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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事务长手里拿着最后一张登陆卡，望着乘客们穿过灰蒙蒙的潮湿的码头，跨过横七竖八的铁轨和道岔，绕过废弃不用的货运敞车。他们缩着肩膀，大衣领子朝上翻着；在长长一列火车里，桌上的灯亮着，透过雨雾看去像一串蓝色的珠子闪闪发光。一台巨大的起重机旋动着、下降着，一时间，绞盘咔啦咔啦的响声甚至淹没了无处不在的水声——雨水从阴沉的云天上倾盆而下，海水冲击着渡轮和码头。这时正是下午四点半。
“春天，我的上帝。”事务长大声说，想驱除最后这几个小时造成的印象：湿漉漉的甲板，蒸汽、燃油以及酒吧里的陈年巴斯啤酒发出的气味，女招待端着锡盆到处走，黑绸裙子在地上拖来拖去，等等。他顺着起重机的铁臂看去，望见工作台里身穿蓝色工作服的小小人影正在转动轮盘，心里升起一股不常有的嫉妒感。那起重机司机高高在上，三十英尺高的雨和雾将他与事务长、旅客以及灯火通明的长长的快车分隔开来。可我就没法儿躲开那些讨厌的嘴脸，事务长心想，他记起了那个穿厚皮大衣的年轻犹太人，这个人因为上渡轮时被分到一间双人船舱而怨声不绝，其实一共才不过该死的两个小时。
事务长对从二等船舱出来的最后一名旅客说：“别往那儿走，小姐。海关检査站在这边。”看到这张年轻的陌生面孔，他心里轻松了些，这人至少没发牢骚，“你不需要人帮你搬行李吗，小姐？”
“不了，”她说，“我听不懂他们的话。行李也不重。”她从那身廉价的白雨衣里伸出头来，朝他咧嘴笑笑，“除非是您愿意帮忙，船长。”女孩子的冒昧使事务长高兴起来。“哎，要是我年轻，你可真用不着脚夫。我真不知道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事务长摇摇头说道，只见那犹太人离开了海关，穿着灰色羊皮鞋在铁轨之间找下脚的地方，身后跟着两名搬运工。“路远吗？”
“全程。”她一边说，一边悒悒不乐地越过铁轨、行李堆和餐车的灯火，凝视着停在那里的黑黢黢的车厢。
“有卧铺吗？”
“没有。”
“你该去弄个铺位，”他说，“像你这样坐全程的人，要在火车上过三夜，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去君士坦丁堡做什么呀，结婚？”
“据我所知可不是。”她怀着离别的忧郁和对陌生环境的恐惧，勉强笑了一下，“这事儿谁也说不准，是吧？”
“去工作？”
“去跳舞、打杂什么的。”
她说了声“再见”便转身走了。雨衣显露出她瘦削的身子，即使当她跌跌绊绊地走在铁轨和枕木之间的时候，她的身躯仍然保持着那种忸怩不安的姿态。一只信号灯由红转绿，蒸汽长啸着从排气管中喷出。她寻常而又活泼的面孔、大胆而又沮丧的举止，在事务长的脑海中停留了片刻。“记住我，”他向她喊道，“过一两个月我们还会见面的。”可是他心里明白自己根本不会记得这姑娘。今后几个星期，会有许许多多的人从窗口向他的办公室里张望，要一间舱房啦，要换钱啦，要一个铺位啦，等等。他根本无暇去记住某一个人，何况这姑娘没有任何引人注意的地方。
当事务长回到船上时，甲板已冲洗好准备返航了。看到船上不再有那些陌生人，他感到愉快多了。他喜欢船上永远是这个样子：有几名可以用意大利话差来遣去的肤色浅黑的意大利人；有个女招待可以陪自己喝杯啤酒。他用法语朝水手们咕哝了一句，水手们冲他笑笑，唱着一首关于某个“戴绿帽子的丈夫”的下流歌曲，这使他不禁妒火上升，一腔思家之情也减了几分。“这一趟横渡真不顺当。”他用英语对总管事说。那人曾在伦敦当过跑堂的，而事务长除非是迫不得已，决不愿多说一句法语。“那个犹太人，”他说，“给了你不少小费吧？”
“你觉得是多少？六法郎。”
“他病了吗？”
“没有。倒是那个留小胡子的老头儿一直不舒服。给了我十法郎吧，我赌贏了。他是英国人。”
“算了吧。他的口音生硬得能用刀切。”
“可我看了护照。理査德·约翰。中学教师。”
“这可是够怪的。”事务长说。这真有点儿古怪，他暗自想，不情愿地掏出十法郞来，脑海里又浮现出跳板升起、汽笛响彻云霄时，那个身穿雨衣、须发灰白的疲倦的男人大步从轮船栏杆边走开的情景。那人曾向他要报纸，要晚报看，于是事务长对他说，这么早伦敦的晚报还没出呢。听到这话，那人呆呆地站着，用手指捻着长长的灰白胡子。事务长给女招待倒了杯巴斯啤酒，他在结账前又想起了那位学校教师。一时间，他几乎有点儿怀疑与自己擦身而过的是否是个戏剧性的人物，一个正被追捕、疲倦不堪、适合充当故事素材的人。不过这教师没发过牢骚，因此，他比年轻的犹太人，比厨师旅游团，比那个丢了戒指、穿淡紫色衣服的病怏怏的女人，以及付了双份卧铺钱的老头儿更容易被遗忘。那姑娘在半小时前就已经被忘却了。这是她与理査德·约翰共命运的头一桩事——头顶甲板上沉重的脚步声，燃油味，闪烁的信号灯，忧虑重重的面孔，叮当作响的玻璃杯瓶，账面上一行行的数字——这些都在事务长的脑海中化为乌有。
风停了有十秒钟，那一瞬间里，原来在码头和甲板之间来回扫掠的浓烟，静静停在了半空中。迈亚特正小心择路走过泥淖，他觉得这烟尘就像游牧人的灰色帐篷。他忘了自己的羊皮鞋已经被弄脏了，忘了海关人员在翻到他的两件丝绸睡衣时的无礼态度。他在这些人的粗暴和轻蔑，以及“犹太人，犹太人”之类的字眼底下，悄悄溜进这些巨大如帐篷般的阴影中。有那么一刻，他好像到了家，不再需要用他的皮大衣、他在萨维尔街定做的服装、他的钱财以及他在公司中的位置来鼓励自己。但当他来到火车跟前时，风又刮了起来，烟尘的帐篷被击得粉碎，于是，他又落入了充满敌意的世界之中。
不过，他感激地看到了金钱的威力。钱并不总能买到殷勤礼貌，但可以使事情办得迅速。其他乘客还没到，他就头一个通过了海关。他可以和列车员商量自己独占一个隔间——他最讨厌当着别人的面脱衣裳了。当然他知道，由于自己是个犹太人，和列车员打交道就得多破费点儿，光是提个要求、给点儿小费可不顶事。他从餐车灯火辉煌的窗口走过，餐桌上已铺好了桌布准备开饭，罩着紫红灯罩的台灯在桌上闪耀着。“奥斯坦德——科隆——维也纳——贝尔格莱德 [4] ——伊斯坦布尔”。他走过这一溜地名牌，看都不看一眼；这条线他很熟，这些地名就像这些城市中的清真寺的尖塔、圆顶楼阁以及穹形房顶一样，在他眼前只是一晃而过，都不是他这个民族的人能够长期居留的地方。
如他所料，列车员态度很恶劣。他说列车很挤，虽然迈亚特明知他是撒谎。四月还不到车挤的时候，过海峡时他在渡轮上没见到几个头等车厢的乘客。正当他跟列车员争辩时，一群游客拥进车厢，中年妇女抓着披巾、毯子和写生本，一位老牧师则抱怨他的《宽广世界》杂志丢了——“我旅行时总是读一本《宽广世界》”——后边是他们佩着旅行社徽章的导游，汗水涔涔，在乱糟糟的情况下仍然和和气气。“瞧瞧。”列车员说，比画了一下，似乎要说明他的列车承担着异乎寻常、不堪忍受的重负。可是迈亚特太清楚这条路线的底细了，不可能上当。从这帮人忙乱不安的精神状况看，他断定他们是属于到雅典就断开的车厢的。他又把小费加了一倍，于是列车员让步了，在他的隔间门上贴了张铺位已预订的纸条。只剩下他一个人了，迈亚特轻松地吐了一口气。
隔着玻璃这道安全的墙壁，迈亚特望着外边游离过去的面孔。潮湿的寒气透过皮大衣袭来。他在拧暖气管时，呼出的水汽蒙到了玻璃窗上，于是他便看不清来往的旅客了，只瞥见一点半点互不相关的特征：一只四处张望的恼怒的眼睛，一件紫红丝绸衣，一个教士服领子，等等。只有一次他耐不住不断增长的孤独感，用手指擦了擦玻璃，正巧看到一个穿白色雨衣的苗条姑娘在通往二等车厢的过道尽头消失了。有一次门被推开了，一个半老的男人向里面瞧了瞧。他蓄着小胡子，戴着眼镜和破旧的软帽。迈亚特用法语告诉他，这隔间已经有人了。
“一个座位。”那人说。
“是要二等车厢的吗？”迈亚特问，可那人摇摇头走了。
奥佩先生舒舒服服地缩在他的角落里，既好奇又失望地打量着对面那个矮小苍白的男人。那人的样子普普通通，由于健康不佳，肤色很难看。神经兮兮，奥佩先生一边想，一边观察着他那动来动去的手指，可这些手指丝毫没有显示出其他什么敏锐感。它们又短又粗，指尖平平的。
“我一向认为，”奥佩说，暗自怀疑碰上这么个旅伴是不是有点儿背，“只要能搞到卧铺，就没有必要坐一等车厢。二等车厢也相当舒服嘛。”
“是的——是这样，”那人欣然答道，“可你怎么知道我是英国人？”
“我总是，”奥佩先生微笑着答道，“把人往最好处想。”
“当然了，”那苍白的男人说，“你是牧师——”
报童在窗外吆喝着卖报，奥佩先生探出身去说：“《伦敦时报》。这是什么？什么都不是？《晨报》和《每日邮报》。好。谢谢。 [5] ”在旁人听来，他的法国话里尽是些习字帖里的短词，讲得津津有味却又错误百出。“多少钱？三法郎。天啊。 [6] ”
他对那白脸人说：“要不要我给你翻译？你想要什么报纸吗？你就是想要《生活周刊》也用不着避讳我。”
“不，我不要什么。谢谢你。我有本书。”
奥佩看了看表。“还有三分钟我们就要开车了。”
有几分钟她很害怕，担心那男人或他的老婆——那个瘦高的女人会讲起话来。此时此刻她最希望的就是安静。她想，要是我能买得起卧铺，是不是就可以独自一人不受打扰呢？昏暗的车厢里灯光闪闪烁烁。那个胖男人说：“快开车了。”潮湿的空气里满是灰尘，外边闪动的灯光使她想起了她所熟悉的事物：诺丁汉高街的剧院上方熠熠闪光、不停变化的霓虹灯。生活的骚动，来来往往的搬运工和报童，这一切都使她想起了鹅市 [7] 。她抓住这个回忆不放，极力在头脑中重温旧日的鹅市，如何砌砖头、摆摊子，等等，这些都显得栩栩如生，几乎就像被冷雨冲刷的码头和时时变换的信号灯一样真实。这时，那男人对她说话了，她不得不走出自己匿身其中的梦幻世界，做出兴致勃勃、勇气十足的样子来。
“小姐，我们将在一起长途旅行。让我们互相认识一下吧。我叫彼得斯，这是我妻子，艾米。”
“我叫科洛尔·马斯克。”
“给我买块三明治，”那瘦削的女人恳求道，“我饿得肚子咕咕叫。”
“帮个忙好吗，小姐？我不懂外国话。”
干吗叫我去？科洛尔恨不得冲他嚷起来。你以为我就懂外国话吗？我压根儿没离开过英格兰。但是，她已习惯了约束自己，不论何时何地都承担落到肩上的一切责任，所以她没有表示反对，打开车门准备跳到铁路线之间滑溜溜的灰暗的路上去找三明治。不过，这时她看见了一个钟。“没时间了，”她说，“还有一分钟就要开车了。”科洛尔转身时看见过道尽头有个面孔和身影，不由得满怀期望地屏住了呼吸：在伦敦时，只要最后往鼻子上扑点儿粉，向看门人道声“晚安”，就可以去会朋友了，在外面驱散黑暗的华灯下，有年轻的犹太人在等她，等待她的还有巧克力糖，街拐角处的汽车，一趟风驰电掣的兜风，以及偷偷摸摸的危险的拥抱。可是，眼前这个犹太人她不认识，她得再一次不情愿地而且是战战兢兢地在陌生的土地上探险；这一次，只靠个把巧妙的暗示不再能阻止危险，只靠有节度的爱抚也不足以打发徐徐来临的黑夜。
迈亚特走进过道，心想，列车误点了。他摸了摸背心兜里那盒他总是随身携带的葡萄干。小盒分成四格，他信手拈了一颗葡萄干，放进嘴里品尝着。质量下降了。是斯坦因公司的。葡萄干又小又干。过道那头穿白色雨衣的姑娘转过身来盯着他。好身材，迈亚特想，我认识她吗？他另外选了一颗葡萄干，看都没看就放进嘴里。这是我们自己的，迈亚特的，“迈亚特及佩奇联合公司”的。有葡萄干放在舌头上，一瞬间他得意得几乎像是个操纵着生杀予夺的世界主宰。这是我们的，而且质量最好，他想。一扇扇车门砰砰地关上了，火车拉响了汽笛。
理査德·约翰的雨衣领子竖着，遮住了耳朵。他倚着过道的窗门朝外眺望，棚屋小舍开始纷纷朝缓缓拍击堤岸的海水退去。这是结束，他想，也是开端。车外一张张面孔闪过去了。一个扛着铁镐的男人摇着红灯，火车头喷出的烟气环绕着他，灯光显得模糊暗淡了。制动闸松开了。云层也绽开了裂口，落日的光辉照耀在铁路线、车窗以及理查德的眼睛上。要是我能入睡，他渴望地想，我一定能更清楚地回忆起所有应当记住的一切。
炉门打开了，火焰和热气顿时从炉中涌出来。司机把调节器拧到最大，脚踏板由于车厢的重量晃动着。火车头很快就进入了正常运行，司机关上了排气阀。列车通过了布鲁日区，调节器已经关上，火车靠少量蒸汽下坡滑行着，一点儿残阳从云层中钻了出来，辉映着湿淋淋的高墙，满是积水的小巷也闪耀着莹莹的水光。在这邋里邋遢的外壳里，坐落着那个古老的城市，就像一件曾被人过多地观看、议论和交易的闻名遐迩的珠宝。随后，透过蒸汽出现了空旷的原野，间或有郊区别墅打破了单调的景色。它们又高又丑，朝哪个方向的都有，装饰着五颜六色的瓷砖，披着茫茫的暮色。从快速列车喷出的火星清晰可见，像一群群鲜红的甲虫由于夜的诱惑飞向天空。火星坠落在铁轨旁闪烁着，触碰着树叶、树枝或卷心菜的根茎，随后化为灰烬。一个赶马车的姑娘仰脸笑着；一男一女搂抱着躺在铁路路基旁。车外，夜幕降临了；此后，旅客们在车窗里看到的便只是自己透明的身影。
2
“第一次用餐，第一次用餐。”喊声在过道里回荡着。迈亚特早已端坐在餐车里。他不愿冒险去和别人共用一张餐桌，不愿被迫去跟别人客客气气地寒暄或遭受可能碰到的冷遇。君士坦丁堡，对多数人来说是一次几乎无休无止的旅行的终点，可是在迈亚特看来，它却像迎面飞腾而过的电线杆子一样，急速地向自己逼近。一俟旅程结束，就不再有思考的时间了：等候的汽车，眼前晃过的清真寺尖塔，昏暗的楼梯，从写字台后面站起身来的埃克曼先生就会接踵而来；算计、数字、合同将把他包围起来。在这里，在餐车里、卧铺上或过道中，他必须事先想好每一处措辞，练习每一个声调变化。他倒希望和英国人或土耳其人打交道，但埃克曼及其背后谜一般的斯坦因，却都是跟他同族的犹太人，对于如何根据声调以及拿雪茄烟的姿势发现对方的意思，全都是驾轻就熟。
侍者在通道中往来送汤。迈亚特摸摸胸前的口袋，又吃了一个葡萄干，是斯坦因的，又小又干，可是得承认它价钱便宜。在迈亚特心中，质与量进行着永恒的不可避免的争斗，却从来也没有结果。被拴在伦敦的办公桌边时，他总是只和斯坦因的代表，而不是和他本人打交道，至多只能从长途电话中听听斯坦因的声音，而那只不过是声音的影子罢了，从它的语调变化中你什么都发现不了。因此，他能大致搞清的仅仅是：斯坦因的情况不大妙。但究竟如何呢？是濒临破产还是仅仅受了点儿损失？是已经到了穷途末路还是只不过向不大景气的经济状况屈服了？如果迈亚特不曾怀疑“迈亚特及佩奇联合公司”在君士坦丁堡的代理人、能干无比的埃克曼先生绕开了法律约束，私下与斯坦因勾结，事情本来会明朗一些。
他用勺子蘸了蘸淡而无味的菜丝汤，而他喜欢的是丰盛的、有滋有味的、富有营养的大鱼大肉。窗外一片黑暗，什么都看不见，只偶尔有小站上一闪而过的灯光，过隧道时火车喷出的一股火星，此外，就是一直映在玻璃上的自己半透明的面孔。在玻璃上，他的手像鱼一样飘浮着，透过它，水和水草在闪闪发光。这个时刻追随他的影像有点儿使他不快，他正要放下窗帘，却看见在自己的影子后边，还有曾向他的房间里探头探脑的那个穿旧雨衣的男人。他的衣服已经褪色，磨得发亮，面目全非，就像是穿着古代服装的幽灵，但仍勉强地维持着体面：敞开的雨衣里露出高高的硬领，以及扣得整整齐齐的夹克衫。这人正在耐着性子等候吃饭——迈亚特最初这样想，使自己的脑子暂时摆脱斯坦因与埃克曼等微妙的问题而休息片刻——但是，不等侍者到那人跟前，他就已经睡着了。一处车站的灯光射过来，车厢壁又从镜子还原为玻璃窗，那个陌生人的面孔消失了，透过窗子可以看见一群乡村旅客带着孩子、包裹和网袋在等候国内慢车。待到外边重新暗下来，那面孔就又出现了，他头一点一点地进入沉睡。
迈亚特心里明白，在火车上喝好酒纯粹是浪费，这么抖个不停，什么酒香也品不出来。可他还是点了一种度数适中的勃艮第葡萄酒，一九二三年出的香贝丹酒，就着牛肉喝了起来，并且很快就把那人忘掉了。列车开足马力奔向科隆，整个车厢的玻璃都在颤抖中呜咽。他喝着第一杯酒，又想起了斯坦因，此刻他正在君士坦丁堡狡诈或者绝望地等候自己到达。迈亚特相信，只要价钱合适斯坦因就会卖；可是听说另外还有个买主。埃克曼先生的可疑之处就在这里，也许他为了从斯坦因那里捞15%的佣金便吃里爬外，帮对方抬高价钱，和自己的公司作对。埃克曼来信说，莫尔特公司给斯坦因的存货和信誉出了个大价钱；迈亚特不相信这话。有一天，他曾和小莫尔特一道吃午饭，席间偶然提及斯坦因。莫尔特不是犹太人，他不那么敏感，不懂得推诿回避的学问。如果他想说谎，他就说谎，但只用语言欺骗，他不知道毫无经验的手会戳穿嘴里的谎言。迈亚特发现，和英国人打交道时，有一招就足够了；如果谈及重大事项或提出了关键的问题，他就递上一支雪茄，假如对方撒谎，不论他答话有多快，接烟时手至少要迟疑四分之一秒。迈亚特知道那些异教徒怎么说他：“我不喜欢这个人。他从来不正眼看你的脸。”傻瓜，他暗自得意洋洋地想，我还有比这强得多的法子呢。比如说，他知道小莫尔特没撒谎。是斯坦因，或者是埃克曼在撒谎。
他又给自己斟了一杯酒。真有趣，他想，安宁平静地以每小时六十英里的速度旅行的人是他，而不是埃克曼。埃克曼此刻也许正锁上办公桌，从书信架上拿起帽子，用尖利的龅牙咬着公司的电报，细细地琢磨着：“卡尔顿·迈亚特先生于十四日抵达伊斯坦布尔。请安排会见斯坦因。”在火车里，不管它运行得多快，乘客都不得不安静地休息。在两面的玻璃窗之间根本唤不起什么激情；除去想想事以外也根本没法从事其他什么活动；而且，你尽可以独自冥思，不必担心有人打扰。可是埃克曼和斯坦因却不断地被外界打扰，电报纷纷来到，人们的谈话打断了他们的思绪，女人们在举行宴会。在这摇摆急驰的快车上，响声如此有规律，几乎就等于是寂静，运动如此平稳地延续，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人们简直把它视为静止了。只有在外头才会发生侵害他的事，在火车上，他和他的种种计划可以安安稳稳地待上三天，三天之后他就会一清二楚地想好如何对付斯坦因和埃克曼。
吃完冰激凌和甜点，付过账，迈亚特在餐桌边停了一会儿，点了支雪茄。他正对着那个陌生人，看见他在上菜的空当里，即撤下塔列兰小牛肉以后，端上冰布丁之前的片刻时间里睡着了，他一定是太累了。
在迈亚特的凝视下，那人突然醒了过来。“嗯？”他问。迈亚特道歉说：“我并没想惊动您。”那人怀疑地打量着迈亚特；他从睡眠中惊醒，重又回到他习以为常的焦虑不安的状态中，那件寒碜的雨衣破坏了他在穿着上花费的一番苦心。看到这些，不知是什么使迈亚特有点儿动了恻隐之心。他接着上次相遇时的话题说道：“您已经找到隔间了吧？”
“找到了。”
迈亚特不由自主地说：“我想您可能会觉得在火车上难以休息。我的包里有阿司匹林。您要几片吗？”那人猝然答道：“我什么都不需要。我自己是医生。”迈亚特出于习惯瞧了瞧他那瘦骨嶙峋的手。他带着几分处于荒漠中的点头哈腰的犹太人所特有的过分谦卑说道：“打扰您我真过意不去。不过您气色不好。如果我能为您效劳——”
“不，用不着，用不着。”可是，当迈亚特走开时，那人却转过身来朝他喊道，“时间。现在几点了？”迈亚特说：“八点四十分。不，八点四十二分。”他看见那人小心翼翼地校准了自己的表。
迈亚特回到自己的房间时，车速渐渐慢了下来。铁路旁列日市的巨大高炉就像在边境袭击中着了火的古代城堡。列车晃了一下，通过了一处道岔。路两边架着一道道钢梁，下边远处，一条空荡荡的街道斜插着伸向黑暗，一家咖啡馆门口亮着灯。眼前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铁轨，一些没挂车厢的火车头呼啸着，喷着汽，蒸汽朝东方快车涌来。卧铺车厢那边，绿灯亮了，列车上方露出了车站的穹顶。报童在叫卖，一长溜庄重古板的穿黑衣的男人和戴黑纱的女人在站台上等候，态度漠然，像葬礼上的一群有教养的陌生人。他们望着一等车厢从眼前经过，奥斯坦德——科隆——维也纳——贝尔格莱德——伊斯坦布尔——雅典（脱卸车厢）。随后，他们提着网袋，拉着孩子，爬上了后边的车厢，可能要去十五英里外的珀潘斯特尔或韦尔维耶。
迈亚特累了。昨天晚上他和父亲雅各布·迈亚特讨论斯坦因的事，一直谈到夜里一点钟。看着父亲抖动的白胡子，他恍然明白了事务已经一点儿一点儿地从父亲那抓着热牛奶杯、戴着戒指的衰老的手指间溜掉了。“他们从来不撇奶皮。”雅各布抱怨说，他让儿子用勺子把牛奶表面撇清。如今好多事他都让儿子做；佩奇根本不算数，他的董事职位不过是个虚职，是他作为办事员总管忠诚服务二十年得到的酬答。我即迈亚特，迈亚特及佩奇联合公司，想到这一责任，他毫不激动；他是长子，而且，按照自然法则，父亲总得把家业交给儿子。
昨天晚上父子俩对埃克曼看法不一。雅各布·迈亚特认为斯坦因欺骗了埃克曼，而他儿子则认为他们是狼狈为奸。“你等着瞧吧。”他说，对自己的机警深信不疑。但雅各布只是说：“埃克曼是个聪明人。我们在那儿需要个聪明人。”
迈亚特明白，在赫比索尔过境之前是没法安顿下来睡觉的。他拿出埃克曼提出的作为与斯坦因谈判基础的那些数字，斯坦因手头存货的价值，其公司信誉的价值，以及他估计其他买主给斯坦因出的价钱。不错，埃克曼没有明文提到莫尔特，他不过是作了暗示，而且他可以否认这一暗示。莫尔特公司以前从来没对葡萄干生意表示过兴趣，至多只不过曾在海枣市场上有过短暂的念头。迈亚特想：我不信这些数字。对于我们来说，斯坦因的公司倒是值这么多钱，哪怕我们把他的存货全都倒进博斯普鲁斯海峡，因为这样我们就赢得了垄断地位。但对其他公司来说，买它不过是买一家在竞争中被我们挤得风雨飘摇的企业而已。
数字开始在他睡意蒙眬的眼前浮动起来。1呀、7呀、9呀，变成了埃克曼先生的小尖牙；6呀、5呀、3呀，就像在变戏法电影中那样转化成了埃克曼闪闪发亮的黑眼睛。他弄到的佣金像五彩缤纷的气球在车厢里飘来飘去，越胀越大，他找了根针把它们一个一个全扎破了。过道里来来往往的脚步声使他又完全清醒了过来。他看见一件棕色雨衣从窗前闪过，还有一双紧握着的手，于是想道，可怜的家伙。
但他对埃克曼先生却没有一丝怜悯，他想象着埃克曼如何从办公室回到他那非常摩登的公寓中，走进那闪闪发亮的厕所、镶银镀金的洗澡间以及配有鲜艳椅垫的客厅，他妻子就坐在那儿缝呀缝呀，为英国圣公会慈善机构缝背心、裤子、帽子和袜子：埃克曼先生是个基督徒。一路上两边的高炉火光冲天。
但热气穿不透玻璃的隔墙，天气寒冷彻骨，四月的夜就像带着亮闪闪霜凌的老式圣诞卡。迈亚特从衣钩上取下皮大衣，走进过道。列车在科隆要停四十五分钟，来得及去喝杯热咖啡或白兰地。到科隆之前他可以来回走走，像那个穿雨衣的人一样。
外边没什么东西值得一顾，迈亚特知道，当他在过道里走过或出入厕所时，在精神上伴随他的仍是埃克曼和斯坦因。他想，企图哄人往漏盆里倒热水的埃克曼先生，却在马桶座旁边放一部用链子系住的《圣经》。至少他听说是这样。《圣经》在银光闪亮的水龙头、塞子之中显得又大又破，很有“家庭味儿”，向所有到埃克曼家吃饭的男男女女宣扬着他的基督教徒的品德。有了它就不需再遮遮掩掩地暗示他们如何常去教堂、常去找使馆的牧师。只需由他妻子说一声“亲爱的，您不洗洗吗？”，或者他本人在茶余酒后向男人们诚心诚意地提出这类问题就行了。不过，对于斯坦因，迈亚特却一无所知。
“你对板球感兴趣，不在布达佩斯下车可真是憾事。我正试着在使馆组织两支板球队——哦，真不容易呀。”一名面孔像教士服领子那样苍白的男人对另一个小老鼠般的人说道，那人在他对面蜷缩着，不住地点着头。迈亚特走过时，声音透过关闭的玻璃窗飘进过道，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音调特征。就像是声音的影子，使迈亚特又想起了在两千英里电缆线另一端说话的斯坦因，声音客气殷勤，毫无特点，表示他希望不久能有幸在君士坦丁堡招待卡尔顿·迈亚特先生。
他走过二等硬座车厢。男人们，背心已经脱去，下巴上胡茬儿青青的，摊手摊脚地横在座椅上；女人们头上罩着像行李架上的网袋那样灰尘仆仆的发网，裙子紧紧地裹着身子，横七竖八地靠在座位上，大乳房和小瘦腿，小乳房和大肥腿，乱糟糟地混在一起。一个瘦高女人醒来片刻，叫苦说：“你弄来的鬼啤酒，糟透了。我胃里真不好受。”她丈夫坐在对面，冲着她闭着的平静的眼睛微微一笑，一只手搓了搓自己的方下巴，又转眼斜睨着身旁穿白雨衣的姑娘。那姑娘躺在座位上，脚抵着那男人的一只手。迈亚特停下来，点燃一支香烟。他喜欢这个姑娘苗条的身材和面孔，口红涂得恰到好处，使她的平庸相貌顿生魅力。而且，她也不完全平庸；她那小巧的五官和头骨，她的鼻子和耳朵，使她具有一种虚假的文雅风度，一种惹人注目的俊俏，像圣诞节时摆满小灯、金箔和五颜六色的寻常礼品的乡村店铺的橱窗。迈亚特记起她曾在车厢过道尽头打量自己，便暗自忖度，不知他使那姑娘想到了什么人。他很高兴她没流露出厌恶之情，没显出她已觉察到，尽管他穿着金钱所能买到的最华贵的衣服，心里却困窘不安。
姑娘身边的男人小心翼翼地把手放到她的脚踝上，并缓缓地朝膝盖摸去。同时，他一直瞧着自己的妻子。姑娘醒过来睁开眼睛。“多冷啊。”迈亚特听见她这么说，从她那煞费苦心的自卫式的友好态度中可以看出，她对那只业已缩回的手并非没有觉察。她很委婉，很耐心，但迈亚特觉得她还不大善于掩饰。他知道姑娘正在他和身旁那位旅伴之间权衡，掂量他的品质以及他招惹烦恼的可能性。她可不想惹麻烦，她会这么说。当他看到她勇敢果断地下了决心，不由得感到敬佩。“我想到外边吸口烟。”姑娘一边说，一边在提袋中摸寻烟盒。片刻之后，她来到迈亚特身边。
“要火柴吗？”
“谢谢。”他们走到她那个隔间里的人看不见的地方，一起凝视着车外喃喃低语的黑夜。
“我不喜欢你那位旅伴。”迈亚特说。
“我可没法挑三拣四。他还不算太坏。他叫彼得斯。”
迈亚特迟疑了一下：“我叫迈亚特。”
“这个名字挺有趣。我叫科洛尔——科洛尔·马斯克。”
“跳舞的？”
“没错。”
“美国人？”
“不是。你为什么这样想？”
“听你说话。你有点儿美国腔。去过美国吗？”
“去过美国？当然了。一星期里六个晚上外加两个下午。在长岛的乡村俱乐部花园、棕榈海岸、河滨路的单身公寓等处演出。哎，要是不会来点儿美国腔，就别想在英语音乐喜剧中谋个差事。”
“你很聪明。”迈亚特严肃郑重地说，拋开了有关埃克曼和斯坦因的种种思绪。
“咱们走动走动吧，”姑娘说，“我冷。”
“你不睡觉吗？”
“渡过了海峡就没睡成。太冷了，那家伙又一直在摸我的腿。”
“你干吗不给他一个耳光？”
“在到科隆之前？我可不想惹是生非。我们得一起坐到布达佩斯呢。”
“你的目的地？”
“不，是他的。我坐全程。”
“我也是，”迈亚特说，“去出差。”
“哦，咱们俩都不是去消遣游乐，是吗？”她有点儿忧郁地说，“火车刚开时，我就瞧见你了。我还以为你是我认识的什么人呢。”
“谁？”
“我怎么知道？我才不费心去记那些男孩子给自己安的姓氏呢。邮局找他们用的可不是那些名字。”迈亚特觉得，是耐心和勇气使她能如此平静地接受欺骗。她把冻得发青的脸贴在玻璃窗上，像个小男孩眼巴巴地细看着商店里的一切，折刀呀，恶作剧的玩具呀，起罐器呀，气味炸弹呀，会吱吱叫的小兔子呀，等等。可是，摆在她面前的只有黑暗，以及他们自己的影子。“你看我们朝南走，”她问，“天气会不会变得暖和些？”她似乎认为自己正在驰往暖和的热带。“咱们到不了真正的南方，所以天气不会有太大变化。”他说，“我在君士坦丁堡见过四月里下雪。风从黑海刮来，经过博斯普鲁斯海峡，风硬得能把棱角锉圆。那城市到处是棱棱角角的。”
“我希望更衣室里能暖和点儿，”她说，“在舞台上不能多穿衣服御寒。我真想喝点儿什么热东西。”她屈着腿，发青的脸和膝盖抵着玻璃。“快到科隆了吧？德语的咖啡怎么说？”她的表情吓坏了迈亚特。他沿着过道跑过去，把唯一敞开的一扇窗子关上了。“你觉得好点儿了吗？”
她半闭着眼缓缓说道：“好点了。你弄得车里都不透气了。这会儿我觉得暖和了。你摸摸。”她抬起手来，迈亚特把她的手贴在自己的面颊上，那滚烫的手让他吃了一惊。“听着，”他说，“回你车厢里去，我想法儿给你弄点儿白兰地来。你病了。”“我只不过是时不时发冷，”她解释说，“刚才我挺暖和，现在又冷了。我不想回去。我就待在这儿。”
“你一定得披上我的大衣。”他不大情愿地开口说，不过没等他说出“披一会儿”或“等你暖和了再还我”之类的话来限制一下自己言不由衷的提议，她就已经倒在地上了。他抓住她的手，摩擦着，焦急而又束手无策地望着她的脸。对他来说，帮助科洛尔突然成了压倒一切的需要。看她在台上跳舞，或站在剧院外灯光照耀的街头，他只会把她当成满足感官刺激的玩物。可现在，她在列车过道里昏暗摇曳的灯光下，孤立无援，疾病缠身，身子随着列车的行驶抖动着，于是唤起了痛苦的同情。她没抱怨天冷，她只是像议论一种不可避免的坏事那样谈起它。他豁然明白了，对于她来讲，生活就是由无数这样不可避免的坏事组成的。他听到了单调的脚步声，正是他曾看到在自己隔间外来回踱步的那个男人的，于是迎了上去。“您是医生？有位姑娘昏倒了。”那人停下来，不太乐意地问：“她在哪儿？”随后他越过迈亚特的肩头看见了她。他的迟疑把犹太人惹恼了。“她看来病得很厉害。”他催促道。医生叹了口气。“好吧，我就来。”他像是在鼓起勇气准备接受磨难似的。
然而，等他在姑娘身边跪下，恐惧似乎就消失了。他以医生那种不带个人色彩、老于世故的温存态度对待她。他摸摸她的心脏，又掀开她的眼皮。姑娘醒了过来，但仍糊里糊涂，她以为是自己在俯身看着一个留着不成样子的长胡髭的陌生人。她同情他，一定有什么痛苦的经历使他如此焦虑不安，同时，她觉得在那人眼中看到了友善，于是以关切回报了友情。她把手放到他脸上。他病了，她想，暂时把那些困惑从脑子里排除出去——灯泡在地上闪着光，影子的方向也不对头。“你是谁？”她问，竭力回想自己怎么会跑来帮助这个陌生人。她想，她从没见过比他更需要帮助的人。
“医生。”
她吃惊地睁开眼，世界明晰起来。是她自己躺在列车过道里，那陌生人俯身跪在旁边。“我晕过去了？”她问，“天气冷极了。”她感觉得出列车在沉重、缓慢地运行。外边的灯光透过玻璃，映照着医生的面孔和他背后那个年轻的犹太人。迈亚特，迈——亚特。她突然满意地暗自笑了，仿佛此时此刻她把一切责任都移交给别人了。火车晃了一下后停了下来，犹太人撞到墙上。医生一动没动。如果说他晃了晃，那也是顺着列车的运动，而不是逆着它。他的目光落在她脸上，他的手指摸着她的脉搏；他怀着几乎就要化为语言的颤抖的激情望着她，可她心里明白，这激情不是对她产生的，甚至与她毫不相干。她这样对自己说：即使我有密斯丹格苔 [8] 那样的腿，他也不会注意。她问道：“是什么使你激动呢？”但是，除了“我的本职工作”几个字以外，医生的回答完全被穿蓝制服的人在站台上以及入口处呼喊的声音淹没了。
“准备好行李和护照。”一个人操着外国口音冲他们喊道。于是迈亚特向她要提包，说：“我给你照看东西。”她把提包递给他，在医生的帮助下靠着车厢壁坐了起来。
“您的护照？”
医生缓缓回答说：“我的行李在一等车厢。现在我不能离开这位小姐。我是医生。”科洛尔头一次注意到了他的口音。
“英国护照？”
“是的。”
“好吧。”另一个人来到他们跟前。“行李呢？”
“没有什么要上税的东西。”那人走了。
科洛尔·马斯克笑了。“这真是边境吗？真的，人们想走私什么都行。他们根本没往包里看一眼。”
“什么都行，”医生说，“只要有英国护照。”他目送检查人员离去，直到迈亚特返回来，他一直没开口。“现在我能走回我的车厢去了。”她说。
“你有卧铺吗？”
“没有。”
“你在科隆下车？”
“我坐全程。”
他提的建议跟轮船事务长一模一样：“你该弄个卧铺。”这毫无用处的建议使她恼火，一时忘却了自己对这个年老而又忧心忡忡的医生的同情。“我怎么弄得到卧铺？我不过是在合唱队唱唱歌而已。”他用极为痛苦的目光扫了她一眼。“当然，你没有钱。”
“我该怎么办？”她问，“我病了吗？”
“该怎么对你说呢？”他说，“如果你有钱，我会说：休息六个月。到北非去吧。你昏倒是由于横渡海峡的劳顿，由于寒冷。是的，我可以对你说这些话，可又有什么用呢？你的心脏不好。你多年来太劳累了。”
她有点儿吓坏了，恳求地说：“可我怎么办才好呢？”他摊开双手：“没法子。这么过下去吧。该休息时尽量休息，穿暖和些，你穿得太少了。”
汽笛响了，火车摇晃着开动了。车站上的灯纷纷从他们面前掠过，隐入黑暗之中。医生转过身来向她道别：“如果你还需要我，再往前走三个车厢就是。我叫约翰，约翰医生。”她胆怯而有礼貌地说：“我叫科洛尔·马斯克。”医生朝她微微鞠了一躬，一本正经，外国派头十足。她从他的眼睛看出，其他种种思绪已如雨水倾落在他的脑子里。过去她从来没有察觉出自己会这么快就被人遗忘。“一个被男人们忘却的姑娘。”她哼起歌来，给自己打气。
然而医生没走多远就停了下来。一名矮小苍白的男子抓着过道里的扶手，轻手轻脚、小心翼翼地朝这边走来。她听见那人对医生说：“出了什么事吗？要不要我帮忙？”他比医生要矮一英尺，看见他热切地仰着面孔，科洛尔不禁笑了。“您别以为我好多管闲事，”他边说边把手放到医生的衣袖上，“我那隔间里的一位教士认为有人生病了。”他又赶紧补充说，“于是我说我来看看。”
科洛尔曾看见这位医生在过道里来回踱步，宁愿在这空寂无人的走道里，也不愿和别人共坐在一个隔间中。现在，尽管并非自己之过，他却将自己陷到人群中了，询问和请求像刺果一样黏着他的思想不放。她以为他会发火，说几句不客气的刻薄话，赶那家伙哆哆嗦嗦地逃走。
可他那温柔的答话使她吃了一惊。“你说是位神父？”
“哦，不。”那人抱歉地说，“我还不清楚他属于哪个教派，信奉哪种教条。怎么，有人要死了吗？”
约翰医生似乎感觉到了科洛尔的恐惧，他朝着走廊这头喊了声叫她放心的话，便拨开那只抓着他的手走了。那小个子仿佛搞清了什么事，在喜悦中沉浸了片刻，等他玩味够了，就走了过来。“究竟是怎么回事？”
科洛尔没理会他，朝着身边剩下的唯一友善的人迈亚特恳求地问道：“我没病得那么重，对吧？”
陌生人说：“他的口音让我很兴趣。你会说他是外国人，可他有个英国名字。我想跟上去和他谈谈。”
昏倒一场之后她的脑子十分清楚；在她一度看到的那个颠倒的世界里，医生躺在她脚下，需要同情和照料，这使得她心目中原来那幅旧的世界图景变得陌生而刺眼；然而，语言来得没有直觉那么快，待她请求说“别去打扰他”时，那人已经走远了。
“你怎么看？”迈亚特说，“他讲得对吗？这里头真有点儿秘密吗？”
“人人都有点儿不可告人的事。”她说。
“他可能在逃避警察。”
她确信不疑地说：“他是好人。”迈亚特接受了这一断语，于是不再想医生的事了。“你得躺下，”他说，“睡上一会儿。”不用她躲躲闪闪地回答“有那么个女人在旁边老是抱怨胃不舒服，我怎么能入睡呢”，他也不由得记起了那位彼得斯先生，他正躲在隔间的一角等科洛尔回去，好继续从她身上得到那种随手可得而又无伤大雅的廉价的满足。“你得去我的卧铺睡。”
“什么？在头等车厢？”她的惊诧和渴望，使他拿定了主意。他决心像个东方王公似的赐给她贵重的礼品，而并不要求或指望任何报答。人们历来指责他这个民族的人吝啬，现在他要向一个基督徒表明这责难是何等不公正。在荒漠中流浪四十年，远离埃及奢侈的生活，造成了犹太人严苛的生活习惯，算计日子，囤积用水。在基督徒世界的荒野中度过的一千年也不鼓励人们炫耀财富，在那里只有秘藏的财宝才是安全的。不过，世界在变化，沙漠上有了盛开的鲜花，在欧洲西部，在一些星星点点的角落里，犹太人开始显示他们与阿拉伯人共有的另一面特色，即王公般的主人的慷慨大度，他可以为乞丐濯足，让他们分享自己的餐饭；有时他可以不再做富人的敌手，而成为任何以上帝名义寻求庇护的穷人的朋友。迈亚特不再听见火车的轰鸣，不再看到眼前的灯火，他因自己的骄傲感在绿洲中支起帐篷，在沙漠中开掘甘泉。他朝她摊开双手。“是的，你得睡在这儿。我会去和列车员办好交涉。还有我的大衣，你得穿上它。那样会暖和些。到科隆我给你弄点儿咖啡，但你最好还是睡会儿觉。”
“可我不能。那你上哪儿去睡呢？”
“我总能找到地方。车上又不挤。”科洛尔心里又涌起一股没有针对性的柔情，这是一股暖流，她任它把自己浸没，但不要陷得太深——要防备脚下触到不坚实的流沙，但又足以让自己被那暖流自然而然地带向她渴望的地方——床铺、枕头、被子和睡眠。她留意到，当迈亚特不再道歉解释或表现自己而是变成一个关怀照顾他人的幽灵时，高贵的风度便伴随着自信一道回到了他身上。
迈亚特并没有去找列车员，他挤在过道车厢壁与隔间之间，抱着胳膊，打算眯一会儿。可是，没有了大衣，实在冷得太厉害。虽说过道里的窗子全都关上了，但一股冷风穿过弹簧门或连接车厢的踏板刮了进来。列车的轰响也不像原来那样有规律得几乎与寂静毫无区别。在赫比索尔到科隆的一路上有许多隧道，一进隧道，火车的声声长啸就变得分外震耳欲聋。迈亚特睡得很不安稳。火车头阵阵喷放的蒸汽和扑面而来的穿堂风都影响了他的梦境。火车的过道变成了两旁长满石楠的长长的西班牙大街。艾萨克驾驶着他的宾利汽车，载着他在街上缓缓驰过。姑娘们成双结对地沿着灯火通明的街东侧走着，他们俩打量着她们的面孔。那是些为了在酒馆喝杯酒、乘快车兜趟风或寻欢作乐一番就危险地出卖自己的女店员。在大街另一侧，黑暗中有几名妓女坐在椅子上，衣衫褴褛，年老色衰，不成样子，背朝着沙土斜坡和荆棘丛生的灌木，等待着又老又聋又瞎的家伙赏给她们十个先令。艾萨克把车开到灯下，他们看着那些不知名的年轻漂亮的面孔纷纷晃过。艾萨克想要个胖胖的金发姑娘，而迈亚特想找个肤色较深的苗条姑娘，但是挑三拣四可不容易，因为整个马路东侧都排满了竞争的汽车。姑娘们倚门而立，笑着，抽着烟；路对面有辆双排座汽车正在耐心地等着。艾萨克毫不通融，把迈亚特惹恼了；汽车里很冷，风扑面刮来。他看见科洛尔·马斯克从旁边走过，便立刻跳下车来，递给她一支烟，邀她去喝杯酒，然后去兜兜风。迈亚特想，这就是和这类姑娘打交道的一个好处，她们全明白兜风意味着什么，要是她们看不上你的长相，她们就会说自己该回家了。可科洛尔乐意去兜兜风，她愿意让他在黑黢黢的汽车里跟自己做伴享受这一切：灯火、酒馆、房屋都被远远地甩在身后，在汽车绿色前灯的照耀下，树木像纸剪影一般耸向天空；灌木丛沐浴着朝露的湿叶散发出清香，还有在庄稼地里的粗野的片刻销魂。至于艾萨克，虽然他的同伴又黑又壮，穿得很薄，长着大鼻子和尖尖的大龅牙，他也只好将就了。不过，等她在车前边艾萨克身旁坐下之后，她掉转脸冲迈亚特长时间地笑，说道：“我出门没带名片，不过我叫斯坦因。”后来，他迎着刺骨的风沿着一个有镶银镀金扶手的大楼梯向上攀去。那女人在楼梯顶上，蓄着小胡子，指着一名坐在那儿不停地缝呀缝呀的女人，对他喊：“来见见埃克曼太太！”
科洛尔·马斯克把手从毯子底下抽出来，抗议般地一甩。她在聚光灯的照耀下跳呀、跳呀、跳呀，而舞台监督却用手杖打她赤裸的双腿，说她跳得不好，说她迟到了一个月，破坏了合同。与此同时，她一直在跳啊、跳啊、跳啊，他用手杖打她的腿，她也不理会。
彼得斯太太转过脸来，对她丈夫说：“那杯鬼啤酒！我胃里老翻腾。咕咕直响。我没法儿睡觉。”
奥佩先生梦见自己身穿法衣，胳膊下夹着板球拍，腰里掖着板球手套，沿着一座高大宽敞的大理石阶朝上帝的祭台走去。
最后，约翰医生舌头上含的苦药片慢慢消融了，他终于睡着了，还用德语讲了一句梦话。他没有卧铺，只好直挺挺地坐在那个角落里，外边响起了缓慢的叫声：“科隆。科隆。科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