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日子以来，好几种杂志都引用这样的文字，说我“……在美国与密西西比州之间……愿意挑选密西西比州这一边……即使（要付出的代价是或是这就意味着）要上街去射杀黑人”。每一回见到这样的声明，我总要写一封信去加以更正，大意是：这样的声明没有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做出，同样，也是没有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相信的，原因是，这样的话不仅很愚蠢，而且也很危险，因为需要做出这样的选择接着又要这样行动的时机永远不会来到，而光是这样建议却也会进一步煽动美国少数人（我相信是少数）的情绪，他们说不定仍然相信这样的时刻没准会来临。
下面的这段话引自今年三月五日《生活》杂志上刊登的我的一篇叫《致北方的一封信》的文章里，《信》里的这一段话是专门对“有色人种协进会”以及其他积极消除种族隔离的组织说的：“现在该放慢速度了。暂时先停一停，等一等吧。你们现在已占上风了；你们有条件可以约束一下，不以势压人了。你们干得不坏，你们已经让对手失去平衡了，他们现在的弱点都暴露出来了。但是你们先就停一停吧；别让对方利用机会获得优势从而混淆了问题的实质，要知道，公众总是，出于人类本能就有的一种纯粹的自发感情，会普遍地自动对处于劣势的一方产生同情，仅仅因为它处于劣势……你们已经向南方人显示了你们能够做什么以及必要时你们打算做什么；给他们一个空间吧，让他们可以在其中呼吸并且消化一下这个认识；让他们琢磨琢磨并且看清楚：（一）没有人打算从外部把种族融合强加在他们的身上；（二）是他们自己在面临自己家乡的积习，这种积习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清除；是他们自己在面临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不仅是必须加以治疗的道德状态，而且是必须加以矫正的一种身体状态，如果他们，南方的白人，想过多少算是太平的日子，总不能每年都面临一次法律程序、一次法律行动吧，而且年复一年都会如此，直到他们度完此生。”
我说“放慢速度，先停一停”，实际上的意思是，“得有些灵活性”。当我写这封信并且利用我所知道的每一种方法让它及时刊登出来时，奥瑟琳·露西刚刚被迫暂时从亚拉巴马大学退学，因为当地的暴力行为已经危险到了失去控制的边缘。我相信当法官判定她重新入校的权利有效时，这一点法官必须得做，支持她入学的那股力量会支持她这样做，而没准这就是她失去生命的时刻。这样的事情后来倒也没有发生。我愿意相信，支持露西小姐的那些力量自身是足够聪明的，所以没有让她回去上学——不只是足够聪明，救了她一条命，而且是足够聪明，能预见到，即使让她当了烈士，从长远来说，那也不会比下面这样的做法更有实效：时不时简简单单地却又是没完没了地提一下她的名字，这就够让人心烦的了，而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下面这段话的意思：“……而且是必须加以矫正的一种身体状态，如果他们，南方白人，想过多少算是太平的日子，总不能每年都面临另一位（原文如此）露西小姐……直到他们度完此生。”
我并不是要每个黑人放弃或是降低一点点他要求平等的希望与意愿，我只是希望黑人的领袖与组织在争取目标时能够在方法上永远具有灵活性，并且能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如果我是当今美国的一个黑人，我就会建议我的种族的领袖们按这样的程式去做：每一天都派一个我的种族的学生，到他的能力与水平相称的白人学校去，让他打起精神，穿着整整齐齐，彬彬有礼，既不威胁也不使用暴力，要求进入学校；如果他遭到拒绝，我就暂且先忘掉他这个人，但是第二天我会派另一个孩子去，仍然是精神振作，干干净净，彬彬有礼，他自然也会遭到拒绝，但就是这样的一直做下去，直到那个白人不得不承认，除非他自己设法解决这个难题，否则他休想有太太平平的日子可以过。
这是甘地的做法。如果我是一个黑人，我就会劝我们的长老与领袖把这样的做法作为我们矢志不渝、坚定不移的方针——这是坚定不移的却又是非暴力、极具灵活性的方针，正如在反对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公共汽车排队线路时所做的那样，所针对的则不仅仅是学校而且也是所有排斥我们的公共机构。要记住：永远都不能没有灵活性：当然必须要坚定不移与矢志不渝，但这指的仅仅是希望与意志方面，在时间、地点与环境方面呢，则永远都要讲灵活性。我倒是很愿意成为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一个会员的，因为迄今为止，美国文化中还没有哪一个机构向我的种族提供过那么多的希望。但是我留在该组织内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它得承认我们的问题中最为严重的是数量的问题，就我所知，它至今尚未公开承认这一点；另外，它还需将灵活性视作该组织行动方法的圭臬。我想对我的种族的其他成员说，我们在平等权利的希望与要求上是丝毫也不能让步的，我们可以做到的只是在实现的方法上允许有灵活性。我要对我的种族的其他成员说，我不知道这个“慢行”阶段要持续多久，不过如果你们允许我将“慢行”解释为有灵活性，我不相信除了“慢行”还有什么别的能使我们的希望得以推进。而我们的灵活性的指导方针则必须是正派、不张扬、彬彬有礼、有尊严；如果出了什么暴力与不理智的事，那必须是并非出自我们这一方。我要说，蒙哥马利市全体黑人都应该支持公共汽车排队的抵制行动，但是绝不是说全体都必须参加，因为那样一来，我们就会降低到用压迫者压迫我们时的同样方法的水平上去了，我们的胜利将一文不值，如果它不是自愿给予而是被迫给予的话。我得说，我们的种族必须在心理上做些自我调整，使自身不再是适应于一个被隔离的社会的一种不明确的持续状态，而是适应于一种该维持多久便维持多久的恒定不变、毫不松懈地保持着灵活性的持续状态，这样，到头来，便会使得白人自己都厌烦与发腻，以至不想再斗下去了。
嘴皮子动动，说上一句“如果我是黑人，我会这样做或是那样做”，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了。可是一个白人只能在一瞬间想象自己是黑人；他无法做另一个种族的那个人，去担心他的忧虑，思考他的问题。因此，有些问题他可以向自己提出却无法回答，例如：问：由于实际困难，你愿意降低你人生目的指标与你的希望吗？答：不。但是我可以在方法上变得灵活一些。问：这一点你也会用在你孩子们的身上吗？答：我会把意愿与灵活性一并教给他们的。不过这里希望是有的，因为生命本身只是由于活着便有希望，因为活着便是存在着变化，变化必然不是走向进步便是走向死亡。问：你如何指导自己的行为，使争论与敌意得以避免，使你们黑人能够交上朋友而不是树立敌人呢？答：依靠正直、尊严、道德与社会责任呀。问：你会如何向上帝祈求人类正义与种族解放呢？答：我不相信人应该向上帝祈求人类正义与种族解放。我相信他可以向上帝证实，不朽的个人尊严永远比不正义活得更久，在个人尊严的面前，家庭、家族、部落谈到自己时，以人类种族之一的面目而不是以人类的唯一种族的面目出现，它们崛起、经历与消失，就如同也曾崛起、经历与消失过的那么多的尘土一样。他仅仅是重新确定自己对个人的优美、尊严、不朽的信心而已，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伊凡一样，在他的小说里，伊凡弃绝任何把秩序建立在单独一个孩子的痛苦呼号声上面的上帝。问：你被敌视的白人所包围，是不是觉得很难不憎恨他们呢？答：我愿向自己重复布克·T.华盛顿说过的话，他说：“我永远也不会让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什么肤色，引起我的憎恨。”
因此，如果我是一个黑人，我会对我的同种族的人说：“让我们永远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地固守灵活性的原则。但是这样做时，永远要正直、不张扬、彬彬有礼，有尊严并且不迷信暴力。另外，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白人用了三百年教我们要有耐心；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做得比他们好。让我们把这化为一件反对他们的武器。让我们不是作为一个消极因素来运用这件武器，而是作为一件积极的武器。不过，在与白人打交道时，让我们永远保持洁净、正直、彬彬有礼与有尊严。白人已教会我们在和他们一起时要更有耐心与彬彬有礼，让我们在其他方面也显得比他们更加高明吧。”
但是，我要对我们种族的领导人特别叮嘱一句，我认为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学会够资格得到平等，这样我们在得到它之后才能保住它不丢失它。我们必须学会负责任，负平等的责任。我们还必须学会，无须任何约束的‘权利’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不需任何代价就能给予的东西，它本身就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必须学会，我们的不可剥夺的平等、自由、解放与追求幸福的权利，其意义与建立我们国家的先辈们所界定的意义是完全一样的，那就是：享有自由与平等的机会的权利，当为有资格的人得到时，是需要通过辛勤劳作，才能得到与保有的。而且需要的还不只是有那种机会的权利，还得要有接受这一责任的意愿与能力——有责任感，能够保持身体上的洁净与道德上的正直，具有能区别正确与错误的意识并且有服从正确选择的意志，还需要具有能相信别人的度量与不依赖救济与援助的独立精神。
“白人可没有教我们这些。他们只教我们要有耐心与礼貌。他们甚至没有看到我们有这样的环境，在这里我们可以教会我们自己洁净、独立、正直与可以信赖。因此我们得教会我们自己这一切。我们的领导人必须教会我们这些。我们作为一个种族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提高自我的水平，使我们够资格负起平等的责任，以至在得到它以后能够保留住它。我们的悲剧是，这些责任方面的道德是白人炫耀单为他们所有的，但是我们黑人，却必须在这些方面走在他们的前面。我们的希望是，在耐心与礼貌上胜过他们之后，我们也许还可以在其他这些方面也做得比他们强。”
（原载《黑檀》，一九五六年九月号。此处文本根据的是福克纳打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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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福克纳自己所定的题目，原来发表时的标题为《如果我是一个黑人》。——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