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很难办，因为他没有
一个可靠的同伴和朋友。
——《小公爵》
1
罗离开奥索太克斯侦查处后，直接来到“自由母亲基金会”。他已经和雷尼特先生签订了一个合同，在四周的时间内，每周付给雷尼特先生五十英镑作为酬金。雷尼特先生解释道，侦查处的开销很大，因为它只雇用最有经验的侦探。罗在离开办公室前见到的那个人显然是个经验丰富的侦探。(雷尼特先生介绍说，那人叫A2，可是不久又说走了嘴，把他叫作琼斯。)琼斯是个矮个儿，乍看并不显眼：瘦削的尖鼻子，戴一顶系有褪色缎带的棕色软帽，穿一身灰色套服，几年前这套衣服很可能是一种颜色完全不同的上衣。口袋里插着铅笔和钢笔。然而，你只要再看他一次，就能发现他的经验很丰富：那双狡黠、闪烁的小眼睛，那两片善于狡辩的薄嘴唇，额头上那些焦虑的皱纹都说明这一点。他曾在无数旅馆的走廊里待过，他曾贿赂过侍女，惹怒过经理。他有受了侮辱不抱怨，受了威胁不在乎，许了诺不兑现的经验。他的这些经验都是二手货，说不出口，见不得人，只好遮遮掩掩，鬼鬼祟祟。与这种经验相比，杀个人倒是更正派些。
一场争论随即发生。琼斯没有介入。他手拿棕色旧帽，靠墙站着，仿佛当初站在旅馆门外那样看着，听着。雷尼特先生显然认为，罗让他进行这种侦查，纯属精神失常、想入非非、一时狂热，因此他不让罗本人参加。“我和A2负责办这件事，”他说，“如果这只是个骗局……”
他不相信罗的生命受到过威胁。“当然，”他说，“我们要查阅关于毒品的书籍……但这并不是说一定会发现什么问题。”
“我当时发了脾气。”罗又说了一遍，说他查过了，那人神色慌张。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激动地说：“是同一种毒药。人们也许会说这是自杀……是我设法藏了一些……”
“如果事情真像你说的那样，”雷尼特先生说，“那么蛋糕准是给错了人。我们只要找到那个应该得到蛋糕的人就行了。这是简单的追查工作。我和琼斯对追查十分在行。我们将从贝莱太太身上着手，是她把蛋糕的分量告诉你的。她为什么要吿诉你呢？因为她在黑暗中把你错当成另一个人了。你和那个人必定有某种相似之处……”雷尼特与琼斯交换了一个眼色，“事情的关键在于找到贝莱太太。这并不难。琼斯会去办的。”
“我自己到‘自由母亲基金会’里去找她吧，这是最简便的方法。”
“我看还是让琼斯来考虑具体做法吧。”
“他们会怀疑他是个侦探的。”
“不能让当事人自己去调查，绝对不行。”
“如果我说的事情无关紧要，”罗说，“他们就会把贝莱太太的地址给我。要是我说的事情全对，他们就会想法杀死我，因为蛋糕虽然已经没有了，可是我知道曾经有过这么一个蛋糕，知道有人要得到它。琼斯会有事可干的，他应该留心看着我。”
琼斯局促不安地揉着手中的帽子。为了引起他的雇主注意，他清了清嗓子。雷尼特先生说：“什么事，A2？”
“不行，先生。”琼斯说。
“不行？”
“违反职业习惯，先生。”
“我同意琼斯的看法。”雷尼特先生说。
然而，罗仍旧不顾琼斯的反对，一意孤行。他来到外面那条被炸得不成样子的街道上，皱着眉头，在霍尔本餐厅的废墟中行走着。他在孤独的状况下向别人说出自己的身份，像是要寻求友谊。以前，即使是处在看守的岗位上，这事每次都被发现，就像胆小鬼一样，或迟或早总要露馅的。多变的命运经常捉弄人，谈话采取绕圈子的方式，有些人对名字具有长时间的记忆力，这一切都非同一般。伦敦的商店已经夷为平地，只残留着一些断垣残壁，与庞贝城相仿。他是被毁掉的一部分，因为他不再是过去的一部分了——在乡下度过的漫长的周末，傍晚时分小巷里传出的笑声，聚集在电线上的燕子，和平，都已经成为过去了。
八月三十一日，和平突然结束，世界开始等待新的一年。他像一块石头，在其他石子中移动。他涂上了一层保护色，他觉得内心有一种邪恶的骄傲，不时引起自责。地球的表面上有各种各样的斑点，他像一只金钱豹，置身在这些斑点中，彼此十分和谐，只是他更强有力而已。他在杀人之前从未犯过罪，只是在那以后他才开始习惯于把自己想成是有罪的。这些人竟敢试图杀死他——一个曾经一下子摧毁了美丽、善良和宁静的人。太无礼了。有时，他觉得全世界的罪行都是他一人干的：有时，他看到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一只女用手提包，下楼时看到乘电梯上楼的某人的一张脸，报上的一张相片——自豪的心情就会突然消失。他意识到了自己行为的愚蠢，他不想看见这些东西，他要大哭一场，他想忘记自己曾经幸福过。一个声音会轻轻地对他说：“你说你是出于怜悯才杀人的，那你为什么不怜悯自己呢？”真的，为什么不怜悯自己呢？大概是因为杀你所爱的人要比杀你自己容易点吧？
2
“自由母亲基金会”在海滨一座白色的现代化大楼里占用了一间空办公室。他仿佛走进了一个机械化的停尸间，每个楼门都有一个单用电梯。罗不声不响地乘着电梯到楼上去。电梯上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玻璃上结着霜。到了五楼，一个戴着夹鼻眼镜的人走进电梯，手里拿着个文件夹，上面注着“特急”。他们继续往上，来到八楼。一扇门上标着“为自由国家的母亲们捐款，问讯处”。
他开始相信，不管怎么说，雷尼特先生是对的。坐在打字机旁的那个刻板而能干的中产阶级妇女显然为人清廉，不取报酬。她佩戴着一枚小小的圆徽章，表明自己是义务效劳。“你有什么事？”她精明地问道。他的全部愤怒和骄傲顿时消失殆尽。他设法回想那个陌生人说的话，蛋糕不是给他的。据他现在记忆所及，那句话确实并无恶意。至于那种味道，他半夜醒来时，舌头上不是常常能感到吗？
“什么事？”那妇女紧接着又简洁地问道。
“我到这儿来，”罗说，“是想打听一下贝莱太太的地址。”
“这儿的工作人员中，没有一位女士叫这个名字。”
“她和游园会有关。”
“噢，游园会上的那些人全是自愿帮忙的。我们不能公布志愿者的地址。”
“那天显然出了个差错，”罗说，“我得到了一个不该归我的蛋糕……”
“我来问一下。”这位刻板的女士说。她走进里屋。罗有了足够的时间来考虑他的行为是否明智，他应该把A2带来。然而一切都恢复正常了，他在那儿才是唯一不正常的。这位义务效劳的女士站在门口说：“请你进来一下，好吗？”他从打字机旁走过时，匆匆扫了一眼她打的东西。他看见上面打的是：“未亡人克拉布鲁克夫人感谢J.A.史密斯——菲利浦斯太太盛情馈赠的茶叶和鲜花……”随后，他走进里屋。
他从来不习惯滥用感情，只有当意中人无法得到时，爱情才是完美的。屋里这位姑娘头发的颜色和纤巧的身材——你也许会说，这种身材不可能给人造成痛苦——足以使他一进门便迟疑起来。这位姑娘刚开口说话——她稍带一点外国口音——他就着实吃了一惊，如同一个人在聚会上听到自己所爱的女人正操着外国腔对一个外国人说话似的。没有其他相似之处。不过类似的情况常常发生：他的爱人消失了，但他随时都有可能在人群中重新发现她。因此，他只要看见有人和她有一点儿相像之处，他便会跟着那人走进店门，或在街角傻等。
她说：“你是为了那个蛋糕来的吗？”
他仔细地瞧着她：她们之间相似处很少，差异很大，有如天壤之别。他说：“昨晚有一个男人来找过我……我想是这个办公室派他去的。”
他笨嘴拙舌地想找几个合适的词儿，因为，认为这个姑娘和犯罪活动有牵连，就像认为真理也会出错一样荒谬，除非她是一个受害者。“我在你们的游园会上赢得一个蛋糕，不过这中间好像出了差错。”
“我不明白。”
“我还没来得及问清楚他的来意，一颗炸弹就投下来了。”
“他不可能是从我们这儿去的，”她说，“他长得什么样子？”
“是个矮个儿，双肩扭曲，是个畸形人。”
“这儿没有这样一个人。”
“我想，要是我能找到贝莱太太的话，也许……”这个名字似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应，“她是在游园会上帮忙的人之一。”
“他们全是自愿服务的，”姑娘解释道，“我想，我们可以通过组织者为你找到她的地址。可是，果真有这么——重要吗？”
这个屋子被一道屏风分隔成两半。他以为屋里就他们两人，谁知姑娘说话时，却从屏风后走出了一个年轻人。他的相貌和那姑娘一般俊俏，她介绍道：“这是我的哥哥，先生你……”
“我是罗。”
“有人去找过罗先生，打听有关一个蛋糕的事。我不大清楚这件事。他好像是在我们的游园会上赢到那个蛋糕的。”
“让我想想，那个人可能是谁。”年轻人说一口漂亮的英语，只是有点咬文嚼字，显出他是个外国人。他好像生长在一个旧式家庭里，讲话必须口齿清楚，措辞得当。他这么讲究言辞并不叫人觉得学究气，反倒很可爱。他站在那里，一只手温存地轻轻搭在妹妹肩上，好像他们是个维多利亚式的标准家庭。“他是你的本国人吗，罗先生？你知道，我们这个办公室里大都是外国人。”他微笑着，把罗当作知心朋友。“健康状况和国籍的原因不允许我们去为你们战斗，但我们总得做点什么。我妹妹和我，按国籍说是奥地利人。”
“那个人是英国人。”
“他准是个自愿帮忙的人。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中有一半我连名字也叫不上来。那么，你是想退还一个奖品吗？要退还一个蛋糕？”
罗谨慎地说：“我想了解一些情况。”
“啊，罗先生，如果我是你的话，我才不管那么多呢，我会紧紧抓住蛋糕不撒手。”他用了一句俚语，你甚至可以听出来，他在这句俚语的前后轻轻地加上一个带有歉意的引号。
“糟糕的是，”罗说，“蛋糕已经没有了，我的房子昨晚被炸了。”
“真遗憾，我的意思是为你的房子被炸而感到遗憾。你现在肯定不会再认为蛋糕有那么重要了吧？”
他们很可爱，显然也很诚实，但他们一下子就抓住了他说话前后不一的地方。
“我要是你的话，”那姑娘说，“就算了。”
罗犹豫不决地打量着他们。但是，人生在世，不能没有信任，自我封闭是最糟糕的监禁。罗在这样的监牢里已经待了一年多时间——没有牢房可换，没有活动场地，也没有新的看守来打破单独禁闭的乏味生活。有的时候，一个人会认为有必要不顾一切去越狱。他现在就是这样，想方设法得到自由。这两个人也经历过恐怖，但他们的心理状态没有带上丑恶的伤痕。他说：“其实使我发愁的并不仅仅是那个蛋糕。”
他们坦率而友好地瞧着他，对他很感兴趣。你能感觉到，尽管他们的青春已经所剩无几了，但他们的身上仍然散发出青春的活力，他们还在期望生活会赐给他们一些除了痛苦、厌烦、怀疑和仇恨以外的东西。小伙子说：“你怎么不坐下来跟我们谈谈呢？”这使他想起了爱听故事的孩子们。他们不可能积累起五十年的经验。他觉得自己太老了。
罗说：“我有这种印象，凡是想得到这块蛋糕的人，都准备……嗯，使用暴力。”他对他们讲了陌生人的来访，那人的急切心情，还有那杯茶的怪味。小伙子的淡蓝色眼睛由于好奇和激动而闪闪发亮。他说：“这事可真吸引人。你认为有谁在幕后操纵吧？或者是……贝莱太太是怎么参与进去的呢？”
他真后悔刚才到雷尼特先生那儿去了一趟：这两个人才是他需要的助手，而不是邋遢的琼斯和他那疑神疑鬼的雇主。
“贝莱太太在游园会上给我算了个命，还把蛋糕的分量告诉了我，但她说的分量不对。”
“真有意思。”小伙子兴冲冲地说。
姑娘说：“莫名其妙。”她接下去说的话差不多和雷尼特说的一模一样，“很可能是一场误会。”
“误会，”她哥哥说，然后说出了一句带引号的俚语，“胡说八道!”他笑眯眯地对罗说，“我们这个协会，罗先生，包括秘书在内，都是为你效劳的。这真太有意思了。”他伸出手来，“我姓——我们姓希尔夫。我们应该从哪里着手？”
姑娘默默无言地坐着。罗说：“你妹妹不同意。”
“噢，”小伙子说，“她会改变主意的，她到末了总是会同意的。她觉得我是个浪漫主义者，她不得不帮助我摆脱一个又一个困境。”他一刹那间变得严肃起来了，“她帮助我离开了奥地利。”可是，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长时间抑制住自己的热情。“那是另一码事。我们从贝莱太太开始，好吗？你对这些事有什么看法吗？我们的坚韧不拔的志愿者在隔壁那间屋子里，我把他们叫来帮忙追查。”他开门叫道，“亲爱的德莫迪女士，你能不能找到一个名叫贝莱太太的志愿者的地址？”他向罗解释道，“难就难在她可能只是一个朋友的朋友，而不是一贯给我们帮忙的人。你去问问卡农·托普林。”他向德莫迪女士建议道。
随着小伙子的热情越来越高，整个事件也变得更加离奇了。罗开始以雷尼特先生的眼光来观察这一切：德莫迪女士、卡农·托普林……
他说：“也许，说到底你妹妹是对的。”
但小伙子并不轻易罢休。“她可能对，当然，她可能是对的。然而，要是她对的话，那就太乏味了。我倒宁可认为其中有个大阴谋，除非我们弄清并非如此……”
德莫迪女士在门口探了探头说：“卡农·托普林把地址给我了，是新月公园五号。”
“她如果是卡农·托普林的朋友……”罗开口说道，这引起了希尔夫小姐的注目。她悄悄向他点点头，似乎是说——现在你算是想对了。
“噢，咱们现在去把那人‘揪出来’。”小伙子说。
“可以找出一千种理由。”希尔夫小姐说。
“肯定不会有一千种，安娜。”她哥哥嘲讽道。他问罗：“你记得什么别的事情可以说服她吗？”他的热心比她的怀疑更叫人灰心丧气。整个事件成了个游戏，叫人无法认真对待。
“什么也没有了。”罗说。
小伙子站在窗口，向外望着。他说：“到这里来一下，罗先生。你看见下面那个小个子，那个戴旧棕帽的家伙了吗？他是紧跟着你到这儿来的，似乎一直待在那儿……来回走动。他在假装点香烟，可是这样做的次数太多了。他已经买了两份晚报。你看，他从来不正面朝着这儿走。看样子你被跟踪了。”
“我认识他，”罗说，“他是个私人侦探，受雇照看我的。”
“啊!”小伙子说——甚至他的感叹也带有一点维多利亚式的味道——“你倒认真了。你现在知道我们是站在你这边的——你别对我们‘留一手’，好吗？”
“有件事我刚才没提。”罗犹豫了一下。
“是吗？”希尔夫赶紧走回来，又把手搭在妹妹的肩上，神情焦急地等待着。“这件事会连累到卡农·托普林吗？”
“我觉得蛋糕里藏着东西。”
“什么？”
“我不知道。他把拿到手的每一块蛋糕都弄碎了。”
“可能是习惯。”希尔夫小姐说。
“习惯!”她哥哥取笑她。
她突然怒气冲冲地说：“这是你仔细研究过的古老的英国特点之一。”
罗设法向希尔夫小姐解释：“这与我无关。我不想要他们的蛋糕，但是他们打算杀我，我敢肯定他们打算这么做。我知道，大白天讲这事，似乎是无稽之谈。不过，要是你亲眼看见那个讨厌的畸形男人一边冲牛奶、弄碎蛋糕，一边等待、观望的样子……”
“你真的相信，”希尔夫小姐说，“是卡农·托普林的朋友……”
“别听她的，”希尔夫说，“为什么就一定不是卡农·托普林的朋友呢？再也没有罪犯统统出自某个阶层的说法了。我们可以告诉你这点。奥地利有很多那样的人，你会说他们不可能……嗯，不可能干出那些我们看见干的事。有教养的人，举止文雅的人，午宴时坐在你旁边的人。”
“奥索太克斯侦查处主任雷尼特先生今天告诉我，”罗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凶手。他说这种人极少，他们不是好人。”
“嘿，他们现在可不罕见了，”希尔夫说，“我就起码认识六个凶手。一个是内阁大臣，一个是心脏病专家，另一个是银行经理兼保险公司代理人……”
“别说了，”希尔夫小姐说，“请你别说了。”
“差别在于，”希尔夫说，“如今是付钱去杀人，凡是需要付钱去做的事情，都能叫人肃然起敬。有钱的堕胎郎中可以成为妇科医生，富裕的小偷可以成为银行经理。你的朋友已经落后于形势了。”他继续温和地解释着，他那双淡蓝色的眼睛既不显出震惊，也不能使别人震惊。“你的那个旧式凶手可能是出于恐惧、仇恨甚至爱，才去杀人的，罗先生，极少是出于实际利益。这类动机中没有一个是……值得尊敬的。还有的人为了谋取某种地位而杀人——这就不一样了，因为一旦你得到这个地位，那就谁也没有权利来批评你所采取的手段了。要是这个人地位很高，那谁都想拜见你。你想想吧，你们的政治家中有多少人握过希特勒的手啊。可是当然，卡农·托普林是不会为了恐惧或爱情去杀人的。如果他杀了自己的妻子，他就会丢掉自己的肥缺。”他对罗笑笑，认为自己说的话是天经地义的。
当他离开那个并不能称为监狱的地方，当陛下的旨意立即得到正式贯彻时，罗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秘密的世界，人们互不认识，用的全是假名。这个世界充斥着他不想看见的面孔，充斥着那些一看见别人进了酒吧间就溜掉的人。他们住在最不会被人打听到的地方，住在家具齐全的屋子里。那些参加游园会的人，那些早上去做祷告的人，那些到乡下度周末、玩桥牌赌钱和在食品店赊账买东西的人，对这个世界是一无所知的。它并非真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虽然你在这个世界的昏暗寂静的走廊中踯躅时，很可能会接触到一些从未受过控告的文质彬彬的伪造文件者，或者少年儿童的教唆犯。有的人在上午十点和一些闲得无聊的穿雨衣的人一起去看电影，有的人坐在家里，整个晚上阅读《老古玩店》。他最初相信有人想谋害他时，在吃惊之余，曾经感到十分愤怒。他认为，谋杀行为只是他的个性特征，他逃离的那些历来与世无争的地方的居民是不会杀人的，而贝莱太太、戴软帽的女士以及那个名叫辛克莱的牧师则显然是那些地方的居民。一个凶手只有觉得自己不会被这些人当中的一个干掉时，才会感到安全。
可是现在这位阅历甚丰的年轻人却对他说，世界并不能截然分开，这使他十分惊讶。石头底下的昆虫有权感到本身是安全的，因为靴子踩不到它。
希尔夫小姐对他说：“你不要听……”她带着一种仿佛充满同情的目光注视着他。但她不可能同情他。
“当然，”希尔夫轻松地说，“我有点夸大其词了。可是最近几天你还是做好准备——可能会有犯罪活动出现，到处都有可能。他们把犯罪称为有抱负，他们甚至把谋杀说成是最仁慈的事情。”
罗迅速抬头一看，可是那双淡蓝色的理性的眼睛里似乎并没有包含什么特别的意思。“你指的是普鲁士人？”罗问。
“是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是普鲁士人。或者是纳粹分子，法西斯分子，激进分子，白色分子……”
希尔夫小姐桌上的电话响了。她说：“是邓伍迪女士。”
希尔夫立即斜着身子凑上去说：“太感谢你的帮助了，邓伍迪女士。毛衣是绝不会嫌多的。噢，你要是不愿意把它们送到办公室来，我们可以去取……你派司机来？谢谢你。再见。”他苦笑着对罗说：“像我这种年纪的人以向年老的女慈善家募集毛衣的方式来参加战争，可真算奇怪的了，对不对？但这是有用的，这样做不会被拘留，我是得到许可的。不过，你能理解，你的事使我很兴奋。它似乎给了我一个机会，嗯，可以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他对妹妹笑笑，温柔地说：“当然，她认为我太浪漫主义。”
奇怪的是她什么也没说。看样子她不仅不同意他，而且认为他全错了，除了募集毛衣外，她在任何事情上都不和他合作。在罗看来，她似乎缺乏她哥哥的可爱和自如。她哥哥经历了这些事情后，变得充满风趣和玩世不恭，但她却陷入了深沉的、痛苦的思索。他认为他们俩的心头还有创伤。他只是这么认为，而她却感觉到了这种创伤。罗看着她，仿佛自己在不幸之中找到了一个朋友，他再三地发出信号，但没有得到答复。
“现在，”希尔夫说，“该干什么？”
“算了吧。”希尔夫小姐直接对罗说——终于有了一个答复，但这个答复却是说交谈到此结束。
“不，不，”希尔夫说，“我们不能那样做。现在是战争时期。”
“即使暗地里真有名堂的话，”希尔夫小姐说，还是只对着罗，“你怎么知道除了偷盗、贩毒外，还有别的事呢？”
“我不知道，”罗说，“我也不在乎。我只是感到愤怒。”
“关于那个蛋糕，”希尔夫问道，“你是怎么想的？”
“里面可能藏着什么情报，你们说呢？”
希尔夫兄妹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应该认真考虑这个看法。接着希尔夫说：“我和你一起到贝莱太太那儿去。”
“你不能离开办公室，威利，”希尔夫小姐说，“我和罗先生一起去吧，你和人家约好了……”
“噢，只是和特伦奇定好了时间。安娜，你可以帮我和特伦奇交涉，”他兴高采烈地说，“这件事才是重要的。可能还会出现麻烦呢。”
“我们可以带上罗先生的侦探。”
“去警告这位夫人吗？侦探在一码外的地方盯着我们。不，”希尔夫说，“我们应该巧妙地甩掉他。摆脱特工人员的跟踪我很在行，从一九三三年起就学会了。”
“可我不知道你想对特伦奇先生说些什么。”
“再拖他一下，就说我们将在月初解决。罗先生，我们在谈业务，请你原谅。”
“为什么不让罗先生自己去呢？”
罗想，也许她一直认为事情很蹊跷，也许她为哥哥担心……她说：“你们俩可别上当，威利。”
希尔夫对妹妹的话完全置之不理，径自对罗说：“稍等一会儿，我去给特伦奇留个字条。”他走进屏风后面去了。
他们通过另一扇门，一起离开了办公室。甩掉琼斯不费吹灰之力，因为他丝毫没有怀疑他的当事人竟会设法避开他。希尔夫叫了一辆出租车。当他们行驶在街上时，罗看到那个可怜的家伙还守在那里，又点燃一支烟，眼睛斜睨着富丽堂皇的入口处，如同一条忠实的猎犬无休止地守候在主人的门外。罗说：“我真想告诉他一声……”
“最好别告诉他，”希尔夫说，“我们可以完事后再找他。不会很久的。”汽车开过去，那人的身影从视野中消失了。他消失在汽车和自行车中，被伦敦街头闲逛的无精打采的人群遮掩了，即使认识他的人也看不见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