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二

注1211 《国王亨利二世时期的档案大卷》（The Great Roll of the Pipe for the Reign of King Henry the Second）（以下简称《档案大卷》），XXVIII，125。

注1212 莱格尔：《拜占庭史料集》，I，39。

注1213 夏朗东：《科穆宁王朝》，II，451—452。

注1214 同上书，446。

注1215 M．德沃格（M.de Vogüé）：《圣地的教堂》（Les Églises de la Terre Sainte），99。《希腊文献汇编》，IV，339（no.8736）。H．樊尚和F．N．阿贝尔：《伯利恒：圣诞教堂》（Le Sanctuarire de la Nativité），157—161。

注1216 夏朗东：《科穆宁王朝》，II，449。布莱耶尔：《十字军》（1928年第5次修订版），109；布莱耶尔笔误为1172年。关于“曼纽尔拥有圣地宗主权”这一观点遭到樊尚和阿贝尔的否认（《伯利恒：圣诞教堂》，160），但是受到G.德热法尼翁（G.de Jerphanion）的热烈拥护（“卡帕多细亚碑铭志和尼西亚的希腊帝国史”，《东方基督教杂志》，I〈1935〉，245—246）和J.L.拉蒙特（J.L.La Mont）的抵制（“拜占庭皇帝对拉丁人的十字军国家拥有多大程度的宗主权？［“To What Extent Was the Byzantine Empire the Suzerain of the Latin Crusading State?”］，《拜占庭》［布鲁塞尔］，VII［1932］，253—264，特别是263）。这一铭文标志着这座教堂只不过是一位强大而虔诚的君主赠给一个基督教世界最著名的教会的礼物。

注1217 约翰尼斯·辛那姆斯：《历史》，V，3，波恩版，204—208。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III，5—6；波恩版，154—158。《叙利亚的迈克尔的编年史》，夏博译，III，319；根据他的观点，格列高利·阿布尔法拉吉（Gregorii Abulpharagii），即巴尔－赫布莱乌斯（Bar-Hebraeus）编写了《叙利亚编年史》（Chronicon Syriacum），布伦和基尔什编，358—359。见夏朗东《科穆宁王朝》，II，463—466。Th．I．乌斯宾斯基：“曼纽尔·科穆宁的东方政策”，《俄罗斯巴勒斯坦学会报告》，XXIX（1926），115—117。

注1218 提尔的威廉：《海外领地政治编年史》，XX，22—24；《十字军历史汇编》，I，981—987；巴布科克和克雷译，II，377—83。见G．施伦伯格《12世纪耶路撒冷国王阿摩利一世在埃及的战争》（Campagnes du roi Amaury Ier de Jérusalem en Egypte，au XII siècle），311—331。夏朗东：《科穆宁王朝》，II，546—549。

注1219 关于战役的日期，见A．A．瓦西列夫“米里奥凯法罗之役的确切日期”（“Das geneau Datum der Schlacht von Myriokephalon”），《拜占庭》（德文），XXVII（1927），288—290。

注1220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247。

注1221 提尔的威廉：《海外领地政治编年史》，XXI，12；《十字军历史汇编》，I，1025；巴布科克和克雷译，ii,415。

注1222 这封信被收入罗格里·范胡埃得内（Roger van Hoveden）的《编年史》中，W.斯塔布斯（Stubbs）编，II，102—104。

注1223 S．兰普罗斯：“马西安手稿”（“Ο Μαρκιανὸς Κώδιέ”），《新希腊回忆录》（Νέος Ἑλληνομνήμων），VIII（1911），149。亦见S．P．谢斯塔可夫（S．P．Shestakov）“对马西安手抄诗歌第524组的注释”（“Notes to the Poems of the Codex Marcianus gr.524”），《拜占庭年鉴》，XXIV（1923—1926）,46—47。

注1224 约翰尼斯·辛那姆斯：《历史》，波恩版，267。见夏尔·迪尔《拜占庭艺术手册》，I，405。

注1225 库格勒：《第二次十字军历史研究》，222。

注1226 尤斯塔修斯的《编年史》（Annales Stadenses）中保留了此信的片断，K．珀茨编：《日耳曼历史遗产，作家》（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Scriptores），XVI，349。此信被误认为是1179年所写。见H．冯·卡普赫尔（H.von Kap-Herr）《曼纽尔皇帝的西方政策》（Die abendländische Politik Kaiser Manuels），104页注6。

注1227 H．冯·卡普赫尔《曼纽尔皇帝的西方政策》第156—157页载有该书信的全文。

注1228 “阿列克修斯二世和安德罗尼卡”（“Alexius II and Andronicus”），《公众教育部杂志》，CCXII（1880），123—124。

注1229 《威尼斯历史文献》（Historia ducum Veneticorum）年代不明，1177；珀茨：《日耳曼历史遗产，作家》，XIV，83。见H．克雷施梅尔（H．Kretschmayr）《威尼斯史》（Geschichte von Venedig），I，268。W．C．哈兹利特（W．C．Hazlitt）：《威尼斯共和国：它的兴起、发展和衰落》（The Venetian Republic: Its Rise，Its Growth，and Its Fall），I，231—232。迪尔：《一个贵族共和国：威尼斯》，45—46。

注1230 莱格尔：《拜占庭史料集》,I,80—92；亦见xiii—xiv。

注1231 《档案大卷》，XXVI，166、187、192、208；XXVIII，125。

注1232 《档案大卷》，XXVIII，19。

注1233 夏朗东：《科穆宁王朝》，II，607—608。亦见F．科戈纳索（F．Cognasso）《曼纽尔·科穆宁去世前拜占庭的党争和宫廷斗争》（Partiti politici e lotte dinastiche in Bizanzio alla morte de Manuele Comneno）（都灵，1912年），216（4）。

注1234 《拜占庭史》（Geschichte der Byzantiner），318。

注1235 《被拉丁人占领的萨洛尼卡》（De Tehssalonica a Latinis capta），波恩版，380。

注1236 见A．谢德尼科夫（A．Sedelnikov）“有关曼纽尔·科穆宁的英雄事迹传说”（“The Epic Tradition Concerning Manuel Comnenus）”，《斯拉夫》（Slavia），III（1924—1925），608—618。

注1237 “阿列克修斯二世与安德罗尼卡”（“Alexius II and Andronicus”），《公众教育部杂志》，CCXII（1880），100。

注1238 《索佐门的编年史家米哈伊尔·阿克米那特》（Μιχαὴλ Ἀκομινάτου τοῦ Χ ωνιάτου τὰσωζόμενα），兰普洛斯编，I，157。见Th．I.乌斯宾斯基“曼纽尔之后的科穆宁皇帝。反叛的开端”（“The Last Comneni.The Beginning of Reaction”），《拜占庭年鉴》，XXV（1927—1928），20。

注1239 L．布莱耶尔：“安德罗尼卡（科穆宁）”，《宗教历史与地理词典》，II，1780。

注1240 Th.乌斯宾斯基：“阿列克修斯二世和安德罗尼卡”，《公众教育部杂志》，CCXII（1880），18、21。

注1241 《公众教育部杂志》，CCXII（1880），15：乌斯宾斯基谈的不是塑像，而是一幅画或镶嵌画。见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432。

注1242 古希腊神话中司司法和正义的女神。——译者

注1243 Th.乌斯宾斯基，：“阿列克修斯二世和安德罗尼卡”，《公众教育部杂志》，CCXII（1880），19。迈克尔·阿克米那图斯：《著作集》，S．兰普洛斯编，142。

注1244 科戈纳索：《曼纽尔·科穆宁去世前的拜占庭党争和宫廷斗争》，290（78）。

注1245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304—305。

注1246 《科隆的马克西米安年代纪》（Annlaes Colonienses Maximi）,1185（？）载珀茨（Pertz）：《日耳曼历史文献集，书信集》，XVII，791。

注1247 科戈纳索：《曼纽尔·科穆宁去世前的拜占庭党争和宫廷斗争》,294—295（82—83）。布莱耶尔：“安德罗尼卡（科穆宁）”，《历史辞典》，II，1781。

注1248 安德烈·丹杜利（Andrae Danduli）：《编年史》（Chronicon），穆拉多里（Muratori）编，《意大利历史资料手稿》（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XII，309（1182年？）。亦见H．F．布朗（H．F．Brown）：“12世纪末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和威尼斯居住区”（“TheVenetians and the Venetian Quarter in Constantinople to the Close of the Twelfth Century”），《希腊研究杂志》，XL（1920），86。

注1249 科戈纳索：《曼纽尔·科穆宁去世前的拜占庭党争和宫廷斗争》，298—299（86—87）。布莱耶尔：“安德罗尼卡（科穆宁）”，《历史辞典》，II，1781。

注1250 本尼迪克·阿巴蒂斯（Benedicti Abbatis）：《国王亨利二世业绩》（Gesta Regis Henrici Secundi），W．斯塔布斯（W．Stubbs）编，I，257：construxerat ecclesiam quandam nobilem in civitate Constantinopolis,et eam honore et redditibus multis ditaverat,et clericos Latinos in ea instituit secundum consuetudinem Latinorum,quae usque,hodie dicitur Latina。同样的记载亦见罗格里·德胡埃得内《编年史》，斯塔布斯编，II，205.

注1251 《教士大年代纪》（Chronicon Magni Presbiteri），即《赖歇尔斯贝格年代纪》（Annales Reicherspergenses）,珀茨编：《日耳曼历史文献集，书信集》，XVII，511。

注1252 珀茨：上引书，XVII，511，见R．罗恩里希（R．Röhriche）《耶路撒冷王国史（1100—1291年）》（Geschichte des Konigreishs Jerusalem,1100—1291），494（一次正式联盟）。N．拉多伊契奇（N．Radoječić）：《科穆宁朝末代两帝》（Dva posljednia Komnena na carigradskom prijestolju），85。科戈纳索：《曼纽尔·科穆宁去世前的拜占庭党争和宫廷斗争》，297（85）。多尔格：《未公布的希腊文献汇编》，II，91（no.1563）。布莱耶尔：“安德罗尼卡（科穆宁）”，《历史辞典》，II，1781。

注1253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391—392。

注1254 “颓废的拜占庭皇帝安吉列的伊萨克二世”（“Un imperatore Byzantino della decadenza Isacco II Angelo”），《贝萨里翁》（Bessarione），XXXI（1915），44；抽印本，18。

注1255 《拜占庭帝国史纲要》，1032。

注1256 科戈纳索：“颓废的拜占庭皇帝”，《贝萨里翁》，XXXI（1915），59；抽印本，33。

注1257 见N.A.比斯（N.A.Bees）“平庸者，皇帝阿列克修斯三世安吉列”，《拜占庭和当代希腊年鉴》，III（1922）,285—286。

注1258 《历史》，波恩版，599—600。

注1259 V．G．瓦西列夫斯基的评论发表于《公众教育部杂志》，CCIV（1879），181。

注1260 例如，参见P．穆塔弗奇也夫（P．Mutafchiev）《普洛塞克的统治者。12世纪末和13世纪初保加利亚历史》（The Rulers of Prosec.Pages from the History of Bulgaria at the End of the Twelfth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6—7。V．兹拉塔尔斯基：《1185年叛乱首领彼得和亚琛的家世渊源》（The Origin of Peter and Asen,the Leaders of the Insurrection in 1185），427。P．尼克夫（P．Nikov）：《第二保加利亚帝国（1186—1936年）》（The Second Bulgarian Empire 1186—1936），23。

注1261 见G．布拉提亚努“维奇那一世对拜占庭的统治史和热那亚在多布罗加的商业史上的贡献”，《罗马尼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简报》，X（1923），136。布拉提亚努：《维奇那和切塔采亚·阿尔巴的研究》（Recherches sur Vicina et Cetatea Alba），93。

注1262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482、485、487—489、516、622。

注1263 安斯伯特（Ansbert或Ansbertus）：《弗里德里希大帝远征史》（Historia de expeditione Frederici Imperatoris ），26、44、48、54。

注1264 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书信集》（Epistolae），VII；米涅编：《拉丁教父著作全集》，XV，特别是见col.287；VI，290；VIII，292—293；IX，294；XI，295；XII，295—296。

注1265 关于第二保加利亚王国的形成，见K.R.冯·霍费勒尔（K.R.von Höfler）的经典著作；如果我未弄错的话，在涉及这个问题时，1943年以前学者们在进行这方面研究时从未提到过他的这部专著；《关于斯拉夫人历史的论文集，I。第二保加利亚王国（1186—1257年）的创建者瓦拉几亚人亚琛兄弟》（Abhandlungen aus dem Gebiete der slavischen Geschichte.I.Die Walachen als Begründer des zweiten bulgarischen Reiches der Asanider,1186—1257），229—245。N.班内斯库（N.Bănescu）：《中世纪历史上的一个问题：第二保加利亚帝国的形成及其特征》，（Un probleme d’histoire médiévale:Création et caractère du Second Empire Bulgare），84—93。奥斯特洛戈尔斯基最近强调，库曼人和瓦拉几亚人在彼得和亚琛起义中的作用相当大，《拜占庭国家史》，287页注3。R．L．沃尔夫（R．L．Wolf）：“第二保加利亚帝国的起源及其在1204年前的历史”（“The Second Bulgarian Empire.Its Origin and History to 1204”），《史鉴》（1949），167—206。

注1266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481。

注1267 《编年史家米哈伊尔·阿克米那特·科尼阿特斯作品拾遗》（Μιχαὴλ Ακομινάτου του Χωνιάτου τὰσωζόμενα），兰普罗斯编，I，246—247。

注1268 P．尼克夫：《保加利亚和保加利亚教会史史料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ical Sources of Bulgaria and in the History of the Bulgarian Church），8—13。V.兹拉塔尔斯基：《中世纪保加利亚帝国史》，II，441—483。

注1269 同注196所引。亦见P．尼克夫《13世纪初以来的保加利亚外交》（Bulgarian Diplomacy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76—77。

注1270 C．吉莱切克：《塞尔维亚史》，I，270。

注1271 C．吉莱切克：《塞尔维亚史》，I，271—272。

注1272 瓦西列夫斯基文章，《公众教育部杂志》，CCIV（1879），196—197。

注1273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565。

注1274 瓦西列夫斯基文章，《公众教育部杂志》，CCIV（1879），203。（此处原标明XXIV，即第24卷，经核对前文，确定此处有误。——译者）

注1275 此处指十字军建立的海外领地。——译者

注1276 即耶路撒冷北方的加利利海，或称加利利湖，是《圣经·新约》记载中耶稣早期生活和传道的重要地区之一。——译者

注1277 罗恩里希：《耶路撒冷王国史》，491。

注1278 见F．J．达奎斯（F.J.da Aquis）《世界图像编年史》（Chonaca dell’imagine mondo），《国家历史文献手稿》（Monumenta Historiae Patria Scriptorum），III，1561。亦见G．帕里斯（G．Paris）“萨拉丁传奇”（“La Légende de Saladin”），《学者杂志》（Journal des Savants）（1893），7—34。A．托马斯：“普瓦提埃的萨拉丁传奇”（“La Légende de Saladin en Poitou”），《学者报》（1908），467—471。

注1279 布莱耶尔：《十字军》，121；（1928年第5次修订版），121。

注1280 尼西塔斯·阿克米那图斯亦称腓特烈为“阿勒曼尼人君主弗里德里希”（ɸρε δέρικοςɡ ὁ τῶν Ἁλαμανῶν ρήξ）。

注1281 安斯伯特编：《弗里德里希大帝远征史》，《奥地利历史资料集，I，作品集》（Fontes rerum austriacarum,I,Scriptores）,V，37。

注1282 《外国史》（Historia peregrinorum），转引自K．齐默尔特（K．Zimmert）“1189年7月—1190年2月德意志－拜占庭冲突”（“Der dertsch-Byzantinische Konfilikt vom Juli 1189 bis Februar 1190”），《拜占庭杂志》（德文），XII，（1903），63页注2。

注1283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627—628。

注1284 W．诺登：《教宗统治和拜占庭》，128。

注1285 《马尔巴森斯年代纪》（Annales Marbacenses）,佩尔茨编：《日耳曼历史文献》，XVII，167。

注1286 诺登：《教宗统治和拜占庭》，130、132。

注1287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631—632。

注1288 布莱耶尔：《十字军》，143。

注1289 E．特劳布（E．Traub）：《1195—1197年皇帝亨利六世的十字军计划及其政策》（Der Kreuzzugsplan Kaiser Hernrichs VI im Zuzammenhang mit der Politik der Jahre 1195—1197），51—52、60。W．莱昂哈特：（W．Leonhardt）：《皇帝亨利六世的十字军计划》（Der Kreuzzugsplan Kaiser Heinrichs VI），63、67、89。见多尔格《未公布的希腊文献汇编》，II，101（no.1619）。莱昂哈特的观点得到J．哈勒尔（J．Haller）的支持：“皇帝亨利六世”（“Kaiser Heinrich VI”），《历史杂志》，CXIII（1914），488—489，并特别见503。

注1290 见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在他死前不久，即1189年于菲利浦城写给他的儿子和继承人亨利的信，见博赫默尔（Böhmer）《皇帝敕令选》（Acta imperii selecta），152。

注1291 诺登：《教宗统治和拜占庭》，134；诺登是从英诺森三世致阿列克修斯三世的信中得出这一结论的。英诺森三世：《书信集》，I，353；米涅编：《拉丁教父著作全集》，CCXIV，326—327。

注1292 《书信集》，V，122；米涅编：《拉丁教父著作全集》，CCXIV，1123—1124。

注1293 米涅编：《拉丁教父著作全集》，CCXIV，1082—1183。

注1294 《书信集》，I，336；米涅编：《拉丁教父著作全集》，CCXIV，309。

注1295 见迪尔《一个贵族共和国：威尼斯史》，47—48。

注1296 克雷施梅：《威尼斯史》，I，290。

注1297 这是英诺森三世所写之信的大致内容。《书信集》，V，161；米涅编：《拉丁教父著作全集》，CCXIV，1178—1179。见A.吕谢尔（A.Luchaire）《英诺森三世：东方问题》（Innocent III: la question d’Orient），103—105。

注1298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712。

注1299 《诺夫哥罗德编年史》（The Chronicle of Novgorod），俄语版，181；拉丁文版见C．霍普夫《未出版的希腊罗马编年史》（Chroniques grécoromanes inédites ou peu connues），94。

注1300 P.比济里（P.Bazilli）：“诺夫哥罗德编年史对第四次十字军的记载”（“TheVersion of Novgorod of the Fourth Crusade”），《历史通报》（Istoricheskiya Izvestiya），fasc.3—4，55。

注1301 关于这个问题的历史，见P．米特洛法诺夫（P．Mitrofanov）“第四次十字军的改向”（“The Change of the Direction of the Fourth Crusade”），《拜占庭年鉴》,IV（1897），461—523；E．格兰：“第四次十字军及其相关问题”（“De vierte Kreuzzug und seine Probleme”），《新古典学年鉴》（Neue Jahrbücher für das Klassische Altertum），XIII（1904），505—514。克雷施梅尔：《威尼斯史》，I，480—489。

注1302 《塞浦路斯岛史》（Histoire de l’île de Chrypre），I，162—163。

注1303 《希腊史》（Geschichte Griechenlands），I，188。

注1304 G．汉诺陶：“威尼斯人在1202年背叛了基督教吗？”（“Le Vénitiens ont-ils trahi la chrétienté en 1202?”），《历史杂志》，IV（1887），74—102。亦见L．施特赖特（L．Streit）《威尼斯与第四次十字军向君士坦丁堡的进攻》（Venedig und die Wendung des vierten Kreuaaugs ggen Konstantinopel），33—34：丹多罗是威尼斯的“Auctor rerum”（缔造者），捍卫者和当时的复仇者。

注1305 众所周知，英诺森三世支持不伦瑞克的奥托反对士瓦本的腓力。

注1306 P．E．莱昂：“英诺森三世，士瓦本的腓力和蒙斐拉的博尼法斯”（“Inncent III,Philippe de Souabe et Boniface de Montferrat”），《历史问题杂志》（Revue des questions historiques），XVII（1875），321—374；XVIII（1875），5—75。莱昂：“几部新作中的十字军改向问题”（“Le Changement de direction de la quatrème croisade d’après quelques travaus recents”），《历史问题杂志》，XVIII（1878），71—114。

注1307 《公众教育部杂志》，CCIV（1879），340。西欧学者接受了瓦西列夫斯基的观点。克雷施梅尔：《威尼斯史》，I，483。

注1308 《第四次十字军在扎拉的改向与君士坦丁堡》（Quatrième croisade .La diversion sur Zara et Constantinople），特别参见183—184。关于泰西耶的著作，请参看F．切罗内（Cerpme）的重要文章“第四次十字军中的教宗与威尼斯”（“II Papa ed i Veneziani nella quarta crociata”），《威尼斯档案》（Archivio Veneto），XXXVI（1888），57—70、287—297。

注1309 W．诺登：《第四次十字军在西方与拜占庭关系方面的影响》（Der vierte Kreuzzug im Rahmen der Beziehungen des Abendlandes zu Byzanz），105—108。诺登：《教宗统治和拜占庭》，152—155。

注1310 《英诺森三世：东方问题》（Innocent III : la question d’Orient），97。亦见夏尔·迪尔“第四次十字军和拉丁帝国”（“The Fourth Crusade and the Latin Empire”），《剑桥中世纪史》，IV，417。

注1311 “第四次十字军的改向问题”（“The Question of the Diversion of the Fourth Crusade”），《拜占庭》（布鲁塞尔），XV（1947），166。

注1312 J．K．福瑟林哈姆（J．K．Fotheringham）：“热那亚和第四次十字军”（“Genoa and the Fourth Crusade”），《英国历史评论》，XXV（1910），20—57。该作者在《爱琴海征服者马科·萨努多》（Marco Sanudo Conqueror of the Archipelago）第16—20页重复了上述观点。

注1313 布朗：“威尼斯人和威尼斯人居住区”（“Venetians and the Venetian Quarter”），《希腊研究杂志》，XL（1920），86；作者提到了E．贝斯塔（E．Besta）所著《东方对威尼斯人的大搜捕》（La cattura dei Veneziani in Oriente），19。但笔者尚未读过这本书。

注1314 锡巴里斯（Sybaris）为南意大利古代希腊城市，建于公元前720年，因其奢侈繁华而驰名于古典世界。因此，人们以“锡巴里斯”为骄奢淫逸的代名词。——译者

注1315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717。

注1316 《君士坦丁堡的征服》（La Conquîte de Constantinople），par.128；N．德维利（N.de Wailly）编，72—73；E．法拉尔（E．Faral）编，I，130—131。参见法拉尔的全面研究，他是想证实维拉杜安的描述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杰弗里·德维拉杜安。真实性问题”（“Geoffroy de Villehardouin.La Question de la sincélité”），《历史杂志》，CLXXVII（1936），530—582。格雷古瓦做过一些批评，见其“第四次十字军的改向问题”（“The Question de la sincérité”），《拜占庭》（布鲁塞尔），XV（1941），159—165。

注1317 塔菲尔和托马斯（Tafel and Thomas）：《古代商业和国家历史条约集》（Urkunden zur altern Handels-und Staatsgeschichte），I，446、449。

注1318 塔菲尔和托马斯：《古代商业和国家历史条约集》，446—452。

注1319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755。

注1320 N．H．贝恩斯：“拜占庭文明”，《历史》，X（1926），289。

注1321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710。

注1322 同上书，757—763。

注1323 A．海森柏格：《关于拉丁帝国和教会联合历史的新资料》（Neue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lateinischen Kaisertums und der Kirchenunion.），I，41—48。

注1324 《君士坦丁堡的征服》，德维利编，par。250，147。

注1325 《诺夫哥罗德编年史，1204年》，186—187；霍普夫编：《未出版的希腊罗马编年史》，97。

注1326 《罗斯编年史》（1512），391—392。

注1327 C．莱昂：《君士坦丁堡的圣物战利品》，I，xl—xlviii。

注1328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763。

注1329 原文Romania，自罗马帝国以来，人们对首都罗马城周围的地区的称谓，不是现代国家罗马尼亚。——译者

注1330 关于1204年的条约见塔菲尔和托马斯《古代商业和国家历史条约集》，I，464—488。

注1331 此处原文作：lord of the fourth and a half of all the Empire of Romania，即占有罗马帝国领土“四分之一又四分之一的一半”，用数学符号表示即：1/4＋1/4ⅹ1/2＝3/8，此处为了更符合中国文字的表达方式，只简略地表述为八分之三。——译者

注1332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824、854—855。

注1333 迈克尔·阿科米那图斯著作，兰普罗斯编，II，44、127。

注1334 这是原作者的看法，20世纪晚期以后，一些希腊学者认为该词源于希腊文的“桑树”（μορεα），因为伯罗奔尼撒半岛曾经是拜占庭时期的重要桑蚕养殖中心。——译者

注1335 马里诺·萨努多（Marino Sanudo）：《罗曼尼亚王国史》（Istoria del regno di Romania），载C．霍普夫：《未出版的希腊罗马编年史》，102。

注1336 《拉蒙·蒙塔内尔编年史》（Chronique de Ramon Muntaner），chap.261；J．A．布孔（J．A．Buchon）：《外国编年史》（Chroniques étrangères），502；K．兰兹（K．Lanz）编，468—469；古迪纳夫夫人（Lady Goodenouth）编，627。

注1337 “霍诺留三世书信（1224年5月20日）”（“Epistolae Honorii III，May20,1224”），《高卢和法兰西历史汇编》（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Gaules et de la France），XIX，754。

注1338 《莫里亚编年史》（The Chronicle of Morea），J．施密特（J．Schmitt）编，2712—2713，P．卡洛那尔斯（P．Kalonares）编，114。

注1339 W．米勒（W．Miller）：《利凡特的拉丁人》（The Latins in the Levant），6。

注1340 见霍普夫《希腊国家历史》（Geschichte Griechenlands），II，10。

注1341 见《莫里亚编年史》，施密特编，lviii—lxvi。

注1342 这个观点有时受到反驳。比如O．普尼奥渥（O．Pniower）：《德国文学报》（Deutsch Literaturzeitung），XXV（1904），2739—2741。但多数学者，包括笔者，相信歌德创作时想到了米斯特拉。E．格兰（E．Gerland）：“歌德（浮士德）一剧中海伦那场戏的出处”（“Die Quellen der Helenaepisode in Georthes Faust”），《新古典学年鉴》，XXV（1910），735—739。A．施特鲁克（A．Struck）：《中世纪的遗迹米斯特拉》（Mistra，eine mittelalterliche Ruinenstadt），17—18。H．格雷古瓦文章，《拜占庭》（布鲁塞尔），V（1930），781。最近又出现一种新观点：歌德剧本的史料来源不是《莫里亚编年史》，而是拜占庭晚期蒙内姆瓦西亚（Monembasia）的《多洛斯编年史》（Chronicle of Dorotheus）。J．莫拉夫奇克（Moravcsik）：“歌德《浮士德》一剧中的海伦那场戏的出处”（“Zur Quellenfrage der Helenaepisode in Goethes Faust”），《拜占庭与当代希腊年鉴》，VIII（1931），41—56。H．格雷古瓦：“第二个浮士德的拜占庭史料”（“Une Source Byzantine du second Faust”），《布鲁塞尔大学学报》，XXXVI（1930—1931），348—354。F.多尔格，“关于歌德的《浮士德》一剧中海伦那场戏的地点”（“Die neuentdeckte Quelle zur Helenaszene in Goethes Faust.Die Prophyläen”），《慕尼黑时报副刊》（Beilage zur Münchner Zeitung ）,XXVIII（1931）,289—290。

注1343 塔菲尔和托马斯：《古代商业和国家历史条约集》，I，502。

注1344 同上书，516—517。

注1345 英诺森三世：《书信集》，VII，153；米涅编：《拉丁教父著作全集》，CCXV，455。

注1346 英诺森三世：《书信集》，IX，139；米涅编：《拉丁教父著作全集》，CCXV，957—958。

注1347 英诺森三世：《书信集》，VIII，133；米涅编：《拉丁教父著作全集》，CCXV，712。

注1348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583。

注1349 同上书，274。

注1350 Ῥάλλη καὶ Πότλη，Σύνταγμα τνῶ Θείων καὶ ἱερῶν κανόνων，IV， 544、545。

注1351 狄奥多尔·巴尔萨蒙（Theotori Balsamonis）：《迦太基大公教会议决议（教规）第16条》（In canonem XVI Concilii Carthaginiensis），米涅编：《希腊教父著作全集》，CXXXVIII，93。见G．维尔纳茨基（G．Vernadsky）“《法学导论》中对政教关系的论述及其在17世纪俄罗斯生活中的影响”（“Die kirchlich-politische Lehre der Epanagoge und ihr Einfluss auf das russische Leben im XVII.Jahrhundert”），《拜占庭与当代希腊年鉴》，VI（1928），120。

注1352 安娜·科穆宁娜：《阿列克修斯》，XIV，8；赖弗谢德编，II，259。

注1353 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希腊－罗马法法制史》，III，355—358。见V．格鲁梅尔（V．Grumel）“夏尔西杜瓦那的里昂事务。阿列克修斯一世关于圣物的黄金诏书”（“L’affaire de Léon de Chalcédoine.Le chrysobulle d’Alexis Ier sur les objets sacrés”），《拜占庭研究》，II（1945），126—133。

注1354 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希腊－罗马法法制史》，III，414。

注1355 阿索斯山位于希腊北部的哈里基的半岛上，是著名的修道山，山上有自中世纪以来建立的二十几所修道院，至今仍然香火不断，但不似旧时兴旺。被世人称为“活的中世纪博物馆”。——译者

注1356 P．乌斯宾斯基：《基督教东方，阿索斯山》，III（1），266—227。P．迈耶（P．Meyer）：《阿索斯修道院的主要历史文献》（Die Haupturkinde für die Geschichte der Athosklöster），172。

注1357 Protos来自于希腊文πρῶτος，意为“首席”，“第一个”。——译者

注1358 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希腊－罗马法制史》，III，370—371。F．米克洛西奇（F．Miklosich）和J.米勒（J.Müller）：《中世纪希腊法规和外交》（Acta et diplomata graeca medii aevi），VI，45。

注1359 见“帕特莫斯岛上的圣约翰·塞奥洛吉修道院法规”（“Regula pro monasterio S.Ioannis Theologi in insula Patmo”），见米克洛西奇和米勒《中世纪希腊法规和外交》，VI，59—80；也见K.博尼斯（K.Boïnes）《圣父克里斯托丢勒斯的圣处》（Ἀκολουθία ἱερὰτοῦ ὁσίου καὶ θεοφόρου πατρὸς ημῶν Χριστοδούλου）。

注1360 夏朗东：《科穆宁王朝阿列克修斯一世的统治》，289。亦见P．雅克文科（P．Yakovenko）《拜占庭豁免权的历史》（On the History of the Immunity in Byzantium），10—11。

注1361 E．勒巴尔比耶（E．Lebarbier）：《圣·克里斯托丢勒斯和11世纪希腊修道院改革》（Saint Christodule et la réforme des convents grecs au XIe siècle）（第2版，1863年），51—56；这部旧的传记有许多错误。R．P．多姆·P．勒诺丹（R.P.Dom P．Renaudin）：“克里斯托丢勒斯，帕特莫斯岛上的圣约翰修道院院长”（“Christodoule,higoumène de Saint-Jean，à Patmons，1020—1101”）,《基督教东方杂志》，V（1900），215—246。厄科诺摩（Oeconomos）：《科穆宁和安吉列时期拜占庭帝国的宗教生活》（La Vie religieuse dans l’Empire byzantin au temps des Comnènes），142—152。

注1362 希腊语原意，即“全能”之意。——译者

注1363 这部法规的希腊文本由A．德米特里耶夫斯基（A．Dmitrievsky）出版，保存于《东正教图书馆中的礼拜仪式手稿》（The Description of the Liturgical Manusceipts Preserved in the Libraries of the Orthodox East），I，682—687。

注1364 Th．I．乌斯宾斯基：“保守的拜占庭接受西方影响的倾向”（“The Tendency of Conservative Byzantium to Adopt Western Influences”），《拜占庭年鉴》，XXII（1916）,26。亦见L．厄科诺摩《拜占庭帝国的宗教生活》，193—210。E．让塞尔姆（E．Jeanselme）和L．厄科诺摩（L．Oeconomos）：《拜占庭科穆宁时代的慈善机构和医院》（Les Oeuvres d’assistance et les hopitaux byzantins au siècle des Comnènes），11—18。夏尔·迪尔：“科穆宁时代的拜占庭社会”（“La Société byzantine à l’époque des Comnènes”），《东南欧历史杂志》，VI（1929），242—249；抽印本，52—57。潘·S．科代拉斯（Pan S.Codellas）：“潘托克雷塔修道院，12世纪君士坦丁堡的帝国医疗中心”（“The Pantocrator，the Imperial Byzantine Medical Cener of the Twelfth Centure A.D.in Constantinople”），《医学史简报》（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XII，2（1942），392—410。

注1365 关于“信众誓言”，见Th．I．乌斯宾斯基《拜占庭文明史论集》（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Byzantine Civilization），89—145。

注1366 米涅：《希腊教父著作全集》，CXXX，9—1362。

注1367 厄科诺摩：《拜占庭帝国的宗教生活》，38—47。

注1368 Th．I．乌斯宾斯基：“对异端分子约翰·伊达路斯的公诉状”（“La Vie religieuse dans l’empire byzantin”），《君士坦丁堡俄罗斯考古学院公报》，II（1897），3、10。

注1369 这11条信条见Th．I．乌斯宾斯基《大斋节第一个礼拜日的信众誓言》（Synodikon for the First Sunday of Lent），14—18；法语文本见厄科诺摩《拜占庭帝国的宗教生活》，25—28。

注1370 Th．乌斯宾斯基：《拜占庭文明史论集》，171。

注1371 P．贝佐布拉佐夫：《拜占庭年鉴》,III（1896），128。

注1372 D．布良泽夫（D．Bryanzev）：“约翰·伊达路斯”（“John Italus”），《信仰与理性》（Vera I Razum），II，1（1904），328。

注1373 “约翰·彼得里茨：11—12世纪伊庇利亚（格鲁吉亚）的新柏拉图主义者”（“John Petritzi,Iberian[Gruzinian]Neoplatonist of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俄罗斯考古学会东方分会通报》（Zapiski Vostochnago otdeleniya russkago Archeolohicheskago Obchestwa），XIV（1909），107。

注1374 夏朗东：《科穆宁王朝阿列克修斯一世》，316。厄科诺摩：《拜占庭帝国的宗教生活》，29。

注1375 厄科诺摩：《拜占庭帝国的宗教生活》，29这位法国学者同意乌斯宾斯基的意见。

注1376 Th.乌斯宾斯基：《拜占庭文明史论集》，178、181、183。

注1377 东西方基督教会之间在圣事上的主要分歧之一，是关于圣餐的“除酵”问题。在西方教会中，圣餐中必须使用未经发酵的面饼，而东方教会则用一般发过酵的面包。东方教会认为西方教会的这种习俗有异教犹太人传统的味道，故予以否定。——译者

注1378 见W.霍尔茨曼（W.Holtzmann）的特别有趣的文章：“1089年阿列克修斯一世和教宗乌尔班二世之间的合一谈判”（“Die Unionsverhandlunger zwischen Alexios I und Papst Urben II im Jahre 1089”），《拜占庭杂志》（德文），XXVIII（1928），40；作者列出三个未经公布的希腊文献，该文献涉及了1089年的主教会议，见上引杂志，60—62。

注1379 瓦西列夫斯基：“拜占庭和帕齐纳克人”，《著作集》，I，83—85。该条约见米涅《希腊教父著作全集》，CXXVI，226—250。

注1380 所谓“和子句”是东正教会与西方天主教会之间的重要教义分歧之一。东正教会强调《尼西亚信经》和《卡尔西顿信经》都强调圣灵来自圣父，但西方天主教会在中世纪时期将“和子”两个字纳入信经，即强调“圣灵来自圣父和子”。这引发了东正教与天主教僧侣间的激烈争论。见本书第6章有关部分。——译者

注1381 卡普赫尔（Kap-Herr）：《曼纽尔皇帝的西方政策》（Die abendlandische Politik Kaiser Manuels），9。诺登：《教宗统治和拜占庭》，91。夏朗东：《科穆宁王朝阿列克修斯一世》，II，x—xi，162—163。多尔格：《未公布的希腊文献汇编》，II，59（no.1302、1303）。

注1382 安塞尔姆·哈维尔伯格（Anslmi Havelbergensis）：《对话》（Dialogi），II，chap.I；米涅编：《拉丁教父著作大全》，CLXXXVIII，1163。见C．H．哈斯金斯（C．H．Haskins）《中世纪科学史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aeval Science），144、197。哈斯金斯：《12世纪的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294。

注1383 《教宗统治和拜占庭》，101。

注1384 米涅编：《希腊教父著作全集》，CXIX，928—929。

注1385 C．洛巴勒夫（C．Loparev）：“关于曼纽尔·科穆宁的联合愿望”（“Concerning the Unitarian Tendencies of Manuel Comnenus”），《拜占庭年鉴》,XIV（1907），339、341、342—343、353、355。

注1386 关于安德罗尼卡与牧首和教会的关系，见厄科诺摩《拜占庭帝国的宗教生活》，113—118。

注1387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682。

注1388 A．列别德夫：《11世纪末至15世纪中叶拜占庭东方教会的形势》（The Situation of the Byzantine Eastern Church from the end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to the Middle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第2版，1902年），153。

注1389 厄科诺摩：《拜占庭帝国的宗教生活》，222。

注1390 夏朗东：《科穆宁王朝阿列克修斯一世》，II，316。参见外交史料，特别是阿索斯山修道院资料中所记载的阿列克修斯的内政、财政和经济政策方面的数据，哲尔曼·茹亚尔（Germaine Rouillard）：“关于拜占庭国家历史的最新著述”（“A Propos d’un ouvrage récent sur l’histoire de’état byzantin”），《语言学杂志》（Revue de philologie），（1942年10月），175—180 。

注1391 一个诺米斯玛约相当于2美元，一个米里亚里斯相当于15—18美分。（请注意，原注中所列是20世纪30—40年代的比值。——译者）

注1392 《书信集》，24；米涅编：《希腊教父文献全集》，CXXVI，405。

注1393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265—268。

注1394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421—422。

注1395 图得拉的本雅明（Benjamin of Tudela）：《东方旅游》（Oriental Travels），M．N．阿德勒（M．N．Adler）译，13；L．格林胡特（L．Grünhut）和M．N．阿德勒编，17—18；M．科姆罗夫（M．Komroff）编，《马可·波罗的同代人》（In Cotemporaries of Marco Polo），265—266。

注1396 同阿德勒译《东方旅游》，12；格林胡特和阿德勒编，16。关于巴格达，贝阿德勒译《东方旅游》，35—42；格林胡特和阿德勒编，48—57；科姆罗夫编，264。参见G．勒·斯特兰奇：《阿巴斯哈里发时期的巴格达》（Bagdad During the Abbasid Caliphate），332。

注1397 《朝圣者的地区标志》（Indications sur les lieux de pèlerinage），C．舍费尔译，《拉丁东方档案》（Archives de l’orient latin），I，589。A．A．瓦西列夫：“中世纪君士坦丁堡旅行的几个问题”（“Quelques Remarques sur les voyageurs du moyen âgeà Constantinople”），《夏尔·迪尔研究文集》，I，294—296。

注1398 《“伊利亚特”的多样历史》（Historiarum variarum Chiliads）,T．基斯林编《伊利亚特》（Chilias），VIII,par.360—368，496。在以后的篇幅中再讨论柴柴斯其人。

注1399 A．安德烈亚兹：“拜占庭皇帝治下的君士坦丁堡人口”，《统计》（Metron），I，2（1920）,97。

注1400 A.安德烈亚兹：“拜占庭皇帝治下的君士坦丁堡人口”，《统计》，I，2（1920），101。

注1401 “拜占庭的颓废皇帝安吉列王朝的伊萨克二世”，《贝萨里翁》（Besarione），XXI（1915），52—53、59—60、269—289；抽印本，26—27、33—34、56—76。

注1402 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希腊－罗马法制史》，III，457；几年以后，这份诏书又被重申（同上书，498）。诏书的颁布日期现在有争议，见上书，457、498。F.多尔格：《未公布的希腊文献汇编》，II，62—63（no.1333）；70（no.1398）。

注1403 科戈纳索：《曼纽尔·科穆宁去世前的拜占庭党争和宫廷斗争》，284（72）。

注1404 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希腊－罗马法制史》，III。507。

注1405 见多尔格《未公布的希腊文献汇编》，II，89（no.1553）。布莱耶尔：“安德罗尼卡（科穆宁）”，《历史辞典》，II，1780。

注1406 《诺曼人征服英国史》，VI，628。A．A．瓦西列夫：“11世纪向盎格鲁－撒克逊移民开放的拜占庭舞台”（“The Opening Stages of the Anglo-Saxon Immigration”），《康达可夫学院年鉴》，IX（1937），39—70。

注1407 奥德里克·维塔利斯（Orderici Vitalis）：《教会史》；米涅编：《拉丁教父著作全集》，CLXXXVIII，309。

注1408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75。

注1409 贝内迪克蒂·阿巴蒂斯（Benedicti Abbatis）：《亨利二世生平》（Gesta Regis Henrici Secundi），斯塔布斯（Stubbs）编，II，195。同样内容见罗杰里·德·韦登（Rogeri de Houedene）《地方行政年鉴》（Chronica magistri），斯塔布斯编，II，157。

注1410 见狄奥多勒·普洛德罗姆斯的两首短诗，收于《十字军史料汇编》，II，54—542。

注1411 斯卡巴拉诺维奇（Skabalanovich）：《11世纪的拜占庭国家和教会》（Byzantine State and Church in the Eleventh Century），186、193—230。

注1412 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希腊－罗马法制史》，III，560—561（1199年条）。塔菲尔和托马斯：《古代商业和国家历史条约集》，I，258—272（1199年条）。正确的日期是1198年；这一文件准确地加以认定，见林根塔尔《希腊－罗马法制史》，565；塔菲尔和托马斯《古代商业和国家历史条约集》，258。

注1413 林根塔尔：《希腊－罗马法制史》，III，560。塔菲尔和托马斯：《古代商业和国家历史条约集》，I，258。

注1414 E．施泰因：“晚期拜占庭法制和经济史研究”（“Untersuchungen zur spatbyzantinischen Verfassungs-und Wirtschaftesgeschichte”）,《奥斯曼历史通报》（Mitteilungen zur Osmanischen Gescjichte）,II（1924）,21（重印页码）；亦见施泰因对1198年11月所发的《黄金诏书》的注释（20页注2）。

注1415 关于科穆宁和安吉列时代拜占庭与意大利各共和国的商业关系的最好资料，见W．海德（W．Heyd）《中世纪利凡特贸易史》，I，190—264。亦见夏朗东《科穆宁王朝阿历克修斯一世》，II，625—627。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80—439。

注1416 全文见米克洛西奇和米勒《中世纪希腊法规和外交》,III，9—13;亦见J．米勒《关于托斯卡纳城市与东方基督教世界及土耳其关系的文件汇编》（Documenti sulle relazioni della città Toscane coll’Oriente cristiano e coi Turchi）,43—45、52—54。见海德《中世纪利凡特贸易史》，I，193—194。多尔格：《未公布的希腊文献汇编》，II，53—54（no.1255）。亦见A．绍布（A.Schaube）《至十字军时代末期的地中海罗马人贸易史》（Handels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Völker des Mittelmeergebiets bis zum Ende der Kreuzzüge）,247—274。

注1417 “关于热那亚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的最新文件”（Nuova serie di documenti sulle relazioni di Genova coll’Imperio Byzantino），A．圣圭内蒂（A．Sanguineti）和G．贝尔托洛托（G．Bertolotto）编，《利古里亚国家历史学会文集》（Atti della Società ligure di storia patria）,XXVIII（1896—1898）,351、355、360。米克洛希奇和米勒：《中世纪希腊法规和外交》，III，35。多尔格：《未公布的希腊文献汇编》，II，82（no.1482）。G．布拉蒂亚努（G．Bratianu）：《关于13世纪热那亚在黑海的商业研究》（Recherches sur le commerce génois dans la mer Noire au XIIIe siècle），65—66。

注1418 关于这份《黄金诏书》，参见上注后引。亦见布朗“威尼斯人和威尼斯人居住区”（“Venetians and the Venetian Quarter”），《希腊研究杂志》，XL（1920），88。

注1419 穆斯塔法·哈米德（Mustafa Hamid）：“土耳其国家的外国侨民法”（“Das Fremdnrecht in der Türker”），《伊斯兰世界》，VII（1919），26—27。

注1420 《蒂马利翁或关于他的苦行。〈讽刺对话集〉》（Timario sive De passionibus ejus．Dialogus Satyricus）,M.哈泽（M.Hase）编《国家图书馆的手稿注释和摘抄》（Notices et extraits des manuscript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IX（1813），par.2，171—174；A．埃里森编：《中世纪与当代希腊文献选编》（Analecten der mittel-und neugriechischen Literatur），IV（I），46—53、98及以下。

注1421 “颓废的拜占庭皇帝安吉列王朝伊萨克二世”（“Un Imperator bizantino dell decadenza Isacco II Angelo”），《贝萨里翁》，XXXI（1915），60；抽印本，34。

注1422 柏里：《骑士传奇》，3。

注1423 尼西塔斯：《历史》，波恩版，391、764、791。

注1424 关于这个主题，参见夏尔·迪尔的重要和全面的概述：“科穆宁时代的拜占庭社会”（“La société”），《东南欧历史杂志》，VI（1929），198—280。

注1425 安娜·科穆宁娜：《阿列克修斯》，III，8；V，9；赖弗谢德编，I，113、181—182。

注1426 马斯：“皇帝阿列克修斯一世的诗”，《拜占庭杂志》（德文），XXII（1913），348—367。

注1427 赫瑟林：《拜占庭》，336；法语版，321；英语版全书由道斯译（1928）。

注1428 安娜·科穆宁：《阿列克修斯》，XV，11；赖弗谢德编，II，315—316。

注1429 F．J．福克斯·杰克逊（F．J．Foakes-Jackson）：“安娜·科穆宁”，《希伯特杂志》（Hibbert Journal），XXXIII（1934—1935），430。

注1430 安娜·科穆宁：《阿列克修斯》，XIV，8；赖弗谢德编，II，259。

注1431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277。

注1432 安娜·科穆宁娜：《阿列克修斯》，X，8；VI，14；赖弗谢德编，I，122；II，81。

注1433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276。

注1434 C．诺伊曼（C．Neumann）：《12世纪史学家和史料史》（Geschichte Geschichtschreiber und Geschichtsquellen im zwölften Jahrhundert），28。长期以来，安娜·科穆宁娜只是由于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著作《巴黎的罗伯特伯爵》（Count Robert of Paris）中提到她而驰名。但她的形象由于这位“北方奇才”的描述而面目全非，这一事实却鲜为人知。在这部小说（第4章）中，她阅读了自己所写的历史中关于劳迪西亚人（Laodicea，叙利亚的一个地名。——译者）撤退的一段故事——这段故事并未记述在《阿列克修斯》中。福克斯·杰克逊：“安娜·科穆宁娜”，《希伯特杂志》，XXXIII（1934—1935），441。

注1435 Sebastocrator是拜占庭中后期贵族品级中的重要级别，一般授予皇子或驸马。其地位低于奥古斯都，高于恺撒。以蓝色为尊，区别于皇帝的紫色，是在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的执掌大权者。——译者

注1436 Th．I．乌斯宾斯基：“塞拉戈里奥的君士坦丁堡抄本”（“The Constantinopolitan Code of Seraglio”），《君士坦丁堡俄罗斯考古研究院公报》，XII（1907），30—31。

注1437 辛那姆斯：《历史》，波恩版，290。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曼纽尔》，VII，S；波恩版，274—275。曼纽尔对占星术的辩护是以信函形式写给一位“贬低天文学并斥之为大不敬”的修士的。此信出版于《占星学法则表》，V（1），108—125。

注1438 莱格尔：《拜占庭史料集》，I（1），6；亦见vii。

注1439 见C.H.哈斯金斯：“中世纪思想的传播”（“The Spread of Ideas in the Middle Ages”），《史鉴》，I（1926），24。哈斯金斯：《中世纪科学史研究》（Studies in Medieval Science），《史鉴》，143、161。哈斯金斯：“12世纪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史鉴》，292。

注1440 《编年史摘要》（Compendium chronicum），波恩版，第3版，V，3。

注1441 诺伊曼：《12世纪史学家和史料史》，99；克伦巴赫尔：《拜占庭文献史》，280。

注1442 格奥尔格·斯塔德米勒（Georg Stadtmüller）所写的最重要的传记：“雅典大主教迈克尔·乔尼亚茨（约1138—1222年）”（“MichaelChroniates Metropolit von Athen，ca.1138—ca.1222”），《东方基督教杂志》，XXXIII，2（1934），125—325。伊达·卡莱顿·塔隆（Ida Carleton Thallon）：《中世纪人文主义者迈克尔·阿克米那图斯》（A Medieval Humanist Michael Akominatos），273—314，这是基于迈克尔之信件所做的非常精妙的研究。另一个十分有价值的研究是由肯尼斯 M.塞顿（Kenneth M.Setton）所写“12世纪晚期的雅典”（“Athens in the Later Twelfth Century”），《史鉴》，XIX（1944）,179—207。

注1443 迈克尔·阿克米那图斯（Michael Acominatus）文集，兰普罗斯（Lampros）编，I，93—106。

注1444 迈克尔·阿克米那图斯文集，兰普罗斯编，124。

注1445 迈克尔·阿克米那图斯文集，兰普罗斯编，II，12。

注1446 迈克尔·阿克米那图斯文集，兰普罗斯编，44。

注1447 迈克尔·阿克米那图斯文集，兰普罗斯编，I，316。见M.塞顿“12世纪晚期雅典”，《史鉴》，IX（1944），179—207。

注1448 格雷戈罗维乌斯：《中世纪雅典城史》，I，243。

注1449 格雷戈罗维乌斯：《中世纪雅典城史》，I，204。

注1450 塔隆：《中世纪人文主义者迈克尔·阿克米那图斯》，314。

注1451 “论拜占庭的农民所有制历史”（“On the History of the Peasant Landownership in Byzantium”），《公众教育部杂志》，CCXXV（1883），85—86。

注1452 《一位拜占庭作者，科内的尼西塔斯·阿克米那图斯》（A Byzantine Writer Nicetas Acominatus of Chonae），128。

注1453 《一位拜占庭作者，科内的尼西塔斯·阿克米那图斯》，153—160。克伦巴赫尔：《拜占庭文献史》，283。

注1454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6。

注1455 《一位拜占庭作家，科内的尼西塔斯·阿克米那图斯》，v。

注1456 优西米乌斯·兹加贝努斯是拜占庭东正教著名神学家，生年不详，约去世于1118年之后，在镇压鲍格米尔派异端的斗争中，是皇帝阿列克修斯的重要依赖对象。他写的《正教教义大全》亦名《正教教义武库》，是东正教反对各种异端的权威著作。——译者

注1457 格雷戈罗维乌斯：《中世纪雅典城史》，I，205、207。

注1458 一则最为优秀的对于尤斯塔修斯的评论，见科恩《古代文化实用百科全书》，A．F．保利和G．维索瓦等编，VI，1454。

注1459 见厄科诺摩《拜占庭帝国的宗教生活》，153—165。（本书基于尤斯塔修斯的《修道院生活改革》一书，米涅编：《希腊教父著作全集》，CXXXV，729—910）。

注1460 米涅：《希腊教父著作全集》，CXXXV，836。

注1461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536—541。莱格尔：《拜占庭史料集》，I（1），xi—xvii。关于尤斯塔修斯的创作活动，参见一篇现代希腊语佳作，P.库库勒斯（P.Koukoules）：“关于萨洛尼卡的尤斯塔修斯的世俗作品研究”（Λαογραφικαὶ εἰδήσεις παρὰ τῶ θεσσλονίκης Εὐσταθίω），《拜占庭研究年鉴》，I（1924），5—40。

注1462 见瓦西列夫斯基关于保加利亚的塞奥菲拉克特的讨论：《拜占庭和帕齐纳克人》，《著作集》，I，138。夏朗东：《科穆宁王朝阿列克修斯一世》，I，xxvii（以瓦西列夫斯基的著作为基础）。亦见莱布《11世纪末期的罗马、基辅和拜占庭》，42。

注1463 关于保加利亚或阿克利达的塞奥菲拉克特的最好的著述，见瓦西列夫斯基《著作集》，134—149。夏朗东《阿列克修一世·科穆宁》追随他的观点。见莱布：《11世纪末期的罗马、基辅和拜占庭》，41—50。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133—135、463—465（年代的推算有误）。A．勒鲁瓦－莫林尼昂（A.Leroy-Molinghen）：“保加利亚的塞奥菲拉克特信件评论出版序言”（“Prolégomènes à une édition critique des letters de Théophylacte de Bulgarie”），《拜占庭》（布鲁塞尔），XIII（1938），253—262。见S．G．梅尔卡蒂（S．G．Mercati）“保加利亚的塞奥菲拉克特的诗”（“Poesie de Teofilatto de Bulgaria”），《拜占庭和当代希腊研究年鉴》I（1924），173—194。《阿克利达的塞奥菲拉克特书信》（Letters of Theophylact of Ochrida）于1931年由“都主教”西梅恩（瓦尔那和普雷斯拉瓦的）译成保加利亚语，收于《保加利亚科学院文集》（Sbornik of the Nul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XXVII（1931），vii—xxxii，为塞奥菲拉克特的个人传记。

注1464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473。莱格尔：《拜占庭史料集》 ，I（1）,xvii。夏朗东《科穆宁王朝阿列克修一世》，II，xlviii。V．劳伦特：“萨洛尼卡的迈克尔”（“Michel de Thessalonica”），《大公会教神学和礼仪辞典》（Dictionnaire de théologie et liturgie Catholique），X（2），1719—1720。

注1465 莱格尔，《拜占庭史料集》,I（1）,132—182（头三篇演说词）；I（2），183—228（1917年被发表的第4、5篇演说词）。

注1466 见J．德莱塞克（Dräseke）“拜占庭的冥世游记”（“Byzantinische Hadesfahrten”），《古典文化新年鉴》（Neus Jahrbücher für das klassische Altertum），XXIX（1912），353。

注1467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467—468。蒙特拉蒂奇：《拜占庭文献史，354—1453年》，258—259。H．托泽：“拜占庭讽刺作品”（“Byzantine Satire”），《希腊研究杂志》，II（1881），241—257。德莱赛克：“拜占庭的冥世游记”,《古典文化新年鉴》，XXIX（1912），343—366。M．哈斯（M．Has）著《手稿注释和摘抄》（Notices et extraits des manuscripts）一书对这则游记做了极妙的介绍和诠释，IX（2），125—268。夏尔·迪尔：“皇帝塞奥菲卢斯传奇”，《康达可夫学院年鉴》，IV（1931），33—37。

注1468 《伊利亚特中的论据和寓言》（Argumentum et allegoriae in Iliadem）,XV，87—89;曼特兰加（Mantranga）编：《希腊秘史》（Anecdota Graeca），I，120。

注1469 《千行诗》（Chiliades），I，277—278；基斯林（Kiessling）编，12。

注1470 世俗韵文的主要特点是长短音节完全消失、每一句段的音节数量和韵脚完全相同、不断重复。

注1471 Chiliades是希腊文的拉丁语拼法，是“千”的复数形式，“thousands”之意。——译者

注1472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528。蒙特拉蒂奇：《拜占庭文献史，354—1453年》，261。

注1473 “奥赫里德的瓦西里未发表的葬礼演说”，《拜占庭年鉴》，I（1894）,92。

注1474 一位3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文献学家和修辞学家隆吉努斯（Longinus）曾称呼希罗多德是最具荷马精神的人（ὁμηρικώτατος），见J．B．柏里《古希腊历史学家》（The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42页注1。

注1475 约翰·柴柴斯：《诠释》，引言，par.1—4，28；曼特兰加编：《希腊秘史》，I，1、2

注1476 约翰·柴柴斯：《诠释》，32—34；马特兰加编：《希腊秘史》，I，2。

注1477 “奥赫里德的瓦西里未发表的葬礼演说”（“An Unpublished Funeral Oration of Basil of Ochrida”），《拜占庭年鉴》，I，91。

注1478 Ptochos是希腊文ΠτοΧός的拉丁文拼法，意即贫穷的。Protoromus,意为预言者、先知。因此，该作品亦可译为“贫穷的先知”。——译者

注1479 S．帕帕迪米特留（S．Papadimitriu）：《狄奥多尔·普洛德罗姆斯》（Theodore Prodromus），xix—xxi，1以下。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760。蒙特拉蒂奇：《拜占庭文献史，354—1453年》，197。

注1480 《拉弗连季和伊帕季编年史》，（Laurentian and Ipatian Chronicles）。

注1481 迪尔：《拜占庭人物传》，II，140。

注1482 E．米勒：《语文学和金石学文集》（Mélanges de philologie et d’épigraphie），I，142；法语版，143。勒格朗（Legrand）：《希腊通俗文库》（Bibliothèque grecque vulgaire），I，106，vss.140—142。《普洛德罗姆斯的诗作和希腊通俗文学》（Poèmes prodromiques en grec vulgaire），D．赫瑟林和H．佩尔诺主编，79，vss.137—179。

注1483 瓦西列夫斯基：“梅松恩主教尼古拉所描写的小梅勒修斯的生平和狄奥多尔·普洛德罗姆斯的生平”（“Lives of Meletius the Younger by Nicolaus Bishop of Methone and of Theodore Prodromus”），《东正教巴勒斯坦文集》（Pravoslavny Palestinsky Sbornik）,XXVII（1886）,5。

注1484 D.赫瑟林：《拜占庭》，344；法语版，328。

注1485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751。

注1486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750—751。亦见蒙特拉蒂奇《拜占庭文献史，354—1453年》，199—200。必须记住：有几部以普洛德罗姆斯署名的作品并不是他个人的作品，而是他的文学同仁的作品。

注1487 见C．鲁帕勒夫（C．Loparev）“论（12世纪）拜占庭人文主义者康斯坦丁·斯提尔布斯及其著作”（“On the Byzantine Humanist Constantine Stilbes〈of the Twelfth Century〉 and On his Works”），《拜占庭评论》，III（1917）,62—64。

注1488 关于斯提尔布斯的最佳史料，见鲁帕勒夫的上引书，亦参照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762。显然，鲁帕勒夫不知道S．兰普罗斯的文章，“马尔西安抄本”（“ΟΜαρκιανὸς Κῶδιξ”）,《当代希腊研究通报》（Νεός Ἐλληνομνήμων），VIII（1911），524，在此书中发表了文中所述那篇描述1197年7月25日君士坦丁大火的诗。

注1489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371。

注1490 H．格雷古瓦：“君士坦丁·曼纳苏的续作及其史料”（“Un Continateur de Constantin Manassès et sa source”），《M．古斯塔夫·舒伦伯格著作集》（Mélanges offerts à M.Gustave Schlumberger），I，272—281。曼纳苏续作的史料来源于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280。

注1491 K．霍尔纳（K．Horna）：“君士坦丁·曼纳苏的《旅行日记》”（“Das Hodoiporikon des Konstantin Manasses”），《拜占庭杂志》（德文），XIII（1904），313—355。见曼纳苏的作品目录，该目录未被收进克伦巴赫的《拜占庭文献史》，而被收进P．马斯“君士坦丁·曼纳苏的艺术散文诗之韵律”（“Rhytmisches zu der Kunsteprosa des Konstantinos Manasses”）中，《拜占庭杂志》（德文），XI（1902），505页注2。

注1492 O．M．多尔顿：《拜占庭艺术和考古学》，18。

注1493 多尔顿：《东方基督教艺术》，18—19。

注1494 迪尔：《拜占庭艺术手册》，I，416—418。J．埃伯索尔特（J．Ebersolt）：《拜占庭的奢华艺术》（Les Arts somptiaries de Byzance），16。J．帕帕多布鲁斯曾用现代希腊语写过一部关于布莱舍奈宫的专著，该书有一部法译本。

注1495 迪尔：《拜占庭艺术手册》，II，563以下。

注1496 多尔顿：《东方基督教艺术》，292—292。迪尔：《拜占庭艺术手册》，II，561—563。樊尚和阿贝尔：《伯利恒，圣诞教堂》，167。

注1497 迪尔：《拜占庭艺术手册》，II，563以下。

注1498 多尔顿以上两部著作及迪尔的《拜占庭艺术手册》中都有详细的资料。

注1499 G．迪蒂（G．Duthuit）：《拜占庭和12世纪的艺术》（Byzance et l’art du XIIe siècle），96。此书徒有其名。其中关于12世纪的艺术的内容甚少。

注1500 哈斯金斯：《中世纪科学史研究》，141。哈斯金斯：“12世纪文艺复兴中的希腊因素”（“The Greek Element in the Renaissa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美国历史评论》，XV（1920），603—605。哈斯金斯：《12世纪的文艺复兴》，278。

注1501 哈斯金斯：《中世纪科学史研究》，194—195。

注1502 C.纽曼（C.Neuman）：“拜占庭海军”（“Die byzantinischer Marine”），《历史杂志》，LXXXI（1898），1—2。

注1503 见A.伽得内尔（A.Gardner）《尼西亚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个流亡帝国的历史》（The Loscarids of Nicaea：），53—54。A.梅里亚拉基斯（Meliarakes）：《尼西亚帝国与伊庇鲁斯君主国历史》（Ιστορία βσσιλείου Νικαίας καὶ δσεποτ-άτου Ἠπείρου），8。M.A.安得列瓦（M.A.Andereeva）：《13世纪拜占庭宫廷文化论文集》（Essays on the Curture of the Byzantine Court on the Thirteenth Century），82—85。

注1504 迈克尔·阿科米那图斯著作，S.兰普罗斯编，II，276—277。

注1505 历史上通常称其为约翰·瓦塔泽斯·约翰三世，是为了与前两个约翰（即约翰·齐米西斯、约翰·科穆宁）的称呼相一致。

注1506 维拉杜安：《君士坦丁堡征服记》，323；N.维利编，193。

注1507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见波恩版《拜占庭历史资料文献大全》，808—809。

注1508 见V.N.兹拉塔尔斯基《1204—1205年的希腊－保加利亚人关系》（The Greek-Bulgarian Alliance in the Year 1204—1205），8—11。

注1509 见P.尼克夫“13世纪以来的保加利亚外交”（“Bulgarian Diplomacy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保加利亚历史文库》（Bulgarian Historical Library），I（1928），103—104。

注1510 《第二保加利亚王国的建立》（The Formation of the Second Bulgarian Kingdom），245—246。

注1511 伽得内尔：《尼西亚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个流亡帝国的历史》，66（据说，鲍德温被关在特尔诺沃。从此再没有人见过他）。E.格尔兰德：《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Geschischte des Lateinischen Kaiserreiches von Konstantinoppel），I，92（卡洛扬在盛怒之下，下令杀死他的战俘）。尼克夫：“13世纪以来的保加利亚外交”，《保加利亚历史文库》，I（1928），104（鲍德温被俘，被押送至特尔诺沃，在那里被监禁起来，并死在狱中）；这一信息是以英诺森三世的书信集为根据的；米涅编：《拉丁教父文献全集》，CCXIV，148。

注1512 见H.克雷施梅尔，《威尼斯》，I，321、412。

注1513 H.格尔泽：《拜占庭帝国史概要》，1042。

注1514 Th.I.乌斯宾斯基：《第二保加利亚王国的建立》，250。

注1515 “约翰·亚琛二世统治时期保加利亚大主教区的重建”（“The Regneration of the Bulgarian Patrirachte Under the King John Asen II”），《公众教育部杂志》，CCXXXVIII（1885），I，9。

注1516 乔治·阿克罗波利塔：《年代纪》，XIII；收于《名著集》（Opera Omnia），A.海森柏格编，23—24。

注1517 见J.A.布孔《法兰克人占领地历史研究与资料》（Recherches et matériaux pourservir á une histoire de la domination française），II，211。

注1518 P.尼克夫：《保加利亚史料集和保加利亚教会史研究》，8（重印本）。

注1519 尼克夫：“13世纪以来的保加利亚外交”，《保加利亚历史文库》，I（1928），108。

注1520 这一年代，即1208年，是在若干年前由A.海森伯格所确定的，见《关于拉丁帝国与教会联合的新问题》，II，5—12；

注1521 “Theodorus，in Christo Deo fidelis Imperator et moderator Romeorum et semper augustus，Comnenus Lascarus”。见G.L.F.塔菲尔和G.M.托马斯《威尼斯共和国的古代贸易及国家历史文献》，II，205。

注1522 关于中世纪尼西亚的最好的资料及其完整的参考书目录，见J.索尔赫（J.Sölch）“比提尼亚居民区历史地理研究，尼科米底、尼西亚、普鲁萨”（“Historisch-geographische Studien über bithynische Siedlunger.Nikomedia，Nikäa,Prusa”），《拜占庭和当代希腊研究Ｆ年鉴》，I（1920），263—286。亦见R.雅南“尼西亚。历史和地志研究”（“Nicée.Étude historique et topographique”），《东方之声》，XXIV（1925），482—490。安得列瓦：《13世纪拜占庭宫廷文化论文集》，19—21。

注1523 《朝圣地之地理描述》（Indications sur les lieux de Pelerinage），C.舍费尔译：《东方拉丁文献档案》，I，590。

注1524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波恩版，318。维拉杜安：《君士坦丁堡征服记》，304。

注1525 尼斯福鲁斯·布莱米底斯（Nicephorus Blemides）：《传记与诗词》（Curriculum vitae e carmina），A.海森伯格编，113，vss.22—24。

注1526 Th.I.乌斯宾斯基：“关于巴黎国家图书馆珍藏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著作的手稿”（“On the Manuscripts of the History of Nicetas Acominatus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aris”），《公众教育部杂志》，CXCIV（1877），77。

注1527 印于萨塔斯C.Sathas《中世纪希腊文献目录》（Biblion theca graeca medii aevi），I，139以下。

注1528 见H.格雷古瓦“尼西亚圣母升天教堂的真正名称及其建立年代。新的最后的定论”（“Le véritable nom et la date de l’église fe la Domition à Nicée.Un texte nouceau et décisif”），《纪念亨利·皮朗文集》，I，171—174。亦见夏尔·迪尔《拜占庭艺术手册》，II，520—521、908；格雷古瓦的文章出现得太晚了，乃至于迪尔无法引用。见 O.M.多尔顿《东方基督教艺术》，285。

注1529 M.阿尔帕托夫和I.布鲁诺夫（M.Alpatov and I.Brunov）：“东方旅行简报”（“A Brief Report of a Journal to the East”），《拜占庭年鉴》，XXIV（1923—1926），61，迪尔：《拜占庭艺术手册》，II，11—12。

注1530 海森伯格：《关于拉丁帝国历史的新问题》（Neue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lateinischen Kaisertums），II，11—12。

注1531 萨塔斯：《中世纪希腊文献目录》，I，99、105、107。

注1532 E.格兰：《皇帝鲍德温一世与亨利统治下的历史》（Geschichte der Karser Baldwin I.und Heinrich），102—114。格尔兰德的著作问世后，L.纽豪斯（Neuhaus）的论著《拜占庭拉丁帝国的两位恺撒，安茹伯爵亨利的摄政统治政策》（Die Reichsverwesenschaft und Politik des Grafen Heinrich von Anjou，des zweiten Kaisers im Lateinerreiche zu Byzanz）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了。

注1533 乔治·阿克罗波利塔：《年代纪》，chap.10；海森伯格编，17。

注1534 见G.德热法尼翁：“卡帕多细亚碑铭志和尼西亚的希腊帝国史”，《东方基督教杂志》，I（1935），242—243。P.威特克（P.Wittek）：《门泰谢酋长国，13—15世纪西部小亚细亚历史研究》（Das Fürstentum Mentesche.Studie zur Gescgucgte Westkleinasiens im 13—15.Jahrhundert），1—23。M.F.科普鲁鲁（M.F.Köprülü）：《奥斯曼帝国的起源》（Les Origines de l’Empire Ottoman），35—37。P.威特克：《奥斯曼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Ottoman），16—32。

注1535 萨塔斯：《中世纪希腊文献目录》，I，129—136。

注1536 迈克尔·阿克米那图斯文集，兰普罗斯编，II，353及以下。

注1537 乔治·阿克罗波利塔：《年代纪》，chap.15；海森伯格编，27。

注1538 格兰：《皇帝鲍德温一世与亨利统治下的历史》，216。

注1539 格兰：《皇帝鲍德温一世与亨利统治下的历史》，216。

注1540 Brachium Sancti-Georgii，即博斯普鲁斯海峡。

注1541 《高卢与法国历史文献汇编》（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Gaules et de la France）（第2版，1879年），XVIII，530—533。

注1542 见M.P.拉沃尔（M.P.Lauer）“最新发现的君士坦丁堡皇帝、安茹的亨利写给意大利使者的一封信（1213年?）”（“Une letter inédite d’Henri Ier d’Angre，empereur de Constantinople，aux prélates italiens,1213?”），《纪念M.古斯塔夫·施伦伯格文集》（Mélanges offerts à M.Gustav Schlumberger），I，201。我不知道拉沃尔为什么确定此信写于1213年（第194页），亨利自帕加马所发信件的签字日期是1212年1月13日。

注1543 见伽得内尔《尼西亚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个流亡帝国的历史》，85—86。格兰德：《皇帝鲍德温一世与亨利统治下的历史》，118—119。有时，人们说，狄奥多勒一世的政治活动在小亚细亚南部也很成功，他在这里夺取了地中海岸边的阿塔利亚城。（见N.约尔加《奥斯曼帝国史》[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es]，I，120和格兰：《皇帝鲍德温一世与亨利统治下的历史》，I，246。）但是，这是一个错误，因为人们错误地判断了在阿塔利亚发现的一个碑铭志（可能是在915—916年）出现的时间。见H.格雷古瓦《小亚细亚的希腊基督教碑铭集》（Recueil des inscriptions greques chrétiennes d’Asie Mineure），I，104。亦可见A.A.瓦西列夫《拜占庭与阿拉伯人》，II，153。

注1544 埃弗莱米乌斯·莫那赫斯（Ephaemius Monachus）：《皇帝和牧首本纪》（Imperetorum et patriarcharum recensus），V，7735，波恩版，312。

注1545 格兰：《皇帝鲍德温一世与亨利统治下的历史》，251。

注1546 伽得内尔：《尼西亚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个流亡帝国的历史》，93。

注1547 迈克尔·阿科尼米那图斯文集，兰普罗斯编，150、151、276、354。

注1548 大多数作者认为瓦塔泽斯逝于1254年。见梅里亚拉基斯《尼西亚帝国与伊庇鲁斯君主国历史》，412。亦见伽得内尔《尼西亚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个流亡帝国的历史》，192，作者提到他死于1255年10月13日。在《剑桥中世纪史》，IV，430，提到他的去世年代为1254年。

注1549 “13世纪伊庇鲁斯主教书信集”（“Epirotica saeculi xiii”），见《拜占庭年鉴》，III（1896），239—299。

注1550 伽得内尔：《尼西亚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个流亡帝国的历史》，93。

注1551 关于彼得·德库尔特奈之死的最新作品，见伽得尔内上引书，94；W.米勒（W.Miller）：《利凡特的拉丁人》，82—83；《剑桥中世纪史》，IV，427；尼可夫（Nikov）：《保加利亚史料集和保加利亚教会史研究》，40。

注1552 “保加利亚大教区的重建”（“The Regeneration of the Bulgarian Patriarchate”），《公共教育部杂志》，CCXXXVIII（1885），21。

注1553 见梅里亚拉基斯《尼西亚帝国与伊庇鲁斯君主国历史》，125页注2。

注1554 米勒：《利凡特的拉丁人》，83。

注1555 此处是希腊语的拉丁化拼音，即“自治的”。——译者

注1556 乔治·阿克罗波利塔：《年代纪》，chap.21；海森伯格编辑，33。

注1557 J.B.皮特拉（J.B.Pitra）：《所罗门修士所编教会与古典著作文选》（Analecta sacra et classica spicilegio Solesmensi parata），VI，尤其114、488—490。见M.S.德里诺夫（M.S.Drinov）“关于底米特里·科玛特努斯一些作品的史料价值”（“On Some Works of Demetrius Chomatianos as Historical Material”），《拜占庭年鉴》，II（1895），II页注1。

注1558 瓦西列夫斯基：“13世纪伊庇鲁斯主教书信集”，《拜占庭年鉴》,III（1896），285。

注1559 瓦西列夫斯基:“13世纪伊庇鲁斯主教书信集”，《拜占庭年鉴》,III（1896），299。

注1560 “保加利亚大教区的重建”，《公众教育部杂志》，CCXXXVIII（1885），18—19。

注1561 有时候，人们认为萨洛尼卡帝国建立于1223年。

注1562 此处我们不拟讨论特拉布松帝国的情形。

注1563 布凯（Bouquet）：《高卢及法兰西历史学家文集》（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Gaules et de La France），XIV，754。

注1564 中世纪保加利亚称王者（皇帝）为“沙皇”，与后来俄罗斯对王者的称呼是一样的。——译者。

注1565 《保加利人史》（A History of the Bulgars），F.布鲁恩（F.Bruun）和V.帕拉佐夫（V.Palauzov）译，333。V.兹拉塔尔斯基：“约翰·亚琛二世”（“John Asen II”），《保加利亚历史文献》（Bulgarian Historical Library），III，1—55。

注1566 乔治·阿克罗波利塔：《年代纪》，chap.25；海森伯格编辑，43。

注1567 此处用词是Tsargrad（沙皇之都，帝都）。

注1568 乔治·阿克罗波利塔称这支骑兵为斯基泰人，见《年代纪》，chap.25；海森伯格编，42。另一些人认为他们是摩尔多—瓦拉几亚人（Moldo-Wallachs）。见O.塔弗拉里《14世纪萨洛尼卡的兴起》，217—218。

注1569 德里诺夫：“底米特里·克马提亚诺斯的一些作品”（“Some Works of Demetrius Chomatianos”），《拜占庭年鉴》，II（1895），3页注1。塔弗拉里：《14世纪萨洛尼卡的兴起》，219。

注1570 A.波戈丁（A.Pogodin）：《保加利亚史》（A History of the Bulgaria），87。吉莱切克：《保加尔人史》，337。

注1571 G.伊林斯基：“保加利亚沙皇约翰·亚琛二世的令状”，《君士坦丁堡俄罗斯考古研究所通报》，VII，2（1901）。见波戈丁《保加尔人史》，88。

注1572 “保加利亚大主教区的重建”，《公众教育部杂志》，CCXXXVII（1885），30。

注1573 A.梯也尔（A.Theiner）（Vetera monumenta historica Hungariam sadram illustrantia），I,140（no.CCXLIX）。见L.奥弗来（Auvray）《格列高利九世书信集》（Les Registres de Gregoire IX），II，217。

注1574 J.于拉尔德－布莱霍尔（J.Huillard-Bréholles）：《皇帝弗里德里希外交史导论》（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iplomatique de l’empereur Frédéric II），DLVII。

注1575 M.阿马利（M.Amari）：《西西里穆斯林史》（Storia dei Musulmani de Sicilia）,III（2）,616；（第2版,1937年） ，628。

注1576 E.坎塔洛维兹（E.Kantarowiez）：《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Kaiser Friedrich der Zweite），613。

注1577 C.H.哈斯金斯：《中世纪科学史研究》，242。

注1578 W.诺登（W.Norden）：《教宗统治与拜占庭》，322。

注1579 这里的“正教”就是在中国民间概念中的“东正教”，但由于国人通常容易将“东正教”与俄罗斯正教会相混淆，因此，这里只译为正教，以强调它的拜占庭性质。这里的“公教”亦指国人通常所谓“天主教”，但天主教是中国近代传教士的译法，并不是Catholic这个词的恰当翻译，因此，此处做“公教”。实则指罗马教廷和公教会。——译者

注1580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拜占庭历史》,II，7，3，波恩版，I，45。

注1581 该诗的全文见A.海森伯格所编《巴列奥洛格时期的历史和文献》（Aus der Geschichte und Literature der Palaiologenzeit），100—105。其中头八行亦见于舒伦伯格的文章“葬于瓦伦西亚的一位拜占庭皇后之墓”（“Le Tombeau d’une impératrice Byzantine à Valence”），《两个世界杂志》，17（1902年3月）；该诗亦见于舒伦伯格的《拜占庭与十字军，中世纪论文》（Byzance et Croisades,Pages médiévales），64。亦见伽得内尔的英文版著作《尼西亚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个流亡帝国的历史》，308。

注1582 舒伦伯格：《拜占庭与十字军》，57—58。夏尔·迪尔：“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康斯坦丝，尼西亚的皇后”（“Constance de Hohenstaufen，Impératrice de Nicée”），《拜占庭人物传》，II，207—225。C.马林内斯库（C.Marinescu）：“关于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康斯坦丝，尼西亚皇后的新资料”（“Du Nouveau sur Constance de Hohenstaufen， Impératrice de Nicée”），《拜占庭》（布鲁塞尔），I，（1924），451—468（一些从巴塞罗那档案中发现的新文献）。

注1583 于拉尔德－布莱霍尔：《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外交史导论》，dxvii—dxviii。于拉尔德－布莱霍尔：《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大臣彼得·德拉维涅的生活及其信件》（Vie et correspondence de Pierre de la Vigne ministre de l’empereur Frédéric II），241—242。伽得内尔：《尼西亚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个流亡帝国的历史》，172—173。

注1584 于拉尔德－布莱霍尔：《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外交史导论》，VI，685、686。

注1585 该文的希腊文本见于N.费斯塔（Festa）编“弗里德里希皇帝的希腊文信件”（“Le lettere greche di Federigo II”），《意大利国家历史档案》，XIII（1894），22。F.迈克洛希奇（F.Miklosich）和J.米勒（J.Müller）：《希腊中世纪外交文献》（Acta et diplomata graeca medii aevi），II（1865），72。其拉丁文本见于拉尔德－布莱霍尔《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外交史导论》，VI，772。

注1586 费斯塔：“弗里德里希皇帝的希腊文信件”，《意大利国家历史档案》，15—16；迈克洛希奇和米勒：《希腊中世纪外交文献》，II，68—69。

注1587 费斯塔：“弗里德里希皇帝的希腊文信件”，27；迈克洛希奇和米勒：《希腊中世纪外交文献》，II，74—75；于拉尔德—布莱霍尔：《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外交史导论》，921—922。

注1588 费斯塔：“弗里德里希皇帝的希腊文信件”，《意大利国家历史档案》，25；迈克洛希奇和米勒：《希腊中世纪外交文献》，75。

注1589 迪尔：《拜占庭人物传》，II，220。

注1590 该城位于两河地区，古名狄奥多西。——译者

注1591 巴黎的马休（Mattthew of Paris）：《马略尔卡编年史》（Chronica Majora），H.R.卢瓦德（H.R.Luard）编，V，37—38；该文献也见于K.帕茨编《德意志历史遗产，书信集》（Monuments Germaniae Historica Scriptores），XVIII， 301—302。F.马登（F.Madden）编：《盎格鲁编年史》（Historia Anglorum），III，38—39。

注1592 见P.佩里奥特（P.Pelliot）“蒙古人与教宗”（“Les Mongols et la Papauté”），《东方基督教杂志》，XXIV（1924），330—331；XXVII（1931—1932），3—84。B.阿尔塔内（B.Altaner）：《13世纪多明我会传教活动》（Die Dominikanermissionen des 13 Jahrhunderts）,128。在《盎格鲁编年史》一书中涉及的关于教宗与蒙古人秘密谈判的整个段落都被以红色文字“dubium”标在原文手稿的页边空白处。见巴黎的马休《盎格鲁编年史》，马登编，III，39页注9。

注1593 《剑桥中世纪史》，IV，493。

注1594 E.贝尔格：《英诺森四世书信集》（Les Registres d’Innocent IV），II,113—114（no.4682）;里昂，1248年11月22日。

注1595 Th.乌斯宾斯基：“关于巴黎国家图书馆珍藏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历史著作的手稿”，《公众教育部杂志》，XIX（1877）,76。J.B.帕帕多布鲁斯：《狄奥多勒二世拉斯卡利斯，尼西亚皇帝》，43。

注1596 见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II，1，2；波恩版，I，24。乔治·阿克罗波利塔：《纪念约翰·瓦塔泽斯的诗文集》（Epitaph in Memory of John Vatatzes）；见《作品集》，海森伯格编，II，12。亦见《匿名编年史》（Ἀνωνύμου Σύνοψις χρονική），载萨塔斯《中世纪希腊文献目录》，VII，509。

注1597 海森伯格：“仁慈的约翰·瓦塔泽斯皇帝”（“Kaiser Johannes Batatzs der Barmherzige”），《拜占庭杂志》（德文），XIV（1905），160、162。N.费斯塔：“ 关于仁慈者圣约翰传记的一个设想”（“A Propos d’une biographie de St.Jean le Miséricordieux”），《拜占庭年鉴》，XIII（1906），5、9、18；伽得内尔：《尼西亚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个流亡帝国的历史》，195—196。安得列瓦：《13世纪拜占庭宫廷文化论文集》，24。

注1598 大主教塞尔吉乌斯（Sergius）：《东方教会完全礼仪日历》（The Complete Liturgical Calendar [Menologion] ） （第2版，1901年），II，344。

注1599 W.米勒：“尼西亚皇帝及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剑桥中世纪史》，IV，500。

注1600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III，1，1；波恩版，I，55。乔治·阿克罗波利塔：《年代纪》，chap.53；海森伯格编，I，105。

注1601 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信件集》（Epistulae），CCXVII;N.费斯塔编，59。

注1602 米勒：“尼西亚皇帝及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剑桥中世纪史》，IV，505。

注1603 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Theodore Lascaris）：《书信集》（Epistulae）；XLIV，费斯塔编，59、119—120。

注1604 帕帕多布鲁斯：《狄奥多勒二世拉斯卡利斯，尼西亚皇帝》，180。

注1605 安得列瓦：《13世纪拜占庭宫廷文化论文集》，50—54、105。

注1606 乔治·阿克罗波利塔：《年代纪》，62；海森伯格编，126—127。

注1607 伽得内尔：《尼西亚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个流亡帝国的历史》，226。

注1608 乔治·阿克罗波利塔：《年代纪》，chop.69；海森伯格编，143。

注1609 见M.安得列瓦的十分准确的描述文章“尼西亚宫廷接待鞑靼人使节仪式”（“The Reception of the Tartar Ambassadors at the Nicene Court”）,《康达可夫纪念文集》，187—200；安得列瓦：《13世纪拜占庭宫廷文化论文集》，71—72。

注1610 米勒：“尼西亚皇帝及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剑桥中世纪史》，501、506。

注1611 安得列瓦：《13世纪拜占庭宫廷文化论文集》，107。

注1612 G.芬利：《希腊史》，H.F.托泽（H.F.Tozer）编，III，328。

注1613 伽得内尔：《尼西亚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个流亡帝国的历史》，248。

注1614 乔治·阿克罗波利塔：《年代纪》，chap.81；海森伯格编，171。

注1615 《关于他的生平》（De vita sua opusculum）,par.VII，见《基督教学报》（Christianskoe čtenie）,II（1885）,534;上书的俄文版本，554—555；法文版本见C.查普曼《迈克尔·巴列奥洛格，拜占庭帝国的光复者》（Michel Paleologue，restaurateur de l’Empire Byzantin），171。M.邓迪亚斯不同意曼弗雷德曾经在佩拉戈尼亚战场上与同盟军同遭惨败的说法，见“西西里的曼弗雷德国王及佩拉戈尼亚战役”（“Le Roi Manfred de Sicile et la Bataille de Pelagonie”），《纪念夏尔·迪尔研究文集》，I，55—60。

注1616 关于这一协议的最好的一篇文章，见C.曼弗洛尼（Manfroni）《热那亚人与拜占庭帝国及突厥人的关系》（Le relaxioni fra Genova l’Impero Bizantino e i Turchi），791—809。该文也见于《意大利国家历史档案》，VII，《热那亚法律文献集》（Libre jurium reipublicae Monumenta）,I，cols.1350—1359。W.海德：《中世纪利凡特贸易史》（Histoire du commerce du Levant au moyen âge），I，427—430。G.卡洛（Caro）：《中世纪的热那亚及其地中海贸易，1257—1311年》（Genua und die Machte am Mittelmeer,1257—1311）。米勒:“尼西亚皇帝及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剑桥中世纪史》，IV，510—511。查普曼：《迈克尔·巴列奥洛格，拜占庭帝国的光复者》，42。G.布拉提亚努（G.Brătianu）:《13世纪热那亚人在黑海的商业活动研究》（Recherches sur le commerce génois dans la mer Noire au XIII siécle），81—83。布拉提亚努：“黑海研究”（“Etudes pontiques”），《东南欧历史杂志》，XXI（1944），39—52。

注1617 E.H.伯恩（E.H.Byrne）：“叙利亚的热那亚人殖民地”（“The Geneese Colonies in Syria”），《致达那·C.蒙罗的十字军和其他方面的历史论文集》（The Crusades and Other Historical Essays Presented to Dana C.Munro），160。

注1618 米勒：《利凡特的拉丁人》，115。

注1619 格莱雷戈维乌斯《中世纪雅典城史》，I，412。

注1620 格尔泽：《拜占庭帝国史概要》，1049。

注1621 乔治·阿克罗波利塔：《年代纪》，chap.88；海森伯格编，I，188。

注1622 乔治·帕奇梅雷斯（Geoge Pachymeres）：《论迈克尔·帕列奥洛格》，I，149。见P.雅克文克（P.Yakovenke）《拜占庭令状研究，关于开俄斯岛的新修道院令状》（Studies in the Domain of Byzantine Charters。The Charters of the New Monastery in the Island of Chios），133—135。

注1623 《圣索菲亚教堂》（Hagia Sophia），I，25。

注1624 “拉丁人和圣索菲亚大教堂”，《美国考古学评论》，XXXIX（1935），458—459、473—474。斯威福特：《圣索菲亚教堂》，87—88、113—119，特别是118—119。

注1625 塔菲尔和托马斯：《威尼斯共和国的古代贸易及国家历史文献》，I，508—510。

注1626 海森伯格：《关于拉丁帝国历史的新问题》，I，48—50，par.37—38（海森伯格的文件中误写为32—38）。亦见该书7—8。

注1627 同上书，8。

注1628 海森伯格：《关于拉丁帝国历史的新问题》，II，5—6、25—35。

注1629 海森伯格：《关于拉丁帝国历史的新问题》，III，21—23，par.16，P.56。亦见兰格（Gerland）《拉丁帝国史》（Geschichte des Loteinischen kaiserreiches），233—243。

注1630 尼斯福鲁斯·布莱米底斯：《传记与诗词》,VII;海森伯格编，7。

注1631 英诺森三世：《书信集》，XI，47；米涅编：《拉丁教父文献全集》，CCXV，1372。

注1632 教宗与哲曼努斯二世之间的通信可见于巴黎的马休所著《马略尔卡编年史》中，罗阿尔德编，III，448—469，亦见J.D.曼西《新编圣公会议文集》，XXIII，47—62。这两封信的希腊文原文收于萨塔斯《希腊中世纪文献目录》，II，39—49。巴黎的马休错误地将这两封信的写作时间定为1237年。见伽得内尔《尼西亚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个流亡帝国的历史》，165—166。G.戈鲁博维奇（G.Goluborich）：《圣地与东方方济各会文献目录集》（Bibliotheca biobibliographica della Terra Sante et dell’Oriente Francescano），I，161—162；II，510—512。亦见戈鲁博维奇“对拉丁人和希腊人分析，即格列高利九世的使节对于在比西尼亚的尼西亚和吕底亚的尼姆菲所发生事件的报告”（“Disputatio Latinorum et Graecorum seu relatio apocrisariorum Gregorii IX de gestis Nicaeae in Bithynia et Nymphaeae in Lydia”），《方济各会历史档案》，XII（1919）,418—424。阿尔塔内：《多米尼克修士团》（Die Dominikanermissionen） ，16。我们显然占有一部涉及牧首哲曼努斯二世的极好专著，是用现代希腊文写的，即S.N.罗格帕提斯（S.N.Logopatis）《哲曼努斯二世，尼西亚帝国的君士坦丁堡牧首（1224—1240年），他的生活及教谕》（Γερμαν ὸςὁ Β’，πατριάρχης Κωνσταντινου πόλεως Νικαίας（1224—1240）.Βίος，συγγράμματα καὶ διδασκαλία αὺτοὺ）（1919年，雅典）。亦见H.斯托克的评论，《拜占庭与当代希腊年鉴》。I，（1920），186—189。但笔者从未曾见过这部书。

注1633 尼斯福鲁斯·布莱米底斯：《传记与诗词》，海森伯格编：xl—xlii。

注1634 曼西：《新编圣会议文集》，XXIII，279—319；戈鲁博维奇：《圣地与东方方济各会文献目录集》,I，163—169。关于“拉丁人与希腊人之争”文献的最完整版本，见戈鲁博维奇《圣地与东方方济各会文献目录集》，XII（1919），428—465。

注1635 曼西：《新编圣公会议文集》，XXIII,306。戈鲁博维奇：《圣地与东方方济各会文献目录集》，XII，463—364。见诺登《教宗统治与拜占庭》，350—352。

注1636 巴黎的马休：《马略尔卡编年史》，罗阿尔德编，IV，434。

注1637 英诺森三世：《东方问题》，280。

注1638 此信见诺登《教宗统治与拜占庭》，756—759（附录：no.XII）。

注1639 这一记载见于乔治·阿克罗波利塔所著《年代纪》，chap.53；海森伯格编，106—107。在他的自传中，布莱米底斯说是他拒绝了皇帝的任命；见《传记与诗词》，海森伯格编，chap.XLIII—XLV，41—45。海森伯格遵循了阿克罗波利塔的意见（XX），我们也如此认为。巴尔维诺克（Barvinok）反对阿克罗波利塔的意见，同意布莱米底斯的说法，见《尼斯福鲁斯·布莱米底斯及其著作》（Nicephorus Blemmydes and His Works），49—54。

注1640 诺登：《教宗统治与拜占庭》，378—379；L.布莱耶尔：“希腊与拉丁教会联合的企图”（“Attempts at Reunion of the Greek and Latin Churches”），《剑桥中世纪史》，IV，609。

注1641 F.施里曼：“关于拜占庭对亚历山大四世的政策”（“Zur Byzantinischen Politik Alexanders IV”），《罗马研究季刊》，XXII（1908）,108—131。作者从梵蒂冈的档案中找到公布了12卷有关尼西亚与罗马于1256年谈判的文献。

注1642 施里曼文章：《罗马研究季刊》，XXII（1908），14—15（no.II）。在这些文献中，多次提到皇帝Caloihannes（即瓦塔泽斯）的名字。

注1643 乔治·阿克罗波利塔：《年代纪》，chap.67；海森伯格编，139—140。在《剑桥中世纪》（IV，505）中有一处错误的论述，说：“在接见教宗的全权大使毫无结果时，随后皇帝叫阿克罗波利塔摆脱他们。”

注1644 诺登：《教宗统治与拜占庭》，382—383。亦见R.雅南对于拉丁占领下的许多教堂和修道院的特别有趣的记载：“拉丁占领下的拜占庭诸圣所”（“Le Sabctuaries de Byzance sous la somination latine”），《拜占庭研究杂志》，II（1945），134—184。

注1645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II，6,2；波恩版，I，42。

注1646 狄奥多里·斯库塔里奥特（Theodori Scutariotae）：《乔治·阿克罗波利塔之历史的增补篇》（Addimenta ad Georgii Acropolitae Historiam）；A.海森伯格编，285—286。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II，6,2；波恩版，I，42。

注1647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II，6,2；波恩版，I，42。

注1648 同上。

注1649 乔治·阿克罗波利塔：《年代纪》，chap.52；海森伯格编，I，105，第3—5行。

注1650 帕帕多布鲁斯：《狄奥多勒二世拉斯卡利斯，尼西亚皇帝》，70。安得列瓦：《13世纪拜占庭宫廷文化论文集》，102—103。

注1651 乔治·阿克罗波利塔：《年代纪》，chap.52；海森伯格编，I，105，第1—3行。

注1652 乔治·阿克罗波利塔：《年代纪》，chap.75，海森伯格编，I，154—155。亦见乔治·帕希梅利斯（George Pachymeres）《迈克尔·帕列奥洛格》（De Michaele Palaeologo），I，15；波恩版，I，40。

注1653 帕帕多布鲁斯：《狄奥多勒二世拉斯卡利斯，尼西亚皇帝》，79—81。米勒，“尼西亚皇帝及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剑桥中世纪史》，IV，504。安得列瓦：《13世纪拜占庭宫廷文化论文集》，102、108—110、116。

注1654 《信件集》，XLLV，费斯塔编，57—58。

注1655 塔菲尔和托马斯：《威尼斯共和国的古代贸易及国家历史文献》，II，205—207。海德（Heyd）：《中世纪利凡特贸易史》，I，304—305。A.绍布：《至十字军时代末期的地中海罗马人贸易史》，262—263。伽得内尔：《尼西亚的拉斯卡利斯王朝：一个流亡帝国的历史》，95，该书错误地将这一协议签订的时间定为1220年8月。

注1656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II，6,4；波恩版，I，43。转引自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希腊－罗马法法制史》，III，574。

注1657 塔菲尔和托马斯：《威尼斯共和国的古代贸易及国家历史文献》，II，320；关于该协议的原文，亦见该书，320—322。

注1658 乔治·阿克罗波利塔：《年代纪》，chap.48，海森伯格编，I，86—88。海德：《中世纪利凡特贸易史》，I，307。绍布：《至十字军时代末期的地中海罗马人贸易史》，263。

注1659 “Λόγος τὰνκαθ’ἑαυτὸν περιέχοων”，米涅：《希腊教父著作全集》，CXLII，21。I.E.特罗斯基（I.E.Troizky）：“塞浦路斯的乔治之自传”，《基督教学报》，II（1870）,167、169—170。

注1660 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论自然的联合》（De naturali communione），V，2。米涅编：《希腊教父著作全集》，CXL，1354。J.德莱赛克：“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拜占庭杂志》（德文），III（1894）,500。

注1661 狄奥多里·斯库塔里奥特：《乔治·阿克罗波利塔之历史的增补篇》；A.海森伯格编，295。

注1662 关于布莱米底斯的最好的传记作品，见海森伯格的“论尼斯福鲁斯·布莱米底斯的生活及其写作”（“Dissertatio de vita et scriptis Nicephori Blemmydae”），收于海森伯格所编《传记与诗词》一书，ix—xxv；V.巴尔维诺克（V.Barvinok）：《尼斯福鲁斯·布莱米底斯及其著作》（Nicephorus Blemmydes and His Works），1—84。L.布莱耶尔：“布莱米底斯”（“Blemmydes”），《基督教历史和地理辞典》，IX，178—182。M.卡拉皮佩雷斯（M.Karapiperes）：《尼斯福鲁斯·布莱米底斯，他的学习与教学生涯》（Νικηφόρος Βλεμμύδης ὡς παιδαγωγὸς καί διδάσκαλος），但我未曾读过此书。

注1663 米涅编：《希腊教父著作全集》，CXLII，633、657、659、667。

注1664 同上书，613、659。

注1665 巴尔维诺克：《尼斯福鲁斯·布莱米底斯及其著作》，297。

注1666 “评V.I.巴尔维诺克的著作”，见《1912年获金奖报告汇编》（Sbornik otcětov o premiyach I nagradach za 1912 ）god），（1916）,108、111。

注1667 J.E.特罗斯基：“阿瑟尼乌斯,君士坦丁堡和尼西亚的牧首及阿瑟尼乌斯派”（“Arsemius，Patriarch of Nicaea and of Constantinople”），《基督教学报》,II（1869）,851。（此条注释所提J.E.特罗斯基与前面[原书第549页注4]提到的I.E.特罗斯基疑是一人，或许原书有误。——译者）

注1668 笔者原来是赞同乌斯宾斯基的观点的。见A.A.瓦西列夫《拉丁人在利凡特的活动》，45；参见安得列瓦《13世纪拜占庭宫廷文化论文集》，9—10。

注1669 海森伯格编：《传记与诗词》，lxviii。

注1670 其中一首六步韵体（20行）的铭文，用于纪念约翰·瓦塔泽斯重修士麦拿城墙（1222年）的功绩，被认为是H.格雷古瓦赠给布莱米底斯的。见《希腊基督教会铭文集》，22—23，并见注释81—82。格雷古瓦文章：《拜占庭》（布鲁塞尔），V（1930），783—784（784页注1，注释81—82应阅读注84）

注1671 安得列瓦：《13世纪拜占庭宫廷文化论文集》，100。

注1672 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书信集》，LXXX；费斯塔编，107。

注1673 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书信集》，CCXVII；费斯塔编，271—272。

注1674 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书信集》，CCXVII；费斯塔编，271；亦见狄奥多里·斯库塔里奥特《乔治·阿克罗波利塔之历史的增补篇》，海森伯格编，291。

注1675 亦见J.B.帕帕多布鲁斯“教师的劝谕，狄奥多勒二世·拉斯卡利斯未出版的作品”（“La Satire du Précepteur，oeuvre inédited de Theodore II Lascaris”），《第二次国际拜占庭研究大会报告》（1929），27。

注1676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478。

注1677 A.海森伯格：《文选，关于意大利的拜占庭编年史手稿的报告》（Analecta，Mitteilungen aus italienischen Handschriften byzantinischer Chronographen），32—33。海森伯格：《关于拉丁帝国历史的新问题》，I，5—7；其中可见到关于约翰·梅萨利特的完整作品目录，3。

注1678 海森伯格：《文选，关于意大利的拜占庭编年史手稿的报告》，24—25。海森伯格：《君士坦丁堡的圣使徒教堂》，10及以下。

注1679 海森伯格：《文选，关于意大利的拜占庭编年史手稿的报告》，18、37。

注1680 关于伊林尼科斯，见原书第529页。

注1681 海森伯格：《文选，关于意大利的拜占庭编年史手稿的报告》，III。安得列瓦：《13世纪拜占庭宫廷文化论文集》，15。

注1682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768。海森伯格：《文选，关于意大利的拜占庭编年史手稿的报告》，III。

注1683 关于这部史诗，见原书第369—370页。

注1684 柏里：《骑士传奇》，5。

注1685 E.莱格兰德：《希腊民间文学目录》，I，125—168。海森伯格的文章是在一部G.梅利阿德斯所著的详细研究中世纪希腊传奇文学、并含注释和词汇解释等的著作中重印的，该书即《12世纪的传奇贝尔山德罗与赫利山查》（Βέλθανδρος καὶ Χρνσάντζα，Μυθιστόρημα Ⅻ αἰῶνος）。见《拜占庭与当代希腊研究杂志》，VI（1928），270。

注1686 莱格兰德：《希腊民间文学目录》，V.421，P.139。

注1687 同上。

注1688 莱格兰德：《希腊民间文学目录》，vss.492—494，P.141。

注1689 同上书，vss.537—538，P.142。

注1690 同上书，V.724，P.148。

注1691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858—859。

注1692 见T.瓦尔顿（T.Warton）《英国诗歌史》（History of English Poetry），W.C.哈茨利特（W.C.Hazlitt）编，II，302—303。

注1693 M.吉得尔（Gidel）：《当代希腊文学研究》（Études sur la litérature grecque moderne），123—150；关于这部传奇的整个故事的分析和研究，见105—150。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860。柏里：《骑士传奇》，5—10。

注1694 柏里：《骑士传奇》，10、21—24。

注1695 迪尔：《拜占庭人物传》，II，337。

注1696 《用民间语和韵律诗写成的希腊传奇故事选》（Collection de Romans grecs en langue vulgaire et en vers），S.，兰普罗斯编，1—109。见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855—857。蒙特拉蒂奇：《拜占庭文献史》，191。

注1697 《拜占庭文献史》，93、476。

注1698 瓦西列夫斯基：“13世纪伊庇鲁斯主教书信集”，《拜占庭年鉴》，III（1896），233—299。S.佩特利底斯（S.Pétridès）：“约翰·阿波考库斯，未出版过的书信和其他文献”（“Jean Apokaukos，letters et autres documents inedits”），《君士坦丁堡俄罗斯考古研究所学报》，XIV，2—3（1909），1—32。另外11份与约翰·纳乌帕克图斯的名字有关的文献是由A.帕帕多布鲁－克拉梅乌斯（Papadopulo-Kerameus）编辑的“纳乌帕克图斯大主教约翰·阿波考库斯书信集”（“Συνοδικὰ γράμματα ᾽ιωάννου τοῦ Ἀποκαύκου μητροπλίτου Ναυπάκτου”），《拜占庭杂志》（希腊），I，（1909），3—30（只有原文文献）。至于纳乌帕克图斯的约翰·阿波考库斯的全部著作目录，见M.韦尔恩霍弗尔（Wellnhofer）《约翰·阿波考库斯，纳乌帕克图斯大主教在埃托利亚》（Johannes Apokaukos,Metropolit von Naupaktos in Aetolien）（1155—1233）， 1—5。

注1699 瓦西列夫斯基：“13世纪伊庇鲁斯主教书信集”,《拜占庭年鉴》，III（1896）,234。

注1700 “13世纪拜占庭尚未被人们认识的人物”（“From a Byzantine Backwoods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纪念V.P.布泽斯库尔论文集》（Essays Presented to V.P.Buzeskul），281。

注1701 佩特利底斯：“约翰·阿波考库斯，未出版过的书信和其他文献”,《君士坦丁堡俄罗斯考古研究所学报》，XIV，2—3（1919），1—3。

注1702 韦尔恩威廉霍弗尔：《约翰·阿波考库斯，纳乌帕克图斯大主教在埃托利亚》，68—69。

注1703 《基督教会年代纪》（Annales ecclesiastici），泰奈尔编，XIX，413—415。

注1704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91、770。

注1705 “保加利亚大教区的重建”，《公众教育部杂志》，CCXXXVIII（1885），224—233。E.库尔茨：“乔治·巴尔达内斯，科西拉都主教”（“Georgios Bardanes，Metropolit von Kerkyra”），《拜占庭杂志》（德文），XV（1906），603—613。在更多的近期著作中，乔治·巴尔达内斯曾经被诺登错误地认定是12世纪的人，《教宗统治与拜占庭》，112—113；米勒：《利凡特的拉丁人》，12页注2；哈斯金斯：《中世纪科学史》，212页注113。科戈纳索曾经在他的《曼纽尔·科穆宁死后拜占庭的政治分裂和王朝斗争》（Partiti politic e lotte dinastiche in Bizanzio alla morte di Manuele Comneno），293页及注1中正确地论述了这件事。戈鲁博维奇在既没有看到瓦西列夫斯基的论述，也没有看到过库尔茨的文章时，表达了他的愿望，希望这一复杂问题能在预期的时间内得到解决。《圣地与东方方济各会文献目录集》,170—175。

注1706 迈克尔·阿克罗波利塔文集，兰普罗斯编，II，282—289、289。

注1707 这三位作者在蒙特拉蒂奇的《拜占庭文献史》中并没有被提及。

注1708 此处所用的是犹太历史中的专有名词“大流散”。——译者

注1709 多尔顿：《东方基督教艺术》，19—20。迪尔：《拜占庭艺术手册》，II，735—736。

注1710 这一节的原文见于我的俄文著作《利凡特的拉丁倾向》，56—74，但在该书的英文版和法文版中被忽视了。本节经过修改后以英文发于《拜占庭》（布鲁塞尔），VIII（1933），583—604。在本节中，这一部分做了一些修改。

注1711 “伦巴德人治下意大利封建关系的起源”（“The Origin of Feudal Relations in Lombard Italy”），《公众教育部杂志》，CCVII（1880），137。

注1712 《一位拜占庭时期的作者和政治家——迈克尔·塞勒斯》（A Byzantine Writer and Statesman，Michael Psellus），I，29。

注1713 “11—12世纪君士坦丁堡市地方议会关于分配教会地产（karistikaria）问题的规定和敕令”（“Opinions and Decrees of Constantinopolitan Local Councils of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 Concerning the Distribution of Church Possessions〈Karistikaria〉”），《君士坦丁堡俄罗斯考古研究所学报》，V（1900），5。

注1714 亦见弗斯特尔·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封建制度的起源》（Les Origines du système féodal），I，11,特别是9。

注1715 吉莱切克：《中世纪塞尔维亚国家和社会史》（Staat und Gesellschaft im mittelaterlichen Serbien），I，40—41。亦见P.穆塔弗奇也夫（P.Mutafčiev），《13—14世纪拜占庭的边界领地和士兵》（Vojniški zemi I vojnici v Vizantija prěz）,XIII—XIV，34。

注1716 狄奥多西：《新律》，XXIV；见《狄奥多西丛书》，XVI，T.蒙森和P.梅耶编，II，63。《查士丁尼法典》，XI，60，3。

注1717 “关于拜占庭农民土地所有者的历史”（“On the History of Peasant Landowner”），《公众教育部杂志》，XXV（1883），326。

注1718 见A.马伊可夫（A.Maïkov）：“关于古代塞尔维亚的土地财产”（“On Land Property in Old Serbia”），《俄罗斯历史与古迹研究学会通讯》（Chteniya of the Society of Russian History and Antiquities），I（1860）,28—29，I（1902），注1。

注1719 “拜占庭和南斯拉夫地区普洛尼亚制的意义”（“Significance of Byzantine and South-Slavonic Pronoia”），《纪念V.J.拉曼斯基（V.J.Lamansky）从事学术研究和教授活动25周年关于斯拉夫研究的论文集》，I，22、29。

注1720 塔菲尔和托马斯：《威尼斯共和国的古代贸易及国家历史文献》，I，513。（此处为拉丁文，意为：曼纽尔皇帝逝前将这片采邑授予吾父。——译者）

注1721 塔菲尔和托马斯：《威尼斯共和国的古代贸易及国家历史文献》，II，57。（此处为拉丁文，意为：我们将保持原臣属的税赋负担同以前一样，不超出他们在希腊皇帝治下的份额。——译者）

注1722 关于普洛尼亚制的研究，见穆塔弗奇也夫《13—14世纪拜占庭的边界领地和士兵》，37—61。奥斯特洛戈尔斯基：《普洛尼亚制》（1951），以塞尔维亚文撰写。

注1723 N.苏沃洛夫：《拜占庭年鉴》，XII（1906），227—228。

注1724 见《论拜占庭豁免权的历史》（On the History of Immunity in Byzantium），38、46、63。

注1725 见《论拜占庭豁免权的历史》，6。亦见C.乌斯宾斯基“拜占庭帝国的豁免权”（“Exkuseia-Immunity in the Byzantine Empire”），《拜占庭年鉴》，XXIII（1923），76。

注1726 P.乌斯宾斯基：《基督教的东方，阿索斯山》（The Christian Orient Athos），III（1）,37、295。

注1727 同上书，45、49、298、299。

注1728 P.乌斯宾斯基：《基督教的东方，阿索斯山》（The Christian Orient Athos），51。

注1729 C.乌斯宾斯基：“拜占庭帝国的豁免权”，《拜占庭年鉴》，XXIII（1923）,99。

注1730 A.A.瓦西列夫：“查士丁尼二世于688年9月颁布的一则敕令”（“An Edict of the Emperor Justinian II，September，688”），《史鉴》，XVIII（1943），9。

注1731 C.乌斯宾斯基：《拜占庭史纲要》，187、190—191、195。

注1732 关于修道院豁免权的详细情况，见C.乌斯宾斯基“拜占庭帝国的豁免权”，《拜占庭年鉴》，XXIII，99—117。

注1733 乌斯宾斯基否定这一点；他写道：“拜占庭的豁免权并不是从罗马的豁免制度中继承下来的。”见C.乌斯宾斯基“拜占庭帝国的豁免权”，《拜占庭年鉴》，XXIII，115。

注1734 《新律》，30,5；舍埃尔－克罗尔编，228；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编，I，268。

注1735 H.I.贝尔：“拜占庭属埃及的奴隶制”（“The Byzantine Servile State in Egypt”），《埃及考古杂志》，IV（1917），101—102。A.A.瓦西列夫：《拜占庭帝国史》（法文版），I，208。关于阿庇安家族的情况和它的财产，见E.R.哈尔迪（E.R.Hardy）《拜占庭埃及的大地产》（The Large Estates of Byzantine Egypt）。

注1736 C.乌斯宾斯基：《拜占庭史纲要》，198。

注1737 “拜占庭国家内政史料”（“Materials for the Internal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te”），《公众教育部杂志》，CII（1879），222。另见瓦西列夫斯基《著作集》，IV，319—320。

注1738 C.乌斯宾斯基特别强调这一点，见他的《拜占庭史纲要》，213；亦见N.约尔加“破坏圣像运动的起源”《罗马科学院历史部通报》，XI，（1924），147—148；约尔加：《拜占庭生活史》，II，32—43。夏尔·迪尔和G.马尔赛:《东方世界》，263，特别是注46。这一观点受到G.奥斯特洛戈尔斯基的强烈反对，见他的“论伊苏里亚时期的所谓的改革活动”（“Ueber die vermeintliche Reformätigkeit der Isaürier”），《拜占庭杂志》（德文），XXIX（1929—1930），399页注2。亦见奥斯特洛戈尔斯基“中世纪拜占庭的农业状况”（“Agrarian Conditions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in the Middle Ages”），《剑桥欧洲经济史》，I，208—209。

注1739 夏尔·迪尔《拜占庭兴衰史》，167。

注1740 L.杜切斯内：《大主教手册》，I，497：cum adclamationum earundemque laudium vocibus ipsum Francorum susceperunt regem,obviam illi eius sanctitas dirigens venerandas cruces id est signa,sicut nos est exarchum aut patritium suscipiendum，eum cum ingenti honore suscipi fecit （在教宗哈德良时期，772—795年，对查理大帝的入城式的描述）。E.埃赫曼（E.Eichmann）:“西方皇帝加冕仪式研究，II，关于皇帝加冕礼的地点”（“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abendländischen Kaiserkrönung,II，Zur Topographie der Kaiserkrönung”），《历史学年鉴》，XLV（1925）。E.坎塔罗维茨（E.Kantarowicz）：“‘国王驾临式’和圣萨拜那门上神秘的镶嵌板”（“The ‘King’s Advent’ and the Enigmatic Panels in the Doors of Santa Sabina”），《艺术通讯》（The Art Bulletin），XXVI（1944），211页注23。

注1741 塞奥菲拉克特·西莫加特：《历史》，VIII，2，7；德博尔编，305—306。

注1742 从圣徒的传记中可以发现一些这样的实例，见A.鲁达科夫（A.Rudakov）《以希腊圣徒传记资料为依据的拜占庭文化简史》（Outline in Byzantine Culture Bassed on Data from Greek Hagiography），201—202。

注1743 此处用的是日耳曼传统词汇march，即“马尔克”。——译者

注1744 《拜占庭历史研究》，73。

注1745 《骑士传奇》，17—18。

注1746 J.L.拉蒙特（J.L.La Monte）：《1000—1291年耶路撒冷的拉丁王国中的封建王权》（Feudal Monarchy in the Latin Kingdom of Jerusalem 1000 to 1291），97。

注1747 多迪（Goston Dodu）：《1099—1291年的封建王权史》（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monarchques…1099—1291），36、59。

注1748 见《1000—1291年耶路撒冷的拉丁王国中的封建王权》，xx。《罗曼尼亚法典中所披露的封建制度》（Materials for the Internal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P.W.托平译。（此处的罗曼尼亚，专指君士坦丁堡周围自称为罗马国土的地区。——译者）

注1749 “拜占庭国家内政史料”，《公众教育部杂志》，CCII（1879），415。

注1750 迪尔：《拜占庭兴衰史》，178。

注1751 《关于他的生平》，第8段，收于《基督教学报》，II，535；俄文版，556；法文版见C.查普曼《迈克尔·巴列奥洛格（1261—1282年），拜占庭帝国的光复者》，172。

注1752 W.米勒：《关于拉丁东方的论文》，231。

注1753 T.弗洛林斯基（T.Florinsky）：《14世纪第二季的拜占庭和南斯拉夫人》（The Souther Slaves and Byzantium in the Second Quarter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I，23。

注1754 《巴列奥洛格时期的拜占庭帝国，拜占庭研究》（L’Empire byzantin sous les Paleologues Études Byzantines，Etudes Byzantines），220。

注1755 乔治·帕希梅利斯：《迈克尔·巴列奥洛格》，II，31；收于《拜占庭历史文献大全》，I，161。

注1756 B.A.潘臣克（B.A.Pančenko）：“拉丁人占据的君士坦丁堡和教宗英诺森三世”（“The Latin Constantinople and Pope Innocent III”），《诺沃罗西亚大学历史－哲学协会年鉴》（The Annals of the Historical-Philological Society at the University of Novorossiya），XXI（1914），1。

注1757 Basileus是希腊语对君主的称呼，在中世纪拜占庭，它成为希腊语中与拉丁词“皇帝”（Imperator）的对应词，取代了Imperator的地位。——译者

注1758 此处指本书英文版出版的时代。近几十年来，西方出版了许多研究巴列奥洛格王朝时期的专著，许多资料也得到整理出版。——译者

注1759 《迈克尔·巴列奥洛格》，亦见Th.乌斯宾斯基《拜占庭帝国史》，III，607—656。

注1760 P.雅科文科：《拜占庭文献研究领域文集，开俄斯岛上的新修道院研究》（Studies in the Domain of Byzantine Charters，The Charters of the New Monastery in the Island of Chios），79—80。亦见海森伯格《巴列奥洛格时期的历史和文献》，26（安德罗尼卡二世和他的两个家族姓氏）和图表III（安德罗尼卡二世巴列奥洛格。V.劳伦特：“巴列奥洛格早期皇帝的谱系”（“La Généalogie des premiers Paléologues”），《拜占庭研究》（布鲁塞尔），VIII（1933），125—149。早期巴列奥洛格家族的谱系（11、12世纪），至迈克尔八世和他的兄弟们时期终止，146；比较简明的谱系表，见148—149。另见狄奥多勒·斯潘都吉诺（Theodore Spandugino，1538年以后去世）所记载的不大可靠的巴列奥洛格家族的谱系表，收于C.萨塔斯《中世纪希腊文献目录》，IX，175。

注1761 马其顿王朝统治的时间仅次于巴列奥洛格王朝，延续了189年。

注1762 W.米勒：《雅典的加泰罗尼人》（The Catalans at Athans），4。亦见《利凡特的拉丁人》，176。

注1763 维尔兰塔－伊琳娜死于1317年。见F.科戈纳索：“迈克尔九世巴列奥洛格为蒙斐拉的狄奥多勒一世颁布的金玺诏书”（“Una crisobolla di Michele IX Paleologo per Teodoro I di Monferrato”），《拜占庭研究杂志》（意大利），II（1927），43。

注1764 关于这一主题，见G.I.布拉提亚努（G.I.Brătianu）“关于皇帝迈克尔九世巴列奥洛格与库尔特奈的卡特琳娜的婚姻安排（1288—1295年）”（“Notes sur le projet de marriage entre l’empereur Michel IX Paleologue et Cathrine de Courtenay，1288—1295”），《东南欧历史杂志》，I（1924），59—63。C.马林内斯库：“关于皇帝安德罗尼卡二世的两个儿子与拉丁人公主的婚姻安排的尝试”（“Tentatives de marriage de deux fils d’Andronic II Paléologue avec des princesses latines”），《东南欧历史杂志》，I，139—140。

注1765 安德罗尼卡与德意志公主伊琳娜的第一次婚姻没有留下子嗣。

注1766 科拉·迪里恩佐：《书信集》，A.加布列利（A.Gabrielli）编，收于《意大利历史文集，书信集》中，XIV页注6。

注1767 坎塔库津死于1383年。

注1768 弗洛林斯基：《14世纪第二季的拜占庭和南斯拉夫人》，I，135。

注1769 M.西尔伯施密特（M.Silberschmit）：《土耳其帝国入侵时期的东方问题》，66—68。

注1770 “伊庇鲁斯国君的寡妻与她的儿子”（“Die Wittwe und die Sohne des Despoten Esai von Epirus”），《拜占庭与当代希腊年鉴》，I（1920），4；年谱表，6。在她去世之前，海伦隐居于一个叫作伊波梅尼的女修道院中。一些历史学家称君士坦丁十一世的母亲为伊琳娜，而不是海伦。

注1771 这幅微型画被经常地再版重印。见S.兰普罗斯“巴列奥洛格家族的约翰八世的画像”（Εἰκόνες Ἰωάννου Η᾽ το Παλαιολόγου），《当代希腊的珍藏品》（ ），IV（1907），386—387。兰普罗斯：《拜占庭皇帝，拜占庭皇帝画像辑录》（Empereurs byzantins.Catalogue illustre de la collection de portraits des empereurs de Byzance），53。G.施伦伯格：《拜占庭和十字军》，145，和插图4。

注1772 B.A.潘臣克：《君士坦丁堡的俄罗斯考古研究所收藏铅印目录》（A Catalogue of the Molybdorulla of the Collection of the Russian Archeological Institute in Constantinople），I，133（no.380）。

注1773 乔治·弗兰策：《年代纪》，I，2;波恩版，48—49。

注1774 《皇帝曼纽尔·巴列奥洛格书信集》（Lsttres de l’empereur Manuel Paleologue），E.勒格兰德编，28—29（书信，no.19）

注1775 《皇帝曼纽尔·巴列奥洛格书信集》，E.勒格兰德编，28—29（书信，no.16）。

注1776 迈克尔·杜卡斯：《拜占庭历史》，chap.20；波恩版，100。（这句打油诗的意思似强调面貌之丑陋，“前看是大斋期，后看是复活节”，用现代社会上常用的讽刺语即“背多分”。——译者）

注1777 同上书；波恩版，102。

注1778 贝特朗东·德拉布罗吉耶（Bertrandon de la Broquiere）：《海外之旅》（Le voyoge d’outremer），C.舍费尔编，155。

注1779 P.查拉尼斯：“再论莫迪奥鲁斯加冕问题”（“The Crown Modiolus Oce More”），《拜占庭》（布鲁塞尔），XIII（1938），379、381—382。其中列出的有关资料和论述。1938年，F.多尔格写道，君士坦丁十一世是由一位俗人加冕登位的；《拜占庭史》，XXXVIII（1938），240。在1940年，G.奥斯特洛戈尔斯基说，君士坦丁是在莫里亚被加冕为帝的；《拜占庭国家史》（德文版），408。

注1780 乔治·弗兰策：（George Phrantzes）《年代纪》（Annales），III，1；波恩版，206及其后。

注1781 夏尔·迪尔：《拜占庭人物传》，II，289—290。

注1782 见A.A.瓦西列夫：“论安德列阿斯·巴列奥洛格将拜占庭的权利转移给法国国王查理八世”（“The Transmission by Andreas Palaeologus of the Rights to Byzatntium to the King of France，Charles VIII”），《纪念N.I.卡里夫论文集》（Papers Presented to N.I.Kareev），273—274。关于其文献原文，见方谢曼涅（Foncemagne）《皇家铭文和书法学院纪念文集》（Mémoires de l’Academie royal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XVII（1751），572—577；瓦西列夫俄文译文，见《纪念N.I.卡里夫论文集》，275—278。

注1783 《俄罗斯历史》（A History of Russia），II，150；英译本由C.J.赫加斯（C.J.Hogarth）翻译。

注1784 H.沙德尔（H.Shaeder）：《作为第三罗马的莫斯科；斯拉夫世界政治思想史研究》（Moskau das Dritte Rom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politischen Theorien in der slaveschen Welt），36—37。作者对罗斯史料十分熟悉。

注1785 V.马里宁（V.Malinin）：《埃利亚沙尔修道院的老修士菲罗戴乌斯和他的著作》（The Old Monk of the Monastery of Eleazar，Philotheus，and His Works），见附录部分。

注1786 见L.P.皮埃灵（L.P.Pierling）：《俄罗斯和圣城之围》（La Russie et le Saint-Siége），I，221—239。亦见N.约尔加的重要著作《拜占庭帝国之后的拜占庭》（Byzance après Byzance），26页注5。

注1787 见E.马特内（E.Martene）和U.杜朗（U.Durand）：《新史料集成》（The saurus novus anecdotorum），II，197。见E.若尔丹（E.Jordan）《克莱蒙四世信件集（1265—1268年）》（Les Registres de Clement IV,1265—1268）,61—62（no.224）。W.诺登：《教宗统治与拜占庭》，444页注1。

注1788 E.若尔丹：《安茹家族占领意大利的起因》（Les Origines de la domination angevine en Italie），410、414—415。

注1789 见F.卡拉贝雷丝（F.Carabellese）对于查理在意大利占领地的热情描述，《安茹的查理关于威尼斯与东方的政治和贸易关系的报告》（Carlo d’Anguo ner repporti politici e commerciali con Venezia e l’Oriente），xviii—xxx，该作品是作者的遗作。

注1790 S.W.海德：《中世纪利凡特贸易史》，I，438。W.米勒：“弗凯亚和开俄斯的扎卡利亚家族（1275—1329年）”（“The Zaccaria of Phocaea and Chios”，1275—1329），《关于拉丁东方的论文》（Essays on the Latin Orient），284—285。亦见R.洛佩兹的著作《12世纪的航海国家热那亚。航海者和商人贝内文托·扎卡利亚》（Genova marinara nel deuecento.Benedetto Zaccaria ammiraglio e mercante），II，23—61。

注1791 J.埃伯索尔特：《东方与西方》，34。

注1792 此处所谓“第二次十字军”是指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对埃及发动的第二次进攻，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二次十字军”。——译者

注1793 E.拉维斯（E.Lavisse）：《法国史》（Histoire de France），III（2），101—102。诺登：《教宗统治与拜占庭》，468。

注1794 乔治·帕希梅利斯：《迈克尔·巴列奥洛格》，V，9；波恩版，I，364。

注1795 C.吉莱切克：“德拉斯城市的过去和它的地位”（“The Situation and Past of the City of Drač”），《塞尔维亚地理学会杂志》（Transactions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Serbia），I，2（1912）,6（塞尔维亚语）；德语文献见L.冯·塔洛奇（L.von Thalloczy）编《伊利里亚－阿尔巴尼亚研究》（Illyrisch-albanische Forschungen），161。

注1796 P.都里耶（P.Durrieu）：《那不勒斯的安茹家族的档案，国王查理一世的法令研究》，I，191页注5 。《中世纪阿尔巴尼亚外交文献中的趣事》（Acta diplometa res Albaniae mediae actatis illustrantis），L.冯·塔洛奇，C.吉莱切克和E.德苏弗来（E.de Sufllay）编，I，77（no.270）

注1797 J.A.布孔（J.A.Buchon）：《对莫里亚法兰克人公爵领的最新研究》（Novelles recherches historiques sur la Principauté Français），II，317。

注1798 卡拉贝雷丝：《安茹的查理关于威尼斯人与东方的政治和贸易关系的报告》，XL。这几句话写于1911年。

注1799 C.吉莱切克：《塞尔维亚史》，I，323。

注1800 《意大利档案资料中保留的关于斯拉夫人的历史》（The Italian Archives and Material on the Histoey of the Slaves Preserved in Them）II，67—68。

注1801 同上书，69；并见吉莱切克《保加尔人史》，363。

注1802 关于威尼斯，见卡拉贝雷丝《安茹的查理关于威尼斯人与东方的政治和贸易关系的报告》，xxxiv—xxxviii，106—142。

注1803 遗憾的是，卡拉贝雷丝的作品中并没有系统地提到查理与迈克尔·巴列奥洛格的关系，见《安茹的查理关于威尼斯人与东方的政治和贸易关系的报告》，xxix。作者说：“但是，关于涉及巴列奥洛格的大批文献，无论是出版过的还是未出版过的，我们将随后谈到。”我想作者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完成他的想法。

注1804 见卡拉贝雷丝《安茹的查理关于威尼斯人与东方的政治和贸易关系的报告》，23—24。

注1805 V.劳伦特：“格列高利十世（1271—1276年）及其建立一个反土耳其人同盟的计划”（“Gregiure X〈1271—1276〉et le projet d’une ligue anti-turque”），《东方之声》杂志，XXXVII（1938）,257—273，特别是269。这篇文章取自劳伦特计划中的著作，《第二次里昂会议和迈克尔八世巴列奥洛格的宗教政策》（The Second Council of Lyons and the Religious Policy of Michael VIII Palaelogus）。

注1806 G.L.F.塔菲尔和G.M.托马斯：《威尼斯共和国的古代贸易及国家历史文献》，III，289。（此处）“罗马人的帝国”用的是“Romaniae”，因传统上，罗马人经常将其周围地区称为Romania。——译者

注1807 诺登：《教宗统治与拜占庭》，604。

注1808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Historia），V.I,B；波恩版，I，123。

注1809 载于《罗曼尼亚统治史》（Historia del regno di Romania），见霍普夫《未发表过的著名希腊—罗马编年史》，138。

注1810 这一事件的名称“西西里晚祷事件”，约在15世纪末以后，即第一次法国人远征意大利之后，即出现在文献中。

注1811 F.佩特拉克：《歌集·叙利亚巡游诗人》（Itinerarium Syriacum,in Opera Ominia），559。G.伦布罗索（G.Lumbroso）：《意大利辉煌之古典时代的记载》（Memorie italiane del buon tempo antico）。

注1812 洛佩兹：《12世纪的航海国家热那亚。航海者和商人贝内文托·扎卡利亚》，69—71、88页及注28。

注1813 迈克尔·巴列奥洛格：《关于他的生平》（De vita sua opusculum），par.ix；收于《基督教学报》，II（1885），537—538；俄文版，558；法文版，查普曼编，145、174。

注1814 《世界历史》（Weltgeschichte），VIII，538。

注1815 乔治·弗兰策：《年代纪》，I，3；波恩版，23。

注1816 R.格鲁塞：《亚细亚史》（Histoire d’Asie），III，100。

注1817 关于这一问题，有两篇俄文论文甚为重要，一是Th.I.乌斯宾斯基的“拜占庭历史学家论蒙古人和埃及的马木路克人”（“Byzantine Historians on the Mongols and Egyptian Mamluks”），《拜占庭年鉴》，XXIV（1923—1926），1—6；G.维尔纳茨基：“在迈克尔·巴列奥洛格统治时期的金帐汗国、埃及和拜占庭之间的关系”（“The Golden Horde，Egypt，and Byzantium in Their Mutual Relations in the Reign of Michael Palaeologus”），《康达可夫学院年鉴》，I（1927），73—84。

注1818 维尔纳茨基上引文章，见《康达可夫学院年鉴》，2（1927），76。

注1819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IV，7,1；波恩版《拜占庭历史资料大全》，I，102。

注1820 萨满教是乌拉尔—阿尔泰语族人民信奉的一种原始宗教。

注1821 乔治·帕希梅利斯：《迈克尔·巴列奥洛格》，III，3；波恩版，I，176—177。

注1822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IV，7，1；波恩版，I，101。

注1823 维尔纳茨基：“在迈克尔·巴列奥洛格统治时期的金帐汗国、埃及和拜占庭之间的关系”，《康达可夫学院年鉴》，I（1927），79。P.尼克夫：《中世纪鞑靼人－保加利亚人之关系》（Tartaro-Bulgarian Relations），6—11。见查普曼《迈克尔·巴列奥洛格（1261—1282），拜占庭帝国的光复者》，74—75。G.I.布拉提亚努：《13世纪热那亚人在黑海的商业活动研究》，207—208。

注1824 尼克夫：《中世纪鞑靼人－保加利亚人之关系》，11—12。

注1825 亦见S.兰内－波尔（S.Lane-Poole）《中世纪埃及史》（A History of Egypt in the Middle Ages），266。

注1826 M.卡纳尔：“1281年迈克尔·巴列奥洛格与苏丹卡拉万的贸易协定”（“Le Traite de 1281 entre Michael Paleologue et le sultan Qalâ’un”），《拜占庭》（布鲁塞尔），X（1935），669—680。卡纳尔：“13世纪拜占庭与埃及之间的一份和约及迈克尔八世巴列奥洛格与马木路克苏丹拜巴尔斯和卡拉万之间的外交关系”（“Un Traité entre Byzance et l’Egypt au XIIIe siàcle et les relations diplomatiques de Michel VIII Paleologue avec les sultans Mamlukes Baibars et Qalâ’un”），《迦得弗洛瓦－德蒙尼内文集》（Mélanges Guadfroy-Demombynes）,197—224。F.多尔格对此问题的疑问和评价，见《拜占庭杂志》（德文），XXXVI（1936）,467；XXXXVII（1937）,537—538。多尔格：《未发表的希腊文献大全》，III，74（no.2052），提及上述协议签订的时间为1281年；III，75（no.2062），此处提及上述协议签订的时间为1282年。在此，多尔格并没有使用卡纳尔使用的阿拉伯资料，即卡尔卡山迪（Qalqashandi）的记载，该作者死于1418年。但是，现在可以看多尔格的研究作品：《关于埃及的苏丹卡拉万与巴列奥洛格皇帝迈克尔八世的关系》（Der Vertrag des Sultans Qala’un von Aegypten mit dem Kaiser Michael VIII Palaiologus.），载《索纳森西亚文集》（Serta Monacensia） （雷登，1952年）,68、78—79。

注1827 乔治·帕希梅利斯：《迈克尔·巴列奥洛格》，I，5；波恩版，I，18。

注1828 V.I.拉曼斯基：《小亚细亚、非洲和西班牙的斯拉夫人》（The Slavs in Asi Minor，Africa，and Spain），11—14。Th.I.乌斯宾斯基：“关于拜占庭农民土地所有者的历史”，《公众教育部杂志》，CCXV（1883），342—345。P.穆塔弗奇也夫：《13世纪和14世纪拜占庭的军事领地和士兵》，67。

注1829 H.A.吉本：《奥斯曼帝国的建立》。F.吉斯（F.Giese）：“关于奥斯曼帝国兴起的问题”（“Das Problem der Entstehung des osmanischen Reiches）”，《闪米特人研究杂志》（Zeitschrift für Semitistik），II（1923）,246—271。关于奥斯曼兴起问题，带有评价和资料介绍性质的较有价值的作品，可见E.L.朗格（E.L.Langer）和R.P.布莱克所写“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兴起及其历史背景”（“The Rise of the Ottoman Turks and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美国历史评论》，XXXVII（1932），468—505。M.F.科普鲁鲁（M.F.Köprürü）：《奥斯曼帝国的起源》（Les Origines de l’Empire Ottoman），5—32。P.威特克（P.Wittek）：《奥斯曼帝国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Ottoman Empire），33—51。

注1830 乔治·帕希梅利斯：《安德罗尼卡·巴列奥洛格》，V，21；波恩版，II，412。

注1831 “almughavars”（阿尔穆格哈瓦人），是从西班牙阿拉伯人那里借用的阿拉伯语词，字面上的意义是“发动一次远征”，因此，这里是“轻装骑兵”之意。

注1832 Chronica o descripcio fets e hazanyes del inclyt rey Don Jaume;载于布孔《外国编年史》（Chroniques étrangères），K.兰兹（K.Lanz）编。关于蒙塔内尔，可见I.约尔加：“拉蒙·蒙塔内尔及拜占庭帝国”（“Ramon Muntaner et l’empire byzantin”），《东南欧历史评论》，IV（1927）,325—355。

注1833 乔治·帕希梅利斯：《安德罗尼卡·巴列奥洛格》，V，12；波恩版，II，393。

注1834 A.鲁比奥·伊·鲁齐（A.Rubió y Lluch）：《加泰罗尼亚人对东方的征服和占领》（La expedicion y dominación de los Catalanes en Orients），6、7、10。鲁比奥·伊·鲁齐：《加泰罗尼亚人在希腊。其统治的最后年代。历史年表》（Los Catalanes en Grecia.últimos años de su dominación.Cuadros históricos），6。C.巴努斯·伊·科玛斯（C.Banús y Comas）：《14世纪早期加泰罗尼亚人与阿拉贡人对东方的远征》（Expedicion de Catalanes y Aragoneses en Oriente en principio del siglo XIV ），43、46，其中提到，罗哲尔·德弗洛尔参加对东方的远征是为了寻求光荣与获得战利品。

注1835 霍普夫：《从中世纪早期到当代的希腊史》，I，380。

注1836 H.F.托泽编：《希腊史》，III，388。

注1837 托泽编：《希腊史》，IV，147。鲁比奥·伊·鲁齐对于加泰罗尼亚人在希腊的情况做的概括性研究，可见《加泰罗尼亚人在希腊》，19—50。

注1838 在马德里的元老院宫中，有一幅19世纪的西班牙画家约瑟·莫莱诺·卡博内罗（1888—？）的作品，画上描绘了罗哲尔·德弗洛尔进入君士坦丁堡时的场景。在巴努斯·伊·科玛斯的著作《14世纪早期加泰罗尼亚人和阿拉贡人对东方的远征》（第48页）中描述了这幅画；书中附有该画的复制品。

注1839 P.乌斯宾斯基：《基督教的东方，阿索斯山》，III（2）,118。

注1840 见《阿拉贡文献。詹姆斯二世的外交通信中所见德意志、意大利、法兰克、西班牙等国的教会史与文化史资料（1291—1327年）》（Acta Aragonensia.Quellen zur deutschen，italienischen，französchen，spanischen，zur Kirchen-und Kulturgeschichte aus der diplomatischen Korrespondens James II），芬克（H.Finke）编，II，741（no.458）。在这一版中，提到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是1293年5月2日。但是，该文献中涉及这一年代处佚失了。笔者以为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还应该是14世纪初，因为，在1293年，加泰罗尼亚兵团还没有进入拜占庭的历史。

注1841 米勒：《雅典的加泰罗尼亚人》（The Catalans at Athens），14。米勒：《关于拉丁东方的论文集》，129。塞顿：《加泰罗尼亚人对雅典的占领（1311—1388 年）》（Catalan Domination of Athens,1311—1388），17、187、257。

注1842 鲁比奥·伊·鲁齐：《加泰罗尼亚人对东方的远征和占领》，14—15。G.施伦伯格：《“阿尔穆格哈瓦人”即加泰罗尼亚兵团对东方的远征》（Expédition des “Almugavares”ou routiers catalansen Orient），391—392。

注1843 A.鲁比奥·伊·鲁齐：“加泰罗尼亚人占领下的雅典”（“Atenes en temps dels Catalans”），《加泰罗尼亚研究所年鉴》（Anuari de l’Institut d’Estudis Catalans），II，（1907）,245—246。

注1844 鲁比奥·伊·鲁齐：“希腊半岛上的加泰罗尼亚人城堡”（“Els Castells Catalans de la Grecia continental”），《加泰罗尼亚研究所年鉴》，III（1908）,362—425。

注1845 鲁比奥·伊·鲁齐：“自鲁利亚的罗哲尔之死到西西里的弗里德里希三世统治时期加泰罗尼亚人统治的希腊（1370—1377年）”（“La Grecia Catalana des de la mort de Roger de Lluria fins a la de Frederic III de Sicilia，1370—1377”），《加泰罗尼亚研究所年鉴》，V（1913—1914）,393。亦见鲁比奥·伊·鲁奇“加泰罗尼亚人占领期间的一个雅典人，底米特里·任迪”（“Une Figure Athéninenne de la’époque de la domination catalane.Dimitri Rendi”），《拜占庭》（布鲁塞尔），II（1925）,194。

注1846 鲁比奥·伊·鲁齐：“加泰罗尼亚人占领下的希腊，自弗里德里希三世之死到纳瓦拉人的入侵（1377—1379年）”（“La Grecia Catalana de la mort de Frederic III fins a la invasió navarresa，1377—1379”）,《拜占庭》（布鲁塞尔），VI（1915—1920）,199。亦见他的《东方加泰罗尼亚人的外交》（Diplomatari de l’eOrient català），巴塞罗那，1948年，此书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亦见他的《加泰罗尼亚人在希腊》，13。关于鲁比奥·伊·鲁齐诸多著作的目录，见《剑桥中世纪史》，IV，862和相关部分，286—291。

注1847 弗洛林斯基：《14世纪第二季的拜占庭和南斯拉夫人》II，55。吉莱切克：《塞尔维亚史》，I，362。

注1848 见《14世纪第二季南斯拉夫和拜占庭》，II，45—46。亦见吉莱切克《塞尔维亚史》，I，355—356。

注1849 C.A.切克莱奇（C.F.Chekrezi）:《阿尔巴尼亚——过去与现在》（Albania-Past and Present），8。

注1850 C.吉莱切克：“历史上的阿尔巴尼亚”（“Albanen in der Vergangenheit”），《东方的奥地利王权》（Oesterrichische Monastschrift für den Orient），1—2（1914），2;重版于塔洛齐（Thallóczy）《伊利里亚—阿尔巴尼亚研究》（Illyrisch-albanische Forschugen），I，66。关于Shkipetars一词的来源，见A.C.查特济斯（Chatziz）“何为Shkipetar民族？”（Πόθεν το ἐθνικὁν Σκιπετρ），《雅典科学院报告》（Πρακτικά）of the Academy of Athens），IV（1929），102—104。亦见H.格列古瓦著《拜占庭》，IV（1929），746—748；按照当代希腊语的发音σκιππέττο相当于意大利语的shipopetto，或法语的escopette,意为“枪”、“炮”，“装备了武器的人”。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

注1851 吉莱切克：“历史上的阿尔巴尼亚”，《东方的奥地利王权》，1—2（1914）,2；塔洛齐：上引书，I，67。G.格鲁伯（G.Gröber）：《罗曼语系的形成》（Grubdriss der romanischen Philologie）（第2版，1904—1906年），1039。

注1852 迈克尔·阿塔利特斯：《历史》，9、18。

注1853 J.P.法尔梅赖耶：《中世纪莫里亚半岛历史》，II，xxiv—xxvii。

注1854 菲利普森（Philipson）：“关于伯罗奔尼撒的种族问题”（“Zur Ethnographie des Peloponnes”），《彼特曼通报》（Petermann’s Mitteilunger），XXXVI（1890），35。菲利普森：《关于拜占庭帝国的地理状况》（Das Byzantinische Reich als Geigraoguscge Ercheinung），131。D.A.扎基希诺斯（Zakythinos）：《莫里亚的希腊王国》（Le Despotat Grec de Morée），102—105。

注1855 J.哈恩:《阿尔巴尼亚研究》（Albaniesische Studien），I，32（这一数字是估计的数字）；亦见II，1（几乎相当于希腊人口的半数）；亦见前言，vi。见柴克莱斯（Chenkrezi）《阿尔巴尼亚——过去与现在》，25页注1 、205。芬利（《希腊史》，IV，32）统计在希腊境内有约20万阿尔巴尼亚族人。

注1856 《14世纪第二季的拜占庭和南斯拉夫人》，I、32—33。

注1857 N.约尔加：“一个变成了斯拉夫人城市的罗马城市：拉古萨”（“Une ville ‘romane’ devenue slave: Raguse ”），《罗马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通讯》，XVIII（1931），32—100。P.斯科克（P.Skok）：“拉古萨的起源”（“Les Origines de Raguse”），《斯拉维亚》（Slavia），X（1931），499—500。M.安得列瓦的通俗性简介：“多布罗夫宁克”（“Dubrovnik”），《国际巴尔干研究杂志》（Revue internationale des étude balkaniques），II（1935）125—128。

注1858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在文中称杜尚为“伟大的垂宝（Triball）”，这是古代色雷斯的一个部族的名称，格雷戈拉斯以此名称代称塞尔维亚人。

注1859 指罗马帝国，即拜占庭，下同。——译者

注1860 《历史》，XIV，4；波恩版，II，817。

注1861 与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一样，坎塔库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用古代色雷斯地区部族的名称“垂宝”（Triballs）称呼塞尔维亚人。

注1862 《历史》，III，89；波恩版，II，551—552。

注1863 弗洛林斯基：《14世纪第二季的拜占庭和南斯拉夫人》，II，108、111；吉莱切克：《塞尔维亚史》，I，36。

注1864 萨塔斯：《中世纪希腊文书籍目录》，I，239；弗洛林斯基：《阿索斯山法令集和收于圣著集中的照片》（The Athonian Acts and Photographs of Them in the Collections of Sevastyanov），96。

注1865 《14世纪第二季的拜占庭和南斯拉夫人》，II，109。

注1866 同上书，110。

注1867 《14世纪第二季的拜占庭和南斯拉夫人》，II，110。

注1868 弗洛林斯基：《阿索斯山法令集和收于圣著集中的图像》，95；乌斯宾斯基：《基督教的东方》，III（2）,156。

注1869 protos 在希腊语中是第一的意思，此处是对阿索斯山修道院议会首领的称呼。——译者

注1870 修士，此处用的是希腊语词iguman，这是在阿索斯圣山上过集体修道生活的修士；隐士，即hermit，是在山上过离群索居生活的独立修士。——译者

注1871 弗洛林斯基：《14世纪第二季的拜占庭和南斯拉夫人》，II，126。

注1872 “basileus”是希腊语中对皇帝的称呼。这里指塞尔维亚王僭领了拜占庭皇帝的头衔，因此成为希腊民族的代表。——译者

注1873 弗洛林斯基：《杜尚之立法活动的丰碑》（The Momuments of Dushan’s Legislative Activity），13。

注1874 弗洛林斯基：《14世纪第二季的拜占庭和南斯拉夫人》，II，134。

注1875 同上书，141。

注1876 弗洛林斯基：《14世纪第二季的拜占庭和南斯拉夫人》，II，200—201、206—207。

注1877 同上书，208。

注1878 约翰·坎塔库津：《历史》，IV，43；波恩版，III，315。

注1879 《14世纪第二季的拜占庭和南斯拉夫人》，II，1。

注1880 A.波戈丁：《塞尔维亚史》，79。

注1881 N.A.比斯:“关于米蒂奥拉修道院创建者的历史研究和民间传说”（“Geschichtliche Forschungsresultate und Mönchs-und Volkssagen über die Gründer der Meteorenklöster”），《拜占庭与当代希腊年鉴》,III（1922）,364—369。米勒：《利凡特的拉丁人》,294—295。I.波吉阿齐德（I.Boghiatzides）：“米蒂奥拉修道院编年史”（Το χρονικὸν τῶν Μετεώρων），《拜占庭研究学刊》（Ἐῖιετηρἰς Εταιρείας Βυζαντινῶν Σπουδῶν），II（1925），149—182。

注1882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XXVIII，2;波恩版，III,177。

注1883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XXVIII，40;波恩版，III，202—203。

注1884 底米特里·辛多尼斯：《建言》（Συμβουλευτικὸς ἕτερος），见米涅编《希腊教父著作全集》，CLIV，1013。

注1885 《沃斯克莱森斯克编年史》（Voskresenskaya lietopis），收入《俄罗斯编年史全集》，VII，251。

注1886 N.约尔加：“东方的拉丁和希腊人，以及土耳其人在欧洲的立足（1242—1362年）”（“Latins et Grecs d’Orient et l’etablishiment des Turcs en Europe,1242—1362”），《拜占庭杂志》（布鲁塞尔），XV（1906），217。霍普夫：《希腊史》，I，448。

注1887 弗洛林斯基：《14世纪第二季的拜占庭和南斯拉夫人》，II，192—193。

注1888 关于这一战役的希腊史料，见N.拉多伊契奇（N.Radojčić）“关于科索沃战争的希腊史料”（“Die griechischen Quellen zur Schlacht am Kossovo Polje”），《拜占庭》（布鲁塞尔），VI（1931）,241—246。H.格雷古瓦：“拜占庭人对科索沃战争的评述”（“L’Opinion byzantine et la bataille de Kossovo”），《拜占庭》（布鲁塞尔），VI（1931），247—251。

注1889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XVII,1，2;波恩版，II，842。

注1890 《东方编年史》（Chronicon Estense）见L.A.穆拉多里《意大利历史资料手稿》，XV，448。巴托罗梅乌斯·德拉·普格里奥拉：《波洛尼亚综合史》（Historia miscella Bononiensis），《意大利历史资料手稿》，XVIII，409。

注1891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XV，1，5；波恩版，II，797—798。约翰·坎塔库津：《历史》，IV，8；波恩版，III，49—53。

注1892 《欧洲的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 of Europe），III，191；M.库波尔伯格（M.Kupperberg）译，V，236；A.A.瓦西列夫：《克里米亚的哥特人》（The Goths in the Crimea），175—177。见本书参考文献。

注1893 关于挪威的情况，见K.杰尔斯特（K.Gjerset）《挪威人民史》（History of the Norwegian People），I，202。

注1894 A.N.维切洛夫斯基（A.N.Veselovsky）：“蒲伽丘，他生活的环境和他的同时代人”（“Boccaccio，his Enviroment and Contemporaries”），《A.N.维切洛夫斯基著作集》（Works of A.N.Veselovsky），V，448、451。亦见《俄罗斯语言和文学学部文集》一书中的词条，LII，444、447。

注1895 《十日谈》，第一天，前言。

注1896 M.科勒林（M.Korelin）：《早期意大利人文主义及其史学》（The Earlier Italian Humanism and Its Historiography），495。

注1897 《尼康编年史》，见《俄罗斯年代纪全集》，X，224。

注1898 约尔加：“东方的拉丁和希腊人，以及土耳其人在欧洲的立足（1242—1362年）”，《拜占庭杂志》（德文），XV（1906），208。

注1899 《热那亚共和国法律文献集》（Liber jurium reipublicae Genuensis）,II,858—906;收于《意大利国家历史档案》，IX。《关于斯拉夫人历史记载》（Monumenta spectantia historiam slavorum meridionlium）,IV,199—263。

注1900 《佩罗·塔夫尔在世界各地的旅行游记》（Andanças é viajes de Pero Tafur por diversas partes del mundo avidos，1435—1439），135—136；马尔科姆·莱兹著作，113—114；见A.A.瓦西列夫“佩罗·塔夫尔，一位15世纪的西班牙旅行家和他在君士坦丁堡、特拉布松和意大利的旅行”，《拜占庭》（布鲁塞尔），VII（1932），75—122。夏尔·迪尔：“一位西班牙旅行者在君士坦丁堡”，见《格罗茨文集》（Mélanges Glotz），I，（1932）,319—327。

注1901 贝格尔·希弗里（Berger de Xivrey）：“皇帝曼纽尔·巴列奥洛格对自己生活与事业之回忆”（“Memoire sur le vie et les ouvrages de l’empereur Manuel Paléologue”），《法兰西学院回忆录》（Memoires de l’Institut de France），XIX（2），25—26。

注1902 迈克尔·杜卡斯（Michael Ducas）：《拜占庭史》（Historia Byzantina），XIII；波恩版，49。

注1903 曼纽尔·巴列奥洛格：《在其兄弟狄奥多勒·巴列奥洛格亲王葬礼上的讲演》（Oratio funebris in proprium ejus fratrem despotm Theodorum Palaeologum）；米涅编《希腊教父文献全集》，CLVI，225。

注1904 西尔伯施密特（Silberschmidt）：《东方问题》（Das orintalische Problem），78—79。该书作者使用了错误的词汇，“希腊－土耳其帝国”（“Griechisches Reich türkischer Nation”）（79）。见萨罗蒙在《拜占庭杂志》（德文）中的评论，XXVIII（1928）,144。亦见彼得·哈拉尼斯“巴列奥洛格家族与土耳其人之间的斗争（1370—1402年）”（“The Strife Among the Palaeologi and the Ottoman Turks,1370—1402”），《拜占庭》（布鲁塞尔），XIV，1（1944），286—314。作者除使用了其他资料外，还大量使用了来自底米特里·辛多尼斯的记载。

注1905 迈克尔·杜卡斯：《拜占庭史》，XII；波恩版，50。

注1906 西伯尔施密特：《东方问题》，87。

注1907 西伯尔施密特：《东方问题》，119。

注1908 阿齐兹·苏尔雅·阿提亚（Aziz Suryal Atiya）：《尼科波利斯的十字军》（The Crusade of Nicopolis）。H.L.萨瓦热（H.L.Savage）：“库西七世的战争与尼科波利斯之战”（“Enguerrand de Coucy VII and the Campaign of Nicopolis”），《史鉴》，XIV（1939），423—442。

注1909 H.希尔特伯格（H.Schiltberger）：《旅行手册》（Reisebuch），V.朗曼特尔（V.Langmantel）编，7。

注1910 J.H.莫德特曼（J.H.Modtmann）：“14世纪末期土耳其人对雅典的一次征服”（“Die erste Eroberung von Athen durch die Turken zu Ende des 14 Jahrhundert”），《拜占庭与当代希腊年鉴》，IV（1923），346—350。R.洛埃纳兹（R.Loenertz）：“14世纪的伯罗奔尼撒（1382—1404年）”（“Pour l’histoire du Péloponèse au XIVe siècle，1382—1404”），《拜占庭研究》，I（1944）,185—186。

注1911 《圣德尼的教会编年史》（Chronique du Religieux de Saint-Denys），贝拉盖特（Bellaguet）主编，II，562。

注1912 尼科诺夫斯卡娅：《尼康编年史》，《俄罗斯年代纪全集》，IV（1897），168。

注1913 关于曼纽尔这次旅行的详细情况，可见A.A.瓦西列夫“拜占庭皇帝曼纽尔二世巴列奥洛格在西欧的旅行（1399—1403年）”（“The Journey of the Byzantine Emperor Manuel II Palaeologus in Western Europe，1399—1403”），《公众教育部杂志》，N.S.XXXIX（1912），41—78、320—304。亦见G.施伦伯格“一位拜占庭皇帝在巴黎和伦敦”（“Un Emperuer de Byzance à Paris et à Londres”），《两个世界杂志》，XXX（1915年12月15日）；并在他的《拜占庭与十字军》（Byzance et croisades）一书中重印，87—147。M.朱吉（M.Jugie）：“皇帝曼纽尔·巴列奥洛格在西方的旅行”（“Le Voyage de l’Empereur Manuel Paléoloque en Occident”），《东方之声》，XV，（1912），322—332。H.C.卢克：“金雀花王朝和兰卡斯特王朝期间来自东方的访问者”（“Visitors from the East to the Plantagenet and Lancastrian Kings”），《19世纪》（Nineteenth Century），CVIII（1930），760—769，对于曼纽尔文章的简明注释。

注1914 《曼纽尔·巴列奥洛格书信集》，莱格兰德编，I，52。

注1915 《亚当·德乌斯克编年史》（Chronicon Adae de Usk），E.M.汤普逊编（第2版，1904年），57；英文版，220。

注1916 米涅：《希腊教父文献全集》，CLVI，577—580。A.A.瓦西列夫在其“拜占庭皇帝曼纽尔二世巴列奥洛格在西欧的旅行（1399—1403年）”一文中用俄文引用了这篇文章。见《公众教育部杂志》，XXXIX（1912），58—60。

注1917 安戈拉（Angora）战役，指在土耳其今日首都安卡拉或其周围地区发生的一次战役，此处译为安卡拉，用的是现名，以免读者发生不必要的误会。——译者

注1918 M.安得列瓦：“关于皇帝曼纽尔二世巴列奥洛格对西欧的访问”（“Zur Reise Manuels II Palaiologos nach West-Europa”），《拜占庭杂志》（德文），XXXIX（1934）,37—47。

注1919 乔治·弗兰策：《年代纪》，I，39；波恩版，117。

注1920 乔治·弗兰策：《年代纪》，I，15；波恩版，62。亦见《特莱维编年史》（Chronicon Tarvisinum），收于穆拉多里《意大利历史资料手稿》,XIX，794。

注1921 中国史籍上因而称之为铁木儿。——译者

注1922 迈克尔·杜卡斯：《拜占庭史》，XVII；波恩版，76—77。

注1923 C.马林内斯库（C.Marinescu）：“曼纽尔二世巴列奥洛格及阿拉贡的国王们。对拜占庭使节所递交的四封拉丁文信件的评注”（“Manuel II Paléologue et les rois d’Aragon.Commentaire sur quatre letters inedites en latin,expediées par la chancellerie byzantine”），《罗马学术院历史部通报》，XI（1924），194—195、198—199。

注1924 C.马林内斯库：“曼纽尔二世巴列奥洛格及阿拉贡的国王们。对拜占庭使节所递交的四封拉丁文信件的评注”，《罗马学术院历史部通报》，XI（1924）195—196、200—201：“Vestra Excellentia illustri filio nostro,despoti Moree Porfinogenito，notificaverat qualiter accedere intendebat pro communi utilitate christianorum et specialiter nostra ad dictas parter Moree cum potencia maxima.”亦见D.A.扎基希诺斯（Zakythinos）《莫里亚的希腊君主》（Le Despotat Grec de Morée），168。

注1925 此处借用中国古代的封国概念，即由君主封给自己的亲人和皇子的封地。英文原文为despot，过去译为僭主，不足以表明此处的意义。——译者

注1926 扎基希诺斯：《莫里亚的希腊君主》，该书是一部相当精辟的著作。

注1927 马扎里斯：《马扎里斯逗留哈得斯记》（Επιδημία Μάζαρι ὲν Ἅιδου）；A.埃里森（A.Ellissen）：《中世纪与当代希腊文献选编》（Analekten der mittel-und neu griechischen Litteratur），IV，230。

注1928 《中世纪雅典城史》，II，240—283。

注1929 见米勒《利凡特的拉丁人》，377。

注1930 曼纽尔·巴列奥洛格：“葬礼演说词”；米涅：《希腊教父著作全集》，CLVI，212—213。

注1931 吉米斯图斯·普勒桑（Gemistus Plephon）：《演说词一》（Oratio prima），2—3；埃里森编：《中世纪与当代希腊文献选编》，494。

注1932 《拜占庭文献史》，494。

注1933 马扎里斯：《马扎里斯逗留哈得斯记》，2，埃里森，《中世纪与当代希腊文献选编》，IV（7）,192。

注1934 马扎里斯：《马扎里斯逗留哈得斯记》，22；埃里森：《中世纪与当代希腊文献选编》，239。

注1935 《莫里亚半岛史》，II，300—366。见H.F.托泽“一位拜占庭改革者（吉米斯图斯·普勒桑）”，（“A Byzantine Reformer 〈Gemistus Plethon〉”），《希腊研究杂志》，VII（1886），353—380。J.德莱赛克：“普勒桑和贝萨里翁关于伯罗奔尼撒事务的回忆录”（“Plethons und Bessarions Denkschriften uber die Anglegenheiten im Peloponnes”），《新古典学年鉴》，XXVII（1911），102—119。

注1936 吉米斯图斯·普勒桑：《论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再生·演说词二》（De Rebus Peloponnesiacis Orationes duae），埃里森编：《中世纪与当代希腊文献选编》，IV（2）；亦见米涅编《希腊教父著作全集》，CLX，821—866。

注1937 吉米斯图斯·普勒桑：《演说词一》，par.12；《演说词二》，par.13。米涅编：《希腊教父著作全集》，CLX，829—853。见托泽“一位拜占庭改革者（吉米斯图斯·普勒桑）”，《希腊研究杂志》，VII（1886），370。他称第二等级为“那些在工商业中受雇者”，或“工商业者阶级”（372）。

注1938 希洛，此处普勒桑借用了古典时期斯巴达人对奴隶的称呼来指代劳动者，表明他固守伯罗奔尼撒古典希腊传统的立场。——译者

注1939 吉米斯图斯·普勒桑：《演说词一》，par.18；埃里森编：《中世纪与当代希腊文献选编》，IV（2）,53；米涅编：《希腊教父著作全集》，CLX，833。

注1940 埃里森：《中世纪与当代希腊文献选编》，IV（2）,143页注3；托泽：“一位拜占庭改革者（吉米斯图斯·普勒桑）”，《希腊研究杂志》，VII（1886），379。

注1941 迪尔：《拜占庭研究》（Études byzontines），323。

注1942 乔治·普兰策：《年代纪》，I，37；波恩版，111—112。

注1943 约翰·卡纳苏斯：《1422年对君士坦丁堡的征服》，波恩版，457。

注1944 作为目击者，吉米斯图斯描写了土耳其人在希腊的暴行。他的长诗“安科纳书记官希腊人约翰·吉米斯图斯为教宗利奥十世所写”（“Ad S.D.Leonem X.Pont.Maximi Ioannis Gemisti Graeci a secretis Anconae Protreptico et Promosticon”）被C.萨塔斯收入他的《中世纪希腊文献目录》一书中，VIII，546—591，特别是543—550；亦见上引书，IX，vii。

注1945 乔治·普勒桑：《年代纪》，I，40；波恩版，121。

注1946 “皇帝曼纽尔·巴列奥洛格对自己生活与事业之回忆”，《法兰西学院回忆录》，XIX（2），180。

注1947 迈克尔·杜卡斯：《拜占庭史》，XXIX；波恩版，197。

注1948 《论萨洛尼卡的最后陷落》（De extremo Thessalonicensi excidio）,波恩版，481—528。

注1949 《土耳其帝国编年史》（Ἱέρακος χρονικὸν περὶ τῆς τῶν Τούρκων βασιλείας）。萨塔斯：《中世纪希腊百科全书》（Bibliotheca graeca medii aevi），I，256—257、360—388；同一片断出现在“萨洛尼卡的普拉塔修道院及其遗产”（“”）一文中，《拜占庭杂志》（德文），VIII（1899）,421。其中有一段简要的关于萨洛尼卡失陷的希腊文记载，见403—404。亦见S.兰普罗斯“关于土耳其人占领萨洛尼卡的三首未发表的悼词”（“”）,《当代希腊研究》，V（1908），369—391（含两段韵诗，一段散文）。

注1950 见弗罗伦斯·麦克弗森（Florence McPherson）所写“一些现代希腊歌曲中的历史痕迹”（“Historical Notes on Certain Modern Greek Folk-songs”），《希腊研究杂志》，X（1889），86—87。

注1951 拉布罗吉耶（La Brouquière）：《海外之旅》，舍费尔编，150—165；A.A.瓦西列夫：“拜占庭文献中的百年战争和贞德”（“La Guerre de Cent Ans et Jeanne d’Arc dans la tradition byzantine”），《拜占庭》（布鲁塞尔），III（1926）,249。当时，关于贞德的故事已经传到拉古萨，见N.约尔加《关于十字军历史的注释和摘要》（Notes et extraits pour server a l’histoire des Croisades），II，272：“On parle ‘d’una mamoleta virgine，la qual gli è （al rè Carlo） apparuta maravigliosamente，la qual？rege et guida lo suo exercito”（见《拉古萨档案》［Archives of Ragusa］，1430年4月30日至11月28日，法国的消息）。

注1952 拉布罗吉耶：《海外之旅》，舍费尔编，230。

注1953 阿齐兹·苏尔亚·阿提亚：《晚期中世纪的十字军》（Crusade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见O.哈勒基的书评，载《拜占庭》（布鲁塞尔），XV（1940—1941），473—483。哈勒基：《瓦尔纳战役中的十字军。对一些有争议问题的讨论》（The Crusade of Varna.A Discussion of Controversial Problems），96。这是一部相当好的专著。

注1954 梅塞纳斯（Maecenas）是古罗马时代奥古斯都皇帝的杰出外交官和国务顾问，著名的文学活动的赞助者。由于阿方索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积极赞助文学艺术活动，故有“梅塞纳斯”的绰号。——译者

注1955 F.切罗内（F.Cerone）：“阿拉贡的阿方索的东方政策”（“La politica orientale di Alfonso d’Aragona”），《那不勒斯省历史档案》（Archivio storio per le provincie Napolitane），XXVII（1902），425—456、555—634；XXVIII（1903）,167。诺登：《教宗统治与拜占庭》，731—733。C.马林内斯库正在计划根据巴塞罗那的一部丰富的未公布档案集《阿拉贡科罗纳的档案》（Archivios de la corona de Arago）写一部专门研究阿方索与东方关系的著作。见“曼纽尔二世巴列奥洛格及阿拉贡的国王们。对拜占庭使节所递交的四封拉丁文信件的评注”，《罗马学术院历史部通报》，XI（1924）,197。亦见《第二届国际拜占庭研究会论文集》（1929年）,162。

注1956 见希里亚库斯对伯罗奔尼撒的描述，先是出于R.萨巴迪尼（Sabbadini）“列奥纳多·波塔所译安科纳的希里亚库斯及其描述伯罗奔尼撒的手稿”（“Ciriaco d’Ancona e la sua descrizione autografa del Peloponneso trasmessa da Leonardo Botta”），《塞利阿尼札记》（Miscellanea Ceriani），203—204。关于安科纳的希里亚库斯，见G.卡斯特拉尼（Castllani）“关于安科纳的希里亚库斯的一段未公之于世的希腊文片断”（“Un Traité inédit en Grec de Cyriaque d’Ancne”），《希腊研究杂志》，IX（1896）,225—228。E.齐巴斯（E.Ziebarth）：“安科纳的希里亚库斯在伊庇鲁斯”（“Κυριακὸς ὁ ἐξ Ἀγκῶνος ἐν Ἠπείρω），见《伊庇鲁斯编年史》（Ηπειρωτικὰ Χρονικά），II（1926）,110—119；另外一些补充和修正的资料，可见D.卡布鲁鲁（Δ.Καμπουρογλοῦ）所写文章，同样见于《伊庇鲁斯编年史》，III（1928）,223—224；他准确地推算了希里亚库斯去世的年代为1452年（第224页）。F.帕尔（F.Pall）：“安科纳的希里亚库斯和针对土耳其人的十字军”（“Ciriaco d’Acona e la crociatta contro i Turchi”），《罗马学术院历史部通报》，XX（1937）,9—60。亦见扎基希诺斯《莫里亚的希腊君主》，231—235。

注1957 见《安科纳的希里亚库斯在伊利里亚周边发现的铭文》（Epigrammata reperta per Illyricum a Cyriaco Anconitano apud Liburniam），XXXVII。扎基希诺斯：《莫里亚的希腊君主》，236。

注1958 约尔加：《关于十字军历史的注释和摘要》，IV，83。

注1959 乔治·弗兰策：《年代纪》，I，32；波恩版，93、95。

注1960 例如，埃里森在其《秘史》（III，87—89）中就提到穆罕默德热心于科学、诗歌和艺术等，见J.卡拉巴切克（Karabaček）《西方艺术家对15—16世纪的君士坦丁堡的描述》（Abendländische Künstler zu Konstantinopel im XV，und XVI.Jahrhundert），2。

注1961 N.约尔加：《奥斯曼帝国史》，II，3。

注1962 迈克尔·杜卡斯：《拜占庭史》，XXXV；波恩版，249、252。

注1963 见兰普罗斯“君士坦丁·巴列奥洛格的画像”（Αἱ εἰκόνες Κωσταντίνου τοῦ Παλαιολόγου），《当代希腊研究》，III、（1906）,229—242；兰普罗斯：新发现的“君士坦丁·巴列奥洛格的画像”（“Νέαι εἰκόνες Κωσταντίνου τοῦ Παλαιολόγου”），《当代希腊研究》，IV（1907），238—240；VI（1909），399—408。S.兰普罗斯：《拜占庭皇帝。拜占庭皇帝画像集目录》（Empereurs byzantins Catalogue illustré de la collection de portraits des empereur de Byzance），57—58。

注1964 L.特瓦斯内（L.Thuasne）：《詹蒂尼·贝利尼和苏丹穆罕默德。关于这位威尼斯画家在君士坦丁堡的记载（1479—1480年）》（Gentile Bellini et Sultan Mohammed II.Notes sur le séjour du peintre vénitien à Constantinople，（Y121479—1480）），50—51。在这本书中，印出了穆罕默德的画像和像章。亦见卡拉巴切克《西方艺术家对15—16世纪的君士坦丁堡的描述》，I，24—29；此书收集了许多图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贝利尼的这幅著名画像是由威尼斯的埃尼德·拉雅德女士私人收藏；战争期间，此画转移到伦敦。见卡拉巴切克上引书，44。

注1965 《拜占庭史》，XXXIV；波恩版，238。

注1966 《君士坦丁堡围攻记》（Giornale dell’assedio di Constantinopoli），E.克奈特（E.Cornet）编，2。

注1967 同上书，18。

注1968 迈克尔·杜卡斯：《拜占庭史》，XXXVII；波恩版，264。

注1969 现在，人们相信这条铁链是罗得岛港口上的铁链之残余部分，它在土耳其人征服罗得岛后被带到君士坦丁堡。

注1970 C.米勒：《希腊文献作品片断》（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V，52。

注1971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302。亦见W.米勒“雅典的最后一位历史学家：劳尼科斯·卡尔康迪勒斯”（“The Last Athenian Historian：Laonikos Chalkokondyles”），《拜占廷与当代希腊研究杂志》，XLII（1922）,38。

注1972 《聂斯托尔—伊斯金德尔所记〈帝都的故事〉》（The Tale of Tsagrad by Nestor-Iskander），雷奥尼德斯（Leonides）住持所编：《古代作品精华》（Pamystniki drevney pismennosti）,LXII（1886）,43。至于其他相关的斯拉夫文字记载，见《剑桥中世纪史》，IV，888。有一个俄罗斯传说，是1853年的版本，由约尔加出版，见“君士坦丁堡的起源及其被占领的记载”，《罗马科学院历史部通报》，XIII（1927）,89—105。目前的问题是，这一传说的原始文本或许并不是希腊文，或者斯拉夫文的记载可能不是俄罗斯人所写而是塞尔维亚人所写。见N.约尔加“一则被忽视的关于君士坦丁堡之陷落的文献”（“Une Source négligée de la prise de Constantinople”），《罗马科学院历史部通报》，XIII（1927）,65。B.安伯高（B.Unbegaun）：“古代罗斯关于君士坦丁堡之陷落的记载”（“Les Relations vieux-russes de la prise de Constantinople”），《斯拉夫研究杂志》，IX（1929）,13—38；该文论述了关于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占领之过程记载的伊斯金德尔的俄罗斯文版本和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记载文本的古俄语翻译本。

注1973 F.巴宾格尔（F.Babinger）：《奥斯曼人及其战争史》（Greschichtsschreiber der Osmanen und ihre Werke），23—45及其他各处。

注1974 《君士坦丁堡围攻记》，克奈特编：20、21。

注1975 《帝都的故事》（Tale of Tsargrad），雷奥尼德斯（Leonides）编，27。亦见《帝都的故事》，V.雅可夫列夫（V.Yakovlev）编，92、93。约尔加：“君士坦丁堡之起源和陷落”，《罗马科学院历史部通报》，XIII（1927）,99。

注1976 克利托布鲁斯著作，I，31、33；米勒编，80。

注1977 即君士坦丁堡，土耳其人称之为伊斯坦布尔，或斯坦姆堡。——译者

注1978 《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围困和攻陷的历史》（Le Siege，la prise，et le sac de Constantinople par les Turces en 1453），140。

注1979 巴尔巴罗：《拜占庭与当代君士坦丁堡围攻记》，克奈特编，28。

注1980 克利托布鲁斯著作，I，50，2；米勒编，91。

注1981 乔治·普兰策：《年代纪》，III，6；波恩版，271—279。

注1982 乔治·普兰策：《年代纪》，III，6；波恩版，273。

注1983 乔治·普兰策：《年代纪》，III，6；波恩版，278。

注1984 即圣索菲亚教堂。——译者

注1985 《希腊帝国的瓦解和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历史》（The Destruction of the Greek Emire and the Story of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Turks，330—331）。一位研究皮尔斯上述著作的法国学者舒伦伯格在其《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围困和攻陷的历史》中的记载，见该书269—270。R.拜伦：《拜占庭的成就。历史的回顾，330—1453年》，295—298。

注1986 乔治·弗兰策：《年代纪》；波恩版，279。

注1987 F.W.哈斯鲁克：“开俄斯岛的拉丁文遗址”（“The Latin Monuments of Chios”），《雅典不列颠学院年报》，XVI（1909—1910），155和图18。该碑铭的文字在此期刊上可见。作者强调：“这是著名的乔瓦尼·基斯蒂亚尼的墓，他的受伤是君士坦丁堡灭亡的直接原因。”（155）。

注1988 迈克尔·杜卡斯：《拜占庭史》，XLII；波恩版，312。

注1989 “东方问题的起源和发展”（“The Star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astern Problem”），《斯拉夫慈善事业协会报》（Transaction of the Slavonic Charitable Society），III（1886）,251。

注1990 《君士坦丁堡》，I，47。

注1991 G.B.皮科蒂（G.B.Picotti）：“关于君士坦丁堡陷落之时教宗舰队东航问题”（“Sulle navi papli in Oriente al tempo della cafuta di Costantinopoli”），《威尼斯新档案》（Nuovo Archivio Veneto），N.S.XXII（1911）,416、436。

注1992 这一时间是正确的。有时候，人们认为此事是在1458年发生的。亦见格雷戈罗维乌斯《中世纪雅典城史》，II,381。

注1993 阿拉伯地理学家、10世纪的阿尔－马苏第记载，在他的时代，希腊人称他们的首都为布林（Bulin,即希腊文Polin），也称为Istan-bulin（希腊文，stinpolin,即进入城市），并不使用“君士坦丁堡”这一名称。见G.勒斯特朗吉（G.LeStrange），《东方哈里发的土地》（The Lands of the Eastern Caliphate），138页注A。安得里亚戴斯（Andreadès）：“拜占庭皇帝统治时期君士坦丁堡的人口”（“De la population de Constantinople sous les empereurs byzantins”），《统计》，I（1920）,69页注2。因此，伊斯坦布尔（斯坦姆堡）其名的希腊文原意是“进入城市”（to the city）之意。

注1994 《拜占庭史》，XLI；波恩版，306。见圣兰普罗斯在其关于君士坦丁堡之陷落的记载中收集的九篇不同形式的哀歌和悼文，其中六篇是以散文形式写的，三篇是以韵文形式写的，“关于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哀歌和悼文”（“Μονῳδίαί καὶ θρῆνοι ἑπί τηἁλώσει τῆς Κωνσταντινουπόλεως”），《当代希腊研究杂志》，V（1908）,190—269。

注1995 德鲁戈兹（Dlugosz）作品的拉丁文原文由O.哈勒基（O.Halecki）发表于“波兰与拜占庭帝国”（“La Pologne et l’Empire Byzantin”）一文中，《拜占庭》（布鲁塞尔），VII（1932）,65

注1996 M.布罗塞特（M.Brosset）:《格鲁吉亚史》（Histoire de la Georgie），I，683。

注1997 G.沃格特：《埃尼亚·西尔维奥·皮科罗米尼》（Enea Silvio Piecolomini），II，95。

注1998 巴罗尼（Baronii）：《基督教会年鉴》（Annales ecclesiastici），泰奈尔编，XXVIII，598。

注1999 约尔加：《奥斯曼帝国史》，II，41。

注2000 沃格特：《埃尼亚·西尔维奥·皮科罗米尼》，II，94。

注2001 约尔加：《关于十字军历史的注释和摘要》，IV，74。

注2002 约尔加：《关于十字军历史的注释和摘要》，IV，64、76、82、84、90。

注2003 沃格特：《埃尼亚·西尔维奥·皮科罗米尼》,II，118—119。

注2004 诺登：《教宗统治与拜占庭》，595。

注2005 《历史》，V，2、5；波恩版，I，128。

注2006 L.布瓦（L.Bouvat）：《蒙古帝国》（L’Empire Mongol），I。

注2007 关于迈克尔西行里昂的情况，见君士坦丁堡教父狄奥多勒·斯潘都吉诺（Theodore Spandugino，1538年后去世）所著《奥斯曼帝国的起源》（De la origine deli imperatori Ottomani），收于萨塔斯《中世纪希腊文献目录》，IX，143。亦见《卡斯帕罗·颇赛罗出版和传播的嘉里永编年史》（Chronicon Carionis a Casparo Peucero expositi et aucti）,V，part 3,874—875。还有这部编年史的其他一些古本。如弗拉维乌斯·布隆都斯（比昂多）的抄本，他死于1463年。关于人们对这一记叙的反驳，见利奥·阿拉提乌斯“关于东西方教会的永久和解”（“De ecclesiae occidentalis atque orientalis perpertua consensione”），II，chap.15，753。阿拉提乌斯在此提到了其他一些名字。

注2008 这是东西方教会在教义上分歧的敏感之处。flioque是拉丁文“和子”之意，即在阐述圣三位一体关系时，强调圣灵（圣言）来自于“父与子”，而在东派教会中，只强调圣灵来自于“父”；另一个词azyme，是西方基督教会圣餐礼上使用的圣体饼，无酵，而东派教会中直到当代仍在圣餐仪式上使用发过酵的面包。——译者

注2009 见F.沃内特（F.Vernet）写的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中引用的关于乔治代表皇帝迈克尔·巴列奥洛格表达信仰过程的描写，“第二次里昂全基督教主教公会议，1274年5月7日—6月17日”（“Le IIe concile de Lyon et la réunion de l’église grecque”），《天主教神学辞典》，IX，1384—1386；亦见V.格鲁梅尔“第二次里昂全基督教主教公会议，与希腊教会的联合”，上引辞典，1391—1410。两篇文章都提供了关于里昂联合会议的资料。亦见诺登《教宗统治与拜占庭》，520—615。

注2010 关于里昂的联合，有一部古老的俄罗斯作品，记载准确，但却完全站在希腊正教的立场上。此即弗拉基米尔·尼科尔斯基（Vladimir Nikolsky）：“里昂联合。中世纪基督教会史上的一个片断（1261—1293年）”（“The Union of Lyons .An Episode from Medieval Church History”），《东正教评注》（Pravoslavonoe Obozrenie）,XXIII（1867），5—23、116—144、352—378；XXIV（1867），11—33。根据尼科尔斯基的判断，“这次联合是一副沉重的担子，是迈克尔心中的耻辱。自然，这次联合失败了，给它的构建者带来了羞辱，留给后人一堆破烂垃圾——这是迈克尔的继承者们必须承受和解决的”（XXIII，377—378）。

注2011 V.格鲁美尔（V.Grumel）：“第二次里昂会议之后的东方”（“En Orient après le IIe concile de Lyon”），《东方之声》，XXIV（1925）,321—322。见G.茹亚尔“迈克尔八世巴列奥洛格对修道士的政策”（“La Politique de Michael VIII Paleologue a l’égard des monastères”），《拜占庭研究》，I（1944）,73—84。迈克尔八世和阿索斯山的僧侣们。

注2012 V.格鲁美尔：“第二次里昂联合后来到拜占庭的教宗使节（1274—1280年）”（“Les Ambassades pontificales à Byzance après le IIe concile de Lyon”），《东方之声》，XXIII（1924）,446—447。在这篇文章中，纠正了W.诺登的编年史的一些错误。见M.维勒（M.Viller）“从里昂会议到佛罗伦萨会议期间（1274—1438年）希腊与拉丁教会联合的若干问题”（“La Question de l’union des eglises entres Grecs et Latins depuis le concile de Lyon jusqu’a celui de Florence”），《基督教会史杂志》，XVI（1921）,261。

注2013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VI，1，7；波恩版，I，165。乔治·帕希梅利斯：《安德罗尼卡·巴列奥洛格》，IV，12；波恩版，I，280。

注2014 《拜占庭东方教会历史论文集》（第2版，1902年），266—297。

注2015 《历史》，VIII，12,1；波恩版，I，360。

注2016 《历史》，VI，7,4；波恩版，I，193。

注2017 《拜占庭东方教会历史论文集》，298。

注2018 乔治·帕希梅利斯：《迈克尔·巴列奥洛格》，IV，28；波恩版，I，314。

注2019 乔治·帕希梅利斯：《迈克尔·巴列奥洛格》，IV，2；波恩版，I，277。

注2020 《阿瑟尼乌斯与阿瑟尼乌斯派》（Arsenius and the Arcenites），99—101。亦见I.西库特赖斯（I.Sykutres）“论阿瑟尼乌斯派分裂运动”（“Περὶ τὸ σχίσμα τῶν Ἀρσενιτῶν”）《希腊人》，（Ελληνικά），II（1929）,267—332；III（1930）,15—44。作者说，俄罗斯神学家伊凡·特罗斯基的理论是他最难以接受的（II，269）。

注2021 特罗斯基：《阿瑟尼乌斯与阿瑟尼乌斯派》，178。

注2022 格鲁美尔：“第二次里昂会议之后的东方”，《东方之声》，XXIV（1923）,234—235。

注2023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VI，1，2；波恩版，I，160。

注2024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VII，9,4；波恩版，I，262。

注2025 《阿瑟尼乌斯和阿瑟尼乌斯派》，445。

注2026 “东方的拉丁人与希腊人”，《拜占庭杂志》，XV（1906），185。本章随后将讨论萨洛尼卡的骚乱。

注2027 《14世纪萨洛尼卡的兴起》，225—272。

注2028 特罗斯基：《阿瑟尼乌斯和阿瑟尼乌斯派》，522。

注2029 P.乌斯宾斯基：《基督教的东方》，III（2）,140、141、144、633、651。P.梅耶：《关于阿索斯山历史上首领的任命》（Die Haupturkunder für die Geschichte der Athöskloster），191、193。

注2030 格尔泽：《未经印刷出版的都主教名册文献。拜占庭教会及其管理问题研究》（Ungedruckte und ungenügend veröffentlichte Texte der Notitae Episcopatuum.Ein beitrag zur byzantinischen Kirchen-und Verwaltungsgeschichte），595、597、599—600、605。

注2031 《当代君士坦丁堡教会的教区》（The Eparchies of the Constantinoplositan Church of the Present Time），66。

注2032 Th.乌斯宾斯基：《拜占庭文明史论集》，327。关于静修派最好的文献记载，见修士瓦西里耶（Krivoshein）“阿瑟尼乌斯派和圣格雷格利乌斯·帕拉玛斯的神学教义”（“The Ascetic and Theological Docctrine of St.Gregorius Patamas”），《康达可夫学术讲座》，VIII（1936）,99—151。以及阿齐曼德立特·塞浦利亚（Archmandrite Cyprian）:“圣格雷格利乌斯·帕拉玛斯的人学”（“The Anthropology of Saint Gregory Palamas”）（巴黎，第2版，1951年）。

注2033 格尔泽：《拜占庭帝国史概要》，1058。

注2034 G.帕帕米凯尔（G.Papamichael）：《萨洛尼卡大主教圣者格雷格利乌斯·帕拉玛斯》（Ο ἀ γιος τρηγόριος παλαμᾶς ἀρχιεπίσκοπος Φεσσαλονίκης），14—15。见J.索克洛夫在《公众教育部杂志》，N.S.XLIV（1913），381中对此书的详细分析。对于格雷格利乌斯·帕拉玛斯和“帕拉玛斯争端”的十分细致的研究，见M.朱吉（M.Jugie）的文章“帕拉玛斯与帕拉玛斯争端”，《天主教神学辞典》，XI（2）,1755—1818。

注2035 特罗斯基：《阿瑟尼乌斯与阿瑟尼乌斯派》，521。

注2036 Th.乌斯宾斯基：《拜占庭文明史论集》，273、364、366。

注2037 帕帕米凯尔：《萨洛尼卡主教圣格雷格利乌斯·帕拉玛斯》，18。见J.索克洛夫发于《公众教育部杂志》上的文章，N.S.XLIV（1913）,382。

注2038 索克洛夫文章，见《公众教育部杂志》，N.S.（1913），384—386；《公众教育部杂志》，N.S.XXIV（1913）,171—172、181—182。

注2039 Th.乌斯宾斯基：《拜占庭文明史论集》，336。

注2040 米涅：《希腊教父著作文献大全》，CLI，718—719。

注2041 塞浦路斯的约翰：《帕拉玛斯争端文献》（Palmiticarum Transgressionum Liber），chap.10；米涅编：《希腊教父著作文献大全》，CLII，733—736。见R.居兰德（R.Guilland）：《论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Essai sur Nicéphore Grégoras），54。L.布莱耶尔：“巴列奥洛格时期的文艺复兴与思想运动”（“La Renovation artistique sur les Paléologues et le movement des idées”），《迪尔研究》，I，9。

注2042 布莱耶尔：“巴列奥洛格时期的文艺复兴与思想运动”，《迪尔研究》，I，9。

注2043 锡安山位于耶路撒冷，被犹太教徒视为其民族重生的希望，基督徒也同样视耶路撒冷为圣地，称锡安山为圣山。——译者

注2044 格尔泽：《拜占庭帝国史概要》，1059—1060。

注2045 F.佩特拉克：《古代资料》（Rerum senilium），VII，收于《作品集》，912。巴罗尼：《基督教会编年史》，泰奈尔编，XXVI，135。

注2046 H.格尔泽曾错误地认为1369年时约翰还是得去阿维尼翁朝见教宗（见他的《拜占庭帝国史概要》，1060年）。

注2047 在笔者对于约翰赴罗马和接受天主教信条的研究中，曾错误地将约翰五世的皈依天主教描述为“1369年与罗马的联合”。见“拜占庭皇帝约翰五世巴列奥洛格的意大利之行（1369—1371年）和1369年与罗马的联合”（“Il viaggio dell ’Imperatore Bizantino Giovanni V Paleologo in Italia，［1369—1371］，e l’Union e di Roma del 1369”），《拜占庭与当代希腊研究杂志》，III（1931），151—193。约翰的皈依是个人行为，而且无论如何没有得到来自拜占庭教职人士的任何支持。请参照O.哈勒基所做的细致而充分的研究：《一位拜占庭皇帝在罗马》（Un Empereur de Byzance à Rome），尤其是该书的188—234。亦见奥斯特洛戈尔斯基《拜占庭国家史》，388—389。

注2048 卡洛格拉斯（Kalogeras）：《温和者马克和红衣主教贝萨里翁》（Μάρκος ὁ Εὐγενικὸς καὶ Βησσαρίων ὁ Καρδινάλις），70（根据1768年出版于莱比锡的极少见的约瑟夫·布莱昂纽斯作品所写）。亦见诺登《教宗统治与拜占庭》，731。

注2049 见皮埃灵《俄罗斯与圣城之围》（第2版，1906年），I，11。

注2050 同上书，12、15。

注2051 这具雕像的作者现在还时常有人讨论。见拜伦《拜占庭的成就。历史的回顾》，318：“现存于天主教传道总会博物馆内的皇帝半身像可以被认为是19世纪的赝品。”

注2052 利奥·阿拉提乌斯（Leo Allatius）：《关于东西方教会的永久和解》（De Ecclesiae occodentalis atque orientalis perpetua consensione），III（4）,939。

注2053 关于这一问题，见K.帕佩奥努（K.Papaioannu）“所谓的1450年圣索菲亚宗教会议决议及其历史意义”（“The Acts of the So-called Council of Sophia（1450）and their Historical Significance”），《拜占庭年鉴》，II（1895），394、413。列别德夫：《拜占庭东方教会论文集》（Essays on the Byzantine-Eastern Church）（第2版，1902年），294。上述两部著作都认为这次会议的决议是伪造的。

注2054 见J.德拉赛克（J.Dräseke）“关于1439年的宗教会议”（“Zum Kircheneinigungsversuch des Jahres 1439”），《拜占庭杂志》（德文），V（1896），580。L.布莱耶尔：“关于促使希腊与拉丁教会重新联合的努力”（“At tempts at Reunion of the Greek and Latin Churches”），《剑桥中世纪史》，IV，624—625。

注2055 1923年，土耳其帝国改制为共和国。

注2056 见《1723—1747年V.G.巴尔斯基在东方圣地的旅行》（Travels of V.G.Barsky in the Holy Places of the East from 1723 to 1747），N.巴尔苏可夫（N.Barsukov）编，I，xxxiii。

注2057 见S.尤斯特拉提亚德斯（S.Eustratiades ）和瓦托佩第的阿卡第奥斯（Arcadios of Vatopedi）：《圣山阿索斯瓦托佩第修道院图书馆的希腊文献手稿目录》（Catalogue of the Greek Manuscripts in the Library of the Monastery of Vatopedi on Mt.Athos）。

注2058 G.茹亚尔：“拉弗拉的档案（米勒的使命）”（“Les Archives de Lavra〈Mission Miller〉”），《拜占庭》（布鲁塞尔），III（1926）,253。G.茹亚尔和P.科罗姆普（P.Collomp）：《拉弗拉文献集》（Actes de Lavra）（1937），I。

注2059 尤斯特拉提亚德斯和瓦托佩第的阿卡第奥斯：《圣山阿索斯瓦托佩第修道院图书馆的希腊文献手稿目录》，i。

注2060 Th.I 乌斯宾斯基和V.贝内赛维奇：《瓦扎龙律令集，关于13—15世纪拜占庭农民和修道院土地占有的资料》（The Acts of Vazelon。Materials for the History of Peasant and Monastery Landownership in Byzantium from the Thirteenth to the Fifteenth Century）。

注2061 《阿布尔非达地理学》（Gérographie d’Aboulféda），J.T.雷纳德译，II（I），315—316。

注2062 《1403—1406年赴撒马尔罕帖木儿宫廷的旅行日记》（A Diary of the Journaey to the Court of Timur〈Tamerlane〉，to Samrqand in 1403—1406），J.斯来茨涅夫斯基（J.Sreznevsky）编，87—88；G.勒斯特朗吉编，88—89。

注2063 《对阿奇佩尔岛的描述》（Description des îles de l’Archipel），E.莱格兰德编，88；波恩版（与辛那姆斯的作品在一处），181。

注2064 J.埃伯索尔特：《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和向利凡特地区的旅行》（Constantinople Byzantine et les voyageurs du Levant），41—43；J.埃伯索尔特：《拜占庭的奢华艺术》（Les Arts somptuarires de Byzance），118—119。

注2065 J.B.夏博：“关于聂斯脱利派大主教马尔·亚巴拉哈三世（1281—1317年）以及阿尔贡国王派往西方的使节（1287年）、修士拉班·索尔的历史”（“Histoire de Marjabalaha III，patriarche des Nestoriens［1281—1317］，et du moine Rabban Cauma，ambassadeur du roi Argoun en Occident［1287］”），《东方拉丁杂志》（Revue de l’Orient Latin），II（1894）,82—87；抽印本，54—59。亦见《聂斯脱利派大教长亚巴拉哈三世及其助手巴尔·索玛的历史》（The History of Yabellaha III Nestorian Patriarch and of his Vicar Bar Saume），J.A.蒙格麦里（J.A.Montgomery）编，52—54。

注2066 《旅行家、外交家及道学家吉尔伯特·德拉诺瓦的作品集》（Oeuvres de Ghillebert de Lannoy，voyageur，diplomate,et moraliste），C.波特文（Potvin）编，65；见佩特拉斯·克利玛斯（Petras Klimas）《吉尔伯特·德拉诺瓦在中世纪立陶宛》（Ghillebert de Lannoy in Medieval Lithuania），80。

注2067 《佩罗·塔夫尔游记》（Andanças é viajes de Pero Tafur），176、181、184。英译本《佩罗·塔夫尔游记》，142、145、146。A.A.瓦西列夫：“佩罗·塔夫尔，一位15世纪的西班牙旅行家和他在君士坦丁堡、特拉布松和意大利的旅行”（“Pero Tafur，A Spanish Traveler of the Fufteenth Century and his Visit to Constantinople，Trebizond and Italy”），《拜占庭》（布鲁塞尔）（1932）,111—113。

注2068 茹亚尔：“拉弗拉修道院档案”，《拜占庭》（布鲁塞尔），III（1926）,255—256、257。

注2069 见约翰·坎塔库津《历史》，IV，5；波恩版，III，33。

注2070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XV，2，4；波恩版，II，788—789。

注2071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XV，2，4；波恩版，622—623。

注2072 S.库热阿斯（S.Kugéas）：“萨洛尼卡大主教区书记员关于15世纪初年的笔记”（“Notizbuch eines Beamten der Metropolis in Thessalonike aus dem Anfang des XV”），《拜占庭杂志》（德文），XXIII（1914—1919），152（par.82），158。塔弗拉里：《14世纪的萨洛尼卡》，16。

注2073 见迈克尔·巴列奥洛格的敕令，1272年，见海森伯格《论巴列奥洛格时期的历史和文献》，39，49—50。E.施泰因：“晚期拜占庭立法和经济史研究”（“Unter suchungen zur spätbyzantinischen Verfassungs-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奥斯曼历史通报》（Mitteilungen zur Osmanischen Geschichte），II（1924）,47—49。在科迪努斯（Kodinus）的作品中，也多次提到瓦兰几亚人和汪达尔人；海森伯格的作品中多次提及。

注2074 关于安德罗尼卡二世时期的海军，可见乔治·帕希梅利斯所著《安德罗尼卡·巴列奥洛格》一书（I，26）中特别有意思的一些段落。波恩版，II，69—71；亦见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VI，3；波恩版，I，174—175。见雅克文科《拜占庭文献研究》（Studies in Byzantine Charters），180—181。

注2075 见施泰因“晚期拜占庭立法和经济史研究”，《奥斯曼历史通报》，II（1924），21。

注2076 见塔弗拉里《14世纪萨洛尼卡的兴起》，44—50。

注2077 这种边境领主是亦军亦农的边界中小领主，在拜占庭与突厥人长期冲突的时期曾经起到保卫边疆的作用。但附着小亚细亚领土越来越多地沦入突厥人之手，他们往昔的生活方式已经不能维持，帝国政府尤其不能保证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土地产业。——译者

注2078 J.索克洛夫，“巴列奥洛格时期色萨利的大小土地所有者”，《拜占庭年鉴》，XXIV（1923—1926），35—42。I.波吉阿齐德（I.Boghiatzides）：“米特拉编年史”（“Τὸ χρονικὸν τῶν Μετεώρων”），《拜占庭研究学会年刊》（Επετηρὶς Ἑταιρείας Βυζαντινῶν Σπουδῶν），I（1924），146—156。乌斯宾斯基和贝内塞维奇《瓦扎龙律令集》，92—93。A.V.索洛维也夫：“14世纪色萨利的大地主们。拜占庭—塞尔维亚模式下的封建制”（“The Thessalian Archonts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Trace of Feudalism in the Byzantino-Serbian Order”），《拜占庭－斯拉夫研究》，IV，1（1932）,159—174。

注2079 索克洛夫：“巴列奥洛格时期色萨利的大小土地所有者”，《拜占庭年鉴》，XXIV（1923—1926），42。

注2080 J.德塞赛克：“拜占庭的艰难航程”（“Byzantinische Hadesfahrten”），《新古典学年鉴》，XXIV（1912）,364—365。

注2081 约翰·坎塔库津：《历史》，IV，13；波恩版，III，85—86。

注2082 见雅科文科刊于《拜占庭年鉴》，XXI（1914）上的文章（183）。

注2083 见R.茹亚尔“狄奥多勒·梅托希特斯宫殿”（“Le Palais de Theodore Metochite”），《希腊研究杂志》，XXXV（1922）,82、92—93。埃伯索尔特：《拜占庭的奢华艺术》，109。

注2084 约翰·坎塔库津：《历史》，III，28；波恩版，II，175—179。

注2085 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P.查拉尼斯关于萨洛尼卡历史上这一动荡岁月的资料丰富的研究成果：“14世纪拜占庭的内部斗争”（“Internal Strife in Byzantium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拜占庭》（布鲁塞尔），XV（1940—1941）,208—230。

注2086 《14世纪萨洛尼卡的兴起》，224。

注2087 底米特里·辛多尼斯，引自查拉尼斯“14世纪拜占庭的内部斗争”，《拜占庭》（布鲁塞尔），XV（1940—1941），217。

注2088 塔弗拉里：《14世纪萨洛尼卡的兴起》，249。

注2089 塔弗拉里：《14世纪萨洛尼卡的兴起》,255、259—272；见查拉尼斯“拜占庭的内部斗争”，《拜占庭》（布鲁塞尔），XV（1940—1941），221。

注2090 《拜占庭兴衰史》，20。夏尔·迪尔：“拜占庭文明”（“Byzantine Civilization”），《剑桥中世纪史》，IV，760。

注2091 雅克文科文章，见《拜占庭年鉴》，XXI，3—4（1914）,184。

注2092 关于佩戈洛蒂，见W.海德《中世纪利凡特贸易史》，I，xvii—xviii。C.R.比兹雷：《近代地理的曙光》，III，324—332。《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有一篇文章是根据比兹雷的作品所写。H.J.于勒（云南人民出版社中译本中，张绪山译作“裕尔”。——译者）：《东域纪程录丛》（Cathay and the Ways Thither），II，278—308；H.科迪耶主编，III，137—142。E.弗里德曼（E.Friedmann）：《佛罗伦萨中世纪商业活动的地理范围（据巴尔都奇·佩戈洛蒂的贸易活动所见）》（Der mittelalterliche Welthadel von Florenz in seiner geographischen Ausdehnung〈nach der Pratica della mercatura des Balducci Pegolotti〉），3—5。

注2093 弗朗切斯科·巴尔都奇·佩戈洛蒂：《贸易活动中的什一税和其他税收》（La pratica della mercature della decima e delle alter gravezze）,III，24；阿兰·埃文斯编，xv—xxvi,并见佩戈洛蒂的资料，xxvi—l。当然，对于巴列奥洛格时期拜占庭贸易活动进行研究的最好的综合性资料是海德的《中世纪利凡特贸易史》，I，427—527，及II。

注2094 《在另一个海上的航行》（Voyage d’autremer）,舍费尔编，150、164。

注2095 见布拉提亚努所著《13世纪热那亚人在黑海的商业活动研究》，关于13世纪热那亚在拜占庭帝国的商业活动一章中特别重要的记载，108—154。关于14世纪威尼斯人与特拉布松人之间的贸易契约，见D.A.扎基希诺斯《特拉布松的阿列克修斯三世科穆宁皇帝赐予威尼斯人以特权的金玺诏书》（Le Chrysobulle d’Alexis III Comnène empereur de Trébizonde en faveur des Vénetiens），4—12。

注2096 关于1449年这一特别有趣现象的记载出于V.于尔格维奇（V.Yurguevich）发于《奥德萨历史和考古学会通报》（Transactions of the Hisatorical and Archeological Society of Odessa）上的文章，V［1865］,631—837;以及P.维格纳（P.Vigna）发于《利古里亚国家历史学会会刊》（Atti della Società Ligure di Storia Pateia）中的文章，VII［2］，567—680。关于热那亚人在卡法的碑铭文献，见埃林娜·斯克尔金斯卡（Elena Skerzinska）“克里米亚的热那亚人侨居地的拉丁文碑铭”（“Inscriptions latines des colonies genoises en Cremée”），《利古里亚国家历史学会会刊》，LVI（1928），1—180。关于1449年的行政法令，见A.A.瓦西列夫《克里米亚的哥特人》，226—227。

注2097 乔治·帕希梅利斯：《安德罗尼卡·巴列奥洛格》，波恩版，I，419—420。

注2098 W.海德所不可能得到的13—14世纪的一些文献在R.戴维森的《佛罗伦萨历史研究》（Forschungen zur Geschichte von Florenz）中可以看到，见该书III，69—70（no.315）、135（no.686）、193（no.974）。亦见弗里德曼《佛罗伦萨中世纪商业活动的地理范围》，26。当然，一些15世纪的文献亦可见于J.米勒的著作《关于托斯卡纳地区城市与东方基督教世界和土耳其世界联系的文献》（Documentti sulle relazioni delle città toscane coll’ Oriente Cristiano e coi Turchi），149—150、162—163、169—177、283—284。

注2099 W.若斯：《大不列颠博物馆藏拜占庭货币目录》，I，lxviii—lxxv；II，635—643。A.布兰切特：“拜占庭皇帝所发行的最后的货币”（“Les dernière monnaies d’or des empereurs de Byzance”），《钱币学评论》（Revue Nummismatique）,IV，4（1910），89—91。亦见E.施泰因在“晚期拜占庭立法与经济研究”（“Untersuchungen zur spatbyzantinischichter Verfassungs-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r”）中所提到的关于巴列奥洛格时期拜占庭钱币的一些有趣的片断,《奥斯曼历史通报》,II（1924），11—14。

注2100 布兰切特，“拜占庭皇帝所发行的最后的货币”，《钱币学评论》,IV，4（1910），14—15。

注2101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425。

注2102 米勒：《关于拉丁东方的论文》，278—279。塔弗拉里：《14世纪的萨洛尼卡》，149—169。

注2103 E.拉维斯（E.Lavisse）和A.兰姆鲍德（A.Rambaud）：《自4世纪起至当代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u IVe siècle a nos jours），III，819。.夏尔·迪尔：《拜占庭艺术手册》，II，750。譬如，仅以15世纪初拜占庭的辩论家约瑟夫·布莱昂纽斯的作品为基础而写的，对于巴列奥洛格时代之文化的模糊而带有偏见的描述，见于L.厄科诺摩“据约瑟夫·布莱昂纽斯所记载所见14世纪中期拜占庭的文化和精神”，《迪尔研究文集》，I，225—233；特别是226：文化和精神生活的日趋衰落。亦见N.H.贝恩斯在《希腊研究杂志》，LII（1932）上发表的一篇相当不错的评论。

注2104 该自传的一些部分被查普曼译成了法文，见《迈克尔·巴列奥洛格（1261—1282年），拜占庭帝国的光复者》，167—177。

注2105 对霍拉修道院内壁画和镶嵌画的研究（附有精美图版）已经于2001年由英国牛津大学著名拜占庭艺术和考古史学家西里尔·芒戈出版。——译者

注2106 D.阿伊那洛夫（D.Ainalow）:《14世纪的拜占庭绘画》（The Byzantine Painting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132—133。

注2107 贝格尔·德希弗里（Berger de Xivrey）：“皇帝曼纽尔·巴列奥洛格对自己生活与事业之回忆”（“Mémoire sur Manuel Paléologue”），《法兰西学院回忆录》，XIX（2），1。L.佩迪（L.Petit）：“曼纽尔二世巴列奥洛格”，《天主教神学辞典》，IX（2）,1925—1932。曼纽尔的作品没有能全部出版。一些零星信件和论文上面已经引用。

注2108 《历史》，前言；波恩版，I，10。

注2109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288。

注2110 见A.鲁比奥·伊·卢克（A.Rubio i Lluch）写的一篇极好的文章“帕希梅利斯与蒙塔内尔”，《加泰罗尼亚研究所历史考古分部,回忆录》（Seccio historico arqueologica del Institut d’Estudis Catalans,Memories），I（1927），33—60。

注2111 见A.海森伯格“乔治·帕希梅利斯的一份手稿”（“Eine Handschrift des Georgios Pachymeres” ），收于他的作品《巴列奥洛格时期的文学》（Ausder Gcschichte und Literatur der Palaiologenzeit）,3—13。关于帕希梅利斯的手稿可见于耶路撒冷图书馆。见《拜占庭与当代希腊年鉴》，II（1921）227。亦见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288—291；以及蒙特拉蒂奇（Montelatici）《拜占庭文献史》224—225。更近期的作品，见V.劳伦特（V.Laurent）“乔治·帕希梅利斯的拜占庭历史手稿”（“Les Manuscrits de l’Histoire Byzantine de Georges Pachymère,” ），《拜占庭》（布鲁塞尔），V（1929—1930）,129—205：“十篇历史手稿的编辑、描述和引用的历史。”劳伦特：“乔治·帕希梅利斯关于拜占庭历史的两篇新发现的手稿”，《拜占庭》（布鲁塞尔），XI（1936），43—57；有两篇新增加的手稿。

注2112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291—293。亦见蒙特拉蒂奇《拜占庭文献史》，226。亦见M.朱吉“尼斯福鲁斯·卡利斯图斯·克山索普罗斯”，《拜占庭》（布鲁塞尔），V（1929—1930）。朱吉在这里发表了尼斯福鲁斯的十首教会诗篇。

注2113 R.居兰德：《论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xxxii—xxxiii。居兰德：《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的书信集》，xii—xviii。

注2114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293—296。居兰德：《论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236—238。

注2115 《拜占庭文献史》，288。将熟悉许多领域之知识的学者被称为“博学者”。

注2116 《拜占庭文献史》，225：“il più grande erudito del suo tempo”。

注2117 居兰德：《论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Essai sur Nicéphorus Grégoras），296。

注2118 卡纳努斯·拉斯卡利斯：《北欧诸国游》（Reseanteckningar fran nordiska länderna.Smärre Byzantinska skrifter），V.伦茨特罗姆（V.Lundstrom）编，14—17；A.A.瓦西列夫编：“拉斯卡利斯·卡纳诺斯，15世纪游历北欧和冰岛的拜占庭旅行家”（“Laskaris Kananos，Byzantine Traveler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rough Northern Europe and to Iceland”），《纪念V.P.布泽斯库尔文集》（Essays Presented to V.P.Buzeskul），397—402。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422。

注2119 W.米勒：“历史学家杜卡斯和弗兰策”（“The Historians Doukas and Phranzes”），《希腊研究杂志》，XLVI（1926）,70。

注2120 米勒，“历史学家杜卡斯和弗兰策”，《希腊研究杂志》，XLVI（1926），71。学者们对于他的两部著作进行研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问题，即弗兰策是否的确是那部详细编年史的作者。J.B.法勒尔·帕帕多布鲁斯（Faller-Papadopoulos）：“弗兰策是另一部长编年史的作者吗？”《保加利亚考古学研究所通报》，IX（1935），177—189。

注2121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306；蒙特拉蒂尼：《拜占庭文献史》，231。

注2122 迈克尔·杜卡斯著作的意大利文版本，而不是希腊文版本，可见于波恩版《拜占庭文献大全》。

注2123 E.切尔努索夫（E.Chernousov ）：“杜卡斯，一位拜占庭衰落之际的历史学者”（“Doukas，One of the Historians of the Fall of the Byzantium”），《拜占庭年鉴》，XI（1914），221。

注2124 米勒：“历史学家杜卡斯和弗兰策”，《希腊研究杂志》，XLVI（1926）,63。

注2125 Chalcocondyles意即“笔锋锐利者”（有着黄铜笔尖的人，转意为“厚颜无耻”。——译者），而Chalcondyles意为“拥有黄铜烛台的人”。他的首名Launikos与Nikolaos，Nicholas是一致的。

注2126 米勒：“雅典的最后一位历史学家：劳尼科斯·卡尔康迪勒斯”，《希腊研究杂志》，XLII（1922），37。亦见L.坎普罗戈鲁斯（L.Kampourroglou）《卡尔科康迪勒斯专论》（Οὶχαλκοκονδὺλαι.Μονογραφία），104—171。

注2127 E.达科（E.Darkó）：“劳尼科斯·卡尔科康迪勒斯生平新探”（“Neuere Beiträge zur Biographie des Laonilos Chalkokondyles，1927”），《1927年第二届国际拜占庭研究大会文集》，25—26。亦见K.迪特里奇《对于地球与文化认知的起源和研究》（Quellen und Forschungen zur Erd-und Kulturkunde），II,124—125。瓦西列夫：“拜占庭文献中的百年战争和贞德”，《拜占庭》（布鲁塞尔），III（1926），242—248。

注2128 米勒：“雅典的最后一位历史学家：劳尼科斯·卡尔康迪勒斯”，《希腊研究杂志》，XLII（1922）,38。

注2129 乔治·帕希梅利斯：《迈克尔·巴列奥洛格》，V，24；波恩版，I，403。

注2130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V，2,5；波恩版《拜占庭文献大全》，I，128—129。

注2131 A.D.佐托斯（A.D.Zotos）：“新罗马——君士坦丁堡牧首约翰·贝库斯”（Ιωάννης ὁ Βέκκος πατριάρχης Κωνσταντινουπόλεως Νέας ‘ρώμης）。

注2132 见G.卡梅利（G.Cammelli）：“底米特里·辛多尼斯：生活和作品概要”（“Demetrio Cidonio:Brevi Notizie della vita e delle opera”），《意大利古典文献研究》（Studi Italiani di filologia classica），N.S.I（1920），144—145；辛多尼斯出生于1300—1310年，一直活到大约1403—1413年。居兰德：《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书信集》（Correspodance de Nicéphore Grégoras），325—327，认定辛多尼斯死于1400年。M.贾吉：“底米特里·辛多尼斯与14—15世纪的拉丁神学”（“Démétrius Cydonès et la theologie latine à Byzance aux XIVe et XVe siecles”），《东方之声》，XXXI（1928），386—387，指出辛多尼斯出生于1310—1320年间，死于1399—1400年。最新、最详细的一部传记是由G.卡梅利所写《底米特里·辛多尼斯，通信集》（Démétrius Cydones，Correspodance），v—xxiv。

注2133 关于辛多尼斯的威尼斯市民权问题，见R.洛恩内兹（Loenertz）“底米特里·辛多尼斯，威尼斯市民”（“Démétrius Cydonès，citoyen de Venise ”），《东方之声》，XXXVII（1938）,125—126。

注2134 居兰德：《论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327—331。

注2135 这是近期一位意大利学者G.梅尔卡第发现的。见M.朱吉“底米特里·辛多尼斯”，《东方之声》，XXXI，（1928），385。

注2136 E.布维（Bouvy）：“圣托马斯，其著作的拜占庭翻译者”（“Saint Thomas.Ses traducteurs，byzantins”），《奥古斯丁杂志》（Revue augustinienne），XVI（1910）。407—408。亦见M.拉克尔（Rackl）“底米特里·辛多尼斯，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辩护者和翻译者”（“Demetrios Kydones als Verteidiger und Uebersetzer des hl.Thomas von Aquin”），《天主教会。天主教神学与教会生活》（Der Katholik.Zeitschrift für Katholische Wissenschaft und Kirchlichrs Leben）；XV（1915）,30—36。朱吉:“底米特里·辛多尼斯”，《东方之声》，XXXI（1928）,148。

注2137 G.卡梅利：“最新底米特里·辛多尼斯演说精选”（“Demetrii Cydonii orations tres adhuc ineditae”），《拜占庭与当代希腊年鉴》，III（1922）,67—76；IV（1923）,77—83、282—295。

注2138 G.卡梅利：“ 14—15世纪的拜占庭人，底米特里·辛多尼斯书信研究”（“Personaggi buzantini dei secoli XIV—XV attraverso le epistole di Demetrio Cidonio”），《贝萨里翁》，XXIV，151—154（1920），77—108。至于一份有关辛多尼斯之已经出版和尚未出版的著作之初步的目录，见卡梅利“底米特里·辛多尼斯”（“Demetrio Cidonio”），《意大利古典文献研究》，N.S.I（1920）,157—159。1930年卡梅利出版了辛多尼斯的50封书信，附以法文翻译和447封注有日期或没有日期的书信的总目；见《底米特里·辛多尼斯。通信集》。亦见V.劳伦特对于此书信集的详细评论：“关于底米特里·辛多尼斯的通信集”（ “La Correspondance Démétrius Cydonès”），《东方之声》，XXX（1931），339—354。劳伦特：“曼纽尔·巴列奥洛格和底米特里·辛多尼斯，评两者之通信”（“Manuel Paleologue et Démétrius Cydonès.Remarques sur leur correspondance”），《东方之声》，XXXVI（1937），271—287、474—487；XXXVII（1938），107—124。G.梅尔卡第：“关于底米特里·辛多尼斯的书信”（“Per L’Epistolario di Demetrio Cindone”），《拜占庭与当代希腊研究杂志》，III（1931），210—230。P.查拉尼斯：“14世纪下半期的希腊历史资料”（“The Greek Historical Sources of the Second Half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美国波兰研究院季刊》（The Quarterly Bulletin of the Polish Institute in America）（1944年1月），2—5。

注2139 克鲁乔·萨卢塔蒂（1331—1406年），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佛罗伦萨首相（1375—1406年）。——译者

注2140 见《克鲁乔·萨卢塔蒂书信集》（Epistolario di coluccio Salutati），F.诺瓦蒂（F.Novati）编，III，105—119；该书信写于1396年。

注2141 R.居兰德：“君士坦丁堡牧首（1289—1293年；1304—1310年）阿塔纳修斯书信集”（“La Correspondance inedited d ’Athanase，patriarche de Constantinople，1289—1293；1304—1310”），迪尔：《研究文集》，I，121—140。N.班内斯库：“牧首阿塔纳修斯与安德罗尼卡二世巴列奥洛格时期帝国的社会、政治和宗教”（“Le Patriarche Athanase Ier et Andronic II Paleologue.Etat religieux，politique et social de l’Empire”），《罗马科学院历史部通报》，XXIII，1（1942），1—29。

注2142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VI，1，5；波恩版，I，163。

注2143 关于以弗所的马尔库斯，见L.佩迪在《天主教神学辞典》中所写的一篇极妙的文章。见该书XI，2（1927），1968—1986。

注2144 萨塔斯：《希腊文献目录》，IV，vii页及注7。

注2145 吉那第乌斯（Gennadius）的著作最近有八卷问世，《吉那第乌斯·斯科拉利乌斯全集》（Oeuvres complètes de Gennads Scgikaruis），L.佩迪、X.A.西德里台、M.朱吉编。近期关于吉那第乌斯的论文，见M.朱吉“乔治·斯科拉利乌斯，哲学大师”（“Georges Scholarios，professeur de Philosophie”），《拜占庭与当代希腊研究杂志》（意大利），V（1939），482—494。对于吉那第乌斯的个人传记，其活动和文学成就进行详细研究还是十分必要的。

注2146 由于N.A.比斯的不懈努力，梅泰奥拉修道院中的手稿已经为人们所知晓和描述。见J.德莱赛克“梅泰奥拉新发现的手稿资料”（“Die nëuen Handschriftenfunde in den Meteoraklöstern”），《新古典文献研究年鉴》（Neue Jahrbücher fur das klassische Altertum），XXIX（1912）,552。

注2147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106—107（埃尔哈得）。该文收于米涅《希腊教父学著作全集》，CLII，741—992。

注2148 塔弗拉里：《14世纪的萨洛尼卡》，iv和书中其他各处。在我曾出版的《拜占庭帝国史》英文版和法文版中，曾经随着他人的说法，错误地称卡巴西拉斯是“萨洛尼卡都主教”。但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城市的都主教。

注2149 米涅：《希腊教父著作大全》，CL，367—492、493—726。见S.萨拉维尔“尼古拉斯·卡巴西拉斯‘在基督里面’一文的两部手稿”（“Deux manuscript du ‘De vita in Christo’ de Nicholas Cabassilas”），《罗马科学院历史部通报》，XIV（1928）；《1927年第二届国际拜占庭研究大会会议文集》（Compte-rendu du deuxième Congrès internatimpl des études byzantines，1927），79。

注2150 P.阿尼基也夫（Anikiev）:“论东派基督教的神秘主义”（“On the Problem of Orthodox-Christian Mysticism”）《俄罗斯正教论集》（Pravnorusskoye Slovo），XIII（1913），200—217。蒙特拉蒂奇：《拜占庭文献史》，251—252。F.沃内特：“尼古拉斯·卡巴西拉斯”，《天主教神学辞典》，II（2）,209—1295。

注2151 “尼古拉斯·卡巴西拉斯未出版过的书信”（“La Correspondance inédited de Nicolas Cabasilas”），《拜占庭杂志》，XXX（1929—1930）,98。见S.萨拉维尔《尼古拉斯·卡巴西拉斯：圣礼的阐释》（Nicolas Cabasilas: Explication de la devine liturgie）（巴黎，1943年）。这篇论文的法文译文及附加的一篇长长的导言中有卡巴西拉斯的生平介绍。见V.格鲁梅尔写的一篇对此论文极其褒扬的书评，《拜占庭研究》，XII （1945）,265—267。

注2152 他的真名是乔治·杰米斯图斯（George Gemistus）；Pleson（普勒桑）与Gemistus（杰米斯图斯）是同义词，意为“满的”。杰米斯图斯开始自称为普勒桑，是希望用这个更有“希腊”风格的名词取代一般的希腊语名字。这里可比较Desiderius与Erasmus两个词的区别。见H.托泽“一位拜占庭改革家：杰米斯图斯·普勒桑”（A Byzantine Reformer: Gemistus Plethon），《希腊研究杂志》，VII（1886）,354。

注2153 F.舒尔泽（F.Schultze）：《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史》（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der Renaissance），I，23—109。J.W.泰勒：《乔治·吉米斯图斯·普勒桑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批判》（Georgius Gemistus Pletho’s Criticism of Plato and Aristotle），1—2。

注2154 埃里森：《秘史》，IV（2）,11。

注2155 E.斯台法努：“近期对普勒桑的研究”（“Études récentes sur Pléthon”），《东方之声》，XXXI（1932）,207—217。其中有一个非常好的参考书目，特别是第217页。这里没有足够的空间讨论关于杰米斯图斯·普勒桑的大量作品。最近分量最重的一篇文章是米尔顿·V.阿纳斯托斯所写“普勒桑的历法和仪式记载”（“Pletho’s Calender and Liturgy”），《顿巴登橡树园研究文集》，IV（1948）,183—305。其中有极好的参考书目。

注2156 G.米施克（G.Misch）：“13世纪的一位君士坦丁堡牧首的自传和历史著作。关于一位拜占庭人文主义者的研究”（“Die Schriftsteller-Autobiographie und Bildungsgeschichte eines Patriarchen von Konstantinopel aus dem XIII，Eine ‘Studie zum byzantinischen Humanismus’”），《教育及教学历史杂志》（Zeitschrift fur Geschichte der Erazichung und der Unterrichts）,XXI（1931），1—16。

注2157 居兰德：《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书信集》（Correspondance de Nicephore Grégoras），324，其中有一章谈及查姆诺斯（Geogios Chumnos），317—324。乔治·查姆诺斯：“选自一首希腊诗歌中的《创世记》和《出埃及记》的旧约故事”（“Old Testament Legends from a Greek Poem on Genisis and Exodus”），F.H.马夏尔（F.H.Marchall）编。

注2158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541。

注2159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VII，2,2；波恩版，I，272。萨塔斯：《中世纪希腊文献目录》，I，前言，60—61。

注2160 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历史》，VII，2,3；波恩版，I，272—273。

注2161 《拜占庭研究》，401。亦见居兰德《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书信集》，361。

注2162 V.瓦尔登伯格：“查士丁二世致提庇留的演说词”（“An Oration of Justin II to Tiberius”），《苏联科学院通报》，II，（1928）,140。

注2163 D.C.赫瑟林：（“制度下的皇权”）（“Een Konstitutioneel Keizershap”）,《赫尔墨斯杂志》，XI（1938—1939年）,89—93。《拜占庭杂志》（德文），XXXIX（1939）,263。

注2164 见圣·贝兹德基（St.Bezdeki）：《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所绘制的狄奥多勒·梅托希特斯的肖像》（Le Portrait de Théodore Métochite par Nicéphore Grégoras）。《历史研究文集》（Melanges d’histoire générale）,57—76。

注2165 R.居兰德：“狄奥多勒·梅托希特斯未编辑出版的诗歌”（“Les Poésies inédites de Théodore Métochite”），《拜占庭》（布鲁塞尔），III（1927）,265。居兰德：《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书信集》，358。

注2166 萨塔斯：《中世纪希腊文献目录》，I，前言，64。Th.乌斯宾斯基：《拜占庭文明史论集》，263—264。

注2167 居兰德：《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书信集》，360—362。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551—552。

注2168 萨塔斯：《中世纪希腊文献目录》，I，22；涉及“外交使节”的文字见154—193。居兰德：《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书信集》，364。该文献被尼克夫（Nikov）在其《塔塔尔人和保加利亚关系》（Tartaro-Bulgarian Relations）一书中予以重印和评价，54—95。

注2169 M.特鲁（M.Treu）：《大行政官狄奥多勒·梅托希特斯的作品》（Dictungen des Gross-Logotheten Theodoros Metochites），1—54。

注2170 居兰德：“狄奥多勒·梅托希特斯未编辑出版的诗歌”（“Les Poésies inedites de Théodore Métochites”），《拜占庭》（布鲁塞尔），III（1927）,265—302。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552—553。近来，关于这些诗歌的手稿鉴定问题，见I.切维恩科（I.Ševěenko）的文章：“对Th.梅托希特斯之演说及诗歌集的考察”（“Observations sur les recueils des discourse dt des poèmes”），《著作》（Scriptorium） ，II（1951）,279—288。

注2171 居兰德：“狄奥多勒·梅托希特斯的宫殿”（“Le Palais de Théodore Métochites”），《希腊研究杂志》，XXXV（1922），82—95；在86—93，他引用了该诗希腊文稿的一部分，附以法文译文。亦见埃伯索尔特《拜占庭浮华的艺术》,109。

注2172 居兰德：《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书信集》，368。

注2173 见迪尔：《拜占庭研究》，401。

注2174 居兰德：《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书信集》，348—353。

注2175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554。

注2176 以上法典除《新律》、《法律选编》外，皆出自马其顿时期（见本书马其顿王朝一章）。《新律》是各个时期都有的法典，而《法律选编》（Ecloga）则产生于伊苏里亚王朝，即破坏圣像时期，见本书相应部分。——译者

注2177 P.科林内：“拜占庭立法”，《剑桥中世纪史》，IV，722—723。

注2178 L.西西里亚诺（L.Siciliano）：“拜占庭立法”，《意大利法律百科全书》（Enciclopedia Giuridica Italiana）,IV（5）,72。科林内：“拜占庭立法”，《剑桥中世纪史》，IV，723。

注2179 位于黑海西北岸和德涅斯特河流域，公元前7世纪的希腊移民区；15—20世纪先后归属摩尔多瓦、奥斯曼帝国、俄罗斯、罗马尼亚和苏联。——译者

注2180 L.卡索（L.Kasso）：《比萨拉比亚的拜占庭法》（Byzantine Law in Bessarabia），42—49。

注2181 E.让塞尔姆（E.Jeanselme）：“论巴黎国家图书馆一手稿中所见拜占庭的医疗手册（希腊文增补卷764）：翻译、注解及评注［Sur un aide-mémoire de thérapeutique byzantine contenu dans un manuscript de la Bibliotheque Nationale de Paris（Supplemnet grec，764）：traduction,notes et commentaire］”，《迪尔研究文集》，I，170。

注2182 见M.特鲁，“曼纽尔·霍罗波鲁斯”，《拜占庭杂志》（德文），V（1896）,538—559。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770—772；克伦巴赫论曼纽尔·霍罗波鲁斯的论文是以特鲁的论文为依据的。

注2183 海森伯格：《论巴列奥洛格时期的历史和文献》，112—132。

注2184 见X.西德里德斯（X.Siderides）：“曼纽尔·霍罗波鲁斯为皇帝曼纽尔八世巴列奥洛格写的颂辞”（“Μ ανονἡλ ῾ολοβώλομ Ἑγκώμιον εἱς Μ ιαὴλ Η ῾ΙΙ αλαιολόγον”）《拜占庭研究》（希腊），III（1926），168—191.

注2185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782。F.多尔格：“关于阿列克修斯·梅托希特斯和狄奥多勒·梅利特尼奥特斯的最新研究”（“Neues zu Alexios Metochites und zu Theodorus Meliteniotes”），《文献与研究》（Studi et testi）CXXIII（1946），238—251。参见M.米勒“梅利特尼奥特的讽喻诗，据皇家图书馆手稿公布”（“Poème allégorique de Méliténiote，publié d’après un manuscript de la Bibliothèque Impériale”），《国家图书馆手稿之注释和摘编》（Notices et extraits des manuscripts de la Bibliotheque Nationale），XIX，2（1858），2—11。

注2186 参见米勒上引文，《国家图书馆手稿之注释和摘编》，11—138。蒙特拉蒂奇的《拜占庭文献史》没有提到这首诗。关于梅利特尼奥特的天文学作品之片断，可见米涅编《希腊教父文献大全》，CXLIX，988—1001。另一篇较好的文章和更多的片断可见《希腊天文学书卷目录》（Catalogus codicum astrologicorum graecorum）,V，3（1910），133—147（书卷摘要［Excerpta ex codice］，21，梵蒂冈，1059）；XI，1（1932），54（埃斯克里亚尔抄本［codices escorialenses］）。

注2187 薄伽丘的著名寓言诗集。——译者

注2188 F.多尔格：“拜占庭文学与但丁”（“Die Byzantinische Literatur und Dante”），《第二届世界拜占庭大会论文集》，（1927）,47—48。在这次大会上，多尔格提交了这篇论文，认为狄奥多勒的诗是在但丁《神曲》的影响下完成的。但后来，根据S.G.梅尔卡第的建议，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这首诗与薄伽丘有关。在文艺复兴时期，薄伽丘的一些著作译成了希腊语。薄伽丘的《苔塞伊达》（Theseis）译成希腊语后，“开始出现了曾经在意大利一度繁荣的爱情诗歌系列作品。”J.施密特:“薄伽丘的《苔塞伊达》（Théséide，薄伽丘早年写的爱情史诗。——译者） 和希腊的《苔塞伊达》”（“La ‘Théséide’ d’Boccace et la ‘Théséide’ grecque ”），《当代希腊文学研究》（Études de philologie neogrecque），J.普希沙瑞（J.Psichari）编,280。亦见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870。

注2189 M.施劳赫（M.Schlauch）：“君士坦丁堡的瑚恭宫”（“The Palace of Hugon de Constantinople”），《史鉴》，VII（1932）,505、507—508。

注2190 J.隆尼翁（J.Longnon）:《关于阿莫利公爵领之征服》（Livre de la Conquete de la Princée de L’Amorée），lxxxiii—lxxxiv。

注2191 其希腊文版本可见W.瓦涅（W.Wagner）主编的《中世纪的三部叙事诗》（Trois Poémes du moyen âge），242—349；对于该诗进行的详细分析，见M.吉得尔《当代希腊文学研究》（Études sur la literature grecque moderne）151—196。新版见J.A.兰姆伯特（J.A.Lambert）所编，545。J.B.柏里：《希腊土地上的骑士传奇》（Romance of Chivary on Greek Soil）11—12。

注2192 迪尔：《拜占庭人物传》，II，348。

注2193 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868。

注2194 《菲奥里欧和比安西菲欧勒的传奇》（Le roman de Phlorios et Platzia Phlaore），D.C.赫瑟林主编，9、13—14；亦见104，1794。

注2195 《拜占庭的阿基里斯》（L’Achilléide Byzantine）,D.C.赫瑟林主编，9。

注2196 《拜占庭的阿斯里斯》，3—15；亦见克伦巴赫《拜占庭文献史》，848—849。蒙特拉蒂奇：《拜占庭文献史》，192—193。

注2197 《马其顿，一次考古旅行》（Macedonia .An Archarological Journey）,280。

注2198 迪尔：《拜占庭艺术手册》（第2版，1926年）,II，744—745。

注2199 迪尔：《拜占庭艺术手册》；上引文是对第1版（1910）中之文字的重复，702。

注2200 阿伊那洛夫（Aïnalov）：《拜占庭绘画》（Byzantine Painting），86、89、96。

注2201 “14世纪拜占庭绘画的‘复兴’”（“La ‘Renaissance’de la peintur Byzantine au XIVe Siècle”），《考古学杂志》，II（1912）,127—128。

注2202 迪尔：《拜占庭艺术手册》，II，748。

注2203 多尔顿：《东方基督教艺术》，240。

注2204 《拜占庭艺术手册》，II，751。关于14世纪拜占庭文艺复兴艺术的整章（735—751）在《拜占庭》杂志（布鲁塞尔）得以重印（II，［1926］,299—316）。在他的著作之第二版中，迪尔还无法使用多尔顿的著作之结论，但是一段时期以后，他在《拜占庭杂志》（德文）发表了对多尔顿著作的详细评论，XXVI（1926）,127—133。

注2205 “艺术的复兴”（La Renovationqrtistique），《迪尔研究文集》，II，10。

注2206 《拜占庭艺术》，7、10。

注2207 H.皮尔斯（H.Pierce）和R.泰勒：《拜占庭艺术》，15。

注2208 见夏尔·迪尔为G.米莱之著作《对于福音书中之圣像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iconographie de l’Evangile ）写的书评，发于《学术杂志》，N.S.XV（1917）,376。亦见G.索特利乌（G.Soteriou）“14世纪希腊本土的拜占庭绘画。14世纪大型绘画之风格问题之讨论”（“Die Byzantinische Malerei des XIV.Jahrhundert in Griechenland.Bemerkungen zum Stilproblem der Monumantalmalerei des XIV.Jahrhundert ”），《希腊研究》（Ελληννκά）， I（1928）,95—117。

注2209 迪尔：《拜占庭艺术手册》，II，840—844；关于潘瑟里诺斯的生卒年代，见该书第842页和多尔顿《东方基督教艺术》，238注1。

注2210 这批绘画的全部照片收于巴黎高级研究院的照片集中；也见于J.埃伯索尔特所著《拜占庭微型画》（La Miniature byzantine），59 。

注2211 关于巴列奥洛格时期的微型画，见迪尔《拜占庭艺术手册》，II，872—874。

注2212 见康达可夫《马其顿，一次考古旅行》，圣彼得堡，285。

注2213 《14世纪的拜占庭绘画》，68。

注2214 《古代塞尔维亚艺术。宗教画》（L’Acient art serbe.Les eglises）,9。米勒：“拜占庭文化复兴”（“La Renaissance byzantine”），《第二届国际拜占庭研究会文集》，19—21。

注2215 A.海森伯格在他的“拜占庭文艺复兴问题”（“Das Problem der Renaissance in Byzanz”）（《历史杂志》，CXXIII［1926］,393—412）一文中基本上否定了“拜占庭文艺复兴”的存在，但他是这样结束他的文章的：“只是在若干世纪之后，（拜占庭的）统治阶层才感觉到，在国家和教会所顽固推行的古典传统的覆盖下，新的、更丰富和深刻的生活处于深深的底层。但是，在这一时刻，由于西欧的贪婪，拜占庭世界永远衰落了；真正的文艺复兴既不属于拜占庭也不属于东欧其他的东正教国家。”（第412页），亦见F.多尔格在《德意志文学报》（Deutsche Literaturzeitung）的论述，XLVII（1926），1142—1143、1445。R.居兰德则在他的《论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中（第294—295页以及其他部分），强调了14世纪拜占庭的“真正文艺复兴”。参见由C.纽曼写的绝妙的但多少有些片面的文章“拜占庭文化和文艺复兴文化”（Byzantinische Kultur und Renaissancekultur），《历史杂志》，XCI（1903），215—232。

注2216 《著作集》，II，252。这一意见甚至见于J.库拉科夫斯基的《拜占庭历史》（第1版），I，12；在其第2版（1913年）中，这一论断又不见了。

注2217 F.佩特拉克：《家事和各类书信集》（Epistolea de rebus familiaribus et Variae），XVIII，2；XXIV，12；G.弗拉卡赛蒂（Fracassetti）主编,II,474；III，302。见Th.乌斯宾斯基《拜占庭文明史论集》，301—302。A.维切洛夫斯基（A.Veselovsky）：“薄伽丘，他身边的人和同时代人”，《著作集》，V，86。

注2218 F.佩特拉克：《家事和各类书信集》，XXV，G.弗拉卡赛蒂主编，II，369。Th.乌斯宾斯基：《拜占庭文明史论集》，303。

注2219 《神谱》，XV,6;1532年，389。M.科勒林（Korelin）：《早期意大利人文主义及其史学》（The Early Italian Humanism and Its Historiography），993。

注2220 《神谱》，XV，6；1532年版，390：hujus ego mullum vidi opus。

注2221 G.科尔廷：《佩特拉克的生活和工作》（Petraca’s Leben und Werke）（莱比锡，1878年版），154。

注2222 Th.乌斯宾斯基：《论拜占庭文明史论集》，308。

注2223 《早期意大利人文主义及其史学》，998。

注2224 《著作集》，V，100—101。

注2225 佩特拉克：《佩特拉克个人书信集》（Lettere sinili di Petrarca）,V，3；弗拉卡赛蒂编,I，299;亦见III，6，弗拉卡赛蒂编,I.73: “è certamente una gran bestia。”见《佩特拉克个人书信集》，弗拉卡赛蒂编,IV,98。薄伽丘：《神谱》，XV，6,1532年，389。见维切洛夫斯基“薄伽丘”，《著作集》，VI，364。

注2226 此处的罗马皇帝，应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而与古代罗马皇帝没有任何关系。——译者

注2227 佩特拉克：《佩特拉克个人书信集》,III，6。弗拉卡赛蒂编，I，174—175。弗拉卡赛蒂编《书信集》，IV，98。见维切洛夫斯基“薄伽丘”，《著作集》，VI，362—363。

注2228 《神谱》，XV，6；1532年，390。见维切洛夫斯基“薄伽丘”，《著作集》，VI，351—352。

注2229 《拜占庭文明史论集》，308。见薄伽丘《神谱》，XV，6；1532年，390：“Leotium…ut ipse asserit，praedicti Barlaae auditorem。”

注2230 P.查拉尼斯（P.Charanis）：“论西西里和南意大利的希腊化问题”（“On the Question of the Hellenization of Sicily and Southern Italy”），《美国历史评论》，LII（1946—1947），74—86。

注2231 P.巴蒂福尔（P.Batiffol）：《罗萨诺修道院》（L’Abbaye de Rossano）,ix。

注2232 “薄伽丘”，《著作集》，V，22。

注2233 同上书，23。

注2234 “Nec multum esset tanta utilitate ire in Italiam，in qua clerus et populus sunt pure Graeci in multis locis”见罗杰·培根《哲学纲要》（Compendium studii philosophiae），chap.6；培根：《未出版作品集》（Opera quaedum hactenus inedita），434。

注2235 “Et par toute Calabre li Païsant ne parlent se grizois non”。P.梅耶：“古代法国历史编纂的先驱”（“Les Premières compilations francaises d’histoire ancienne”），《罗曼尼亚》，XIV（1885）,70页注5。

注2236 《佩特拉克个人书信集》，XI,9;弗拉卡斯蒂编,II,164.

注2237 见莫尼耶《15世纪。15世纪意大利文学史论》（Le Quattrocento.Essai sur l’histore litteraire du XVe siècle italien），II，6。

注2238 科勒林：《早期意大利人文主义及其史学》，1002。

注2239 古罗马著名希腊籍剧作家。——译者

注2240 莫尼耶：《15世纪》（Le quattrocento），II，4：“Quis enim praestantiorem Manuele virum，aut vidisse aut legisse meminit,qui ad virtutem ad gloriam sine ulla dubitatione natus erat?…”德森布里奥（Decembrio）认为，“谈到他的文学知识，他似乎不是凡人，而是天使”。

注2241 《关于促成教会联合的宣教词》（Oratio dogmatica pro unione）；米涅编：《希腊教父文献全集》，CLXI，612。

注2242 H.瓦斯特（H.Vast）：《红衣主教贝萨里翁（1403—1472年）》（Le Cardinal Bessarion，1403—1472），扉页。R.罗硕尔（R.Rocholl）：《贝萨里翁，文艺复兴史研究》（Bessarion.Studie zur Geschichte der Renaissance），105。L.莫勒尔（L.Mohler）：《神学家、人文主义者和政治家，红衣主教贝萨里翁》（Kardinal Bessarion als Theologe,Humanist und Statesmann），406。

注2243 见A.萨多夫（A.Sadov）《尼西亚的贝萨里翁》（Bessarion of Nicaea）,276。莫勒尔：《红衣主教贝萨里翁》，275—276；关于贝萨里翁的图书馆，见408—415。

注2244 兰普罗斯：《当代希腊回忆录》（Νέος Ἐλληνομνήμων），XIII（1916）,146—194;也有抽印本出版。

注2245 瓦斯特：《红衣主教贝萨里翁》，ix、xi。

注2246 “贝萨里翁的葬礼词”（“Laudatio funebris Bessarionis”）；米涅编：《希腊教父文献全集》，CLXI，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