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汉王朝统治下所享受的长治久安，给这个国家带来了空前的财富，这一时期的艺术可以为此作证。
汉代中国的艺术，对我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味，因为它代表了早期艺术发展的巅峰，这个时候正好就在佛教引入的外来影响彻底颠覆传统标准之前。
我们已经描述过古代中国青铜器发展的主要阶段。首先是商代青铜器，这一时期有着惊人的创造活力，有着生气蓬勃的力量、自发性和多样性的主题，这在此后任何年代都是无可匹敌的。接下来是周朝初期，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形态笨重，装饰贫乏。最后是战国时期和秦代青铜器，这是一个创造活力复兴的时期，其装饰因为明快的节奏而显得生气勃勃。随着汉代的到来，形态被大幅度地简化，以至于这个时期的青铜器尽管线条很纯净，但有时候带有希腊花瓶的那种节制。在它们的装饰中（在这些青铜器上，除了带环把的饕餮之外，装饰并没有被完全禁止），战国青铜器的繁复被同样引人注目的简朴所取代。所有过度的装饰（这在某些古代青铜器中发挥到了极致）全都消失不见了。从这以后，主题的典雅精致便潜藏在“装饰的对称，对线条和符号的巧妙使用，以及圆雕中模型的节制”。浮雕中的装饰，常常被雕刻的图案或镶嵌的绿宝石、孔雀石或金银所取代。“借助这种方式实现了非凡的装饰效果，要么是几何图案，要么因为或真或幻的场景而生气饱满：妖怪的形象，跳舞的鬼神，以及打猎或战争的场景，全都因为它们惊人的活力而令人称奇。”在汉代的带扣上（另外一些则无疑是来自战国时期），也发现了类似的宝石和贵重金属镶嵌，正如我们已经指出过的那样，衣物的装饰有匈奴的起源。在汉代中国得到广泛发展的镶嵌工艺，也许是从希腊－意大利世界引入的，这也并不是不可能。
铜镜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和汉代，并迅速传遍全国。这些镜子，与其说是为了实用，不如说是为了某种神秘的目的，它们都带有这两个时期的装饰特征。汉代的铜镜同样显示了在青铜器上所发现的那种几何的简朴，这种简朴丝毫没有减损道教徒们归因于镜子的那种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
我们在汉代镶饰青铜器上所发现的隔行交错的旋涡形和螺旋形装饰，也被用于同一时期的漆器，这种漆器，不仅在中原发现过，而且在朝鲜的汉人墓葬中、在诺彦乌拉（蒙古的库伦附近）的匈奴人墓葬中以及贝格拉姆城（阿富汗的喀布尔附近），也都发现过。
从河南和山东所发现的一些小墓室中出土的石雕和浅浮雕，大概是工匠们用凿子仿照早已消失的宫殿壁画复制下来的。这是一种线条和绘画的艺术，画面上的战车队列或舞蹈的神魔鬼怪都充满了速度和动感。这种艺术有着双重的意味，它一方面在贵族生活和军旅生活的场景中努力按照汉代知识分子的想象重构远古时期的历史，另一方面又在幻想的场景中再现了因为被官方儒教所摒弃而实际上已经消失了的神话，这样的神话如果不是残存在道教传说当中的话，我们恐怕知道得更少。我们有机会看到，新道教在汉代末期所发挥的影响，以及它在关乎王朝崩溃的宗教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河南和山东的墓葬浮雕，有助于我们理解这股潜流，它逐步侵蚀着那个时代表面上稳定的儒家社会的基础。
四川出土的墓柱雕刻，特别是著名的“神柱”，水平更高，在风格上更接近希腊－罗马的古典风格。不管怎样，这些都是艺术家的作品，而并不纯粹是工匠之作。顺便提一下，请注意某些汉代的浮雕，比如陕西的那些描绘狮子（中国并没有发现过狮子）的浮雕，看上去启发其灵感的原型即使不纯粹是波斯的（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至少也是希腊－波斯的。这完全可能是丝绸之路的影响的一个例子。
圆雕，似乎在商代大理石雕之后就已经从中国消失了，在战国时期又以青铜器顶盖上的龙和动物（比如老虎和公牛）的形式重新出现。这些形象的朴素现实主义在汉代又得到了发展。圆雕不再仅仅作为装饰图案而被使用，而是本身就被当做目的看待。出现了大量赤陶墓葬小雕像，包括人、动物和神话形象。这里，像在古埃及一样，我们看到了活物的替代品，它们使得死者能够继续他们常态的日常生活。这些小雕像，尤其是动物塑像，其主要品质还是朴素而生动的现实主义，没有过度发达的肌肉，而且充满了动感。
汉代艺术尚未感觉到佛教的影响，同时，其某些技巧依然保留着跟草原动物艺术的联系，就像战国早期的情形一样。我们已经指出过，这种草原艺术的特征，以用作装备和马具的小青铜物品——带扣、扣环和饰板等——为代表，装饰着程式化的斗兽图案，多少有些纠缠在一起，常常被置于不对称的相反方向。我们还看到，尽管依据时间地点的不同而存在许许多多的变化，但草原艺术，一直从南俄罗斯的斯基台－萨尔马提亚人的领地，延伸到鄂尔多斯和外蒙古的匈奴人的领土。在俄罗斯阿尔泰山的巴泽雷克进行的考古发掘显示出这一艺术的连续性；出自公元1世纪初叶的物品，斯基台－萨尔马提亚人的与匈奴人的在数量上不相上下。外蒙古库伦附近的诺彦乌拉古墓（鉴定年代为公元初年），甚至更重要。在这座匈奴酋长的墓葬中，人们发现并排放置着一件中国漆器，一些中国丝绸，以及一件华丽的毛织地毯，以纯粹的草原风格刺绣着斗兽，这是两种文明相互交融的明证。作为进一步的证据，巴黎的塞努奇博物馆里有一件汉代青铜器，主题表现的是草原动物之间的一场战斗，却是按照纯粹的中国方式处理的。我们已经看到，公元1世纪汉王朝是如何建立了一个匈奴区作为蛮族同盟者和鄂尔多斯边境的守卫者。在鄂尔多斯边境地区，中原艺术与草原艺术之间的融合一直延续到了成吉思汗时期。
这些匈奴同盟国在长城脚下的建立，显示了对中原强盛的信心。这种信任没有放错地方。直到公元4世纪，鄂尔多斯的匈奴人都被证明是一些很听话的外援。与此同时，大约在公元150年，上蒙古（鄂尔浑盆地）的蒙古人丢掉了他们对东部蒙古的霸权，这种霸权转移给了另外的游牧民族——兴安岭北部的土著民族鲜卑，他们看来应该是历史上蒙古人的祖先[1]。像每一个新兴的游牧部落一样，鲜卑自然也不断攻击中华帝国的边境，这些攻击在公元2世纪的整个下半叶断断续续地屡次发生，特别是在今日满洲的南部，但每一次都被击退了。跟罗马帝国不同，汉帝国从不屈服于侵略。它的衰落，应该是内部危机的结果，这些危机既有政治危机，也包括社会危机和知识危机。
从纯粹的政治观点看，在公元25年复辟之后似乎获得了新鲜活力的大汉王朝，很快就故态复萌，沦入了衰落甚至退化。皇子们总是在垂髫之年登上皇位，因生活上过度放纵而在青春年华就一命呜呼。在宫廷生活矫揉造作的氛围中，奸党的势力日益强大，太后、嫔妃和宦官的影响占了上风。而正当中央的权力日渐衰微之时，儒家文人却通过为帝国和社会提供官方教条来巩固其基础。公元79年，一个由学者所组成的委员会编定了孔子及其学派的著作的权威版本，打那以后，这个版本就有了经典的权威。从前，儒家典籍的原文与解释在不同的“书”和不同的老师那里都有所不同。175年至183年之间，为了让这个版本永远流传下去，经典原文被刻在一系列石板上，从这些石板上摹拓下来的拓片，便是印刷技术的肇始——事实上中国的印刷术必定有着类似的起源[2]。儒家经文作为权威教条的确立，导致了儒士作为一个组织化阶层的确立。作为官方信条受托管理人的强烈意识，他们倾向于成为一个官方团体——国家的领导团体——并企图稳固他们在朝廷中的权力。他们起来反对以宦官为代表的奸党，在经过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之后，他们暂时被击败了。175年至179年间，他们当中有几个人为了竭力阻止汉王朝的衰落而送了命。
大约就在同一时期，一些道家学派开始组建成组织化的“教会”[3]。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道教起源于一些由巫师们所组成的古老学派，尽管它的形而上学高深莫测，但它从来就没有脱离过巫术。直到这一时期，道教一直局限于先觉者们的小圈子中。到了汉代晚期，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社会危机，农民阶级日益贫困，道教才有了大量的信奉者。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危机的早期表现，这也正是王莽改革致力于解决的问题，而自从王莽失败以来，这一危机就持续增长。马伯乐说：“汉代的农业社会，由上层的富裕地主（主要是官员或官员的后代）和下层的无地农民或小地主所组成，后者当中，最幸运的人耕种着分配的乡村土地，而其他人则被迫背井离乡，成为士兵或盗匪，作为农业劳动者受雇于人，或者成为大地主的佃户。但极少数人例外，他们决无可能成功地逃离贫困。”
时代青睐于政治鼓动者。在四川和汉水上游，一个姓张的道教术士家族组织了一个秘密社团，在公元2世纪下半叶的政治角逐中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4]。张（角）显奇迹、治病患、赦罪错，从玩忽职守的地方当局那里接管诸如修桥补路、赈灾济贫之类的公共事务，从而赢得了公众的感激。不出几年的时间，他就赢得了数十万追随者，他把这些人武装起来，组成了许多军事小分队，置于正规将领的指挥之下，以黄巾作为辨别标志。接着，他们宣布，根据星宿的组合，公元184年相当于一个新的太平盛世的开端。
一声令下，河北南部、山东毗邻地区和淮河流域同时爆发了叛乱。当局被惊呆了，各地纷纷陷落。朝廷不得不征募大量的军队以收复这个国家。当黄巾军被赶出山东的时候，他们重新集结在汉水流域，只有当他们最后的堡垒南阳（河南西南）被攻克的时候，叛乱才得以平定。所有能够找出来的造反农民全都被残酷地处死。不过，在经历这样的大恐怖之后，人民的困苦越来越深了。诗人王粲（117年—217年）[5]描绘了那些兵荒马乱的可怕岁月里的一幅令人肝肠寸断的图景：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注释】
[1]原注：西伯利亚（俄语Sibir）这个名字可以追溯到鲜卑或锡伯。
[2]原注：在这些最早的文字雕刻中，字被正着刻进石头里，这样一来，在摹拓的时候，文字就以白色出现在黑的背景上，而且是反着的。“真正”意义上的雕版，最早并不是出现在碑铭上，而是出现在印章上（从公元6世纪早期开始），当时，文字被反着雕成浮雕，印制的时候，文字就以黑色或红色出现在白色的背景上。
[3]原注：原始道教的基础，乃是建立在一些小的并且无疑高度排外的会徒教派之上，因为道教体系的创立者们毫不关心任何种类的普及性讲道。正是模仿佛教（尽管他们一直在苦苦地与佛教作斗争），汉代晚期的新道教徒们才想到要组成一种专注于传道和政治社会问题的教会组织。
[4]原注：一位12世纪的作家洪迈把中国革命的规律概括为：“自古以来，盗之显弭，端赖于水旱饥荒。民为饥寒所驱，啸聚山林，恣意劫掠。……当是时也，必有操巫术之徒，妖言惑众，伺机谋反，其为害之烈，不可测也。”译注：此段引文未查找到出处，姑以意译之。
[5]原书此处有误，王粲的实际生卒年为177年至217年。后文所引诗为王粲《七哀诗》的第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