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
她又回头看了看出租车的窗玻璃，透过那烟灰色的玻璃什么也看不到：仿佛莫瑞斯故意将自己投进了一池铁色的湖水，而且连一声喊叫也没有。她被剥夺了她唯一想看见和听见的，没有再次拥有的希望，她厌恶如施舍般推到她面前的所有东西，就像一个肉店老板将上好的肉换成劣质品塞给她，而把前者留给更紧要的顾客。
在那座月桂树环抱的房子里吃午餐真是一种折磨。她的婆婆邀来了一个无法推辞的客人——一位牧师，有个平淡无奇的名字叫波顿姆雷（她叫他以斯拉），从非洲传教归来。在一次他做的大概是晚祷的布道会上，萨拉感到自己就像一件展品。卡瑟尔夫人没有介绍她。她只是说，“这是萨拉”，似乎她是从孤儿院里出来的，实际上她确也如此。波顿姆雷先生对萨姆好得让人难以忍受；对于萨拉，则将她视为来听他讲道的黑人而予以关照，其分寸似乎也是精心计量的。原本一看见他们就逃之夭夭的“叮当小仙女”，现在又显得过分友好，不停地挠着她的裙子。
“跟我说说像索韦托这种地方的真实面貌吧，”波顿姆雷先生说，“我的传教区，你知道，在罗得西亚。英国的报纸对那儿也是夸大其词。我们并不像他们描写的那么黑。”他补充道，而随即又为自己的失误涨红了脸。卡瑟尔夫人给他倒了另一杯水。“我的意思是，”他说，“你能够在那里很好地抚养一个小家伙吗？”他明亮的眼神罩住了萨姆，宛如夜总会里的聚光灯。
“萨拉怎么会知道，以斯拉？”卡瑟尔夫人说。她不无勉强地解释道：“萨拉是我的儿媳。”
波顿姆雷先生的脸更红了。“啊，那你是过来看看的？”他问。
“萨拉现在跟我住，”卡瑟尔夫人说，“就这段时间。我儿子从没在索韦托待过。他在大使馆。”
“这孩子来看看奶奶肯定很高兴。”波顿姆雷先生说。
萨拉想：“从今往后，生活就这样了吗？”
波顿姆雷先生走后卡瑟尔夫人说她们得认真地谈一谈。“我给莫瑞斯打了电话，”她说，“他的情绪简直不可理喻。”她扭头对萨姆说：“到花园去吧，亲爱的，去玩游戏。”
“在下雨呢。”萨姆说。
“我忘了，亲爱的。上楼去和‘叮当小仙女’玩儿。”
“我会上楼的，”萨姆说，“但我不和你的猫玩儿。布勒才是我的朋友。它知道怎么对付猫。”
萨姆离开后卡瑟尔夫人说：“莫瑞斯对我说，如果你回家他就出走。你们 怎么了，萨拉？”
“我不大想说这个。莫瑞斯叫我来，我就来了。”
“你们谁是——呃，他们称之为过错方？”
“一定要有过错方吗？”
“我会再给他打电话的。”
“我拦不住你，但这没用的。”
卡瑟尔夫人拨了号码，萨拉向她并不信仰的上帝祈祷，哪怕至少能听到莫瑞斯的声音，可“没有回答”，卡瑟尔夫人说。
“他大概在办公室。”
“星期六的下午？”
“他的工作时间很没规律。”
“我以为外交部办事是更有条理的。”
萨拉一直等到晚上，在让萨姆睡了之后，便走到镇上。她来到王冠酒吧，点了份J. & B.。为了记着莫瑞斯，她要了双倍，然后向电话间走去。她明白莫瑞斯告诉过她，别和他联系。如果他仍在家，那电话一定受着监听，他会假装气恼，继续和她进行一场并不存在的争吵，可至少她会知道他在家里，而不是在警署牢房或是在去一个她从没见识过的欧洲的路上。她让电话响了很长时间才挂上——她清楚自己这样做能让他们 轻易地跟踪到电话，可她不在乎。假如他们 来找他至少她还能得知他的消息。她出了电话间，在吧台喝掉了J. & B.，然后走回卡瑟尔夫人家。卡瑟尔夫人说：“萨姆一直在叫你。”她上了楼。
“怎么了，萨姆？”
“你觉得布勒好好的吗？”
“当然好好的。会有什么事呢？”
“我做了一个梦。”
“你梦见了什么？”
“我记不得了。布勒会想我的。我真想能把它带来。”
“我们没法带它来。你知道的。它肯定迟早会把‘叮当小仙女’干掉。”
“我才不管呢。”
她颇不情愿地下楼去。卡瑟尔夫人正在看电视。
“有什么好玩的新闻吗？”萨拉问。
“我很少听新闻，”卡瑟尔夫人说，“我喜欢看《泰晤士报》上的。”可第二天的周日报纸上根本不会有让她感兴趣的新闻。星期天——他从来不必在星期天上班。正午时分她又回到王冠酒吧向家里打电话，她又让电话长久地响着——他也许带着布勒在花园，可最终她不得不放弃希望。她自我安慰地想，他已经 逃走了，但她又提醒自己他们 有权力不经起诉就可拘禁他——是三天吗？
卡瑟尔夫人的午餐——一大块烤牛肉——雷打不动地定在一点钟。“我们听听新闻吧？”萨拉问。
“别玩餐巾套环，萨姆亲爱的，”卡瑟尔夫人说，“把餐巾拿下来吧，套环放在盘子边上。”萨拉调到了三台。卡瑟尔夫人说：“星期天没有新闻值得听。”而她当然是对的。
从没有哪个星期天过得如此漫长。雨停了，虚弱的阳光企图在云层中寻找间隙。萨拉带萨姆去所谓的——她不知道为什么——森林里散步。没有树——只有低矮的灌木和丛林（有一块区域已被辟为高尔夫球场）。萨姆说：“我更喜欢阿什瑞奇。”片刻后又说，“没有布勒的散步不像散步。”萨拉寻思着：这样的生活还要持续多久？他们穿过高尔夫球场的一角回家，一个显然是酒足饭饱的高尔夫球手高声叫他们从球场草地上走开。萨拉还未及反应他又喊道：“嘿！你！说你呢，陶普西！”萨拉依稀记得那“陶普西”是某本读物上的一个黑人姑娘，她小时候卫理公会的人送给她读过。
那天晚上卡瑟尔夫人说：“我们该认真谈谈了，亲爱的。”
“谈什么？”
“你问我谈什么？真是，萨拉！当然谈你和我孙子——还有莫瑞斯。你俩都不愿意对我说这场争吵到底为了什么。是不是你或者莫瑞斯有理由要离婚？”
“可能吧。遗弃是要起诉的，对吧？”
“谁遗弃谁？到你婆婆家算不上遗弃。而莫瑞斯——他只要是在家就不算遗弃你们。”
“他不在。”
“那么他在哪儿？”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卡瑟尔夫人。你就不能再等一段时间，而别急着谈吗？”
“这是我的 家，萨拉。搞清楚你们究竟打算待多久会让我方便些。萨姆应该上学。这是有法律规定的。”
“如果你让我们只待一个星期的话，我保证……”
“我不是要赶你们走，亲爱的，我是在努力使你表现得像个成年人。我认为你如果不愿意和我谈的话，就应该找个律师谈。我明天可以给拜里先生打电话。他处理我的遗嘱。”
“就只给我一个星期，卡瑟尔夫人。”（曾几何时卡瑟尔夫人还提议萨拉叫她“妈妈”，可当萨拉继续称她卡瑟尔夫人时她显然是松了口气。）
星期一上午她把萨姆带到镇上，把他留在一家玩具店里，然后去王冠酒吧。她在那里往办公室打电话——这是个毫无意义的举动，因为如果莫瑞斯好端端地在伦敦，他肯定会给她打电话。多年前当她在南非为他工作时，她绝不可能这么鲁莽，但在这个安宁的郊区小镇，在一个从不知种族暴乱或午夜叩门为何物的地方，对危险的想法似乎缥缈得不切实际。她请求和卡瑟尔先生的秘书说话，当一个女人来应答时，她说：“是辛西娅吗？”（她只知道名字，但从未见过面或是说过话。）有很长一段停顿——长得足以让某人插进来听——可在这个退休老人聚居的地方，当她看着两个卡车司机喝完了苦啤酒时，她不愿相信会有那样的事。接下来一个冷漠而细微的声音说：“辛西娅今天不在。”
“她什么时候来？”
“恐怕说不好。”
“那卡瑟尔先生呢？”
“请问您是谁？”
她想：我简直就是在出卖莫瑞斯，她挂了电话。她觉得她也出卖了自己的过去——那些秘密会晤、密信、莫瑞斯在约翰内斯堡为指导她以及为使他俩免遭BOSS的迫害而花费的心血。而且，在所有这些之后，穆勒现身在了英国——他还和她同桌共餐。
她回来时注意到有辆陌生的车停在植了月桂的车道上，卡瑟尔夫人在过道里等着她。她说：“有人想见你，萨拉。我把他安顿在书房了。”
“是谁？”
卡瑟尔夫人压低嗓音用嫌恶的口吻说：“我认为是警察。”
此人留着浓重的金色唇须，他正坐立不安地捻着这胡须。他绝不是萨拉年少时熟知的那种警察，她也奇怪卡瑟尔夫人是如何探知他的职业的——她会将他认作与当地住户做了多年生意的小商人。他看起来就和卡瑟尔医生的书房一样亲切友善，这屋子在医生去世后原封未动：烟斗架仍搁于书桌上，那只中国碗充当了烟灰缸，还有那把转椅，而那心神不定的陌生人则无法安稳地坐在椅子上。他站在书架旁边，魁梧的身材部分地遮住了那套鲜红色的“洛布古典丛书”，以及绿色牛皮封面的第十一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他问道：“是卡瑟尔夫人吗？”她几乎想答道：“不。那是我婆婆。”她觉得在这座房子里她像个陌生人。
“是的，”她说，“有事吗？”
“我是巴特勒探长。”
“哦？”
“我接到了一个伦敦打来的电话。他们请我来跟您谈谈——就是说，如果您在这儿的话。”
“为什么？”
“他们认为也许您可以告诉我们怎么跟您丈夫联系。”
她感到一阵巨大的轻松——他总算还没有给关起来——直到她转念一想这或许是个圈套——甚至巴特勒的和蔼、羞涩以及明摆着的诚实可能都是圈套，那种BOSS喜欢耍的把戏。可这儿并非BOSS的国度。她说：“不，我没办法。我不知道怎么和他联系。有什么事吗？”
“呃，卡瑟尔夫人，这跟一只狗有部分关系。”
“布勒？”她大声叫道。
“哦……如果那是它的名字的话。”
“是它的名字。告诉我这都是怎么回事。”
“你们在伯克翰斯德的国王路有幢房子。是这样，对吗？”
“是的。”她释然地笑出了声，“布勒又咬死了猫吗？但我在这里。我并不知情。你得找我丈夫，而不是我。”
“我们想办法找过，卡瑟尔夫人，但没能联系上。他的办公室说他不在。他好像丢下狗走了，尽管……”
“是很名贵的猫吗？”
“我们关心的并不是什么猫，卡瑟尔夫人。是邻居们抱怨那声音——一种哀叫——有人打电话报了警。你瞧鲍克斯摩尔一带最近出过盗窃案。呃，警察派了个人去察看——他发现储藏室窗户开着——他不用打碎玻璃……那狗……”
“没被它咬着吧？我从没听说布勒会咬人。”
“那可怜的狗什么也咬不了了：就它那模样。它被人打了一枪。不管是谁干的，那可是干得一塌糊涂。恐怕，卡瑟尔夫人，他们不得不把您的狗结果掉了。”
“哦，上帝，萨姆会怎么说啊？”
“萨姆？”
“我儿子。他很爱布勒。”
“我自己也喜欢动物。”接下来的两分钟沉默显得很冗长，像是停战日那天对死者的两分钟致意。“我很抱歉带来了坏消息。”巴特勒探长终于开口了——汽车和人的喧闹声重又传了进来。
“我不知道该对萨姆说什么。”
“告诉他狗被汽车碾了，当场死了。”
“是的，我想这样说最好。我不喜欢向小孩子撒谎。”
“有善意的谎言和恶意的谎言。”巴特勒探长说。她不清楚自己将被迫说的那些谎言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她看着那浓厚的金色唇须，盯住他温和的眼睛，很纳闷到底是什么使他做了警察。而对他说谎也有点像对小孩子说谎。
“你不坐下说话吗，探长？”
“您坐，卡瑟尔夫人，请原谅。我已坐了一早晨了。”他专注地看着烟斗架上的那排烟斗：仿佛那是一幅珍贵的画，而作为行家他也懂得鉴赏其价值。
“谢谢你亲自过来，而不是在电话里告诉我。”
“呃，卡瑟尔夫人，我得过来是因为还有些其他问题。伯克翰斯德的警察认为也许屋子遭了劫。有一扇储藏室的窗户是开着的，劫匪也许开枪打了狗。家里好像没怎么给翻过，不过只有您或您丈夫能看出来，而他们好像联系不上您丈夫。他有没有什么仇家？并没有搏斗过的痕迹，但假设另一个人是持枪的，就不会有打斗。”
“我不知道有什么仇家。”
“一个邻居说印象中他是在外交部工作。今天上午他们费了不少工夫才找到了他工作的部门，而似乎他们自周五之后就没见到过他。他应该来的，他们说。您最后看见他是什么时候，卡瑟尔夫人？”
“星期六早上。”
“您是星期六来的？”
“是的。”
“他一个人留下了？”
“是的。你瞧，我们已决定分开了。永久地。”
“是因为吵架？”
“是我们做出的决定，探长。我们结婚七年了。过了七年日子，没有这么大火气了。”
“他有没有一把左轮手枪，卡瑟尔夫人？”
“据我所知没有。但不是没有可能。”
“他很恼火吗——做出这个决定之后？”
“我们谁都不可能高兴，如果你是问这个的话。”
“您愿意到伯克翰斯德去看看房子吗？”
“我不想去，不过我估计他们可以强制我去，是吗？”
“不可能强制您去。但您知道，他们不能排除是一起盗抢案件……也许有什么贵重物品，他们无法判断有无丢失。珠宝什么的？”
“我对珠宝一向没兴趣。我们不是什么有钱人，探长。”
“或有名画吗？”
“没有。”
“那就会让我们想到他是否做了什么傻事或有什么鲁莽举动。他是不是不开心，那是不是他的枪？”他拿起那只中国碗仔细察看图案，然后转而细察起她来。她意识到那和蔼的眼睛毕竟不是孩子的。“您似乎对这种 可能并不担心，卡瑟尔夫人。”
“是的。他不会做这种事。”
“是的，是的。当然您比其他人都了解他，而我肯定您是正确的。那么有消息了请立刻通知我们，好吗？我是说如果他与您联系的话。”
“当然。”
“在紧张的时候人们会做出不同寻常的事情，甚至丧失记忆。”他最后又盯着烟斗架看了半天，似乎舍不得离开它。“我马上给伯克翰斯德打电话，卡瑟尔夫人。希望不再打扰您。如果有什么消息我会告诉您。”
走到门口时她问他：“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附近有孩子的人家能打听到的总比您愿意告诉他们的多，卡瑟尔夫人。”
她注视着他，直至他在车里坐稳了，然后才回到屋里。她想：现在还不能告诉萨姆，先让他适应没有布勒的生活。另一位卡瑟尔夫人，真正的卡瑟尔夫人，正在客厅外面等她。她说：“午饭快要冷了。真 是警察，对吗？”
“是的。”
“他想怎样？”
“想要莫瑞斯的地址。”
“为什么？”
“我怎会知道？”
“你给他了吗？”
“他不在家。我怎么知道他在哪里呢？”
“我希望这个人别再来了。”
“要是再来我也不会奇怪。”
2
可日子一天天过去，没有再看到巴特勒探长，也没有任何消息。她不再往伦敦打电话了。现在打已毫无意义。有一次她代她婆婆给肉店打电话买羊肉片时，感觉到线路受到了窃听。大概是她的想象。监听已成为十分精细的技术，不会让外行觉察到的。在卡瑟尔夫人施压之下，她去见了当地学校的人，并安排萨姆去上学；会面回来时她郁郁寡欢——仿佛她终于完成了新生活的规划，像给一份封蜡的文件压了印，再也改变不了了。回家的路上，她分别去了蔬菜店、图书馆、药房——卡瑟尔夫人为她准备了一张单子：一听豌豆、一本乔吉特·海耶的小说、一瓶治头痛的阿司匹林，萨拉觉得她和萨姆肯定是卡瑟尔夫人头痛的起因。她莫名地想起了围绕着约翰内斯堡的那些如金字塔般的灰绿色巨型土堆——即便是穆勒也能讲起土堆在傍晚时的色彩，她感到比起卡瑟尔夫人，她与穆勒——她的敌人、种族主义者——更接近。她甚至宁愿拿这座萨塞克斯小镇及其对她恭敬有加而又非常宽容的居民去换索韦托。恭敬比攻击更像一堵屏障。一个人喜欢与自己同生共栖的并非恭敬，而是爱。她爱莫瑞斯，她爱故乡的尘土与萎靡的气息——如今她没有了莫瑞斯，没有了故乡。也许正因为如此，她很欢迎一个敌人在电话里的声音。当那个声音自我介绍为“您丈夫的朋友和同事”时，她立即就明白了这是敌人的声音。
“我希望我没有在非常不恰当的时候给您打电话，卡瑟尔夫人。”
“没有，但我还不知道你是哪位。”
“珀西瓦尔医生。”
似曾听过的名字。“噢。我想莫瑞斯说起过你。”
“我们有一回在伦敦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
“哦是的，我想起来了。还有戴维斯。”
“是的。可怜的戴维斯。”停顿了一会儿，“我不知道，卡瑟尔夫人，我们是否可以谈谈。”
“我们现在正在谈，不是吗？”
“嗯，最好再直接一点，而不是在电话里。”
“我住得离伦敦很远。”
“我们可以派辆车，如果您用得着的话。”
“我们”，她寻思，“我们”。对于他而言，用以机构的口气说话是个失误。“我们”和“他们”是让人不安的措辞。是一种提示，令人不由得警觉起来。
那声音说：“我想这个星期如果您哪天能有空吃午饭的话……”
“我不知道行不行。”
“我想同您说说您丈夫的事。”
“是的。我猜到了。”
“我们都挺为莫瑞斯着急。”她感到一阵欣喜涌来，“我们”并没有将他抓到一个不为巴特勒所知的秘密地点。他远走高飞了——和他们之间隔着偌大一个欧洲。仿佛她也像莫瑞斯那样逃脱了——她已踏上了回家的路，那个家正是莫瑞斯的所在。她还是得保持小心，就像以前在约翰内斯堡那样。她说：“莫瑞斯不再管我了。我们分居了。”
“不管怎样，我估计，您还是想听到他的一些消息？”
这么说他们是有消息的。正如当年卡森告诉她的：“他正安全地待在马普托等着你。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你弄出去。”如果他是自由的，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团聚。她意识到自己正对着电话微笑——感谢上帝，他们还没发明出可视电话，可尽管如此她还是收敛了笑容。她说：“恐怕我并不太在意他在哪里。你不能写信吗？我有个孩子要照顾。”
“嗯，不行，卡瑟尔夫人，有些事情是不能写的。如果明天我们能为您派辆车的话……”
“明天不可能。”
“那么星期四吧。”
她尽自己的胆量拖延着回答：“呃……”
“我们十一点派车接您。”
“可我不需要车。十一点十五分有一班火车。”
“那好吧，如果您能在一家餐厅与我会面的话，布鲁梅尔——在维多利亚附近。”
“哪条街？”
“这您可把我问住了。沃尔顿——威尔顿——没关系，任何一个出租车司机都知道布鲁梅尔。那里很安静。”他又抚慰似的补充道，仿佛带着专业知识在推荐一家疗养院。萨拉飞快地在头脑里想象说话者的模样——温坡街 [1] 上那种很有自信的人物，胸口晃荡着单片眼镜，他只在开药方时才戴上，那是个信号——就像国王起身离座一样——表示病人该走了。
“星期四见。”他说。她甚至没有答话。她挂好听筒去找卡瑟尔夫人——她吃午饭又迟了，她也不在乎。她哼着一首卫理公会传教士教她的颂歌，卡瑟尔夫人惊讶地看着她。“怎么了？出什么问题了？又是那个警察？”
“不。只是个医生。莫瑞斯的朋友。没什么问题。我星期四要去城里，就这么一回，您介意吗？我早上送萨姆去上学，他回来自己能认得路。”
“我当然不介意 ，可我在考虑再把波顿姆雷先生请来吃午饭。”
“哦，萨姆和波顿姆雷先生在一起会非常开心的。”
“你到城里时会去找律师吗？”
“我也许会。”一个半真半假的谎言是换来她新得到的快乐的小小代价。
“你在哪儿吃午饭？”
“噢，我想我会找地方买个三明治。”
“真遗憾你选在了星期四。我已订好了一大块羊肉。不过”——卡瑟尔夫人在寻求将事情朝积极的方面转化——“如果你在哈罗兹吃饭的话，有一两样东西你可以替我带回来。”
那晚她躺在床上彻夜难眠。仿佛她得到了一本日历，而且现在可以开始将那些日子一个个勾掉了。和她说话的男子是敌人——她确信无疑——但他不是秘密警察，不是BOSS，她不会在布鲁梅尔被打掉牙齿或被打瞎一只眼睛：她没有理由恐惧。
3
然而当她在布鲁梅尔饭店那嵌满玻璃窗、闪烁着亮光的狭长餐厅的尽头认出来他时，她感到有些失望。他毕竟不是温坡街的医疗专家，而更像个老派的家庭医生，戴着镶银边的眼镜，挺着小小的圆肚皮，在他起身向她致意时那肚皮似乎就搁在桌上。他举着一份特大的菜单而非一张药方。他说：“我很高兴您有勇气来这里。”
“为什么要勇气？”
“呃，这是一个爱尔兰人喜欢放炸弹的地方。他们已经扔了一颗，但是跟德国的轰炸不同，他们总是在同一个地方炸两次。”他递给她菜单：她看见有一整页都是开胃菜。封面的肖像画上题着“食品单”，整个菜单就像卡瑟尔夫人的本地电话簿那么长。珀西瓦尔医生好意地说：“我劝您别点熏鳟鱼——这里总做得有点干。”
“我没多少胃口。”
“那就先开开胃吧，在我们考虑吃什么的时候，先来杯雪利？”
“我更想喝威士忌，如果你不介意。”当让她挑时，她说，“J. & B.。”
“你替我点吧。”她求珀西瓦尔医生道。这些前奏越早结束，她就越早能得到她怀着一种食物无法满足的饥渴在等待的消息。当他在做决定时她环顾着四周。墙上有一幅很光鲜同时也很让人怀疑的乔治·拜伦·布鲁梅尔 [2] 的画像——和印在菜单上的一样——装潢陈设趣味高雅，无可挑剔得令人生厌——不惜一切工本，不留任何诟病：寥寥数位食客都是男人，他们打扮得都一样，似乎都来自一个老派的音乐喜剧合唱团：黑头发，不长不短，深色西装及马甲。他们的餐桌都小心翼翼地彼此隔开，离珀西瓦尔医生最近的两张桌子都是空的——她不知道这是安排好的还是巧合。她第一次注意到所有的窗户都用铁丝围了起来。
“在这种地方，”珀西瓦尔医生说，“最好还是品味一些英国特色，我建议尝尝兰开夏火锅。”
“就听你的。”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除了吩咐侍者上酒水什么也没说。终于他将注意力连同他的镶银边眼镜转到了她这儿，并长嘘一口气，“好了，把这苦活儿完成了。现在就看他们的了。”他啜了一口雪利。“您这段时间肯定一直很焦急吧，卡瑟尔夫人。”他伸出一只手碰了碰她的胳膊，似乎他真是她的家庭医生。
“焦急？”
“一天过去，什么消息也得不到……”
“如果你是说莫瑞斯的话……”
“那会儿我们都很喜欢莫瑞斯。”
“你的口气好像他已经死了。用的是过去时。”
“我不是这个意思。当然我们还是很喜欢他——不过他选择了一条不一样的路，一条恐怕很危险的路。我们都希望你别给卷进去。”
“我怎么会？我们已分居了。”
“哦是的，是的。当然该这么做。要是一起走就有点儿明显了。我想移民局还不至于那么笨。您是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女人，还有您的肤色……”他说，“当然我们知道他没有在家给您打电话，但要捎个信儿的话可以有很多办法——公用电话亭，找个中间人——我们没法监视他所有的朋友，即便我们都知道他们。”他将雪利酒推到一边以给火锅腾出地方。她开始觉得镇定了些，因为现在谈话的主题已明白无误地放在了桌上——就像这火锅。她说：“你觉得我也是个叛徒？”
“哦，在我们这种部门，你知道的，我们不用叛徒这种词。那是报纸用的。您是非洲人——我没有说南 非人——您的孩子也是。这准是给了莫瑞斯很多影响。我这么说吧——他选择了另一种忠诚。”他尝了一口火锅，“当心点。”
“当心点？”
“我是说那胡萝卜烫得很。”如果这的确也是一种讯问的话，那它和约翰内斯堡或比勒陀利亚的秘密警察用的手段则完全不同。“我亲爱的，”他说，“当他真和您联络上后，您打算怎么做？”
她放弃了谨小慎微。假如她总这么小心，就会一无所获。她说：“我会照他告诉我的去做。”
珀西瓦尔医生说：“我很高兴您这么说。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交谈。当然我们已知道，我估计你也知道，他已安全抵达莫斯科。”
“感谢上帝。”
“嗯，我对上帝可没这么有把握，不过您肯定可以感谢克格勃。（人不可太教条——上帝和克格勃当然可能是一路的。）我猜想他迟早会让您去找他。”
“那我就去。”
“带着孩子？”
“当然。”
珀西瓦尔医生又埋头吃起了火锅。他显然是个喜好美食的人。在欣慰地得知莫瑞斯安然无恙后，她更无所顾忌了。她说：“你们阻止不了我。”
“哦，别那么肯定。您知道，我们办公室有您不少材料啊。您在南非时和一个叫卡森的人很要好。一个共产党特工。”
“我当然和他很好。我在帮助莫瑞斯——为你们工作，尽管那时我并不知情。他对我说是在写一本关于种族隔离的书。”
“而也许莫瑞斯那时候就在帮助卡森了。莫瑞斯现在在莫斯科。当然严格说来这并不归我们管，但MI5很可能觉得有必要调查您——深入调查。如果您愿意听一个老人的劝告的话——一个曾是莫瑞斯的朋友的老人……”
一段记忆闪现在她脑海里，一个拖沓着脚步的人，穿一件印着玩具熊的大衣，在寒冷的林子里和萨姆捉迷藏。“还有戴维斯，”她说，“你也曾是戴维斯的朋友，不是吗？”
一勺肉汤正要送进珀西瓦尔医生的嘴里时停了下来。
“是的。可怜的戴维斯。年纪轻轻就死了，真让人伤心。”
“我是不喝波尔图的。”萨拉说。
“我亲爱的姑娘，您说到哪儿去了？在做关于波尔图的决定之前先来点儿奶酪吧——他们的温斯利代干酪非常棒。我想说的只是不要意气用事。平心静气地和您婆婆，还有您的孩子待在乡下……”
“莫瑞斯的孩子。”
“也许吧。”
“你说也许是什么意思？”
“您遇见过科尼利厄斯·穆勒这个人，BOSS来的一个缺乏同情心的人。这叫什么名字嘛！他的印象是真正的父亲——我亲爱的，您得原谅我说话有些直白——我不愿意您犯和莫瑞斯一样的错误——”
“你说得并不直白。”
“穆勒相信孩子的父亲是您的一个族人。”
“噢，我知道他说的是谁——就算是对的，他也死了。”
“他没死。”
“他肯定死了。在一场骚乱中丧的命。”
“你看见他的遗体了吗？”
“没有，不过……”
“穆勒说他的确被关押在监狱里。给判了无期徒刑——穆勒说的。”
“我不相信。”
“穆勒说此人准备要求认这个儿子。”
“穆勒在撒谎。”
“是的，是的。很有可能。这个人也许不过是个小丑。我自己没有牵涉过法律方面的问题，不过我很怀疑他在我们的法庭上能指证什么。孩子在您的护照上吗？”
“不在。”
“他自己有护照吗？”
“没有。”
“那么您得申请一本护照才能带他离开这个国家。这意味着会有一大堆官僚主义的废话。办护照的人有时候会非常、非常拖拉。”
“你们真是浑蛋。你们杀了卡森。你们杀了戴维斯。而现在……”
“卡森死于肺炎。可怜的戴维斯——是肝硬化害了他。”
“穆勒说的是肺炎。你说的是肝硬化，而你现在又想要威胁我和萨姆。”
“不是威胁，我亲爱的，是忠告。”
“你的忠告……”
她得结束这场谈话。侍者已过来收拾盘子了。珀西瓦尔医生吃得很干净，但她的那份基本未动。
“要不要来份加丁香的老英格兰苹果馅饼和一点儿奶酪？”珀西瓦尔问，并像要诱惑她似的倾身向前，嗓门压得很低，仿佛他正在为他想尝的某些甜头报个价钱。
“不，不要。我什么也不想吃了。”
“哦，亲爱的，结账吧。”珀西瓦尔医生失望地吩咐侍者，侍者离去后他嗔怪她道：“卡瑟尔夫人，您不该生气。这里面没有任何个人因素。如果您生气了你肯定会做出错误决定。这就是一件关于箱子的事情。”他又讲开了那番道理，接着又停住，仿佛第一次发现这个比方也有不恰当的时候。
“萨姆是我的 孩子，我愿意把他带到哪儿就带到哪儿。带到莫斯科，带到廷巴克图 [3] ，带到……”
“在有护照以前，您不能带萨姆。作为我，我会极力阻止MI5对您所采取的任何预防措施。如果他们得知您在申请护照……他们会知道……”
她走了出去，彻底挣脱了出去，把珀西瓦尔医生撇在那里等着账单。如果她再多待一会儿，她很难保证自己会不会拿起那把一直搁在盘子边上切奶酪用的刀。她曾见过一个如珀西瓦尔医生一样酒足饭饱的白人在约翰内斯堡的公共花园里被刺中。那似乎是如此轻而易举。到门口时她扭头看了看他。身后窗户上的铁格子使他看起来像坐在警察局里的桌前。显然他的目光一直在追随着她，现在他正举起一只食指对着她温和地摇晃着。可以理解为警告或提醒。她不在乎是哪个。
第二章
1
从这座灰色高楼的十三层的窗户向外望去，卡瑟尔可以看见大学上方的那颗红星。这景观中存在着某种美，正如在任何一座城市的夜空里一样。只是白天的景致很单调。他们对他讲得很清楚，他能住上这套公寓是万分幸运的，尤其是伊万总爱对他指出这一点。伊万在布拉格的机场迎接了他，并陪他到伊尔库茨克附近某个名字很难发音的地方汇报了情况。公寓包括两间房间、厨房以及个人淋浴间，本属于另一个同志，他就在快要完成装修之前死了。按规定空房间只能有取暖器——其他一切甚至包括抽水马桶都要自己买。那可不容易，得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卡瑟尔有时很想知道那位同志是否就是为这个死的，为采购而疲于奔命：绿色的柳条扶手椅，像木板一样硬的棕色沙发，也没有垫子，桌子的色泽如同被浇了一层肉汁。电视机为最新出产的黑白型号，是政府赠送的。他们第一次参观这公寓时伊万已向他仔细解释了。他那口气像在暗示他个人对这份馈赠是否值得表示怀疑。在卡瑟尔看来，伊万跟在伦敦时一样不讨人喜欢。或许他怨恨自己被召回，并迁怒于卡瑟尔。
公寓里最值钱的物件似乎是电话。话机上蒙着灰，且没有连线，但不管怎样还象征着价值。会有一天，也许快了，它将投入使用。他会用这个和萨拉通话——听到她的声音对他而言意味着一切，无论他们得为那些听者上演一出怎样的喜剧，而且肯定会有听者。听到她的声音会使这漫长的等待好受些。有一次，他向伊万提了这事。他注意到伊万喜欢到室外说话，哪怕在最寒冷的天里。伊万的工作还包括带他参观这座城市，于是他借此机会在那宏大的GUM国营百货商店外面走了走（在那里他感觉简直像回家了一样，因为它使他想起了曾看过的水晶宫的照片）。他问：“你觉得有可能将我的电话线接上吗？”他们去GUM给卡瑟尔找一件毛领大衣——气温是二十三华氏度。
“我会去问问，”伊万说，“不过眼下我估计他们还是要把你藏着。”
“这个过程很长吗？”
“贝拉米当时就是这样，但你的情况没那么重要。我们从你这儿得不到多少宣传效用。”
“贝拉米是谁？”
“你应该记得贝拉米的。英国议会里的一位重量级人物。在西柏林。那都是些幌子，是吗，就像美国的‘和平队’？”
卡瑟尔犯不着去否认——这不关他的事。
“哦对的，我想起来了。”事发时他正处于极度焦急之中，正在马普托等待萨拉的消息，他也记不得贝拉米叛变的详情。为什么会有人从英国议会叛变，这样的变节让什么人得益或受损？他问：“他还活着吗？”似乎已是很久之前的事了。
“为什么不活着？”
“他在做什么呢？”
“他由我们的感激养活着。”伊万又补充说，“你也一样。哦，我们还为他杜撰了一份工作。他是我们出版部门的顾问。他在郊区还有一座‘达恰’ [4] 。比他在祖国拿养老金的日子好过。我估计他们对你的待遇也一样。”
“在乡下的‘达恰’里读书？”
“是的。”
“我们这种人多吗——我的意思是由你们的感激养活的？”
“我知道的至少有六个。包括克雷科斯尚克和贝茨——你会记起他们的——他们都来自你的那个部门。我估计你会在阿格拉维撞见他们，那是我们这里的乔治风格餐馆——他们说那儿的酒很不错——我是吃不起的——你还会在莫斯科大剧院看见他们，等到他们不用受掩护了。”
他们走过列宁图书馆——“你在那儿也能找到他们。”他又不无怨恨地加了一句，“在那里读英文报纸。”
伊万给他找了一个健硕敦实的中年妇女做日杂工，同时也帮他学点俄语。她给房间里的每样东西都标出了俄语名称，并用一根粗钝的手指一样样点着，还特别挑剔他的发音。她尽管要比卡瑟尔小好几岁，但像对孩子似的待他，说话时带着劝告性的严厉，而当他被训练得有起色了，其口气又软化成母亲般的慈爱。当伊万有事脱不开身时她就将训练课程的内容扩大，带他去中央市场买菜，去坐地铁。（她在字条上记数字，向他解释食品价格和乘车费用。）过了段时间他开始给他看她家人的照片——她丈夫，一个穿制服的年轻人，是在公园里照的，脑袋后面是用纸板做的克里姆林宫的轮廓。他的制服穿戴得并不整齐（看得出他还没习惯），他充满柔情地冲相机笑着——也许她正站在摄影师身旁。他是在斯大林格勒牺牲的，她告诉他。作为回报他拿出了萨拉和萨姆的相片，他没有向霍利迪先生坦白藏在鞋子里的这点秘密。她对他们是黑皮肤表示了吃惊，之后的一段时间她对他还疏远些——并非她因失落而感到震惊，而是他打破了她的秩序感。在这一点上她很像他母亲。过了几天一切又恢复了原样，但就在这为数不多的几天里他感受到双重的流放，而他对萨拉的思念也就格外强烈。
现在他已来莫斯科两个星期了，他用伊万给的钱为公寓添了几样东西。他甚至还找到了莎士比亚剧本的英语教学版，两本狄更斯的小说——《雾都孤儿》和《艰难时世》，以及《汤姆·琼斯》和《鲁滨孙漂流记》。侧街上的雪已齐脚踝深，他越来越不想跟伊万去观光，连跟安娜（她名叫安娜）出去进行学习性的游玩也没了兴致。到了晚上他就热一些汤，蜷坐于取暖器旁边，守着肘边覆满灰尘、没有连接的电话机，读着《鲁滨孙漂流记》。有时候他仿佛能听见鲁滨孙自己在说话，像是录在磁带上的：“我把我的际遇写下来，并非为了传给我的后人，因为我可能不会有后代，而是为了把日日困扰我精神的思绪释放出来。”
鲁滨孙将他境遇中的慰藉和痛苦归为“善”的和“恶”的，在“恶”的标题下他写道：“我根本没有可以晤谈的灵魂，或解救我自己的灵魂。”在与之相对的“善”下他记下了“那么多必要的东西”，那是他从船的残骸上弄到的，“不是可以满足我需求的物品，就是使我能够在有生之年自给自足的东西。”嗯，他有了绿色柳条扶手椅，肉汤色的桌子，硬邦邦的沙发，还有正给着他热力的取暖器。如果萨拉在的话这些就足够了——她以前能适应糟糕得多的条件，他还记得约翰内斯堡穷人区那些外形可疑但没有种族隔离禁令的旅馆及其阴暗的房间，他们有时只好到那里去幽会、做爱。他特别记得一间没有任何家具的屋子，而他们在地板上也自得其乐。第二天当伊万又假惺惺地提到“感激”时，他勃然发作道：“你们管这个也叫感激。”
“不是很多人自己过日子时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厨房和淋浴间的……还有两间房间呢。”
“我并不是抱怨这个。但他们向我保证过不会只让我一人在这儿。他们答应过我的妻子和孩子随后就到。”
他强烈的怒火也使伊万不能再心安理得了。伊万说：“这需要时间。”
“我连份工作也没有，靠施舍过活，这就是你们该死的社会主义？”
“安静，安静。”伊万说，“再等一段时间，等他们不用掩护你之后……”
卡瑟尔几乎要动手揍伊万了，他看得出伊万也明白这一点。伊万咕哝着什么，沿着水泥楼梯退了回去。
2
或许有麦克风将这场争吵传递给了上一级部门，还是伊万做了汇报？卡瑟尔不可能知道，但不管怎样他的怒气奏效了。对他的掩护可以撤除了，而且他后来还意识到，连伊万也不见了。就像当时伊万被调离伦敦一样，因为他们认为伊万的脾性不适于掌控卡瑟尔，于是现在他就再出来露一次面——还算比较收敛的一次——然后便永远销声匿迹了。也许他们有一个控制组，就像在伦敦时他们有秘书组一样，伊万退回到了组里。这个行业里不大可能会有人遭解雇的，以免机密泄露。
伊万的谢幕演出是在一幢楼里充当译员，楼房离卢比扬卡监狱不远，同卡瑟尔走路经过时他曾自豪地向卡瑟尔指点过。早上卡瑟尔问他们去哪儿，他避实就虚地答道：“他们已决定分派你工作了。”
他们等待的屋子里排列着装帧简陋的书。卡瑟尔能读出其中有斯大林、列宁、马克思的俄文版著作——他很高兴地想到自己开始能认得印刷体的字了。一张大书桌上放着一本豪华牛皮封面的吸墨水纸，还有一尊骑士铜像，既大又沉，不像是用来作镇纸的——可能就是装饰品。书桌之后的门里出来一个上了岁数的矮胖男人，留着蓬乱的灰发和被香烟熏得焦黄的老式八字胡。他身后跟着一位穿着得体、手捧卷宗的年轻人。他好比教堂里的助手，正侍奉着一位他所信赖的祭司，而那位老者尽管唇须浓密，和善的笑容以及伸出的似要祝福的手里却不乏 某种祭司的气度。他们三人之间交换了许多谈话——问题及回答，然后伊万开始了翻译。他说：“这位同志想让你知道你的工作得到了高度评价。他要你明白，正是你工作的这种重要性使我们认识到在高层次上亟待解决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这两个星期你都处于被隔绝的状态。这位同志急切地请你不要误解为那是对你缺乏信任。我们希望能在恰当的时候向西方媒体披露你在这儿。”
卡瑟尔说：“现在他们肯定已经知道了。我还能在哪儿呢？”伊万翻译过去，那老者做了回答，而年轻的助手闻声微笑起来，同时目光低垂。
“这位同志说了，‘心里有数不等于公开发布’。只有当你正式现身于此时新闻机构才能发布。审查制度会监控的。我们很快会安排一场记者招待会，然后我们会让你知道该对记者说什么。也许我们会事先演练一下。”
“告诉这位同志，”卡瑟尔说，“我想挣得我在这里的居留权。”
“这位同志说你已经挣得多次了。”
“既然这样，我期望他能履行他们在伦敦许下的诺言。”
“是什么？”
“我被告知，我的妻子和儿子会随我来这里。告诉他，伊万，我孤独极了。告诉他，我想使用我的电话。我想给妻子打电话，仅此而已，不是英国使馆或什么记者。如果不用掩护我了，就让我和她通话吧。”
这一回合的翻译花费了很长时间。他明白翻译总是比原文要长，但这次长得超过限度了。甚至连那助手似乎也插了一两句。那位重要的同志几乎懒得说话——他仍面目慈祥得像个主教。
伊万最终转向卡瑟尔。他脸上挂着其他人看不到的愠怒。他说：“他们殷切希望你能与负责非洲内容的出版部门进行合作。”他朝那位助手的方向点点头，后者堆出一个鼓励的微笑，那笑容像和他的上司出自同一个石膏模子。“这位同志说他很想请你做他们关于非洲文学的首席顾问。他说非洲小说家非常多，他们想择其最有价值的予以引进翻译，当然最好的小说家（由你挑选）将受到‘作家协会’的邀请访问我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他们很乐意提供给你。”
那老者向那几排书架挥了挥手，似乎在邀请斯大林、列宁和马克思——对了，还有恩格斯——来欢迎他将挑出的小说家们。
卡瑟尔说：“他们没有回答我。我想要我的妻子和儿子来陪我。他们允诺的。鲍里斯允诺的。”
伊万说：“我不想翻译你说的。所有那些事都归另一部门管。把事情弄混淆是严重的错误。他们给你提供……”
“告诉他们，在我跟妻子通话之前我不想讨论任何事情。”
伊万耸耸肩膀，说了起来。这回翻译并不比原文长多少——一句生硬、恼怒的话。而老同志的评论占据了大部分时间，如同一本编辑得过了头的书的脚注。为了显示毅然决然，卡瑟尔转过身看着窗外街道边水泥墙之间的一条窄沟，他看不到埋在雪里的墙头，雪水流进沟里，仿佛出自一只硕大的、取之不竭的水桶。这不是他童年记忆中的与雪球、童话及雪橇比赛联系在一起的雪。这是无情的、无边的、无赦的雪，让人想起世界末日的雪。
伊万气急败坏地说：“现在我们走。”
“他们说什么了？”
“我不懂他们干吗要这样对你。我知道你从伦敦给我们搞来了什么破烂货。走。”那老同志伸出一只恭敬的手；年轻人则显得有些不安。室外，被雪埋没的街道是如此沉寂，卡瑟尔竟踌躇着要不要将其打破。两个人快步走着，如同两个秘密的敌手，准备找一个合适的地点来个最后的了结。终于卡瑟尔对这种不确定性忍无可忍了，说道：“呃，谈话的结果是什么？”
伊万说：“他们说我对你处置不当。他们把我从伦敦调回来也这样说。‘多学点心理学啊，同志，多学点心理学。’我要是像你这样的叛徒，日子会过得好得多。”幸运之神将他们送进了一辆出租车，一坐进去他便投入了受了伤的沉默之中。（卡瑟尔已经注意到在出租车里人们是绝不开口说话的。）在公寓的门口伊万勉强透露了卡瑟尔想要的情况。
“哦，那份工作将会给你留着。你什么也不用怕。那位同志对你深表同情。他会对其他人谈关于你的电话和妻子的事情。他恳求你——恳求，这是他的原话——稍微再耐心一点。他说你很快会得到消息。他理解——理解，你听清了——你的焦虑。我一点儿都不明白。我的心理学显然很糟糕。”
他撇下卡瑟尔独自站在入口处，大踏步地走进雪地里，并永远地消失在了卡瑟尔的视线中。
3
第二天晚上，当卡瑟尔挨着取暖器读《鲁滨孙漂流记》时，有人敲他的房门（电铃是坏的）。多年养成的不信任感使他在开门前不由自主地喊道：“哪一位？”
“我名叫贝拉米。”一个尖锐的嗓音答道，卡瑟尔打开了门。一个身材矮小、皮肤灰白的男子，穿灰色毛皮大衣，戴灰色羔皮帽，神情羞涩而胆怯地走进来。他就像在舞剧中扮演一只老鼠的喜剧演员，期待着小朋友们的掌声。他说：“我住得很近，所以我想该鼓起勇气来登门拜访。”他看了看卡瑟尔手里的书。“哎呀，我打扰你看书了。”
“不过是《鲁滨孙漂流记》。我有的是时间读。”
“啊呵，是伟大的丹尼尔 [5] 。他是我们中的一员。”
“我们中的一员？”
“嗯，笛福恐怕还不只是MI5之类的人呢。”他去掉了灰色的毛皮手套，凑近取暖器，并环顾四周。他说：“看得出你还处于白手起家的阶段。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那会儿我根本不懂到哪里买东西，直到克雷科斯尚克带我四处去转了转。之后，呃，我又领着贝茨跑。你还没见着他们？”
“没有。”
“我不明白他们怎么没来。你已经解密了，我还听说你随时准备要开记者招待会了。”
“你怎么知道的？”
“从一个俄国朋友那里。”贝拉米略带紧张地呵呵笑着说。他从毛皮大衣口袋深处掏出半瓶威士忌。“一份小小的cadeau [6] ，”他说，“送给新来的人。”
“你真太好了。快请坐。椅子比沙发更舒服。”
“如果可以的话，我先把衣服解密了——解密，真是个好词。”这个过程花了好一会儿工夫——有很多的扣子。当他在绿色柳条椅子里坐下时他又呵呵地笑起来。“你 的俄国朋友怎样？”
“不是很友好。”
“那就不要他了。别跟他啰唆。他们很希望 我们过得快活。”
“我怎么能不要他？”
“你就让他们明白他跟你合不来。随便漏一句口风给那些小小的玩意儿，我们此时大概正对着其中一个说话呢。你知道吗，我刚来时，他们把我托付给了——你怎么也猜不着的——‘作家协会’的一位中年女士。因为我是英国议员，我猜。嗯，我很快就懂得如何处理那种 情况了。只要是克雷科斯尚克和我在一起，我就轻蔑地称她为‘我的女家庭教师’，她没待多少时间就走了。她是在贝茨来之前走的——我这么说笑很不对——贝茨娶了她。”
“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我是说他们为什么要你来这里。我是在事发以后从英国出走的。我没见过报纸的报道。”
“我亲爱的，报纸吗——它们非常讨厌。一致声讨 我。我后来在列宁图书馆读到的。你看了会真以为我是什么玛塔·哈利 [7] 了。”
“可你对他们有什么价值吗——在英国议会？”
“哦，你要知道我有个德国朋友，当时他手下有不少特工在东方。他绝想不到小小的我正监视着他并做着记录——然后这个傻乎乎的家伙被一个该死的女人勾引上了。他罪有应得。他本人是安全的，我永远不会去做危及他自身 的事情，可他的特工……当然他猜到是谁出卖了他。嗯，我承认我没有给他的推测增加难度。可我得立刻出逃，因为他为了我的事去了大使馆。当我把边防检查站的家伙甩在身后时真是开心极了。”
“你在这儿很快乐吗？”
“哦，是的。对我而言快乐取决于人而非地方，我现在有个非常好的朋友。当然这是不合法的，不过在这种部门里总可以搞出例外来，他还是个克格勃的军官呢。当然啦，可怜的小伙子，他有时就没法忠于职守了，不过这和我德国朋友的情况还很不同——这不是爱情 。有时候我们对此还调笑一番。如果你孤独的话，他认识很多姑娘……”
“我不孤独。只要还有书看。”
“我会带你去个小地方，你能私下买到英文平装书。”
他们喝完半瓶威士忌时已是半夜，于是贝拉米便告辞了。他费了不少工夫才钻回他的毛皮大衣里，并且不停地唠叨着。“哪天你得见见克雷科斯尚克——我会告诉他我见过你了——当然还有贝茨，不过这意味着还要见到那位‘作家协会’的贝茨夫人。”他让手足够暖和了再戴上手套。他有一副安乐自在的神气，尽管“开始的时候有点儿难过，”他承认道，“我感到相当失落，直到我找到了我的朋友——就像斯温伯恩 [8] 作品里的那段合唱词，‘陌生的面容，无言的守夜，以及’——怎么说来着？——‘所有的苦痛’。我以前做过关于斯温伯恩的演讲——一位被低估的诗人。”到了门口他说，“等春天来了，你得过来看看我的‘达恰’……”
4
过了些日子，卡瑟尔发现自己甚至想念起伊万了。他想念还有某个人可以厌恶的时候——他无法毫无理由地去厌恶安娜，后者现在似乎已意识到了他前所未有的孤单。她早上待的时间略微长了些，并用她那像教鞭似的手指要他用心记更多的俄语名词。她对他的发音要求也更加苛刻：她开始在他的词汇里添加动词，从单词“跑”开始，并做着跑的动作，将肘部和膝部都提起来。她肯定从什么地方领取了工资，因为他什么也不用付她；实际上伊万在他刚来时给的一小笔卢布已经用了不少。
什么都不挣也成了他这孤立隔绝生活的一种痛苦。他甚至开始渴望有一张书桌，可以让他坐下来研究一下非洲作家的名单——这也许能使他暂时不去想萨拉现在怎样了。她为什么还没有带着萨姆随他过来？他们为履约正在采取什么行动？
在一天晚上的九点三十二分，他读到了鲁滨孙苦难的终结——他觉得自己现在有些像鲁滨孙。“这样，根据船上的日历，我在一六八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离开了这个海岛。我一共在岛上住了二十八年两个月零十九天……”他走到窗口：此时雪没有下，他可以清晰地看见大学上方的那颗红星，甚至在这个时刻还有妇女在上班扫雪：从上面看她们就像巨型海龟。有人在按门铃——随他去，他不开，很可能就是贝拉米，要不是他更不欢迎的人物，那个不认识的克雷科斯尚克或者那个不认识的贝茨——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忘记，门铃是坏的。他转过身惊讶地盯着电话机。是电话在响。
他提起听筒，一个声音在用俄语对他说话。他一句也听不懂。然后什么也没了——只剩下尖厉的拨号音——可他仍然将听筒贴着耳朵，愚蠢地等着。也许是接线员让他等着。或者是告诉他——“挂好电话。我们将再打给您”？也许是有电话要从英国打来了。他不情愿地将听筒放归原处，坐在电话旁守着，等待它再次响起。他已被“解密”了，现在看来他已被“连接”上了。只要他跟安娜学会了正确的语句，他就可以与外界“联络”了——他连如何打给接线员都不会。屋里没有电话簿——他两周前就找过。
可接线员准是对他说了什么。他肯定随时会有电话来找他。他在电话旁睡着并梦见了十几年未梦见的结发妻子。在梦里他们吵了架，这是生活中从未有过的。
安娜早上发现他还睡在绿柳条椅里。当她叫醒他时他对她说：“安娜，电话接通了。”可由于她听不懂，他就朝着电话挥了挥，并说“丁零丁零”。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嘴里竟吐出这么幼稚的声音，他俩都被这种荒谬的场面逗得呵呵大笑起来。他拿出萨拉的相片并指指电话机，她点点头，微笑着以示鼓励。他想，她会和萨拉处得来的，她会告诉她在哪儿买东西，她会教她俄语单词，她会喜欢萨姆的。
5
当天晚些时候电话响起时，他感到肯定是萨拉——准是有人在伦敦将号码传递给了她，也许是鲍里斯。他接电话时嘴巴干燥得几乎说不出那句“您是谁？”
“鲍里斯。”
“你在哪儿？”
“就在莫斯科。
“你见着萨拉了吗？”
“我和她说过话。”
“她好吗？”
“是的，是的，她很好。”
“还有萨姆呢？”
“他也很好。”
“他们什么时候来这里？”
“我正要和你说这个。待在家里，拜托。别出去。我现在就过来。”
“可我什么时候能看到他们？”
“那就是我们要谈的。有些困难。”
“什么困难？”
“等我见到你再说。”
他无法静静地坐等：他抓起一本书又放下：他走进厨房，安娜正在做汤。她说“丁零丁零”，可这不再好笑了。他回到窗口——又下雪了。当敲门声响起时他感到已过了好几个钟头。
鲍里斯递过来一只装免税商品的塑料包。他说：“萨拉叫我给你捎J. & B.来。一瓶是她送的，一瓶是萨姆的。”
卡瑟尔说：“困难在哪里？”
“等我把外衣脱了。”
“你真看见她了？”
“我在电话里和她谈的。在电话亭里。她和你母亲住在乡下。”
“我知道。”
“我要是去那儿拜访她的话，会有点儿显眼。”
“那你怎么知道她很好？”
“她告诉我的。”
“她的声音听起来好吗？”
“是的，是的，莫瑞斯。我敢肯定……”
“困难在哪里？你把我 弄出来了。”
“那是很简单的事。一本假护照，盲人障眼法，还有法航的空姐在领你过境时我们在移民事务处安排的一点小麻烦。一个很像你的人。准备去布拉格。他的护照上面有些乱……”
“你还没跟我说困难在哪儿。”
“我们一直设想在你安全抵达后，他们无法阻止萨拉和你团聚。”
“他们阻止不了。”
“萨姆没有护照。你当时应该将他放在他母亲的护照上。显然这可能 要花费大量时间来弄。还有一件事——你们的人暗示，如果萨拉企图离开，她也许会因同谋而被捕。她是卡森的朋友，她在约翰内斯堡时是你的特工……我亲爱的莫瑞斯，恐怕事情没那么简单。”
“你们答应过的。”
“我知道我们答应过。诚心诚意地。如果她可以把孩子丢下的话，仍有可能将她偷偷弄出来，可她说她不能这样。他在学校里过得不开心。他和你母亲处得也不开心。”
那只免税商品包还搁在桌上等候着。威士忌总是有的——医治绝望的药。卡瑟尔说：“你为什么要把我弄出来？我并没有处于刻不容缓的危急中。我以为我很危险，可你们应该知道……”
“你发出了紧急信号。我们应答了。”
卡瑟尔撕掉塑料包，打开威士忌，那J. & B.标签像一段哀伤的回忆刺痛了他。他倒了足足两倍分量。“我没有苏打。”
“没关系。”
卡瑟尔说：“坐吧。沙发硬得像学校的板凳。”他喝了一口。就连J. & B.的芬芳也刺痛着他。但愿鲍里斯给他买的是其他品牌的威士忌——海格、白马、Vat69、格兰氏——他默念着那些对他而言毫无意义的品牌名，以让他的脑子处于空白状态，以在J. & B.起作用之前先稳住他的绝望——乔尼·沃克、安妮女王、教师牌。鲍里斯误解了他的沉默。他说：“你不用太操心麦克风。在莫斯科这儿，可以说我们处于暴风中心，反倒是安全的。”他又补充道：“对我们来说把你弄出来非常重要。”
“为什么？穆勒的便条安全地掌握在老霍利迪手上。”
“你一直不明白真相，对吧？你传给我们的那些经济情报本身是毫无价值的。”
“那为什么……？”
“我知道我没说清楚。我不是很喝得惯威士忌。我试试看来解释一下。你们的人以为他们安插了一个特工，就在莫斯科。但实际上他处于我们的掌控之中。他把你给我们的送还给了他们。你的报告使你们的机构对他信以为真，他们可以核对你的报告，而他还一直向他们传递着我们想让他们相信的其他情报。这才是你的报告的真正价值。一个不错的欺骗手段。可然后穆勒及‘瑞摩斯大叔’出现了。我们决定击败‘瑞摩斯大叔’的最好办法是公之于众——我们不能在这样做的同时还把你留在伦敦。你必须是我们的消息来源——你带去了穆勒的便条。”
“他们还将明白我还带去了情报泄露的新闻。”
“完全正确。这场游戏我们不能再玩下去了。他们在莫斯科的特工将消失在一片深不可测的沉默中。或许再过几个月你们的人会得到一次秘密审判的传言。这将更使他们确信所有他提供的情报都是真的。”
“我以为我只是在帮助萨拉的族人。”
“你做了更了不起的事。明天你将会见新闻界。”
“我会拒绝说话的，除非你们把萨拉带过来……”
“没有你我们照样开，不过以后你就别指望我们解决萨拉的问题了。我们很感谢你，莫瑞斯，不过感激就如同爱，需要经常更新，否则很容易就淡漠了。”
“你现在说话就和伊万以前那样。”
“不，不像伊万。我是你的朋友。我希望一直是你的朋友。一个人在一个新的国度里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是特别需要朋友的。”
此时友谊的表示听起来像是威胁或警告。那天晚上在沃特福德徒劳地寻找那幢墙上挂贝利兹培训宣传画的破旧屋子的情形又重现了。对于他，在二十多岁加入这个部门后，他便一辈子都得三缄其口。就像特拉普派 [9] 的教徒，他选择了沉默的职业，现在他认识到这是个错误，但已太迟了。
“再喝一杯，莫瑞斯。情况还不至于很糟。你只是得耐心，仅此而已。”
卡瑟尔喝了起来。
第三章
1
医生证实了萨拉对萨姆的担心，但第一个认识到其咳嗽性质的是卡瑟尔夫人。老人是不需要医学训练的——他们似乎积累了一生的诊断经验而不是六年的强化训练。医生不过是一种法定需求——在她的 处方下面签上他的名字。他是一个极其敬重卡瑟尔夫人的年轻人，仿佛她是一位德高望重、可让他受益匪浅的专家。他问萨拉：“你们那里患百日咳的孩子多吗——我是说在老家。”他说的老家显然是指的非洲。
“我不知道。危险吗？”她问。
“不危险。”他又补充说，“但需要相当长的隔离期。”——一句并不让人宽慰的话。莫瑞斯不在时要掩饰自己的焦急就更加困难，因为没有人与她分忧。卡瑟尔夫人相当镇静——尽管日常起居被打破使她感到有些不快。显然她在想，如果不是那场愚蠢的争吵，萨姆也许远在伯克翰斯德养病，而她则可以在电话里给予必要的建议。她走出房间，用一只枯叶般苍老的手朝萨姆的方向抛了一个吻，便下楼看电视了。
“我不能回家病吗？”萨姆问。
“不能。你得待在这儿。”
“我真希望布勒能在这儿听我说话。”他想念布勒更甚于莫瑞斯。
“我给你读书好吗？”
“好的，请读吧。”
“然后你就得睡了。”
她在匆忙离家时随便拿了几册书，其中有萨姆一直称作“花园”的那本。他对这书的喜爱要远甚于她——她记忆中的童年里没有花园：灼热的日光从波纹铁皮屋顶反射到一片烤得硬邦邦的黏土操场上，即便卫理公会教徒在的时候也没有植草。她翻开书。楼下电视机里的声音在不停地咕哝着什么。即使隔了这么远也不会与真人说话声相混淆——那是一种如沙丁鱼罐头般的声音。包裹住的声音。
甚至在她翻开书之前，萨姆便已睡着了，一条手臂伸在床外，那是他习惯让布勒去舔的。她想：哦是的，我爱他，当然爱他，可他就像秘密警察的手铐困住了我的手腕。要过几个星期她才能解脱，可即便在那时……她的思绪又回到布鲁梅尔那闪闪发光、用金钱堆砌起的餐厅装饰，还有她回眸再看时珀西瓦尔医生举起的警告她的手指。她想：也许连这病也是他们一手安排的？
她轻轻掩上门朝楼下走去。那罐头包裹着的声音戛然而止，卡瑟尔夫人站在楼梯最下面等她。
“我没听到新闻，”萨拉说，“他要我给他读书，可他现在已睡着了。”卡瑟尔夫人恼怒的目光无视她的存在，仿佛她看到的只是什么骇人听闻的场面。
“莫瑞斯在莫斯科。”卡瑟尔夫人说。
“是的，我知道。”
“他刚才就在电视上，围了好些记者。为自己辩解着。他胆子真不小，厚颜无耻……这就是你跟他吵架的原因？哦，你离开他是对的。”
“那不是吵架的原因。”萨拉说，“我们只是假装吵。他不想让我卷进去。”
“你卷进去了吗？”
“没有。”
“感谢上帝。我可不想把你连同生病的孩子赶走。”
“如果你事先知道的话，会把莫瑞斯赶走吗？”
“不会。我会尽量稳住他，以便向警方报告。”她转身走回客厅——她径直走着，像个盲人，直到被电视机绊住。她真和盲人没什么两样，萨拉看得出来——她闭着眼睛。她将手放在卡瑟尔夫人的胳膊上。
“坐下吧。让你受惊了。”
卡瑟尔夫人睁开眼睛。萨拉本期望看见她老泪纵横，可她的眼睛是干的，冰冷而无情。“莫瑞斯是个叛徒。”卡瑟尔夫人说。
“尽量去理解他，卡瑟尔夫人。是我的错。不是莫瑞斯的。”
“你说你没有卷进去。”
“他在试图帮助我的族人。如果他不爱我和萨姆的话……那是他救我们而付出的代价。你在英国无法想象他把我们从怎样的恐怖中拯救出来的。”
“叛徒！”
她无法面对这样的喋喋不休而保持冷静。“好吧——算是叛徒。背叛了谁？背叛了穆勒及其同伙？背叛了秘密警察？”
“我不知道穆勒是谁。他是他国家的叛徒。”
“哦，他的国家，”她对这些使人轻易做出判断的陈词滥调感到绝望，“他曾说过我就是他的国家——还有萨姆。”
“我很高兴他父亲已去世。”
又是一句陈词滥调。也许在危机之中人就喜欢抓住那些旧东西，如同孩子抓住父母一般。
“也许他父亲能比你更理解他。”
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争吵，就像最后那个晚上和莫瑞斯的争吵一样。她说：“我很抱歉。我不是有意这么说的。”她很乐意缴械投降以换取一些安宁，“等萨姆一好转我就尽快离开。”
“去哪儿？”
“去莫斯科。如果他们允许我去的话。”
“你不能带萨姆。萨姆是我的孙子，我是他的监护人。”卡瑟尔夫人说。
“除非莫瑞斯和我死了。”
“萨姆是英国公民。我会让他受到大法官的看护 [10] 。我明天就去见我的律师。”
萨拉完全不清楚“受大法官看护”是什么概念。她猜测这又是一个连那位在公用电话亭与她通话的人也没有考虑到的障碍。那个人的声音在电话里做了道歉：那个声音正像珀西瓦尔医生一样称自己是莫瑞斯的朋友，可她更信任他，尽管其措辞谨慎、含糊，还有某种异国腔调。
那声音道歉说，她尚不能去和她的丈夫会合。假如她独自一人走，那简直立刻就可以安排——孩子使她几乎不可能通过检查，无论他们能搞到什么有效护照。
她用绝望而决然的语调告诉他“我不能单独留下萨姆”，而那声音又安慰她，“到时候”会给萨姆想出个办法，如果她愿意信赖他的话。那人开始小心翼翼地暗示他们可以在什么时间如何会面，只带手提箱——一件暖和的外衣——她缺的一切都可以在那头买到——可是，“不，”她说，“不，我不能撇下萨姆”，她便挂了电话。此时他又病了，还有那个神秘的词一直纠缠着她进了卧室，“受大法官看护”。听起来像是在医院病房里。孩子也会被强制住院，就像被强制上学读书吗？
2
没有人可以询问。在整个英国她只认得卡瑟尔夫人、肉店老板、蔬菜水果店老板、图书馆管理员以及小学的女校长——当然还有波顿姆雷先生，他不时地在门口，在高街甚至在电话里冒出来。他在非洲传教待了那么多年，也许他与她相处才真正觉得自在。他非常和善，非常好奇，还很会掉书袋。她想知道如果她请求他帮助逃出英国他会说什么。
记者招待会后的早上，珀西瓦尔医生为了一个很奇怪的理由打来电话。显然是有笔钱要付给莫瑞斯，他们想要他的银行账号以将钱存进去：在一些小事上他们诚实得令人觉得他们多虑了，不过之后她想，是否他们害怕经济拮据会逼得她做出过激之举。也许是让她安分守己的一种贿赂。珀西瓦尔医生仍旧以家庭医生的口吻对她说：“我很高兴您能明智行事，我亲爱的。要继续保持明智。”就好比他建议“继续服用抗生素”一般。
到了晚上七点，萨姆仍在睡觉，卡瑟尔夫人在自己房间里为晚饭而进行她所谓的“整理”，此时电话响了。这个钟点打来的很可能是波顿姆雷先生，但却是莫瑞斯。线路是那么清晰，似乎他就在隔壁屋里说话。她吃惊地说：“莫瑞斯，你在哪儿？”
“你知道我在哪儿。我爱你，萨拉。”
“我爱你，莫瑞斯。”
他解释说：“我们得说得很快，谁知道他们会在什么时候切断线路。萨姆怎样？”
“有些不舒服。不严重。”
“鲍里斯说他很好。”
“我没有告诉他。只不过是另一个难关。有这么多的难关呢。”
“是的。我知道。告诉萨姆我爱他。”
“当然，我会的。”
“我们没必要再遮遮掩掩了。他们总会在听的。”
停顿了一会儿。她想他走开去了，或是线路被切断了。然后他说：“我非常想念你，萨拉。”
“哦，我也是。我也是，可我没法丢下萨姆。”
“当然没法丢下。我能理解。”
冲动之下，她说了一句她立刻就感到后悔的话：“等他再大一点……”听起来似乎是遥远未来的承诺，那时他俩都已老了。“耐心点儿吧。”
“是的——鲍里斯也这样说。我会耐心的。妈妈怎样？”
“我不大想谈她 。说说我们自己吧。告诉我你怎样。”
“噢，所有人都很和气。他们给了我份工作。他们对我很感谢。超过了我想得到的。”他又说了什么，她没听清，因为线路发出噼啪的响声——关于钢笔还有夹巧克力圆面包的。“我妈妈并没有大错特错。”
她问：“你有朋友吗？”
“哦，是的，我并不孤单，别担心，萨拉。这儿有个英国人曾是英国议员。他已邀请我等春天来了去他的‘达恰’。等春天来了。”他用一种她简直辨认不出的声音重复道——一个已无法确定还能等到春天的老人。
她说：“莫瑞斯，莫瑞斯，请保持希望。”可是在随之而来的一片难以撕破的沉寂中，她意识到通往莫斯科的线路断绝了。
[1] 伦敦市中心的一条街道，也是英国皇家医学会所在地。
[2] 布鲁梅尔（George Bryan Brummell， 1778—1840）， 19世纪英国有名的纨绔子弟，因其服饰叛逆奇特而成为当时流行服装的代表，他本人也成为“花花公子”的代名词。
[3] 西非马里共和国历史名城，位于撒哈拉沙漠南缘。
[4] Dacha，俄罗斯居住在大城市的人在郊外用于度假和居住用的别墅。
[5] 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鲁滨孙漂流记》作者。
[6] 法语，意为“礼物”。
[7] 玛塔·哈利（Mata Hari， 1876—1917），荷兰著名女间谍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活跃于巴黎社交界，1917年被法国以间谍罪处死。英法报刊常以Mata Hari的名字加诸间谍疑犯。
[8] 阿尔杰农·查尔斯·斯温伯恩（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 1837—1909），英国诗人和批评家。
[9] 天主教西多会中的教派，强调缄口苦修。
[10] Ward in Chancery，专用法律术语，其中“Ward”亦有病房之意，故有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