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六日，星期日
我们吃过晚饭，来到客厅喝咖啡。两个小时后，我站在窗户旁，离窗玻璃非常近，想体会一下寒冷的潮湿感。这时我听见妻子在后面问：“你今天下午要出去吗？”
这几个字如此简单而又如此平常，但对我来说却有沉重的意义，好像这些音节背后掩藏着我跟维维亚娜都不敢表达的想法。我没有立刻回答，并不是因为我在犹豫出去还是不出去，而是因为有一会儿，我沉浸在那个有点令人苦恼的世界里没有回过神来。那个世界要比我们每天都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真实，它能够让人发现生活被掩盖的那一面。
我最后结结巴巴地说：“不，今天不出去。”
妻子知道我没有出去的理由。她猜到了，就像猜到其他事情一样。也许她已经熟知我所有的行为和动作。比起她对发生在我身上的事的怨恨，我对她的怨恨并不多。
妻子问我是否要出去时，我正在透过下了三天的阴沉冷雨——准确地说，是从万圣节开始下的——看一个流浪汉。他在玛丽桥下走来走去，还不时拍打肋部取暖。我的目光落到一堆深暗的旧衣服上，衣服靠在一面石头墙下。我在想是流浪汉真的在走动，还是因为空气流动和雨珠下落让我产生了错觉。
他是在动，一会儿之后我确定了：一只胳膊从那堆旧衣服里伸出来，然后是一个女人的头，看上去浮肿，头发乱糟糟的。男人这时停止走动，转身朝向女伴说了鬼才知道的一段话，然后那女的坐起来时，他去拿了两块砖头过来，给她递了一个装满液体的酒瓶，女人拿过来对着瓶口就开始喝。
我们住在圣路易岛的安茹码头已经有十年了，这期间我经常观察流浪汉。我见过各种各样的流浪汉，其中包括女性，但是看到行为举止像一对真夫妻的这还是第一次。我想到了藏身森林深处雄性动物和它的雌性伴侣。为什么想到这个我会很感动呢？
有些人谈论起维维亚娜和我时，总是会拿动物夫妻来影射我们，一个劲地向我重复这个比喻，他们还不忘强调：在野兽中，雌性动物更凶狠。
在转身并走向已经放好咖啡的托盘之前，我还有时间看到窗外另一个画面。一个高个子男人，脸上涂着颜色，从我们家对面停靠的一艘快艇里出来。他把防水衣举在头顶上，马上就要进入一个潮湿的世界，他的两只胳膊末端都拴着一个空瓶子。男人冲上连接船和码头的湿滑木板。他和刚才那两个流浪者，还有拴在一棵枯树上的一只黄毛狗，是那时整个窗外风景里唯一的活物。
“你下楼去办公室吗？”妻子又问道。这时，我已经站着喝完整杯咖啡。
我说是。我总是对星期天充满恐惧，尤其是巴黎的星期天，给我一种焦虑甚至于恐慌的感觉。我一想到在某一个电影院前打着雨伞排队，就直犯恶心。去香榭丽舍大街或是杜伊勒里花园散步以及开着车在枫丹白露大街上排着长队等候，感觉也是如此。
昨天夜里，我们回来得很晚。在米齐迪埃剧院看完彩排之后，我们去了马克西姆斯吃夜宵。最后，凌晨三点左右，我们又去了隆德点附近的一家地下酒吧，在那儿有很多演员和电影界的人。
这几年来我一直睡眠不足，这一点让我再也受不了了。但是维维亚娜，好像从来都不觉得累。
我们还能默默地在客厅里待多久？最起码五分钟，我敢肯定，但是这沉默的五分钟貌似很长。我尽可能地不看妻子。几个星期以来我都避免正面看她而且也缩短了我们面对面交谈的时间。或许她想跟我说说话？我想她打算这样做的，但她一张嘴，我就会转过身去半背对着她。妻子犹豫着，最后没有选择说她原本想对我说的话，而是说：“我一会儿要去科里内家。如果傍晚时你愿意，就去那里找我。”
科里内·德·郎厄尔是大家嘴里经常谈论的一个朋友，她是巴黎地区最漂亮公馆其中一家的主人，那所公馆就在圣多米尼克路上。她这个人有很多新奇的点子，其中之一就是在星期天下午把整个家都对外开放。
“有人声称所有人都出去参加赛马比赛了，这是错误的，”妻子解释道，“很少有女人陪着丈夫去参加比赛的。为什么人们都感到无聊呢，因为今天是星期天吗？”
我还是在客厅里做着刚才的事情，最后小声嘟哝一句：“一会儿见。”
我穿过门廊，跨过办公室的门。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有一种通过长廊进到办公室里的奇特感觉。最初的想法来源于维维亚娜。我们楼下的公寓准备出售时，她建议我买下，建成工作室，因为我们的地方不大，尤其是在接待客户时。我们把最大的那个房间的楼板拆除，然后用一段通向最高层的长廊取而代之。
我们就这样制造了一个很高的房间，上下两排窗户，下面跟上面都摆满了书，看上去真像一个公共图书馆。我花了很长时间适应在这里办公并接待客户。
但我还是搬到原来的一个房间里，那儿有个隐秘的小角落，我可以躲在里面准备辩护词。还有一张无靠背无扶手皮质长沙发，中午可以在上面合衣睡个午觉。
我今天中午午休了。真的睡着了吗？我不是很确定。我躺在半明半暗处，闭着双眼，檐槽中的水滴声没中断过。我猜想维维亚娜也休息了，在她那满是红色丝绸的小客厅里，那是她在我们卧室旁边布置的一个小房间。
现在四点多一点。妻子应该在化妆，一会儿她去科里内家之前可能会过来亲吻我的脸颊。
我觉得眼睛很胀。很长时间以来，我的脸色都不太好，佩马尔医生给我开的药不是太管用。但是我还是很认真地持续吞咽那些滴剂和药片，这些药俨然就是我餐具前面的一个小兵工厂。
我的眼睛一直都很大，头也很大，在巴黎只能找到两三家符合我脑袋大小的帽子专卖店。我念书时同学们称我癞蛤蟆。
有时候，家里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那是长廊里的木头受潮的缘故。每一次，我都会抬起头，想到可能会看见薇薇安下楼。
我从来没有对她隐瞒过什么，但是我要向她隐瞒这个东西，我会把它锁在储藏室那个文艺复兴风格的衣柜里。在开始写东西之前，我要先确认我们从来不用的这把钥匙没有丢掉，而且锁还好用。我还要找一个地方存放这把钥匙，比如说，放在我这个图书馆的几本书后面。钥匙太大了，我的口袋里放不下。
我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个带着米黄色名片的文件夹，名片上印着我的名字和地址。
吕西安·高毕罗
巴黎上诉法院律师
巴黎，安茹码头，十七号
办公室里还有很多这样的文件夹，它们多多少少都跟悲惨故事沾点边，都是客户的文件。它们统统被放在一个金属文件柜里，由博德纳韦小姐管理。我在犹豫要不要写上自己的姓名，在其他文件夹的这个位置上都标着客户的名字。最后，带着一丝嘲讽的笑容，我用红色铅笔写下一个字：我。
这是我自己的文件资料，不管怎么样，我开了头，而且有一天它也许会派上用场。开始写第一个句子之前，我犹豫了十多分钟，挖掘自己的内心深处，试图像写一份遗言一样开始：
“我，署名者，身体和思想都健全……”
这样写的确跟写遗言很像。不过我不在乎它像什么。我在想要不要在两边的空白处标注一些难懂的符号，我平时将这些符号用在客户身上。
事实上，我习惯在他们讲话时当着他们的面记录，通过一些只对我来说有意义的符号，记下他们说的主要内容，无论他们说的是真是假，半真半假，夸张还是谎话连篇。同时，我还会记下自己当时的感受。其中有些符号让人匪夷所思，很怪异，像是小人画像，或是像有些法官在听一段很长的辩护词时创作的绘画草图。
我试着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不要把自己当成悲剧来描述。但是，通过记日记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这难道不已经是一个征兆了吗？为谁而记？记什么？我不知道。总的来说，就像攒钱的老实人说的那样，为了预防不幸时刻。是为了预防事情朝坏的方向发展。
事情会变坏吗？我在维维亚娜身上发现了一种她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情绪：同情的水滴。她不知道，当然她也不知道我们之间会怎样。但是她清楚地知道我们这种局面持续不了很长时间，而且一定会发生点什么事情，不管发生什么。
佩马尔治疗了我十五年，也在这样怀疑。他在给我开药，但我也很确信他没有十足的把握把我治好。他来拜访我时，总是装出很从容很潇洒的样子，医生进入重症患者家里都这样。
“今天感觉哪里不舒服？”
没有。没有地方或所有的地方。然后，他跟我谈论了我这四十五年的生活，谈论我一直都在拼命、而且还会继续拼命下去的繁重的工作。他开玩笑说：“最强悍最完美的机器也需要进行小修补，现在就是修补时期……”
他听说过伊薇特吗？佩马尔生活的圈子跟我们的不同，在我们的圈子内，我的私人生活被扒得干干净净。他也许在周报上读过一些社会新闻，但是这些新闻没有任何真实性，他们并不知道内情。
而且，这不单单涉及伊薇特，还牵扯关系到佩马尔口中的整台机器——我的身体。我为了在工作和生活中表现出色，只能逼迫这部原本就运转不太正常的机器加大马力。毛病不是今天才有的，也不是几个星期前或是几个月前。
我二十年前就知道这种坏结局吗？这有些夸张，但是如果说跟伊薇特在一起一年之后一切就已经开始往坏结局发展了，则并未夸张。
我想……
妻子刚刚下楼，貂皮大衣下面穿着一件黑色裙套装，头上戴着一块短面纱，这给她稍微衰老的脸带来一丝神秘。她靠近时，我闻到了香水味。
“你觉得你会去找我吗？”
“我不知道。”
“之后我们可以去城里吃饭，不管去哪里。”
“我要去科里内家的话给你打电话。”
这一刻，我想一个人出着汗，一个人躲在我的角落里。
她把嘴唇放在我的额头上轻吻一下，然后迈着灵活的步伐朝门口走去。
“一会儿见。”
妻子没有问我在做什么工作。我看着她离开，然后站起来走到窗边，把额头贴在玻璃上。
那对流浪夫妻一直都在玛丽桥下面。现在，男人和女人正并肩坐着，背靠着码头的石头，看着拱桥下的水流。从远处看不到他们的嘴唇是不是在动，也不可能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他们把下半身藏在满是窟窿的被子下取暖。他们如果交谈，会说些什么呢？
船员应该拿着他的那份酒回来了，而且我猜在他的办公室里，泛红的煤油灯已经点起来了。
雨一直在下，天马上就要黑了。
动笔之前，我在电话的拨键盘上拨了彭蒂厄路上一家公寓的电话。听到听筒里噔噔的连接音，我有一种迷失的感觉。我刚刚了解这种拧紧般的感觉，觉得胸口一阵抽紧，我像心脏病患者一样捂着胸口。
电话响了好久，像是连到了一户没有人住的公寓。正当我想挂掉时，听筒里传来接电话的声音。一个没睡醒的、阴沉的声音小声问道：“什么事？”
我差点沉默。没有报姓名，我直接问道：
“在睡觉？”
“是你啊！是的，在睡觉。”
我们沉默了。知道她昨天晚上干了什么以及几点回到家的，又有什么意义呢？
“你没有喝很多酒吧？”
她应该是挣扎着离开床来接电话的，因为电话不在卧室，在客厅。她睡觉时一丝不挂。她睡醒之后皮肤有一股特别的气味，女人的气味混杂着烟草和酒精的气味。这段时间，她喝酒更多了。她好像也感觉什么事正在酝酿。
我不敢问她他是不是也在。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他不能在那儿。在某种程度上我给他让了位置吗？他应该在听，身体撑在一只胳膊上，在窗帘紧闭的房间里用手在半明半暗中摸索着香烟。
地毯上、座位上到处都是乱扔的衣服，酒杯和瓶子也扔得遍地都是。而且，只要我一挂电话，她就会朝冰箱走去，去拿啤酒。
她费了一番力气才提出一个问题，好像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你在工作吗？”
她又追问，同时也让我知道了她家的窗帘没有打开：“一直都在下雨吗？”
“是的。”
就这样。我在搜索要说的话，或许她也在找。我所能找到的，只是这句很可笑的话：“乖乖的。”
我似乎看到她坐在绿色扶手椅扶手上摆的姿势，看到了她丰满的乳房，小女孩特有的瘦瘦的、似乎不堪重负的后背，还有她深暗的阴阜。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部位最让我有感觉。
“明天见。”
“就这样吧，明天见。”
我又转身朝向窗户，这时只能看到塞纳河沿岸路灯的花叶装饰，以及它们在灯光下水中的倒影。在潮湿的建筑物黑暗处，有几个亮着灯的窗户的长方形轮廓。
我又重新读了一遍刚才写的那个段落，刚刚我被妻子打断了。
我想……
我现在没有任何想法。而且，我认为，如果我还要继续写这个被自己称之为“我的文件档案”的东西，最好不要再回头看一遍自己写过的内容，一个句子都不要再看。
我想……
啊！是的！大概就是这样！我想像对待客户一样对待自己。人们都说在法院里，我是预审律师中最令人生畏的一个，因为我可以让最难对付的人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罪行。我的态度始终不曾改变，而且我承认我利用了身体优势，利用了我臭名昭著的癞蛤蟆头和我外凸的眼睛，就这样盯着他们，就像没看见他们一样，让他们对我的相貌印象深刻。我的丑对我有很大帮助，让我看上去像中国的蛋头彩瓷一样具有神秘感。
我先让他们自己交代一会儿，把他们想的都说出来，期间我懒散地做着笔记，这些话都是他们在敲我办公室的门之前准备好的。然后，在他们最想不到时打断他们，这时我会一动不动，永远都是左手托着下巴：
“不！”
我说这个字时并没有提高声调，好像我并不是想拆穿他们。
“我向您保证……他们试着反抗。”
“不。”
“您意思是说我在撒谎？”
“事情并不像你说的那样。”
对于有些人，尤其是女人，这就足够了，他们会立刻露出一副帮凶的微笑，但继续狡辩。
“我向您发誓……”
我听到他们这样说，好像谈话已经结束，然后朝门口走去。
“我向您解释，他们结结巴巴地说道，显得很担心。”
“我要的不是解释，是事实。至于解释，是我，而不是你，去寻找。既然你愿意撒谎……”
我把手放在门把手上是很罕见的情况。
很显然，我不能跟自己玩这一套。但是，如果我写，比如：
“已经开始一年了，最初……”
我可以打断自己，就像打断其他人一样，用一个简单但毫不含糊的字：
“不！”
这个“不”字比前面的那些更让他们不知所措，他们再也不明白它的含义了。
他们结结巴巴地说：“我就是那时候认识她的……”
“不！”
“您为什么断定这不是真的？”
“因为还可以追溯到更远。”
“追溯到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自己找。”
他们开始寻找并且几乎总是能找到更早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来解释他们悲剧发生的原因。我就这样救了很多人。并不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我在法庭上有什么诉讼成功的妙招或是手上捉着法官的把柄，而是因为我总能让犯了错的人找出错误的源头。
我也要像他们那样写：
“最初……”
什么时候？跟伊薇特在一起，始于那天从法院回来，看到她一个人坐在我的候客厅里的那天晚上。就是这个简单的回答，没办法更浪漫一点。如果没有伊薇特，或许还会有另一个女人。谁知道有新的人闯进我的生命中是不是件必然的事情啊。
很不幸的是，我不像客户那样，可以坐在那张所谓的忏悔椅上，能有个人坐在我面前帮助我辨别事实真相，那个人会用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字：
“不！”
我不允许他们从结尾或中间开始，我的工作是让他们从头开始。伊薇特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需要从中解脱出来。之后，如果我还有欲望和勇气，会努力往前挖掘。
那是一个星期五，已经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了，刚刚多一点，因为当时是十月份。我刚办完一件勒索案，审判结果被推迟了一周。我记得当天晚上，妻子和我要去罗斯福总统大街的饭店里跟巴黎的警察总监还有其他几个大人物一块吃饭。我吃完饭走路回法院，法院离饭店很近。那天晚上也下雨了，但雨珠很小很轻柔，和今天完全不同。
我的秘书博尔德纳夫小姐——我从来没想过叫她的名字，就像所有人一样，我叫她博尔德纳夫，而且我把她当男人看待——那天在等我回去。小个子迪雷，跟我在一起四年多的合作伙伴，已经离开了。
“有人在客厅等您。”韦德纳韦从她那绿颜色的灯罩下抬起头跟我说。
她的头发是金黄色的，但是她汗液的气味更像是红棕色头发女人的。
“谁？”
“一个女孩。她不想说姓名，也不愿说她来访的目的。她说要以私人的名义跟您见面。”
“哪个客厅？”
一共两个供客户等候的客厅，一个大的和一个小的，尽管这样问，但是我知道秘书会回答：“小的。”
她不喜欢女人坚持要以个人的名义跟我谈话。
我胳膊下面夹着公文包，头上还戴着帽子，身上穿的大衣后背都湿了。我打开门，看到那个女孩。她占据了整张扶手椅，交叉着双腿，嘴里吸着一支烟，正在看一本电影杂志。
见到我进来之后，她立马站起来，用看杂志封面上演员的方式打量着我，好像我们很熟。
“跟我到这边来。”
我注意到了她廉价的大衣，穿得变形了的高跟鞋，扎成马尾辫的烫过的头发，这种发型在舞蹈演员和码头左岸的女孩之间很流行。
我到了办公室之后，把大衣帽子都脱下来，回到办公桌后面坐下，给她指了指我前面的那张椅子。
“是谁叫你来的？”我问她。
“没有谁。我自己来的。”
“谁告诉你来找我，而不是去找其他律师？”
我经常问这个问题，但是客户给的答案并不总是能够迎合我的虚荣心。
“您猜不出来吗？”
“我不玩猜谜。”
“我来找您是因为您总是能让客户被无罪释放。”
最近，一个记者写了句很特别的话。她应该是看了报纸才来的吧。
如果你是清白的，随便找一个好律师就可以了。如果你有罪，那就去找高毕罗先生吧。
来访者的脸被对着忏悔椅的灯发出的光芒残忍地照亮了，我还记得自己在观察她的脸时表现出来的不自在，因为那是一张既稚嫩又衰老的脸，一张天真和狡猾混杂的脸，我还想加上无辜和邪恶，但是我不喜欢这两个词，这些词都是我专门用来评价法官的。
女孩很瘦，身体条件很差，就像众多生活在巴黎、不讲卫生的同龄女孩一样。为什么我会想到她的脚是不是很脏？
“你受到法庭传唤了吗？”
“我确信会的。”
看到我吃惊的表情，她很高兴，而且我很肯定她坐下时是故意交叉双腿的，将膝盖以下的部分全部露了出来。她在等我时补过妆了，抹得太浓太难看，就像楼下的妓女或是最近刚进巴黎的那些女仆。
“我一回到宾馆，如果我能回去的话，就会被捕，很可能大街上的宪兵都知道我的体貌特征了。”
“你想在这之前来见我？”
“当然啰！不然就太晚了。”
我感到困惑。也许她正希望我如此，我在她薄薄的嘴唇上看到一丝转瞬即逝的笑容。
我突然说：“你是清白的？”
她已经读过关于我的新闻报道了，立即回答道：“如果我是清白的，现在就不是在这里了。”
“他们以什么罪名逮捕你？”
她回答得简单利落：
“持械抢劫。”
“你说你拿着武器危害别人？”
“这就是所谓的持械抢劫，不是吗？”
然后我坐到椅子上，摆出我最惯常的动作，左手托着下巴，右手拿着笔开始在本子上写字画图案。我把头往旁边侧了一下，用我的一双大眼睛对准她。
“说吧！”
“说什么？”
“所有的。”
“我十九岁。”
“我还以为你十七岁呢。”
我这样说是故意想惹怒她，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能说，从相见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对彼此充满敌意。她蔑视我，我也藐视她。那时，我们拥有的机会看上去还是相等的。
“我出生于里昂。”
“然后呢？”
“我妈妈不是家庭主妇，不是工厂女工，也不是妓女。”
“你为什么要说这些？”
“因为习惯啊，就是这样，不是吗？”
“你看流行小说吗？”
“只看报纸。我爸爸是小学老师。他们结婚之前，我妈妈在邮局工作。”
她看上去像是在等回应，但是没有等到，这让她一时间有点束手无策。
“我上学一直上到十六岁，我通过了会考，拿到了毕业证，在里昂的一家铁路运输公司做了一年打字员。”
我默默地离开座位。
“一天，我决定来巴黎试试运气，然后我就来了，并给父母写信让他们相信我找到了工作。”
我一直保持沉默。
“您对这些不感兴趣吗？”
“继续。”
“我来到巴黎之后没有工作，但是我有办法解决温饱，因为我还活着。您不问问我是怎么设法的吗？”
“不。”
“我还是要跟您说。用各种方法，通过各种途径。”
我并没有说话，她继续道：“所有的！您明白吗？”
“然后呢？”
“我遇到了诺埃米，她被抓了，但是我不知道她现在在哪儿，他们现在应该还在审讯她。因为他们知道这件事我们两个人都参与了。即使诺埃米还没有告诉他们，他们也会发现我们两个住在一个房间里，那他们就会在那里等我。您知道阿尔贝蒂宾馆吗，就在瓦万路上？”
“不知道。”
“就在那儿。”
我的态度让她变得不耐烦了，甚至失去了风度。我故意装出一副迟钝的表情，表现得更漠不关心。
“您总是这样吗？”她恼火地说，“我还以为您扮演着拯救客户的角色呢。”
“我得先知道我怎么才能帮助他们。”
“让我们两个都无罪释放，就是这样！”
“我听着呢。”
她犹豫着，耸了耸肩，又继续说道：“算了！我试试吧。我们都受够了，我们两个。”
“受够什么了？”
“您想画幅画吗？我，我没什么意见，要是您喜欢恶心故事……”她的声音里夹杂着蔑视和失望，我有点怨自己表现得比平常更加冷酷，于是第一次鼓励她。
“是谁先产生持械抢劫想法的？”
“我。诺埃米太笨了，她不可能有主意。她是个善良的女孩，但就是脑子太笨。一天我看着报纸，寻思着也许我们有一点改变现状的机会，就一次，就够我们生活几个星期，甚至是几个月。我晚上经常在蒙帕尔纳斯车站附近游荡，已经熟悉那一片了。我注意到，阿贝·蒙瑞格尔路上有家钟表店每天晚上一直到九、十点钟才关门。
“那家店铺很小，灯光很差。我发现里面有一个厨房，一个老太太在里面听着收音机织毛衣或是摘菜。
“钟表匠跟老太太一样老，在橱窗旁边工作，眼前面举着一个黑框放大镜。我经过他们店铺好多次了，就为了观察他们。
“那段路灯光很不好，旁边也没有商店……”
“你们拿着武器？”
“我买了一支儿童玩具手枪，看上去很像真的。”
“发生在昨天夜里吗？”
“前天，星期三。”
“继续说。”
“九点多一点，我们两个进了钟表店，诺埃米假装要修手表。我站在她旁边，没有看到老太太在厨房里让我有些担心。我差点为了这个放弃计划，然后在老头弯腰看我朋友的手表时，我向他露出一部分武器，说道：
“‘抢劫。别喊。交出钱我就不伤害你。’
“他觉得气氛很严肃，所以就打开了收银抽屉。然后诺埃米根据我们的计划，开始拿挂在工作台上的手表，把它们都装进大衣口袋里。
“我刚要伸手去拿钱，这时我觉得背后出现了一个人。是老太太，她穿着大衣，戴着帽子，不知道从哪里回来，她站在门槛处大喊救命。
“我的枪好像没吓住她，她张开两条胳膊挡住通道，大喊：‘小偷啊！这里！杀人了！’
“这时我发现了用来升降铁窗的手柄，我拿起来，朝老太太冲过去，边跑边对诺埃米喊：‘快跑！’
“我撞老太太时还用手柄打了她一下，然后她就躺在大马路上了，我们两个人跨过去，分头跑了。
“我们分开跑，然后在盖特路上的酒吧里汇合是最合适不过了。但是在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我拐了好多弯，转了好多圈，甚至在我去酒吧之前还乘地铁到了沙特莱站。我去了酒吧之后就问加斯东：‘我朋友没有回来吗？’
“‘我今天晚上没看见她。’他回答说。
“我在外面晃了大半夜，天微微亮时，我回到阿尔贝蒂宾馆，但是并没有见到诺埃米。我没有再见过她。昨天早上的报纸上有这件事的几行报道，还说首饰店老板娘额头受伤，眼睛也被伤到，已经送医。
“报纸没说别的。没有谈到我们，也没有说事情发生在昨天夜里还是今天早上。也没有明确指出是两个女人所为。
“我不喜欢这样。昨天晚上我没有回阿尔贝蒂宾馆。快半夜时，我朝盖特路上的那家酒吧走去时，发现了两个便衣警察。
“我转个头从酒吧前走过去。我在雷恩街上一家没有人认识我的小酒馆里，给加斯东打了个电话。”
我只是听着，一动不动，没有像她期待的那样表现出兴趣。
“他们好像拿出了一张诺埃米被捕后拍的照片，问加斯东是否认识这个人。加斯东对他们说认识。然后他们又问他是否也认识诺埃米的朋友，加斯东说也认识，但是他不知道我们两个住在哪里。宪兵应该也在周围的酒吧里问了，他们也许还去了附近的宾馆。我恳求加斯东，他很讲义气，能够帮我一个忙。”
她看着我，好像对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听得懂她说的话。
“我等着呢，继续。”我说，一如既往的冷漠。
我不知道我到底怨恨她什么，但就是怨恨她。
“宪兵肯定还会再问他，他会对他们说抢劫发生的那个时间，我们两个在他的酒吧里，而且他还会找几个客人来作证。这些诺埃米都不知道，一定要让她知道。据我对她的了解，她应该什么都不会说，还会用固执的眼神看着他们。既然您已经成了我们的辩护律师，您应该去看看她并把这些告诉她。您还应该跟加斯东统一好口径，说您在他的酒吧里一直待到凌晨两点钟才走。我已经在电话里跟他说好了。现在我不能付给您钱，因为我没有，但是我知道您有时候也会免费接案子。”
我以为自己在听完后已经了解这件事了。
我感觉她在犹豫着怎么结束，这一切还没完，她还有什么事情要说或者要做，但是突然间她好像觉得很困难。她是害怕把接下来的事情搞砸吗，就像搞砸精心策划的抢劫一样？
她站起来，脸色越发苍白，却努力露出坚定的笑容，充满热情地完成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她环顾下整个房间，走到我办公室唯一一个没有堆着文件的角落，把自己的衣服一直撩到腰部，反转过身去，小声说：“在他们把我抓进监狱之前好好享受吧。”
她没有穿内裤。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消瘦的大腿，她这个年纪女孩子鼓鼓的肚子，深暗的阴阜。说不上是什么准确的原因，热血一下子蹿到我的头部。
我看着她朝外的脸，离灯不远就是博德纳韦每天早晨都会更换花的花瓶。女孩也努力地看着我，她在等，但是看到我一直一动不动，她渐渐对自己的命运失去信心。
过了一会儿，她眼泪汪汪，用鼻子喘着粗气。然后，她的手终于开始摸索还没有放下去的裙子下摆，她用失望和受辱的声音问道：“这对您不管用吗？”
她慢慢地把衣服恢复原样，背对着我，说话时没有转过脸，但是声音听上去很顺从：“不行吗？”
我点了一根烟，眼睛看着别处。轮到我说话了：“坐下。”
她没有马上就坐下。再转身朝向我之前，她像孩子一样，大声擤了几下鼻涕。
我刚才打到彭蒂厄路的电话就是找她的，她的床上还躺着一个男人，这个人我认识，而且几乎是我要求这个男人做她情人的。
正当我不知道今天是否应该继续写下去时，电话响了。我听出是妻子的声音。
“你一直都在工作吗？”
我犹豫了。
“没有。”
“你不来找我吗？莫里亚也在这儿。如果你来了，科里内想留下我们跟四五个朋友一块吃晚饭。”
我说好。
所以我现在要把“我的”文件锁在衣柜里，再到图书室里找几本书，把钥匙藏在书后面。然后我再上楼换衣服。
那对流浪夫妻还躺在玛丽桥下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