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王朝复辟了。幸运的刘秀如今当上了皇帝（光武帝），在他的统治时期（公元25年至57年），他花了32年的时间来修复战争给他的国家所带来的满目疮痍，重新建立了中国在东亚的霸权。
在天下大乱的那些多事之秋，中国自然而然地丢掉了其大部分外国属地。革命是有传染性的，某些依然保持忠诚的领地，在动乱岁月里也成了迟来的反叛的中心。印度支那的安南国，就正是这样的情形，在那一时期，安南国仅仅只包括东京湾和顺化以北的安南。现代安南的南部和中部各省，当时还处在马来－波利尼西亚人的控制之下。而且事实上，安南人只占据了东京湾三角洲和北部安南狭窄的沿海地带，因为安南人本质上是这一海岸的稻田耕种者——这种生活方式把他们跟同一种族的邻居芒族人区别开来，后者则是生活在内陆森林地区的猎人。共同的生活方式使得安南人与汉人的关系更近一层。大约在公元前110年的时候，中国人统治了这个国家，而后者也温顺地承认了这种宗主权。清化的墓葬群中，在同样的地点，既发现了原始安南人的“印度尼西亚”器具，也找到了纯粹的汉人物品。然而，公元40年，作为一系列中国管理失误的结果，安南人在两位后来在当地传说中非常著名的女英雄的激励下，摆脱掉了中国人的统治。光武帝把平定叛乱的任务交给了久经沙场的将领马援，他在印度支那海岸（这是当时中国航海家到达过的最远点）所创下的辉煌业绩，为他赢得了“伏波将军”头衔。公元42年，马援进入东京湾，次年初就平定了安南人的叛乱。据传说，广南（土伦地区）的那根铜柱就是他竖立起来的，以标志中国领土与安南那些化外之地之间的边界。
公元45年，蒙古的匈奴人以及另外的突厥－蒙古人的游牧部落把游牧生活带到了更远的东方，直逼大兴安岭，为了击退这些游牧民，马援从印度支那出发，奔赴帝国的另一端。不久之后，匈奴人内部出现了分裂。公元46年，上亚细亚出现了一场大范围的干旱，以至于三年时间里大草原寸草不生，成了名副其实的不毛之地，半数畜群甚至还有一些牧民因为饥饿而死去。就像匈奴人中间一直以来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内部分歧紧接着干旱旋踵而至。公元48年，内蒙古的游牧民起来反抗统治着外蒙古鄂尔浑河上游地区的首领，因而承认了中原的宗主权。他们沿着鄂尔多斯河套的边境建立了同盟国，守卫着中国的长城和黄河的那一部分。只要汉人能够维持他们的霸权，这些匈奴同盟者就一直保持着对汉人的忠诚，而这种霸权保持了200余年。到光武帝死的时候，汉人的霸权就这样在远东恢复了。他的霸业留给了他的儿子明帝（公元57年—75年），才通过在中亚的保护国而得以完成。在他的统治时期，汉人一直在努力最终解决塔里木盆地的问题。
像中亚的其他地方一样，塔里木盆地也是一个内陆水系地区。从天山和帕米尔高原奔流而下的水道，大多数在汇入塔里木主河道之前就逐渐消失了，而塔里木河，当它自己消失在罗布泊的盐碱沼泽里的时候，也几乎干涸了。但塔里木盆地却主要由一片堪与华北黄土相媲美的富饶土地所组成，因此，在那片可以灌溉的土地上，农业耕作者和果园栽培者可以不费力气地得到丰厚的回报。事实上，这跟尼罗河或幼发拉底河在干涸的过程中流经美索不达米亚的情形是一样的。从塔里木河两岸向后，生活的富庶程度缓慢衰退，只有沿着环绕塔里木盆地的两个半圆形山脉才能维持生存；北边有天山拱卫，南边被帕米尔高原和阿尔金山所环抱。那里，山坡上依然有活水向下流淌，一串绿洲形成了农业耕作最后的庇护所。这些绿洲，在东边跟罗布泊以西的疏勒（喀什噶尔）遥遥相对；在北边——从疏勒往东——是龟兹（库车）和焉耆，吐鲁番就是由此向东北方向延伸；在南边——又是从疏勒开始——是莎车、于阗（和田）、尼雅和米兰，最后一块绿洲靠近罗布泊。
这些绿洲的主要意义就潜藏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它们组成了沙漠商队的两条主要路线，一端是中国，另一端则是印度、波斯和地中海世界。它们是远东和西方之间不可或缺的交流媒介。此外，这些绿洲一直被精耕细作，灌溉作业把它们变成了花园之城，这里盛产玉米、小麦、甜瓜、西瓜、苹果、杏子、石榴和葡萄。在这些绿洲上耕耘劳作的农民，不同于他们周围的阿尔泰游牧民（尽管他们眼下都说突厥语），反而更像西亚的农业人口。即使在今天，他们的身体外貌也不是蒙古人的，而是非常类似于高加索人的伊朗变种。探险家李默德[1]描述他们有着“浓密的黑色头发和胡须，在没有经过风吹日晒的时候，他们的皮肤呈白皙的玫瑰色，他们长卵形的脸蛋上长着精致、突出、常常还笔直的鼻子，褐色的眼睛一点也不歪斜”。古代和中世纪早期的中国旅行家也给我们留下了类似的画像。
这一地区的考古发掘进一步凿实了这一人种史学的证词，并表明，直到公元9世纪，吐鲁番、焉耆和疏勒等地的人，说的并不是突厥语，而是纯粹的印欧语言，跟伊朗语、梵语和欧洲语言很接近。
塔里木盆地的这些绿洲，其对于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主要通道的重要性，不可能不吸引远东和上亚细亚的两个军事强国的注意。来自杭爱山脉的匈奴人，和来自甘肃边陲的汉人，全都眼睁睁地盯着这两条沙漠商队的路线，全都声称自己有权控制它们。大约在公元前100年，前汉王朝统治之下的中原就已经成为吐鲁番盆地的那些小国的宗主国。但是，在公元纪元的头25年里，汉人的内战却让他们在那里丢掉了大量的地盘，就像在别的地方一样。
后汉朝廷幸运地拥有一群杰出的军事将领以收复这一地区，“开西域”。公元73年，汉朝的两位将领窦固和耿秉（骠骑将军），率领一支预备远征军进入蒙古，把北部匈奴人赶得仓皇逃窜。为了堵住他们的通道，汉朝军队在戈壁西部的心脏——哈密绿洲——建立了一块屯垦移民地。公元74年，窦固和耿秉对吐鲁番绿洲发动了一场进攻。匈奴王“走出门，脱帽抱马足降”。[2]
这些汉人将领中，最大胆的是一位名叫班超的骑兵将军。他出生于名门望族，他的哥哥和妹妹——后者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才女之一——前者是《前汉书》的作者。而班超则更喜欢戎马建功，而非文字传世，尤其喜欢西部的冒险生活。他还认为“不入虎穴，不得虎子”。[3]有一次，班超受命率领一支小分队去罗布泊地区打探消息，他从当地国王不甚友好的姿态中推测到对方已被匈奴的使节争取过去了。在遇到一位当地人的时候，他突然发问：“匈奴使来数日，今安在乎？”对方惊慌失措，将全部实情和盘托出。班超随即把手下的军官们聚到一起，“与共饮，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与我俱在绝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贵。今虏使到裁数日，而王广礼敬即废；如令鄯善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为之奈何？’官属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众人认为，在采取行动之前要取得随军从事的许可，班超愤怒地拒绝了：“吉凶决于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最后说服了他们。夜幕降临，狂风大作。“超令十人持鼓藏虏舍后，约曰：‘见火然，皆当鸣鼓大呼。’余人悉持兵弩夹门而伏，超乃顺风纵火，前后鼓噪。虏众惊乱，超手格杀三人，吏兵斩其使及从士三十余级，余众百许人悉烧死。”完事后，班超把鄯善国王召到自己面前，一言不发地向国王展示了匈奴使节的首级。这位正打算出卖他们的国王，乖乖地重新对汉朝俯首称臣。
在塔里木盆地的南边，于阗的国王也正在洗耳恭听匈奴使节的说辞。这一事件同样很严重，因为，罗布泊能够阻截沙漠商队的到达，而与此同时，于阗却控制着整个南部通道。班超受到这一变节行为的警告，出人意料地到达了于阗。于阗国王对他不够尊重，因为一位跟匈奴人勾结的本地巫师煽动他反对汉人。这位王室巫师声称：“神怒何故欲向汉？汉使有马，急求取以祠我。”国王被这个消息给吓着了，于是冒昧地向班超求马。班超假装答应了，条件是要那位巫师亲自去取。巫师刚到，班超就把他的脑袋砍了下来，送给了国王。后者屈服了，乖乖地交出了匈奴的使者。
公元75年，塔里木地区爆发了一场反对汉人保护国的普遍叛乱。班超被困疏勒，而另外几位汉将则被封锁在吐鲁番附近。他们粮尽草乏，不得不用器械装备上的皮革果腹，但他们坚持到了最后。在此期间，汉朝廷被这些持续不断的战争给吓坏了。明帝刚好在这段时间去世，他的儿子章帝继位（公元75年），是年，章帝只有20岁。朝廷颁诏，下令撤出塔里木地区。班超装出服从的样子，或者至少是撤到了于阗；然后，他改变了主意，不顾收到的命令，从容不迫地掉转方向，重新在疏勒站稳了脚跟，把所有在这段时间里表现出背叛的人全都斩了首。与此同时，来自甘肃的汉朝军团也正在从匈奴人的手里收复吐鲁番地区。“斩首三千八百级，获生口三千余人，驼驴马牛羊三万七千头，北虏惊走。”[4]
在给新皇帝的一篇上疏中，班超极力把朝廷的畏怯姿态与自己在西域的方法策略协调起来。这位汉人英雄指出，那些被文人们指责为劳民伤财的远距离作战，其实是一项富有远见的防卫政策。这个问题事实上就是保护中原免遭匈奴人周期性的攻击：“取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而他的方法才是货真价实的殖民政策：“以夷狄攻夷狄。”事实上，仅凭强迫新近征服的每个绿洲提供兵力，他就能够实现对塔里木地区的征服，这些兵力被他用来对付仍在反抗的其他几个绿洲。在他的军队中，除了少数冒险家和那些打算在变故频仍的戎马生涯中找回荣誉的流放犯之外，纯粹的汉人因素可以忽略不计。他们全都生活在免遭匈奴人攻击的保护地之外。他对皇帝解释说：“莎车、疏勒（喀什噶尔）田地肥广，草牧饶衍，不比敦煌、鄯善闲也，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他明智地把这一地区（这里因接近帕米尔高原和内陆森林而保持着郁郁葱葱）与从罗布泊一直延伸到敦煌的那些多石盐质黏土沙漠进行了对比。
所有这些殖民政策，全都是建立在对当地人心理状态的认识的基础上。在这场比赛中，班超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手。公元87年，最近在叛乱中脱颖而出的疏勒国王假装降顺，并请求召见。国王领着一支精干强悍的骑兵小分队到达了，计划发动一场奇袭。而班超这方面，则假装相信客人的善意，设宴款待他。酒酣耳热之际，班超抓住了国王，砍掉了他的脑袋。就在同一瞬间，汉朝军队露出真实面目，攻击了敌人的骑兵队，把他们全给杀了。公元88年，在莎车，班超不得不依靠一支在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军队（既有汉人，也有于阗的援军），他伪装在夜间撤退，然后通过一次强行军掉头返回，在黎明时分向莎车人发起进攻，斩首5000余人，迫使莎车城降顺。
对北方的蒙古，汉朝将领们的意图（或者说是与班超竞争的好胜心）也同样坚决。公元91年，汉朝军队直捣匈奴的心脏，大概一直到了鄂尔浑河的两岸，俘获了匈奴酋长的全家。在塔里木地区，龟兹大绿洲已经完全没有希望得到来自匈奴人的更多帮助，于公元90年投降。只剩下焉耆仍在反抗。公元94年，班超率领一支来自龟兹和罗布泊的援军部队，向反叛者的城市进军。当地人砍断了裕勒都斯河上的桥梁，但一切都是白费力气，班超涉过了这条齐腰深的小河，出现在焉耆城前的沼泽地里。有些焉耆人得以逃过了博斯腾湖，但剩下的人全都被迫投降。焉耆国王被斩首，行刑地点就在他当年杀汉人都护的地方。班超“纵兵钞掠，斩首五千余级，获生口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朝廷授班超西域都护，封定远侯，这位汉人征服者成了中亚事实上的总督。他“逾葱领（即帕米尔高原），迄县度（悬渡），出入二十二年，莫不宾从”。也就是说，一直到了波斯和印度的门户。
在印度和阿富汗的方向，是印度－斯基台人的王国，我们稍后将有机会更充分地谈到这个民族，因为佛教正是通过他们传到中国的。波斯是安息王朝帕提亚人的，由于班超的征服，他们与中国人之间，即使没有实际接触，至少是建立起了商业上的联系，同时，他们还在幼发拉底河与罗马帝国接壤。帕提亚人是今日伊拉克和伊朗的大部分地区的主人，毋庸置疑，河中与印度－斯基台人的阿富汗把帕提亚人跟中国人的征服隔离开了。然而，就在罗马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威胁着他们的同时，中国军队的进军步伐，似乎也正从帕米尔高原的山坡上隆隆逼近。公元94年，帕提亚人“借助一连串的翻译”，认识到审慎的做法是：派遣一位使节携带礼品去大汉朝廷，这些礼品可能被描述为贡品。97年，班超委托他的一位助手（名叫甘英），去跟这些帕提亚人以及更远的罗马帝国建立正式的关系。
中国人已经知道了罗马帝国，并冠以“大秦”[5]这个名字。他们甚至知道东罗马帝国的一些都城的名字：安提阿被翻译为“轩都”，亚历山大城被翻译为“安都”[6]。如果班超的特使成功到达了罗马帝国的话，那应该是在图拉真皇帝登上皇位的时候。图拉真的统治时期（98年—117年）标志着罗马帝国在亚洲扩张的巅峰，在一场令人难忘的战役中（114年），他作为征服者进入了帕提亚人的都城泰西封。你不妨想象一下，中国军团与罗马军团之间为了中亚的联合宗主权而结成同盟，或者换一种更谦虚的说法，为了在图拉真的罗马人、印度－斯基台人和班超的那些能征善战的军队之间达成一连串的协定。这不过是徒然的美梦。因为中国特使甘英在见到帕提亚人之后，听由他们劝阻自己不要向罗马边境推进。这似乎足以表明：帕提亚人是多么害怕罗马与中国之间可能达成的谅解。
公元102年，班超退役。他满载着荣誉回到了首都洛阳，但29年的戎马生涯耗尽了他的生命，几个月之后，班超去世。在他死后，他的伟大事业不可避免地遭受了新的挫折。他在塔里木地区的继任者们，就内在本质而言都是一些诚实正直的戍边将领，但他们对殖民地的环境一无所知。在生前，班超已经警告过他们：“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结果，公元106年，塔里木地区爆发了一场普遍的反叛。
中国朝廷再一次变得沮丧气馁。儒士们又有机会拿出他们古老的和平主义理论，要求放弃保护国。基调总是一成不变，在古圣先王的时代——这在中国文人的说辞里总是被描绘为黄金时代——中国并没有外国领土：“局限在其固有的边界之内，人民安居乐业。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坚持供养这些遥远的戍军呢？耗费甚巨，而且也证明无力阻止周期性的叛乱。”在御前会议上，当班超的儿子班勇请求发言时，儒士们的观点正要占上风。班勇说：“今通西域则虏势必弱，虏势弱则为患微矣。孰与归其府藏，续其断臂哉！今置校尉以抚西域，设长史以招怀诸国，若弃而不立，则西域望绝。望绝之后，屈就北虏，缘边之郡将受困害，恐河西城门必复有昼闭之儆矣。”
中国在这些地区所建立起来的保护国，其于文明史的发展关乎至重。正是在那一时期，通过打开穿越塔里木盆地的两条通道，从而使得中国与罗马世界建立起了商业联系——北边的通道途经罗布泊、焉耆、龟兹和疏勒，南边的通道途经罗布泊、尼雅、于阗、莎车和疏勒。中国人就是通过这两条通道把他们的产品出口到罗马的亚细亚，其中主要商品是丝绸。这一穿越塔里木盆地的商旅之路（包括它的两条通道），就是丝绸之路。
中国人的养蚕，可以追溯到非常遥远的时期。《禹贡》和《周礼》这两篇文献的年代，前者来自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之间，后者则来自公元前4世纪，其中就说到了丝绸是那个地区（今山东与河南）的主要财源。到了汉代，丝绸卷在与外国朝廷的官方交易中被当做流通货币来使用。
当希腊－罗马世界开始熟悉丝绸的时候，没有比它的需求量更大的商品了。亚历山大港与罗马城为了不同货物的目的地而争吵不休。卢卡[7]告诉我们，克利奥佩特拉想在宴会上让宾客们目眩神迷，而身着华丽的丝绸衣袍闪亮登场。维吉尔[8]在他的《牧歌》中这样歌唱蚕茧：“赛里斯[9]人从树上梳下来的精细的羊毛。”用赛里斯这个名字来称呼中国人，意味深长；它源自丝绸这个词，因为对罗马人来说，中国首先是“丝绸之国”，或者称“赛里卡”（Serica）。丝绸的时髦变得如此流行，以至于提比略[10]制定了戒奢令，禁止男人穿着丝绸衣服，为的是保证对妇女的充足供应。普林尼和马提雅尔[11]也谈到过丝绸贸易，这种买卖总是在首都最时髦的街区里进行。整个贸易都必须经过帕提亚人的帝国，中国史书记载，帕提亚人意欲保护他们对中国丝绸的垄断，因此，他们阻止了中国与罗马之间的直接交流，正像我们在甘英的事例中所看到的那样。
公元1世纪，一位名叫蒂提亚诺斯的希腊－罗马商人（他是马其顿本地人，其主要生意看来应该是在叙利亚），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通过他的代理人探测从叙利亚到中国的丝绸之路，从而克服帕提亚人的阻碍。他的调查成果，通过推罗城的马里诺斯（约公元110年）、经由地理学家托勒玫（约公元170年），传到了我们的手中。这条通道，显然是从安提阿开始，在希拉波利斯（今阿勒颇以东的曼比季）穿过幼发拉底河，进入帕提亚，再从那里穿过阿克巴塔那（今哈马丹）和赫卡托姆皮洛斯（今沙赫鲁德），再经马雷（即木鹿）的安提阿，进入印度－斯基台人的帝国，到达巴克特拉（今巴尔赫）。从那里折向北，在帕米尔高原的脚下，“走上科默多伊那岩石嶙峋的坡道，穿越崇山峻岭，然后转而向南，直到那条通向平原的峡谷”，至此，你就来到了一个被称为“石塔”的地方，叫石塔的地方还有很多，分别位于塔什库尔干、莎车的西南、阿莱的上游河谷和疏勒的西部。根据马里诺斯和托勒玫的描述，这条通道从那里通过“迦西亚（Kasia）国”——这里可能就是疏勒（梵语为Kacha），尽管与有些人说的相反——然后，经伊塞顿·希西卡（可能是龟兹）、达姆纳（多半是焉耆）和伊塞顿·塞里卡（大概在罗布泊地区）。这条通道经过达克斯塔（很可能是玉门关，从敦煌进入中国的门户）和吐火罗（可能是今天甘肃省的甘州），那里是当年所有来自中亚的沙漠商队的目的地。这条通道终止于“丝都”，很可能就是汉代早期的都城长安（今西安），是当时从西方到达中国的第一座大城市。
丝绸之路并不是汉帝国用来与罗马帝国来往交流的唯一通道。亚历山大城的地理学家马里诺斯和托勒玫还描述了一条海路——这就是未来的“香料之路”，终点是卡提喀拉港，可能就位于今天的东京湾海防市附近的某个地方。《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公元90年）记载，一直向着黄金半岛（马六甲半岛）的北边航行，就可以到达一个名叫“秦那”的内陆城市，中国的丝绸就是从那里出口到巴克特拉。很有可能，希腊地理学家所谓的秦那（Thina，就是希腊语的China）就是这一时期的汉代首都洛阳[12]。最后，我们从中国的编年史家那里得知，公元166年，一位显赫的人物来到中国，声称自己是奥勒留[13]皇帝的特使（在中文里，奥勒留的名字被翻译成“安敦”）。这个陌生人“自日南徼外”，经海路来到中国，所谓的日南，是汉朝的一个辖区，相当于今天的安南南部。
通过这两条通道——横跨大陆的丝绸之路和海上通道——佛教即将进入中国，对于这个远东王朝来说，这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件。
【注释】
[1]李默德（Fernand Grenard,1866—?），法国探险家，曾于1889年至1894年穿越新疆、蒙古、西藏等地。
[2]《后汉书·耿秉传》卷十九。
[3]《后汉书·班超传》卷四十七。本章的引文除特别注明外均出于此。
[4]《后汉书·耿秉传》卷十九。
[5]原注：秦跟古老的秦国是同一个字，“大秦”这个名字的来历尚不清楚。译注：古大秦相当于何地，学界大致有三种说法：一谓指罗马帝国东部，一谓指罗马帝国，一谓指黎即亚历山大城。
[6]安提阿为古叙利亚首都。作者在这里正好弄反了，中国古书中的黎或黎轩一般认为是亚历山大城，而安都则是指安提阿。
[7]卢卡（Lucan,39—65），古罗马诗人，他的《法尔萨利亚》是关于恺撒和庞培之间内战的史诗记录。
[8]维吉尔（Virgil,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其主要作品为史诗《埃涅伊德》。
[9]古罗马人把中国称为赛里斯（Seres），意为丝绸，后面提到的Serica一词也由此演化而来。
[10]提比略（Tiberius,前42—37），古罗马皇帝。
[11]小普林尼（Pliny The Yowger,61—113），古罗马执政官和作家，他的书信提供了有关古罗马人生活的珍贵信息。马提雅尔（Martial,约公元前1世纪），罗马诗人。
[12]原注：China看来似乎是来自古梵语对东方地区的称呼，而并非像人们常常猜测的那样是来自秦国这个名字。在必要的时候，中国人会把世界的中心（他们就生活在这里）跟外围地区区别开来，一个古老的措辞变成了现代这个国家的名字：中国，按照字面的意思，就是“中央之国”。
[13]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21—180），新斯多葛派哲学家，罗马皇帝，161年至180年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