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海鸥盘旋在多佛尔的上空。它们像团团薄雾一样飘向远方，然后又逆风振翅飞回那隐约可见的城市。与海鸥一同哀鸣的还有轮船的汽笛声，其他船只也都鸣笛应和，一片凄凉的声音响彻四方，这是对谁表示哀思呢？轮船徐徐地航行在秋天凄凉的黄昏中。这使D想起送葬行列，一辆柩车缓慢、肃穆地向着“安息的乐园”前进，柩车的驾驶员小心翼翼地驾驶着，以免震动了灵柩，就好像那具尸体害怕颠簸似的。悲痛欲绝的女人们在灵柩的布帷周围尖声号哭。
三等客舱的酒吧间挤满了人。一支橄榄球队正乘着这艘轮船回国，系着条纹领带的队员们在喧嚷着争夺酒杯，就像在球场上争夺橄榄球似的。D有时听不懂他们在叫喊什么，可能是行话，也可能是方言。对他来讲，需要过一小段时间才能恢复记忆中的英语，他的英语一度非常好，但是现在他记得的大都是文学语言了。他试图离他们远一点儿。他是一个上唇蓄起浓须、下巴有一道疤痕、额头布满焦虑烙印的中年人。可是在那狭小的酒吧间里你根本躲不开别人——不是肋部被其他的手肘碰到，就是别人对着他的脸呼出一口酒气。他对这些人感到非常诧异，看到他们那种肆无忌惮的热乎劲儿，你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战争正在进行——不仅在他所离开的那个国家正在打仗，就算是这儿，在多佛尔的防波堤外半英里的地方，也在进行着战争。他好像把战争随身带来了。D来到哪里，哪里就有战争。他怎么也搞不明白人们竟然会对此毫无察觉。
“传过来，传过来。”一名队员对酒吧间侍者高声叫着，可是他的那杯啤酒却被别人一把抢走了，那人喊：“出界。”“抢球啊!”大家齐声高叫着。
D一边侧身往外挤，一边说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翻起雨衣的领子，登上寒气袭人、雾气蒙蒙的甲板；海鸥在天空中哀怨地叫着，从他头顶上疾驰而过，向着多佛尔飞去。他跺着脚，在栏杆边走来走去，好使自己不被冻僵。他低着头，甲板就像一幅军事地图，勾画出战壕、难以进攻的阵地、突出部 [1] 和累累尸体。轰炸机从他的视线中起飞，在他的脑海中，群山在爆炸声中颤动。
他在这艘悄悄驶入多佛尔的英国船上来回踱步，并没有丝毫安全感。危险已成为他自身的一部分，它不像大衣那样可以脱下来。危险已成为他的皮肤，至死也无法摆脱，只有腐烂才能把它从你身上剥掉。你唯一信任的人就是自己。一位朋友被发现在衬衫下面戴着一枚圣章，另一位朋友则属于一个名称不对的组织。他在毫无遮拦的三等舱甲板上走来走去，走向船尾，直到他的路最后被一扇小小的木门挡住，门上挂着一块牌子：“非一等舱乘客请勿入内。”曾经这种等级森严的牌子令人备感受辱，但现在等级这样一分再分后，反而已经不意味着什么了。他望了望上面一等舱的甲板，只有一个人和他一样站在寒冷的甲板上，衣领翻着，正站在船头眺望多佛尔。
D重新走回船尾，轰炸机又一次起飞，像他踱来踱去那样有规律。除了自己，你谁都不信任，有时你连能不能相信自己都没有把握。他们并不相信你，正像他们不相信那位戴着圣章的朋友一样。他们以前是对的，但谁又能断定他们现在就不对呢？你是一个被另眼看待的人。思想意识是件复杂的事，异端邪说总是不知不觉地掺和进来……他不能肯定现在自己是不是被监视着，他也同样不能肯定人们对他进行监视就一定不对。归根结底，如果扪心自问，他对于经济唯物主义的某些观点是不接受的……而那个监视人——他真是被人监视着吗？刹那间他被一种无尽无休的不信任感搞得心烦意乱。在他贴胸的兜里鼓鼓地放着所谓的信任状，但是证件已不再意味着信任。
他慢慢走回来——这是心中无形的锁链允许他往返行走的范围。透过浓雾传来一个女人清晰刺耳的叫喊：“我再来一杯。我还要一杯。”不知哪里传来了玻璃打碎的声音。救生艇后面有一个人在哭泣——不管你走到哪里，这个世界都是奇怪的。他小心翼翼地绕过船头，看到一个孩子挤在一个角落里。他驻足望着那孩子，无动于衷，就像是在看一篇字迹模糊的文章，他根本不想费劲去辨认它。他怀疑自己这一生中是否还能感受他人的情感。出于责任感，他语气温和地说：“你怎么了？”
“碰着头了。”
他说：“就你一个人吗？”
“爸爸让我站在这儿。”
“因为你碰了头吗？”
“他说我不该哭。”孩子停止了哭泣。由于把雾吸进了喉咙，他咳了起来，黑眼睛从救生艇和栏杆之间的窄缝里往外窥视着，充满戒备的神色。D转身继续踱步。他感觉自己根本不应该同孩子说话，很可能有人在暗中看着那孩子——不是他的父亲就是他的母亲。他又来到栅栏跟前——“非一等舱乘客请勿入内”——他往门里面望去。另外那个人正从雾中走过来，那人的无形锁链要比他的长一些。D先看见了那人笔挺的裤子，然后是皮衣领，最后是一张脸。他们隔着那扇矮小的门互相注视着。猝然相遇后两人都没有说话。其实，他们两人也从来没说过话，他们被政治团体、被无数死亡分隔开了——多年前，他们在路上见过面，一次是在火车站，另一次是在飞机场。D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了。
那个人先走开了，他那裹着厚大衣的身体瘦骨嶙峋，身材很高，样子灵活，但有些神经质。他那像踩着高跷似的僵直的双腿迈动很快，但总使你有一种感觉它们会一下子折断似的。他看上去仿佛已决定要采取某种行动。D想：很可能他要抢劫我，也许叫人杀死我。他的帮手、财产和朋友当然都比我多。他也一定能搞到几封写给大人物的介绍信——几年前，在成立共和国以前，他有某个头衔……公爵还是侯爵……D已经记不清了。他们俩同乘一条船，这可太不幸了，而且为了同一个目标行动的两个密使竟在把不同等级旅客隔离开的栅栏前相见了。
汽笛又一次凄厉地鸣叫起来，突然间从浓雾里冒出一条条船只、灯光和防波堤，就像很多面孔从玻璃窗里往外眺望。他们的船也是这些面孔中的一张。引擎半速运转着，然后完全停了下来。D听到海水拍打着船舷，船显然是在侧向漂动。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有一个人在喊叫——好像是从海里发出喊叫一样。船继续侧向行驶，接着一下子就靠了岸，一点儿没有费事。提着手提箱的乘客纷纷被水手拦住，看上去那些急着上岸的水手好像要把船只拆散，一段栏杆在他们手中好像已经折断了。
然后旅客们提着箱子蜂拥而过，箱子上贴着瑞士旅馆或者比亚丽兹膳宿公寓的标签。D让过拥挤的人群。他随身除了那只装着一把刷子、一把梳子、一把牙刷和几件小用品的皮包外什么也没带。他已不习惯穿睡衣睡觉了，一夜之间可能有两次空袭惊扰，穿睡衣睡觉也实在太麻烦了。
旅客被分成两队等候检查护照：外国人一队，英国人一队。外国人并不多。从一等舱下船的那个高个子男人站在离D几米远的地方，皮大衣裹着的身体微微有些发抖，苍白的脸和孱弱的身体似乎和码头上这个四面透风的小棚子很不相称。但是他丝毫没有受到刁难就通过了，检查人员仅仅对他的证件瞟了一眼。他像是一件早就被鉴定过的古玩。D毫无敌意地想，我是一件博物馆的展品。那边的人在他眼里也全是博物馆的展品，他们都生活在空荡荡的冰冷的大房间里，那些房间和挂着沉闷的古画、沿着走廊摆着镶嵌饰架的公共博物馆的展览室没什么两样。
D忽然觉察自己停了下来。一个蓄着浅色上髭的彬彬有礼的人对他说：“这张照片是——您吗？”
D说：“当然是我。”他低头看了一眼照片，他已经——可以说好几年——顾不上看自己的护照了。他看到的是一张陌生的面孔，一个比自己年轻得多、显然也幸福得多的人的面孔。他当时正对着照相机微笑呢。他说：“这是以前的照片。”可以肯定那张照片是在他入狱、他的妻子被害和十二月二十三日大空袭前拍的。那一次他被活埋在地下室里足足有五十六个小时。但他无法向海关官员解释清楚这一切。
“多久以前？”
“可能两年前吧。”
“不过您的头发现在已经差不多全白了。”
“是吗？”
海关检査员说：“您是不是能站到那一边，让别人先过去？”他不紧不慢，非常客气。这主要因为此地是一个岛国，若是在他本国的话，他们马上就会叫来士兵，而且立刻就会把他当作间谍，粗声粗气、没完没了地盘问一通。海关检查员就站在他身旁。他说：“非常遗憾，我不得不耽搁您一会儿工夫。您是不是能到里面来一会儿？”他打开一扇房门。D走了进去。屋里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一张爱德华七世给“亚历山大号”特快列车命名的照片：白色高领上面那些古怪的、属于另一个时代的脸庞露着微笑，火车司机戴着一顶圆顶硬礼帽。
海关检查员说：“很抱歉。您的护照看来绝对没问题，可是这张照片，怎么说呢，您只要自己看看就知道了，先生。”
他向屋子里唯一的一块玻璃里望了望——火车头的烟筒和爱德华国王的胡子使他的形象看不大清楚——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那位海关检查员并不是故意为难他。他的样子确实同护照上的照片不同了。他说：“我从来没有注意到我变得这么厉害。”海关检査员对他端详了一番。过去的D——他现在记起来了：只不过是三年以前，他四十二岁的时候，可那是多么年轻的四十二岁啊。他的妻子随他一起来到照相馆，他刚刚向大学请了六个月的假，出来旅行，当然是和她一起。三天后，内战爆发了。他被关在军事监狱中长达六个月之久——他的妻子被枪杀了——那是由于一次误会，并不是暴行——后来……他说：“您知道战争把人都改变了。那是战前照的。”他当时正在对一个笑话开怀大笑——是有关菠萝的笑话。那会是多少年来他们准备在一起度过的第一个假日。他们结婚有十五年了。他还记得那架老照相机，摄影师如何一头钻进黑布罩里去。他唯独记不太清他的妻子。她只代表一种激情。感情一旦死了，你就很难回忆得起来。
“您随身还带有其他证件吗？”海关检查员问道，“或者在伦敦有什么人认识您？你们的使馆呢？”
“噢，不认识。我只是一位普通公民——一个小人物。”
“您是来旅游的吗？”
“不是。我带着几封业务介绍信。”他冲海关检查员笑了笑，“可是它们完全可能是伪造的。”
他没有理由生气。灰白的上髭，嘴边深深的皱纹——这都是新近才增添的——还有下巴上的伤疤。他伸手摸了摸那伤疤。“我的国家正在打仗，您知道。”他不清楚另外那个人现在正在做什么。他是不会浪费时间的。说不定已经有一辆汽车在等他。那个人肯定要比他先到伦敦——那就麻烦了。可以预料，他会接到命令，不让另一方的人干扰购买煤炭的事。在发明电力以前，人们习惯把煤叫作黑钻石。是啊，在他的国家，煤比钻石更贵重，而且用不了多久也要像钻石那样稀有了。
海关检査员说：“您的护照当然没有问题。假如您能让我们知道您在伦敦的住所……”
“我还不知道我要住在哪儿。”
海关检査员忽然冲他挤了挤眼睛。这变化来得这么突然，D几乎不敢相信。“随便什么地址。”海关检査员说。
“噢，好吧，那儿是不是有个叫丽兹的饭店？”
“对，可要是我，就拣个便宜点儿的说。”
“布里斯托。哪个城市都有个布里斯托旅馆。”
“恰恰英国没有。”
“那好吧，您觉得我这样的人该住在哪儿？”
“滨河旅馆。”
“就这样吧。”
海关检查员微笑着把护照还给了他，说道：“我们不得不谨慎些。我很抱歉。您得快些才能赶上火车。”谨慎些!D想。这就是他们在这个岛上所谓的谨慎吗？他是多么羡慕他们的安全感啊!
这么一耽搁几乎使D在经过海关的队伍中排到最末一个，那一群喧闹的年轻人很可能已经到了即将发车的站台上，至于他那个同胞——他相信他没有去等火车。一个姑娘的声音说：“是的，我有很多东西要申报。”声音很刺耳，他在船上酒吧间就听见过一次，那时她正向侍者吆喝再给她倒一杯酒。他不太感兴趣地瞟了那姑娘一眼：他已经到了要么为女人疯狂要么对女人毫无兴趣的年纪，这个正在粗声大气说话的女孩子年轻得几乎可以做他的女儿。
她说：“我这儿有一瓶白兰地，但是已经启封了。”他一边排着队，一边模模糊糊地想：她不该喝那么多——她的声音和她本人很不相称，她不是那种类型的人。他搞不懂她为什么在三等舱喝这么多酒。她衣着考究，像件展览品。她说：“还有一瓶苹果白兰地酒——不过也打开了。”D觉得很疲倦，他希望他们赶快结束对她的检査好让他通过。她年纪很轻，金发碧眼，有意装出一副傲慢的神态。她像是一个小孩子，因为没有弄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故意耍脾气，见什么就要什么。
“对了，”她说，“这儿还有白兰地。你没容我说，要不我刚才就告诉你了。你看——这瓶也打开了。”
“恐怕我们得收一部分关税。”海关工作人员说。
“你们没有这个权力。”
“你可以去看看条例。”
争吵无休止地继续着。另一个人检査了D的皮包，没有为难他。
“到伦敦去的火车走了吗？”D问。
“已经开出了。您只能等七点十分那趟了。”这时还不到五点三刻。
“我父亲是这条航线的董事长。”那姑娘气冲冲地说。
“恐怕这事儿和航线没多大关系吧。”
“本迪池勋爵。”
“如果你准备带走这几瓶酒的话，得交二十七镑六先令的海关税。”
原来这是本迪池勋爵的女儿。他站在出口处望着她。他不知道本迪池勋爵是否会像他的女儿这样难对付。关键就在本迪池身上。如果他肯按照他们付得出的价格出售这批煤，他们就能够长期战斗下去；如果买不到煤，战争很可能到不了春天就结束了。
她同海关人员的交涉好像取得了胜利，说不定这是个什么兆头。她走到那扇通向外面寒冷、多雾的月台的门口，那神色就仿佛她是站在世界的顶端似的。天比平日黑得早，只有一家卖书报的摊子露出微弱的灯光，一辆冰冷的金属手推车倚在好立克饮料的铁皮广告牌前。雾太大，看不见对面的月台，使连接这个巨大港口——D是这样认为的——的大站显得像一个夹在湿漉漉的田野间的、火车从来不停靠的乡间小站。
“上帝!”那个姑娘自言自语道，“车已经开了。”
“还有一趟车，”D说，“一个半小时之后。”他感觉到，随着自己每次张口讲话，他的英语已经越来越多地回到了他的头脑中，就像雾或者烟那样又重新渗透出来。
“他们告诉你的？”她说，“雾这么大，一定会晚点好几个小时。”
“今天晚上我必须赶到城里。”
“谁不是这样？”
“可能离开海边雾会小点儿。”
但是她独自一人沿着寒气逼人的月台不耐烦地走开了。她的身影在书报摊的那边完全消失了。过了一会儿，她又走回来，边走边吃着小圆面包。她伸手递给他一个小面包，好像在喂笼子里的一只什么动物似的。“要吃一个吗？”
“谢谢。”他神情严肃地接过来，吃了起来——这是英国式的好客精神。
她说：“我得去搞辆车。怎么也不能在这倒霉的地方等一个小时。离开海边雾可能会小一点儿。”从这句话可知她刚才听到他说的话了。她把手中剩下的面包顺着铁轨扔了出去，好像是变魔术——刚刚手里还拿着一个面包，一眨眼的工夫就不见了。“想搭我的车吗？”她说。在他犹豫的时候她又继续说：“我没有喝醉，我和法官一样清醒。”
“谢谢。我没想过这个。只要——只要快就行。”
“哦，我肯定最快。”她说。
“那好，我搭你的车。”
一张面孔冷不防在他们两人脚边古怪地露了出来——他们肯定是站在月台的边缘上。那是一张挑衅的面孔。一个声音说道：“女士，我不是在动物园里。”
她毫不吃惊地往下瞥了一眼。“我刚刚这么说了吗？”她说。
“你不能就这样——嗖的一下——把面包扔出去。”
“就这事啊，”她不耐烦地说，“别没完没了。”
“使那么大劲儿，”那个声音说，“我要控告你，女士。那简直是一枚导弹。”
“什么导弹，那是甜面包。”
一只手和一个膝盖爬到他们脚边，那张面孔离他们更近了。“我得让你知道知道……”那张脸说。
D说：“不是这位女士扔的。是我。要控告就控告我好了，我住在滨河旅馆，我的名字叫D。”他挽起那位不知叫什么名字的姑娘的胳膊，拉着她向出口走去。一个像受伤海兽的吼叫似的声音透过浓雾飘了过来：“外国佬!”
“你知道，”姑娘说，“你根本没有必要对我这样见义勇为。”
“你现在知道我的名字了。”他说。
“哦，我叫库伦，假如你想知道的话，罗丝·库伦。一个讨厌的名字。可你知道我父亲对于种玫瑰花简直喜欢得入了迷。他发明了——用发明这个词对吗？——蓬帕杜侯爵夫人 [2] 这个珍贵品种。他也喜欢吃果馅饼，你知道，皇家果馅饼。我们有一所叫格温别墅的房子。”
他们运气不错，车站附近的汽车房灯火通明——灯光透过浓雾差不多照亮了周围五十码 [3] 之内的地方。他们找到了一辆老帕卡德牌轿车。他说：“真巧，我正好要找本迪池勋爵办点儿事。”
“我真不明白，所有我碰到的人都要找他办事。”
她开车开得很慢，向着他想象中伦敦所在的方向驶去。汽车横穿过电车轨道时颠簸了一下。“我们顺着电车道走，保险不会走错路。”
他问：“你总是乘三等舱旅行吗？”
“哦，”她说，“我喜欢自己选旅伴。在那里我不会碰到我父亲的商业界朋友。”
“我也在三等舱。”
她说：“噢，该死!这个码头。”她不顾一切地把车开过一条横路，转了个弯。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和抱怨声在浓雾中响起。他们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又把车开回他们来的那条路上，开始爬上一座小山。“当然，”她说，“我们如果是侦察兵就会找到路了。下山后总会开到海边的。”
山顶上，雾稍稍从地面升高了一些。一块块寒冷、暗灰的暮色显露出来，路旁的树篱像钢针，万籁倶寂；一只小羊在路边的草地上吃着草，蹦蹦跳跳；两百码以外的一盏灯突然熄灭了。这就是和平。他说：“我想你们生活在这里是很幸福的。”
“幸福？”她说，“为什么幸福？”
他说：“所有这一切——都使人感到那么安全。”他想起海关检査员朝他友好地挤挤眼时说的那句话：“我们得小心点儿。”
“这里也不富裕。”她用她那没有什么教养的幼稚语调说道。
“噢，是这样的。”他说。他费力地向她解释：“你知道，我经历了两年战争。要是我在这种路上开车，一定会开得很慢，听到飞机的声音就随时把车停住跳到壕沟里去。”
“哦，我想你们一定是为了什么目的而打仗，”她说，“也许不是？”
“我记不得了。在危险中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怎么说呢——你就不会再有什么感情了。我觉得我自己除了恐惧之外什么也感觉不到了。我们那里再没有一个人会恨或者爱了。你知道，据统计，我们国家这几年根本没有出生多少孩子。”
“可是你们还在进行战争。这总是有缘由的。”
“你总得有点儿什么感觉才能叫战争停下来。我有时候觉得我们之所以要拼命打下去，只不过是因为还有恐惧感。假如没有恐惧，我们就可能什么感觉也没有了。我们当中就谁也不会享受和平了。”
他们前方出现了一个小村庄，就像在茫茫大海中出现一座岛屿——一所教堂，几座坟墓，一家客店。他说：“如果我是你，有了这些，是不会艳羡我们那个地方的。”他心中想的是闲适与安宁……可以顺着一条路越过任何一条地平线的那种奇怪的不真实感。
“毁灭事物并不一定非要战争不可。金钱、父母，许许多多的事都能起到战争的作用。”
他说：“不管怎么说，你还年轻……而且很漂亮。”
“该死!”她说，“你是不是要开始追我了？”
“不，当然不是。我已经告诉你了……我什么也感觉不到了。再说，我也老了。”
突然一声巨响，汽车一歪，他一下子用胳膊抱住了头。汽车停了下来。她说：“他们给了咱们一个破轮胎。”他放下胳膊。“对不起，”他说，“我仍然有那种感觉，”他的手一个劲儿地抖着，“恐惧。”
“这里没什么叫你害怕的。”她说。
“我还是放不下心。”战争仍然在他心中进行着。只要给我时间，他想，我会把这种感觉传染到每个角落——甚至传染到这里。我应该像那些麻风病患者一样随身戴着一个小铃。
“别演戏了，”她说，“我受不了这个。”她重新把车发动起来，汽车一颠一簸地向前开去。“走不了多远我们就会碰到路边的一间小屋，一个修汽车的铺子，或者随便一个什么地方。”她说，“在这里换这个倒霉的轮胎太冷了。”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又起雾了。”
“你觉得还应该这么开下去？瘪着一个轮胎？”
“别害怕。”她说。
他抱歉地说：“你知道，我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办。”
她把脸扭向他——一张瘦瘦的、焦虑的脸，年纪非常轻，使他想起了在一个沉闷的晚会上见到的那个孩子。她怎么也不会超过二十岁，这个年龄足以当他的女儿。她说：“你这么故作神秘，是不是想让我忘不了你啊？”
“不是。”
“又是这些老掉牙的把戏。”但这一次她的判断错了。
“有很多人对你试过这种把戏吗？”
“多得没法数。”她说。他似乎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悲伤：这么年轻的人竟然经历了如此多的欺诈。也可能因为他已经到了中年，所以对他来说，青春似乎应该充满——怎么说呢，应该充满希望。他轻轻地说：“我没有故作神秘。我不过是个商人。”
“你也浑身散发着铜臭吗？”
“噢，不。我只是一家穷公司的代表。”
她突然冲他笑了笑。他不带任何感情地想：她可以称得上漂亮。“结婚了吗？”
“可以这么说。”
“你的意思是说不在一起了？”
“对，我是说她死了。”
他们前方的雾忽然变成淡黄色，汽车放慢了速度，一颠一簸地驶进喧闹声中，周围亮着一片汽车的尾灯。一个声音高声说道：“我告诉塞利，我们要到这儿来。”一排长长的玻璃窗映入眼帘：里面响着温柔的音乐。一个低沉的声音正在唱：“我知道，只有在你孤寂时我才认识你。”
“又回到了文明世界。”姑娘阴郁地说。
“咱们在这儿能把轮胎换上吗？”
“我想可以吧。”她打开车门走了出去，浓雾、灯光和人群立刻就把她吞没了。他一个人坐在汽车里。引擎不转了，车里马上就变得非常寒冷。他强迫自己考虑下一步该如何行动。首先，根据指示，他要在布卢姆茨伯里大街某个门牌的房子里找个住的地方。选中这个门牌很可能是为了使他的自己人可以监视他。然后，他约好了要在后天同本迪池勋爵会面。他们并不是乞丐，他们可以付一个公道的价钱购买这批煤，战争结束后还可以补付一笔红利。本迪池的很多矿区都倒闭了，这笔交易对他们双方都是不应错过的良机。他预先得到警告，这件事不能让使馆插手——大使和第一秘书都不可靠，虽然第二秘书据信还是忠诚的。情况实在乱成一团——也有可能第二秘书实际上是在为叛乱分子工作。可是，不管怎么说——这件事一定不能声张出去，必须悄悄地办好。事先谁也没有想到他会在英吉利海峡的渡轮上和那个人邂逅，从而使事情变得复杂化了。任何不测都可能发生——从装运煤的价格竞争到抢劫或谋杀。好啦，他想得太多了，反倒使自己被前面的浓雾困住了。
D突然抑制不住自己，伸手熄灭了汽车内的照明灯。在黑暗中，他从贴胸的衣袋里摸出了自己的身份证明。他把证明拿在手里犹豫了片刻，又把它塞进袜子里。车门被拉开了，那个姑娘说：“你怎么把车灯关上了？害得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找到你。”她把灯又打开，说道：“他们这里的人现在都没空——可是过一会儿他们会派个人……”
“我们只好等着？”
“我饿了。”
他小心翼翼地钻出汽车，思忖着他是否应该请她吃顿饭。他对自己花出去的每一个便士都要精打细算。他说：“我们能吃到饭吗？”
“当然能，你身上的钱够吗？租车的时候我把身上的最后一点儿钱都花掉了。”
“够，够。你和我一起吃吗？”
“这主意不错。”
他随着她走进了房子……旅店……不管是什么地方吧。他年轻的时候曾到过英国，在大英博物馆读书，那时这种餐馆还是一种新鲜事物。一座老式的都铎式建筑——他肯定这是一座真正的都铎时期的建筑——屋里摆满了扶手椅和沙发，本来应该是放图书的地方改建成了鸡尾酒吧。一个戴着一只单片眼镜的男人握住姑娘的一只手，握的是左手，握得紧紧的。“罗丝，当然是罗丝，”他说，“对不起，我想那边那位就是蒙梯·克鲁克姆啦。”说着他很快将身子闪到一旁。
“你认识他？”D问。
“他是经理。我没想到他到这儿来了。他过去在西大街的一个地方。”她不屑地说，“这里很不错，是不是？你为什么不回到你的战争中去？”
已经没有必要回去了。他把战争随身带来了，已经开始传染到每个地方了。他看见在大厅的另一头——餐厅里的第一张桌子旁，背向他坐着另外那个密使。他自己的手就像过去每次空袭前那样颤抖起来。一个人在监狱里蹲上六个月，随时都有被处决的危险，出狱后是不可能不成为一个胆小鬼的。他说：“我们不能再找个别的地方吃饭吗？这里——人太多了。”这种恐惧当然十分荒唐，可是看着餐厅里那个俯着身子的窄窄的后背，他确实像站在大墙前面对着行刑队那样，有一种无遮无拦的感觉。
“没有别的地方了。这地方有什么不好？”她疑惑地看了他一眼，“你为什么不愿意和大家一起吃饭？是不是想搞什么鬼？”
他说：“不是，当然不是……我只是觉得……”
“我去洗洗手，然后还到这里找你。”
“好。”
“我很快就回来。”
她刚一离开，他就马上飞快地扫视了一下四周，想找个盥洗室。他需要冷水清醒，需要时间思考。他的神经比他待在轮船上那会儿还要紧张——甚至像爆胎这类小事都使他胆战心惊。他穿过大厅去追那个戴单片眼镜的经理。尽管——或许是因为——外面大雾弥漫，这里的生意颇为兴隆。从多佛尔和伦敦开来的汽车叫人心烦意乱地揿着喇叭。他看见那个经理正和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聊天。他正在说：“就这么高。我这里有它的照片，假如您想看的话。我当时立刻就想到了您丈夫……”可是在他说话的时候，还睁大眼睛巡视着其他人的面孔，他的话语中没有一丝令人信服的地方。几年的戎马生活在他脸上刻下了几道具有军人气质的纹路，使他的一张棕色的瘦脸活像商店橱窗里的动物标本那样漠然，没有一丝表情。D说：“不好意思，我能不能占用你一小会儿时间？”
“我当然不会把它卖给别人。”他猛地转过身来，就像按了一只打火机的开关一样，脸上一下子就现出笑容来。“让我想想，我们是在哪儿见过？”他手中拿着一张一只硬毛狗的照片。他说：“身架多好，多么结实，牙齿……”
“劳驾，我想知道……”
“对不起，伙计，我看到了托尼。”他转身就走了。那位老太太突然气哼哼地说：“问他什么也没用。要是你想打听厕所在哪儿，我可以告诉你：在楼下。”
盥洗室当然不是都铎风格的，整个房间都砌着玻璃砖和黑色大理石。他脱掉上衣，把它挂在衣钩上——盥洗室内只有他一个人——他接了一盆冷水。这正是他脆弱的神经所需要的，在脖子下面拍点儿冷水对于他就像用电刺激了一下一样。他的神经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以至于当另一个人进来的时候他飞快地扭过头去瞟了一眼。但那只是一名汽车司机。D一头扎入冷水中，再把头水淋淋地抬起来。他摸到一条毛巾，把眼睛里的水擦干。他放松了一些，也不再颤抖了。他转过身说：“你弄我的上衣干吗？”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那名司机说，“我在挂我的衣服。你想往我身上栽赃吗？”
“我好像觉得你想从我那儿拿点什么。”D说。
“那你去叫警察好了。”司机说。
“噢，可是没有见证人啊。”
“找警察，不然你就向我道歉。”司机的块头很大——身高六英尺多。他气势凌人地从镜子一样亮的地板那头向D走过来。“我真想狠狠地揍你一顿。你这个可恶的外国佬到这儿来从我们嘴里抢面包，还打算……”
“很可能是我搞错了。”D口气缓和地说。他感到迷惑不解，这个人或许只是个一般的小偷……再说他什么也没有偷走。
“你可能搞错了，我还可能狠狠地揍你一顿呢。这就是你所谓的道歉吗？”
“我向你道歉，”D说，“随你怎样叫我道歉就是了。”战争使人失去了羞耻心。
“连打一架的勇气都没有。”司机说。
“怎么可能有？你年轻力壮。”
“我不打你个半死才怪呢，你这该死的外国佬……”
“确实。”
“你是不是在拿我开心？”司机说。他的一只眼睛斜视着别处。D有一种感觉，这人在讲话时总是用一只眼睛看着他的听众……或许，D想，他确实有听众……
“假如我的话让你误会了，我再一次道歉。”
“你等着，我会让你给我舔靴子……”
“这我丝毫也不会感到惊奇。”这个人是喝醉了，还是受人支使成心来找茬儿打架？D背靠着洗脸池站着。不安使他直想呕吐。他不喜欢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暴力行为：用子弹杀死一个人或者被人杀死，除了同求生的欲望或对痛苦的恐惧有些矛盾外，只不过是一种机械过程而已，可是拳头却要另当别论了。拳头令人感到侮辱，被人痛打一顿会使你在施暴者面前处于一种屈辱的地位。他憎恶这种屈辱感如同憎恶乱伦。他控制不住自己的害怕。
“竟敢这么耍弄我。”
“我完全无意这么做。”他那咬文嚼字的英文似乎激怒了对方。那人说：“别这么咬文嚼字的，不然我打烂你的嘴。”
“我是外国人。”
“揍你一顿，你就没这么拗劲了。”司机向前凑了凑，他的拳头就像两团垂在他身子两旁的肉，随时准备抡出去，他似乎有意想把自己的怒火挑起来。“来吧，”他说，“伸出拳头来。你不是一个胆小鬼吧？”
“为什么不是？”D说，“我不想和你打架。假如你允许我……我将感激不尽，楼上有位女士在等我。”
“等我把你揍一顿，你再找她也不迟。”司机说，“我得让你知道以后不能随便诬赖好人。”他可能是个左撇子，因为他先抡出了左拳。
D把身子紧紧贴在洗脸池上。最坏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刹那间他又回到了监狱的院子里，一名狱卒抡着警棍向他走来。假如他现在手里有一支枪，他肯定要求助于它了。为了躲避这种肢体接触，就是指控他杀了人他也不在乎。他闭上双眼，身子靠在镜子上，丝毫也没有反抗的意思，他连最初级的拳击术也一窍不通。
那个经理的声音传了过来：“我说，伙计，你感觉不好吗？”D挺直身子。司机收回拳头，摆出一副自觉有理的神情。D仍然盯着他，语气温和地说：“我有点儿——你们怎么说？——头晕？”
“库伦小姐让我来找你。我是不是喊个医生来？”
“不用，没事了。”
D在盥洗室外拦住那个经理。“你认识那个司机吗？”
“从来没见过，但谁也休想瞒过那些侍者，老兄。怎么了？”
“我觉得他刚才在翻我的衣袋。”
单片眼镜后面的眼睛一下子停止了转动。“绝对不可能，老兄。这里，你知道我这人可不是势利眼，这里都是上等人。肯定是误会了。库伦小姐会证实这点的。”他假装漫不经心地问，“你是库伦小姐的老朋友吗？”
“不是。我不能这么说。她好心让我从多佛尔搭上她的车。”
“噢，是这样。”经理说，口气一下子变得冷冰冰了。在楼梯的顶端他转身就走了。“库伦小姐在餐厅等你。”
D走进餐厅，一个穿着高领外衣的人在弹奏钢琴，一个女人在唱歌，歌声低沉、惆怅。他僵直地走到姑娘坐的那张桌旁。“怎么回事？”姑娘问，“我以为你不辞而别了。你这个样子就像碰见鬼了。”
从他坐的地方看不见L——现在他记起了那个人的姓名。他平静地说：“我让人给打了——我是说，我差点儿让人给打了一顿——在盥洗室里。”
“你为什么要编造这样的故事？”她说，“故作神秘。我倒宁愿听听三只老熊的故事。”
“好了，好了。”他说，“我总得找个借口啊，对吗？”
“连你自己都不相信，是吗？”她忧心忡忡地说，“我的意思是说你没有被炸弹震出痴呆症来吧？”
“没有，我觉得没有。只不过我不是一个做朋友的料。”
“但愿你是开玩笑。你说话总是像在演戏。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不喜欢演戏。”
“有时生活中确有这种戏剧性的事情发生。门这边第一张桌子旁坐着一个人，脸朝着我们，你先别看。我可以和你打赌他现在正看着我们。”
“他是在看我们，但这又有什么？”
“他在注意我。”
“还有另一种解释，你知道。他看的是我。”
“为什么要看你？”
“亲爱的，人们常常这样看我。”
“哦，是啊，是啊，”他急忙说，“当然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他往后一靠，也凝视起她来：一张郁郁不乐的嘴巴，透明的皮肤。他不由得没来由地讨厌起那位本迪池勋爵来。假如他是这个姑娘的父亲，他是不会让自己的女儿这样生活的。那个女歌唱家正用低沉的嗓音唱一首关于单相思的荒谬歌曲：
那不过是谈话的方式——当时我不曾学会。
那不过是梦境的时光——燃烧着我的心扉。
你说“我爱你”——我想你是在诉说衷肠。
你说“我的心属于你”——你只是为它找了临时的慰藉。
人们都放下酒杯静静地听着，就仿佛那是一首诗似的。甚至那个姑娘也暂时停止了咀嚼。歌声里表现的那种顾影自怜使他十分恼火，在他的祖国，无论在阵线的哪一方，都没有机会沉溺于这种罪恶之中。
我不是说你在撒谎——那只是现在的时髦方式。
我不会企图去死——更不用说按照维多利亚的方式。
他猜想不管歌中唱的是什么，这支歌表现的是“时代的精神”。相比之下，他宁可选择牢房、处罚逃犯的法律、轰炸后的废墟和出现在门口的敌人。他忧郁地注视着坐在自己对面的那个姑娘。在他的生活中曾经有过一个时期，他会为这样一个女孩子写诗——他写得肯定会比这首歌词好。
那不过是梦境的时光——我逐渐领悟。
那不过是谈话的方式——我开始学会。
她说：“这纯粹是胡扯，对吗？可毕竟还是有某种魅力。”
一个侍者走到他们的桌子跟前。他说：“门口那位先生让我把这个交给您，先生。”
“对于一个刚刚登岸的人来说，”她说，“你交朋友交得可真快。”
他看了看那张便条，条子写得简洁明了，但并没有具体说明究竟要他做什么。“我想，”他说，“假如我告诉你有人提出要给我两千英镑，你是不会相信的。”
“就算有人要给你钱，你又何必告诉我呢？”
“你说得对。”他把一个侍者叫过来：“你去看看那边那位先生是不是带着一个司机——个儿挺大，一只眼睛有点儿毛病。”
“我这就去看，先生。”
“你这场戏演得不错啊，”她说，“真是不坏。你这个神秘的家伙。”他忽然觉得她又喝得醺醺然了。他说：“你要是不小心点儿，我们就得永远在这儿坐着，别想去伦敦了。”
那个侍者走回来说：“那是他的司机，先生。”
“一个左撇子？”
“噢，住嘴，”她说，“住嘴。”
他依然平静地说：“我并不是在故弄玄虚。这和你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事情发展得太快了——我得把情况弄清楚。”他给了那个侍者赏钱：“把这张便条还给那位先生。”
“有什么回话吗，先生？”
“没有。”
“怎么这样没礼貌，”她说，“为什么不写张条子，就说‘谢谢您的建议’？”
“我不能让我的笔迹留在他的手里。他可能会冒用我的笔迹。”
“我认输了，”她说，“你赢了。”
“最好别再喝了。”那个唱歌的女人终于闭上了嘴——就像关上收音机似的。最后的音符颤抖着带有哭腔。有几对男女开始跳起舞来。他说：“我们的路程还不短呢。”
“着什么急？我们可以在这里待一夜。”
“当然，”他说，“你可以——可是我无论如何得赶到伦敦去。”
“为什么？”
“我的雇主们不会理解这种耽搁的。”他说。他们对他的行踪一分一秒都作出了安排，这一点他心中有数，就连今天的情况他们也会算计到的——遇见L和要给他钱的事。不管你如何出力，他们也不会相信你居然拒绝了某种形式的贿赂。归根结底，他悲哀地想，这些人自己就定下了准备出卖的价格，平民百姓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被领导人出卖了。但话又说回来，只要你头脑中仍然相信一个人要忠于职守，这种理智上的认识就仍然促使你继续进行自己的工作……
那个经理向罗丝·库伦晃了晃他的单片眼镜，邀请她去跳舞。看样子，他一肚子不高兴地想，她跳一夜都不会跳够，他绝对无法把她拖走了。他们随着哀怨的、不流畅的曲调围着房间慢慢旋转着，经理一只手紧紧搂着她的后背，另一只手漫不经心地插在衣兜里，D觉得这姿势有怠慢的意味。他正滔滔不绝地同她讲着什么，时不时地向D坐着的方向瞟一眼。他们有一段时间跳得离他很近，他们之间的谈话传到他的耳朵里，他听到“小心些”几个字，姑娘认真地听着。可是她的舞步却有些磕磕绊绊，她醉得比他想象的还厉害。
D不知道有没有人换掉那个破轮胎。要是汽车已经修理好了，跳完这轮以后他还有可能说服她……他站起身来走出餐厅。L面前摆着一份小牛肉，他并没有抬起头来张望，只顾用刀子把那份小牛肉切成小碎块——他的消化能力一定不太好。D觉得没有那么紧张了，仿佛拒绝那笔钱终于使他占了对手的上风。至于那个司机，他现在不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了。
雾又散了一些。他现在可以看清院子里的汽车了——一共有六七辆——一辆戴姆勒，一辆梅赛德斯，两三辆莫利塞斯，此外就是他们那辆老帕卡德和一辆小型的深紫色轿车。轮胎已经换好了。
他想：最好趁L还没有吃完饭我们立刻就走。就在这时候，他听到一个人讲话，一个人在用他的母语讲话。这不可能是别人，一定是L。这个人说：“对不起，我们是不是可以聊两句……”
看见他站在院子里的汽车之间，一副志得意满的神情，D真有些嫉妒。五百年的高贵门阀造就出这样一个人，使他同他的环境背景融洽无间，使他无拘无束，但也使他总是被祖先的罪恶和过去的癖好所困扰。D说：“我想我们没什么好说的。”但是他发现了这个人的魅力，就像在一个宴会上被一位大人物看中而叫你出来谈天一样。“我不禁想，”L说，“你太不了解你的地位了。”他对自己的话抱歉地笑了笑。这句话在两年战争之后听上去不免让人觉得有些傲气十足。“我的意思是说——你也是我们的人。”
“在监狱中我可没有这种感觉。”
这个人有着某种诚实，他让人感觉他说的是实话。他说：“你或许受苦了，我见识过我们的监狱。但是，你知道，现在那些监狱已经有所改善。战争初期总是最糟糕的时刻。归根结底，在我们俩之间谈这些过去的暴行毫无意义。你也见过你们自己的监狱。我们双方都犯有罪行。我们还会继续这种罪行，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我想这种情况一直要延续到我们中的一方打赢了这场战争为止。”
“你的这些道理已经叫人听腻了。除非我们投降，不然我们只是在继续延长这场战争。这就是你们的理论。我要告诉你，对一个失掉妻子的人说这种话是没用的。”
“那是一次可怕的意外事故。你可能听说了——我们把那个典狱长枪毙了。我要对你讲的——”这人长着一只长鼻子，就像人们在画廊看到的那些发黄的古画上画的一样，他生得瘦削、憔悴，他应该佩带一把像他本人一样细长的佩剑，“就是这个。假如你们赢了，这个世界对于你这类人又会怎样呢？他们绝不会信任你——你属于资产阶级——依我看就是现在他们也不信任你。反过来说，你也不信任他们。你认为你在那伙人中间——他们毁掉国立博物馆和Z的画——能找到哪个人对你的工作感兴趣呢？”他文质彬彬地说，听起来倒像他正在取得国家科学院的承认，“我指的是你研究伯尔尼手稿的工作。”
“我不是为自己而战斗。”D说。他突然觉得假如没有这场战争的话，他很可能和这个人成为朋友。贵族中偶然也会产生这样一个对学术或是艺术感兴趣的、瘦削的、充满痛苦的人，一位艺术赞助人。
“我也并不认为你是为自己而战斗，”他说，“比起我来，你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的动机，当然，是令人怀疑的。我的财产都被査抄了。我相信——”他苦笑了一下，这笑容暗含着他知道他的话引起了对方的同情，“我的画已全部给烧掉了——还有我收藏的全部手稿。我的那些东西，当然了，不在你研究的范围之内——可是有一张奥古斯丁早期的手稿《上帝之城》……”D此时此刻像是被一个具有可赞美的性格和鉴赏力的魔鬼引诱着。他无言以对。L继续说道：“我并不是在这里散发我的怨气。在战争中，这些可怕的事情必然会发生——发生在人们所热爱的事物身上——我的收藏和你的妻子。”
这太奇怪了，他竟然没有发觉他犯了一个大错误。他站在那里等着D的共鸣——一只长长的鼻子和一张过于敏感的嘴，一个又高又瘦的半拉子艺术家的身躯。他绝不会理解什么叫热爱自己的妻子。他的住宅——他们已经把它烧掉了——很可能像一座博物馆，摆着古老的家具，在允许公众进入他的住宅参观的日子里，画廊两边就拉起绳索。他很可能也欣赏伯尔尼的手稿，但他根本不懂，同一个你热爱的女人相比，伯尔尼的原稿就一钱不值了。他继续发表他的谬论：“我们双方都遭受了不幸。”要记起他刚才的谈话还有点儿朋友谈心的味道已经很困难了。为了保护一个讲人道的政府，使它不落到这些自称为“文明人”的手中，即便使文明完全毁灭也是值得的。这些人如果得势，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世界呢？一个到处挂着“不准触摸”的牌子的收藏品的世界，没有宗教信仰，只有大量的格里高利教皇的赞美诗和色彩绚烂的宗教仪式。那些身上流着血、在一定的日子里会摇动脑袋的圣像，可能因为它们的古老奇特还会被保存一定的时间：迷信是有趣的。会有壮丽的图书馆，可是不会有任何新书。相比之下，他宁可要猜疑、野蛮、背叛……甚至要世界变成混沌一片。中世纪黑暗时期终究是他兴趣所在的“时期”。
他说：“我们这样谈话真的没有丝毫益处。我们两人没有任何共同点——就是对手稿也没有共同的兴趣。”他之所以能痛苦地逃脱了死亡与战争，也许正是因为这个。鉴赏与学术是危险的东西，它们会使一个人的感情窒息。
L说：“我希望你听我把话说完。”
“这纯粹是浪费时间。”
L冲他笑了笑。“无论怎么说，”他说，“我还是很高兴，你在这场——该死的——战争爆发之前就完成了研究伯尔尼手稿的工作。”
“对我说来这似乎并不重要。”
“哦，”L说，“这是背叛。”他笑了——若有所思地笑了。这个人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并不是战争毁掉了他的情感，而是他一向只有非常肤浅的情感，以作为文化教养的点缀。他的位置是在那些早已没有生命的古物中间。他突然不再坚持了，只是说：“好，我拿你没办法。你不会怪我吧？”
“有什么可怪你的？”
“就为了现在发生的事。”这个瘦削、孱弱、彬彬有礼而又不令人信服的人转身离去了，就像一位艺术爱好者终于判定某位画家没有什么价值而离开这位画家的画展似的。他的样子稍稍有些悲哀，随时都可能失去理智。
D等了片刻，又走回休息间。透过餐厅的双层玻璃门，他可以看见那瘦削的肩膀重新俯在餐桌的小牛肉上。
姑娘没在桌旁，她加入了另一群人。一只单片眼镜在她耳朵旁边一闪一闪的，那个经理正向她嘀咕一件秘密事。他能听到他们的笑声——那是他在轮船三等舱的酒吧间听到过的那个孩子般的刺耳的声音。“再给我一杯。我还要一杯。”她能一连几个小时这样度过。她对他的好心根本算不了什么：在寒冷的月台上送给你一个面包，邀请你搭她的车，然后把你扔在半路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她具有一种她这个阶层的每个人都有的荒唐举止——给乞丐一张一英镑的纸币，但一转眼就忘掉了旁人的悲惨境遇。他想，她实际上是属于L那一伙人的。他又想起自己这个阶层的人，此时此刻不是在排队买面包，就是在没有生火的屋子里想办法暖和一下身子。
他猛地转过身去。要说战争除了恐惧就没有留给你其他感情，这是假的，他仍然可以感到一种激愤和失望。他回到院子，打开汽车的门，一个侍从忽然从汽车前绕过来，说道：“小姐是不是……？”
“库伦小姐要玩个通宵，”D说，“你告诉她——明天——我把车送到本迪池勋爵家。”他把车开走了。
他小心翼翼地驾驶着汽车，开得不太快，如果被警察拦住，或者因为没有驾驶执照而被逮捕，那就太糟了。一个路标注明了“伦敦，45英里”。运气好的话，他不到半夜就可以进城了。他开始思索L到英国来到底负有什么使命。那张便条什么也没有泄露，上面只简单地写着：“你愿不愿意接受两千英镑？”可是另一方面，那个司机又翻了他的上衣。假如他们是在找他的证件，那么他们肯定清楚他到英国来的目的——没有证件，他就失去同英国煤炭主接触的身份和地位。但是家里只有五个人了解这件事的始末——他们都是内阁大臣。是啊，老百姓肯定是被他们的领导人出卖了。是不是那个老自由党人？他想。这个人有一次在判处某人死刑时提出过抗议。要不然就是那个似乎认为极权统治可以给他带来更多活动余地的野心勃勃的年轻的内政部长？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到处都没有信任。但是当人们无法了解事实真相时，什么地方都有像他这样根本不相信人会被贿赂腐蚀的人——只因为如果这样，生活就不成其为生活了。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人类能否生存下去的问题。
一个路牌标着40英里。
可是L到这里来只是为了阻止这场交易吗？还是对方也非常需要煤？山里的那些煤矿都在他们占领之下，但假如传言是真的，工人们已经拒绝下井了呢？他发觉后面有汽车大灯的灯光——他伸出手挥了挥，示意后面的车超过去。那辆车子开了上来，和他并行——一辆戴姆勒，随后他看见了那辆车的司机，正是企图在盥洗室打劫他的那个司机。
D把油门踩下去，那辆车并不让道。两辆车开足马力不顾一切地并排飞驰在薄雾中。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是准备干掉他吗？这种事在英国似乎不大可能发生，但是近两年来他已经习惯于那些不可能发生然而却发生的事了。一个人被埋在炸成废墟的房子底下五十六个小时后再回到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暴力他都会相信了。
这次竞赛只延续了两分钟。他车上的时速表已达到60英里。他继续努力使引擎发挥最大的效力，62， 63，一瞬间时速表的指针甚至指到65英里，但是老帕卡德终究不是戴姆勒的对手。那辆车踌躇了一会儿，这使他的车稍稍占了一会儿上风。然后，戴姆勒开足马力以每小时80英里的速度冲了上来，跑到他的前面，一直开到大雾的边缘，横停在道路上挡住了他的去路。他刹住车。不可能的事看来终于要发生了：他们要干掉他。他坐着没动，仔细思索着，等待着，想找个法子使人们事后知道这是谁干的。这件事情如果公之于众将会不利于对方，他的死或许比他活过的一生更有价值。他曾经出版过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古老的骑士文学作品。他的死肯定会比那部作品的出版更有价值。
一个声音说：“这个畜生在这儿呢。”令人吃惊的是说话的人既不是L也不是站在车门外边的司机，而是那个经理。L也在场——他看见他那麻秆儿一样的身影在稍远一点儿的雾中摇晃。那个经理会不会也属于他们一伙？……情况真令人不可思议。他说：“你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做什么？这是库伦小姐的汽车。”
不会的，这终究是英国啊——不会发生暴力行为。他还是安全的。仅仅需要一次令人不愉快的解释。L期望从中得到什么油水呢？也许他们想把他交给警方？她肯定不会对他起诉。往坏里说最多不过耽搁他几个小时。他口气温和地说：“我已经给库伦小姐留了口信——我会把车送到她父亲那儿去的。”
“你这个可恶的外国佬，”经理说，“你真的认为你能带着一个姑娘的行李就这么溜走吗？像库伦小姐这么一位好姑娘，还有她的珠宝？”
“我把行李的事儿忘了。”
“我敢说那些珠宝你绝对不会忘。来吧，出来。”
毫无办法，他只得下车。两三辆汽车在后面不耐烦地按着喇叭。经理喊道：“我说，老兄，把道让开吧。我逮住了这个畜生。”他一把揪住D的上衣领子。
“这没必要，”D说，“我已准备好向库伦小姐解释——或是向警方。”后面的汽车开了过去。那个司机从几码开外的地方显露出来。L站在戴姆勒旁边，从窗口向汽车里面的什么人说着什么。
“你倒觉得你自己他妈的挺聪明，”经理说，“你知道库伦小姐是位好姑娘——她不会控告你。”
他的单片眼镜猛烈地晃动着，他探着头，脸几乎要贴到D的脸上，说：“你就死了这份心吧，别想沾她的光。”他的一只眼睛蓝得出奇，活像一只鱼眼，里面没有一丝感情色彩。他说：“我一眼就看透你了。搭一条船溜进来的。你一开始就没能逃过我的眼睛。”
D说：“我有急事。你能不能把我带到库伦小姐那儿——或是把我交给警察？”
“你们这些外国佬，”经理说，“跑到英国来，引诱我们的姑娘……你会接受教训的……”
“你的那位站在那头的朋友不也是个外国人吗？”
“他是上流社会的人。”
“我不明白，”D说，“你到底想干什么？”
“要是依我，你就得进监狱——可是罗丝——库伦小姐——不愿意控告你。”他已经灌了不少威士忌，说话时酒气喷人。“我们会手下留情的——让你皮肉受受苦，不过是男子汉对男子汉。”
“你的意思是——和我打架吗？”他不敢相信地问，“可你们是三个人啊。”
“哦，我们会让你打架的。把你的外套脱下来。你管这位老兄叫小偷——你才是不要脸的贼呢!他真想揍扁你。”
D战战兢兢地说：“你们真想打的话，能不能用——枪，咱们两人一对一？”
“我们这里不搞这种杀人的买卖。”
“打起架来你们自己也从不动手。”
“这你该清楚，”他说，“我的一只手有残疾。”他把那只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晃了晃——一个手指僵直、戴着手套的物体，就像木偶的手似的。
“我不打。”D说。
“随你的便吧。”那个司机慢慢朝着他逼近，头上没戴帽子。他已经把外衣脱掉了，但没有费心把里面的紧身蓝夹克脱掉。D说：“他比我年轻二十岁。”
“这不是国家体育倶乐部，”经理说，“这是给你上一课。”他松开攥住D衣领的那只手说，“来吧，脱掉衣服。”司机站在那儿等着，两只拳头垂在身子两侧。D慢腾腾地脱掉上衣，害怕肢体接触的感觉重新攫住了他：警棍抡了起来，他能看见狱卒的面孔——这是对人格施加侮辱。突然，他意识到从后面驶来一辆汽车，他一下子冲到路中央拼命挥手，口中叫道：“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这些人……”
那是一辆小型莫里斯牌汽车。一个瘦瘦的、神经质的男人坐在方向盘后面，身旁坐着一个灰头发、身材魁梧的女人。她望着路上这几个奇怪的人，带着一种洋洋自得的不满表情。“我说——我说，”那个男人问，“这是怎么了？”
“一群酒鬼。”他妻子说。
“完全正确，老兄。”经理接过了话茬儿，他那只单片眼镜又戴到他那只死鱼眼上了。“我是库里上尉。你知道——都铎俱乐部。这个人偷车。”
“你需要我们去叫警察吗？”那个女人问。
“不需要。车主——一位好心的姑娘，再没有比她心善的了——不打算控告他。我们只打算教训他一顿。”
“那好吧，你们不需要我们，”那个男人说，“我也不打算掺和到这里面……”
“外国佬，”经理解释道，“一个油嘴滑舌的家伙，你知道。”
“哦，外国人啊，”那个女人说，抿了抿嘴，“走吧，亲爱的……”汽车发出呜呜的声音，换了一挡，驶入雾中。
“该说咱们的了，”经理说，“你打不打？”他接着又轻蔑地说，“你用不着害怕。比赛会公平合理的。”
“咱们最好到那边的野地里去，”司机说，“这儿车来人往的。”
“我不去。”D说。
“你不去也行。”司机伸手轻轻地打了他一个耳光，D本能地举起手来护了一下。司机立即又朝他嘴上打了一下。他的一只眼睛一直看着别的地方，这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他做这一切完全是漫不经心的，随随便便就可以把另一个人毁灭。他一步步跟上来，丝毫没有打架的架势，但一拳跟着一拳。他并不急于取得胜利，他的目的只是把对方打得头破血流。D的双手没有丝毫用处，他也没有想还击(他的心灵已成为恐惧与肉体屈辱的牺牲品)，而且他也不知道该如何自卫。司机一下接一下地打他，D绝望地想：他们不久就会住手的，他们并不打算杀死他。他终于被一拳打倒了。经理说：“站起来，下流坯，别装死。”D重新站起来的时候，好像看见L手里拿着自己的皮夹。感谢上帝，他想，我把证明文件藏起来了，他们总不会把我的袜子打脱吧。司机等着他站起来，一拳把他打倒在树篱上，然后退了一步，对着他冷笑。D现在得费好大的劲儿才能看清周围的景象，他满嘴都是血，心脏狂跳不止。他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反而有些高兴地想：这群该死的白痴，他们想把我打死，这倒是值得的。他挣扎着，用尽最后一丝气力勉强从树篱上站起身来，照着司机的肚子上打过去。“噢，这只臭猪，”他听见经理在喊，“往肚子上打，犯规。快点儿，结果他。”他在一只像包了钢头的靴子一样的拳头面前又摔倒了。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有人在旁边数：“七，八，九。”
有人脱去了他的上衣。有那么一会儿，他真的觉得他是在家里了——他被埋在地下室，身旁是一堆瓦砾和一只死猫。过了一会儿他才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他模模糊糊地觉得一个人的手指在摸他的衬衣，在寻找什么东西。视觉又恢复了，他看见司机那张凑得很近的大脸。他有一种胜利的感觉：赢得这一轮战斗的是他。他嘲弄地向司机笑了笑。经理说：“他没事吧？”
“哦，他没事，先生。”司机回答。
“那好，”经理说，“我希望这对你是个教训。”D费了好大劲儿才站起来。他惊诧地发现那个经理十分尴尬——像是一个教务长用长鞭挞完一个孩子后觉察到情况变得更加不可收拾了。他转过身去说：“来吧，我们走。我来开库伦小姐的车。”
“你允许我搭你的车吗？”D问。
“搭车？我想他妈的不成。你可以开步走。”
“那么或许你的朋友可以把上衣还给我。”
“拿去吧。”经理说。
D走到沟旁，衣服就放在那里，他记不得他的上衣怎么跑到靠近汽车的那条沟边去了——还有他的皮夹。他弯腰去拾衣服，在他忍住浑身疼痛再直起腰的时候，他看见了那个姑娘——她一直坐在L的那辆戴姆勒小汽车的后排座上。他的怀疑情绪一下子又扩展开来，他连整个世界都无法相信了。她难道也是个特务？当然，这太荒诞不经了。她仍然醉意醺然，她对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不比那个荒唐的库里上尉知道得更多。皮夹的拉链被拉开了，这个皮夹的拉链一拉开就卡住，不管是谁检查里面的东西都不会有时间再拉上它。他举起皮夹放到汽车的窗口说：“你看见了吧，这些家伙干得倒挺仔细。可是他们并没有达到目的。”她隔着玻璃看了看他，脸上带着厌恶的表情。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肯定浑身是血，叫人看着作呕。
经理说：“你别缠着库伦小姐。”
他平静地说：“我只掉了几颗牙。我这个年龄的人掉牙也没什么稀奇的。也许我们在格温小别墅还能再见到面。”她大惑不解地盯着他。他伸手往头上摸了摸，帽子已经不知去向了。肯定是丢在路上什么地方了。他说：“请原谅，我的路可不近。但是我必须嘱咐你——我说的是正经话——你应该小心这帮家伙。”他抬脚向伦敦方向走去，库里上尉愤怒的呼喊声从身后的黑暗中传来。他听到一个词——“地狱”。这一天对他似乎漫长得没个尽头，但总的来讲还是成功的一天。
这一天发生的事也不完全在他的意料之外，他在这种气氛中已经煎熬了两年。即使置身于一个荒岛上，他也会把暴力带到那孤寂的环境里去。改变国籍是逃脱不了战争的，你只能变换战斗的手段，用拳头替代炸弹，用偷摸替代大炮的轰击。只有在睡眠中，他才能够逃避暴力。几乎他的所有梦境都是过去的和平幻景——是一种补偿，还是为了满足一种愿望？他已经对自己的心理状态毫无兴趣了。他经常梦见课堂、他的妻子，有时也梦见佳肴美酒，更多的时候是鲜花。
他下到排水沟里以避开来往的车辆。大地被白色的沉寂笼罩着。时不时经过一幢周围是鸡舍的隐约可见的平房。公路的白垩路堑在汽车灯的照射下像一条屏幕。他不知道L下一步要采取什么行动。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今天一天是白白浪费了。到目前为止他除了有把握和本迪池见面之外，别的事一点儿头绪也没有。把这事泄露给本迪池的女儿看来太轻率了，可是当时他没想到自己还有竞争对手。现实的问题开始把他的心思完全占据了，这使他忘记了疲劳和痛苦。时间过得很快。他机械地向前走着。直到他把这个问题想得差不多了，他才考虑到自己的两条腿，想是不是搭辆顺路的车。不久他就听到身后有一辆卡车轰轰的爬坡声，他走到路中央——一瘸一拐、浑身是伤——朝着开来的汽车打了个手势。
二
早班电车晃晃悠悠地绕过西奥巴德街角的公共厕所，朝着皇家大道开去。从东边各郡进城的卡车大半驶向考文特花园。在布卢姆茨伯里大街一个树叶落光的广场上，一只猫正从邻家的房顶上回家去。在D的眼中，这座城市是那样不寻常地暴露着，但居然没有受到任何损伤。街上没有一个人，除了他自己，也没有一丝战争的迹象。他带着传染战争的病菌经过一家家还没开门的店铺，经过一家烟草店和一家租赁廉价小说的书店。他记得他要去的门牌号码，但他还是把手伸到口袋里想证实一下——记事本不见了。这么说他们费了半天心机终究还是得到了些许报偿。可是本子里除了他的地址可能对他们还有些价值外，别的什么都没有。不错，本子里还有一份他从一张法文报纸上抄下来的做各种卷心菜的菜谱，以及他从什么地方抄下来的几行诗，诗的作者是一位原籍意大利的英国诗人。这几句诗表达了他对自己死去的亲人的哀思：
每天追逐着她的
是你的心跳与足音，
急匆匆地，你追赶了多少时日，
以什么样的激情，但她永远无法觅寻。
还有从法国某个季刊寄来的一封信，谈到《罗兰之歌》，提到他很久以前写的一篇文章。他很想知道L和那个司机对那几行诗有什么推测。很可能他们会认为那是某种暗语，正在费尽心机寻找破译的方法。人类的天性究竟继承了多少轻信和互不信任啊!
还好，他记得门牌号码——35号。颇有些出乎他的意料，那竟是一家旅店，虽然并不是一家讲究的旅店。敞开的大门在欧洲每一座城市都明确无误地标明了它的等级。他察看了一下自己置身的地方——他对这个地区的记忆已经十分模糊了。这里的环境只给予他一种朦胧的感觉，使他记起他在大英博物馆读书时的日日夜夜，攻读学术著作，恋爱，和平的日子。这条街道的一头通向一个大广场——有雾中黑魆魆的树木，一家带有奇妙的圆形屋顶的不很高级的旅店和一个推销俄式浴盆的广告牌。他走进这家小旅店，在室内的玻璃门前按了按铃。不知什么地方传来钟敲六点的声音。
一张憔悴、瘦削的面孔望着他，那是一个十四岁左右的女孩子。他说：“我想，这里为我保留了一个房间。我的名字是D。”
“哦，”那个女孩说，“我们以为你昨天晚上就会来的。”她怎么也系不住围裙带。眼角的白色说明她还睡意未消。可想而知，那只不留情面的闹钟如何在她耳边发出刺耳的鸣响。他温和地说：“给我钥匙，我自己上去就行了。”她不知所措地望着他的脸。他说：“路上遇到一点儿麻烦——汽车出了毛病。”
她说：“27号房间，在顶上。我带你去。”
“不用麻烦了。”他说。
“噢，这没什么麻烦的。那些短期住客才要命呢，一夜进进出出三四回。”
因为总是同不三不四的人打交道，她的纯洁和天真都已经失去了。开始两段阶梯还铺有地毯，再往上就只是光秃秃的木楼板了。一扇门打开了，一个穿着华丽睡衣的印度人露出他那双充满乡愁的迟钝的眼睛往外注视着。D的那位向导步履沉重地走在前面。她的一只袜子后跟有个窟窿，每走一步那窟窿都从趿拉坏了的鞋后跟里滑露出来。如果年岁再大一些，她无疑是个邋遢女人，但是在她这个年纪就显得惹人哀怜了。
他问：“有人给我留过话或是信吗？”
她说：“昨天晚上有个男人来这儿找你。他留下一张条子。”她打开房门的锁，“在梳洗台上。”
房间很小：一张铁床、一张铺有流苏台布的桌子、一张藤椅和一个蓝格子的棉布床罩，干净倒还干净，但是已经洗得褪了色，有些地方快要破了。“你要热水吗？”那孩子无精打采地问。
“不，不要，不要麻烦了。”
“那你早饭吃什么？——多数客人吃熏鱼或是煮鸡蛋。”
“我今天早上什么都不要。我要睡一会儿。”
“一会儿要我来喊醒你吗？”
“哦，不用，”他说，“这么高，爬上爬下也不容易。再说我习惯自己醒。你不用麻烦了。”
她热诚地说：“给上流人干事情我心甘情愿。这儿的人都是‘打短儿的’——你知道什么叫‘打短儿的’吧？要不就是印度人。”她注视着他，目光中流露出一种忠诚与倾心的神情，她正处于只要一句话就可以永久把她占有的年龄。“你有行李吗？”
“没有。”
“算你走运，有人把你介绍到这里来。我们从不留宿没有行李的旅客——如果他们自己来是租不到房间的。”
他有两封信，都倚在梳洗台的漱口杯上。他拆开的第一封信的信笺上印着“世界语中心”的信头，打印着：“本中心每期讲授三十课，学费六十几尼。明晨(本月十六日)八点三刻已为您安排了试听课。我们衷心希望您能参加全部课程。如果此时间于您不便，请打电话与我们联系，以便我们在您方便的时间为您另行安排。”另一封信是本迪池勋爵的秘书写来的，主要是确定会见事项。
他说：“我很快就得出去。我现在稍微打个盹儿。”
“你要个汤壶暖脚吗？”
“哦，不用了。”
她在门口留恋不去，似乎还有什么事要办。“那里装着一块煤气表，需要往里投硬币。你会用吗？”伦敦简直没有任何改变。那只吃起硬币来没个够的嘀嗒转动的煤气表一下子回到他的记忆中，他总也弄不清那只表的刻度盘为什么走得那么快。在一个漫长的黄昏，他们把他口袋里连同她钱包中的所有硬币都倒了出来，一个子儿都不剩了。夜间冷极了，她早上才离开他。他突然醒悟过来，他在伦敦度过的两年的痛苦记忆仍然在外面等待着他，随时准备攫住他。“对，”他很快地说，“我知道。谢谢你了。”她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吞咽下他这句道谢的话。他是位上等人。她轻轻地把门带上。这个动作似乎表明：在她的心中，一只燕子就能带来温暖的夏日。
D脱下鞋子，躺在床上，连脸上的血迹都没洗。他嘱咐自己的潜意识，他必须在八点十五分醒来，就好像他的潜意识是一个俯首听命的可靠的仆从。他立刻就进入了梦乡。他梦见一位极有风度的老人同他沿着一条河岸踱步。他征求老人对《罗兰之歌》的看法，有时又互相客气地争辩几句。河对岸是一群令人望而生畏的宏伟建筑，就像他看到的纽约洛克菲勒广场的图片一样。一支小乐队正在演奏什么乐曲。在他的表指着八点一刻的时候，他准时醒来了。
他从床上起来，洗去嘴上的血迹。被打掉的两颗牙都是牙床后部的牙齿。还算幸运，他冷冷地想。生活似乎下定决心要使他的容貌同护照上的相片相差得越来越远。他的伤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严重。他下了楼。前厅里充溢着从饭厅飘来的鱼腥味，那个小女仆一头撞到他的怀里，手里还端着两只煮鸡蛋。“哎哟，”她说，“真对不起。”某种本能促使他一把将她扶住。“你叫什么名字？”
“爱尔丝。”
“听着，爱尔丝。我把我的门锁上了。我希望你替我照看一下，我不在的时候，千万别让任何人进去。”
“好吧，谁也不会进去的。”
他温柔地拍了拍她的胳膊：“有人可能想进去。你替我收着这把钥匙，爱尔丝。我相信你。”
“这事你就交给我好了。什么人我也不让进去。”她低声发誓说，鸡蛋在她手中的盘子里滚来滚去。
世界语中心设在牛津大街路南的一座大楼的四楼，下面有一个卖玻璃珠饰物的小商店，一家保险公司，一个名叫《心灵健康》杂志的编辑部。一架破旧的电梯摇摇晃晃地把他送上四楼。他对自己在楼上会遇到什么情况心中完全没数。他推开一扇标有“询问处”的门，那是一间四面通风的大房间，屋里摆着几把扶手椅，两个文件柜，一个柜台，柜台后面坐着一位正在织毛衣的中年妇女。他说：“我叫D，我到这儿来是听试听课的。”
“我非常高兴你到这里来。”她满脸堆笑地说。她长着一副理想主义者的干巴皱缩的脸和一头乱蓬蓬的头发，穿着一件有紫红色波纹的蓝色毛衣。她说：“希望我们不久就能成为老朋友。”说着按了按铃。这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啊，他既有些不情愿又有些嘲讽地想，可是又不无赞赏之情。她说：“贝娄斯博士总是非常愿意和新来的学员亲自交谈几句。”他需要会晤的是不是就是这位贝娄斯博士呢？他也搞不清楚。柜台后面一扇通向一间私人办公室的小门打开了。“请这边走。”那位妇女说，替他抬起柜台入口的木挡板。
不可能，他不相信他要会晤的就是贝娄斯博士。贝娄斯博士站在那间窄小的房间里，屋里摆着皮沙发，家具都是核桃木颜色，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干墨水的气味。博士伸出了双手。他有一头梳理得一丝不乱的银发，一副谨小慎微但又满怀希望的面孔。他嗫嚅着说了些什么，听上去似乎是：“我很高兴。”他的动作与声音比他的面孔更让人感到矫揉造作。他那张脸因为无数次受人冷落已经变得皱缩干瘪了。他说：“世界语中心向客人说的第一句话当然是欢迎光临。”
“您太客气了。”D说。贝娄斯博士关上门。他说：“我已经安排好了，您的课程——我希望我可以用课程这个词——您的课程将由您的一位同胞任教。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总会这样做。这样可以使学员对课程产生好感，也可以帮助他们慢慢地熟悉一个新世界的秩序。您会发现K先生是位非常称职的老师。”
“这我丝毫不怀疑。”
“但是首先，”贝娄斯博士说，“我总是想解释一下我们的教学目的。”他仍然握着D的手不放，并且用难以察觉的动作把他领到一张皮椅子前面。他说：“我希望我的客人是出于爱而到这里来的。”
“爱？”
“对整个世界的爱。一种愿望——希望能够和——所有的人——交流思想。而所有的恨，”贝娄斯博士说，“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的这些战争消息，这一切都是由于人们相互不能理解。假如我们大家都使用同一种语言……”他突然灰心地叹了一口气，这次叹气可不是造作的。接着他又说：“我总是梦想着能够帮助别人。”这位不幸的急性子的人一直试图把自己的梦想变为现实，他知道自己毫无成效——这几张小小的皮椅，一间通风的房间和那位打毛线活、穿半长外套的妇人。他梦想着世界和平，而且他在牛津大街还有两层楼房。他有一种圣徒的气质，不同的是，圣徒永远获得成功。
D说：“我认为你从事的是一种很高尚的工作。”
“我希望所有到这里来的人都能体会，我们之间不仅仅是一商业上的——关系。我希望你们了解我这里的工作人员所做的努力。”
“当然。”
“我知道我们的工作仅仅是刚开始……但是我们的成果要比你想象的更好一些。我们有西班牙人、德国人、一个泰国人，还有一位你的同胞，也有英国人。当然，我们的工作主要是靠英国人民的支持。可惜，对于法国人我就不能这么说了。”
“这只是时间问题。”D说。他为这位老人感到悲哀。“我致力于这项工作已经三十年了，这次战争对我们当然是莫大的打击。”他突然坚定地挺起腰板来说，“但是从这个月的情况来看，前途还是相当乐观的。我们已经试讲了五次课。你参加的是第六次。我不能老把你留在这里，你得去见见K先生。”休息室中有一只钟敲了九下。“打点了。”贝娄斯博士用世界语说，脸上露出惊骇的笑容。他重新伸出双手：“我说的话的意思是——钟打点了。”他又把D的双手抓在自己的手中，仿佛他在D身上感到更多的同情，比他习惯的还要多。“我愿意到这儿来的是位知识分子……这对我们的工作大有益处。”他说，“我非常希望能和你再做一次这样有趣的谈话。”
“当然，这毫无问题。”
贝娄斯博士在门厅和他分手时显得有些依依不舍。“可能我刚才就应该把事情对你说清楚。我们用的是直接教学法。我们相信——像你这种人——除了世界语不说别的语言。”他重又把自己关在那间小屋里。身着半长外衣的那个女人说：“你不觉得贝娄斯博士这个人非常有意思吗？”
“他很有抱负。”
“一个人必须如此——你不觉得吗？”她从柜台后面出来，领着他走进电梯。“教室在五楼。按一下开关。K先生肯定在那里等你呢。”电梯摇摇晃晃地把他送到上面一层。他纳闷K先生会是怎样一个人——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倘若他也属于自己来自的那个被战火蹂躏的世界，那他在这里就很不合适了。
但这个人在这里完全合适——倒不是说和贝娄斯博士的理想主义，而是说和这座建筑物非常协调。一个衣衫褴褛、浑身墨迹的小个子，在任何一所以营利为目的的学校都可以看到像他这样收入微薄的语言教师。他戴着一副金属框的眼镜，买个刮胡子刀片都要合计半天。他打开电梯门说：“早安。”
“早安。”D说。K领着他穿过镶嵌着涂成核桃木颜色的松木护墙板的过道，过道尽头是一间同楼下休息厅一样大小的房间，房间被分隔成四小间教室。他不禁怀疑自己是否在浪费时间。肯定是有人搞错了，可是弄到他名字和地址的人又是谁呢？也许是L设计把他诱出旅馆，好趁机搜査他的房间？这也不大可能。L在弄到他的笔记本之前是不会知道他的地址的。
K先生把他领进一间很小的屋子，屋子里有一只不很暖和的小电炉。双层窗户关得很紧，密不透风，挡住了下面牛津大街上车辆的噪声。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像出自孩子手笔的卷帘画——一家人正在吃饭，背景似乎是一幢瑞士木屋。父亲挎着一支枪，一位女士撑着一把伞。远处山峦重叠，近处是树木和瀑布。桌上摆满了各种食品——苹果、一棵生卷心菜、一只鸡、梨、橘子和生马铃薯，另外还有一块肉。一个孩子在摆弄铁环。一个婴儿坐在童车里从奶瓶里吮奶。另一面墙上是一个挂钟。K先生说：“桌子。”随后敲了敲桌子。他带有表演姿势地坐在一把椅子上，嘴里念叨着：“请坐。”D也学他的样子坐在另一把椅子上。K先生说：“现在时间是……”他指了指钟，“九点。”他伸手从口袋里掏出很多小盒子。他说：“请注意。”
D说：“对不起，肯定有些误会……”
K先生把盒子一只一只地摞起来，同时嘴里念叨着：“一、二、三、四、五。”他压低嗓音加了一句，“我们规定除了世界语不能讲其他语言。倘若别人发现我讲的不是世界语，我就要被罚一个先令。所以请你不讲世界语的时候，把声音压低一些。”
“说是为我安排了一堂课……”
“这没错。我接到了指示。”他说，“这是什么？”他指着那些盒子自问自答道，“这是盒子。”他把声音又重新压低问道，“你昨天晚上干什么来着？”
“当然，我想见见你的上级。”
K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卡片放在D的面前。他说：“你乘的那班船仅晚点两个小时，可是你昨夜一整夜都不在伦敦。”
“最初，我把火车误了——耽搁就耽搁在海关那儿——后来一位女士请我搭她的车，可轮胎在半路上又爆了胎，在郊区一家旅馆我又被困住了。L也在那里。”
“他和你说了话吗？”
“他给了我一张条子，说是可以送给我两千英镑。”
在这个瘦小的人的目光中闪现出一种奇特的光芒——像是嫉妒，又像是渴望。他问：“那你怎么做的？”
“当然了，我没理他。”
K先生摘下他那副金属框架的旧眼镜，擦了擦镜片。他说：“那个姑娘和L有关系吗？”
“我看不像有。”
“此外还发生过什么别的事？”他突然指着墙上的那幅画说，“这是一家人。一家有钱的人。”门打开了，贝娄斯博士往屋里探了一下头，看了看。“好极了，好极了。”他说，然后温柔地一笑，顺手把门又带上了。K先生说：“继续讲。”
“我把她的车开走了。她喝得醉醺醺的不想走。那家旅店的经理——一个叫库里上尉的家伙——开车追上了我。我挨了一顿揍，揍我的是L的司机。我还忘了告诉你，这个人在旅馆的盥洗室里还打算抢我的东西——就是那个司机。他们翻我的上衣，当然什么也没搞到手。我只好开步走。走了好久才搭上汽车。”
“库里上尉是不是……？”
“哦，不会。完全是个白痴，我想。”
“你讲的事真奇怪。”
D勉强赔了个笑脸。“当时这一切似乎非常自然。你要是不相信我——可以看看我的脸。我昨天还没有这些伤呢。”
那个小个子又问：“给你那么多钱……他说没说……他想干什么？”
“没说。”D猛然醒悟过来：这个人并不知道他此行的目的——国内那些人就是这种做法：把他派来执行一项秘密使命，又让另外一些人来监视他。监视他的人是不会知道他来英国执行什么任务的。内战期间这种不信任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使所有的事情复杂化了。谁也不会想到这种不信任有时比信任使事情变得更糟。只有坚强的人才能受得住处处被怀疑，软弱的人只能按照分派给他的角色行动。在D的心目中，K先生就很软弱。D问道：“他们这里给你的钱多吗？”
“一小时两个先令。”
“那并不多。”
K先生说：“幸亏我不是靠这点儿钱活着。”但是从他那套衣服和疲惫的、躲躲闪闪的目光来看，他不可能有更多的其他收入。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指——指甲啃得露出了嫩肉——说道：“希望你的一切事都已作了安排。”有一个手指上的指甲看来不合他的意，他就又把它咬短了些，好和其他的指甲般配。
“是的，基本上都安排好了。”
“你想见的人都在城里吗？”
“在。”
当然了，这是在套他的情报。可惜K先生没有成功。从他们付给K先生的工资来看，他们不信任他可能是正确的。
“我得打个报告，”K先生说，“我向他们汇报你已经安全到达，你路上的耽搁似乎都有合理的解释……”一个人的行动处处需要用K先生这样一个人的标准来衡量真是奇耻大辱。“你的事什么时候可以办完？”
“最多也就是几天。”
“我记得你最迟星期一午夜就得离开伦敦。”
“是的。”
“倘若到时候走不了，你一定得让我知道。要是一切都顺利的话，你最迟也应该乘夜里十一点半的那趟火车离开。”
“我懂了。”
“好吧，”K先生无精打采地说，“十点之前你不能离开这里。我们最好还是继续上我们的课。”他站起身来走到墙上那幅画的旁边，一个瘦弱、营养不足的小个子——天晓得他们出于什么原因选中了这么一个人。难道在他的伪装下竟然深藏着对自己党派的无限热情？他说：“一家很有钱的人，”又指指那块肉，“这是一块肉。”时间过得很慢。D有一次觉得，似乎听见了贝娄斯博士从过道走过时橡皮鞋底发出的嚓嚓声。即使在世界语中心这个地方信任也并不多。
在接待室他又约好了星期一的课，并且预付了费用。那位已经上了年纪的女人说：“你有一点儿困难吧？”
“哦，我觉得收获不小。”D说。
“我很高兴。你知道，贝娄斯博士常常为高级班学生举办小小的晚会，非常有意思。每次都在星期六晚上八点。这使你有机会遇到世界各国人——西班牙人、德国人、泰国人——这样可以互相交流思想。贝娄斯博士不收费——你只需付咖啡和蛋糕钱。”
“我可以想象得出，蛋糕一定相当不错。”D说着很有礼貌地鞠了一躬。
他走到牛津大街上，现在没有什么可着急的了。会见本迪池勋爵之前他无事可做。他漫步走着，沉浸在一种梦幻般的感觉里——所有商店的橱窗里都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商品，什么地方都看不到倒塌的房屋，妇女们到巴扎德商店去买咖啡。这一切简直像他梦境中的和平景象。他在一家书店前面停了下来，看着橱窗里的书——人们有时间读书——新近出版的书。其中一本书的书名是《爱德华国王的一位宫廷女侍》，封面上印着一张照片——一个身穿白色绸衣、帽子上装饰着鸵鸟毛的胖女人。真叫人难以置信。还有一本《非洲狩猎的日日夜夜》，封面上是一个戴着太阳帽的男人，脚下踏着一头打死的母狮。这个国家是多么安宁啊，他满怀深情地想。他继续向前走，不由得注意到路上的行人个个衣着整洁。冬日的阳光苍白无力，牛津大街上停着几辆深紫色的公共汽车，交通又阻塞了。对于敌方的飞机，他想，这是多么明显的目标啊。每次空袭都发生在这个时候。但是天空空荡荡的——或者说基本上空荡荡的。一架闪闪发光的小飞机在晴朗的天空中掉过头，俯冲而下，飞机后部拖着一股轻烟，画出一行字：“俄窝酒给你热力。”他走到布卢姆茨伯里区，忽然意识到，自己度过了一个多么宁静的早晨。他那种传染性似乎在这个一切都按部就班的和平城市中终于找到了一个劲敌。除了两个印度学生在俄式浴盆的广告下核对笔记外，这个树叶落光的广场上空无一人。他走进他住的那家旅馆。
楼下客厅里有一个女人，他猜想是这家旅馆的女经理。她长得肥胖臃肿，肤色黝黑，嘴的四周长着几个疖子。她用那种生意人的眼光瞟了他一眼，喊道：“爱尔丝，爱尔丝，你上哪儿去了，爱尔丝？”完全是不耐烦的腔调。
“不用麻烦了，”他说，“我上楼的时候顺便就可以找到她。”
“钥匙应该挂在这儿的钩子上。”那个女人说。
“没关系。”
爱尔丝正在打扫屋子外面的过道。她说：“没有人进去过。”
“谢谢你，你真是一个尽职的守卫。”
但是他一迈进房门立刻就觉察到她讲的不是实话。他有意把皮夹放成一个特别的角度，这样他就可以有把握知道……皮夹有人动过。也可能是爱尔丝收拾屋子来着。他拉开皮夹的拉链——里面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但是东西的位置改变了。他叫道：“爱尔丝!”他的声调并不高。看见她走进来，体格矮小，瘦骨嶙峋，脸上挂着的忠实的表情就像她穿的那件围裙一样极不相称，他真怀疑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人能够拒绝贿赂。说不定他自己也会被人贿赂——究竟怎么个贿赂法他可说不清。他说：“有人进来过。”
“只有我和……”
“和谁？”
“老板娘，先生。我想你不会介意她的。”当他得知这个世界上最终还存在着忠实的时候，他感到无限欣慰。他说：“当然了，你无法阻止她进来，对吗？”
“我想尽办法不让她进来。她骂我不想让她进来是怕她看见屋子里邋里邋遢。我说你嘱咐过我——谁都不许进这间屋子。她说：‘把钥匙给我。’我说：‘D先生把钥匙交给我，千叮万嘱说不叫人进去。’然后她从我手里一把夺走了钥匙。过后她进没进来我就不知道了。可是事后我觉得，哼……反正也没什么。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她说，“真对不起，我不应该让她进来。”看得出来她曾经哭过。
“她对你发脾气了？”他温和地问。
“她把我辞了。”但她马上接着说，“这没关系。这里不是人干的——活儿总是能找得到的。而且还有法子多挣点儿——我这辈子也不会再当仆人了。”
他脑子里想：我的传染病还在身上带着呢。我来到这里，把别人的生活都打乱了。他说：“我和老板娘说说去。”
“噢，我不会再留在这儿——发生了这事我绝不再留下来。她……”她好像问心有愧似的承认，“她扇了我一个耳光。”
“那你以后怎么办？”
她既天真无邪又非常世故，这不禁使他感到毛骨悚然。“噢，以前有个姑娘在这儿住过。她现在有一间房子。她那时总是让我跟她去——帮她管家。我不会像她那样跟男人打交道，当然了，只帮她管家。”
他叫起来：“不行，不行。”就好像他猛然看到了在我们全然没有觉察的情况下缠附在我们身上的罪恶似的。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清楚我们自己已经糟蹋了多少纯洁。他得承担责任……他说：“别走，等我和老板娘谈了再说。”
她的话音中流露出一丝凄楚。“我去那儿干跟在这儿也没多大区别，不是吗？”她接着又说，“在那儿当仆人好多了。我和克拉拉每天下午都可以去看电影。她需要有人陪着，她说的。她养了一只哈巴狗，就只有那条小狗给她做伴，男人当然不算在内。”
“别急。我保证可以帮助你——总有办法。”他实际上一点儿主意也没有，也许只有本迪池的女儿……可是在演了那一幕汽车闹剧以后，这似乎不大可能了。
“噢，我下个星期内还不会走。”她太年轻了，对罪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完全不可能从理论上认识。她说：“克拉拉有一只装在洋娃娃身上的电话机，那个洋娃娃打扮起来就像个跳舞的西班牙小姑娘。克拉拉总是会给她仆人吃巧克力糖。”
“别忙着去找克拉拉。”他说。他现在心里已经完全勾画出了那个年轻女人的形象，她很可能有一副好心肠，但是，他相信，本迪池的女儿心肠同样也不坏。她在月台上还给他一个小圆面包呢。虽然她那样做完全可能出于无心，却令人感觉她非常慷慨。
一个声音在门外喊道：“你在这儿干什么呢，爱尔丝？”那是老板娘的声音。
“我把她叫到这儿来的，”D说，“问她谁到我屋里来过。”
他对孩子提供的情况还来不及好好考虑一下——这个老板娘是不是和K一样也是协助自己工作的人，他只想核对一下自己是否走对了路。还是她已经被人收买了？是啊，倘若是这样的话，家里人又为什么让他到这家旅馆来呢？他的房间是预订的，一切都预先安排好了，他们也就不会失去联系了。
但是，当然了，这一切也完全可能是一个向L提供情报的人一手安排的——假如真有这么一个人的话。在这个地狱中转起圈子来没个头。
“谁也没到这屋子来过，”老板娘说，“除了我和爱尔丝。”
“我特意嘱咐过爱尔丝不要让人进来。”
“这话你应该对我说。”她的脸庞生得方方正正，透着一股刚毅劲儿，但是看得出来，因为健康的缘故已经大不如往昔了。“再说除了在旅馆干活的人，不会有人进你的房间。”
“有人好像对我这些文件感兴趣。”
“你动过这些纸吗，爱尔丝？”
“没动过。”
她把那张方方正正、生着疖子的大脸挑衅地扭向他，使他感到这女人曾是个威风凛凛的人物。“你看，肯定是你弄错了——要是你相信这个小丫头的话。”
“我相信她。”
“那我就没什么话好说了，反正你屋里什么也没丢。”他没有再开口，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她不是自己人就是L的人。是哪边的人都无所谓，她什么也没有找到，而且他也不能从这里搬走，他得执行命令。“也许你现在可以让我说话了，我上楼来是要告诉你：有位女士给你来了个电话。在大厅里。”
他惊奇地反问了一句：“一位女士？”
“就是。”
“她说了姓名吗？”
“没有。”他看出爱尔丝的目光焦虑地注视着他。他想——上帝啊，千万别出别的乱子，这是不是一种幼稚的恋情？他往门口走去的时候碰了碰她的袖子，说：“相信我。”十四岁有点儿太年轻了，不应该懂得这么多，因为十四岁的孩子对一切都是无能为力的。倘若这就是文明——熙熙攘攘的街道，妇女们排队在巴扎德商店购买咖啡，爱德华国王宫廷中的女侍，年轻的女孩子无时无刻不在沉沦堕落——倘若这就是文明，他宁肯选择野蛮，选择炸毁的街道和等着分发食品的长队。那里的孩子最坏也不过就是死亡。是啊，正是为了她这种人，他才加入了这场战斗，为了防止他自己的国家重新回到这种文明里来。
他拿起电话。“喂，你是哪一位？”
一个不耐烦的声音说：“我是罗丝·库伦。”他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是不是想利用这个姑娘引诱我，就像小说故事里那样使用美人计？“是吗？”他说，“你那天晚上平安到家了——回到格温别墅了？”只有一个人能够把他的地址告诉她——那就是L。
“我当然到家了。听着。”
“非常对不住，我没办法，只得把你丢给那帮成问题的家伙。”
“哦，”她说，“别说傻话了。你是小偷吗？”
“在你降生之前我就偷汽车了。”
“你不是需要见我父亲吗？”
“他这么对你讲的吗？”
电话中传来非常不耐烦的声音：“你认为我和我父亲处得不错，彼此常互通消息，是吗？日记上写着呢。你把日记本掉了。”
“我把地址写在日记本上了？”
“是的。”
“我想把它取回来，我说的是日记。日记同我的其他抢劫案有着感情上的联系。”
“噢，看在上帝面上，”那个声音说，“但愿你别再试图……”
他忧郁地凝视着这家旅馆小小的客厅的另一边——一株藤萝攀附在花架上，一个弹壳状的伞架。他不禁想：用家里那些弹壳足可以办个工厂。空弹壳可以出口。圣诞节到了，请买一个从某个被战争夷为废墟的城市运来的高雅伞架。“你睡着了？”那个声音问道。
“没有。我在等着听你的下文呢。这件事——你知道——令人有些尴尬。我们上次的会面有些古怪。”
“我想和你谈谈。”
“是吗？”他真希望自己现在就能判断她到底是不是L的人。
“我指的不是在电话里和你谈。你今天晚上能出来和我一起吃饭吗？”
“我没有像样的衣服。”她的声音听上去非常紧张——这真令人起疑。如果说她是L的人，他们现在当然会焦急不安的——时间不多了，他和本迪池的会面约定在明天中午。
“随你喜欢去哪儿都行。”
他想，只要自己不带证件——放在袜子里可不成——他和她会一次面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可是另一方面，他的房间还有可能被搜査。这肯定是一个难题。他说：“那我们在什么地方见？”
她马上回答：“罗赛尔广场车站外面——七点。”听上去没有什么危险。他说：“你知道有谁需要一个好女仆吗？比如说你或是你的父亲？”
“你疯了？”
“别大惊小怪的。我们今天晚上再谈这件事。一会儿见。”
他慢慢向楼上走去。他不能抱有侥幸心理：证件必须找地方藏起来。他只要再挨过二十四小时，就是个自由人了——回到那些在飞机狂轰滥炸下忍饥挨饿的同胞那儿去。他们当然不会强塞给他一个情妇——除非在闹剧中，人们一般对这类事是没有多大兴趣的。闹剧中的间谍从来不知疲倦，也不会无动于衷，更不会爱一个死去的女人。但是，可能L喜欢读戏剧——他终究是代表贵族阶级的，代表那些侯爵、将军和主教——他们生活在自己那刻板而奇怪的天地里，胸前叮叮当当地摇晃着他们相互授予的勋章。因为生理需要他们生活在一个特定环境中，就像鱼儿生活在鱼缸里，永远隔着玻璃注视事物。他们对另一个世界的认识——那些有专长的人和劳动人民——部分是从剧本中得来的。你要是低估了统治阶级的无知那就大错特错了。玛丽·安托瓦内特 [4] 谈论穷苦人时不是说过：“他们不能吃蛋糕吗？”
老板娘走了。电话机可能还有一条线，她可能通过另一部电话机一直在偷听他们的谈话。那个小女孩正赌着气专心致志地打扫过道。他停住脚步望了她一小会儿。有的时候一个人不得不铤而走险。他说：“你能不能到我屋子里来一会儿？”她进来后，他把门关上，“我说话声音不能太大——不能让老板娘听见。”他看见对方那副忠心耿耿的样子又吃了一惊——他到底做了什么事赢得她的这种忠诚？一个年已半百的外国人，刚刚揩净脸上的血迹，疤痕累累……他只对她说过五六句表示同情的话；难道她周围的人从来不对她讲这种话，所以他讲的这几句就自然而然地引起她——这种情感？他说：“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什么事你说吧。”她说。他想，她对克拉拉大概也是这么忠心耿耿。假如一个年轻女孩儿因为没有别的朋友而把感情寄托在一个老年外国人和一个妓女身上，她过的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啊!
他说：“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身边带着一些文件，有人极力想搞到手。我想求你帮我把它们藏起来，明天再还给我。”
她问：“你是间谍吗？”
“不是，我不是。”
“你是干什么的，”她说，“我不在乎。”他坐在床上把鞋脱下来，她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她说：“打电话的那位太太……”
他抬起头来，一只手拿着袜子，另一只手拿着证件。“千万不能让她知道。这事只能你知我知。”她的脸庞一下子变得容光焕发了，倒好像是他送给她一件珠宝。他马上改变了主意，不准备给她钱了。他不妨在离开的时候送给她一两件礼物，如果她愿意的话可以换成钱，但绝不应该这么给她钱，这会使她觉得受到侮辱，会伤了她的心。“你会把它们藏在什么地方？”他问。
“你藏在哪儿我就藏在哪儿。”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我发誓。”
“最好现在就藏。立刻就办。”他转过身去望着窗外。旅馆镀金字母的大招牌就挂在窗下，四十英尺下面就是霜气凝结的人行道，一辆煤车正慢悠悠地驶过。“现在，”他说，“我得再睡一会儿。”连日来睡眠不足，他一定得把觉补过来。
“你不吃午饭了？”她问，“今天中午伙食还不算太糟糕。有洋葱土豆炖羊肉和蜜糖布丁。吃点儿饭会使你身体暖和。”她又说，“我给你多盛点儿——趁她看不见的当儿。”
“我现在可不习惯吃这么多了，”他说，“我来的那个地方，人们都学会了不大吃东西。”
“可是人总得吃饭啊。”
“是啊，”他说，“我们发明了一个省钱的法子。大家看看杂志刊登的食品广告就成了。”
“别胡说了，”她说，“我才不信你的话呢。你怎么也得吃饭。假如你的钱……”
“不是，”他说，“绝不是钱的问题。你放心，我今天晚上会吃得非常好。可现在我只想睡觉。”
“不会有人进这间屋子来的，”她说，“不会有人进来。”他能听见她像个哨兵似的在外面走廊上走来走去的声音。时不时传来一两下噼噼啪啪的声响，她可能正装模作样地在外面打扫卫生。
他和衣躺在床上。这次无须嘱咐他的潜意识到时间叫醒他了。他每次睡眠从没超过六小时，这是因为两次空袭之间的间歇时间最长也不超过六小时。可是这次他无论如何也无法使自己入睡——在这之前他一直把那些文件带在身边。在横穿欧洲大陆的整个旅程中他都随身带着这些文件，到巴黎的快车上如此，到加来和多佛尔来仍然如此。就是在他挨打的整个过程中，那些文件也还是安全地藏在他的鞋里，他的脚后跟一直扮演着一个忠实卫兵的角色。一旦那些文件不在自己身边，他的心情就变得十分不安。那些文件是他唯一的身份证明，可现在他什么也不是了——只是一个躺在一家下等旅店的肮脏破烂的床上的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倘若那个女孩子向人炫耀他对她的信任，那……可是他信任她的程度却超过对其他任何人。她很单纯，但这又可能使她在换袜子的时候把那些文件随手一扔，忘到脑后……L，他有些气愤地想，是绝对不会这么干的。从某种角度来看，他的国家的暗淡前途完全悬在这个收入微薄的孩子穿的袜子上。这几张纸就可以换得两千英镑——这是已经被证实了的。假如你允许他们赊欠的话，他们出的价码还要高得多。他感到浑身无力，就像剪掉了头发的大力士参孙。他差一点儿坐起来把爱尔丝喊回来。可是即使他把她喊了回来，他又能拿那些文件怎么办呢？在这间光秃秃的小屋中实在找不出地方可以藏它们。而且从某个方面来讲，穷人的前途依靠穷人自己也还是适宜的。
时间过得非常慢。他想这样也可以算休息吧。过了一会儿过道里变得一片寂静。她没办法再在那儿磨磨蹭蹭地假装扫地了。要是我有一支枪，他想，我就不会感到这么束手无策了。可是他没有法子把枪带进来，经过海关检査的时候太冒险了。也许这里有办法私下弄支左轮枪，可他却不知道到哪儿去弄。他发觉自己确实有些被吓住了。时间不多了——他们肯定很快就会对他下手的。他们既然一出场就揍了他一顿，下一步很可能会采取更厉害的行动。只身处于危险之中使人有一种奇特、孤独和恐怖的感觉。过去可不是这样，那时他有全城的人陪伴着自己。他感到他又回到了牢狱中，狱卒正跨过沥青路向他走来。那时他也是孤身一人。古时候同对方交锋可好得多：罗兰在荆棘谷也有伙伴——奥列弗和托宾 [5] 全欧洲的骑士都赶来帮助他。人们由于共同的信仰而团结一致。甚至异教徒也会站在基督教徒一边反对野蛮的摩尔人。他们或许在圣父、圣子、圣灵这个问题上看法不同，可是一涉及根本问题，他们就团结得像一个人了。现在经济唯物主义却有这么多不同的流派、这么多政治团体。
透过寒冷的空气从街头传来几声吆喝——谁有破旧衣服要卖，修理椅子!他曾经断定战争毁灭了一个人的感情，看来这并不真实。这些吆喝声使他充满了痛苦的怀旧之情。他就像一个年轻人那样把头埋在枕头里。它们把他的思想清晰地带回到结婚以前的岁月中。那时他们俩曾一起倾听这种吆喝声。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献出全部心灵的年轻人，到头来却发现自己被愚弄了，被戴上了绿帽子，被彻底欺骗了。他又觉得自己像一个因沉湎于一时的荒唐而毁掉终身的年轻人。生活就像是作伪证、发假誓。有多少次他们曾发誓：要死的话，两人就在一个星期之内先后死去，可是他却没有死。他在牢狱中幸存下来，从废墟中活着爬了出来。那颗炸塌了四层楼房的炸弹炸死了一只猫，却饶了他的命。真的以为用一个女人就能让他上钩？要么这也许是伦敦——一座在和平日子中的外国城市——特地为他准备的，好叫他恢复旧日的情感：绝望？
薄暮降临了，灯火像是一层霜气，笼罩住一切。他睁着双眼重新仰面躺到床上。是啊，就像回到家中似的。过了片刻他又爬起身来，刮了刮脸。该出发了。当他走进寒冷的夜色中时，他伸手把外衣的扣子一直扣到下巴底下。从市区刮过一阵东风，风中带着一股商业大厦和银行大楼的侵骨的寒气。这使人们想到长长的过道、玻璃门和死气沉沉的日常公务。那是一阵使人感情冻结的风。他向吉尔福特大街走去——下班高峰时间已过，去剧院的人还没有动身。那些小旅店里正在摆晚饭，一些东方人从他们的单人间里向外张望着，面色阴沉，充满了对家乡的思念。
在他拐到一条侧街上时，他听见后面传来一个人的声音，那是一个有事相求的人低低的话语声，听上去彬彬有礼：“劳驾，先生。劳驾。”他停住脚步。那个人戴着一顶非常破旧的圆礼帽，穿一件拆掉了皮领的黑色长大衣，过分斯文地鞠了一躬。他的下巴上留着白色的短须，泡泡眼布满血丝，伸着一只仿佛是准备接受别人亲吻的筋骨外露的憔悴的手。那人马上就用一种只有高等学府——或是舞台上——才残存的腔调道歉说：“非常对不起，我想和您说几句话，先生。情况是这样的，我现在处境非常尴尬。”
“处境尴尬？”
“只要几个先令就行了，先生。”D对此非常不习惯。在他的国家，乞丐总是叫人一目了然地看到自己的穷困不幸，站在教堂的门口，裸露着身上的烂疮。
这个人却带着一脸藏头露尾的焦虑神色。“不然我是不会对您说的，先生，当然了，我感觉到您这人——怎么说呢，也是位上等人。”这是乞讨时有意的阿谀奉承呢，还是获取同情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当然了，要是不方便的话，就当我没说。”
D把手伸进口袋里。“别在这儿，假如您不介意的话，先生，别在大街上叫别人看到。请到那边背静的地方。向一位素昧平生的人这样借钱实在不好意思。”他不安地侧身走进一条僻静的小巷。“您完全可以想象得到我的处境。”这地方停着一辆汽车，一幢房子的巨大的绿色大门关闭着，附近没有人。“好吧，”D说，“喏，这是半个克朗。”
“十分感谢，先生。”他把钱一把抓了过去，“或许有一天我可以报答……”他迈着两条瘦长的腿走出小巷，来到大街上，最后消失在视野外。D跟在他后面往外走。他身后嗖地响了一下，墙那面忽然飞来一块碎砖头，狠狠地打在他的脸上。记忆提醒了他，他撒腿就跑。街道两旁的窗口灯光明亮，拐角上站着一个警察，他逃离危险了。他心里明白，刚才是一个人用带有消声器的枪向他开了火。是个笨蛋。他忽略了这一点，上了消声器以后枪就不容易瞄准了。
那个乞丐，他想，肯定在旅馆门口就等着他，把他诱到那条僻巷。要是击中了他的话，他们就用停在那里的车子把他的尸体运走。或许他们只准备把他打伤。他们多半还没决定该怎么办，这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子弹为什么没打中他，就像打枪时望着这个打那个，结果哪个都没打中。可是他们又怎么知道他离开旅馆的准确时间呢？他加快了步伐，来到伯纳德街，他心里隐隐约约有一股怒气。那个姑娘，当然了，不会在车站等他。
可是她却在那儿等着。
他说：“我没有想到能在这儿看见你。在你的朋友向我开枪以后我真不抱什么希望了。”
“听我说，”她说，“有些事情我不愿相信也不能相信。我到这儿来是向你道歉的。关于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我不相信你想偷车，可我当时喝醉了，失去理智了……我万万没想到他们要那么打你。主要是那个白痴库里。可是假如你现在又要作戏……是不是想再玩一套新的骗取别人信任的把戏？企图打动一个富于幻想的女孩子的心？你还是放聪明一点儿，你这是白费心机。”
他说：“L知道你七点半在这里和我会面吗？”
她略有些不安地回答：“L不知道，可是库里知道。”这种直言不讳使他大吃一惊。她可能确实是无辜的。
“他拿走了你的笔记本，你知道。他说笔记本不能还给你，这样你就不会再搞什么鬼了。我今天和他通过电话——他在城里。我告诉他我不相信你要偷汽车，我要见你并且把笔记本还给你。”
“他把笔记本给你了？”
“这不是吗？”
“你是不是把时间和地点也告诉他了？”
“有可能。我们谈了半天。他总是跟我争辩。可是你说库里开枪打你算是白说——我不相信。”
“噢，是的，就连我也不相信。我觉得是他碰巧遇见了L，而且把我们会面的事告诉他了。”
她说：“他和L一起吃的午饭。”她神色激动地喊道：“这一切太离奇了。他怎么可能在大街上向你开枪——在伦敦？警察都干什么去了？还有枪声，周围又都住着人？你为什么到这里来？为什么不去警察局报告？”
他依然和善地说：“让我一件一件地给你解释。是在一条僻巷，不是大街。枪上安有消声器。至于我为什么没去警察局，主要是为了和你在这儿的约会。”
“我不信。我怎么也不会相信。你难道看不出来，倘若事情真像你说的那样，生活就全然不一样了？一切都要从头再来了？”
他说：“对我来讲这一点儿都不奇怪。在我们国家里，我们就是和子弹生活在一起的。即使在这儿你也得习惯这个。生活从来没什么两样。”他拉起她的手，就像是领着一个孩子似的沿着伯纳德街走去，然后拐到格兰威尔街。他说：“没危险了。他不会待在那里。”他们来到那条僻巷。他从过道里捡起一小块砖头，说：“你看，他击中的就是这个。”
“拿出证据来。拿出证据来。”她暴躁地喊。
“我想这办不到。”他用指甲抠了抠墙，在寻找什么。子弹有可能嵌入墙里……他说：“他们是在孤注一掷。昨天在盥洗室就来了这么一次——后来的事你都看见了。今天有人搜查了我的房间，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自己人干的。可是这次——今天晚上——他们使用的手段更进了一大步。除了没杀我，他们什么方法都用到了，但我想他们是达不到目的的。杀死我可没那么容易。”
“噢，上帝，”她突然说，“这是真的。”他转过身来。她手里捏着一颗弹头。弹头打在墙上又弹回到地上。她说：“这是真的。我们得采取措施。警察……”
“我走时谁也没有看见。也没证据。”
“你说昨天夜里你收到一张条子，提出要给你钱。”
“是啊。”
“那你为什么不同意？”她怒气冲冲地问，“你不应该被人打死。”
他突然觉得她要歇斯底里了。他抓起她的胳膊把她推进一家酒馆。“两杯白兰地。”他说。他开始满怀希望、喋喋不休地谈了起来。“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我住的那家旅馆有一个小姑娘——她帮了我一个忙，结果为此被解雇了。你能不能给她找一个工作？你肯定有不少好朋友。”
“噢，别当堂吉诃德了。”她说，“你把你的事再给我讲点儿。”
“我能告诉你的就这么多了。非常明显，他们就是不愿意让我见到你的父亲。”
“你是不是他们所谓的爱国人士呢？”她既生气又有些蔑视地说。
“噢，不。我想不是。你知道，他们那些人才总是把所谓的‘我们的国家’挂在嘴边。”
“那你为什么不接受他们的钱呢？”
他说：“一个人怎么也得选择一种行为准则活下去，不然一切就都无所谓了，甚至可能用煤气炉了此残生。我选中的是那些几世纪以来一直吃别人残羹剩饭的人。”
“可是你的人民一直是被别人背叛乃至出卖的。”
“这并没有什么关系。你不妨把这看作是某些人的唯一职业——否则他们就无所事事了。不能任何事都讲道德。我们的人也像对方一样施行暴力。我想假如我相信上帝，事情就简单得多了。”
“你真认为，”她说，“你的领导人比L的领导人要好一些？”她一口把那杯白兰地灌下去，然后用那个小弹头神经质地敲着柜台。
“我并不这样想，当然不这样认为。但我还是更喜欢我们领导下的人民——即使我们的领导把他们领向完全错误的方向。”
“换言之，对也好错也好，你是为了穷人。”她嘲弄道。
“正像我对自己的祖国一样，对也好错也好，我一定得站在它一边。一个人一旦选择好该站在哪一方，就再也退不出来了——当然了，他很可能选择错了。这只有由历史去评判。”他伸手把她手中的子弹头拿了过来，接着说，“我得吃点儿东西。从昨天夜里到现在我还一口东西都没吃呢。”他端起一盘三明治向一张桌子走去。“来吧，”他说，“吃一点儿。我每次和你见面，你都是空肚子喝酒。这对神经没好处。”
“我不饿。”
“我可饿了。”他拿起一块火腿三明治咬了一大口。她用手指在一件闪闪发光的瓷器顶端磨来磨去，发出吱吱的响声。“告诉我，”她说，“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一个讲师，讲授中世纪法国文学。”他说，“并不是一个很有趣的职业。”他笑了，“可也有它的乐趣。你听说过《罗兰之歌》吧？”
“听说过。”
“是我发现的伯尔尼抄本。”
“这对我毫无意义，”她说，“我这人生来不学无术。”
“最好的抄本是你们牛津大学的那部——只是里面后人篡改的地方太多了——而且还有遗漏的地方。再往下是威尼斯抄本，对遗漏的地方做了一些补遗，但是并没有补全……那部抄本价值不高。”他自豪地说，“我发现了伯尔尼抄本。”
“是你发现的，这没错吧？”她阴郁地说，目光注视着他手中的子弹头。然后她抬头看了看他那带有伤疤的下巴和受伤的嘴。他说：“你还记得那故事吧——比利牛斯山的后卫，在奥列弗看见撒拉森人到来的时候，他如何督促罗兰吹响号角以便召回査理曼大帝？”
她的心思似乎都用来审视他的伤疤了。她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罗兰说什么也不肯吹号角——他发誓说，任何敌人来攻他都不吹。一个勇敢的大傻瓜。战争期间人们总是选错了英雄。奥列弗才应该是这支颂歌中的主人公，他不该和那个嗜血成性的主教托宾一起被描写成二流角色。”
她说：“你妻子是怎么死的？”可是他下定决心不使他们的谈话涉及他经历的那场战争。
他说：“后来呢，当然了，当罗兰手底下的人都战死了或者即将死去，连他自己也快要完了的时候，罗兰这才说他要吹号角了。这时候颂歌的作者着重描写了这个场面——用你们的话应该怎么说？大肆渲染一通。他嘴中流出鲜血，太阳穴的骨头被打碎了。可是奥列弗还在奚落他。他一开始就有机会吹号角，这样所有的人也就都得救了，但是为了保持他的荣誉他就是不吹。现在他看到自己被打败而且就要死了，他才想起要吹号角，使他的民族和他自己的名字蒙受耻辱。就让他安静地死去吧，让他为自己的英勇精神所造成的一切危害自鸣得意吧。我刚才对你说过奥列弗才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吗？”
“你说过吗？”她说。很明显她并没有听他说的话。他看到她在强忍眼泪，而且很不好意思。可能这是一种自我怜悯吧，他想。他从来不关心这种情感，即使在一个少女身上表现出来他也无动于衷。
他说：“这正是伯尔尼抄本的重要性。在这部抄本中奥列弗被重新创造了。这使得整个故事不仅仅是一篇英雄史诗，同时也成为一部悲剧。而在牛津那部抄本中，奥列弗却被描写成一个事事俯首听命的人，他完全是出于意外才失手打死了罗兰，因为他的眼睛受伤后瞎了。这个故事，你看，是经过整理让它变得适合……但是在伯尔尼的抄本中他是完全有意识地打倒了他的朋友——理由是他朋友的所作所为给他手下人带来了重大损失，那么多生命无谓地牺牲了。他恨他所爱的人——那个自负的勇敢傻瓜，关心自己的荣誉甚于关心信仰的胜利。但是你也可以看到，这个抄本描写古堡中举行宴会的场面时是多么苍白无力，那段穿插着猎犬、芦苇和酒杯的描写。诗人只能这么写，为了迎合那些中世纪贵族的胃口。只需要有点傲慢自负的性格和一双强壮有力的胳膊，他们也可能成为一个个小罗兰——但是他们并不了解奥列弗想做的是什么。”
“我更喜欢奥列弗，”她说，“不论什么时候。”他惊奇地看了看她。她说：“我的父亲，当然了，正像你的那些贵族，是赞成罗兰的。”
他说：“我刚出版了那部伯尔尼抄本，战争就开始了。”
“战争结束后，”她问，“你准备干什么？”
他从来没想到过要考虑这个问题。他说：“哦，我想我是见不到那天的。”
“跟奥列弗一样，”她说，“假如你能办到的话，你是会结束这场战争的。但是像现在这个样子……”
“哦，我不是奥列弗，正像我的国家中那些可怜的浑蛋也不是罗兰一样。也许L倒是加纳隆。”
“谁是加纳隆？”
“是书中的一个叛徒。”
她说：“你真的对L那么了解吗？我觉得他这个人还不错。”
“他们知道怎样表现自己。他们练习这种艺术已经几个世纪了。”他把自己的那份白兰地喝了下去，说，“是啊，我到这里来了。我们为什么要这么一本正经地谈话？你邀请我到这儿来，我来了。”
“我当时想，我没准儿可以帮助你，就是这么回事。”
“为什么？”
她说：“昨天晚上他们打完你我直恶心。库里当然认为是因为喝多了酒的缘故。其实是因为你的脸。噢，”她痛苦地说，“你应该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什么地方都没有信任。我从来没见过一张诚实的面孔。我的意思是说对什么都诚实。我父亲手底下那些人——他们对于食物，哼，也许还有爱情——那些使他们透不过气来的妻子，倒是实心实意的，可是一牵扯到煤或是那些工人……”她说，“假如你希望从他们手中搞出东西来，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千万别想用言语说服他们，也别想用言语打动他们。让他们看看支票簿，签一份合同——把事情定死。”
在酒吧间的另一边，一群人正在聚精会神地玩投镖游戏。他说：“我不是到这里来乞讨的。”
“这件事对你真的很重要吗？”
“今天的战争和罗兰时代的已经完全不同了。煤可能比坦克更为重要。我们搞到的坦克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需要。虽然那些坦克并不怎么好。”
“但是加纳隆依然有可能把你的计划破坏吧？”
“也不是那么容易。”
她说：“我想，你见我父亲的时候他们都会在座。就是一群小偷也还要讲点儿义气。高尔德斯坦因同老费廷勋爵、布里格斯托克——还有福布斯。面对你的这些对手你最好心中有个数。”
他说：“你还是少说两句吧。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你的人。”
“我没有人。说来说去我祖父还是一名工人呢。”
“你真不幸，”他说，“你生活在两军对阵之间的无人地带。在我生活的地方，我们都不得不选择一方。当然了，双方对我们都不信任。”
“你可以相信福布斯，”她说，“我指的是有关买煤的事。自然不是事事都信任他。他的名字就是骗人的——他是犹太人，真名叫福尔斯坦。在爱情方面他也不诚实。他想和我结婚。所以我知道他在这方面不老实。他在谢波德市场那儿有一个情妇。他的一个朋友告诉我的。”她忽然笑起来，“我们还有些好朋友。”
这是D在这一天第二次大吃一惊了。他想起旅店的那位小姑娘。当今人们懂得的事情之多简直和年龄不相称。他的祖国的人民在学会走路之前就懂得了什么叫死亡。他们小小年纪就懂得了欲念——这种野蛮的知识本来应该慢一点进入他们的头脑，应该是从生活经验中逐渐收获的果实……在生活中对人们善良本性的幻灭感应该是同死亡一起到来的。而今天他们却似乎先有了这种幻灭感，然后才度过他们漫长的一生……
“你不会同他结婚吧？”他焦虑地问。
“有可能。在他们那些人之中他还算是个好人。”
“关于他有情妇的传闻不见得是真的。”
“哦，千真万确。我找人核实过。”
他没有继续谈这个话题，它令人感到不安。在他刚刚踏上英国国土时，心中不无羡慕之感……不管什么人都随随便便、漫不经心……甚至在检验护照的时候都存在有某种信任，可是现在看来在这种表面现象背后可能还隐藏着某种东西。他本以为笼罩着他生活的那种怀疑的气氛应该归咎于内战，现在他却开始相信这种怀疑实际上是无处不在的——它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人们之所以聚集在一起，完全是由于他们在生活中的罪恶，但是在淫棍和窃贼与自己人相处时，倒也还需要保持某种信义。可惜他过去一直沉湎于自己的爱情生活，沉湎于伯尔尼抄本和每周讲授法国文学课，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看起来整个世界都即将变成一片废墟，只有十来个正直的人支撑着这个将倾的大厦——这太令人遗憾了。最好是干脆别费心机，让世界重新从蝾螈开始吧。“噢，”她说，“我们走吧。”
“去哪儿？”
“随便什么地方。我们总不能老待在这儿。现在天还早。看场电影？”
他们在一家像宫殿似的豪华剧场里坐了将近三个小时——展翅的金色塑像、厚厚的地毯、女侍穿梭不停地给客人端来茶点，这一切都显得那么过分。他上一次在伦敦停留的时候，这种地方还不像现在这么讲究。那是一出情节离奇的音乐剧，充满了痛苦的牺牲。主人公是一位忍饥挨饿的编导和一位已经赢得明星桂冠的金发碧眼的女郎。她的名字本已用霓虹灯高悬在皮卡迪利广场上，可是她却毅然离开伦敦回到百老汇去拯救那位穷编导。她为一出新戏秘密筹措了资金，而且她那个对观众富有魅力的名字也使这出戏一举成功。那本是一出匆忙之中写出来的小型歌舞剧，班底也是一帮饥一顿饱一顿的天才人物。结果大家都挣了大钱，名字也都上了霓虹灯广告牌——编导也不例外。姑娘的名字当然从一开始就悬在那儿。苦受得不少，泪更没少流，最后才苦尽甘来。剧情荒谬离奇但又哀婉动人。所有的人都举止高尚而且发了财，仿佛已经遗失了几世纪的信仰和道德观念如今又在重新建立，依靠的只是人们不可靠的模糊记忆和潜意识中的期望——或许只是在石头上的一些象形文字。
他感到她的手放在自己的膝头上。她曾经说过，自己并不是浪漫的性格。依他看，这个动作不过是她对柔软的座位、昏暗的灯光、缠绵的失恋歌曲的一种条件反射，就像巴甫洛夫用于实验的狗分泌唾液一样。不论哪个社会阶层的人都会有这种条件反射，就像人人都懂得什么叫饥饿一样，只有他没有任何反应，他好像短路，运转已经失灵了。他怀着一种怜悯的心情把手放在她的手上——她应当嫁一个比那个在谢波德市场养着情妇的福尔斯坦更好一些的人。她并不是一个浪漫的姑娘，但是他却感到自己的手抚摸着的那只手凉冰冰的，非常依顺。他低声说：“我觉得有人一直在跟踪我们。”
她说：“管它呢。假如世界真是这个样子，也只好任它去了。是不是有人要开枪，或者一颗炸弹要爆炸？我最讨厌那种冷不丁吓人一跳的声响了。到时候你提醒我一下好了。”
“只是一个教世界语的老师。我刚才肯定看见他那副金属框眼镜在门廊那边闪了一下。”
那个长着一头金发、一双蓝色眼睛的女主角哭得更厉害了——因为人们必须经过公众的选择才能成名致富，而他们又都是出奇的凄惨愚钝。假如我们也生活在一个注定能得到幸福结局的世界中，他想，我们是不是也必须经过这么长时间才能找到它呢？可能这正是圣徒们的举止，他们的乐天知足的态度远非凡夫俗子所能理解——他们一进入这个世界就已经看到了幸福的结局，因此对于人世的种种痛苦是不往心里去的。罗丝开口说：“我再也受不了啦。咱们走吧。落幕半个小时以前就知道这出戏怎么收场了。”
他们好不容易才挤到过道里。他发觉自己依然握着她的手。他说：“有时候我真希望我也能看到我自己的结局。”他感到异常疲乏。漫长的两天再加上遭人痛打使得他身体非常虚弱。
“哦，”她说，“我可以告诉你。你将继续为那些不值得为之战斗的人战斗下去。总有一天你会被杀死。但是你绝不会反过来回击罗兰——绝不会有意识地这么干。伯尔尼抄本的这部分整个是错误的。”
他们上了一辆出租车。她对司机说：“卡尔顿饭店，吉尔福特街。”他回头从车尾小窗往外看了看，后面并没有K先生的身影。可能刚才完全是个误会——即使K先生有时也得轻松轻松，观看一场煽情的演出，他也不会到这个花钱的地方来。他说：“我无法相信他们这么快就罢手。明天毕竟有人要吃败仗。煤就像一整队最新式的轰炸机。”他说这些话与其说是对着她，还不如说是自言自语。汽车缓慢地行驶在吉尔福特大街上。他又说：“我要是有一支枪……”
“他们不会这么大胆，是吗？”她说。她用手挽着他的胳膊，仿佛希望他和她就这样隐姓埋名地安全地躲在这辆出租车里。他忽然想起自己曾经怀疑过她是L手下的人，他对此十分后悔。他说：“亲爱的，这件事就像算术中的总和，把我打死很可能引起外交上的麻烦——但比起他们把煤弄到手来，外交上的麻烦对他们也没什么了不起。这仅是个加法运算问题——看怎样才能得到最大的和。”
“你害怕吗？”
“有一点。”
“那为什么不找个别的地方住？和我回去吧。我可以给你准备一张床。”
“我还有点东西在那里。我不能到你那里去住。”出租车停了下来。他走下车。她跟着他下了车，走到人行道上站在他旁边。她说：“我能不能和你进去……万一……”
“最好别进去。”他握住她的手。这就给了他们一个借口，在街上多停留一会儿，看看身后有没有盯梢的。他始终摸不准老板娘是不是自己人。还有K先生……他说：“在咱们分手前，我还想问问……你能为这儿的那个小姑娘找个事吗？她很可爱，叫人信得过。”
她尖刻地说：“哪怕她马上就咽气我也不会管。”这是很久以前当他横渡海峡时在定期渡轮的酒吧里听到的声音，她就是用这副腔调向侍者命令的：“再给我来一杯。我还要一杯。”就像令人感到沉闷的宴会上的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她说：“放开我的手。”他立刻照办了。“你这个该死的堂吉诃德。滚吧。让人拿枪把你打死……你还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处境!”
他说：“你误会了。那个姑娘年纪小得可以做我的……”
“女儿，”她说，“说啊。我也可以做你的女儿。可笑之至。事情总是这个样子。我明白。我也告诉过你。我这个人并不罗曼蒂克。这就是所谓的父女恋情。你可以有一千个理由恨自己的父亲，可最后你还是迷恋上一个和他一样大的男人。”她说，“这简直太荒唐了。任何人也不能自诩这种爱情富有诗情画意。去打你的电话吧，约个时间……”
他颇为不安地看着她，发觉自己除了恐惧和稍稍有些怜悯以外再无其他感情。十七世纪的诗人似乎认为人完全可能把一颗心永恒地奉献出去。依照现代心理学家的分析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但是你却可能感到自己是那么悲伤、绝望，以致再不敢重新燃起过去的那种感情。他无可奈何地站在这家简陋的旅馆门前。旅馆的门没有关，以便于短期旅客随时进出。
他说：“如果这场战争结束了……”
“对于你来讲战争永远不会结束——你自己也这么讲。”
她是那么动人。他年轻的时候从来不知道有人会这样动人。他妻子一点儿也说不上动人，她是个相貌平常的女人，但当时这并没有妨碍他爱上她。虽然如此，如果女人长得漂亮一点儿，还是会使人动情的。他小心翼翼地把她搂在怀里，就像是在做一项试验。她说：“我可以跟你上楼吗？”
“不要在这个旅馆。”他松开了搂着她的胳膊，他无法与女人谈情。
“你昨天夜里一上车我就知道我要出毛病。有些慌乱。对你特别客气。在我听见他们打你的时候我直想吐——我当时认为我一定是喝多了，可是今天早晨我一觉醒来感觉还是如此。你知道，我以前从来没有爱过谁。他们管这个叫——初恋，对吗？”
她使用的是一种名贵的香水。他尽量使自己除了怜悯之外再有一点儿别的感情。对于一位已到中年的前法国文学讲师来说，这毕竟是一次机会。“亲爱的。”他说。
她说：“这件事不会持续很久，对吧？而且也不可能持续很久。你会被杀死——会吗？——这是用不着怀疑的。”
他不大令人信服地吻了吻她，说道：“亲爱的，我会见到你的……明天就会见到你。到那时正事也都忙完了。我们在一起……庆祝一番……”他心里明白他演戏演得并不成功，但是现在不是表演忠诚的时刻，再说她又太年轻，受不了忠诚老实。
她说：“即使罗兰，我想，也有一个女人……”但他想到的是另一个女人——她的名字叫爱尔达——当消息传来的时候她已经死了。在神话传说中，你深深爱着的人死去后，你的生活也就完了。不像他这样继续活下去。谁对这个也不感到奇怪——作者只用了简单的几行描写她。他说：“晚安。”
“晚安。”她顺着街道向那些黑黝黝的树丛走去。他想，假如她真是L的人，那他找的这个情报员可太蹩脚了。他发现自己还是喜爱女人的，谈恋爱同背叛不无共同之处——可是这又有什么用？明天他要办的事就有了结局，他也就要回去了……他不知道最后她是不是会嫁给福尔斯坦。
他推开里扇的玻璃门，门开着一条缝。他下意识地把手伸进口袋，但是当然他并没有手枪。灯早已熄了，但是他知道那儿有一个人，因为他能听见离那棵叶兰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人的呼吸声。他自己在远处路灯的照射下完全暴露在门前了。不要移动身子——他们随时都可能开火。他又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手里握着的是香烟盒。他努力控制自己的手指不让它发抖，但是他害怕疼痛。他往嘴里放了一支烟，接着开始摸索火柴——那些人很可能根本没料到墙上会突然亮出一个火光。他往前蹭了蹭，猛然拿火柴往身旁的墙上一划。火柴划在一只镜框上燃烧起来。一张苍白的孩子气的脸像一只气球一样从黑暗中浮现出来。他说：“哦，上帝，爱尔丝，你吓死我了。你在这儿做什么？”
“等你。”那个稚气未消的柔细的声音低声说。火柴熄灭了。
“为什么要等我？”
“我本来以为你也许会把她带到这儿来。”她说，“我得负责把顾客送进他们的房间。”
“胡说八道。”
“你吻了她，是吗？”
“那不过是应付。”
“不是。你有权利那样做。这是她的话。”
他怀疑把那些文件交给她是不是犯了一个大错误——假如她出于嫉妒把那些文件毁了呢？他问：“她说什么了？”
“她说你会被杀死，一点儿也用不着怀疑。”
他放心地笑了：“是啊，我的国家正在打仗。人们常常被杀死。但是她不了解实情。”
“可是在这里……”她说，“他们也不想放过你。”
“他们还不敢杀死我。”
“我知道出了一件可怕的事，”她说，“他们现在正在楼上，在议论你。”
“谁？”他急切地问。
“老板娘——和一个男人。”
“什么样的男人？”
“一个小个子、头发灰白的男人——戴着一副金属架眼镜。”他肯定在他们走出剧院之前就溜了出来。她说：“他们刚刚还盘问我呢。”
“盘问你什么？”
“问我你对我说过什么没有，我看见什么没有——证件什么的。当然了，我什么都没说。他们想让我开口，那才是枉费心机呢。”她的忠诚深深地打动了他，同时一种怜悯之情在他心里油然而生。多么糟糕的一个世界，竟然听任这种品质白白浪费掉。她激昂地说：“他们杀了我，我也不在乎。”
“不至于到那种地步。”
这次从叶兰旁边传来的声音略有些颤抖。“她什么都做得出来。要是有什么不合她的意，她什么疯事都做得出来。我不在乎。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你是一位绅士。”这个理由太没有说服力了。她继续伤心地说，“那个姑娘所做的一切我都愿意替你做。”
“你现在替我做的事就比她多得多。”
“她和你一起回去吗？回到你那个地方？”
“不，她不去。”
“我和你去行吗？”
“我亲爱的，”他说，“你完全不知道那里是什么样子。”
他能听见一声长长的叹息声：“你也不知道这里是什么样子。”
“现在他们在哪儿？”他问，“老板娘和她的朋友？”
“二楼当街的房间，”她说，“他们是你的——不共戴天的仇人吗？”天知道她是从哪儿学来的这个酸词儿。
“我认为他们是自己人，但还拿不准。也许最好在他们知道我在这里之前，我先把事情搞清楚。”
“哦，他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她什么都听见了。楼上有人说话她在厨房都听得到。她让我别告诉你。”他心里猛地一惊：这孩子会不会遇到危险？但这是他不敢相信的。他们对她又能怎么样呢？他顺着黑乎乎的楼梯谨慎地向上走去。脚底下一块楼板嘎吱响了一声。楼梯拐了半个弯，他爬到楼梯平台上站住了。一扇门敞开着。在粉红绸子制作的灯罩下面，灯光照射在两个人身上，他们正以极大的耐心等着他。
D轻声说：“早安。你没有教我晚安该怎么说。”
老板娘说：“进来，把门关上。”他照她的话办了。他也只能照她的话办，他突然想，不论做什么，自己总是听别人吆喝，就像由别人搬来倒去的一个木头靶子。“你去哪儿了？”老板娘盘问道。那是一张凶残的脸——丑陋的方下巴、阴险狡诈的神色和一脸脓疮，她真不该生为女人。
他说：“K先生可以告诉你。”
“你和那个姑娘干什么来着？”
“轻松轻松。”他好奇地扫视了一眼这个小巢——这个词对这间屋子再合适不过了。它根本不是一个女人住的房间，没有铺台布的大方桌，几张皮椅子，既没有摆着花也没有小摆设，只有一只盛鞋的小柜子。整个房间无论是从装潢还是布置上看都只是为了实用的目的。小柜子的门敞开着，里面塞满坚固耐穿的平底鞋。
“她认识L。”
“我也认识L。”就连墙上挂的画片也是只有男人才挑选的那种。廉价的彩色画片上的女人都穿着长丝袜和内衣。在他眼中这简直是一间独居多年的光棍的房间，好像弥漫着一种畏畏缩缩、鬼鬼祟祟、无法满足的邪念，使人禁不住起一身鸡皮疙瘩。K先生突然开口了。他在这间男性十足的屋子里简直显得女气十足，听他说话你真担心他会歇斯底里。他说：“在你出去——上剧院去的时候，有人给你来了个电话，向你提了个建议。”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应该知道我当时不在。”
“他们说愿意满足你的条件，只要你明天不去赴约。”
“我没提过什么条件。”
“他们把话留给我了。”老板娘说。
“这么说他们是准备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件事了？让你和K。”
K先生把两只瘦骨伶仃的手紧紧绞在一起。“我们想要确切知道，”他说，“证件仍然在你手中。”
“你是担心我把它出卖了。在我回家的路上。”
“我们不得不小心点儿。”他说。他那提心吊胆的神情就像在倾听贝娄斯博士胶皮鞋的后跟声。甚至不在世界语中心他也总是战战兢兢的，生怕被罚一先令。
“你们是不是得到指示才这么干的？”
“我们得到的指示不很明确。很多事需要我们自己斟酌处理。你大概不会拒绝把你的证件拿给我们看看吧。”那个女人没有再开口——决定叫另一位先以好言相劝。
“不行。”
他轮流望了望他面前的这两个人——他似乎终于掌握了主动权。他真希望他的身体状况能允许自己运用这一权利，但是他已经筋疲力尽，没有这种精力了。英国到处都充满令人疲惫无力的记忆，使他记起他现在做的并不是自己真正的工作。他这时应该坐在大英博物馆里阅读法国文学。他说：“我相信我们是为同一个雇主工作。但是我仍然没办法相信你们。”那个满头灰发的小个子男人坐在那里，目光停留在自己指甲啃得秃秃的手指上，就仿佛是在受别人的训斥似的。那个女人面对着他，脸上流露着目空一切的神色，但除了这家蹩脚的小旅馆外她谁也统治不了。他亲眼看到过双方都有很多人因为背叛而被枪杀了。他知道从举止和面容上分辨不出哪个人是叛徒。世界上并没有加纳隆式的人物。他说：“你们是不是急着要拿到这桩交易中的一份好处？可是我告诉你们：既没有你们的一份，也根本没有交易。”
“这么说，可能该叫你看看这封信。”那个女人突然说道。他们刚才软硬兼施，都没有达到目的。
他细细地读了这封信。信无疑不是伪造的，他对部长签名和这种信纸非常熟悉，一眼就看出这是真的。看来他的使命已经到头了——这个女人被授权接收他手中那些重要的文件——什么原因信中没有说。
“你看，”那个女人说，“他们不信任你了。”
“为什么我刚来的时候你不把这封信拿给我看？”
“这事得由我斟酌决定。信任你还是不信任你。”
他的地位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他们的信任只局限于叫他把证件带到伦敦，K先生被指示査对他到达旅馆之前的行动，但是对于他的秘密使命无权过问。这个女人看来在这两方面都是被信任的，既了解使命的内容也有权接收他的文件，但只是在不得已的时候，就是说，在他的行动受到怀疑的时候，他突然说：“你当然知道这些文件的内容是什么。”
她神气十足地说：“当然知道。”但是这时他心里完全明白了，她并不知道——他从她脸上看得出来，她只是装得十分神气，却板着一张脸。他们把这件事弄得非常复杂：既把任务交给你又不信任你，告诉你一部分真话又闪烁其词。如果部里对情况的估计是错误的……如果他把这些文件交出去，而他们又把文件出卖给L……他知道唯一可以信任的人是他自己，别的他就什么也不敢肯定了。屋里弥漫着一股廉价香水的恼人气味——这是这间屋子里的唯一女性气息，可是这也像男人洒了香水一样，令人心里不舒服。
“你知道，”她说，“你现在可以回去了。你的工作到此结束了。”
这也太简单了，简直令人无法相信。那位部长不信任他，或者说不信任他们，干脆什么人都不信任。他们互相之间也是同床异梦。每个人只知道自己是真是假。K先生知道自己想用这些文件做什么交易。老板娘明白自己的企图。除了自己之外你不能为任何人担保。他说：“这不是给我下的命令，文件还是要由我保管。”
K先生的声音变得又尖又细。他说：“假如你想背着我们搞什么名堂……”他那双收入菲薄、长久教世界语的眼睛闪烁不定，并且丝毫不加掩饰地泄露出他内心的贪婪和嫉妒……对那份少得可怜的工资你又能指望什么呢？在别人为自己的理想操劳的时候，有多少人孕育着自己的背叛行径啊。老板娘说：“你这个人很感情用事，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一位教授，可能还很罗曼蒂克。假如你欺骗我们——你等着瞧吧，我这人可不是好惹的。”他不能正视她，她的样子像地狱一样可怕——一肚子坏主意。她脸上的那些疖子就像是她从前干的见不得人的事情的印记。他记得爱尔丝曾经告诉过他：“她有时像个疯子。”
他问：“你指的是我欺骗你们，还是欺骗家里的人？”他心里确实对她的话没理解。在强手如林的敌人圈子里他已经筋疲力尽、昏头昏脑了，他离前线越远就越感到孤独。他真羡慕那些战斗在前线上的人。他蓦地又回到现实中来了——街上，一连串的铃声，飞驰而过的呼啸声——是消防车还是救护车？空袭解除后人们寻找着被炸塌的建筑物掩埋起来的尸体；偶尔一镐下去就会碰到受伤的人……飞扬在街道上方的灰尘使整个世界一连几个小时变得雾蒙蒙的。他感到一阵恶心，止不住直发抖，他想起了那只紧挨着他脸的被炸死的公猫，当时他一动都动不了，只好强忍着躺在那里，猫毛几乎塞到他的嘴里。
整个房间开始震动起来。老板娘的脑袋像脓疱一样肿了起来。他听见她在说：“快点，锁上门!”他努力使自己振作一些。他们要拿他怎么办？是敌人……还是朋友……他跪在地上。时间似乎停滞不前了。K先生以不可思议的慢动作向门边走去。老板娘的黑裙子在他嘴边晃着，和那只死猫的皮一样，一股尘土味儿冲鼻而来。他真想大声叫喊，但是做人的尊严像牙科医生使用的撑口器一样压住了他的舌头——即使当警棍打在身上的时候，他也没有喊叫。她俯着身子问道：“那些文件放在哪儿了？”她呼出来的是廉价香水和尼古丁搅在一起的气味——构成了一股半女半男的气味。
他怀着歉意地说：“昨天挨了一顿打，今天又挨了一冷枪。”一只粗壮有力的大拇指恶狠狠地向他的眼球按来：他陷入了一场噩梦。他回答道：“文件我没带着。”
“那在哪儿？”那只大拇指在他右眼前晃动着，他能听见门口传来K先生拨弄门锁的声音。K先生说：“锁不上。”他感到恐惧，就仿佛她的手和脸都带有传染病菌。
“你往另一边拧。”他拼命想挺起身来。但那只拇指又把他推了回去。一只结实的鞋子狠狠地踩在他的手上。K先生嘴里嘟嘟囔囔地不知在抱怨什么。一个虽然下定决心但还是流露出内心战栗的声音问道：“是您按铃叫我吗，夫人？”
“当然不是我。”
D小心翼翼地抬起了头，说：“是我按的铃，爱尔丝。我没什么大事，只是有些恶心。救护车就在外面。有一次空袭我曾被埋在砖瓦下面。你搀我一把，我好上楼。”转眼间他们走出了那间小屋——盛鞋的小柜子、廉价画片上穿着长丝袜的女人和单身汉的房间所特有的椅子也一起拋在身后了。他说：“今天晚上我要锁上房门，不然我会梦游的。”
他们慢慢地爬到顶层。他说：“你来的正是时候，我差一点儿干了傻事。我估计，到明天早上我们就可以一起离开这里了。”
“我也走吗？”
他不假思索地允诺下来，就仿佛在这个充满暴力的世界上，你可以一张嘴就答应一切请求似的。“是的，你也一起走。”
三
那张猫皮和那条脏裙子和他做了一夜的伴。平时那种安宁的梦境硬生生地被破坏了，他没梦见鲜花和平静的小河，也没梦见老教授讲课。自从经历过那次最厉害的空袭以后，他一直害怕窒息而死。他高兴的是那边的人只是把犯人枪毙，而不是把犯人吊死。要知道，绳索套在脖子上是会使噩梦变为现实的。白天到了，可是没有一点儿亮光，黄色的迷雾让人看不清二十码以外的东西。在他刮胡子的时候，爱尔丝端着托盘进来了，盘子里有一个煮鸡蛋、一条熏鲑鱼和一杯茶。
“你别麻烦了，”他说，“我应该下楼去吃。”
“我想，”她说，“把早饭送上来是个合适的借口。你大概正等我把文件送回来吧。”她脱掉一只鞋和长筒袜，说道：“噢，上帝，如果有人现在进来，会想些什么呀？”她坐在床边，在脚背上摸索文件。
“那是什么？”他一边说一边仔细听着。他发现自己非常害怕文件回到自己手中。责任像是个不吉利的戒指，你更愿意把它送给别人。她端坐在床上，听着外面的动静。一个脚步声嗒嗒嗒地下了楼梯。
“噢，”她说，“那是穆克里先生，一位印度绅士。他跟那些楼下的印度人不一样。穆克里先生很受人尊敬。”
他把文件接过来——哼，反正他很快就用不着这个了。爱尔丝穿上袜子说：“他这个人爱打听别人的事，他只有这个毛病。爱问这问那。”
“爱打听什么事？”
“咳，什么都打听。比如，我相信不相信占星图？我相信不相信报纸上说的？我觉得艾登先生这人怎么样？他还把我说的都记下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
“奇怪。”
“你想这会不会给我带来什么麻烦？我情绪好的时候，就跟他说一些事，比如艾登先生的事啊，什么都说。说着好玩儿，你知道。可有时候我一想，我说什么他都记下来，真害怕。我抬头一看，他正盯着我呢，就像盯着一只动物似的。但这个人总是很令人尊敬的。”
他不想过问这件事，穆克里先生和他没有关系。他坐下吃起早饭来，可是这女孩没有走。她好像有一肚子话要告诉他——或者告诉穆克里。她说：“你昨天晚上说咱们一起离开这儿的话，还算不算数？”
“算数，”他说，“我会想法给你作出安排的。”
“我不想成为你的负担。”她又开始使用廉价小说中的词语，“我可以去找克拉拉。”
“我们照顾你会比克拉拉照顾得周到。”这事他得求助于罗丝。昨天晚上他们谈起这事，罗丝有点儿歇斯底里。
“我不能跟你一起回去吗？”
“情况不允许呀。”
她说：“我在书里读过，女孩子也可以乔装打扮……”
“也就是书里这么写。”
“我害怕再待在这儿——和那个女人在一起。”
“你再也不会了。”他向她保证说。
楼下铃声刺耳地响起来。她说：“这个人真啰唆。”
“他是谁？”
“住在三楼的一个印度人。”她不情愿地向门口走去，说道，“你答应我了，是不是？今天晚上就让我离开这儿。”
“我答应你。”
“那就画个十字吧。”他照她说的做了。“昨天晚上，”她说，“我睡不着觉。我觉得她会干出点儿什么来，干一件可怕的事。你真应该看看我进屋的时候她那脸色。‘是你按铃吗？’我说。‘当然不是。’她说话的时候目光像是刀子。我告诉过你，我离开你的时候把房间门锁上了。她上你这儿来干什么呢？”
“我也不太清楚。不过，她干不出什么事来的。她就像个恶魔一样，你知道，样子挺凶，实际上害不了人。如果我们不被她吓倒，她就伤害不了我们。”
“啊，”她说，“我告诉你，我真高兴就要离开这儿了。”她站在门旁边，冲他笑了一下，就像小孩过生日一样高兴。“不会再同罗先生或者任何短期房客打交道了，不会再见到穆克里先生，也永远不会再看见那个女人了。今天是我最快活的日子。”她好像在为过去的生活举行告别仪式。
他一直待在屋里，锁着门，直到该去会见本迪池勋爵的时候。他这次一定要把事情办得妥妥当当的。他把文件放在上衣里面贴胸的口袋里，穿上大衣，扣子一直扣到脖领上。他肯定这回没有一个小偷能偷走文件。至于那些人会不会使用暴力，他就得冒点儿险了。那些人都知道现在文件就在他身上。他只能指望伦敦这个城市来保护他。他好像一个正在陌生的大花园里玩捉迷藏的孩子，本迪池勋爵的住宅就是他的“家”。再过三刻钟，到十一点一刻，他想事情就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结果了。他们那些人也许会利用伦敦的迷雾来会会他。
这是他要走的路线：穿过伯纳德大街，到罗赛尔广场地铁站——他们想在地铁里搞什么名堂是不太可能的——然后再从海德公园拐到查塔姆路，这段路大约要在雾里走十分钟。当然他可以打电话叫一辆出租车，一直坐车去，可这太慢了。堵塞的道路、嘈杂的市声和大雾会给那些被逼急了的人一些机会。他开始想，那些人现在一定被逼得不择手段了。此外，他们也不会想不到自己要搞一部汽车。如果他打算坐汽车去海德公园拐角，他应该从街头上等待的一长串出租车中叫一辆。
他走下楼去，心怦怦地跳着。他虽然一再安慰自己，白天在伦敦大街上不可能出什么事，他是安全的，可还是不管用。但是当那个印度人从三楼自己的房间向外张望的时候，他又安心了一些。印度人还是穿着那件花里胡哨的起毛的睡衣。这就像有个朋友在背后为你当见证人似的。他真希望所有他住过的地方都留下明显的脚印，毋庸置疑地记录下他的行踪。
从这里起楼梯开始铺上地毯了。他的脚步轻轻地走在上面，不想让老板娘知道他现在正离开这里。但是，他还是没能逃掉。老板娘正在她那间布置得像男人住所一般的房间里，坐在桌子旁边，门敞开着。她穿着他梦里见到的那件散发着霉气的黑衣服。他在门口站了一下，对她说：“我出去一下。”
她说：“你知道得很清楚，为什么你没有遵守上级指示。”
“一两个小时以后我就回来。今天晚上我不在这里过夜了。”她以十分冷漠的神情望着他，这使他很吃惊。倒好像她比他还了解他的计划，就像很早以前，一切事情在她那能干的脑袋里都已经安排好了。“我想，”他说，“我住的房间已经付过钱了吧？”
“付了。”
“没有付的——也在我的开支内——是女佣人的一个星期的工资。我要付的。”
“我不懂你的意思。”
“爱尔丝不在这里干活了。你把这孩子吓坏了。我不知道你是出于什么动机……”
她的脸显出一副极感兴趣的样子，一点儿也不生气了。仿佛他对她说了一件事，使她万分感激。“你是说，你要把这个姑娘带走？”听她这么问，他觉得好像有人正在警告他，叫他谨慎小心。他向四周看了看。当然没有人在他身边。远处一个房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是谁在发出一个警告。他没有注意，接着说：“小心些，不要再吓唬那个姑娘。”他发现自己简直走不开了。文件安全地放在他衣袋里，可他觉得还是把一件需要他照顾的东西落在后面了。真荒谬，不会有任何危险的。他转过头来，挑衅地盯着老板娘的那张方方正正、满是脓疱的脸，说：“我很快就回来。我会问她，如果你……”
昨天晚上他没有注意她的大拇指会有那么粗。她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两团发面似的大拳头——据说这是神经官能症的一种症状。大拇指握在里面，手上没有戴戒指。她厉声大喝道：“我还是不明白。”在说话的同时，她的脸扭曲着，一个眼皮耷拉了下来。她向他粗野地挤了挤眼，不知为什么似乎觉得这件事很有趣。看得出来，她这时一点儿也不再担心了，她已经控制住了局面。他把脸转过去，只觉得自己的心在胸膛里剧烈地跳动，好像用密码传递一个他不懂的信息，或者是警告。他想，自己做了件傻事，话说得太多了。本来可以等他回来以后，再把这些告诉她。如果他不回来了呢？好在那也没什么关系，这女孩儿又不是她的奴隶，用不着老在这儿受罪。再说伦敦又是世界上警察保护最严密的城市。
他走下楼，来到大厅，这时一个非常谦卑的声音说：“您是不是能帮我个忙？”说话的是一个印度人，虽然两只棕色的大眼睛闪着冷漠的光芒，却又叫人觉得这人很随和。这个印度人穿着一件闪光的蓝衣服、一双橘黄色的鞋。这人一定是穆克里先生。他问D：“您是不是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您是怎么攒钱的？”
这人是不是个疯子呀？D想。他回答说：“我从来不攒钱。”穆克里先生的脸盘很大，肉皮松松软软，嘴角两旁满是皱纹。他焦急地问：“真的一点儿都不攒？我是说，有些人把所有铜币或是带维多利亚女王像的便士攒起来。有这种借助储蓄盖房子的公司，也有政府办的储蓄。”
“我从来不攒钱。”
“谢谢您回答我的问题，”穆克里先生说，“这正是我想知道的。”他开始在笔记本上写些什么。这时爱尔丝在穆克里先生身后出现了，她看着D离开这里。不知道为什么，D又一次感到非常高兴，即使穆克里先生就在身边，也没有影响他这种情绪。他离开了她，并没有把她孤零零地交给老板娘。他隔着穆克里先生俯身的脊背向她笑了笑，又冲她挥了一下手。她犹犹豫豫地也向他笑了一下。这情景让人想起了火车站：人们互相告别，情人之间短暂的亲昵。恋人和母子之间在告别时总有点儿困窘，也有人好奇地旁观。对穆克里先生这种局外人来说，观察这一情景就像窥探私人住宅里的秘密一样有趣。穆克里先生抬起头十分亲热地说：“我们下次见面，也许还能谈谈什么有意思的东西。”他伸出一只手，但又很快地缩了回去，就像害怕别人拒绝跟他握手似的。这以后他温顺地站在那里，谦卑地嘿嘿笑着，看着D走入浓雾中。
如果人们知道分别会有多久，他们就会更珍惜分别时的微笑和那几句道别的话了。迷雾把他包围起来，火车已经驶出了车站，人们不再在站台上站着了。一道拱门把那些最有耐心的高高挥动的手臂隔开了。
他疾走如飞，一面仔细听着周围的动静。一个挎着公文包的姑娘从他身边走过。一个邮差走着“之”字路，消失在朦胧的雾中。D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在大西洋上空的飞机驾驶员，俯冲之前，正飞翔在充满车辆的海滨上空。他要办的事情顶多需要半个小时，半小时之后一切就会有结果了。他一直认为，他同本迪池会达成协议，因为他的国家什么代价都肯出，只要把煤炭搞到手就成了。迷雾笼罩着一切。他想听到人们的脚步声，但是他唯一能听到的是他自己的双脚踏在石板路上的声音。这种宁静根本不能使人放心。他追上了几个人，可是只有当这些人的身影从他面前的浓雾中显露出来时，他才能看到他们。如果现在有人跟踪他，他也不会知道。也许在某个地方，他们会突然对他下毒手。
一辆出租车开得很慢，几乎同他并排，但和便道保持着一定距离。司机探出头来问：“要车吗，先生？”D已经忘了他作出的决定——必须从一长串的出租车中搭车。他上了车，告诉司机：“到格温小别墅，查塔姆路。”他们的车驶进一片茫茫的浓雾里，驶了一段路，又转了几个弯儿。他突然感到一阵不安：“路不对啊!我太蠢了!”他喊道：“停车!”但是汽车却继续朝前开。他看不清到了什么地方，唯一能看见的就是司机宽大的后背和车外面的雾。他捶着玻璃，嚷道：“让我出去!”汽车停住了。他往那人手里塞了一先令，走上了便道。他听见一个吃惊的声音说：“这个人犯了什么毛病？”汽车司机可能是个正直的人。是他自己被发生的事吓昏了头，神经过分紧张了。他撞见一个警察，连忙问：“罗赛尔广场怎么走？”
“你走错路了。”警察说，“往回走，沿着铁栏杆走，走到左边第一条街再拐。”
他好像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走到车站。
在他等电梯的当儿，他突然发现要到地底下去乘地铁需要更多的勇气，他没想到自己会这么胆怯。自从那次大轰炸被埋在废墟里以后，他一直在地面上活动，就是空袭的时候他也总是站在屋顶上瞭望。他宁可快一点儿死，也不愿意伴着一只死猫慢慢地断气。电梯门还没关上他就紧张得不得了，差一点儿想夺门而出。这种紧张劲儿简直让他的神经受不住。他坐在电梯里唯一的一张长凳上，四周墙壁忽悠悠地升起来。他双手抱住脑袋，不想感到自己正在下降。电梯停了，他已经到了地下。
一个声音说：“要人扶一把吗？你帮这位先生一下，康韦。”D发现自己被一只黏乎乎的小手推着站起来。这时，一个干瘦的、脖颈上围着一圈毛皮领子的女人说：“康韦过去在电梯上也总是叫别人领着。你说是不是，宝贝儿？”一个年龄在六七岁、脸色很不健康的孩子紧紧拉着他的手。D说：“我想我现在已经好了。”其实，置身于空气污浊的地下室过道里，再加上远处火车的隆隆声，他仍然非常紧张。
那个女人问D：“你是要去西区吧？我们把你送到你出站的站台。你是外国人，是不是？”
“是。”
“啊，我对外国人的态度是友好的。”
D发现自己被领过一条挺长的过道。那个小孩穿着一条很难看的灯芯绒短裤、一件柠檬黄的上衣，头戴一顶学校的制服帽，帽子上面印着咖啡色和紫红色的条纹。那个女人又说：“我真担心康韦的身体。医生说像他这么大的孩子很容易得病。他爸爸就得过十二指肠溃疡。”D被这两个人护送着，想逃也逃不了。他们一直把他扶到车厢里。女人接着说：“他现在就有一种毛病，老爱伤风。快闭上嘴，康韦。这位先生可不想看见你的扁桃腺。”
车厢里的人并不多。D身后当然没有人追踪。海德公园拐角难道会出事？还是他把整个事件夸大了？这里毕竟是英国啊。但是，他想起了多佛尔路上那个袭击他的司机，满脸贪婪、喜出望外的样子。他又想起了在那个偏僻小巷中拾到的子弹头。那个女人又说话了：“康韦的坏毛病就是他不爱吃青菜。”
突然，有个念头在D的脑子里转了一下。他问：“你们也是去西区吗？”
“肯辛顿区大马路。我们要去巴克尔服装店，这孩子穿衣服太费……”
“也许你同意我在海德公园拐角带你们搭一段汽车……”
“啊，我们不应该麻烦你，乘地铁更快。”
地铁在皮卡迪利广场停了一下又继续往前开，带着轰轰隆隆的声音驶进隧道。D神情紧张地坐在座位上。这声音把他带回到那个遭受大轰炸的城市。每逢某处一枚爆炸力极强的大炸弹爆炸以后，这样的声音就传到人们耳朵里，带来一股死亡的气息和受伤的人的痛苦呻吟。
他说：“我想这个孩子……康韦……”
“这名字很有意思，是不是？他出生以前，我们正在电影院看康韦·蒂尔勒主演的影片。我丈夫很喜欢这个名字，比我更喜欢。他说：‘要是生个男孩儿就叫这个名字。’那天晚上孩子果然出世了。看起来，嗯，是个好兆头。”
“他也许喜欢乘小汽车吧？”
“噢，坐出租车他会感到不舒服。他就是这么古怪。坐公共汽车和地铁没问题。可是我和这孩子一起乘电梯有时感到不好意思，叫别的人看了很丢人。他老是爱盯着人看。你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就把你的手拉住了。”
看来毫无办法了。可是话又说回来，他们又干得出什么来呢？那些人可以说已经把王牌打出来了。杀人未遂——他们已经做到极限了，再进一步就是成功地把他干掉了。想象不出，L居然会跟这件事有牵连，当然了，他是有办法从任何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中脱身出来的。“你到站了，”她说，“你就在这儿下车。很高兴能跟你聊聊天。跟这位先生握握手，康韦。”D敷衍了事地握了一下小孩的黏湿的手指，然后转身向黄色的雾气走去。
空气中充满了欢呼声，每个人都在欢呼，看来倒像取得了什么大胜利。骑士桥边的人行道上行人拥挤不堪。在马路另一边，海德公园的大门从低沉的雾霭中显露出来。在路的另一头，一辆由四匹高头大马拉的马车奔驰在蒙蒙雾气中。圣乔治医院周围的公共汽车被堵塞了，过了一会儿又像鳄鱼一样一辆接一辆地消失在好似一片沼泽的潮湿雾团里。有人正在吹哨子。一个残疾人用一只手转动着轮椅不知从什么地方慢慢地出现了，另一只手按动着一支风笛。他沿着路边的水沟艰难地向前移动，吹的曲调总是走调，就像一个玩具橡皮猪发出的吱吱声。他不得不费力地一遍又一遍地从头吹起。那残疾人在一块黑板上写着：“一九一七年受毒气侵害，只靠半叶肺维持残生。”D的四周黄雾翻滚，行人在鼓掌欢呼。
一辆戴姆勒牌小轿车从马路当中的车流中驶过来。几个女人在尖声叫喊，男人都摘下了帽子。D有点儿不知所措，他以前曾经看见过宗教游行，可这里却没有人打算下跪。小汽车在他面前缓缓地行驶着，透过玻璃，可隐约看到两个很小的女孩，穿着定做的僵硬的外衣，戴着手套，苍白的面孔，表情冷漠。一个女人尖着声音说：“啊，亲爱的，他们要去哈罗德百货商店买东西。”这算得上是一个奇景：戴姆勒汽车居然载着人们崇拜的偶像游行。这时，D听见一个他所熟悉的声音严厉地说道：“摘下你的帽子。”
这是库里。
D的第一个念头是，这个人正在跟踪我。当库里认出这是D的时候，他真的有些发窘。他侧过身去，扶了一下单片眼镜，小声咕哝说：“噢，对不起，外国人。”这情景令人想到的是：D是一个同库里有过不正当关系的女人，库里不可能假装没看见她，他只想从她身边赶快走过去。
“我想知道，”D说，“你是否能告诉我去查塔姆路怎么走？”
库里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查塔姆路，去找本迪池勋爵？”
“是的。”街头那个吹笛子的人又一次断断续续地从头吹起来。公共汽车笨重地移动着，人群开始散去。
“听我说，”库里说，“那天晚上我好像做了一件蠢事，真抱歉。”
“没什么。”
“我以为你也是一个骗子呢。我过去上过当。库伦小姐可是个好姑娘。”
“是的。”
“我买过一艘沉没的西班牙大帆船。是西班牙舰队的一艘舰艇。我付了一百英镑的现款。后来才发现，根本就没有什么大帆船。”
“可不是么。”
“喂，我愿意向你表示我对你毫无恶意。我陪你一起去查塔姆路。我总是高兴能助外国人一臂之力。如果我到你的国家去，我想你也会同样帮助我的。当然了，我并没有可能去你们那里。”
“你真太好了。”D说。他这么说是真心实意的，他长舒了一口气。这场战斗看来已经接近结束了。如果那些人打算在这场大雾中最后再冒一次险，他们算打错了算盘——倒不是D运用智谋战胜了他们。他把一只手放在胸口上，隔着外衣摸了摸那份凸起来的证明文件，感到非常宽慰。
“当然了，”库里上尉继续啰啰嗦嗦地说，“有这么一次经验，会使你以后变得小心谨慎。”
“经验？”
“就是买那艘西班牙大帆船啊。那人花言巧语，给我五十英镑拿着，可他自己却兑换了我的支票。我当时真不该听他的，可他非要那么办不可。他说他得把支票兑换成现款才是公平交易。”
“这么说，你只叫人骗去了五十镑。”
“咳，这五十镑都是假钞票。我想他可能觉得我这人比较重感情。当然，这件事叫我变得聪明了。‘吃一堑长一智’嘛。”
“是吗？”D很高兴让这个家伙这样不停地唠叨着和他一起沿着骑士桥走下去。
“你听说过一家叫‘西班牙大帆船’的酒馆吗？”
“没有。我想我没听说过。”
“这是我开的第一个路边酒馆。在梅登海德附近。可是我最后还是不得不把它卖掉了。你知道，在西部地区人们对社会地位不那么看重。在肯特郡或者艾塞克斯还比较好一点儿。可是往西走，往科茨瓦尔德那边去，你就会看到人们都不大讲究阶级身份了。”在等级森严、充满清规戒律的国家里，人们一般是不使用暴力的。暴力是非常简单的手段，是不文雅的举动。他们离开大路拐向左边的一条街。在他们面前，透过迷雾现了几个高大的塔楼和城堡状的建筑物。库里上尉说：“看什么有意思的戏了吗？”
“我一直很忙。”
“千万不能太劳累了。”
“我还在学习世界语。”
“我的上帝，你干吗学这种玩意儿？”
“这是一种世界语。”
“归根结底，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会说一点儿英语。”他说，“哎呀，真没想到，你看咱们刚刚从谁身边走过去？”
“我谁也没看见呀。”
“那个汽车司机，他叫什么名字来着？你曾经跟这个人较量过。”
“我谁也没看见。”
“他就站在那个门口，汽车也在那儿停着。我们过去跟他打个招呼怎么样？”他用那只没有伤残的手拉了一下D的袖子，“时间多得很，再走两步就到查塔姆路了。”
“不，没时间了。”他一下子恐慌万状。难道这是一个圈套？那只手仍在轻轻而又毫不留情地推他……
“我和本迪池勋爵约好了。”
“用不了几分钟的。再说上次你同司机打架，两边谁也没吃亏，棋逢对手。应该去和他握一下手，表示你的宽宏大量。这是规矩。我上次做得不好，你知道。”他在D的耳边轻声唠叨，一只手还在使劲拉着D的衣袖。D嗅出他嘴里有一股威士忌味。
“以后再说吧，”D说，“等我见过本迪池勋爵再说。”
“我可不愿你同他记仇。如果真那样，我就太对不起人了。”
“不，”D说，“你没有责任。”
“你们的约会在什么时候？”
“正午。”
“还有六七分钟呢。去跟那人握握手，再去喝一杯。”
“不。”他挣脱了那只紧紧拉着他袖子的手。听到有人在他身后吹口哨，他把牙一咬，倏地转过身去，举起拳头来。但他看到的只是个邮递员。D开口问：“你能告诉我去格温别墅怎么走吗？”
“你已经快到门口了，”那个邮递员说，“这边来。”D瞟了一眼库里上尉那张吃惊又生气的面孔。过后他想，也许他搞错了——库里上尉只是一心想叫他同那个司机言归于好。
看到爱德华时期建筑风格的大门在面前打开，显出建筑物内部华丽的大厅，他仿佛看到了警报解除的信号。大厅里挂满了国王们的情妇的肖像，他对这个矿主的癖好不禁感到好笑。大厅装着巨大的细工嵌板，四壁悬着一些名画的复制品。楼梯口上面最显眼的地方是奈尔·格温 [6] 的画像，围在一群小天使中间。这些男孩子后来陆陆续续都被封了各种爵号。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一个卖橘子的女人居然生下这么一群王室子孙来。除了奈尔·格温之外，他还发现蓬巴杜侯爵夫人和曼特农夫人 [7] 的肖像。另外还有加比·戴思莉 [8] 小姐穿着第一次大战前的服装，戴着黑手套，穿着黑丝袜。本迪池勋爵的癖好真是奇怪。
“把衣服给我吧，先生？”
他把外衣递给了男仆。这间外厅的家具是法国路易七世、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和中国的各种式样的大杂烩。这使D感到非常有趣。对于一个从事秘密活动的人来说，这里是一处避风港。
“我怕我来得早了点儿。”D说。
“爵爷吩咐说，您来了就直接进去。”
他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不知为什么他总是想到罗丝就是这种环境——姑且称之为变相的色情狂吧——的产物。难道这就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工人儿子的黄粱美梦吗？金钱就意味着美女。那个男仆也令人难以置信地被夸大了：高高的个子，腰部好像打了个褶儿，只有靠一种奇怪的姿势才能使身体保持直立，好像比萨斜塔一样总是向一旁倾斜着。D向来不怎么喜欢男仆——他们总是思想保守，讲究礼貌，十足的奴才相。然而这个男仆却引他发笑，因为他像一张漫画，把所有这些特性都夸大了。D想起他有一次在一位剧院经理家里吃饭，曾看到好几个穿着特别制服的仆人。
男仆推开了一扇门。“D先生到了。”他通报说。D发现自己走进了一间非常宽敞的、铺着镶木地板的大房间。屋子里挂着许多肖像，似乎都是其家族成员。在一个烧木柴的火炉前，几把椅子围成个半圆形。这些椅子椅背很高，从进门处一点儿也看不到椅子上是否坐着人。他犹豫不定地向前迈了几步。他想，如果是另外一个什么人，这间屋子一定会把他镇住。就是说，这间屋子的布置与摆设都使人意识到自己的破袖口、旧衣衫和没有保障的生活。但是D却没有这种感觉，他生来就不巴结阔人。他根本没想到自己衣着如何寒酸。他轻轻地咳嗽了一声，迈着轻松的步子，走过了镶木地板。终于安全地来到这里使他万分高兴，他根本顾不上考虑其他事情了。
突然，一个弹头形脑袋上长满灰白头发、生着马嘴似的长下巴、身躯高大的男人从中间那张椅子上站了起来。他开口问：“是D先生吗？”
“您就是本迪池勋爵了？”
那人向身边的三张椅子挥了一下手介绍说：“这是福布斯先生，费廷勋爵，布里格斯托克先生。高尔德斯坦因先生恐怕不能来了。”
D说：“我想你们已经知道我来访的目的吧。”
“我们已经收到了信，”本迪池勋爵说，“两星期以前我们就接到了你要来的消息。”他的手向一张镂花细木的大写字台一挥——他爱做的一个手势是把自己的手掌当作信号器。“请你原谅，咱们现在就谈正事吧。我是个非常忙的人。”
“我正是此意。”
这时，另一个人从一张椅子上站起来。这是个小个子，皮肤黝黑，五官线条分明，像只小狗似的机灵、麻利。他一本正经地把椅子在桌子后面摆好。“福布斯先生，”他喊道，“福布斯先生。”福布斯先生应声出现了。这个人穿着一套花呢西服，衣着举止令人一望可知，他刚从乡间来到伦敦不久，只是从头型才看得出他的犹太血统。他带着嘲弄的语气说：“过来吧，布里格斯托克。”
“费廷勋爵!”
“叫费廷睡他的觉吧。”福布斯先生说，“当然了，只要他不打呼噜。”这些人自己都坐在桌子的一边，本迪池勋爵坐在正中，D觉得自己有点儿像经历一场学位口试。他想，这些人当中布里格斯托克多半会跟我找麻烦，他会像只小狗死咬着一件东西那样刨根问底地问我问题。
“不坐下吗？”本迪池勋爵声音重浊地说。
“好吧，”D说，“如果桌子的这头有张椅子，那么我当然乐意坐。”福布斯先生笑起来。本迪池勋爵呵斥了布里格斯托克一声。
布里格斯托克连忙绕过桌子，拿过来一把椅子。D坐了下来。这一切好像都不真实，叫人惴惴不安。他盼望的时刻终于来了，但他却几乎不能相信这是事实——坐在这间没有真实感的房子里，身边挂着的是那么多冒牌的祖先。还有那些早已离开人世的国王的情妇。费廷勋爵甚至没有露面。这里根本不是可望解决战争胜负的地方。D说：“你们知道从现在到四月份我们需要多少煤吧？”
“知道。”
“能给我们提供这个数量吗？”
本迪池勋爵说：“就假定说我同意这样做吧，再假定福布斯和费廷也都同意……还有布里格斯托克。”他又补充说，好像事后才想到似的。
“问题在于我们肯出什么价钱？”
“对，就是这么回事，还有你们的信用。”
“我们愿意出市场上最高的价钱。到货后另付25%的奖金。”
布里格斯托克问：“是用黄金购买吗？”
“一部分用黄金。”
“你别指望我们接受你们的钞票。”布里格斯托克说，“那玩意儿到明年春天就可能一钱不值了。或者如果你们想以货易货的话，到时候可能从你们那里什么也运不出来了。”
本迪池勋爵歪靠在椅子上，叫布里格斯托克全权代表自己谈判。布里格斯托克久经锻炼，懂得怎样把本迪池勋爵已经承诺的事重新拉回来。福布斯先生在他面前摆着的一张纸上画了许多雅利安人的面孔。他画的女人都长着圆圆的多情的大眼睛，穿着游泳衣。
“如果你们同意把煤卖给我们，倒不必担心汇率问题。战争虽然进行了两年，但我们的货币并未贬值。有了煤，我们会彻底把那些反叛者击败。”
“我们也得到了完全不同的消息。”布里格斯托克说。
“我认为你们的消息不一定可靠。”
突然，椅子背后有人大声打起呼噜来。
“我们坚持要用黄金付款，”布里格斯托克说，“咱们是不是把费廷叫醒？”
“让他睡吧。”福布斯先生说。
“我们能满足你们的一部分要求，”D说，“我们准备按照市场价格用黄金付煤款，但奖金得用我们的钞票或实物支付。”
“那么奖金必须是全部煤款的35%。”
“太多了吧。”
布里格斯托克说：“我们要承担很大的风险。运煤船需要保险。还有不少别的风险。”他背后挂着一幅画，画的是裸体女人、花朵和田园风光。
“你们什么时候能交货？”
“我们有些存货……从下月起分批交货。不过，鉴于你们需要的数量，我们还得重新启封几口矿井。这需要时间——也需要钱。机器都老旧了，工人也不会是那些技术熟练的老人了。他们比机器更容易老化。”
D说：“当然了，你们现在卡着我们的脖子。我们没有煤就维持不下去。”
“还有一点，”布里格斯托克说，“我们是生意人，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十字军。”费廷勋爵从火炉边刺耳地叫了一声：“我的鞋，我的鞋在哪儿？”福布斯先生又笑了起来，继续画着让人看了不舒服但很多情的眼睛。接着，他又在眼睛上画了睫毛。他是不是正在思念住在谢波德市场的那个姑娘？他这个人给人一种健康而耽于色欲的印象，尤其是穿着这套花呢衣服、叼着烟斗的样子。
本迪池勋爵慢吞吞而傲慢地说：“布里格斯托克的意思是，我们的煤在别人那里也能卖好价钱。”
“很可能。但是你们还得考虑一下将来的事。如果我们的敌人赢了这场战争，他们就不会再从你们这里买煤了。他们和别人建立了同盟关系……”
“这事离现在太遥远了。我们看重的是眼前的利益。”
“你会发现他们的黄金还没有我们的纸币可靠。不管怎么说，他们的金子是盗窃来的。我们会向国际法庭起诉……而且，你们还有一个政府。如果把煤卖给那些反叛分子，你们是违法的。”
布里格斯托克厉声说：“如果想把这笔生意谈妥，你们一定要把奖金提高到35%，按照付货最后一天的煤价计算。另外，还有一点也必须同你讲清楚，佣金由你们一方支付。我们已经做了最大的让步。”
“佣金？我不大懂你的意思。”
“当然是指做成这笔生意后你拿到的报酬啦。你只能从你们那边领取。”
“我没打算要佣金，”D说，“按照常规，中间人一定得要佣金吗？我不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不会要的。”
本迪池说：“你这个代理人可真不一般。”说完，他看了一眼D，那神情就像D宣传了什么异端邪说，或者做了什么违法的事似的。布里格斯托克说：“在签署合同之前，我们得看一下你的证件。”
D把手伸进那个贴胸的衣袋。证件不见了。这真是令人无法相信的事。
他惊慌失措地翻遍了所有的衣服口袋，可是连证件的影子也没找到。他抬起头来，看见对面的三个人正在望着他。福布斯先生不再画小人儿了，他正饶有兴趣地盯着他。D说：“这太奇怪了，我是把证件装在这个兜里的呀……”
福布斯先生轻声说：“也许在你的外衣口袋里？”
“布里格斯托克，”本迪池勋爵说，“按一下铃。”他向进来的男仆说：“把这位先生的外衣拿来。”这只是走一下形式，因为D清楚地知道证件根本不会在那儿。可到底这证件是怎么丢的呢？难道库里会……？不，这不可能。没有人有机会偷走证件，除非……男仆胳膊上搭着那件外衣走了进来。D看了一眼那双受人雇用、恪尽职守的毫无表情的眼睛，好像他希望能从中找到些暗示。但是，那双眼睛不论接受了别人的贿赂还是赏金，却什么也不表现出来。
“怎么样，找着了吗？”布里格斯托克用刺耳的声音问。
“不在那里。”
突然，火炉前站起来一个非常老的老头。他开口说：“那个人什么时候来，本迪池？我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
“他已经来了。”
“应该告诉我一声。”
“可你一直在睡觉呀。”
“胡说。”
D一个接一个地翻着口袋，甚至连衣服的衬里都找了一遍。当然，那儿是绝不会有的。他做的可能只是个富于戏剧性的姿势，叫那些人相信他的确有过证件。D觉得他的表演非常蹩脚，给人的印象是他自己也没有希望找到这件东西。
“我刚才是在睡觉吗，布里格斯托克？”
“是的，费廷勋爵。”
“是吗？睡觉就睡觉吧。我现在倒有精神了。我希望你们的事情还没有谈妥呢。”
“是的，什么也没有谈妥，费廷勋爵。”布里格斯托克的样子有点儿沾沾自喜，他好像要说，“我一直都在怀疑……”
本迪池勋爵问D：“你会不会出来的时候把证件丢在家里了？太奇怪了。”
“我一直把证件带在身上。是让人偷走了。”
“偷走了？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就是到这间屋子来的路上。”
“噢，”布里格斯托克说，“那就什么也别说了。”
“是怎么回事？”费廷勋爵厉声问道，他又说，“你们就是谈妥了什么事，我也不会签字的。”
“我们什么也没有决定。”
“应该这样，”费廷勋爵说，“这件事还需要考虑一下。”
“我知道，”D说，“因为我拿不出证件，你们怕我的话不算数。可是我干这件事又能捞到什么好处呢？”
布里格斯托克从桌子后边探过身来，语气恶毒地说：“你能拿到一笔佣金，不是吗？”
“算了吧，布里格斯托克，”福布斯说，“他说了，他是不要佣金的。”
“哼，他这么说是因为他看到根本没希望拿到。”
本迪池勋爵说：“用不着争论了，布里格斯托克。这位先生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冒名顶替的。如果他的身份是真的，并能提供证明，我就准备同他签订合同。”
“当然了，”福布斯说，“我也是这样。”
“你应该了解，先生，你现在是在洽谈一笔生意，我们是无法同一位身份不明的代理人签订合同的。”
“你还应该了解，”布里格斯托克说，“我们国家有一条法律，对于招摇撞骗的人是要严厉惩处的。”
“我们还是以后再谈吧，”费廷勋爵说，“好好考虑一下再谈吧。”
我该怎么办？D在思忖，我现在该怎么办？他坐在椅子上，承认自己被彻底打败了。什么陷阱他都摆脱了，只有最后这一招他没有料到……他感到很不是滋味。没有别的法子了，只有再千里迢迢地重新回老家去——乘坐渡海峡的轮船，乘坐到巴黎的火车。家里的人当然不会相信他的故事。他没有被敌人的子弹打死——倒不是他自己做出了什么努力——结果却被自己这边的人枪毙在坟场上。他们总是在坟地里行刑，免掉搬运尸体的麻烦……
“好吧，”本迪池勋爵说，“我想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如果你回到旅馆以后找到了证件，最好马上给我打个电话。另外还有一个人要同我们谈这笔生意……我们不能无限期地等下去。”
福布斯问道：“伦敦没有人可以给你作保吗？”
“没有人。”
布里格斯托克说：“我想咱们别再耽搁人家了。”
D说：“我想我用不着对你们说，我早就料到这个结局了。我到这里来还不到三天，我住的房子就叫人搜寻过，我自己被人打了一顿。”他用手摸了摸脸，“你们可以看到我脸上的伤疤。还有人向我开了一枪。”在这些人观察他脸上伤疤的时候，D想起罗丝警告过他的话——不要像演戏似的妄图打动这些人的感情。本迪池、费廷、布里格斯托克，一个个脸上都毫无表情，倒好像他在不适当的场合讲了一个肮脏的故事。本迪池勋爵说：“我相信，你可能真的把证件丢掉了……”
“这是浪费时间，”布里格斯托克说，“谁都看得出来。”
费廷勋爵说：“简直是胡闹。有警察嘛。”
D站起来说：“还有一件事，本迪池勋爵。你的女儿知道有人冲我开过枪。她到那个出事地点去过。连枪弹也找到了。”
费廷勋爵笑了起来。“噢，那个姑娘啊，”他说，“那个年轻的姑娘，总是瞎胡闹……”布里格斯托克神情紧张地斜着眼睛瞥了本迪池勋爵一眼，他好像想要说什么又不敢开口。本迪池勋爵说：“我女儿说的话在我们家里算不得证明。”他皱了皱眉头，低头看着自己指关节生满汗毛的一双大手。D说：“那么，我只好说再见了。但是我还没有被打败。我请求你们别匆忙作出决定。”
“我们办事从来不匆忙。”费廷勋爵说。
D走了半天才从这间气氛冰冷的屋子走出去。他好像开始踏上了漫长的归途，谁也说不准在他到达行刑的坟场前，中途有没有个落脚点。L正在客厅里等候接见，D看到他像个无足轻重的人被冷落在自己后面，心里略微感到些许安慰。L站在那里，有意摆出一副傲然物外的样子。他正在审视围在一群小天使中的奈尔·格温，听见脚步声连头也不回。过去，由于意识到自己的优越地位，他总是先打招呼，但现在这种残酷无情的处境却使他不得不佯装不识了。他向油画又凑近了两步，开始观察圣阿尔班公爵肖像的背面。
D开口说：“我应该多防备一些。你雇的特务当然不少，可是这种把戏只有一方面是耍不起来的。”
L带着忧愁的神色，把目光从油画上的小天使转向这个不懂社交礼节的人。他说：“我想，你大概要搭第一班船回国，但如果我是你的话，到了法国就别再往南走了。”
“我不准备离开伦教。”
“你在这儿还有什么好做的？”
D沉默不语——说实在的，他自己也不知道还留在英国做什么。他的这种沉寂似乎让L感到不安。L认真地说：“你还是听我忠言奉劝吧……”这么说一定还有什么事叫他感到惴惴不安，他是不是害怕对方采取最直截了当的办法？D说：“你犯了不少错误。在路上打我——库伦小姐绝不会支持你，认为我偷了她的汽车。还有那次偷偷向我开枪——我虽然没有找到枪弹，可是叫库伦小姐找到了。我要对你提出控告……”
铃声响了一下，刚才把D引进来的那个男仆一声不响地突然出现在他们身边：“本迪池勋爵现在请您进去，先生。”
L根本没有理睬男仆(这件事很值得玩味)，他说：“只要你肯保证……别再找麻烦。”
“我向你保证，今后几天我的住址都在伦敦。”D又恢复了信心：这件事断定谁胜谁负还为时尚早。L变得惶惑不安起来，不知为什么。他好像准备好言相求，他肯定知道一些D并不了解的事。门铃突然响起来，仆人把大门打开，罗丝好像到别人家做客似的走了进来。她说：“我要去赶……”这时她一眼看到L，改口说，“真是幸会!”
D说：“我刚才正在跟他说，我并没有偷你的汽车。”
“你当然没偷。”
L行了一个欠身礼说：“我不能叫本迪池勋爵久等了。”仆人打开门，L立刻隐没在那间大屋子里。
“喂，”她说，“还记得你昨天说了什么吗？我们要庆祝一番。”她说这话的勇气是强装出来的。在向一个男人倾吐了自己的爱情之后，下一次同他见面是会有些尴尬的。D本来猜想她也许会提出什么借口——“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上次我喝醉了。”但是她却没有这样，她一片真诚，简直叫人吃惊。她说：“你没有忘记昨天晚上的事吧？”
D说：“要是你还记得，我自然什么也没有忘。只不过没有什么可值得庆祝的。他们把我的证件弄去了。”
她很快地问：“他们没有把你打伤吧？”
“没有。他们没费一点儿事就拿去了。给你开门的那个人是新雇的吗？”
“我不知道。”
“肯定是……”
她说：“你是不是认为我也住在这里？”但她立即就把这个问题撇开了，“你是怎么同他们说的？”
“跟他们说的都是实话。”
“所有你经历的那些闹剧？”
“是的。”
“我警告过你。福尔特有什么反应？”
“福尔特？”
“就是福布斯。我总是叫他福尔特。”
“我不清楚。净是听布里格斯托克一个人说了。”
“福尔特还算个正直的人，”她说，“尽管他自己有一套处世方法。”罗丝脸上的肌肉绷紧了，好像她正在沉思福尔特的处世方法。D不禁从心坎里可怜起这个姑娘来：她从小失去家庭的温暖，在一群私人侦探和互相猜忌的气氛中长大成人，她在自己父亲的这个家里是非常不舒服的。她还这么年轻，D结婚的时候她还是个小孩子，可是在短短的时间里她就发生了这么可怕的变化。与此同时他们俩的关系也过分亲密了点。她说：“你们的使馆里有没有人可以给你担保？”
“我想不会有。我们不相信使馆的人——除了有一位第二秘书，也许是个例外。”
她说：“那就不妨去试试。我去叫福尔特来。他很精明。”她按铃把仆人找来，对他说：“我要见一下福布斯先生。”
“我怕他正在开会呢，小姐。”
“没关系。告诉他我有要紧事要跟他谈。”
“本迪池爵爷吩咐过……”
“你不知道我是谁，是吗？你一定是新来的。我没有必要认识你的面孔，但是你应该认识我才好。我是本迪池勋爵的女儿。”
“很对不起，小姐。我不知道……”
“那么你就给我传话去吧。”她转身对D说：“你看，他是新来的。”
门打开的时候他们听见了费廷的声音：“不用忙。最好睡一会儿……”罗丝说：“如果是这个人把你的文件偷走了……”
“肯定是这个人。”
她气冲冲地说：“我就叫他找不到饭碗。英国没有哪个职业介绍所会……”福布斯先生走了出来。罗丝说：“福尔特，我要叫你给我办一件事。”福布斯把身后的门关上，回答说：“办什么事都成。”他像是一个穿灯笼裤的东方君主，愿意许诺给别人巨大的财富。罗丝说：“那些傻子不肯相信他。”当他望着她的时候，他的眼睛湿润了。不管那些侦探如何汇报，他的确是无可救药地爱着她。他对D说：“很对不起，你的经历太离奇了。”
“我找到了那颗子弹。”罗丝说。
离开了那些人，又不是坐在桌子后面，福布斯的犹太人特征显得格外分明了——隆起的肚皮和犹太人的头颅。他回答说：“我说他的经历很离奇，但并不等于说不可能发生。”他的非常遥远的背景是沙漠、死海、荒山以及从耶利哥 [9] 出发后一路上遇到的艰难险阻。像他这样的人是什么离奇的事都会相信的。
“他们在里面现在谈得怎样了？”罗丝问。
“没有很大进展。费廷这老头儿总是横生枝节，布里格斯托克办事也不痛快。”他转过来对D说，“别认为布里格斯托克只不相信你一个人。”
罗丝说：“如果我们能向你证明，D说的话都是真实的……”
“我们？”
“是的，我们。”
“如果我感到满意，”福布斯说，“我就签订一份合同，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最大数量的煤。这还不能完全满足你们的需要，但是别的人也会照我这样办。”他焦虑不安地望着他们俩，好像在为什么事担忧。说不定这个人一直生活在恐惧中，他害怕在报纸上读到一则结婚启事，也害怕听到人们议论：“你听说本迪池女儿的事了？”
“你现在就同我们去使馆吧？”她问。
“我以为你是要告诉我们……”
“这不是我的主意，”D说，“我想这很可能解绝不了问题。国内的人对我们这位使节是不信任的……但也不妨试一试。”
他们一言不发地在雾中缓缓地驾驶着汽车。福布斯在途中只开口说过一次话：“我倒很愿意再把矿井打开。工人们现在的生活太糟了。”
“他们的生活糟不糟关你什么事，福尔特？”
他冲着坐在汽车另一角的罗丝笑了一下，说：“我不愿意招人恨啊。”这以后他的两只葡萄干似的小黑眼睛又开始聚精会神地凝望着车外的黄雾。他非常耐心，就像为了娶拉结甘心服役七年的雅各那样耐心 [10] ……D想，雅各住在帐篷里心中还存有希望呢。你能责备他吗？他觉得即使福布斯也是值得羡慕的，不管怎么说，他爱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哪怕爱情的代价是恐惧、嫉妒和痛苦。这种感情毕竟是高尚的。
汽车到了使馆，D说：“要是第二秘书接见我们……还是有希望的。”
他们被带进会客室。在会客室的墙壁上挂着的还是战前的风景照片。D说：“这就是我出生的地方。”那是一个群山环抱中的荒凉的小村落。“现在让他们占据了。”他在屋子里缓步地兜着圈子，好像有意叫福布斯同罗丝单独在一起。这些照片都很不高明，有意照出浓厚的云层和艳丽的花朵，给人以华而不实的感觉。有一张照片是他教过课的大学……空无一人，像是一座寺院，叫人看着很不真实。门开了，一个穿着黑色晨装、戴着白色高领的人——样子像个没有台词的演员——进来说：“是福布斯先生吗？”
D说：“你们别管我。尽量向他提出问题吧。”会客室有一个书架，上面的书都是同样的装帧，厚厚的，看来没有人翻过。戏剧集、诗集……D把背转过去，佯装看这些书。
福布斯先生说：“我来打听一些事。我代表本迪池勋爵，也为了我自己。”
“只要我们能够帮助您……我们乐于为您效劳。”
“我们同一位先生会过面，这位先生自称是贵国政府的代表，来洽谈购买煤炭的事。”
使馆里的人语调是冷冷的：“我想我们没有收到这方面的消息……我可以问一下大使，但我敢肯定……”他越往下说语气就越发坚定。
“可是我想，你们也有可能没有接到通知，”福布斯先生说，“这个人是机要人员。”
“这绝不可能。”
罗丝厉声说：“你是第二秘书吗？”
“不是，太太，他休假去了。我是第一秘书。”
“他什么时候回来？”
“他不回英国了。”
看来这件事到此就可以结束了。福布斯先生说：“他声称证件遗失了。”
“噢……恐怕……我们对这件事毫不知情……我刚才说了，这绝不可能。”
罗丝说：“这位先生还是有些名气的。他是位学者……在大学任过课。”
“如果是这样，我们不会不知道。”
D非常佩服，看不出罗丝居然是位干将。她每次开口都说到点子上。
“这个人是法国文学权威。他注释了《罗兰之歌》的伯尔尼稿本，名字叫D。”
这次，那冰冷的声音在沉吟了片刻后才接着说：“恐怕……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这很可能，是不是？也许你对法国文学毫无兴趣。”
“如果您肯等两分钟，”他强作镇静地干笑了一声，“当然了，我可以去査一下人名录。”
D转身离开书架，对福布斯先生说：“恐怕我们这是白白浪费您的时间。”
“啊，”福布斯先生说，“我的时间没有那么宝贵。”他的眼睛一刻也离不开那个女孩子。他对她的一举一动都紧紧盯着不放，眼睛里流露出疲惫、悲哀和情欲的神色。这时她走到书架旁边，从书架下层抽出一本书，翻看起来。门又开了。使馆的秘书走了进来。
他说：“我已经査过了，福布斯先生。没有这么一个人。我怕是你们上当了。”
罗丝怒气冲冲地抢先一步说：“你说谎。你是不是说谎？”
“我有什么理由说谎？这位……”
“我叫库伦。”
“亲爱的库伦小姐，因为这场内战，所以一些真真假假的人物都上场了。”
“那么为什么他的名字印在这里？”她拿着一本打开的书说，“我不懂这里写的是什么，但这里是这个名字……我不会弄错的。这里还有‘伯尔尼’这个字。这似乎是一本人名录。”
“真奇怪。我可以看看吗？也许，因为您不懂这种语言……”
D说：“我懂，我可以谈谈吗？这里面记载着我担任塞德大学讲师的时间，也谈到了我论述伯尔尼手稿的那本著作。可不是，这里面都写着呢。”
“你就是这位学者？”
“不错。”
“我可以看看这本书吗？”D把书递给他。D想：天啊，她胜利了。福布斯也看着她，眼睛里流露出无限的敬佩。第一秘书说：“啊，对不起。因为您的发音，库伦小姐，所以我弄错了。D这个人我们当然都知道，是我们最尊敬的学者之一……”他让自己的话在半空飘浮着，看来他就要彻底投降了，但他的目光却一直停在室内那位女客身上，他根本不看这件事的主人公。这里面一定有鬼，这人肯定又要搞什么名堂。“你看，是这么回事吧。”罗丝对福布斯说。
“可是有一点，”第一秘书不慌不忙地说，“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他在监狱里被叛变的人枪杀了。”
“没有，”D说，“这不是事实。我被交换出来了。这里——我带着护照呢。”他没有把护照同证件放在一个口袋里，真是万幸。第一秘书接过护照来。D说：“你还有什么话说？护照是伪造的，是不是？”
“噢，不是假的，”第一秘书说，“我看这份护照倒是真的，只不过不是你的。只要看看上面的照片就知道了。”他把护照擎在手里叫大家看。D想起他在多佛尔检査站镜子里看到的那个满面笑容的陌生人……他不抱希望地说：“战争和牢狱生活使人的容貌都改变了。”
福布斯先生语气温和地说：“当然了，相片和本人还是很相似的。”
“当然有相似的地方，”秘书说，“要使用别人的护照就得找一个……”
罗丝怒气冲冲地说：“相片上就是他这张脸。我一看就知道是他的脸。谁都看得出来……”但是D却听出她的语气里不无某种怀疑，她故意大发雷霆只不过为了叫自己深信不疑。
“他是怎么把护照弄到手的，”秘书说，“这事谁也不知道。”他转过来对D说：“我要叫你为这件事受到应有的惩罚……一点儿不错，我绝不会让你逃掉的。”接着他又降低了声音，毕恭毕敬地对罗丝说：“真是对不起，库伦小姐，D本来是我们最有学问的一名学者。”他说这话时语调令人非常信服。D觉得好像是听别人在背后恭维自己，他觉得很奇怪，并且夹杂着某种自鸣得意的感情。
福布斯先生说：“最好叫警察局去好好调査一下。我真弄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对不起，我现在就给警察局打个电话。”一秘在桌子旁边坐下来，拿起电话机听筒。
D说：“我这个假冒死人的人似乎干了不少犯法的事。”
秘书对着电话机说：“是警察局吗？”接着他告诉了对方使馆的名称。
“第一件犯法的事是偷了你的汽车。”
秘书说：“护照是在多佛尔盖的入境签章，两天以前，不错，他就是这个名字。”
“接着布里格斯托克先生又怀疑我冒名顶替图谋钱财——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想。”
“我知道了，”秘书说，“看来肯定就是这个人。是的，我们就把他扣在这儿。”
“现在我又被控告使用假护照，”D接着说，“作为大学讲师，我这些履历可真不光彩。”
“别开玩笑了，”罗丝说，“简直是疯了。你是D。我知道你是D。如果你还不算正人君子，那么这个肮脏的世界简直……”
秘书说：“警察局已经来找你这个人了。不要乱动。我的口袋里有一支手枪。他们要问你几个问题。”
“不会只问几个，”D说，“偷车……冒名顶替……假护照。”
“还有一个姑娘死因不明的事。”秘书补充说。
四
噩梦又重新回来了。他成了一个带着传染病菌的人，他到什么地方，暴力也跟随他到什么地方。像一个伤寒传播者，他要对所有素昧平生的人的死负责。他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说道：“什么姑娘？”
“你很快就会知道的。”一秘说。
“我想，”福布斯先生说，“我们最好还是走吧。”看上去他有些迷惑不解，事情的发展越来越复杂了。
“您最好还是先不要走，”第一秘书说，“他们很可能要了解一下这个人的行动。”
“我不走。这太令人不可思议了，简直疯了……”罗丝说，“你可以对他们解释今天一整天你都到过什么地方吗？”
“噢，当然可以，”他说，“而且我今天每一分钟的行动都可以找到见证人。”他不那么悲观绝望了，这显然是个误会，他的敌人用不了多久就会承认自己搞错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又想起第一秘书提到死人的事不会是假的，在某个地方，肯定有某个人死了。这绝不是什么误会。他心中的感情更多的是怜悯，而不是恐惧。说起来他已经经历过那么多陌生人的死亡场面，可以说已经习惯了。
罗丝说：“福尔特，你不相信这件事吧？”他从她这句话中又一次听出怀疑的语气。
“怎么说呢，”福布斯说，“我也不知道。这太离奇了。”
但是她又一次在极为关键的时刻说出了几句非常有分量的话：“假如他是冒充的，为什么还会有人向他开枪呢？”
“要是他们真的向他开过枪的话。”
秘书坐在门口，故意装作非常讲礼貌，不听他们的谈话。
“但是我亲手找到了那颗子弹头啊，福尔特。”
“依我看，一颗子弹头完全可以事先做点儿手脚。”
“我不相信。”D注意到她不再说她从来不相信会有这种事了。她转过身去，背朝向他。“他们现在还要做什么？”
福布斯说：“你最好离开这里。”
“去哪儿？”她问。
“回家。”
她笑了起来——完全是歇斯底里的狂笑。除她以外谁都不出声，他们只是等待着。福布斯开始端详那些照片，就好像那些照片非常重要似的。过了一会儿，门铃响了。D一下子站起身来。第一秘书开口说：“别动。警察局的先生们会进来的。”两个人走了进来，他们看上去就像一个是店铺老板，一个是店铺伙计。那个年纪大一些的警察说：“是D先生吗？”
“是。”
“你是不是和我们去一趟警察局回答几个问题？”
“就在这儿问吧。”D说。
“就随你吧，先生。”他站在那儿一言不发，等着其他人离去。D说：“我不反对这几个人在场。假如你们只是要了解一下我去过的地方，他们还会有些用处呢。”
罗丝说：“他怎么可能做这种事？今天任何时间他都可以找到证人……”
警长有些左右为难，他说：“这件事很严重，先生。假如你去一趟警察局，不管对谁都会方便些……”
“那么就逮捕我好了。”
“我在这里不能逮捕你，先生。再说，事情还不到那个地步。”
“那就问你的问题吧。”
“我相信你认识一位克鲁尔小姐，是不是？”
“我连听都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恐怕不对吧。你就住在她干活的那家旅馆。”
“你说的不是爱尔丝吧？”他一下子站了起来，伸出手来朝那个警长走过去，几乎是恳求地说，“他们没有对她下毒手，你说是吗？”
“我不知道你指的‘他们’是谁，先生。但是那个姑娘已经死了。”
他喊道：“噢，天哪，这都是我的错。”
警长依然不紧不慢地说着，就像是医生在对病人讲话：“我应该提醒你，先生，你说的话全部……”
“这是谋杀。”
“从技术性讲，可能是，先生。”
“你说技术性是什么意思？”
“你先不必注意这个，先生。此刻我们所关心的是——这个姑娘似乎是从顶层的一个窗户跳下楼的。”D记起从楼上俯视，下面的街道在雾中若隐若现的样子。他听见罗丝说：“你们不可能把他扯进去。从中午起他就一直在我父亲家中。”他又忆起他妻子逝世的消息是如何传到他耳中的。他当时还认为这样的消息以后再也不会伤害他了。一个被火烧伤的人是不会害怕再挨一下烫的。但是这次他的感觉却像是自己唯一的孩子死去了一样。在她掉下去之前她肯定吓得魂不附体。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你和那个姑娘是不是有亲密关系，先生？”
“不。当然不。这怎么可能，她还是个孩子呢。”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警长的嘴巴在令人敬畏的店铺老板式的上髭下面抿得紧紧的。他对罗丝说：“您最好还是离开这里，太太。案情牵扯到的一些事情不太适合女士们听。”
她说：“你们搞错了。我知道你们搞错了。”福布斯先生拉着她的胳膊把她带了出去。警察对第一秘书说：“您要是愿意待在这儿，就待在这儿，先生。这位先生可能希望自己的使馆为他出面。”
D说：“这并不是我的使馆，事情很清楚。现在不要理会这种事了。往下问吧。”
“有位印度客人，叫作穆克里，也在你住的那家旅馆住。据他说，早上他看见那个姑娘在你的房间里，正在脱衣服。”
“这简直荒谬绝伦。他怎么可能知道？”
“他对这件事倒不隐讳，先生。他偷看来着。他说是为了取得资料——我并不知道他要什么资料。据他讲，那个姑娘当时正在床上脱袜子。”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现在明白了。”
“你现在还否认你们之间关系过分亲密吗？”
“我否认。”
“那么她在那儿做什么呢？”
“我头一天夜里交给她一些很重要的文件，让她替我收藏。她一直把这些文件放在袜子里随身带着。你要知道，我有理由认为我的房间可能被搜査或是我本人遭到攻击。”
“什么样的文件，先生？”
“我的政府交给我的文件，证明我的代理人身份，并且授权给我签订一项生意合同。”
那名警察说：“但是这位先生认为，事实上你并不是D先生。根据他的看法，你是用一张死人的护照到这儿来的。”
D说：“哦，是的，他这样看有他的理由。”罗网已经在他周围收口了，他被死死罩在里面。
那个警察说：“我能看看那些文件吗？”
“让人偷了。”
“在什么地方偷的？”
“在本迪池勋爵的家里。”他的这种解释别人当然是不相信的。他自己对这个荒诞不经的故事也感到很可笑。他说：“是本迪池勋爵的男仆偷的。”有那么一会儿大家谁都没有开口，那个警察甚至连记录都懒得记了。他的那个同事努着嘴唇，东瞧瞧西看看，就好像他对罪犯的供词早已失去了兴趣似的。盘问D的警察说：“我说，咱们还是回头说说那个姑娘吧。”他停了一会儿，似乎是给D一个机会重新考虑他准备编造的故事。他说：“你能不能对这个自杀事件为我们提供一点儿线索？”
“不是自杀。”
“她不幸福吗？”
“她不是今天才不幸福的。”
“你是不是威胁过要抛弃她？”
“我并不是她的情人，老弟。我不能和孩子谈恋爱。”
“你是不是无意中对她说过，你们要一起自杀？”马脚终于露出来了：他们认为D曾经同爱尔丝订过一个一同殉情的誓约，警察刚才谈到的“真正意义上的谋杀”也正是指这个。他们臆断他把她带到一个深渊，自己却一走了之。这是极端懦弱的表现。天知道他们怎么会这么想。他有气无力地说：“没有说过。”
“我想随便问问。”那个警察说，目光随即转开，开始打量起墙上那几张照得非常糟糕的照片来。“你为什么要住在这家旅馆呢？”
“房间是在我到达之前就预订的。”
“这么说你以前就认识这位姑娘？”
“不，不认识，我已经将近十一年没来过英国了。”
“你选中的这家旅馆可是有点儿古怪。”
“是我的雇主挑选的。”
“可是你在多佛尔对海关检査员却说要住在滨河旅馆。”
他简直想举手投降了，自从上岸以后，他经历的每一件事似乎都在这条绳索上加了一个死结。尽管如此，他还是固执地说：“我当时认为那只是例行公事。”
“你为什么这么认为？”
“海关检査员向我挤了挤眼睛。”
那名警察禁不住叹了一口气，从他的表情看，他简直想把记录本一合了事。他说：“这么说你对于这起自杀事件提供不出什么线索了？”
“她是被谋杀的——凶手就是老板娘和一个名叫K的人。”
“出于什么动机？”
“我现在还不能肯定。”
“我想，你要是听说她留下来的自白，肯定会大吃一惊，对吗？”
“我不相信。”
警察说：“事情还是应该由你自己说出来，这样我们大家都可以省点儿麻烦。”他又用蔑视的口吻说，“订立自杀契约并不是判死刑的罪。我倒希望干这种事要判处死刑。”
“我能不能看看那个姑娘写了什么自白？”
“我可以给你念几段——如果这样做可以帮助你下定决心的话。”他往椅子背上一靠，清了清喉咙，好像是要朗读自己的一篇大作似的。D坐在那儿，两只手垂在身旁，目光停留在第一秘书的脸上。背叛使整个世界变得暗淡无光。他想，这简直是世界的末日了。他们不能就这样随便杀死一个孩子。在他的脑子里出现了她跌到冰冷的人行道之前的恐怖过程。当一个人无望地跌落下去的时候，两秒钟的感觉会显得多么长呢？怒火突然在他心头升起。直到现在，他一直像只木偶一样让别人摆弄，时间也够长的了，现在该是他采取主动了。既然他们喜欢暴力，就让他们自己也尝尝暴力是什么滋味吧。第一秘书被他的目光搞得有些不安，身体动了动，他的一只手插到那只装着左轮枪的口袋里。枪可能是在他刚才出去向大使汇报的时候趁机取来的。
警察读道：“这样的日子我再也无法忍受了。他说今天夜里我们一同远走高飞，再也不回来了。”他解释说，“她记有一本日记，你知道。写得相当好。”其实写得并不好，她使用的辞藻都是从她读过的那些廉价杂志上抄下来的，非常俗气，但是D却能听出那正是她的声音，这些拗口的词句在她的舌头上打着滚。他绝望地暗暗发誓：一定得有人为她抵命。在他妻子被杀死的时候，他也曾经发过这种誓，但是后来并没能做到。“今天晚上，”那个警察继续读道，“我以为他爱的是别人，但是他说我想错了。我想他不是那种拈花惹草、朝三暮四的男人。我已经给克拉拉写了信，告诉她我们的计划。我想她听说以后会伤心的。”那个警察颇有感触地说，“她这么能写，是从什么地方学来的？简直像写一本小说。”
“克拉拉，”D说，“是一个年轻的妓女。你找她不会太难。那封信或许可以把这一切解释清楚。”
“她在这里写的已经再清楚不过了。”
“所谓‘我们的计划’，”D不动声色地说，“不过是我今天要把她从旅馆带走。”
“她还不到法定的结婚年龄。”警察说。
“我还不至于是那种野兽。我曾请求库伦小姐给她找个工作。”
那个警察说：“你看这么说怎么样：你在许诺给她找个工作后，得到她的同意把她悄悄带走？”
“当然不是这么回事。”
“这可是从你嘴里说的。那个叫克拉拉的女人是怎么回事？她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她以前叫这个孩子到她那儿当她的女仆。我觉得这件事似乎不大——合适。”
那个警察写道：“一个年轻的女人曾经主动提供给她一个职位，可是我觉得此事似乎不适宜，所以我说服她和我一道离开……”
D说：“你写得还没有她好呢。”
“这不是在和您开玩笑。”
怒火像癌一样在他的身子里慢慢膨胀起来。他想起她的话——“大部分房客像发情的雄萨门鱼。”憧憬着未来，一个人留在旅馆里惊惧不安，可怕的不成熟的爱情。“我不是开玩笑。我是在告诉你这里面不存在自杀的问题。我要控告老板娘和K先生精心策划这次谋杀。她肯定是被推下……”
警察说：“起诉是我们的事。我们已经向老板娘调査过了——这很自然。她十分悲痛。她承认自己对她发过脾气，嫌她太邋遢。至于K先生这个人，我从来没听说过。旅馆里没有这么个名字。”
D说：“我提请你注意。假如你不做这项工作，我可要做。”
“够了，”警察说，“在这个国家里你不能再干什么了。我们该走了。”
“你们并没有充足的证据可以逮捕我。”
“不是因为这件事——现在看来证据还不充分。但是这里的这位先生说你使用的是一张假护照……”
D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那好吧。我和你们去。”
“外面有我们的车。”
D站起身来。他说：“戴不戴手铐？”那个警察的口吻有些缓和，说道：“我想用不着。”
“还需要我吗？”第一秘书问道。
“恐怕您得和我们去一趟局里，先生。您知道，我们在这里没有任何权力——这是您的国家。万一哪位大政治家提出质询，我们可能需要您来证明，是您请我们到这里来的。依我看，我们的起诉不会仅此一项。彼特斯，”他说，“去看看车在不在外面？雾这么大，我们最好别在外面站着等车。”
非常明显，一切都完结了——不仅爱尔丝完了，而且家里成千上万的人也都完了……因为不可能再搞到煤了。她的死仅仅是开始，因为她是孤孤单单的，所以也许是最恐怖的。其他人将在地下掩体里集体死亡。他越来越按捺不住胸中的怒气……一直这样被别人耍来耍去……他注视着彼特斯走出屋子。他对留下的那个警察说：“那边那张照片拍的就是我出生的地方——就在大山的脚下。”警察转过身去看那张照片。他说：“风景很美。”说着D一拳打过去——正击在第一秘书位于白色高领上面一点儿的喉头上。第一秘书痛得大叫一声，倒在地上，摸索着把枪掏出来。这倒帮了D的忙。在警察还没反应过来之前，他已经把枪抓在自己的手里。他急促地说：“别认为我不敢开枪。我是在执行任务。”
“我说，”那个警察开口了，非常冷静地举起双手，就是在他执勤的时候也不过如此，“别这么轻率——你最多也不过被拘留三个月。”
D对第一秘书说：“到那面墙那儿去。从我到英国起就有一群叛徒想整治我。现在该轮到我开枪还击了。”
“把枪放下，”那个警察语气温和，似乎是在同他讲道理，“你现在太激动了。回到警察局以后我们会好好研究一下你提供的情况。”
D开始一步步退到门边。“彼特斯。”屋里的警察高声叫道。D的手已经抓到了门把手，他拧了拧，但是遇到阻力。外面有人想要进来。他撒开手，退到墙边，手里的枪对着那个警察。门一下子被推开了，正好挡住他。彼特斯说：“什么事，警长？”
“留神!”但是彼特斯已经走进屋子了。D把枪转向他。“你也退到墙那儿去。”他说道。
年纪大些的那个警察说：“你纯粹在干傻事。即使你从这儿跑了，用不了两个小时我们还会把你逮住。放下枪，我们就只当没有这回事。”
D说：“我可用得着这支枪。”
门是开着的。他慢慢地倒退着走出去，砰的一声关上了门。他无法锁上它，只好喊道：“谁开门我就对准谁开枪。”他现在置身于大厅里那些挂得高高的古老的油画和大理石支架中间。他听见罗丝问道：“你这是做什么？”他飞快地转过身去，枪依然在手中端着。福布斯就在她身旁。他说：“没时间解释。那个女孩子被谋害了。得有人偿命。”
福布斯说：“把枪扔掉，你这个傻瓜。这是伦敦。”
他根本没去注意他。他说：“我是D，我没有骗人。”他觉得他有许多事情应该对罗丝讲。他似乎不大有可能再见到她了，他不愿意让她认为所有的人都在欺骗她。他说：“这些事肯定有办法搞清楚……”她正在满怀惊惧地注视着那支枪，她很可能完全没有听他在说什么。他又说：“我曾经送给大英博物馆一本我的书——题有‘敬赠阅览室管理员，谨致谢意’。”有人在拧动门把手。他厉声喝道：“不许开门，不然我就开枪了。”一个穿黑衣服的人夹着一只公文包顺着大理石台阶脚步轻盈地跑下来。他大声说道：“我说……”可是当目光碰到那支枪的时候他立刻全身僵在那里了。现在大厅里已经聚集了好几个人，都惴惴不安地等着发生什么事。D犹豫了片刻，他有一个信念，认为她总会说点儿什么，说一句意义深远的话，像“祝你好运”或是“千万当心”什么的。可是她却一声没吭，只是紧紧盯着他手里的那支枪。倒是福布斯开了口，他有些迷惑不解地说：“你知道警车就停在外面。”站在楼梯上的人又说了一句“我说……”，这个人好像不相信这里发生的事是真的。一阵铃声叮零零地响了一阵，又沉寂下来。福布斯说：“别忘了他们这里有电话。”
不是他提醒，D确实忘了这件事。他很快地退了几步，退到大厅的玻璃门旁，把枪塞进口袋，飞快地走了出去。警车就在那儿。紧靠路边停着。假如福布斯这时喊人的话，那他连十码的优势都不会有。他在不引起怀疑的前提下尽量加快步伐，司机上下打量了他一番——他这才想起来他没戴帽子。雾中可以看清二十码以内的景象。他不敢撒腿快跑。
福布斯很可能并没有喊人。他回头望了望，警车的轮廓已经模糊了——他所能看见的只是闪闪发光的尾灯。他踮起脚尖跑起来。后面突然传来响动，那是发动引擎的声音。他们追来了。他跑着——可是没有找到出口。他原来没有注意，大使馆前面的广场只有一个出入口。他拐错了方向，结果三面都是墙。没有时间了……他听见警车已经开动了。他们没有浪费时间，掉过车头，汽车兜着圈子开过来。
难道又陷入绝境了吗？他几乎丧失了理智，顺着栏杆和警车同一个方向赛跑。就在这时他的手突然摸不到栏杆了：这里有一个缺口——是地下室台阶的入口。他一口气跑下台阶，缩在墙底下听着警车从头上驶过去。他得救了，在大雾的掩护下暂时得救了。他们弄不清他是否一直在他们的前边，或许在他们发动汽车的时候他并没有拐过来，而是超过他们跑到大街上去了。
但是他们并没有掉以轻心。上面传来一阵警笛声，接着就是绕着广场慢慢移动的脚步声，他们正在搜査这块地方。两个搜査的人肯定是兵分两路。警车则封锁住通往大街的出入口，而且等一会儿他们就会召来更多的援兵。难道他们不担心他这支手枪吗？要不然就是他们从警车里拿到了武器，英国的这类情况他并不了解。他们越走越近了。
周围没有灯光。这一点就构成了危险：如果这间地下室有灯亮，住着人，他们肯定不会认为D隐藏在这里。他从窗户往里窥视了一下，除了能看见一张长沙发的一角外别的什么都看不见。很可能这是一套地下公寓。门上贴着一张启事：“星期一之前不要送牛奶。”他把字条扯了下来。门铃旁边有一块小黄铜牌：哥洛文。他试着推了推门。毫无希望，除了插销之外还加了双道锁。脚步声越来越近了。他们肯定搜索得非常仔细。现在只剩下唯一的希望了——人们有时会粗心大意的。他取出刀子，把它插到窗子插销下面挑了挑，窗户打开了。他好不容易才挤着爬了进去，一下子掉在那张长沙发上，幸好没有弄出什么响动。上面广场传来搜索的声音，但是已开始移往别的方向了。D感到浑身瘫软无力，透不过气来，但他还不敢休息。关上窗子以后他拉开了电灯。
壁炉台上一只花熏炉里散发出来的玫瑰花香使人透不过气来，那张长沙发上铺着一条钩织的罩单，还放着几个天蓝和橘红相间的靠垫，此外屋子里还有一个煤气炉。他飞快地把这一切看过去，连墙上的几幅复制的水彩画和梳妆台旁的一架收音机也没有放过。这一切说明屋子的主人很可能是一位没有什么爱好又没结婚的老女人。他听见上面的脚步逐渐朝地下室前的这块地方走来。他绝不能叫他们认为这间屋子的主人不在家。他找了一下插座，把收音机接上电源。收音机立刻传出一个欢快的女人声音：“如果桌子只能安排四位客人，年轻的主妇又该怎么办呢？到邻居家去借很可能也不方便。”他毫无目的地打开一扇门，发现那是一间卫生间。“那为什么不想办法接一张同样高的桌子呢？铺上一块台布，拼接的地方就看不见了。但是从哪里去找台布呢？”不知道是什么人——很可能是警察——揿了揿地下室的门铃。“假如你的床上有块素色床单的话，那你就连台布都用不着去借了。”
他的一举一动都被愤怒支配着。直到现在他们还在摆布他，现在该轮到他给他们点儿颜色看了。他拉开小橱的门，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一把女人用来剃腋毛的小保险刀、一块刮脸用的肥皂和一条毛巾。他把毛巾掖在领子下面，在胡子和下巴的那块伤疤上涂满肥皂沫。门铃又响了一下。一个声音说道：“刚才是‘年轻主妇顾问’节目的第二讲，由梅尔舍姆女士播讲。”
D磨磨蹭蹭走到门边，打开门。一个警察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张揉皱了的纸。他说：“我看见这上面写着‘星期一之前不要送牛奶’，我认为屋里没人，却忘了关灯。”他仔细地审视D。D尽力把音发正确，仿佛在参加一场英语口试：“那是上个星期的条子。”
“你看见没看见附近有生人？”
“没注意到。”
“祝你早安。”警察道别后不甚情愿地走开了。突然他又回过身来，语气严厉地说：“你使的这把剃刀有点意思。”
D这才想起他手中还握着那把女人用的剃刀。他说：“哦，这是我妹妹的，我找不到自己的了。怎么？”
警察是个年轻人，他一下子变得不那么自信了，只好回答：“噢，是这么回事，先生，我们总得加点儿小心。”
D说：“十分抱歉，我还有别的事。”
“没关系，先生。”他眼看着警察爬上台阶，消失在雾中。这以后他关上门，回到卫生间。网口没封住，让他溜出去了。他洗去嘴上的肥皂，胡子已经没了。这使他的样子大大改观，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看上去年轻了十岁。在他血管里流的已经不是血，完全是愤怒的情感。苦酒自饮，他经历了盯梢、毒打和子弹，现在也该轮到他们尝尝他的厉害了。假如他们经受得住，那就叫他们也把这一切都经历一番吧。他想起K先生、老板娘和那个死去的孩子，回身又走进那间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房间。屋里弥漫着干枯的玫瑰花的气味。他发誓从今天起他将做一个狩猎者，做一个盯梢者，做一个在僻巷放冷枪的狙击手。
[1] 指战线中伸入敌军区域的突出部分。——编者注(本书中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2] 蓬帕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 1721—1764)，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
[3] 英制长度单位，1码约等于0.9144米。
[4] 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 1755—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
[5] 见法国史诗《罗兰之歌》。
[6] 奈尔·格温(Nell Gwyn， 1650—1687)，英国女演员，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的情妇。
[7] 曼特农夫人(Mme de Maintenon， 1635—1719)，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第二个妻子。
[8] 加比·戴思莉：(Gaby Deslys， 1881—1920)，法国女演员，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二世的情人。
[9] 耶利哥，西亚约旦境内死海以北的古遗址，这里象征犹太人的祖居地。
[10] 《圣经》中的一个典故。犹太人的第三代祖先雅各为娶自己的表妹拉结，曾为舅舅做工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