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放下这些弱点吧，让我们看看现代人受到盛赞的强项。让我们提出这个痛苦的问题：他是否因为自己的历史“客观性”，就有权在比另一个时代的人更高的程度上宣称自己是强大和公正的呢？这种客观性是否真的源自一种被强化了的对正义的需要？或者，作为的确是由完全不同的原因所导致的一个结果，它是否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是源自正义，而实际上却导向一个有利于现代人的不健康的偏见呢？苏格拉底认为，假想一个人具有一种他实际上并不具有的美德，这是接近疯狂的行为。这样一种假想显然比与之相反的、对一项确定恶习的疯狂还要危险。因为对确定恶习的疯狂还有治愈办法，而另一种则会让一个人或者一个时代日益糟糕，也就日益不公正。
没有人比一个具有正义的感情和力量的人更应得到我们的尊敬。因为最崇高和最珍稀的美德在其中融合而消隐，就像海纳百川一样。那个应邀坐在审判席上的公正之人，在手握天平时，他的手不会颤抖。即使是对自己，他也冷酷无情地放上砝码，当天平起落时，他的眼睛不会模糊，当他宣读判决时，他的声音既不生硬，也不结巴。他若是一个冷酷的知识魔鬼，就会向四周散布一种冰冷的气氛，一种我们会感到害怕而不是尊敬的可怕而超凡的威严。然而他是一个人，而且已试着从草率的怀疑上升到了强有力的确定，从温和的宽容上升到了命令式的“汝必须”，从慷慨这一少见的美德上升到了最少见的美德——正义。他变得更像是那个没有生命的魔鬼，而不再是一开始那个可怜的凡人。最重要的，他不得不为自己的人性而赎罪，让他自己的天性在不可能的美德这块岩石上悲惨地摔个粉碎。所有这些都将他置于一个高处不胜寒的境地，成为人类中最值得尊敬的榜样。因为他的目标是真理，不是以冰冷无用的知识形式出现的真理，而是依照法律进行制裁的法官的真理；这种真理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是将所有私有财产的界石都搬走的神圣权力。总而言之，是作为世界法庭的真理，而不是作为某一个猎人偶然的捕获物的真理。对真理的寻求经常受到不加思考的赞扬，但只有当寻求真理者有着诚挚的、无条件的正义意志时，这种寻求才能有某种伟大之处。真理只根植于正义，然而，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之中，一大堆各种各样根本与真理无关的动机掺杂了进来，比如说，好奇、害怕无聊、嫉妒、虚荣或是消遣。这样，世界看起来似乎充满了“为真理服务”的人，而正义的美德却很少出现，也就更少为人所知，而且几乎从来都被人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一大堆虚假美德却总在声名显赫、大张旗鼓地涌入。
极少有人是真的为真理服务，就如同只有极少数人对正义有着纯粹的意志一样，而在这些人之中，又更少有人能有力量做一个公正的人。光有意志是不够的。只有要求正义的冲动而没有裁判的能力，这是人类之所以遭受最大痛苦的原因。因此，普遍的善行所能要求的也只是将这种能力的种子尽可能广泛地撒播。这样，狂热者就能与真正的裁判者分开，盲目的要求就能与清醒的能力分开。可是，并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培植出一种进行裁判的能力。因此当有人向人们讲起真理和正义时，人们总是会被这样一个疑惑所困扰：对他们讲话的这个人究竟是个狂热者呢，还是位裁判者？我们应当原谅他们总是特别友善地对待那些“真理的仆人”。那些“真理的仆人”既没有进行裁判的意志，也没有进行裁判的权力，却承担起了寻找“与结果无关的纯粹知识”的任务。这种知识，简单来说，就是那种毫无用途的知识。有很多真理，它们并不重要；有很多问题，它们并不需要通过斗争来解决，就更不用说牺牲了。在这样一个冷漠的安全领域之中，一个人可以非常成功地变成一个冷酷的“知识魔鬼”。然而——如果我们发现一大群博学的研究者在某个对他们特别有利的时代变成了这样的魔鬼，那么很不幸，通常来说，这个时代可能缺少一种伟大而强大的正义感，即所谓真理冲动的最高贵的来源。
想一想现在这个时代的历史大师：他是他所处时代之中最公正的人吗？的确，他自己已经发展得如此的细致和敏感，以至于“没有什么人类的东西是他不熟悉的”。相隔遥远的时代和人物在他和谐的竖琴声中走到了一起。他变成了一种被动的乐器，他的音乐声引起了同类乐器的回响，直到某个时代的整个空气中都充满了这种回响，它们共同演奏着一个轻柔的和弦。然而我认为人们听到的只是原来的历史音符的泛音，它那粗暴有力的音质已经无法从这些又尖又细的共振中辨别出来了。原来的音符歌唱着行动、需要和恐惧，而那泛音却让我们昏昏欲睡。这就好像是用两支长笛为那些梦幻中的鸦片吸食者演奏的英雄交响曲一样。现在我们可以判断，这些大师是如何来应对现代人对更高更纯的正义概念的要求了。这种美德从来都不是悦耳的，它从来都没什么吸引力，它粗糙刺耳。比较而言，在美德之梯上，慷慨处于很低的位置，而慷慨正是几位少有的历史学家的特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多也只能做到宽容。换句话说，对于解释不了的问题，他们就放弃。他们屈尊改正和修饰过去，乃是基于一个不言自明的假定，即，如果在叙述过去时不使用生硬的语言，不公开表达憎恶，那些新手就会将过去视为正义。但只有超强的力量才能真正作出判断。软弱的东西如果没有假装强大并将正义变成一个女演员的话，它就必须宽容。然而还剩下一群可怕的历史学家——聪明、严厉、诚实，却心胸狭窄——他们有着“良好意愿”，想要做到公正，却可悲地相信着自己那些其实全部是错误的实际判断，其原因与普通陪审团作出错误判决的原因基本上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排除所有那些伪装起来的自我主义者，排除那些为了他们自己的阴谋诡计而假装采取公正态度的帮派分子的话，要想找到一个真正的历史天才，是多么困难呀！我们同样也排除那些轻率的家伙，他们在书写历史时怀着一种天真的信仰，认为公正存在于他们那个时代流行的见解之中，而用那一时代的精神来书写历史就是做到了公正——这种信仰在所有的宗教中都能找到，而且在宗教中是相当适用的。用现存的普遍观念去衡量过去的观念和行为，就被这些简单的人称为“客观”。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切真理的准则：他们的工作就是改变过去，使之适合于现在的一切琐碎事物。而所有不把这些流行的观念当作准则的历史著述，就都被他们称为是“主观的”。
难道在对“客观”一词的最高解释之中就不可能隐藏着一种幻觉吗？我们把这个词理解为历史学家的某种立场，即历史学家对动机和结果的过程看得太清楚，以至于这一过程对他本人的个性没能产生什么影响。我们想到了这样一个超脱个人利害的美学现象：在狂风暴雨、雷电交加或惊涛骇浪之中，画家只看到这些画面，忘记了自身的存在，于是我们也要求历史学家能具有同样的艺术眼光和对其研究物体的完全投入。但如果说物体在这样一个人面前所展现的画面确实显示了事件真相的话，那就只是一种迷信。除非人们能指望这些物体在这样的时刻用自己的行动在一种完全被动的媒介上留下自己的画像或是影像。
但这将是一个神话，而且是一个糟糕的神话。人们忘记了，这个时刻其实是艺术家有力而自发的创作时刻，是最高形式的“构思”，这种构思的结果将是一幅艺术的真实画面，而非历史的真实画面。在这个意义上，客观地思考历史就成了戏剧家的工作了：把一件事和另一件事放在一起思考，将各种因素编织成一个单一整体，并且假定，如果设计统一性还没有被放置到各个物体之间，那就必须将它注入其中。因此人们掩饰和压制着过去，并表现出他的艺术冲动——而不是他的真理冲动或者是公正冲动。客观与公正互不相干。有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历史著作，其中没有点滴普遍事实，但仍可要求被称作拥有最高程度的客观性。格里尔帕策甚至说：
历史不是别的，它只是这样一种方式：人的精神以这种方式去理解在他看来模糊不清的事实，将只有天知道有些什么联系的事物联系到一起，用可以理解的东西代替不可理解的东西，将他自己的因果观念置入也许只有从内部才能被解释的外在世界之中，在成千上万个细微原因真正发挥作用的地方假设其中存在着偶然性。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个别需要，因此，千千万万的倾向跑到了一起，或直或弯，或平行或交叉，或向前或向后，或互相促进或互相阻碍。它们有着偶然性的各种表象，而且，与所有自然的影响力不同，它们还使得人们无法确立起历史事件必须遵循的任何普遍路线。
但由于这样一个“必须”乃是这种所谓的看待事物的“客观”方式的结果，因此就应该把它弄明白。如果这个假定被历史学家作为一个教条加以采纳，它就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形式。席勒在谈到历史学家时，他很清楚这一假定真正的主观性质：“一个接一个的事件开始离开盲目的偶然性和无规则的自由，成为一个和谐整体中的一员——当然了，这个整体 只是在被描述时才是可见的 。”但是对于一位著名的历史大师所说的、介于同义反复和胡言乱语之间的天真语句，人们又将作何感想呢？“看起来所有的人类行为和冲动都服从于物质世界的进程，这一进程难以察觉、强大有力且无法抗拒。”在这样的语句之中，人们再也找不到在明显谬误形式下掩藏起来的智慧。正如歌德笔下的园丁所说，“人们或许可以勉强大自然，但不可能逼迫大自然”，或者像是斯威夫特（Swift） (1) 笔下集市上的杂耍告示中所说，“在这里能看到除了它自己之外世界上最大的大象”。在人类的行动和世界的进程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对立呢？在我看来，这样的历史学家只要一开始进行概括，就不再具有什么指导意义，他们的弱点在其含糊不清中表现出来。在其他学科中，概括是最重要的事，因为其中包含了规律。但如果这样的概括要被确定为规律的话，历史学家的辛劳就白费了。因为在去除含糊不清和难以理解的部分之后，真理剩下的残渣就只不过是最普通的常识。它只需要最起码的经验就可以学会。但是为了这一点常识而麻烦所有的民族，并在其上花费数年的艰苦工作，这就像是早已能够从已有结果中推出规律，可人们还在做着一个又一个的科学实验。这种荒唐的过度实验是佐尔拉（Zoellner） (2) 以来所有自然科学的祸根，如果一出戏剧的价值仅仅在于其最后一幕，那么戏剧本身就会是通往这一目标的一条漫长、曲折而又艰辛的道路。我希望历史的全部意义不要只在于普遍的命题，把这些作为自己的花和果。相反，历史的真正价值在于一个很可能十分平庸的主题之上，创造出不同凡响的变奏曲，在于将通俗的曲调升华为一种普遍的象征，并让人看到其中包含了一个多么深刻有力而美丽的世界。
但这首先需要一种伟大的艺术才能，一种有一定高度的创造性眼光，对经验数据的热心研究，对一种既定类型的自由阐发——事实上，这种既定类型就是客观性，只不过这次是作为一种积极的属性。客观性常常只是一个词而已。我们没有艺术家那种内心燃烧着火焰的静静凝视，我们只有一种装模作样的平静，就如同冷漠的超脱可能掩藏着道德感情的缺失。在某些情况下，浅薄的思想，过于沉闷而显得并不平静客观的日常智慧，就代表了一种主观方面已经沉没不见的艺术状态。所有不能激发感情的事物都得到赞许，最枯燥的词语才是正确的。他们甚至同意，过去在某一特殊时刻完全无法对其产生影响 的人，是描述这一时刻的合适人选。这就是希腊人与古典学者之间的一般关系，他们彼此毫不相关——而这就被称为“客观”！特意制造的、装模作样的超脱氛围，肤浅的动机猎取者的冷静艺术，在探讨最高贵和最稀少的事情时，这些是最叫人恼火的。正是历史学家的虚荣心 驱使他采取这种漠然的态度。他可以被用来证明这个定理：一个人的虚荣心是与他才智的缺乏相匹配的。不，不管怎样还是诚实些吧！不要假装拥有艺术家的力量，那才是真正的客观性；如果你不是生来就能从事那个可怕的职业，就不要试图去做到公正。好像每个时代的任务就是要对它之前的每一件事做到公正似的！各个时代从来没有权利去做它之前各个时代的裁判者，这个艰巨的任务只会降临到他们之中的极少数人身上。谁逼着你去做裁判？如果这只是你的愿望——你首先必须证明你能够做到公正。作为裁判，你必须比那些将被裁判的事物站得更高，可实际上，你只是比它晚一点来到世间而已。最后入席的客人当然就该坐最后的位置。你想坐上座吗？那就做点伟大而重要的事情——那么上座也许就是为你准备的，尽管你的确是最后一个到来的。
你只能用现在最强有力的东西来解释过去。 只有将你最高贵的品质拉伸到它最大的强度，你才会发现在过去之中什么是最伟大的，是最值得了解和保存的。物以类聚！否则你就会将过去拉低到你自己的水平。不要相信任何不是源于一个非凡心灵的历史。如果这个灵魂被迫说一些普遍的东西和重复一些已经为人所知的东西，你就会了解这个灵魂的品质。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必须能够将已知的东西融入一个从未听说过的东西之中，并极其简单而又极其深刻地宣读出这一普遍法则，以至简单化于深刻，深刻化于简单。没有人可以既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艺术家，同时又是一个浅薄之士。那些筛选、融合各种材料的工人永远成不了伟大的历史学家，但我们不可以因此而轻视他们，我们更不可以将他们与伟大的历史学家相混淆，因为他们是一些必需的泥瓦匠和为师傅服务的学徒，就好像比德国人更加坦率的法国人过去常常谈到的梯也尔先生的历史学家 （historiens de M. Thiers）。这些工人会逐渐变得极其博学，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永远也成不了大师。非常博学和非常浅薄在同一个人身上可以很好地结合。
因此，历史是要由有经验和有性格的人来写的。如果一个人不是比别人经历过更伟大和更高尚的事，他就不能解释过去的任何伟大和高尚的事。过去的语言总是如神谕一般，只有当你了解现在并创造未来时，你才能了解它。我们只能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德尔斐（Delphi）神谕异常广泛的影响力，即，德尔斐的祭司对过去有着精确的了解。同样地，只有正在创造未来的人才有权利去裁判过去。当你在眼前设置了一个伟大的目标时，你同时也就能控制分析的欲望，这种欲望会使得现在对你而言成为一片沙漠，并且将所有其余的东西、所有平静地生长和成熟都变得不可能。把你们自己笼罩在一个伟大的、无所不包的希望之中，并不断奋斗，把你们自己作为一面未来可以在其中照见它自己的镜子，并且忘掉你是后学晚辈的迷信。你有足够的东西需要思考，并在思考之中发现未来的生活。但不要让历史向你展示达到未来生活的方式和工具。如果你让自己倒退到伟人的历史中去生活，你就会在其中发现一种要成熟起来的最高命令，并离开你的时代所提供的摧残性教育体系。你的时代发现它自身的利益就在于不允许你成熟，这样，趁你还没有成熟之时，它就可以使用和支配你。如果你想读些传记的话，别去找那些标有“某某先生及其时代”的传记，而要找那些扉页上题有“一个反抗自己时代的斗士”的传记。用普鲁塔克的著作来款待你的灵魂，在你相信他笔下的那些英雄时，也要敢于相信你自己。一百个这样的人——按照与当今教育相对的方式教育出来、熟悉了英雄事迹，并变得成熟的人——就足以让这个时代喧嚣虚伪的教育销声匿迹。
* * *
(1) 乔纳森· 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英国文学家。—— 译者注
(2) 约翰· 卡尔· 弗里德里希· 佐尔拉（Johann Karl Friedrich Zoellner，1834—1882），德国天体物理学家。—— 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