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看起来也许很矛盾，尽管事实上并非如此，那就是我应该将一种“讽刺性的自我意识”归因于一个常常诚实而喧闹地炫耀其历史训练的时代，应该看到它头顶盘旋着一个疑问，即它觉得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自豪的；还有一种忧虑，即它担心因为历史知识而高兴的时代也许很快就要过去了。歌德在他对牛顿的著名研究中，也展现了一个相似的人性之谜：他在自我存在的深处——或者不如说是在高处——发现了一种“对自身错误的困惑不安”，就好像他常常意识到，自己对于即将在下一个时刻消失的事物有着更加透彻的洞察。这使得他对自己的本性有了某种讽刺性的看法。人们会发现，那些更伟大和更健全的“历史的人”意识到，相信一个民族的教育需要像现在这样具有极端历史性，这样的想法是迷信和荒谬的。而最强大的国家，在行动和影响力上最强大的国家，则曾经以不同方式生活，它的年轻人也是以不同方式来训练的。这种知识使他们的想法转向了怀疑。这些怀疑者说：“荒谬和迷信适合我们自己这样的人，我们这些从更快乐和更强大的树干上刚刚长出来的已经枯萎的新芽，验证了赫西俄德（Hesiod） (1) 的预言，他说，有一天人类刚刚出生便已是满头白发，而只要出现了这种迹象，宙斯就会毁掉那一代人。”历史文化确实是一种遗传的白发，而那些自幼便有其印记的人必定本能地相信人类的老年 。适合于老年的，便是老年人的工作：回头看看过去、算算账，在对过去的回忆之中——也就是在历史文化之中寻求安慰。然而人类既坚韧又顽固，认为一千年也好、十万年也好，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对这期间的发展进程作一番从过去到未来的总结。也就是说，人类历史根本不可能被一个极其微小的个体，即个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两千年的时间——也就是按照每代人60年来算、连续34代人的时间——怎么就能让我们说其开始是青年时期，其结束是“人类的老年”呢？这种相信人类正在迅速退化的、使人麻痹的思想，难道不正是包含了对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我们正惶恐不安地等待着末日审判这一套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神学观念的误解吗？这种不断增长的对历史审判的需求难道不是给了我们一个改头换面后的观念，就好像我们的时代是最后一个可能存在的时代，要求对过去作出一种基督徒认为不能由人类作出，而应当由“人子”（the son of man）作出的普世性审判吗？“记住你终有一死”（memento mori）这句话既告诫了人类，也告诫了个人，它是一根永远让人痛苦不已的毒刺，是中世纪知识和意识的王冠。
一种稍晚一点的相反说法，“记住你得活着”（memento vivere），则说得有点胆怯，底气不太足，几乎有些不诚实。因为人类仍然恪守着“记住你终有一死”，并且在对历史的普遍需要中表现出这一点。科学也许可以尽力扑扇着翅膀，但却从未能获得自由的空气。一种深深的绝望感保留了下来，并被涂上了历史的颜色，使得所有更高的教育都黯淡无光，垂头丧气。有一种宗教，它认为在人一生的时间之中，最后一小时是最重要的，它预言了世俗生命的终结，判决一切生物都生活在一出悲剧的第五幕里，这样的宗教也许能唤起人类最敏锐和最高贵的力量，但它却是一切新的播种、一切大胆尝试或自由渴望的敌人。它反对所有朝向未知领域的飞翔，因为它自己在那里没有任何生命或者希望。它只是勉强让新芽破土而出，在对自己有利之时便让其枯萎：“新芽也许会让生活误入歧途，并给生活一个错误的价值。”佛罗伦萨人被萨伏那罗拉（Savonarola） (2) 的规劝所影响，对图画、手稿、面具和镜子搞了一次著名的大毁灭，基督教则会对所有劝人继续努力和信奉“记住你得活着”的文化做同样的事。并且，如果它不能采取直接的方式，即作为主力上阵，它还是可以通过与历史文化的联合达到目的，尽管这种联合通常没有得到历史文化的默许。它一边说着话，一边耸耸肩，将所有新生事物都拒之门外，并让我们越发感到自己是迟到者和后学晚辈，总而言之，感到自己是生来就有白发的人。认为一切过去的行动都是无价值的，认为世界已经为审判作好准备——这些深入严肃的思考已经被削减为怀疑的意识，即，既然要做什么更好的事情已经是太迟了，那么不管怎样，了解所有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总归是好的。历史感让它的仆人变得被动又怀旧。只有在遗忘的时刻，在历史感休眠之时，患着历史狂热症的人才会有所行动。尽管行动之后，他只是再次分析他自己的行动（这就使得这一行动不会再有任何进一步的结果），并最后为了历史的目的而将它放到解剖台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仍然生活在中世纪，而历史仍然是一种伪装的神学，正如没有学问的外行人在看到博学之士时所怀有的那种敬畏之情通过教士得以遗传下来一样。人们原来拿给教堂的东西，现在他们拿来给科学，只不过是规模小了一点。而给予这件事归根到底还是教堂造成的，而不是现代精神。现代精神虽然有一些好的品质，但却有点吝啬，在慷慨这一美德方面做得并不好。
这些话也许让人不太好接受，同样不太好接受的，还有我将历史的泛滥追溯到中世纪的“记住你终有一死”，以及基督教心中对世俗存在的所有未来都不抱希望。但你总还是应当试着用一种更好的解释来取代我这个犹豫不决的解释。因为历史文化的起源，以及历史文化对一个新时代的精神和一种“现代意识”的极其强烈的抗拒的起源，其自身必须首先用一种历史方式来了解，历史必须解决历史的问题，科学必须将它的尖刺指向自己。这个三重的“必须”是“新精神”的命令，如果它真的要包含一些崭新、强大、有活力、有创造性的东西的话，就该如此。或者说难道我们德国人——且不说罗曼语族各民族——就真的因为我们只能够 如此，就必须永远只做所有更高层次文化的追随者吗？威廉·瓦克纳格尔（Wilhelm Wackernagel） (3) 的话很值得深思：“我们德国人是一个‘追随者’民族，我们所有较高层次的科学、甚至我们的信仰，都只是古代世界的继承物。甚至那些反对它的人，也在呼吸着基督教的不朽精神的同时，还不断呼吸着古典文化的不朽精神。如果有谁能够将这两种因素从包围着人类灵魂的生命空气中分离出去，那就不会剩下多少可以让一个精神生命继续生存的东西了。”即使我们满足于追随古人这一使命，即使我们决定要急切而兴奋地接受这一使命，并在我们的急切中表现出我们的高度特权——我们还是不得不问，做一个正在消逝的古人的学生，这是否就是我们永恒的命运？有时候我们可以将目标定得更高更远。在我们祝贺自己将我们心中亚历山大里亚文化的次要精神提升到如此了不起的富有成果的地位——通过我们的“普遍历史”——之后，我们也许会在眼前定下一个更高的、这个亚历山大里亚世界之外并高于它的奋斗目标，作为我们最高贵的奖赏，并勇敢地在古希腊世界中找到我们的原型。在古希腊世界，一切都伟大、自然而富有人性。可就是在那儿 ，我们发现了真正的非历史文化的现实——而且尽管如此，或者也许正因为如此，这种文化也是一种难以言喻的丰富而充满活力的文化。如果我们德国人只是些追随者的话，能做这样一种文化的嫡系继承人和追随者，那就是再伟大、再骄傲不过的了。
然而必须加上这一点：想到我们是些后学晚辈，这经常是一种折磨，但它对个人和民族来说，同样也能产生出对未来的希望——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能将自己看作了不起的古典力量的继承人和追随者，并在其中看到我们的荣誉和我们的动力。但不要做一个强大的树干上新结的苦果，像收藏家和掘墓人一样，对树干再施下一个凄凉生活的咒语。这样的迟到者的确是一种讽刺性的存在。毁灭始终蹑手蹑脚地跟在他们蹒跚的生活脚步后面。在为过去感到高兴时，他们又在毁灭面前瑟瑟发抖。他们是活着的记忆，而他们自己的记忆则毫无意义，因为没有人来继承。这样他们就沉浸在一种悲伤的想法之中，认为他们的生活是一种不公正，而且任何未来的生活都无法纠正这种不公正。
假设这些怀古者，这些迟到者，要将他们痛苦的、讽刺性的谦虚转变为某种无耻，假设我们听到他们大声地说：“这个种族已到达它的巅峰了，因为它已经第一次有意识地表现了自己。”我们就会看到一出喜剧，在这出喜剧之中，某种非常有名的哲学的隐晦意义将会为了德国文化的利益而展示它自己。我相信，在本世纪德国文化的进程中，没有哪一个危险的转折点不曾因为这种黑格尔哲学巨大且依然存在的影响力而变得更加危险。不管怎样，相信一个人是这个世界上的迟到者，这是有害而可耻的。但如果这种信仰只是将车轮巧妙地一转，便赠予我们的迟到者以神性，将他们变成了过去一切创造活动的真正意义和目的，把他意识到的不幸当作世界历史的完成，如果这样的话，那这种信仰必定显得可怕而且具有毁灭性。这样的一种观点使得德国人习惯于谈论一种“世界进程”，并把他们自己的时代看作这一进程的必然结果而加以辩护。这种观点还用历史取代了其他的精神力量、艺术和宗教，把历史当作唯一的主宰，因为它是“认识了自己的观念”，是“各民族精神的辩证法”，是“世界的裁判所”。
这种用黑格尔的方式来理解的历史被轻蔑地称为上帝在地球的逗留——尽管上帝首先是被历史创造出来的。不管怎样，这个上帝在黑格尔的脑袋里变得清晰透明和易于理解，并且已经穿过了所有辩证可能的步骤，上升到自我表现的状态。因此，对于黑格尔而言，在他自己在柏林的存在中，世界进程达到了最高和最终的阶段。他本应该说，在他之后的每一样东西都只应当被视为伟大的历史回旋曲的尾音——或者更不妨说，只是多余的东西。他没有这么说过，这样他就向被他彻底改变的一代灌输了对“历史力量”的崇拜，这种崇拜实际上将每一个时刻都变成了纯粹对成功的惊叹，变成了对现实的偶像崇拜，我们现在已经创造出了一个很有特色的词来形容这种崇拜——“改变自我以适应环境”。然而，曾经学会了在历史的力量面前点头哈腰、卑躬屈膝的人，最终会像中国的木偶一样，对每一种力量都唯唯诺诺，不管这种力量是一个政府、一种公众意见，还是一个数量上的多数。这种力量牵动着绳子，他的四肢便能正确地做出动作。如果每一个成功都是由于“合理的必然性”，每一个事件都展现出逻辑或是“理念”的胜利，那么——赶快下跪，对成功之梯上的每一步都顶礼膜拜！什么，再也没有活着的神话了？宗教只剩最后一口气了？看看对历史力量的这种信仰，还有那些理念神话的教士，以及他们伤痕累累的膝盖！所有的美德不是都在追随着新的信仰吗？如果一个历史的人将自己变成一面所有客观现实的“客观”镜子，难道我们不应该称之为无私吗？宣布放弃天上地下所有的力量，只为了去崇敬力量自身，这难道不是慷慨吗？将力量之天平常握手中，观察哪一个更强更重，这难道不是公正吗？对过去的这种沉思是一所多么彬彬有礼的学校呀！客观对待一切，无所怒，无所爱，理解一切——这会让人变得温和柔顺。即使一个在这所学校中成长起来的人公开表现出他的愤怒，人们也会一样高兴，因为人们知道这只是艺术意义上的愤怒与热爱 （ira et studium），但它其实是无恨无爱 （sine ira et studi）。
对于美德与神话的这种结合，我的想法是多么过时！但不管人们会怎么嘲笑它们，也必须把它们提出来。我甚至要说，历史总是教给我们“从前曾经这样”，而道德总是教给我们：“不应该这样，或者本应该这样。”因此历史就变成了现实中不道德事物的概要。可如果一个人将历史看作对这些现实中不道德事物的裁判，那他就大错特错了。一个像拉斐尔这样的人不得不在36岁时死去，这样的事实伤害了道德。这样的人是不应该死的。如果你现在要帮助历史，来做事实的辩护士，你就会说：“他已经说出了每一样他内心想说的东西，即使活得再长一点，他也只能创造出一种相似的美，而不是一种崭新的美。”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话。这样，你就变成了一个魔鬼的辩护士 （advocatus diaboli），将成功、事实当作你的偶像，然而事实总是沉闷无趣，在任何时候都更像一头小牛犊，而不是一位神。你为历史所作的辩护还得益于无知，正因为你并不知道像拉斐尔这样一种能动的自然 （natura naturans）是什么，所以当你想到它曾经存在，并且不再存在的时候，你不会感到激动。近来有些人试图告诉我们，歌德82岁的生命太长了，可我仍然很愿意用整车整车新鲜的现代生命时光来交换歌德“太长”时光中的两年，这样我就可以像歌德一样与爱克曼（Eckermann） (4) 进行谈话，从而完全躲开眼下这些先生的“现代”谈话。和那些伟大的死者比起来，有权活着的活人真是太少了！大多数的人活着，那些少数人却不再活着，这只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也就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蠢事，是“曾经如此”这句干巴巴的话与“本不该如此”这一道德判断对抗。是的，与道德判断对抗！因为不管你谈论哪种美德——公正、勇气、慷慨，智慧和人类的同情心——你会发现，具有美德的人总会起来反对事实的盲目力量，反对现实的残暴统治，并服从一些法则，但却并非那些易变的历史法则。他总是逆着历史的潮流劈波斩浪，要么将自己的情欲作为自己生存中最切近的野蛮事实而与它斗争，要么在自己周围闪亮的谎言之网中训练自己变得诚实。如果历史只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情欲与错误的体系”，那么一个人阅读历史就要像歌德希望人们阅读《维特》（Werther ）那样——就好像它在对那人喊道：“做个男子汉，别学我！”不过幸运的是，历史还为我们保留了对那些伟大的“反历史斗士”——也就是反对现实的盲目力量——的记忆。由于颂扬了某些人身上真正的历史性质，历史将自己公开示众。那些人为了能更愉快和更骄傲地跟随着“因此必须这样”，便很少会担心“因此就是这样”。不是把他们这一代拉进坟墓，而是建起新的一代——这就是一直驱使他们前进的动力。即使他们出生较晚，仍有一种生活方式可以让他们忘了这一点——未来的后代也只会认为他们是“先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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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赫西俄德（约生活在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诗人。—— 译者注
(2) 吉洛拉谟· 萨伏那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意大利基督教改革家。—— 译者注
(3) 威廉· 瓦克纳格尔（1806—1869），瑞士语言学家。—— 译者注
(4) 约翰· 彼得· 爱克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1792—1854），德国作家、诗人，《歌德谈话录》作者。—— 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