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五日，星期日
安托万大伯星期三去世了，就在万圣节前夜，准确地说是晚上十一点左右。就在这天夜里，科莱特准备从窗户跳下去。
大概在安托万大伯去世的同一时刻，有人说爱德华回来了，因为有好几个人看见他在城里出现过。
这些事情给我们昨天在葬礼上互相见过的这个家庭带来了不小的风波。几年来，我们是第一次完整地见到了全家人。
周日晚上，外面又在下雨。阵阵雨点拍打着窗户，摇晃着玻璃，雨水沿着我的窗户流向一米之外的排水沟。在那个四周围满篱笆、被人们称为植物园的公园里，树木被压弯了，树枝被压断了，掉在小路上，与枯萎的落叶交杂在一起。
我们家旁边的那条大路上，不时有些汽车经过，扬起一阵浑浊的水花，但是路边没有行人。我拉开窗帘就能看见男便池，它正好就在我的窗户下面，靠着篱笆。公园后面就是法院高高的柱子和屋顶，再远一点，市中心发出的橙色微光中是教堂的两个塔楼。
电影院和饭店此时应该已经开门了。一群群人沿着墙沿走过，头顶上是一把把旋转的雨伞。
我在开始写作之前，在窗户边上待了很久，一直看着窗外被玻璃上的雨水变形的风景。然后我拉上窗帘，往壁炉里投了两根木头。
一切都跟三年前并无多大区别。三年前，同样也是一个下雨的晚上，我开始尝试着写自己的故事，写我和妻子的故事，当然更确切地说是写我自己，因为写作的人就是我。
一个月后，我写出了一部小说的长度，我的内心里，这就是一部小说，和那些所谓的作家创作出来的小说没什么两样。我写的从头到尾都是真实的故事。我写完后，真的很想看着它被发表，而不是只给某些女人看。
我先是将它寄给巴黎的一个出版社，几个星期后，他们又给我寄回来了，还附带一封婉拒信。这应该是每个被拒绝的作者都会收到的一封一模一样的信吧。
然后我想到一个作家，我读过他所有的书，因为我在他的书里找到了一点亲切熟悉的感觉。我读过的所有作家中，只有他塑造的人物给了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们都跟我一样，有着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烦恼，并且同样的反应方式。
我跟自己说，这个人比我大一点点，从他自传感觉他应该会理解我。然后我就给他寄去了稿子，还写了封信，向他解释我为什么会把稿子寄给他，不过那封信可能写得不是很好。
结果他当周就回复了我，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我现在很后悔当时一冲动，把他给我的信给撕成碎片扔进了火里。我以为他写的每一个字都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了，但是我想引用时却想不起来他到底说过什么。我把自己写的那份手稿也给烧了。我看到那一页页纸在火里慢慢燃成灰烬时难过得差点掉下眼泪。
他到底跟我说了什么话，他在信里到底提到了什么，让我这样难过呢？是他写的那些字吗？你的地位比别人低时，更容易觉得自己受辱了。
然而，他“从头到尾通读了”我的文章。他还说这是“一部有人情味的作品”。可以看出，他的这句话里有些令人感动的字眼。但是，正是因为如此，我们觉得“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纯粹的口述作品”。
他并没有用到“坦白承认”这样的字眼，但我觉得他已经够坦白的了。
“我想别人会将您与您写的人物对等起来并非言过其实，因为您最近经历了……”
这个我倒是承认，如果那本书出版，很多人都将对我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那我为什么还要悔恨呢？因为下面这个杰出的句子。我再也找不到比这句话更明朗又更含蓄的句子了，他是个作家，但肯定思考了很久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跟您这样说吧，人们本来不想看但现在不得不看……”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想了很久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就是，他看完我的文章，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偷窥的人，每天无时无刻不在观察邻居家发生的大大小小的破事。
换而言之，就是我多多少少有点暴露癖。
我说过，我的东西是写给艾琳和我自己的。我光明磊落，毫无掩饰。我还会继续写。但安托万大伯的死，爱德华的突然出现，以及这几天发生的其他所有事情，让我的故事不会只涉及自己了，你们也不能再将我与那些每天晚上在小保姆经过时突然出现在小便池的男人相提并论了。
将来也许有人会指责我出卖了家庭，玷污了于埃这个姓氏，在公共场合宣扬家丑。我无所谓。既然那么多人都有权利来干涉我的事情，我当然也可以反过来管管别人。
我的妻子在床上看书，不知道我在写东西。我不时听到她翻书的声音，因为房门是半开半掩的。过一会儿，她就会问我：
“你在干吗？”
我会像往常一样答道：
“没干什么。”
她不会再问，点上一支烟，再翻几页书后看看时间，嘟囔道：
“你不睡吗？”
“马上就来……”
到时间了，我把自己写的手稿收入装绘图的纸箱里，我在里面放了很多以前画的草稿。没有人会想打开这个箱子看看，艾琳尤其不会。
十一月六号，周一
星期二晚上，诸圣瞻礼节前一天，我们本来应该在家跟尼古拉斯·马谢兰一起吃饭，我们一般都叫他尼克，尽管年龄差距很大，我们一般都是互称“你”。午后快到傍晚时，他从巴黎打电话来，说他在那边待了几天，处理了些生意上的事情，他跟我太太说，要到夜里才能坐火车回来。
于是只剩下我们俩一起吃饭了，我们家的保姆阿黛拉因为要出门，很快就把饭做好了。我们吃完饭后去电影院。艾琳去车库取车时我在人行道上等着她，几乎每次都是她开车。这很自然，因为那是她的汽车。
我们走单行道经过大剧院门口，那里灯火辉煌，正在举行盛大的晚会。我发现那些在院子里下车的人身上都穿着考究的晚礼服。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那里在举办音乐会，更不知道科莱特和弗洛里奥也正在那里。
我们最后进了里亚尔托电影院，我还很年轻时这家电影院就存在了，那时就已经很现代化。我们看完电影出来时，在教堂街从头走到尾，然后上了沙尔特勒街。雨不知道是不是还在下，空气很湿润，周围的光线在湿气的氤氲下朦朦胧胧，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
“我们去喝一杯吧？”我提议道。
“随便。”
我们走到现代咖啡馆门前，里面人声鼎沸。我又看见几个穿着晚礼服的男男女女，我举起手跟几个认识的人打了招呼。艾琳是近视眼，正努力盯着周围的人看。我知道，她希望找到几个好朋友，在外面多待一会儿。因为她一旦离开家，就不想太早回去。
半夜的时候，我们俩出来了，在教堂对面上了我们停在那里的车回家了。
我不记得当时说过什么话。我们好像没怎么讲话，因为我们很少真正交谈。她去车库停车时，我又站在人行道上等她。
很巧的是，那天我们居然没有像以往那样经过圣母码头。码头离市中心很近，严格来讲它是市中心的一部分，但是那里幽暗静谧。
主教府那栋楼永远只有两三扇窗户亮着灯，后面是一个围着高墙的花园，再后面是一些大公馆，那里的大门能通过汽车，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初。第三所大公馆用灰色的石头建成，是我大伯安托万的。我还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有一天经过这个巨大的建筑，妈妈跟我说：
“你大伯安托万就住在这里。”当时我非常吃惊。
我长大后，依然会震惊于圣母码头的庄严，还有我大伯惊人的财富以及出了名的怪脾气。
我们住在一个新的、现代化的城区，后来这里成了城里最高档的小区之一。我们的邻居都是有名的医生、大律师，以及工业巨头。每天，小区的街道两边停满各式各样漂亮的小汽车。这些都是每天发生在我周围的事情。每天晚上，我们都能想象出在紧闭的窗帘背后，他们在做些什么，也能想象出他们在饭桌上会讨论些什么。在咖啡馆或者电影院碰到他们也是很平常的事。
也许就是因为儿时的那些记忆，我很难想象出一个住在圣母码头到电影院这条路上居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有些晚上，某一扇窗户的窗帘开着，我们就能透过明亮的灯光看到天花板上沉重的槽板和石榴红的墙壁，有的墙壁上还铺着细木护壁板。很少能看到模糊的侧影，通常都是一个苍老的身影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如果那天晚上我们回家时走圣母码头那条路，结果会怎么样呢？我肯定会习惯性地看一眼大伯家。他们会亮着灯吗？科莱特那个时候回家了吗？让·弗洛里奥的汽车停在门口吗？也许看过去能够发现一场悲剧将要发生的蛛丝马迹。第二场悲剧幸好被阻止，没有发生。
我们回到卧室，开始脱衣服。我看到艾琳脱丝袜，很想跟她做爱，但是想起她整个晚上都不太开心，而且一副很累的样子，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晚安！”
“晚安！”
“你明天早上要去墓地吗？”
“雨下得太大我就不去了。”
我太太在诸圣瞻礼节从来不去墓地，追思亡者节也不去，尽管那里埋着她的母亲。她从来没谈过她那失踪的父亲，那是在她才十几岁时发生的事情。她在大维尔地区的工地和工厂附近还有一两个姨妈，几个表亲，但她了断了与家里的一切关系。她就这样既没有童年也没有青春地活着。她从来不说：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或者：
“我有一个叔叔……”
过去被删除了，抹掉了，很有可能是因为过去太悲惨了。她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一个跟她出身的塔布艾家族以及卢瓦索家族没有任何关系。
十五岁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去做过弥撒，这件事让我母亲非常的失望，她在教堂里有自己的跪凳。但我还是非常遵守某些传统，比如说在诸圣瞻礼节或者亡灵追思节的早晨去墓地祭拜祖先。
我打算早点出门，因为中午尼古拉斯·马谢兰会在我们家吃午饭。我穿着睡衣悄悄起了床，来到餐厅。风开始吹了，天空很低，云层里藏着很多水汽。人们把手插在口袋里，急匆匆地走在那条斜穿过植物园的小路上。
我洗完澡刮好胡子，就很惊讶地听到有人敲门。很少有朋友这么早来我们家，尤其是在诸圣瞻礼节的早晨。我半打开门，听听阿黛拉是不是去开门了。
我听到母亲的声音更惊讶了，因为自从尼古拉经常来我们家之后，人们就开始对我们说闲言闲语，她就三年没有踏进过我的家门。我还是会去她家看望她，不带上艾琳。当然，她可不止一次巧妙地套我的话：
“告诉我，布雷斯，你真的不觉得，这样下去会对你不利吗？”
我一般装傻，因为关于这个话题，没法跟她讨论。因为她会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才能明白的。
“对我不利？”
“有人说法国美术院已经打算将你除名。”
“让他们胡说八道去吧。”
“我真不明白你。你要知道，你让我心里多难过呀！我一想起你爸爸，那么严肃那么小心谨慎的一个人，一生从来就没接受过别人一分钱……”
在诸圣瞻礼节的大清早来我家敲门的正是我母亲，此时她正在起居室里等着我，于是我急急忙忙穿好衣服。
“出什么事了？”一个迷迷糊糊的声音从昏暗的卧室里传出来。
我告诉艾琳：
“是我妈妈。我不知道她这么早来这里干吗……”
我看见她身穿全黑套装，衣服上还散发着轻微的乳香。她的眼睛红红的，手上拿着一条手帕，抽搭着鼻子。
“你还不知道吗？”她有点难以置信地问我。
“什么事？”
她的目光停在电话机上。
“可是你家有电话呀……”
她家是没有的，她还坚决拒绝别人给她装一个。
“我在想他们为什么没有通知你……”
“谁？”
“你堂妹夫让应该通知你的，如果他太忙了，也该让他妻子通知你一声啊……”
她说的是弗洛里奥，我堂妹莫妮克的老公。他今年三十八岁，是著名的心脏病医生。
“你大伯安托万去世了……他们肯定通知了所有人，除了你……”
她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周围，生怕看到我的妻子，然后小声问道：
“她呢？”
“她还在睡觉。”
“你确定她不会马上起来？”
“她一个小时之内是不会起床的。你坐吧。”
母亲仍然站着。我也是。她刚刚给我报丧，此刻用一种挑剔、或者说是气愤的目光计算起居室的价值。我知道让她吃惊的不仅仅是现代化的装饰。她开始计算地毯、地毡，以及挂在墙壁上的油画的价值。我知道她肯定在想：
“这些可不是一个教美术的老师所能负担得起的啊……”
我在想我会不会是知道这个消息的人当中最痛苦的一个。因为相对于于埃家族的其他人，我时不时地去圣母码头的房子里看看大伯。每次我都发现他背对着壁炉，坐在那个铺满了书、天花板很高的办公室里。厚重的眼镜让他的目光看起来有点幼稚。
他很有礼貌地保持着自己的风度，对我的造访尽量表现得自然，不让惊讶显露出来。然后他指了指对面的沙发，让我坐下。
“你妻子好吗？你最近怎么样？”
六十二岁的时候，他仍然很灵活，头脑敏锐，身体仍然强健。他身材矮小，宽厚，结实，总是有点佝偻着背，看上去像只大猩猩。
我想起有一次我们从他家出来后，妈妈说：
“长得这么丑真是不幸！”
但她马上又说：
“但他真是聪明睿智！”
安托万大伯是于埃家族的独苗，长得真的让人不敢恭维。他的脸非常宽，让人想起电影里经常演叛徒的蒙古人。在脸的正中央，小小的塌鼻子就像是陷在了松弛臃肿的脸颊的肉里。
“谁告诉你这件事的？还有，这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问母亲。
“昨天晚上，不知道到底是几点。今天早上，我去教堂做弥撒，没有去圣巴尔贝斯那里。然后我在墓地出口碰到了莫妮克和她的两个孩子。”
莫妮克是我的堂妹，她跟让·弗洛里奥，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心脏病医生结了婚。他们有两个女儿，一个八岁一个十一岁。
“想象一下，莫妮克昨晚肯定没睡着。因为她丈夫跟科莱特一起出去了……”
科莱特是我大伯安托万的妻子，她比他小了三十一岁。我妈妈说她名字时语气有点奇怪。我妈妈觉得所有人都有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他们两个是好朋友，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弗洛里奥去圣母码头的次数比他回家的次数还要多。
“莫妮克只为自己的孩子考虑，并且从来不会晚上出门。安托万呢，也从不出门。于是，有音乐会或者戏剧演出，弗洛里奥总是邀请科莱特一起去看……”
我妈妈偷偷观察我的反应，并暗暗想着我们家的情况是不是类似。
“我总说她疯了。”
“科莱特？”
“肯定是有些歇斯底里……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没什么大不了的！但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而且，真要说起来也太长了……”
她一刻不停地盯着门，生怕我妻子会突然出现。
“总之，昨天晚上，科莱特和弗洛里奥一起去听音乐会……你的大伯安托万和弗朗索瓦独自守在房子里，他好像是九点半左右上的床……”
我认识圣母码头的弗朗索瓦很久了。我敢说，从我很小的时候到现在，他一直没什么变化。他是司机、管家，还是我大伯的贴身男仆，他还管着其他仆人，因为科莱特根本不管事。
“弗朗索瓦确认将你大伯服侍妥当后，就去四楼睡觉了，他什么也没听到。快到半夜时，弗洛里奥将科莱特送回来。他看到房子里没亮灯吗，就没进去，看到科莱特关了门他就回去了。”
“莫妮克还没睡，因为她总是要等到丈夫回来才睡觉。孩子们已经睡着了。她突然听到电话的声音，吓得跳了起来。她以为这肯定是病人或者医院打来的。她几乎没听出那是科莱特的声音。科莱特就像个患了精神病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救命啊！’她大声叫道，‘他死了……’”
“你可以想象一下莫妮克是有多么恐惧，她丈夫还没回来呢。”
“‘你在哪儿？发生什么事了？’”
“‘我在家……我发现他死在床上……’”
“‘安托万大伯？’”
“‘叫让马上来……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好怕……’”
“‘弗朗索瓦呢？’”
“‘弗朗索瓦怎么啦？’”
“‘他不在吗？’”
“‘我不知道。我没看见他。我谁都没看见。我一个人在家……我好怕……太恐怖了……’”
“‘先给弗朗索瓦打个电话。我相信他肯定还在房子里。’”
“‘好，我先试试……我还是希望让能够马上过来一趟……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要做？’”
“‘他还没死吗？’”
“‘我不知道。但我想……应该是死了……’”
按照妈妈的说法——莫妮克告诉她的——科莱特应该根本就没有挂电话，而是一直将话筒紧紧抓在手里。
莫妮克呢，则一直在门槛那里焦急地等候着丈夫。她看到汽车灯光时迅速地冲出去，弗洛里奥大衣里面套着一套无尾长礼服，此时刚转过身。
“布雷斯，我们应该马上去那儿。”妈妈着急地说道，“快点去叫你的妻子。”
她总是害怕看到艾琳。
“等会儿我在路上再跟你说说……”
就在我起身时，她又告诉了我另外一件事情。
“真是祸不单行……你知道最近谁出现在城里了吗？你的堂兄爱德华！这说明了什么呢？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同时发生呢？”
我妈妈觉得每件事都不是什么好兆头，她总是那么悲观。
“我马上就来……”
我发现艾琳坐在床上，正要吃完最后一块面包。她满眼疑惑地望着我。
“安托万大伯去世了……”我喘着粗气说道。
妻子看着我，一脸吃惊，手里还拿着一片面包。
“他已经有七十多岁了吧？”
“七十二或者七十三岁，我记不清了。”
“他有心脏病吗？”
“于埃家族的所有人都是被心脏病害死的。”
“你要去那里吗？你还回不回来吃午饭？”
“我不知道……”
她把额头凑过来，我漫不经心地吻了一下。我突然意识到，在我的心里，或者说是在我的潜意识里，安托万大伯离我很近。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把整个于埃家族联系在了一起，还是因为他代表了我父亲那一代人，他们都正在逐一死去。
我想起当时我的脑袋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而那个时候我来不及细想。爱德华堂兄，就是刚刚我母亲跟我讲过的那个人，又突然在城里神秘地出现了，从今往后他可是家族里最年长的人了。他四十一岁，比我大一岁，比我弟弟吕西安大四岁。
我再看到我妈妈时，问她：
“有人通知吕西安吗？”
“我想他应该在报纸上看到消息了……”
我弟弟在《小说家月刊》当编辑。
“我们走吧，布雷斯……”
我脱下大衣，跟我妈妈一起坐电梯，朝车库走去。
她迈着小步子紧紧跟着我，她和安托万大伯一样矮。
“你不觉得走路会更快些吗？”
我站在一辆非常女性化的汽车旁边，不安地翻了翻口袋。
我不得不承认道：“我把钥匙忘在家里了……”
“我们走过去吧，布雷斯……我跟你说，我更喜欢这样……”
因为她觉得这不是我的汽车，而是我妻子的！
我们穿过公园，因为大风，不得不倾着身子往前走。妈妈不得不大声吼着，以便让我听到她讲话。
“你认识弗洛里奥吧。他是个很冷静的人，自大，谨慎……当然也得承认，他是个了不起的医生，但是他还有些装腔作势……他发现安托万死在床上。科莱特一听到他的脚步声出现在楼梯上就向他冲过去，嘴里不停地胡言乱语……好像厨师请假了，家里没什么女人，只有一个很笨的保姆，只有十六岁……”
“你的堂妹夫就开始照顾科莱特……他费力地将她送到卧室里，然后有人帮她脱了衣服上床睡觉……他给她打了一针镇静剂……但肯定不够，因为弗洛里奥在隔壁卧室给妻子打电话时，突然听到一声恐怖的大叫声……”
“他冲过去，发现科莱特已经打开那扇巨大的窗户，打破一扇玻璃，正准备从那里跳下去，幸亏小保姆就拉住了她……”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演戏……有可能是吧……疯子也会演戏的，而且，听说她年轻时可是想要去演戏来着……她还上过几节课呢……”
“谁跟你说的？”
“她自己说的。有一天你大伯邀我跟他妻子喝喝茶，因为她心情不太好……”
我们穿过花园（我们左后方就是法院的大柱子），朝着老桥走过去。那里人来人往，大家都拽着帽子，在风中行色匆匆。
“你可以想象一下莫妮克的情绪！两个电话，打电话的人话说到一半就把她撇在一旁，电话也没挂……几分钟后，她丈夫又给她打了通电话，让她以他的名义去通知医院派个医护人员过去……”
“他早上六点才回到家，换了身衣服……”
我没有问母亲安托万大伯到底是因何而死的，因为答案很明显。他爸爸，于勒·于埃，家族的开拓者，在五十四岁那年，也就是一九一八年，停战第二天，因为突发心脏病去世。他的二儿子，法比安，就是那个臭名远扬的爱德华和医生妻子莫妮克的父亲，心绞痛将他折磨了五年，然后终于在他四十五岁那年把他带走。我的父亲，于埃家族的第三个儿子，在五十大寿前夕趴在自己的建筑师办公桌上咽了气。
现在安托万也死了，这个家族那一代现在就只剩下一个女儿了，朱丽叶，她应该有六十岁了。她寡居以来，一直经营着一家卡车搬运公司，那家公司就位于城市的北入口，在科巴斯尔那里。她现在的名字叫做勒穆瓦纳。她有孩子还有孙子，不过这些人我几乎不认识，因为他们是另一个大家族的分支。
我们沿着贵族的那些大房子的墙边走着，突然，母亲抓住我的胳膊。
“我想现在还是谈谈你的堂妹夫弗洛里奥吧……今天早上六点，他只对妻子简单说明情况后就一直沉默着。我猜，他的医生执照被吊销了吧……”
在寒风中，我吃惊地望着她。我看见她的脸被风吹得青紫。然后她放开我，转了个身，确认没有任何人听到她说的话：
“弗洛里奥的意思是，安托万并非自然死亡，很有可能是服毒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