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痛中的边远的南方：密西西比
（美国梦：它出了什么事？）
最高法院刚做出判决说是要在学校里取消种族隔离，密西西比州立刻就开始出现种种议论，研究能用什么方法提高税收，使黑人学校能赶上白人学校的水平。当时，我给孟菲斯读者数量最大的报纸的公众论坛版写去了下面的这封信：
我们密西西比人早已知道我们现在学校的水平是不够高的。我们的年轻男女自己每一年就都向我们证明，当他们中间最优秀的那些想受到最好的教育时——那本是他们应该得到也是有能力得到的，不仅是在人文科学方面而且在科学技术方面，如法律、医学与工程学，亦都如此——他们必须上别的州去深造。而且通常的情况是，十有八九，他们去了就再也不回来了。
所以说，当前，我们的学校即使对白人来说都是不够好的；我们州目前的教育质量甚至都不能满足白人青年男女的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又怎么能使黑人的需要得到满足呢，他们显然是更加干渴，更有需要，否则联邦政府就不必非得要通过法令，强迫密西西比州（自然，还有别的州）尽可能地对黑人开放它的教育了。
那就是说，我们现有的学校甚至对白人来说都是不够水平的。那么我们怎么做呢？是使它们变得好一些，尽可能加以改进吗？不是的，我们吵吵闹闹，东抠抠西搜搜，要提高额外的税项，以建立起另一套制度的教育，它顶多也只是赶得上原来就不够好的那种教育，因此对黑人来说也同样是不够好的；我们会有两种一模一样的学制，它们哪一种对任何人都是不够好的。
这封信在报上刊出数天之后，我收到一份邮件，是写给孟菲斯报纸同一个栏目的一封信的复写副件。信里写道：“当哭宝宝威利·福克纳因为密西西比州的学校不够水准而大掉眼泪的时候……我们倒要对他在这些方面有无信心而提出疑问了。”等等，等等。接下去，信里便列举了一些事实，都是所有的南方人极有理由引以为豪的，那就是：我们南方土地上的教育种子储备，那可是经历了内战后的艰苦岁月保存下来的，当时我们这里还是一片战败与被占领的土地，而这样的成绩，完全是靠了一批有献身精神的教师不图回报所做出的贡献才得以做到的。接下去，在对我文章的质量与从事写作显然是出于牟利的动机做了一番嘲笑之后，作者在结束处写道：“我建议哭宝宝威利把眼泪擦干，在知识方面赶紧做些进补，因为对于他的州的基本经济状态，他也未免过于无知了。”
接着，在这封信也在孟菲斯那份报上刊出之后，我又收到作者转来的一封读者写给他的信，写信的是密西西比州另一小镇的人，内容主要是对授给我的诺贝尔奖的讥讽，以及对“哭宝宝威利”一信的作者的赞扬，夸他干得好，能这么快就站出来反对那样的人，他们不识好歹，竟把教育质量看得比受教育者的肤色还重要。“哭宝宝威利”一文的作者把他的回信也一并附下，里面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在我看来，福克纳是当今南方现实生活最有才情的评判者……倘若我们能羞辱他，使他下功夫对我们地区的基本经济状况做深入些的了解，他显然已经可能（原文如此）对我们反对种族混合的斗争做出天大的贡献了。”
我的答复是，我不相信，在教会某人什么，在劝导别人按羞辱者自己认为是对的去想去做这方面，羞辱是个非常健全的方法。我再一次表示，在密西西比，我们最最需要的是尽可能好的学校，是尽可能好地利用我们培养出来的优秀男女人才，不论他们肤色如何。而且即使我们还不能拥有一个可以培养出优秀人才的教育制度，至少让我们有一个制度，它对学生不加区别，除了仅仅是从能力上做些区分，因为今天美国最主要、也许是至为迫切的需要就是：所有的美国人至少都应该站在美国一边；如果所有的美国人都站在同一边，我们在谈到人类自由时，就无须害怕别的国家与意识形态持有者会怀疑我们的诚意了。
不过，这还没有接触到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是，在这种现象背后的是什么。悲惨的并不是那个僵持的局面，而是在僵局背后的那个东西——我们在南方面对着两个显然是互不相让的事实：一个是我们中央政府关于全体公民在教育上必须是绝对平等的法令，另一个则是南方的白人认为白人学生与黑人学生永远不能坐在同一间教室里。但只不过是显然互相不能让步，因为它们必须相互让步，否则便只有死路一条了。事实上，南方也有一些人，南方土生土长的人，他们不仅相信两者可以调和，而且他们是热爱这片土地的——不是单单只爱白人也不是单单只爱黑人，而是爱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国家：爱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地理，爱我们人民的品质，包括白人也包括黑人，因为他们诚实公正，有光荣的传统，有辉煌的历史——这些都足以让人试图去调和双方，即使会落个两头都不讨好的下场：既受北方激进派的轻蔑，他们认为我们做得太不够，又受到我们自己南方顽固派的侮辱与威胁，他们深信我们所做出的一切已经太多。
悲剧即在于这样的事实背后的理由，在于这样的事实背后的恐惧：南方的一些白人——他们在其他方面还是很有理性，很有文化，很慷慨大度与和善的——想要，一定要，为反对黑人获得的每一点点的社会进步而作寸步不让的斗争；这种拼死精神背后的恐惧会驱使那些有理性、成功的人士（写信给我的那位，亦即“哭宝宝威利”的作者，即是一位银行家，可能是像我家乡那样的又一个密西西比小镇上的一家——也许是唯一的一家——银行的董事长）抓起这样的稻草当作武器，对任何敢于建议改善黑人状况的声音加以羞辱、威胁与侮辱，以便让它改变，其实这样的建议还不一定必然是白人种族死亡的预兆呢。同样，悲剧亦非在于这种恐惧上面，若不是这种恐惧具有一种庸俗的品质的话——对黑人的恐惧并非对作为个人甚至亦不是作为种族的黑人，而是作为一个经济上的阶级、阶层或是因素，因为黑人所威胁的并非南方白人的社会制度而是南方白人的经济制度——那种经济制度，白人知道却不敢向自己承认，是建筑在过时的基础之上的——亦即人为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因此本身就已经过时因而注定要消亡的。白人知道，仅仅三百年前，黑人光着身子的先辈还在非洲雨林里吃大象或是河马的腐肉，但是就在三百年内，黑人中产生出了拉尔夫·本奇[1]博士、乔治·华盛顿·卡弗[2]与布克·T.华盛顿[3]这样的人物。白人知道，仅仅在九十年之前，黑人种族中，能拥有一张地契的还不到百分之一，能看懂地契的就更加少了；然而就在这九十年里，虽说他与县法院的唯一接触只是那扇他把税款交进去的窗子——他交了税却不能选举自己的代表——但是他已经能拥有自己的地块，可以用瘦弱的牲畜、破旧的农具与机械来耕作它了——换了白人来用那些配备便只有挨饿的份儿了——他靠这些养大孩子，喂饱他们，让他们有衣服穿，送他们上进得去的随便哪所学校，甚至偶尔还送他们去北方，在那里他们能得到平等的学习机会，到老黑人一生走完时他可以昂着头，因为他不欠谁一个子儿，而且还剩下足够的钱，够买棺材与办丧事的。这正是南方的白人所惧怕的：黑人，没有机会，却做出来那么多的事，要是得到平等的机会，真不知会做出多大的成绩呢，他很可能把白人的经济夺过去，黑人成了银行家、商人、种植园主，而白人却成了佃农或是长工。正因如此，黑人可以因为在异国战场上超常完成了挽救、保卫或维持了白人的生命的任务而获得我国最高级的英勇勋章，可是南方的白人呢，却不敢让黑人孩子们和黑人拯救与保卫了生命的白人的孩子们，在同一个教室里学习基础知识。
现在，最高法院发了言，对它要说的意思做了精确的界定：它所说的“平等”，简简单单就是平等的意思，没有任何限制性或条件性的形容词：并非“分开但是平等”，也不是“平等地分开”，而是简简单单的，就只是平等；而此刻，密西西比的众多声音却还在谈论甚至都已经不再存在的事情。
十九世纪上半叶，在奴隶制还未在美国被废除之前，托马斯·杰斐逊与亚伯拉罕·林肯都认为，黑人还没有成长到能够平等的地步。
说这样的话到现在已经过去九十多年了，没有人说得清，他们的看法到现在是否会有所改变或是根本不会改变。
不过假定他们并未改变看法，而这个看法又是正确的。假定黑人现在仍然没有成熟到可以平等的地步，这一点是黑人自己和白人都不会知道的，除非我们做些试验。
不过，下面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黑人即将获得权利，试着做做看他们是否适宜于得到平等。而如果南方白人对于黑人获得像平等这样性质温和的东西都表示不能信任，那么南方白人在他们有权时打算怎么做呢？他们有权——他们有得到联邦政府支持的团结一致的一千五百万人——可是同时，这种权力的唯一障碍偏偏是已经成了黑人的同盟军的联邦政府。
一八四九年，约翰·C.卡尔霍恩参议员发表演说支持会议决定，如果威尔莫特的书被采纳的话。同年的十月十二日，杰斐逊·戴维斯参议员向南方写了一封公开信，说：“在这个问题上逃避责任的一代传播了风，并让这旋风留传下来使他们的孩子获益。让我们团结起来，建立起制造业，进入对工业的追求，等着靠自己的力量过丰衣足食的生活吧。”
当时，宪法规定，黑人和所有其他财产一样，也是财产，因此卡尔荷恩参议员和戴维斯参议员才具有当时有无可争辩的法律效力的州权，来支持自己的立场。现在，宪法保证黑人享有同等的平等权利，可是密西西比州舆论界谈到的州权，却已荡然无存。二十年前，当我们接受了第一次棉花价格维持的补助金时，我们——密西西比人——便已将我们的州权卖还给了联邦政府。我们的经济再也不是农业性的了。我们的经济即是联邦政府。我们再也不在密西西比棉田里耕作了。如今我们是在华盛顿的走廊上和参议院的会议室里耕耘呢。
我们——南方——当时没有注意戴维斯参议员的警告。不过我们现在还是注意倾听为好。如果我们不想看到我们的家乡不到一百年里第二次因为黑人的问题被弄得残败凋敝不堪的话，我们这一回可得看清迈出去的步子日后会走向何方了。
在密西西比有许多声音。有一种是我们的一个美国参议员的声音，虽然他现在并不是在代表美国参议院说话，他所鼓吹的亦与数年前他进入高官办公室宣誓时的内容并不完全相符，至少他没有企图隐瞒他的身份与状况。另一种则是我们的巡回法官中的一位的声音，虽然他现在并非开庭发言，他的主张亦与他在法律面前发誓的内容稍稍有异，那部法律规定凡人生而平等，弱者应该得到帮助与支持，这位法官倒也不打算隐瞒自己的身份与状况。另外，还有普通公民的声音，这些人虽然没有声称专门代表白人的公民委员会与有色人种协进会，但是并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与信念；我们就不去提学者们的声音了——教师、教授和学生——虽然，由于大多数的密西西比学校都是州立的或是受到州政府支持的，他们在公开信里并不总敢签上自己的名字。
事实上这就是所有的声音了，但是另外还有一种。而这一种会预示所有的声音都变得喑哑，因为它是所有声音中至高无上的一种，因为它是上帝的光辉、权威与人的希望、冀求之间有生命力的联系环节。教会，那可是我们的南方生活中最强大的凝聚力量呢，因为并非所有的南方人都是白人与民主党人，但是所有的南方人都信教，而所有的宗教都是信奉单独的同一位上帝的，不管给他起的名字是什么。那个声音如今在何处呢，我所见到的唯一提到之处是我们孟菲斯报纸公共论坛版上的一封读者来信，信中说就他（信的作者）所知，巴不得要离开南方的人中没有一个是任何一个教会的会众，他们没有一个人怀疑，人类种族中总有一个分支永远注定要比所有其他部分质量差一些，因为《旧约》早在五千年之前就是这么说的。
那个声音如今在何处呢？它是应该对这些尚未得到解决的问题提供两个至少是一个答案的呀。
一、美国宪法说：凡我合众国的公民，于法律面前，不应有人为制造的不平等——不论是种族、信仰还是金钱上的不平等。
二、道德教诲说：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待人。
三、基督教义说：我是人中精英，因为信奉我的，必将永生不死。
在我们这样一个多事与难以委决的时代里，这样的声音又在哪里呢？是不是通过保持沉默，它想告诉我们，这样的声音是没有实效的，而且除了在圣殿内它的象征性的塔尖后面，它也不想有什么实效呢？
如果《瞭望》杂志上对蒂尔事件的叙述是正确的话，那么，基本情况就是这样：两个成年人，带有武器，在黑夜中劫持了一个十四岁的男孩，把他带走，想吓唬他。可是那个十四岁的男孩偏偏不害怕，因为他没有武装，独自一人待在黑暗中，倒是把两个武装的成年人吓着了，因此他们必须要把那男孩消灭。
我们密西西比人干吗要害怕呢？我们为什么这么小瞧自己，竟然会害怕这些人呢，他们就我们的全部标准来看岂不是都不如我们吗？——从经济上看：那就是说，他们所拥有的比我们少得多，因此必须为我们工作，条件不由他们定而是由我们说了算；从教育上看：那就是说，他们的学校条件大大不如白人学校，使得联邦政府都威胁说要出来干涉，以给予他们平等的条件；从政治上看，那就是说，他们不可能指望会得到法律的保护，也无法因为受到不公正与暴力的对待而获得赔偿。
我们何以要对我们的血统与传统评价这么低，以至会担心，一旦让黑人从前门进入我们的屋子，紧接着他就会向我们的女儿求婚，而她也会立即就接受他呢？
我们的祖先并不这样畏惧——我们的祖父一辈，他们曾浴血征战，参加过第一、第二次的马纳萨斯战役、沙普斯保、锡洛、弗兰克林、奇卡毛加、钱塞洛斯维尔战役和荒原战役[4]。更不必说那些人，他们经历内战挺了下来，并且在重建时期拿出更大的勇气，经受更大的痛苦，以便挨过这个难关，好歹活下去。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留给后人一些遗产。我们，那么勇敢的人的后裔与继承人，又有什么可害怕呢？我们怕的究竟是什么呢？过了还不到一百年，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为了便于辩论，姑且让我们先同意这样的一个说法：所有的南方白人（也许是全体的美国白人）都诅咒那一天，当时，第一批的英国佬或是美国佬，驾驶了第一艘装有上了手铐脚镣的黑人的船，穿过中央航道，把他们运到美国奴隶市场上来拍卖掉。其实这件事对目前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今天，不管生活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却因为种族与肤色的关系反对平等，那就不啻住在阿拉斯加却反对雪。雪，我们已经有了。就像阿拉斯加人的情况一样，光是与雪和平共处是不够的。我们最好能像阿拉斯加人一样，好好地利用雪。
大约五年前，事先没有任何征兆，我突然染上了喜欢旅行的习惯。从那时起，我观光了（有些地方看得少些，有些地方则稍微多一些）远东和近东、北非、欧洲与斯堪的纳维亚。我去的国家（当时）自然不是共产主义国家，不仅仅如此，它们甚至都不是倾向于共产主义的，可是在我看来它们倒应该是的。于是我琢磨开了。接下去我突然不无惊讶地对自己说：那是因为有美国呀。这里的人仍然相信美利坚梦想呢；他们当时还不知道美国梦出了点儿问题。他们相信我们，愿意信任我们，追随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物质力量——有那种力量的是俄国——而是因为个人自由、解放与平等的理想，我们的国家就是以这样的理想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建立我们国家的先辈便是认定“美利坚”一词即系这一理想的别称的。
五年之后，这些国家仍然未曾共产主义化，之所以未曾，原因是这些：崇尚个人自由、平等与解放的理想。我们可以因为这一点而感谢我们的天神，因为我们没有其他与共产主义相抗争的武器；在外交上，我们与共产党的外交家相比简直是三岁孩童，而在一个自由国家里总是可以让生产承受损失的，因为他们的政府领导下，所有的生产力却可以都由国家统一支配。不过好在我们并不需要别的什么，因为“人可以是自由的”这一简单的信仰，这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运用好这样的信仰。
由于这样做能显示出来一幅浮浅与简单的图景，我们便愿意认为今天世界的局势是两大绝不妥协的意识形态相互对抗的不稳定、有爆炸性的暂时平衡的局势：它的平衡是相对性的，一旦摇晃了，便会将整个世界一起拖进深渊。其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的。相对立的双方中只有一方是一种意识形态。另一方无非是对“人”有一种简单的信任：是对个体的人的简简单单的信任，认为他是能够、应该和将会得到自由的。另外，我们这些仍然是自由也继续想自由的人，我们这些暂时仍然是自由的人，最好是紧密地联合起来，跟所有那些仍然能够选择自由的人——不是作为黑人也不是作为白人与作为蓝色、粉红色或是绿色的人，而是作为仍然是自由的人，跟所有别的仍然是自由的人，结成同盟而且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倘若我们想要有一个这样的世界（即使是世界的一个部分）的话，在这样的世界里，个体的人能够享有自由，能够继续苦熬着生存下去。
而且我们最好是尽可能多地团结世界上的非白人，他们并非全然自由，可是他们要得到自由，想做自由人，我们得赶在反对个人自由的那另外一种力量蛊惑住他们、夺取到他们之前就做到这一点。曾几何时，非白人满足于——至少是曾经满足于——接受自己的本能想法，认为自由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可是情况再也不是如此了；白人自己教会了他们与白人文化不同的另一个方面，采取了殖民扩张与剥削的那个方面，它是建筑在（也是道德上有所欠缺于）这样的前提上的：人类是不平等的，不是因为个人才能有悬殊而是因为人群有种族与肤色的区别。其结果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我们看到了非白人将白人驱赶出，用血腥的暴力，如果有必要的话，中东和亚洲的全部地区，那些过去为白人所统治的地区，在腾出来的真空里已经开始移入另外的那种不友好的力量，那是相信自由的人们视为敌对势力的——那种力量对非白人说：“我们不向你们提供自由，因为自由这东西本来就是没有的；你们不久前驱赶出去的白人老爷已经向你们证明了这一点。可是我们会向你们提供平等，至少是在当奴隶上的平等；如果你们会当奴隶，至少你们可以当与你们自己肤色、种族和宗教相同的人的奴隶。”
我们白人，相信在这种仅仅是当奴隶的平等之上、之外，还存在有一种个人自由的西方的白人，在仍然留下的不多的时间里，必须教会非白人这一点。我们，美国，必须向所有别的人民，白人以及非白人，奴隶或是（暂时还是）自由人，教会这一点。我们，美国，有最好的机会来做这件事，因为我们可以在这里，在家里，开始做；我们用不着花重金派遣自由工作队深入不友好的非白人的外国，那里早已有成见，深信对非白人来说，是根本不存在自由、解放与平等这一套的，我们不如就在家里实践与推广吧。因为我们的非白人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就是在我们这一边的了；我们无须把美国与自由这一套向黑人推销，因为过去已经推销过了；即便他们资质愚鲁或是未受过教育，即便有他们在历史上不平等的记录，他们是仍然相信我们对于自由与民主的观念的。
这是仅仅三百年里美国为他们所做出的事。不是对他们做出：而是为他们做出，因为说来惭愧，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教会他们怎样当美国人上，实在是做得太少，更不用说利用他们的能量与能力来使我们成为一个更加强大、更加团结的美国了；——这个种族，仅仅在三百年前还居住在地球上最大的内陆湖旁边，却从未想到要扬帆弄舟，他们每年都要整个村子、整个部落地迁徙以避开饥馑、瘟疫与仇敌，却从未想起利用轮辐，然而三百年来却成了娴熟的工匠，在当今这个技术文化的时代里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个种族，三百年前仍在热带森林中吃食腐肉，可是就在三百年里却产生出了许多优秀的高级人才，出现了本奇博士、卡弗与布克·华盛顿一类的人以及诗人、音乐家；他们还需创造出自己的富克斯、罗森堡、戈尔德、布吉斯、麦克莱恩或是希斯[5]呢，再说，出了一位罗伯逊，自会涌现一千位与他不相上下的白人歌唱家的。
那些本奇、华盛顿、卡弗以及那些音乐家和诗人，他们不仅仅是好人，而且还是好教师，教会他们——黑人们——通过言教与身教，那么许多我们白人还没有学会的东西：例如，要得到平等，你必须有足够的水平以配得上得到它，而要有足够的水平，你必须弄明白它是什么：世界上可没有天生的平等那样的东西，而是只有做出的努力确实相配才能得到平等：那是尽一生之所能，对不公正、压迫或是暴力全不畏惧地做了斗争才能获得的平等权利与机会。如果在九十年、五十年甚至是十年之前我们就给予黑人以这样的平等，那就不会有最高法院在一九五四年做出裁决这么一回事了。
可是我们没有给。我们不敢给；在我们目前的经济状况下，黑人绝对不能享有这方面的平等，这是我们南方白人的耻辱；加倍可耻的是，我们害怕给了黑人更多的社会平等会损害白人目前的经济地位；而三倍可耻的则是，为了证明自己立场正确，我们必须以种族混合的威胁来把问题弄得更加复杂；竟然还出现了这样的论调，说是世界上唯一白人可以逃去使自己纯洁的血液不至于污染并且能得到法律保护的地方，就只有非洲了——非洲：那不是威胁的来源与出处吗？不正是这威胁目前存在于美国才迫使白人要逃离美国的吗？
不久之后，我们全体——不仅是南方人，甚至还不仅是美国人，而是所有仍然是自由的而且希望继续保有自由的人——将不得不面临选择，（否则我们要面临的下一个，也是最后的一个选择了）那并不是共产主义者反对反共分子，而干脆是剩下的一小撮白人反对不属于白色人种的形形色色的绝大多数人群。我们将不得不做选择，并非在肤色、种族、宗教以及东西方之间，而仅仅是在当奴隶与做自由人之间。而且我们必须作一次性的断然选择；因为从各方面都选一点，面面俱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可以选择当奴隶，若是我们强大得能跻身于最前面的二、三名甚至是第十名，我们还可以领到一张有点小权的特许状——直到某个更凶残的强人崛起，用机枪将我们射死在地下室的墙壁之前。不过我们切切不可选择建立在自由等级制度之上，像军阶般的种姓制度之上的那种自由。我们不能因为声称了便可以得到自由，而是要因为实行了才能够得到；我们的自由必须得到这样的理念支撑：同类物种都是平等、不容争辩地享有自由的，不论其肤色如何，这样，全世界各地的所有其他的不友好的力量——属于各个政治、宗教、种族或是民族制度的力量——不仅会因为我们实践了自由而尊重我们，而且还会对我们敬畏有加。
（原载《哈泼斯》月刊，一九五六年六月号，此处文本根据的是福克纳做过修改的打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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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拉尔夫·本奇（Ralph Bunche，1904—1971），美国黑人外交家，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2] 乔治·华盛顿·卡弗（George Washington Carver，1864—1943），美国黑人农业化学家。
[3] 布克·T.华盛顿（Booker T.Washington，1856—1915），美国黑人教育家。
[4] 以上均系美国南北战争中的著名战役。
[5] 这些都是当时美国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且是当时美国一般人心目中的左翼人士。下面提到的保尔·罗伯逊则是著名的黑人歌唱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