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街上的情形在日光之下比昨天夜里更不堪入目。雨水污浊了一切，建筑的外墙上留下道道雨水冲刷过后留下的痕迹，墙体的颜色从没有如此丑陋过。仍有大滴水珠从屋檐、电线上坠落下来，有时还从天空中落下来，好像蓄势待发，让人诚惶诚恐。
麦格雷赖在床上不想起来，没有下床吃早餐的心思。郁闷，没胃口。他只想要两三杯黑咖啡。除却昨天晚上沙博家的烈酒，他感觉嘴里还有在波尔多灌下的轻柔过头的白葡萄酒的余味。
他按下在床头悬挂着的旅馆服务铃。穿黑色制服白色围裙的女服务员应声而来，满脸狐疑地看着他，于是他确认一下自己的着装是否得体。
“您真的不要热羊角面包吗？一个像您这样的男人早上得吃点什么。”
“只要咖啡，小朋友。超大杯的咖啡。”
她看见警长昨天夜里放置在散热器上晾着的套装，过去拿起来。
“您是要干什么？”
“我拿去熨一下。”
“不用，谢谢，没有必要。”
可她还是把衣服带走了！
麦格雷根据她的模样判断，她应该是脾气不好的那一类姑娘。
他梳洗时，那位姑娘来打扰了他两次，一次是为了看看他有没有肥皂，另一次是给他拿第二杯咖啡，尽管他没要第二杯咖啡。接着，姑娘把平整干净的套装拿了回来。她瘦削，平胸，看上去身体不大好，但意志应该坚如磐石。
他估计这个小姑娘在楼下入住本上看到了他的名字，而她恰巧又是趣闻轶事的拥趸者。
现在是早上九点三十。他一直磨磨蹭蹭，好像在延迟什么事情的发生。他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但它大概命中注定会发生的。
他刚踩上大厅的迎客红地毯，一个做工的就过来，毕恭毕敬地对他打招呼：
“早上好，麦格雷先生。”
他到大厅后就明白了，大厅的小圆桌上有一份摊开的《西部快讯》，头版上就是他的照片。
就是他俯身探向高毕耶尸体那一刻的照片。大标题和副标题赫然占据了三栏。
《麦格雷警长介入丰特纳连环凶案》。
《一个兔皮商贩成为第三名受害者》。
他还没来得及通篇扫一遍文章，旅馆经理就如那个女服务员一般满脸殷勤地走近前来。
“但愿您昨晚睡得好，十七号房间的客人没有太打搅到您吧？”
“十七号房间怎么了？”
“那位客人是旅行推销员，昨天晚上喝得太多，吵闹了很久。我们不希望他吵到您，最后给他换了房间。”
他昨晚什么都没听见。
“还有就是，隆美勒，就是《西部快讯》的记者，今天早上到这里找过您。我跟他说您还没有起床，他说他也不着急，反正待会儿会在立法大楼见到您的。另外，这里有您的一封信。”
一种便宜的信封，就是杂货店里卖的那种颜色各异的六套装信封。他手里拿的是绿色的。麦格雷开启信封那一刻，确定门外头有六个人。他们就在带底座的棕榈植物间，把脸贴在旅馆的玻璃大门上。
“您别让自己被上流社会的人影响到了。”
在人行道上等着的这些人，其中有两个是市场摊贩打扮的女人。他们自动往后退，给他留出一条道。大家看他时神情中有一种信任和和气，不是好奇，不是因为他出名，而是因为可以指望他。一位妇女没敢靠近他，远远地说道：
“就是您了，您会抓住他的，麦格雷先生！”
还有一个年轻人，看样子是个专门送货的小伙计，就在对面人行道上跟他步履一致地前进，以清楚地看见他全身。
家家户户门前，女人们正谈论着昨晚的最新凶杀案，突然停下来，目送着他走过。一群人走出邮政咖啡馆，同样如此。他读出了眼神透露出的想法。他们在给他鼓劲加油。
他在沙博法官家门前经过，罗丝正在二楼窗户前清洁家用织品。他没有停留，穿过维埃特广场，沿着拉伯雷街往上走，左手边矗立着一幢庞然的私家府第，三角房楣上饰有纹章图案，应该就是韦尔努家的房子了。严闭着的窗户后面没有一丝动静。正对面是一幢也有些年份的小房子，遮阳板紧闭。那应该就是罗伯特·德·古尔松孤独终老于此的所在。
狂风裹挟着不知从何而来的雨水，不时迎面袭来。云层很低，在黯淡的灰绿色的天色中显得浓重。几滴雨水就是从云朵边上柳絮一般地坠下。牢房的铁栅栏被淋湿后颜色更黑了。十来个人在法院前驻足。法院毫无庄严肃穆之感，事实上，比韦尔努家的房子小，可带有柱廊，还有几级门阶。
隆美勒身上仍然挂着两台机器，第一个朝他迎上来，面色好得跟洋娃娃似的。他因为谋杀案而情绪高涨，并且丝毫不觉得愧疚。他的异常湛蓝的眼睛中只有兴奋，再无其他。
“我的巴黎同行也来了，您先把您的看法透露给我吧？”
麦格雷早已面有不快，这时又看到对方口袋里露出边角的报纸。麦格雷撇了撇嘴，可对方笑着说：
“您生气了吗？”
“我想我对您说过。”
“是这样的，警长。我也要尽我作为记者的职责。我知道您最后还是得参与到这个案子里。我只是提前几个小时发布了消息。”
“再说一次，不要做任何预测。”
“您这是去找沙博法官吗？”
集结的一群人中有两三个巴黎过来的记者，他费了点劲才脱身。另外还有一些好事者，摆出一副整天都要誓守在立法大楼前的气势。
走廊阴暗。隆美勒自荐帮他引路，走在他前头带路。
“从这儿走。这对我们可比对首都的那些小报重要得多了！您该明白的！法官今天早上八点就在他的办公室里了。检察官也在这里。昨天晚上，大家到处找他那阵子，他开车出了趟远门，在拉罗谢尔。您认识这位检察官吗？”
麦格雷已经敲过门，里面的人应声而来，开门又关上，没让红发记者进去。
朱利安·沙博不是一个人。阿兰·韦尔努医生坐在他办公桌对面的一张软椅上，起身向麦格雷问好。
“睡得好吗？”法官问。
“很不赖。”
“我对自己昨天招待不周很懊恼。你已经认识阿兰·韦尔努了。他路过来看看我。”
这不对。麦格雷敢肯定这位精神科大夫正在等他。甚至可以说，这样的会面是这两个男人安排好的。
阿兰已经脱下外套。现在他穿着一身粗羊毛西装，西装的线条不是很明显，皱巴巴的，需要好好熨一熨。他的领带是草草系上的。西服上衣里面露出一件黄色线衣。鞋子邋遢，没有上油。即便这般，他也属于他父亲所在的那个群体，只是他父亲对穿着打扮简直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
这又有什么让麦格雷惊讶的？一个严苛，要求尽善尽美。一个恰恰相反，身体力行着这等马虎随意，连个银行职员、中学老师甚至推销员都不如。但话又说回来，这种面料的西服，也只能在巴黎或者波尔多数一数二的裁缝那里才找得到。
一片尴尬的沉默。麦格雷不想为这两个人做什么，走到火势微弱的壁炉前，端正地站着。壁炉上面是跟他办公室里一模一样的黑色大理石挂钟。行政部门应该订了成百上千件一模一样的挂钟。或许其他挂钟和麦格雷天天看的那个一样，慢十二分钟。
“阿兰正在跟我说一些有意思的事呢，”最终还是沙博先轻轻地开口说话，一手托着下颏，完全是预审法官的标准姿态。“我们在说精神疾病患者犯罪。”
韦尔努家的孩子打断他。
“我没有确凿地说这三起案件是一个精神病人作为。我说的是如果是一个精神病人所为会怎么样。”
“终究是一回事。”
“不完全是一回事。”
“那就当这是我的看法吧，我觉得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是精神疾病患者所为。”
然后法官转向麦格雷：
“我们两人昨天晚上讨论过了。三个案件都欠缺作案动机——作案方式相近——”
接着法官又对韦尔努说：
“把您刚才对我叙述的再向警长重复一遍，好吗？”
“我不是专家。从专业角度上讲，我只是个业余学习者。所以我试着总结出一个大概的论点。大多数人老以为疯子就是要表现出疯子该有的样子，那就是毫无逻辑，思路混乱。然而真实情况经常是反过来的。疯子有他们自己的逻辑，但正常人很难寻思出他们的逻辑。”
麦格雷看向他，不发一语。麦格雷双眼圆鼓鼓的，有点发青，好像还没完全睡醒。他后悔没在来的路上喝上一杯，那样也许他的胃会好受一些。
他在这间空间有限的办公室里点起烟斗，火柴跳蹿出零星火点，一切都好像有点不真实。另外两个男人边谈论精神疾病边用余光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他觉得他们俩就像蜡人，不是活生生的人。他们的动作，说的话好像是谁教给他们的。
沙博这样的一个人能知道街上到底是怎么个情形吗？或者说得再直白一点，他能知道一个杀人犯在想什么吗？
“从第一起案件发生后，我就想分析出凶手的逻辑。”
“从第一个案子发生后？”
“但我是从第二起案件发生后开始思考的。但是我确实从第一起案件发生后，从我舅舅被杀害之后，就想到这可能是某个精神错乱者所为。”
“您有什么发现吗？”
“还没有。我只是记下了几个需要思考的要点，希望能梳理出某条线索。”
“什么要点呢？”
“举例来讲，凶手是从正面攻击的。要简要阐述我的观点有点困难。我觉得他是为了杀而杀，要消除别的活生生的有生命的人，同时他不希望被抓住，他什么痕迹都没留下。但他实施的方式并不是没有风险。您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到这里为止，不是太复杂。”
韦尔努皱了皱眉头，感觉到麦格雷语气中的讽刺。说到底，他是个腼腆的人。他不正视别人。他躲藏在厚玻璃镜片后面，偷偷看麦格雷几眼，然后将视线定格在办公室中的随便某个点上。
“您承认他竭尽所能不想被捉住？”
“看样子是这样。”
“可他在同一周里杀了三个人。”
“正是这样。”
“他三次都可以从后面袭击，这样可以减少受害者呼救的可能性。”
“正如刚刚所说，疯子不是干什么都毫无理由的，我推论凶手承受着想要蔑视命运，或是凌驾于他打击的这些人之上的渴求。有一部分人希望通过一次或者一系列犯罪自我肯定。在有些情况下，是为了向自己证明自己的强大、重要性或者勇气。另一些人则执著于针对与自己相近的同类实施攻击。
“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凶手只攻击弱势群体。罗伯特·德·古尔松是个七十三岁的老头，寡妇吉邦行动不便，高毕耶受袭击时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
法官发表了这通见解，手仍托着下颏，显然很满意自己的表现。
“我也想到了这一点。这或许是个突破口，但也可能只是偶然。我力图寻找这个未知凡人的逻辑以及与他有关的事实。我们要是能掌握这一点，他差不多就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
他说“我们”，好像他已经参与到案件调查中了，而沙博对此没有任何异议。
“也正因为此，您昨天晚上才在外面？”警长问。
阿兰·韦尔努明显打了个冷战，脸微微红了。
“部分是因为这个。我去了一个朋友家，但是我向您承认，这三天以来，我得空就在街上转悠，研究路上行人的动作举止。这个城镇不大。凶手很可能没有躲在家里。他跟所有人一样，走在人行道上，或者在咖啡馆里喝酒。”
“您认为，您要是在街上遇到他，您能认出他来？”
“有可能。”
“我想阿兰会对我们很有帮助，”沙博仍然轻声说道，好像哪里不自在，“我觉得他刚才对我们说的这些话很有见地。”
医生随即站起身，此刻，走廊里传来闹哄哄的声音。有人敲办公室的门，沙比隆探头进来。
“您这儿还有人？”他说着往里看，不是看麦格雷，而是看阿兰·韦尔努。他似乎并不喜欢医生。
“什么事情，调查员？”
“我这儿有一个人，我想让你们询问他一下。”
医生说道：
“我走了。”
没人留他。他向外走的时候，沙比隆带着点苦楚的表情对着麦格雷说：
“这么说，头儿，我们管了这个案子了？”
“报纸是这么说的。”
“或许调查不会持续太久了。也许再过几分钟就能见分晓。我现在能把现场目击者带进来吗，法官先生？”
他没等法官回答就转向昏暗的走廊，喊道：
“过来吧！不用害怕。”
一个声音反驳道：
“我没害怕。”
一个矮小瘦弱的男人走进来，穿着海军蓝色衣服，脸色苍白，眼神激动。
沙比隆介绍道：
“埃米尔·沙吕，男子学校的教员。你坐吧，沙吕。”
沙比隆是警察中唯一坚持用“你”来称呼案件所有相关人的一位，他坚信这样能震慑住对方。
他开始说明：“我昨晚询问了住在高毕耶被杀那条街上的居民。这或许只是常规程序——”
他说到这里，朝麦格雷看了一眼，好像麦格雷是常规工作的反对者。
“但常规工作也能带来收获。那条街也不长。今天早上一大早，我又继续进行地毯式询问。沙吕就住在离案发现场三十米远的地方，家在一幢房子的三楼，一楼和二楼是办公室。你说吧，沙吕。”
这个年轻人直截了当，他叫证人说，证人就必须得说。他显然对法官没有一丝好感。他昨天已经对麦格雷表明了这一点。
“我听见人行道上有声音，像顿足声。”
“几点的时候？”
“晚上十点刚过。”
“接着呢？”
“有脚步声走远了。”
“往哪个方向？”
预审法官问每个问题前，都会朝麦格雷看一眼，好像希望由他来问。
“朝共和国大街的方向去了。”
“脚步匆忙吗？”
“没有，是平常的脚步。”
“男人？”
“那肯定。”
沙博的表情表明，他不认为这是一个令人多么惊喜的发现。可调查员及时介入道：
“您再听听他接下来怎么说。你说给他们听呀，沙吕，后面发生了什么事。”
“过了几分钟，就有一群人来到这条街上，他们是从共和国大街那儿过来的。他们集聚在人行道上，扯着嗓子说话。我听到说什么医生、警察、警长什么的，我就起床去窗户旁边看了。”
沙比隆此时难掩狂喜。
“您明白了吧，法官先生？沙吕听到了踏足声。刚才，他还对我确认还有一次闷闷的声响，就像一具尸体倒在人行道上的声音。说呀，沙吕，重复你刚才说的话。”
“没错。”
“也就是说，案发后，有一个人朝共和国大街的方向，也就是邮政咖啡馆的方向去了。我还有别的证人可以证明，那时候咖啡馆里有哪些客人。十点十分，韦尔努大夫进到咖啡馆，什么都没说，就往电话亭走。他讲完电话后，看见杰斯埃医生在打牌，就在他耳边小声说了什么。然后杰斯埃跟其他人宣布说刚才发生了一个案子，然后大家一起急着到外头。”
麦格雷凝视朋友沙博，后者的脸部表情已然怔结。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吧？”调查员激动而又快乐地继续说，好像这是他的私人恩怨，“根据韦尔努大夫所言，他看见一具快冰冷的尸体躺在人行道上，于是往邮政咖啡馆那儿去，要打电话给警察。如果真相如他所说，那街上应该有两次脚步声，凶手一次，他一次，而沙吕没有睡觉，应该都能听见。”
他没敢此刻就表现出胜利的喜悦，但旁人轻易就能感受到他的兴奋溢于言表。
“沙吕没有犯罪记录，是一位优秀的小学老师。他没有任何理由编造一个故事。”
法官再次看向麦格雷，希望他能讲几句，但麦格雷仍然拒绝开口。于是，办公室里有了一段较长的沉默。法官已经在气势上输了，他在自己面前的一份文件上用铅笔圈画了几个字，再抬起头的时候，神色凝重。
“那您结婚了吗，沙吕先生？”他声音低沉地问。
“当然，先生。”
两人之间的火药味很浓。沙吕也面色严峻，声音生硬。他好像打算挑战一下否认他证词的司法官员的底线。
“孩子呢？”
“没有。”
“您妻子昨晚上跟您在一起吗？”
“在一张床上。”
“她睡着了吗？”
“是。”
“你们是在同一时间上床的？”
“只要我没有太多作业要批改，我们一贯都是如此。昨天是周五，我完全没有作业要批改。”
“您和妻子具体是在几点上床的？”
“九点半，也许还要晚几分钟。”
“你们总是这么早就睡觉吗？”
“我们早上五点半就要起床。”
“为什么？”
“因为我们享受着赋予所有法兰西人民的想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床的自由。”
一直饶有兴致地观察着他的麦格雷敢打赌，这人一定热衷于政治，属于某个左派团体，还是大家所谓的积极分子。他还是那种会在游行阵列中行进的人，会在大小集会上发言的人，会往人家邮箱塞宣传册的人，会不管警察指令、只按自己标准来的人。
“也就是说，你们两个都是九点三十分睡下的，那我想之后你们就睡着了？”
“我们又说了十来分钟的话。”
“也就是说，时间到了九点四十分。那时你们二位都睡着了吗？”
“我妻子睡了。”
“那您呢？”
“我没有。我的睡眠一向有点问题。”
“所以，您听到距离您家三十米远的人行道上有动静时，还没睡着喽？”
“正是如此。”
“您完全没有睡着？”
“完全没有睡着。”
“您完全清醒着？”
“足够清醒，听得到脚步声和身体倒地声。”
“那时在下雨吗？”
“是的。”
“您家楼上还有别的楼层吗？”
“没有了。我们住在三楼了。”
“您应该听得到屋顶上的雨滴声吧？”
“开始时听得到，后来就没再注意了。”
“房檐上有排水声吗？”
“当然有。”
“这样说来，您听到的一些动静，会不会就是雨水制造出的这些声响？”
“流水声和踏步声以及身体倒下的声音区别还是很大的。”
法官仍然没有放弃。
“您不感到好奇，不想爬起来看看？”
“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们住在离邮政咖啡馆不远的地方。”
“我没明白。”
“晚上时常有喝多了的人走过我家门前，有些人会躺倒在人行道上。”
“就那样躺在那里？”
沙吕一时回答不出来。
“您既然说听到了人踏步的声音，我想您当时应该觉得街上不止一个人吧，至少有两个吧？”
“看各人怎么想吧。”
“只有一个人的脚步声往共和国大街的方向去了。是这样吗？”
“我是这么认为的。”
“在您听到脚步声的时候，发生了一桩命案，所以起码有两个人。我说的，您能理解吗？”
“这不是难事。”
“但您只听到有一个人离开了？”
“我是这么说的。”
“您又是什么时候听到他们到达现场的呢？他们是一起到的吗？他们是从共和国大街过来的，还是从战神广场那儿？”
沙比隆耸了耸肩。埃米尔·沙吕沉思着，眼神决绝。
“我没有听见他们到这里。”
“可您不曾设想过受害者和凶手在雨里待了一段时间，凶手一直等待时机到了去杀了另一个吗？”
教师慢慢攥紧拳头。
“这就是您得出的结论吗？”他咬牙切齿地说。
“我不明白。”
“你们圈子里的人要是被起诉，你会觉得很棘手吧？可是您问的问题站不住脚。我根本没有必要在谁走过人行道时都竖起耳朵听着。”
“但——”
“让我蹚这摊浑水之前，请让我把话说完，可以吗？听到踩踏声音的那一刻，我没有任何理由去注意街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还要说明的是，虽然我之前没有注意外面的动静，但是我的意识是清醒的。”
“所以您能确定的就是，从遇害者尸体倒在人行道上，到那些人从邮政咖啡馆出来到达现场，街上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连个脚步声都没有。”
“您知道这个声明事关重大吗？”
“我不是主动来这里的。是调查员来问我的。”
“在警员询问您之前，您没有意识到您的证词的意义吗？”
“我并不知道韦尔努医生的陈述是怎样。”
“谁跟您说什么陈述了？韦尔努医生从没有被问询过。”
“那就是我不知道他讲了那些话。”
“调查员对您说的那些？”
“是。”
“您明白他说的话？”
“是。”
“那我想您应该很满意自己将会引发的反应吧？您对韦尔努一家抱有反感吗？”
“他们，以及与他们相近的所有人，我都讨厌。”
“您在平时的言论中会尤其针对他们吗？”
“是有过。”
法官脸色异常冷峻，朝沙比隆转过头去。
“他妻子确认过他说的话？”
“一部分。我没有带她来，她忙着做自己的事情呢，我可以去找她来。他们是在九点半上床睡觉的。这一点她可以肯定，因为她每天晚上都会设定闹钟。他们说了会儿话。然后她就睡着了，后来她又醒了，因为她觉得丈夫不在旁边。她看见丈夫站在窗户前。这时候是十点一刻，一群人已经围在尸体周围。”
“他们俩都没有下楼去？”
“没有。”
“他们不好奇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将窗户打开了一点，听见有人说高毕耶被砸死了。”
沙博已经避免看麦格雷好久了，看上去很受挫。他已经没有了自信，但又问了几个问题：
“有其他居民可以佐证他的证言吗？”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您已经都询问过了？”
“把今天早上在家的都问过了。有些人已经出门工作去了。有两三个昨天晚上去了电影院，所以什么都不知道。”
沙博面向教员。
“您认识韦尔努医生吗？”
“我没有跟他说过话，如果您是这个意思的话。我跟所有人一样，经常在街上碰见他。我知道他是谁。”
“那您对他没有特别的憎恨吧？”
“我已经回答过您了。”
“您有没有被追究过什么法律责任？”
“我是被逮捕过不下十二次，但都是因为参与政治活动，在拘留所里待一夜就会被放了，当然，少不了被痛扁一顿。”
“我说的不是这个。”
“我知道您对这个不感兴趣。”
“您打算维持现有声明吗？”
“是的，即便它让您不快。”
“我并不重要。”
“您的那些朋友重要。”
“您对自己昨日晚间所听到了什么真的相当确定，不能有一丝疑惑吗？因为你的话可能会将一个人送进重刑监狱或者绞刑架上。”
“杀人的不是我。这个凶手毫不犹豫地就杀掉了寡妇吉邦和可怜虫高毕耶。”
“您忘了还有罗伯特·德·古尔松。”
“这位，关我屁——”
“那么，我现在叫来一位书记官，他会记录下您的证词。”
“随您的便。”
“我们接下来会听听您妻子的证言。”
“她不会说跟我相反的话。”
沙博已经伸手去摸办公桌上那个电子传达铃了。此时，大家听到几乎已被遗忘的麦格雷慢悠悠地问：
“您被失眠症困扰吗，沙吕先生？”
教员猛然回过头去。
“您想要暗示什么吗？”
“什么也不暗示。我只是在想，您刚才说到您入睡困难，所以您九点半上床了，但十点时还醒着。”
“我失眠很多年了。”
“您看过医生吗？”
“我不喜欢医生。”
“那您吃过什么药吗？”
“我吃片剂。”
“每天吗？”
“这违法吗？”
“您昨天睡觉前吃药了吗？”
“我吃了两片，跟平时一样。”
看着朋友沙博又活了过来，好像枯木逢春，麦格雷差点笑出来。法官本人急不可耐，想要重新掌控这场询问峰回路转后的方向和节奏。
“您为什么没跟我们说您服用了安眠药？”
“因为你们没有问我呀，而且这是我自己的事。我妻子吃泻药的时候，我也应该告诉你们喽？”
“您在九点三十分时，服了两粒药片吗？”
“是。”
“您在十点十分时还没有睡着？”
“没有。您要是经常用这些药，就该知道，这些药吃久了，它们就几乎没有效果了。刚开始，一粒药就足够了。现在呢，我吃了两片，还得过半个多小时才有睡意。”
“也就是说，您听到街上有动静时，可能已经昏昏欲睡了？”
“我没睡着。我要是睡着了，什么都听不见。”
“但您也许处于半梦半醒状态。您当时想到了什么？”
“我不记得了。”
“您能发誓您当时十分清醒，并非处于睡意矇眬的状态吗？好好考虑我的问题。做伪证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我没在睡觉。”
这个男人从本质来讲是诚实的。他一定非常高兴自己能够扳倒韦尔努集团的一位成员，他带着极其兴奋、狂喜的心情来做这件事。此刻，看到到手的胜利即将从指缝间溜走，他仍然试图拼一下。谁知道有没有侥幸的事呢。但他又不敢撒谎。
他哀伤地看向麦格雷，但眼神中并没有怒意。他像是在说：
“干吗揭穿我，你不是不跟他们一伙吗？”
法官倒是看准了时机。
“假设您服用的药剂开始起作用了，但您也没有完全睡着，还听得到外面街上的动静。您半睡半醒，没有听到谋杀发生前的脚步声。只有着急的踏步声，身体倒地的声音才足以唤醒您的意识。脚步声渐渐远去后，您是不是也有可能继续昏昏沉沉了呢？您都没有在第一时间起来。您也没有唤醒妻子。您跟我们说过，您没有多想，好像那一切发生在离您很远的地方。一直到有一群人在人行道上扯着嗓子说话，您才完全清醒过来。”
沙吕直直肩膀，又任其耷下，一副死乞白赖的样子。
“我早该料到的。”他说。
然后他又加了一句：
“您和您的同党——”
沙博没再往下听，对沙比隆说：
“还是给他录一份口供吧。我今天下午听听他妻子怎么说。”
屋里只剩下麦格雷还有法官。法官在记录什么。整整五分钟后，他没有抬头看麦格雷，小心翼翼地说：
“我要谢谢你。”
麦格雷往前推了推烟斗，嘟哝道：
“这有什么好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