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胜利不以成败计算，连战胜者自身都全然不知那是胜利。远离失败的战场、铜刻的姓名、铅铸的坟墓的一湾回流、一片浅滩，在一旁守卫与作标志的并非飞扬跋扈的、手臂粗若男子、擎着棕榈枝与刀剑的女神，而是几个代表着对自身失望的、沉思的、纹丝不动的侍女。
人似乎不太经受得住过多的顺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更是如此了。失败对人，对民族、国家，却有好处。胜利是焰火，是炫目的光辉，是一时之间的成仙成圣，那样的境况因为需要与时间巧妙配合才能实现，故而必定短命：胜利是终结时四下迸射的火花，跟着便是垂死与一片死寂，留下的也许仅仅是一个词语、一个名字、一个日期，给孩子们的初级历史课本平添一项单调枯燥的内容。而失败，违反人的信仰与愿望给他带来好处的失败，却让他别转身子，独自面向能够支撑他的那一些：他的战友、他的同种族的兄弟，他自己，大地，无情的泥土、汗滴凝成的纪念碑与坟墓。
这是超出在嚼舌、尖刻的措辞、推托借口与诡辩之外的，是超出于失望的。它也超出了那个可怕的希望与要求，亦即：通过坚持一己的立场、喋喋不休的说明与解释（这已被证明是支撑不可逃脱的结局的最佳做法）来证明，灾难是有道理的与意味深远的，而胜利则是不言自明、无须解释的。它存在，这便足够了：这是良好的屏障与掩护；直截了当，一锤定音：能够审察它的唯有历史。正当整个当代世界注视着失败者时，那未曾失败的人则因为此一事实而得以存活。
这便是有必要谈论与解释的原因了。雷马克之所以让他笔下的人物讲他们原本讲不出来的言论，道理即在于此。我倒不是说这些言论不真实。如果作品中的人物听到别人说这样的话，他们会第一个站出来说：“一点儿不错。这正是我所想的，也是我会说的，如果我先想到这层意思的话。”不过他们自己是不可能说出这些言论来的。而且这样的做法并不可取，除非是用于写宣传材料。让笔下人物说比这个人物能想出的更为精彩的言词，这是作家的特权，但是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允许与帮助这个人物在精神上解除戒备时，要证明自己是有道理的，相信自己的想法是有道理的。但是当这个人物必须针对一个种族与一种形势发表道德见解时，那他最好还是躲在希腊元老们的合唱队那样没有时间性、没有性别的背景处。
不过也许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节。也许这是作者种族立场上的一个小疵，因为这次大战如此收场，部分原因正是由于德国在种族问题上犯了一个错误：它相信数学上的计算要优于挤压得处于一隅的群鼠的绝望。反正，雷马克为自己辩护说：“……我试着去安慰他。我说的话不能使他信服，可是倒使我轻松了一些……安慰人的结果往往是这样。”
这是一本动人的书。因为雷马克自己在写的过程中是动了感情的。就算他的意图不只是乐观主义，艺术上是否成功，还要看是不是能将真实经历一一化为文字，能将独特的反应化为真实的情景，即使那反应的确很能打动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不管他是多么的敏感，个人经历对于他来说，就跟对于街上的某位对个人意义有着同样信仰、同样信心的仁兄一样，那人因为他是作家，便攀住他的纽扣眼儿强留住他说：“听着。你只需按原样把事情写下来就成。写我的一生，我所遇到的事。它会成为一本好书的，可惜我自己不是一个作家。所以我愿意把故事给你。要是我自己是作家，有时间自己来写，那你是连一个字都无须改动的。”但是尽管如此终归还是变不成一本书。不管故事有多么生动，在亲身经历与白纸铅笔之间的某处，它死掉了。也许是字词杀死了它。
让我们对雷马克的错误作善意的解释，把这本书看作是对绝望的一次逆向反应吧。胜利也是有它的绝望的，因为胜利者不但一无所获，而且当欢呼声终于熄灭时，胜利者甚至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战，他们希望得到什么，因为整件事情中哪怕再小的百分率，也被失败者拿走了。如果胜利的是德国，这本书是不会写出来的。如果美国不是让它的百分之五十的军队完整归来，梅毒与大都会豪华生活造成的意外伤亡尚不统计在内，那么，这本书也不会有人买（我希望并相信情况会是这样）、有人读的。而且也不会是由军人团[1]来掏钱买上四万本的，即使该组织只有四万个成员是按时缴纳会费的。
这本书能打动你，就像在看到一个幼儿在母亲下葬的那天捏泥巴饼时，你会受到感动一样。可是书的结尾处仍然给人以一种失却意义的感觉，就像在任何一次比赛，特别是一九一八年后来自德国的比赛，失败的一方会出现的那样，那主要是由西方贸易而出现的，为的是好在异教徒中间推销五光十色的玻璃。而从感伤情绪、失败与喋喋不休的谈话中，至少生出这样一个情况：美国不是被捐躯于法国与佛兰芒战壕的德国士兵征服的，而是被死亡于德国人所写的书里的德国大兵征服的。
（原载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日《新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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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退伍军人团（American Legion），美国退伍军人的一个政治上保守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