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羅河兩岸這片狹長的土地就是埃及。尼羅河筆直地由南流向北，在入海前的最後幾百千米，它成了數百萬人的生命之源。人們憑借聰明的頭腦，建成了複雜的灌溉系統，把荒涼的沙漠變成了生機盎然的綠洲。
為什麼在世界上的其他人根本沒有認識到整體灌溉可能性的時候，埃及人卻能完成這一壯舉？原因我們不得而知。為什麼居住在埃及的黑白混血人種比其他地方的黑白混血人種聰明很多呢？答案同樣不得而知。我們不能簡單地將原因歸結為他們比歐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同時代的人都要聰明許多（亞洲人顯然不在其列），因為他們居住地的地理和氣候條件都非常適宜人類早期發展。但是反過來，如果我們完全拋棄那些對埃及人有利的地理和氣候因素再來討論這個問題，或許也能得到相同的答案。
要得到這樣的結論，我們只需研究一下與埃及人有著完全相同的生存條件卻沒有做任何事情以改善其生活，擁有著非常有利的環境條件卻保持著一成不變的生活的民族。但這是一個相當令人困惑的問題，因為它最終都會牽扯上那些與「自由意志」和宿命論有關，使得國家間大動干戈、父母子女反目成仇的難題。所以我們在此時此地最好還是不要就這個問題展開討論了，因為我不敢肯定我們是否能得到一個滿意的答案。我們要討論的是船。更確切地說，是古埃及的船。
古埃及喪葬船
然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能僅僅從環境入手尋找依據了。我們有一些形象具體的資料來支持進一步的討論。6000多年前法老陵墓中的圖畫，細緻入微地再現了當時船舶的真面目。
但是，有時候藝術性太強也會成為一個問題。如果當時為埃及國王服務的埃及雕刻家和畫家在刻畫早期尼羅河船舶的時候，藝術性能稍稍弱一些、刻畫更準確一些的話，我們能得到的信息就比現在多得多了。
有些畫著船舶圖畫的陶器製作於公元前40世紀，因此這些船舶繪畫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了。由於畫中所繪的船舶與公元前12、13世紀的花瓶和淺浮雕中描繪的船舶完全相同，我們可以推斷埃及人似乎保守，造船業發展緩慢。這不足為奇。正如達爾文結束了環球航行之後所說（4年不間斷的艱苦航行，他寫成了《「貝格爾」號航行志》，20年後，又寫成了《物種起源》）：除非「為生活所迫」，人類是不會求諸海上的。顯然，以務農為主業的埃及人不會「為生活所迫」。
為建造神殿和陵墓，埃及人需要一些船隻順流而下運送巨石。他們僅依靠木筏或者專為此目的製造的笨重船舶就能輕鬆完成任務。但是，由於他們所在的國家木材稀少，不得不用一小片一小片的木材建造船隻。這些木片被牢牢地釘在一起，隨後又用木製肋骨將彼此緊緊相縛，這些船肋是依靠細繩和獸皮固定住的。這種船的船殼非常平坦，船頭和船尾也成倒伏伸展狀，遠突出於船身。這是有意而為之，使得裝卸花崗岩和玄武岩更加方便。有了這樣的船頭和船尾，埃及人就不必在停靠時將船隻沿著堤岸縱向固定了。他們可以將船像渡船或者現代拖拉機一樣支撐起來，然後十分省力地將船上的貨物吊起。
碑刻上殘存的文字告訴我們，要運送兩塊長達30.5米的方尖碑需要用到多麼大的船隻。為此，埃及國王必須廣徵大樹以建造能運送兩塊方尖碑的大船。這片土地上幾乎所有的大樹都被徵集來了，法老卻沒有用它們來建造大船，反而只造了木筏或者充其量相當於現代駁船的船隻，這樣的船隻在如今的非洲西海岸還能看得到。在30艘大型划艇的牽引下，這種駁船得以順流而下運送巨石。
埃及人是如何把這些大得嚇人的巨石弄上船，又是如何把它們卸下來的，我們無從知曉。但是，只要想想當時我們在倫敦豎立克婁巴特拉方尖碑、在巴黎協和廣場豎立方尖碑費了多大勁，就可想而知，更別提運送它們橫跨地中海了。因此我們不得不承認，埃及這些有著棕色皮膚的人們文明程度相當之高，在他們已經能夠解決應用建築學所有難題的時候，我們的祖先們還得再花3000年的時間才能學會如何建造煙囪，或者僅比一棵普通樹木寬一點點的房頂。
但是這些我們之前已經討論過了，而且對於我們解釋埃及「進步緩慢」這一現象沒什麼幫助。如今的埃及與約瑟夫時代的埃及並無差異。如今蘇伊士運河可通行3萬噸的戰船，然而以前埃及人為縮短地中海與印度洋之間的航路而挖掘的、溝通紅海和尼羅河的運河，卻從來沒有通行過50噸以上的船舶。
然而，這些小型船舶卻完成了非常令人難忘的航行，它們的適航性似乎足以支撐他們航行到索馬裡蘭。遠至東非海岸的這次航行意義深遠，因為它的目的是為了尋找「沒藥樹」 [1] 。沒藥樹可以用來製作香水、祭神的貢香，還可以用作對皇室人員死後屍體進行防腐處理的防腐劑，因此當時對沒藥的需求量很大。正因如此，才有了埃及女王哈特捨普蘇 [2] 為她的無畏的水手們豎立的紀念碑，這位女王曾經組織了遠征神秘的朋特大陸 [3] 的航行，也才留給了我們有關這次奇怪航行的詳細記錄。在底比斯附近神廟的牆上，我們至今還能看到有關這次航行的繪畫，它們細緻入微地向我們展示了埃及帝國晚期的船舶。
這種船只有一根船桅。這種船桅是一種非常精巧的裝置，現在除了亞洲一些地方，人們已經很難再看到它的蹤跡了。它看起來像倒著寫的字母「V」，是由頂部綁在一起的兩根細圓桿組成的，兩隻腳分開站在甲板上，由一堆複雜有序的繩索固定住，船帆就吊在倒「V」字母的頂端。這種帆是單帆，不是地中海常見的大三角帆，雖然埃及離地中海很近。這種船已經不靠短槳提供動力了，它靠專業的槳手拉動大槳牽引，槳手們站著而不是坐著划槳。在希臘、羅馬、腓尼基人的繪畫作品中，我們經常見到這樣的槳手。這也說明了，這種船最初是用來進行河上交易的，因為沒有人能在海流中站得穩穩的，還能拉得動大船槳。
船是靠固定在船身兩側的幾個方向舵控制航向的。通過這種方式，方向舵可以很容易地被舉起來，也便於夜幕降臨時水手們安全地撤退到岸邊。
這種船的縱深一定不會很深，因為一旦打起仗來，所有的戰事都是在最頂層到甲板上完成的，而這一層也是儲存貨物的地方。這樣的設置使得這種古老的小型船舶有了一絲商用縱帆式帆船的意思，縱帆式帆船大多航行於太平洋諸島之間，船艙裡裝滿了椰子、啤酒和生豬，各色各樣的乘客極不舒服地坐在搖搖晃晃的船上，艱難地維持著平衡。
底比斯神廟裡有一些繪畫很有趣，畫的是幾隻狒狒在船索上互相追逐。這些圖畫向我們生動地再現了當時的場景。水手們駕駛著那些裝備精良的船隻去了遠方，於是他們回國後必須向世人證明他們的確去過那些奇奇怪怪的地方。對他們的女王來說，一大包一大包的沒藥就能向她表明他們矢志不渝的忠誠，但是廣大市井平民卻需要一些別的證據。於是，水手們就從朋特買回了幾隻狒狒，正如現在的水手去索馬裡蘭也會從那裡帶回幾隻馴養的猴子一樣。他們還買了孔雀和灰狗。這一切都證明了3500年前的埃及在非洲東海岸，甚至遠至最南邊的好望角，我們確實聽到過很多打著埃及的旗號進行的、充滿發現意義的航行。但是，儘管這些船是按照埃及皇室的標準製造的，但是它們只是租來的船隻，它們真正的主人是腓尼基商人。從現有倖存下來的極少數資料中我們可以推斷，船舶作為跨水域客貨運輸工具的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重要進步，是在地中海東海岸進行的，要不就是在克裡克島上，要不就是在貝魯特城以南的一小塊地方，這裡如今是法屬敘利亞領土。迦南人 [4] 的一支曾經居住在這裡，我們籠統地將這一人種稱為閃米特人。
人與我們現代人並沒有太大差別。這對我們來說多少是種安慰。至少從情感上來講，我們沒有被打敗。還有一個細節也很有趣。船舶繪畫以及國王和貴族墳墓裡的小型船舶玩具向我們展示了，在當時，方向舵已經被安置在船體的右手邊了。埃及出現「右舷」這一說法的時間，比歐洲人發明比獨木舟稍大一點的船舶還要早3000年。這不得不讓我們懷疑尼羅河谷的居民或許擁有閃米特血統，因為閃米特人一直擁有一個十分奇特的概念，就是任何與右邊有關的東西一定比跟左邊有關的東西更加優越，就像是右手就應該比左手更優越，這就是為何如今聖人總是坐在上帝的右邊，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右」才象徵著高貴、莊重與優秀，而「左」總是與那些我們不喜歡的事物相關。西方人也有同樣的概念：「邪惡」一詞追根溯源，最初的意思就是「左手邊」。
任何一個不起眼的細節，一旦跟我們的文明扯上了邊，那就基本上甩不掉了。過去船舶的船艙都在船尾，因此後來在螺旋槳發明後的半個世紀之內，蒸汽輪船仍然將船艙放置在船尾部位，理由是「以前就是這麼做的」。
特拉法爾加海戰 [5] 一結束，英國艦隊的水手們就被要求打上一種鬆垮打結的黑色領帶，以示對納爾遜勳爵的悼念。因此，今天幾乎所有國家的海軍水手都打著這樣的鬆垮黑領帶，但是這種黑領帶如今已經沒有任何實質性意義，也沒有任何作用了，因為納爾遜勳爵早在1805年就去世了。
對於這個賦予了航海以「地平線」概念的民族所製造的船舶（「地平線」就是指在海上或平坦的沙漠中能夠看到的、天空與陸地或水體之間最明顯的界線，埃及人用「Horizon」來命名，表達他們對法老的守護神何魯斯的敬意），我能說的似乎就只有這些了。然而這個民族中的大多數人都是農民，他們不必非得到海上求生，通常只需要待在家裡就可以了。
「生存之需」是一個苛刻而且脾氣古怪的工頭。正是由於簡單的生存需要，才使得一小群流亡中的巴比倫農民最終成為歷史上第一個偉大的海上民族。
腓尼基人駛過好望角
[1] 常綠喬木，產於非洲和阿拉伯半島等地。其樹脂名為沒藥，又名末藥，常做藥用，亦用於製作香精或香水。
[2] 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女王，於公元前1503年至公元前1482年在位，圖特摩斯一世之女。
[3] 古埃及對於紅海南岸和與之相鄰的亞丁灣海岸的稱呼，即今埃塞俄比亞和吉布提沿海地區，哈特捨普蘇女王曾到此遊覽。
[4] 巴勒斯坦早期居民，屬於閃米特民族的一支。
[5] 發生於1805年10月21日，對陣雙方為拿破侖和英國海軍司令納爾遜。此次戰役後，拿破侖被迫放棄進攻英國本土的計劃，英國海上霸主地位得以鞏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