，以及几年前成立的法国劳工民主联盟[40]。可是大家忘了，不仅存在各种工人工会，还存在着公务员工会，无论是镇压性国家机器的公务员（财政工会等，甚至有警察工会），还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公务员（小学教师工会、中等和高等学校教育者工会等等）。[41]
而且还存在着管理人员工会，中小企业工会。尤其存在着非常强大的雇主“同行”工会，它们由其中最强大的法国全国雇主联盟[42]领导着。
为了把我们的论点，即存在着一个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说得更清楚一点，有一个好办法，就是把事情倒过来看：不是从进行阶级斗争的工人工会（从其地位来看，只有法国劳工总联盟符合这个定义）开始，而是从法国全国雇主联盟开始，然后再一级一级往下，发现数量多得难以置信的、以“保护”同行“利益”为己任的雇主的或行会的工会组织。
这些组织的系统构成了一台机器，它使一种“保护”同行“利益”（!）的意识形态得以实现。当然，与之并行的还有另一种意识形态，认为上述同行为公众和为民族利益提供了无法估量的服务。这样一来，这台机器就实现了国家的意识形态的一个重大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普遍利益和民族利益存在于企业的自由和对伟大道德价值的保护中。对大中型雇主工会来说，“保护同行”是他们阶级目标的“遮羞布”。
一个进行着经济的阶级斗争的工人工会，以一个多世纪的战斗为代价，终于使自己在同类团体中“得到承认”，从而能够在最近的《劳动法》的法律合法性边缘地带[43]，特别是在支配着这个机器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中，进行真正的阶级斗争——这要归功于一种英雄气概，更确切地说，归功于工人阶级的英雄气概。
这个工会不断地受到难以形容的压制和镇压，遭到无耻的敲诈：它的战士被解雇，它也成为赤裸裸的腐败和收买的目标（大家现在正式知道了，F.[44]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45]出资创立的），成为相应的分化目标——还不用说始终存在的掉入1906年《亚眠宪章》[46]经济主义（工会中不要有政治！）的诱惑，掉入无政府—工团主义（打倒政党！全部政治都由工会来搞！）的诱惑。[47]历史极其充分地证明了这一切。但是，这仅仅为我们关于存在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个论点提供了一种经验性的补充证明。
更准确地说，这使我们可以提出一点说明。对于尊重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人来说，这个说明可能看起来是相当悖论性的。
实际上我们经常会说，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看法，工人运动能够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帮助而自己组织起工会斗争组织，能够在学徒期的艰难考验之后，进行超出单纯地方水平或行会局限的战斗，达到全国水平。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会说，要使这种组织变成政治组织，有极大的困难。我们还会倾向于补充说，这很正常，因为同样是那些工人，虽然作为受害者每天都在经受经济剥削，但却对政治的阶级斗争机制没有同样的认识，因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压迫和意识形态奴役没有同样的认识。
结果，人们——至少某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无产阶级政治领袖，更不必说小资产阶级尤其是知识分子了——倾向于把经济的斗争看成几乎是“自然的”，但又是次要的，认为发动政治的斗争要困难得多。然而，现实是不是与这个判断完全相符，还并不确定。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倾向在讨论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前，先谈谈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其中的道理很简单，《谢普雷法》不可思议地仓促颁布，可以为我们指点迷津。
正是资产阶级自己，从政治组织的自由中获得了好处，从而很早就通过自己的阶级斗争，将它自己的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强加给了封建贵族的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这场斗争中，它并没有“唾弃”“人民”的支持（参考1789年到1793、1830年和1848年的情况）。也正是这同一个资产阶级，从一开始（1791年）就费了最大的心思，通过法律，甚至通过暴力，来压制它自己的被剥削者（即无产者）进行组织活动和经济斗争的一切苗头。
四、在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以及在它之外）进行的人民的阶级斗争
事实上应该看到，资产阶级不可能阻止人民群众在1789年到1793年间参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政治的阶级斗争，不可能阻止人民群众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尤其是19世纪上半叶，参与资产阶级反对地主贵族的政治的阶级斗争。原因自不待言：资产阶级离不开人民群众！
法国资产阶级遭遇了“历史厄运”，要面对冥顽不化、头脑发昏、甚至“愚蠢透顶”的封建贵族和教会（1770年至1780年那场小贵族的……前布热德分子的[48]“反抗”，确实把事情全搞砸了）。结果众所周知：农民武装起义（“给茅屋以和平，给宫殿以战争！”[49]），所谓的宫殿当然处处都有大火熊熊燃烧，因为农民们并不是赤手空拳而去的！革命日在城市再次上演，平民们涌上街头并统治了巴黎，公安委员会和恐怖统治直接面临着封建的兄弟国家应作为法国最高阶层的贵族阶级（在被处决之前，以国王和王后为首）的吁请而发动的反革命战争。
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决定性支持，包括马迪厄[50]所说的危险可怕的“第四等级”[51]的决定性支持，作为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就不可能推翻“封建的”生产和交换关系，也不可能掌握政权，摧毁绝对君主制的封建国家，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器，行使权力以确立自己的生产关系和自己的法[52]。
恩格斯曾在某个地方说过，法国是这样一个典型国家，在这里阶级斗争被贯彻到底，一切都表现得最为鲜明。[53]对无产阶级来说诚然是典型，但对资产阶级来说却绝不是典型。从资产阶级观点来看，1789年的革命与英国革命[54]相比，是一场“肮脏的革命”，从政治上来说，它使资产阶级付出了极高昂的代价。它好歹要在最坏的条件下对那些损失进行“补救”。首先是要让那些该死的人民群众（先是农民，然后是越来越多的城市平民）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诚然，资产阶级曾经极为需要他们，但这些人却过于坚信“自己的日子到了”（怎么来阻止这件事呢？）。
几次大屠杀，热月政变，接着是白色恐怖，最后是救星波拿巴（那个时代的戴高乐），该死的皇帝，换来了《民法典》和法国资产阶级横扫欧洲的前帝国主义战争：然后事情就搞定了。但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呀！
至少是双重的代价。
首先，资产阶级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波拿巴-拿破仑一世，并因此开启了一个独创的传统，典型的法国波拿巴主义传统。这种资产阶级的解决办法虽然令人不快，但为了让平民大众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这却是深思熟虑后的必不可少的办法（先是1798年，然后是1852年，直到1958年，这个传统仍在继续：戴高乐的5月13日）。[55]这诚然是个解决办法，但却代价昂贵，因为这个解决办法把一个事实暴露在了所有人眼前：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主义”，为了资产阶级自身的好处，会公开采用非民主或非议会的个人独裁形式。一旦其阶级统治受到威胁，它就会安然把1789年议会民主的伟大原则坐在屁股底下，显示自己对它们有多么蔑视。
其次，资产阶级还要付出另一个代价，即它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一个“坏榜样”，它会传染，或者更糟糕，它会让人起而效仿。因为，在与贵族阶级的反动复辟（路易十八，查理十世）进行的阶级斗争中，资产阶级并没有“唾弃”巴黎的工人和小民，后者与小资产阶级一道，“制造”了1830年的“光荣的三日”[56]，即又一次的“革命日”：人民涌上街头，筑起了街垒，发明了街垒战的艺术[57]。1848年，资产阶级也没有“唾弃”无产阶级的帮助，后者第一次以无产阶级的身份，通过自己的早期组织，与小资产阶级一道，向奥尔良党人的君主制发动了袭击，并且甚至透过路易·布朗[58]的出尔反尔和“国家工场”[59]的欺骗，远远地隐约看见和期望着可以称之为是“社会主义”的前景。
每一次资产阶级都不得不听任人民群众的武装参与，当然还有小资产阶级的参与，在1848年，则是手工业者、帮工，以及无产者本身（通过自己早期的阶级组织）的武装参与。每一次资产阶级都不得不听任这样一个悖论性的事实：资产阶级在剧烈的、政治的阶级斗争中，用自己的阶级斗争教育和训练了无产阶级，而总有一天，无产阶级会为自己进行这样的斗争。
还有必要提到公社吗？这次关系到的是帝国[60]，它不合时宜的专横，它对外冒险主义兼并政策的灾难性后果，都令资产阶级感到不舒服。同样，这一次，仍然需要（尽管这越来越令人不舒服）人民群众的援助，需要越来越自觉的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虽然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有分歧，有普鲁东分子，有布朗基分子，等等）的援助，才能推翻帝国，宣告共和国[61]的成立。但其中同时也孕育着失败。失败？作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意识形态的重要部件，民族主义又怎么样了呢？
然而，法国资产阶级正是在军事上的失败和人民革命的相遇中，发现了自己的十字架（让人想起1917年的俄国！）。巴黎人民反普鲁士占领的民族抵抗，向人民群众发出摆脱外国武装力量、获得民族解放的号召，既不再是爱国小资产阶级的功绩，显然也不是梯也尔先生的、与普鲁士胜利者相勾结的凡尔赛大资产阶级的功绩，而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功绩：是巴黎无产阶级的功绩，它有史以来第一次选择了爱国抵抗和革命的方向。随之而来的是公社：从反抗占领的人民的民族斗争，向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这次尝试尽管失去理智、出奇出格、难以想象、近乎疯狂，但却是天才的，是前无古人的理论发现和实践创造的源泉，它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改变了世界工人运动的整个进程。
因为这一次危及的，不再是某个政府或资产阶级国家的某种形式，而是存在于其种种机器中的资产阶级国家本身。马克思正是从巴黎公社中找到自己以下论点的无可辩驳的经验性证明：必须夺取国家政权，打碎国家机器，在一个新的、无产阶级的、配备了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国家的领导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62]
我们都知道资产阶级是多么懂得“报答”的：对于1830年巴黎小民的决定性帮助，他们的“报答”是把“光荣的三日”的果实没收给了路易·菲利普[63]；对于1848年1月无产阶级的决定性帮助，他们的“报答”是1848年6月对无产者的大屠杀，然后又在12月2日通过各种定罪方式（死刑、监禁、大规模流放）继之以镇压。我们都知道资产阶级是怎么回报巴黎公社的爱国抵抗和革命勇气的：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将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杀害于社员墙前，让那些亲眼目睹了这场“令人宽慰的”大屠杀的贵夫人克服了她们“极度的”[64]恐惧——难以忘记、未曾忘记、至今仍未曾忘记的恐惧。
尽管有这些恐怖事件，但当资产阶级在大体上获得了对贵族阶级的政治胜利，当它感到足够强大，可以容忍，也就是说可以控制甚至消化工人政党的存在时，它就不能够阻止工人政党的组建了（在德国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法国要晚一点，要到1880年左右），因为从形式上来说，后者的政治权利允许它这样做。一个工人政党，哪怕是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如果玩弄民主的游戏，就不可能是危险的。以下事实就是证明：虽然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了巨大成功，虽然还有那些真正的、只是稍微小一点的成功，即法国工人党[65]、工人国际法国支部[66]的成功，但结果众所周知，这些都在两个神圣联盟中玩完了：一个是社会民主党与德国帝国主义国家缔结的联盟，一个是在饶勒斯被刺之后[67]，法国社会党与法国帝国主义国家缔结的联盟（盖德[68]，在战时第一届政府中担任国务部长）。这证明，在列宁之后被称作帝国主义的东西，总是在工人党、甚至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党最惊人的选举成功之后，仍然拥有最终的决定权。
资产阶级非常善于通过自己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来耍手段：不仅是利用恰如其分的选举技巧（它在乡村选票少）在议会中赢得更多议员席位，还尤其包括分裂工人的力量。比如法国在1914—1918年战后虽然容忍共产党，但却让它与社会党并立，不断利用社会党去反对共产党。它很懂得这一套，并不像居伊·莫勒先生[69]有一次大胆地所说的那么蠢（大胆吗？不，是合谋：让人以为法国资产阶级很蠢，是在它的实际力量方面又一次欺骗工人的一种方式，从而又一次有利于资产阶级）。
分裂工人政党，分裂工人工会组织，双管齐下，这就是资产阶级始终如一的战术。
这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资产阶级尤其害怕的是（其重要程度依次递增）：
1. 各工人党之间的政治的统一；
2. 各工人工会之间的工会的统一；
3. 重中之重是这两种统一之间的统一，即工会的群众行动与工人阶级及其天然盟友的群众的政治行动在一个统一的路线和领导下的融合。
我们可以把这几个递进的方面（1、2、3）当作绝对的界限和检验标准。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提出以下论点：
第一件事（各工人党之间的政治的统一）发生时，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达到“警戒状态”；第二件事（各工人工会之间的工会的统一）发生时，达到“紧急状态”；第三件事（工人群众及其盟友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统一）发生时，就要动用“军事管制法”了。因为这时候，一步接一步，直接危及的是资产阶级国家[70]本身。
资产阶级虽然可以“容忍”许多事情，包括活跃的共产党，包括总罢工（甚至像1968年5月那样的相对具有政治色彩的总罢工），包括学校青年同时（在一部分学校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当中）进行的意识形态造反。但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容忍对国家本身（国家政权、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机器、还有它们的硬核，即镇压性国家机器）的致命威胁。这种致命的威胁表现为不可抗拒的人民的力量，它体现在各工人党的统一，工人工会的统一，即城乡人民群众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真正融合中。1968年五月唤起了资产阶级对这种致命威胁的高度警惕，尽管它离这种融合还差着好几里约的距离[71]。
资产阶级一点儿也不愚蠢。它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防止这种致命的威胁。它还是个出色的笛卡儿主义者，知道通过“分解困难”来分而治之，也就是说，它耐心、坚韧而聪明地玩弄战略政治：一方面分裂工人的政治运动，另一方面分裂工会运动，最后切断这两种运动之间的联系。要做到这一点，它只要依靠社会民主党、依靠进行阶级合作的工会，来反对共产党、反对进行经济的阶级斗争的工会就够了。历史从经验上无可辩驳地验证了这一点。首先是共产党人，其次是无产阶级及其天然盟友，要从这里吸取教训。这对于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期，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本身，都是生死攸关的教训。
五、论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经济的阶级斗争
关于工人党在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框架内进行的斗争，有一些众所周知的论点，以上就是我对它们的说明。现在是时候专门就工人组织在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框架内的斗争说上几句了。
我之前指出过，既然占据前台的是政治，既然永远是政治的斗争代表了比工会斗争更高的“意识”水平，那么人们即便不会把工会的斗争看作次要的，甚至是几乎可以忽略的，也会倾向于认为它更容易、更不那么重要。
比如，只要查阅近些年来由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72]几个“革命的”理论家、某些小团体，以及统一社会党[73]及其宣传喉舌（《新观察家》）——更不用说赛尔日·马勒[74]一类的意识形态家了——制造出来的“文献”[75]，就足以从中得到巨大的“启示”，认为应该把“量的”要求和“质的”要求区分开来。
第一类即“量的”要求，关系到“保护”雇佣劳动者的“物质利益”，它契合或构成了工人工会组织（法国劳工总联盟[76]）经济的阶级斗争的主要目标。这类要求被看作是卑俗物质主义的[77]，（用这些理论家的行话说）缺乏“全球革命的战略”“视野”和“前景”，因而几乎可以忽略。
相反，第二类“质的”要求则是高贵的，与普遍历史相称，值得这些理论家关心[78]，使他们有兴趣去制定自己世界革命的“全球战略”。在这个战略中，无产阶级只要待着别动，即待在人们为他们指定的位置上就行。
我之所以要提及这些错误或愚蠢，是因为它们有害，不仅在“知识分子”（年长的大学生或其他知识分子）当中造成危害，还在小资产阶级的其他阶层（管理人员、工程师，甚至进步分子）中造成危害，乃至在工人阶级的某些人中间也造成危害。实际上法国劳工民主联盟[79]的口号本身就常常重提“量的”要求和“质的”要求之间的区分，当然那是为了后者的利益，因为这种区分就是为此而发明的。
总之，唯有政治高贵，值得去实践，因为只有它是革命的：工会的物质要求则是“卑俗”物质主义的和非革命的。这一切都对，只要不发展到对工人说，要“钱”给自己买冰箱、电视甚至汽车是一种耻辱就行。我们知道，在资产阶级关于“消费社会”的绝妙理论看来，这些东西本身对于阶级斗争来说是“使人异化的”，因为它们会“腐蚀”其占有者的“灵魂”。但反面的例子马上就会跳到眼前：正如大家所知，被赐予这个启示并慷慨地将其分享给我们的一些“理论家”（法国劳工民主联盟、统一社会党，或“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大学生），为了不被那些东西“异化”或“腐蚀”，为了还能继续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家——如果不是它的“纯粹”领袖的话（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家”和“领袖”，因为他们自己宣布自己是），自己就放弃了冰箱、电视、汽车，更不用说去巴利阿里群岛、希腊或蓝色海岸度假了……[80]
然而，当我们从这些“理论家”的“世界”视野中跳出来，稍微关注一下工会的斗争，它的独一无二的历史就会显示出一个至关[81]重要的特性。我们已经阐述了迫使资产阶级终究要承认（至少是暂时承认）各工人政党乃至共产党合法存在（当然随时都有可能被禁止）的原因。但同样是这些原因，却在工人的工会斗争领域（它隶属于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带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后果。
从事经济的阶级斗争的工人组织，事实上无法像从事政治的阶级斗争的工人组织那样，从18和19世纪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之间漫长的、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事件中获得好处，从而无法从进行政治的阶级斗争的资产阶级模范前辈和榜样中获得教益；也没有因1789年以来就被固定在其大原则[82]中的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政治权利条款而获得好处。因为资产阶级非但完全不需要工人的经济的阶级斗争的帮助，恰恰相反，它有充分的理由害怕这些斗争，因为经济的阶级斗争攻击的是资本主义剥削，所以实际上直接攻击了资本主义存在的物质基础，即攻击了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物质基础。因此，面对受它剥削的工人的经济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绝不会允许自己有任何政治上的妥协，因为它只有通过自己的剥削才能活下去。这完全合乎逻辑。
但最近的形势要求我们在这里把不清楚的部分挑明了说，因为有人正在向市场散布一些虽然很久之前就已经被驳斥、但依然危险的老错误。
必须重新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下面这个根本性的经典论点。
经济剥削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存在的物质基础（是马克思所说的“下层建筑”或“基础”[83]）。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存在的物质基础，是经济剥削，而不是压迫。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尤其是在他们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激烈斗争中，总是小心地区分剥削和压迫，即区分受资本主义剥削这一经济生产关系所支配的经济的下层建筑和最终受资本主义国家镇压性政权所支配的政治的上层建筑。而无政府主义却主张相反的东西——其小资产阶级“先锋”（历史地看来则是落后的）“理论家”一贯如此[84]。
正是在这里，关于大厦的隐喻（基础或下层建筑，上层建筑或建立在基础之上的高层）会给工人战士以绝对决定性的理论帮助和政治帮助。它甚至还会给许多人提供一个重要而有益的帮助，使他们不是被那几个自命为“革命运动”理论家和领袖的知识分子的权威的意识形态“领导”方法所“吓倒”，而是愿意严肃、科学、冷静、诚实地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下层建筑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分——以及上层建筑、从而一切形式的压迫（这些压迫全都与国家机器挂钩）归根到底由下层建筑所决定，由对处于生产关系（这种关系就是并且无非就是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中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工人进行的物质剥削所决定这个论点——，最终还原了事情的本来面目。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真理。今天重新质疑它的没有别人，在这方面[85]进行质疑的，只有那些十足的修正主义者。
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即首要的，事实上是剥削，而不是压迫。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剥削关系）。被决定的，即第二位的，是压迫：也就是国家。国家是压迫的最终中心，由这个中心辐射出一切形式的压迫：包括来自镇压性国家机器的镇压，即直接（通过警察、军队、法院等等）或间接（通过行政部门）的肉体镇压，以及来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切形式的意识形态奴役。
正如我们已经试图表明（即便没有证明）的那样，如果上层建筑的实际功能，是通过镇压和意识形态化这两种虽然形式不同但都可以归结为资本主义国家组成部分的体系来保障生产条件的再生产，那么，这种再生产就只不过是使生产能够继续存在的条件。这也就是说，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剥削发生在生产中，且只发生在生产中，而不是发生在再生产中。
如果国家如恩格斯所说，是社会的“集中表现”[86]，那也无非是根据它在再生产中的作用才如此，因为我们可以以这种名义在那里发现政治的阶级斗争的意义。国家是政治的阶级斗争的对象和目标，但政治的阶级斗争从物质上来说并不是以国家的存在为基础的。
它以不可调和的各敌对阶级的存在为基础，而其中敌对阶级的存在又以阶级经济剥削的物质条件为基础，并被这个条件所决定。一方面是剥削者阶级——他们成为剥削者，是因为他们掌握了生产资料；另一方面是被剥削者阶级——他们成为被剥削者，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甚至在我们所谓的“消费社会”，也只能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普通“商品”来出卖。
本质的不同就在这里，尽管是悖论的，但它把工人阶级的经济的阶级斗争与各种形式（或多或少被承认或被容忍的形式）的政治的阶级斗争区别了开来。
悖论的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剥削的阶级关系，工人阶级必须夺取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摧毁国家机器，等等，因为国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关键。因此，要颠覆剥削的下层建筑，无产阶级及其盟友就必须掌握国家政权并摧毁国家机器[87]。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战争的观点来看，这个命题完全正确：必须在政治上对国家发起进攻，因为是国家保障着这个剥削体系再生产的条件，简言之，是国家使资本主义体系屹立不倒，使它永远延续下去。
但随便哪个军人都非常清楚，一个国家的最终军事屏障（某个战略要塞），不会是这个国家[88]本身，扫清这个最后屏障的战斗也不能总括此前的整个战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战争也同样如此。它取决于资产阶级对国家政权的保持和无产阶级对国家政权的夺取。但夺取政权只是一场非常漫长的战斗的顶点：那是一场持续的、每天都要进行的极其艰难的战斗，一种没完没了的、不能放弃的壕堑战，它常常被占据前台的壮观的政治战斗所掩盖。这场暗地里无声进行的没完没了的血淋淋的壕堑战，就是经济的阶级斗争。
在这场战争中，资产阶级原则上不会放过任何人。从1791年开始，它就抢在前面，通过《谢普雷法》禁止了帮工、手工业者和工人的一切“结社活动”。应该读一读正直的历史学家们笔下从事经济的阶级斗争的工人社团令人瞠目结舌的历史。[89]由于被禁止，这些社团首先要以看起来不像社团的方式（互助会、互救会、“通信”会，甚至戒酒会）自己组织起来。他们的实践活动更经常地处在合法性的边缘地带，还没有进入完全非法的范围，就被资产阶级镇压性的法[90]明确禁止了。这意味着一方面是默默无闻的英雄气概、不断奉献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毅力、丰富的想象力和灵活狡猾，另一方面则是无情的处罚或干脆就是群众性的大屠杀（比如富米尔大屠杀[91]，只举这一个血淋淋的例子就够了）。
为了认识这种差别的重要性，我们只要注意，工人工会要使自己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真正的合法存在和自己的各种“权利”获得承认，比工人政党获得相应的承认要困难得多得多。它必须通过长时间的英勇斗争，把自己事实上的存在强加给资产阶级最厚颜无耻的合法性和镇压，直到1884年才获得形式上的承认。但直到1936年，它才通过人民阵线被真正承认！直到1946年，在抵抗运动之后，工会的权利才被法国的官员们所承认！直到1968年5月（!），在格勒纳勒，工会支部在有200名工人以上的企业中的合法存在权利才得到承认。[92]
既然法就是法，既然其运用就在于通过规避它的方式来遵守它，那么，资产阶级没有放弃、也永远都不会放弃利用自己政权中的一切手段来反对工会战士，惩罚他们或干脆解雇他们；劳动监察员要么与老板们狼狈为奸，要么被他们的手段完全解除武装；许多老板把用来支付劳资调解委员因他们对“脾气不好”的人（这些人只不过是有点太政治化）“滥用解雇”而判处的罚金算入自己的普通经费中；——这些还有必要补充吗？此外，资产阶级懂得娴熟地利用他们小心翼翼地维护着的各工会组织之间的分裂（法国劳工总联盟、法国劳工民主联盟、联合劳工总联盟、法国天主教工人联合会、法国工人力量劳工总联盟、企业干部总联盟等组织之间的分裂，更不用说西姆卡、雪铁龙这类工厂的“工会之家”了），这一点还有必要再补充吗？
因此，无须惊讶，以1969年的法国本身为例，成为共产党员常常更为容易。也就是说，对于一些战士来说，在兜里揣张自己的证件，时不时在企业外面举行聚会，通过邮局或以另一种谨慎的形式散发小册子或党支部的报纸，要比成为真正的工会战士容易得多。因为工会的活动（当然是指集体的活动，同时也包括个体的活动）只有大白天在工程师、管理人员和工头们时刻极其警惕的监视下，才能在企业里面开展。而那些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雇主进行剥削和压迫的直接当事人，他们有时候表现得粗暴，但有时候也表现得无比灵敏。
我通过这些经验性的说明而提出来的论点很简单，在工人运动中也算是经典论点。列宁和红色工会国际以非常清楚的语言对它进行过界定。这个论点如下。
经济的阶级斗争，虽然光凭它自己并不能决定这场对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战斗，即夺取国家政权的战斗，但它既不是次要的斗争，也不是从属性的斗争，它是政治的阶级斗争本身的物质基础。没有每天持续不断的顽强的经济斗争，政治的阶级斗争就是不可能的，或是徒然的。只有深深地植根于经济的阶级斗争，并且唯有植根在它当中，才会有能够带来胜利的真正的政治的阶级斗争。因为经济的阶级斗争，恕我大胆借用这个有点隐喻的词语，是下层建筑，它归根到底决定着政治斗争本身，而又唯有政治斗争才能够领导这场人民群众的决定性战斗。所以，政治的阶级斗争具有优先性，但如果政治的阶级斗争的基础，即经济的阶级斗争，没有在正确路线的指导下每天坚持不懈地深入进行，这种优先性就仍然只是一句空话。
这个论点显然把那些小资产阶级“理论家”们所谓“质的”斗争对于“量的”斗争的优先性的论点化为了齑粉，同样也把有人因为看得草率还来不及消化所以归之于列宁的论点，即关于任其自便的工人的阶级斗争具有“工联主义”“局限”的伪马克思主义论点，化为了齑粉。
因为列宁绝没有说过任其自便的工人阶级只能进行经济的阶级斗争。列宁的工联主义说的是一种政治的斗争，一场由错误的政治路线、一条改良主义路线领导的政治斗争。它满足于向资产阶级国家和政府要求一些改革，却从来不质疑资产阶级国家本身的存在。工联主义，就是为了改良主义政治路线即阶级合作的政治路线，而利用、出卖工人工会组织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和党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关系，比如，要是没有各工会联盟，英国的工党会成什么样子呢？我们甚至得承认，工党的根有一部分就扎在英国一些大的工会联盟中，但我们必须立即补充说，那些伟大的工会领袖——比如贝文[93]、比万[94]、威尔逊[95]等——一旦当权（即一旦成为帝国主义的亲切陛下的政府首脑），很快就会从工会的斗争中“脱根”，然后对其进行“遏制”，直到公开反对它。只要他们是“政府的社会党人”，也就是说，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仆人，情况就永远会是这样。
因此，把列宁关于“工联主义”的那句话[96]，理解为是指出了工人运动凭其自身的力量所能达到的最终限度——仿佛它针对的是工人运动自发的经济的阶级斗争——，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它针对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它针对的是工人运动自发的政治的阶级斗争（工联主义使它掉进了阶级合作的改良主义陷阱）的绝对限度。严格地说，工联主义力图赢得的是“政府”，而从来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结果是，它变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实主管”。
六、政治的阶级斗争必须深深植根于经济的阶级斗争
因此，必须恢复事情的真相，因为这个论点现在被一些“先锋理论家”所攻击，或在实践上被某些共产主义者当作是次要的，他们还因此对自己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得出了同样错误的观念。必须高度恢复工会斗争的地位，当它涉及一些大的工人（矿工、冶金工人、铁路工人、建筑工人等等）工会联合会时，就具有直接的经济的阶级斗争的性质（而比如在各公务员工会中，与经济的阶级斗争的关系就不是直接的）。必须恢复事情的真相，必须明白为什么如果没有深深植根于群众的经济的阶级斗争，如果没有在经济的阶级斗争中（即在为了“各种具体物质要求”[97]而进行的斗争中）采取正确的立场和共产主义的行动，就不可能有共产主义的政治的阶级斗争。
我们已经阐明了为这个论点辩护的最后原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归根到底都建立在对工人阶级和其他非工人雇佣劳动者的直接经济剥削的基础上。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都不可避免地要通过对直接剥削的直接斗争来进行。这种斗争同时（但是次要地）也通过对非直接形式的剥削[98]的斗争来进行。
然而，这种斗争是由本质上不同于共产党的各群众组织来领导的（说不同，是从它们的地位、它们的运行规则即最广泛的工会民主，以及它们的实践来说的），因为它能够被领导为一场群众的斗争。它确实与群众有关，因为剥削无一例外地涉及所有的工人和劳动者，剥削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每天都在直接经受剥削。因此，通过为了物质要求[99]而进行的斗争，人们可以把群众团结到反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客观行动上来。群众：不仅仅是指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仅仅是指无产阶级，还指城市与乡村中的非无产阶级的雇佣劳动者、贫农、正在无产阶级化的小农，还有所有资本主义剥削的客观受害者，包括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许多公务员（比如教师），甚至某些镇压性国家机器中的公务员（比如从事行政管理的某些类型的公务员）。
如果创造历史的是群众，如果群众只有通过政治的阶级斗争，且只有在无产阶级先锋队政治组织的领导下，才能把历史引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那么毫无疑问，当群众行动起来时，就只有当他们早就已经在正确路线的指导下，为各种具体物质要求进行了长期艰苦、英勇、坚韧、默默无闻的工会斗争，从而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剥削的斗争中被动员并团结了起来，才会接受党在政治上的领导。
这是一个可靠的信号。如果共产党作为党在企业中消失了，那就证明它没有采取与其自身的政治功能相应的、与其自身在工会方面的功能相应的正确的路线和行动。如果在企业中，党的支部“躲”在工会后面——更不必说完全消失——，让（无论如何都无法承担这种功能的）工会去为“占据党的位置”而操心；如果党只满足于“支持工人的斗争”（即工会的斗争），而不是去领导这些斗争，把它当是自己的职责；一句话，如果在全国范围内党在非选举实践中发现自己在组织经济的阶级斗争的行动和主动性方面客观地退缩了：如果发生上述任何情况，都是“有什么方面出了问题”的信号。
因为党必须走在群众的前面，倒不是像我前文提到过的那些著名的“革命的”“先锋理论家”所希望的那样，（要求只存在于他们想象中的“组织”）比群众多走十里约或一千里约，而是像列宁的提法那样：多走一步，并且仅仅多走一步。对于全国范围来说是这样，就更不用说在每个企业范围内了。这就意味着要有一个与企业中的工会部分相对应的关于共产主义政治的正确定义和实践。为了与企业里的群众联系起来，共产主义者必须关心工会的各种要求和问题，直至细节，但又不越俎代庖，而是去做他们自己的本职工作，即作政治上的解释、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这必须以一个绝对条件为基础，那就是党要存在于企业中，真正在企业中（通过其自身的主动精神和支部的报刊等）作为名副其实的党出现，它要在那里通过正确的路线，通过自己对于（在工会中被组织起来的）群众应当采取的立场——比群众向前多走一步，因而比工会组织向前多走一步——而被所有人知晓，并得到所有人赞赏。
因为这种在政治上的革命的融合（为了回到我们就群众的经济的阶级斗争和群众的政治的阶级斗争之间的统一所谈过的东西，简言之，为了再一次讨论这种融合，即因在客观上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存在造成了致命威胁而被视作致命危险物的融合），如果不预先提前很久就在企业内部得到锻造，就永远不会以保障其胜利的形式完成。而这种融合的物质基础，就是政治的阶级斗争植根于经济的阶级斗争。我要再重复一遍，经济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用更具体的话来说就是：共产主义者即企业中支部成员的行动，要植根于企业中工会成员争取具体物质条件的行动。
这是与工会相对应的共产主义政治实践的根本原则。
那些在法国被联合劳工总联盟和莫里斯·多列士的列宁主义培养出来的老战士没有忘记这一点，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不得不把这一点教给许多正在或将要投身于法国劳工总联盟、投身于党的青年战士。而且这不是他们个人的事情，这实际上是党必须全部自己承担、负起全责，必须最终完成的头号政治教育任务。我非常清楚，我们都非常清楚，完成这项任务并不容易，尤其是在目前的形势下：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由于它是、并将继续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以总会影响到工人阶级），不断使工人运动呈现出两种偏向，一方面是经济主义偏向，另一方面是“革命主义的”（要么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要么是无政府主义的）政治过头偏向；尤其是在目前的形势下：帝国主义的垂危也使得在法国本国培养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战士成为首要任务[100]；并且尤其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及作为其后果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衰退这种特别微妙的条件下[101]。尽管如此，这项教育任务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须完成的头号政治教育任务。
政治的阶级斗争尽可能深地植根于经济的阶级斗争，植根于群众为了物质要求而进行的工会斗争，这就是革命斗争的金子般的准则。
工人运动在国际工人阶级为之牺牲了许多无名战士的斗争中，通过自己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融合，才学到了这条金子般的准则。正是由于遵守了这条金子般的准则，工人运动才在历史上取得了自己的伟大胜利（1917年的俄国革命，1949年的中国革命）。正是由于忘记或轻视了这条金子般的准则，才导致了它在历史上的巨大失败（比如1914年前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失败、20世纪20年代中欧革命的失败等等）。[102]
实际上很显然，忽略了这条金子般的准则，人民群众确实也能利用这样或那样的危机形势自己“行动起来”，甚至发起一次非常强有力的运动，乃至在出现“革命的”局势时，能够夺取国家政权。但尽管如此，如果党出于偶然或出于其他原因，没有通过将政治的阶级斗争植根于经济的阶级斗争的长期实践而与同一群众密切联系起来，那么，人民群众的运动就要么不能成功夺取政权，要么哪怕它由于好运而成功地夺取了国家政权，也要面临没有能力保持政权的危险。
事实上必须进行到这一步，才能给“创造历史的是群众”这个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论点赋予具体的内容。既然我们所关心的历史是革命史，那么群众就必须被动员和领导，走向真正的革命目标。只有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才能做到这一点。
但党，只有当它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才能担负起这种领导作用（这意味着要向群众进行解释，对他们进行动员和组织）。但只有把政治的阶级斗争深深地、不可逆转地植根于经济的阶级斗争即“工会的具体物质要求”中，这种联系才能得到保障。
当有些人把工会斗争看作是次要的甚至是可以忽略的，而另一些人想把工会斗争变成纯粹的政治斗争时，这个经典论点，如实恢复了工会斗争本身的真实地位：它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希望我这里提到的那些意志坚定的战士（在未加必要区分地被称之为“左派分子”[103]的人当中，尤其在大学生、中学生和青年脑力劳动者中当，他们为数众多），能好好思考一下这个经典论点的内容，好好思考一下这个事实：这个经典论点作为一个结果，经过了工人运动一个世纪以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阶级斗争的考验，这个结果，是成千上万无名工人战士流了无数鲜血，用忠诚和牺牲换来的。这些工人战士当初在战斗中只是坚守了自己位置，但正因为有了这些前辈们（他们有的已经不在了，有的幸存了下来）有时是悲剧性的牺牲，此后年轻一代所面临的战斗才远没有那么严酷、危险和棘手。
七、镇压性国家机器是单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复数的
我们还是暂时回到我们关于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有区别的论点上来吧。
实际上，在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存在着（与镇压和意识形态化之间的差别不同的）另一种差别。那就是，镇压性国家机器是单数的，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复数的。这种差别很重要。
我们明确指出其性质是镇压性的那种国家机器，实际上表现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更准确地说，表现为一个集中化的实体[104]，它自觉地直接受一个单一的中心领导。我要提醒大家注意，这种镇压性机器——当我们谈到法的肉体（或其他）形式的惩罚时，曾从它那里抽出了一个“专门化的部分”——包含了一种集中化的有机配置。这种配置在法国尤其明显，因为法国的国家元首已经放弃了“虚君共和”[105]，这样一来，在最顶头的是国家的真正元首，政府[106]（包括当前的议会团[107]：必须保留“议会”制度的外表，因为1789年以来“民主主义者”就一心想要它）直接听命于他，而行政部门、军队、警察、（表面上独立的）法官、法院、监狱等又听命于他和政府。
当然，这些不同的“实体”（它们只是一些成员）之间在镇压方面存在着劳动分工，它们在镇压的实施方面也有着不同的、甚至极为不同的形式。一个中央行政部门的公务员，哪怕他是收税官，也不会动用和警察同样的“方法”；一个海关职员，也不会动用和军人同样的方法。如此等等。
但事实上，所有这些成员都属于同一个由镇压的执行者组成的实体，而镇压的执行者听命于国家政权的掌握者，后者是统治阶级（在当前的法国，是法国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在实行自己的阶级政治。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以说镇压性国家机器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因为它们在一个单一的领导下，即在掌握了政权的阶级的政治代表的领导下，被组织和统一了起来。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另一回事。它们是复数的，并且具有一种相对独立的物质存在。
尽管教会保留了一些学校，尽管它在公共学校里有自己的布道牧师，尽管它在国家教育中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代表，但是在1969年，教会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再也不能与学校混为一谈了。这是以和教会结盟的土地贵族为一方，以从法国革命中诞生的、和小资产阶级结盟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为另一方，在整个19世纪所进行的顽强的阶级斗争的结果。赢得这个结果的代价是昂贵的，但从此以后，这个结果就铭刻进了一些事实中。
同样，尽管教会有自己的出版物，有自己的“演出”（弥撒、迎神、进香等等），并且在其他机器中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代表，但也不能把教会等同于出版机器、文化机器（各种演出）和传播机器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同样，对于一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政治机器，都可以这么说。尽管它们之间不可避免地会相互影响，但它们在客观上是彼此各异、相对独立的，没有在一个有意识的单一领导下形成一个有组织的集中化的实体。比如说，在法国就再也没有了宗教部长[108]。再比如，尽管戴高乐“位高权重”[109]，尽管他和马蒂阁下[110]情投意合，他也不能像指挥埃德加·富尔[111]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指挥传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多麦颂先生[112]以“完全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主持了传播机器中最高效的部分，即法国广播电视台）那样，去指挥马蒂阁下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如果这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相互分开、相对自主、多少有点弹性、多少与国家切断了直接联系的（甚至就算它们有直接联系，比如学校和无线广播电台，它们至少在一定的时期内也同样是有弹性的，在有些时候它们甚至会“发出”非常“尖锐的摩擦声”），如果是这样，那么是什么把它们构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呢？首先，是在它们当中得到实现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即掌握了国家政权并强制性地直接指挥镇压性国家机器的那个阶级的意识形态。
正是在这里，为了重新发现并理解它们的重要性，必须回到马克思和列宁就国家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所提出的那些论点上来。
简而言之，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认为：
1. 国家是统治阶级的统治的“集中表现”[113]和“机器”[114]，用专有术语来说，这意味着一切上层建筑作为阶级的上层建筑，都是中心化的，即以国家为中心。因此，这个论点可以让我们修正那些虽然有用但又带有过多“地形学”色彩的区分。我们前不久还强调过这些区分，特别是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分。这个区分仍然是正确的，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今后要明确，这个区分在且只有在一个绝对起决定作用的统一体（unité）的统治之下，即在国家的统治之下，在国家政权及其镇压性机器和意识形态机器的统治之下才存在。
2. 作为结果，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即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尽管它内部很多样，尽管它所寄身于其中的机器千差万别——，本身也以掌握着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形式，即以一种意识形态的统一的形式而得到集合和集中。尽管内部有一些矛盾，但这个意识形态的统一，可以并且必须被称之为统治阶级的国家的意识形态。因此，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所以得到统一，在于它们在各自的领域中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实现了同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尽管有内部的差异甚至内部的矛盾）就是国家的意识形态。
定义：所以国家，在国家政权下面，一方面是镇压性国家机器，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国家机器[115]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统一是由国家政权掌握者的阶级政治来保障的。在阶级斗争中，这种阶级政治直接地通过镇压性国家机器起作用，间接地通过国家的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实现起作用。
什么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呢？我们将在本书第二卷中对它进行更详细的讨论。目前只要知道下面一点就够了：掌握了国家政权的阶级要进行统治，就要“使”被剥削者以及进行剥削和压迫的当事人、甚至从事意识形态化工作的当事人“运转起来”[116]，以保障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这需要一些基本的“价值”，国家的意识形态就是在一个总括了那些基本“价值”的体系中，集合了一些从不同的意识形态“领域”（宗教的、法律的、道德的、政治的等领域）借来的重要主题。就资产阶级国家来说，国家的意识形态集合的基本主题有下面这些：
1. 民族主义：关于法兰西，关于法兰西的世界地位，关于法兰西的使命和伟大的主题。因为法兰西是“教会的长女”[117]。
2. 自由主义：首先是关于企业的自由的主题，还有关于自由一般[118]的主题，关于在世界上保护自由的主题，自由世界的主题，等等。
3. 经济主义：关于利益的主题，不仅是民族利益（见前文）[119]，还有通过科学、技术和民族经济的“总体进步”，保护所有人和每一个人……的利益的主题。见附属部分：“关于劳动的意识形态”[120]。
4. 人文主义[121]：这是经济利益主题的必然对位，它对民族主义、法兰西的使命和人的自由等进行了综合。
每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以自己的方式“效劳于”上述所有或部分主题，包括它们的组成部分和它们的各种回声。
* * *
[1]“例外的”原文为“d'exception”，也可译为“特别的”。——译注
[2]参见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四卷，前引，第367-391页。——译注
[3]参见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1921年1月25日）》，《列宁选集》第四卷，前引，第392-433页。——译注
[4]同上，第372-373页。译文有改动。——译注
[5]参见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四卷，前引，第368页。根据阿尔都塞的引文，这里把中文版中的“但是，工会却不是国家组织，不是实行强制的组织”这句话，改为了“但是，工会却不是国家的强制组织”。——译注
[6]“陛下的反对党”（opposition de sa Majesté），本指英国的“辉格党”，代表商人和制造业者，这里指表面上反对统治阶级，本质上与统治阶级合作的在野党。——译注
[7]我要提醒大家注意：阶级斗争远远超出了它铭刻在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后果。这里，我们只想分析它最终的那些后果。
[8]莱昂·布鲁姆，见第211页译注。1940年维希政府将他逮捕，监禁到1945年才获释。“在人类的阶梯上”（à l'échelle humaine）是莱昂·布鲁姆被俘后在狱中所写的一部著作的名字，1945年出版，其中“échelle”既有“阶梯”的意思，也有“阶层”“比例”的意思，从而“à l'échelle de”也有“在……范围（规模）内”的意思。——译注
[9]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Clement Richard Attlee，1883—1967），英国工党领袖。1940年任丘吉尔政府掌玺大臣，为战时内阁成员和实际上的副首相。1942年任英国副首相（先后兼任自治领事务大臣和枢密院院长），1945年因工党在大选中获胜而出任英国首相，取代丘吉尔。任内参加波茨坦会议。1955年12月退休，被封为伯爵。——译注
[10]威尔逊（James Harold Wilson，1916—1995），英国政治家，工党领袖，曾分别于1964年、1966年、1974年2月和1974年6月四次当选英国首相。——译注
[11]“CRS”即“Compagnie Républicaine de Sécurité”（共和国保安部队）首字母缩写。——译注
[12]这里“终极的”原文为“de «dernière instance»”，其中的“instance”在有的地方也译为“层级”，所以“dernière instance”直译也即“终审”或“最后层级”。另一个相关的短语“en dernière instance”，则译为“归根到底”。——译注
[13]“三党联合体制”（Tripartisme）特指1946年1月到1947年5月法国由共产党、社会党和人民共和运动共同执政的政治局面。——译注
[14]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只能用其阶级性质来描绘民主的特征：要么是资产阶级民主，要么是小资产阶级民主（它的“阑尾”和“遮羞布”），要么是人民民主，为人民的民主。［“遮羞布”原文“feuille de vigne”，原义是“（裸体画或雕塑中的）遮盖性器官的葡萄叶”。——译注］
[15]拉马迪埃（Paul Ramadier，1888—1961），法兰西第三和第四共和国时期左翼法国社会党的著名政治人物。1947年1月至11月任第四共和国第一任总理，1952—1955年任国际劳工局局长。1947年1月拉马迪埃当选为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第一任总理，组成中左联合政府，内阁中包括5名法国共产党人，5月法共在议会投票中反对拉马迪埃政府的工资政策，拉马迪埃以法共的行为违反了政府团结一致的规则为借口，把法共的部长逐出了政府，从而结束了三党蜜月期。——译注
[16]“通向反人民的民主的复辟的过渡期”原文为“une période de transition la restauration de la démocratie contre le peuple”，在“période de transition”（过渡期）和“la restauration”（复辟）之间，漏了一个“vers”（通向）。“反人民的民主”（démocratie contre le peuple），与前文“为人民的民主”（démocratie pour le peuple）相对应。——译注
[17]正确的路线并不总能在六个月内取得胜利。过渡期可能很长，可能像阶梯一样是一级一级的。全球的力量对比会阻碍它们的进程。但是，没有正确的群众路线，乞灵于过渡的必然性也是徒劳：因为这样一来它们就成了空话。
[18]这里的“机器”原文为“machine”。关于“appareil”与“machine”的区别，参见页边码第106页译注。——译注
[19]1958年5月13日，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军发动军事政变，最终导致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结束，戴高乐上台。——译注
[20]这里的“解除……武装并粉碎……”原文为“désarmerdémanteler”。——译注
[21]“政变主义者”和“暴动主义者”原文分别为“putschistes”和“insurrectionnalistes”。——译注
[22]我要提醒大家注意，1908年，在俄国工人运动史上的危机时刻，列宁曾支持社会民主派议员留在杜马中，反对想退出杜马的“形左实右的”召回派布尔什维克团体。
[23]这个政府，虽然是由作为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部分的议会选出来的，但仍然是镇压性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这很正常。参见本版第169页。（“参见本版第169页”应为法文版编者的话。——译注）
[24]只要想想由共产党提交的所有那些关于教育改革法的提案。它们都没有得到实现。这很正常。
[25]这里的“局限”与上文及下文中的“限度”为同一个词“limite”。——译注
[26]1958年5月13日，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军发动军事政变，最终导致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结束，戴高乐上台。——译注
[27]在始终被当作“外国党”或“分离主义者”的不公正待遇下，它只有通过漫长的阶级斗争才能使自己得到承认。
[28]这些天然盟友，可以根据政治优先性的顺序来排列如下：（1）农民无产者、贫农、小农；（2）部分乡村小资产阶级——某些中农——城市居民——手工业者、小商人、职员、脑力劳动者、大学生、中学生等等。
[29]［被删除的段落］：通过这种可能性，我们会认出资产阶级的法（这里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权利）的存在的必然后果中的一个，我们曾顺便指出过这个后果，它既不会让法学家惊讶，也不会让政治家惊讶，因为我们说过，法的特性就是被应用，即被遵守和规避。
[30]注意，这里的“权利”与上文中的“法”，原文都是“Droit”。关于这个词的译法，具体参见第140页译注。——译注
[31]参见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52年10月14日）》，《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653页：“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旗帜被抛弃了。我认为你们，共产主义的和民主的政党的代表们，必须举起这面旗帜，打着这面旗帜前进，如果你们想把大多数人民集合在自己周围的话。除了你们以外，再也没有人能举起这面旗帜。”阿尔都塞的引文稍有不同。——译注
[32]参见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52年10月14日）》，前引，第654页：“现在，资产阶级出卖民族的权利和独立来换取美元。民族独立和民族主权的旗帜已经被抛弃了。毫无疑问，你们，共产主义和民主的政党的代表们，必须举起这面旗帜，打着这面旗帜前进，如果你们想成为本国的爱国者的话，如果你们想成为自己民族的领导力量的话。除了你们以外，再也没有人能举起这面旗帜。”阿尔都塞的引文稍有不同。——译注
[33]注意，此处的“财产”原文是“bien”（单数），前文的“财产”原文是“biens”（复数），同时单数的“bien”也有“善”“好处”“福利”的意思，所以这句话也可译为“而对于结社这一属于行会会员和工人的‘善’”。——译注
[34]注意，这里“法”（包括前面《劳动法》中的“法”）的原文为“Droit”（首字母大写），前文“权利”的原文为“droit”（首字母小写），作者在这里利用了“droit”这个词的多重含义，并且指出了“各种权利”（这里是指结社的权利）是“法”的“分支”，而工人结社的权利作为法的分支，一直落后于其他的权利。关于这个词的译法，具体参见第140页译注。——译注
[35]“制宪议会”（la Constituante），即“国民制宪议会”（Assemblée nationale constituante），指成立于法国大革命第一时期的制宪议会。——译注
[36]“风俗”原文为“mœurs”，以往也译为“道德风俗”或“风俗习惯”。从启蒙运动以来，这个词在理解不同民族国家的文明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伏尔泰的《风俗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都借助了这个概念进行思考。在阿尔都塞的思考中，这个词与“教育”和“意识形态”有某种对应关系。另参见第310页译注。——译注
[37]麦克-马洪（Patrice de Mac-Mahon，1808—1893），法国政治家，曾担任过凡尔赛军队总司令，1871年率兵镇压巴黎公社。1873年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上台后试图复辟君主制未果，但他上台后国民议会由君主主义者统治着。——译注
[38]“工人工会”原文为“syndicats ouvriers”，关于“syndicat”的译法，参见第206页译注。——译注
[39]原文为“CGT”，系“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也译为“法国总工会”）的缩写，成立于1895年，是法国最大的工会组织。为了不混淆“Confédération”（联盟）“Union”（联合会）和“syndica”（工会），我们将所有以“Confédération”“Union”命名的组织都译为“……联盟”“联合会”，并在注释中标出以往通行的其他译名。——译注
[40]原文为“CFDT”，系“The Con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émocratique du Travail”（也译为“法国民主工会”）的缩写，成立于1964年，是仅次于法国劳工总联盟的第二大工会组织，1966年至1970年间，这两大工会曾有过合作。——译注
[41]与此相反，在军队里既没有工会，也没政党。军队是个大犬舍（原文“la Grande Muette”，其中“muette”既有“猎舍、猎犬犬舍”的意思，也有“哑的、不会说话的”的意思，所以英译者把它译为“大沉默组织”。——译注），在那里只有将军们根据各军部长的授权才有权利发言。顺便提一下，在6月18日、5月13日或在发生阿尔及尔式的军事政变等等情况下除外。（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在伦敦发表广播演说，否定法国政府终止对轴心国的敌对行动。1958年5月13日，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军发动军事政变，最终导致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结束，戴高乐上台。——译注）
[42]“法国全国雇主联盟”原文为“Confédération Nationale du Patronat Français”（也译为“法国雇主联合会”），其缩写为“CNPF”，成立于1936年。其中“Nationde”（全国的）也译为“民族的”。——译注
[43]这给法学家关于法的系统性、形式性和普遍性的要求提出了一些重大的“逻辑”“难题”！
[44]原文如此，只有一个“F.”，指“法国工人力量劳工总联盟”（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Force ouvrière，简称CGT-FO或FO，也译为“法国工人力量总工会”），是仅次于法国劳工总联盟和法国劳工民主联盟的第三大工会组织。1947年，法国劳工总联盟领导了全国大罢工，迫使右翼改良派退出法国劳工总联盟，此后这批改良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成立了“法国工人力量劳工总联盟”。——译注
[45]原文为“CIA”，系“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缩写。——译注
[46]《亚眠宪章》（Charte d'Amiens），1906年10月8—16日法国劳工总联盟亚眠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纲领。该纲领否认和拒绝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会的领导，认为工会运动独立于一切政党，反对政治斗争，主张只有工会才是工人的组织，试图通过纯经济手段提高工人福利，用总罢工方式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译注
[47]“非政治主义”（apolitisme）是在工会的意识形态机器中实现的国家的意识形态主题之一，它声称“‘以非政治的’方式保卫民族利益中的……同行利益！”因此，反对工会的非政治主义的斗争，是工人工会组织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试金石。法国劳工总联盟的历史表明了这一点：创立的时候是非政治的，结果被联合劳工总联盟（CGTU为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 du Travail Unitaire的缩写，也译为“联合劳工总工会”。——译注）击败，然后才在抛弃非政治主义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
[48]“前布热德分子的”原文为“prépoujadiste”。布热德（Pierre Poujade，1920—2003），法国政治家，1953年创立保障小商人和手工业者联盟（UD-CA），20世纪50年代发起保障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利益的右翼运动，被称之为“布热德主义”（poujadisme）。——译注
[49]语出德国剧作家毕希纳（1813—1837）的《黑森林报》。——译注
[50]马迪厄（Albert Mathiez，1874—1932），法国历史学家，法国大革命专家，著有三卷本《法国革命史》（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译注
[51]他们是城市平民中最“平民的”一部分，受到了马拉（Marat）、迪谢纳（Duchêne）等无数精力充沛、勇敢无畏的人民鼓动者的鼓动。巴贝夫（Baboeuf）和邦纳罗蒂（Buonarotti）的共产主义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但还在寻找自己的理论和政治立场，还在寻找自己的组织形式和行动形式。
[52]“法”原文为“Droit”，也有“权利”“正当”等意思，具体参见第140页译注。——译注
[53]参见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写的“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8-469页：“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的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时期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正在上升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注意，这里的“典型”原文为“exemplaire”（典型的），也有“榜样的”的意思，下文提到法国资产阶级为人民群众树立了一个“坏榜样”中的“榜样”一词，原文就是这个词的名词形式“exemple”。——译注
[54]这里指英国资产阶级的“光荣革命”。——译注
[55]贝当是另一回事。目标相同，但手段不一样。不能混淆波拿巴主义的解决办法和法西斯主义的解决办法。直到目前，戴高乐还没有采取法西斯主义的解决办法，而是采取了波拿巴主义的解决办法，而且是“自由的”波拿巴主义。因为这种戴高乐式的波拿巴主义“解决办法”显示了这样一种特殊性：（像在1945年一样）“重新凝聚”了受到极度威胁的资产阶级本身的统一性。法国资产阶级先是在1940年到1945年之间面对纳粹入侵被非常危险地一分为二，然后又在1958年面对阿尔及利亚军事政变时产生分裂。在这两个时刻，戴高乐的历史作用都在于把这些被分裂的部分“重新凝聚”起来，即“重新凝聚”起法国资产阶级的统一性。此外，自1958年以来，他为法国帝国主义提供了一个全民公投的民主国家，而不是各垄断集团所要求的议会民主国家。
[56]“光荣的三日”（les Trois Glorieuses）指1830年7月27、28、29日巴黎劳动人民发动的起义。这次起义推翻了复辟的波旁君主政权，但被资产阶级篡夺了胜利果实，建立了以将路易·菲利浦为首的新君主政体，即“七月王朝”。——译注
[57]街道可以属于人民，1968年五月，人民想起了这一点。他们没有忘记。他们今后也不会忘记。
[58]路易·布朗（Louis Jean Joseph Blanc，1811—1882），法国记者和历史学家，著有《劳动组织》（Organisation du travail），提出建立“国家工厂”设想，并在1848年任临时政府成员期间致力于相关实践。——译注
[59]“国家工场”（Ateliers Nationaux），1848年2月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设立的工场，声称要为失业工人提供工作，但各种苛刻条件激怒了工人，引起骚乱，政府在6月即关闭了工场，并对起义工人进行了镇压，造成5000多人死亡，并有4000多人被流放。——译注
[60]这里的“帝国”（Empire）指法兰西第二帝国。——译注
[61]指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译注
[62]希望大家重读一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只要一涉及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问题，就会提到公社的例子，它的榜样作用和它在实践上的政治创造。
[63]参见第249页译注。——译注
[64]“极度的”原文为“horrible”，与下文“恐怖（的）”是同一个词。——译注
[65]原文为“POF”，系“法国工人党”（Parti Ouvrière Française）的缩写。——译注
[66]原文为“SFIO”，系“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ection 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ère）的缩写。——译注
[67]1914年7月31日，饶勒斯被刺。——译注
[68]朱尔斯·盖德（Jules Guesde，1845—1922），法国工人党创始人之一，1870年起在《人权报》工作，后因反对普法战争被判刑。1901年同保罗·拉法格创立法兰西社会党。一战后成为民族主义者。1914年，在第三共和国政府中任国务部长，后辞职。——译注
[69]居伊·莫勒（Guy Mollet，1905—1975），法国社会党政治家，早年在中学任英语教师，1921年加入社会党，1939年当选为社会党教师工会总书记，1946年到1969年任社会党总书记，1956年到1957年曾任法国总理。——译注
[70]注意，“状态”（état）首字母大写就是“国家”（État）——译注
[71]“里约”（lieue）为法国古代长度单位，“一里约”约等于现在的四公里。——译注
[72]原文“UNEF”，系“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Union nationale des étudiants de France）的缩写。——译注
[73]原文“PSU”，系“统一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Unifié）的缩写。——译注
[74]赛尔日·马勒（Serge Mallet，1927—1973），法国当代社会学家、记者，参加过抵抗运动，并加入法国共产党，后退出法共，参与创建统一社会党，是《法兰西观察》《新观察家》团队成员之一，著有《新工人阶级》（La nouvelle classe ouvrière，Seuil，1963）、《工人的权力》（Le pouvoir ouvrier，Éditions Anthropos，1971）等，在20世纪60年代被认为是重要理论家。——译注
[75]这里“文献”原文为“littérature”，也有“文学”“书本知识”“官样文章”等意思。——译注
[76]即“法国总工会”，具体参见第241页译注。——译注
[77]这里“物质主义的”原文为“matérialiste”，也译为“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但这里指“追求物质享受的”，所以译为“物质主义的”。——译注
[78]此处“关心”原文为“intérêt”，与前文的“利益”和下文中的“兴趣”是同一个词。——译注
[79]即“法国民主工会”，具体参见第242页译注。——译注
[80]被提供了所有这些消费社会好处的那些知识分子或“大学生”，是通过什么奇迹才躲过了消费社会出于同样的原因会在工人身上引起的“异化”呢？答案是：因为他们本人对自己的异化有“意识”。然而，不是意识决定着存在，而是存在决定着意识（马克思语）。这个真理遭遇了一个例外，并且是唯一的例外：那就知识分子。他们需要相信，在他们身上，并且只有在他们身上，是意识决定着存在……（马克思的话参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前引，第412页：“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译注）
[81]“至关（的）”的原文为“capital”，有“主要的”“致命的”等意思。——译注
[82]“大原则”原文为“Grands Principes”，指1789年体现在《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中的原则。——译注
[83]关于“下层建筑”和“基础”的译法，参见第56页译注。——译注
[84]“先锋（的）”一词原文为“d'avant-garde”，也译为“前卫的”，与括号中的“落后的”（d'arrière-garde）一词相对。——译注
[85]我说的是：在这方面，并且仅限于这方面。因为，比如说，青年群众并没有卷入为数不多的几个“领袖”的错误宣言。尤其是学校青年和工人青年的意识形态造反，从其实质和其规模来说，完全是进步的。这次造反必须根据推动它的客观趋势，通过一国的和国际的阶级斗争来评判，而不是根据几个风云一时的人物高喊的简单错误的提法来评判。对于无产阶级和法国劳工民主联盟中的其他雇佣工人来说，这一点尤其适用。
[86]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7页：“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译注
[87]这里的“机器”原文为“machine”。关于“appareil”与“machine”的区别，参见第165页译注。——译注
[88]注意，这里两个“国家”的原文都是“pays”（地区、国家、祖国、家乡），与前文的“国家”（État）不是同一个词。这个词作为“国家”来讲，更多地指政治地理上的“地区”。——译注
[89]参考让·布律阿（Jean Bruhat），《19世纪初法国工人运动和旧制度的残留》（«Le mouvement ouvrier français au début du Ⅺ Ⅹe siècle et les survivances de l'Ancien Régime»），《思想》（Pensée）杂志，1968年12月，第142期。
[90]注意，这里的“法”原文为“Droit”，与上下文中的“权利”为同一个词，具体参见第140页译注。——译注
[91]富米尔（Fourmies）是法国北部一个市镇，1891年5月1日，军队向富米尔罢工者开枪，造成9人死亡，至少35人受伤，是为富米尔大屠杀。——译注
[92]格勒纳勒（Grenelle），巴黎塞纳河左岸的街道名，1968年5月27日，政府、工会和资方代表三方在格勒纳勒签署了“格勒纳勒协议”，正式将工人的一系列权利制度化。——译注
[93]贝文（Ernest Bevin，1881—1951），英国工党和职工大会领袖。最初从事工会运动，1937年任职工大会总委员会主席，参与组织和领导英国1926年大罢工。1940年起先后任劳工大臣和外交大臣，积极推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译注
[94]比万（Aneurin Bevan，1897—1960），英国政治家，早年当过矿工，积极的工会活动分子。1929—1960年为议会工党议员，是工党左派领袖。1945—1951年任工党政府卫生大臣期间，创建了国民保健署。1940—1945年任《论坛报》主编。——译注
[95]威尔逊（James Harold Wilson，1916—1995），英国政治家，工党领袖，曾分别在1964年、1966年、1974年2月和1974年6月四次当选英国首相。——译注
[96]列宁对“工联主义”的批评可参考《怎么办？》第三部分“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39-381页。阿尔都塞这里所说的“那句话”可能是指第368页的“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也就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译注
[97]“各种具体物质要求”原文为“revendications”，这个词本意为“要求收回”“追还”，又译为“请愿”“要求”，这里指工人或工会在与政治的阶级斗争相对的经济的阶级斗争中提出的“各种具体物质要求”。——译注
[98]比如对“非无产阶级的雇佣劳动者”、职员、不同国家机器中的公务员等的剥削。
[99]这里的“物质要求”原文为“revendications matérielles”。——译注
[100]这种培养，不仅是通过一些正确的口号如“越南人民必胜！”“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必胜！”等等进行，还通过一些实际的斗争进行：这让我们想起码头工人拒绝为印度支那远征部队装载战争物资，想起这个时代工人阶级采取的各种行动，想起亨利·马丁，等等。［亨利·马丁（Henri Martin，1927—2015），法国共产党员，1950年因鼓动军队反对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而被捕入狱，1953年被释。——译注］
[101]在这方面，就我们已经谈到的来说，很清楚，我们必须客观地考虑到由这种分裂在两方面带来的现实“阻碍”及其后果，并且必须在这些后果自身的范围内，不过高估计所谓的分裂（那将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直接有利于帝国主义），为了真正地与帝国主义作斗争，从而为了世界革命，行动起来。
[102]显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导致了这些失败，我姑且撇开那些原因不谈。
[103]“左派分子”原文为“«gauchistes»”，这个词在法国共产党圈子里是一个带有负面色彩的词，当时用来泛指形形色色的激进左派分子。——译注
[104]这里的“实体”原文为“corps”，本义是“身体”“躯体”。——译注
[105]原文为“inaugurer les chrysanthèmes”，直译过来是“为菊花举行典礼”，它由“举行典礼”“献上菊花”两个短语合成。因为法国总统经常要去参加典礼，一般典礼会有菊花，而菊花不容易凋谢，时间久了，看上去似乎就成了为菊花举行典礼。戴高乐在1965年9月9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第一次使用了这个词，讽刺以前的总统只会参加一些仪式性的活动。相反，1958年第五共和国《宪法》之后，总统的权力得到了加强。——译注
[106]政府实际上属于镇压性国家机器，尽管在议会民主制中，它由于是由议会“选出来”的，形式上又属于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但是这种“形式的”外表只能欺骗那些认为“选出来”的政府高于国家政权和国家机器的“议会迷”。
[107]“议会团”原文“comédie du Parlement”（直译为“议会剧团”），是对“议会”的讽刺性说法。——译注
[108]“宗教部长”原文为“Ministre des Cultes”（“宗教部长”或“宗教大臣”），1905年之后，法国实行“政教分离”政策，此后政府部门不再设这种“部长”，宗教事务由内政部长负责。——译注
[109]“位高权重”原文为“«hauteur»”，这个词既可以指“个子高”，也可以指“地位高”，阿尔都塞在这里加上双引号，是为了玩了一个文字游戏，指戴高乐既“个子高”又“位高权重”。——译注
[110]弗朗索瓦·马蒂（François Marty，1904—1994），法国天主教教徒，1968年3月成为巴黎大主教。1970年戴高乐去世后，他在巴黎圣母院为死者举行弥撒。——译注
[111]埃德加·富尔（Edgar Faure，1908—1988），法国政治家，第五共和国出名的戴高乐派，曾于1952年和1955年两度出任法国政府总理，1968年五月运动后，被戴高乐任命为教育部长。——译注
[112]让·多麦颂（Jean d'Ormesson，1925—2017），法国著名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毕业于高等师范学校，曾于1950年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与人文国际理事会秘书长，1964年被任命执掌法国国家广播电视台。——译注
[113]参见第260页译注。——译注
[114]这里的“机器”原文为“machine”。关于“appareil”与“machine”的区别，详见第165页译注。——译注。
[115]根据上下文，这里的“国家机器”之前省略了“镇压性”一词。——译注
[116]“使……运转起来”原文为“«faire marcher»”，这个词也有“让……上当”的意思。——译注
[117]公元496年，法兰克国王克洛维（Clovis，约466—511）由圣雷米施洗加入罗马天主教，法兰克由此成为西欧第一个皈依罗马教会的王国，所以被称为“罗马教会的长女”。人们因此有时用“教会的长女”（Fils aînéde l'Église）来指代法国。——译注
[118]“自由一般”（la Libertéen général）这个提法是阿尔都塞仿照马克思的“生产一般”而提出来的，本文中还有“意识形态一般”“哲学一般”等提法，也是如此。——译注
[119]参见第242-243页相关论述。——译注
[120]［这个计划好的附属部分没有出现在手稿当中。］
[121]“人文主义”原文为“Humanisme”，在不同的语境中，也译为“人道主义”（如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解释”，以及阿尔都塞提出的“理论的反人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