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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博蒂察车站的站长办公室里，电报接收机上下敲动，一连串的点和横飞快地流进那间空房。透过打开的大门可以看见助理员卢基奇正坐在包裹间的一个角落里，不干不净地咒骂这没完没了的电报声。可他并无意站起身。“这个时候不会有要紧的电报。”他向包裹办理员和尼尼奇解释说。尼尼奇是个穿灰制服的年轻人，边防军的士兵。卢基奇拿起一副牌洗着，这时时钟敲了七下，外边，昏暗的太阳从云层中钻出来，照着半融的灰色积雪，湿淋淋的铁轨闪着光。尼尼奇在喝拉基亚酒，这种烈性梅酒呛得他满眼泪水。他太年轻了。
卢基奇继续洗着牌。“你知道这是什么电报吗？”包裹办理员问。卢基奇摇了摇他那肮脏的乱蓬蓬的头。“当然不知道，可我就是要我行我素。应该这么对付她。”包裹办理员咯咯地笑了起来。尼尼奇抬起乌黑的眼睛，这眼里只有一种神情——单纯无知。他问：“她是谁呀？”他觉得电报机的声音似乎换上了一种蛮横女人的腔调。
“唉，你们当兵的，”包裹办理员说，“可真是少见多怪啊。”
“可不是吗，”尼尼奇说，“我们上好刺刀，一站岗就是好几个钟点。现在又不像要打仗的样子，对吗？不是回兵营就是去车站。我们没空东瞧西看。”电报机仍在动着：点，点，点，横。卢基奇把牌发成相等的三沓，有时牌黏在一起了，他就用手指蘸点儿口水把牌分开。他把三沓牌码成一溜儿，放在自己面前。“可能是站长老婆打来的，”他解释说，“每当她外出个把星期时，她天天都挑个古怪时间给她男人打电报。不是半夜就是五更。电报里尽是些肉麻的话，有时还押韵：‘你的小鸽子致以满腔爱意’，或者‘我忠贞不渝并满怀柔情地思念你’ [32] 。”
“她干吗要这样呢？”尼尼奇问。
“她怕她男人正在和女仆睡觉。她认为，他在那时候收到她的电报就会良心发现。”
包裹办理员笑着说:“有趣的是站长对女仆不感兴趣。他另有所好，她要是知道就好了。”
“先生们，下注吧！”卢基奇说，他们往两沓牌上放铜钱的时候，他眯起眼睛看着他们。随后，他按顺序把各沓牌打出来。方块J正好在没放钱的第三沓牌中。他停下来，把铜钱装进兜里。“庄家赢了。”他说，把牌交给尼尼奇。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游戏。
当尼尼奇洗牌时，包裹办理员捻熄了烟头，又点燃了另一支烟。“列车上有什么新闻吗？”
“贝尔格莱德一切平静。”卢基奇说。
“电话已经通了吗？”
“通了更倒霉。”电报机不再嗡嗡叫了，卢基奇如释重负地长叹一口气，“总算完了。”
尼尼奇突然停止洗牌，迷惑地说：“幸亏我不在贝尔格莱德。”
“打仗呀，我的孩子。”包裹办理员快活地说。
“是的，”尼尼奇羞涩地说，“但他们不也是我们的同胞吗？他们并不是保加利亚人啊。”
“要么杀人，要么被杀。”包裹办理员说，“发牌吧，尼尼奇，我的孩子。”
尼尼奇开始发牌了，但他好几次忘记发到哪儿了，显然他心里在惦着什么。“那么他们想要什么呢？他们这么做想得到什么呢？”
“他们是红党。”卢基奇说。
“穷人？先生们，下注吧。”他机械地补充说。包裹办理员把钱压在一沓牌上，卢基奇也把赢来的铜板全放了上去，他朝办理员眨眨眼睛，于是后者又多放了些钱做注。尼尼奇仍在一心一意地转着迟钝的脑瓜子，没想到自己在发牌时已暴露了那张J 的位置。包裹办理员忍不住咯咯笑了起来。“不管怎么说，”尼尼奇说，“我也是穷人。”
“我们已经下好注了。”卢基奇不耐烦地说，尼尼奇便把牌一张张翻开，当他看到这两个人都赌赢了时，不由得睁大了眼睛，一时显出有点儿疑心的样子，随后他数出钱，站起身来。“你不想玩了吗？”卢基奇问。
“该回警卫室了。”
包裹办理员笑了笑。“他把钱输光了。卢基奇，走之前再给他喝两口拉基亚酒。”卢基奇又倒了一杯酒，斜擎着酒瓶站了起来。电话铃响了起来。“见鬼，”他说，“又是那个女人。”他放下酒瓶，走进另一间屋子里。暗淡的阳光透过窗户斜射进来，照到堆在柜台后面的板条箱和皮箱上。尼尼奇举起酒杯，包裹办理员一个手指摸着那沓牌，坐在那儿倾听着。“喂，喂！”卢基奇粗声粗气地喊着，“你要找谁？电报？我没听见。我不能整天泡在电报机旁边。车站里事可多了。告诉那个女人，发电报要挑个适当的时辰。你说什么？”他的声音突然变了，“真对不起，长官。我实在没想到……”管包裹的办事员咯咯笑了。“当然，马上，长官，马上去。长官，我立即送去。长官，您是否能不挂上电话等两分钟……”
尼尼奇叹了口气，走出房间，来到那寒气逼人的没有站台的小站。他连手套也忘记戴了，没等他匆匆忙忙套上手套，手指已经冻僵了。他拖着脚，在半融的泥雪上慢慢走着。是的，幸亏我不在贝尔格莱德，他想着。这些事真叫人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是穷人，他也是穷人；他们有妻子儿女，他也有妻子和一个小女儿；这些红党，他们这么干一定是想得到什么。太阳从海关屋顶上显露出来，一丝微温的阳光照在他脸上；一节火车头喷着蒸汽，像只流浪狗一样喘着气静卧在上行线上。东方快车到站之前是不会有开往贝尔格莱德的列车了；那时会有半个小时的忙碌喧哗，海关职员来到站台，警卫室外扎眼地站着卫兵，随后火车开走，这一天就只剩下一趟车了，开往温科夫奇 [33] 的国际小型列车。尼尼奇把手插进空衣袋里：这会儿本可以再玩一轮牌，再喝点儿拉基亚酒，但是他没钱了。于是，他那不转弯的脑子里又生出点儿疑惑：是不是叫他们哄了？
“尼尼奇，尼尼奇。”他转过头去，看见站长助理卢基奇跟在他身后，光着头，赤着手，跌跌撞撞地在烂泥中跑。他想：他骗了我，上帝让他良心发现了，他打算把钱还给我。他停了下来，对卢基奇笑笑，好像在说：别害怕，我没生你的气。“你这笨蛋，我以为你一辈子听不见我喊话了。”瘦小邋遢的助理员在他身边喘着气，没好气地说，“立刻到彼特科维奇少校那里去，这儿有电话要他接。我给警卫室打电话总是打不通。”
“昨天夜里下雪的时候电话坏了。”尼尼奇解释说。
“废物。”助理员怒气冲冲地说。
“今天会有人从城里来修电话。”他犹豫了一下，“大雪天少校是不会出来的。他屋里的炉火很旺。”
“笨蛋，白痴，”助理员说，“电话是警察局长从贝尔格莱德打来的。他们原想打电报过来，但你说话声那么大，谁还能听得见？快去。”尼尼奇开始向警卫室走去，但卢基奇在他背后喊道：“跑，你这笨蛋，快跑。”尼尼奇拖着笨重的靴子跑起来。真奇怪，他想，他们待人就像对一条狗一样，但过了一会儿，他又想：不管怎么说，他们肯和我玩牌也算不错了；他们一天挣的钱准保顶得上我一礼拜的饷金，而且，他们能拿到现钱，他暗自说，想到自己的饷金还得扣除伙食费、营房住宿费和取暖费等。“少校在吗？”他在警卫室里问，怯生生地敲了敲门。他原本应该通过军士传信儿，可这会儿军士不在室里。人怎么也没法儿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有机会为长官特别效劳，碰上那种机会就可能得到提升、更多薪水、更多食物，并且给妻子弄件新衣裳。
“进来。”
彼特科维奇少校面向着门，坐在自己的书桌前。他身材瘦小，面孔线条分明，戴着一副夹鼻眼镜，长着一头金发，也许他的家族里有点儿外国血统。他一边读一本关于战略问题的过时的德文书，一边用香肠喂他的狗。尼尼奇嫉妒地瞪着那噼啪作响的炉火。“什么事？”少校好像一个批改学生作业时受到打扰的老师，一肚子火气。
“警察局长来了电话，长官，要您去站长办公室接。”
“我们的电话还不能用吗？”少校问道，他放下书，努力想演示自己的好奇和兴奋，让人觉得他同警察局长是老相识，但不大成功。
“不能，长官，修电话的还没从城里来。”
“可恶极了。军士到哪儿去了？”
“他临时出去了，长官。”
彼特科维奇少校戴上手套，把它拉平。“你最好跟我去。我也许需要个通讯员。你会写字吗？”
“一点点儿，长官。”尼尼奇害怕少校会另找一个通讯员，但少校只哼了一声：“啧。”尼尼奇和那只狗跟在少校后面穿过警卫室，越过铁轨。在站长办公室里，卢基奇正装模作样地在角落里伏案工作，而那个包裹办理员则在门槛附近用对开账页算账。“线路话音很清晰，先生。”卢基奇说，恶狠狠地朝少校身后的尼尼奇瞪了一眼，他对尼尼奇靠近电话的位置很嫉妒。
“喂，喂，喂！”彼特科维奇尖声喊叫着。尼尼奇把头微微向电话凑过去。越过边境和贝尔格莱德之间漫长的距离，电话中传出一个有教养的、傲慢的声音，语调那么清晰，连站在两英尺开外的尼尼奇也能听见那抑扬顿挫的音节。这些音节像一连串的钢针，落入鸦雀无声的寂静之中：卢基奇和包裹办理员屏住呼吸，但还是听不见，停在铁轨上的火车头停止喷气了。“我是哈提普上校。”是警察局长，尼尼奇想，我听见他说话了：今天晚上，我老婆会多么神气啊，全营区都会知道这件事，准没错儿。她嫁给我没什么可得意的，他朴实地想，并没有自轻自贱的意思，有了吹牛的机会，她一定不会白白放过的。
“是，是的，我是彼特科维奇少校。”
那个傲慢的声音稍稍放低了些；尼尼奇只能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些词。“绝不能……贝尔格莱德……搜查列车。”
“我是否应该把他带到兵营去？”
那声音强调地抬高了一点。“不，见到他的人要尽量少……就在现场。”
“不过，”彼特科维奇少校争辩说，“我们这里确实没有条件。我们怎么安置他呢？”
“……只要几小时就行了。”
“通过军事法庭吗？这么做可是太不合常规了。”那个声音轻轻地笑了起来，“我本人……午饭时到你那里。”
“但是如果宣判无罪呢？”
“……我本人。”那声音含糊地说，“还有少校你，亚历克西奇上尉。”那声音依然很低，“谨慎……有朋友中间。”随后声音又清晰起来，“他一定不是一个人……嫌疑……任何借口……海关。注意，不要张扬出去。”
彼特科维奇少校颇不以为然地说：“还有别的事吗，哈提普上校？”对方有点儿活跃起来：“是的，是的，关于午饭的事。我想你那里也搞不到太多的东西……就在车站……火要生旺点儿……搞点儿热食……车上的冷菜，还有酒。”那声音停顿了一下，“记住，你要负责。”
“让我为这么不合常规的事负责。”彼特科维奇又开了口。“不，不是，”那声音说，“我指的是午饭，当然是指午饭。”
“贝尔格莱德一切平静吗？”彼特科维奇少校生硬地问道。“都睡得死死的。”那声音回答。
“我还能再提个问题吗？”
彼特科维奇少校恼火地连喊了几声：“喂，喂，喂！”随后砰的一声把话筒挂上了。“人在哪儿呢？跟我走。”尼尼奇和那条狗再次跟随他迎着寒气、穿过铁路，冲进警卫室。少校回到自己屋里，砰的一声把门带上。他写了几张很短的便笺，交给尼尼奇去送：他一肚子火，又急急忙忙，结果有两封信忘了封上。尼尼奇当然读了这两封信，今晚上他老婆会为他感到骄傲的。有一封信是给海关站长的，但这封信封了口。还有一封是给兵营上尉的，信里告诉他立刻把车站的卫兵增加一倍，每人发给二十发子弹。这封信使尼尼奇很不安：难道是保加利亚人来了，要开仗了吗？要不就是红党要来了？他想起贝尔格莱德发生的事，心里忐忑不安。不管怎么说，他想，他们是我们的同胞，是穷人，他们有妻子儿女。最后一张便条是给兵营厨师的，详细地指示了一番如何准备三个人的午餐，并于一点三十分把热饭热菜送到少校的房间。便条最后写道：“记住，你要为此负责。”
当尼尼奇离开的时候，彼特科维奇少校又拿起那本关于战略问题的过时的德文书读开了，同时还用一块块香肠喂着自己的狗。
2
列车到达布达佩斯之前，科洛尔·马斯克早已坠入梦乡了。当迈亚特从她头下抽出压麻了的胳膊时，她醒了过来，发现清晨阴沉的天空好似铅灰色的大海波涛。她匆匆从卧铺上爬下来，穿好了衣服，一点儿没有昨夜那种缓慢精细的作派了。他精神兴奋，急急忙忙，东西也乱放一气。她轻松愉快地低声唱起来：“我有多快活，无虑又无忧。”列车一晃使她撞在窗户上，但她只匆匆瞥了一下灰暗的黎明，这儿，那儿，一盏又一盏的灯闪现着。天还不够亮，看不见车旁闪过的房屋，在多瑙河上，一座亮着电灯的大桥好像吊袜带上的带扣一样晶莹闪亮。“我随心又随意，天天唱歌曲。”在下游河边，有一栋白房子熠熠闪亮，要不是在一楼有两间房里亮着灯，准会把它错当成果园里的树干。在她正凝望的时候，那两盏灯熄灭了。他们在搞庆祝会呢，搞得这么晚，她猜测着，不知那里有什么活动？她笑了起来，觉得自己赞同一切年轻人的大胆的胡作非为。“你愁眉不展，我毫无忧虑，春天之后是盛夏，我只需微笑着去……”她把衣服全穿好了，只差穿鞋了，于是她朝卧铺扭过头去，看了看迈亚特。
他睡得很不安稳，胡子也该刮了；他穿着皱巴巴的衣服躺在那里，简直很难把他同昨夜里的兴奋和疼痛联系在一起。这个男人是个陌生人，他会否认昨天夜里所承诺的责任。他向她许诺了那么多东西。但她对自己说，她不可能交上这种好运。那些历尽沧桑的老女人的告诫再度浮现在她的脑海里：“他们事前什么都会答应你。”而本阶级的奇特的道德准则又警告她：“不能提他们答应过的事。”尽管如此，她还是走到他身边，用手轻轻梳理他的头发，想让他多少有点儿像自己的情人。当她触到他的前额时，他醒了过来，她鼓起勇气迎着他的目光，她最怕见到那茫然的神情，好像认不出她是谁，忘记他们干了什么。她用一句老话来鼓励自己：“海里不愁没鱼。”但她惊喜地看到，他随即就不假思索地说：“是的，我们一定要把那个小提琴手叫来。”
她一下子放心了，拍手说：“别忘了叫医生。”她坐在卧铺沿上，把脚伸进鞋里。“我多么快活。”他还记得，他打算兑现他的许诺。她又开始唱了起来：“生活在阳光下，相爱在月光中，佳时尽欢莫虚度。”列车员沿过道走了过来，敲了敲门。“布达佩斯。”在河对岸，灯光渐渐密集起来，三颗明星仿佛从阴沉的天上落下，在半空中闪烁着。“那是什么？那边，它在动呢。快点儿。”
“城堡。”他说。
“布达佩斯。”约瑟夫·格伦利希正在角落里打盹儿，一下子醒了过来，便起身走到窗前。霎时间，他瞥见高大的灰色房间之间的流水，房屋高层闪动的灯光，随后，车站的穹顶突然把灯火遮住了，火车滑行着，在一座声音回响的大厅中停了下来。兴致勃勃、心情愉快的奥佩先生立刻出现了，身上挂满了东西。他先把两只衣箱放在地上，然后是高尔夫包和装在盒子里的网球拍。约瑟夫笑了笑，从胸中长嘘了一口气：看见奥佩先生总让他记起自己的罪过。一名穿着厨师制服的男人领着一个满脸皱纹的高大女人和她的丈夫从旁边走过，他们跌跌绊绊地跟着那人，从啸叫的蒸汽和异乡语言的呼唤中穿过，显得不知所措，可怜巴巴的。约瑟夫觉得自己似乎应该下车。这关系到他的安危，于是他立刻不再用那种开心取笑或洋洋自得的方式思考问题了。他头脑中精确的小齿轮转动起来，像银行里的计数器一样准确无误地记录下借方和贷方的款项。在一列火车中，他实际上处于被囚禁的状态，警察可以在旅途的任何一点设法逮捕他，所以说他越快脱身出去越好。他作为一个奥地利人，在布达佩斯是不会引人注意的。如果他继续前往君士坦丁堡，就得冒再过三道海关的风险。计数器把各种数字又过了一遍，该加的加，该查的查，结果把最后数字列在借方账上。布达佩斯的警察很厉害，而巴尔干国家的人很腐败，海关没什么可怕的。况且，他离犯罪现场更远了。他在伊斯坦布尔有朋友。约瑟夫·格伦利希决定继续向前走。作出决定后，他又半躺在座位上，沉浸在胜利的幻梦中。他脑海中闪过自己迅速拔枪的形象，还有谈论他的声音：“那是约瑟夫。到现在五年了，一次也没让警察抓住过。他在维也纳杀了克鲁伯。”
“布达佩斯。”津纳医生停下笔，愣了一分多钟。这短暂的停顿是他对这座城市表示的一点儿敬意，他父亲就出生于这座城市。父亲年轻时离开了匈牙利并在达尔马提亚 [34] 定居下来；他在匈牙利时一直务农，租种别人的土地；他先后在斯普利特和贝尔格莱德做了自谋生路的鞋匠。然而对津纳来说，父亲先前那更为屈辱的境况和祖传的匈牙利农民气质却仿佛是来自一种更宏大的文化传统的一丝微风，吹过臭气熏天的巴尔干阴暗小巷。正如一名雅典奴隶在蛮夷之地成为自由人后，颇有些怀念雅典文化中的雕像、诗歌和哲学，尽管这些其实并没有他的份。车站开始从她身旁驶去，一块块招牌从眼前晃过，上面用父亲没有教过他的文字写着：“休息室”“邮局”“问讯处”。一幅招贴在离车窗很近的地方飘动着：“盖伊·阿穆杰约伊剧团。”他机械地凝视着这些陌生的娱乐场所的名字：歌剧院，皇家歌手剧院，塔巴兰 [35] ，巴黎花园——等列车到达贝尔格莱德时，这些演出就该开场了吧。他记得在铺子后面那间阴暗的地下室客厅中，父亲常常感叹地说：“在布达佩斯，人们多会享福哟。”父亲也在城里享受过一次，把脸紧贴在饭店的玻璃窗上，不带一点儿妒意，全神贯注地看着食品被端上桌子，小提琴手从这群人走向另一群人，用这种简单的旁观方式自娱。他曾经对父亲这种廉价的满足心理很恼火。
他又写了十来分钟，然后把纸折起来，轻轻放进雨衣的口袋里。他要对各种不测之事预做准备；他知道自己的对头是不择手段的，他们宁可在僻巷中把他干掉，也不愿让他活着站上被告席。他的有利之处在于对手还不知道他的到来；他必须在他们得到消息之前宣布自己自愿来到贝尔格莱德，那时他们就不便把他当成身份不明的外来人迅速干掉，只好送他上法庭了。他打开衣箱，取出那本旅行指南。随后他点燃一根火柴，把火焰凑近地图的折角：那张光亮的纸慢慢燃着了，图上的铁路让火焰一舔卷起来，他凝视着邮局那个方块变成一块黑硬的余烬。随后，卡利麦丹公园的绿色化为了棕褐色。贫民区的街道是最后烧着的，他吹了口气，让它快点儿烧完。
地图完全烧透以后，他把灰烬扔到座位下面，又往嘴里塞了一片苦药，想试着睡一觉。他发现想入睡真是太难了。从布达佩斯走出五十英里开外了，辽阔的多瑙河平原突然面目一变。他看见一座长满枞树、状似顶针的小山，心情顿时轻快起来。他是个毫无幽默感的人，不然一定会为此微微一笑的。一条公路绕着小山转了一大圈，然后笔直插向城市。现在大雪覆盖着公路和小山，白茫茫一片，树上悬挂着大块大块的积雪，好似白嘴鸦的窝。他记得这条公路、这座山和这片树林，五年前他逃越边境之后，怀着十足的安全感，第一眼见到的景物就是这些。那位自离开贝尔格莱德以来一直默默开车的同伴首次开口了：“再有一小时零一刻钟，我们就到布达佩斯了。”直到那时，津纳医生才明白自己已经脱险了。现在，他却因相反的原因感到轻松，他想的不是离布达佩斯只有五十英里，而是离边境只有七十英里了。他快到家乡了。此时此刻，他的直觉远比观念更有力。即使他告诫自己，他没有家乡，他的目的地只是一座监狱，也毫无用处。正是克鲁格啤酒园，正是那夜晚绿光浮动的公园，也正是他路经的陡峭的街巷和五颜六色的破布，使他感到了片刻的欣悦。无论如何，他自言自语说，我将再次看见这一切；他们将开车把我从监狱送往法庭。这时，他才带着一股无故的感伤记起啤酒园已经变成公寓楼了。
科洛尔和迈亚特隔着早餐桌相对而坐，彼此如陌生人一般毫无拘束。昨晚吃晚餐时他们却像老朋友似的无话可说。整个早饭时间，他们一直急急忙忙地说个不停，仿佛火车不是在缩短距离而是在吞食时间，他们得抢着在这些钟点里说完共同过一辈子所要说的话。
“到君士坦丁堡以后我该怎么办？我已预订好房间了。”
“没关系。我在饭店已租好房间了。你来和我一块儿住，咱们要个双人间。”
她接受了他的解决办法，高兴得气都喘不上来，但这会儿可没空去沉默不语或呆坐不动，岩石、房屋和光秃秃的草场正以每小时四十英里的速度向后驶去，可还有那么多话要说呢。“我们吃早餐时到达，是吗？那一整天咱们干什么呢？”
“咱们一块儿吃午饭。下午我得去办公室办事。你可以去逛商店。晚上我会回来，吃过晚饭咱们看戏去。”
“好，那去哪个剧院呢？”昨夜造成的变化对她来说是不寻常的。他的面容不再显得同她过去结识的半生半熟的犹太小伙子相似了，甚至他一再使用的那种手势——本能地将手一摊，也不同于他人。他老强调自己要花多少钱，会使她快活，但这也与众不同，因为她相信他。
“咱们要订你那家剧院中的头等座。”
“邓恩的‘宝贝’剧团吗？”
“对，你要愿意的话，演出后咱们请她们都出来吃晚餐。”
“不。”她摇摇头，她现在可不能冒失去他的危险，邓恩的“宝贝”中有不少人比她长得漂亮，“看完戏咱们就睡觉。”他们端着咖啡笑了起来，褐色的咖啡溅到桌布上。她的笑声中不再含有忧虑；她很幸福，因为她已经历了苦痛。“你知道这顿早餐咱们俩坐多久了？”她问，“整整一个钟头。真是奇闻。以前我可没这样过。十点钟在床上喝杯茶，这就算吃过早餐了。要是碰上一位好心的房东太太，还能来两片烤面包和一点儿橘子汁。”
“找不到工作时呢？”
她笑笑。“那就不喝橘子汁呗。咱们快到边境了吧。”
“快了，”迈亚特点着香烟，“抽烟吗？”
“我早上不抽。你抽吧，我走了。”她站起来，正在这当儿，火车通过一处道岔，她一晃，歪倒在他身上。她抓住他的胳膊，站稳脚跟，越过他的肩膀，她看见信号灯炫目地摇动而过，雪花堆积在一所黑色的小房旁。她抓住他的手臂待了一会儿，直到眩晕过去了才松手。“亲爱的，早点儿来，我等着你。”突然间，她很想对他说“现在就来吧！”，她怕火车到站时一个人孤零零的。也许会有陌生人来占他的座位，而她又无法同他们说明白。她听不懂海关职员的话。但她又对自己说，如果老提要求的话，他会很快厌弃她的；只要麻烦男人就会生是非，她的幸福还很靠不住，因此她不敢稍有疏忽。她回头看了一眼，他正低头坐在那里，用手抚弄着一只金烟盒。后来她很庆幸自己这最后的一瞥，它将成为忠贞的象征，成为她时时铭记的一幅图景，这样，她就可以说：“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她来到自己的座位时，火车停了。她望了望窗外那个泥泞的小站。一对路灯上用黑色字体印着“苏博蒂察”。车站建筑比一排棚屋强不了多少，只有一个站台。一队穿绿色制服的海关职员和六七名士兵从两条铁路中间走了过来，他们似乎并不急于开始检查。他们说笑着朝守车走去。一排农民站着看火车，一个妇人在给孩子喂奶。四周围着好多士兵，似乎也无事可做，其中一个吆喝着驱赶农民离开铁轨，但不一会儿，农民又从沿线二十英尺外的地方来到铁轨上。旅客们开始不耐烦了，列车已经晚点了半小时，但还没有检查护照和行李的迹象。有几个人下到铁路线上，越过铁轨想找餐厅；一个身材细长、长着尖圆脑袋的德国人在来回踱着步。科洛尔·马斯克看见医生离开了火车，他头戴软礼帽，穿着雨衣，戴着一双灰色毛手套。他和那德国佬一而再、再而三地错身而过，但互不理睬，仿佛各自在不同的世界中行走。一次，一个官员来检查他们的护照，两人肩并肩地站在一块儿，但仍然彼此视而不见，那德国佬怒气冲冲，极不耐烦，而医生却自顾自地微笑着。
她走近时，才看清了他的微笑茫然而又感伤。这微笑挂在他脸上很不相称。“对不起，我想同您讲句话。”她谦恭地说，他那不苟言笑、彬彬有礼的态度使她发怵。他鞠了一躬，把戴着灰手套的手倒背在身后，她一眼瞥见手套的拇指上有个窟窿。“我想知道……我想知道……您是否乐意今晚和我们一起吃晚餐。”他脸上的微笑消失了，她看见他正费心地斟酌词句。她解释说：“您待我真好。”露天里气温很低，他们俩便开始走动起来。她的鞋尖落地之处，冻住的泥浆嘎嘎裂开，泥水溅到他的袜子上。“我很愿意同你们共进晚餐。”他咬文嚼字地说，“但很遗憾，我无法接受你的邀请，我今晚在贝尔格莱德下车。我本来十分愿意……”他皱起眉头，停住脚，仿佛忘记了他刚说过的话。他把戴破手套的那只手插进雨衣口袋里。“我本来十分乐意……”两个穿制服的人沿着铁路朝他们走来。
医生伸手抓住她的胳膊，轻轻拉她转过身来，他们开始顺着火车往回走。他依然皱着眉头，没有说完刚才那句话。他说了另一句话：“我的眼镜结霜了，我不知道你是否介意——能告诉我你看见我们前面有什么吗？”
“有几个海关官员从车上下来，正朝我们走来。”
“没别的？是穿绿制服的吗？”
“不，穿灰制服。”
医生停住脚。“是吗？”他抓住她的手，她感到一个信封塞进了她的手掌。“快回你的车厢去。把信藏好。到伊斯坦布尔你就把信发出去。快走，不过别显得太着急。”她没听懂他的话，但还是照办了。她走了二十来步，来到那些穿灰制服的男人跟前，发现他们是当兵的。他们并没带枪，但从他们身上的刺刀套可猜出他们的身份。他们横在她的去路上，霎时，她觉得他们会拦住她；他们彼此正急促地交谈着，当她走到只有几英尺远的地方时，一个士兵一侧身，让她过去了。她松了口气，但仍有些害怕，她捏了捏手里的那封信。是让她搞走私？毒品？这时，一个士兵追她来了，她听见他的皮靴踩在泥地上嘎嘎作响；她自我安慰说，这只是自己胡思乱想，如果他真想追她的话，他就会叫喊了；他没有喊，这使她多少放心了一些。尽管如此，她还是走得更快了。只差一节车厢就到她的隔间了，她的情人能用德语向那个士兵解释她的身份。但迈亚特不在隔间里，他还在餐车上抽烟呢，她犹豫了一秒钟。我要去餐车敲敲窗户，但这一秒钟的犹豫未免太长了。一只手拍拍她的胳膊肘，有人用外语轻声对她说着什么。
她转过身来想抗议，想哀求，如果需要的话，她还准备挣开向餐车跑，但那士兵温和的大眼睛减轻了她的恐惧。他微笑地看着她，点点头，用手指指车站的建筑。她说：“你要干什么？你不会讲英语吗？”他摇摇头，又笑了笑并用手指了指，她看见医生和士兵相遇并和他们一起朝那排建筑走去。他走在士兵的前面，不像出了什么岔子，士兵们也没使用暴力。那士兵点点头，笑了笑，然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挤出了三个英文字。“都很好。”他说着又指了指那排房子。
“我能和我的朋友打个招呼吗？”她问。他点点头，笑了笑，伸手拉住她的胳膊，轻轻把她从火车旁拉开。
候车室里空荡荡的，只有医生一个人。一只铁炉在屋子中间燃烧着，窗户上的一道道霜痕把外面的景色割成一条一条的。从始至终，她一直惦着手里那封信。那士兵彬彬有礼地把她轻轻拉进屋子，然后关上了门，但没有上锁。“他们要干什么？”她问，“我可不能误了火车。”
“别怕，”他说，“我会向他们解释的。他们在五分钟之内就会放你走。他们如果要搜查你，就让他们搜好了。他们把信拿走了吗？”
“没有。”
“那么把信还给我吧。我不想拖累你。”她刚一伸出手，门就打开了，那士兵走了进来，像赞赏似的微微一笑，把信从她手中拿走了。津纳医生对他讲了几句，对方也像连珠炮似的说了几句，他有一双单纯忧郁的眼睛。士兵再次离开后，津纳医生说：“他不喜欢干这差事。别人命令他透过锁眼监视，看我们之间是否传递东西。”
科洛尔·马斯克在一张木椅上坐下，向火炉伸出脚去。津纳医生惊奇地说：“你真够冷静的。”
“生气管什么用，”她说，“反正他们也不懂我的话。我朋友会很快来找我的。”
“倒也是。”他松口气说，犹豫了一会儿，“你一定奇怪我为什么没为这件不愉快的事向你道歉。你知道，对我来说，有些事比任何苦恼都更要紧。我想你未必理解。”
“不理解，可是。”她一边说话，一边自嘲地回想起昨天夜晚。一声汽笛在寒冽的天空中回响起来，她担心地跳了起来。“别是咱们那趟车吧？我可不能误了火车。”津纳医生正在窗户跟前，他用手掌揩去玻璃内表面的雾气，透过冰凌之间的空隙向外窥看。“不是的，”他说，“是另一条铁路线上的火车头。我想他们要换火车头。别害怕。”
“啊，我不怕。”她说，又坐回到那张硬椅子上去，“我朋友很快就会来的。那时就该他们害怕了。你知道，他很有钱。”
“是吗？”津纳医生说。
“是的，而且很有地位。他是一家公司的头头。做的跟葡萄干有点儿关系。”她笑了起来，“他叫我每逢吃葡萄干布丁时就想想他。”
“是吗？”
“是的。我喜欢他。他对我可体贴了。他和别的犹太人不一样。一般说来犹太人心肠都不错，但是他——嗯，他可文静了。”
“我想他一定是个走运的小伙子。”津纳医生说，门打开了，两名士兵把一个男人推进屋。津纳医生迅速走上前去，把脚插到门缝里。他轻声细气地对他们讲了几句。一个士兵答了话，另一个把他推回来，关上门并上了锁。“我问他们为什么把你也扣下来。”他说，“我对他们讲你必须乘这趟车走。其中一个当兵的说没什么大事。军官要问你一两个问题。列车半小时内不会开走的。”
“谢谢你。”科洛尔说。
“还有我呢？”新来的男人恶狠狠地说，“我怎么着？”
“我不了解你的情况，格伦利希先生。”
“海关的那些家伙把我搜了一通。他们把我的枪拿走了。他们说：‘你为什么不申报你有一支手枪？’我说：‘没人敢不带枪在你们国家旅行。’”科洛尔·马斯克笑了起来，约瑟夫·格伦利希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随后，他抚平了自己那皱巴巴的背心，看了一眼手表，坐了下来。他把手放在肥胖的膝盖上，两眼直勾勾地瞅着前面，盘算着什么。
他现在一定抽完烟了，科洛尔心想。他将回到隔间，发现我不在那儿。也许他要等上十来分钟，然后他会到车站去问是否有人见过我。十二分钟内他就会找到我。有人在锁眼里转动钥匙，她的心突突跳起来，奇怪他怎么这么快就找到了她。但进来的人不是迈亚特，而是一名衣冠楚楚的军官。他扭过头下了道命令，两名士兵随着他走了进来，靠着大门站着。
“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啊？”科洛尔问津纳医生，“他们以为我们搞走私吗？”她听不懂这些外国人彼此在说什么，突然间，她感到不知所措和恐惧，她知道即便这些人想给她帮忙，他们也听不懂她的话，不知道她要什么。她恳求津纳医生：“对他们讲我必须坐这趟车走。求求他们给我朋友打个招呼。”他没理她，只是把手插在口袋里，直挺挺地站在火炉旁回答问题。她又转向角落里的那个德国人，他正呆呆地瞅着自己的脚尖。“请对他们说一声，我从没干过坏事。”他抬起眼皮，憎恶地瞪了她一眼。
最后，津纳医生说：“我刚才已设法向他解释了，说你对我给你的那封信一无所知。但他说必须多留你一会儿，等警察局长问你。”
“那火车呢？”她哀求说，“火车呢？”
“我想不会有什么问题。火车在这儿还要停半个小时。我请他通知你朋友，他说，该做什么他会考虑的。”科洛尔走到军官身旁，拉住他的胳膊。“我必须坐这趟车走，”她说，“我必须。请体谅体谅我。”他将胳膊挣开，用清晰刺耳的语调呵斥她，他那夹鼻眼镜上下抖动着，但她却不知道他究竟在骂什么。然后，他离开了候车室。
科洛尔把脸贴在窗户上。透过窗户上两丛霜花之间的空隙，可以看见那德国人走了过去，他沿着铁轨来回走着。她极力想看看餐车。“看见他了吗？”津纳医生问。
“又要下雪了。”她说着离开了窗户。突然间，她感到再也抑制不住焦虑惶恐的心情了。“他们干吗要抓我？他们为什么要扣留我？”
他安慰她说：“这是个误会。贝尔格莱德发生了骚动。他们慌了手脚。他们想抓我，就是这么回事。”
“为什么呢？你不是英国人吗？”
“不是，我是他们的同胞。”他有些挖苦地说。
“你干什么了？”
“我想让这个世界变得不一样。”他带着一副讨厌政治标签的神气解释说，“我是个共产党。”
她立刻喊起来：“为什么？为什么？”同时恐惧地望着他，除去迈亚特，只有他愿意并且能够帮助她，现在她对他的信任动摇了，她无法掩饰这一点。她甚至以怀疑的态度看待他在火车上对她的好心照料。她朝长凳走去，找个离那德国佬最远的地方坐下来。
“要对你说清这一切要花很多时间。”他说。她根本没听他说话，对其中的意义也丝毫未加思索。这下，她把他当成星期六下午在特拉法加广场示威的那些邋遢汉当中的一个了，那些人举着一些难看的旗子，上面写着“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沃尔瑟姆斯托老同志协会”“青年工人联盟巴勒姆 [36] 支部”等。他们都是扫兴的家伙，他们想要吊死有钱人，关闭剧院，迫使她在夏令营和男人乱搞，再逼她参加牛津大街的游行队伍，要她抱着自己的婴儿走在“英国女工”的大旗后面。
“我没那么多时间向你解释了。”他说。
她根本没听他讲话。这会儿，她觉得自己比他高贵得多。她是有钱人的情妇，而他是工人。最后，她终于搭理他时，态度上已带有微妙的轻蔑。“我想你会坐牢。”
“我想他们会枪毙我。”
她吃惊地瞪着他，忘掉了彼此的阶级差别。“为什么？”他略带自负地微微一笑。“他们怕我。”
“在英国，”她说，“他们让红党随便发表讲话，警察在旁边站着。”
“噢，其中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我们可不仅说说而已。”
“会有审判吗？”
“会进行某种形式的审判。他们会把我带到贝尔格莱德去。”
有人在什么地方吹号，同时，一阵汽笛声划破了寒冷的空气。“他们一定在转轨。”津纳医生抚慰地对她说。一层烟气从窗前掠过，候车室里暗了下来，外面有人在沿着铁路呼喊、跑动。车厢之间的挂钩一推一拉，咯吱吱响着，活塞开始运行，车轮笨重地启动了，候车室薄薄的墙壁也跟着摇抖起来。当烟气消散时，科洛尔·马斯克一动不动地坐在木头长凳上。她无话可说，脚也冻僵了。但过了一会儿，她觉得津纳医生的沉默有点儿谴责的意味，便带些热情开了口。“他会回来找我的，”她说，“你等着瞧吧。”
尼尼奇把枪靠在肘弯里，将两只戴手套的手团在一起。“那辆新车头声音真大。”他一面说，一面眺望着那列火车宛如橡皮筋似的伸缩着绕过弯道消失了。铁路道岔吱吜响着回到原位，客车上行线的信号灯升了起来。一个人从信号灯的台阶上走下来，越过铁路，在通向一间小屋的路上消失了。
“去吃午饭了。”尼尼奇的同伴嫉妒地说。
“我在这儿待了这么久，”尼尼奇说，“还从没听见过哪辆车头有这么响。”随后他听清了同伴的话，回答说，“少校正吃兵营送来的热饭菜呢。”但他没对自己的朋友讲，警察局长要从贝尔格莱德赶来，这个秘密是留给他老婆的。
“你算走运，”他的同伴说，“过一会儿就吃上现成饭了。早上见你老婆走过来时，我常想，讨个老婆还真不赖。”
“不算太赖。”尼尼奇谦逊地说。
“告诉我，她给你带什么饭？”
“一块面包和一点儿香肠，有时还有一点儿奶油。她是个好姑娘。”但他内心可不是这么节制。我这样的人真有点儿委屈了她，他想，我真想阔起来，给她买衣服，买项链，带她去贝尔格莱德逛戏院。他想到关在候车室里的那个外国姑娘，起初有点儿嫉妒，因为她的衣服在他看来似乎十分贵重，而且还有绿玻璃项链，但他把这姑娘同自己老婆做了一番比较，很快就忘掉了自己的嫉妒，对那外国人也开始生出了好感。他把自己那笨拙的大手合拢，对女人的美丽和柔弱感到无限的怜爱。
“振作点儿。”他朋友小声说，两人挺起胸，以稍息的姿势笔直站好。这时，一辆汽车冲上公路朝车站开来，碾碎了泥浆表面的冰层，溅得到处是水。“这个鬼家伙是什么人？”他朋友偷偷地噘噘嘴小声地说，但尼尼奇却觉得自豪，他知道那戴绶带的高个警官是警察局长，甚至还知道另一个军官的名字，他正像皮球一样从车里蹦出来，拉开车门让哈提普上校下车。
“好个鬼地方。”哈提普上校先看看泥泞的土地，又看看擦得锃亮的靴子，半憎恶半打趣地说。
亚历克西奇上尉鼓起滚圆通红的腮帮子。“他们总该垫几块木板嘛。”
“不，不会的，我们是警察。他们不喜欢我们。天晓得他们会让我们吃什么样的午饭。喂，伙计，”他对尼尼奇点点头，“帮帮司机把箱子取出来。拿酒时要稳着点儿，小心别搞翻了。”
“长官，彼特科维奇少校……”
“别管彼特科维奇少校。”
“请原谅。”尼尼奇身后一个清晰的愤怒的声音说。
“当然，少校，”哈提普上校微笑着鞠了一躬，“不过我实在看不出你有什么需要原谅的地方。”
“这个人正在看守犯人。”
“你抓了不少人吧。我祝贺你。”
“两个男人和一个姑娘。”
“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有一把好锁、一个卫兵、一把刺刀、一支步枪和二十发子弹就足以应付了。”
彼特科维奇少校舔舔嘴唇。“警察当然最了解应如何看守监狱。我只有听从高见了。去把汽车里的东西拿出来。”他对尼尼奇说，“搬到我的房间去。”他领着警官们绕过候车室的屋角消失了。尼尼奇凝视着他们的背影，直到司机对他喊道：“我可不能在汽车里等一整天。别那么呆头呆脑的。你们这些当兵的，看起来一点儿活也没干过。”他开始把箱子从汽车里搬出来，一边搬一边说着箱子里装的东西的名称：“半箱香槟酒，一只冻鸭，水果，两瓶雪利酒，香肠，酒味饼干，莴苣，橄榄。”
“嗨，”尼尼奇的朋友喊道，“是顿美餐吧？”
尼尼奇站着，眼睛发直，沉默了半晌。随后他压低声音说：“是一席盛宴。”
他把雪利酒、香槟酒和鸭子拿到少校的房间后，看见自己老婆用白布包着他的午饭从路上走来。她肤色黝黑，身材瘦小，肩上紧裹着一条围巾，脸上挂着奚落人的神情，穿着一双大皮靴。他放下水果箱去迎她。“我不会耽搁太久的，”他怕司机听见，压着嗓门说，“等着我，我有话要对你讲。”随后，他很庄重地回去接着干活儿。他老婆在路边坐下看着他，等少校办公室里的桌子铺好，军官们喝开酒时，他又转回来，老婆却不见了。她把他的午饭放在路旁。“她去哪儿了？”他问另一个卫兵。
“她和司机说了会儿话，然后就回兵营去了。似乎有什么事使她很激动。”
尼尼奇感到一阵失望的痛苦。他一直盼着告诉老婆哈提普上校到来的消息，现在却让那司机抢先了一步。事情总是这样。当兵的比狗还不如。穿便服的家伙们拿着高薪，玩牌时骗他们的钱，欺负他们，甚至还要在当兵的和他老婆之间插一杠子。不过他的愤愤不平并没持续多久。只要处处留心，他就能为老婆再发现一些秘密。停了一会儿之后，他把最后一个箱子搬到少校屋里。香槟酒冒着泡，已被喝掉不少；三个人同时说着话，彼特科维奇少校的玻璃杯落到膝盖上。“多好的小港湾哟，”亚历克西奇上尉正在说，“多好的大腿哟。我对他说，如果我处在您的地位上……”彼特科维奇少校用手指蘸着酒在桌布上画道道。“第一条要旨是，绝不攻击两翼，要压垮中心部位。”哈提普上校还相当清醒。他仰在椅子上抽着烟。“吃点儿法国芥末吧，来两根荷兰芹。”但他的两个下属根本不理睬他。他微笑着，又给他们斟满了酒。
雪又下了起来，透过被风吹起的雪花，津纳医生看见苏博蒂察的农民三三两两穿过铁路，好奇地朝候车室屈身张望。有个人甚至来到窗前往里瞅，端详着医生的面孔。他们相距只有几英尺，一扇玻璃、几条霜花和呼吸哈出的雾气把两人隔开。津纳医生能数清对方脸上的皱纹，说出他眼睛的颜色，并怀着职业兴趣察看着他脸上的脓疱。两个士兵不断地驱赶农民，用枪托敲打他们，农民服从了，退到铁路线上，但没过一会儿，他们就又围拢过来，显得那么顽固、愚笨、不可救药。
很久了，候车室里一片沉寂。津纳医生走回火炉旁。那姑娘微垂着头坐着，双手拇指合拢着。他知道她在干什么，她在祷告，祈求她的情人快来找她。从她那偷偷摸摸的样子来看，他猜想她过去不怎么做祈祷。她吓坏了，他心怀冷静的同情，能够估量出她有多么恐惧。经验告诉他两件事，第一，祷告是不会应验的；第二，这种萍水相逢的情人是不会不辞劳苦地跑回来的。
他因自己连累了她而感到歉疚，正像他有时不得不说假话并为此歉疚一样。他一向认为必要时可以牺牲个人的人格；只有执政党才能在良心上反省自责，他个人的良心反省等于承认自己怀疑事业的至高无上的价值。但不知为什么，这些想法使他痛苦，他发现自己嫉妒那些由于自己无钱无势而无法具有的美德。如果他获得了成功，如果世界按照他热爱和向往的模式重新构建起来，他会全心全意地欢迎豪爽、仁爱和恭行谨奉的道义准则。他生气地对她说：“你真幸运，还相信祈祷会管用。”他依据靠不住的理性辛苦编造的种种理论战胜了信仰，现在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的辛苦追求竟抵不住她的直觉。“我不信什么，”她说，“可我总得干点儿什么呀。”
她把不信教看得如此轻易，这使他大吃一惊。她并非通过苦读理性主义作家和十九世纪科学家的著作才战胜了宗教信仰，她天生就不信教，正像他天生是个信仰者一样。为了达到同一个水准，他已牺牲了自己的安宁，一瞬间，他简直想在她的心中播下一点儿怀疑的种子，一种半信教的疑惑，使她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但他终于忍住了没说，相反却鼓励她：“他会从贝尔格莱德回来找你的。”
“也许他来不及。”
“他会给英国领事打电报。”
她说：“当然。”但语气却不大肯定。那天夜里的事情和迈亚特的恩爱仿佛都离她而去了，仿佛一座灯火通明的码头沉浸在黑暗之中。她竭力回忆，想起他的相貌，但他很快就消失在送行的人群中间，变成一个不可分辨的人影。没多久，她对迈亚特是否有别于她认识的其他犹太人也产生了疑问，甚至她的肉体也没感觉出任何区别，虽说她在肉体上获得了休息和恢复，但内在的平静却和疼痛一起消失了。她再次说道：“当然。”因为她对自己缺乏信心而羞愧，因为怨天尤人毕竟于事无补，也因为她最糟也不过是迟一天参加演出。她对自己说，大海里不愁没鱼。但她在感情上仍然奇怪地依恋着那个一点儿也靠不住的回忆。
那德国佬直挺挺地坐在角落里睡觉，他的眼皮抽动着，准备稍有动静就马上抬起。他惯于利用任何间歇，在陌生的环境下休息。当大门打开时，他马上警觉地睁开眼。
一名卫兵进来了，朝他们挥手喊着。津纳医生用英语重复了一遍他的话：“他要我们出去。”雪从打开的大门中刮了进来，在门槛上留下灰色的水迹。他们看见了聚在铁路上的农民。约瑟夫·格伦利希站了起来，理理背心，又用胳膊肘捅了捅津纳医生的肋部。“咱们现在跑怎么样？穿过风雪，一起跑。”“他们会开枪的。”津纳医生说。卫兵又喊了起来，朝他们挥着手。“他们早晚要开枪，对吗？他们想在外面干什么？”
津纳医生朝科洛尔·马斯克转过头去：“我想没什么可怕的。你来吗？”
“当然，”随后她又恳求说，“请等我一会儿。我把手帕丢了。”他弯下又高又瘦的身体，像个灰色的圆规似的跪倒地上，从椅子下拾起了她的手帕。他那副笨拙的样子不禁使她笑了，她忘了对他的不信任，怀着异乎寻常的感激向他道了谢。出了候车室，他避开风雪闷头走着，一个人暗自微笑着。一名卫兵在前面引路，另一名在后面押送，端着枪，上着刺刀。他们越过犯人的头顶，用科洛尔听不懂的话互相呼叫，她不知道要把她带到哪里去。农民围拢过来，急切地想看他们一眼，当他们挤过铁轨和泥地时，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和溅水声。科洛尔对发生的一切心里没数，再加上有这许多橄榄色的面孔围观，她有点儿慌了。她问津纳医生：“你笑什么？”她希望他回答说已找到好办法了，能使大家都脱身，都赶上火车，能使时钟倒转。他说：“我不知道。我是在笑吗？也许是因为我又回到家乡了。”他严肃地闭紧嘴巴，但是不一会儿，他又松开口微笑起来。当他透过结霜的眼镜四下窥看时，他的眼睛似乎潮润起来，他的眼中没有别的，只现出如痴如迷的幸福的神情。
3
迈亚特凝视着手中雪茄烟头上越来越长的烟灰，陷入了沉思。他很珍惜这样的时刻，一个人孑然独处，无求于人，肉体得到了满足，激情也平息了。昨天晚上，他曾努力地想做点儿工作，但那姑娘的面容总在他和数字之间晃动，结果什么都没做成。现在，她退到她该去的地方了。过不了多久，当夜幕降临，也许他又会需要她，而她也会来到他身边，想到这里他心里涌起了柔情，甚至感激，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她人走了，却没留下一个纠缠烦扰的幽灵。以前他怎么也理不清那些数字，现在不用看材料就能记起来。他乘啊，除啊，减啊，计算着，同时看到一纵队士兵一直延伸到车窗前，再过去就是海关官员和搬运工人若有若无的形体来回走动着。这时，有人前来检查他的护照，雪茄上的烟灰跌落下来，他回到隔间里，打开行李，科洛尔不在，估计是去上厕所了。海关官员敲敲她的提包。“这个提包呢？”
“这个提包没上锁，”他说，“那位太太不在。你查不出什么的。”当隔间又只剩下他一个人时，他躺在角落里，闭上眼睛，该考虑考虑埃克曼先生的事儿了，然而，当火车驶出苏博蒂察时，他却睡着了。他梦见自己正在楼梯上向埃克曼的办公室走去。楼梯又窄又小，没铺地毯，也没开电灯，不像是通往欧洲最大的葡萄干进口商的总部，倒像是通往莱斯特广场外的一处声名狼藉的公寓。他记不清自己是否走进了大门，反正是一眨眼工夫就坐在埃克曼先生对面了。他们之间放着一大沓文件，埃克曼先生捻着黑黑的上髭，用钢笔敲着书桌，一只蜘蛛在空墨水瓶上结着网。灯光昏暗，窗户黢黑，在屋子的一角，埃克曼太太坐在铁架沙发上编织着婴儿衣。
“我都知道了。”埃克曼先生说。突然，他的椅子飞起来，停在半空，他高高地坐在迈亚特的头顶上，敲着拍卖商的小锤。“回答我的问题。”埃克曼先生说，“你要起誓，不许支支吾吾，回答是或者不是。你诱奸了那姑娘吗？”
“也可以这么说吧。”
埃克曼先生从文件中抽出一张纸来，随后又一张接一张地往外抽，直到最后那堆文件摇摇晃晃地跌落在地上，像砖头倒塌似的轰地一响。“杰维斯一事，我只能说是一种骗不了人的小伎俩。你同受托管理人已经定了合同，只是拖着没签字而已。”
“那是合法的。”
“还有，有人出价一万五千英镑，你却以一万英镑的价格卖给了斯塔夫洛哥。”
“这是生意。”
“还有西班牙大道上的那个姑娘。”
“还有，用一千英镑收买莫尔特的会计提供消息。”
“我所干过的事情中哪一样你没干过？快点儿回答，不许支吾。回答是或者不是。庭长大人和陪审团的先生们，被告……”
“我想说明一下。我还有话要说。我没有罪。”
“凭哪一个条款？哪一部法典？是衡平法还是什一税法？是海事法庭还是高等法院？快点儿回答，不许支吾。回答是或者不是。我敲完三下之前作出回答。好，到了。先生们，这家颇为兴隆的买卖……”
“等一下，我马上说给你听。乔治大典第三章第四部分，维多利亚大典第2504条：窃贼的信誉。”
埃克曼先生在那间肮脏的办公室里突然变得十分渺小，他伸出双手，哭了起来。一群洗衣女工在一条没膝深的小河中蹚着水，她们一齐仰起头来哭着；这时，一阵燥风从海滩上卷起沙子，沙沙作响地甩在树林的叶子上，一个声音，可能是埃克曼太太的声音，再三地哀求他：“回来吧。”他脚下的荒漠摇了一下，他睁开了眼睛。火车停了。雪大块大块地积在玻璃窗上。科洛尔还没回来。
这时有人在列车后部哄笑起来，其他人有的应声附和，有的吹口哨，有的嘘嘘地表示不满。迈亚特看了看表，他已经睡了两个多钟头了。也许他还记得梦中审问的声音，因此他对科洛尔的失踪颇感不安。火车头喷着烟雾停在那儿，一个熏黑着脸、穿着粗布工作服的人站在一旁，绝望地看着它。三等车厢中有几个人朝他喊叫，那人潇洒而又不知所措地转过身来，摇摇头，耸耸肩膀。列车长从火车头那边快步走了过来。迈亚特拦住了他：“出什么事了？”
“没有。没什么事。一点儿小故障。”
“要在这儿停很久吗？”
“噢，只停一会儿。一小时，也许一个半小时。我们正在打电话要一辆新车头。”
迈亚特关上窗户，走进过道。科洛尔仍不见踪影。他在车里从头到尾走了一遭，向各个隔间里张望，推推厕所的门，最后来到了三等车厢。这时他想起来那个拉小提琴的人，就在臭气熏天的硬座隔间里依次寻找，终于找到了那个人，一个眼睛发肿、身材瘦小的家伙。
“今晚我要请人吃饭，”迈亚特用德语对他说，“我想请你为我演奏。我给你五十帕拉 [37] 。”
“七十五帕拉，阁下。”
迈亚特没空，他想找科洛尔。“那就七十五帕拉吧。”
“阁下，您是要朦胧、忧伤、让人掉泪的曲子？”
“当然不是，我要轻松愉快的。”
“噢，是吗？那您得多给两个钱。”
“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多给钱？”
这位先生显然是外国人，他不懂。这个国家的规矩就是这样，听轻松的曲子比听忧郁的曲子更费钱，古来如此。一个半第纳尔怎么样？——突然，迈亚特来了讨价还价的兴致，一时忘了那些令他焦虑的事。钱本身算不了什么，大不了是半克朗，但讲价钱就是讲价钱，他不愿意让步。“七十五帕拉，一个子儿也不多给。”
那个男人高兴地朝他咧嘴笑笑，这个外国人倒挺对他的口味。“一个第纳尔零三十帕拉，阁下，这是我的最低要价。干我这一行的要是拿不到这个数目，可就是丢了面子了。”陈面包和酸葡萄酒的气味不再使迈亚特感到恶心，这正是古老市场的气味。这纯粹是在追求生意经中的诗意；为几个帕拉而争执的交易本身简直谈不上什么得失，一个帕拉只不过值四分之一便士。他朝车厢里边走走，但没有坐下。“八十帕拉。”
“阁下，我总得过日子啊。一第纳尔零二十五帕拉，不能再少了，要不我的脸没处搁。”
迈亚特递给那人一支香烟。“阁下，来杯拉基亚酒？”迈亚特点点头，欣然拿起那个厚平底杯。“八十五帕拉。要么就成，要么就吹。”他们俩人一块抽着烟，喝着酒，彼此摸透了对方的心思，言词也更为激烈了。“阁下，您这是侮辱我。我是音乐家。”
“八十七帕拉，这是我的最后出价。”
桌子上的酒杯都已经清理走了，三个军官围桌而坐。门前两名士兵持枪站立，枪上装了刺刀。津纳医生好奇地观察着哈提普上校；他最后一次见到上校是在坎姆内茨审判时，当时上校正从容地调遣他那些撒谎的证人，丝毫不理会什么法律和公正。那是五年前的事了，但岁月并没有怎么改变他的面容。他耳朵上面是一头漂亮的银发，眼角上有几道慈祥的皱纹。“彼特科维奇少校，”他说，“您是否读一下指控被告的起诉书？给这位女士拿把椅子来。”
津纳医生从雨衣口袋中抽出手来，擦了擦他的眼镜。他能使声音保持平静，但控制不了自己那有些颤抖的手。“起诉？”他说，“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里是法庭吗？”
彼特科维奇少校手里拿着纸，训斥他说：“安静点儿。”
“这是个合理的问题，少校，”哈提普上校说，“医生一直住在国外。你瞧，”他声音轻柔，极为和蔼地说，“为了你的安全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在贝尔格莱德你的生命安全很难保障。人民对暴动十分愤恨。”
“我仍然不明白，”津纳医生说，“你除了预审之外，怎么会有其他权力。”
哈提普上校解释说：“这是军事法庭。昨天早晨宣布了军事戒严令。彼特科维奇少校，开始吧。”
彼特科维奇少校开始宣读一份长文件，文件是手写的，常有看不清的地方。“犯人理查德·津纳……阴谋反对政府……因伪证罪被判刑后尚未服刑……伪造护照。犯人约瑟夫·格伦利希，私带枪械。犯人科洛尔·马斯克，与理查德·津纳共谋反对政府。”他放下那张纸，对哈提普上校说，“法庭目前的状况使我们对它的合法性有所怀疑，被告应该有律师为其辩护。”
“亲爱的，亲爱的，这确实是个疏忽。也许少校你……”
“不行，法庭的组成不得少于三名军官。”
津纳医生插了一句：“你们不必费心了，我不用律师。另外两个人根本不懂你们说的话，他们不会反对的。”
“这不符合章程。”彼特科维奇少校说。警察局长看了看自己的手表。“少校，我已注意到你的抗议了。现在开始吧。”那个胖军官打了个嗝，他用手捂住嘴巴，眨了眨眼。
“九十帕拉。”
“一个第纳尔。”
迈亚特踩熄了烟头。这场游戏玩得够长了。“就一个第纳尔吧。今晚九点钟。”他快步回到了自己的隔间，还是不见科洛尔。旅客们纷纷从车里走出来，说着，笑着，伸着懒腰。一小群人围着火车司机，司机在幽默地说明火车的故障。尽管四周不见有房舍，但已有三两个村民跑来兜售瓶装矿泉水和棒棒糖。一条公路与铁路平行延伸，中间只隔一道积雪的土梁；公路上一名司机开着车，按着喇叭一遍遍高喊：“去贝尔格莱德的快车。一百二十第纳尔。去贝尔格莱德的快车。”他要价太高了，只有一个胖商人肯搭理他。两人在公路边展开了一场讲价钱的持久战。“矿泉水，矿泉水。”一个留短发的德国人来来回回踱着步，嘴里气愤地自言自语着。迈亚特听见身后有人用英语说：“雪又要下起来了。”他转过身去，希望说话的人就是科洛尔，但是他在餐车见到过的那个女人。
“死待在这里真没意思，”他说，“他们也许要花好几个小时才能再调一辆火车头来。一块儿乘汽车去贝尔格莱德怎么样？”
“这是邀请吗？”
“荷兰人式的 [38] 。”迈亚特赶紧说。
“但我一个钱也没有。”她转过身去摆了摆手，“萨沃里先生，过来一块儿坐汽车吧，你替我付钱，好吗？”萨沃里先生从围着司机的那群人中间挤了出来。“我听不懂那个家伙在说什么。跟锅炉有关的什么。”他说，“一块儿坐汽车？”他说得更慢了，“那恐怕够贵的，是吗？”他留心地瞅着她的眼睛，等着，仿佛在期待她的回答。迈亚特想，他准是在琢磨自己从中可以捞到什么。萨沃里先生的犹豫和那女人默默的等待在他心里激起了竞争的本能。他想在她面前像孔雀开屏一样炫耀自己的财富，用阔绰的气派使她眼花缭乱。他说：“你们俩出六十第纳尔就行了。”
“我这就去见见列车长，”萨沃里先生说，“他也许知道会停多长时间……”第一片雪花飘落下来了。“如果你愿意做我的客人，”迈亚特说，“小姐——”
“我叫珍妮特·帕多。”她一边说一边把皮大衣领拉起来遮住耳朵。雪花落在她容光焕发的脸颊上，顺着皮大衣，迈亚特可以看出里面她身体的曲线，并在心里将她和科洛尔清瘦的身体作了一番比较。我必须把科洛尔也带上，他想。“你看见过一个穿雨衣的姑娘吗？”他说，“瘦瘦的，个子比你矮一点儿。”
“哦，是的，”珍妮特·帕多说，“她在苏博蒂察下车了。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你昨晚和她一起吃的晚饭。”她朝他微微一笑，“她是你的情人，对吗？”
“你是说她提着包下车了吗？”
“哦，没有。她什么也没拿。我看见她和一个海关人员一起向车站走去。她是个挺有意思的小可人儿，对吗？是歌剧团的？”她又礼貌又关切地问。但迈亚特觉得，她的语气中有一种批评的意味，不是指责科洛尔，而是批评他的钱花得不是地方。这如同批评他的葡萄干质量不好一样，使得他气恼不已，这是在贬低他的识别力和判断力。不管怎么说，他想，我要是带你去贝尔格莱德的话，我在你身上花的钱不会比为她花的少，你会同她一样痛快地报答我吗？明知不大可能，就让人更生渴望，更生恼恨。科洛尔至多算得上一块漂亮的彩色玻璃，只是由于有人喜爱才有价值，而这个姑娘则是抛光的银器，她自身就具有价值。她是那种女人，他想，她不仅要钱，而且要能够满足自己欲望的健美身材，要才智，要教养。我是个犹太人，我除了赚钱之外什么也没学会。不过，她的批评终究还是使他感到恼火，使他较为容易地放弃了非分之想。
“她一定是误了火车。我必须回去找她。”他没有为自己的出尔反尔道歉，趁着还不难脱身赶紧走开了。
那个商人还在和司机讨价还价。他已把对方的要价压低到一百第纳尔，而自己的出价则提高到了九十第纳尔。迈亚特为自己中途插一手感到惭愧，何况那两个人一定会看不起他这种匆匆忙忙不讲价钱的做法。“你要是带上我去苏博蒂察再赶回来，我给你一百二十第纳尔。”他看到那个司机还准备讨价还价，便又提高了价钱说，“如果你带我去那里并在火车开车之前赶回来，我给你一百五十第纳尔。”
那辆汽车又破又旧，但马力很大。他们顶着暴风雪，沿着一条从没得到过修整的公路，以每小时六十英里的速度奔驰。车上的弹簧断了，每当汽车跌入坑中、爬坡或向一边倾倒时，迈亚特就被从这一头甩到那一头。汽车被无情的主人驱赶着，已经达到了它能承受的极限，像人一样呻吟着，大口喘着气。雪下得更紧了，铁路沿线的电线杆仿佛白墙上的缝隙，在雪幕中呈现出道道黑纹。迈亚特朝司机探过身去，盖过老式发动机的吼叫，用德语大声喊：“你看不见了吧？”汽车扭了一下，在公路上突然转了个弯；司机向后冲他喊道，不必害怕，路上什么也撞不着；但他却没说自己看得见。
风也刮起来了。方才被一堵直立的雪墙挡住的公路，现在时起时伏地呈现在他们面前，像波涛一样，而雪则像波涛上耀眼的白沫。迈亚特对司机大声喊着，要他开慢一点儿。他想，要是有个轮胎现在爆了，我们就没命了。他见那个司机看了看表，然后一脚踩到加速器上，老式发动机又使速度每小时加了几英里；看来他属于那种极顽固的老家伙之列，别人谈到他们时总是说：“这是些遗老。我们现在可没这号货色了。”迈亚特又喊了起来：“慢一点儿。”但那司机指了指手表，继续加足马力，车子吱嘎作响，不顾安全地拼命跑着。对于司机这种人来说，赶上火车比误了火车要多得三十第纳尔，这意味着一个月的舒适生活；就算是为比这少得多的一笔钱，他也肯拿自己和旅客的生命去冒险。突然，一股风吹了过来，把雪卷到一边，在十英尺开外的地方，雪幕的裂隙中出现了一辆牛车，正好在他们的面前。在那间不容发的瞬间，迈亚特看见了公牛惊呆的眼睛，心里算计着牛犄角会在什么地方把玻璃窗顶碎；一个老人惊叫着，扔掉鞭竿跳下车。司机拼命转动方向盘，汽车冲上了一条土埂，车子两轮着地，疯狂地向前冲，另外两只轮子悬在风土之间嗡嗡乱转，车身越来越倾斜，迈亚特看见地面像煮开的牛奶似的向上冲腾。车子越过了土埂，两只轮子着了地，随后四只轮子都着了地，汽车吼叫着以每小时六十五英里的速度行驶在公路上，身后是一片茫茫的风雪，挡住了公牛、大车和那个惊恐的老人。
“慢一点儿开吧。”迈亚特喘着气说，司机转过头来朝他笑了笑，挥了一下他那毫不颤抖的手。
军官们在桌前坐成一排，卫兵站在门口，医生回答着一个又一个的问题。科洛尔睡着了。昨晚她太累了；她一点儿也听不懂他们的话，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到这里来；她很害怕，开始感到绝望。起头，她梦见自己是个孩子，万事都简简单单，明明白白，都有一种解释和意义。后来，她又梦见自己已经很老很老了，她回顾着自己的一生，了解一切事情，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知道各种事情发生的原因，对她来说，万事都很简单，都有一定的意义。但第二个梦不同于头一个，这时，她已经差不多醒了，她照自己的意愿驾驭梦境，而且在梦的背景中，一直响着不停的说话声。梦中，她在安全的垂暮之年回首往事，回忆起这个夜晚和白天，回忆起事情最终怎样化险为夷，结局圆满，迈亚特怎样从贝尔格莱德返回来寻找她。
他们也给了津纳医生一把椅子。他从胖军官的表情看出，这场骗局已近尾声，那家伙对提问已毫不在意了，他打着盹儿，不时打几个饱嗝，又接着打盹儿。哈提普上校出于纯粹的善心依然保持着法官的姿态。他倒不是有什么顾忌，但他不愿给人以无谓的痛苦。如果可能的话，他宁愿让津纳医生在最后了结之前始终存一点儿希望。彼特科维奇一直在提反对意见；他和其他人一样清楚这场审判的结局是什么，但他决心要使审判具有表面的合法性，一切必须按照一九二九年手册上的规则一丝不苟地进行。
津纳医生的双手静静地交叉在胸前，那顶破旧的软帽落在脚下的地板上，他不抱任何希望地和他们战斗着。他唯一能指望到的满足是让人承认对他的审判空空洞洞，毫无内容。天黑后他将被悄悄地掩埋在边境车站的土地里，无声无息地消失。“就伪证罪来说，”他说，“我至今没受到过审判。这不属于军事法庭司法权的范围。”
“你被缺席审判过，”哈提普上校说，“被处以五年监禁。”
“我认为你该知道，我应当在民事法庭上接受判决。”
“他的话完全正确，”彼特科维奇少校说，“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司法权。如果你查看一下第十五款——”
“我相信你，少校。那么我们就放弃对伪证罪的判决吧。还有伪造护照的问题。”
津纳医生迅速答道：“你必须证明我不是归化了的英国公民。你的证人在哪里？你会给英国大使打电报吗？”
哈提普上校微微一笑：“这太费时间了。我们将取消伪造护照的问题。你同意吗，少校？”
“不，”彼特科维奇少校说，“我认为我们应先对大的犯罪事实进行宣判，就是说，宣布裁决意见，然后再对小的指控进行审理，这样做更妥当。”
“对我来说都一样，”哈提普上校说，“你呢，上尉？”上尉点点头，笑了笑，又闭上了眼睛。
“现在，”哈提普上校说，“被告有谋反罪。”彼特科维奇少校打断了他的话。“我仔细想过了，我认为起诉书上应使用‘叛国罪’这个词。”
“那就用‘叛国罪’这个词。”
“不行，不行，上校。现在不能改变起诉书了。只能保留‘谋反罪’这个词了。”
“刑罚的极限——？”
“是一样的。”
“那就这样吧，津纳医生，你愿意服罪呢，还是不服罪？”
津纳医生坐在那里想了一会儿，然后他说：“两者之间有区别吗？”哈提普上校看了看表，用手摸摸放在桌上的信封。“法庭认为这已足够定罪了。”从他的语气姿势来看，他像是希望坚决而有礼貌地结束一次来访。
“我认为，我有权利要求宣读这封信并查问拿这封信的那个士兵。”
“这是毫无疑问的。”彼特科维奇少校急切地说。
津纳医生微笑起来。“不必麻烦你们了。我服罪。”如果这是贝尔格莱德的法庭，他对自己说，记者席里坐着匆忙记录的记者，我就要寸步不让地战斗。现在，他没有听众，可头脑中却翻滚着滔滔的辩词，那锋利如剑的、催人泪下的词语。他不再是那个连彼得斯太太都打动不了的气愤的张口结舌的男人了。“休庭。”哈提普上校说。在这短暂的沉寂中，人们听见狂风好似一只愤怒的看门狗，围着车站的房屋窜来窜去。这个间歇非常短暂，哈提普上校仅仅在一张纸上写了几句话，然后把纸推到桌子另一头让他的同伴签名。两名卫兵稍微放松了一下姿势。
“法庭判定三名被告均有犯罪行为。”哈提普上校宣读说，“被告约瑟夫·格伦利希被判处监禁一个月，服刑后遣送回国。被告科洛尔·马斯克被判处二十四小时监禁，然后遣送回国。被告……”
津纳医生打断了他的话。“在通过判决之前我能对法庭讲几句话吗？”
哈提普上校朝窗户迅速瞥了一眼：窗户紧闭着；他又瞅了瞅卫兵：他们那循规蹈矩的面孔上挂着茫然不解的表情。“可以。”他说。
彼特科维奇少校的脸涨得通红。“不成，”他说，“绝对不成。按照规则第二十七条甲，被告应在休庭前发表意见。”警察局长的目光扫过少校线条清晰的侧影，落到津纳医生坐着的地方，医生蜷缩着坐在椅子里，两手戴着灰毛线手套，交叠在一起。外面一辆火车头鸣着汽笛，顺着铁轨向下行方向慢慢驶去。飞雪落在窗上沙沙作响。哈提普上校想着自己那长长的绶带和津纳医生手套上的破洞。“这也太不合章法了。”彼特科维奇少校一边漫不经心地用手摸着桌子下面那只狗，揪揪那畜生的耳朵，一边谴责说。“我注意到你的抗议了。”哈提普上校说，随后他转向津纳医生。“你和我一样清楚，”他很委婉地说，“不管你说什么都不会改变判决。但是，如果说说能使你痛快一点儿，舒服一点儿，那你就说吧。”
津纳原本以为会遭到拒绝或侮慢，那他就要针锋相对地侃侃而谈。但这种宽容和体谅却使他一时间张口结舌。他再一次对那些有信心、有权势的人所具有的品德感到嫉妒。哈提普上校宽宏大量地等待着，面对这静静的等待，他反而无话可说了。亚历克西奇上尉睁开眼，随即又合上了。医生缓缓地说：“你在战争中为国效劳，得了这些奖章。我没有奖章，因为我太爱祖国了。我不愿因为别人也爱自己的国家就去杀死他们，我所为之斗争的不是新的疆土，而是新的世界。”他停了下来，没有观众鼓劲儿，他觉得自己的话有些牵强，不能反映出那种鼓舞了他的伟大的爱和恨。他脑海中闪过一张张悲伤和美丽的面孔，面黄肌瘦，未老先衰，消沉绝望，这就是他所熟悉的人们。他给他们看过病，却没有能拯救他们。世界一派混乱，许多高贵的东西被弃如敝屣，而金融大亨和军人发迹走红。他说：“你受雇维护一个充满不义和污秽的旧世界。为沃斯科维奇之类的人效力，他们窃取穷人微薄的积蓄，过上十年花天酒地的愚蠢生活，然后给自己一枪了事。而你赖以为生的职业就是捍卫保护他们那种人的制度。你把小偷关进监狱，而大贼却住在宫殿里。”
彼特科维奇少校说：“被告所说的一切同本案无关。这是政治性讲演。”
“让他说吧。”哈提普上校用手遮住脸并闭上了眼睛。津纳医生认为他是在假装睡觉，掩饰自己漠不关心的态度，但是等津纳愤怒地对他大声嚷起来，他又张开了眼睛。“你们，你们的边界和爱国主义，是多么陈腐过时。飞机不知道有国界，甚至连你们的金融家也不承认国界。”津纳医生感到一阵悲哀，他想，也许哈提普上校并不想要他的命，他又觉得说不出话了。他不停地张望，目光从墙上的地图转向挂钟下的小书架，上面摆满了包着破书皮的有关战略和军事史的书籍。最后，他的目光落到那两个卫兵身上：一个根本没注意津纳，小心翼翼地保持着正确的持枪姿势，目光越过医生，呆呆地望着前边的什么地方；另一个卫兵睁着忧愁而痴呆的大眼睛看着他。这张面孔加入到他脑海中那个凄惨的行列中，一时他觉得自己有了一个比新闻记者更好的听众，一个站错了队的穷人，应该使他回归正确的方面来，他感到有话可说了，那些含糊而又感伤的话语曾经打动过他的心，它们也会打动别人的。这时，本阶级的警醒使得他机灵起来，他盯着地面，不看那个士兵，只有一次，他的目光像蜥蜴尾巴一样扫了他一眼。他用“兄弟们”这个复数词称呼他。他大声说，贫困不是耻辱，不应去追求发财致富，贫困也不是罪恶，不应因此而受到压迫。如果大家都穷，就无所谓穷人了。世界上的财富属于全体人民。如果把这些财富分摊开来，就不再会有富人，但所有人都会有足够的食物，谁也不必在邻居跟前感到羞愧。
哈提普上校感到兴趣索然。津纳医生不再是戴着灰毛线手套、拇指上还有个大洞的有血有肉的个人，他变成讲道坛上的演说家了，仅此而已。他看看手表说：“我想我给你的时间够多了。”彼特科维奇少校小声嘟囔着什么，突然发起火来，朝狗的肋骨踢了一脚说：“滚开，总缠着人。”亚历克西奇上尉醒了过来，如释重负地说：“好了，事情结束了。”津纳医生凝视着那个卫兵左边五英尺远的地板，慢慢地说：“这不是审判。他们在开庭之前就已经判决我死刑。请记住，我的死是为了给你们指出道路。我不怕死。与其苟活，不如就义。我想，死倒是更有意义一些。”但是当他说这话的时候，清醒的理智告诉他，他的死亡产生影响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
“被告理查德·津纳被判处死刑，”哈提普上校宣读说，“苏博蒂察警备队指挥官负责在三小时内执行这一判决。”医生想，到那时天就黑了，谁也不会知道这件事了。
大家都坐在那里，一时呆若木鸡；仿佛他们是在参加交响音乐会，一个乐章结束了，谁也拿不准是不是应该鼓掌。科洛尔·马斯克醒了。她对发生的事情毫不知情。军官们互相交谈着，胡乱翻着文件。随后，其中一名军官发出命令，卫兵们打开门，朝着风雪和银装素裹的房舍挥了挥手。
犯人们走了出去。暴风雪扑面而来，他们互相靠得紧紧的。没走多远，约瑟夫·格伦利希就抓住了津纳医生的袖子。“你还什么都没告诉我呢。要把我怎么样？你光是往前走，一句话也不说。”他喘着气，抱怨地说。
“监禁一个月，”津纳医生说，“然后把你遣送回国。”
“他们想这么干，是吗？他们自以为聪明得了不得。”他不再说话了，全神贯注地研究着房屋的位置。铁路的边缘把他绊了一下，他恼火地嘟囔着。
“我呢？”科洛尔说，“我怎么样？”
“明天把你遣送回国。”
“这可不成。我还有工作呢，我会丢了工作，还会失去我的朋友。”她曾经对这次旅行感到恐惧，因为她听不懂搬运工说的话，因为饭菜吃不惯，也因为这次外出前途未卜；当轮船的事务长隔着奥斯坦德湿漉漉的码头朝她喊话时，她真愿意转身过去。但从那以来发生了许多“事情”。现在她又要回到原先的住房，又得拿面包片和橘子汁当早餐，又要和艾维、弗洛、菲尔、迪克们一起在代理人的楼梯上久等，你跟这些热心人素不相识，却能一见如故，互相亲吻，直呼大名。然而，同一个人的交好情笃却有这么大的威力——使友谊黯然失色，使女人之间的亲吻和愉快闲谈令人憎恶，使日常的生活天地显得空虚乏味。甚至连那个医生也仿佛是行走在另一个世界上，与她毫不相干；不过，当他们走到候车室门口时，她想起应该问一句：“你呢？你是什么结果？”
医生忘了应该站在一旁让她先进去，他含糊地说：“我被留在这里了。”
大门关上时，约瑟夫·格伦利希问：“他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
“还有我？”
“到兵营去，我估计，今天晚上。现在已经没有开往贝尔格莱德的火车了，他们把炉子都熄灭了。”他想透过窗户再看看那些农民，但他们显然等得不耐烦，已经回家了。他轻松地说：“没有什么可做的事情了。”随后又用含糊的幽默语调说，“到底在家千般好嘛。”一时间，他记起了在英国教书的情景：眼前出现了一片书桌的荒原，一排又一排恶作剧的面孔，他回想起那心寒意冷的时刻，学生们公然跟他作对，打暗号，突然怪声哄笑，这些都威胁着他的饭碗，因为不能维持秩序的教师早晚会被解雇的。敌人向他奉送了一个他不曾享有的东西——安全。现在不需要决定任何事情了。他平静了。
津纳医生哼起一支小调来。他对科洛尔·马斯克说：“这是一支古老的歌曲。那个情郎说：‘我不能在白天来，因为我家境贫寒，你的父亲会放狗咬我。但在夜晚，我会来到你的窗前，请你让我进入你的房间。’随后姑娘说：‘如果狗叫起来，站在墙影里不要动，我会来找你，一起到花园尽头的果林中去。’”他唱起第一节歌词来，由于不常唱歌，他的声音有点儿嘶哑；约瑟夫·格伦利希坐在角落里，沉着脸瞅着医生；科洛尔站在冰冷的火炉旁又惊又喜地倾听着，因为医生似乎变年轻了，似乎充满了希望。“在夜晚我会来到你的窗前，请你让我进入你的房间。”他不是在向爱人倾吐情怀：这些歌词还不能从他那目标明确的枯燥的政治生涯中变出一张姑娘的面孔，但是他父母滑稽的布满皱纹的面孔却在向他致意，他们脸上却不再挂着那种对读书人、对医生，甚至几乎是对绅士老爷的敬畏。随后他压低声音，唱起了姑娘的回答。他的嗓音显得不那么嘶哑了，很可能以前还相当圆润呢。一名卫兵来到窗前，朝里面看了看。约瑟夫·格伦利希按照条顿人那种莫名其妙的方式哭了起来，他想起雪地上的孤儿和长着冰心的公主，却一点儿也没想到克鲁伯先生，这会儿克鲁伯先生的尸体正被运送过维也纳灰色的雪地，后面一辆车里坐着两名官员，另一辆出租车里坐着一名送葬人，一个老鳏夫，下国际象棋的高手。“站在墙影里不要动，我会来找你。”世界真是混乱透顶，穷人忍饥挨饿，而富人并不因此就更为幸福；窃贼可能受到惩罚，也可能捞上高官显爵，加拿大在烧掉小麦，巴西在焚毁咖啡，而他们本国的穷人却没钱买面包，缩在没生火的房间里冻得要死；这个乱了套的世界，他曾竭力拨乱反正，但那都是往事了。他现在已无能为力了，却很幸福。“一起到花园尽头的果林中去。”使他得到安慰的仍然不是对某个姑娘的回忆，而是无数穷人悲哀又美丽的面容，他们许诺给他以安宁。他已经竭尽所能，不能再指望他干什么了；他们把自己的绝望交给了他，把自己美丽、幸福以及悲哀的秘密交给了他，领着他走向林叶沙沙的黑暗之中。卫兵把脸贴在窗户上，津纳医生不唱了。“该你了。”他对科洛尔说。
“噢，我不会唱你喜欢的歌。”她一本正经地对他说，同时搜肠刮肚地回忆着，想找出一两支同他刚才唱的那支歌的悲哀情调相近的老式的歌曲。
“我们总得消磨时间呀。”他说。她突然唱了起来，声音如同叮叮咚咚的八音盒一样细小而清晰：
我同迈克尔在一起
坐在汽车里；
我同约翰在一起
仰望天上星；
我同彼得在一起
待在酒吧间
喝上杯苦啤；
可骰子点数却不济，老是不对头。
没准儿今年，没准儿来年
（你也许算错了，亲爱的再算一遍），
某天某日，或永远不成。
我要做个好姑娘，永世永生。
“是苏博蒂察吗？”当几座小土房从风雪中钻出来，向他们迎面扑来时，迈亚特大声说。司机点点头，向前方挥了挥手。一个小孩跑到路当中，汽车猛地往旁边一拐躲避他，一只雏鸡尖叫起来，一把灰色的羽毛飞扬着，和飘落的雪花搅在一起。有个老女人走出房来，在他们背后大声嚷着。“她说什么？”司机回头笑着说：“臭犹太佬。”
时速计上的指针摇摆着退了下来：五十英里，四十英里，三十英里，二十英里。“附近有当兵的。”司机说。
“你是指有时速限制吗？”
“不，不是。要是这些该死的当兵的看见了一辆好车，他们就要征用。马也一样。”透过纷扬的大雪，他指着那片土地说，“农民们全都没饭吃了。我也在这儿干过活，但是我想：不行，城市对我更合适些。不管怎么说，农村是完蛋了。”他朝着消失在风雪之中的那条铁路点点头，“一天有一两趟列车，如此而已。怪不得红党要作乱呢。”
“出了什么乱子吗？”
“乱子？你瞧见乱子就好了。货场被一把火烧了，邮局被捣得稀烂。警察都吓坏了。贝尔格莱德实行军事管制了。”
“我想从贝尔格莱德发一封电报，能通吗？”汽车调到二挡上，吭哧吭哧地爬上一座小山，开进一条街道，两旁污黑的砖房上贴着广告。“如果你要发电报，”司机说，“我看还是在这里发。贝尔格莱德有成群结队的记者，邮局被捣毁了，于是他们只好征用老尼古拉的饭馆。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过你是外国人，所以不知道。问题不在于有臭虫，几只臭虫倒没什么，只会有益于健康，但那种气味——”
“在这儿发封电报再赶火车，时间够不够？”
“火车可是一时走不了。”那司机说，“他们要新车头，但城里不会有人睬他们。你该看看那火车站，一塌糊涂——最好让我把你送到贝尔格莱德。我还可以带你参观参观。我知道所有的好地方。”
迈亚特打断了他的话。“我先去邮局。然后我们上各家旅馆，看看能否找到那位女士。”
“只有一家旅店。”
“然后再去火车站。”
发电报费了一些时间。首先，他给乔伊斯的电文中不能留下把柄使埃克曼先生得以借诽谤为名提出诉讼。最后他决定这么写：“准许埃克曼马上休假一个月，请立刻接管业务。明日到达。”这么写应该说可以表达他的意图了，但还必须译成公司的密码。可是，当这封电报送到柜台里时，电报员却拒绝接受。所有电报都应接受审查，译成密码的电报不予发送。最后他总算完事了，但又发现在那家弥漫着干草和杀虫药粉气味的旅店里根本没人知道科洛尔的行踪。她一定还在车站，他想。为了摆脱那个实在太饶舌、太殷勤的司机，他让车停在公路下边一百多码的地方，自己下了车，一个人穿过风雪向前走去。
一座房子外面立着两名卫兵，他从他们身旁走过，问去候车室怎么走。其中一个卫兵说，现在没有候车室了。
“我在哪里能询问点儿事情呢？”
那个高个儿卫兵建议他找站长。“站长办公室在哪儿？”那个人指了指第二座房子，但他又轻声补充说站长不在了，他在贝尔格莱德。这人显然是好心眼，迈亚特压了压自己的焦躁心情。他的同伴啐了口唾沫表示蔑视，嘴里犹太人长犹太人短地嘟囔着。“那我能去哪里询问事情呢？”
“还有少校，”那人迟疑地说，“要不你去找站长助理员吧。”
“你见不到少校，他回兵营了。”另一个士兵说。迈亚特心神恍惚地朝大门走了几步，他能听见里面轻微的谈话声。那个阴沉沉的卫兵突然发了火，变得凶狠起来，用枪托敲着迈亚特的腿。“滚开，我们不许奸细在这儿乱转，滚开，你这犹太佬。”迈亚特带着本民族特有的冷静退让了，他不知不觉地保持着表面的冷静，仿佛这也是他生来就有的特性，但在冷静外表下面，升腾着自重的年轻人的愤怒。他朝那士兵歪过身子，想冲那畜生般的通红面孔讲几句带刺的话，但他及时止住了。那士兵饥饿的小眼睛里闪动着仇恨和杀气，他惊恐地注意到危险的存在，好像所有引起仇恨和杀意的压迫、屠杀、枷锁、嫉妒和迷信都被驱赶到一个黑黢黢的小土坑里，而自己正站在坑边往下看。他眼瞅着那个把手指勾在扳机上的卫兵，身子退了回来。“我要见站长助理员。”他说。但他的直觉对他说：快点儿回到汽车那儿去，然后去追火车。
“不是这条路，”那个友善的卫兵在背后喊道，“在你那边，穿过铁路。”一阵风雪沿着铁路呼啸而过，迈亚特很感谢风雪把他和卫兵隔开了。他所在的地方风并不大，因为风一刮到建筑物之间的小胡同里就被挡住了，然后绕过墙角朝另一个方向吹去。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定要留在这空旷而又危险的车站里；他对自己说，他并不欠那姑娘的情，他知道她也会这么想。“我们两清了，”她会这样说，“你给我买了车票，我让你享受了一番。”但她那无所要求、百依百顺的态度反而使他不忍舍弃而去。在这种毕恭毕敬的谦卑面前，人们只好摆出豪爽大度的姿态。他穿过铁路，推开了一扇门。一个头发蓬乱的男人正坐在桌前喝酒，背朝着迈亚特。迈亚特说：“我想问点儿事情。”他希望自己的语气威严有力。他无须害怕一个平民百姓。那人转过身来，他发现那人一看到他，眼神马上变得傲慢又狡诈，他的心一下子冷了下来。书桌上方挂着一面镜子，迈亚特一抬眼便在镜子中十分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映像，穿着厚厚的皮大衣，身材短粗，鼻子突出。突然，他觉得人们也许不光因为他是犹太人，而且因为他在这个寒酸的环境中显出阔绰的气派而憎恨他。“什么事？”那办事员说。
“我想查问一个姑娘，”迈亚特说，“她今天上午从东方快车下来后被丢在站上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助理员傲慢地问，“如果有谁下了车，他们就是下车了。不是被丢在站上了。今天上午列车在这里足足停留了半小时以上。”
“那好，有个姑娘出站了吗？”
“没有。”
“你是否检查一下车票，帮助查一查？”
“没有。我不是已经说过没人下车吗？你还在这儿等什么呢？我可没闲空。”
迈亚特突然意识到，即使接受那个助理员的意见结束寻找科洛尔，他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他已经尽力而为，而且他将摆脱麻烦。一时间，他把科洛尔想作一条引诱男人进去的小胡同，到了尽头，一面没有窗户的墙挡住了通路。世上还有别的姑娘呢，他又想到了珍妮特·帕多，她好像是大街，两侧灯火辉煌，热热闹闹的店铺，大街总能通到什么地方去。他已经到岁数了，他渴望结婚，生儿育女，落户安家，传宗接代。但他的思想太精确了。他不能忘记科洛尔不怀任何结婚的奢望，只是一心想公正地报答他，一心喜爱他，这激起了他的良知。他耳边又响起了她的声音：“我爱你。”那声音有如出乎意料的奇怪的哭喊。他在门口转身回到办事员桌旁，决心不遗余力，尽力而为。她也许正困窘地待在什么地方，一文不名，一筹莫展，或许还惊骇不安呢。“有人看见她下了火车。”
助理员不耐烦地说：“你想让我干什么？跑到冰天雪地里去找她吗？我告诉你，我对她一无所知。我没见过她的影子。”当他看见迈亚特掏出钱夹，声音顿时拉长了。迈亚特取出一张五第纳尔的钞票，用手指轻轻捻平。“如果你告诉我她在哪儿，你可以得到两张票子。”办事员说话有点儿结巴了，泪水涌上了眼眶，遗憾万分地说：“我要是知道就好了。我要是知道的话，一定乐意效劳。”突然，他面带喜色，满怀希望地建议说：“你应该到旅馆去看看。”迈亚特把钱夹放回口袋里。他已经尽了人事，便出了门，朝汽车走去。
在过去这几小时中，太阳暗了下来，但天上飘飞的雪花晶莹闪亮，地上的雪堆洁白耀眼，都还显示着阳光的存在。此刻，太阳落山了，雪也像天空一样呈现出灰蒙蒙的色调；他在天黑之前是赶不回去了。待他来到汽车旁，他发现尽管散热器上盖了块毯子，但发动机还是冻住了，现在，连赶上火车的希望也十分渺茫了。
4
约瑟夫·格伦利希说：“唱唱歌还真不赖。”虽说他抱怨这些歌空空洞洞，可他的眼睛已经哭红了。他费了好大劲儿才驱走了脑海中卖火柴的女孩和长着冰心的公主的形象。“想抓住我可没那么容易。”他绕着候车室走动起来，不时用潮润的拇指按按门窗。“我从来没进过监狱。也许你们感到吃惊，但这是真的。到我这般年岁了，可不能现在破这个例。况且他们还要把我送回奥地利呢。”
“那儿在抓你吗？”
格伦利希拉了拉背心，银制的小十字架抖动起来。“告诉你们我也不在乎。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不是吗？”他扭了扭脖子，态度突然变谦和了。“我在维也纳杀了人。”
科洛尔惊恐地说：“你说你是杀人犯？”约瑟夫·格伦利希心想：我真想告诉他们。这事竟没人知道，太可惜了。眼疾手快？当然——“瞧那边，克鲁伯先生。”向上一抽线绳，瞄准，开两枪，那人动了几下就一命归西了，一切不过是两秒钟之内的事。但最好还是别说。他记起了他这行当中教人谨慎的格言和切忌炫耀的戒律——“天晓得会出什么事。”他把手指伸进衣领轻松地说，“我也是不得已。事关家门名誉。”他不再犹豫了。“他——怎么说才好呢？——他把我女儿的肚子弄大了。”这时他想起克鲁伯先生，他那又小又瘦的身材，他那怒气冲冲的话语：“真是乱七八糟。”他费了好大劲儿才忍住没笑出声来。
“你是说你杀了他，”科洛尔惊奇地问，“就因为他和你女儿好上了吗？”
约瑟夫·格伦利希斜眼打量着窗户，估算着从地面到窗口的距离。他举起手，漫不经心地问：“我有什么办法呢？她的名声和我的名声……”
“老天爷，”科洛尔说，“幸亏我没爸爸。”
约瑟夫·格伦利希突然说：“也许你有发卡吧？”
“你说什么，发卡？”
“小刀呢？”
“我没有发卡。我要发卡做什么？”
“我有把裁纸刀。”津纳医生说。他把刀子递过去，说：“我的表停了。咱们回到这里有多长时间了？”
“一个小时。”约瑟夫说。
“那么还有两个小时。”津纳医生沉思着说。其他两个人都没有听见他的话。约瑟夫手拿裁纸刀，蹑手蹑脚地向大门走去，科洛尔看着他。“小姐，到这儿来。”约瑟夫说。科洛尔走到他身边，他悄悄对她说：“你有油脂吗？”她从提包里拿出一瓶冷霜交给他，他在门锁上厚厚地涂了一层，只留了一小块地方。他冲着自己轻轻笑开了，身体几乎弯成两折，眼睛对着门锁。“这也算把锁，”他满面喜色地小声嘟囔，“这也算把锁！”
“你要冷霜做什么？”
“让声音小一点儿，”他说，“让我干事时的声音小一点儿。”
他回到那冰冷的火炉旁，招招手把他们都叫到一起来。“那把锁根本不管事。”他压低声音对他们说，“如果咱们能调开一个卫兵，就能跑掉。”
“你会被枪打死的。”津纳医生说。
“他们不可能同时开枪打三个人。”格伦利希说。看见他们俩沉默不语，他又启发他们说：“天很黑，还下着雪。”说完他就站到一边，等着他们作决定。他自己的头脑飞快地转动着。他将第一个跑出门，第一个跑开；他比那个老家伙和那个姑娘都跑得快；卫兵们会向那个最近的逃跑者开枪。
“我劝你留下来，”津纳医生对科洛尔说，“你在这里没有任何危险。”
格伦利希张开嘴想提出异议，但他什么也没说。他们三个人一起朝窗外张望，一个士兵斜挎着枪走了过来。“你打开门要花多长时间？”津纳医生问。
“五分钟。”
“那就干吧。”他敲了敲窗户，另一个卫兵走了过来。他那友善的大眼睛紧贴着玻璃朝候车室里窥望。屋子里比外边黑得多，他只能看见为了取暖而不停走动的模糊的身影。津纳医生把嘴靠近玻璃窗，用本国语言说：“你叫什么名字？”裁纸刀咔哧咔哧地刮着，有时刀子一滑就吱啦一响，但油膏使声音变得很低微模糊。
“尼尼奇。”一个幽微的声音透过窗户说。
“尼尼奇，”津纳医生慢慢地重复了一遍，“尼尼奇，我想，我过去在贝尔格莱德时认识你的父亲。”尼尼奇对这随口说出的谎话似乎毫不怀疑，他把鼻子紧贴在窗户上，但他看不见候车室里的情况，医生的面孔把一切都挡住了。“他六年前死了。”他说。
由于熟悉贝尔格莱德的穷人，熟悉穷人的饮食，津纳医生相当有把握地说：“是的，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害病。胃癌。”
“癌？”
“疼痛。”
“是的，是的，肚子疼。他就是那样的。一到晚上他就肚子疼，脸上直发烧。我母亲常常躺在他旁边用布给他擦汗。真没想到先生您认识他。是不是让我打开窗户，咱们好好聊一聊？”格伦利希的刀子还在嚓嚓地刮着，一个螺丝出来了，像根针似的叮的一声落在地上。
“不用了，”津纳医生说，“你的同伴会不高兴的。”
“他到镇上的兵营里找少校去了。有个外国人到这里来打听，他觉得有些不对头。”
“外国人？”津纳医生问。他嘴里发干，心里萌生了希望。“他走了吗？”
“他刚刚回到他的汽车那边去了，就在公路那边。”候车室里尽是阴影。津纳医生从窗边转过身来，轻声问：“怎么样了？能快点儿吗？”
“再有两分钟就行了。”格伦利希说。
“顺公路下去有个坐汽车来的外国人。他来打听过事情。”
科洛尔合起双手，轻柔地说：“你瞧，他来找我了。你还说他不会来呢。”她轻轻笑了，津纳医生小声劝她冷静一些，她说：“我并没有歇斯底里，我不过是觉得高兴。”她觉得这次历险虽然吓人，但到底还是件好事，证明了他喜欢她，不然他是不会不辞辛苦地跑回来的。他一定误了火车，她想，这样我们只好在贝尔格莱德过一夜，也许是两夜，她开始想象那些豪华的旅馆、晚餐以及他搭在她胳膊上的手。
津纳医生又回到窗前。“我们都很渴，”他说，“你有酒吗？”
尼尼奇摇摇头。“没有。”他又犹犹豫豫地加上了一句，“路那边，卢基奇有瓶拉基亚。”在暮色中那段路显得挺远的，没有月光照亮铁轨，站长办公室的灯光仿佛不止一百英尺，而是在一百码开外似的。
“做做好人，给我们搞点儿喝的吧。”
他摇了摇头。“我不能离开大门。”
津纳医生没有提出给他钱，他只是透过玻璃对尼尼奇说，他曾给他的父亲看过病。“当他疼得太厉害时，我就给他药片吃。”
“小圆药片吗？”尼尼奇问。
“是的，吗啡片。”
尼尼奇把脸贴在玻璃上，考虑着。人们可以看到思想像鱼一样在他那半透明的眼睛里游动着。他说：“真没想到是你给他的药片。他常常痛起来时吃一片，晚上也吃一片。吃了这药片他才能入睡。”
“是的。”
“我该给我老婆讲的事真是太多了。”
“酒呢？”津纳医生提醒他。
尼尼奇慢吞吞地说：“我离开时你们若是逃走了，我就要倒霉了。”津纳医生说：“我们怎么能跑掉呢？门上了锁，窗户又太小。”
“那好吧。”
津纳医生看着尼尼奇走开了，郁郁不乐地叹了口气并转过身来。“现在可以了。”他说。他叹气是因为他又失去了安宁，斗争又重新开始了。他那该死的责任要求他尽力逃脱。
“等一下。”格伦利希说，还在门那儿刮呀刮的。
“外面没有人。卫兵在铁路的另一边。你出了房门以后在房子之间向左连拐两个弯。汽车就在公路上。”
“我都知道。”格伦利希说，另一个螺丝叮的一声落在地上，“好了。”
“我要留在这里。”津纳医生对科洛尔说。
“但我不能。我的朋友就在下面公路上。”
“好了。”格伦利希怒冲冲地瞪了他们一眼，又说了一遍。他们聚集在门口。“如果他们开枪，”津纳医生说，“就拐着弯跑。”格伦利希拉开大门，雪刮了进来。外面并不像屋里那么黑；铁路对面站长室的灯光在窗户上映出卫兵的影子。格伦利希第一个钻进风雪中，他的头几乎弯到了膝盖上，像球一样一蹦一跳地往前跑。其他人也跟着跑了出去。一跑起来才感到步步艰难。风雪交加把他们往回赶：雪迷住了他们的眼睛，风阻挡着他们的步伐。前面有一个高高的铁柱，像大象一样有个长鼻子，是用来给火车头供水的。科洛尔一头撞到铁柱上，疼痛不堪地抽了口气。格伦利希远远地跑在她前头，津纳医生在她的身后不远，她能听见医生吃力的喘息。他们的脚步在雪地里悄然无声，他们不敢喊那辆汽车的司机。
没等格伦利希跑到建筑物之间的空地上，一扇门砰地打开了，有人大声喊叫着，还砰地响了一枪。格伦利希开头跑得猛，此时已精疲力竭了。他和科洛尔之间的距离渐渐缩小了。卫兵又开了一枪，科洛尔听见子弹从头顶老高的地方嗖地飞过。她不知道是不是有意向空中瞄准的。再有十秒钟，他们就能绕过墙角，跑出他的视野范围，而且汽车上的人也就能看见他们了。她听见又响起了摔门声，一颗子弹把她身边的雪打得飞起来，她加快了脚步。到达墙角时，她和格伦利希几乎已经肩靠肩了。津纳医生在她身后喊了一声，她想他一定是在鼓励她再跑快些。转过墙角之前，她回头看了一眼，只见医生用双手扶着墙壁。她停下来，喊道：“格伦利希先生。”但他根本没理她，急急地绕过墙角，不见了。
“往前跑呀。”津纳医生说。
从地平线上几缕薄云后面散射出来的光芒消退了。“抓住我的手。”她说。他照她的话做了，尽管他用一只手扶着墙，竭力减轻她的负担，但对她来说，他毕竟是太重了。他们到达了墙角。透过暮色和飞雪，那辆汽车的尾灯在一百多码开外闪烁着，她停了下来。“我搀不动了。”她说。他没有回答，她把手抽开，他软软地滑倒在雪地上。
她犹豫了几秒钟，不知该不该撇下他走掉。她确信不移地对自己说，这个人是绝不会勉强她的。不过他的处境很危险，而自己却没多大危险。她踌躇不决地站在那里，弯下身来看了看他那衰老苍白的面孔；她发现他的胡子上沾着血。从墙角那边传来说话声，她没有选择的余地了。津纳医生背靠一扇虚掩的大门坐着，她把他拖进屋里，关上门，但没敢插门闩。有人跑了过去，一架发动机突突地响着。随后那辆汽车吼叫着启动了。距离削弱了声音的强度，使它成为一种低沉的嗡嗡声。这间小屋没有窗户，里面漆黑一片，现在她即使想离开医生也为时太晚了。
她摸了摸津纳医生的衣袋，找出一盒火柴，擦着一根火柴，看见屋顶像豆茎一样丫丫杈杈地横在当头。屋子的一边堆满了东西，有半墙高的样子。她又划着一根火柴，看到许多鼓鼓囊囊的麻袋堆了有两人多高。津纳医生的右边口袋里有一份折叠的报纸，她撕下一页，卷成一个纸捻，这样她就能有足够的光亮把医生拖到屋子另一头去，她担心卫兵随时都可能打开大门。但他的身体太重了。她把纸捻挨近他的眼睛，想看看他是否还有知觉，呛人的烟气使他苏醒过来。他睁开眼睛，不解地看着她。她小声说：“我想把您藏到麻袋堆里。”他似乎没有听懂，她又非常缓慢、清晰地重复了一遍。
他说：“我不说英语 [39] 。”
天哪，她想，我刚才要是离开他就好了；我现在要是在那辆汽车上就好了。他准是快死了；他根本听不懂我的话，想到自己将要孤零零地和一个死人待在屋里，她心中充满了恐惧。这时火焰熄灭了，被灰烬压灭了，她四肢着地跪在地上寻找报纸，撕下一页，折好，又搓成一个纸捻。然后，她发现自己不知把火柴放在哪里了，只好又趴在地上四下摸索。津纳医生咳了起来，靠近她手边，有什么东西正在地上蠕动。她以为是老鼠，吓得差点儿叫出声来，但等她终于找到了火柴，点亮纸捻之后，才发现是医生在挪动身子。他歪歪扭扭地向屋子尽头爬去。她想给他引路，但他却似乎没看见她。他缓慢地爬过屋子，在这一段时间里，她一直暗自奇怪为什么竟没有一个人到这里来看一眼。
当津纳医生爬到麻袋堆边上时，他已经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他趴在地上，脸埋在麻袋堆里，嘴里往外流着血。一切责任又都落在科洛尔肩上。她不知道他是不是快死了，就把嘴贴近他的耳朵说：“要我帮忙吗？”她怕他用德语回答，但这一次他却清楚地说：“不必，不必。”不管怎么说，她想，他是个医生，他一定知道。她问他：“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他摇摇头，闭上了眼睛。他已不再流血了，科洛尔认为他好点儿了。她从麻袋堆上拖下几只麻袋，摆成一个刚够容纳他们两个人的小窝，又把麻袋堆放在进口处，好让站在门口的人无法看见他们。麻袋里装着粮食，十分沉重，她还没完成这项工作，就听见人声喧闹起来。她缩着身子蜷伏在小窝里，把手指交叉起来 [40] 。门打开了。一道手电光在她头顶的麻袋上晃了几下。随后门又关上了，一切恢复了沉寂。过了好久，她才鼓起勇气，完成了堆放麻袋的工作。
“我们要误火车了。”迈亚特说，同时注视着司机一圈一圈地转着摇把，自动启动器已经失灵了。
“我会加速把你送回去。”司机回答，最后，发动机终于启动起来，隆隆地响了两声便沉寂下来，接着又启动起来。“现在上路吧，”他说。他爬上座位，打开前灯，当他摆弄着发动机，想使它吼叫得平稳些时，他们身后的暮色里响起了一道爆炸声。“怎么回事？”迈亚特问，他以为是汽车发动机逆燃了。爆炸声再次传了过来，不一会儿，像瓶塞迸起似的又响了一声。“他们在车站打枪呢。”司机说着把手按在自动启动器上。迈亚特拍了拍他的手，让他松开。“咱们等一等。”
他重复道：“等一等？”接着又赶紧解释说，“是当兵的，咱们最好快走开。”他不知道迈亚特心里是多么赞同他的意见。迈亚特早已是心惊胆战了；他从士兵的态度中看出了下毒手的杀机；但他却很固执，他觉得竭尽全力在苏博蒂察找到那个姑娘方能问心无愧。
“他们来了。”司机说。有人沿着公路从车站那边跑了过来。起初，纷飞的大雪遮挡住了他，过了一会儿，他们才看到了一个左躲右闪的身影。那人又矮又胖，却以惊人的速度朝他们冲来，一把抓住车门想往车上爬。“出什么事了？”迈亚特问他，他喷着唾沫说：“快开车。”车门拉不开，他从车门上方爬了进去，上气不接下气地栽倒在后排座位上。
“还有别人吗？”迈亚特问，“就你一个吗？”
“是的，是的，就我一个人。”那人拼命想使他相信，“快开车走吧。”
迈亚特向后倚过身去，想看清他的面孔。“没有一个姑娘吗？”
“没有，没有姑娘。”
车站建筑物附近什么地方亮光一闪，一颗子弹擦过挡泥板的铁皮。司机不等吩咐，一踩油门，汽车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颠簸着跑开了。迈亚特再一次细细地端详起陌生人的面孔来。“你是坐伊斯坦布尔快车来的吧？”那人点点头。“在车站没看见一位姑娘吗？”那人忽然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我把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你。”他的话很不清楚，仿佛横冲直撞的汽车吞掉了不少词句。他说自己因为没向海关申报一条花边，一条很小很小的花边而被拘留了，当兵的虐待他，在他逃跑时还开枪打他。“你没看见一个姑娘吗？”
“没有。没有姑娘。”他带着一副诚挚坦白的表情迎着迈亚特的目光。只有长时间的观察才能在他那呆滞的眼神背后发现一点儿邪恶的火花，一丝狡诈的闪光。
木墙在狂风中摇抖着，但在这间没有窗户的漆黑小屋里，躺在麻袋中间，却相当暖和。津纳医生来回翻动着身子，想减轻胸口的疼痛，但疼痛却缠着他不放，只是在翻身的一刹那间似乎略感轻快一点儿，一旦身子停住不动，苦痛便又袭来。有时，他听到外面的风声，便错把落雪的沙沙声当成海边滚动的石子的声音。此时此刻，他在谷仓里回忆起流亡国外的岁月，一幕幕栩栩如生；他不由得背起德语的变格和法语的不规则动词来。但他的抵抗意志削弱了，他未能向残害自己的敌人显示出不屈不挠、蔑视嘲弄的态度，却凄然泪下了。
科洛尔·马斯克把他的头放在一个比较舒服的位置上，但他又把头挪开了。他把头反过来，转过去，嘴里念念有词，泪珠从脸颊上滚下来，落在胡髭上。科洛尔不再试图帮助他了，她竭力使自己耽迷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以忘却心中的恐惧。因此，假如两个人的思想都能向对方显现出来，这个谷仓中就会出现一幅混杂的奇异图景。在打出“宝贝剧团”字样的五颜六色的彩灯下，一个教士把长衫往胳膊上胡乱一搭，拿起一截粉笔朝黑板冲了过去；舞台小门内外，代理人门前楼梯上下，孩子们叫骂着互相追逐。在灰色的海岸区的一座玻璃房中，一个女人正向邻居诉说心事，同时却响着钟声，表示喝茶或上教堂的时间到了。
“水 [41] ，”津纳医生喃喃低语着。“你想要什么？”她朝他俯下身子，想看看他的脸。“水。”
“要不要我叫个人来？”他没有听见她的话。
“你想喝点儿什么吗？”他根本不理睬她，只是一遍又一遍地用德语重复着“水”。她知道他还处于昏迷中，但她实在是筋疲力尽了，而且他老是有问无答，也真叫她恼火。“那好，你就躺着吧。我反正已经尽心尽力了。”她爬开了，尽可能离他远些，想躺下睡一会儿，但墙壁摇动着，使她无法入睡，哀号的狂风使她有不胜孤凄之感，于是又爬回到津纳医生身边寻求慰藉。“水。”他又喃喃说。她用手摸了摸他的脸，他的皮肤又干又热，她不禁吃了一惊。也许他需要喝水，她想。她踌躇了一会儿，不知去哪儿找水，后来她恍然大悟，雪就是水嘛，她四周到处都在下雪，小屋的墙根下也堆着雪。对于该不该给一个发烧的人喝水，她多少还有点儿疑惑。但一想起医生干热的皮肤，她还是顺从了自己的怜悯之心。
尽管水近在咫尺，搞到水却并非易事。她必须点燃两个纸捻，从麻袋堆成的小窝中爬出来，还不能让它们熄灭。她大胆地打开屋门，因为她现在几乎希望被人发现，可是，外面夜色黑沉沉的，四周没有一个人影。她捧了一把雪回到屋里，关上门；关门时带起的风把燃着的纸捻吹灭了。
她喊了津纳医生几声，但他没有回答她；她想他可能已经死了，心里充满了惊恐。她一只手向前伸着，摸摸索索地往回走，一堵墙壁挡住了她的去路。她停了一会儿才又走动起来，这时，她高兴地听见了窸窣的响动。她向出声的地方走去，却又一次被墙挡住了。她更害怕了，心想，这一定是老鼠在跑动。手里的雪开始融化了。她又喊了一声，这一次有人轻声回答了她。声音近在眼前，吓了她一跳，她伸手向旁边一摸，就触到了麻袋成堆的壁垒。她笑了，但马上又制止了自己。现在可别歇斯底里，大事小事全仗你了。她想，这是第一场由她主演的戏，心里多少舒服了一点儿。然而，在一片漆黑、没有掌声的情况下，是很难信心十足地进行表演的。
当她找到麻袋堆里的小窝时，手里的雪多半已经撒掉或融化了，她把剩下的东西塞到医生的嘴里。这似乎使他感到舒服。雪在他的嘴唇上融化了，一点点滴入牙缝，他一动不动地躺着。他太安静了，科洛尔点了根纸捻观察他的面孔，她惊喜地发现，他的目光是那么清醒专注。她对他说了句话，使他头脑里思绪万千，没顾上回答她。
他躺在那里，思索着自己的处境，回味着二次失败的痛苦。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由于舌头触到了冰凉的雪水，他清醒了过来，起初还有些茫然不解，随后便记起了所有的事情。他从身体的疼痛可以判断是什么地方中了枪弹，他知道自己正在发烧，知道自己体内有一处致命的内伤在出血。他想到应该把嘴唇上的雪擦掉，随即他又意识到，如今他只需对自己负责，不必顾及别人了。
当那姑娘点纸捻时，他正在想：格伦利希已经逃脱了。对基督徒来说，那坏蛋得以逃脱而自己却面临死亡的事实是多么难以解释啊，想到这里，他颇为高兴。他幸灾乐祸地微微一笑。但没过一会儿，他早年的基督教教养便很有讽刺意味地报复了他，因为他本人也开始试图解释这几天发生的一切，开始考虑自己犯了什么错误而别人又何以能获得成功。他看见他们乘坐的那列快车火箭般地划破夜空。他们使尽浑身解数扒在列车上，一会儿倒向这边，一会儿倒向那边，身体的平衡点不断改变着，一会儿朝这边歪，一会儿朝那边斜，必须非常机敏灵活，随机应变。嘴唇上的雪完全融化了，不再让人觉得冰凉清醒了。那根纸捻还没烧到头儿，他的眼前就已是一片模糊，巨大的棚舍载着许多麻袋从他身旁飘然离去，进入黑暗之中。他不觉得自己是在屋子里，他觉得自己被丢到后面，眼睁睁地看着屋子消失了。他的思想变得错乱了，觉得自己脚下有时像是一只船，有时像一颗彗星，要不然就是地球，或者只是从奥斯坦德到伊斯坦布尔的快车，但他到处都无法站稳脚跟，于是很快就跌进了无际无涯的太空。他连气都透不出来了，心胸俱空，齿发生寒。父亲和母亲点着满布皱纹的瘦削面孔向他致意，跟着他穿过太空，越过一群流星，告诉他，他们很高兴，很感激他，因为他做到了鞠躬尽瘁，因为他始终是忠诚不渝的。他被重力向下拖去，浑身疼痛难忍，他想说正是由于忠诚他才如此倒霉，人应该左右逢源些，但他透不过气来，不能回答他们，只好一路上倾听着他们那些安慰人的假话，万分痛苦地往下落着，落着。
在这间谷仓里无法知道夜的进程；科洛尔划着一根火柴看了看手表，失望地发现时间流逝得很慢。后来，火柴越来越少了，她就不敢再划了。她寻思是否应该离开这里去自首，因为她现在对再见到迈亚特已不存希望了。迈亚特已来过了，他的所作所为已超过了她原来的期望；他不会再跑回来了。可是她害怕外面的世界，不是怕士兵，而是怕代理人，怕那长长的楼梯，怕房东太太，怕过去的生活。只要她还躺在津纳医生身旁，她就多少还保持着一点儿同迈亚特有关的东西——两个人都有的一段回忆。
当然，她对自己说，我能给他写信，但他可能要在几个月之后才会回到伦敦。她不在他身旁，不能指望他的感情或情欲保持这么长时间。她也知道，当他回来以后，她能叫他来看望自己。他会觉得起码应当请她吃顿午饭，可是，“我并不是图他的钱。”她在黑暗的谷仓里，躺在一个濒死的人身边，响亮地低声说。她感到孤独，又意识到自己，天晓得是为什么，爱着那个犹太人，这些使她突然产生了抗争之心。为什么不呢？我为什么不该给他写信呢？他也许乐意收到我写的信，他也许仍然需要我呢，就算他不要我了，我为什么就不能去争取一下呢？老那么正正经经、规规矩矩，我都腻味了。她冲自己嚷，真不值得规规矩矩，这时她的思想同津纳医生非常接近。
但她又十分清楚，规矩正派是她的天性，她生来如此，只好尽量利用这种气质。换一种玩法的话，她就会变成生手，该表现柔弱时却冷酷无情，该硬起心肠时却大发慈悲。即使现在，她也没有过多羡慕同迈亚特一起驱车驶入黑暗之中的格伦利希，她只是怀着愚蠢的忠贞怀念迈亚特，她回想着最后看见他在餐车上用手抚弄金烟盒的模样。但同时她又明白，迈亚特身上其实并无值得自己如此痴情的品质，只不过她乐于如此，而他待她还不坏就是了。事情只不过如此而已。她忽然又想到津纳医生，不知他的情况是否同她差不多，他对人太忠实了，其实对人狡诈些倒更好一点儿。她听见他在黑暗中艰难的呼吸声，心里一点儿不带怨恨或批评地再次说，这真不值得。
迎着汽车前灯的光芒突然跃出了一条岔路。司机一愣，犹豫得久了一点，结果只好用力一扭方向盘，汽车以两只轮子为轴转了个大弯。约瑟夫·格伦利希从座位这一边栽到了那一边，吓得直喘粗气。直到四只车轮都着地以后，他才斗胆睁开了眼。他们离开了大路，汽车在一条乡间小道的辙印上颠簸行进着，耀眼的灯光映亮了正在抽芽的树木，看起来宛如一幅纸版画。迈亚特从司机身旁的座位上探过身来解释说：“他想绕开苏博蒂察，从一条放牲口的小路穿过铁路线。你最好抓牢点儿。”树木突然消失了，两侧出现了茫茫的雪原，汽车吼叫着冲下山去。小路被牲畜踩成了一摊烂泥，之后又上了冻。下边，两盏红灯猛地跳入他们的眼帘，一小段铁轨斑斑点点地闪着绿光。两盏灯前后摇动着，透过发动机的轰响，可以听见有人在叫喊。
“从他们那儿冲过去吗？”司机冷静地问。他的脚已经准备踩油门了。“不必，不必。”迈亚特大声说。他觉得没必要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而招惹麻烦。他能看见那些手持提灯的人。他们穿着灰军服，拿着枪。汽车越过第一条铁轨，像一条搁浅的船歪着身子停住了，正停在士兵中间。一名士兵说了几句话，司机译成德语：“他要查证件。”
格伦利希架着二郎腿静静地斜倚在座位上，一只手悠闲地抚弄着银表链。一名士兵瞅他，他便微微一笑，点了点头；谁都会把他当成带着秘书外出的阔商人。倒是迈亚特显得坐立不安，他蜷缩在皮大衣里，记起了路旁女人骂“臭犹太佬”的吼声，以及哨兵眼中的杀机和办事员的怠慢。在你世界的这些荒僻边远的角落里，在封冻的土地和瘦弱的牲畜中间，那些几乎已化为历史陈迹的古老的仇恨却依然存在着。有个士兵提着灯照了照他的脸，轻蔑地不耐烦地重复了一遍他的要求。迈亚特拿出护照，士兵倒拿着护照，仔细查看了上边的狮子和独角兽，然后说了一句德语：
“英国人吗？”
迈亚特点点头，士兵把护照扔回到座位上，又仔细查看起司机的证件来，他的证件像一本儿童读物，打开后拖成长长的一条。约瑟夫·格伦利希小心翼翼地向前探了探身子，从前排座位上拾起迈亚特的护照。当红光晃到他脸上时，他咧嘴一笑，挥了挥护照。士兵把他的同伴叫了过来，两个人站着，在灯光下打量他，低声交谈着，根本没注意他的姿态。“他们要干吗？”他抱怨了一声，却仍然满脸堆笑。一个士兵下了命令，司机把话译了过来：“站起来。”
他遵命站了起来，一手拿着迈亚特的护照，另一只手抓着银表链。两个士兵举灯将他从头到脚照了一遍，他没有大衣，在寒气中哆嗦着。一个士兵笑起来，用手指戳了戳他的肚皮。“他们想看看是不是真的。”司机解释道。
“什么是不是真的？”
“你的胖肚皮。”
约瑟夫·格伦利希面对侮辱只能强扮欢颜，一个劲儿微笑着。这两个不知名的笨蛋伤害了他的自尊心，而且今生他再也没机会碰见他们了。他一向是睚眦必报，这是他的骄傲，也是他此时此刻的苦恼。将来总得有什么别的人当替罪羊，让他出掉这口恶气。他用德语恳求司机说：“你不能从他们身上冲过去吗？”眼下他只好如此了。两个士兵逐条逐点地议论他的时候，他笑容满面，手里摇着护照。随后士兵向后退了退，点点头，司机按了按自动启动器，汽车开过了铁路，慢慢爬上一条布满辙印的长长的小路，格伦利希回头看了看，两盏红灯像纸灯笼似的在黑暗中上下晃动着。
“他们想干什么？”
“他们在找什么人。”司机说。其实约瑟夫心里最明白。不正是他在维也纳杀了克鲁伯吗？不正是他一小时之前从卫兵的眼皮下逃出了苏博蒂察吗？不正是他格伦利希动作迅速，从不迟疑，堪称机警麻利吗？他们封锁了所有的路口，但他还是溜出来了。但是，他脑子里也闪过了一个隐秘的念头：如果他们找的是他，他是混不过去的。他们正在搜索别的人。他们认为别的什么人更重要。他们发出了有关那个动作迟缓的老医生的特征描述，却没提他约瑟夫·格伦利希，尽管他杀了克鲁伯，而且吹嘘自己“五年没进过班房”。他甚至忘却了对开快车的恐惧。他们乘坐的老爷车嘎嘎乱响，在黑暗中颠颠簸簸地行驶，格伦利希一动不动地坐着，心中思忖着世道的不平。
科洛尔怀着一种陌生的异样感觉醒了过来。她坐起身来，装着粮食的麻袋在身下窸窣作响。这是唯一的响动，下雪声已经停了。她倾听着，惊恐地意识到自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津纳医生死了，她听不到他的呼吸声了。从很远的地方，一辆汽车换挡的声音透过幽幽的夜色传到她耳朵里。那声音如同摇尾乞怜的狗一样，来到了她的身旁。
要是津纳医生已经死了，她想，我就不必待在这儿了。我要去找那辆汽车。就算是当兵的在开车，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说不定……真希望在这句话中留下一段空白，像饥饿的小鸟张着嘴一样。她跪立起来，伸出一只手撑住身体，又摸了摸医生的脸。他的脸还有热气，但一动不动，她在他嘴边触到一层像老皮那样又脆又干的淤血。她尖叫了一声，随后安静下来，心里也有了主意。她摸到了火柴，点起一根纸捻，但她的手颤抖着。她肩负的重任虽说尚未完全压垮她的神经，也真让她有点儿吃不消了。过去一个星期里似乎每天都遇到需要她决定的问题，每天都产生需要她掩饰的恐惧：“有个在君士坦丁堡演出的活儿。干不干随你。楼梯上还有十几个姑娘呢”；迈亚特把车票塞进她的包里；房东太太唠唠叨叨地说这说那；还有奥斯坦德码头上轮船的事务长叫她记住他时，突然袭来的对异国他乡的畏惧感。
在纸捻的火光下，医生睿智的目光又一次使她惊骇不已。但这是凝固的、僵死的智慧。她看看旁边，又转头看看他的脸，那目光依然如故。我不知道他会这么吓人，她想，我不能再待了。她甚至担心他们会把医生的死归罪于她。这些外国人，她听不懂他们的话，他们什么事都能干出来。可是，由于某种奇怪的好奇心，她仍旧耽搁着。纸捻越烧越短了。他有过女朋友吗？想到这里，她觉得医生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不再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死者。她更仔细地瞧了瞧他的面孔，这以前她从来没敢这么做。风度随生命一起消失了。她第一次注意到他脸上的线条极为粗糙，如果不是这样瘦削，这张脸一定会令人生厌；也许正是由于他总是食不果腹，忧虑重重，他的面容才显出几分智慧和敏锐。即使在死后，在一小条报纸燃起的摇曳的蓝光下，那张面孔也极为古板，没有一点儿幽默。也许他和大多数人不一样，从来没有过女朋友。她想，如果有个人同他生活在一起，偶尔笑话笑话他，他就不会落到现在这步田地；他就不会凡事都那么认真，他也会学得见怪不怪，听其自然，那是唯一的活路。她摸了摸那长长的胡髭。这把胡子挺可笑，也招人可怜，却永远不会显得英勇悲壮。这时纸捻熄灭了，她看不见他了，过不了多久，她会完全忘记他，从这种意义上讲，他已经被埋葬了。外面传来了微弱的脚步声和汽车行驶声，她的思想立刻被引了过去。她方才的叫声让人听见了。
从那扇关不严的房门底下，窄窄一道光淌流进来；门外响起了说话声。一辆汽车发出低沉的嗡嗡声，从外面的公路上驶了过来。脚步声离去了，一扇门被打开，透过谷仓薄薄的墙壁，她听见有人在隔壁的麻袋中搜寻；一只狗抽着鼻子嗅着。这使她想起过去的一个星期天，平坦单调的诺丁汉田野，她曾和一小伙矿工一块去抓老鼠，还有一只名叫花花的狗。花花从谷仓里跑进跑出，而他们所有人围成一圈，手里拿着棒子。门外有人在争论，但她一点儿也听不清楚。汽车停住了，但发动机还在轻轻转动。
棚屋的门被打开了，手电光向上一晃，照到了麻袋上。她用胳膊肘撑起身体，透过麻袋围垒的缝隙向外看，她看见了那个戴夹鼻眼镜、脸色苍白的军官和那个在候车室外警卫的士兵。他们穿过屋子朝她走来，她的精神一下子垮了，坐等别人发现自己的过程是那么漫长，她再也受不了啦。那两个人半转过身正要往回走，她站了起来，叫道：“我在这里！”军官猛地转过身来，拔出手枪。随后他看清了这人是谁，仍站在屋子中间，端着手枪，问了她一个问题。她觉得自己理解他的意思，就说：“他死了。”
军官下了命令，士兵走上前来，慢吞吞地动手把麻袋拖开。就是这个士兵拦住了她去餐车的路，因而她非常恨他，但当他抬起脸，可怜巴巴而又满怀歉意地朝她笑笑时，她的恨意全消了，这时那个军官在他背后有点儿不耐烦地斥骂着。他拖开小窝口上最后一个麻袋，他们俩的脸差点儿碰上，在那一瞬间，她觉得自己就像跟一个性情平和的人谈了话似的，获得了某种慰藉。
彼特科维奇少校见医生一动不动，于是就穿过屋子，把手电径直照到死者的面孔上。在手电光的照耀下，医生那长长的胡子显得发白，睁开的眼睛像玻璃一样反射着光线。少校把手枪向士兵递过去。那士兵霉头霉脑的外表上，快活的天性和残留的一点儿单纯的幸福感一下子崩毁了，好似一所楼房的各层地板全部倒塌，只剩下墙壁还立在那里。他吓坏了，话也不会说了，一动也不动；手枪依然留在少校的手掌上。彼特科维奇少校倒没有动怒；他透过金丝夹鼻眼镜好奇而又坚定地瞅着对方。他对兵营中人们的各种情感了如指掌，在他的书架上，除了有关德国战略的旧书外，还有一小排关于心理学的书，他像忏悔牧师一样熟悉每个士兵的心，知道他们如何残忍又如何善良，何等狡猾又何等单纯；他知道他们的乐趣所在：拉基亚酒、赌博和女人；他也知道他们的抱负，尽管这种抱负只不过是想给老婆讲点儿惊人或有趣的新闻而已。他最擅长因人而异地整治这些士兵，晓得如何摧毁他们的意志。刚才他嫌那士兵搬麻袋的动作太慢而很不耐烦，但现在却一点儿也不动气；他任凭那枪留在手掌上，冷静地重复了一遍他的命令，同时透过金丝眼镜盯着那个士兵。
士兵低下头来，用手擦了擦鼻子，痛苦地斜视着地面。随后他接过手枪，对准了津纳医生的嘴。这时他又迟疑起来。他抓住科洛尔的胳膊，用手一推，使她脸朝下倒在地上。她趴在那里，听见一声枪响。那士兵使她免于目睹惨状，却不能使她不去想象。她跳了起来，向门口跑去，一边跑一边阵阵作呕。她曾盼望摆脱黑暗，但屋外汽车前灯的强光朝她射来时却有如当头一棒。她倚着门，竭力想站稳点儿，她感到无比孤独，比刚才醒来发现津纳医生死了时更孤独；她痛苦，绝望，她需要迈亚特。而人们在汽车旁边争吵着，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酒气。
“这是他妈的怎么啦？”有人说，那群人往两边分开，沃伦小姐在中间出现了。她面孔红肿，但得意洋洋。她抓住科洛尔的胳膊。“出什么事了？不，现在别对我讲。你病了，你马上和我离开这里。”士兵们站在她和汽车之间，少校从屋里出来，走到人群中。沃伦小姐急促地低声说：“对他们要事事顺着来，只管多说好话。”她伸出结实的大手拉住少校的衣袖，讨好地说了起来。他想打断她，但她的滔滔话语冲走了他的声音。他摘下眼镜擦了擦，有点儿不知所措。威胁是无济于事的，她会整夜纠缠着提抗议，而且她的话言之成理，这对他很有诱惑力，拒绝有理的事情是违背他天性的。在这番道理背后，她还隐约流露出另一层迥然不同的、更有价值的理由，一种重要的外交因素。他又擦了擦眼镜，点点头，向她让步了。沃伦小姐抓住他的手，紧紧握了一下，她的印章戒指在他那直往回缩的手指上压出一道深深的印痕。
科洛尔软软地倒在地上。沃伦小姐摸了摸她，她晃了一下，想挣脱出来。嘈杂的人声消失了，在寂静之中，大地在她眼前晃动起来。很远的地方有个声音说：“你的心脏不好。”她又睁开了眼睛，以为在身体下方会看见医生那衰老的面孔。但她却躺在一辆汽车的后座上，沃伦小姐正在给她盖毯子。她倒了一杯白兰地，端到科洛尔嘴边；汽车发动机的抖动使两人摇晃着碰到一起，酒泼洒到科洛尔的下巴上；科洛尔朝着面前那张有八九分醉意、通红而又温柔的面孔笑了笑。
“听着，亲爱的，”沃伦小姐说，“我先带你回维也纳。到维也纳我就能往回发电讯稿。如果有哪个臭下流坯想打你的主意，什么也别说，连个‘不’字也不要说。”
科洛尔一点儿也没听懂这话的意思。她的胸口隐隐作疼。汽车转了个弯向维也纳驶去，车站的灯光熄灭了，她依然执着地思念迈亚特：不知他现在到哪里了。胸口的疼痛使她呼吸困难，但她决心忍住痛不出声。她的脑海里浮现出他的容颜；她的耳边回响着他的絮絮低语，诉说着他们将在君士坦丁堡一起生活的打算；只要一张口，描述疼痛症状或要求帮助，她就会失去这一切幻象。我绝不会先负情，她固执地想着，同力图占据她思想的其他画面拼命斗争着：黄昏公路上汽车灯发出的闪闪红光，纸捻火光下津纳医生凝滞的目光；最后，她还同疼痛，同艰难的呼吸，同哭喊的愿望，同头脑的昏迷拼命搏斗，它们要剥夺她头脑中所有的幻象，包括她尽力驱赶的津纳医生的形象。
我记着呢，我没有忘记。但她还是忍不住喊了一声。这声音很低，被汽车的嗡嗡声淹没了。沃伦小姐没听见她的呼叫，也没听见她随后的喃喃低语：“我没有忘记。”
“独家消息，”沃伦小姐用手指敲着毯子说，“我要让它成为独家新闻。这是我的报道。”她自豪地说，在满脑子的大字标题和大号铅字后面，在她思想的隐秘深处，她唤出了另一个梦境：穿着睡衣的科洛尔在倒咖啡，穿着睡衣的科洛尔在调鸡尾酒，在装饰一新和恢复生气的公寓里，科洛尔悄然安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