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人夺取皇位的方式，无论怎么看都像是一招妙手空空的戏法。满人的摄政王大臣们以一种对蛮族人来说确实不同寻常的机敏，利用了李自成与吴三桂之间的斗争，硬是让自己挤进了北京城。他们通过帮助吴三桂惩罚篡位者，从而赢得了忠臣和士大夫们的完全认可，然后，在没有积极有效的中央权力足以对他们构成挑战的时候，他们兵不血刃地让自己成为了这个古老帝国的主人。这种和平接管，与13世纪蒙古人征服中原时长达20年的屠杀与破坏比较起来，有着天壤之别。诚然，在除掉南明王朝最后几位皇位觊觎者之前，满族人在华南不得不打了7年的仗，但这些战役都只局限在南部边境省份，与蒙古征服者在同一地区长达42年的残忍角逐比较起来，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此外，那位代表侄子熟练管理政府的摄政王，也很注意在这项任务中主要任用汉人，那些归顺并支持大清王朝的明朝贵族，也都得到了爵衔和赏金的回报。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汉人支持者，他在南方创立了三个大的封邑，任命了三位汉人权贵统治它们，其中就有吴三桂。摄政王去世之后，顺治皇帝尽管还很年轻——当时他只有17岁，但他像路易十四一样，声称希望当自己的宰相，直接控制政府（1651年2月1日）。
这位年轻的君主证明了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他对耶稣会神父汤若望表现出了显著的尊重，1645年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1653年授予他“通玄教师”的头衔。1654年，汤若望呈递了一篇关于欧洲天文学的论文，次年被朝廷正式采用。此外，汤若望在为他的圣上效力的过程中，似乎有机会扮演更私密的角色。
在皇帝只有17岁或18岁时，有一天，在一次宫廷庆典上，他注意到了美丽迷人的董小宛——他的一位主要官员的年轻妻子——并立刻神魂颠倒地爱上了她。董小宛的丈夫在得知皇上的感情之后自杀了。顺治皇帝让人把这个年轻女人带到了宫里，因为他已经结婚，于是便封她为贵妃。“几年来，他一直很幸福，他的爱越来越强烈。贵妃给他生了个儿子，皇帝的幸福是圆满的。接下来，母子两人都死了，没有人知道她们得的是什么病，多半是被毒死的。”皇帝的悲痛有目共睹。“他下令处死了贵妃的30名随从，把他们埋在她的棺椁的脚头。没人知道他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为了给死者报仇，还是按照鞑靼人的古老习俗，为了让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给她作伴。”[1]顺治皇帝甚至企图自杀，幸好被及时制止，但他从此之后就变得颓废。汤若望神父（顺治皇帝对他越来越友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鼓励顺治皇帝恢复自制。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谣言，说的是顺治皇帝秘密退位了，跑到五台山出家。有人声称，在曹雪芹（卒于1763年）所著的那部伟大的清代小说《红楼梦》中发现了这出戏的回声，但这种暗示，即便有的话，也隐藏得非常之深[2]。
顺治皇帝去世的时候，满洲王爷们把一个8岁的孩子推上了皇位，新年号是康熙。
康熙皇帝的统治时间几乎像他的同时代人路易十四一样漫长，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就像路易十四一样，他的同时代人也都异口同声地赞颂他的美貌、他与生俱来的威严，以及他的沉着镇定[3]。“他的个头比一般人要高，体形匀称，他的脸形端正饱满，他的眼睛活泼生动，比一般的中国人张得更开，他的前额很大，鼻子稍稍有些鹰钩，嘴巴阔大；他的举止温和而亲切，然而又是那样的庄重而威严，以至于你一眼就可以在众多的廷臣中把他认出来。”——这就是那些很熟悉他的耶稣会传教士们为他画的肖像。他们还补充道：“他那令人愉快的外表预示着一颗高贵的心灵，这使得他能够驾驭自己的激情，预示着敏锐而富有洞察力的头脑，健全而可靠的判断力，以及滴水不漏的非凡记忆力。”他与生俱来的聪慧，结合了对学习的喜爱，这使得这位鞑靼王子成了一位符合儒家士大夫心意的皇帝。然而我们应该看到，无论他有多么汉化，但在处理基督教的事务上，他依然保持着完全不受儒家俗套的约束。对外政策的问题，显露出了这位天子身上的满族首领的本性——或者毋宁说，显露出了他强大个性中的两个方面在这些事情上的互补。毋庸置疑，当他在上亚细亚重新开始历史——不仅是汉、唐王朝，而且还包括蒙古的大可汗们——所遗留下来的宏图大业时，他伟大的想象力要归功于他的满族遗产。
在康熙皇帝未成年时，行使权力的是四位摄政王大臣，他们在某些方面与顺治皇帝的政策背道而驰。比如，1665年1月4日，他们颁布了一道诏令，禁止基督教[4]。汤若望神父尽管是先帝的私人朋友，但他也被逮了起来，并且被判死刑，然而太后发怒了，让人把他给放了。这位老人的精神因为这次飞来横祸而彻底崩溃，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1666年8月15日）。通过1662年的一篇诏令，摄政王大臣作出规定，从那以后，科举考试将主要根据士子的文学创作来评判，这种命题作文应该解释朱熹学派的官方教义。这项制度一直有效地维持到了1905年。
与此同时，康熙皇帝尽管很年轻，但他急切盼望着结束摄政王大臣们的监护。1667年8月25日，年仅13岁的康熙皇帝亲手抓住了政府的缰绳。两年之后，他开始着手对摄政王大臣们的行政管理进行严格的调查。1669年6月14日，他们当中的一位被逮了起来，并被判处斩首（后改为终生监禁），另一位则遭贬黜。作为在他亲政的愉快时刻赐给中国百姓的一份礼物，他下令将所有被满人非法夺取的土地全部归还给原先的主人。尽管有这些慷慨的措施，但不久之后，一场反对清朝政府的叛乱还是爆发了。
我们已经看到，满洲的征服者们为了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让南方诸省俯首称臣，并确保民众的普遍支持，已经把华南的统治委托给了三位重要的汉人权贵，他们享有亲王的爵位，其封邑实际上是自治的。其中一位亲王管理着福建，另一位统治着广东地区，而第三位则控制着四川和云南——此人并非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吴三桂。我们已经看到，吴三桂在1644年的那场大戏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看到了这位忠诚的将领是如何在拿起武器为大明王朝报仇雪耻之后发现自己竟然在无意中充当了满族入侵者的排头兵。这位被满族人当枪耍的将军，被形势所迫，成了他们的同伙，也得到了他们慷慨的回报，先是陕西总督的位置，然后是西南的封邑。这里不仅是他的独立王国，而且实际上也固若金汤，因为四川和云南的崇山峻岭保护了这两个偏远省份，似乎足以抵挡任何攻击。满族人并没有忘记他们欠吴三桂的情（因为如果没有他在1644年的合作，他们根本攻占不了北京城），因此总是迎合他，对他几乎是平等相待，他们甚至把顺治皇帝的一位妹妹下嫁给了吴三桂的儿子。
新皇帝康熙不喜欢这种地方自治，看着吴三桂俨然自命为独立自主的统治者，他不免有些惴惴不安，于是便召吴三桂进京觐见。起初，吴三桂以年迈为借口，后来，在收到进一步的、更恳切的邀请的时候，这位老人干脆就揭竿而起，公开反叛，他号召汉人加入他的针对满族人的民族起义（1674）。他的榜样，得到了南方另外两位自治亲王、广东和福建的统治者的效仿。与此同时，在内蒙古，最重要的蒙古部落、在河北省北部放牧的察哈尔人，也起来反叛。察哈尔人的可汗布尔尼（他是成吉思汗与忽必烈的直系后裔）请求东蒙古人加入这次对满人宗主国的反叛，但另外一些部落并不支持他，他兵败被杀。在南方，福建和广东地区很快就被征服了（1676—1677）。吴三桂从四川撤退到了云南，清军相信，深入云南山区去追击他是不明智的。不久之后，吴三桂老死云南（1678年10月）。清军直到1681年才占领云南，吴三桂全家被处死。造反者的残余势力被碾成粉末，飘散在风中。康熙皇帝通过统一台湾从而让自己获得了圆满的胜利。
察哈尔人的溃败，牢固地确立了康熙皇帝对内蒙古（察哈尔人与鄂尔多斯人）的宗主权，他现在可以放开手脚去关注外蒙古了。
外蒙古被分成了两个部落群：东蒙古人（或称喀尔喀人）和西蒙古人（或称卫拉特人）。喀尔喀人分属5位不同的可汗统治，全都是成吉思汗的后代，他们占据着严格意义上的蒙古，从克鲁伦河下游，到科布多诸湖。卫拉特人把他们的畜群放牧到了更远的西部和西南部，在科布多与天山之间。卫拉特人中最重要的是绰罗斯人，他们生活在塔尔巴哈台群山的周围地区，位于科布多与伊犁河之间，绰罗斯人包括一个被称为准噶尔的部落。从1676年至1697年，准噶尔人的首领是一个名叫噶尔丹的非凡人物，可以说是一位功败垂成的“成吉思汗”，他梦想着重建古老的蒙古帝国，并置于西蒙古人的统治之下。年轻的时候，噶尔丹作为一名小喇嘛生活在西藏，在拉萨的达赖喇嘛（相当于喇嘛教的教皇）的手下。他与这位喇嘛教的“圣座”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达赖喇嘛对上亚细亚喇嘛教徒（如今几乎所有蒙古人都是喇嘛教徒）的巨大政治影响力随时可以为他所用。噶尔丹既是西藏的喇嘛教的保护者，同时又是喀什噶尔的伊斯兰教的捍卫者，他推翻了那里的从成吉思汗一脉相传下来的可汗，代之以和卓人的穆斯林神权国家。接下来，他着手征服蒙古的喀尔喀人，经过两年的战争（1688—1690）之后，成功地征服了这一地区，从科布多一直延伸到克鲁伦河。
被赶出家园的喀尔喀亲王们躲到长城附近避难，并寻求康熙皇帝的帮助。皇帝可受不了让一个新的蒙古帝国在中国的大门口崛起。再说，噶尔丹在开始追击喀尔喀人之后，如今竟胆敢沿库伦到张家口一路向前，进入内蒙古。于是，康熙皇帝便派出了一支装备着火炮的大军去对付他——这些火炮是耶稣会士们在北京修造的。在1690年9月2日爆发的那场战役中，在一片沼泽的后面占据了有利位置的准噶尔人，本可以抵挡住清军的进攻，但炮火似乎把他们给吓着了，1690年的晚些时候，噶尔丹撤出了喀尔喀人在外蒙古的全部领土。康熙皇帝的介入，把喀尔喀的亲王们从准噶尔人的统治下解救了出来，1691年5月，在多伦诺尔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们庄重地向康熙皇帝表示效忠。
当时所确立的外蒙古的地位，一直维持到了1912年。喀尔喀的亲王们一直向大清帝国纳贡，作为回报，皇帝颁赐给他们头衔和礼物。成吉思汗的子孙们与清朝皇帝之间的个人忠诚的纽带就这样形成了，同时，通过两个家族之间的几次联姻而使这种关系得以增强。明朝的永乐皇帝曾设想过类似的方法，但作为一个汉人，是决不可能让蒙古人接受的。而康熙皇帝却轻而易举地成功了，因为他本人也是个鞑靼人。事实上，蒙古的新地位，乃是基于蒙古可汗与满族大可汗之间的游牧民对游牧民的关系。一等到清王朝垮台，蒙古的亲王们就把他们的忠诚誓言丢到了一边，擅自宣布独立。
1695年，当噶尔丹再次入侵外蒙古——喀尔喀人的国家——并直逼克鲁伦河的时候，这位准噶尔人的首领与大清帝国之间的战火又重新点燃了。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掉这一威胁，康熙皇帝集结起了一支强大的远征军，由他亲自指挥。1696年2月16日，他把自己的所有将领都召到宫里，亲手为他们奉上壮行酒。4月13日，他启程出征，跟随他鞍前马后的耶稣会神父张诚[5]，留下了一份关于这次远征的目击者的记述。他注意到了“被维持得完美的秩序，圣上及随从们的朴素，以及他对将士们的关心。他总是坚持要等到看见将士们扎好营帐之后，才肯回到自己的大帐里”。“行军的队伍穿过一个一直以来都很穷的国家，当时那里已被战火所摧毁，这让部队吃了不少苦头。皇帝跟他们同甘共苦，轻蔑地拒绝了官员们的恳请，他们求他别再跟将士们一起风餐露宿了。他饱满的精神赋予了将士们以新的勇气。”部队在皇帝的亲自指挥下向克鲁伦河进逼，与此同时，他的副将费扬古也正在向土拉河进军，为的是切断噶尔丹的退路。1696年6月12日，费扬古在土拉河南岸、库伦以南的昭莫多与敌军短兵相接，多亏了他的火枪和大炮，给了敌人致命一击。噶尔丹的妻子被杀，他所有的辎重和畜群全都落入了清军之手。在损失了一半人马之后，这位准噶尔人的首领朝着科布多的方向落荒而逃。康熙皇帝的介入再一次救了喀尔喀人，他们永久占有了自己的国家，北京朝廷对他们的保护从那以后再也未受到过挑战。
这一次伟大的功绩——喀尔喀人的解救、重整旗鼓以及最终平定——是康熙皇帝亲手取得的。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项任务中，竭力跟蒙古的亲王们建立起长期信任、互相友好的关系。他对蒙古的一切都非常喜欢，每当他与喀尔喀人或鄂尔多斯人的首领们在一起的时候，这位中国的天子便成了游牧部落的真正领袖。他用他们能听懂的语言跟他们说话，迎合他们“旗”的荣誉和军事忠诚，拥有跟他们的心灵贴得非常近的情感。跟这些人的接触，似乎重新唤醒了他身上遗传的游牧民气质。远离了紫禁城的富丽堂皇，在蒙古封臣们的陪伴下猎杀野兔和羚羊，他从未像这时候这么快乐过。在一次战役中，他写信给儿子说：“鄂尔多斯的野兔别有风味。这里的每样东西比北京所能拿出的最好的东西都更有风味。”
康熙皇帝只满足于把准噶尔人赶出严格意义上的蒙古，而不打算追击到他们的老家——由科布多、塔尔巴哈台和伊犁等地区所组成的准噶尔。准噶尔人的首领噶尔丹在1696年的兵败之后不久就去世了，但他的侄子和继任者策妄阿拉布坦很快就重新开始了他叔叔的那些雄心勃勃的计划，这一次他们转向了西藏。1717年12月2日，准噶尔大军进入拉萨城，把充当汉人党羽的喇嘛全给杀了，准备永久性地定居在这座圣城。康熙皇帝立刻派出了一支远征军去西藏，但被赶了回来（1718年）。皇帝在等待时机，1720年秋，一支规模更大的清军进入了拉萨城，赶跑了准噶尔人。属于帝党的达赖喇嘛登上了王位，同时任命了两位中国高级专员，负责指导喇嘛教会的对外政策。
在南满洲，康熙皇帝与俄罗斯的扩张发生了冲突。自16世纪末以来，俄国人一直控制着西西伯利亚，在他们向太平洋推进的时候，到达了黑龙江的两岸，1651年，他们在那里修建了雅克萨要塞。在这一地区定居的通古斯部落与满族人有很亲近的血缘关系，并且被置于清朝的宗主权之下，盛产黑貂。俄罗斯人刚刚站稳脚跟，就与本地的捕猎手和汉人皮毛商展开了竞争。当1682年一位俄罗斯总督被派到雅克萨的时候，北京政府终于生气了。康熙皇帝断然采取了行动，这多亏了耶稣会士们拥有高效的火炮。1685年6月，一万五千名清军携带着150门火炮和50门迫击炮被派往雅克萨，俄罗斯人乖乖投降。他们被迫离开，他们的工事被摧毁。然而，中国人刚走，哥萨克人又回到了雅克萨，建起了一个新要塞，但很快就被中国人所包围。最后，双方在尼布楚展开了谈判，中国代表团里有两位耶稣会士，其中有一位就是张诚。最终条约的达成，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张诚，1689年9月7日，《尼布楚条约》签订，这份条约是用拉丁文、满文、汉文、蒙文和俄文拟写的。俄罗斯人放弃了雅克萨的领地，他们在那里修建的要塞也被夷为平地，但他们保住了尼布楚。石勒喀河与额尔古纳河标志着两个帝国之间的边界。整个黑龙江流域，包括它的北部支流，都归属中国。长话短说吧，俄国人被阻止在远离黑龙江两岸的地方，在外兴安岭的那边；满洲——大清王朝的故国家园——则免除了一直悬在头顶上的危险[6]。康熙皇帝表示了对张诚神甫的感激之情，他的这次外交胜利，张诚立了头功。
康熙皇帝亲政的时候，摄政王大臣们1655年1月4日所颁布的一项法令依然有效，该项法令禁止基督教。然而，耶稣会士们因为他们的科学知识而变得不可或缺。在汤若望神父的同事中有一位比利时的耶稣会士——南怀仁[7]神甫，以其数学和天文学知识而著称。1669年，康熙皇帝不顾儒家士大夫的忠告，在科学领域对南怀仁表示尊敬，并采纳了他的历法改革，同时还任命他为钦天监监副。基督教当然会受益于皇帝对南怀仁及其他耶稣会士的青睐。很显然，康熙皇帝一方面因为耶稣会士们的知识而对他们优礼有加，并违反1665年的诏令允许他们私下里信奉自己的宗教，另一方面又在维护1669年和1671年的禁令：禁止劝诱中国人入教。但各地的总督们（他们了解到了耶稣会士们在朝廷所受到的礼遇）却对基督教的传教活动表现出了最大限度的宽容。1674年，在吴三桂叛乱期间，南怀仁的声誉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当时，他修造了大量的火炮，对清军的胜利可谓居功至伟。
1688年1月29日，恩宠正隆的南怀仁神甫在北京去世，2月7日，来了一个继承他的衣钵的人，此人便是法国耶稣会士张诚。在3月21日的觐见中，张诚给康熙皇帝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皇帝特意安排人教授他满语，为的是更方便地与他对话。当他们能够一起交谈的时候，皇帝便频繁地与这位传教士谈论科学话题，并让他用满文撰写一部对欧几里得几何学的解释。张诚作为《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代表为中国所作的贡献，上面已经提到过了，出于感激，康熙皇帝颁布了两道谕旨，容许基督教的信仰自由（1692年3月17日和19日）。第一道上谕宣称：“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俄罗斯，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
中国就这样对基督教敞开了大门。但那场不幸的“礼仪之争”——它在西方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并且完全被误解了——却让迄今为止取得的所有成果付诸东流。耶稣会士们承认，在原则上，儒家的“天”的概念，是可以与基督教的“上帝”的概念相协调的，而且，不管是为纪念孔子而举行的仪式，还是对祖先的敬畏，都可以被视为纯粹的世俗仪式，视为对圣贤的尊崇或普通的孝行。这样，他们没有牺牲任何基督教信条或承认任何异教行为，就避开了与儒家士大夫——换句话说，就是整个官僚阶层——的直接冲突。教皇亚历山大七世也同意这种做法，在近代，教皇庇护十一世和庇护十二世也都采取了同样的态度。反对“礼仪”的行动是由某些基督徒发起的，对中国的事情，他们所懂得的，远比耶稣会士们要少得多，因此也就不大能够欣赏中国人观念中的形而上学和神学意义。1715年，“礼仪”受到天主教教会的谴责。康熙皇帝是个相当文明的人，他本人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他想方设法让人们相信：在献给孔子牌位或祖先牌位的敬意当中，并不存在偶像崇拜的嫌疑。他写道：“中国供神主，乃是人子思念父母养育。……圣人以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伦，垂教万世，……此至圣先师之所应尊应敬也。”发现自己的解释并没有被人重视，他被刺痛了，于是在1717年5月17日颁布了一道诏令，禁止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以此作为报复。
詹森派信徒反对耶稣会士的战役结出了它的果实。中国在对基督教打开大门之后，再一次关上了。
康熙皇帝在海子公园打猎的时候不幸染上风寒，于1722年12月20日去世，终年69岁。他把皇位留给了皇四子，年号雍正（1723—1735）。
46岁登上皇位的雍正皇帝把他大部分兄弟给关了起来，或者安排他们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尽管这个开局很不吉利，但他是个勤勉刻苦的统治者，对公共利益也很用心，然而，跟父亲比起来，他可算是个苍白的人物。而他父亲所表现出的独立精神，无疑要归功于满族人的培养教育；雍正皇帝则更多地受到士大夫们的影响，常常表现出极端的狭隘，尤其是对基督教的态度。1724年，他下令赶走所有的传教士，除了那些由于他们的科学知识而被允许留在朝廷的人之外。在对外事务上，他重新开始了与准噶尔人的角逐。1731年，他派出了一支远征军去准噶尔，并占领了科布多，但两个月之后，遭到敌军的奇袭，全军覆没。1734年，另一支清朝军队再次进军科布多地区，但第二年，雍正皇帝就中止了敌对状态。
雍正皇帝死于1735年10月8日，他把皇位留给了他的第四个儿子、一个24岁的年轻人。新的年号是乾隆（1736—1796）。
乾隆皇帝像他的祖父一样，统治了60年。这是大清王朝最后一个伟大的统治时期，我们将看到，他如何在蒙古和西藏完成了康熙皇帝未竟的大业。这些征服并不是皇帝本人亲自实现的，因为，乾隆皇帝不像康熙皇帝，他并不是一个军人，而是一个外交家和管理者。
我们已经看到，雍正皇帝吞并准噶尔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形势对乾隆皇帝更有利一些。准噶尔正处在一场内战的剧痛中，1754年，准噶尔的一位王位觊觎者阿睦尔撒纳到清朝廷寻求庇护。乾隆皇帝在热河召见了他，派他和他的人马作为清军的前锋去攻占准噶尔。但阿睦尔撒纳与他的保护者们闹翻了，并号召准噶尔人协助他进攻占领军，这一仗让清军遭受了重创。精力充沛的清军统帅兆惠收复了阵地，在叶密立河与塔尔巴哈台打垮了叛军，攻占了敌军的另一个抵抗中心固尔扎（1757年）。阿睦尔撒纳逃到了西伯利亚，在那里消失不见了。
这次溃败是准噶尔作为一个国家的末日。大致由科布多、塔尔巴哈台以及伊犁河沿岸的固尔扎等地区组成的准噶尔，直接并入了大清帝国的版图。乾隆皇帝让来自整个帝国的移民重新住进了这个国家，他们当中有来自喀什噶尔和甘肃的穆斯林。1771年，他又让土尔扈特人（他们是西蒙古人以及准噶尔人的同族）定居在固尔扎的南边和东边；他们在俄罗斯的阿斯特拉罕生活了一段漫长的时期之后，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我们已经看到，准噶尔人在1680年把他们的宗主权强加给了喀什噶尔，安置了和卓人的穆斯林神权国家作为他们的封臣。等到准噶尔刚一被占领，清军统帅兆惠就进入了喀什噶尔地区（1758年），并在经过两场不屈不挠的围攻战之后，占领了喀什噶尔和叶尔羌这两座城市（1759年）。整个东突厥斯坦地区被并入了大清帝国，这一地区后来被称为新疆。
喀什噶尔的征服，标志着一项长期计划的最终实现，这项计划已有1800年的历史，伟大的汉、唐王朝就曾执行过这一计划。
在西藏，乾隆皇帝也完成了他祖父的工作。尽管任命了两位中国高级专员在拉萨城监督达赖喇嘛，但在这座圣城，依然存在着一个亲准噶尔人、反中原人的团体。1750年，这一团体煽动了一场叛乱，结果导致两位中原高级专员及其他所有中原居民被屠杀。皇帝派出了一支大军去拉萨，没费多大力气就恢复了那里的秩序。然后他利用这个机会使西藏跟大清帝国的关系变得更紧密了。两位中国高级专员（满语为amban，即大臣）接管了全部的政治权力，并握有提名新任达赖喇嘛的决定性选票。喇嘛教的教权就这样纳入了清朝行政管理的框架之内。为了对达赖喇嘛所失去的独立做出适当的补偿，乾隆皇帝正式授予他西藏王的世俗头衔，这样就增加了他的位置的荣誉和尊严。但是，作为一种额外的防范措施，乾隆皇帝又煞费苦心地相应增加另一位西藏宗教领袖、扎什伦布寺住持的特权，让他做了日喀则的国王。1779年，这位喇嘛朝觐了乾隆皇帝，皇帝分别在热河与北京隆重接待了他。西藏一直紧密地隶属于大清帝国，直到1912年。
乾隆皇帝作为西藏教权保护者，导致他插手尼泊尔的事务。1791年，尼泊尔的廓尔喀人袭击西藏，大肆劫掠。乾隆皇帝立即派出了一支远征军，他们横穿了青藏高原，越过了喜马拉雅山，进入了尼泊尔。这支大军把廓尔喀人打得落花流水，迫使他们成了大清帝国的附庸国（1792年9月）。
在中国的南部，依然是森林覆盖的群山，以及贵州的石灰石高原，充当着苗族人的庇护所，这些“生番”到这时为止一直都守护着他们的自治权，汉人移民仅仅满足于清理那些河谷。1775年，乾隆皇帝着手征服这些体格健壮的山地人。他们位于悬崖峭壁间修筑了防御工事的隐蔽处，一个接一个地遭到狂风暴雨般的猛攻，人员损失惨重。首领们被押解进京，在那里被折磨至死，他们严重扭曲的头颅暴露在囚笼里。
对苗人的征服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它完成了中国人对中国的征服，这是一项千秋大业，由巴比伦时期和迦勒底人的吾珥城时代的那些传说中的王朝开始，在法国大革命前夕结束。乾隆末年，也就是1796年，像汉、唐鼎盛时期一样，中华帝国的版图再一次包括了那块被西伯利亚、阿尔泰、天山、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山所环抱的“封闭的大陆”。
从经济和社会的观点看，清王朝通过其对耕地问题的处理，给中国人帮了大忙。在明代，已经发展出了一种免除了役工和税捐的特权财产，规模之大到了相当危险的程度。这些为亲王、朝臣或官吏们所创立的大领地，由佃农和长工们耕种，他们不受《大明律》的保护。马伯乐指出：“《大明律》赋予主人以惩罚胆敢违抗的奴仆或佃户的权利，即使这种惩罚导致受罚者的死亡，也不能要求主人赔偿。”同时，皇室家族自己也获得了巨大的地产，当然同样也用不着分派役工、缴纳税捐，而且在持续不断地扩张，毫不理会一些更诚实的官员的抗议。在大庄园里从事耕作的农业人口任由管理官员的盘剥勒索。清王朝为了它的信誉，把属于皇室家族的部分土地转交给了国家。富户的特权财产被没收了，部分分给了农民，作为他们的私有财产。
清王朝并没有就此罢手。据马伯乐说，它不断鼓励小土地所有者的发展，保持着严厉的监管，为的是阻止回到过去的大庄园制度。大地主失去了强制的权利，这种权利使得他们借助农奴和长工来实现大庄园的扩张变得更便利。严厉的强制性法律规定，通过虐待而致农奴或长工死亡的地主，将杖一百，流放三年。更加重要的一项规定是，那些全家耕种同一块土地达数代以上的人，将最终获得对其地表的合法所有权，地主则保持对地下的权利。农民可以买卖“表面”土地。
这些措施，以及实施这些措施的精神，导致了普遍的土地再分配。
与明代比较起来，乡村百姓的生存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导致了人口的迅速增长。据当时的统计数据，人口总数从1578年（晚明）的60692000增长到了1661年的104700000，直到1766年的182076000，在1872年，甚至达到了329560000。再来看看乾隆皇帝的宗教政策吧，我们发现，他像其父亲一样，也任用了那些有才能的天主教传教士。就这样，1715年，修道士郎世宁来到北京，并一直留在北京，直到1764年去世。他成了皇帝的宫廷画师之一。郎世宁受乾隆皇帝之命为宫女们画肖像；他还画过皇帝接受的吉尔吉斯人进贡的很多战马，在巴黎的吉美博物馆里可以看到这幅画。大约在1760—1765年间，皇帝委托郎世宁与另外两位耶稣会士——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和艾启蒙（Ignatius Sickelpart）——以及圣奥古斯丁修士会修士安德义（Jean Damascene）一起，绘制了一套表现征服准噶尔的场景的画作。这套画后来被送到法国，在皇家美术学院院士贝尔坦的指导下进行雕刻（1765—1774年）。
然而，乾隆皇帝对某些耶稣会士画家和数学家的私人友谊并没能阻止他禁止他的臣民信奉基督教（1736年4月24日的上谕）。同时，耶稣会士们也并没有误解他的真情实感，汪达洪（Jean-Mathieu de Ventavon）神甫以完全客观的态度写道：“他是一位事必躬亲的伟大君主。年龄越大，他对欧洲人的态度变得越偏袒。他和他的王公贵族们都承认：我们的宗教是善的。即使他们禁止我们公开宣教、不允许有传教士在他们的地盘上存在，这也纯粹是因为政治的原因，因为担心我们在宗教的幌子下隐藏着别的图谋。他们都知道欧洲人在印度的征服，唯恐类似的事情在中国发生。”此外，欧洲本身似乎也决定阻止天主教传教团的进一步发展。1764年，路易十五的政府把耶稣会的神甫们赶出了法国。接下来，在来自凡尔赛与马德里的宫廷的压力下，教皇很不情愿地暂时做出让步，1773年，耶稣会不得不在欧洲和中国消失。巴黎的知识界为这一措施鼓掌喝彩，但他们压根儿就没认识到，法国因为否认她最优秀的精神先驱，而正在远东遭受挫败，这差不多就像加拿大的那“几亩雪地”[10]的损失一样大。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以艺术的复兴而著称，尤其是在建筑和陶瓷领域。
我们已经看到，1409—1424年间，明朝的永乐皇帝开创了“紫禁城”（位于现代北京的中心）的总体规划。这一组无与伦比的建筑，在1644年明朝垮台的时候被夷为平地，三位伟大的清朝皇帝对它进行了重建和完善。事实上，他们非常理解明代建筑师们的抱负，以至于完全可以说，他们是紫禁城的第二代奠基人。此外，也只有通过他们的重建，我们才能对永乐皇帝的工作做出评判。
众所周知，紫禁城的建筑，不仅符合美学的规则，而且也符合一系列在古代中国宗教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几何学与天文学的考量。回廊、楼梯、露台、宫室和大殿的整个排列，都坐北朝南，但就重要性而言又是从南向北递进，“与宇宙秩序相和谐”。它同时又与人类的秩序相和谐，因为一切都朝上通向皇座，那是世界的中心。由午门进入紫禁城，皇帝通常在这里接见得胜还朝的军队。你先过金水河——那是一条装饰性的小河，从大理石桥下蜿蜒流过，再通过太和门，来到一个举行仪式的大院子，院子被大理石露台所环绕，每座露台上耸立着一座宫殿。正中间是有着镀金屋顶的皇座大殿——太和殿，这座大殿是打算用来举行某些庄重仪式的，比如新年，事实上就是“皇帝的仪式生活的中心”——帝国宗教的中心。在这幢建筑物的后面、属于同一建筑群的，是另外两座同样重要的皇座大殿：中和殿与保和殿。前者是皇帝在春耕仪式开始之前检查农业器具的地方，后者则是他接见诸王的地方。再往北一点，依然在中轴上，是乾清宫，这是用于皇帝朝会的大殿，他就是在这里处理国事。在同一根中轴上，但在紫禁城的北墙之外，耸立着煤山（更恰当的叫法是景山），一共有5座小山丘，其上各有一座亭阁。
在紫禁城的西边，几乎挨着城墙的是西苑三海，那是一片延伸的水域，被一座桥和一条狭地分隔开来；在那条分开南海与中海的大理石桥的正北方，是白塔，一个矗立着一座白色佛塔的假山，这座佛塔是顺治皇帝修建的。
在从白塔到煤山的路上，你将经过大高殿，一座覆盖着黄色琉璃瓦的寺庙，是在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修建的，在清代雍正和乾隆时期被装饰一新。干旱时节皇帝到这里来祈雨。
在北京的南城区，离外城墙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栽植着刺槐和松柏的大公园，这是天坛，它实际上是由不下于5座祭坛和庙宇所组成的，是明代的永乐皇帝在1420年建造的，后经乾隆皇帝重修。每一年，皇帝以3000年宗教的大祭司的角色，在三次庄重的场合来到这里：一次是冬至，皇帝来到圜丘坛，把他的训令呈递给上天；另一次是正月的上辛日（正月上旬的辛日），他回到这里，上天把他的训令授予给皇帝，让他在这一年里统治国家；还有一次是夏至，他来到这里祈求上天让这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在两排白色大理石柱廊的那边，矗立着皇穹宇，这是一座由八根柱子支撑着一个圆形屋顶的圆形建筑。在皇穹宇的西边，是先农坛，始建于明代，后经乾隆皇帝重修。
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位皇帝并不满足于重修和完善那些始建于明代的建筑。他们在北京的西北郊区修建了被西方人称为“夏宫”（Summer Palace）、堪称“中国凡尔赛”的皇家园林。它由两组建筑群所组成：康熙皇帝所使用的长春园，以及雍正皇帝最爱去的圆明园[11]。乾隆皇帝把这两组宫殿结合到了一起，并在这项工作中任用了传教士郎世宁和王致诚，他们因为拥有画家的技能而获选。对这个地方，王致诚为我们留下了一段令人愉快的描述：
20至60英尺高的小山丘垒起来了，修造了无数条小河谷。清澈的沟渠灌溉着这些河谷，其水源来自这一地区的高山上，它们分开，再又在几个地方汇合到一起，形成了盆地、池塘和所谓的“海”。高山和小丘的斜坡上覆盖着那些在中国很常见的开花树木。沟渠并不是按直线修造的，那些砌在沟渠边缘的粗糙石头放置得如此艺术，以至于你完全可以说它们是大自然的作品，因为这些水道忽而变宽，忽而变窄，以最自然的方式蜿蜒扭曲。沟渠的两岸点缀着从岩石中长出的花卉，每一个季节都有不同的鲜花。
这位著名耶稣会士的描述，对于研究18世纪中叶中国的造园艺术——这一艺术明显是基于明、清绘画的经典——是最合适的材料之一。王致诚继续写道：
在到达一条河谷的时候，你会注意到那些建筑。整个正面是由廊柱和窗户构成的。木质构件有镀金、彩绘，或者被涂了漆。墙是灰砖砌成的，切割得方方正正，打磨得平滑光洁。屋顶覆盖着红、黄、蓝、紫等色的琉璃瓦，通过对它们的混合与排列，从而产生了赏心悦目的各种图案。每一条河谷都有亭阁，跟周围的环境比起来并不大，但也足够装得下我们最显赫的贵族及其仆从。其中有几座亭阁是用雪松木修造成的，这些雪松木是从1200英里之外的地方运来的。在这个巨大的围场中，总共很可能有200余座宫殿，这就更不用说太监们居住的简陋建筑了。
沟渠上横跨着千姿百态的小桥。其中有些桥的栏杆是用白色大理石做的，样式精巧，雕刻着浮雕。在大湖中央的一块岩石上，是一座小宫殿，建筑师把它修建在一个中心位置上，这样你就可以从这里纵览公园里的所有美景。你可以乘坐华丽的小船沿着最大的水道上下来往。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艺术表现的趋向。如果说这一时期的绘画和雕饰堕入了衰落的话，那么，建筑——尤其是城市建筑师和造园艺术家的技艺——已经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瓷器最后的杰作被创造出来了。
康熙年间（1662—1722），江西景德镇的官窑得以重建（1680年），陶瓷艺术在诸如牛血红、桃红和宝石蓝这样明亮单色上达到了它的顶峰，尤其是像五彩釉（绿色为赏心悦目的排列和多色彩形成了背景）、粉末蓝或非常罕见的黑地彩这样的带有彩绘装饰的瓷器。雍正年间（1723—1735），出现了我们称之为“粉彩”的极其精致的带有彩绘装饰的瓷器。乾隆年间（1736—1796）另外产生了一种被称为“乳花”的漂亮装饰。但几乎紧接着这一时期，随着中国陶瓷开始为出口欧洲市场而生产，衰落也就开始了；欧洲需要中国式装饰风格，供应也就依此而产生。
这一艺术的衰微，是大清王朝衰落的征兆，这种衰落可以追溯到8世纪——追溯到“理性时代”的贤哲们为中国人的教化大唱赞歌的时期。中国历史的模式就是：在出现两三代有能力的统治者之后，王朝就陷入衰落。古老的帝国，被王朝的创立者所重建，然后再一次土崩瓦解。1644年赢得皇位的满族部落，也逃不出这一规律。从第七位统治者嘉庆皇帝的统治时期（1796—1820）开始，衰落就变得日益明显。不幸的是，大清王朝的衰竭，与世界上其他地区在科学和机器文明影响下的繁荣兴旺，正好是同一时期。17世纪后半叶，中国依然与欧洲处于同一水平，荷兰人被赶出台湾，以及俄国人在雅克萨受挫，都说明了这一点。1820至1850年间，中国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落后了几百年。跟正在扩张的欧洲比起来，中国如今成了一个蛮荒未化的国家，不过，因为福音传教和商业拓展，这个国家依然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
欧洲人对中国的第一场战争，是大英帝国在1840年发动的。这场战争是由于中国官方不愿意接受一种能最便利地维持贸易平衡的日用品——鸦片——而激起的，所以被称为“鸦片战争”。10年后，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大约15年的时间，这场内战把华中地区蹂躏得一片狼藉，几乎标志着大清帝国的末日。这场革命的失败，似乎有三个主要原因：首先，是领导者们的腐化堕落，这导致内部纷争，致使没能实施改革。其次，是士大夫反对一个有着反儒意识形态的军事政权（太平军的“天王”得到了基督教教义的启示并声称是耶稣基督的兄弟）。最后，是英国和法国在1860年占领北京并获得了事实上等于是废除中国主权的媾和条款之后，便腾出手来，帮助清政府镇压叛乱者。
从1860年起，直到1912年最终退位，清王朝一直只是一个已经破产并缓慢瓦解的帝国有名无实的统治者，交替地受到入侵和造反的威胁。随着西方列强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入侵的危险也就越来越大，但也因为列强之间的竞争而被减弱。造反的危险主要在于衰落时期惯有的地方自治的增长，但在接近世纪之交的时候，也发展出了一股相当可观的改革情绪的浪潮。清王朝拒绝接受“西化者”们的计划，而是鼓励所谓的“义和拳”的兴起，结果无果而终。它最终被外国列强的军队所镇压，紧接着就是拖延得太久的改革措施的出台。1912年，清王朝逊位，让位给有名无实的民国政府，它事实上是处在地方军阀的控制之下。与此同时，整个东北（满洲）却任由俄国和日本在你争我夺，而其他列强则在这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占据着各自的“势力范围”。
假如中国依然保持着与世隔绝的状态，那么一位能干的将领就可能会建立起一个新的王朝，继承清朝的大统。但是，西方的力量和西方的理念正在侵蚀传统的政治观念。史无前例的物质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进入了这场权力的角逐，帝制的大厦终于坍塌。
【注释】
[1]原注：苏利埃·德·莫朗《耶稣会士在中国的史诗》（L’épopée des jésuites en Chine）。
英译者注：格鲁塞所讲的这个关于董小宛与顺治皇帝的故事长期以来被人们所接受，但俞平伯等人的研究表明，这只是一个历史传说。事实上，这位贵妃与董小宛是两个不同的女人。董小宛是一位美丽迷人、多才多艺的歌女，后来成了一位中国学者的小妾，并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死了。巧的是，在皇帝的年龄大到能够欣赏她的魅力之前，她就已经死了。而这位贵妃则是一位满人将领的女儿。她的家族姓“董鄂”，与董小宛是同一个“董”字，这明显足以让某位作家相信，那位风流浪漫的歌女事实上就是这位浪漫的贵妃。据记载，贵妃的随从也不是被屠杀的，而是自杀的，后来也有这样的事例。
[2]原注：《红楼梦》的基本主题是一次热烈恋情的受挫和一个贵胄世家的衰落。长期以来人们觉得它表现了某些真实事件，需要大量冗长而详尽的注释。是胡适把人们从这一泥沼中解救了出来，他通过认真细致的研究，证实了第一章里有一个简单明了的暗示：这个故事是自传性质的。这一发现，解决了大多数历史人物的“影射”，而这正是注释家们煞费苦心地想要揭示的。
[3]原注：张诚及其他耶稣会士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关于康熙皇帝的逸闻趣事。下面就是一个例子：有一天，康熙在御花园骑马的时候，突然瞥见身边的一位官员，康熙知道此人曾向一位求他办事的人勒索了两万两银子。皇帝对这位官员说：“牵住缰绳，领我绕场一周。”他们刚一回到原地，皇帝便下了马。“这是你的辛苦费。”皇帝说着，给了他一两银子。“现在，”皇帝补充道，“轮到你了。上马！”对方不得不照他说的做，皇帝牵住缰绳，领着他同样走了一圈，说：“现在该你付钱了。我应该比你多多少呢？”这位官员结结巴巴地说：“无……无……无限。”皇帝简单地回答道：“就让我们按照两万倍算吧。你欠我两万两银子。”这位官员不得不乖乖地付钱。
[4]原注：耶稣会士的对头们指控他们组织了一个秘密社团，对皇帝下咒。
[5]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1654—1707），字实斋，法国人，耶稣会传教士。
[6]原注：最大的危险是俄罗斯人与西蒙古人结成联盟。
[7]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比利时人，耶稣会传教士，1658年来华。
[8]原注：对中国臣民来说，接受外国统治者（教皇）的命令被认为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
[9]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意大利人，耶稣会传教士，1715年来华，成为清初最重要的宫廷画家。书中关于郎世宁的卒年有误。
[10]语出法国作家伏尔泰。1750年代，英法两国为争夺加拿大而兵戎相见，伏尔泰称，这根本就是“为了争几亩雪地而打仗”。
[11]作者这里介绍得并不准确，事实上，圆明园是由三组园林建筑群所组成的，即：圆明园、长春园和万春园（后改名绮春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