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从克列蒙梭街上的房子里走出来时是八点一刻，他们几乎同时向后一仰。四周的安静令他们措手不及。
下午五点，天空已经变得跟耶稣受难时一般漆黑，城里的各处都必须点上灯火。两响雷鸣一划而过，利落，却是撕裂万物的蛮劲，终于不再见得到云，但接踵而至的不是雨水，而是冰雹。街上的行人瞬时消散，像被狂风席卷走了。圆圆的白色冰雹噼噼啪啪地蹦坠在路面上，就像一个个乒乓球。
麦格雷当时正在邮政咖啡馆里坐着。他跟其他人一样，起身往窗边走。所有人都站在窗边呆呆地站着，就像看着一闪即逝的烟花一样注视街头这光景。
现在，冰雹早已结束，也听不见雨声和风声。刚适应了恶劣天气的人又无所适从了，行走在窒闷的空气中，抬起头，看见在屋檐叠叠间闪露的星星。
静谧之中惟有脚步声。他们肩并肩，一声不吭，沿街朝维埃特广场走去。在广场一隅，他们与一个驻足在黑暗中的男人擦肩而过。那人外套上戴着白色臂章，一根短木棍握在手里，目送他们远去，没说只字片语。
他们又走了几步，麦格雷终于为这个疑问开了口。朋友早已猜到几分，以不自然的声音解释道：
“警长在我离开办公室前一小会儿给我打了电话。这事昨天就准备好了。今天早晨，小伙子们就往各家的信箱里投递了召集集会的通知。集会是在刚才六点钟进行的，他们组建了一个警卫委员会。”
“他们”不单是指参与警戒的小伙子们，而是指这城里同仇敌忾的一帮人。
沙博又补充说：
“我们不能阻止他们。”
在拉伯雷街韦尔努公馆前，有三个戴臂章的男人停驻在人行道上，看着麦格雷和朋友慢慢走近。他们没有去巡逻，只是在这一特定地点站岗。他们是在等着访客到来，或许要阻挠访客进门。麦格雷发觉，这三人当中身形最瘦削的是教员沙吕。
这种情景的确让人生畏。沙博步伐迟疑地向大门前行，看上去更像要沿路继续走远，而非转入屋檐下。没有骚动，也没有混乱。但这是他们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民众的不满情绪。
预审法官的表情纹丝未变，显得越发庄重。他拾阶而上，提起公馆大门的门环。
在其身后，没有低语，没有任何打闹和玩笑。那三个男人原地不动，看着他的一举一动。
门环的声响在门后发出回音，如在教堂里一般。不多时，一如既往守候着客人的大宅管事循序解下门链、门锁，沉默但到位地致礼，欢迎他们的到来。
今日与往常必是大不相同，朱利安·沙博在大客厅的门口明显踌躇惶然了片刻，难道是后悔如约而来？
在这个舞厅大小的房间内，巨大的水晶枝形吊灯早已点亮，另有其他灯光照在功能各异的桌面上，屋内不同的角落还有围着壁炉、组合错落、坐得下四十人的软座椅。
但只有一人坐在这房间最远的那一头：于贝尔·韦尔努银白的头发精心梳理过，从一张庞然的路易十三时代的沙发椅中猛地反应过来，伸出手，正面迎向他们。
“麦格雷先生，我昨天在火车上时对您说，您会来看我的。我今天还打过电话给我们的朋友沙博，我得确定他把您给带来。”
他那身黑色套装不像是日常礼服，单片眼镜由一条缎带系着垂挂在胸前。
“我的家人一会儿就会来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所有人都还没下来。”
在昏暗的火车车厢内，麦格雷没能看清他。此刻，麦格雷发现他竟然如此衰老。他穿过大客厅时步伐僵硬机械，患有关节病的人才会这样走路，动作好像是发条驱动的。他的脸虚肿，呈一种粉嫩色，几近假面。
麦格雷联想到日渐老朽的演员。这个老演员铆足了劲继续整日扮演自己的角色，生活在唯恐普罗大众觉察出他已然半死不活的心惊胆战中。
“我得跟他们说一下，你们已经在这儿了。”
他按了铃，命令管事：
“请去看看夫人是否准备好了。再去通知一声露西尔小姐、医生和他夫人——”
好像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他恼怒家人此刻尚未下来见客人。为了让他舒服些，沙博看着三张已经万事俱备的桥牌桌，说：
“亨利·德·韦尔热纳会来吗？”
“他给我打过电话解释了。暴风雨把城堡里的路给破坏了，他现在完全没有办法把汽车挪出来。”
“奥玛勒呢？”
“公证人今天早上得了流感。中午起就躺在床上了。”
也就是说，谁也不会来了。麦格雷知道他的家人为什么都不下楼了。管事一去不复返。于贝尔·韦尔努指向一张台面上摆放着的酒。
“请自便。请允许我离开一小会儿。”
他这是要自己去找他们下来。他走上奢华的带铁艺扶手的石阶楼梯。
“平时有多少人参加牌局？”麦格雷低声问。
“也不多。除了这家人，还有五到六位。”
“而且在你到达时总是已经在这房间里等着你了？”
沙博示意完全正确，带着点无奈。这时，有人悄无声息地进来了，阿兰·韦尔努医生没有换衣服，仍然穿着上午那套没有熨平的西服。
“就您二位？”
“您父亲刚刚上楼了。”
“我在楼梯上遇见他了。女士们呢？”
“我想他就是去招呼她们了。”
“我想不会还有别人来了吧？”
阿兰扭过头，看向被厚实窗帘遮蔽的窗户。
“你们都看见了？”
然后他仿佛大家都明白似的继续说道：
“他们在监视这幢房子。好像在门前设了岗哨。这可太好了。”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如果发生新案子，他们就不能说凶手是房子里的任何一个人了。”
“您觉得还会发生凶案？”
“凶手如果真是个疯子，他没有任何理由就此罢手。”
韦尔努夫人，即医生的母亲，总算驾临。丈夫跟在她后面，面色鲜活起来。他应该费了一番口舌才让妻子下了楼。这是位六十来岁的妇人，发色依旧是棕色的，眼睛深陷在眼窝里。
“这位是巴黎司法警察总署的麦格雷警长。”
她勉强侧了一下头，径直过去坐到她专属的沙发椅子上。然后她主动对着法官轻声说：
“晚上好，朱利安。”
于贝尔·韦尔努说道：
“我的大姨子这就下来。刚才，我们这儿停了一会儿电，晚餐延迟了。是不是城里都停电了？”
他毫无意图地侃侃而谈，想要填满客厅里的空虚。
“雪茄吗，警长？”
这是麦格雷到了丰特纳后第二次接下雪茄，他不敢贸然从口袋里拿出烟斗。
“你妻子还没下来吗？”
“她应该是被孩子们绊住了。”
伊莎贝拉·韦尔努毫无疑问就是这家的女主人、母亲。她同意履行到场的义务，天知道她丈夫做出了什么妥协。但她下定决心绝不积极参与聚会。她拿起一份手工活儿，好像对周围的一切都不感兴趣。
“您打桥牌吗，警长？”
“抱歉，要让您失望了，我从来都不玩。但我得赶忙加上一句，那就是我对观战乐趣甚浓。”
于贝尔·韦尔努看向法官。
“那我们怎么玩呢？露西尔是肯定打的。您和我。那么我想，阿兰——”
“不。请不要算上我。”
“那就只剩下你太太了。你能去看看她是否准备妥当了吗？”
这个夜晚变得难熬至极。除了这家的女主人，没有人是安心坐着的。手里的雪茄让麦格雷暂时还能打发时间。于贝尔·韦尔努也点了一支抽起来，还将喝烈酒的小口杯都斟满。
在外头站岗的那三位，能料想到屋内是这样的情景吗？
露西尔终于下楼来，她是姐姐的翻版，只是更瘦，棱角更分明。她也精准地看了麦格雷一眼，直接走向一张牌桌。
“开始吗？”她问。
然后，她没看麦格雷说：
“他玩吗？”
“不玩。”
“那么还有谁玩啊？为什么把我叫下来啊？”
“阿兰已经去找他妻子了。”
“她不会来的。”
“为什么？”
“因为她正神经痛呢。孩子们今天晚上折腾个没完，让人无法忍受。家庭教师又请假了。只有让娜在看管小娃娃。”
于贝尔·韦尔努揩汗。
“阿兰会代替她的。”
然后他转向麦格雷：
“我不清楚您家有没有孩子。可是所有大家族都是这种情形。每个人自己顾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忙的事，自己关心的事。”
他说对了：阿兰带来了妻子，很平常的一人，有点矮胖，双眼红着，眼泪刚干。
“请原谅。”她这么对公公说，“孩子们让我不顺心。”
“看样子，家庭教师她。”
“这个我们明天再说。”
“这位是麦格雷警长。”
“您好。”
她伸出手。她的手没有生气，不带一丝热度。
“打吗？”
“打吧。”
“都有谁要玩啊？”
“警长，您肯定自己不想坐下来玩一局吗？”
“我确定不玩。”
朱利安·沙博已经坐下。他和这家人关系亲近，开始洗牌，在绿色桌垫上将牌排成一溜。
“起牌吧，露西尔。”
她摊开一张老K，她姐夫是一张J。法官和阿兰妻子各抽了张三和七。
“总算分好了。”
他们用了将近半个小时，终于各就各位。女主人伊莎贝拉·韦尔努坐在自己的角落里，不看任何人一眼。麦格雷在于贝尔·凡尔纳身后坐着，既看得见他的牌，也看得见他媳妇的牌。
“过。”
“一张梅花。”
“过。”
“一张红桃。”
医生站立着，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模样。所有人都是奉命而来。于贝尔·韦尔努硬把大家召唤到一起，可能意在警长，为了向警长表明，这所住宅里的生活平平常常。
“好！于贝尔？”
他的搭档，也就是他的小姨子，叫他出牌。
“不好意思！两个梅花——”
“您确定您不该叫上三个吗？我刚才已经在您的梅花上叫了一张红桃，这就表示我至少有两张十以上的大牌，还有——”
从此刻起，麦格雷开始渐渐入迷。但他不是对纸牌本身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牌手们在游戏中显露出来脾性。
比如他的朋友沙博是个如节拍器般精准无误的家伙。他每次都可以毫厘不差地叫牌，不够大胆可也不谨小慎微。他平心静气地根据自己的步调来，不向搭档投递任何试探。也正因为此，当年纪轻轻的夫人没有准确地接他的牌时，他的脸上会闪过一抹不悦。
“真不好意思。我应该回三个黑桃。”
“这没有关系。您又无法知道我手里有什么牌。”
从第三盘开始，他叫了牌，赢得一个小满贯，解释道：
“你们大意了，让我轻轻松松就赢了。”
年轻夫人心不在焉，总试图让自己集中精神。她要是有一手的牌却不知怎么办，就会左顾右盼，好像在寻求支援。她还会几根手指顶着一张牌，扭头询问麦格雷的意见。
她不喜欢打桥牌，出现在这儿只是因为别人三缺一。
露西尔以性格魅力掌控着牌局。她每次出牌后都点评局势，发表句句软中带刺的观点、指示。
“让娜已经叫了两个红桃了，您应该清楚往哪儿打会是死牌。她必然有个王后嘛。”
她总是句句在理，一对小小的黑眼珠子好像能看穿纸牌。
“您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于贝尔？”
“我——”
“您打得初学者似的。您要是能好好听叫牌，我们没有王牌也能赢这一把，您要了四个梅花，可您又赢不了。”
“我还等着您来叫呢——”
“我没有跟您说我手上有方块呀。打牌得凭自己。您得自己——”
于贝尔·韦尔努想要奋起直追。他就像那些轮盘赌玩家，输了一次，便全身心抱着这一把或下一把会转运的念想，尝试轮盘上的所有数字，然后怒火中烧地看着旁边的数字中了。
他几乎每一次叫的牌都比他手里拿的牌要好，全指望搭档的牌。继而，他要是拿不到自己指望的那些牌，就急躁地啃嚼嘴里的雪茄头。
“我跟您说，露西尔，我完全可以开局就叫两个黑桃。”
“您没有黑桃，也没有一张方块。”
“可我有——”
他理了理手里的牌，血气早已涌上脑子。露西尔以一种近乎凶残的冷漠表情看着他。
他为了重整旗鼓，一次比一次莽撞。这似乎已经不是什么桥牌，而是纸牌赌博。
阿兰去陪伴了母亲一会儿。他回来后就在打牌的几个人身后好好守着，被眼镜放大同时又被眼镜遮蔽的暧昧不明的双眼百无聊赖地看着牌。
“您看出点什么名堂来了吗，警长？”
“我知道规则。我知道怎么出牌，可我还是打不了。”
“您对这个感兴趣？”
“非常感兴趣。”
医生愈发认真地观察警长，显然明白麦格雷的兴趣在于牌桌上各位的举动，而不是牌局本身。他继而神情疲倦地看看姨母和父亲。
沙博和阿兰的妻子赢了这第一局。
“换一下搭档吧？”露西尔建议说。
“要不我们先扳回一局再说？”
“我想要换搭档。”
但她失策了。轮到她和沙博一对，后者可不会有一点差池，她无法指责沙博。让娜一贯打得很差。可是，可能正因为她一如既往地叫牌太保守，于贝尔·韦尔努和她倒是连赢了两把。
“就是运气好，没别的。”
这也不全对。他知道怎样玩才能赢。如果他还如先前那般鲁莽叫牌，是赢不了的，他也实在指望不上搭档能带给他什么好牌。
“继续吗？”
“再换一次搭档就结束。”
这次，韦尔努和法官一组，两位女士一组。男士们取胜，这样一来，于贝尔·韦尔努三局两胜。
他看起来如释重负，好像这牌局于他而言有多么了不得的意义。他擦擦汗，给自己倒上一杯喝的，又给麦格雷递过去一杯。
“如您所见，无论我的小姨子怎么讲，我不是那么不谨慎的人。她不明白的是，一旦能掌握对手的思维，就等于赢了一半，不管手上的牌如何。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卖农场和土地。您只要知道买家脑袋里装着什么，就——”
“拜托，于贝尔。”
“怎么啦？”
“您或许可以避免现在谈论买卖？”
“我请求你们原谅。我一时忘了女人们希望我们能挣到钱，可又喜欢漠视这钱是怎么来的。”
这番话太无礼了。他的妻子从远处的座椅上暗示他要注意言行。
“您喝多了吗？”
麦格雷看见他已经喝下三四杯白兰地。他对韦尔努斟满酒杯的方式感到意外：乘人不备，偷偷摸摸的，希望妻子和小姨子看不到。他将酒杯一饮而尽，出于礼貌，又给警长满上一杯。
“我只喝了两杯。”
“尽灌到您的脑子里去了。”
“我想，”沙博站起身，从口袋里掏出怀表，开口道，“我们该走了。”
“现在最多才十点半。”
“您忘了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的朋友麦格雷应该也开始感到劳累了。”
阿兰看上去很失望。麦格雷敢肯定，整个晚上，医生在他身边转悠是想寻找机会，把他引到某个角落去。
其他所有人没有再挽留他们。于贝尔·韦尔努不敢坚持。牌友道别离开，只有他一人面对眼前这三个女人时，他会怎么样？阿兰是无关紧要的。谁都能看出来这一点。没人在意他。他随后就毫无悬念地独自上楼回自己卧室或者实验室。妻子都比他更融入这个家庭。
麦格雷意识到，一言以蔽之，这是个女性主导的家庭。贝尔·韦尔努可以玩桥牌，前提是他能够控制住自己，举止得体。即便如此，妻子仍像看管小孩一样监视他。
难道正是因为如此，在家以外的地方，他便如此执著于自己塑造出的形象，对衣着上的每一个细节都精雕细琢？
谁知道呢？或者他刚才上楼请家人下来时，恳求他们在外人面前对他客气点，让他能顺利扮演好一家之主的角色，听不到一句冷嘲热讽。
他斜眼瞄了一眼烈酒酒瓶。
“最后再来一杯吗，警长？正如英国人所说，睡前一杯，睡得安稳。”
麦格雷不想再喝了，但他回答好，让对方有机会再来上一杯。韦尔努把杯子递到嘴唇边上时，触及到妻子直直看着他的目光。他的手迟疑了，暂停了本该一蹴而就的动作。他遗憾而又郑重地放下酒杯。
法官和警长走到客厅门口，公馆的管事已经准备好他们的外套，在等着他们。阿兰轻声道：
“我可以陪你们走一段吗？”
他就一点也不担心家里女人们的反应？她们的脸上已经明显出现了吃惊的表情。他的妻子没有阻止他。她大概无所谓丈夫出去还是不出去吧，毕竟在她的生命中，丈夫所占的空间小到微乎其微。她靠近公公婆婆，连连点头，很欣赏婆婆的手艺。
“不会烦扰到您吧，警长？”
“一点都不。”
夜晚的空气清冽，是不同于前几夜的另一种顺畅，让人想大口呼吸，让其充满整个肺脏。天上阔别已久、如今又在原处熠熠的星光让人想向其挥手致意。
戴臂章的三个男人依旧在人行道上。这次，他们后退一步，让这三人通过。阿兰没有穿外套。他走过衣帽架的时候，整了整头发，戴上一顶被近段时间充沛的雨水淋得变了形的软毡帽。
他身体前倾，两手插在衣服口袋里，更像一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而非一个已为人夫、为人父的男人。
他们走在拉伯雷街上，没讲话，非常清楚三个执勤者就在他们身后。他们走至维埃特广场的时候，阿兰碰到在广场角落里执勤的人。阿兰没有看到对方，着实吓了一跳。
“是不是城里到处都有啊？”他喃喃问。
“一定是。他们会轮流值班。”
没几扇窗户还亮着。大家都早早睡下。沿着共和国大街往前朝远处看，邮政咖啡馆的灯还开着，有那么两三个形单影只的行路者很快就消失无踪。
他们一直走到法官家门口时，总共还没说上十句话。沙博带着遗憾低声说：
“你们进来吗？”
麦格雷说：
“没必要吵醒你母亲。”
“她还没睡下。我不回到家，她是绝不会睡下的。”
“我们明天上午再见吧。”
“这儿吗？”
“我直接到立法大楼去。”
“我上床前还有几个电话要打。也许会有新情况呢。”
“晚安，沙博。”
“晚安，麦格雷。晚安，阿兰。”
他们互相握了握手。钥匙被转入锁孔，片刻后门又关上了。
“我陪您到旅馆？”
街上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刹那间，麦格雷脑中闪过一个情景：医生慢慢抽出一直放在口袋的那只手，用一个钝物（一截钢管或者英国扳手）猛击他的脑袋。
他回复：
“再好不过。”
他们步行向前。阿兰下不了决心开启话头。但他刚开口就问：
“您是怎么个想法？”
“什么怎么个想法？”
“关于我父亲。”
麦格雷能回答出什么呢？这个年轻的医生决意陪他们出家门，不为别的，只为提这个问题，这件事本身很有趣。
“我认为他活得不快活。”警长轻描淡写地说。
“难道有人活得快活吗？”
“所有人在某段时间里多多少少都是快活的。您不快活吗，韦尔努先生？”
“我吗？我不算快活也不算不快活。”
“可您肯定在尝试得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对方瞪大眼睛注视着他，一动不动。
“您是指什么？”
“没什么。也许可以这样说，不存在完全不幸的人。每个人都牵挂着什么，得到后尝到了某种程度的幸福。”
“您自己也是这样吗？”
麦格雷不做回答，而是说：
“您知道吗，寻求对自己错失之物的补偿，也就是所谓的寻求幸福，催生出许多不寻常却又割舍不掉的爱好，也许也导致很多人精神失常了？而此刻还在邮政咖啡馆里喝酒、打牌的那些人，在自我催眠中觉得自己找到了乐子。”
“那您呢？”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您自己对无法拥有的东西寻求补偿吗？”
阿兰紧张起来，怀疑麦格雷是否比他以为的了解得更多，犹豫要不要试探他。
“您今天晚上还敢去筒子楼那片吗？”
警长这么问，主要是出于怜惜，好让他从诸多疑虑中解脱出来。
“您知道？”
“是。”
“您跟她说话了？”
“说了很长时间。”
“她对您说什么了？”
“所有的。”
“我做错了吗？”
“我对您不加评断。您这是本能地补偿无法实现的愿望。那么您父亲寻求了哪些补偿呢？”
他们都压低声调，因为已经来到旅馆敞开的正门前。大厅里只有一盏灯还亮着。
“您为什么不回答呢？”
“因为我不愿意去想答案。”
“他没有外遇吗？”
“在丰特纳肯定没有。他在这里太出名了，一旦有，会立刻传开的。”
“那您呢？所有人都知道了吗？”
“没有。我的情况不同。我猜父亲去巴黎或者波尔多时会找乐子。”
他用低到麦格雷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可怜的爸爸！”
麦格雷有点惊讶地看着他：
“您爱着父亲喽？”
阿兰一脸严肃，有点心虚地回答道：
“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站在他那边。”
“他从来都处在那样的地位？”
“以前更糟。母亲和姨母现在已经平和一点了。”
“她们对他有什么不满呢？”
“一介平民，在小村庄的客栈里喝到醉醺醺的牲畜贩子的儿子。古尔松家的人在困顿时接受了他的帮助，他们因为这一点永远都会生他的气。您明白我的意思吗？老古尔松还在的时候，情况更严酷，老古尔松要比两个女儿和罗伯特更加粗暴。我父亲就算死了，这地球上所有古尔松家的人还会因为只能依靠他的钱活着而怨恨他。”
“那他们是如何对待您的？”
“我是韦尔努家的人。我妻子的父亲是卡德伊的子爵，所以她就站到我母亲和姨母那个阵营去了。”
“您本来就想着今晚把这些话全都说给我听吗？”
“我也不清楚。”
“您一心想要跟我谈您的父亲？”
“我就是想知道您是如何看待他的。”
“您不是应该对我有没有发现露易丝·萨巴蒂的存在更焦虑吗？”
“您是怎么知道的？”
“从一封匿名信上。”
“法官知道了吗？警察那边呢？”
“他们还没关心到这块。”
“但他们总还是会知道的？”
“要是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找到凶手，就不会。信就在我的口袋里。我没有跟沙博说起我和露易丝见过面。”
“为什么？”
“因为我不认为，这对目前的调查有什么帮助。”
“确实毫不相干。”
“您跟我说实话，韦尔努先生——”
“是。”
“您今年几岁了？”
“三十六岁。”
“您在几岁时完成了学业？”
“我离开医学院时二十五岁，然后我在圣安妮做了两年的住院实习医生。”
“您从来就没有试图靠您自己生活过吗？”
他顿时变得垂头丧气。
“您不愿回答这个问题吗？”
“我没有什么好回答的。我回答了，您也明白不了的。”
“缺少勇气吗？”
“我知道你们会这么认为。”
“您回到丰特纳勒孔特，总不可能只是为了保护您的父亲吧？”
“您看吧，这说起来可能很简单，也可能很复杂。我某一天回家来，打算趁放假待上几周。”
“然后您就留下了？”
“是。”
“因为软弱？”
“随您怎么讲。总之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
“您当时的感觉是，您没有别的选择了？”
阿兰岔开话题。
“露易丝怎样？”
“我觉得没什么异常。”
“她不担心吗？”
“您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过她了吗？”
“两天。我昨天天刚黑时去过她家。之后就不敢了。今天也没去。今天晚上就更不可能了，那么多人在路上巡逻。自从第一起凶案发生后，舆论就将矛头指向我们了。您知道为什么吗？”
“这是我经常看到的现象。”
“他们为什么选择我们呢？”
“您认为他们是怀疑哪个呢？您父亲还是您？”
“于他们又有何差别呢？反正他们认定就是我们。母亲和姨母也包括在内。”
他们闭上嘴，有脚步声靠近。两个戴臂章、持短棍的男人凝视着他们，走过他们身边。两个巡逻者中的一人将手电筒的光束准确无误地对准他们。两人在渐渐走远时，那个人高声对同伴说：
“是麦格雷。”
“另一个是韦尔努小子。”
“我也认出他了。”
警长对同伴建议道：
“您还是尽早回家去吧。”
“是。”
“还有，不要和他们起冲突。”
“我向您表示感谢。”
“感谢什么？”
“没什么。”
阿兰没有伸出手。他按了按帽檐向麦格雷致意，然后离开了，身体前倾，往桥的那个方向而去。刚才在他们面前稍作停留的巡逻小分队默然看着他走过。
麦格雷抖抖肩，走入旅馆，等着接待员把他房间的钥匙交给他。又有两封署名留给他的信。不出他所料，还是匿名信，但纸张和字迹均和之前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