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八日，星期二，晚
我上楼换了衣服，然后给阿尔贝打了个电话。
“你把车开过来，把我送到圣多米尼克路上。我猜夫人已经拿了那四份简历吧？”
“是的，先生。”
我们家有两辆汽车，还有一个司机兼膳食总管。人们会对我们找司机这件事说长道短。人们把这归结为暴发户幼稚的虚荣心，但是我雇司机是出于一个更为可笑的理由。
如果有客户在我面前说起这件事，我可能会这样打断他们：“只需要向我提供关于你的所有事实就可以了。”
但是流言蜚语并未能改变我的决定。安德里厄，我的第一个老板，也是唯一的一个，也是维维亚娜的第一任丈夫，是巴黎为数不多的让穿制服的司机开车护送他到法院的法官之一。从那之后，我就萌生了一种效仿他的想法，我不知道当时是哪种变态的心理驱使我向妻子证明……
在我们刚开始的阶段，当时我们还住在当费尔—罗什罗广场，我们的窗户下面就是贝尔佛狮像，那时我还乘地铁去上班。这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大概一年后，我就有能力乘出租车了。我们很快就买了一辆二手汽车，而且当维维亚娜拿到驾照之后，我还没有通过驾照考试。我缺乏驾驭机器的感觉，或许反应能力也不够。我握着方向盘时非常紧张，非常确定灾难即将发生，主考官看到之后建议说：“您最好还是放弃吧，高毕罗先生。您不是唯一有这个问题的人，基本那些顶级聪明的人都过不了这一关。考上两三次，您一定会拿到驾照，但是总有一天，您开着车会出事的。您确实不太适合。”
我还记得主考官说最后几个字时流露出来的敬佩之情，因为当时我已经小有名气了。
多年来，一直到我们搬到圣路易岛上之前，都是维维亚娜充当我的司机，把我载到法院，然后晚上在那里等我。得知我们的园艺师沙利的儿子服兵役回来要找工作时，我们决定雇用他做我的司机。
我们的生活很复杂，我跟妻子每个人都要面对很多责任。
再也看不到我们总在一起了，人们都觉得很奇怪，因为妻子和我已经变成一个传奇。我确信，现在他们仍然可以看到维维亚娜帮我准备文件，甚至是辩护词。
我并不像同事听说的那样骄傲，而且如果……
事实！
为什么我的思绪又回到星期天那个没有什么重要事情发生的晚上了？今天是星期二。我没有想到自己想把当晚所发生的事都记录下来的想法会来得如此之快。
阿尔贝把我载到圣多米尼克街，我在庭院里看到妻子蓝色的汽车，我告诉阿尔贝不用等我。我在科里内·德郎厄尔家里的客厅里见到了十几个人，还有三四个在一个布置得像酒吧的圆形小隔间里，公馆的女主人正在里面进行私人会谈。
“吕西安，来杯苏格兰威士忌？”我们在亲吻脸颊打招呼之前她问道。
科里内亲吻每一个来访者的脸颊。在这个房子里，这是一项礼仪。
随后她立即又说道：“我们的大律师正在从司法的爪牙里拯救一只什么样的残忍怪兽啊？”
让·莫里亚也在那儿，坐在一张大扶手椅上，在跟维维亚娜聊天，我跟几个常客握了握手，拉尼尔手底下有三四家报社，德吕埃勒议员，还有一个我从来都记不住名字的年轻人，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但经常在科里内所在的地方遇到他——这是我的一个宠儿，科里内说——还有两三个年纪已经超过四十岁但是还是非常漂亮的女人，好像这是圣多米尼克街上的规律。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告诉她，要有的话，也只是常规会议上的一点事情。我们继续喝酒聊天，一直到晚上八点半，之后，正如维维亚娜事先所言，只剩下了五六个人，其中当然有拉尼尔，还有让·莫里亚。
正是因为莫里亚我才来的，有两三次，我们的目光交汇在一起。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也许是错的，但我就是觉得我们会进行一种交易。
所有的人都认识莫里亚，他已经当了十来届部长，两届议会主席，而且下一届的主席还是他。他的照片和漫画头像出现在报刊头版跟电影明星一样频繁。
他是个粗壮的男人，几乎跟我一样丑，但是他比我有优势的地方，一个是他的大高个子，另一个是他的贵族架子，不知道是哪种土里土气的刚硬让他有了这种架子。
关于他的生活，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一些。无论如何，大家都是所谓的熟悉内情的巴黎人。
莫里亚，已婚，三个孩子的父亲，四十二岁时还在尼奥尔当兽医，似乎也没有什么抱负。一件选举丑闻曝光之后，他毛遂自荐参加众议员选举，并当选。
他如果没遇到科里内，估计整个下半辈子都只是做一名勤勉的议员，在左岸的破公寓和工作地点之间来回奔波。那时候科瑞娜多少岁？不好说。根据她现在的容貌来看，当时她应该在三十岁左右。她的丈夫郎厄尔老伯爵，在她认识莫里亚两年前去世了。为了跟报社老总和政治界人物打交道，她离开了跟伯爵一块居住的圣日耳曼郊区。
据说，科里内选择莫里亚是有原因的，对他也的确有感情。之前她尝试过两三个，然后将他们全部抛弃。在选中尼奥尔市的这个议员之前，科里内观察了他很长时间。
他来科里内家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却不经常回尼奥尔市所在的德赛夫勒省了。两年之后，他的腰包鼓起来了，不久之后就当了部长。
这样已经十五年了，将近二十年了。我没有必要确认具体的日期，没有任何意义。他们的关系已经被大家认可，和正式夫妻几无差别。媒体会说圣多米尼克大街上出了一位议会主席，爱丽舍宫需要莫里亚时会打电话到这里来。
莫里亚并没有跟妻子离婚，她住在巴黎，在战神广场旁边。我见过她几次：笨手笨脚，很谦虚，总是一副感觉自己配不上这位大人物而不好意思的样子。他们的孩子都结婚了，据我所知，大儿子在省政府工作。
在科里内家里，莫里亚并不必装出卑微或伟大的样子。他表现出来的是真实的自己，我常常觉得他是个觉得无聊、烦恼的人，但努力不让自己失望。
星期天，当我们的眼神第一次交汇时，他皱着眉头观察着我，好像他在我身上发现了一种东西，我想把这个东西叫做征兆。
我不想高调强烈地重复我要写的东西，我害怕被嘲笑。但是从那个星期天开始，我相信征兆，一种也许只有熟悉内情的人以及自己身上具有征兆的人才会察觉到的无形的东西。
我要将自己的想法进行到底吗？这种征兆，只有部分人具有，这些人经历了很多，见识了很多，什么都亲身尝试过，尤其是付出了不寻常的努力，达到了或是几乎要达到他们的目标。我不认为在达到一定的年龄前能够察觉到这种征兆，比如说，在四十五岁之前。
我也在观察莫里亚，首先是在吃饭餐时，那时女人们正在讲故事。然后是在客厅里，报社老板的情妇坐在垫子上拿着吉他唱歌时。
他显然并不比我玩得开心。他看着周围，应该在想到底是因为命运的哪一出安排，他才来到了这个仿佛在侮辱他人格的地方。
人们都说他野心很大。他的传奇故事跟我的一样。他在政治上的凶残狠毒和我在法庭中的表现相差无多。
然而我并不觉得他野心大。或者，也许他曾经野心很大，但那是种孩子气的野心，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他接受自己的命运和角色，就像有些演员在一生中只能被迫演相同的角色。
我看着他一杯一杯地喝着酒，没有兴致，也没有生气，也不是以酒鬼的方式酗酒。我确定每一次他要别人满酒，是为了给自己留下来的勇气。
科里内比他小差不多十五岁，像孩子一样注视着他，确保莫里亚想要的都在她的掌控范围内。
科里内比任何人都了解他。那个星期天，随着夜色渐深，她应该也看到了莫里亚越来越麻木，越来越迟钝。
我到现在还没有喝酒。我很少这样，尤其是很少这样有条不紊。
莫里亚从我身上察觉到了这种征兆，它应该不是存在于脸上的表情里，而是存在于眼睛里。可能只是眼神的一种集中，或是涣散。
他们谈论政治时，莫里亚说了几句嘲讽的话，就像向小鸟们扔面包。这时，我从客厅出去了，想到一个有电话的小客厅里去。我先往彭蒂厄路打了个电话，如我所料，没人接。然后我又拨打路易的号码，他是一家意大利饭店老板，伊薇特大部分时间都会去他那里吃饭。
“我是高毕罗。伊薇特在你那儿吗，路易？”
“她刚到，高毕罗先生。您想让我叫她吗？”
路易知道我们的情况，我说道：“她自己一个人吗？”
“是的。她坐在最里面的那个小桌子旁，现在开始吃晚餐了。”
“告诉她半小时后我过去看她，也许会晚一点。”
莫里亚猜到这一幕吗？我们都不是色鬼，他不是，我也不是，我们也不是有野心的人，但是除了那些自己身上具有征兆的人，其他人会这样认为吗？我返回客厅时，他还在观察着我。但是他眼神游离、湿润，跟其他喝多了的人一样。
我猜想科里内已经向他做了什么暗示，因为他们就像我和维维亚娜一样，经常通过暗示联系。这位不久就将重新掌握国家命运的议会前主席，艰难地站起来，做了个感谢的手势，小声地说：“不好意思……”
他迈着沉重而犹豫不决的脚步穿过客厅，透过玻璃门我看到一位仆人正在等他，可能要把他搀扶到床上。
“他工作太多了！”科里内叹了口气，“他让自己肩膀上的担子太重了。”
维维亚娜向我投来一个默契的眼神，她的眼神里面还包含一个问题。她意识到我刚才去打电话了。她知道我打给谁，为什么打，也知道我一会儿将去哪里。我甚至认为她在默默地建议我这么做。
酒会又拖拖拉拉地进行了一两个小时，我才和大家拥吻告别。
“请大家谅解。我还有工作要做。”
他们上当了吗？可能跟莫里亚一样并没有。但是这都不重要。
“你让司机等你了吗？”维维亚娜问我。
“没有。我乘出租车。”
“你想让我开车送你一程吗？”
“不用了。对面就有个车站。”
我一离开，她也会谈论我的勤勉和责任吗？我在雨里等了出租车十分钟，因为今天是星期天。我到路易那儿时，伊薇特正在喝着咖啡抽着烟。餐馆里基本上就只剩她一个人了，她看上去很空虚。
她在自己坐的长椅旁边给我留了一个座位，她朝我伸过脸蛋，我对这个动作就像对科里内的见面吻一样熟悉。
“你去城里吃晚饭了？”她简单地问道，好像我们的关系跟大家的关系一样。
“我在圣多米尼克街上吃了点。”
“你妻子也去了？”
“是的。”
她并不嫉妒维维亚娜，也不想取代她。总而言之，她很满意自己的生活现状。
“您喝点什么，先生？”
我看了看伊薇特的杯子，然后说：“一杯咖啡。”
她说道：“你会睡不着的。”
我就是想喝咖啡防止自己犯困，就像每晚服用一贴巴比妥酸剂一样。但我知道这两样东西对我都没好处。我没有什么要对她说的，我们两个就这样肩并肩地坐在长椅上，看着前方，像是一对老夫妻。
但最后还是我张嘴问道：“累了吗？”
她回答说不，我从中没发现任何开玩笑的成分，接着她问道：
“你今天白天都干什么了？”
“工作。”
我并没有细说今天下午我干了什么工作，她肯定不会猜到这个工作与她有关。
“你妻子在等你吗？”
这是在间接询问我的意图。
“没有。”
“我们一块回去？”
我做了个好的动作。我本来能够说不，然后离开。但是很久以来，我就是无法战胜我自己。
“你能允许我再喝一杯查尔特勒酒吗？”
“随你便。路易！一杯查尔特勒酒。”
“您呢，高毕罗先生？”
“不用，谢谢。”
来彭蒂厄路家里打扫的女佣星期天不过来，我也确信伊薇特不会费那番功夫自己把公寓打扫一遍。她只铺了铺床？可能性不大。她慢慢地喝着手里的查尔特勒酒，酒喝到嘴里很长时间之后才咽下去，好像为了推迟我们离开的时间。最后，她叹了一口气：“你结账？”
路易已经习惯我们坐在这个桌子旁了，而且他也知道我们从他家餐馆出去之后会去哪里。
“晚安，小姐。晚安，先生。”
伊薇特挎着我的胳膊走在雨中，她穿的高跟鞋太高，有时会让她跌倒。这里离公寓就几步路。
我返回去写一下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况还是很有必要的，是一年多以前的星期五晚上，在我的工作室里。她惊慌失措地又坐下之后，纳闷我到底做出了什么决定。这时，我拨通了妻子的电话。
“我在办公室里，还要工作一两个小时。我不去吃饭了，替我向警察总监和朋友们致歉。告诉他们，千真万确，说我希望能在喝咖啡时准时到达。”
我没有看一眼来访者，径直地走向门口，粗暴地命令她：“待在那儿！”
或许是为了惹她生气，我像对一个没教养的孩子一样加了一句：“什么都不要碰。”
我去了博尔德纳夫的办公室。
“下楼看看，确定在我办公室的那个人没有被人跟踪。”
“警察吗？”
“是的。然后打电话告诉我结果。”
我回到办公室里之后，背着手走来走去。在此期间，伊薇特的目光一直跟随着我。
“那个叫加斯东的家伙，”我终于问道，“他被判过刑吗？”
“我想没有。他从来没跟我说过。”
“你很了解他吗？”
“还可以。”
“你们上过床吗？”
“几次。”
“你的朋友诺埃米成年了吗？”
“她刚满二十岁。”
“她做什么？”
“跟我一样。”
“她从来没有工作过吗？”
“她原来在她妈妈的店铺里帮忙。她妈妈在绿茵道卖菜。”
“她是从家里跑出来的？”
“她说自己受够了。”
“她离开家多久了？”
“两年。”
“她母亲没有找她吗？”
“没有。她妈妈不在乎。有时候，诺埃米身无分文时会去找她，然后她们就会争吵，互相指责，但到最后她妈妈总是会给她一点钱。”
“她从来没有被捕过吗？”
“诺埃米？两次。或许更多，但是她跟我说有两次。”
“什么原因？”
“拉客。但两次警察都是第二天就放她走了，据她说通过检查才能走。”
“你呢，没有过？”
“还没有。”
这时电话响了。是博尔德纳夫打来的。
“我没看见任何人，老板。”
“谢谢你。今天晚上不再需要你了，你可以走了。”
“我不用再等了？”
“不用了。”
“晚安。”
我一定要找到事件的原因，但我越想触及到最后的真相，就越觉得为难。从表面上看，两三个真实的小事件就能形成一个让人满意的结果，但还不够。
那天晚上我既不想占有伊薇特，也不可怜她。我在职业生涯中见过太多她这一类型的女孩。她身上有很偏激的一面，让她与别人有所不同，但是我觉得这毫不新鲜。
我向虚荣屈服了吗？被她在见我之前就对我树立的信心讨好了吗？
真诚地说，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原因更复杂，只有像莫里亚这种人，才会因为上面这些肤浅的理由答应帮别人。
为什么我看不到自己曾抗议和挑战过呢？我已经被逼迫着走了很远，在一条跟我的性格和兴趣都不相投的道路上走了很远很远。我的名气已经建立起来了，而且我要努力大胆地面对这份名气，也正是这份名气为我引来了这个女孩的来访和她厚颜无耻的坐姿。
从职业的角度来看，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也从来没有让自己陷入一个可以说不可能的艰难境地。
我已经接受挑战了。我确信这就是现实，而且一年来，我都饶有兴趣地在这一点上问自己。
我不关心伊薇特·莫代这个人，里昂小学老师跟邮电局女职工所生的误入歧途的女儿，但我突然决定解决这个女孩的问题。
我重新坐下来，提了几个明确的问题，并做着笔记。
“周三到周四那天晚上你返回到宾馆，但前一天夜里你并没有回去。工作人员肯定也知道，他们会把情况如实汇报给警察。”
“我一周至少两次不回瓦万街睡觉，因为他们不允许我们带男人回房间。”
“他们会问你去哪里睡觉了。”
“那我就告诉他们。”
“哪里？”
“贝里路一个带家具的出租房，那些出租房就是为那些事存在的。”
“那里的人认识你吗？”
“认识。诺埃米和我经常去那个地方。我们有时候去圣日耳曼德佩，有时候去香榭丽舍大街，有时甚至去蒙马特。”
“那个首饰匠看见你们两个人了吗？”
“商店里的光线不是很好，他像看平常客人那样看了我们一眼，然后立刻低头修表。”
“您的马尾辫很好认。”
“他没看见，他妻子也没看见，因为我把辫子藏在贝雷帽里面了。”
“你们预料到会发生这一切吗？”
“我们碰运气而已。”
我就这样问了她将近一个小时，然后拨通一位代理检察长朋友的电话，是打到他家里去的。
“请问阿贝·格雷瓜尔路上首饰店的那个案子交到预审法官的手里了吗？”
“您对那个女孩感兴趣吗？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她总是受到司法警察的厚待。”
“谢谢您。”
我又对伊薇特说：“你现在回瓦万街，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跟着警察走，不要反抗，也不要谈论到我。”
十点钟左右，我在罗斯福总统大街上找到妻子和我们的朋友，他们只进行到野味环节。我把整件事告诉了巴黎监狱总监，让他明白我很有可能会接这个案子。第二天早上，我就去了巴黎警察总局。
事件产生传闻，而且越来越多的传闻出现，这次小个子迪雷帮了我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忙。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摆平的。这个男孩我还没有完全弄懂。他的父亲是几个公司的行政部门主管，但又一下子从家财万贯变成一无所有。迪雷学习法律期间，经常跟报社的编辑来往，在这里贴张名片，在那里贴张名片，了解到巴黎的很多内幕。
在他之前，我有一个合作伙伴叫奥贝尔，他觉得自己翅膀硬了能单飞了，便离开了我。迪雷知道后，还没加入律师公会就毛遂自荐，要取代奥贝尔的位置。
现在他跟我一起工作已经四年了，一直以来对我都很恭敬。委派他去干点活儿时，他总会笑，但这种笑不是嘲讽式的，而是愉快的笑容。
迪雷去见盖特路上那家酒吧里大名鼎鼎的加斯东，回来之后，他肯定地告诉我这个人可以相信。迪雷在他一位记者朋友的帮助下，在首饰店老板的生活中发现了一些细节，可以给整场诉讼增添意外。
这个案子本来可以作轻罪处理的。我坚持整个诉讼过程在陪审员面前进行。首饰店老板的妻子没有死，只是一只眼睛上还戴着一条黑色布条。大家觉得没有治好的希望了。
法庭上的争论很激烈，法官好多次威胁要驱散旁听者才迫使全场安静下来。我的同事以及法官都很紧张。所有人都知道，伊薇特·莫代和诺埃米·布兰德是阿贝·格雷瓜尔街上持械抢劫的罪魁祸首。但问题是，报纸也用黑体字问道：
高毕罗先生能不能让她们被无罪释放？
在第二次开庭最后，这好像已经不可能了，妻子也没有把握。她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但是我清楚她觉得我做的已经够多了，而且她并不希望我做这么多。
我们在辩论过程中说了太多零零碎碎的东西，最后听到法庭中传来一声喊叫：“够了！”
几个同事犹豫着要不要来跟我握手，我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强烈地感觉自己要被逐出律师协会。
但我也从没感觉到这么强烈的刺激，这场诉讼就像选举或者政治操控。所有的聚光灯都瞄准我，我无论如何都要赢。
我的证人说话全都模棱两可的，但没有一个人藐视公堂，也没有一个人说话自相矛盾或有片刻犹豫。
我还组织了蒙特纳斯街区的二十个妓女在沙洲地区游行，她们发誓这个被检察院称为诚实手工业者模范的首饰店老头有裸露癖，妻子不在时他经常勾引女孩去他家。
这确实是事实。我把这个发现归功为迪雷，迪雷则把功劳归到一个给我打了好多次电话、却不愿说出自己姓名的线索提供者身上。这一切让那个老头神色大变，我还明确表示他曾经多次低价从别处购买被偷的首饰。
他知道这些首饰是偷来的吗？我不知道，而且这跟我没什么关系。
那天晚上他妻子不在——她去谢尔什—米迪街看望怀孕的儿媳了——为什么首饰店老板没有利用这次机会，像其他时候一样把这两个在路上搞不清状况的女孩勾引进店里？
我并没有试图美化我的形客户象。相反，我将她们丑化，这正是我出奇制胜的诀窍。
经过我的努力，我让大家都接受了这个事实：如果有机会，这两个女孩可能会被勾引进店铺，但是机会并没有出现，因为女孩们那时正在加斯东的酒吧里。
回想那持续了三天的辩论，秃头首饰店老板和他一只眼睛上还裹着黑布条的妻子一直肩并肩坐在第一排。他们越来越惊愕，越来越愤怒，到最后眼睛都不知道看哪里了。
这两个人永远也不会明白他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不会明白我为什么会这么残忍地破坏他们老两口的形象。我确定他们至今仍未恢复，而且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了。那个从今之后只剩下一只眼的老太太头上被打到的地方应该长出了新的头发，但她还敢去谢尔什—米迪路去看儿媳妇吗？
维维亚娜和我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个。在判决的那一刻，她站在走廊里，判决遭到众人起哄。我走出法庭时，律师袍在风中飘扬，面对将我团团包围的记者，我什么都不想说。维维亚娜只是静静地跟着我。
她知道一切是她的错。她什么都明白。我不确定她有没有被这件事给我带来的后果吓倒，但是她很赞赏我的所作所为。
她预料到这件事的结果了吗？很有可能。我们习惯在一场过度紧张的诉讼之后一起去找个小酒馆，然后在里面度过大半个晚上，放松一下。
那天晚上，我们去每一个地方，人们都会用好奇的目光看着我们。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传说中的猛兽夫妇。
维维亚娜很有胆量。她从来不发牢骚。她比我大三岁，也就是说她快五十了。但是她穿着讲究，随时准备迎接挑战，她比很多三十岁的妇女更美丽，更能吸引目光。她眼睛充满光芒，有一种独特的生气。她的笑容里有一种嘲弄的欢乐，这让她更加令人敬畏。
有人说她很坏，但事实并非如此。她只做自己，走自己的路，像科瑞娜一样，不在乎流言，不在乎别人喜欢还是讨厌她，为了笑而笑，为了强硬而强硬。她与科瑞娜的不同在于，科瑞娜表面上柔弱温顺，而维维亚娜则一直处于神经紧绷状态，拥有一种攻击性很强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永远跟随着她。
“她现在在哪里？凌晨两点钟时。”妻子问我。
我注意到，妻子嘴里的“她”是单数，所以维维亚娜从来只是把诺埃米当成一个次要人物。我在法庭上见到了可怜的诺埃米，身体笨重，一双牛眼，表情绝望，没有人会认为她能翻云覆雨。
“在圣米歇尔大街上的一家小旅馆里。我本来想让她回瓦万路上她原来住的那个旅馆，但是经理说已经住满了。”
妻子会不会想到圣米歇尔大街离我们家就两步路远，而且也在法院附近？她肯定会想到。但这是我下意识的行为。
从伊薇特被捕到法院宣告她无罪的这一段时间，我知道我摆脱不了她了，而且也摆脱不了那天她在我办公室光着肚子的画面。
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找到答案。我不是色鬼，对性一点也不着迷。维维亚娜从来不会将嫉妒表现出来，我可以跟任何我乐意发生关系的女人发生关系，这些艳史没有什么乐趣可言，结束得也很快。
像这个年纪的很多男人一样，我遇到过太多女孩，各式各样的都有，所以我几乎不可能去同情这样一个应该受到惩罚的女孩子。她玩世不恭，但她的纯洁和天真打动了我。
预审期间，我去小罗凯特监狱看过她。像往常一样，我并没有改变职业性的严厉态度。
然而，妻子已经知道了我对伊薇特有意思了。
而伊薇特，她也感觉出来了。
最出乎我意料的是，伊薇特有掩人耳目的能力。我们面对面坐着，就像正常的律师和客户。我们共同准备她该怎么回答法官的问题。这虽然是她的案子，但除非必要，我不会告诉她我的新发现。
在她无罪释放的那天夜里，大概凌晨四点，我们离开最后一家小酒馆。上了车之后，妻子很直率地问我：“你不去看她吗？”
我从傍晚就想这样做了，但出于骄傲和对妻子的尊重，我抵御住了这个诱惑。第一天晚上就冲过去要我的奖励，难道不可笑，甚至无耻吗？
我的这个欲望强烈吗，妻子从我的脸上看出迹象了吗？
我没有回答。妻子取道克利希路，穿过林荫大道，我知道她并不是去朝圣路易岛驶去，而是去圣米歇尔大街。
“另一个女孩你是怎么安置的？”她又问我，她很确定我已经处理好了。
我之前强烈建议诺埃米回她妈妈那里生活，至少待一段时间。
我不想和维维亚娜起争执。如果我对别人说起这件事，他们肯定会认为她此次来圣米歇尔大街是一种挑衅。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挑衅，把我推向了伊薇特的怀里。
事实就是这样，再清楚不过了。我很确定，但是维维亚娜却始终不承认她吃醋，不承认她因我一段段短暂的艳史而难过，不承认最起码她因此而焦虑。只不过，她是个明智的参与者，敢于直面事实，并提前接受那些她无力阻止的事情。
我们经过阴森的法院建筑群和圣米歇尔大街，她小声问道：“还远吗？”
“在王子先生路。那边拐弯就是王子先生路。”
妻子把车停下时，我还在犹豫，觉得很丢脸。
“晚安！”她小声说。
然后她像每天晚上一样吻了我的脸颊。
一个人站在人行街上，我的眼睛潮湿了，我做了一个叫她回来的手势，但是车子已经在苏弗洛路转弯了。
旅馆里很黑，大门的毛玻璃后面仅有一点亮光。夜晚值班的店员给我打开门，用抱怨的口吻告诉我已经没有空房了。往他手里塞了小费之后，我得知她住在三十七号房。
是的。什么都没有商量好。伊薇特正在睡觉。但是当我敲响她房门时，她一点都没有感到惊讶。
“等一会儿。”
我听到开灯的声音，然后是光脚丫在地板上来来回回的走路声。最后她穿着睡衣打开门：
“几点了？”
“四点半。”
她感到很意外，好像不理解为什么我这么久才来。
“把帽子和上衣给我。”
房间又窄又小，铜床看上去快散架了，地上还放着一个敞着的箱子，有的衣服耷拉在箱外。
“这里乱，别在意。我回来之后就睡觉了。”
她的口气里有酒味，但是她并没有喝醉。我像什么呢？我穿着衣服站在房间的正中央。
“您不睡吗？”
我感觉要想脱掉衣服非常困难。我不想。我什么欲望都没有了，但也没有离开的勇气。
她靠近我，抬起脸，想着我会去亲吻她，但是我只是把她抱在怀里，并没有去碰她的嘴唇。然后我突然把她的睡衣褪去，她赤身裸体地站在我面前。
我突然猛地把她推倒在床边，然后压在她身上，她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我开始很邪恶地占有她，就像报仇一样，这时我看到她惊奇地观察着我。
“你怎么了？”她气喘吁吁，第一次跟我以你相称。
“没什么。”
我无法继续下去。我站起来，很羞愧，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
她说：“你想太多了。”
这本是这件事的常见原因，但不适用于我。我已经尽量不多想了。我知道我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尽量不多想。在她之前，我和别的女人之间也发生过这种情况。
“脱衣服，睡到我旁边。我冷。”
一定要这样吗？如果我回答不，如果我选择离开，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我不知道。
伊薇特一会儿之后伸出手把灯关了，然后缩成一团靠着我。她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我感觉到她的身体，瘦瘦的，靠着我的身体。伴随着犹豫和停顿，好像为了不吓到我，她渐渐占有了我。
早上，一间客房的闹钟响起时我们还没有睡觉。不久之后，房客们在隔板后面骚动时我们还没有睡。
“很遗憾我没有工具给你煮杯咖啡。我要买个酒精炉才行。”
早晨七点半我离开时，外面的亮光已经穿透窗帘。我在圣米歇尔大街上的一家小酒馆喝了一杯咖啡，并利用咖啡壶后面的镜子照了照自己。
我回到安茹码头，但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办公室。跟往常一样，八点钟时办公室的电话开始响起。博尔德纳夫来得很早，给我拿来了早上的报纸，报纸上的头版头条是：
高毕罗先生赢了。
“您高兴吗？”
秘书是在怀疑我并不为这场胜利感到骄傲吗？她对我的忠诚胜过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包括维维亚娜，如果我做了一件无耻下流到让所有人都会离开我的事，她极有可能是唯一一个不会抛弃我的人。
她现在三十五岁。刚来我这里上班时是二十九岁，她从没有过艳遇，我前前后后相继一起工作的同事一致认为她至今仍是处女，我妻子也是这样认为的。
我不仅没有向她献过殷勤，对她还会表现得比其他任何人更没有耐心，毫无理由地对她不公平。我把她弄哭过不知道多少次，只因为她没有立刻找到由于我的失误而找不到的文件。
她会察觉到我刚从伊薇特的床上下来，而且皮肤上还带着一股酸酸的气味吗？她终有一天会知道的，因为她是跟我接触最多的工作伙伴，她知道我所有的事情。
她会在办公室里哭泣吗？她会吃醋吗？如果她之前爱上了我，那么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她会把我想成什么样的男人？
我的第一个约会定在十点钟，我还有时间去洗个澡，换件衣服。我没有把维维亚娜叫醒，她还在睡觉，我要到晚上才能看到她，因为那天中午我要去巴黎咖啡馆跟一个客户吃饭，下午要为他辩护。
就这样一年过去了。
我在那个时候就认识莫里亚了。大家在科里内家见面时，我们两个经常在角落里聊天。
为什么在我认识伊薇特之前，莫里亚没有像上个星期天那样看我？难道是因为之前我还没有征兆，抑或征兆不够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