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位离开北京、穿越中亚、去耶路撒冷朝圣的蒙古基督徒的故事，显示了蒙古人的征服范围是多么广阔，他们通过统一亚细亚，打通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古老通道。这条古代的丝绸贸易和佛教朝圣的通道，自11世纪以来因为伊斯兰的扩张而被封闭了，如今再一次有商队和朝圣者来往穿梭。这是蒙古人的征服所带来的一个不可否认的好处。成吉思汗的征战，使得马可·波罗的旅行成为可能。
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尼可与马菲奥——是两位威尼斯商人，他们于1260年离开君士坦丁堡，进行穿越俄罗斯南部的蒙古汗国的旅行。从那里，他们经由布哈拉和中国的突厥斯坦，前往中国。在中国，他们受到了忽必烈的友好欢迎。当他们离开中国的时候，大可汗让他们肩负了一项使命去拜访圣座：请求教皇委派100位“通晓七艺”的博学之士来中国。两位威尼斯人于1266年离开中国，再次穿过中亚，经由叙利亚到达罗马。不幸的是，圣座低估了忽必烈的请求的重要意义，如果满足这一请求——派遣100位拉丁文学者去中国——很可能会改变历史的进程。在1271年底，这两个威尼斯人再一次动身去中国，只带上了尼可的儿子马可，他是一部旅行记的不朽作者，我们将尽力扼要概述他的这部旅行记[1]。
三位旅行者这一次横穿了波斯的蒙古汗国和阿富汗北部，翻越帕米尔高原，穿过喀什噶尔南部，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经疏勒、莎车、于阗和罗布泊，一直到中国的甘肃省。他们在甘州（马可·波罗称之为Canpchu）作了短暂的停留，这是一座他们认为有景教团体存在的城市。接下来，他们继续向东旅行，探访了从前的唐古特人的都城宁夏（额里哈牙），在这里，他们再一次注意到了景教团体的存在，而这个地方的大多数人口都是偶像崇拜者（佛教徒）。从那里，他们进入了汪古国（今天的绥远，马可·波罗称之为Tenduc），马可·波罗把这里当成了祭司王约翰的王国，他提到了“乔治王子”的家族，他们都是基督教信仰的支持者。离开汪古国之后，三个人进入了华北，马可·波罗像那年头的突厥人（还有今天的俄罗斯人）一样，也把这里称做Cathay（契丹），这个词源自于契丹人的国名，他们在11世纪曾统治过这一地区。终于，几位旅行者到达了上都（马可·波罗称之为Chandu），是忽必烈夏天的住地，位于今天的多伦诺尔附近。他们在这里把教皇格里高利十世的一封信交给了皇帝。后来，马可·波罗跟着朝廷去了北京，当时被称为大都或者汗八里（马可·波罗称之为Cambaluc）。忽必烈似乎很器重他，委托他管理扬州（他称之为Yanju）的盐税。
马可·波罗的书记述了在中国的两次旅程：一次是走西线，从北京出发，经山西、陕西和四川，到云南；另一次是走东线，从北京出发，经山东、长江下游和浙江，到福建。在这部记述中，他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份简略的关于华北（Cathay）和华南（马可·波罗称之为Manji，蛮子，即前南宋帝国）的经济调查。其中，他提到了华北的煤矿：“有一种黑石，像任何别种石头一样，亦采自山中，但燃烧与薪无异，……契丹各省均燃此石。”同样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通航水道所发挥的作用，并认为最重要的是长江（马可·波罗称之为Kian），那是中国经济的主动脉：“江上的船只，比航行在基督教世界的江河湖海上的所有船只加在一起还要多，船上装载的器皿也更精美、更贵重。”马可·波罗补充道，每年有20万艘船溯江而上，沿江而下的就更不用说了。他还注意到由忽必烈重修并完善的那条大运河的经济价值，这条运河，使得从长江下游地区运送稻米至北京成为可能。
为了管理这一庞大的国内商业，以及与印度和东印度群岛之间的贸易，在长江下游、浙江和广东等地区的各大港口，组成了强大的商人行会，足以匹敌佛兰德斯的行业协会或者佛罗伦萨的大商会。说到杭州（他称之为Kinsai，意为“天堂之城”）的行会，马可·波罗写道：“商人是如此众多，而且如此富有，以至于没人能讲出全部真相，它是如此惊人。我还要补充说，这些大商人和他们的妻子……不用亲手做任何事情：他们的生活过得是如此精致而洁净，就好像他们是国王一样。”纸币（马可·波罗幽默地把它比作点金石）的普遍使用，使交易更加便利：“我敢向你保证，他的所有臣民，所有地方和所有百姓，都乐意接受那种纸钞作为支付手段，因为无论他们去哪里，都可以用它购买任何东西——各种陶瓷、珍珠、宝石、黄金和白银。”中国人非凡的商业才能，博得了这个威尼斯人的赞美，他不断回想起所有这些财富的展示——从印度返回的船只装满了香料：胡椒、生姜和桂皮；中国式平底帆船满载着稻米，沿长江顺水而下，或者沿大运河溯流而上；杭州和泉州的货船载满了贵重物品：金丝布料，“各种各样的丝绸”。简而言之，他的记述提供了一份13世纪的中国经济地理志。
马可·波罗给出了关于中国的主要市场的信息。首先是北京——北方的丝绸中心。在那里，“每天有1000辆装载着丝绸的大车进入北京，因为他们把大量的黄金和丝绸做成布料。事实上，他们的布料几乎全都是用丝绸做的”。四川的主要城市成都（马可·波罗称之为Sindufu），制造丝绸，并出口到中亚；长江下游地区最大的米市扬州；以及前宋的首都杭州，马可·波罗用了专门的一章，把这座城市描述为中国的威尼斯[2]。杭州是主要的食糖市场，也是一个数不清的船只停泊的港口，这些船只从印度和东印度群岛运来香料，离开的时候满载着丝绸去往印度和穆斯林世界。杭州城里有一个很大的阿拉伯、波斯和基督徒商人侨居地。最后是福建的两个大港口：福州（马可·波罗称之为Fuju）和泉州（他称之为Zaitun）。福州的商人们储存着大量的姜和萱；此外，“该省食糖的产量大得令人难以置信。有大量的珍珠和宝石交易。这要归因于下面这个事实：许多商船从印度来到这里，带来了大批在印度群岛做生意的商人”。不过，全中国最大的商业中心还是泉州：“这是所有印度商船抵达的海港。……也是华南的商人们出发的港口，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地区。一句话，在这个港口，有大量的商品、宝石和珍珠交易，那确实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象。从这座城市的港口，所有这一切分布到了整个华南地区。我敢向你保证，假如有一船运往亚历山大港或别的地方的胡椒粉被带到了基督教国家，那么肯定有一百船胡椒粉来到泉州城的这个港口。”
1292年初，马可·波罗、他父亲和他叔叔登船起程，前往欧洲，忽必烈让一位年轻的公主跟他们同船而行，她是作为一位新娘被送给波斯的蒙古可汗。他们在苏门答腊结束了自己的旅行，离船登岸，于1295年抵达他们的家乡威尼斯。
与此同时，与这几位大胆商人（马可·波罗是他们的样板）同时代的几位天主教传教士也开始到达蒙古人的中国。128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他最近从拉班·扫马那里得知在蒙古帝国有许多基督徒老乡）派遣圣方济各会修士孟德高维诺[3]前往远东。孟德高维诺先是在波斯的蒙古汗国、然后又在印度逗留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乘船前往中国，忽必烈的孙子和继任者铁穆耳（1294—1307年在位）欢迎了他。孟德高维诺在北京建起了两座教堂，这部分得归功于意大利商人彼得鲁斯的慷慨，一路上是他陪伴在孟德高维诺的身边。几年之内，他为“一万余名鞑靼人”施过洗，并开始把赞美诗翻译成一种鞑靼方言。汪古王子乔治在那之前一直是个景教徒，通过他皈依了天主教；乔治的幼子也是由孟德高维诺施洗的。
1307年，教皇任命孟德高维诺为汗八里（大都，今天的北京）大主教。1313年，三位圣方济各会士到达北京，他们将成为孟德高维诺的副主教；他们当中的一位——杰拉德——后来成了泉州的主教，一位富有的美洲人在泉州城建起了一座教堂。泉州城的第三任主教、裴路加的安得烈，在落款日期为1326年1月的一封信里写道：大可汗给了他一笔退休金，共100个金弗罗林；还说他在泉州城附近为22位修道士建起了一座修道院，他的时间分别花在了自己的教堂和他的山林修道院里。
继孟德高维诺和安得烈之后，最著名的天主教传教士就是圣方济各会士和德里了。和德里于1312至1318年间从威尼斯乘船出发，横穿波斯的蒙古汗国，在印度结束了自己的旅程，大约于1324年或1325年在广州登岸，他把广州称做辛迦兰（Sincalan）。在自己的旅行记中，他谈到了这座城市的人口密度，这一地区的财富，粮食的充足与廉价，居民的勤劳品格（他们是天生的商人和丝绸工匠），以及老百姓所崇拜的大量神。他对泉州也同样有兴趣，这个城市“有罗马城的两倍大”，在那里，他受到了圣方济各会的弟兄们的接待，有机会对那里的大教堂和山林修道院表示赞美。杭州城甚至赢得了他更大的赞美，据他说，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位于湖泊之间，有像威尼斯那样的运河与泻湖”。说到诸多不同的成分——汉人、蒙古人、佛教徒、景教徒及其他，他们全都在这座巨大的城市里生活在一起——和德里对蒙古人的行政管理大加赞赏：“这么多不同的民族能够和平相处，并被同一股势力所统治，这在我看来似乎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奇迹。”通过一位蒙古权贵的斡旋，和德里得以拜访一家佛教寺庙，与那里的僧人们讨论了轮回的问题。
和德里对长江下游地区的渔业的重要性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尤其是借助鸬鹚来捕鱼的方法（这种方法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在运用）。最后，他到达了汗八里（北京），他说：“大可汗所居住的宫殿如此巨大，以至于它的围墙超过了4英里长，几座次要的宫殿也圈在其中。皇城因此由几个同心圈所组成，大可汗和他的宫廷成员就住在第二圈中。在中央，竖起了一座人造假山，主殿就建造在假山上。山上栽植着非常漂亮的树，因为这个原因它被称做‘绿山’。绿山被湖泊和水池所环绕，一架神奇的小桥横跨在湖上，那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小桥，既因为它的大理石材质，也因为其建筑的精巧。在湖上，你可以看到很多水鸟：鸭子、天鹅和野鹅。围墙之内还包括一个圈养着野兽的大公园。这样，大可汗无须离开皇宫就可以享受逐猎之乐了。”
“而我，和德里兄弟，”这位传教士继续写道，“在这座城市里与我们圣方济各会的兄弟们一起生活了三年半（1325—1328），他们在城里有一座修道院，甚至在大可汗的朝廷里有职位。事实上，我们的一位兄弟（孟德高维诺）是朝廷里的大主教，每当大可汗出宫巡行的时候为他祈福。”和德理记述了一次这样的觐见，圣方济各会士们在主教的带领下，列队走近坐在马车里的大可汗：“我们举着一个固定在棍杖上的十字架，唱着《降临吧，圣灵》。当我们接近御车的时候，大可汗听到了我们的声音，吩咐我们走近他。当我们举着十字架走近的时候，他取下自己的头饰（其价值无法估量），向十字架致敬。主教宣了福，大可汗以最虔敬的礼节亲吻了十字架。然后，我把香插在香炉里，主教向圣上敬了香。”
像之前的马可·波罗一样，和德里也注意到了蒙古人所创立的邮政服务的卓越组织和非凡速度：“信使骑着快马或赛骆驼全速疾驰。当他们远远地望见驿站的时候，就吹响号角，宣布他们的逼近。接到以这种方式发出的信号之后，驿站管理人就准备好另外的骑手，以及新的马匹或骆驼。这位骑手抓过急件，向下一站疾驰而去，那里，也将发生同样的交接。以这样的方式，大可汗可以在24小时之内接收到那些来自偏远地区的、通常需要3天时间才能到达的消息。”
和德里看来应该是在1328年离开北京的。他首先穿越了汪古国，像之前的其他人一样，他也注意到了那里的景教徒。接下来，他经过甘肃，注意到那条商旅大通道沿途的城镇和村寨，它们彼此挨得很近，以至于你刚离开一个镇子，就已经看到下一个镇子的城墙了。他穿过中亚，于1330年5月到达帕多瓦他自己的修道院。
到这一时期，中国的基督教已经在欧洲广为人知。1340年，教皇本笃十二世派遣圣方济各会修士马黎诺里[4]前往远东。他在经过俄罗斯南部和突厥斯坦的蒙古汗国之后，于1342年抵达北京。8月19日，马黎诺里受到忽必烈的第十位继任者、大可汗妥贴睦尔的召见，并献给大可汗一匹高大的西洋马，大可汗对这件礼物大为称赏。1347年12月26日，马黎诺里乘船从泉州出发，在印度逗留了一段时间，于1353年回到阿维尼翁。1370年，教皇乌尔班五世任命了一位新的北京大主教，但这位教士从未到任，因为蒙古人的元王朝刚刚被汉人的民族起义所推翻，建立了大明王朝，获胜的汉人全面禁止了一切受蒙古人青睐的“外来教义”，其中就包括基督教。
在结束本章之前，让我们试着简单总结一下蒙古人统治时期所带来的利益和损害吧。
首先，我们说说这一政权所带来的好处。
由蒙古人所实现的几乎整个亚洲的统一，重新打通了自公元10世纪以来一直封闭着的横贯欧亚大陆的通道。丝绸之路，我们已经在安东尼王朝及大汉帝国的时期追踪过它的行程，其重要价值我们也已在公元7世纪唐玄宗的统治时期看到过，当时，它是佛教徒的朝圣之路——这条穿越帕米尔高原、连接波斯与远东的漫长的商旅之路，如今被马可·波罗所横穿。中国再一次与波斯以及更远的西方世界建立起了联系。距离被缩短了，欧亚大陆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两位出生在北京附近的修道士，一位成了巴格达的大主教，另一位成了出访教皇和法兰西国王的大使。圣方济各的信徒们，有的被任命为北京的大主教，有的去福建沿海建造大教堂。一位威尼斯商人进入了中国的盐政部门。蒙古人刮起的风暴，吹倒了花园的围墙，把大树连根拔起，把花卉的种子从一座花园带到另一座花园。就这方面而言，“蒙古世界”所带来的利益，跟“罗马世界”曾经带来的好处是一样的；直到好望角和美洲被发现，这个世界才开始看到一个堪与马可·波罗时代相媲美的时代。
与这些利益相对立的，必定是蒙古人统治所带来的恶果。这样的恶果，在物质方面并没有那么严重，因为，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成吉思汗的孙子、伟大的忽必烈汗（他是数百年来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最好的统治者之一）已经恢复了他那位可怕的祖父所毁掉的一切。但从精神层面看，就好像在蒙古统治时期一股清泉在中国人的灵魂中被阻断了一样，这种伤害修复起来将会很缓慢。诚然，在蒙古人被赶走之后，新生的汉人王朝——明朝——在各个方面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以恢复到过去——把这段外族占领时期一笔勾销，让历史从它曾经延续到的那一点上重新开始，事实上，这个断点并不是在1260年，而是在907年。但是，因为它对传统的极其忠诚，因为它想在每件事情上复制过去，这个新生的王朝被一项没有生命的任务给束缚住了手脚。这才是蒙古人入侵在中国栽下的恶根。中国的有机体经受了如此剧烈的休克，如此疲劳虚弱，以至于暴风雨刚一过去，它就紧紧地、胆怯地退缩到了自身之内。中国，几百年来不知疲倦地喷涌了最为惊人的文学、艺术和哲学创造，如今，她除了复制陈旧老套的形式、从副本制造副本之外，再也不敢做任何事情了；她努力保持着对过去的忠诚，却背叛了她最伟大的传统。因为，中国过去的伟大，首先在于她复兴和更新的无穷力量，在于创造性的自发行为，这种创造力，依次产生过商代青铜器的辉煌、庄子的形而上学飞跃以及孟子的超人幻想。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中，我们很少找到这种生命活力的踪迹，相反，倒是发现了自信的缺乏，以及对外部世界的普遍不信任。一颗怯弱的心灵，自然也就远离了那些已经逝去的伟大时代。
【注释】
[1]原注：《马可·波罗游记》，拜内戴拖编辑，阿尔多·里奇翻译，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1931。
[2]原注：Kinsai在汉语里的意思是“都城”，现代普通话读作“京师”。
[3]孟德高维诺（John of Montecorvino,1247—1328），首位来华传教的圣方济各会士，也是北京总主教区的第一任大主教。
[4]马黎诺里（John of Marignolli,约1290—1357），意大利圣方济各会士，1238年受教皇派遣率50人起程来华，1342年到大都时只剩3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