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他们疲惫不堪，再不能保持刚从跑马场逃出来时的速度了，老人同女孩子才大胆地停了下来，坐在一座小树林边休息。在这里，尽管马场看不见了，但是他们还能微微听到远方的叫喊声、喧闹声和击鼓声。爬到一块高地上面回头眺望他们的来处，女孩子还能辨认出招展的旗子和摊棚的白顶；不过并没有人向他们走来，他们休息的地方又冷落又沉寂。
她好容易才能使她那颤抖的外祖父安定下来，相当地恢复了平静。他的神经有些错乱，好像看到一群人偷偷地要向他们进袭，藏在丛莽底下，潜伏在每条沟里，躲在沙沙发响的树枝里面窥探似的。他只怕被囚到幽暗的地方，上枷锁，受鞭打，而且甚至耐儿永远不能走到他跟前看他，看也只能隔着墙壁上的铁窗和铁栅栏。他的恐怖影响了女孩子。同外祖父分离是她最担心的一种灾祸。这时她感到好像不论走到哪里，他们总会被人穷追，除非永远躲藏起来是不会平安的，因此，她的心往下沉，勇气也没有了。
像她这样幼小，这几天的情景又是她平生所从未经历过，精神的沮丧是不足为奇的。但是造物常常把又英勇又高贵的心安置在软弱的胸膛里面——常常地，上帝保佑她吧，安置在女性的胸怀里——因此当女孩子眼泪汪汪地注视着老人的时候，她便想起他多么衰弱，如果她离开他，他将陷入何等穷困和没有办法的绝境里，于是她的意志增强了，一种新的力量和坚忍鼓舞了她。
“现在我们十分安全了，真的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亲爱的外公。”她说。
“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老人答道，“如果他们把我从你身边抓走也没有什么可怕吗！如果他们把我们分开也没有什么可怕吗！没有一个人对我忠实。没有，没有一个。连耐儿也不能！”
“唔，可不要那么说呀，”女孩子答道，“如果还有一个忠实、诚恳的人，那就是我。我相信你知道我是这样的。”
“那么为什么，”老人说着，胆怯地四下望望，“为什么你竟能认为我们安全无事了？实际上他们在到处搜寻我，甚至就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也可以偷偷地跑来把我们捉住了。”
“因为我担保没人跟着我们，”女孩子说道，“你自己判断吧，亲爱的外公；向四下望望，你就明白这里是多么安静，多么沉寂。现在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愿意逍遥到哪儿就到哪儿。有什么不安全的！如果有什么危险威胁着你，我能够放心吗——过去我也放过心吗？”
“实在是这样，实在是这样，”他答道，握紧她的手，但是仍然焦急地四下张望着，“那是什么声音？”
“那是一只小鸟，”女孩子说道，“它飞到林子里去，给我们带路。你不记得我们说过，我们要穿过森林、田野，傍着河边散步，那将会多么幸福——你不记得这话了吗？但是在这里，太阳照在我们头上，到处都是光明和幸福，我们却愁眉苦脸地坐下来消耗时间，值得吗？你看那是一条多么可爱的小路；还有那只小鸟——就是刚才那只小鸟——现在它飞到另一棵树上去了，停在那里唱歌。来吧！”
当他们站立起来踏上林荫小路穿出树林子的时候，她一蹦一跳地走在前面，苔藓上印出她的足迹，可是她的身子那么轻，嫩草给压下又立即抬起头来，就像人的哈气落在镜面上就又消失了似的。这样她诱引着老人前进，不断回头看，不断愉快地招手——一会儿偷偷地指着栖止在横在路上的树枝里啁啾着的小鸟，一会儿又停下脚步，细听打破使人感到幸福的沉寂的歌唱，或者注视着在绿叶里颤抖的阳光，穿过爬满藤蔓的粗老树干，开辟成长条的白路。他们这样前进，分开碍路的丛枝，生平第一次归她掌握到的稳定，认真地沁入她的心胸。老人不再胆怯地回顾了，他感到又安心又快活了，因为在绿荫里越入越深，就越觉得上帝的平静意志弥漫在那里，向他们播撒着和平。
后来障碍越来越少了，也不像先前那样错综复杂了，他们穿过小径到了林边，来到一条公路上。沿着公路走了一段，他们又进入一条曲巷，两旁被树木荫蔽，枝叶交叉，拱成了狭窄的胡同。一块破旧的指路牌上说明这条道通往三里外的一个村庄，他们决定投奔那里。
三里路好像来得特别长，因此他们有时就以为一定迷失了方向。但是最后，他们可高兴了，路向下倾斜，两旁都是陡削的陂岸，有人行道通过去；村庄里团团簇簇的房屋，从林木葱茏的凹地中探出头来。
那是一个很小的所在。成人和儿童在草地上玩曲棍球；而其余的人们又正立在那里参观，因此他们两个人走上走下，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寻找一个寒微的借宿的地方。只有一位老年人在他的住宅的小花园里休息，他们便胆怯地向他走去。他是学校教师，窗口上面一块白色木牌上面，用黑字写明“学校”字样。他是一位面色苍白、神情质朴的人，衣服很少很单薄，坐在门廊下花丛和蜂房中间，吸着他的烟斗。
“同他讲话，宝宝。”老人低声道。
“我真不愿意打搅他，”女孩子怯生生地说，“他好像没有看到我们。也许最好我们要等一下，他会向这方面望过来的。”
他们等待着；但是教师并没有向他们望过来，仍然坐在小小的门廊底下，沉默着，心中若有所思。他有一个温和的面容。穿上一套朴素的黑色衣服，他越发显得苍白而瘦弱。他们好像感到，有一种凄凉的神气笼罩着他的全身和他的房子；但是也许因为其他的人正在快快活活地集中在草地上，他更像是全村唯一孤寂的人了。
他们疲倦极了，如果不是教师表现出不安和忧虑的神情，女孩子是有勇气去跟即便是做教师的人答话的。他们在不远的地方迟疑地站着，看到他好像心思很重地坐了好几分钟；然后把烟斗放在一旁，在花园里兜了几个圈子；然后走近大门，向着玩球的草地上望望；最后又拿起他的烟斗，叹了一口气，像以前那样若有所思地坐了下来。
既然没有别人出来，天又很快就要黑了，耐儿最后只好鼓起了勇气，就在他重新拿起烟斗又要坐下的当儿，大胆地手拉着外祖父的手，向他那边走了过去。他们拉开便门门闩的轻微声音，唤起了他的注意。他慈祥地看看他们，但是又好像很失望的样子，微微摇了摇头。
耐儿向他屈膝施礼，告诉他他们是可怜的行路人，想找个过夜的地方，他们愿意出钱，只要他们负担得起。她说话的时候，教师诚恳地注视着她，然后把烟斗放在一边，立即站立起来。
“如果你指点我们一个去处，先生，”女孩子说道，“我们也是一样感谢的。”
“你们一定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了。”教师说。
“很长的路了，先生。”女孩子答道。
“要你走长路年纪太小了，我的孩子，”他说着，把手轻轻地放在她的头上，“他是你的孙女吧，朋友？”
“是的，阁下，”老人叫道，“而且是我生命里的支柱和安慰呢。”
“请进来。”教师说。
没有再说什么客套话，他就把他们领到他的小教室里，那是客厅，同时又是厨房，他说欢迎他们在他家住到第二天早晨。他们还没有谢完，他就把一块白粗布铺在桌子上，摆好了刀子、盘子；又取出一些面包、冷肉和一壶啤酒，请他们吃吃喝喝。
女孩子就座的时候向四下望了望屋子。那里有两条长凳，上面满是刀痕和蓝墨水；一张四条腿支起来的枞木小书桌，无疑地那是教师的座位；几本折了角的书摆在一个高架子上；书旁边乱七八糟地放着一堆陀螺、皮球、风筝、钓竿、石子、吃剩一半的苹果以及其他许多被充公的顽童财产。木杖和戒尺森严地挂在墙壁的钩子上；靠近这些东西还特备了一个小架子，放着一顶用旧报纸做成的蠢人帽[1]，上面还裱着两大块炫目的封糊片。但是墙上的最大装饰品乃是用工整的圆体抄下来的一些道德的文句，还有用简单加法和乘法精心算出来的总数，显然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四面墙壁上都贴满了。这好像是有双重用意的，一方面是要证明学校成绩优良，一方面是要鼓舞学生们的高尚竞争心。
“是的，”老教师说，看到她在注意这些示范，“写得很美呢，亲爱的。”
“很美，先生，”女孩子谦和地答道，“那是你的手笔吗？”
“我的手笔！”他说着，取出他的眼镜戴上，为的是把这些他认为很宝贵的成绩看得更清楚些，“现在我可写不出这样的字来了。不行了。它们全是一个人写的；一个小人儿，还没有你年龄大，但却是一个很聪明的小人儿呢。”
教师这样说着，他发现一张抄写的纸上有一小块墨水污迹，因此便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走到墙根，细心地把它刮去。刮完，慢慢地倒退，很像一个人欣赏一幅美丽的图画似的，不过他的声音和神情都带着一些悲伤，使女孩子深受感动，尽管她还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一个小人儿，真的，”可怜的教师说道，“比他的同伴们强多了，不只在读书上，在运动上也是一样，他为什么那样喜欢我呢？我爱他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他竟也爱我！”——说到这里教师停住了，脱下眼镜来揩拭，好像眼镜变得模糊了似的。
“我希望没有发生什么事，先生。”耐儿焦急地问。
“没有什么，亲爱的，”教师答道，“我希望今天晚上能在草地上看到他。他永远跑在他们前头。但是明天他一定会在那里的。”
“他生病了吗？”女孩子抱着孩子们敏锐的同情心问道。
“不怎样严重。他们说昨天他有些头昏，可怜的孩子，前一天他们也是这么说。但是那只是病状的一部；那不是一种坏的现象——绝对不是一种坏的现象。”
女孩子沉默了。教师走到门口黯然地向外面望着。夜色渐深，四野沉寂了。
“如果他能靠在一个人的胳臂上，他一定会到我这里来的，我知道，”他说着回到屋子里，“他常常跑到花园里来和我道晚安的。但是也许因为他的病体刚刚见好，天又太晚了，出来不方便，而且露水很重，地又潮湿。最好他今天晚上还是不要来吧。”
教师点上一支蜡烛，系住百叶窗，关好门。但是等他把这事做好，静静地坐了一会儿之后，他又取下帽子，说要出去看看，就问耐儿肯不肯坐在那里等他回来。女孩子欣然地答应了，他便走了出去。
她坐了约莫半小时，感到这地方很陌生又很孤寂，她已经催着老人上床休息了，因此万籁无声，只有一个古老的时钟不停地嘀嗒地响动，树林里的风呼啸着。教师回来了以后，便坐在烟囱角上，但是沉默了好一会儿。最后他转身望着她。非常柔和地对她说，希望她在那天晚上替一个病孩子祈祷。
“我最得意的学生！”可怜的教师说，吸了一口忘记点火的烟斗，悲伤地望着墙壁，“这些都是那个小人儿写的，他正受着病魔的侵扰。他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人儿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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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蠢人帽（dunce’s cap），系用纸做成的帽子，套在懒学生头上示惩。Dunce意为蠢人或学问落后者，原为一位烦琐学者的名字，他的门徒曾被讥为学问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