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大宋王朝最后几位皇帝依然在风流儒雅的杭州城里陶醉于他们对美学和形而上学问题的热爱的时候，成吉思汗已经开始了对亚洲的征服。
成吉思汗1167年出生于外蒙古鄂嫩河与克鲁伦河的源头附近的一顶蒙古毡包里。当时的蒙古部落在亚洲各民族当中属于较落后的。无论他们的生活方式怎样——不管是北部西伯利亚森林中的猎人，还是从森林地带向南一直延伸到戈壁大漠的辽阔草原上的游牧民——他们全都依然处于半野蛮状态。他们的全部财富，像他们的祖先匈奴人一样，也是由他们的畜群所组成的，他们季节性地跟随自己的畜群到处迁徙，寻找草场和水洼。在酷热与严寒的糟糕气候里，他们过着悲惨的生活，当干旱使大草原上的牧草枯萎、让他们的畜群死去的时候，他们就面临着饿死的危险。他们对读书写字、城市生活和农业耕作一无所知；他们唯一的宗教就是萨满教，而景教已经在他们的邻居们（中部蒙古的克烈人、西部蒙古的乃蛮突厥人和内蒙古的汪古突厥人）当中传播，不过尚未渗透到他们当中。但是，这些幸运的游牧民，比起那些其财富让他们垂涎三尺的古老的文明帝国来，拥有令人生畏的军事优势。他们是出类拔萃的骑手和百发百中的弓箭手。13世纪的蒙古勇士们都是骑射手，他们总是出乎意料地出现，用箭洞穿敌人的身体，消失得无影无踪，然后，再一次在新的地方出现，乱箭齐发；如此反复，直到敌人筋疲力尽，在最后一击之下土崩瓦解。事实上，这支骑兵的灵活性很有欺骗性，使其看上去好像同时出现在每一个地方，这构成了他们对那个时期的其他大军的战略优势。此外，蒙古的猎人和骑手们在使用弓箭上的精湛技巧，在战斗中同样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从战术的观点看，相当于一种“隔山打牛”。
成吉思汗打得最艰苦的几场战役，对手是跟他争夺蒙古霸权的另外几个突厥－蒙古部落。到了1206年，他除掉了这些竞争对手，让自己成了整个地区的主人。然后，他挥师南下，直逼中原。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中国的领土被三个不同的政权不等地瓜分了。首先是女真人的金国，以北京（燕京）为首都，盘踞着华北，亦即黄河流域。在他们占据这些古老的中国行省的80年里，女真人已经变得非常汉化了。其次是汉人的大宋帝国，以杭州为首都，占据着华南，也就是长江盆地及南部沿海各省。最后，是跟吐蕃人颇有渊源的唐古特人，他们控制着鄂尔多斯、阿拉善和甘肃，也就是西北边陲，在那里建立了西夏国。这个民族也正在逐步汉化。
成吉思汗通过进攻西夏开始了他对中国的征服，几场战役之后，迫使唐古特人承认了他的宗主权（1209年）。然后，他掉转兵力，挥师中原，并在1211年尝试着突破长城，打通从热河与宣化方向通往北京的通路。女真人尽管吸收了华夏文明，但并没丢掉从他们的通古斯人祖先那里继承来的军事才能。《秘史》中的那位蒙古吟游诗人，最早把他们视为勇猛之士和英勇的对手而举手致敬。战斗空前惨烈。9年过去了，从张家口到北京的旅行者们沿途通常能够很容易由散落在周围的白骨堆辨认出昔日的战场。有些目击者还讲到过地面上堆起的腐尸，讲到过由这些腐败物所引发的疫病。
蒙古大军完全由骑兵所组成，依然对如何实施攻城一无所知，他们被长城的堡垒所阻，在进入北京之前，一直逗留在宣化与热河地区将近两年（1211—1212）。1213年，成吉思汗终于强行入关，以三路大军进犯河北与山西。他进入了今日山东的心脏地带，攻城略地，洗劫一空，但他没能攻克北京，只好继续封锁这座城市。在休战期间，金国的国王——马可·波罗笔下的“金王”——放弃了继续固守都城的希望，把朝廷的驻地迁到了黄河南岸的开封（1214年6月）。成吉思汗利用这一事件重启战端。1215年5月，他的将士们进入了北京（中都），在屠城之后，放了一把大火把它夷为平地。破坏整整持续了一个月，而且是如此彻底，以至于45年之后，当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希望把这座城市作为首都的时候，他不得不重建整座城市。
这次毁城行为，显示了蒙古人跟其他领先于他们的蛮族比较起来有多么落后。契丹人在963年，女真人在1122年，都曾控制过北京，但他们非但没有毁掉这座古城，反而在不久之后就把它作为自己的首都：在经过尽可能小的流血之后，从前朝的手里接管了它。这是因为契丹人和女真人已经对中华文明有某种程度的熟悉，他们也乐于吸收这种文明。而另一方面，蒙古人依然是个野蛮民族，他们对征服中国的态度，有点类似于印第安苏人部落对北美农庄的袭扰。他们只懂得游牧的生活方式，对于在大城市中生活需要什么，对于如何利用它巩固自己的征服，他们全无概念。他们根本就没有认识到，把那些日后将成为自己财产的东西保全下来有着怎样的优势。北京平原上富庶的农业土地，把财富呈现在了他们的面前，但他们摧毁了那里的一切，这并非出于邪恶，而是因为他们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成吉思汗的个人品格与蒙古大军的行为之间存在着一种奇怪的反差。根据可资利用的最可靠的证据，这位蒙古征服者似乎一直是位明君：冷静稳健，富于克制力和良好的判断力，在公平和道德上考虑周全，是一个能够公正对待勇敢敌人的人，但他痛恨叛国者。然而，他并没有远离原始的野性，除了普遍的恐怖之外，想不到借助任何其他手段来制伏被征服的民族。对他来说，就像对他所有的追随者一样，人命的价值是微不足道的。像北方大草原上所有的游牧民一样，他对定居民族也一无所知——诸如城市生活、土地耕作之类的习惯——事实上，对藏在他土生土长的大草原的地平线后面的任何事情都一无所知。在这些局限性之内（这都是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造成的），他是个天生的组织者，乐于听取文明人的忠告，由于智力超群，他拥有文明的天性。
在攻陷北京（中都）时所抓获的战俘中，成吉思汗挑出了一位名叫耶律楚材的杰出人物，此人是契丹王室的后裔，这些鞑靼人一百年前统治着北京，几乎完全汉化了。像许多契丹人一样，耶律楚材对汉文化也有透彻的了解。他还是个政治家，在金国的政府部门担任过重要职位。耶律楚材的仪表给成吉思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身长八尺，美髯宏声。”[1]成吉思汗问他，既然金国的创立者们曾经灭掉了从前的契丹国，他又为何如此长时间地为金国效力，并说：“辽、金世仇，朕为汝雪之。”耶律楚材回答道：“臣父祖尝委质事之，既为之臣，敢仇君耶！”这位蒙古征服者很赏识这种对王朝的忠诚，哪怕是在敌人当中，这个答复让他格外喜欢。他把耶律楚材收归到自己的帐下，很快就让他成为最受敬重的顾问之一。耶律楚材为了一些良好的目的而利用了自己的影响力，在接下来的战役中，当蒙古的首领们在搜刮人口财物的时候，“楚材独收遗书及大黄药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黄辄愈”。
退缩到都城开封附近的金国，如今只剩下河南及陕西的几个地区。但对成吉思汗来说，中国的事情已经不怎么上心了，从这时起，他开始把目光转向了西方。1219年，他率领蒙古大军的主力，动身前去征服突厥斯坦和波斯东部，一直到1224—1225年间的寒冬时节才回到蒙古。在此期间，与金国之间的争斗依然在不紧不慢地继续着，成吉思汗留在大本营里的将领们，只有一支兵力大减的军队可供调遣。战争演变为拉锯战，要塞频繁易手，因为蒙古骑兵只满足于洗劫城市，从未实现过任何有效的占领。
成吉思汗最后的战役再一次把中国当做了战场。这一次针对的不是金国，而是甘肃境内唐古特人的王国——西夏，它因为拒绝增援而冒犯了这位征服者。成吉思汗在1226年开始了这场战役，并顽强地参与了战斗，尽管因为落马而导致的严重内伤时时发作。为了一劳永逸地结束唐古特人的抵抗，蒙古的将领们建议采取斩尽杀绝的手段。他们对成吉思汗声称：“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正是耶律楚材阻止了这个建议被采纳。他说：“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他的观点得到了支持，成吉思汗委托他以此为基础编订一套税制。
正当蒙古大军围攻唐古特人的都城宁夏的时候，伤病越来越严重的成吉思汗迁到了平凉西北方的甘肃山区，为的是躲避酷暑。1227年8月18日，成吉思汗死在了那里。几天之后，宁夏守军开城投降。遵照他的遗愿，全城的人被屠杀殆尽。唐古特人的整个王国——甘肃、阿拉善和鄂尔多斯——被蒙古帝国所吞并。
成吉思汗的第三个儿子窝阔台继承了蒙古帝国可汗的位置（1229—1241年在位）。窝阔台是个真正的蒙古人，粗野残忍、简单率直、天性快活、爽快宽容，对随从们极其慷慨，然而同时又决不缺乏智慧甚至精明。他继续居住在蒙古，在哈拉和林修建了永久性的都城。他的顾问、已经汉化了的契丹人耶律楚材，支持了他的这一方针。他对窝阔台说：“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耶律楚材努力把蒙古人的军事帝国和汉人的行政帝国结合起来。他设法建立了一套常规预算，蒙古人上缴他们十分之一的牲畜作为税捐，而他们的汉人臣民则用银钱、丝绸和谷物缴纳户税。为了这个目的，当时依然遭受任意劫掠的华北被征服地区被划分为10个常规地区，由蒙古官员和汉人儒士共同管理，同时他还把行政事务交给许多归顺蒙古人的汉人。
然而，蒙古人的征服绝没有就此停止。在中原，当金人表现出非凡活力的时候，一场新的努力势在必行：这个国家不仅保持了其河南大本营的完好无损，而且，在成吉思汗去世之后，它还在邻近省份开展了反袭击。为了结束这种抵抗，蒙古人制订了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大可汗窝阔台率领军队的大部离开了山西，从北边向河南发起进攻。与此同时，他的弟弟拖雷则率领一队骑兵，向西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侧翼移动，穿过了陕西南部，突然出现在河南南部，就这样抄了金军的后路。在这最后的搏杀中，金人勇敢地战斗到了最后，他们的英雄气概让蒙古的将领们不得不由衷地赞佩——他们完全有资格对勇气作出公正的评价。金国的将领们宁愿断肢残臂，也不愿向征服者屈服。但到最后，他们被团团包围，全军覆没。1233年5月，他们的都城开封被蒙古将领、波斯和俄罗斯的征服者速不台所攻陷。速不台打算像成吉思汗毁掉北京城一样把开封城摧毁，但耶律楚材从中插了一杠子，窝阔台很清楚他的谏诤的意思：“你莫非又要为百姓而悲叹？”他这样对耶律楚材说。不过，大可汗尽管很不满，但还是再一次听从了这位顾问的忠告，下令赦免开封城——蒙古的将士们以他们令人敬佩的纪律性严格执行了这道命令。而早在开封城陷落之前，金国的末代君主就已经弃城而去，逃到了汝宁（蔡州）要塞附近避难，但当他看到蒙古人出现在最后堡垒的城墙之外的时候，他选择了自杀，而不愿意活着落入敌手。整个战役从1233年1月31日一直持续到了1234年3月2日。
从前金国的全部领土，以及整个华北，如今全都落入了蒙古人的手里，他们成了大宋帝国的直接邻居。
在金人与蒙古人交战期间，杭州城的大宋朝廷与后者缔结了联盟，希望能够分得一份战利品。在金国被击溃之后，大可汗窝阔台事实上已经把河南南部的几个地区移交给了汉人。南宋的统治者们本该为获得强大的蒙古人的善意而暗自庆幸，但他们非但没有这样，反而声称自己从这次联合行动中得到的回报少得可怜，在彻头彻尾的愚蠢中，他们为获得河南的其余地区而竭力与胜利者展开竞争。结果并没有拖得太久，1236年，三路蒙古大军进犯大宋帝国，扫荡了四川与湖北。
然而，这还只是一次试探性的远征，军事行动很快就慢了下来。在人口密集的华中与华南，被如此众多的河流与山川所分割，在这样一个湖泊与稻田星罗棋布的地带，有着如此众多的中心城市，战争只能是围攻战，在这样的战斗中，来自大草原的骑手们依然发现自己处在格格不入的环境中。对华北的征服，早在成吉思汗及其追随者出现之前，就已经实现过，从4世纪和5世纪的匈奴人与拓跋人，到1126年的女真人。然而没有人在征服华南时取得过成功。要征服南方，就必须以汉人的方式发动战争，使用大队的汉人步兵分队，以及由中外技师所操纵的攻城器械的炮兵部队。1224年，大可汗窝阔台的死，中止了蒙古人与汉人之间的对抗。
在窝阔台的第二位继任者、大可汗蒙哥的统治下，战争再一次开始了，蒙哥可汗从1251年至1259年统治着蒙古帝国。蒙哥是一位精力充沛的领袖，一个严厉但公正的行政官，一个严酷但聪明的政治家，还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勇士。他对纯粹的袭击或劫掠不再感兴趣，而是把目标对准了对这个国家的全面征服，他决心要把对宋朝的战争打到底。1251年，他的第一步行动就是任命他的弟弟忽必烈为河南总督。这是一次幸运的选择，因为，对华夏文明表现出了浓厚兴趣的忽必烈，致力于恢复这一地区的农业，战争期间这里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他给农民分发种子和农具，让汉人军队从事农业劳作。对大宋帝国的决定性的军事行动开始于1258年。在忽必烈由武昌发动对长江中游地区的攻击的同时，蒙哥打进了四川，为的是从西南方向侧翼包围华南。但在这场战役中，蒙哥死于一场疫病，时在1259年8月11日。
大可汗蒙哥的死，让他的弟弟忽必烈成为了新的领袖。
【注释】
[1]《元史·耶律楚材传》卷一百四十六，后面几个段落中的引文均出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