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祖祖辈辈居住在密西西比州北部的一个小地方。我的曾祖父蓄过奴，一八六一年，他曾去弗吉尼亚州指挥一个密西西比步兵团。我说这些，仅仅是为了表明，我下面所要说的话是出自诚意的，也是有事实依据的。
从开始进入南方种族问题的现阶段起，舆论界便已认定，我是在反对我的祖国中的一些力量，而这些力量正一心想让局势从目前的危急动乱之中摆脱出来。现在，我还得正式宣告，我反对南方以外的势力企图运用法律或警察强制手段，于一夜之间将危急动乱弭平。过去我反对强制性的种族隔离。现在我同样强烈地反对强制性的种族融合。首先当然是从原则上就不赞成。其次，是因为我不相信这样做能行得通。
除我之外还有不少南方人，与我想法相同，采取了和我一样的立场，付出了同样的代价，受到来自其他南方人的轻蔑、侮辱与威胁，这些我们都是预先见到的也是甘愿接受的，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是在帮助我们所热爱的家乡去接受一种新的状态，这是它必须接受的，不管它情愿还是不情愿。也就是说，作为仍然是南方人却又不是持广泛意见的大多数南方人中的一员，作为既非公民委员会，亦非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2]所认可但认为关系一般，有联系却评价甚低的一员，作为中间分子，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地位，可以对新出现的任何一次激烈情况说：“等一等吧，现在先等一等，停下来先好好考虑考虑再说。”
可是，如果那样的中间立场再也守不住时，我们又何去何从呢？如果必须从那里撤离否则就自身难保时，情况又将如何呢？除开法律现象不论，甚至也除开种族歧视这一简单、不容置疑的不道德的问题不论，要把我们拖向黑人一方的也还有另一个简单的人数问题：人总有一种替处劣势的一方打抱不平的简单本能。可是，如果我们，（相对地说）处于少数的南方人——这是我所试图认定的——受到不撤出即灭亡的简单威胁，被迫离开站在这里可以出力帮助黑人改善处境的中间立场时——被迫离开因为中间立场再也不存在——我们便不得不去做出新的选择了。而这一回，处在劣势地位的将不是黑人，因为他们，黑人，如今将是占优势者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占劣势的则是白人中遭受打击的白人少数派，他们是我们的血亲。这些非南方势力此时会说：“那就走吧。我们不要你们，因为我们不再需要你们了。”对此，我的回答是：“你们能确定真的不需要吗？”
因此我要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与所有主张立即无条件实行种族融合的组织说：“现在该放慢速度了。暂时先停一停，等一等吧。你们现在占到上风了；你们有条件可以约束一下，不以势压人了。你们干得不坏，你们已经让对手失去平衡了，他们现在弱点都暴露出来了。但是你们先就停一停吧；别让对方利用机会获得优势从而混淆了问题的实质，要知道，公众总是，出于人类本能就有一种纯粹的自发感情，会普遍地自动对处于劣势的一方产生同情，仅仅因为它处于劣势，对方正是重复你们的做法，利用了这种感情。”
而且我也会说下面这样的话的。美国其余的绝大多数的人对于南方几乎一无所知。他们目前脑子里对南方人所持的印象是，南方人很颓废甚至是落后于时代，原因便是近亲繁殖与未受教育——而近亲繁殖又是未受教育与封闭生活的结果，这使人们一到晚上再无别的事情可做——这些人简直都成了少年罪犯的同类，大家一提到他们就不由会想到流血与暴力，不过跟少年罪犯一样，南方人也是能用铁手腕加以控制的，只要让他们相信，警察可不是吃素的——须知这样的关于南方的民间传说，与上一代人（哦，是啊，那也是我们提供的）一说起南方便会想到廊柱与木兰花一样，也是毫无根据与虚妄不实的。美国剩下的人里的绝大多数则以为南方目前的情况很简单，根本不复杂，只要全国大多数人通过一项法令表示愿意怎么做，问题明天就能得到解决。事实上，北方在读到它自己报上所登的消息时对其含意甚至都是不理解的。我手头有一篇《纽约时报》二月十日的社论，谈到露西小姐，一位黑人，被准许作为一名学生进入亚拉巴马大学因而引起动乱的事。社论说道：“这是头一回，强力与暴力成了问题的一部分。”这是不对的。南方人，不管他们所支持的是种族平等问题的哪一方，对他们来说，强力与暴力的最初暗示甚至是许诺便是最高法院那一次判决本身。自此之后，规模有大有小，像黑夜白天不可避免地要来到一样，接着发生了几桩案件：三个十来岁的白人少年，他们是来自密西西比州一所中学的校外考察旅行的队员（像一般十来岁的学生那样，必定是穿着颜色斑驳的外套或是背后印有校徽、校名的夹克的吧），在经过华盛顿的一条街道时背上被几个黑人用刀子捅了，而他们是从来也未见过这些黑人，这些黑人也是从来都未见到过他们的；接着就是那个名叫蒂尔的黑人男孩以及把受到两次控告的被告都释放了的那两个密西西比州的陪审团了；然后是密西西比州那个加油站服务员，一个白人杀死了他，据那白人说，他只需加两块钱的油，可是服务员却把汽车的油箱全装满了。
这里的问题远不只是法律上的问题。它甚至也远远超越道德的问题，今天如此，一百年前的一八六〇年也是如此，当时许多南方人，包括罗伯特·李在内，在轮到他们为处于劣势的人出力时（因为劣势的这一方意味着骨肉血亲与家园），立刻就承认这是一个道德问题。北方人当时甚至还未领会那场战争真正证明的是什么。他们以为它仅仅向南方人证明他们错了。战争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因为南方人早就知道自己错了，也接受了一开头所采取的做法，虽然他们知道那是个致命的错误。那场战争应该做却没能做到的是，向北方显示，南方决心走得多远，即使是走上那个致命的并且已经注定要失败的结局，才愿意，仅仅在法律强制或经济威胁之下，接受南方的种族状况的变化。
自从我公开宣布反对强制性的种族不平等以来，我收到了许多信件。一小部分表示赞同。但大多数都是表示反对的。其中少数信件是出自南方黑人之手，唯一的区别是这些信都写得很客气很有礼貌，而不是威胁与侮辱，信中说的其实就是：“福克纳先生，请你安静下来，别再说了。你是一个好人，你认为你是在帮助我们。可是你并不是在帮助我们。实际上倒是在伤害我们。你正好迎合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需要，因此他们正在利用你来给我们的种族制造我们所不想要的麻烦。请别再出声了，你管好你们白人自己的烦心事，让我们管好我们自己的，这样就行了。”我特别要提到的是这一封，信很长，是位女士以她的牧师与教堂全体会众的名义写的。信的后半部分说，那个名叫蒂尔的男孩是活该如此，因为他带着满脑子芝加哥的想法来到南方，而他的母亲所图的无非是借丧失亲人的由头得到一笔赔偿金。信中的口气听起来跟南方白人的说法简直没有什么区别，南方白人也是根本不承认这是犯罪，企图证明这里面并无犯罪行为，所做出的事也根本不是犯罪行为。
在南方，的确存在许多种族之间的狂暴的、不可宽恕的个人犯罪行为，不过一九一九年以来，种族间冲突的重大案例却更普遍地发生在北方，例如芝加哥白人居住区拒绝接纳黑人家庭事件，又如朝鲜裔美国人在加利福尼亚州阿纳海姆市以同样理由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事件。也许那是因为我们的团结一致不是种族性质的，而是由占多数的白人种族隔离主义者加上前面提到的和我通信的那样的少数派黑人所组成的，他们在平静生活与种族平等之间宁愿选择平静生活。不过也许分界线应该按种族标准来划分？也许像我这样的白人少数派必须被强制纳入白人种族隔离多数派的一方，不管我们多么反对不平等的原则；而要求过平静生活的黑人少数派则必须加入到鼓吹暴力的黑人多数派里去，尽管那个少数派要求的仅仅是平静？
因此，北方人，那些自由主义者，并不了解南方。他们从那么远的距离之外是无法理解南方的。他们以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简单的法理问题，一个简单的道德理念的问题。其实不然。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事实：存在着一种如此强烈一致的情绪状态，这种情绪状态蔑视现实，即自身其实是少数，但是在目前这个时刻却宁愿一条道走到底，对抗任何强大的对手，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并且，如果需要，捍卫那种状态也捍卫这种状态得以存在的权利。
因此对于打算通过法律行为在南方强制实施种族融合的所有的组织与团体，我想说上一句：“暂且先停一停。你们已经向南方人显示了你们能够做什么以及必要时你们打算做什么；给他们一个空间吧，让他们可以在其中呼吸并且消化一下这个认识；让他们琢磨琢磨并且看清楚：（一）没有人打算从外部把种族融合强加在他们身上；（二）是他们自己在面临自己家乡的积习，这积习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清除；是他们自己在面临一种道德状态，这种状态不仅必须加以治疗，而且是必须加以矫正的一种身体状态，如果他们，南方的白人，想过多少算是太平的日子，总不能每年都面临一次法律程序，一次法律行动吧，而且一年一年都会是如此，直到他们度完此生。”
（原载一九五六年三月五日的《生活》周刊，此处文本根据的是福克纳做过修改的打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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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福克纳自己起的标题，《生活》杂志刊出时将之改为《致北方的一封信》。——原注
[2] 前者是一保守的右翼组织，后者为一促进种族平等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