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名字斯特拉·佩特鲁奇。她跟家人住在汤普森街，离华盛顿广场不到半里路。她现年22岁，父母是意大利裔，天主教徒。
斯特拉·佩特鲁奇在麦迪逊大道和四十街交口的一家律师事务所担任速记打字员，已将近五年。
她父亲移民来美已经有45年了。他是福顿市场的鲜鱼批发商。他老家在意大利的利沃诺；斯特拉的母亲也来自同一个省份——托斯卡那省。
斯特拉是七个孩子当中的老六。她的三个哥哥当中有一个是神父，其他两个则和父亲乔治·佩特鲁奇一起经商。
三个姐妹，最大的一个是卡莫来特教会的修女，一个嫁给一位进口意大利乳酪和橄榄油的商人，另一人在汉特学院读书。除了当神父的老大外，佩特鲁奇家其他的孩子都在纽约市出生。
起初他们以为斯特拉只是大都会会馆附近死伤的百姓之一，之前在清理时被遗漏了。但是，女孩子头部的丝绳，是怪猫特有的标记，他们是在搬动她的头而看见零落的黑发散落到两边露出雪白的脖子时，才发现的。
大约是在市长对媒体发布伤亡数字时，几个警察在距离大都会会馆一条街半以外的地方发现了她的尸体。她躺在两家商店中间一条小巷的水泥地上，离第八大道的人行道不远。
法医处的人说，她是在午夜前不久被勒死的。
尸体是由佩特鲁奇神父和那个已婚的姐姐特丽莎·巴斯卡隆太太指认出来的。乔治·佩特鲁奇夫妇听到这桩惨剧的时候，两人同时晕了过去。
一个32岁、在西四街租房子，叫做霍华德·惠瑟克的男人，目前正在接受审讯。
惠瑟克很高、很瘦，黑头发，两只黑亮的眼睛长得很靠近，皮肤粗糙，哥特人式的颧骨。他看起来比他实际年龄老很多。
他的职业，据他自己说，是“不成功的诗人”。经过一番逼问之后，他才不情愿的承认，他是在格林威治大道一家自助餐店工作，以“维持肉体和灵魂的共存”。
惠瑟克说，他认识斯特拉·佩特鲁奇16个月了。他们是去年春天一个深夜在自助餐店认识的。当时她正在跟别人约会，凌晨两点左右一起到店里来。她的男伴，“一个长得像人猿一样来自布朗士区的家伙，打着一条手绘的美人鱼领带”，嘲笑惠瑟克的中西部口音，惠瑟克从餐台上拿起一只烤苹果，身体前倾，把苹果塞进那张脏嘴里去。“从那时起，斯特拉几乎每天都来，我们就成了朋友。”
他生气地否认和那女孩子有染。被接二连三地问到这类问题时，他的情绪变得非常激烈，得要抑制他才行。
“她是一个纯洁、温柔的女孩子，”他大吼，“跟她发生性关系，那是不可能的事！”
惠瑟克不太愿意谈他的生长背景。他在内布拉斯加州的比阿特里斯镇出生，家里种田，是苏格兰后裔，曾祖父是在1829年时随一群人从肯塔基州过来的。他们家有一点儿波泥族印第安人的血统，也有一点波西米亚和丹麦的血统。
“我是美国人里仅占不到1%的那一型，”霍华德·惠瑟克说，“在小数点之后的，你知道吧？”在老家的时候，他说，他是“十二门徒”教会的教徒。
他毕业于内布拉斯加大学。
大战开始时他应征加入海军，“结果被送到太平洋，被一架差点儿成功的日本神风战斗机送到海里，我到现在有时还会耳鸣，这对我写诗有很大的影响。”
战后，因为在比阿特里斯镇难以大展鸿图，所以他就跑到纽约市来，“帮我出钱的哥哥，杜金，觉得我是内布拉斯加州盖吉郡的天降诗人。”
自两年前来到纽约后，他唯一发表的作品是一首叫做《珊瑚中的玉米》的诗，1947年的春天刊登在格林威治村的社区报《村民报》上。惠瑟克拿出一张油腻的剪报以资证明。
“现在我哥哥已经不再相信我是大诗人约翰·尼哈特再世了。但是，”他说，“格林威治村的诗人朋友给我很大的鼓舞，而且，当然喽，斯特拉也很崇拜我。每天凌晨三点在自助餐店固定有一个读诗时间。我的日子过得很俭朴，对我来说这样就够了。斯特拉·佩特鲁奇的死在我心里留下一个无法弥补的空白，她是个没有一点儿坏心眼的可爱女子。”
他愤怒地否认向她拿过钱。
至于9月20日晚上的行踪，惠瑟克说，星期四晚上轮到他休假，他和斯特拉在她上班的大楼外面见面，跟她一起去参加大都会会馆的群众集会。
“关于怪猫，有一首诗的雏形已经在我脑中渐渐成形一段时间了，”他解释说，“出席大会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斯特拉呢，当然喽，她向来对我们每周四固定的约会都满怀期待。”
他们是走着过去的，途中曾经在第八大道的一家意大利面馆停留。
“店主是斯特拉父亲的一个表兄弟。我和费里匡奇先生讨论‘市民行动团队’的活动时，我们两个都很意外，斯特拉对这个话题深感不安。依格那吉欧说，既然斯特拉这么不舒服，我们就不应该去。我说我可以自己去，但是斯特拉说不行，她说终于有人要为这些命案做点事了，她也要在场。她说她每天晚上祈求圣母，保佑所有她认识的人平安无事。”
他们好不容易才挤进大都会会馆，在楼下靠前排的地方找到座位。
“动乱开始的时候，斯特拉和我试图紧握彼此的手，但是那群该死的疯牛把我们冲散了。我最后看到她的时候，她正被一群发狂的民众推着走，对着我不知道在尖叫些什么，但是我听不见。之后，我就再也没看见活着的她了。”
惠瑟克运气很好，只有一个口袋被扯破并无端挨了几拳。
“我和几个人挤在大都会会馆对面的门庭里，躲开混乱的群众。等最乱的场面过去后，我开始寻找斯特拉。我在会馆的伤亡群众里没找着她，就开始沿着第八大道、两边的小街和百老汇大道到处找，我整晚都在找来找去。”
惠瑟克被质问，为什么没有打电话去佩特鲁奇家？斯特拉没有回家，她的亲人整晚没睡，焦急地等她。他们不知道她和惠瑟克有来往。
“理由就在这里，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斯特拉说不让他们知道比较好，她说他们是很严格的天主教徒，如果让他们发现她和一个非天主教徒来往，只会搞得家里天翻地覆。
她说让她的表叔知道倒没有关系，因为他是一个反教皇分子，反正佩特鲁奇家的人都已经不跟他来往了。
早上7点30分时，惠瑟克又回到大都会会馆找了一次，心想如果连这最后的努力也没结果，不管什么宗教顾忌，他都要打电话到斯特拉家。
他在大都会会馆才开口问了第一个问题，就被警察抓起来了。
“整个晚上，那个巷口我经过了不下十几次，”霍华德·惠瑟克说，“可是里面黑漆漆的，我怎么会知道斯特拉就躺在里面？”
惠瑟克被拘留，以便“作进一步的侦讯”。
“没有，”理查德·奎因警官告诉记者，“我们完全没有他的把柄，只不过是要查证他的说法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
所谓的“一些其他的事情”，依新闻界的理解——而且还挺正确——指的不只是发生的暴乱，还包括斯特拉·佩特鲁奇这个朋友的眼睛、神情和言语里所透露的那种狂野。
法医的检查表明，并没有强奸或强奸未遂的迹象。
女孩子的皮包不见了，但是后来找到了，跟大都会会馆里清扫出来的失物混在一起，里面一件东西也没少。她脖子上挂的一条十字架金项链也还在。
勒死她的绳索是熟悉的柞蚕丝制品，橘红色。和先前几个案子一样，绳子在颈背上打了个结。检验室化验了那条绳子，没什么重要的发现。
斯特拉·佩特鲁奇被大都会会馆的民众推到街上后，可能跑到小巷里去避难。但是，怪猫本来就躲在小巷里，或者跟她一起走进小巷，还是尾随她进入小巷的，这就只好去猜测了。
极有可能是，一直到丝绳套上脖子之前她都没有起疑心。很可能她是应怪猫之邀才跑进小巷里的，或许他赶上来，自告奋勇要“保护”她，以免被暴民伤害。
和往常一样，他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埃勒里爬上楼梯时，已经过了中午，赫然发现他家房子的门没锁。他狐疑地走进去。一走进卧室，他第一眼看到的是他梯形的椅背上垂着一双破的尼龙丝袜。椅子的一边扶手上，则吊着一件白色胸罩。
他弯下身摇醒床上的她。
她的眼睛一下就睁开了。
“还好你没事。”
赛莱斯特打了个寒颤：“千万不要再这样！刚才我还以为是怪猫呢。”
“吉米呢？”
“吉米也没事。”
埃勒里在床沿坐下来，他的脖子后面又疼了起来。
“我常常梦见这个情景。”他说，一边揉着脖子。
“什么情景？”她在床单下伸直了长腿，呻吟着，“啊，痛死了！”
“我知道，”他说，“这全都在那个彼得·阿诺的漫画里出现过。”
“什么？”赛莱斯特浑浑噩噩地问，“今天还没过完吧？”她的黑发流泄在他的枕头上，像一条条甜美、充满诗意的溪流。
“然而疲乏，”埃勒里解释道，“是诗人的敌人。”
“你在说什么啊？你看起来像要垮掉了。你没事吧？”
“只要睡一觉我就没事了。”
“真是抱歉！”赛莱斯特裹紧床单迅速地坐了起来，“我还没完全清醒，嗯，我并不是……我是说，我并不是有意侵入你的房……”
“好小子，”一个严厉的声音说，“你胆敢把一位没穿衣服的女士踢出房间吗？”
“吉米！”赛莱斯特欣喜若狂地叫了出来。
吉米·麦凯尔站在卧房门边，一手抱着一个看起来有点神秘的大袋子。
“啊，”埃勒里说，“麦凯尔，真是刀枪不入，好样的。”
“你也毫发无损呀，埃勒里。”
他们相视而笑。吉米穿着一件埃勒里最心爱的运动夹克，尺寸看似小了一点，他还打着埃勒里刚买的新领带。
“我的衣服全被扯烂，”吉米解释，“你还好吗，女士？”
“觉得好像在‘美国军团大会’的9月早晨。能不能请两位移步到隔壁房间去？”
到了客厅，吉米皱着眉头说：“你看起来筋疲力尽，老古板。佩特鲁奇那女孩的事怎么样了？”
“哦，知道了。”
“今天早上在你的收音机里听到的。”吉米把纸袋放下来。
“袋子里是什么东西？”
“一些硬饼干和肉干，你们家柜子里空空如也。你吃过东西了吗，老兄？”
“没有。”
“我们也没有。喂，赛莱斯特！”吉米大叫，“管你有没有穿衣服，先帮我们弄点儿早餐！”
埃勒里的浴室传来赛莱斯特的大笑。
“你们两个好像心情还不错嘛。”埃勒里说道，一只手摸索到椅子的扶手，坐了下来。
“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实在好笑。”吉米也大笑起来，“经过昨晚一团混乱后，忽然看清很多事情，包括人类的愚行。我本以为大战期间我什么都见识过了，原来还差得远呢。战争是谋杀，一点儿没错，但那是有组织的谋杀。你穿上制服，扛上枪，接受伟大的命令，还有专人给你煮大锅饭，然后要不你杀人，要不你被杀，一切都照章行事。但是，昨天晚上……人人张牙舞爪，人性赤裸裸地显现。人群崩溃瓦解，每一个吃人的同胞都是你的敌人。能大难不死就是万幸了，就是这样。”
“嗨，赛莱斯特。”埃勒里说。
她的衣服全变了形，虽然看得出已经努力清洗过上面的污垢，而且重要部位都用别针别住了，可是看来还是像硬化的火山熔岩。她赤裸着两条腿，手上拿着她的丝袜。
“我想你这儿没有旧丝袜借我穿吧，奎因先生？”
“没有，”奎因严肃地说，“有我老爸在，你是知道的。”
“唉，讨厌。好吧！我马上给你们弄点儿吃的。”赛莱斯特抱起纸袋走向厨房。
“了不起吧，是不？”吉米盯着通往厨房的门，“你注意到了吗，奎因老弟？这位女士对她的外表毫不介意。真是了不起。”
“你们俩昨天晚上怎么没被冲散？”埃勒里闭着眼睛问。
“别急着想抓我们的小辫子，埃勒里。”吉米开始在餐桌上摆餐具，“好吧，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整晚都在一起。”
“哦？”埃勒里应了一声，睁开一只眼睛。
“我刚到她身边，马上就被冲散了。她不记得是怎么出来的，我也不记得。我们整晚都在寻找对方。清晨5点的时候，我发现她坐在综合医院的台阶上，哭得声嘶力竭。”
埃勒里闭上眼睛。
“你的腌肉要怎么弄，奎因先生？”赛莱斯特喊着。
“你睡着了吗？”吉米问，埃勒里咕哝了几声，“他说要又酥又有嚼劲！我说到哪里了，埃勒里？”
“你最后一句话，”埃勒里说，“是‘声嘶力竭’。”
“她的眼睛都肿起来了。告诉你，我好心疼。总之，我们到一家全天候营业的小店喝了点儿咖啡，然后就去找你。但是你不见了。我们想你大概平安地回家了，所以就上这儿来找。结果没人在家，我就跟赛莱斯特说：”他不会介意的“所以我就从防火梯爬进来。身为一个侦探，埃勒里，你实在很不小心门户。”
“继续说。”埃勒里说。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解释清楚。我的意思是，解释为什么我会来这里，自从今天早上再碰面了以后，我想赛莱斯特和我根本还没讲到20句话。我觉得，忽然间我们都了解了你的处境，我们想告诉你，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们真是一对超级混球，又不知该怎么办。”吉米玩弄着一只汤匙，“这件事实在很惨，”他看着汤匙说，“又是一场战争，只是形式不同，个人根本不具任何意义，人性尊严被当做粪土，必须得搞得一身臭，才勉强保得住自尊。一直到昨天晚上我才悟到这点，埃勒里。”
“我也是，”赛莱斯特倚在厨房门边，一手拿着吐司，一手拿着涂奶油的餐刀。埃勒里心想，皮戈特和约翰逊昨晚一定是把他们给跟丢了，没错儿，“你是对的，奎因先生。经过昨天晚上，我们才明白你是对的。”
“什么东西对了，赛莱斯特？”
“就是对我和吉米的怀疑。吉米、我，任何人都有可能。”
“我想我们想听到你说——‘回来吧，一切都原谅’。”吉米咧嘴一笑，可是马上又回头继续摆他的餐具。
“所以你们跑来这里等我。”
“等我们听到新闻后，就知道是什么把你绊住了。我叫赛莱斯特到你床上休息，她已经累得像死人一样，我则在这里的沙发上靠了一下。佩特鲁奇那女孩子和其他遇害者有任何关系吗？”
“没有。”
“那个玉米壳诗人呢？他叫什么名字？”
“惠瑟克？”埃勒里耸耸肩，“卡扎利斯医生好像对他颇有兴趣，他们打算好好地盘查他。”
“我真是难改记者习性。”吉米拿汤匙往桌上一敲，“好吧，我直说好了，你还要不要我们？”
“我没有差事给你，吉米。”
“那给我！”赛莱斯特喊道。
“也没有可以给你做的。”
“你不要我们了！”
“我要你们，可是我没有工作给你们。”埃勒里站起来，找他的香烟，可是又放下手来，“我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走。说实话，我完全没辙了。”
吉米和赛莱斯特听了面面相觑。然后，吉米说：“你也差不多累坏了，现在你需要和睡梦之神一起吃鲜鱼。喂，赛莱斯特，上咖啡吧！”
埃勒里在一阵嘈杂声中醒来。
他扭开灯。
——8点12分。
那声音很急。埃勒里爬下床来，披上睡袍，穿上拖鞋后，急急走到客厅去。那声音是从收音机里传出来的。他父亲躺在摇椅里。吉米和赛莱斯特则窝在沙发上一堆报纸里面。
“你们俩还在这儿？”
吉米哼了一声，他用下巴摩擎着胸膛。赛莱斯特则神情坚定地用手不断搓着她蜷缩在沙发上赤裸的双腿。
警官看起来形容枯槁。
“爸——”
“听着！”
“……今晚消息，”那声音说，“运河街地下铁的第三轨电线短路引起一阵惊慌，46名民众受伤送医。从中央车站和宾夕法尼亚车站驶出来的所有火车比预定发车时间误点了90分钟到两小时。出城的主要道路，往北到格林威治及白色平原的两条车道上全部塞车。从曼哈顿往荷兰、林肯两隧道和华盛顿大桥的道路，沿途许多区域的交通陷入瘫痪。那索郡当局说，长岛所有主要道路的交通状况已全面失控。新泽西、康涅狄格、北部地区纽约的警方说……”
埃勒里关掉收音机。
“怎么回事？”他惊惶地问，“战争爆发了吗？”他将目光移向窗外，好像期待看到烽火连天似的。
“纽约市变成马来西亚了，”吉米大笑着说，“真是个疯狂世界。心理学的课本必须重写。”他想站起来，可是赛莱斯特把他拉回去。
“打仗了？暴动了？”
“昨天晚上大都会会馆的事件只是开端而已，埃勒里。”警官挣扎着想要压抑着什么，也许是恶心，也许是愤怒，“它击中了要害，引起连锁反应。或者，可能是佩特鲁奇命案加上惊慌和暴动——事情发生的时机太坏，总之，混乱遍布全市，整天不断扩大。”
“大家都在逃亡，”赛莱斯特说，“每个人都在逃。”
“逃去哪里？”
“好像没有人知道，反正逃就是了。”
“黑死病又来了，”吉米·麦凯尔说，“你不知道吗？我们又回到中世纪了。纽约现在是西半球的传染病起源地，埃勒里。两个星期之内，你就可以在梅西百货公司的地下室射猎啃尸的土狼。”
“闭嘴，麦凯尔。”老头子摇晃着靠在椅背的头，“发生了许多混乱的事情，儿子，非常多。抢劫店家、拦截路人……第五大道、靠近列车顿大道的八十六街、一百二十五街、上百老汇和市中心的梅顿大道一带尤其严重。还有交通事故，好几百起车祸。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状况，纽约从来没有这样过。”
埃勒里走到窗边。窗下的街道空空荡荡，消防车的凄厉的警笛声从不知名的地方传来，西南边的天空有些亮光。
“而且他们说……”赛莱斯特正要开口。
“谁说？”吉米又大笑出来，“唉，重点就在这儿，各位，直到今天以前，我还以身为组织化舆论循环体系里的一根毛细管为荣。这次我们真正发挥了影响力，同志们。”他踢了一脚一张掉下地的报纸，“有责任感的新闻界！还有上帝保佑的收音机……”
“吉米！”赛莱斯特说。
“唉，这位做梦的李伯（美国民间故事中，一睡20年的人物）必须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是吗？一场大梦害他错过了历史，菲利普斯小姐。你知道吗，先生，市政府宣布全市检疫隔离？这是真的？是不是我搞错了？所有的学校竟然无限期停课！啊，真是快乐。纽约人都要撤离到大都会之外的营区去避难？拉瓜地亚、瓦克、艾多威尔德这些机场都要关闭？怪猫是极端劣等的绿霉寿司做的不成？”
埃勒里沉默不语。
“还有，”吉米·麦凯尔说，“据造谣人士说，市长遭到怪猫攻击，联邦调查局已经接管市警察局，证券市场明天绝对不会开门——这点正确无误，因为明天是星期六。”吉米松开交叉在前胸的胳膊，“埃勒里，今天下午我到市中心去，报社简直像一所疯人院。每个人都忙得团团转，一边否认造谣，一边采用每一个最新听来的谣言。回来的路上，我顺道绕到家里去看看我老爸、老妈是不是心理状况还稳定，结果你知道怎样？我看见公园大道上一个门房歇斯底里起来。老兄，那真是世界末日。”他用手背擦了一下鼻子，眼睛张得大大的，“你真会想别做人了。来吧，我们都来喝个酩酊大醉吧。”
“怪猫呢？”埃勒里问他父亲。
“没有新消息。”
“惠瑟克呢？”
“卡扎利斯医生和几个精神科医生已经调查了他一整天，据我所知，还在进行中。但是他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而且，我们在他西四街租的房间也没找出什么名堂。”
“我可以自己来吗？”吉米一边问，一边给自己斟了一杯威士忌，“你不能喝，赛莱斯特。”
“警官，现在怎么办？”
“我不知道，”警官说，“而且，菲利普斯小姐，我想我也不在乎了。”他站起身来，“埃勒里，如果局里来电话，就说我睡了。”老头子拖着脚步走出去。
“敬怪猫一杯，”吉米说，一边举起他的杯子，“祝他的五脏六腑溃烂。”
“如果你要开始发神经，吉米，”赛莱斯特说，“我就要回家了。反正我也该回家了。”
“对，回我家。”
“你家？”
“你不能一个人住在那个破烂的旧屋子里，而且，现在你也该和我父母见个面了，迟早要见的，不如现在解决。我妈嘛，不用说，一定会高兴得不得了。”
“谢谢你的好意，吉米，”赛莱斯特满面通红，“但是，绝对不行。”
“你可以睡奎因的床，却不能睡我的！这算什么？”
她笑了笑，但很生气。
“这是我这辈子最恐怖、却也最美妙的24小时，亲爱的，不要把它破坏了。”
“破坏！老天，你这个势利鬼！”
“我不能让你父母以为我是街上捡来的流浪儿。”
“你是个势利鬼。”
“吉米，”站在壁炉边的埃勒里转过身来，“你是不是在担心怪猫？”
“无时不担心。可是，现在我连兔子也担心了，我指的是会咬人的那种。”
“总之，你不用担心怪猫，赛莱斯特不会有事的。”
赛莱斯特一脸惊讶。吉米说：“你怎么敢这么说？”
“同样，你也不会有事的。”
埃勒里解释过去几件谋杀案年龄渐趋变小的模式。等他说完，他把烟叶装进烟斗里，开始抽起烟来。他看着他们两个，而他们只是站在那儿盯着他，仿佛他刚刚表演了一场小小的魔术。
“可是却没有人看出这点，”吉米喃喃说道，“没有人。”
“可是，这是什么意思？”赛莱斯特喊道。
“我不知道。斯特拉·佩特鲁奇22岁，你和吉米都比她大，怪猫已经越过你们的年龄层了。”
可以放心，他心想，可是不知为什么，竟觉得有些失望。
“我可以报道这一点吗，埃勒里？”说完了，吉米马上一脸丧气，“我忘了，我们有约在先。”
“呢，我想，”赛莱斯特充满正义感地说，“我们应该把这一点告诉大众，奎因先生，尤其是现在大家都这么害怕的时候。”
埃勒里看着她。
“等一下。”
他走进书房。回来的时候，他说：“市长同意你的意见，赛莱斯特。情况非常严重……今天晚上我要主持一个记者会，而且l0点半要和市长一起上电台，从市政府广播出去。吉米，不要提前泄漏。”
“谢谢，老兄，你是说年龄递减这件事？”
“对，就像赛莱斯特说的，这样应该可以减轻一些恐慌。”
“你的口气不是很有信心的样子。”
“哪一个比较令人担心呢？”埃勒里说，“是你自己的安危，还是你的孩子的？”
“我懂。我马上回来，埃勒里。赛莱斯特，走吧。”他拉起她的手臂。
“送我上计程车就好，吉米。”
“你怎么还是讲不通？”
“我在一0二街和在公园大道是一样安全的。”
“那妥协一下好了……去住旅馆怎么样？”
“吉米，你在浪费奎因先生的时间。”
“等我，埃勒里，我要跟你一起到下城去。”
出门之后，吉米一路还在争辩。
埃勒里在他们走后小心地关上门，然后他回到收音机旁边，把它打开。他坐在椅子的边上，专心地听。
但是才听到播音员的声音，他就跳起来，关掉收音机，快步走进卧室。
事后说，都是因为9月23日那个狂乱的星期五夜晚，市府举行了市长特命调查员记者招待会和电台对该招待会的转播，才使纽约人的大逃亡告一段落，而且在短短数小时之内，因怪猫而引起的暴乱事件也完全平息。毫无疑问地，那一晚大家成功地渡过这场危机，而且再也不曾有过同样的疯狂情绪。但是，少数几个密切注意到大众复杂心理变化的人都明白，取代这种惊慌的是一种类似的不良状态。
接下来几天，随着民众陆续返回纽约，人们对怪猫所犯下的案件似乎已不再感兴趣了。过去的一个月来，让市政府、警察局和全市各派出所忙得不可开交、像洪水般汹涌而来的询问电话和意见也已减少得像涓涓细流一般。原来不时得面对选民指责、攻击的民选官员，发现他们的窘境竟不可思议地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各区民意代表的服务处变得门可罗雀，终于可以让他们松一口气了。就连舆论也都销声匿迹，只剩下窃窃私语，害得报纸专栏也没题材可写。
还有一个更有意义的现象。
9月25日的那个星期天，全市各个派别的教堂里做礼拜的人数骤减。虽然教士、牧师对民众的堕落感到遗憾，但观察家几乎一致认为这是可以原谅的，鉴于“不久前的过去”。（在纽约市的历史上，那次暴乱已经降格为一个小注脚，可见这变化有多戏剧性）观察家们说，今年夏天，教堂出席人数不寻常的踊跃主要是出于对怪猫的恐惧，民众惊慌地寻求精神慰藉作为庇护。这大规模的突然变化只是代表恐慌已经结束了，钟摆已经摆向另一个极端。他们预测，教堂出席率很快就会恢复正常。
各界贤达彼此道贺，并庆祝纽约“恢复理性”。大家都认为年轻人必须被保护，也计划采取一些特别的措施。可是，每个人——尤其是官方——似乎都觉得最坏的状况已经过去了。
那气氛就像怪猫已经落网了一样。
不过，未被放松的气氛所蒙蔽的人却看到与表相想反的征兆。
从9月24日那个星期六后的一个礼拜之间，《综艺》和百老汇的专栏作家开始报道说，夜总会和戏院的生意出奇得好。换季并不足以解释这种现象，因为实在是太突然了。
整个夏天都没有卖过满座的戏院，喜出望外地被迫把原先裁掉的带位员又请回来，维持秩序的缆绳和“仅剩站位”的牌子也派上了用场。在这之前惨淡经营的夜总会老板看着挤得水泄不通的舞池，笑得合不拢嘴；有名的几家夜总会甚至还傲慢地拒收某些客人。百老汇的酒吧和餐厅爆满。花店、糖果店、雪茄店都人满为患，连酒商的生意都增加三倍；卖黄牛票的、拉客的、做地下买卖的，又开始笑逐颜开；赛马赌注登记员简直不敢相信有这么多赌注源源进入。各种运动比赛场所都刷新买票的观众人数，弹子房和保龄球馆连忙增添人手；百老汇大道、四十二街和第六大道上的娱乐靶场都人满为患。
似乎在一夜之间，娱乐事业和相关的附属行业都开始欣欣向荣。从日落到清晨三点，时报广场人声鼎沸，水泄不通。计程车司机们都说：“就像大战刚结束一样。”
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曼哈顿中心区。类似的情况在布鲁克林区中心、布朗士区的弗得罕路及所有五大区的中心比比可见。
同时，在那个星期当中，广告公司客户服务部门看到广播收听率调查预报后，都大吃一惊。大部分的主要电台都开始播放秋季和冬季的新节目时，听众的开机率应该明显增高才对，可是，大都会区的收听率却普遍降低。所有电台都受到影响。以地方消息为主的独立电台立刻针对这个现象特别作调查，却发现，显示节目反应和收听率的图表，都已经跌到谷底。最重要的数字，也就是显示开机比率的数字，过去从来没有这么低过。
电视收视率的调查结果同样低迷。
——纽约人既不听收音机也不看电视了。
播音员和广播公司副总裁们都忙为客户解释说明。似乎没有人想到，既然很多人都不在家，当然就没有人打开收音机或电视；而即使有人在家，他们的心思也不在这里。
警方对酗酒和行为不检案件的突增也大惑不解。对赌场的例行突检常常收获丰盛，而且抓到的赌徒很多都不寻常，他们一掷千金。抽大麻和吸毒的案子也增加到令人不安的地步。此外，娼妓取缔小组不得不与其他单位合作，以便遏止娼妓活动的突然扩大和增多。走私、偷车、抢劫、一般暴力事件和性犯罪等都急剧增加。青少年犯罪率的升高尤其令人担忧。
特别令人感到奇异的是，全市各地的街头巷尾又到处可见野猫出入。
少数观察敏锐的人都看得出来，纽约人对怪猫失去了兴趣，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健康的态度，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群体的情绪还主宰着纽约市，而且群众的心理仍然停留在惊慌失措层次，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和方向而已。人们现在是从心理层面逃避现实，而非生理方面。然而这依旧是一种逃避。
10月2日那个星期天，为数众多的教士牧师都拿《创世纪》第十九章第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作为他们讲道的主题。
在那时谈论萨多姆和葛摩拉两个圣经里的罪恶之城是很自然的事，地狱里恶臭的硫磺和炙热的火焰也是可预期的。
道德堕落的所有元素都呈现在这个大熔炉里，滚滚沸腾。
唯一的麻烦是，最能从这个章节获益的人却仍然逍遥在外，以邪恶的方式洗涤他们的罪恶。
怪猫猎获的第九条命，令人感到讽刺的竟是最关键的一条。
因为这个案子到了第九次谋杀才有了突破。
尸体是在9月29日到30日之间深夜一点过后发现的，距离“怪猫暴动”正好一星期，离斯特拉·佩特鲁奇遇害地点不到两里路。尸体横陈在位于七十七街和中央公园西路之间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台阶上漆黑的阴影里，是一名眼尖的巡警发现的。
死亡原因是勒颈窒息。凶器是一条绳索，柞蚕丝制品，和阿奇博尔德·达德利·艾伯内希和莱恩·欧莱利案的一样，是蓝色的。
从死者完好如初的皮夹子里的驾驶执照中发现，他的名字是唐纳德·凯兹，21岁，住西八十一街。经调查，该住址是中央公园西路和哥伦布大道之间的一栋公寓楼房。他父亲是牙医，在靠近雪尔门广场的阿姆斯特丹大道和西七十一街之间开业。家里信犹太教。死者有一个姐姐——珍妮·伊默森太太，住在布朗士区。唐纳德目前在攻读广播及电视工程的课程。他似乎是个聪明又充满理想的好男孩，爱憎分明，交游广阔但是亲密的朋友不多。
他的父亲默文·凯兹医生亲自指认了尸体。
从凯兹医生那里，警方知道了他儿子遇害那天下午曾和一个女孩子出去过。她叫娜汀·卡特尔，19岁，家住布鲁克林区波洛公园附近，是纽约艺术盟校的学生。布鲁克林区的刑警当晚把她带到曼哈顿审讯。
一看到尸体，她立刻昏倒，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后她才能把来龙去脉讲清楚。
娜汀·卡特尔说，她认识唐纳德·凯兹将近两年了。
“我们是在一次巴勒斯坦示威活动中相遇的。”——过去一年，他们彼此达成“某种共识”，每星期见面三四次——“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唐纳德对科技感兴趣，而我的兴趣则在艺术。就政治而言，他等于还没有长大，甚至战争都没给他带来任何教训，我们甚至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看法都不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相爱。”
卡特尔小姐说，前一天下午，唐纳德·凯兹到艺术盟校等她下课，他们从五十七街步行走到第七大道，途中在“龙凤”餐馆吃了一顿炒麦当晚餐。
“我们为了付账起了一点儿争执。唐纳德老是持那种不成熟的观念，认为这是男人的世界，女人应该待在家里照顾孩子，丈夫累了一天回来以后，她应该把他侍奉得舒舒服服之类的。我告诉他这次轮到我付账了，结果他大发脾气。最后，为了避免在公共场所难看，我让他付了账。”
之后，他们到五十二街上一家小小的俄国夜总会“雅尔”跳舞，就在“二十一与里昂”及“伊迪”两家餐馆正对面。
“我们非常喜欢那个地方，而且常常去。那里的人都认识我们，我们碰到里面的人，像玛丽亚、隆亚和蒂娜等，都是直呼名字。但是昨天晚上非常拥挤，一会儿我们就离开了。唐纳德喝了四杯伏特加酒，一点儿小菜都没动，所以一走出来吹到风，就觉得头有点晕。他还要去下一区，但是我说我没有心情，因此，我们就沿着第五大道往上城的方向走。到了第五大道和五十九街的时候，唐纳德说想去公园里走去，他觉得……很有兴致，他酒还没醒。但是那里面黑漆漆的，而且怪猫可能……”
讲到这里，娜汀·卡特尔精神崩溃了。等到她恢复后，她又继续叙述：“当时我极度不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常聊到怪猫，从来都不觉得那是切身的威胁，我非常确定；我们好像就是没办法认真地看待这个事情，我的意思是指用非常严肃的态度。唐纳德常说怪猫反犹太，因为在这个全世界犹太人口最多的城市他还没有勒死过犹太人。然后他又会大笑，自相矛盾地说，也许怪猫就是犹太人。我们之间常讲这一类的笑话，虽然我从来不觉得这有多好笑，可是你不能对他讲的话生气，你没有办法，他……”
他们不得不提醒她不要离题。
“我们没有去公园。我们沿着中央公园南路走，沿着有房子的人行道走。一路上，唐纳德好像酒醒了一点儿。我们闲聊上个礼拜佩特鲁奇那个女孩子的命案、”怪猫暴动“和出城逃难的事。我们两个都认为这很可笑，在有危机的时候，通常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先吓昏了头，反而是损失可能最多的年轻人保持头脑清醒……然后，走到哥伦布圆环的时候，我们又吵起来了。”——唐纳德想送她回家——“好几个月前，我们早就有约定了，如果非假日晚上约会，我自己回布鲁克林。我真的对他非常生气。他妈妈不愿意他太晚回家，这也是为什么我愿意和他这么频繁见面的唯一理由。为什么我没让他送我，为什么我不让他送我！”
娜汀·卡特尔又哭了起来，凯兹医生安慰她，叫她不要怪自己，他说如果唐纳德命中注定要遭怪猫谋害，谁也改变不了结局的。女孩子握住他的手。
她的故事还有一段没讲完。她拒绝让男孩子陪她回布鲁克林，还催他赶快搭计程车回家，是因为“他看起来不太舒服，而且我不喜欢他在那种情况下自己一个人走夜路。我那样说让他更加生气，他甚至都不……跟我吻别。我最后一眼看到他，是在走下地铁阶梯的时候。他站在上头和某个人讲话，我想是一个计程车司机。那时差不多10点半。”
他们找到那名计程车司机。是，他记得那对年轻人吵架。
“那个女孩子下阶梯离去的时候，我打开门对那小伙子说：”下次运气就会好一点儿啦，大情人。上来吧，我送你回家。‘可是他火冒三丈。’开车滚吧！‘他对我说，’我要走路回家。‘然后，他就穿过圆环，转进中央公园西路，往上城的方向走去。他的脚步不太稳。“
唐纳德·凯兹曾试图步行回家。他从哥伦布圆环沿中央公园西路的西侧往上城走了大约一里路到七十七街——离他家才四个路口。显然，怪猫一路跟踪他，可能跟踪他们两个整整一晚上了。虽然在“雅尔”和“龙凤”两家店都没问出什么结果，而且计程车司机说唐纳德·凯兹离开的时候，他不记得曾看到什么举止可疑的人。无疑，怪猫一直在等待时机，等待他可以扑杀的机会。那个机会在七十七街上来到了。在唐纳德被发现的地点，即博物馆的台阶上，有一滩呕吐的秽物，唐纳德的外套上也有一些。显然他走过博物馆前时，酒后反胃的感觉涌上来，唐纳德就坐在黑暗的台阶上呕吐。
怪猫可能就是从一旁逼近，趁他坐着呕吐的时候从后面下手。
他曾经猛烈挣扎。
死亡的时间，据法医说，是在11点到12点之间。
没有人听到尖叫或被掐住后呼喊的声音。
对尸体、衣物、勒脖子的绳索，还有命案现场都作了彻底检查，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
“老样子，”奎因警官在拂晓的晨光中说，“怪猫没有留下一点儿线索。”
但是这次他有了。
致命的线索于30日早上，在凯兹家位于西八十一街的公寓里拐弯抹角地浮现了出来。
刑警正在讯问凯兹一家人，试图找出唐纳德·凯兹和前八件谋杀案受害者的关系。
在场的有死者的父亲、母亲、姐姐以及姊夫费伯特·伊默森。凯兹太太是个纤细的棕眼女人，悲恸中仍不失迷人风采，她脸上的妆都被泪水洗掉了。伊默森太太是个丰满的年轻女子，不如她母亲有气质，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一直吸泣不止。埃勒里从伊默森太太的话中得知，她和她弟弟并不是很合得来。凯兹医生自己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就像三个半星期前在中央公园另一端的柴克·理查森一样。他失去了他的儿子，从此传宗无人。唐纳德的姐夫，一个留着红胡子、已经开始谢顶的年轻人，穿着一套银灰色的西装，站得离其他人远远的，仿佛要避开人家的注意。他刚刮过胡子，刚毅的下巴在薄薄的滑石粉下微微出汗。
埃勒里对那些千篇一律的问题和回答并没有很留意。
这些天来，他日子过得特别累，前一晚尤其累人。这番询问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他十分确定，就像其他几次谋杀也找不出结果一样。案子的模式有几个细微的变化——受害人是犹太教徒而非基督徒，和上次案件距离7天，而非17天、11天或6天——但是就大处而言，并无不同：柞蚕丝制成的绳索、男性蓝色、女性橘红色、遇害人未婚（莱恩·欧莱利是令人困惑的唯一例外）、死者的姓名列在电话簿上——埃勒里在案发后马上就查过了、第九名受害者比第八名年轻、第八名比第七名年轻、第七名比……
“不，我很肯定他没有一个老相识是叫那个名字的，”凯兹太太正在说。奎因警官仍然顽固地紧抓住霍华德·惠瑟克那个嫌疑犯不放，虽然心理医生们已经放弃他了，“当然了，除非这个叫惠瑟克的是唐纳德在训练营里碰到的。”
“你是说大战期间？”探长问。
“是。”
“你儿子参加过战争吗，凯兹太太？他年纪还太小吧！”
“不，他是在18岁生日那天入伍的，那时候战争还没有结束。”
警官一脸惊讶：“德国是在5月投降的，我想应该没错，那是1945年，日本在8月或9月投降。1945年的时候，唐纳德不是才17岁吗？”
“我怎么会不知道我儿子的年纪！”
“波露，”一直待在角落里的凯兹医生动了动身体，“一定是那张驾驶执照的关系。”
奎因父子两个都将身子稍微前倾。
“你儿子的驾驶执照上，凯兹医生，”奎因警官说，“登记的生日是1928年3月10日。”
“那是错的，奎因警官，我儿子在申请驾驶执照时写错了出生的年份，一直懒得去更正。”
“你的意思是，”埃勒里问，他发现他忍不住得清一清喉咙，“你的意思是，唐纳德现在不是21岁，凯兹医生？”
“唐纳德22岁，他是在1927年3月10日出生的。”
“22岁。”埃勒里重复了一次。
“22岁？”警官的口气也怪怪的，“埃勒里，那个斯特拉·佩特鲁奇——”
艾伯内希，44岁；维奥莱特·史密斯，42岁；莱恩·欧莱利，40岁；莫妮卡·麦凯尔，37岁；西蒙·菲利普斯，35岁；比阿特丽斯·维利金，32岁；雷诺·理查森，25岁；斯特拉·佩特鲁奇，22岁；唐纳德·凯兹……22岁。
这是第一次，年龄递减的模式有了例外。
真是如此吗？
“确实，”在走道上，埃勒里激动地说，“确实，一直到现在，年龄都是以数年的差距往下降。可是，如果我们可以找出来……”
“你是说，凯兹这个男孩子可能比斯特拉·佩特鲁奇还要小，”他的父亲喃喃地说。
“可能只差几个月。假定佩特鲁奇是1927年5月生的，那唐纳德·凯兹就比他大两个月。”
“我不敢想，那就会……她是几月生的？”
“我不知道！”
“我不记得在任何报告上看过她确切的生辰年月日。”
“等一等！”
警官走开了。
埃勒里发现自己已把一根香烟揉得粉碎。真是见鬼了，这里面一定有很多可以挖的，他知道。
秘密就藏在这里面。
但是，是什么秘密？
等待的时候，他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他听到某处传来警官的声音，气概昂扬的声音。上天保佑，到底是什么秘密？
如果最后发现唐纳德·凯兹比斯特拉·佩特鲁奇年纪大，即使仅仅大上一天……只是如果而已。这代表了什么？
这可能代表什么？
“埃勒里。”
“怎样？”
“1927年3月10日。”
“什么？”
“佩特鲁奇神父说，他妹妹斯特拉出生于1927年3月10日。”
“同一天？”
他们俩面面相觑。
事后他们都同意，他们之所以会那样做，全然是直觉反应，尽管这是优点，但它无法保证一定会有结果。他们会去探究全然是条件反射，侦探由神经活动而产生的对例外的事实的躯体反应，纯粹是习惯性的。刻意思索同一天出生代表的意义，必定是像自掘坟墓一样地令人痛苦。所以，奎因父子没有寻求解释——即使是合理的假设——他们反而不假思索地从最基础做起。不管事实可能代表什么意义，也先要知道这是不是事实。
埃勒里对他父亲说：“我们现在就去查出来。”
警官点点头，然后他们就下楼到西八十一街，坐进警官的车，维利警佐载他们到卫生署“人口统计局”的曼哈顿分局。
往下城的路上，没有人开口讲一句话。
埃勒里感到大脑中有上千个齿轮想要绞动，却转不起来。真是令人生气，因为他知道整个事情实在简单得很，他非常有把握，已知的事实具有一种韵律性的紧密关联。可是，这些事实在那使其接收机制故障加剧的愚蠢中无法发挥功能。
最后，他决定停止思考，脑袋一片空白地前往目的地。
“请帮助我们查阅两个人的出生证明原件，”奎因警官对登记员说，“我们没有注册号码，但是有姓名，斯特拉·佩特鲁奇，女性，和唐纳德·凯兹，男性；根据我们的资料，两个人的出生日期都是1927年3月10日。来，我把姓名写给你。”
“你确定他们两个都是在曼哈顿出生的，警官？”
“是的。”
登记员带着一脸兴味盎然的表情回来。
“我发现他们两个不仅是同一天出生，而且还……”
“1927年3月10日？两个都是？”
“对。”
“等等，不仅同一天出生，而且什么？”
“而且是同一个医生接生的。”
埃勒里眨了眨眼睛。
“同一个……医生接生……”他父亲喃喃说道。
“可以让我看看那些出生证明吗？”埃勒里的声音变得嘶哑了。
他们瞪着那上面的签名，同样的笔迹，两份出生证明上都签着：
艾德华·卡扎利斯 医学博士
“现在，儿子，我们都不要激动，”奎因警官一边说，一边用手捂着电话筒，“不要跳脚，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只是随处逛逛，这件事必须慢慢来。”
“他妈的，我高兴怎样就怎样。名单呢？”
“我正在查，他们正在帮我查——”
“卡扎利斯……卡扎利斯。找到了！艾德华·卡扎利斯。我就告诉你是同一个人嘛！”
“他也接生小孩吗？我以为——”
“他是从妇产科开始他的医学生涯的。我知道他的专业资历有些奇怪。”
“1927年……直到1927年他还在干妇产科吗？”
“不止呢。瞧，这里说……”
“是。查利……”
埃勒里放下医疗名册。他父亲正一边听电话一边振笔疾书，密密麻麻写了一行又一行，好像永远也写不完。
终于，他停下笔。
“就这些了？”埃勒里问。
“埃勒里，这根本不合道理，他们怎么可能全都是……”
“能不能请你找出这些人的出生证明原件？”埃勒里说，同时把警官写的单子交给登记员，“就是这上面列的这些人的。”
“出生日期……”登记员把名单从上到下看了一遍，“全都是在曼哈顿出生的吗？”
“大多数是，可能全部都是。是，”埃勒里说，“我想全部都是，我很肯定。”
“你怎么‘肯定’？”他父亲吼了起来，“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肯定’？我们知道他们当中有些是，可是……”
“我确定，全部都是在曼哈顿出生的，每一个都是。你等着瞧吧！”
登记员离去。
他们像两条狗似的相交穿梭踱着步。墙上的钟，指针慢慢爬动。
其间，警官悄声说：“这可能表示……你知道这可能表示……”
埃勒里转过头来，露出牙齿，说：“我不想知道‘可能’怎样。我已经受够了各种‘可能’。下一步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我刚刚才发明的座右铭。一次一件事，一步一步来。A之后是B，B之后是C.一加一等于二，这是我目前的算术能力，等这一步做完才有能力再加二。”
“好，儿子，好，”警官说，之后就喃喃自语。
然后登记员回来了。
他一脸困惑、狐疑，而且不安。
埃勒里背靠着办公室的门说：“请慢慢地念给我听，一次一个，从艾伯内希开始。阿奇博尔德·达德利·艾伯内希——”
“生于1905年5月24日，”登记员说，然后马上接着说，“艾德华·卡扎利斯，医学博士。”
“有趣，真有趣！”埃勒里说，“史密斯，维奥莱特·史密斯——”
“生于1907年2月13日，”登记员说，“艾德华·卡扎利斯，医学博士。”
“莱恩·欧莱利，老好人。莱恩·欧莱利也在里面吧？”
“他们全都在这儿，奎因先生。我实在……生于1908年12月23日，艾德华·卡扎利斯医生，医学博士。”
“再后来是莫妮卡·麦凯尔？”
“1912年7月2日。艾德华，卡扎利斯，医学博士。奎因先生……”
“西蒙·菲利普斯。”
“1913年10月11日。卡扎利斯。”
“只签了卡扎利斯？”
“唆，当然不是，”登记员很快地回答，“还是艾德华·卡扎利斯，医学博士。听我说，我实在看不出来这样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念下去有什么意义，奎因警官。我说了，他们全都在这上面……”
“让这孩子发泄一下吧，”警官说，“他的情绪被压抑很久了。”
“比阿特丽斯·维利金，”埃勒里说，“我对比阿特丽斯·维利金特别有兴趣。我早该看出来的，生与死是普天下共通的经验，这两者一向在上帝的桌底下玩游戏。我为什么没有一眼看穿呢？比阿特丽斯·维利金。”
“1917年4月7日。同一个医生。”
“同一个医生，”埃勒里点头。他在微笑，一种恐怖的微笑，“那是一个黑人婴儿，却是同一个医生，一个行医有道的医生，卡扎利斯医生，妇产科之神，显然是每逢星期三扮演一次。来吧，所有怀孕的女人，不分肤色，不分宗教，依贫富能力调整收费。雷诺·理查森呢？”
“1924年1月29日。艾德华·卡扎利斯，医学博士。”
“那是个有钱人。谢谢你，先生，我想这就是全部了。我猜这些出生证明都被小心地保护在纽约市卫生署吧？”
“是的。”
“如果这些证明有短缺或遗失，”埃勒里说，“我会亲自带把手枪来这里，先生，当场让你毙命。同时，不可以走漏这个消息，一个字也不可以传出去！我说得够清楚了吧？”
“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登记员板起脸来，“我不喜欢你的口气，也不喜欢你的态度，而且……”
“先生，你眼前这个人是‘市长特命调查员”讲话客气一点儿，“埃勒里说，”我的地位可比飞上云霄的风筝还要高。我们可不可以用你的办公室和电话儿分钟，只有警官和我？“
登记员用力地把门关上，发出“砰”的一声，走了出去。
但是，门立刻又打开来，登记员走回他的办公室，小心地关上门，然后用一种谈论机密的口吻说：“一个医生竟会回头去杀他亲手带进这个世界的人……这还用问吗，先生们？除了疯子，他还能是什么？你们到底在搞什么？怎么会让他潜入你们的调查工作？”然后，登记员又脚步瞪瞪地走了出去。
“这，”警官说，“不容易办。”
“不容易。”
“没有证据。”
埃勒里用拇指轻轻地刮着登记员的桌子。
“白天、晚上都得监视他，24小时一分不少，必须知道他每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在做什么。”
埃勒里还在刮桌子。
“不能有第十个人遇害了，”警官说，仿佛在解释一件深奥的高度机密，而且还具有全球性的重要关系。然后，他大笑起来，“《纽约号外报》的那个漫画家还不知道他已经没有尾巴可画了。让我打几个电话，埃勒里。”
“爸。”
“什么，儿子？”
“我们必须到他家，搜他几个小时。”埃勒里拿出一根香烟来。
“不申请搜查证吗？”
“想打草惊蛇吗？”
警官皱起眉头来。
“避开那个女佣应该不是问题。挑个她休假的日子就可以了。不行，今天是星期五，要到下星期她才有休假，我等不了那么久。她住在他们家吗？”
“我不知道。”
“如果可能的话，我要这个周末去。他们上教堂吗？”
“我怎么知道？那根香烟吸不动啦，埃勒里，你根本没点火。把电话给我。”
埃勒里把电话递给他。
“你派谁去监视他？”
“赫塞、麦克、戈德堡。”
“好。”
“接警察局。”
“可是，我要让这件事，”埃勒里说，“越少人知道越好，而且，在你可以做到的范围内越能不惊动局里越好。”——他父亲瞪着他——“我们实在什么都还不晓得……爸。”
“什么？”
埃勒里离开桌旁。
“直接回家，好不好？”
“你要回家？”
埃勒里已经关上门走了。
奎因警官在走廊喊道：“儿子啊！”
“在这儿。”
“好了，都安排好了……”
他突然停下来。赛莱斯特和吉米两人坐在沙发上。
“嗨，”警官说。
“我们在等你，爸。”他父亲看着他。
“不，我还没告诉他们。”
“告诉我们什么？”吉米着急地问。
“我们知道凯兹家那个男孩的事，”赛莱斯特开口说。
“可是……”
“怪猫又有行动了吗？”
“不是。”埃勒里仔细地观察他们，“我准备好了，”他说，“你们呢？”
“准备好什么？”
“开始工作啊，赛莱斯特。”吉米站了起来。
“坐下，吉米。”吉米坐下，“这次是真的。”
赛莱斯特的脸色变得惨白。
“我们在追踪一个线索，”埃勒里说，“到底是什么事，我们还不确定。但是，我想我可以这样说：自从怪猫案发生以来，这是第一次有一些令人振奋的东西可以着手。”
“我可以做什么？”吉米问。
“埃勒里……”警官说。
“不，爸，这样比较安全。我已经非常仔细地考虑过了。”
“我可以做什么？”吉米又问一次。
“我要你去把艾德华·卡扎利斯的底细摸清楚，弄一个完整的报告给我。”
“卡扎利斯？”
“卡扎利斯医生？”赛莱斯特满脸惊奇，“你的意思是……”埃勒里瞪着她。
“对不起！”
“卡扎利斯的背景，”吉米说，“还有呢？”
“请先不要妄下结论。正如我刚刚说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吉米，我需要的，是有关他个人生涯的深入描述，愈详细愈好。这不是一项‘人名录’调查，如果只是那样，我自己来做就可以了。以一个现职记者的身份，由你去挖掘我所要的资料，是再好不过了，而且又不会引起人家疑心。”
“是，”吉米说。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在做什么，包括你在《纽约号外报》的同事。你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马上。”
“要多少时间。”
“不知道，不会太久吧！”
“你想你有没有办法给我一份报告样本，在……嗯……明天晚上以前？”
“我试试看。”吉米站起来。
“顺便一提，不要接近卡扎利斯。”
“不会的。”
“也不要接触任何与他关系太亲近的人，以免有人传话到他耳里说有人在打听他的事情。”
“我了解。”
吉米还迟迟不走。
“怎么了？”埃勒里问。
“那赛莱斯特呢？”
埃勒里微微一笑。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吉米说，满脸通红，“怎么，各位……”
“赛莱斯特还没有工作，吉米。但是，赛莱斯特，我要你回家去，收拾一两袋行李，来这里住。”
“什么？”警官和吉米同时说。
“前提是，爸，如果你不反对的话。”
“嗯，我不反对，一点儿也不，很欢迎你来，菲利普斯小姐。只有一件事，”警官说，“如果我还指望能休息的话，我最好马上就上床去。埃勒里，如果有电话，不管是谁——一定要叫醒我。”说完，他就急急忙忙跑进房里去了。
“住在这儿？你是说……”吉米说。
“是。”
“不错的主意，但是，妥当吗？”
“奎因先生……”赛莱斯特犹豫不决。
“再考虑一下吧，”吉米说，“好像有点儿太敏感，可能会引起利害冲突。”
“我会需要你的帮忙，赛莱斯特——当我需要的时候——我可能在瞬息之间需要你的帮忙。我没办法预测是什么时候。如果是在三更半夜，而你人不在这儿……”
“不行，老兄，”吉米说，“我得先说清楚，我不希望有这种情形。”
“你能不能安静一点儿，让我思考一下？”赛莱斯特喊道。
“而且，我必须告诉你，可能会有相当危险的情况。”
“总而言之，总而言之，”吉米说，“我不认为这是个好办法。亲爱的，你说是不是？”
赛莱斯特不理他。
“我觉得这太危险了！而且，一点儿不道德！人家会怎么说；你知道吗？”
“唉，不要吵了，吉米。”埃勒里说，“赛莱斯特，如果我计划得当，你会被直截了当地摆在刀口上。你现在还有机会逃脱，如果你想的话。”
赛莱斯特站了起来：“我什么时候搬进来。”
埃勒里微微一笑：“星期天晚上就可以了。”
“我会来的。”
“你住我的房间，我搬到书房去。”
“敬祝，”吉米酸溜溜地说，“两位共度一段美好时光。”
他看着吉米粗鲁地把赛莱斯特推进一辆计程车，然后自己气冲冲地往街道另一头摇摇摆摆走去。
埃勒里开始漫无目的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
他觉得精神抖擞，有种跃跃欲试的亢奋。
最后，他在摇椅上坐下来。
绕绳索的那只手。
拉紧。
结束源自开端。
偏执妄想症的循环性癫狂。
神，存在于指尖。
可能吗？
埃勒里觉得一种无边的安详就近在咫尺。
但是，他必须等待。
他必须向内在的精神堡垒汲取克制力，使自己能够耐心等待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