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门外就听出了母亲的声音。律师敲了门，他随后站在母亲正对面，拘促，不知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反应才算合理。她坐在靠窗的位子，对着法官。看得出她哭过，手里揣着揉成了团儿的手帕。
他知道——但不愿多想为什么——母亲于他已是陌生人，或许她一直都是。她坐在椅子上不动，不向自己的孩子伸出双臂，就是看着他，带着恐惧的表情——也可能不是，他想。他对她浅浅一笑，嗫嚅道：
“请你原谅，妈妈。”
他这么说，完全是为了让母亲安心。他认得母亲脸上的神情，和安格拉内客栈主人的近似。他没听确实，但看着她嘴唇颤动，猜得出几分：
“上帝呀！上帝呀！我犯了什么罪呀，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说的，见这一面只是白折腾。他郁闷为什么是在今天呢，他刚刚得到些许安宁。
“您母亲在等着见您，”法官先开口，“我也不想让她等到可以探视那天。”
她还是看着他，直摇头，痛心疾首的样子。好像面前的他已经无可挽回，成了怪物，好像他的罪烙上了他的全身。
“你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呢？我们是怎么把你养大的，从小到大，周围都只有好榜样啊——”
“不要想太多，妈妈。事实没你想得那么复杂。”
“您听到他的话了吗，法官大人？我刚才跟您说什么来着？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能确定。您知道，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他就是耳根软。他太善良了，有人利用了这一点。是那个女人把他弄成这样的。我提醒过你吧，阿尔贝？我说过这样的女孩不适合你。”
他感觉这就是一出下三滥的闹剧，特意在法官面前上演。或许是看在母亲卖力演出的苦心的分上，他配合。
“是的，妈妈。”
“你那时回家来，跟我说要娶她的时候，你没见我掉眼泪吗？你好好想想。你那次是特意为了这件事回家的。你当时瘦成什么样子了，还激动呢。我跟你说我不同意的时候，你怎么回答我的。你跟我说，你已经是大人了，你说你宁可去死也不会和她分手。”
“是这样的。”
他只是耷拉着脑袋，不作声。他看了看时钟。这要多久才能结束？他从来没觉得有多么爱母亲，可现如今才发觉自己对她是多么无动于衷。要是父亲还在，他对父亲会是一样的感觉吗？
他没敢深究下去。他得相信答案是否定的，一切都会不同。但他其实不知道自己真正是怎么想的。
如果他此刻向法官和律师坦诚一切，他们两个难道不会叫嚣他就是个魔鬼吗？
“有多少次呀，法官大人，我求他回家来。他们都愿意给他提供最好的工作机会，不管是在蒙彼利埃还是尼姆，还不是因为所有人都爱戴他父亲，尊敬他。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从巴黎来的信都是为了要钱，他肯定是交了坏朋友。而且不管我怎么反对，他都要娶这个女人，就那么丢人，在巴黎的一个什么市政厅里结了婚，也没去教堂举行仪式。我那时就跟你清清楚楚地说过，你以后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我有没有这样跟你说过，阿尔贝？”
“有的，妈妈。”
“想想你可怜的外祖父外祖母，一辈子本本分分，没做过一件坏事。现在他们因为你这件事，病了呀。我离开勒格罗迪鲁瓦时跟个贼似的，就怕人家看到我。我们一个年纪轻轻的女邻居，弗朗索瓦兹，一直都喜欢他来着，为了他到现在也没结婚。她从广播里听到你的名字就到家里来了，想来安慰安慰我。她还要我一定转告你呀，阿尔贝，她会一直为你祈祷的。”
“谢谢她。”
“您看见他的样子了吧，法官大人？他冷冰冰地对我说话，好像我是一个他不认识的人。我向您保证，他从认识那个女人之后，就开始不正常了。”
“不要太在意他的态度，鲍什太太，”瓦尔这时插了句嘴，“您得想想他现在是什么处境。”
法官不太欣赏现在的局面。
“那谁来关心我们的处境，瓦尔先生？您也认识我的丈夫。您上我家来过。您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人家。您觉得，发生这一切之后，我们还敢上街去吗？我已经是个病人了。我一直都没有从那次手术中完全恢复过来，我这一次肯定会垮掉的，我会死掉的，我知道。既然是您要为他辩护，您一定得答应我，您会说出真相。他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是个好孩子，但后来他落到了那个阴谋家，那个女疯子的手里，最后被弄成跟她一样的疯子了。都看看他呀。他都不听我说话。他就希望我早点离开这儿。我相信医生会弄清楚他就是疯了，医生会治好他的。”
法官看到鲍什的眼神，动了恻隐之心，站起身来。
“我得打断您了，夫人，这次见面我看就到这儿吧。我还有些问题要问您的儿子，时间也不早了。我已经记下了您的旅馆。过几天，我还会再传唤您的。您可以到了周日再来看您的儿子，我已经把探视证给您了，不是吗？”
她确认那张证件已经放进包里，也起身。
“您答应我吗，瓦尔先生？”
“我答应您尽我所能，夫人。但有件事情您得答应我，如果法官阁下也认可，请您避免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他们一定会追着您不放的。”
“今天早上就有几个跟在我后面跑。”
“尽可能待在房间里。就当是卧床休息。”
她看向法官，后者显然表示赞同。这时，她不知道该怎么抽身离开。在场的所有人现在都站立着。她得从她像是想钻进地里才好的儿子前面走过去。她用力抽了几下鼻子，好像要哭出来了，犹豫要不要把头靠上儿子阿尔贝的肩膀。她的确靠了几秒钟，没有拥抱，没有其他动作。两声点到即止却也充分表现当下离别场景的抽泣之后，她说：
“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好好的！”
他则还是那句话：
“请原谅，妈妈。”
他想不顾一切紧紧抱住母亲，把她贴在自己的胸口，因为他可怜母亲也可怜自己，尤其是母亲，因为她这一辈子也明白不了这一切。他没有看着母亲离开，只听到门关上，然后松了口气。
法官了解他们必须休息一下，享受一阵安静。他假装读办公桌上摆着的几张打印纸，点燃一支雪茄。桌角上放着当天的报纸，鲍什反着也在上面读到了自己的名字。他挺想知道报道是怎么说他的。
“请进来吧，杰赫曼先生。”
法官大人召唤在隔壁屋子里的书记官。随后，他对律师说：
“如果您觉得不会有什么不便，阁下，我今天就想问几个能推进我们调查的问题。”
鲍什此刻平静冷淡，仿佛打算欣然接受一切。法官对他的态度感到惊讶。
“首先，鲍什先生，我得问您准备用什么方法来偿还您的债务。据我了解，虽然您在CIF公司的薪水甚为丰厚，可您花掉的永远比挣到的多。请让我说完。您和塞尔热·尼古拉相识后不久，就搬离了牧女街上的出租屋，住进奥特伊沿堤地区的一套公寓。您以贷款的方式委托了一位收费高昂的室内设计师为您装修房子。可两年后，您签字的那些汇票连一半的款项都没到账，而且总是有无法承兑的状况。
“还有那些宴请，我这么说，只是提个醒，您一个月至少在公寓里面组织一次晚会，宴会开销可以支付一个家庭一个月的日常支出了。您肯定会对我说，这些都是出于职业需要吧？
“您购置了一辆车，车款也没有付清。税收人员已经催您几个月了。我这里还有文件显示，您在裁缝、肉铺、酒商甚至佣人那儿都欠着钱。您的佣人从去年开始就没有拿到全额工资了，您只是时不时地给她些零钱打发一下。
“我想问您，您对上述所说都认同吗？”
“认同，法官先生。”
“这个问题当然要等到财产清点完毕再说！”律师插嘴道，“请您理解，我的委托人从事电影行业，这是比较特殊的行业。我想很多人听说过，他们这个行当普遍是以投资吸引业务。”
“这个我们再说。每到月末，您的委托人需要支付数目吓人的账单，可他每次开出的支票完全没有余额可用。但他完全无所谓支票会被拒收，也完全知道整个兑现过程需要三天左右，而他每次就会在最后一刻把所需的钱款送到银行。”
“可这也不是什么犯罪。否则，经济调查部门要忙不过来了，在巴黎做生意的人都要去坐牢了。”
“我还是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这次我希望由您的委托人自己来回答。我请问您，鲍什先生，您准备如何偿还您的债务？债务明天都在变多。”
“我没什么打算，法官先生。试着不去想罢了。我没有太在意。”
他说的是真的。他确实试着能不想则不想，拼着命努力活在当下的每一刻。
“您有没有想过，迟早有一天，您会发现自己山穷水尽，没有退路。我这里有一些您写给追款人的信件。您跟他们言之凿凿地说，到下个月，您会有一笔兑现的巨额收益。您几次提及一桩正在收尾的生意，做成之后，您一下子便可以从所有困境中摆脱出来。那么这桩生意具体是指什么呢？”
“什么都不是。我得让他们耐心等着。”
“那如果他们哪天终于等不下去，您怎么办呢？”
他停顿了好久，在权衡再三后回答：
“尼古拉和奥兹勒不会袖手旁观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是他们公司的行政主管。我要是被告了，会给他们带来不好的影响。”
“不是因为您知道太多内幕？”
“不是这样的，法官大人。我直到最近才知道他们在耍什么花样。我一直相信公司是正当的。我也一直相信他们是真的看重我。”
“看中您的才能？”
“是的。不是我去找他们的。我从没有幻想过这么快成功，塞尔热·尼古拉说要和我见面时，我已经准备好再吃几年苦。是他带了我去他的裁缝那儿定制西服，是他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他带我见识了那些我以前只听说过名字的高级餐厅，教我给小费，小费都可以支付以前我们夫妻俩一天两顿的伙食费了。也是他教会了我什么叫做厚颜无耻到了极点。
“‘我亲爱的朋友，在巴黎只存在两种人——’
“我只是个普通人，他把我带进上流社会，那是一小撮另一种人组成的社会。”
“也就是说，您以他为榜样。您羡慕他，是吗，鲍什先生？”
“一开始是。”
“只有一开始吗？您能试着描述一下他为什么让您羡慕吗？”
“他好像在游戏人间。他在玩弄所有人。但他做什么都成功。所有人都喜欢他，崇拜他。直到今天，大家都只认为他是受害人，为他辩护。没有一个人，我可以确定，没有一个人在意他其实就只是一个骗子，连您都没有这么想过吧。女人都知道他看不起她们，但他对她们冷眼笑笑，就可以得到她们。她们不觉得自己被玩弄了，对他穷追不舍。”
“那您是承认，您不是从几个星期前——也就是您发现他利用您的时候——而是从很久以前，差不多从你们开始合作起，您就想好了到时候让他来偿还您所有的债务，是这样吗？”
“我也没有想得这么仔细。”
“我想说明一下这个回答，”瓦尔觉得自己还是要派上点用场，插嘴道，“鉴于我的委托人并未按照我的建议回答问题，我想对他的有些回答解释一下。”
“我会注意的，阁下。我很抱歉，也很为难，但出于必要，还是要问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您能告诉我，鲍什先生，在您夫人首饰盒里的那块卡地亚珠宝手表，是谁买给她的？”
“是他。”
“塞尔热·尼古拉？”
他点了点头。他显得比刚才苍白些，喉结着实明显，突然动了一下，如鲠在喉。他硬生生地吞了口口水。
“那件水獭毛大衣呢？”
他又点头。
“您的黑色丝缎睡衣，跟他穿在身上的购自同一家衬衣店吗？也是他买的吗？”
“是我妻子买的。我当时并不知道。”
“那您后来知道了？什么时候？”
“我去他那儿的时候。”
“您指的就是前天吧？”
瓦尔先生在椅子上挪了挪。法官很自然地在他的记录中的某一条的边角上，用红色铅笔画了个叉。
“您如何解释妻子收到的那些礼物呢？”
“您应该很清楚。”
“我想知道的是，您怎么解释，您知道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您还接受。”
“我想您知道，接受礼物的人不是我。”
“可您并没有表示不悦呀。您得知道，鲍什先生，警方有很多发现。他们发现在您夫人的衣橱还有首饰盒里，但凡是值钱的东西，大多是别的男人送她的。您想让我把明细表给您读一下吗，包括那些赠送人的名字？是的，我可以理解。我就不让您难堪了。可起码您得承认，对这一切，您没有表现出一点吃惊。”
“无论如何都无济于事。”他舒了口气。
看来他是不指望什么了，法官站起身来。
“今天就到这儿吧。”
鲍什看着摊开的报纸，有些犹豫。
“我想我是不可以看报纸的吧？”
“我既然这么正大光明地放着，就说明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我可以让您把这些报纸都拿走，但我不确定您的律师是否建议您这样。”
接着，法官转向瓦尔：
“明天还是这个时候，阁下。您的委托人还需要再去一次诊疗室进行面谈。”
法官没有理会鲍什，默默往办公室里的橱柜方向走去。后者要被带出去。
“你还是要拿着这些报纸？”
他并不那么想。只会徒增烦恼，跟母亲的见面就是先例。他还是拿上这些报纸，但不过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那么缩头缩尾。
“那明天见，还跟今天一样，等你出了那些白大褂的手掌心，我再找你。我就指望着他们了。”
夜幕降临。他又被戴上手铐。下楼到露天空地时，警卫容他过了几口烟瘾。他看见有一辆囚车停着，亮着红灯。有几个阴影分散在囚车周围，跟他一样戴着手铐，在等所有人员到齐。这种暂时的松懈应该是不符合规定的，但他们马上就会被关进小格子间里。通向外头的大铁门大开着，目光可以越过挑高的拱顶，瞥见堤岸边低矮的石栏，一棵树的黑色树干，远处的几点路灯。河的那一边，开过一辆出租车，行人匆匆，在夜色冷雨中加紧脚步。然后他听见一阵人声，只一瞬，而后再无声息。
他回到自己的单人囚室，还是那个警卫，一盏小小的灯仍然吊得老高，还被铁丝网包着。他立马就试图在微弱的灯光下识别出报纸上的每一个字。大大的标题写着：
鲍什控诉CIF公司。
然后，字体小些：
凶手自诩为伸张正义，否认冲动犯罪。
第一版上有差不多一栏的文字，第五版上还有两篇。有些是他预料的，但大多数是他没预料到的，恰如他和他母亲的关系。他被置于一个他全然陌生的世界，一个他完全漠然的世界。可以说所有都是设计好的，就是要存在歧义，就是要拼凑所有细节来编织出那个与当事人自己，也就是他，毫无关联的所谓真实。
他往下看，发现那位警长对记者说了不少信息。鲍什在司法警局接受讯问时说过的一些话已经见报。看来是同一位警长在继续指挥相关调查，法官今天跟他说的那些事都是这位警长查出来的。
电影行业同仁都对在达吕街发生的命案表示十分震惊，此行业的多位权威人物声明，阿尔贝·鲍什是一位新近从业人员，根本没有得到同事、同行的信任或者重视。
他是初出茅庐才两年的小记者，不属于任何一家报刊编制，只是那些徘徊在编辑部、满心幻想着自己的小作哪怕能贱卖的诸多庸才中的一位。
“贱卖”这个词真是恶毒，愚蠢，毫无根据。
一些财务专员正在查证凶犯针对CIF的一系列控诉，结果还需等待数日。可是，无论调查结果如何，受调查对象只是一家从事小规模——
在这里，记者又用了模棱两可的招数。可以照顾那些不想自己的名字被公布的明星还有导演们。他们那时可是求着要和公司签合同，和塞尔热·尼古拉（他有时也在）满心欢喜地觥筹交错。
还有一篇文章，标题更加耸人听闻：
鲍什胆敢以嫉妒之名为自己辩护？
一切都还未公开，巴赞法官对凶犯是否出于嫉妒这一问题保持沉默，如同对其他提问一样。没有任何人知道在法官办公室内发生了什么。根据某娱乐刊物得到的消息，据称凶手的妻子长久以来一直是塞尔热·尼古拉的情人。
据说这位女士的情人数量让人瞠目。我们可以大胆设想发生了一妻二夫这样的情况。阿尔贝·鲍什不仅豁达地接受了这个他人无法容忍的事实，还从中获取利益。
据传言，几个星期以来，这三人之间的平衡被打破。还有传言称，塞尔热·尼古拉很有可能打算迎娶一位最近步入星途、前途不可限量的魅力女星。各种传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如果这些传闻都是真的，我们不禁要问，在达吕街的公寓里，两个男儿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当时到底说了些什么话？
还有一张他母亲下火车时的照片，配上标题后，完全是一则图文并茂的历史传奇：
杀手母亲来到巴黎
下面还有副标题：
“我的儿子是被那个女人下了咒！”
我们只在火车站的来往人群中见了凶犯母亲一眼，我们能感受到她的惊慌。她同意通过我们向读者申明：
“我的儿子本来就是个软弱的人，我可怜的丈夫惯坏了他。他落到了那个女人手里，她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的儿子疯了，我可以肯定。他但凡还有点脑子，绝不会做这样的事。”
法官说得没错。还是不看为好。报刊对他的诠释，还有对相关人等的诠释，让他看起来就像闹剧中无可救药的滑稽人物。现在他就想快点回到特殊诊疗室，他只有在那里还算安宁。教授的眼光始终专注于他，学生们在笔记本上奋笔疾书，写下他的讲述。
他没再往下读，把报纸收起来，再鼓了把劲，把报纸揉成了团儿，扔到角落。
母亲置他于不顾，只想着昭告天下她是个顶本分的女人，所有应负的责任都是别人的。瓦尔明白他有苦处，没有把握也为他辩护，完全是出于责任，作为父亲老友的责任。法官是想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他的立足点大不同于鲍什，他们根本是两个世界的人，而且今天，法官已经因为警长的调查结果，明显不再寻求朝鲍什的世界靠拢，全身而退。
只剩下穿得邋里邋遢的教授还想了解他。他看鲍什的眼神不是那种自以为把他给看透了的眼神，更像是一种交流，他们已经建立了沟通。鲍什觉得教授还是单身一人，每天一个人孤零零地伏在酒馆的小桌子上随便吃点什么，就打发了事。他好像不适合出现在任何全家福里，也不会和朋友打桥牌，更不可能现身什么正儿八经的仪式。他可能会觉得不光彩，但还是走进某幢特殊行业的房子里找姑娘，抑或在人行道边上随便揽一个？谁知道呢？或许他有他自己的阿奈？
他清楚这些事情是普遍存在的，但不能说这些人都疯了，或者道德败坏。
鲍什真的这样确信吗？他不是自欺欺人吧？精神病医生的看法不会正相反，恰恰认为他的确疯了吧？他听说，精神病医生喜欢把和自己打交道的人归为非正常人群。
他突然感到后怕。他忘了警觉守卫的脚步声，也没立即察觉饭已经送来了。他不饿，只随便吞了几口。他想到母亲，报纸，还有今天上午从自己口中说出的所有，觉得不安。
在整个过程中，他是真的一板一眼、完全真诚地回答每个问题，对待每个人，并自信大家终会理解他。事到如今，他担心的是，他说的每一句话可能都被误解和歪曲了。
他得准备一下明天的硬仗。他决定把自己的思想跟他们完全交代清楚。
如果说他讲的勒格罗迪鲁瓦充满阳光、美满，那是因为，毋庸置疑，他的人生只分为两部分，离开勒格罗迪鲁瓦之前和之后，相互对峙，相互冲击。
教授明白这一点吗？
他想到勒格罗迪鲁瓦，首先跳出的景象就是阳光。他所有关于那儿的记忆都是铺展于阳光之下的。他还想到了纯真。就是这个词，纯真，一定不能忘了跟他们说。连年处在建设状态的房子建构繁琐，充满温情。外祖父就像永远忘情于积木游戏中，仿佛圣诞老人或者白雪公主身边的小矮人。父亲老在院子的大锅里给大伙儿熬鱼汤，每天下午在邮局门口的空地上跟老伙计们玩滚球。在那里，钱从来都不是个问题；在那里，渔民出海撒网，在岸上勾线补网，跟明信片上的景象一模一样。
到了夏天，外地人从里昂或是巴黎到他们这儿，都是些在自己的城市有头有脸、正经八百的人，一来就换上短裤，跟小孩们一样，还喜欢乔装打扮成渔民。
尼姆，还有他念书的中学，对他来讲是阴郁晦暗的世界，感觉不真实，他没有身在其中。他每天只在那儿过几个小时，对那儿毫无感情。
这些还不是全部，他知道还有可以说的，还有要说明的，还有回忆可以追寻。总之教授会明白的，会帮他将思绪理顺理清。
在勒格罗迪鲁瓦，人们远离条条框框，没错，就是这个！没有束缚人的规矩。瓦尔这些人就是为了摆脱规矩，才每年都到这儿度假，一下长途汽车就长长地舒一口气。
他的父亲，不工作，四十二岁年纪，靠抚恤金过日子，生活在规章制度之外。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人人都来找他，都喜欢跟他亲近。
阿奈，也在规矩之外。
解释起来有点困难。刚才，他母亲跟他提到那个叫弗朗索瓦兹的女邻居，他当时没怎么想起这个人，后来才记起，他童年有一段记忆是和这个女孩连在一起的，她是邮局办事员的女儿。他们还很小的时候，她就宣布：
“等我们长大了，我就是你的妻子。”
她还加上一句，眼神坚定：
“你得跟我保证了。”
她是长得挺漂亮。所有人都这么说。所有人都知道她在等他。可她的肚子、大腿，是那样的吗？
他毫不费力地就可以撩起她的裙子，进入她的身体，但他能就此为止吗？她肯定憧憬一场美妙的婚礼，先在市政厅，然后是教堂，再是度蜜月，回来的时候，就住进一幢收拾体面的房子里。
阿奈，不是这样想的。阿奈只需要肉体，阿奈本身也只是一具肉体。他一直渴望那个身体，长久以来他只想要阿奈的身体，所有男人啃噬、吞没、消耗的身体。
不会有人理解他想跟阿奈一起生活。如果他大声说出，要去沙滩尽头或是河道边的洞洼中，和阿奈结婚，所有人只会用讨伐的眼光检视他。
其余那些人，包括父亲在内，不是被跟他一样的需求驱使而去的吗？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这是羞耻、丢人的事？波光粼粼之间，阿奈仰卧躺着，双腿蹬开，衣着尽褪的形象不会始终萦绕在他们的脑海，无力亦无心挣脱？
他也感到丢人。为他们这些人。他得记好了，明天这个也得说清楚。如果不是因为觉得丢脸，他可能留在了勒格罗迪鲁瓦。他可能跟渔民一样住在一个小木屋里，也会有条小船，还有阿奈。她只要做点家务就好。
他当初如果这么做了，还会想到孤身前来巴黎吗？
“孩子，你的父亲去世了。从现在起，你就是一家之主了。从今往后，你要担负起这个责任，要有一番事业。”
这就是大家在父亲下葬那天不断对他重复的话，说的时候都语重心长。及至晚上，所有跟他谈责任、担当的人都喝醉了，有几个爬到堤坝上，唱着歌回家去了。
“我会跟您一一道来的，教授先生——”
“都会跟您一一道来——”
他总算重新坐回到那张椅子上，灯光仍直冲着眼睛，但已经不那么刺眼了。他很高兴地看见又多了两名学生，其中一个还是中国人。他不肯定他们是特地为了他前来，但并不是没有这个可能。他深受鼓舞。
“我后来又思考了一番昨天早上对您说的那些话。我现在几乎可以明确地告诉您，我要不是感到羞愧，是不会离开勒格罗迪鲁瓦的，可能永远都不会，而那样我就会跟阿奈在一起了。”
“对什么感到羞愧呢？”
果然是引起了教授的兴趣。得再接再厉。
“因为没跟别人一样。”
“那跟我说说，在您看来，别人是什么样子呢？”
“大家都循规蹈矩，或者更确切说是假装循规蹈矩，所有人都在假装。我父亲是大家口中的诚实的人，我也跟您提过了，但事实上，他对阿奈熟悉得很。奥兹勒隔三差五地就来见塞尔热·尼古拉，让我想起了一件事。”
“具体是在什么时候？”
“是几个星期前吧。我为此觉得很烦恼。奥兹勒来找尼古拉，说是来找朋友的，但事实上，他就是公司幕后大老板。其实在蒙彼利埃，也有类似奥兹勒这样的人物。也是长得肥头大耳的那种，跟奥兹勒一样很注重仪表。他是个制酒商，很富有。他毫无疑问是所有到我们家做客的人当中最有钱的那个。而且所有人都知道，巴胡克先生，是的，这是他的姓。巴胡克先生从没想要在南部地区当选议员或者参议员，但是他让自己的亲信当选，因为他需要有人在议会支应他。您现在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他就来我们家拜访，坐着他那辆配着司机的豪华大轿车，跟我父亲一道出现在杰斯廷家小酒馆的露台上，还总是很亲热地拍拍我父亲的后背。随后，他们就会在我们家的起居室里把门一关，这间起居室好像除了这个，就没别的什么用处了。
“每次他来过后的几周内，我们的日子就会宽裕许多。我后来回想起来才觉得不对劲，有一次，我没有提过，他们就给我买了一整套新衣服。”
“所以您得出的结论是？”
“也就是说我父亲在帮他耍手段。就是这样。这是显而易见的——”
什么是显而易见的？昨天晚上他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一切更清晰。他今天说的这些，那天晚上，就是从达吕街出来的那天晚上，他开着车的时候，已经在他脑子里转了一回。他那时正在大雨滂沱中驶向安格拉内的小屋。
“您到巴黎来之后，也是想着要耍什么手段吗？”
“我没那样想过。我就是想做大事，出人头地。我想要穿像样的衣服，有自己的车，还能去那些高档的场所，可以眼睛都不眨一下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叠叠钱来。”
“为什么这样想？”
“因为别人不都这样吗？”
“要么这样，要么留在勒格罗迪鲁瓦，和阿奈在一起？”
“差不多吧。但是有一点得清楚，我是说到了阿奈，并不是特定就是指她。”
“是一种象征，我明白。”
“您也可以这么想。接下来就是我人生的另一阶段了，黑色时期。”
“为什么说黑色？”
“因为我看到的一切就是黑色的。我知道巴黎也有夏天，而且一年之中，晴天比雨天多。可我所有和巴黎相关的记忆都和黑暗沾边，我脑海里满是那些阴暗的角落，那些湿漉漉、脏兮兮的东西。我从火车上下来时，是某个冬天早上五点钟。我失望得要死，差点打算不出火车站，直接坐车回去。”
“您那么肯定自己这么反感？”
“反感什么？巴黎？”
“就是您所谓的黑色的东西，脏东西，冷漠的人群，肮脏的小旅馆，放在油腻的纸上端上来的一片当作晚餐的冷猪肉，还有那些价格便宜的姑娘？”
鲍什看了他好久，显得很激动，不管怎么按捺自己。他最终还是没能控制住自己，咧嘴狡黠一笑。他有点不好意思地问道：
“您是怎么知道的？”
“也就是说，您在这样的黑色环境中生活了五年多。”
“差不多吧。我觉得自己很可怜，我对自己发誓，我总有一天会奋起反抗的。”
“反抗谁？”
他不管他们明不明白：
“反抗规矩！”
他没有别的更好的词可以用。他不管在场的人怎么看他，得意满满地用手画了个圈，好像把天地都圈进去了。他就是那种潦倒地走在马路边上、栖身在大城市某个狭窄局促的亭子间里的可怜虫，他身上压着的，在他四周步步逼迫他的，是一部巨大的无法反抗的机器，欺诈他，碾压他。
那就是规矩。那些响应规矩或者假装响应的，到最后都得了奖励，当然，他们得知道怎么让自己的优势得以显现。剩下的人就不过是在浑浑噩噩中随大流，死不回头，直到自投罗网早已设好的陷阱，完结。
他还满想说说这陷阱。他就已经掉在了陷阱里。但没法说，说不清楚，比其他等着要说的事更没法说清。还危险。就算教授先生跟其他人大不同了，但他真能明白到那个程度？再说还有学生，那个像在戏院看戏的助手，还有一个有了点年纪、估计是坚决认为他是疯了的看客。
他已然扯得太远。回到正题上才保险，少说那些容易让人起疑心的话。不真切的，就不该说出来。
“我其实想说的是，教授先生——绕了这么一大圈子，我很抱歉。我要说的是，我在自己所谓的黑暗的岁月里，过得比这两年开心一点。最近这几年，我置身在那种虚张声势、造作的光影之下，霓虹灯常让我睁不开眼。
“我住着一套高级公寓，干净、敞亮，装修得很考究，面向塞纳河，在奥特伊堤岸地区。确实是好！但我经常想起我们以前在牧女街的那个出租房，我们做什么都是挤在那一间里面，还有窗帘，那里的窗帘大概有十五年没洗过了。”
“有几个周日早上——我只有那天待在家里——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我会看看河对岸的雅韦尔街区，那里又穷又破，都是些出租房屋，五六个人挤在一套房子里，可我也想像他们一样。
“富人想去小酒馆，去拉佩街上那些乱七八糟的舞厅和别的地方，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吧？”
教授又笑了。中国学生比其他人笑得更实诚，然后热切地记笔记。
“您继续。”
“我还是习惯您来问我问题，我都不太记得我说到哪儿了。”
他还是得提防着点，兵来将挡更稳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