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èves remarques sur les AIE politique et syndical de la formation sociale capitaliste française
一
确实有必要作几点说明，以便人们能理解我们的概念，并领会它们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用途。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先要避免一切误解。
事实上，一上来就会有两种误解：一种误解涉及AIE概念向政治“生活”和“工会生活”的扩展；此外，正如通过这些说明我们将发现，另一种误解涉及对AIE概念的整个使用。因此，关键的是要从一开始就消除这两种误解。
我要直奔那种难免会在表面上给所有读者造成“困难”的事实：我把无产阶级的政治的阶级斗争组织（党）和经济的阶级斗争组织（工会）列入了资产阶级国家的AIE名下。
要消除这种只不过是表面上的“困难”，就必须明确指出以下两点：
1. 自从1920年以来，有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或工会确确实实出现在法国社会形态的AIE当中[2]：虽然有些年（在贝当治下）被禁止，并换来了持续的镇压措施（从1921年到1939年，三番五次对共产党领导人进行监禁和判刑：比如里夫战争，以及后来的1929年[3]）。但它们现在是公开的，得到了承认，并享有各种相应的公开的“权利”。
它们是相应的法国AIE的一些“部件”。
然而，它们的意识形态，就它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来说，不能被当作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实现”——资产阶级国家的意识形态是在那些它们是其构成“部件”的AIE中实现的。这两种意识形态在原则上是根本对抗的。
由此产生了这样的悖论：AIE某一系统的一个“部件”，既然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实现，怎么会出现在资产阶级的AIE系统中呢？
道理很简单，它与相应的AIE系统的“逻辑”无关，而是由于漫长的阶级斗争的结果：这场斗争迫使从事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党和工会得到合法承认，并将它们铭刻进了上述AIE当中。
恰恰是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组织，这些组织才通过它们在法国社会形态历史中的斗争，争取到了这种承认并将其铭刻在上述AIE当中：因而它们得到承认，是由于力量。正是通过阶级斗争，它们才能够在上述AIE内部保留它们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
因此，在上述AIE中，无产阶级的党和工会占据了一个位置：它们因此合法地成为那些AIE的一部分，它们合法地应该享有由对它们的承认和它们在那些AIE中的铭刻为它们带来的权利。事实上，在那些AIE中，人们总是用例外的措施来对待它们：在议会中“不考虑共产党人的声音”，宣称共产党是外国党或“分离主义者”，把它限制在政治上的“阶级隔离区”，限制在这架机器内部。对付无产阶级工会也是同样的战术：除非别无选择，人们拒绝把给予了别的机构的那些好处给它，人们只和别的机构“协商”。
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这里存在一个原则上对抗性的、难以消化的矛盾。它之所以“避不开”[4]这个矛盾，是因为它别无选择：这是阶级斗争发展的后果。
一个系统的“部件”之一，尽管出现在这个系统中，但并不会从根本上损害这个系统的性质，这样说在形式上没有矛盾。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没有“赢得”政治的和工会的AIE系统，相反，那里总是由资产阶级国家的意识形态统治着。在某些情况下，这给资产阶级政治的和工会的AIE的“运行”造成了一些“困难”，也是很显然的。但资产阶级拥有一整套经过考验的技术来面对这个危险。我们将看到它们都是些什么技术。
2. 作为在上述AIE外部进行的阶级斗争的结果，无产阶级的党和工会在那些AIE的限度内，并且显然是在那些AIE的合法形式下，展开自己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的组织在资产阶级AIE内部进行阶级斗争的微妙实践，显然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我们可以把这些风险概括为一种风险，即落入阶级合作的风险：对党来说，就是“议会迷”[5]；对工会来说，就是“经济主义”。它们是改良主义的两种形式。
我们以后会谈到它们。
无论如何，把无产阶级的党和工会强加给相应AIE的阶级斗争，远远超出在那些AIE中能够展开的非常有限的阶级斗争。出现在上述AIE当中的无产阶级的各种组织，诞生于AIE外部的阶级斗争，并得到这种阶级斗争的支持，它们的任务是以一切合法手段来帮助和支持这种阶级斗争。一旦这些组织把外部的阶级斗争（它只能以非常有限的形式，反映到在AIE内部展开的阶级斗争中）化约为AIE内部的那种阶级斗争，它们就背叛了自己的使命。
各社会民主工人党是资产阶级AIE“部件”的完美典范，它们听任自己由在AIE中实现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意识形态、由那些AIE的“政治的和工会的游戏”“规则”“消化”掉。它们的意识形态只是针对工人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副产品，即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意识形态。它们以发发脾气或噘噘嘴巴换来的政治，是一种阶级合作的政治。
如此一来，我们就理解了列宁那些反对社会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工会）改良主义意识形态和阶级合作政治的断然警告。作为AIE的“部件”，它们完全听任自己在AIE中被融合、被消化。当它们的“领导人”掌握“政权”，即成为政府首脑（不要把推翻政府和掌握国家政权混为一谈）时，就表现为“资本主义制度忠诚的管理人”（借用莱昂·布鲁姆[6]的漂亮说法），他们没有了丝毫真正“推翻”它的欲望——这一点即便没有在他们的声明中，至少也在他们的行为中表现了出来。我非常清楚，在某些形势下，他们有时候会被“卷”得更远，超出他们的意愿，而这确实不是他们的错……
社会民主组织“有充分的权利”出现在资产阶级AIE中，这并非偶然。从资产阶级观点看，它们在AIE中完全有自己的位置，而且没有被AIE禁锢在任何政治的和工会的“隔离区”。更确切地说：它们是相应AIE的必要“部件”，资产阶级巧妙地玩弄这些AIE，以“对抗”[7]那个非常庞大的“部件”，即无产阶级的党或工会。八十年来，整个资产阶级的政治史都建立在这一战术的基础上：分裂工人的力量，在政治上分裂，在工会中分裂。多亏了这种技巧，资产阶级在自己的AIE中事实上“取消”了无产阶级组织的存在。
二、一些历史材料
为了给我刚才非常图式化地展开的两点赋予充分的意义，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些事实材料，以便我们能理解，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组织，是如何以及为何会出现在资产阶级AIE中的。
首先，只要仔细考察在法国（或意大利）社会形态之外的其他社会形态中发生的事情，就足以理解，离开这些国家阶级斗争的历史，这种结果就是不可理解的。
先举两个通过简单的对照就能让人深受启发的例子。
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制度，无论是欧洲的还是南美洲的（只提这两种情况），早就创造了效忠于它的工人组织，这些组织是被完全纳入法西斯主义国家AIE的部件：在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有“劳工阵线”，正如在庇隆[8]的阿根廷有“国家工会”。庇隆甚至说过这样的妙语：“资产阶级应该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这是让他们远离马克思主义的最好办法……”今天，佛朗哥的国家工会，也算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如果佛朗哥的政治在那些工会中并非完全顺利，那肯定不能归咎于国家的意识形态，也不能归咎于负责工人国家工会或大学生国家工会的部长……
另一个例子：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组织被完全禁止。阶级斗争的力量对比，尤其是在美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亚、非、拉国家，还没能迫使人们承认这些组织。
最后一个例子：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比如在那些由“社会主义者”统治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或在英国，工人组织已经被强有力地纳入到了资本主义AIE系统中。英国的阶级斗争，以改良主义路线（工会中的工联主义路线，工党中的“工党主义”[9]路线）的胜利而告终。虽然在底部必然会存在一些“逆流”，但工联[10]和工党的方向从根本上来说是携手并进的，目前也还是这样。结果是：工联和工党被完全纳入了英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级国家的工会和政治AIE系统中，成了它的部件。
对于美国的工会或德国的工会和社会民主党，还有必要给出证明吗？正如在英国、美国和德国那样，改良主义的政治和工会组织，甚至会同时成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势力。
那么，在法国，“局势”怎么会有所不同呢？
如果别的国家的资产阶级在别的条件下，能够或者率先自己将那些组织“组织”起来，或者禁止它们，或者干脆消化并收编它们，那么，法国的资产阶级怎么就不得不甘心去承认它们，而没有能力去削弱它们呢？原因在于法国的阶级斗争的历史。
法国资产阶级的历史由一个它“搞砸了的”重大事件即法国大革命统治着。从资产阶级的观点看，这确实是一场“肮脏的”革命。本来，为了让事情像在英国那样干干净净地[11]发生，就应该在领导阶级即封建贵族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之间达成一个“君子协定”。不幸的是，由于破产的乡村小贵族的愚蠢——在18世纪80年代，这些小贵族有一种“坏脾气”，即当大家（见杜尔哥[12]）正在以温和的方式（当然，也是出于别的理由）废除“封建权利”的时候，他们却不惜一切代价要求自己的“封建权利”——，事情发生了不妙的转变：人民登上了舞台，而人民来时并非两手空空。在乡村，农民揭竿而起，火烧城堡；在城市，尤其是在巴黎，虽然有“8月4日之夜”[13]，虽然有吉伦特的改良主义政治，但在“革命日”，最“难以控制的”平民很快涌向巴黎街头，指定了自己的革命委员会，并把罗伯斯庇尔和公安委员会推上了权力舞台。反革命战争（那些封建的兄弟国家，应国王和王后以及流亡贵族们的干预请求，跑去救助他们）使阶级斗争变得越发严酷越发激进了。有一段时间，革命，以及人民群众的爱国精神，借助于资产阶级称之为恐怖的公安措施，在这些资产阶级面前展示了与“它的”革命完全不一样的威胁，即对它来说不祥的前景：由无套裤汉[14]和一切生活悲惨的小民组成的“第四等级”，要求建立一个一定会让商业、工业资本主义感到害怕的平等的社会共和国。透过马拉和其他鼓动者以及平等宣传者的小册子和演说，可以看到，有一些东西，在比如巴贝夫和邦纳罗蒂的“共产主义”这个提法中，在一些虽然还有点粗糙[15]但却毫不含糊的形式中，得到了表达。
法国资产阶级没有忘记恐怖（公社激起了它同样的恐怖，它用同样的白色恐怖来对付这种恐怖）。法国资产阶级必须采取一些紧急措施，让人民群众回到他们自己的位置上去[16]：不是掌握政权，而是回去工作，回到它的剥削和统治之下。几个阶段：热月政变，执政府时期，然后是波拿巴和拿破仑。
面对由1789年“不幸的革命”在法国激起的阶级斗争风格，典型的法国式解决办法是波拿巴主义。这是资产阶级的解决办法，为的是使人民群众回到［他们自己的位置上去］。统治阶级之间的冲突不但没有妨碍这个办法的实行，更糟的是，那些冲突的存在，要求在公开的阶级斗争舞台上进行直接的军事干预。每当统治阶级之间发生分裂，人民群众的参与威胁到资产阶级的统治之时，资产阶级就会把政权交给一个凑巧是“波拿巴主义者”的人，这并不是什么偶然：这种情况出现在1789年革命之后——为的是让人民回到他们的位置上，为的是装配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法（《民法典》）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大学以及商会……法兰西剧院，更不必说政教协议了）；出现在对1848年6月无产阶级出现在街垒上的情形极度惶恐之后；也出现在造成了法国资产阶级分裂的双重危机（1940年的失败，以及随后的阿尔及利亚暴动[17]）之后。拿破仑一世、拿破仑三世、戴高乐，都是法国资产阶级因自己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曾经必须付出且现在仍然要付出的“代价”。为了使自己的目标获胜，法国资产阶级不得不在阶级斗争中听任小民和无产阶级涌现在自己的街头。资产阶级不但为自己独占的利益而改变了人民斗争的结果（1789年，1830年，1848年），它还让人民群众为“协助”它自己的阶级斗争，“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流血（白色恐怖，1848年大屠杀）、逮捕，［1851年］12月2日对群众的判决和流放。波拿巴主义和野蛮的镇压是“它的”解决办法。
对法国资产阶级来说，不幸的是，先是小民，然后很快是无产阶级，投入了革命日的斗争，他们学会了建造街垒的艺术，并依靠它与军队作战；不幸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资产阶级被迫用自己的历史教育了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后者由此隐约感觉到，有一天也完全可以拿起武器“为自己”而战斗，因为根据一个著名的提法：“无产阶级的解放将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18]。
这句话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写进了历史。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864年，共产国际成立。法国无产阶级没有错过这堂课。随之而来的是巴黎公社。
对资产阶级自己来说，“波拿巴主义”解决办法的缺陷之一，就是……它不稳定。它的结局总是不妙。不同的原因：“个人权力”的专横最终变得让人不舒服（这个凑巧上台的人还真把自己当作“法兰西”了），并且这种专横只有通过军事讨伐才能维持长久（拿破仑一世、拿破仑三世），而这种遭到被占地人民抵抗的军事讨伐，由于纯粹“冒险的”军事活动（西班牙、墨西哥等等），终于也变得不妙了，最后在色当对抗普鲁士时变得非常不妙。
这时突然发生了史无前例的事件：巴黎公社成立了。它给人类历史，社会主义历史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都打上了自己的印记。当梯也尔先生的上层资产阶级在凡尔赛与普鲁士占领者媾和之时，巴黎无产阶级却领导了爱国抵抗运动，历史上第一次把保卫国家[19]的事业从资产阶级手里夺了过来。而由于阶级的原因，这种爆发通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尝试：在这次不可思议、闻所未闻、绝望然而又天才的尝试中，工人和人民群众首创了理论只能预感到的东西，即国家及其机器的消亡……这次尝试引起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注意，并且在世界的另一边，仍然被中国所援引。我们都知道得到普鲁士占领者支持的法国资产阶级是如何让“人民”重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的：在让他们回到自己在生产、剥削中的工作岗位之前，在那个重大的日子，成千上万男女被屠杀在社员墙下。
我化繁为简，为的是要说，所有这些阶级斗争——对无产阶级和法国人民来说，而不是对资产阶级来说，它们是“典型”（恩格斯语[20]）——的教训就是这样的，以至于资产阶级不得不承认它们：因为尽管遭遇了巨大困难，付出了无数牺牲，这些斗争最终［迫使人们承认］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组织，即政治和工会组织。法国资产阶级由于受制于自己过去的口号——不仅有它18世纪意识形态家和作家们的斗争口号，还有它的“民主”传统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由于受制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受到了工人群众的协助，无论是在1830年、在1848年1月，还是在反对贵族的阶级斗争的最后爆发中（比如在19世纪末反教会的斗争中），它都没有唾弃这些协助；总之，由于先后被人民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力量压得喘不过气来，资产阶级决定在自己的AIE中承认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组织，即政治和工会组织。资产阶级这样做，是希望在AIE中战胜它们，克服它们，如有必要的话，使它们堕落，或通过一些社会民主组织的反对而抵消它们的力量：这是肯定的。理性也好，狡计也罢；无能好也，灵活也罢；事实就摆在这里。
在别的国家，事情可能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这最终取决于一场历史性的阶级斗争中的力量对比。无论如何，我刚才所说的与法国有关的这些事情，证明了阶级斗争的真实性质所在。它只能作为后果，通过在上述AIE中占支配地位的法所规定的那些形式，作为另一场完全不同的阶级斗争的接续（relais）而展现出来。那另一场完全不同的阶级斗争，远远超出一切合法形式，但最终也能表现在那些合法形式中。
* * *
[1]法语中的“syndicat”（形容词为“syndical”），比英语中的“trade union”所指要更广泛，即不仅仅指作为工人组织的“工会”，还指所有因共同利益而联合起来的同行组织，所以后文中会有“教师工会”“公务员工会”“警察工会”等说法，这些地方本可以译为“……联合会”或“……协会”，但为了保持译名的一致，我们把文中的“syndicat”“syndical”都统一译为“工会”和“工会的”。——译注
[2]法国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译注
[3]里夫战争（guerre du Rif）:1921年至1926年摩洛哥里夫地区人民反抗西班牙和法国殖民统治的战争。1929年，法国当局大量逮捕共产党领导人，并一度没收了法共机关报《人道报》。——译注
[4]原文为“a dûen «passer par là»”，意思是“不可避免”，直译为“必须‘从这里经过’”。——译注
[5]“le crétinisme parlementaire”通译为“议会迷”，其中“crétinisme”原意为“呆小病”，引申义为“痴呆”，所以也可译为“议会呆子”。——译注
[6]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1872—1950），法国政治家和作家，社会党人的领袖。1936—1937年当上人民阵线联合政府的首脑，成为法国第一位社会党籍总理。——译注
[7]“对抗”原文为“«faire pièce»à”（其中“pièce”与上下文中的“部件”是同一个词），意为“反对某人或某事，对某人或某事捣乱；对抗……”——译注
[8]胡安-庇隆（Juan Domingo Perón，1895—1974），阿根廷军人，1943年军事政变中脱颖而出，于1946—1955年和1973—1974年两度担任阿根廷总统。——译注
[9]“工党”原文为英文“Labour-Party”，“工党主义（的）”原文为“travailliste”。——译注
[10]这里的“工联”原文为英文“Trade-Unions”，特指英国的“工会”，上文中的“工联主义”（trade-unioniste）一词即由此变化而来。——译注
[11]“干干净净地”原文为“proprement”，也有“正确地”“恰当地”等义。——译注
[12]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1781），法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曾任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著有《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Réflexions sur la formation et la distribution des richesses，1766）。杜尔哥主张废除封建贵族的免税特权，实现国民平等纳税，被马克思称为“给法国革命引路的激进大臣”。——译注
[13]1789年8月4日晚，制宪会议为放弃封建权利讨论了一个通宵，史称“8月4日之夜”。根据夜间提出的各项动议，制宪会议陆续通过了一系列废除封建权利的法令，总称《八月法令》。——译注
[14]“无套裤汉”原文为“sans-culottes”，指不穿长及膝盖紧身“套裤”的平民，曾因误解而被译为“短裤党”。——译注
[15]“粗糙”的原文为“frustres”（剥夺），应为“fruste”（粗糙的）之误。——译注
[16]“让人民群众回到他们自己的位置上去”原文为“remettre les masses populaires à leur place”，意译即为“使人民群众安分守己”。——译注
[17]1958年5月13日，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军发动军事政变，最终导致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结束，戴高乐上台。——译注
[18]这句话原文为“la libération des prolétaires sera l'œuvre des prolétaires eux-mêmes”，暂未找到与它完全对应的句子，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在不同场合都说过同样意思的话。相近的提法较早出现在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中，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75页：“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又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89-190页：“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如果新的党报将采取适合于这些先生们的观点的立场，如果它将是资产阶级的报纸，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报纸，那么很遗憾，我们只好公开对此表示反对，并结束我们一向在国外代表德国党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和你们的团结一致。”也可参见恩格斯1890年给德文版《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序言”，《共产党宣言》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9-20页：“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阶级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当时已经十分坚决地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刻也不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另参见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80页：“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不言而喻，工人阶级既不可能把自己解放的事业委托给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即它的敌人和剥削者，也不可能委托给小资产者和小农，小资产者和小农自己被大剥削者的竞争所窒息，除了站到大剥削者一边或站到工人一边以外，别无其他选择。”（粗体均为译者所加）--译注
[19]这里“国家”原文为“Nation”，首字母小写即为“民族”，但“Nation”作为“国家”与“État”（国家）不同，前者强调的是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民族”（nation）意义上的“国家”，后者强调的是“政权”意义上的“国家”。——译注
[20]参见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所写的“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8-469页：“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的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时期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正在上升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注意，这里“典型（的）”原文为“exemplaire”，也译为“榜样的”。关于这些阶级斗争的典型性问题的进一步论述，参见第247页正文。——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