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守护人真愿意设想，
城堡里没有这样的来宾。
——《小公爵》
1
阳光射进室内，宛如洒向水底的淡绿色灯光。窗外的树木刚刚萌发出新芽。太阳照着洁白的墙壁、颜色如同报春花的黄床罩、大扶手椅、长沙发和摆满高深读物的书橱。一个花盆里栽着几株从瑞典买来的早开的黄水仙。这儿能听见室外阴凉处的喷泉声和一个戴无框眼镜的小伙子热情又柔和的讲话声。
“你要知道，最要紧的是别忧虑。迪格比先生，当初你在战争中尽了力，现在可以问心无愧地休养了。”
小伙子一向注重良心。几个星期前，他谈到自己的良心时说，他是清白的。虽然他并不赞成不抵抗主义，可是他那双倒霉的眼睛却使他失去了任何积极的价值。他的那双可怜的眼睛视力很弱，但却透过那副厚得像玻璃瓶似的镜片射出充满信任的目光。他一直希望进行一次严肃的交谈。
“你别以为我不愿意待在这儿。我是很愿意的。这是一种很愉快的休息。只是有时我在想，我是谁？”
“嗯，迪格比先生，我们知道这一点。你的身份证……”
“是的，我知道我的名字是理查德·迪格比。但是，理查德·迪格比又是谁呢？你知道我以前过的是一种什么生活吗？你知道我以后会有办法来偿还你们为我做的一切吗？”
“你不必为此担忧，迪格比先生。你的病让医生很感兴趣，他已经得到了他所需要的全部报偿。你是他的显微镜下的一件很有价值的标本。”
“可是在这困难时刻，他的生活怎么能过得这么奢侈呢？”
“他很有办法，”小伙子说，“你要知道，这里的一切都是他安排的。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在乡下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弹震症 [1] 诊所了。不管人们会怎么说。”小伙子又怏怏不乐地加上一句。
“我想，你们遇到过比我更严重的病例……狂暴型的。”
“我们遇到过一些。正因为如此，医生特意为他们准备了一座病号楼——一座与别的病房隔开的侧楼，那儿有专门医护人员。他不让那里的医护人员精神上受干扰……你瞧，我们也需要镇静，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你们肯定都很镇静。”
“我想，到时候医生会给你上一次精神分析课。不过，你要知道，如果记忆力能逐步自然恢复的话，那要好得多。就好像泡在显影液里的胶卷，”他继续说道，显然是在引用另一个人的话，“潜影会慢慢显现出来的。”
“约翰斯，如果显影液不好，那就未必如此。”迪格比说。他微笑着，懒洋洋地躺在扶手椅里。他很瘦，满脸胡子，已到中年。前额上的那块伤疤瞧着很别扭——如同一位教授的脸上有几块决斗留下的伤疤。
“请讲下去，”约翰斯说——这是他爱用的口头禅之一，“看样子你喜欢摄影？”
“你也许以为我过去是个赶时髦的人像摄影家吧？”迪格比问，“这是在回忆往事。是多年前的事了，对不对？嗯，我想起家里有一间暗房，就在孩子们住的那一层。那里也用来存放衣服和床单。要是你忘了锁门，女佣就会拿着干净的枕套推门而入，于是底片便跑光了。你瞧，这些事情我记得一清二楚，一直到十八岁。”
“那时的事情，”约翰斯说，“你爱讲多久就可以讲多久。你可以从中得到一条线索。显然不会受到弗洛伊德潜意识压抑力的阻挠。”
“今天早晨我躺在床上想，我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呢？记得过去我很喜欢看有关非洲探险的书，喜欢斯坦利、贝克、利文斯通和伯登。可是，今天的探险家们似乎没有那么多机会了。”
他从容不迫地思索着，似乎他的幸福来自没有尽头的乏味生活。他不想把自己搞得太累。他觉得现在这种样子很舒适。也许这正是他的记忆力得以慢慢恢复的原因。他认真地回答问题，因为一个人总得尽自己的努力。“或许有人查看过旧殖民部的名册，或许我也去查过。这就怪了，难道不是吗？知道了我的姓名，却了解不到我的情况……你可能会想，肯定会有人查问的。比如说，我是否结过婚……这件事使我很苦恼。也许我的妻子正设法寻找我呢……”他想：如果这一点能搞清楚，我就完全心满意足了。
“事实上……”约翰斯刚开口便又停住了。
“你是不是想说，你们已经找到了我的妻子？”
“不完全是这样，不过，我想医生有什么事情要告诉你。”
“好，”迪格比说，“现在正是接待病人的时间，对不对？”
每个病人每天可以到医生办公室里去见医生，每人一刻钟，但那些做精神分析的病人例外，他们可以在办公室里待上一小时。这种情况有点像学生放学后去拜访慈祥的校长，谈谈自己的个人问题。病人们需要经过一间公共休息室，他们在那里可以看报，下象棋，玩跳棋，或享受一下弹震症病人之间的社交乐趣。通常迪格比总是绕道而行。在这个过去也许是高级旅馆的休息室里，看到有人躲在角落里暗自流泪，这种场面实在令人难堪。他觉得自己完全正常，只是隐约觉得自己仿佛已从某种可怕的职务中解脱出来，但不知这是多少年以前发生的事。他觉得和这些病人做伴很不自在，从这些人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正在受折磨。那急速抽动的眼睑，那尖锐刺耳的声调，还有那种像长在自己身上的皮肤一样不可分离的极度忧郁的心情。
约翰斯在前面走，他十分熟练地扮演着助手、秘书和男护士的角色。他并不很称职，但医生有时也让他过问一些简单的病例。他对这位医生是十分崇拜的。迪格比注意到，约翰斯对医生过去的一次事故——可能是一个病人的自杀——故意装糊涂。他成了为那个天大的“误会”辩解的战士。约翰斯曾说：“这是对医务人员的嫉妒，你们不该相信它。这是恶意中伤，是谎言。”他常常绘声绘色地介绍这位医生的“牺牲精神”。这就出现了疑问：迪格比听说这位医生的医术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那么人们传说的他被吊销了行医执照这件事又该如何解释？约翰斯有一次说“有人迫害他”，并做出一副要为医生辩解的姿态，结果把一盆黄水仙花碰翻在地。但后来坏事变成了好事(有人认为这是好事，包括约翰斯在内)：这位厌恶伦敦西区的医生来到乡下，开了一个私人诊所。他拒绝接受那些未在就诊申请书上签字的病人，因此连那些最严重的急症病人也都明白应该自愿接受医生的诊治……
“那么我呢？”迪格比问道。
“噢，你是医生接受的一个特殊病例，”约翰斯神秘地说，“总有一天他会告诉你的。那天夜里你偶然得救了。不过你还是签了字的……”
他一直觉得很蹊跷，怎么一点也想不起自己是怎么来到这个地方的。那一天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休息室里，耳边是喷泉的滴水声，舌头上还留着药味。时值隆冬，树已枯黄，风雨凄凄。从遥远的田野上忽然传来一阵隐隐约约的哭声，犹如船舶离岸时发出的汽笛声。
他常常一躺就是几小时，做着奇奇怪怪的梦……他似乎还能想起一些事情，但不能抓住那些一闪而过的点滴回忆，无法记住那些突然涌现在脑海的昔日画面，更没有力量把这些东西联系起来……他无可奈何地喝下了药，然后又酣睡起来。他只是偶尔被噩梦惊醒，一个女人常常出现在他的梦中……过了许多天，人们才把战争的事告诉他，并做了大量解释，说明了战争的来龙去脉。有些事情别人觉得很平常，他却感到很奇怪，但巴黎沦入德国人手中这件事，他倒觉得很自然。受伤前的某一段生活他还能回忆起来，他记得当时巴黎就已经沦陷了。不过他对于我们正在和意大利打仗这件事，却感到十分惊讶，仿佛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原因不可解释的自然灾害。
“意大利!”他惊叫道。奇怪，那不正是他的两个未婚姑姑每年都要去那儿画画的地方吗？他还记得国立美术馆中陈列的原始艺术作品。卡波雷托战役 [2] 图和加里波第 [3] 的肖像。有一种饼干就叫加里波第牌。他想起了托马斯·库克旅行社。接着，约翰斯又耐心向他解释，墨索里尼是什么人。
2
医生坐在一张十分简朴但又拾掇得很干净的桌子后边，面前摆着一盆花。他摆摆手，请迪格比进去，好像后者是他的得意门生。他长着满头白发，那张老气横秋的脸像兀鹫一样高贵和略带戏剧性，看上去像是一幅维多利亚时代的肖像画。约翰斯侧身出了门，仿佛是倒退着向门口走去的。他被地毯边绊了一下。
“嗯，你感觉怎么样？”医生问，“你看上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是吗？”迪格比反问道，“谁知道我是不是见好了。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福里斯特医生，也许我越来越糟了。”
“你的话使我想起一个重要消息，”福里斯特医生说，“我已找到一位了解你的人，一位过去认识你的人。”
迪格比的心跳得很厉害。他问：“是谁？”
“我先不告诉你，我要让你自己去发现每一件事情。”
“我真糊涂，”迪格比说，“现在我感到头昏脑涨。”
“这是正常现象，”福里斯特医生说，“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他打开食品橱，拿出一只杯子和一瓶葡萄酒。“它会使你提起精神来。”他说。
“佩佩大叔牌葡萄酒!”迪格比一边说，一边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你看，”医生说，“好多了吧？再喝一杯怎么样？”
“把酒当药喝，这实在不像话。”
这个消息使迪格比感到震惊。他不敢肯定自己是否高兴。他无法知道，当他恢复记忆之后，他将担负起什么样的责任。生命逐渐逝去，这对每个人来说都一样。而责任却在不断地、不知不觉地加重。即使幸福美满的婚姻，也会慢慢变成一个负担：爱情会使一个男人不知不觉地接受约束。可是通过命令的方式，让你在一分钟内爱上一个陌生人，这是不可能的，尽管那人实际上二十年来一直对你怀有深情厚谊。现在，迪格比除了童年的事情之外，什么都记不起来了，他觉得自由自在。这并不是因为他不敢正视自己。他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他相信自己明白，他记忆中的这个男孩将成为怎样的人。他更害怕的不是失败，而是成功后将给他带来的重大任务。
福里斯特医生说：“我一直等到现在，等到我认为你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很好了，才决定把这事告诉你。”
“嗯，是这样。”迪格比说。
“我相信你不会使我失望。”医生说。此时他更像是一位校长，而迪格比则像是一个争取大学奖学金的学生，为了学校的声誉和自己的未来到这儿来参加考试。约翰斯在焦急地等待他的“主人”出来。当然，要是他考砸了，他们会对他很好，他们会去责备主考人……
“我要让你们俩单独谈谈。”医生说。
“眼下他在这儿吗？”
“她在这儿。”医生回答。
3
看见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进了屋，真让人欣慰。在此之前，他一直坐立不安，每一秒都像一年那么长。来人只不过是一个满头红发的漂亮小姑娘，她的个子那么小，简直不能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他深信，他不必害怕这个姑娘。
他站了起来。看来不应该对她太彬彬有礼。他不知道是和她握手呢，还是吻她一下。他既没有同她握手，也没有和她接吻。他们俩远远地相互打量着，他的心跳得非常厉害。
“你的变化真大。”她说。
“这里的人却总是对我说，”他说，“我已经恢复原来的样子了。”
“你的白头发更多了。还有一块伤疤。不过你显得年轻多了……快活多了。”
“我在这里过得很愉快，很轻松。”
“他们对你好吗？”她不安地问。
“很好。”
他感到自己如同带着一个陌生人在外面吃饭，但席间却找不到合适的话题。他说：“请原谅，这似乎有点荒唐，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你一点也记不得我啦？”
“记不起来了。”
他曾偶尔梦到过一个女人，但不是眼前的这个姑娘。除了那女人的脸以外，梦中的其他细节他一点也记不起来了。那些梦充满了痛苦。他很高兴，这位姑娘不是梦中见到的那个女人。他又看了她一眼。“记不起来了，”他说，“很抱歉。我真希望能想起来。”
“没什么可抱歉的，”她说，她的声音生硬得出奇，“以后别再感到抱歉了。”
“我的意思是说，我的脑子太糊涂了。”
她说：“我叫安娜·希尔夫。”她仔细观察着他。“希尔夫。”
“听起来像个外国名字。”
“我是奥地利人。”
他说：“这一切我觉得很新鲜。我们正在和德国交战。而奥地利不是……”
“我是个难民。”
“哦，对了，”他说，“我看到过关于难民的消息。”
“你甚至连战争都忘记了？”她问。
“我需要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他说。
“是的，太多了。不过，你需要他们来告诉你吗？”她重复了一句，“你似乎比从前快活多了……”
“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是不会快活的。”他迟疑片刻后又说道，“请原谅。问题太多了。咱们俩过去是朋友吗？”
“是朋友。你为什么问这个？”
“你很美。我不知道……”
“你救过我的命。”
“在什么情况下？”
“炸弹爆炸的时候，噢，是在即将爆炸的时候，你一下子把我推倒，伏到我身上。所以我没受伤。”
“我很高兴，”他神经质地笑起来，“我的意思是说，我也许会听到自己干过许多不光彩的事情。我很高兴，我还干过一件好事。”
“看来真怪，”她说，“自一九三三年以来的可怕岁月……你只是从报纸上得知一些。它们对你来说是历史。你是个全新的人。你不像我们这些人这样疲惫不堪。”
“一九三三年，”他说，“一九三三年。我给你讲讲一〇六六年的事吧。当时英格兰的所有君主……至少……我不能肯定……也许不是所有君主。”
“一九三三年是希特勒上台那年。”
“对，我现在记起来了。这个消息我看过好多遍了，但日期没记住。”
“我猜想，你恐怕连仇恨也记不得了。”
“我没有谈论这些事情的权利，”他说，“我没经历过这些。在学校里的时候，老师告诉我说，威廉·鲁弗斯 [4] 是一个红头发的暴君。但是不能期待我们去恨他。像你这样的人才有权利去恨。我没有权利。你看，我没有受到伤害。”
“可是，你这张可怜的脸……”她说。
“哦，这个伤疤。也可能由任何别的原因造成，例如摩托车的车祸。再说他们并没有要杀死我的意思。”
“是吗？”
“我不是重要人物。”他信口说了一些蠢话。他还提出一些假设，但都没有什么可靠根据。他忧心忡忡地说：“我不是重要人物，对不对？我不可能是。不过，我的证件上也许有个什么重要头衔。”
“他们让你看证件了吗？”
“噢，是的。你知道，这儿不是监狱。”接着他又重复了一句，“我并不是重要人物，是不是？”
她含糊其词地说：“你不是名人。”
“我猜想，医生不会让你告诉我什么事情。他说，他要让我自己慢慢回忆起一切事情来。但我希望，你能在一件事情上破个例。这是唯一使我苦恼的事。我没结过婚，对不对？”
“对，你没结过婚。”她慢吞吞地说，像是要讲得十分精确，不多用一个不必要的词。
“或许，我会突然有必要和某人恢复某种旧关系，这对那人十分重要，而对我却毫无意义——我想到这点时，感到非常可怕。就像人家跟我讲起希特勒的事，一样。当然，认识一个新朋友就不同了。”他加上一句，“而你便是一个新朋友。”他有点害羞，这和他的满头白发很不相称。
“没别的事使你苦恼了吗？”她问。
“没有了，”他说，“噢，还有一件事——你有可能走出这个门之后再也不回来。”他一直进攻，然后匆匆退却，如同一个没有经验的男孩。“你看，我突然间失去了所有的朋友，除了你以外。”
她十分忧郁地说：“你有过许多朋友吗？”
“我想，在我这样的年纪，应该有不少朋友。”他高兴地说，“莫非我是一个怪物？”
她却高兴不起来。她说：“嗯，我会再来的。他们希望我再来。你要知道，他们想尽早让你恢复记忆……”
“他们当然希望这样。而你是他们能提供给我的唯一线索。不过，难道我必须待在这儿，直到恢复记忆为止吗？”
“在恢复记忆之前出去对你没有什么好处，是不是？”
“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好处。我有许多工作可做。即便军队不要我，我还可以在筹备军火弹药方面……”
“你还想回到军队里去？”
他说：“这里舒服、清静，但整天无所事事。人总得干点什么。”他继续说：“当然，如果我知道自己过去干过什么，知道自己干什么最合适，那就好办多了。我以前不可能是个游手好闲的人。我们家并不富裕。”他说这番话时，仔细观察着她的脸。“现在就业机会不多。陆军、海军、教会……我过去的职业不合适……如果能找到合适的职业……可疑的地方太多了。法律？这就叫法律吧，安娜？我不相信。我不能设想自己戴着假发，把一个可怜虫送上绞刑架。”
安娜说：“你说得对。”
“无稽之谈。再说，一个人的性格从小就能看出来。我从来不想当律师。我以前似乎想当探险家，但我不敢肯定是否真是这样。甚至这把胡子我也怀疑是不是我的。他们对我说，这把胡子的确属于我。但我不敢肯定。噢，”他继续说，“我做过好多梦，梦见自己在中非发现了人所未知的部落。行医？不，我从来不喜欢行医。尽跟痛苦打交道。我憎恨痛苦。”他有点头晕目眩了。他说：“我一听到痛苦这个词就觉得不舒服，不自在。我记得一个关于老鼠的故事。”
“别想得太多，”她说，“想得太多没好处。别着急。”
“噢，那件事不是最近发生的。那时我还是个小孩。我讲到哪儿啦？行医……经商。我不想突然记起，我以前是一个连锁商店的总经理。这也是无稽之谈。我从来不想发家致富。我想，我只向往小康生活。”
每次过分用脑后，他就感到头痛。但有些事情他不得不想。旧日的友情和仇恨他可以忘掉，但如果要在有生之年干点事，他就必须知道自己有能力干什么。他看看自己的手，活动了一下手指——它们好像没有什么用处。
“人并不是想成为什么人就能成为什么人的。”安娜说。
“当然不能。小孩子们都希望自己成为英雄、大探险家、大作家……但结果却往往令人失望，职业和理想并无多少联系。想成为富豪的孩子成了银行职员。想当探险家的孩子则成为……噢，对了，成为殖民部的低薪官员，在炎热的办公室里写备忘录。想当作家的孩子进了低级小报的编辑部……”他又说，“对不起，我并不像自己认为的那么强壮。我有点头晕。我应该停止……这一天的工作了。”
她再次用一种莫名其妙的焦虑口气问道：“这儿的人对你好吗？”
“我是一个特殊病人，”他说，“一个有趣的病例。”
“还有那位福里斯特医生……你喜欢福里斯特医生吗？”
“他令人敬畏。”他说。
“你变多了，”她指出，可是他没有听懂，“这在我意料之中。”他们俩像陌生人似的握了握手。他说：“你会常常回到这儿来吗？”
“这是我的工作，”她说，“阿瑟。”当她离开后，他才对她叫他“阿瑟”感到不解。
4
早晨，一个用人来到床边，给他端来了早饭，咖啡、面包、一个煮鸡蛋。这个疗养所几乎是自给自足的，自己养鸡养猪，还有一个很大的狩猎场。但医生本人从来不打猎。约翰斯说，他反对伤害生命，但他不是教条主义者。他的病人需要吃肉，因此他允许别人打猎，只是他本人从不参加。“说实在的，把杀害动物当作一项运动确实很不道德。”约翰斯解释道，“我想，医生宁可采用捕捉的办法……”
托盘里总放着一份晨报。迪格比在战前有几个星期没看报，因此战争的爆发使他觉得有些突然。现在，他可以垫上三个枕头，舒舒服服地睡懒觉。他看了一眼报纸：“本星期空袭伤亡人数减少到255人。”他呷了一口咖啡，敲敲那只煮鸡蛋，然后又把视线移回到报纸上：“大西洋战役……”鸡蛋总是煮得恰到好处：蛋白已经凝固，而蛋黄却是软的。他的目光又回到报纸上：“海军部很遗憾地宣布……全体遇难。”有足够的黄油用来涂鸡蛋，因为医生有自己的奶牛……
这天早晨，他正在看报时，约翰斯进屋和他聊天。迪格比从报纸上抬起头问：“什么是第五纵队？”
约翰斯最爱介绍情况。他扯了好久，一直谈到拿破仑。
“换句话说，他们是被敌人雇用的？”迪格比说，“这没什么新鲜的。”
“有一点不同，”约翰斯说，“在上次战争中，除了凯斯门特 [5] 那样的爱尔兰人以外，这些人得到的报酬是用现金支付的。上钩的人也不多。这次战争中人们的想法各种各样。那些认为黄金就是罪恶的人……自然会对德国的经济制度发生兴趣。而那些多年来反对民族主义的人……对了，在他们看来，旧的国界已经统统消灭。他们主张泛欧主义。不，也许他们并不是这个意思。拿破仑对那些理想主义者很有吸引力。”他得意扬扬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他的那副无框眼镜在早晨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当你想到这点的时候，拿破仑已被那些小人物，那些唯物主义者、店主和农民打败了。那些人的眼光只局限在自己的柜台和土地上。他们一辈子坐在篱笆后面吃午饭，他们打算一直这么生活下去。因此，拿破仑跑到圣海伦岛去了。”
“听起来你不像一个彻底的爱国主义者。”迪格比说。
“噢，不对，我是爱国主义者，”约翰斯诚挚地说，“我也是一个小人物。我的父亲是药剂师，他非常痛恨那些充斥市场的德国药品。我很像他。我喜欢巴勒斯惠康，却不喜欢拜耳 [6] ……”他继续说道，“都一样，别人只代表一种情绪，我们才是唯物主义者。取消所有旧的边界，新经济思想……都是白日做梦。这只对那些和任何村镇都没关系的人有吸引力，尽管他们不希望看见这些村镇被摧毁。他们有过不幸的童年，他们是学过世界语的进步人士，他们是不喜欢流血的素食主义者……”
“希特勒好像让人们流了大量的血……”
“是的。但唯心主义者对血的看法与你我不同，他们不是唯物论者：他们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统计数字。”
“福里斯特医生怎样？”迪格比问，“他好像属于你所说的那类人。”
“嗯，”约翰斯兴高采烈地说，“他总是那么稳健。他为情报部写过一本小册子，名叫《纳粹主义的心理分析》。”他补充道，“但是有一段时间，人们说了他一些闲话。在战争时期，你无法避免遭到政治陷害，总会有人挖空心思跟你作对。你看，福里斯特医生，嗯，他对什么都充满热情。举个例子来说吧，唯灵论……他对唯灵论很感兴趣，并进行了研究。”
“我刚才看到议会的议题，”迪格比说，“议员们说，还有另一种第五纵队。已经有人受到了讹诈。”
“德国人办事十分彻底，”约翰斯说，“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就这么干的。对所有的所谓领导人、社会名流、外交使节、政界名流、工人领袖、牧师、教士都建立了卡片，然后向他们发出最后通牒。或是容忍一切，忘掉一切，或是交由检察官查处。要是他们在这里也这么干的话，我是不会感到惊奇的。你知道吗，他们还成立了一个可以称为恐怖部的机构，里面有几位非常能干的副部长。问题不仅在于他们控制着某些人，而且在于他们制造了一种恐怖气氛，使你觉得谁也不可信任。”
“看来，”迪格比说，“一位议员认为，有人从国内安全部偷走了一些重要计划。这些计划是他们从后勤部取来进行研究的，当晚存放在国内安全部。该机构宣称，第二天早晨这些文件不见了。”
“他们应该有所解释，”约翰斯说，“是的，他们做了解释。部长说，这位议员得到的消息有误。上午开会时，并未提及这些计划。只是在下午的会议上，大家才研究这些计划，并进行了充分讨论，然后把它们送回了后勤部。”
“这些议员知道不少稀奇古怪的事。”约翰斯补充道。“你是否相信，”迪格比问，“在这件事发生之前，我是一个侦探？这种职业对像我这样一个想当探险家的人来说——是很合适的，对不对？我觉得，他们的话里漏洞百出。”
“我觉得这是很明显的。”
“提出这个问题的议员一定从知道这些计划内容的人口中晓得了什么。这个人不是会议的参加者，便是这些计划的收发员。别人不可能知道它们的内容。部长承认，确实有这样一些计划。”
“对，对，是这样。”
“真奇怪，处在那种地位上的人竟会散布谎言。不过你注意到了吗？政治家们用这种狡猾手法使人相信，部长实际上否认计划已丢失。因为部长说过，上午的会议上并不需要这些计划，而下午要用的时候它们都在。”
“你的意思是说，这中间有足够的时间把它们拍下来，对不对？”约翰斯激动地说，“我想抽支烟，你不介意吧？喏，请把你的托盘给我。”他不小心把咖啡洒在了被单上。“你知道吗，”他说，“三个月前就有人做过这样的暗示。就是你刚到这儿不久的时候。我可以找出来给你看看。福里斯特医生那里保存着一份《泰晤士报》合订本。据报道，当时有几份官方文件丢失了数小时。有人企图掩饰这件事，说是当时没好好找，其实这些文件从未被拿出该部。一位议员却大做文章，说是有人拍了照，等等。于是他们便开始对他进行围攻，目的在于破坏他在公众中的声望。他们说，文件根本没有离开过保管人。我记不清他们说的那个保管人是谁了。他们说，某某人的话必须听，否则就会有人进班房。这个人当然不可能是文件保管人，因为他把文件保管得很好。”
“一再发生类似的事，这就怪了，是不是？”
约翰斯激动地说：“局外人根本不知道。而其他的人则一声不吭。”
“也许头一次失败了。也许照片没拍好。拍照的人太笨。当然他们不会让这个人干第二次。他们只好等待，直到物色到第二个人。他们给这个人设立了卡片，放进恐怖部的档案。”他大声说，“我想只有圣人，或者那些一无所有、无家可归的人，才不会受到他们的卑鄙讹诈。”
“你不是侦探，”约翰斯高声说，“你是侦探小说家。”
迪格比说：“你看，我累极了，脑子麻木了。我忽然觉得浑身乏力，想躺下睡觉。看来我真的要睡了。”他闭上眼睛，但又睁开来。“这件事他们还要干下去，”他说，“第一次没干好，就接着干第二次……找出失败的原因后再干。”说完他就睡着了。
5
这是一个晴朗的下午，迪格比独自在花园里散步。安娜·希尔夫来探望他以后，已经过了好几天，他感到心烦意乱，犹如一个热恋中的年轻人。他希望有机会向她表明，他不是废物，他的脑子像别的男人一样好用。在约翰斯面前炫耀自己的智力，是不能使他满意的……他像在梦中似的，在花草丛中踱来踱去。
这个花园未加修葺，它的主人大概是儿童，或者是孩子气十足的大人。苹果树多年未经修剪，已经成了野林。有的树枝以使人感到意外的方式伸进了玫瑰花坛，有的侵入了网球场，还有的挡住了小盥洗室的窗户，像是一个供园丁休息的小凉棚。园丁是个老头，只要远远听到长柄大镰刀的割草声或手推车轮子的滚动声，就知道是他。一道高高的红砖围墙，把花园、果园和菜园分开，但鲜花与果实却不是一堵墙所能隔开的。在果树下面，洋蓟正在开花，一片火红。果园隔壁的花园渐渐荒芜了，成了牧场。那里有一条小溪，一个形状不规则的大池塘，池塘中央有一个弹子球台那么大的小岛。
迪格比在池边遇到了斯通少校。先是听到了少校的声音——接连不断的怒骂声，像是狗的梦呓。迪格比走下池岸，来到污黑的水边。斯通少校那双清澈、明亮、警觉的蓝眼睛转向迪格比。他说：“快行啦。”他的那套花呢制服上沾满了污泥。手上也全是泥。刚才他往水里扔了几块大石头，现在正在使劲拉一块可能是在池边凉棚里找来的木板。
“真可耻，”斯通少校说，“连这么一个好地方都不利用，还想管好疗养所……”他把木板往前推了一下，把一头搁在一块大石头上。“这下就稳了。”他说。他把木板一英寸一英寸地往旁边那块石头上移。“来，”他说，“你抓住这头慢慢推。我去抓那头。”
“你一定要下水吗？”
“这儿的水不深。”斯通少校说，他径直下了水。黑色的污泥淹没了他的鞋和裤子的卷边。“你现在推吧，”他说，“使劲推。”迪格比推了一下，但由于用力过猛，木板侧向一边，陷进泥里。“该死。”斯通少校说。他弯下腰，用力把木板拉上来。他的整个下身都沾满了污泥。他把木板拽到岸上。
“很抱歉，”他说，“我的脾气很坏。你没受过这种训练。你真好，愿意帮忙。”
“恐怕我并没有这么好。”
“只要给我五六个工兵，”斯通少校说，“你就会看到……”他射出一道渴望的目光，盯着那个长满灌木的小岛。“可是，提这些办不到的事是没有用处的。我们只好凑合着过。要是大家齐心，我们会把一切都搞得好好的。”他注视着迪格比的眼睛，像要琢磨后者在想些什么。“我在这个地方多次见过你，”他说，“不过从来没同你讲过话。我很喜欢你的神态。我这么说你可别见怪。我想，你和我们一样，也是病人吧。感谢上帝，我不久就可以离开这里，又能派点用场了。你得了什么病？”
“失忆症。”迪格比说。
“是在那里受的伤吧？”少校问，他朝那个小岛的方向点点头。
“不对，是一颗炸弹炸伤的。在伦敦。”
“这是一场可恶的战争，”少校说，“平民百姓得了弹震症。”弄不清楚他是在非难老百姓呢，还是在诅咒弹震症。他那头漂亮的粗头发盖住了耳朵，那双深蓝色的眼睛透过黄色的睫毛向外凝视。眼白连一点杂色也没有。他的行为一贯很得体，他一直准备为旁人效劳。但他现在却什么也干不了，对谁也没用处。他的脑子一片混乱。他说：“正是因为有人背信弃义，才发生了这种事。”他突然转过身，背对小岛，把这些不愉快的回忆抛到一边。他径自走上岸，快步朝屋子走去。
迪格比继续往前走。网球场上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比赛，打得确实很激烈。那两个人奔来奔去，眼睛圆睁，汗如雨淋。斯蒂尔和菲什格尔特身上唯一反常的地方，或许是他们的高度集中的注意力。打完球后，他们会又吵又闹，歇斯底里大发作。下棋时，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玫瑰花园夹在两道墙当中。一道墙和菜园隔开，另一道墙很高，上面开了一扇小门，通往“病号楼”——这是福里斯特医生和约翰斯的委婉称呼。谁也不愿意谈论这座病号楼，那儿无非是些叫人讨厌的东西：隔离病室，紧身衣 [7] 。你在花园里只能看见顶层的窗户，它们都紧闭着。住在这个疗养院里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自己离这个安静的角落有多近。比赛后的歇斯底里大发作，被人出卖的感觉，以及戴维斯动不动就流出的泪——他们知道，这些都是病态表现，和狂暴型没什么两样。他们为了使病情不致恶化，自己签了字，把自由交给福里斯特医生。不过，万一病情恶化，“病号楼”就在眼前，用不着长途跋涉到一个陌生的收容所里去。唯有迪格比丝毫没有想到过自己会到那儿去，因为“病号楼”不是为一个像他这样幸福的人预备的。他的背后响起一阵刺耳的声音，是从网球场上传来的。“我跟你说，是在界内。”这是菲什格尔特的声音。“是在界外。”“你的意思是说我在骗人啰？”“你长着眼睛，自己看嘛。”这是斯蒂尔的声音。从声音里可以知道他们俩谁也不肯相让。你可能认为，他们这么吵下去，除了动手打架外不会有别的结果。但打架的事从未发生过。也许是怕进病号楼，他们的声音突然消失了，大家都感到意外。天一黑你就能看见斯蒂尔和菲什格尔特在休息室里下棋。
病号楼离这儿有多远？迪格比有时想。大概是胡思乱想出来的吧？不，病号楼就在那儿，就是旁边的那座砖砌楼房。紧闭的窗户，高高的围墙，专门的医护人员。别的病人可以在每月一次的社交晚会上见到他们。迪格比还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晚会。医生相信，这种有外人——当地的牧师，一批老太太，一位退休建筑师——出席的社交场合有助于使弹震症患者适应社会，养成良好的习惯。不过，是否有人确定病号楼里住着人呢？有时迪格比觉得，病号楼就和神学家说的地狱一样，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地方，它的存在只是为了吓唬人。
斯通少校突然又出现了，他正在快步走着。他见到迪格比之后，抄了一条近道走过来。他的额头上沁满汗珠。他对迪格比说：“你没看见我。你听见了吗？你没看见我。”他擦身而过。看样子他正在整理这个牧场和池塘。不一会儿，他消失在灌木丛中。迪格比继续往前走。他觉得他应该离开这个地方了。他不该待在这儿，因为他是正常人。可是，当他想到斯通少校也认为自己的病已经治好时，他便感到有点不自在了。
迪格比来到疗养所门口时，约翰斯走了出来，他好像很生气，很着急。他说：“你看见斯通少校了吗？”迪格比犹豫片刻后回答道：“没有。”
约翰斯说：“医生在找他。他又犯病了。”
为病友保密的想法动摇了。迪格比说：“我刚才见过他……”
“医生很着急。少校可能会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那副无框眼镜里仿佛射出警告的目光——你想为此承担责任吗？
迪格比不由自主地说：“你可以到池边找找。”
“谢谢。”约翰斯说。他接着高喊道：“波尔，波尔。”
“我来啦。”一个声音回答道。
迪格比的脑海里掀起一阵惊恐的波涛，仿佛大风卷起了沉重的帷帘。他好像听见有人在他耳边低语：“小心点。”但他听得很不真切。一个穿白外套的人站在病号楼门口。约翰斯值班时也穿一件白外套，但要干净得多。那人个子矮小，宽阔的肩膀左高右低，面部表情傲慢。“到池边去。”约翰斯说。
那人并不搭理，一动不动地站着，用好奇的目光很不礼貌地打量着迪格比。他显然是从病号楼来的，不属于花园这边的人，他的外套和手指似乎被碘酒弄脏了。
“咱们得快走，”约翰斯说，“医生很着急……”
“我好像，”波尔说，“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你。”他带着某种得意的心情瞧着迪格比。“嗯，没错，肯定见过。”
“不，”迪格比说，“没有。”
“好吧，就算咱们俩是现在认识的吧。”波尔说。他对迪格比启齿一笑，意味深长地说：“我是看守。”他朝着病号楼挥了一下他那条长得像猿臂的胳膊。
迪格比大声说：“我从来不认识你。我也不想认识你。”他转身走开之前，发现约翰斯的眼中射出一瞥惊奇的目光，并且听到他们俩急急忙忙朝池塘奔去的脚步声。
确实如此：迪格比不认识这个人。但是他觉得他那朦胧的过去逐渐明朗起来了，某些事情可能很快就会真相大白。他感到惊慌，激动。他深信，在他的不断向前的航线图上，将打上一个黑色的印记。他感到忧惧……为什么他这么害怕回忆起往事呢？他轻声自言自语道：“归根结底，我不是一个罪犯。”
6
一个女佣在大门口碰上了他。“迪格比先生，”她告诉他说，“有人找你。”他充满了希望，心在怦怦乱跳。
“在哪儿？”
“在休息室里。”
她正在休息室里看一本《小说月报》。他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她站在那儿。他似乎在心灵深处想起了这个娇小、警觉、神情紧张的女人。她是他的洁白无瑕的全部历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你太好了。”他刚开口便又停住了。他怕自己说出一些会让对方见外的无聊话，他们俩的微妙关系便会终生受到损害，到末了他们俩只能谈谈天气，偶然碰见时聊聊戏剧，如果他们俩在马路上见了面，他会脱帽打招呼。但刚刚萌芽的某种东西肯定会毫无希望地死去。
他慢腾腾地说：“上回你来了以后，我一直盼着你再来。整天无所事事，只能纵思遐想，日子显得特别长。这种生活可真奇怪……”
“既奇怪又可怕。”她说。
“并不太可怕。”他说，但他随即想起了波尔。他说:“在我的记忆力丧失之前，咱们俩是怎么谈话的？也是这么呆板地站着吗？你拿着一份杂志，而我……咱们俩过去是好朋友，对吗？”
“是的。”
他说：“咱们回到以往去吧。现在这样不行。请坐，咱们俩都闭上眼睛。就假设这是炸弹爆炸前的那些日子。那时你对我说了些什么？”她坐在那里一声不响，内心很痛苦的样子。他惊讶地说：“你不应该哭。”
“你刚才说闭上眼睛。”
“现在已经闭上了。”
他在这个光线明亮、布置很讲究的休息室里觉得自己是外人。那些五光十色的杂志和玻璃烟灰缸消失了。只有一片黑暗。他伸出手，碰了碰她的手。他说：“这不是很奇怪吗？”
过了好久，一个干巴巴的声音说：“不。”
他说：“当然，我过去是爱你的。对不对？”她不回答，他又说：“我肯定爱上了你。因为那天你一进屋，我就感到心情舒畅，很轻松，好像我等待的正是你。我怎么能不爱你呢？”
“看上去不像。”她说。
“为什么？”
“咱们俩才认识几天。”
“太短了，当然。也许你心中还没有我呢。”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接着她说：“不，我心中有你。”
“为什么？我的年龄比你大得多，长得又不好看。我过去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立刻做了回答，似乎这是轻而易举的事。她对这个问题早就有了现成的答案，她是反复思考过的。“你当时有强烈的怜悯心。你不愿意看见别人受苦。”
“这难道有什么不寻常的吗？”他问道。他幼稚地希望得到一些说明。他一点不知道外面的人是怎么生活和思考的。
“在我原来待的地方，”她说，“这很不寻常。我的哥哥……”她的呼吸急促起来了。
“当然，”他马上说，生怕刚记起来的事又忘了，“你有一个哥哥，对不对？他也是我的朋友。”
“让我们停止这场游戏吧，”她说，“求你了。”他们俩同时睁开眼睛，又看见了这个雅致的房间。
他说：“我想离开这儿。”
“不，”她说，“待着吧。求你。”
“为什么？”
“你在这里才安全。”
他淡淡一笑：“可以不再挨炸弹吗？”
“可以避免许多麻烦。你在这里很快活，对不对？”
“从某一方面来说是这样。”
“在那儿，”她指的仿佛是花园围墙外面的整个外部世界，“你以前一直不快活。”她又慢吞吞地补充了几句，“我会想方设法让你一直快活。你应该这样。我也希望你这样。”
“你难道不愿意我出去？”他想开个玩笑，抓住她话中的矛盾。但她却没心思开玩笑。她说：“你不能继续看着别人天天总是闷闷不乐。”
“我希望我能回忆起往事。”
“干吗要费尽力气回忆呢？”
他只是简单地说了句：“嗯，一个人当然应该记住往事……”这是他确知的为数甚少的几件事情中的一件。
她凝视着他，似乎在盘算着采取某种行动的方案。他接着说：“比如说记住你，记住我过去是怎么对你说话的……”
“噢，别说了，”她说，“别说了。”她像宣战似的大声加上一句，“亲爱的。”
他得意扬扬地说道：“咱们过去就是这样谈话的。”
她点点头，眼睛一直注视着他。他说：“我亲爱的……”
她的嗓子发干，她的声带像是一幅陈旧的肖像画上的龟裂的油彩。她说：“你过去常说，你愿意为我做一切不可能的事。”
“真的吗？”
“现在你就办几件容易办的事吧。安下心来，在这儿再待几个星期，直到你恢复记忆……”
“要是你能常来看我的话……”
“我会来的。”
他把自己的嘴凑到她嘴上，这个动作做得犹豫不决，像是情窦初开的少年的亲吻。“亲爱的，亲爱的，”他说，“你刚才为什么说咱们俩只是普通朋友呢？”
“我不想让你受束缚。”
“你现在已经把我束缚住了。”
她似乎很惊讶，慢慢说道：“我很高兴。”
上楼回房间的路上，他一直能闻到她身上的香味。不论到哪家化妆品商店去，他都能马上挑出她用的那种香粉。他也能在黑暗中辨别出她皮肤上的纹路。这种体验很新鲜，如同少年时期的初恋。他像男孩子一样盲目、热情、无邪。他像男孩子一样坠入了情网，将会不可避免地尝到痛苦、惆怅和失望的滋味。他把这一切叫作幸福。
7
次日早晨，他的托盘里没有报纸。他问给他端早饭来的女人，报纸在什么地方。但她所能做出的回答却是：她猜想报纸还没到。他再次产生一种淡淡的恐惧感，就像头天下午波尔从病号楼里走出来时一样。他焦急地期待着约翰斯的到来，约翰斯每天早晨都要到这里来聊天、抽烟。但约翰斯没有来。迪格比躺在床上琢磨了半个钟头，然后按响了电铃。这个时候，女用人该把他换洗的衣服送来了，但她进来时却说，她没有得到吩咐。
“不需要有人吩咐你，”他说，“你每天都是这样做的。”
“我必须得到别人的吩咐。”她说。
“请你告诉约翰斯先生，我想见他。”
“是，先生。”但约翰斯还是没有来。他的房间周围仿佛设置了一道防疫线。
他无所事事地又等了半小时。然后，他起了床，朝书橱走去。那里面能吸引他的书很少，只有几本老学究才爱看的味同嚼蜡的厚书：托尔斯泰的《我的信仰》，弗洛伊德的《日常生活的精神分析》，鲁道夫·斯坦纳的一本传记。他拿出托尔斯泰的那本书，回到床边，打开后发现书页上有铅笔字被擦去后留下的淡淡痕迹。搞清楚另一个人认为哪些句子值得注意，这向来是很有意思的。他念着曾经有旁批的那个段落：“我记得自己干过、忍受过和看见过的一切坏事，它们来自民族间的敌对情绪，我明白，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受了所谓爱国主义、爱自己的国家这类大谎话的欺骗……”
盲目的、支离破碎的教义有其高尚的一面，如同擦去铅笔旁批的企图包含着某种卑鄙的因素一样。这种看法应该让大家知道。他往下看着这一页，“基督向我们表明，剥夺我们幸福的第五个圈套就是我们使自己和其他民族分开。我不得不相信这一点。因此，要是我忘记了这一点，对另一个民族的某一个人的敌对情绪便会在我内心产生……”
他想，这些话和他没关系，他对边界以外的任何个人都没有敌对情绪，若是他想再回去，那么驱使他这样做的只是爱，而不是恨。他想：我和约翰斯一样，也是一个小人物，对思想意识不感兴趣，我依恋的是剑桥郡的平凡风景，石膏采石场，毫无特色的田野上的一排柳树，集市……他看着窗帘，思绪翻腾……他想起了以往每逢星期六他都要去跳舞的那个地方。他回忆起一张脸，一张能使他感到快慰的脸，这就够了。啊，他想，托尔斯泰应该生活在一个小国家里，不应该在俄国，俄国大得像一个洲，不像个国家。托尔斯泰写道：“杀死自己的同胞是最坏的事情。”他为什么要这么写呢？每个人都是要死的，每个人都怕死，不过，我们杀死一个人，就能使他摆脱对死亡与日俱增的恐惧……一个人不一定出于仇恨而杀人，他也可以出于爱而去杀人……以前的头晕症又犯了，他觉得自己的胸口被打了一拳。
他躺到枕头上，那个大胡子老头 [8] 仿佛在他耳边低语：“我不能承认任何国家或民族……我不能参加……我不能参加。”他在半醒半睡中看到一个人……也许是一个朋友。他看不清楚那人的脸。那人未能参加，某种个人的悲痛使他和周围隔绝，如同他的络腮胡子遮住了他的脸庞一样。那人到底是谁？迪格比记不起来了。战争以及他周围发生的一切，好像只是跟别人有关。迪格比深信，那个大胡子老头错了。他只是忙于拯救自己的灵魂。为什么不投身到你所热爱的人民的事业中去呢？哪怕他们是在犯罪。必要的话，可以像他们那样去恨，和他们一起忍受入地狱之苦。这总比自己一个人得救要好。
但是，别人会反驳你说，这个推理会导致你原谅你的敌人。为什么不可以呢？他想。由于爱而杀人或被杀都应得到原谅。你为什么不能原谅你的敌人呢？这并非意味着你应该自命清高，拒绝杀人，并且把另一边脸颊凑上去。“如果有人冒犯你……”关键就在这儿——不要为了个人而去杀人，而是为了你所热爱的人民，和你所热爱的人民站在一起。即便要冒着被打入地狱的危险也值得。
他又想起了安娜·希尔夫。他想起她时，总会感到心慌意乱。真荒谬。他仿佛像多年前一样，在外面等着。是在长官办公室门口吗？他的心上人沿着街道向他走来。那是一个充满痛苦和绝望的美妙夜晚，因为他知道，在这件即将到来的事情上，他太幼稚了……
他不能再让托尔斯泰打扰自己了。被人当作病人，这是不能容忍的。除了维多利亚时代小说里的主人公外，哪个女人会来关心一个病人？托尔斯泰宣扬不抵抗主义，真有意思——他在塞瓦斯托波尔参加过英勇又激烈的战斗。迪格比从床上爬起，在一面狭长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羸弱的身躯、灰白的头发和胡子……
门开了，是福里斯特医生。约翰斯跟在后面进来，他眼睛看着地面，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仿佛在外面干坏事被人当场捉获了。福里斯特医生摇摇头。“不行，迪格比，”他说，“不行。我很失望。”
迪格比还在看着镜中那个既可悲又可笑的身影。他说：“我要我的衣服，还要一把剃刀。”
“干吗要剃刀？”
“刮脸用。我可以肯定，这胡子不是属于……”
“这只能说明你的记忆还没有恢复。”
“另外，今天早晨我没有得到报纸。”他有气无力地说。
福里斯特医生说：“我命令停止给你送报。约翰斯办事不明智。关于战争的长篇大论……你使自己过于激动了。波尔已经告诉我，你昨天多么激动。”
迪格比看着自己那个裹在条纹睡衣里的逐渐衰老的身躯。他说：“我不愿意被当作病人或孩子看待。”
“看来，你固执地认为，”福里斯特医生说，“你有侦探天才，或许以前当过侦探……”
“这不过是开玩笑。”迪格比说。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你的职业和侦探毫不相干。毫不相干。”福里斯特医生重复了一句。
“那我以前是干什么的？”
“也许某一天会有必要告诉你，”福里斯特医生说，仿佛在进行威胁，“以免你错误地认为……”约翰斯站在医生后面，眼睛盯着地板。
“我准备离开这儿。”迪格比说。
福里斯特医生那张高贵和平静的脸上突然出现了许多皱褶，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他刻薄地说：“我希望，你也准备好结清账目了，对不对？”
“我也希望如此。”
医生脸上的皱褶消失了，但他的表情不像刚才那样和颜悦色。
“我亲爱的迪格比，”福里斯特医生说，“你得理智点。你病得很厉害，确实病得很厉害。二十年的生活被你忘得一干二净。这是不健康的表现……昨天，还有刚才，你表现得那么激动，我很担心，我希望以后不再看到你这样。”他轻轻拽了一下迪格比睡衣的袖子，继续说，“我不一定非得把你监视起来，证明你……”
迪格比说：“可是，我现在和你一样健康。你应该知道这一点。”
“斯通少校也是这么想的。因此我不得不把他送到病号楼去……他得了狂想症，随时都有可能发展成狂暴症。”
“但我……”
“你的症状和他十分相似。这种激动状态……”医生的手离开迪格比的衣袖，按在他的肩上。这是一只温暖、柔软、润滑的手。他说：“别担心。我们不会那么做的，但在短期内我们必须有一个十分安静的环境……多吃东西，多睡觉……用刺激性很小的镇静剂……一段时期内不让任何人来探视，包括我们的朋友约翰斯在内……不要再进行这种令人激动的智力谈话。”
“希尔夫小姐呢？”迪格比问。
“我在这方面犯了个错误，”福里斯特医生说，“你还不够强壮，我已经告诉希尔夫小姐了，让她别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