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六月八日于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
这个世界出了毛病，它的毛病就在于它还没有完工。它并未抵达那个工序，倘若这道工序做完，负责人就会给这件活儿签上名字，说一声：“齐活儿。干完了，它转得顺溜着哩。”
因为只有人才能完成这样的活计。能完成的不是上帝，而是人。得由人来选择，到底要终结这个世界，把它从漫长的时与空的编年史里抹掉呢，还是要完成它，这是人的崇高命运，也是他的不朽的明证。这不单单是他的权利，而且也是他的特权。这特权像凤凰似的伴随着每一代人从自己失败的灰烬中再生，直到该轮到你们来遭遇时与空，那就是我们所称作的今天了，这是今天、昨天与明天漫长旅程中那么多站之中的一个小站，在这里有一小撮像我这样的老人，他们应该是知道怎么做的，但是却没有行动的能力了，他们面临着像你们这样的有行动能力的年轻人，要由你们这样的人来完成这个任务，接受这个特权，应用这个权利了，你们是做得成的，只要你们知道在哪里做与如何去做的话。
起初，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他创造出的世界完全适合于人类生存。接着他创造出人，那是具备全部条件足以与世界相适应的，因为人有自由意志、决断能力与在犯错误后记住教训从而提高一步的能力，人是有记忆力的，他可以记住，可以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就这样，人用了一定时间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有和平命运的世界。那可不是一场试验。上帝不仅信任人。他了解人。他知道人很能干，完全可以让人拥有灵魂，因为人有可以拯救灵魂的能力，通过这一点，又拯救了自我。他知道，人有能力从零开始，去与这个世界相处，与人类自己相处；人有能力教会自己要有礼貌，能与同类友好相处，不给自己与别人带来痛苦，引起忧伤，懂得珍惜安全、和平与自由的价值，因为我们晚间做梦，做梦便是我们的身体非常缓慢演进的时刻，梦境使我们经常回想到我们没有安全、和平与自由的日子。上帝并不想让人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因为人并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的权利。我们并不是那么的孱弱，那么的胆怯，非得要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不可；我们只需运用我们的不畏恐惧的能力，把恐惧约束在它正常范围之内，这样也就可以了。上帝是希望有处于其中不感到害怕的安全与平静，有处于其中去界定然后又建立安全与平静的自由。而他要求的仅仅是人类去辛勤劳作，使自己配得上得到这些东西——自由与解放，肉体与精神上双方面的自由与解放，让虚弱无助者能有安全感，使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和平——因为这些东西正是上帝能安置在我们可以取到的范围内的最有价值的东西。
在这整个阶段内，天使们（只有一位不在此列，也许此前上帝已跟这一位之间有过什么不愉快了）仅仅是在旁观，在寻思——那些圣洁无瑕、无可指摘的大天使长，那个洁白闪光的群体，除开因为狂妄自大上帝已经不得不对他加以惩治的那一个以外，都只是满足于仅仅在人类奇迹的辉煌反光中享受永恒的存在，满足于仅仅是观看，反正事情与自己无关根本无须去操心，与此同时，人类跑完他那没有价值、没什么好惋惜的全部路程，朝向并终于进入他将不复存在的暮色。因为这些天使都是白色的，完美无缺的，否定的，没有过去的，也没有思想、忧愁、遗憾与希望，除了那一个之外——光亮、黝黑、无可救药的那一个，他拥有那份傲慢与自大，可以提出要求，拥有那种冒失，可以宣布反对，拥有那样的雄心壮志，可以取而代之——不光是退而接受一个条件，仅仅因为那已是既成事实，而是想要以另外的一种情况来加以取代。
可是这一个对人类的看法甚至比反面与闪光的那些天使的还要不如。这一个不仅仅相信人完不成任何事情而且品质还很低劣，这一个相信低劣的品质已被教导得深入人心，为的是用它来更高层次、更残酷无情地去满足卑劣的私欲。因此上帝对这一阴郁的精灵也是加以利用的。他没有仅仅让这精灵嗥叫着滚出这个宇宙，这他本来是完全做得到的。相反，上帝却利用了它。他早已预见到残酷无情的野心的化身的那张长长的名单——成吉思汗、恺撒大帝、威廉国王、希特勒、巴尔加、斯大林、波拿巴和休伊·朗[1]。可是上帝利用的不仅是这一点——利用的不仅仅是野心、残酷无情与傲慢，让人类看到该反对什么，而且还利用反叛的冲动与把不喜欢的事情改变掉的变革意志。因为上帝也早就预见到另一份名单，那是富于叛逆性、毫不妥协的高傲的化身者的名单，它比暴君与压迫者的名单更长，也更经得起历史的淘洗。这是一份男女志士名字的长长的记录，这些人曾为人的境况忧心忡忡，曾不仅为我们举起显示我们自身的愚蠢、贪婪、私欲与恐惧的镜子，而且还经常向我们提醒我们的神的高大形象——其神性与不朽是我们不能背弃的，即使我们敢这样做，因为这神性与不朽是我们所无法摆脱的，只有它们，才能甩掉我们——那份长长的名单让我们记得那些哲学家与艺术家，他们的遣词发音与忧思都足以帮助我们记住自己的荣誉、勇气、同情、怜悯与牺牲的能力。
可是这些名字只能提醒我们，我们是有能力反抗与改变的。他们不需要告诉我们，我们也不需要让任何人来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在地球上和平、安全地生活的话，我们必须反抗，必须清扫其表面，因为这一点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们只需提醒我们，人是可以反抗与变革的，他们可以告诉、显示、提醒我们怎么去做，而不应该领导我们，因为一旦接受领导，我们就必须乖乖地交出我们用自己的灵魂做出决定的自由意志、能力与权利了。如果依靠他们当中某个小帮派、小集团的带领，像一群羊似的进入围栏上的一道门那样地进入和平与安全，那只会是通过另一道可以关闭的门，由一处围栏进入另一处而已，而整部历史已经告诉我们，那必定是某个坏头头的围栏与篱笆，他的手将关上、锁住那扇门，那么，那样的和平与安全与一群羊能享受到的和平与安全，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因此，上帝是用阴郁、骄傲者性格中的某个部分，来提醒我们，我们是有自由意志与决定的传统的；他利用诗人和哲学家来提醒我们，贯穿在我们自己那部充满痛苦的历史中，我们是能够表现得很勇敢坚忍的。但是要将这样的优秀品质付诸实现、付诸行动，还得依靠我们自己。而现在，来完成任务的，该轮到此时此刻进入生命中这一阶段的你们了，该由在这个房间里的你们，以及在世界上所有同类房间里的年轻人，来完成任务了。必须得由我们年轻人，不是作为集体与阶级，而是作为个体的年轻人，作为自由个体的普普通通的男男女女，有能力使用自由权利与做出决定的人，干脆、痛快、永远地确定，决不像羊群似的被带进和平与安全，而是我们自己，我们，普通的男男女女，为了一个时代、一个目的、一个理由，单纯地相互团结在一起，道理很简单：理智与感情都向我们显示，我们都需要同样的东西，我们必须得到它，我们有意要得到它。
必须由我们自己，作为个体的人，来完成它，不是仅仅因为要生存所以必须这样做，而是因为我们希望与愿意这样做，由于我们有自由意志、自行决断的传统，有了这样的传统，我们便有权说我们希望怎么生活，而我们绵延不绝生存于世的漫长记录又提醒我们，我们有勇气去选择那样的权利与那样的道路。
答案非常简单。我不是说非常容易，而是说非常简单。事实上那是如此之简单，以至人对之的第一反应是：“如果所需要的全部代价不过如此，那么你为此而得到的不可能是非常有价值、非常耐久的。”有这么一个关于托尔斯泰的逸事，我想是关于他的，在讨论这个题目的空当中，他说：“好吧，那我从明天开始就做一个好人——如果你们也都这样做的话。”这句话里包含着机智，而机智里总是有真理的——实际上对于所有对人没有信心的人来说，还是深刻的真理呢。但是对于能够与的确相信人的人来说，却不是。对于他们，那仅仅是机智，是一个因为自身对人的境况感到痛苦而疲惫得陷于绝望的人的谴责。他们不说，回答很简单，却是多么的艰深呀，他们只是说，回答得这样很不容易，却是非常的简单。我们不需要，我们的目的甚至都不要求，从此时此刻起，我们献出生命，去当圣女贞德，为军号、旗帜与征尘所缭绕，为了一个目的，那是我们连看都是看不见的，因为那仅仅会是烈士纪念碑的一个由头。这个目的可以是在每一个人都需要与应该得到的正常生活之内的、与正常生活相生相随的一个行为。事实上，为每一个人所需要、所应该得到和能享受到的正常生活——当然，除非我们为它出了力，愿意为它做出一定的牺牲，以相应地显示出它有多大的价值，我们又是多么需要它并应该得到它——很值得成为人们贡献出力量的目的，它比所有喧嚣的吵闹声、喊叫声，所有那些旗帜、军号与尘土，都更加有实际效果。
因为，正常生活起始自家庭。我们都知道“家”意味着什么。家不一定必须是地图上标定的一个地方。它可以移动，除非给家下定义的那些古老的、得到确证的价值观（它认为没有了某些因素家就不复存在）也一并被考虑在内。家不一定非得意味着或是非得要求有物质上的舒适，更不要说是（它从来就未曾是过）让精神安定的物质基础了，似乎有了家，精神、爱与忠诚便能得到和平与安定，并且有了去爱去忠诚、去奉献与牺牲的场所了。家不仅意味着今天，而且意味着明天与明天的明天，以及更多的明天与明天。它意味着某一个人贡献爱、忠诚与尊敬，给值得接受的另一个人，某个相配的人，这个人的梦想与希望亦即是你的梦想与希望，这个人想要做与为之做出牺牲的事也正是你们两人要一起永远坚持到底的事；这个人你不单单爱而且还很喜欢，须知喜欢是两者之中更为重要的，它必定比我们年轻时认为是爱的那件东西更能持久，因为没有了喜欢与尊敬，爱本身是不可能持久的。
家不仅仅是四堵墙壁——某条街上的一所房子，一个庭院，大门上有一个门牌号码。它可以是一个租来的房间或是一套公寓——任何四堵墙，里面装载着一场婚姻或是一项事业，也许是同时装载着婚姻与事业。但必须是这样它才能成为一个家：那儿所有的房间或所有的公寓套间，那条街上所有的房子，那个街区里的所有的街道，那儿的人逐渐都有着同样的憧憬、希望、问题与责任，他们成了一个整体、一个有机体。也许那个集合体、有机体与整体坐落在地图的某个小点上，它使我们成为它的问题与梦想的形象与继承者。不过，倒不一定非得如此不可；它也可以在任何地方，只要我们接受它，认为这是我们的家；我们甚至可以搬动它，只要我们愿意接受那儿的一些新的问题、责任与憧憬，我们逐渐将它们取代了我们留在老居处的那些问题、责任与憧憬，只要我们愿意接受新居处老居民们已经在想的那些问题，老居民们已经把此处建设成一个值得为之出力的整体，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希望与憧憬，作为我们接受他们的责任与问题的回报。因为那些责任与问题已经是我们的事，我们仅仅是改变了它们的标识；我们不能搬个家就把所有的义务全都一推了之，因为如果我们要的是一个家，我们是不想逃避责任的。问题事实上还是那些老问题，是为了同样的原因与结果而出现与解决的：是同样的和平与安全的问题，在这里，爱与奉献可以成为爱与奉献，不至于被对暴力、动乱、变革的恐惧所遮蔽。
倘若我们认同这样的对于“家”的看法，我们就不需要朝远离家的地方眺望，去寻找一个地方可以开始工作，开始改变，开始摆脱自己所受到的恐惧与压力了，正是它们，使得简单的生存越来越不确定，越来越没有尊严、平静与安全，也正是这些，对于那些无法相信人的人来说，会在最后通过在自己身上剥夺本性而从人的身上去除掉人的问题。让我们做我们力量所能做得到的事情吧。那自然不会很容易：仅仅是比较简单。让我们首先往这方面想，朝这方面努力，那就是保持住我们称之为家的那个有机体、集合体与团体。事实上，我们必须坚决不让自己按照强加给我们的思路来考虑问题，不要让那分裂出来的陈旧、阴暗的精灵的野心与残忍，那些关于“民族”“祖国”“种族”“肤色”“信条”的空洞、含意多变的术语，来操纵我们的思想。我们无须朝家以外的地方远眺；我们只需为我们在这里用得着、应该享受的东西而出力。家庭——是一所房屋，甚至是一套租来的房间也好，只要它相同于怀着同样的希望与憧憬的所有的房屋、出租公寓——街道，然后是所有的街道，那里居住着自愿组合在一起的人，纯朴的男人与女人，他们为共同的希望、憧憬、问题、责任与需要结合在一起，结合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他们可以说：“这些简单的东西——安全、自由、和平——不仅是可能有的，不仅是可以有与必须有的，而且是必定会出现的。”家：不是我生活或是它存在的地方，而是我们生活的地方：一千个接着是千千万万个分散的统一体更牢固、更不可分、更加坚实地凝聚在一起，比地上的岩石或堡垒还要坚固，使得那个残忍、野心勃勃的分裂派别里的老迈、阴沉沉的精灵在看了看这个地方之后也会说：“这里没有我们可以干的，”接着又朝远处看去，只见人们所住的所有的其他地方也都像堡垒般坚固、完善，于是便说，“任何地方都再也没有我们可以干的事了。人类——单纯、无所畏惧、不可战胜的男人和女人——把我们给打败了。”此时，人类可以在他们干的活儿上最终签上他的名字，并且说：“我们干完了，它转得顺溜着哩。”
（原载一九五三年八月号《大西洋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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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休伊·朗（Huey Long，1893—1935），美国政客，善于蛊惑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