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拜占庭的灭亡580

巴列奥洛格王朝的对外政策

“君士坦丁堡，宇宙的卫城，罗马帝国的首都，曾经沦于拉丁人的手中，现在，遂上帝所愿，又重新归于罗马人的统治之下——该城蒙上帝通过朕而赐予他们。”这些话出自迈克尔·巴列奥洛格（Michael Palaeologus）的自传，他是重建的拜占庭帝国的第一位皇帝。注1751

帝国的总体形势

迈克尔帝国的疆域，比起科穆宁和安吉列王朝时期的拜占庭帝国的领土，特别比起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的领土范围来说，已经大大减小了。1261年，帝国包括小亚的西北角、色雷斯和马其顿的大部分、萨洛尼卡，以及爱琴海北部的一些岛屿。因此，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赫勒斯滂海，这些非常重要的战略和贸易水路，都属于重建后的帝国。伊庇鲁斯王国又回到了帝国的宗主权之下。在迈克尔统治初期，在卡斯托利亚战役中俘获了亚该亚公爵威廉·维拉杜安（William Villehardouin），作为这位公爵的赎金，迈克尔得到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上三个坚固的法兰克人要塞：一是蒙内姆巴西亚，坐落在希腊东海岸，巨大的岩石高耸于埃皮达弗鲁斯古剧场附近的海面上。这“不仅是伯罗奔尼撒半岛最独特的地方之一，而且还有着英勇的保持独立的辉煌纪录，仅凭这一点，它就有资格在世界的堡垒要塞名单中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注1752其二是出了名的坚固城堡米斯特拉；第三个城堡是马伊那，是法兰克人在塔夫盖突斯山上建立的，目的是为了监视居住在那里的斯拉夫人。这三个据点成为拜占庭皇帝的军队成功地同法兰克的公爵威廉作战的战略基地。

但是这个以前伟大帝国的残余在所有方面都受到政治和经济上强大民族的威胁：土耳其人从小亚细亚，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从北方威胁着他们；威尼斯人占据了爱琴海中的一些岛屿；热那亚人当然指向黑海；还有拉丁骑士占据着伯罗奔尼撒半岛和中希腊的一部分。迈克尔·巴列奥洛格甚至不能使整个希腊的中心部分联合在一起。特拉布松帝国继续保持独立和分离的状态，拜占庭在克里米亚的领地——克尔松军区及附属于它的那片被称为“哥特高地”的领土——在特拉布松的皇帝们统治之下，并向他们缴纳贡赋。伊庇鲁斯的君主国是仅有的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重建的迈克尔帝国的地区。在迈克尔·巴列奥洛格统治下，帝国的边界达到了它后期的最大范围，但这些边界仅存于他的统治时期。因此，“在这方面，迈克尔·巴列奥洛格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光复了的拜占庭的伟大皇帝”。注1753按照法国学者迪尔所说，巴列奥洛格一世的帝国就像“一个虚弱的、残疾的躯体被安置着一个巨大的头颅——君士坦丁堡”注1754。581

帝国的首都，在1204年的洗劫后再没有恢复元气，至迈克尔时已是虚弱不堪；最好的和最富丽的建筑物矗立在那里，好像刚刚被洗劫过；教堂珍贵的陈设品已经被抢走了；布莱舍奈宫，从科穆宁时代起就是皇家的住地，一直用它丰富的装饰和镶嵌品向陌生人炫耀，如今已经完全被毁。据一名当时的希腊人所说，在它里面，充斥着从拉丁皇帝的喧闹的酒宴中散发出的“意大利人的烟尘和气味”注1755，已经不适合居住了。

尽管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巴列奥洛格时期的拜占庭帝国仍然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但君士坦丁堡作为欧洲政策中心的地位消失了。“巴列奥洛格重建后的帝国，几乎仅具有中世纪希腊民族王国的地域性意义。在实质上，它只是尼西亚帝国的延续，尽管它建立在布莱舍奈宫内，并以过去拜占庭帝国的古代模式为自己定位。”注1756围绕着这个正在衰老的机体，新来者正在成长和聚集力量，尤其是14世纪在斯蒂芬·杜尚（Stephen Dušan）统治之下的塞尔维亚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有进取心的意大利商业共和国热那亚和威尼斯，特别是前者，控制着帝国的全部贸易，帝国在财政上和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于它们。唯一的问题是，上述哪一支民族能够结束东方基督教的帝国，占有君士坦丁堡，成为巴尔干半岛的主人。14世纪的历史将使这个问题向着有利于土耳其人的方向发展。582

虽然巴列奥洛格时期的拜占庭在国际政治生活领域占据次要的地位，但它的国内生活仍值得关注。在巴列奥洛格时期在希腊人中间出现了爱国主义情绪，随之重返古希腊的辉煌的倾向。例如，在形式上，皇帝们继续持有“罗马人的皇帝（basileus）注1757和独裁统治者”这一通常的称号，但是这个时代的一些著名人物努力劝说皇帝们接受“希腊人的皇帝”这一新的称呼。这个由不同民族组成的曾经十分庞大的帝国，已经蜕变成一个领土十分有限的仅由希腊人构成的小国。在14、15世纪希腊人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情绪和他们对光辉的希腊古代表现出的热情中，人们可以不无理由地看到促进19世纪当代希腊再生的要素。而且，巴列奥洛格时期，当东方和西方的因素都在帝国内部奇迹般地交错混杂在一起的，产生了一种强有力的精神和艺术文化；考虑到当时帝国的内忧外患，在最初是很难预料的。在那个时代，在知识的各种领域，拜占庭不仅培养出相当多的学者和有教养的人、作家等，有时甚至是很有创造力的天才。诸如卡里耶清真寺（Qahriye—jami，原拜占庭霍拉修道院的教堂）、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米斯特拉堡、圣山阿索斯的教堂内镶嵌艺术的丰碑都可以作为评价巴列奥洛格时期艺术创造力的重要依据。人们经常将这一艺术的繁荣与西欧原初的文艺复兴艺术，即意大利人文主义的早期艺术相比较。在文学和艺术领域的这些现象，以及他们的出现与19世纪和20世纪的许多学者的作品相关联的最重要的问题，都属于巴列奥洛格时期的拜占庭后期文化。

巴列奥洛格时代是拜占庭历史研究领域最少被重视的时代，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这一时期的内外历史，特别是内部历史非常复杂，另一方面是由于资料来源的丰富和多样化，许多资料还没有被出版，以手稿的形式保存在西方和东方的图书馆里。迄今为止注1758，还没有一部涵盖巴列奥洛格王朝所有统治者之活动的专著，现存的一些论文也只涉及这些皇帝活动的某一方面或另一方面。但有一个例外，即在1926年出现了C.查普曼（C.Chapman）的关于迈克尔·巴列奥洛格的专著，它简短、浅显，但具有通论的特点。注1759 583

巴列奥洛格王朝属于名门望族，从第一代科穆宁家族的皇帝开始，巴列奥洛格家族给拜占庭贡献了许多精力充沛和有天分的人，尤其是在军事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与科穆宁、杜卡斯和安吉列的皇家有了亲缘关系。借助于这种亲属关系的力量，第一代巴列奥洛格族的皇帝迈克尔八世经常在帝号后签署四个家族的姓氏，例如迈克尔·杜卡斯·安吉列·科穆宁·巴列奥洛格，而安德罗尼卡二世及其共治者——他的儿子迈克尔九世在多数情况下这样做，而安德罗尼卡三世则时而这样做。后来，皇帝签名时就只签“巴列奥洛格”注1760了。

巴列奥洛格王朝占据拜占庭王位一百九十二年（1261—1453年），是整个拜占庭历史进程中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王朝。注1761第一个登上这个动荡的、大大缩小了的东部帝国王位的巴列奥洛格皇帝迈克尔八世（1261—1282年在位），生性狡猾、残酷，但却是位天才的外交家，成功地摆脱了来自西方，即两西西里王国的威胁，挽救了帝国，并把皇位传给了他的长子安德罗尼卡二世（1282—1328年），这位安德罗尼卡“本来应成为一名神学教授，但却碰巧成了拜占庭皇帝”注1762。安德罗尼卡有两段婚姻，他的第一个妻子安妮是匈牙利国王斯蒂芬·杜尚五世的女儿；他的第二个妻子维尔兰塔-伊琳娜是北意大利的蒙斐拉侯爵的妹妹。维尔兰塔在她哥哥死后，成为侯爵领地的女继承人；作为拜占庭皇后，她不能继承领地，就把她的一个儿子送到那儿，在蒙斐拉建立了巴列奥洛格王朝的统治。该家族在那里的统治一直传续到16世纪前半期。注1763

安德罗尼卡在1295年给他前妻所生的长子迈克尔戴上帝国皇冠。迈克尔于1320年，先于其父去世，在历史著作中经常提到的是作为他父亲共治皇帝的迈克尔九世。迈克尔曾计划迎娶库尔特奈家族的卡特琳娜，她是有名无实的罗马帝国（前拉丁帝国）皇帝的女儿，教宗对此计划很感兴趣；注1764但是最后，迈克尔娶了一位亚美尼亚公主克塞尼亚-玛丽亚。584

迈克尔九世之子，即安德罗尼卡二世的孙子小安德罗尼卡，是父亲有生之年和他祖父在世时期的最爱。但是小安德罗尼卡轻率浮华，风流韵事不断，由于他的一次莽撞行为，其兄长被意外谋杀，其父亲迈克尔九世随之英年早逝。这完全改变了祖父对他的态度。不久祖孙俩人之间爆发内战。反对老安德罗尼卡的一方形成了一个强大派别，其精神领袖是后来著名的坎塔库津（Cantacuzene）。内战以小安德罗尼卡的胜利而告终，1328年，小安德罗尼卡突然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并迫使老安德罗尼卡退位。他被废黜的老皇帝以修道士的身份结束了余生，死于1332年，他的长期统治对拜占庭帝国来说是衰败的新时期。

在小安德罗尼卡（1328—1341年在位）的政权中，居于首位的是参与叛乱的主要头目约翰·坎塔库津，帝国的内部行政管理和外交事务都落入他的手中。新皇帝像以前一样放纵于娱乐活动和狩猎聚会，他感到自己没有兴趣忙于处理政府事务，但他参与了其统治时期的多次战争。坎塔库津并不满足于他获得的巨大影响力，因为他的目标在于帝国的皇位，或至少是全权的摄政者。在安德罗尼卡政府统治的十三年间，这一想法一直主宰着坎塔库津，并且是激发他所有行为的动力。安德罗尼卡的母亲、寡妇克塞尼亚·玛丽亚和他的第二位妻子，西方的公主萨瓦的安妮注1765，都敌视坎塔库津。但是他以各种阴谋手段成功地保持了自己的权位，直到安德罗尼卡死去。

1341年安德罗尼卡三世死时，他的长子、新皇帝约翰五世（1341—1391年在位）只有差不多11岁。在围绕少年皇帝王位的长期内战中，约翰·坎塔库津扮演了主要角色。为了对付约翰·坎塔库津，帝国内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集团，其中包括萨瓦的安妮，她已经被宣布为摄政；还有她的同党、坎塔库津从前的亲信，野心勃勃、精力充沛的君士坦丁堡牧首阿列克修斯·阿波考库斯；以及其他人等。这场14世纪的内部冲突的典型特征是外族人的参与，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特别是塞尔柱突厥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时而支持这一党，时而支持另一党，追逐着各自的政治目标。安德罗尼卡三世去世几个月后，坎塔库津在色雷斯的一个城市中宣布自己为皇帝（称约翰六世）。不久，在君士坦丁堡隆重举行了约翰五世巴列奥洛格的加冕礼。这样，在帝国境内出现了两个皇帝。坎塔库津获得了土耳其人的强有力支持（他甚至把他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奥斯曼苏丹），因此他占了上风。他的主要对手阿波考库斯在君士坦丁堡被杀。坎塔库津在亚得里亚堡接受了耶路撒冷牧首的加冕，这位牧首把一顶金冠戴在新皇帝的头上。然后首都向他敞开了大门。摄政太后萨瓦的安妮被迫屈服，坎塔库津被承认为是同约翰·巴列奥洛格享有同样地位的皇帝。1347年，坎塔库津第二次加冕，他的女儿嫁给了年轻的巴列奥洛格皇帝约翰五世。坎塔库津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实现了。585

这一年，罗马市府被一个著名的、满怀罗马共和国过去辉煌回忆的梦想家，即保民官科拉·迪里恩佐（Cola di Rienzo）控制了一个时期。坎塔库津向他派了一个大使，带着一封贺信，祝贺他取得了对罗马的权力。注1766

在约翰五世巴列奥洛格被推到后台期间，坎塔库津的残暴统治对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坎塔库津来说，他须全力去取代巴列奥洛格家族；他宣布其子为共治皇帝和继承者，并禁止人们在教堂和公共节日中提到约翰·巴列奥洛格的名字。但坎塔库津在民众中的影响正在逐渐减弱，土耳其人在欧洲的立足给他的声望以致命一击。在热那亚人的帮助下，约翰·巴列奥洛格于1354年底进入了君士坦丁堡。坎塔库津被迫退位后，取了约萨法（Ioasaph）的教名退隐修道院，在撰写他的重要回忆录中度过了余生。注1767巴黎国家图书馆保存的一份希腊文手稿中保存了两幅重要的坎塔库津的微型画像，其中一幅中有两个坎塔库津，一个穿着皇袍，另一个穿着修道士的道袍。他的儿子也随之退位。

约翰五世巴列奥洛格最终成为了唯一的皇帝，但在毁灭性的内战和对外战争失败后，他接受的是一份可怜的遗产。T.弗洛林斯基（T.Florinsky）说道：“一些岛屿和一个行省（色雷斯）完全毁灭了，人口大为减少，贪婪的热那亚人在靠近首都的海峡岸边得到了一个立足点，在海峡的另一边则出现了强大的土耳其人国家。这就是他必须统治的帝国。”注1768 586

约翰家族的麻烦并没有就此结束。约翰五世素来与自己的长子安德罗尼卡不睦，后者于1376年在热那亚人的帮助下废黜了老约翰，并加冕称安德罗尼卡四世（1376—1379年在位），他的儿子约翰同时成为共治皇帝。老约翰五世和他最喜爱的儿子和继承者曼纽尔却被送入监狱。1379年，约翰五世成功逃出，在土耳其人的帮助下恢复了皇位。约翰五世和安德罗尼卡达成了一项协议，该协议一直持续到1385年后者去世。此后，约翰五世无视他孙子的权利，而为其子曼纽尔加冕，使之成为自己的共治皇帝。终于，就在约翰五世统治末期，他的孙子发动了反对他的叛乱。1390年，小约翰控制了君士坦丁堡，并作为皇帝约翰七世统治了几个月。来自威尼斯档案馆的新文献表明，1390年约翰的叛乱是由苏丹巴耶齐德组织的。同往常一样，威尼斯元老院经由她的商人而对君士坦丁堡的局势了然于胸，显然可以断定，当时巴耶齐德很可能控制着拜占庭的皇位。无论如何，1390年在威尼斯给那些将要去君士坦丁堡的特使的指示中，告诫他们：“如果在君士坦丁堡发现穆拉德的儿子[巴耶齐德]，你必须设法从他那儿获得对威尼斯船只实行扣押的解除令。”注1769由于曼纽尔的积极努力，约翰五世得以复位。1391年初，经过长期的、飘摇不定统治的约翰五世死去，他的儿子曼纽尔成为皇帝（1391—1425年在位）。

这位新皇帝登上王位之前不久，娶了北马其顿统治者君士坦丁·德拉戈什（Constantine Dragosh ）的女儿海伦，她是斯拉夫人，或者如C.吉莱切克（C.Jirěcek）所说，是“唯一成为拜占庭皇后的塞尔维亚人”注1770。她生了六个儿子，其中两个是拜占庭最后的皇帝约翰八世和君士坦丁十一世；人们经常用他的外祖父的斯拉夫名字称君士坦丁十一世为德拉戈什（Dragases）。因此，帝国皇位上这两个最后的巴列奥洛格家族成员，都有一半斯拉夫人血统。海伦的一幅标以巴列奥洛格姓氏的画像，可见于巴黎卢浮宫博物馆内一珍贵的希腊手抄本上一幅美丽的微型画中，画上描绘了曼纽尔皇帝和他的妻子海伦以及他们的三个儿子被圣母玛利亚加冕的场景。卢浮宫的珍藏品中，还有伪丢尼修（St.Dionysius）的作品，这一手抄本是在曼纽尔从巴黎返回到君士坦丁堡之后几年作为礼物送给巴黎的。注1771海伦的另一幅肖像画被保存在一个铅制印章（molybdobullon）上。注1772 587

曼纽尔其人，潇洒，高贵，受过良好教育，富于文学天才，甚至年轻时在其父亲生前就明确地感到他所继承的帝国面临的所有恐怖形势和耻辱。当他父亲将萨洛尼卡统治权托付给他时，他开始同这座被苏丹穆拉德的军队所占领的马其顿城市的全体居民谈判，希望打败土耳其守备军，把该城从土耳其人束缚下解放出来。苏丹得知此计划便决定严厉惩罚萨洛尼卡的统治者。由于不能进行充分抵抗，曼纽尔企图寻求他那受惊吓的父亲对自己进行庇护，但没有成功，于是不得不直接动身到穆拉德的驻地，向他表达了对自己行为的忏悔之意。于是“并不虔诚但富有理性的苏丹”，如15世纪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十分好意地视他如座上宾招待好几天，并在他离开时给他带上旅行所需的食物和丰厚的礼品，并带一封信回到他父亲那儿，信上，苏丹请求约翰五世原谅他儿子的愚蠢行为。”穆拉德在与曼纽尔告别时说：“要和平地统治属于你的国土而不要去追求别国的领土。但是，如果你需要钱或其他任何帮助，我将总是会很高兴地满足你。”注1773

后来，穆拉德的后继者巴耶齐德要求约翰五世送给他指定的贡品——他儿子曼纽尔和一些希腊人辅助军队。曼纽尔被迫屈服，加入掠夺成性的土耳其人远征军，直抵小亚细亚各地。在曼纽尔的信中很明显感到他的屈辱、无助和旅行的困苦。在描述了自己所忍受的饥饿、寒冷、疲劳和越过“甚至连野兽都吃不饱”的荒山野岭后，曼纽尔凄凉地评论道：“整个军队都处于这样的境况中；但对我们来说有一件事不能忍受：我们在和他们[土耳其人]共同作战，而且是为他们而战，这意味着我们在增强他们的势力而减弱我们自己的力量。”注1774在另一封信中，曼纽尔描述了他在远征期间看到的被毁城市：“当我问到那些城市叫什么名字时，他们回答，‘由于我们已经毁了它们，因此时间已经毁了它们的名字’；悲凉即刻涌上心头；但我只是在心里默默地难过，仍然能隐藏我的感情。”注1775因此，在曼纽尔登上王位之前就蒙受着被土耳其人役使的耻辱，但从中也得到一些好处。588

曼纽尔的可贵之处表现在他对自己的父亲约翰五世的态度。当约翰五世由意大利回国途中因不能归还所欠债款而被威尼斯人扣押之时，曼纽尔赎回了他。当时，曾在父亲外出时在帝国监政的约翰的长子安德罗尼卡却对其父要他征收这笔到期债款的请求充耳不闻，而曼纽尔立即筹集到这笔钱并亲自送到威尼斯，赎回了他那屈辱地被囚禁的父亲。

在经历了长期而痛苦的统治之后，曼纽尔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年，逐渐淡出，把国事委托给自己的儿子约翰，全身心研究神学著作。不久，曼纽尔突患中风；在他去世的前两天，他以马休的教名获得神职。

曼纽尔的儿子即后继者约翰八世的统治从1425年一直持续至1448年。这位新皇帝有过三次婚姻，三个妻子各属于不同的民族。他的第一位妻子是年轻的俄罗斯公主安娜，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一世的女儿；她在君士坦丁堡仅仅住了短暂的三年，但在首都广受欢迎。后来她死于瘟疫。约翰的第二个妻子是意大利人，蒙斐拉的索菲亚，她是个品德极为高尚但外表却毫无吸引力的女人，以至于约翰对她极为反感；拜占庭历史学家杜卡斯曾以他那个时代流行的谚语来描述她的外貌：“Lent in front and Easter behind.”注1776她在宫廷里不能忍受这种受屈辱的地位，于是在加拉塔的热那亚人帮助下逃往意大利，在修道院中结束了她的余生。这让她的丈夫很满意。他的第三位妻子是约翰在科穆宁家族里发现的一位叫玛利亚的特拉布松公主，“由于她的美貌和举止端庄而出名”。注1777一位拜占庭历史学家和去往圣地的法国朝圣者都曾评论过这位绝色佳人的迷人之处。当看到她离开圣索菲亚大教堂时，他被皇后的美貌迷住了。注1778她对这位死于她之后的皇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今天在普林斯群岛的一个小岛上（接近君士坦丁堡）还矗立着由这位美丽的特拉布松皇后建立的圣母玛利亚小礼拜堂。

约翰三世的三个妻子没有给他留下子嗣。当他于1448年秋去世时，继承人的问题被提了出来。拜占庭太后，即约翰的母亲、曼纽尔二世的妻子还健在，她和已故皇帝的兄弟们、君士坦丁堡的高级官员们选定了约翰八世的一个兄弟、当时是莫里亚的邦君君士坦丁。奥斯曼人的苏丹知道了选择新皇帝的事并认可了这位候选人。代表团被派往莫里亚，告知君士坦丁他被选为曾经伟大的拜占庭帝国的皇帝。1449年年初，君士坦丁从中世纪的斯巴达，即从米斯特拉的邦君驻地出发，乘坐一艘加泰罗尼亚船只立即航行到君士坦丁堡，受到人民的隆重欢迎。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君士坦丁十一世是由俗人加冕称帝的。但是，由于Sp.兰普罗斯编辑的约翰·尤金尼科斯（John Eugenicus）作品的出版，人们得知，君士坦丁十一世根本就没有被正式举行过加冕礼。按照教会的规则，这应该由牧首执行，但很可能因为教会党和他们的对手之间的紧张对抗关系而被延误了。注1779君士坦丁有两次婚姻，他的两个妻子都属于在东方基督教国家定居的拉丁家族——一个是托克家族的成员，另一个是位于莱斯博斯岛屿的热那亚人加提鲁西奥家族——但在君士坦丁登上拜占庭皇位之前，两个妻子都先后辞世。关于为新皇帝选择第三位妻子的谈判，在西方和东方，在威尼斯、葡萄牙、特拉布松和伊庇利亚（今格鲁吉亚）,都毫无结果。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和君士坦丁的去世使这些计划未能履行。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亲密朋友、巴列奥洛格时代的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乔治·弗兰策在他的《年代纪》一书中保存了他为皇帝在特拉布松和伊庇利亚寻找新娘的有趣描述。注1780法国历史学家迪尔评论道，尽管在拜占庭皇帝和西方公主之间存在着持续的婚姻往来，在危急时刻的最后一位皇帝还是把寻觅新娘的眼光转向了与其同类和同宗的东方。注1781 589

君士坦丁堡十一世于1453年5月，在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之际被杀。于是，在基督教的东方君主国的原地，建立了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强大军事帝国。

在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幸免于难的兄弟中，底米特里·巴列奥洛格被穆罕默德二世俘获，他的女儿被迫嫁给穆罕默德二世，而他则成为修道士，以大卫的教名死于亚得里亚堡。另一个兄弟托马斯则靠教宗维持生计，梦想着组织一场反对土耳其人的十字军圣战，但最后死于意大利。他那已成为天主教徒的儿子安德列阿斯（Andreas，或Andrew），是巴列奥洛格家族中唯一有权继承已经丧失的拜占庭皇位的合法继承人。现存的一份重要文献证明，安德列阿斯·巴列奥洛格将他对君士坦丁堡和特拉布松帝国原有的权力同时授予了塞尔维亚的专制君主和法兰克国王查理八世。当后者在15世纪末开始对那不勒斯进行远征时，他以为这就是他最终征服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的进身阶梯，换句话说，15世纪末，圣战的梦想仍然存在。安德列阿斯把他的权力传给查理八世的承诺，好像从来没有完全兑现，因为后来安德列阿斯又把他的拜占庭君权的权力传给了西班牙的斐迪南和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注1782当然，此一行动也无疾而终。590

佐伊是托马斯·巴列奥洛格的女儿、安德列阿斯的妹妹，她嫁给了遥远的莫斯科大公，即伊凡（约翰）三世，她在俄国皇室里被称为索菲亚·巴列奥洛格娜。一位罗斯历史学家克鲁切夫斯基（Kluchevsky）曾说过：“作为衰落的拜占庭皇室的女继承人，这位罗斯的新王后，已经把拜占庭皇室统治权转到了莫斯科，即新的帝都（Tsargrad），她将同他的丈夫分享这些权利。”注1783

莫斯科开始被同“七丘罗马”相比较，被称作“第三罗马”。莫斯科大公变成了“正教的皇帝”，莫斯科作为俄罗斯的首都也变成了“新的君士坦丁城”（即一个新的帝都）。注178416世纪初一位罗斯学者、修士菲罗戴乌斯（Philotheus）写道：“两个罗马都衰亡了，第三个罗马屹立着，第四个罗马将不会再出现。”注1785教宗曾经提醒伊凡三世的后继者，要注意维护他的“君士坦丁堡的遗产”注1786。这样，君士坦丁堡的衰落和伊凡三世与索菲亚·巴列奥洛格娜的婚姻，便提出了莫斯科的统治者作为东方正教会的代表和保护者，对拜占庭帝国王位的权利要求问题，而拜占庭已于1453年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

迈克尔八世的对外政策591

拜占庭和两西西里王国，安茹家族的查理及西西里晚祷事件（Sicilian Vespers）。——迈克尔八世对两西西里王国的态度是他对外政策的基石。由此，便形成和发展了他与意大利共和国热那亚及威尼斯，还有罗马教宗领的关系。他与东方土耳其人的关系也取决于他的西方政策。

12世纪末，德意志国王霍亨斯陶芬朝的皇帝亨利六世、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的儿子，由于与诺曼公主——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的诺曼国家的女继承人康斯坦丝的婚姻而获得了控制两西西里国王的权力，并继承了诺曼人对拜占庭的顽固敌意和侵略计划。两西西里王国和德意志的联盟一直持续到1250年。当弗里德里希二世霍亨斯陶芬去世时，他的亲生儿子曼弗雷德成了西西里的国王，而私生子康拉德则在德意志开始了其统治，但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期。曼弗雷德不仅关心其王国的物质利益而且关心其精神利益，在他统治两西西里王国时期，西西里享受到了一段时间的和平。他的宫廷在那个时代是最辉煌的，外国的统治者非常尊重他；最后一个拉丁皇帝鲍德温二世从君士坦丁堡逃出后，曾向他呼吁，请求他帮助重新夺回失去的王位。关于拜占庭帝国，曼弗雷德采纳了其祖先的政策，这一政策曾使迈克尔八世十分恐慌，尤其考虑到君士坦丁堡有可能重建拉丁帝国。被剥夺了王位的鲍德温二世出现在曼弗雷德的宫廷，带着确定的计划来寻求帮助。而且，在当时的拜占庭占据非常有利贸易条件的热那亚驻君士坦丁堡的最高商务代表（podestá）也同曼弗雷德进行了谈判。他提出了一个用突袭方式攻取君士坦丁堡并在那里恢复拉丁人统治的计划。得知这一消息后，愤怒的迈克尔八世把热那亚人驱逐出首都，并开始与威尼斯人进行谈判。结果，和圣马克共和国签订的新条约恢复并重申了威尼斯人以前曾经享有的特权；条约还规定，如果热那亚人公开反对帝国，威尼斯人应当和希腊人一同作战。

但是，曼弗雷德没有足够的时间对拜占庭采取实际行动；他成为罗马天主教会阴谋的牺牲品。在教宗不可调和的敌人弗里德里希二世死后，霍亨斯陶芬朝的力量削弱了，教宗遂决定消灭曼弗雷德，对可憎的霍亨斯陶芬王朝施以致命的打击。法兰克国王路易九世（圣路易）的兄弟、安茹的查理于是成了罗马天主教会计划的执行者。在邀请查理去接管西西里王国时，教宗不仅考虑到要摧毁霍亨斯陶芬王朝，而且希望查理将致力于协助在东方重建拉丁帝国的事业。至少在1265年，教宗克莱蒙四世希望在查理的援助下，“恢复罗马帝国的地位”（imperii Romani status reformabitur）。注1787安茹的查理接受了教宗对南意大利事务进行干涉的提议后，开始远征意大利——这是一个对法兰西根本利益和需要最具破坏性的时期，此后持续几个世纪；法国一直在意大利耗费她的精力和财富，而没有把其军力和关注转向她最近的邻居，例如荷兰和莱茵兰。592

安茹家族的查理是在历史学家笔下描写得最为灰暗的少数杰出历史人物之一，也许他们不太公正。近期的著作已经不再视他为一位真正的暴君、“贪婪，狡猾和邪恶，即使遇到最小的反抗也热衷于施以血腥镇压”注1788。在罗马教宗们请求查理进军意大利时，他们似乎没有考虑到查理性格中的与众不同之处，而这一性格使得查理完全不可能成为另一个人手中的工具。他受过很好的训练，精力充沛，有时很严厉，甚至是个残酷的统治者，但他并不是没有爱好，他热爱竞技比赛，对诗歌、艺术和科学感兴趣，最重要的是他不愿意成为邀请他去意大利的教宗手中的傀儡。

当1266年，查理带军来到意大利时，他在贝内文托击溃了曼弗雷德。随后曼弗雷德去世，西西里和那不勒斯又处在法兰克的摇摆不定的统治之下。安茹的查理成了两西西里的新国王。法兰克人开始大批离开他们的国家，移民到查理统治的这片条件极好的新领土上。注1789

不久之后，查理对拜占庭的态度也逐渐明朗。在教宗赞同并出席的情况下，查理和被驱逐的拉丁皇帝鲍德温二世在罗马北部的一个意大利小城维特波，签订了一个条约，规定后者把他在拉丁帝国统治区域内所有的法兰克人占领地的统治权转让给查理，他自己只保留了对君士坦丁堡和爱琴海的几个小岛屿的统治权，而它们将在查理帮助下从希腊人手里夺取。在法国人对两西西里的压力下，诺曼人觊觎拜占庭领土的野心再次得到了完全的满足。

意识到日益迫近的危险，迈克尔八世又熟练地求助于外交。一方面，通过同教宗协商东西方教会的合并，迈克尔摆脱了与查理的密切合作，并使得他寄希望于一种关于拜占庭的调和政策。另一方面，迈克尔决定同热那亚人缔结和约。如上所述，热那亚人已经同西西里的曼弗雷德建立了联系，计划把君士坦丁堡转交给拉丁人，因此他们已经被驱逐出了首都。现在热那亚人被准许回到君士坦丁堡，分配给他们一些街区，但不是在城里，而是在金角湾对岸的郊区加拉泰。这个距离没有阻止热那亚人重新获得他们以前的贸易特权，且他们还扩展了金融活动，强迫他们的竞争对手威尼斯人退到后台。例如，扎卡利亚家族的一个热那亚人从皇帝手中得到了开采小亚山区的明矾矿的权利，该矿靠近弗凯亚（Phocaea）城（意大利语为弗吉亚［Fogia］，弗格利亚［Foglia］），在士麦拿海湾的入口处。他发了大财。注1790最后，整个拜占庭东部，在巴列奥洛格统治下，热那亚人取代了威尼斯人。593

与此同时，安茹的查理占领了科孚岛，这是他实现入侵拜占庭计划的第一步。迈克尔八世，希望对教宗更加成功地实行和解政策并效仿安茹的查理的侵略性政策，他请求后者的兄长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帮助他，路易是当时最虔诚和最公正的，并且是当时最受尊敬的统治者。在此前不久，英格兰已乞求他作为仲裁人来处理一些复杂的国内事务。形势将路易卷进拜占庭历史。迈克尔送给路易九世一幅附有微型画的《新旧约全书》的手抄本。在接近该世纪第70个年头的时候，拜占庭使节到达法兰西，“关注希腊和罗马教会的重新统一”，迈克尔建议法国国王应该“作为仲裁人解决两教会联盟问题，并向他保证一定提前得到他的完全同意”注1791。

起初，路易九世反对他的兄弟查理征服南意大利，后来他好像才对此“既成事实”（fait accompli） 妥协，或许是他感觉到这会有利于以后的圣战活动。而且，查理征服拜占庭的计划也遭到路易的强烈反对，因为如果查理的主力军转向君士坦丁堡，他们就不能投入足够的力量组织解放圣地的十字军。这一想法强烈影响着路易。而且，路易已经通过使者得知，迈克尔决定请求他成为教会联合问题的仲裁人，而且这位皇帝还承诺将完全服从于他的决定，于是，法国国王、这位热心的天主教徒完全站到了拜占庭皇帝这边。594

很难期待来自路易的压力会真的说服他好战的兄弟放弃他的针对帝国的侵略计划。但在某种程度上，查理对拜占庭的敌意被路易向突尼斯发动第二次十字军的行动推迟了注1792，它影响了查理在西方的政策。关于查理对这次十字军东征的态度问题，学者们的观点各不相同。注17931270年，路易在突尼斯的突然死亡破坏了迈克尔与路易合作的希望。如一份希腊手稿所述，在路易死前不久抵达突尼斯准备谈判的拜占庭使者，“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地”注1794回国了。查理出现在突尼斯，并在两场辉煌的胜利后强迫突尼斯的酋长按照他的条件缔结了和约。酋长应当补偿查理的军事费用，并且每年上交贡赋。然后查理决定实施入侵拜占庭的计划。但在他从突尼斯返回的途中，遭受到了一场可怕的风暴，他的舰队大部被毁。所以，至少在一个时期内，他不可能按照他原先的计划大范围实施对拜占庭的攻击了。

然而，在70年代初，查理可以派送大量的辅助部队到伯罗奔尼撒半岛，进入阿凯亚。在那里他们成功地击败了帝国的军队。同时查理在巴尔干半岛确立了他的地位。他夺取了几处设防坚固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是都拉基乌姆（都拉索），位于爱奥尼亚海东海岸。阿尔巴尼亚山区的土著居民成为查理附庸，伊庇鲁斯的君主向他宣誓效忠。所以，两西西里国王开始称呼他自己为阿尔巴尼亚之王（regnum Albaniae）。注1795

在一份文献中，查理称自己为“上帝恩宠下的西西里和阿尔巴尼亚之王”（Dei gratia rex Sicilie et Albanie）注1796。在一封信中，查理写道，阿尔巴尼亚人“选举朕和朕的继承人作为国王和上述王国的永久主人”（nos et heredes nostros elegerunt in reges et dominos perpetuos dicti Regni）。注1797一位20世纪的意大利历史学家评论道：“当查理的手稿广为人知并受到很好的研究之后，世人将知道他作为一个欲实现阿尔巴尼亚民族内政自治的不那么光艳夺目的先驱的真实面目，而这种自治愿望，即使是在20世纪初，也似乎是一个梦想和模糊的概念，是不可预测的渴望。”注1798但是查理并不满足。他联络了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在他们中间发现了热心的盟友。保加利亚沙皇和塞尔维亚王（“imperatoris Vulgarorum et regis Servie”）的使者出现在他的宫廷里。注1799南方的斯拉夫人开始投奔他，向他的意大利统治区域移民。俄国学者V.马库谢夫（Makushev），从意大利的公文档案中得到了大量的有关斯拉夫人的资料，他写道，尽管材料不完整且过于简单，但“人们可以看到斯拉夫人在南意大利定居的过程，从斯拉夫人世界的所有角落涌入此地，大批斯拉夫人为安茹家族服役……从13世纪到15世纪，南部意大利的斯拉夫定居点是不断增长的：新的居民点正在建立，旧有的正在扩充”注1800。1323年的一份那不勒斯文献，提到“一个称作保加利亚的地区”（vicus qui vocatur Bulgarus）。注1801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使者抵达那不勒斯进行谈判。很明显，斯拉夫-法兰克的结盟使拜占庭感受到严重的威胁。在查理王国的政治、经济、金融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威尼斯，也与他关系友善，查理对于东方帝国的政策也支持了威尼斯人。注1802而且，尼西亚的最后一个皇帝约翰四世拉斯卡利斯被迈克尔八世废黜和弄瞎了眼睛，从拜占庭的监狱逃走，在查理的邀请下，来到了他的宫廷。595

这样，安茹的查理的周围聚集了所有对拜占庭皇帝不满和被他冒犯的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鲍德温二世和约翰四世拉斯卡利斯，甚至谨慎的威尼斯都变成了雄心勃勃、手腕高明的国王手中的工具。鲍德温的儿子和查理的女儿之间的婚姻使鲍德温希望在他的新亲家的帮助下重建拉丁帝国。当时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的国际局势即是这样，这必然使迈克尔八世感觉到对于君士坦丁堡和他的王位的巨大威胁。注1803

但是狡猾的政治家查理面对的是迈克尔八世，一个毫不逊色的、同样优秀的政治家。迈克尔八世把注意力集中在教廷，信誓旦旦地向教廷表示要接受教会的合并。教宗格列高利十世欣然倾向于这位皇帝的愿望，不仅是因为对查理日益增长的权势的恐惧，这一点只能使他感到惊惶；而且因为，教宗十分希望建立教会的和平、统一，并进一步解放耶路撒冷。在他对于东方教会采取的致力于和解的和平政策中，格列高利十世必然会遇到来自查理的许多障碍，而查理正准备用武力征服这位皇帝。但是教宗成功地说服了查理对拜占庭的征服计划推迟了一年，而在此期间，他完成了东西方教会的联合。596

迈克尔·巴列奥洛格向法国派出的参加里昂宗教会议的使者安全地通过了查理的统治区。查理提供给他们特殊的安全保护和必要的供给。注18041274年，教宗和迈克尔八世的代表在里昂达成了联合。根据最近对于梵蒂冈文献的研究，这次联合使得教宗和迈克尔八世立即举行了一次关于建立反土耳其人同盟的协议。在隆冬时节，一位高级红衣主教前往君士坦丁堡。教宗和皇帝之间举行一次私人会晤的时间和地点立刻被确定了下来：这两位大人物将于1276年复活节的星期一在布林迪西或者瓦罗纳见面。但是就在这一年初，1月6号，教宗突然去世，这个计划不了了之。注1805然而，迈克尔感到这个联合给了他可以在教宗的支持下重新征服巴尔干半岛的机会，而巴尔干半岛曾经处于帝国统治之下。因此他公开与查理的军队和他的盟友为敌，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此时的查理正被热那亚带来的麻烦所困扰。

由于里昂的联合，查理同教宗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随后，查理成功地使他的一个好朋友、法国人马丁四世，登上了教宗的宝座。这位教宗完全支持西西里国王的政策，并毁弃了同迈克尔的联盟。于是在1281年，名义上的拉丁皇帝查理和威尼斯人，“为了恢复在巴列奥洛格统治下动摇的罗马人的帝国”（ad recuperationemejusdem Imperii Romaniae，quod detinetur per Paleologum）而达成了一项协议。注1806一个庞大的针对拜占庭的联盟形成了：拉丁人拥有的在前拜占庭帝国领土上的军队、意大利的和查理自己的法国军队、威尼斯舰队、教宗的武装力量，还有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军队。拜占庭帝国似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而安茹的查理，这位“13世纪的拿破仑的先驱”注1807则把世界权力握于手中。一位14世纪的希腊作家格雷戈拉斯（Gregoras）这样描述查理：“如果他拥有了君士坦丁堡，他就会梦想实现恺撒和奥古斯都的绝对君主制。”注1808一位同时代的西方编年史家萨努多（Sanudo）说，查理“正在渴望成为世界的君主”（asperava alla monarchia del mondo）注1809。这一时期，是迈克尔的对外政策中最值得批评的时段。1281年，迈克尔八世同埃及苏丹卡拉万公开谈判，商讨结成军事联盟对付“共同的敌人”，用智慧来对付安茹的查理。597

对拜占庭命运的最后裁决突然来自西方，来自西西里。1282年3月31日，在西西里发生了一场针对法国人统治的叛乱，迅速扩展到了整个岛屿，在历史记载中，被称为“西西里晚祷事件”。注1810迈克尔八世也插手了这场叛乱。

西西里晚祷事件，是意大利政治统一的早期历史中著名的事件之一。它总是会使人想起著名的意大利历史学家和爱国者米凯勒·阿玛利（Michele Amari）的著作《西西里晚祷战争》（The Wars of the Sicilian Vespers）。该书写成于19世纪50年代初，已经被修订了许多次，成为对这一问题的科学研究的基础。当然，在阿玛利生活的年代，许多资料是无法接触到的，而且阿玛利本人也是逐渐开始熟悉这一领域的新发现，并在后来的版本中更改和修订他的著作。1882年，在西西里举行的庆祝西西里晚祷600周年的纪念活动，激发了人们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新的兴趣，当时出现了许多新的出版物。大量的新的重要文献已经出版，更多的、收藏于西班牙语档案中、收藏于那不勒斯的安茹家族的档案和罗马梵蒂冈的档案中的资料陆续面世。西西里晚祷，看起来似乎是属于西欧历史中发生的事件，但在拜占庭的历史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在阿玛利的作品出现之前，一般认为1282年西西里起义的发起者和领导人是一个西西里流放者乔瓦尼·普罗希达（Giovanni Procida，或Prochida，Prochyta），他为了个人的复仇，同阿拉贡的彼得、拜占庭皇帝迈克尔八世、西西里贵族的代表，还有其他人进行了协商，并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发动了这场起义。14世纪伟大的人文学者佩特拉克认为普罗希达是这场起义的主要发动者。注1811但经过阿玛利的考察，这种说法是将历史事实传奇化的结果。在西西里起义的原因中，这只是一个间接因素。注1812 598

西西里人对于法国人的严酷统治十分痛恨。法国人对待附属民族的傲慢态度和他们征收的高额赋税，特别是查理对拜占庭的耗资巨大的困难远征，是3月31日起义的主要原因。除了查理，那个时代的两位最优秀的政治家，迈克尔八世和阿拉贡的彼得，成功地利用了西西里人中的不满分子。彼得和霍亨斯陶芬朝的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私生子西西里前国王曼弗雷德有亲属关系，他不可能对查理的过分强大的权力做出妥协，他感到占领西西里是他权力之内的事。迈克尔八世利用了彼得的野心，向他许诺说，如果彼得与查理公开为敌，他将提供资金。在意大利，保皇派吉伯林派（Ghibellines）和一部分西西里贵族同彼得站在一个立场上。乔瓦尼·普罗希达在所有的谈判中都是中介者，仅此而已。

起义成功了。同年8月，一接到西西里人的邀请，阿拉贡的彼得就登上了西西里岛，并在帕勒莫戴上曼弗雷德的王冠，登基为王。这时，查理已经从东方与拜占庭进行战争的战场上归来，他试图重新征服西西里并驱逐阿拉贡的彼得，但没有成功。查理被迫放弃了占领迈克尔八世的帝国的计划。此后，查理仅是南部意大利的国王。西西里晚祷事件使得查理丧失了西西里，从致命的危险中拯救了东部帝国，这一事件对于拜占庭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同1282年起义有关的事件奠定了拜占庭皇帝和阿拉贡国王之间友好关系的基础。迈克尔用资金支持了阿拉贡的彼得，因此他参与了西西里问题的解决。在迈克尔八世的自传中，谈到查理对他的帝国的远征，他评论道：“西西里人蔑视查理控制着的残余武装力量，勇敢地拿起武器从奴役制下解放了他们自己；因此如果我曾说过上帝通过我们给予他们自由，那我应当说实话。”注1813 599

西西里晚祷事件严重影响了教宗马丁四世的地位。如历史学家兰克写道，“人民，无视罗马教宗的命令，而敢于自己树立国王”，这不仅是史无前例的革新。注1814而且，1282年的一系列事件削弱了教宗对拜占庭政策的基础。教宗曾经破坏了里昂协议，完全支持了安茹家族的查理的对东方征服计划，并且期待君士坦丁堡被拉丁人占有。西西里晚祷事件使得这一切都成为不可能，因为它肢解和削弱了查理统治下的南意大利王国，这个王国此前一直是西方人反拜占庭的侵略政策的基地。

1282年的革命对威尼斯的政策产生了反响，就在一年之前，威尼斯人还与查理结盟反对拜占庭。得知西西里起义的消息之后，预见到查理国力的衰落，以及查理的对东方政策的失败，圣马克共和国迅速改变了政策；她意识到查理不再对其有用，就与他绝交了，而与拜占庭结成亲密关系。三年之后，威尼斯人与迈克尔的后继人老安德罗尼卡缔结了友好条约，并且与阿拉贡的彼得建立了友好关系。

因此，由于这一时代的国际关系和西西里人对法国统治的不满，使得迈克尔八世有机可乘，从而使拜占庭摆脱了来自强大的安茹家族查理的致命威胁。

迈克尔八世的东方政策。——君士坦丁堡收复之后，尼西亚的皇帝迈克尔八世为了收复巴尔干半岛而把他的主要精力转向了西方，并和安茹的查理进行了精疲力竭的斗争，这实际上决定了光复后的拜占庭帝国的命运。东方的边界有点被忽视了，拜占庭政府有时似乎忘记了那里的致命危险。15世纪的拜占庭历史学家乔治·弗兰策写道：“在迈克尔·巴列奥洛格统治时期，由于在欧洲进行的反对意大利人的战争，罗马帝国已经将自己的亚洲部分暴露于土耳其人的威胁之下。”注1815当然，土耳其人对拜占庭的威胁更早就已开始了；但是历史学家的这一观察更强调了迈克尔八世统治时期对东方政策的特点。对于帝国来说，幸运的是，13世纪的土耳其人正由于蒙古人的军事胜利而处于混乱时期。

13世纪30—40年代，蒙古入侵的危险出现在东方。与尼西亚帝国东部接壤的塞尔柱人的罗姆苏丹国或称伊科尼姆苏丹国，已经被蒙古人击败。在13世纪的下半个世纪，即在迈克尔八世时代，最后的塞尔柱人诸王国只是占据着波斯的蒙古人的傀儡，这个波斯的蒙古人王国的领土从印度一直延伸到地中海，其首领是旭烈兀，他奉东方的蒙古大汗为他的领主。1258年，旭烈兀占领巴格达，并在那里残酷处死了最后一个阿拔斯朝的哈里发。后来，旭烈兀入侵和洗劫了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及其周边地区。他还计划发动对耶路撒冷的远征，并很可能攻入埃及。但蒙古大可汗蒙哥死去的消息传来，他被迫停止了对南方的侵略计划。在13世纪的最后十年，建于波斯的蒙古王朝是基督徒对抗伊斯兰的一个盟友。就像一位近期的历史学家所说的：“旭烈兀率领中亚的聂斯脱利突厥人（即信奉基督教的突厥人）进行了一次真正的反对伊斯兰教的‘黄色十字军’（Croisade Jaune）运动。”注18161260年，蒙古军队在阿因扎鲁特被埃及的马木路克人击败。此时，另一个非常强大的蒙古国家在北方的俄罗斯建立。它就是金帐汗国或称钦察汗国，它的首都在萨莱，位于伏尔加河下游。迈克尔·巴列奥洛格认识到了在他那个时代的国际生活中新的蒙古人因素的极端重要性，他曾数次试图利用这个新因素来为他的对外政策服务。注1817 600

在此，很重要的是要记住1250年在埃及建立的马木路克王朝，在人种学上它是与南部俄罗斯人有联系的。“马木路克”（Mamluk）这个词意味着“拥有”“属于”或“奴隶”，而且埃及的马木路克原来是土耳其人奴隶组成的贴身侍卫，最早出现于萨拉丁的继承人统治时期。1260年，这些“奴隶”夺取了王位，并且在1260年到1517年统治着埃及，直到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埃及之时止。从13世纪30年代起，马木路克侍卫们的主要支系在俄罗斯南部形成了突厥人的库曼人即波洛伏齐人部落。在蒙古人入侵之前，其中一些人逃离了此地，另一些人被俘虏而被卖为奴隶。注1818一位拜占庭历史学家说过，马木路克人起源于“居住在亚速海和顿河一带的欧洲的斯基泰人部族”注1819。

因此，由于许多马木路克人与库曼人的亲缘关系，他们对于保持和发展同他们的俄罗斯南部同胞的关系十分感兴趣。在那里，甚至是蒙古征服之后，还有许多库曼人幸存了下来。而且金帐汗国的可汗已经信奉了伊斯兰教，埃及苏丹马木路克·拜巴尔斯也是一个穆斯林。然而旭烈兀却是一个萨满教的信奉者，即异教徒，注1820是伊斯兰教的敌人。因此旭烈兀和金帐汗国的可汗贝雷克之间激烈的对抗不仅有政治方面的因素，还有宗教因素。601

马木路克国家和金帐汗国之间的陆地道路被旭烈兀阻住了。埃及和俄罗斯南部的海上交通必须通过赫勒斯滂海、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黑海，但这两个海峡都在拜占庭皇帝的控制之下。马木路克人需要得到迈克尔·巴列奥洛格的准许才能使用它们。注1821因此埃及苏丹派使者去觐见迈克尔·巴列奥洛格，表示，“愿意成为罗马人的朋友，并希望准许埃及商人一年一度通过我们的海峡（赫勒斯湾和博斯普鲁斯）”。注1822但是，困难在于此时的迈克尔同波斯的蒙古首领旭烈兀保持着较好的关系；所以埃及使者经常被扣留在君士坦丁堡。1265年金帐汗国可汗贝雷克宣布对迈克尔开战，在这场战争中，保加利亚沙皇君士坦丁·提克站到了贝雷克的将军诺盖指挥的蒙古人一边。蒙古人（鞑靼人）和保加利亚人战胜了拜占庭军队。此次失败后，迈克尔被迫抛弃旭烈兀，加入了金帐汗国-埃及联盟。注1823为了笼络大权在握的诺盖，迈克尔把自己的私生女嫁了给他。在随后同保加利亚沙皇君士坦丁·提克的战争中，迈克尔得到了女婿的大力支持，迫使保加利亚国王停战。注1824金帐汗国、埃及和拜占庭之间的外交关系在迈克尔统治期间一直维持得很好。注1825迈克尔·巴列奥洛格和埃及苏丹马木路克·卡拉万（1279—1290年）之间的友善关系一直维持到他统治结束，这是非常重要的。共同的危险促使两位君主达成了一致，因为安茹的查理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威胁着两个帝国。很明显，这些关系导致了一份正式的友好贸易条约的签订。根据法国学者M.卡纳尔推断，这一友好条约实际上缔结于1281年，但是德国学者F.多尔格推测，它并没有超出外交谈判这一阶段。安茹的查理之衰落和“西西里晚祷事件”完全改变了东西方的形势。注1826 602

在小亚细亚，迈克尔·巴列奥洛格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威胁。虽然他已经同旭烈兀决裂了，但波斯的蒙古人忙于处理国内动乱而没有采取决定性的措施反对拜占庭。至于罗姆苏丹国，它只是蒙古帝国的一个小小的附属国。尽管如此，个别的土耳其军团有时就是真正的强盗，他们完全不顾皇帝和苏丹们正式缔结的条约，不断骚扰拜占庭的领土，侵入国家的内部，洗劫城市、小村庄和修道院，屠杀并俘获当地居民。

从阿拉伯强盛时代开始，拜占庭帝国就在小亚细亚的东部边境建立了一系列防御地点，特别是在各主要山口要塞（clisurae），而且除了常规军，还组织了特殊的边界防卫者，专门负责保卫帝国外围边界，称为akritai边地领主。逐渐地，随着土耳其人向西方的前进，拜占庭的边境线连同边地领主们（akritai）也被推至西方。因此，在13世纪时，这些边地领主主要集中在比提尼亚的奥林匹斯山脉，也就是在小亚细亚的西北角。在尼西亚帝国时期，要给这些边地领主提供土地，免除税收和贡赋，因此他们十分富有，但他们仅仅提供军事服务，保卫帝国边境免受敌人侵犯，从有关资料中看，可以断定他们勇敢全身心地保卫了边境。但是当首都从尼西亚迁至君士坦丁堡之后，这些边地领主失去了原来由政府提供的支持，拜占庭政府位居新的行政中心，感到它对东方的边境线不那么依赖了。而且，迈克尔·巴列奥洛格在试图进行财政改革时，对边地领主们的财富进行了正式的调查，并将他们所赖以生存的大部分土地收归国库。这种措施逐渐削弱了比提尼亚的边防驻军的经济实力，而这些驻军恰恰依赖这样的经济实力来进行备战，这正是“战争的精神内核”注1827。于是，帝国的东部边境被置于毫无防备的状况下。政府还镇压了由边地领主们发动的叛乱，并仅仅因为害怕他们为土耳其人打开通路而完全解散了他们。由于受俄罗斯学者V.I.拉曼斯基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比提尼亚的边地领主都是斯拉夫人。注1828但是更可能的是他们出身于许多不同的民族，其中可能有很久以前就定居在比提尼亚的斯拉夫人的后代。迈克尔八世的对外政策受安茹的查理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强烈影响，对东部边境产生了极坏的作用。603

当突厥人在经过一段动乱和衰变期之后，又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的领导下重新统一和强大起来时，迈克尔所实行的强制性的东方政策的恶果就显露出来了；这支土耳其人将对拜占庭帝国施以最后的打击并摧毁这个东方基督教帝国。

两位安德罗尼卡统治期间拜占庭的外部政策

安德罗尼卡二世和安德罗尼卡三世祖孙俩的对外政策不同于他们的先祖迈克尔八世的政策。来自西方安茹家族的查理对迈克尔的巨大威胁已经在迈克尔去世那一年，随着“西西里晚祷事件”的发生已经永远被排除了。土耳其人因其内部的纠纷，而不能顺利地在帝国的东部边境充分利用他们的有利地位。

安德罗尼卡二世和安德罗尼卡三世必须面对两个新的强大的仇敌：巴尔干半岛的塞尔维亚人和小亚细亚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像安茹的查理一样，这两个民族的统治者的明确目标都是与拜占庭帝国作战，完全摧毁这个帝国及其组织，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一个希腊-斯拉夫人的帝国或者希腊-土耳其人的帝国。查理建立希腊化拉丁帝国的计划失败了。14世纪塞尔维亚伟大的君主斯蒂芬·杜尚似乎正要建立一个大斯拉夫帝国。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只有奥斯曼土耳其人成功地执行了这一计划：在15世纪中期，他们将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不仅仅是希腊-土耳其式的，而且是完全控制了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希腊-斯拉夫-土耳其式的大帝国。

奥斯曼土耳其人。——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兴起是两安德罗尼卡统治时期近东出现的重要事件。由于向小亚细亚的推进，蒙古人已经将古兹（Ghuzz）部族的一支土耳其游牧部落，从波斯行省霍拉桑推向西方，进入到伊科尼姆苏丹的领土上，苏丹允许他们在自己的领土上从事游牧生活。与蒙古人作战失败之后，塞尔柱王国分裂成几个由不同家族统治的相互独立的埃米尔（酋长）国家，这使拜占庭帝国受到严重的干扰。随着塞尔柱帝国的衰落，古兹的土耳其游牧部落也独立了。13世纪末，这支土耳其人的首领奥斯曼（Othman），创建了奥斯曼王朝并以他的名字称呼他统治下的土耳其部族。从那时起，他们就被称为奥斯曼土耳其人。奥斯曼家族建立的王朝在土耳其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923年。注1829 604

从13世纪末期起，奥斯曼土耳其人开始严重骚扰仍然在拜占庭权力笼罩之下的小亚细亚的小部分领土。帝国军队很难保住小亚细亚的三个最重要的军事据点：布鲁萨、尼西亚和尼科米底。共治皇帝迈克尔九世被派去同土耳其人作战但失败了。君士坦丁堡看来处于危险中，皇帝“似乎睡着了或死去了”注1830。

东方的西班牙（或加泰罗尼亚）团队。——没有外国的援助，安德罗尼卡不可能掌控形势，他从西班牙雇佣兵，所谓的“加泰罗尼亚兵团”或“阿尔穆格哈瓦人”（Almughavars），注1831那里得到了援助。各种国籍的雇佣兵，在“兵团”的名称下，以战争为生，他们愿意为了金钱而替任何人打仗，在中世纪的后半期，他们是非常出名的。“加泰罗尼亚兵团”不仅由加泰罗尼亚人组成，而且还有阿拉贡人、纳瓦拉人、马略尔卡岛和其他地方的居民参与其中。西西里晚祷起义后爆发的战争中，他们曾作为雇佣兵阿拉贡的彼得而战。在14世纪初期，西西里和那不勒斯之间缔结了和平，他们不再需要加泰罗尼亚人为之作战。这些习惯于战争、掠夺和暴力的盟友在和平时期成为当初邀请他们加盟的人们的巨大威胁，因此这些当年的雇主打算摆脱掉这些不安定分子。而且，兵团战士并不喜欢和平的生活，不断寻找新的机会。于是，加泰罗尼亚人选择了罗哲尔·德弗洛尔，一个具有德意志血统的人作为领袖，他的父姓Blum（即一种花），翻译成西班牙语就是“Flor”。605

在征得同伙同意后，能够讲一口流利希腊语的罗哲尔，向安德罗尼卡二世提供了服务，帮助他同塞尔柱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作战，并向这位处境窘迫的皇帝勒索了前所未闻的代价：这个傲慢无礼的冒险家要求安德罗尼卡同意把侄女嫁给他，并授予他megadukas（大都督）的头衔，还要求付给他的兵团一大笔雇佣金。安德罗尼卡被迫屈服了，随之这些西班牙兵团成员上船向君士坦丁堡进发。

西班牙语和希腊语文献详细记载了西班牙人的参与在拜占庭末期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一方面，这次兵团远征的参与者，加泰罗尼亚的编年史家蒙塔内尔（Muntaner）注1832把罗哲尔和他的同伙描写成为了正义、为了国家的荣誉而战的勇敢、高尚的战士；另一方面，希腊历史学家则认为加泰罗尼亚人是掠夺者，是傲慢的暴徒，其中一个历史学家说道：“但愿君士坦丁堡从来没有看到过拉丁人罗哲尔！”注183319世纪的历史学家十分注意加泰罗尼亚人的远征。研究这一问题的一个西班牙学者将加泰罗尼亚兵团将士的行为同16世纪那些征服墨西哥和秘鲁的著名将领科泰斯和皮扎罗做了比较，他不知道“其他人是否可能把这一历史事件看作我们对东方的辉煌远征而感到自豪”，他认为这一远征是西班牙民族荣誉的永恒证明。注1834德国历史学家霍普夫声称“加泰罗尼亚人的远征是巴列奥洛格帝国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如果考虑到它戏剧性的结果则尤其如此。注1835芬利曾写到，如果加泰罗尼亚人“由一个如利奥三世或瓦西里二世这样的君主来领导，本可能征服塞尔柱突厥人，把奥斯曼人的势力扼杀在摇篮中，并带着拜占庭胜利的双头鹰回到陶鲁斯山脚下，回到多瑙河河畔”注1836。芬利还评论道：“加泰罗尼亚兵团在东方的远征是一次成功的典型，但其中有时杂有掠夺和犯罪的行为，是有违于通常人们所主张的中庸的理念的。”注1837关于这次远征，西班牙档案馆关于这场远征依旧提供了许多新信息。606

4世纪伊始，罗哲尔·德弗洛尔连同他的兵团抵达了君士坦丁堡。注1838这支远征军差不多有10，000人，但这个数字包括他们的妻子、情妇和孩子。罗哲尔同拜占庭皇帝的侄女在君士坦丁堡隆重地举行了婚礼。首都的热那亚人忌妒加泰罗尼亚人在帝国的特权，感到这些新来者是他们的对手，与之发生了一些严重冲突。之后，这些加泰罗尼亚人终于渡海到达了小亚细亚。那里，土耳其人正在围困士麦拿东部的大城市菲拉德尔菲亚。在一支帝国军队支持下，这支由西班牙人和拜占庭人组成的小股军队在罗哲尔·德弗洛尔指挥下，从土耳其人的围攻中解放了菲拉德尔菲亚。这些西方雇佣兵取得胜利的消息在首都受到热烈的欢迎，一些人认为土耳其人对帝国的危险永远消除了。继第一次的胜利之后，对小亚细亚的土耳其人所进行的斗争相继取得了胜利。但一方面，由于加泰罗尼亚人对当地居民实行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勒索和残酷的专制；另一方面，罗哲尔欲在小亚细亚建立一个他自己的、但是在皇帝的宗主权之下的公国的明显意图亦暴露出来，于是，雇佣兵和小亚居民之间、和君士坦丁堡政府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化。皇帝于是把罗哲尔召回欧洲，而后者带着他的兵团在通过了赫勒斯滂海峡之后首先在加利波利海峡占领了一个重要据点，然后占领了整个加利波利半岛。在罗哲尔和拜占庭皇帝之间新的一轮协商结束时，罗哲尔得到了恺撒的封号，这是仅次于皇帝的头衔，在拜占庭历史上，这一头衔从没有授予过任何一个外邦人。在重回小亚细亚之前，新的恺撒与他的帮伙先到了亚得里亚堡，当时安德罗尼卡的长子、共治皇帝迈克尔九世就驻节在此。在迈克尔煽动下，罗哲尔和他的同伙在一个节日庆典上被杀死。屠杀西班牙人的狂潮波及帝国其他地区，首都和其他城市中的西班牙人也都被杀害了。

集中在加利波利半岛上的加泰罗尼亚人怒气冲天，渴望复仇，他们撕毁了其作为皇帝盟友的条约，向西方进军。所经之处，用火和剑毁灭了一切。色雷斯和马其顿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甚至连阿索斯山上的修道院也不能幸免。一个目击者、丹尼尔的一个学生、阿索斯山上一所塞尔维亚修道院奇兰达里翁的住持（igumen），这样写道：“眼见圣山在敌人手下被毁灭的情景真是太可怕了。”注1839加泰罗尼亚人还点燃了阿索斯山上的俄罗斯人建立的圣潘特利蒙修道院，但他们对萨洛尼卡的攻击失败了。为了报复加泰罗尼亚人的蹂躏，安德罗尼卡下令没收进入拜占庭水域的所有加泰罗尼亚人船队的商品，并逮捕加泰罗尼亚商人。注1840 607

加泰罗尼亚人在色萨利停留了一段时间后，就向南方开拔。越过了著名的温泉关，进入中希腊的雅典和底比斯公爵领，这是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建起来的，处于法国人的控制之下。1311年春，在靠近科拜湖（位于现在的斯克里普村）的塞菲苏斯河附近的维奥蒂亚爆发了一场战斗。加泰罗尼亚人取得了对于法国人的决定性胜利。结束了法国领地雅典和底比斯的繁荣，在此地建立了持续八十年的西班牙人的统治。雅典卫城上的古帕特农神庙，即圣母教堂均转归于加泰罗尼亚的神职人员之手，这所教堂的庄严和富丽堂皇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4世纪下半叶，雅典的一个西班牙公爵称雅典卫城为“世界上最贵重的珍宝，基督教世界的所有国王也只能徒然地模仿之”注1841。

加泰罗尼亚的雅典公国只是14世纪偶然建立的，其社会组织是按照西班牙的或西西里的模式，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严酷的、压迫性的、破坏性的政权，它曾经统治过的痕迹在雅典和希腊所留甚少。加泰罗尼亚人曾重修雅典卫城，特别是在防御工事的部署上，但是却没有留下来任何痕迹。而在希腊民间传统和希腊语中，却残留了一些有关西班牙入侵者残酷和不公的回忆。例如，甚至今天，在希腊的一些地区，在埃维厄岛，人们在指责违法和不公正行为时仍然这样说：“甚至加泰罗尼亚人也不这样做。”在阿卡纳尼亚，直到今天，“加泰罗尼亚人”这个词还是“野蛮人、强盗、罪犯”的同义语。在雅典，使用“加泰罗尼亚人”这个词，被认为是一种冒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一些城市，当一个人想要说一个女人道德败坏时，他可以说：“她肯定是一个加泰罗尼亚娘们儿。”注1842 608

但最近以来，许多新资料的发现，特别是在巴塞罗那档案馆中的材料表明，过去的历史学家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有偏见的。14世纪加泰罗尼亚人在中希腊统治的这些年，不仅仅是麻烦和破坏，他们还是很有创造力的。被加泰罗尼亚人称作塞提纳城堡的卫城加强了防守；自从查士丁尼大帝关闭了雅典学园之后，加泰罗尼亚人在此地第一次建立了一所大学。注1843在希腊中部和北部，加泰罗尼亚人也建立了防御工事。注1844一位现代的历史学家，研究中希腊加泰罗尼亚人问题的权威A.鲁比奥·伊·鲁齐宣称：“在我们看来，现代研究者在中世纪的政治生活中发现了一个加泰罗尼亚人统治的希腊是意外的惊讶。”注1845当然，加泰罗尼亚人在希腊统治的最充分的细节仍然在研究中；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过去关于这个问题的作品和许多著名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必须被修正。重新研究加泰罗尼亚人在希腊统治的历史必须依据新材料。注18461379年纳瓦拉人的入侵给予加泰罗尼亚人在希腊的统治以致命一击。

土耳其在小亚细亚的进展。——14世纪初，加泰罗尼亚兵团成功地战胜了奥斯曼土耳其人。但是这种军事胜利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在罗哲尔·德弗洛尔被谋杀之后，加泰罗尼亚兵团穿越巴尔干半岛的血腥进军，以及安德罗尼卡祖孙俩之间的内部斗争，把帝国的武装力量和注意力从东部边境转移到内地。土耳其帝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老安德罗尼卡统治的最后几年和小安德罗尼卡统治期间，在小亚细亚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奥斯曼苏丹和继他之后，他的儿子奥尔汗征服了拜占庭的主要城市布鲁萨、尼西亚和尼科米底，然后扩展到了马尔马拉海岸。小亚细亚西海岸的几个城市开始向土耳其纳贡。1341年，当安德罗尼卡三世去世时，奥斯曼土耳其已经成为小亚细亚的真正主人，并且有了入侵帝国欧洲领土甚至威胁君士坦丁堡的明显企图；色雷斯面临着来自他们的不断侵犯。同时，由于害怕来自土耳其帝国的危险，一些塞尔柱人埃米尔国家为了对抗拉丁人和土耳其帝国，和帝国建立了友好关系。609

拜占庭帝国和塞尔维亚的兴起；斯蒂芬·杜尚。——13世纪末，拜占庭在巴尔干半岛的领地包括整个色雷斯和南马其顿及萨洛尼卡；但那些进一步延伸到西方和南方的土地，如色萨利、伊庇鲁斯和阿尔巴尼亚，却只有部分地方不同程度地承认帝国的权力。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迈克尔·巴列奥洛格的帝国从法兰克人手中又重新夺回了半岛东南部的拉克尼亚，然后是中部行省阿卡迪亚。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和中希腊的其他地方，拉丁人继续着他们的统治。而在爱琴海上，拜占庭只是在海的北部和东北部占有一些岛屿。

与奥斯曼人在东方的威胁相似的是，另一种对拜占庭的巨大威胁正在巴尔干半岛生长。在14世纪上半期，这一威胁来自塞尔维亚人。

塞尔维亚人和与其血缘极近的、也许是完全同族的克罗地亚人，在7世纪希拉克略皇帝时期已经出现在巴尔干半岛，并占领了半岛的西部。居住在达尔马提亚和萨瓦河及德拉瓦河之间的克罗地亚人开始同西方有了密切的接触，并皈依了罗马大公教。11世纪，他们丧失了独立，处于匈牙利（马扎尔人）王国的统治之下。塞尔维亚人则保持着对拜占庭和东部教会的忠诚。很长时期以来，直到12世纪的下半期，与保加利亚人不同，塞尔维亚人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他们居住在独立的区域，称为“祖比”（župy），其首领则被称为“祖潘”（župans）。直到12世纪，塞尔维亚人才出现统一的倾向，而与此同时保加利亚正朝着建立第二个保加利亚王国的方向发展。就像亚琛家族在保加利亚领导着独立运动一样，尼曼加家族在塞尔维亚充当了与其相似的角色。

12世纪下半期，塞尔维亚君主国的建立者是斯蒂芬·尼曼加（Stephen Nemanja），他称自己为“大祖潘”（Great Župan），他是依靠家族的力量统一塞尔维亚的第一人。由于拜占庭对保加利亚进行了成功的战争，斯蒂芬大大扩展了塞尔维亚的领土。完成了政治任务后，斯蒂芬立即辞职，以修士身份在阿索斯山上的一个修道院内度过了余生。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斯蒂芬·尼曼加同当时正经过巴尔干半岛的德意志国王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进行了协商，欲同弗里德里希结成反对拜占庭皇帝的同盟，但是，弗里德里希不同意塞尔维亚人将达尔马提亚海岸剥离拜占庭的控制，并将它纳入塞尔维亚人的版图。这次协商毫无结果。612

［斯蒂芬·尼曼加退隐后，］他的儿子们之间发生了内战，最后，他的儿子斯蒂芬于1217年登基并由教宗使者加冕，成为塞尔维亚的国王，并自称“第一个被加冕的”“所有塞尔维亚人的”国王（Kral）。在他统治期间，塞尔维亚教会接受了由教宗代表任命的一个塞尔维亚大主教充当教会的首领。但是塞尔维亚对罗马教会的依附是短暂的，新王国保持着对东正教会的忠诚。

拉丁帝国企图扩大它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却遇到了来自两个斯拉夫国家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极大阻力。1261年拉丁帝国衰落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拉丁帝国由被恢复的虚弱的拜占庭帝国所取代；大约在同时，保加利亚也由于内部动乱而被削弱，领土大大缩减，力量也大不如前。1261年之后，塞尔维亚成为巴尔干半岛最重要的国家。但塞尔维亚国王犯了一个策略性的错误而没能吞并西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的土地；在没有取得民族统一的前提下，他们就把注意力转向了君士坦丁堡。

14—15世纪拜占庭帝国的灭亡

左上角的地图展示了14世纪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占领的领土和他们于这一世纪内对拜占庭的入侵。左下图揭示了1354—1402年土耳其人的向西扩张。上图则表现了15世纪时威尼斯人、热那亚人、法兰克人和加泰罗尼亚人控制的区域，以及纳克索斯公爵领的疆域。如果将这些图与拜占庭于1340、1350和1402年的疆域图（见本书末页）相比较，这些地图则展示了拜占庭帝国在1453年最后灭亡前领土的逐步减少。图上标志的主要区域是根据奥斯特洛戈尔斯基的著作《拜占庭国家史》中的地图绘制的。

在两安德罗尼卡进行内战期间，塞尔维亚国王支持祖父安德罗尼卡三世。其同盟者塞尔维亚人1330年对保加利亚人的胜利对塞尔维亚的未来有重要意义，这场战役发生于上马其顿的维尔布什德（Velbužd，即现在的克斯坦迪尔［Köstendil］）。年轻的王公斯蒂芬·杜尚注定要成为塞尔维亚的著名国王。尽管资料中有一些矛盾之处，注1847但都认为杜尚对这次胜利有决定性的贡献。在上述战役中，保加利亚国王被打败并被杀死。维尔布什德战役的结果对于年轻的塞尔维亚王国有重要意义。希腊-保加利亚的联盟瓦解，保加利亚抑制塞尔维亚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也永远被破坏。此后，塞尔维亚王国在巴尔干半岛扮演了领导角色。

塞尔维亚在斯蒂芬·杜尚统治期间（1331—1355年），达到其国力的最高峰。在他登上王位之前十年，斯蒂芬和他的父亲在大主教祝福下一起被加冕。因此资料中称他“斯蒂芬，年轻的国王”（rex juvenis），以区别于“老国王”（rex veteranus）。T.弗洛林斯基（T.Florinsky）评论说：“父子同时加冕在塞尔维亚历史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现象。它清楚地表明了拜占庭帝国的影响，在拜占庭，皇帝任命他们的共治者并为他们加冕使之取得皇帝头衔是一个古老的传统。”注1848 613

在斯蒂芬·杜尚统治的第一个十年期间，拜占庭的统治者是安德罗尼卡三世。杜尚利用了皇帝和约翰·坎塔库津忙于应付奥斯曼人来自东方威胁的有利形势，实施了他的侵略计划。一方面兼并了北马其顿，另一方面，则占领了阿尔巴尼亚的大部分地区，此前，安德罗尼卡的军队刚刚在阿尔巴尼亚取得胜利。1341年，当皇帝安德罗尼卡去世前，斯蒂芬·杜尚尽管还没有充分实施他对拜占庭的计划，但已经证明了他对于帝国来说是一个多么强大的敌人。

阿尔巴尼亚人向南方的发展。——14世纪上半期，阿尔巴尼亚人在巴尔干半岛的历史中第一次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安德罗尼卡三世和斯蒂芬·杜尚都曾经同他们作战。

自古典时代以来，阿尔巴尼亚从来未能形成一个单独的统一实体，阿尔巴尼亚人的历史总是一些外族人历史的一部分。在内部，他们分成几个小公国和自治的山区部落，他们的兴趣只在于本地。“阿尔巴尼亚有许多还没有勘查过的古代遗迹。因此，在没有考察那些被小心地保护了几个世纪之久的阿尔巴尼亚土地上的珍贵遗迹的前提下，人们不可能写出准确的、完整的阿尔巴尼亚历史。只有当这些考古的珍宝能够昭然于世的时候，才可能写出一部科学和真实的阿尔巴尼亚历史。”注1849

阿尔巴尼亚人的祖先是古代的伊利里亚人，他们沿着从伊庇鲁斯伸展到潘诺尼亚平原的北方亚得里亚海东岸而居。2世纪的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曾提到一个阿尔巴尼亚人的部落和一个阿尔巴诺堡的城市。11世纪时，阿尔巴尼亚人这一称呼被广义地用于所有其他的古伊利里亚民族。这个民族在希腊语中被称作Albanoi、Arbanoi或者是Albanitai；在拉丁语中是Arbanenses或Albanenses；从拉丁语或罗马的形式演化为斯拉夫语的Arbanasi，在现代希腊语中是Arvanitis，在土耳其语中是Arnaut。阿尔巴尼亚人也称他们自己为Arber或者Arben。后来又出现了一个称呼阿尔巴尼亚人的新名词，此即Shkipetars，它的词源来历还不能确定。注1850今天的阿尔巴尼亚语充斥着罗曼语成分，它源于古拉丁语，终于威尼斯人的方言。所以一些专家称阿尔巴尼亚语为“一种半罗曼斯语的混合语言”（halbromanishe Mischsprache）。注1851过去的阿尔巴尼亚民族是信仰基督教的民族。在早期拜占庭时代，阿那斯塔修斯一世皇帝即来自伊利里亚的主要海岸城市都拉基乌姆，他很可能就是阿尔巴尼亚人。查士丁尼大帝家族也可能源于阿尔巴尼亚血统。614

阿尔巴尼亚民族人种的巨大变化发生在4、5世纪所谓的蛮族入侵和巴尔干半岛被斯拉夫人逐渐占领时期。后来阿尔巴尼亚（此时史料上还没有这样称呼）先后归属于拜占庭和大保加利亚王国的西梅恩。诺曼人与拜占庭人在巴尔干半岛的冲突之后，阿尔巴尼亚第一次作为一个族群的名称，出现在11世纪拜占庭的资料里。注1852在拉丁帝国和巴列奥洛格一世时期，阿尔巴尼亚相继被伊庇鲁斯王国、第二保加利亚王国和尼西亚皇帝约翰·杜卡斯·瓦塔泽斯所控制，最后被安茹的查理所制伏，查理称呼他自己为“奉天承运的西西里和阿尔巴尼亚国王”。在14世纪40年代，安德罗尼卡去世之前不久，塞尔维亚国王斯蒂芬·杜尚征服了阿尔巴尼亚的大部分地区。

在这一时期，阿尔巴尼亚人开始大规模地向巴尔干半岛南都推进，他们首先进入色萨利，后在14世纪的下半叶和15世纪，又扩伸到整个中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和爱琴海的许多岛屿。阿尔巴尼亚殖民运动的强大潮流甚至在今天还能感觉到。19世纪上半叶德国学者法尔梅赖耶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理论，希腊人已经完全被斯拉夫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灭绝；“流淌在当代希腊基督教民族静脉里的血液没有一滴来自古代的希腊人。”他在其《中世纪莫里亚半岛史》的第二卷中写道，自14世纪的第二季起，居住在希腊的希腊-斯拉夫人被阿尔巴尼亚定居者所取代和排挤，从土耳其束缚下把希腊解放出来的19世纪希腊革命，实际上是阿尔巴尼亚军队的杰作。法尔梅赖耶通过在希腊的旅行，发现在阿提卡、维奥蒂亚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大部分地区都有相当数量的阿尔巴尼亚定居者，他们有的甚至不懂希腊语。法尔梅赖耶还写道，如果称这个国家是新阿尔巴尼亚，那也是恰如其分的。希腊王国的那些行省与希腊文明的关系并不比苏格兰高地与阿富汗的坎大哈及喀布尔地区的关系更紧密。注1853 615

尽管法尔梅赖耶的理论基本上已经被摒弃，但事实上，直到今天，爱琴海上的许多岛屿和几乎整个阿提卡和远至雅典的地区都是阿尔巴尼亚人的领地。根据学者的大概统计，现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阿尔巴尼亚族人数量超过全部人口的12％（大约有92，500人）。注18541854年德文著作《阿尔巴尼亚研究》的作者J.G.哈恩（Hahn）评估“在100万希腊居民中大约有173，000人是阿尔巴尼亚人”，一位当代作家评论道：“在这期间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注1855

于是，安德罗尼卡三世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阿尔巴尼亚人向希腊南部直到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殖民运动，以及因此带来的希腊半岛人口中重要的人种改变。

威尼斯和热那亚。——迈克尔八世的政权在两个西方商业共和国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竞争中，给了热那亚明确的优先权。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他与威尼斯又恢复了友好关系，灵活地运用两共和国之间的对抗。安德罗尼卡二世延续了他父亲对热那亚实行特权的政策，因此导致热那亚和威尼斯之间的持续对抗。

13世纪末，基督教徒在叙利亚占领的属地全部丢失。1291 年，穆斯林从基督徒手中夺走了他们最后一个重要的沿海城市阿克（Acra，古代的托勒密城）；剩下的所有沿海城市几乎毫无抵抗地向穆斯林投降了。整个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落入穆斯林的控制之下。616

这一事件对威尼斯来说是可怕的打击，因为这使她丧失了整个地中海东南部，在这一地区，有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占有贸易上的优势。另一方面，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有着坚实立足点的热那亚人，把他们的影响延伸到黑海，很明显他们希望在那儿实现贸易的垄断权。这在克里米亚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都在那儿建立了殖民地。威尼斯人意识到热那亚人对她的商业霸权的威胁，于是对热那亚宣战。他们之间的许多战斗都发生在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和水域上。威尼斯舰队突破了赫勒斯滂海和马尔马拉海，掠夺和焚烧了博斯普鲁斯的土地和热那亚人居住的地方加拉泰郊区。热那亚人在君士坦丁堡防御性城墙的后面建立了安全的侨居地，君士坦丁堡皇帝也积极支持热那亚人，居住在首都的威尼斯人受到了残杀。热那亚人从安德罗尼卡二世手中获得了建立围墙和护城河保护加拉泰的授权。不久之后，他们的侨居地建起了许多公共的和私人的建筑。侨居地政府的长官（podestá）是由热那亚委派的，他代表着所有居住在帝国领土上的热那亚人的利益，依法管理这块侨居地。T.弗洛林斯基说：“在东正教的皇城旁边，出现了一个小的，但是设防良好的拉丁人城市，那里有着热那亚人的城市长官、共和组织以及拉丁教会和修道院。除了在商业上的重要地位之外，热那亚人也在拜占庭帝国获得了重要的政治意义。”注1856至安德罗尼卡三世登基，加拉泰已经成为一个国中之国，而到他统治末期，人们已经可以很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局面。在热那亚和威尼斯之间已经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和平。

除了这两个最强盛的商业共和国外，另一些在13世纪末和14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侨居地的西方城市——例如意大利、比萨、佛罗伦萨和安科纳，亚得里亚海上的斯洛文尼亚城市拉古萨（杜布罗夫尼克）注1857，以及若干个法国南部城市，如马赛——也有着相当引人注目的贸易活动。

安德罗尼卡祖孙俩的统治结局都是可悲的。在东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已经成为掌控小亚细亚形势的主人；在巴尔干半岛，斯蒂芬·杜尚已经获得一些真正的成功，预示了他将来继续扩展的计划。加泰罗尼亚兵团在他们向西方进军的过程中已经严重破坏了帝国的许多地区。最后，热那亚人的加拉泰区在经济上十分强大，在政治上亦几乎完全独立，已经巩固了自身地位，并和君士坦丁堡平起平坐。617

约翰五世（1341—1391年在位）、约翰六世坎塔库津（1341—1354年在位）和在斯蒂芬·杜尚统治下的塞尔维亚巅峰时代。——在约翰五世的前任安德罗尼卡三世统治时期，斯蒂芬·杜尚已经占有了北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的大部分。随着约翰五世登上王位，激烈的国内战争开始分裂帝国，杜尚的侵略计划拓展了，并明确制定了对付君士坦丁堡的方针。14世纪的拜占庭历史学家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借用约翰·坎塔库津的口气，强调道：“伟大的塞尔维亚人（指斯蒂芬·杜尚）注1858像决堤的河水一样，已经远远漫过它的堤岸，其浪涛淹没了罗曼尼亚（Romania）注1859帝国的一部分，正威胁着另一部分。”注1860斯蒂芬·杜尚时而与坎塔库津言和，时而向约翰五世示好，左右逢源，从中取利。他利用拜占庭帝国军队自相残杀的危急形势，毫无困难地征服了除萨洛尼卡之外的几乎整个马其顿地区，并且包围和占领了塞雷（Seres，横亘于萨洛尼卡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东马其顿地区的重要防砦）。塞雷的沦陷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杜尚获得了一处仅次于萨洛尼卡的防砦和纯粹的希腊城市，它可以成为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重要门户。从这时起，针对帝国的扩张计划在这位塞尔维亚领袖人物的心目中形成。

现代拜占庭资料把塞雷的陷落同杜尚采用沙皇头衔并公开宣称他对东方帝国的主权要求等联系起来。例如，约翰·坎塔库津写道：“国王（The Kral）接近了塞雷并占领它……此后，他变得过度自负，视他自己为帝国大部分领地的主人，自称是罗马和塞尔维亚人的沙皇，注1861并授予他的儿子以王（Kral）的头衔。”注1862在杜尚由塞雷写给威尼斯总督的一封信中，列举了自己的一系列头衔，其中誉美自己为“罗曼尼亚多数领地的主人”（et fere totius imperii Romaniae dominus）。注1863在杜尚以珠笔签署的希腊文法令中，声称自己为“奉基督上帝名义，忠诚的国王，塞尔维亚和罗曼尼亚的统治者斯蒂芬。”注1864 618

杜尚所设计的攻克君士坦丁堡的宏大计划不同于9世纪和13世纪保加利亚国王西梅恩和亚琛的计划。西梅恩的主要目标是把斯拉夫人的土地从拜占庭帝国的权力之下解放出来，建立一个大斯拉夫帝国；“他占领君士坦丁堡的真正企图，”T.弗洛林斯基写道，“同样是出于摧毁希腊人权力并由斯拉夫人取而代之的目标……”注1865“他希望占有帝都（Tsargrad），并以保加利亚沙皇、而不是罗马人皇帝的身份去统治希腊人”注1866；亚琛所追求的也是同样的目标，他所渴望的是保加利亚人民的解放和完全独立，并希望建立一个应当包括君士坦丁堡在内的保加利亚帝国。

但是，以皇帝（basileus）和专权者（autocrat）自称的斯蒂芬·杜尚却在追求着不同的目标。他所要求的，不再仅仅是从东部皇帝的影响下解放塞尔维亚人民。毫无疑问，杜尚给他自己树立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新的帝国来代替拜占庭帝国，这个新帝国不再仅仅是塞尔维亚的，而是塞尔维亚-希腊的，并且“塞尔维亚人民，塞尔维亚王国，和所有依附于它的斯拉夫的土地将仅仅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他称自己是他们的领袖”注1867。他企图使自己成为君士坦丁大帝、查士丁尼和其他拜占庭皇帝之尊位的继承者，因此，杜尚首先希望自己成为罗马人的皇帝，然后才是塞尔维亚人的皇帝，简言之，他要在拜占庭的御座之上建立他个人的塞尔维亚王朝。

对杜尚来说，重要的是把被征服地区的希腊神职人员吸引到他这一边来。他意识到，在人民的眼中，自己要宣称自己是塞尔维亚和希腊人的沙皇的举动，只有被教会的高级权力机构批准才是合法的。附属于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塞尔维亚大主教是难能担当此任的；即使宣布塞尔维亚教会完全独立，塞尔维亚的大主教或教宗也只能为国王加冕为塞尔维亚的沙皇。要想得到“塞尔维亚人和罗马人的沙皇”，这一或许能帮助他登上拜占庭皇位的尊号，需要做更多的事情。很自然，君士坦丁堡的牧首不会同意给他加冕。于是，杜尚开始计划通过著名的阿索斯圣山上希腊修道院的修道士以及被征服地区的希腊最高神职人员的认可来神化他的新头衔。

出于这个意图，他在被征服的马其顿地区巩固并扩展了希腊修道院的特权并增加了对该修道院的捐赠，许多属于阿索斯山的大地产（μετόχια）也归于他的权力之下。哈尔基季基（Chalcidice）半岛连同阿索斯山上的修道院也尽落入杜尚的掌握之中，修士们不可能不明白修道院的保护已经从拜占庭皇帝转到新主人手中，他们的进一步繁荣将依赖于新主人。用希腊语拟就的、并被杜尚授予阿索斯山的希腊修道院的宪章（“黄金诏书”［chrysobulls］）证明了杜尚不仅仅对他们以前的特权、免税权和财产权给予重新确认，而且还追加了一些新的特权。除了分别为一些修道院制定宪章之外，还有一个通用性的宪章授予所有阿索斯山修道院；在这个宪章中，他说：“朕（Our Majesty），已经收服了（处于朕的控制之下）位于圣山阿索斯上的所有修道院，他们已经心悦诚服地依靠于朕并成为朕的臣民。为了使居住在那儿的修士们能够和平和不受干扰地进行他们虔诚的工作，朕以本法令（chrysobull）授予他们以大量恩惠。”注1868 619

1346年的复活节是塞尔维亚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一天。在杜尚的首都斯科普里（Skoplje，Uskub，位于马其顿北部），聚拢了整个塞尔维亚王国的贵族王公，以塞尔维亚大主教为首的所有高级神职人员，被征服地区的保加利亚的和希腊的神职人员，最后，还有圣山修道士公会的首席代表（protos注1869，他掌管着圣山阿索斯和山上的修士们及隐士们）注1870。这个巨大而神圣的会议将“正式批准并认可由杜尚实现的政治革命：建立一个新的帝国”注1871。

首先，这次会议建立了一个完全独立于君士坦丁堡教区的牧首之外的塞尔维亚大教长辖区。杜尚需要一个独立的塞尔维亚主教为他加冕，使他成为皇帝。由于主教的选举没有全体东部基督教主教的参与，希腊人主教和阿索斯山的隐士们不得不代替君士坦丁堡主教。塞尔维亚主教被推选出来了，但君士坦丁堡牧首拒绝承认这个委员会的决议，反而把塞尔维亚教会开除教籍。

主教选举之后，庄严地举行了杜尚加冕为拜占庭皇帝的仪式。这一事件很可能发生在杜尚占领塞雷之后不久，正式宣布自己为沙皇的典礼之前。与这些事件相关，杜尚在他的宫廷中引入了虚浮的宫廷礼仪，并采纳了拜占庭的习俗和惯例。新皇帝（basileus注1872）变为希腊贵族的代表；希腊语似乎正式取得了与塞尔维亚语的同等地位，因为杜尚的许多宪章是用希腊语颁布的。“塞尔维亚的特权阶级，那些大地主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和权力、并限制塞尔维亚国王行动自由的神职人员，现在被迫屈服于沙皇这个绝对的最高权威。”注1873比照拜占庭的传统风俗，杜尚的妻子也接受了加冕，他们的10岁儿子被宣布为“所有塞尔维亚土地的王”。加冕后，杜尚颁布了许多宪章法令表达他对希腊教士和教会的感激和支持。他还同他的妻子赴阿索斯山访问，在那里停留了大约四个月，在所有的修道院中祈祷，并赠给教士们许多礼物。在各处他都受到“那些过着圣洁生活的圣徒和圣父的祝福”注1874。620

斯蒂芬的唯一梦想就是抵达君士坦丁堡；在他的胜利和加冕礼后，他可以毫无阻碍地达到这一目的了。尽管在他统治的最后时期，塞尔维亚对拜占庭的战争不像以前那样频繁，而且他的注意力时而转向西方或北方的战事，时而转向国内事务，但正如弗洛林斯基所说：“对所有那些事件，杜尚只是暂时转移了自己的注意力，并没有更多的投入，他的目光和头脑深处仍然一如既往地专注于巴尔干半岛东南部那最具诱惑力的角落。控制这个东南角的欲望，或者更确切地说，控制位于那个角落的那个世界城市的欲望，现在仍然完全地占据着这位沙皇的头脑，成为他行动的主要动机。这决定了他的统治时代的所有特征。”注1875

杜尚梦想着自己将轻易征服君士坦丁堡，在这一狂热情绪驱动下，他没有立刻处理已经存在着的妨碍他实现自己计划的几个严重障碍。首先，土耳其人的势力正在增长，他们也一直觊觎拜占庭的首都，而组织涣散的塞尔维亚军队不可能战胜土耳其人；另外，要想夺取君士坦丁堡，必须有一支海军，而杜尚还没有。为了增强自己的海上力量，杜尚打算同威尼斯人结成同盟。但这一计划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圣马克的共和国，对于君士坦丁堡归于巴列奥洛格之手一直耿耿于怀，因此绝不会同意杜尚征服并入主君士坦丁堡；如果威尼斯人征服了君士坦丁堡，将会符合这座意大利城市的利益。杜尚同土耳其人联盟的企图因为约翰·坎塔库津的政策也失败了；无论如何，杜尚的利益和土耳其人的利益肯定相互抵触。实际上拜占庭内部的斗争对杜尚的计划也无所助益。在杜尚统治的最后几年，一支帮助约翰五世巴列奥洛格皇帝与土耳其人作战的塞尔维亚军队遭到了土耳其人的屠杀。杜尚命中注定是要失望了，很明显，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正在向他关闭。621

据后来的拉古萨的编年史记载，杜尚在他去世那年曾对君士坦丁堡发动了一场规模巨大的远征，但他的去世阻止了这一行动的彻底完成。上述史实没有能被当时的任何材料所证实，很多最优秀的学者都认为这不是事实。注18761355年，这位塞尔维亚的伟大领袖没有实现他的雄心就去世了。因此杜尚没能创建一个希腊-塞尔维亚帝国来取代拜占庭帝国。他只是成功地组建了一个囊括了许多希腊土地的塞尔维亚帝国。注1877他死后，帝国就崩溃了，就像约翰·坎塔库津所说的：“分成了上千块。”注1878

杜尚的君主专制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对此，弗洛林斯基评论道：“关于这段时期，只有两个时刻值得注意：首先是杜尚的整个统治的形成时期，随之是它的瓦解时期，这个瓦解时期于它的建立者去世之后立即开始了。”注1879另一位俄国学者说：“十年后，塞尔维亚帝国的强大似乎已经属于遥远的过去。”注1880因此，斯拉夫人的最宏伟的尝试，即他们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要在巴尔干半岛建立一个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伟大帝国的尝试，最后以失败告终。巴尔干半岛对于好战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的侵略计划来说，几乎是不加防御的，完全开放的。

14世纪下半叶拜占庭的政策

土耳其人。——在小安德罗尼卡统治末期，土耳其人几乎完全控制了小亚细亚。地中海东部地区和爱琴海受到土耳其人，包括奥斯曼人和塞尔柱人海盗船的持续不断的威胁。半岛、沿海地区和岛屿上的基督教人民越来越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贸易也停止了。土耳其人攻击阿索斯山的修道院，迫使一个隐士阿塔那修斯离开阿索斯山迁往希腊的色萨利，在那里，在“空中”，建立了“奇妙怪异的米蒂奥拉修道院，像王冠一样矗立在荒凉的卡拉巴卡峡谷一侧高耸突兀的岩石上”注1881。塞浦路斯国王和自14世纪以来即占有着罗得岛的圣殿骑士团（或称圣约翰骑士团）的首领恳请教宗号召西欧国家采取武力反对土耳其人。虽然不是完全不成功，但只有很少的救援性质的远征者响应罗马教宗的呼吁，对此严重局面不能有多少改善。土耳其人已经注定要在欧洲海岸牢固建立他们自己的地盘；而正是由于约翰·坎塔库津在拜占庭帝国内战期间将土耳其人引进帝国领土的行为，便利了土耳其人建立其基地的活动。622

奥斯曼土耳其人在欧洲的第一次立足通常是与约翰·坎塔库津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在与约翰·巴列奥洛格的斗争中，常常寻求他们的支持。坎塔库津甚至把他的女儿嫁给了苏丹奥尔汗。在坎塔库津的邀请下，土耳其人以同盟者的身份几次蹂躏了色雷斯。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评价道，坎塔库津憎恨罗马人，但他却喜爱野蛮民族。注1882土耳其人第一次定居于加利波利半岛非常可能是得到坎塔库津的承认和同意的。这位拜占庭历史学家写道，当宫廷教堂内正在进行基督教的礼拜仪式时，获准进入帝国首都的奥斯曼人在这座宫殿附近载歌载舞，“用不可思议的声音高唱赞颂穆罕默德的颂歌和赞美诗，于是吸引群众去倾听他们的声音而不是聆听上帝的福音”。注1883为了满足土耳其人在财政上的要求，在帝国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坎塔库津甚至将莫斯科大公傲慢者西蒙为重修圣索菲亚教堂而从俄罗斯运来的金钱送给他们。

尽管在欧洲，即在色雷斯和加利波利半岛曾存在一些土耳其人的私人定居地，但是，从一切迹象来看，在坎塔库津统治的最初若干年内，这些私人性质的定居地并没有什么危险性，因为它们是处于拜占庭的权力之下。但在14世纪50年代初，一个靠近加利波利的小据点吉姆帕落入土耳其人之手。坎塔库津企图以贿赂方式劝土耳其人撤出吉姆帕的做法也未能成功。

1354年，几乎整个色雷斯的南部海岸都遭遇到可怕的地震。许多城市和堡寨被毁坏。土耳其人巩固了吉姆帕并夺取了半岛上的几个地震后被人们遗弃的城市，其中就包括加利波利。然后，他们开始修建城墙，建造坚固的堡垒并建立了一处军械厂，在此地安置了一处颇具规模的营房，于是，加利波利城便成为他们在巴尔干半岛进一步发展的极其重要的战略中心和支援基地。君士坦丁堡的人民立刻意识到他们处于危险之中，加利波利半岛被土耳其人占领的消息使他们感到绝望。当时的一位杰出作家底米特里·辛多内斯记载，整个城市上空回响着人们的痛哭悲号声。623

他写道：“那么，在这座城市我们更多地听到怎样的议论呢？我们不是要遭殃了吗？难道被困在[首都]城墙内的我们不会像网中之鱼一样被野蛮人活活抓住？那些在这些危险来临之前离开这座城市的人难道不会感到欣慰吗？”“为了逃避被奴役的命运”，所有的人匆忙逃往意大利、西班牙，甚至逃往更远的海勒立斯石柱（今天的直布罗陀海峡）之外，注1884，或许跑到了英格兰。一位俄国编年史家这样评论上述事件：“在6854年（公元1346年），穆斯林（即土耳其人）通过这个据点进入了希腊土地。在6865年（公元1357年），他们从希腊人那里夺取了加利波利。”注1885

在那个时代，威尼斯驻君士坦丁堡代表注意到君士坦丁堡的政府已经受到来自土耳其人的威胁，他也关注到土耳其人有可能夺取帝国的剩余部分，拜占庭帝国内的民众对其皇帝和政府的普遍不满，最重要的是，城中的大多数百姓宁愿处于拉丁人尤其是在威尼斯的权力统治之下。在这位官员的另一份报告中写道，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希望受到保护并抵制土耳其人，首要的愿望是希望被置于威尼斯人的控制之下，或者，如果有可能，他们也愿意接受“匈牙利国王或塞尔维亚国王”注1886的保护。但我们很难断定，威尼斯代表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君士坦丁堡内的真实情况。

历史学家通常称约翰·坎塔库津是导致土耳其人在巴尔干半岛第一次立足的唯一原因；他在与约翰·巴列奥洛格争夺权力期间，为得到土耳其人的援助而吁请了他们。于是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即随后土耳其人在欧洲的野蛮行径都应该由坎塔库津负全部责任。但显然，这个对于拜占庭和欧洲都是致命性事件的发生，并不能由坎塔库津一个人负责。主要原因在于拜占庭和巴尔干半岛当时所处的外部环境，在那里没有任何重要的阻碍可以抵挡不可一世的土耳其人对西方的猛烈进攻。如果坎塔库津不曾将他们召进欧洲，他们仍可以在任何时间到来。如同T.弗洛林斯基所说：“土耳其人不间断地侵扰，为他们征服色雷斯铺平了道路；希腊-斯拉夫世界的自相残杀的内部环境，大大有利于土耳其人毫无阻碍地成功入侵；最后，各巴尔干国家和民族的政治领袖……几乎没有意识到来自强大的穆斯林势力的威胁；相反，所有这些政治领袖为了一己狭隘的私利，却在寻求与土耳其人妥协；坎塔库津也不例外。”像坎塔库津一样，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这些享有特权的基督教保卫者和伊斯兰教反对者”，在那个时期也在积极与土耳其人结盟。伟大的“塞尔维亚和希腊的独裁君主”杜尚也在寻求同样的联盟。“当然,没有一个人会认为坎塔库津是绝对没有责任；在导致土耳其人在欧洲立足这一不幸事件中，他不可能完全摆脱责任；但我们不应忘记他不是唯一应该负此责任的人。而且，如果不是坎塔库津先发制人，阻止了杜尚与奥尔汗达成同盟的协议的话，斯蒂芬·杜尚也会像坎塔库津那样将土耳其人引进半岛。”注1887 624

土耳其人在加利波利立足后，充分利用拜占庭及各斯拉夫（即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国家内部从未止息的矛盾冲突，开始在巴尔干半岛扩大自己的征服地。奥尔汗的继承人苏丹穆拉德一世占领了许多非常靠近君士坦丁堡的要塞，夺取了对诸如亚得里亚堡、菲利普波利斯等重要的战略要地的所有权，并向西进发，开始威胁萨洛尼卡城。土耳其人国家的首都也迁往亚得里亚堡。君士坦丁堡逐渐被土耳其的领土包围。皇帝继续向苏丹纳贡。

这些征服地使穆拉德直接面对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而这两个国家却因为其内部的问题已经失去了他们从前的实力。穆拉德开始进军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君主拉扎尔出兵迎战。1389年夏，双方在塞尔维亚中部的科索沃平原上进行了决战。最初的胜利似乎是在塞尔维亚一方。先是一名塞尔维亚贵族米洛什·奥布里克，强行冲进土耳其的营地，对土耳其人谎称自己是一个逃兵，并进入穆拉德的帐篷用喂了毒的匕首刺死了他。土耳其人营中的混乱很快被巴耶齐德平息。他包围了塞尔维亚军队并给予它摧毁性打击。拉扎尔在战斗中被俘并被杀害。科索沃战争发生的这一年也许可被视为塞尔维亚崩溃之年。塞尔维亚帝国的残余部分可能继续存在了七十多年，但却称不上是一个国家了。1389年，塞尔维亚成为土耳其的附属国。注1888四年后，在1393年（即约翰五世死后），保加利亚的首都特尔诺沃也被土耳其人占领，不久以后，保加利亚的全部领土都被土耳其帝国控制。

年迈多病的约翰五世不得不承受新的屈辱，这加速了他的死亡。为保卫首都，抵抗来自土耳其人的危险，约翰着手重建城墙并建造堡垒。得知这一情况后，苏丹立即命令他拆毁他所建造的一切，并威胁道，若约翰不服从此令，苏丹将把当时在巴耶齐德的宫中被扣作人质的约翰皇帝之子、他的继承人曼纽尔的眼睛刺瞎。约翰被迫屈服并执行了苏丹的命令。君士坦丁堡进入了它建城以来的最危险时期。625

热那亚，1348年的黑死病和威尼斯-热那亚战争。——在拜占庭皇帝安德罗尼卡三世统治末期，热那亚人的殖民地加拉泰获得了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并成为国中之国。热那亚人充分利用拜占庭缺乏水师的弱点，派遣它的船只到爱琴海的所有港口，并夺取黑海和海峡的全部进口贸易。据同时代的资料，即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的记载，来自加拉泰的海关关税收入每年总计达200，000金币，而拜占庭仅得到30，000金币。注1889坎塔库津意识到加拉泰对于拜占庭的危险，尽管当时帝国的内乱正在耗尽自己的力量，他仍然在失衡的帝国经济允许的范围内，开始为军事和商业目的而修造船只。加拉泰警觉的热那亚人决定武力反抗坎塔库津的计划；他们占据了加拉泰的制高点，且在那里建造了城墙、一座塔楼和各种地堡，并开始向坎塔库津发难。热那亚人对君士坦丁堡的第一次进攻失败了。坎塔库津建造的船只进入金角湾与热那亚人交战，而热那亚人一看到拜占庭强大的新水师就开始寻求和平。但希腊指挥官缺乏经验，加之又突发了风暴，致使希腊舰队覆灭。加拉泰的热那亚人遂夺取了被摧毁的希腊水军中的帝国旗帜，将他们的船只伪装起来，胜利地在帝国宫殿旁边驶过。依据和平条件，本来有争议的加拉泰高地仍被控制在热那亚人手中，加拉泰对君士坦丁堡的威胁越来越大了。

已经有着巨大影响的热那亚人之势力的持续发展，不能不影响到热那亚在东方的主要商业敌人威尼斯的地位。两个共和国在黑海和亚速海海域发生了激烈的利益冲突，在那里，热那亚人已经在克法（今天克里米尔半岛上的狄奥多西城）和顿河（靠近今天的亚速海）河口附近的塔那建立了领地。进入黑海的通道博斯普鲁斯海峡也被热那亚人所控制，同时，热那亚人还占据着加拉泰，在海峡两端的岸边建立了关税机构，对来自非热那亚人的所有船只，尤其是对威尼斯和拜占庭航行进入黑海的船只征收商业税。热那亚人的目的是在博斯普鲁斯建立贸易垄断。在爱琴海的岛屿上和拜占庭的海岸线上，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利益也发生了冲突。626

两个共和国之间的直接冲突由于1348年和随后年代里的瘟疫而暂时避免，瘟疫使其军队的战斗力锐减。这场被称为黑死病的可怕瘟疫是从亚洲内陆被带到亚速海海岸和克里米尔半岛的，感染了此种瘟疫的热那亚商船自塔那和克法驶出，将此瘟疫传到整个君士坦丁堡。根据西方史籍中可能夸张了的描述，有2/3或8/9的人口被夺去生命。注1890从君士坦丁堡开始，瘟疫传到爱琴海诸岛和地中海沿岸。拜占庭的历史学家曾留下了对这场瘟疫的详细描述，表明在对抗这场瘟疫中医生们的无能为力。注1891约翰·坎塔库津描述这场瘟疫时，则模仿了修昔底德在其著作的第二卷中对雅典瘟疫的描述。如西方史学家所记，热那亚的商船将此疾病从拜占庭传播到了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的沿海城市。M.科瓦略夫斯基（M.Kovalevsky）评论道：“令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的是，这些被感染的船只竟然能不受阻挠地在地中海的诸多港口间徘徊。”注1892通过这些港口，瘟疫传到了欧洲北方和西方，感染了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格兰、德意志和挪威等［各国居民］。注1893在这一时期，意大利的薄伽丘写了他的名著《十日谈》，该书的开端“对黑死病进行了经典性的生动描述，并以审慎的态度评价之注1894”，那时很多“身体非常健康”的勇士、美女和仪表堂堂的青年“早晨还在与他们的亲属、同伴、朋友共进早餐，而当夜晚来临时，则在另一个世界与他们的祖先共进晚餐了”注1895。学者们将薄伽丘和修昔底德对瘟疫的描述做了比较，其中一些人给予人文主义者的评价甚至超过古典作家。注1896

大瘟疫通过德国和波罗的海及波兰侵入俄国的普斯科夫、诺夫哥罗德和莫斯科，莫斯科大公傲慢者西蒙于1353年死于瘟疫，而后它传遍整个俄国。在俄国的一部编年史中记载，有些城市竟至无一人幸存。注1897 627

威尼斯在积极备战。当人们对恐怖的大瘟疫多少遗忘了之后，圣马克共和国和阿拉贡的国王缔结了同盟。后者对热那亚不满，同意攻击意大利海岸和海上诸岛以转移热那亚人的注意力，并以此保证威尼斯在东方作战的优势。约翰·坎塔库津经过一番左右为难的考虑，加入了阿拉贡-威尼斯的反热那亚同盟；他指责“热那亚人是忘恩负义的民族”，忘记了“上帝的恐惧”，“带着掠夺的冲动”毁坏了海洋，并且总是“以其海盗式的攻击骚扰平静的海洋和航海者”注1898。

主要的一场战役于14世纪60年代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打响，约有150艘希腊人、威尼斯人、阿拉贡人和热那亚人的船只参战。但这场战役没有决定性的结果，交战各方都宣称自己获得了胜利。热那亚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之间的友好关系迫使约翰·坎塔库津放弃了与威尼斯的结盟而与热那亚人和解，并向热那亚人承诺他从此不会再支持威尼斯人。他甚至还同意给予加拉泰热那亚人殖民区更多的土地。经过诸多冲突后，精疲力竭的威尼斯和热那亚开始寻求和解。但由于未能解决双方冲突中的主要问题，这次和平仅持续了很短的时间；战争再次于特内多斯爆发了。特内多斯是仍在拜占庭皇帝掌握之中的少数爱琴海岛屿之一，由于它占据着自爱琴海进入达达尼尔海峡的重要枢纽位置，成为那些与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沿岸国家有商业联系的国家必争之地。由于海峡两岸都已经处于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特内多斯于是成为监督土耳其人行为的最好地点。威尼斯对这个岛屿觊觎已久，通过与皇帝的长期协商，最终得到了他的许可。但热那亚人不能容忍将特内多斯让与威尼斯；为了阻止威尼斯人占领此岛，他们成功地在君士坦丁堡策划了一场骚乱，废黜了皇帝约翰五世，将其长子安德罗尼卡推上王位达三年之久。两个共和国之间爆发的战争使它们两败俱伤，并伤害了所有那些在东方有商业关系的国家。最后，在1381年，双方在萨伏伊公国的首都都灵签署了和约，宣告战争结束。

关于都灵会议的大批详细资料至今犹存。注1899由于萨伏伊伯爵的个人参与，会谈中还讨论了那个时代已经很复杂的国际生活中的各种一般性问题并签订了和约；在此和约中，只有那些结束了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争吵，并涉及拜占庭问题的条款是重要的。威尼斯撤出特内多斯岛，岛上的城堡被夷为平地；岛屿将在指定的日期内“移交到萨伏伊伯爵手中”（in manibus prefati domini Sabauic comitis），因为他与巴列奥洛格（由安德罗尼卡三世的妻子，萨伏伊的安娜而论）有亲属关系。因此，威尼斯和热那亚都没有能得到这个重要的战略要地，尽管他们对此都曾有过强烈的渴望。628

一位曾在1437年参观过君士坦丁堡的西班牙旅行家佩罗·塔夫尔（Pero Tafur），留下了关于特内多斯的一段十分精彩的描述：

我们来到特内多斯岛，抛锚靠岸。在船只维修期间，我们前去游览这个方圆8或10英里的岛屿。岛上覆盖着葡萄园，兔子很多，但葡萄园全都遭到了蹂躏。特内多斯港口看起来相当新，乃至于人们会认为它是由一位大师级的专家在今日建造的。港口的防波堤由巨大的石块和柱子组成，是船只系泊的优良抛锚地。当时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可供船只系泊，但这一段的港口是最好的，因为它位于罗曼尼亚 [达达尼尔] 海峡入口的对面。由港口向上是环绕着坚固城堡的巨大山丘。这一城堡是导致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多次战争的原因，直到教宗下令将它摧毁，致使它不属于任何一方。但，毫无疑问，这是非常糟糕的建议，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好的港口之一。任何船只在进入海峡之前必然要在这里停泊以找到进入海峡的狭窄入口，并且土耳其人知道有多少船只到达那里，遂武装起来隐蔽在那里，寻找机会杀戮基督教徒。注1900

至于热那亚人在黑海和亚速海，尤其在热那亚的殖民地塔那的贸易垄断问题，根据都灵和约的条款，热那亚必须放弃她向威尼斯人关闭黑海市场并阻断其接近塔那的企图。意大利各商业国家恢复了同位于顿河河口的塔那城所进行的商业往来，而这里恰是与东方民族进行贸易的最重要中心之一。热那亚和重新获得王位的年老的约翰五世之间恢复了和平关系。拜占庭再次在威尼斯和热那亚两个商业共和国之间摇摆，而这两个共和国之间的商业利益冲突仍然在持续，即使他们已经签订了相应的和约条款。然而，都灵和约毕竟结束了由于威尼斯和热那亚的经济竞争而引发的大战，这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使得那些一直与罗曼尼亚交往的国家恢复了其被迫中断多年的贸易。但他们下一步的命运取决于奥斯曼土耳其人，在14世纪结束时，土耳其人将拥有基督教东方领地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了。629

曼纽尔二世（1391—1425年）和土耳其人

曼纽尔二世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当我度过了我的童年却还未成年时，我的生活中就充满了苦难和烦恼；但种种迹象告诉我们，它可能预示着，我们的未来将使得我们乐于回顾这些过去的不受限制的平静的时光。”注1901曼纽尔的预感并没有欺骗他。

拜占庭，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君士坦丁堡，在约翰五世统治的最后年代中处于极其危险和屈辱的地位。约翰死时，曼纽尔正在苏丹巴耶齐德的宫廷里。当他得到其父的死讯后，成功地逃离了苏丹，回到君士坦丁堡，加冕为帝。根据杜卡斯的记载，巴耶齐德害怕曼纽尔受到民众的拥护，因而后悔未能在曼纽尔在自己宫中为人质时杀掉他。于是，如杜卡斯所记载，巴耶齐德派出使者往君士坦丁堡觐见曼纽尔，将苏丹的话转告新皇帝：“如果你愿意执行我的命令，就把城门关上，在城内进行统治；但城外的一切均属于我。”注1902此后，君士坦丁堡事实上已经处于包围中。首都能够幸免于难的唯一原因在于土耳其舰队还不那么遂人心意；因此，即使这一时期土耳其人已经占有了达达尼尔海峡两岸，却还不能切断拜占庭通过海峡与外界的联系。尤其令东方基督教世界恐惧的时刻是，巴耶齐德竟然施展诡计，将以曼纽尔为首的巴列奥洛格家族的代表和斯拉夫人的王公们集合在一处，似乎要立即除掉他们，“从而”， 用曼纽尔在一部作品中所引用的苏丹的话说，“在这块土地上清除各邦君主后，通过这种手段，他向我们（即向基督教徒）表示，他的儿子们将可能在基督教的土地上跳舞，而不担心划破他们的脚。”注1903后来，巴列奥洛格家族的代表被赦免了，但苏丹冷峻的愤怒震撼了许多随行的贵族。

1392年，巴耶齐德在黑海组织了一次由海上公开讨伐锡诺坡的远征。但苏丹让皇帝曼纽尔担任土耳其舰队的指挥。因此，威尼斯人认为这次远征并不是针对锡诺坡，而是爱琴海上达达尼尔海峡南部的威尼斯殖民地——它不是一次土耳其人的远征，而是由土耳其军队支持的，伪装成土耳其人的希腊远征军。如最近的一位历史学家所说，14世纪末的东方问题可能因土耳其-希腊帝国的形成而得到解决。注1904关于这个引人注目的事件的资料，主要存于威尼斯的档案馆中，但它没有什么重要的结果。不久以后，拜占庭和巴耶齐德之间的友好关系开始破裂，曼纽尔于是再度转向一段时间以来曾被他所忽略的西方。630

在强大的压力下，曼纽尔开始与威尼斯进行友好会谈。巴耶齐德企图切断君士坦丁堡的食品供应。首都感受到了问题的迫切性，如一位拜占庭编年史家所说，人们为了有木柴烘烤面包而推倒他们的房屋。注1905在拜占庭特使的请求下，威尼斯向君士坦丁堡运去了一些谷物。注1906

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的十字军和尼科波利斯战役。——与此同时，土耳其人在巴尔干半岛的成功再次使西欧感到了现时的危险。保加利亚和几乎整个塞尔维亚之被征服，使得土耳其人抵达了匈牙利边界。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感到只依靠自己的军力无法对抗土耳其人的威胁，于是他呼吁欧洲各国的统治者给予帮助。法国以最大的热情回应了这次呼吁。但依照法国民众的愿望，法王派出了一支由勃艮第公爵统率的小规模军队。波兰、英格兰、德意志和一些小国也派出了军队。威尼斯人参加了这场战争。就在西吉斯蒙德的十字军出征之前，曼纽尔似乎与爱琴群岛（即莱斯博斯岛和开俄斯岛）的热那亚人，以及罗得岛上的骑士团，即爱琴海上的诸基督教前哨基地组成了联盟。注1907至于曼纽尔与西吉斯蒙德的十字军的关系，他可能承诺了要分担部分战争费用。

这次十字军以彻底的失败告终。1396年，十字军在尼科波利斯（在下多瑙河右岸）战役中被土耳其人打败，不得不返回故乡。勉强逃脱了被俘命运的西吉斯蒙德，乘着一只小船通过多瑙河河口和黑海到达君士坦丁堡，又在爱琴海诸岛和亚得里亚海域经过辗转迂回的航行返回匈牙利。注1908尼科波利斯战役的参与者，曾被土耳其人俘虏并在加利波利居住过的巴伐利亚士兵希尔特伯格，亲眼看见了土耳其人未能阻止西吉斯蒙德通过达达尼尔海峡。据他讲，土耳其人让所有的基督徒战俘沿海峡岸边排成一行，并轻蔑地向西吉斯蒙德喊号，让西吉斯蒙德下船就范，以使土耳其人能释放他的人民。注1909 631

西方十字军人在尼科波利斯失败之后，胜利的巴耶齐德计划向君士坦丁堡发动最后的一击，摧毁一些尽管只在名义上从属于拜占庭皇帝、但却可能使被包围的首都获得一些帮助的地区。他摧毁了向他臣服的色萨利，并且，据土耳其人的资料，他甚至一度占领了雅典；注1910他的一个最好的将军蹂躏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当时此岛是由曼纽尔的兄弟僭领管理的。

与此同时，首都民众的普遍不满在日益增长；对曼纽尔厌倦不已的民众牢骚满腹，指责曼纽尔给他们带来了不幸，并开始将其目光转向曼纽尔的外甥约翰，他曾在1390年废黜了曼纽尔的老父亲约翰五世，并登位掌权几个月。

马歇尔·布奇科（Marshal Boucicaut）的远征。——曼纽尔意识到，他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战胜土耳其人，遂决定向西欧最有权势的统治者和俄罗斯大公底米特里耶维奇·瓦西里一世寻求帮助。教宗、威尼斯、法国、英格兰，可能还有阿拉贡，皆友好地复信，表示将支持曼纽尔的请求。他的请求似乎尤其满足了法王的虚荣心，如一位同时代的编年史家所称：“这是整个古代世界的皇帝第一次向这样一个遥远的国家求助。”注1911曼纽尔向西方的恳请，得到了一定的、但并不充足的金钱和法国有可能提供人员帮助的希望。

曼纽尔向莫斯科大公的援助请求，得到了君士坦丁堡牧首的支持，他向俄罗斯提出了同样的请求，莫斯科愉快地接受了请求。似乎是，由莫斯科宫廷向君士坦丁堡派遣军队是没有问题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它是在“向那些处于被土耳其人包围之中，处于如此不幸的境遇中且迫切需要援助的那些人提供援助”注1912。金钱被送往君士坦丁堡，人们怀着极大的感激之情接受了它。但是金钱的捐助不能在实质上帮助曼纽尔。632

法王查理六世履行了他的承诺，向君士坦丁堡派出了1200名武装士兵，这支武装部队的首领是马歇尔·布奇科。布奇科是14世纪末15世纪初最引人注目的角色之一。他英勇而坚定，一生致力于长期旅行和冒险事业。在他年轻时，他去过东方、君士坦丁堡，游遍了整个巴勒斯坦；他曾经到过西奈山并在埃及做过几个月俘虏。在返回法国途中，他听到了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的呼吁，遂急忙前往，在尼科波利斯战役中英勇作战但最后成为巴耶齐德的俘虏。他近乎奇迹般地逃脱了死亡，并被赎回，顺利地回到了法国，随后，即意气风发地担任了查理六世派遣的军队指挥前往东方。

在布奇科的武装分队中囊括了法国最杰出的骑士家族的成员。他从海路出发。巴耶齐德注意到他的船只正在接近达达尼尔海峡，遂企图阻止他在此通过。但布奇科经历了许多危险，付出了大量努力，成功地闯过达达尼尔海峡，到达了君士坦丁堡，在那里，民众们最热烈地欢迎了他的舰队。布奇科和曼纽尔沿着马尔马拉海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海岸对土耳其人进行了多次毁灭性的攻击，甚至进入黑海地区。但这些成功并未能改变局面；他不能力挽狂澜，使君士坦丁堡摆脱面临的覆灭。看到曼纽尔和他的首都的严峻形势，出于对财政和给养情况的双重考虑，布奇科决定返回法国，而且他说服了拜占庭皇帝和他一起去西方，以期引起西方各国的更大重视，并劝说西欧统治者采取更有决定性的步骤。像布奇科这样的小规模征伐活动，显然对拜占庭所面临的极其危险的形势无所助益。

曼纽尔二世的西欧之行。——当曼纽尔决定前往西方后，他的外甥约翰同意在皇帝外出期间监政。在1399年后期，曼纽尔和布奇科在一位神职人员扈从和世俗代表们的陪同下，离开首都前往威尼斯。注1913

当拜占庭向圣马克共和国请求援助时，圣马可共和国颇感为难。威尼斯人在东方的重要商业利益，使他不能仅从基督教国家的立场出发，而是要从贸易国家的立场出发来考虑土耳其人的问题，尤其在土耳其人于尼科波利斯战役取得胜利之后。威尼斯甚至同巴耶齐德签订了一些条约。当时，威尼斯人在东方与热那亚的商业竞争，以及威尼斯对其他意大利国家的态度，也使得她的军队不能帮助曼纽尔。威尼斯国家需要这些军队。但是威尼斯和曼纽尔访问的其他意大利国家都给了他崇高的敬意并向他表示了巨大的同情。关于这位皇帝是否见过教宗，是存在争议的。当曼纽尔离开意大利时，被威尼斯、米兰公爵的承诺和教宗的训令所鼓舞，并计划对西欧最大的中心巴黎和伦敦进行访问，他仍相信他的这次长途旅行是重要而有效的。633

皇帝在一个形势复杂而微妙的时期，即法国和英格兰进行百年战争时期，到达了法国。他到达时的休战状态可能会被随时破坏。在法国，阿维农的教宗和巴黎大学之间正在进行一场具有实际意义的积极论战，它削弱了罗马教宗在法国的权威并导致法国国王在教会事务中的决定性权威的确立。而国王查理六世也得了阵发性精神失常病。

法国为曼纽尔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并在巴黎的卢浮宫内为他准备了一处装饰华丽的寝宫。一位曾目睹皇帝进入巴黎的法国人这样描写皇帝的出现：他中等身材，体格强壮，留着长长的已经很白的胡须，拥有令人尊敬的外表，在法国人心目中，确实堪称一位皇帝。

曼纽尔在巴黎居住了四个多月，得到了满意的结果：法王和御前会议决定支持他，向他提供一些武装军人，仍然由马歇尔·布奇科担任首领。带着对这种承诺的满意，皇帝前往伦敦。在那里，他同样获得了崇高的敬意和许多承诺，但他很快就失望了。在他自伦敦发出的一封信中，曼纽尔写道：“国王援助我们以战士、神枪手、金钱和运送所需军队的船只。”注1914但这些承诺并没有兑现。在伦敦停留了两个月后，曼纽尔满载着礼物和至高无上的尊荣，但却没有得到任何有关军事支援的承诺，返回了巴黎。15世纪英国的一位历史学家亚当·乌斯克（Adam Usk）写道：“我以为，这位来自遥远东方的伟大基督教君主，受到那些异教徒的压力，被迫访问遥远的西方岛屿，乞求帮助以反对土耳其人，这是多么令人悲哀的事。上帝啊！你对罗马的古代荣耀做了些什么？今天，这个帝国的辉煌竟然泯灭了吗？也许在这里可用耶利米的这句话：‘先前在诸省中为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耶利米哀歌》I：1）.’谁会相信，你竟然陷入如此痛苦的深渊，尽管你曾高踞在帝王的宝座上统辖着世界万物，可现在你难道竟至无力维护基督教的信仰么？”注1915 634

曼纽尔第二次在巴黎停留了大约两年。关于这次访问的信息是贫乏的，对法国人而言，他的这次停留，显然不那么新鲜了。同时代的编年史家记载了许多涉及曼纽尔第一次停留在巴黎的细节，但很少有关于他第二次访问的细节。仅有的关于这个主题的信息来自他的信件。在这些涉及第二次访问情况的信件中，开始时，皇帝还带着很高的热情，但当他意识到，他不能够指望来自法国或英格兰的任何重要的支持时，其热情逐渐减少。在法国停留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没有任何信件出现。

但是，有一些现存的有趣记录，描写了皇帝在巴黎打发空闲时间的方式。例如，在卢浮宫装潢华丽的城堡中，即曼纽尔下榻的宫室，皇帝在众多装饰物中，特别注意一幅华美的挂毯，这是一幅哥白林装饰挂毯，上面织着春天的景象。皇帝曼纽尔用一种相当诙谐的文体写了一篇文章，描绘了在“一幅御用的编织幕帘”上织出的春天。这篇文章保存到了今天。注1916

安卡拉战役注1917及其对拜占庭的意义。——曼纽尔劳而无功地停留在巴黎的时间似乎太长了。期间发生在小亚细亚的一件事促使皇帝立即离开法国返回君士坦丁堡。1402年7月，爆发了著名的安卡拉战争，由于帖木儿击败了巴耶齐德，由此减轻了君士坦丁堡迫在眉睫的危险。这个极重要事件的讯息在战后传到巴黎只用了两个半月。皇帝快速准备他的返程并经热那亚和威尼斯，在离开三年半后回到了首都。亚得里亚海上的斯洛文尼亚城市拉古萨（杜布罗夫尼克）希望皇帝在返乡途中可以在此地下榻暂住，并做了欢迎他的各方面准备，但他经过那里时没有停留。注1918为了纪念自己在巴黎的生活，曼纽尔赠送给巴黎附近的圣德尼修道院一部精美的伪丢尼修著作的手抄本，它收藏在今天的卢浮宫。这个手抄本中有曼纽尔皇帝、皇后和他们的三个儿子的微型画。曼纽尔的画像十分引人注目。土耳其人发现他一些相貌特征与伊斯兰教的创立者穆罕默德特别相像，因而非常崇拜他。拜占庭的历史学家弗兰策记载，巴耶齐德评价曼纽尔时说道：“一个不知道其皇帝身份的人可能从其面相上一眼就看出他是皇帝。”注1919如果考虑到帝国实质上的需要，曼纽尔的西欧之行，显然是徒劳无功的；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和编年史家都认识到这一访问成效甚微，并在他们的编年记载中表明了这一态度。注1920但若从另一角度看，即西方因此而知道了拜占庭帝国已经处于日薄西山的状况，这次访问却是引人注目的。这次旅程是14世纪末15世纪初，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东欧与西欧之间文化交流的一个插曲。635

安卡拉战役对于拜占庭帝国的最后岁月具有重要意义。14世纪末，分崩离析的蒙古帝国在帖木儿或跛子帖木儿（Tamerlane，即Timur-Lenk，意为铁一般坚强的跛足人注1921［iron-lame］， Timur the Lame）的权势下被再次统一起来。帖木儿对南俄罗斯、北印度、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和叙利亚发动了许多大规模的毁灭性的征伐。他的进军伴随着骇人听闻的残酷行为。成千上万的男子被屠杀，城市被摧毁，田地被破坏。一位拜占庭历史学家写道：“当帖木儿的蒙古人离开一座城市向另一座城市进发时，这座城市已完全被毁灭，荒凉至极，以至于在城市里听不到一声犬吠、鸡鸣或者婴儿的啼哭。”注1922

帖木儿征伐了叙利亚后进入小亚细亚，与奥斯曼土耳其人发生了冲突。1402年，苏丹巴耶齐德迅速从欧洲赶回小亚细亚迎战帖木儿，并在那里的安卡拉城与帖木儿展开了血战，战斗以土耳其人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巴耶齐德成为帖木儿的俘虏；不久，他死于监禁中。帖木儿并没有在小亚细亚止步。他发动了对中国的远征但在途中死去。他死后，庞大的蒙古帝国再次分裂，不再具有重要地位。土耳其人在安卡拉被打败后，也已经相当虚弱，乃至于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能力对君士坦丁堡采取决定性步骤；因而，这个濒死的帝国又苟延残喘地维持了五十年。636

尽管曼纽尔对欧洲的出访毫无成就可言，但他从西欧返回后并未放弃他的计划，仍然在寻求西方的援助以对付土耳其人。这里有两封值得重视的信件，是曼纽尔写给阿拉贡国王马丁五世（1395—1410年在位）和斐迪南一世（1412—1416年在位）的。其中第一封信，是曼纽尔通过当时住在意大利的著名拜占庭人文学者曼纽尔·赫里索罗拉斯（Mannuel Chrysoloras）代表自己转交给马丁的；信中，曼纽尔告诉马丁，应他的请求，送给他一些珍贵的圣迹，并恳请他将在西班牙收集到的、用来支持拜占庭帝国的金钱运到君士坦丁堡。注1923然而，赫里索罗拉斯的出使并未得到预期的效果。后来，在曼纽尔出巡莫里亚公国期间，在萨洛尼卡写了另一封信，这次是写给斐迪南一世的。信中表明，斐迪南曾向曼纽尔的儿子、莫里亚的君主狄奥多勒承诺，他将派遣一支可观的军队前往那里帮助基督教徒，特别是帮助曼纽尔。曼纽尔在他的信中表示了自己希望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见到斐迪南，但斐迪南并没有来。注1924

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处境。——在拜占庭帝国苟延残喘的最后五十年里，伯罗奔尼撒半岛出乎意料地引起了中央政权的关注。当帝国的版图被缩小到了君士坦丁堡、色雷斯附近地区、爱琴海上一两个岛屿以及萨洛尼卡和伯罗奔尼撒半岛时，伯罗奔尼撒半岛明显地成为仅次于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占领地的最重要部分。当代人发现它是古典的、纯粹的希腊人国家，它的居民是真正的希腊人而非罗马人，而且，只有在这里，而不是在任何别的地方，有可能创立一个与奥斯曼人坚持斗争的基地。当时的北希腊已经沦为土耳其人的战利品，而且古代希腊的其他地区也已经屈服于土耳其的奴役，于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兴起了一个希腊民族精神和希腊人爱国主义的中心，这个中心受到一个从历史观点来看是虚妄的梦想的强烈影响，这个梦想就是使帝国再生，以抵抗奥斯曼国家的权势。

第四次十字军后，伯罗奔尼撒半岛（或莫里亚）被纳入拉丁人的势力范围。在拜占庭帝国光复者迈克尔八世巴列奥洛格统治之初，阿凯亚拉丁人君主威廉·维拉杜安被希腊人俘虏，遂割让给希腊人三个要塞用以赎身，这三个要塞是：蒙内姆巴西亚、马伊纳和新修建的米斯特拉。由于希腊人的权势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缓慢地，但却在不断地削弱拉丁人占领地的形势下持续地增长，于是，作为往日拜占庭的一个行省，伯罗奔尼撒半岛在14世纪中期变得如此重要，它被重新组织为一个独立的藩国注1925，成为君士坦丁堡皇帝之次子的封地，这位皇子相当于皇帝派驻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一位总督。14世纪末，伯罗奔尼撒半岛被土耳其人无情蹂躏。莫里亚君主对于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抵御土耳其人失去了希望，遂计划将他的领地转让给当时控制着罗得岛的圣约翰医院骑士团的骑士们，但是，由于该藩国的首府米斯特拉的民众在听闻这个动议后立即发动了起义，才阻止了他。安卡拉战败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虚弱，使得伯罗奔尼撒半岛有可能恢复了一些元气，并有望希求较好的处境。注1926 637

莫里亚国家的主要城市米斯特拉，即中世纪的斯巴达，是莫里亚藩王的驻跸地，是14世纪和15世纪初复兴希腊文化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这里有莫里亚皇帝的陵墓。约翰·坎塔库津即在此处高龄去世，并埋葬于此。农村居民的状况使一位当代人马扎里斯担心他会变成一个野蛮人，注1927而在藩王宫廷，即米斯特拉城堡内，却成为吸引众多有教养的希腊人、学者、硕学之材和朝臣的文化中心。据记载，14世纪的斯巴达有一所培养专门抄写古代手稿的抄胥的学校。格雷戈罗维乌斯恰当地将米斯特拉的宫廷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王公的一些宫廷相比较。注1928在曼纽尔二世统治时期，著名的拜占庭学者、人文学者和哲学家杰米斯图斯·普勒桑（Gemistus Plethon）就生活在莫里亚藩王的宫廷中。

1415年，曼纽尔亲自巡视了伯罗奔尼撒半岛，那时，他的次子狄奥多勒是该藩国的藩王。皇帝用来保护半岛抵御未来入侵的第一步，是在科林斯地峡修建了布有众多塔楼的城墙。城墙建造于公元前5世纪的防御土墙的遗址之上，当时该半岛的民众曾修建这堵土墙用于阻止薛西斯的进军；3世纪，皇帝瓦勒良在希腊修筑抵抗哥特人的防砦时将其修复；当希腊受到匈奴人和斯拉夫人威胁时，查士丁尼大帝再次修复了它。注192915世纪时，同样为了应对土耳其人的危险，狄奥多勒的继承人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许多荒凉地区建立了阿尔巴尼亚人移居地；当曼纽尔二世在狄奥多勒的葬礼上发表演说时，注1930赞扬了他的这些防范措施。638

吉米斯图斯·普勒桑所策划的改革。——在那个时期，记载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历史的有两个具有完全不同特点的同时代的重要作家。一个是拜占庭的学者和人文学者吉米斯图斯·普勒桑，他是一个希腊民族主义者，出身于伯罗奔尼撒半岛最尊贵和最著名的，曾获得“最伟大的和最值得庆祝的功绩的‘希腊人’家庭”。他固执地认为，伯罗奔尼撒半岛人才是最纯正和最古老的希腊人的血统后代。注1931另一位是马扎里斯，即《马扎里斯逗留哈得斯记》的作者，“毫无疑问”，K.克伦巴赫如此评价这部作品（但不排斥其中的夸张成分），是“迄今为止人们所知道的对卢西安著作的最糟糕的模仿”。注1932此书作者带着一种轻蔑的语气，以讽刺手法描绘了伯罗奔尼撒-莫里亚的风俗习惯，它将希腊语词汇Moria（μωρία）简写为Mora（μώρα，意指呆、傻、愚笨）注1933。与吉米斯图斯·普勒桑相比，马扎里斯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人口划分为七个部族：希腊人（按马扎里斯的说法，即斯巴达人和伯罗奔尼撒人），意大利人（即拉丁征服者的残余），斯拉夫人（Sthlavinians），伊比利亚人（即阿尔巴尼亚人），埃及人（吉普赛人）和犹太人。注1934马扎里斯的这些断语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尽管在引用这两个作家——博学的乌托邦主义者普勒桑和讽刺作家马扎里斯所留下的记载时都应该谨慎处之，但二者留下的都是关于15世纪上半叶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丰富而重要的文化资料。

涉及曼纽尔二世时代时，应该提及由吉米斯图斯·普勒桑所写的论及伯罗奔尼撒半岛迫切需要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的两个重要的“进言”或“演说”。其中一篇是写给皇帝的，另一篇则是写给莫里亚藩王狄奥多勒的。德国历史学家法尔梅赖耶在他的《莫里亚半岛史》中，最先引起了学者们对这位希腊民族主义梦想者所构想之计划的关注。注1935

普勒桑试图复兴伯罗奔尼撒半岛，为此目的，他草拟了一个计划，拟进行社会制度的彻底变革和处理土地问题。注1936根据普勒桑的计划，社会应分为三个等级：（1）土地耕种者（耕地者、掘地者，例如，葡萄园的掘地者和牧羊人）；（2）提供劳动工具的人（即那些照料公牛、犍牛等的人）；注1937和（3）管理社会安全和秩序的人，即军队、政府和国家官员；在他们之上是一个皇帝——basileus。普勒桑倡导建立一支希腊人的本土军队，而不是雇佣军队；而且这支军队可以奉献他们全部的时间和注意力去履行其恰当的职责。普勒桑将人口分为两大类：纳税人和那些提供军事服务的人；军人不应该被征税。而那些不参加管理和防御的纳税者，被普勒桑称为希洛（Helots）注1938。私人土地所有权将被废除；“全部的土地，因为它似乎是大自然的恩赐，就应该是人民的共有财产；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他喜欢的地方耕种并安家，而且尽其所能，耕种他所愿意耕种的任何大小的土地。”注1939这是普勒桑计划的主要观点。他的方案显然受到柏拉图的影响，而柏拉图是拜占庭人文学者极其敬慕的人。该计划应该是巴列奥洛格时期拜占庭文艺复兴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文献。一些学者指出，在普勒桑的方案中可以找到与让·雅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圣西门思想的相似之处。注1940 639

如是，在拜占庭最后覆灭的前夜，普勒桑向曼纽尔二世提出了一项使希腊重生的改革方案。法国拜占庭历史学家Ch.迪尔写道：“当君士坦丁堡被削弱和衰落时，一个希腊国家企图在莫里亚诞生。即使这些抱负和愿望看起来可能是如此徒劳无益，然而这种希腊化意识的再生和这种模糊的、为希腊更美好的未来做准备的意识是拜占庭历史上最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之一。”注1941

1402年对君士坦丁堡的围困。——直到15世纪30年代，在史料记载中，关于曼纽尔和奥斯曼国家的一位贵族代表、巴耶齐德的继承人穆罕默德一世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和平并相互信任的，即使在皇帝曼纽尔方面有过一些过错。苏丹穆罕默德一世曾经应皇帝的邀请，途经君士坦丁堡市郊会见了曼纽尔。但两位君主都没有离开自己的船舰，而是在各自的船上进行了友好的交谈，两支舰队同时穿越海峡，到达了苏丹搭建帐篷的亚洲一岸；但皇帝并未下船登岸。在晚餐时间，两位君主各自从自己的餐桌上选最美味的食物送给对方品尝。注1942但在穆罕默德的继承人穆拉德二世时，情况发生了变化。640

在曼纽尔的晚年，他不再亲理国政，而把国事交付儿子约翰，约翰没有治国经验，也没有他父亲那种贵族气质和处事的中庸态度。他执政时，坚定地支持了一位觊觎苏丹王位的土耳其谋反者；但这一谋反的企图失败了，愤怒的穆拉德二世决定包围君士坦丁堡，立刻摧毁这个觊觎已久的城市。

但是，尚未来得及从安卡拉战败后恢复过来、并被内乱削弱了的奥斯曼军队，对于进行这样一次攻击还准备不足。1422年，土耳其人包围了君士坦丁堡。有一部拜占庭的文献著作专门记载了这次围攻，该书由当代人约翰·卡纳苏斯（John Canasua）所写，标题是《6930（公元1422）年君士坦丁堡战争的故事，当阿穆拉德-贝伊率大军进攻这座城市并将占领它时，遭遇了圣母的阻止》。注1943一个强大的、各种战斗器械齐备的穆罕默德军队企图强行攻占这座城市，但被首都人民的英勇战斗所挫败。奥斯曼帝国内部的争斗迫使土耳其人放弃了这次围攻。像一直以来那样，首都这次脱险的故事，在大众的传说中是与君士坦丁堡的永久保护女神——圣母的干预相联系的。土耳其军队不满足于仅仅攻击首都；在试图夺取萨洛尼卡失败后，他们南下进入希腊，摧毁了曼纽尔时期在科林斯地峡上修建的城墙，并蹂躏了莫里亚。注1944曼纽尔的共治皇帝约翰八世曾花费了约一年时间在威尼斯、米兰和匈牙利寻求援助。根据与土耳其人签订的和平条约，皇帝保证向苏丹支付一定数量的贡品，并将几座色雷斯城市割让给苏丹。君士坦丁堡的领土越来越少了。这次围攻后，首都又苟延残喘地存活了约三十年，焦虑地期待着它的不可避免的毁灭。

1425年，瘫痪的曼纽尔去世了。送葬的首都大批民众怀着深深的哀悼之情伴随着灵车。此前，在任何一位皇帝的葬礼上也未曾见过如此拥挤的致哀人群。注1945一位专门研究曼纽尔生平活动的学者贝格尔·德西弗里（Berger de Xivery）写道：“对任何一位记得这位君主如何与其臣民共赴国难，如何尽力帮助他们，总是对他们怀有深深的同情并与他们有着共同感受的人而言，这种感情似乎都是真挚的。”注1946 641

曼纽尔时代最重要的事件是安卡拉战役，它使得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延迟了五十年。但即使拜占庭能短期摆脱奥斯曼人的危险，也不是依靠拜占庭皇帝的军力，而是借助在东方偶然出现的蒙古人的力量。曼纽尔曾寄予希望的重要事件，即在西欧发动一次新的十字军，并未发生。土耳其人在1422年发动的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仅仅是1453年之战的序幕。在评价曼纽尔时代与土耳其人的关系时，人们不应忽略曼纽尔皇帝对土耳其苏丹的个人影响，这种影响曾几次延迟了帝国的最后灭亡。

约翰八世（1425—1448年在位）和土耳其人的威胁。——约翰八世统治时期，帝国领土缩小到了最低程度。在其父亲生前不久，约翰就已经将色雷斯的几座城市割让给苏丹。当约翰成为帝国的唯一统治者后，准确地说，他的权力之延伸范围只扩展到君士坦丁堡及最接近首都的农村地区。在帝国的其他地方，如伯罗奔尼撒半岛、萨洛尼卡和分散在色雷斯各处的一些城市，虽处于约翰的兄弟们控制之下，但几乎是完全独立于中央政权之外的。

1430年，萨洛尼卡被土耳其人征服。以藩主身份统治着萨洛尼卡的约翰八世的一个兄弟意识到只依靠自己的力量不能对付土耳其人的进攻，因而将城市卖给威尼斯，获得了一大笔金钱。据杜卡斯记载，威尼斯在获得这个垂涎已久的重要商业据点时，曾发誓 “要保护和支持它，使它更加繁荣，并成为第二个威尼斯”注1947。但已经占领了萨洛尼卡周围地区的土耳其人，不能容忍威尼斯在萨洛尼卡立足。在苏丹的亲自指挥下，土耳其人包围了萨洛尼卡；这次行动的过程和最后结局被一位当代人约翰·阿纳格诺斯特斯（Anagnostes，即Reader）详细记载于他的专著《论萨洛尼卡的最后陷落》中。注1948萨洛尼卡的拉丁人驻军很少，642而且城市的民众视他们的新主人威尼斯人为异类。城市的民众无力抵御土耳其人，经过短期的围攻后，土耳其人猛烈攻占了这座城市，并使它遭到了可怕的破坏和暴行蹂躏。城市老幼妇嬬皆遭到屠杀。城中的基督教堂被改为清真寺，但萨洛尼卡城的主要圣保护使徒、圣底米特里的教堂被暂时留给基督教徒，但已经是破败不堪了。

也有一首韵体诗描述了萨洛尼卡被土耳其人占领的事件，这首诗是由君士坦丁堡的一位高级教会官员记载在其《土耳其帝国编年史》中的。注1949同时，亦有一些描述这次灾难事件的希腊民族歌曲。注1950萨洛尼卡的失陷强烈震撼了威尼斯和西欧。君士坦丁堡也显然感受到了最后时刻的即将来临。

关于当时的君士坦丁堡，有一份重要记载，这是从耶路撒冷返回西欧的朝圣者、勃艮第骑士贝特朗东·德拉布罗吉耶（Bertrandon de la Broquière）所写的，他在萨洛尼卡沦陷后不久的30年代初游览了巴列奥洛格的首都。他赞扬了君士坦丁堡城墙，尤其是陆地一侧城墙的良好状况，但也注意到城市里的一些荒凉之处；他提到了两处美丽宫殿的废墟，据说，这两处宫殿是一位皇帝按照土耳其苏丹的命令予以摧毁的。这位勃艮第朝圣者参观了首都的教堂和其他遗址，参加了神圣的教堂仪式。在圣索菲亚教堂，他参观了一个神秘宗教仪式的表演，这是以三个年轻人被尼布甲尼撒扔进燃烧的火炉为主题的，他对于来自特拉布松的拜占庭皇后的美丽十分着迷，并对关心贞德（她刚刚在鲁昂被烧死）之命运的皇帝讲了著名的“奥尔良姑娘”的“整个故事”。注1951这位朝圣者还通过自己对土耳其人的观察，相信欧洲人有可能把他们驱逐出欧洲，甚至夺回耶路撒冷。他写道：“在我看来，我所注意到的三个国家的贵族和良好的政府，即法兰西、英格兰和德意志是非常使人敬畏的，而且，如果他们能组织起足够数量的军队，将有能力经由陆路到达耶路撒冷。”注1952 643

约翰八世已经意识到首都即将到来的危险，遂大兴土木修复君士坦丁堡城墙。如今可在城墙上所见的多处题为“奉天承运约翰·巴列奥洛格”的铭文，说明了基督教宗帝最后一次企图修复当年狄奥多西二世的防砦之艰难，而当年这座城墙几乎是不可攻破的。

但这并不能满足对奥斯曼人斗争的需要。如同他的前任一样，约翰八世希望通过与教宗合作而从西方得到对抗土耳其人的真正帮助。为此目的，皇帝与希腊牧首、他的一位杰出的臣僚乘船前往意大利。这次出行的结果就是著名的佛罗伦萨联合条约的缔结。然而，如果考虑到拜占庭所需要的真正帮助，这位皇帝的意大利之行是徒劳的。

罗马教宗尤金四世倡导了一次十字军，并成功发动了匈牙利人、波兰人和罗马尼亚人投入对抗土耳其的斗争。在波兰和匈牙利国王弗拉迪斯拉夫及著名的匈牙利民族英雄、军队领袖约翰·洪亚迪（John Hunyadi）统率之下，一支十字军组建起来。1444年，在瓦尔纳战役中，十字军被土耳其人击溃。弗拉迪斯拉夫在战斗中阵亡。约翰·洪亚迪带着残兵败将退回匈牙利。瓦尔纳战役是西欧最后一次试图帮助衰亡中的拜占庭。此后，君士坦丁堡只能独自面对它的最后命运。注1953

一些近期出现的、来自巴塞罗那档案馆的文献，揭示了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梅塞纳斯注1954，即死于1458年的阿拉贡国王“慷慨者”阿方索五世（AlfonsoⅤthe Magnanimous）的进军计划。他于15世纪中期一度将西西里和那不勒斯重新统一在自己的权力之下后，遂计划像安茹的查理那样，在东方进行一场规模宏大的进攻性战争。君士坦丁堡是阿方索的目标之一，而且他一直没有放弃建立一支抵抗土耳其人的十字军的理想。很长时间以来，他认识到，如果奥斯曼人日益增长的权势和“鲁莽的成功”不被击溃的话，他的王国的海上边界将没有安全感。但阿方索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没有实现，并且，土耳其人从未感到这个天才的和杰出人文学者及政治家对自己有任何严重威胁。注1955

土耳其人在瓦尔纳胜利后，并未参加这次十字军战斗的约翰八世立即与苏丹开始谈判，他试图用贡礼软化苏丹。他成功了，直到他的统治结束，他一直保持着与苏丹的和平关系。644

尽管如此，约翰八世统治下的拜占庭还是遭受了不断的、痛苦的失败。然而，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莫里亚），一个近乎独立于中央政权的封地上，希腊军队获得了一次重大的、但短暂的胜利。除了拜占庭的领土外，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还有阿凯亚公国的残存部分，尤其在半岛南端的一些地区，是属于威尼斯的。15世纪初，威尼斯确立了自己的目标，欲夺取伯罗奔尼撒半岛仍被拉丁人掌控的部分；为此目的，威尼斯开始和半岛上各族统治者进行谈判。一方面，圣马克共和国为了有效抵抗土耳其入侵者，希望拥有在穆拉德二世统治时修建的科林斯地峡上的城墙；另一方面，威尼斯被她的商业利益吸引，因为共和国代表收集到的信息表明，这个国家在金、银、丝、蜂蜜、谷物、葡萄干和其他物品方面的资源具有极大的优势。然而，在约翰八世统治期间，莫里亚希腊藩国的军队开始公开反抗拉丁人，迅速获得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拉丁内部分并因而终结了法兰克人在莫里亚的权势。从那时起到土耳其人征服时期，整个半岛属于巴列奥洛格家族，威尼斯只维持了她以前拥有的南部据点。

注定要成为拜占庭最后一位皇帝的莫里亚藩主君士坦丁，是拜占庭皇帝约翰八世的兄弟，他充分利用了土耳其人在巴尔干半岛的一些困难向北方进军，通过了科林斯地峡进入希腊的中部和北部；而在这时，土耳其人已经开始征服希腊腹地。土耳其苏丹穆拉德二世在瓦尔纳战役取得了对基督教徒的胜利后，认为君士坦丁对希腊北部的入侵是对他的冒犯；于是，他率军向南挺进，突破了科林斯地峡上的防御城墙，疯狂地劫掠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并掳走大批希腊人俘虏。恐惧的莫里亚藩主君士坦丁乐意按照苏丹的条件缔结和平条约；他保持了作为莫里亚藩主的地位，并承诺向苏丹纳贡。

在君士坦丁·巴列奥洛格统治时期，一位当代的著名旅行家、考古学家和商人安科纳的希里亚库斯（Cyriacus）造访了米斯特拉，在那里，他受到莫里亚藩主君士坦丁和他的达官显贵们的亲切接待。在宫廷中，希里亚库斯遇到了“他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吉米斯图斯·普勒桑和他在雅典的一个朋友乔治的儿子，对拉丁文和希腊文都非常精通的年轻人尼古拉斯·卡尔康迪勒斯（Nicholas Chalcondyles）。注1956尼古拉斯·卡尔康迪勒斯可能正是后来的历史学家劳尼科斯（Laonikos）·卡尔康迪勒斯，因为Laonikos一名，就是尼古拉斯（Nicolaos、Nicholas）的细微变体。在希里亚库斯于藩主狄奥多勒·巴列奥洛格统治时期第一次驻留米斯特拉期间，即在1437年，他曾参观了斯巴达的古代遗址并拓写了希腊碑文。注1957 645

君士坦丁十一世（1449—1453年在位）和土耳其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占领。——拜占庭最后一位皇帝所统辖的领土仅限于君士坦丁堡和色雷斯靠近城墙的近邻地区，以及距离首都有些距离的、由皇帝的兄弟们统治着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即莫里亚的主要部分。

正直、仁慈、有活力、勇敢，且热爱祖国，是君士坦丁十一世的性格，同时代的许多希腊资料和他在君士坦丁堡被困期间的行为，证明了这些。一位意大利人文学者弗朗切斯科·菲勒尔弗（Francesco Filelfo）在驻留君士坦丁堡期间结识了登上皇位之前的君士坦丁。在一封信中，他称呼这位皇帝是一个“虔诚和具有高尚情操”（pio et excelso animo）注1958的男子。

君士坦丁的强大和可惧的敌人是21岁的穆罕默德二世，他暴烈残酷，嗜杀成性等许多卑劣的恶习，但同时对科学、艺术、教育有浓厚的兴趣，集将军、政治家和组织者的活力和天赋于一身。一位拜占庭历史学家谈到，他乐于阅读科学著作，尤其是占星学著作，还阅读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朱利安·恺撒及君士坦丁堡各代皇帝们的英雄事迹；他除了讲母语土耳其语外，还会讲其他五种语言。注1959东方国家的资料赞扬他的虔诚、正义、仁慈，是学者与诗人的保护者。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学家对穆罕默德二世却有不同的评价；有些人否认他所有的积极品质，注1960另一些人则承认他是一个天才。注1961征服君士坦丁堡是这位年轻苏丹魂系梦牵的渴望，正如历史学家杜卡斯所说：“无论在宫里还是在宫外，在起床时还是在睡梦中，他朝朝暮暮反复思考着可能采用的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军事策略和手段。”他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在地图上画出君士坦丁堡的城区以及它的防御工事，找出它最易被攻击的地方。注1962 646

战争中的这两个对手的画像，都有现存资料，君士坦丁·巴列奥洛格的画像可以见于印章和后期的手稿中注1963，而穆罕默德二世的画像则见于15世纪的意大利艺术家为了纪念苏丹而打制的金属像章和一些肖像中，尤其是一幅由著名的威尼斯艺术家詹蒂耶·贝利尼（Gentile Bellini）绘制的肖像，他在穆罕默德统治末期曾经短期（1479—1480年）居住于君士坦丁堡城内。注1964

既然决定给予君士坦丁堡以最后攻击，穆罕默德就开始进行极其周密的准备。首先，穆罕默德在君士坦丁堡的北方，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欧洲一岸最狭窄的地方，建筑了一处坚固的设有塔楼的要塞，它的宏伟的残迹（鲁梅利要塞）至今犹存；要塞内可见被大炮射进去的巨型石弹，这种石弹在当时非常普遍。

当土耳其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建造要塞的消息四处传开之时，首都君士坦丁堡、亚洲、色雷斯和爱琴海上岛屿各处的基督教人群，如杜卡斯所说，发出了绝望的惊叫。“君士坦丁堡城的末日到来了；现在，我们要看见我们种族的毁灭了；反基督的时代即将到来了；我们的身份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该做什么？……保护这座城市的圣徒在哪里？”注1965另一位经历了君士坦丁堡被围困期间的所有恐怖生活的同时代人和目击者，珍贵的《君士坦丁堡围攻记》一书的作者、威尼斯人尼科罗·巴尔巴罗（Nicolo Barbaro）写道：“从海上来看，这个要塞极其坚固，绝对不可能被攻占，因为在岸上和城墙上配置了大量的射石炮；要塞的陆地一面也是非常坚固的，尽管与海上防务设施相比，略为逊色。”注1966这个要塞切断了君士坦丁堡城与北方和黑海港口的联系，因为所有的进出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外国船只，都被土耳其人封锁；当君士坦丁堡被围期间，它将得不到来自黑海港口的谷物供应。土耳其人很容易实行这些措施，因为与土耳其人建在欧洲的要塞相对，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一岸，有苏丹巴耶齐德在14世纪末期修建的配有塔楼的要塞（阿纳托利要塞）。接下来，为了阻止莫里亚的藩主在万一情况紧急时前来援助君士坦丁堡，穆罕默德占领了莫里亚的希腊领土。经过这些最初的步骤后，穆罕默德，即巴尔巴罗笔下的，这个“基督教人民的异教敌人”，注1967开始围攻这座伟大的城市。647

君士坦丁尽其最大的努力，在势力对比极其不均衡的条件下，应付这个强大的敌人，其结果显然是可以预料的。皇帝将首都四周所有可能供应的谷物都运进城中，并对城墙进行了修补。城内的希腊驻军只有数千人。君士坦丁看到了即将来临的致命危险，遂向西方求助；但是，西方并没有派出最必要的军事支援，而是派来了一个希腊出身的罗马枢机主教、前任莫斯科大主教区主教、佛罗伦萨会议的参与者伊西多尔。为纪念东西方教会之间和平的恢复，他抵达君士坦丁堡后在圣索菲亚教堂举行了联合的宗教仪式，这引起了城里居民的最强烈的震动。拜占庭的一位最著名的显贵卢卡斯·诺塔拉斯发表了著名的断言：“我们宁愿在首都看到土耳其穆斯林头巾的权力，而不是教宗之法冠的权力。”注1968

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参加了首都的防御战。君士坦丁和城中民众尤为倚赖拥有巨大军事声望的热那亚贵族约翰（乔瓦尼·基斯蒂亚尼），他率领两艘载着700名士兵的巨舰到达了君士坦丁堡。如在过去的危险时刻曾多次发生的那样，金角湾海湾被一条巨大的铁索封锁。据说，直到近代仍可以在拜占庭的圣伊琳娜教堂内见到这条铁索的残存部分，现在，在那里修建了奥斯曼军事历史博物馆。注1969 648

穆罕默德在海上和陆上的军队中除了土耳其人外，还包括他所征服的不同民族的人民，其数量大大超过了君士坦丁堡的少数防御者，包括希腊人和一些拉丁人，尤其是意大利人。

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时刻即将来临。

土耳其人包围和占领“神佑城市”——君士坦丁堡的真实情况，在许多资料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这些资料使用不同的语言——希腊文、拉丁文、意大利文、斯拉夫文和土耳其文，从不同的角度，叙述了拜占庭帝国的最后时刻，在某些逐日逐时的记载中，使人感受到这场惊心动魄的历史剧之进程的最后一幕。

主要的希腊资料对这一事件的评价是不同的。经历了这场围攻战的乔治·弗兰策，是末代皇帝君士坦丁的亲密朋友、极为著名的外交官，他在帝国内享有高职，满怀对他的英雄帝王和巴列奥洛格王室的无限眷恋，反对教会联合；他描述拜占庭的末日，是想恢复失败的君士坦丁、他的被凌辱的国家和被侮辱的希腊正统信仰的荣誉。另一位同时代的作者，投靠了土耳其人的希腊人克里斯托布鲁斯（Critobulus），想表示他对穆罕默德二世的忠诚，将他那本明显受到修昔底德写作风格深刻影响的历史著作，献给“最伟大的皇帝，王中之王穆罕默德”；注1970尽管他并未攻击他的希腊同胞，但他却从奥斯曼帝国的新的臣民的立场出发来评述拜占庭的末日。还有一位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杜卡斯、教会联合的倡导者，他认为，帝国安全的唯一途径就是实现教会的联合。他从支持西方的立场写起，尤其强调热那亚指挥官基斯蒂亚尼的贡献和功绩，贬低君士坦丁的作用，但同时对希腊人也不乏关爱和同情。拜占庭最后时期的第四位希腊历史学家，拜占庭文献史上唯一的雅典人，是劳尼科斯·卡尔康迪勒斯（Chalcocondyles或Chalcondyles），他所选择的历史著作的主题不是拜占庭，而是土耳其帝国。他采取了一种新的、庞大的主题去描述——“年轻的、崛起于希腊，法兰克和斯拉夫国家废墟上的奥斯曼帝国势力的非凡发展”。注1971他的作品写得很一般。此外，劳尼科斯并不是君士坦丁堡最后时期发生事件的目击者，因此，他的这部著作只具有次要的参考价值。649

在以拉丁语写就的最有价值的资料中，有一些是由那些经历了君士坦丁堡被围时期生活的数位作家写的。其中一篇是勉强逃脱了被土耳其人俘获之命运的枢机主教伊西多尔所写的《致君士坦丁堡所有虔诚的基督徒》（Ad universos Christifideles de expugnatione Constantinopolis） 的呼吁。他恳请所有的基督教徒武装起来抵御正在消亡的基督教信仰。另一位逃脱了土耳其人俘获的开俄斯主教列奥纳多（Leonard），给教宗的报告中说明了曾降临在拜占庭身上的巨大灾难是对希腊人脱离天主教信仰的惩罚。还有一位曾在土耳其俘虏营中度过了一段时间的意大利人普斯库鲁斯（Pusculus）写作的一首四节韵文诗“君士坦丁堡”。他仿效维吉尔的写作风格，在一定程度上也仿效了荷马。他是一位热诚的天主教徒，将自己的诗献给了教宗；而且他像列奥纳多一样，深信拜占庭是由于分裂教会的罪行而受到了上帝的惩罚。

威尼斯贵族尼科罗·巴尔巴罗用古威尼斯方言和一种枯燥乏味的商业风格写成的极其珍贵的《君士坦丁堡围攻记》留给了我们一份意大利文的资料。他逐日列举了围攻期间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的战斗，因而他的作品对于重修君士坦丁堡被围时期的编年史最重要。

在俄罗斯古文献中，亦有一部关于占领帝都（Tsargrad）之“伟大和可怕的功绩”的重要历史著作，由“无名和卑微的聂斯托尔·伊斯金德尔（Nestor Iskinder，或Iskander）”所著。注1972此人可能是俄罗斯人，曾在土耳其苏丹的军队中战斗，真实地、尽可能地逐日描述了土耳其人在围城期间和城市陷落后的行为。在各种俄罗斯编年史中也经常谈到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还有一些土耳其文的资料，这些资料是从成功的、无往不胜的伊斯兰教和它的杰出代表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的角度来评价这一历史事件的。有些土耳其的资料还搜集了关于君士坦丁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土耳其民间传说。注1973

以上列举的重要资料说明，在研究土耳其人围攻和占领君士坦丁堡问题上，的确存在着相当丰富多样的信息。650

1453年4月初，对这座伟大城市的围攻战开始了。这场围攻战争的胜利绝不仅仅是土耳其人无敌的庞大军队的成就。巴尔巴罗称之为“这个背信弃义的土耳其人”注1974的穆罕默德二世是历史上第一个掌握了真正的火炮基地的君主。土耳其人的青铜大炮是那个时代规格最为巨大、能够远距离抛掷大量石弹的优势武器，它的破坏力是君士坦丁堡的古老城墙不能抵御的。古罗斯文的《帝都的故事》说，“破坏者穆罕默德”将“大炮、火绳枪、塔楼、攻城器械和其他的攻城设备”注1975向城墙附近集中。同时代的希腊历史学家克利托布鲁斯（Critobulus），给予大炮的决定性作用很好的解释，他写道，土耳其人在城墙下及其周围挖掘的掩体和地下通道“被证明是不必要的、仅仅是浪费，因为火炮决定了一切”。注1976

19世纪下半叶，在斯坦姆堡注1977（Stamboul）的一些地方，人们仍然可以看到地面上的巨大石弹，它们是在战斗中被抛过君士坦丁堡城墙的，现在，则躺卧在几乎是1453年被抛落地时的原位。4月20日，在围攻期间基督教徒唯一的幸事发生了：四艘前来援助君士坦丁堡的热那亚船只，打败了数量远远超过它的土耳其舰队。“你很容易想象，”近代一位描写拜占庭首都被包围和攻克过程的历史学家舒伦伯格（Schlumberger）写道，“希腊人和意大利人难以形容的快乐。君士坦丁堡竟然一度以为自己得救了。”注1978但是，这次成功当然对这次围攻战的结果没有真正的意义。

4月22日，这座在皇帝指挥下的城市突然因一个极其恐怖的现象而震惊：土耳其船只出现在金角湾的上游。在前一天夜里，苏丹成功从博斯普鲁斯海峡通过陆路将船只运进金角湾；为此目的，土耳其人在两山谷之间的上方特地搭建了一个木制平台，将船只放在滚木上，让大量“贱民”（canaille）将船只拉过这些平台，据巴尔巴罗记载，这些贱民是由苏丹役使的。注1979于是，驻扎在金角湾上封锁铁链内的希腊-意大利舰队，两面受敌，首都岌岌可危。被围驻军在夜里试图用火攻毁灭进入金角湾土耳其船只的计划由于叛徒向苏丹泄露而中止。651

与此同时，几个星期以来使城内居民疲惫不堪的重炮轰击仍在持续；男女老少、教职人士和男女修士们被迫夜以继日地顶着炮火修补城墙上数不胜数的缺口。围攻已经持续了50天。当苏丹得知一支支援这座城市的基督教舰队可能很快到达的消息（此消息可能是编造的）时，遂加快了对君士坦丁堡的决定性攻击。克利托布鲁斯甚至模仿修昔底德历史著作中著名演说的风格，描写了穆罕默德向他的军队鼓舞士气时发表的演说；苏丹宣称：“要打胜这场战争，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必胜的信心，耻于失败的精神，和对指挥官的服从。”注1980最后总攻时间被定在5月29日夜晚。

东方基督教的古老首都，预见到自己将面临不可避免的毁灭。最后的攻击来临的前夜，陷于一片祈祷和悲哀哭泣。在皇帝的命令下，在“哦，主啊，怜悯我们吧！”的合唱声中，教职人员沿着城墙开始游行。人们互相鼓励要在战斗的最后一刻顽强地抵抗土耳其人。希腊历史学家普兰策注1981在其著作中引用了君士坦丁皇帝的长篇演说，在此演说中，君士坦丁激励人民勇敢抵抗，但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命运。他说道，土耳其人“依仗枪炮、骑兵、步兵和其数量上的优势，而我们，依仗的是上帝，我们的主和救世主的名，而且，还要靠我们的双手和借上帝之权威赐予我们的力量。”注1982君士坦丁如此结束他的演说：“我恳请并祈求你们的爱，并给予你们的指挥官以足够的尊重和服从；每一个人都要对得起他的军衔、他的军阶和他的军人身份。须知，如果你们真诚地履行我对你们的所有命令，我希望，借助上帝的帮助，我们将免于受到上帝正义的惩罚。”注1983在这一天夜里，人们在著名的圣索菲亚教堂举行了最后的祈祷仪式。英国历史学家E.皮尔斯（E.Pears）基于拜占庭的资料，描绘了这次震撼人心的场面：

这天夜里，在圣智注1984教堂举行的最后的基督教圣礼是最伟大的且一定会在世界的历史场景中成为最不寻常的典礼……皇帝和那些能够暂离战场的指挥者出席了这一仪式，教堂再一次而且是最后一次挤满了基督徒。不需要用巨大的想象力去描述这个景象。教堂的内部极其美丽，这里曾是基督教艺术诞生地，而且，仍然华美的陈列品更为它的美丽增添了色彩。牧首和红衣主教的神职人员队伍代表着东方和西方的教会；皇帝和贵族，曾经辉煌和勇敢的拜占庭特权阶层的最后的残余；教士和士兵混杂着在一起；君士坦丁堡市民，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所有出席者全都意识到了他们面临的危险，而且感觉到，与即将来临的危险相比，很多年来他们所致力于斗争的敌人是如此渺小而不值得他们去考虑。皇帝和他的追随者一起分享了“纯洁和神圣的祭礼”，并向牧首告别。这次典礼实际是一次葬礼。帝国已经进入了它的弥留之际，而且，为它的灵魂之离去而举行的宗教仪式，在这所最美丽的教堂内并在它的最勇敢的皇帝面前完成是适当的。如果说布赖斯先生所描述的查理大帝的加冕典礼和一个帝国之诞生的典礼是历史上最生动最有活力的，那么在圣索菲亚教堂举行的最后一次基督教仪式则是最为悲壮的。注1985 652

弗兰策写道：“谁愿意描述在这所圣殿中所涌出的泪水和呻吟！即使是铁石心肠的人也忍不住会哭泣。”注1986

对君士坦丁堡的总攻开始于星期二的夜间，即5月28—29日的凌晨一、二点之间。发出进攻信号后，君士坦丁堡城同时受到三个方面的进攻。前两次进攻被挫败。最后，穆罕默德组织了非常周密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进攻。土耳其人异常猛烈地攻击圣罗曼努斯门（St.Romanus，或Pempton）的城墙，拜占庭皇帝即在此处迎敌。城市的主要防御者之一，热那亚人基斯蒂亚尼受了重伤，被迫放弃战斗；人们克服重重困难将他抬到船上并使之成功地离开了君士坦丁堡港口前往开俄斯岛。基斯蒂亚尼在该岛上或者就在途中死去。他的坟墓仍留在开俄斯岛上，但以前保存在这个要塞的圣多米尼克教堂内的拉丁文墓志铭显然佚失了。注1987

基斯蒂亚尼的撤离和去世对于被围困的人民来说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城墙上越来越多的新缺口出现了。皇帝身先士卒地英勇战斗并在战斗中阵亡。但人们没有找到关于最后的拜占庭皇帝死亡时的准确记载；他的死因于是很快成为一个传说故事的主题，使历史真实无从考证。

君士坦丁皇帝死后，土耳其人冲进城市，进行了可怕的破坏。大量的希腊人跑到圣索菲亚教堂寻求庇护，希望在那里求得平安。但土耳其人破门而入，冲进教堂；他们不分性别和年龄，对藏在这里的希腊人进行屠杀和凌辱。首都被攻占的当天或次日，苏丹隆重地进入了被征服的君士坦丁堡并进入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了一次穆斯林的宗教仪式。然后，穆罕默德在布莱舍奈皇宫内安置了他的住处。653

所有的资料都向人们揭示，土耳其人对君士坦丁堡城市的劫掠持续了三天，正如穆罕默德曾向他的士兵们所承诺的那样。城内的居民遭到无情屠杀。以圣索菲亚为首的所有教堂和修道院以及它们的全部财富被抢劫和玷辱；私人财产被劫掠。在这些灾难的日子里，数不胜数的文化资料遭到毁灭。许多书籍被焚烧或被撕成碎片，被践踏或出卖，以换取一些毫无用处的东西。据杜卡斯描述，大量书籍被装上马车并分散到各个不同的国家；大量的书本，如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作品，神学书籍和许多其他书籍只为了一个金币就被出卖；《福音书》封面上的精美金银装饰被扯下来，《福音书》则被卖掉或被抛弃；所有的圣像都被烧毁，土耳其人在火上烤肉吃。注1988然而，一些学者，如Th.乌斯宾斯基认为：“土耳其人在1453年的表现，比1204年夺取了君士坦丁堡的十字军更温和而人道。”注1989

一个颇为流行的基督教传说提到了土耳其人出现在圣索菲亚教堂的那一刻：一个圣餐仪式正在举行；当主持这个庄严圣餐仪式的教士看到穆斯林冲入教堂时，圣坛墙奇迹般地在他面前打开，他进入墙中消失了；故事还说，当君士坦丁堡再次交回到基督教徒手上时，这位教士会从墙中走出来并继续这个圣餐仪式。

大约在六十年前，当地的向导常向游客展示，在斯坦姆堡的一处偏僻地方，有一座据称是最后一位拜占庭皇帝的墓，在墓上面有一个长燃的普通油灯。当然，这个无名的坟墓不是真正的君士坦丁皇帝之墓；他的埋葬地点是无人知道的。1895年，E.A.格罗斯沃诺（E.A.Grosvenor）写道：“今天，在斯坦姆堡的阿布·维发（Abou Vefa）区，可以看到一个低矮的无名墓冢，它被卑微的希腊人尊为君士坦丁的墓。胆小的祭祀者们将一些粗陋的祭品撒布在它的周围。在墓的周围，不分日夜都有燃烧着的蜡烛。直到八年以前，它还（尽管是秘密的）是一处经常的祈祷地。接着奥斯曼政府用严厉的惩罚进行干涉，于是，它自此几乎被荒废了。所有这些，只是会使那些笃信此事的人高兴的传说。”注1990 654

通常有个说法，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两天，一支西方的救援舰队抵达爱琴海，当他们了解到城市陷落的消息后立即返航了。根据一些新的证据，到目前为止，这个说法被否定了：根本就没有教宗，或者热那亚，或者阿拉贡的舰队去东方支援君士坦丁堡。注1991

1456年，穆罕默德从法兰克人手中夺取了雅典；注1992不久，整个希腊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也归属于他。古代的巴特农神庙，即中世纪的圣母教堂在苏丹的命令下改为清真寺。1461年，遥远的特拉布松被移交给土耳其人，它曾经是一个独立帝国的首都。与此同时，他们占领了伊庇鲁斯王国的残余部分。正教的拜占庭帝国灭亡了，在它的遗址上，穆罕默德的奥斯曼帝国建立并发展起来。它的首都从亚得里亚堡迁到了君士坦丁堡，土耳其人称之为伊斯坦布尔（斯坦姆堡）。注1993

杜卡斯模仿尼西塔斯·阿科米那图斯在1204年君士坦丁堡被拉丁人洗劫后写作的《耶利米哀歌》的风格哀悼1453年的事件：

哦，都城，都城，众城之首！哦，都城，都城，世界四方的中心！哦，都城，都城，基督教徒的骄傲和野蛮人的毁灭！哦，都城，都城，西方的第二个伊甸园，各种植物都结满了累累的精神之果！去哪里会找到你的美丽，哦，伊甸园？去哪里会找到你神佑的精神力量和希腊的精神之体？去哪里会找到我主的使徒们的圣体？……去哪里会找到圣者的遗骨，还有殉教者？去哪里会找到君士坦丁大帝和其他帝王的遗体？……注1994

另一位同时代人波兰历史学家扬·德鲁戈兹（Jan Dlugosz）在他的《波兰史》中写道：

君士坦丁堡这一不幸又令人惋惜的失败是土耳其人的巨大胜利，希腊人的最大毁灭，拉丁人的耻辱；由于这一失败，罗马公教的信仰被损害，宗教思想混乱了，基督之名受到了辱骂和践踏。基督教的两只眼睛被挖出了一只，两只手臂被砍掉了一只。由于图书馆被焚毁，希腊文献的典籍遭到了破坏，而读不到希腊的典籍，任何人也不会成为博学的人。注1995 655

一位更遥远的格鲁吉亚编年史家虔诚地评述道：“那一天，当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时，太阳也失去了光辉。”注1996

君士坦丁堡的崩溃给西欧人留下了可怕的印象，他们最先想到的是土耳其人的继续进攻，都充满了沮丧之情。更重要的是，基督教的一个重要中心的毁灭，即使从大公教会的角度来看，认为希腊教会是宗教分裂者，也不能不引起西方虔诚的基督徒们的恐惧心理和试图补救这种状况的热情。当时教宗、各国君主、主教、诸侯和骑士们留下的许多书信和文献资料生动描绘了人们对这一事件的恐惧，他们还呼吁发动一次十字军去对付胜利的伊斯兰国家和它的代表者穆罕默德二世，这个“反基督教的先锋和第二个森那克里布（Sennacherib）”注1997。在许多信件中，人们把君士坦丁堡的毁灭视为一个文化中心的毁灭而悼念。在西方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向教宗尼古拉五世的呼吁中，称君士坦丁堡的崩溃“是基督教信仰的全面灾难”，并写道，君士坦丁堡是“文学和所有人文研究的真正殿堂[velut domicilium proprium]。”注1998红衣主教贝萨里翁悼念这座城市的崩溃时，称它是“最好的艺术殿堂”（gymnasium optimarum artium）。注1999著名的埃尼亚·西尔维奥·皮科罗米尼（Enea Silvio Piccolomini），即后来的教宗庇护二世，号召人们关注对拉丁人而言仍是一无所知的无数拜占庭书籍，他称土耳其人对这座城市的征服是荷马和柏拉图的第二次死亡。注2000一些作家称土耳其人为特洛伊人（Teucrians或Teucri），认为他们是古代特洛伊人的后裔，并警告欧洲，苏丹已经制订了进攻意大利的计划，意大利的“财富及其特洛伊祖先的坟墓”吸引着他。注2001一方面， 15世纪50年代的各种书信都提到“苏丹，像背教者朱利安一样，最后将被迫承认基督的胜利”；无疑地，基督教徒的强大足以对付土耳其人而不必有丝毫担忧；“基督徒将准备一次强大的远征”（valida expeditio）并且，他们将能够击败土耳其人并“将他们驱逐出欧洲”（fugare extra Europam）。但是，另一方面，一些书信中预感到即将到来的与土耳其人的斗争将会遇到的巨大困难和遇到这些困难的主要原因，将是基督徒内部的相互不合作，“这种现象将助长苏丹的气焰”注2002。埃尼亚·西尔维奥·皮科罗米尼在他的一封信中描述了当时基督徒之间相互关系的非常真实生动的画像。他写道：656

我并不指望事情发展会如我所愿。基督徒已经不再有领袖：无论是教宗还是皇帝都不能受到充分尊重和服从；他们被视为徒有虚名的偶像。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王；王公的数目如房屋一样多。一个人怎样才能说服众多的基督徒统治者拿起武器呢？看看基督教吧！你说意大利已被平定。我不知道达到什么程度。阿拉贡国王和热那亚人之间的战争仍然在继续。热那亚人将不会同土耳其人作战：据说他们还要向后者纳贡！威尼斯人已经和土耳其人缔结了和约。如果意大利人不参加，我们根本不能指望海战。在西班牙，正如你所知，有许多把握着不同权力、不同政策、不同意愿、不同思想的国王；但是这些居住在遥远西方的统治者不可能被吸引到东方，特别是他们正忙于对付格兰纳达的摩尔人之时。法国国王已经把他的敌人从其王国中驱逐出去；但他仍处于困难之中，因为害怕英格兰人会突然在法国登陆，他不敢派他的骑士走出王国的边界。而对于英格兰人而言，他们关注的仅仅是为自己被逐出法国而复仇。至于生活在世界尽头的苏格兰人，丹麦人，瑞典人和挪威人，除了他们的国家就无别的追求。德意志人更是分裂成数十处，根本无法使他们统一。注2003

不管是教宗和君主的呼吁，还是个人及团体的宗教冲动，或是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威胁面前而感受到的共同的危险，都不能使分裂的西欧为了同伊斯兰教作战而结合成一个整体。土耳其人继续向前推进，在17世纪末，他们甚至威胁到了维也纳。这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力量的最高峰。后来他们被驱逐出了欧洲，但是君士坦丁堡，众所周知，甚至今天仍在土耳其人手中。

巴列奥洛格王朝统治下的教会问题

不管是从希腊东正教会和教宗权力之间的关系这一角度看，还是从帝国内部生活的宗教运动的方面来看，巴列奥洛格王朝时代的教会史都是很有趣的。与罗马教廷的关系是采取了争取与天主教会实现联合的形式，这种关系，除与里昂的联合有些特别外，是与不断增长的土耳其的危险紧密相关的。因为在拜占庭皇帝看来，土耳其人的危险只有在教宗和西欧君主们干涉的情况下才能被阻止。教宗对东部君主的提议十分赞同，但他的想法常常取决于西方的国际形势。657

里昂联合。——13世纪下半叶的教宗们，在他们的东方政策中，不希望重复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它没有解决希腊教派分裂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只是推迟了十字军去收复圣地的另一个重要问题。现在看来，教宗希望实现与希腊人的和平联盟，它将结束往日的分裂并为解放耶路撒冷打下基础。1261年，希腊人重新夺回君士坦丁堡对教宗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教宗呼吁各个君主国，挽救拉丁人在东方所取得的成果。但是教宗的态度取决于意大利的事务：例如，教宗们不希望与他们憎恨的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曼弗雷德采取一致行动。然而，当曼弗雷德在南意大利的势力被安茹的查理（他受教宗邀请而来）所摧毁时，查理对拜占庭的侵略政策却对教宗十分不利。教宗们意识到，查理将会由于征服拜占庭而权力大增，这对于教宗世界地位的影响，不亚于霍亨斯陶芬家族对于拜占庭的政策的左右摇摆而带来的危险。因此，有意思的是，在迈克尔·巴列奥洛格统治时期，拜占庭与教宗在里昂达成的首次联合协议并非迫于东方土耳其人的压力，而是在安茹的查理之侵略政策的威胁下实现的。

自从科穆宁王朝掌权以来，东方帝国皇帝对教会联合的态度已经大大改变了。在科穆宁王朝统治时期，尤其是在曼纽尔时代，皇帝寻求联合不仅仅是出于外部土耳其威胁的压力，而且也希望（这仅仅是一种错觉），能够在教宗的帮助下获得影响西方世界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就是说，恢复以前的罗马帝国。这种渴望与教宗们在西方世界获得最高世俗权力的相似欲望相抵触，因此没有形成联合。但是，当巴列奥洛格王朝的第一位君主进行联合谈判时，就有了更合时宜的理由。他并不是想在西方扩张拜占庭帝国，而是想在教宗的帮助下，对付西方的一位强有力且颇具威胁力的安茹家族的人物查理。罗马教廷赞同他的提议，因为他们意识到拜占庭教会对罗马的屈从也将带来政治上的屈服，甚至可能防止西西里的危险。但这样一来，就可能加强教宗的世俗权力，因而遭到了西欧统治者的明确反对。而当东方帝国的皇帝赴罗马教会与之谈判后回国之时，也遭到了希腊教职人员的坚决抵制，这些僧侣中的绝大多数，一直保持着对希腊正教的忠诚。历史学家诺尔顿说，教宗格列高利十世“用神圣的原则影响了西西里国王；巴列奥洛格皇帝则用政治原则影响了高级教士”注2004。658

希腊教会的著名代表之一，即后来担任了牧首的约翰·贝库斯（Beccus或作Veccus），曾被格雷戈拉斯称为“一个聪明的人，雄辩和理性的主人”注2005，却因反对联合而被囚禁。在被拘禁期间，他又成了一名东西方教会合并的拥护者和皇帝同罗马教廷和解计划的积极支持者，这对于迈克尔的目标来说是很重要的事件。

1274年在法国城市里昂召开了关于教会联合的宗教会议。迈克尔派去了由前任牧首哲尔曼努斯和历史学家、高级行政官员、皇帝的朋友乔治·阿克罗波利塔率领的正式使团。托马斯·阿奎那中世纪天主教学术的最著名人物，本应当代表罗马在大会中起领导作用，但他却死于前往里昂的途中。他的位置由同样出名的红衣主教波纳文图拉所代替。一位蒙古主教也参加了此次会议。注200616世纪《圣者波纳文图拉之生活》一书的作者彼得鲁斯·迦勒西尼乌斯（Petrus Galesinius或Pietro Galesino），还有15世纪和16世纪的其他一些作者都断言，在教宗邀请下，拜占庭皇帝迈克尔·巴列奥洛格亲自前往里昂出席了会议。但17世纪利奥·阿拉提乌斯（Leo Allatius）发现并驳斥了这种错误。注2007

里昂联合谈判的前提是，皇帝需承认filioque（和子句）、azyme注2008（无酵面包）和罗马教宗至高无上的权威。乔治·阿克罗波利塔以迈克尔的名义宣誓遵守这些条款。注2009迈克尔也向教宗表示他愿意为了圣地的解放以军队、金钱和补给来支持拟议中的联合十字军，但他要求必须同安茹的查理缔结和平，因为只有这样，皇帝才可能倾其军力去东方战场，而不必担心来自西方的攻击。注2010缔约的任何一方都对联合的结果不满意。正如人们所预料到的，迈克尔在大多数希腊教士当中遇到了顽强的对抗，且在色萨利举行了针对迈克尔·巴列奥洛格和约翰·贝库斯的反联合会议。注2011十字军远征的设想也使皇帝心焦，第四次十字军的教训还历历在目。还有另外一个困难，就是迈克尔·巴列奥洛格与叙利亚的拉丁人所公开宣称的敌人——埃及的苏丹关系很好。659

为了加强联合，从1274年到1280年，有五位教宗的大使到过君士坦丁堡。注2012但在1281年，安茹的查理安置在宝座上的新教宗、法国人马丁四世破坏了联盟，并完全支持查理对拜占庭的侵略计划。然而，迈克尔直到其去世的那一天都束缚于里昂联盟。

阿瑟尼乌斯派（Arsenites）。—— 除了联盟问题之外，迈克尔统治时期的拜占庭还困扰于宗教-政治党派的斗争，其中最重要的派别即所谓的阿瑟尼乌斯派。

从12世纪初，在拜占庭教会里出现了两个互不妥协的派别，他们为了争夺教会的管理权及其影响而争斗不休。这两个派别，一方在拜占庭的文献里被称为“狂热派”（ζηλωτιἰ）；另一方被称为“政治派”（πολιτικοί）或“稳健派”，注2013教会史家A.列别德夫以“‘机会主义者’（opportunists）这一当代法国议会术语”注2014来称呼这个派别。

所谓的“狂热派”，是教会自由和独立的支持者，反对国家干涉教会事务，因而不断与皇帝发生冲突。在这方面，“狂热派”的思想与著名的狄奥多勒·斯图迪昂（Theodore of Studion）的思想颇为相似，后者在9世纪曾经公开演讲和著述，反对国家干涉教会事务。狂热派不愿意向皇权让步；他们希望皇帝服从严格的教规，并不惧怕他们的思想会导致与国家和社会的任何冲突。他们在不同时期都卷入了政治纠纷和动乱，所以他们被认为既是教会派别也是政治派别。他们受教育程度很差，知识贫乏，也不重视受过教育的修士们，但他们忠诚地遵守严格的道德规范和苦行主义的规则。在他们与其对手的斗争中，经常得到修士的支持；在他们成功的时刻，则为修士们打开了通向权力和社会活动的道路。当时的一位历史学家格雷戈拉斯注意到一个主教“甚至不能正确地阅读”注2015。当这位历史学家谈到一个狂热派成员成为主教时多数修道士的反应时，他写道：“看来，对那些恶毒的修士来说，这是在暴风雨之后的平静，严冬过后的春天。”注2016狂热派是东方正教原则的狂热支持者，顽固地反对迈克尔联合的倾向，他们在大多数民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660

“政治派”或称“稳健派”是直接反对狂热派的。他们坚持由国家支持教会，主张国家和教会协调合作，因此他们不反对国家对教会施加影响。他们相信，一个有无限权力的强大的世俗政权对于一个国家的强盛是必须的，因此他们愿意对皇权做出重大让步。他们实行所谓的“系统”理论，强调教会在与国家的关系中应当调整自身以适应环境；政治派成员通常参照使徒和圣父的生活来证明这一理论。由于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他们努力派遣有识之士担当教会职务。他们给予严格的道德教条以十分自由的解释，且对于严酷的苦修缺乏热情。政治派不仅在修士当中，而且也在世俗教士和知识分子阶层中寻求支持。

本质上，两派的活动极为不同。俄国教会史家A.列别德夫说：“当政治派在教会这个舞台上表演时，他们稳健地实施他们的理论，带来暂时的平静；相反，当狂热派统治国家时，他们依赖的是修道士，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没有文化的群氓，这类在拜占庭社会中极其多变的因素，总是吵吵闹闹，通常特别激烈，有时甚至带有煽动性。”注2017大多数政治派赞成里昂联盟，支持迈克尔·巴列奥洛格的宗教政策。

一些学者把狂热派和政治派之间斗争的起源追溯到破坏圣像运动时期和9世纪伊格那修斯和佛提乌之间的争论，当然，这种斗争深入到了民众之中，并因此而激起极大的不安。有时，它甚至导致家庭的分裂。当时一位历史学家说：“教会分裂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居住在同一屋檐下的家庭成员间也发生了分裂：父亲和儿子对立，母亲和女儿对立，儿媳和婆母对立。”注2018 661

在迈克尔·巴列奥洛格统治下，狂热派（或者，像在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他们有时被称为阿瑟尼乌斯派）的行动极为激烈。阿瑟尼乌斯派这一名词来自于君士坦丁堡牧首阿瑟尼乌斯（Arsenius）的名字，他两次登上牧首的宝座，第一次在尼西亚，第二次在帝国重建后的君士坦丁堡。作为一个几乎没有什么学识的人，阿瑟尼乌斯竟然被尼西亚皇帝狄奥多勒二世拉斯卡利斯选为牧首，这位皇帝希望，通过提升这个没有什么实际能力的阿瑟尼乌斯，会使之仅仅成为自己手中的一个工具。但是，狄奥多勒的愿望没有实现。在阿瑟尼乌斯任期，他同皇帝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由此导致了阿瑟尼乌斯派的形成，并从此扰乱了希腊教会几十年。阿瑟尼乌斯毫不犹豫地革除了迈克尔·巴列奥洛格的教籍，因后者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废黜了尼西亚帝国的最后一个皇帝即不幸的约翰·拉斯卡利斯，并弄瞎了他的眼睛。被激怒的皇帝废黜了阿瑟尼乌斯并将其流放，最后他死在流放地。阿瑟尼乌斯认为，他的被革职和君士坦丁堡新主教的任命是非法的，这将导致教会的毁灭。阿瑟尼乌斯的理念唤醒了人民，神职人员和群众中形成了许多派别集团。最终形成了“阿瑟尼乌斯”教派。他们选用了使徒保罗说过的一句话作为格言：“不可拿……不可摸”（《歌罗西书》2：21），也就是不要接触那些阿瑟尼乌斯曾谴责的东西。正教的热切的监护人阿瑟尼乌斯派与狂热派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对于阿瑟尼乌斯牧首的态度。

阿瑟尼乌斯派赢得了人民强有力的支持。他们向各地民众派出了秘密使者、朝圣者和云游者，深入许多家庭，播下教派分裂的种子。他们被人民称为“虔诚者”，而历史学家帕希梅利斯（Pachymeres）则称他们为“穿粗麻布衣者”（σακκοφόροι）。注2019俄罗斯教会史家J.E.特罗斯基（J.E.Troizky）是这样描述的：

在拜占庭帝国，存在这样一种秘密的、不被承认的势力。这是一股奇怪的势力。它没有名称，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显现出来。它是错综复杂，令人难解的，它的起源和特点亦不清楚。它的组织成分异常繁杂。其成员中有乞丐、“穿粗布麻衣者、朝圣者、呆子、身份低贱的流浪汉、疯子和其他邋里邋遢的人”——他们不知道自己来自何处，且居无定所。由于多种原因，许多失宠的贵族、被免职的主教、被革除教权的神父、被修道院驱逐的修士，有时，甚至还有那些不被人们尊敬的皇家成员也加入他们的群体。这个派别的起源和结构决定了它的精神。因为他们的特殊社会地位，它只能秘密地，通常是消极地、但却是有效地反抗他们所生存的环境和造成这种环境的权力，即皇帝的权力。这种反抗通常是通过统治机构中那些或多或少对他们抱有同情心的人传播流言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派政治势力很少公开冒险以激起政治惩罚，但它对统治机构的影响通常都很大，对于它，统治机构有着多方面的担心，一方面，这种秘密的行动很难追查，另一方面，它对社会组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为痛苦、沮丧、愚昧的人民很容易受骗和迷信，在外部敌人和国家官员的压力下，他们担负着过高的赋税，受着特权阶级和外国商业垄断者的压榨——人民很容易受一些来自社会偏僻角落中那些秘密势力的代表的暗示。更重要的是，这种在人民中间形成并一同遭受了人民生活苦难的势力，保留着在决定性的时刻发泄他们之怨愤的秘密。首都的人民特别受到这些暗示的影响。……这种力量在反对国家政权的行动中，往往使用不同的口号；但是一旦它的旗帜上附有这个有魔力的单词“Orthodoxy”（正教派）时，它的反对行动对国家首脑就具有特别的危险性。注2020662

在迈克尔·巴列奥洛格统治时期，被刺瞎双目并遭到废黜的前皇帝约翰·拉斯卡利斯的一派人加入了阿瑟尼乌斯派。

迈克尔·巴列奥洛格政权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阿瑟尼乌斯派被迫逃离了其活动的中心、首都君士坦丁堡。于是，帝国各行省成为他们公开宣传的场所，成帮结伙的行省人民聚集起来倾听这伙人的煽动性演讲，谴责皇帝和赞扬被废牧首。阿瑟尼乌斯的死并没有结束这个分裂的教派，斗争仍在继续。正如J.特罗斯基所说，在迈克尔统治下的教派斗争，“以其斗争的狂热活力和无所顾忌，使我们回忆起在4、5、6世纪中与异端斗争的最激烈时代”注2021。

里昂的教会联合在许多方面改变了阿瑟尼乌斯派的地位。联合的问题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因为它涉及了希腊教会的基础——正统教会。于是，带有狭隘利益和偏激思想的阿瑟尼乌斯派问题暂时被推至幕后。国家和人民的注意力几乎完全转向了东西方教会联合的问题。这一事实解释了为什么从里昂联合到迈克尔八世之死这段时间内，有关阿瑟尼乌斯派活动资料几乎阙如。但在1278年却有一个相当模糊的暗示，此即，这一年在色萨利或伊庇鲁斯举行了阿瑟尼乌斯派的宗教会议；它的主要目标是争取阿瑟尼乌斯事业的成功并弘扬阿瑟尼乌斯的名誉。注2022 663

迈克尔感觉到阿瑟尼乌斯派这个顽固的对手在公开或秘密地反对他的联合计划，因此在他统治的最后几年行事十分残忍。

迈克尔皇帝面对的有关帝国教会生活的两个困难的问题：联合问题和阿瑟尼乌斯派与官方教会之间的斗争问题，同样留给了其继承者即他的儿子安德罗尼卡二世。首先，新皇帝庄严地否认了联合，并恢复了正教。当时的一位历史学家写道：“公使们带着皇帝的诏令被派往各处，诏令中宣布教会的动乱已经结束，那些因对宗教事务的热情而被流放的人都可以自由返回。那些受到其他方式惩罚的人得到了赦免。”注2023 这一措施的推行并没有太多的困难，因为大多数东派教会修士和民众都反对与罗马教会的联合。里昂联盟在形式上只持续了八年（1274—1282年）。

放弃联合意味着狂热派和阿瑟尼乌斯派的理念的胜利。他们是教会联合确定无疑的敌人，坚定的“正教徒”和一切“拉丁”事物的顽固对手。但是阿瑟尼乌斯派并没有满足于此，而是同拉斯卡利斯一起策划了一起针对皇帝的政治阴谋。他们希望，万一成功的话，他们可以取得在国家中的绝对影响力。但是阴谋被及时揭露而失败。此后，阿瑟尼乌斯教派活动渐止，一直到长者安德罗尼卡统治结束。虽然阿瑟尼乌斯派给这位皇帝带来了许多麻烦，但皇帝还是同意了阿瑟尼乌斯派与教会正式和解。达成和解后，一些分裂的阿瑟尼乌斯派“从联盟中退出，又开始恢复到了分离状态”；注2024但J.特罗斯基说，这是“这个过时的运动灭亡之前的回光返照，在当时处处得不到支持，不久就连同它的最后一批追随者一起消失了，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内政和教会中开始出现一些新问题”注2025。

到13世纪末，由于放弃了联合和国家恢复正教政策的胜利，以修道士和修道思想为基础的狂热派的势力大大增强。他们在14世纪特别活跃，不再局限于教会内部的问题，而且扩展到了政治和社会运动中。例如，狂热派积极参与了14世纪萨洛尼卡市民争取实现一些还没有明确政治目标的内乱；他们还支持皇帝约翰五世巴列奥洛格反对坎塔库津，约尔加因而称狂热派为“正统主义者”注2026。最近，罗马尼亚学者塔弗拉里（Tafrali）依据著名的拜占庭神秘主义者尼古拉·卡巴西拉斯（Nicholas Cabasilas）的一份没有公之于众的演说词，对狂热派的政治观点进行了初步分析。注2027 664

14世纪前半期，狂热派和修士们逐渐取得了对于世俗教士们的优势。在所谓的“静修派”（Hesychast）论战时期，因阿索斯山的修道士担任了君士坦丁堡牧首而使这一狂热派运动达到了完全的胜利。这一时期结束了从政府官员和世俗神职人员中选举主教的历史。“此后，教会的最高职位完全由修道士所占据，君士坦丁堡的牧首位由阿索斯山的修士代表担任。”注2028

在长者安德罗尼卡二世统治时期，阿索斯山的管理发生了重要变化。早在11世纪末期，阿列克修斯·科穆宁曾经试图使阿索斯山独立于一切教俗权力之外，只服从于皇帝的控制。由他指定阿索斯山修道院院长（Igumens）联合管委会的长老（protos），委任他管理所有的修道院。但长者安德罗尼卡时期放弃了对阿索斯山的直接权力，将这些修道院交由君士坦丁堡牧首管理，由牧首授予联合管委会长老的头衔。在皇帝的《黄金诏书》中，阿索斯山，“第二个伊甸园，星光照耀的天堂，所有美德的集中地”的管委会长老将处于“牧首的伟大精神力量的控制之下”注2029。

长者安德罗尼卡时期，拜占庭发生了其历史上最后一次重要的宗教改革。由于帝国领土范围的萎缩，皇帝对主教辖区进行了重新分配。13世纪末，拜占庭的教区保持着与据称是智者利奥在公元900年前后所做的划分大体一致的格局，尽管在科穆宁和安吉列统治时期有一些变化。但是13世纪时，情况已经完全改变了。帝国的领土大大减少：小亚几乎完全失去了；在欧洲，斯拉夫和拉丁国家占据了以前属于帝国的大部分领土。然而长者安德罗尼卡所圈定的，“由神佑城市君士坦丁堡的使徒及牧首统辖的都主教区的名单”注2030，完全无视帝国领土的现状：列出了处于外国人统治下的城市和地区，但它们在宗教方面仍从属于君士坦丁堡牧首。人们可能会注意到在这一名单上所标明的几个最远点，即设在高加索地区、克里米亚、俄国、加利西亚和立陶宛等地的都主教区。在长者安德罗尼卡时期，主教教区的划分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后来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它在君士坦丁堡仍然是有效的。一位研究东正教的俄国专家J.索克洛夫（Sokolov）写道：“目前实施的这份全基督教主教区的列表，可以上溯到古代，其中一部分毫无疑问是从拜占庭时期直接传续下来的。”注2031 665

静修派运动。——14世纪前半期，拜占庭出现了神秘主义的宗教派别静修派（Hesychast），引起激烈的辩论。静修派（希腊语ἡσυχασταί），即“那些过着平静生活的人”，或称隐士，用于称呼那些全身心地实现与上帝“融为一体”为目标的人。他们选择与世界完全隔离作为唯一的生活方式。hesychia（ἡσυχία）意为“缄默的，无语的。”

关于静修派的争论严重搅乱了帝国的内部生活，它出现在帝国正在为生存而斗争这一动乱和复杂的时期。首先是反对土耳其人与塞尔维亚人的入侵，随后是两安德罗尼卡祖孙之间，以及约翰·巴列奥洛格和约翰·坎塔库津之间尖锐对立和冲突而导致的严重内乱。而这时，曾严重影响了教会和国家事务的阿瑟尼乌斯教派才刚刚消失了很短一段时间。

关于静修派的争论起因于南意大利（卡拉布里亚）的希腊修士巴尔拉姆。他歪曲和嘲笑了主要流行于阿索斯山修道院的静修派教义，一位没有受过教育的拜占庭修士与他进行的交流使他错误地理解了它的教义。在一份呈送给牧首的报告中，有这样的几行：“直到最近一段时间以前，我们还生活在和平与寂静中，以朴实的信赖和诚恳态度接受了信仰和虔诚这两个单词，这时，因为魔鬼的忌妒和他自己的傲慢，这个巴尔拉姆跳出来反对静修派，而静修派成员却在以其返璞归真之心，过着纯洁的、接近上帝的生活。”注2032这样，一向以正教意识形态和修道主义卫士著称的阿索斯山卷入了这一争论。当然，阿索斯山在这一争论的发展和最后结局方面起到了领导作用。666

学者们认为这次争论是14世纪非常重要的事件。德国的拜占庭学者格尔泽相当夸张地说，这一宗教斗争“从历史文化角度看，属于所有时代最著名和最主要的事件”注2033。另一个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最新研究者，曾在俄国接受教育的希腊人帕帕米凯尔（Papamichael）认为，静修派运动是当代最重要的文化现象，值得专门研究。注2034学者们对于静修派运动的内涵意见不一。特罗斯基认为这是狂热派与政治派之间斗争的继续，注2035或者换句话说，是隐修士和世俗教士之间斗争的继续，在此期间，这场斗争是以修道士的完全胜利而告终的。Th.乌斯宾斯基的结论则是，静修派争论是两个哲学流派之间的斗争，此即，是已经被东部正教会所接受的亚里士多德派哲学理论与受到教会强烈谴责的另一个哲学派别柏拉图学派的斗争。后来，这场争论便转入神学领域。在这场同西方的冲突中，静修派理论的代言人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希腊的民族思想，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代表了以阿索斯为中心的修道士运动，并得到了阿索斯和依附于圣山的巴尔干半岛上的修道院的支持。注2036近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的帕帕米凯尔（他的著作于1911年出版）并没有否认修道士（狂热派）同政治派之间的斗争，同时，在这场运动中，一些哲学派别的斗争也是次要的因素。但是他认为对静修派争论的最好的解释主要仍然是纯宗教性质的。一方面，由于当时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东方，尤其是在阿索斯山盛行强烈的神秘主义；另一方面，由于西方的希腊修道士巴尔拉姆企图通过合乎理性的讽刺性的打击，使东正教的拜占庭教会拉丁化，从而动摇了拜占庭修道主义的权威。注2037 667

巴尔拉姆是否改宗拉丁派信仰，目前还没有被充分证明。撇开这个不谈，虽然静修派运动最初是宗教性的，但是在与西欧和东欧流行的神秘主义以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文化现象联系起来后，就变得十分有趣了。对于静修派运动的研究有待于未来。

14世纪静修派最重要代表人物、把静修派教义最完美地简化为一个理论体系的人，是萨洛尼卡主教格雷格利乌斯·帕拉玛斯。他受过良好教育，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作者，是巴尔拉姆的死敌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帕拉玛斯派的首领。同时，也有其他一些静修士在解释和说明静修派的教义，特别是一个拜占庭神秘主义者尼古拉斯·卡巴西拉斯（Nicholas Cabasilas），不幸的是他不太为人所知，但他的思想和著作都值得仔细研究。

依据上述帕帕米凯尔的著作和由J.索克洛夫评论的说法，静修士们全身心地投入了对神学的理解和研究，并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试图达到同上帝结为一体的目标。他们远离“整个世界和所有能使他们记起这个世界的东西”，“通过专心致志和集中思想的方式”自我隔离。为此，静修士们必须排除他们自己所有的想象、概念、思想和一切知识，以保证自己能够完全独立地飞升，自由地和更加容易地融进真正无知的神秘主义黑暗中。一个最理想的静修士所做的最崇高、最真诚、最完美的祈祷是与上帝最直接的交流，在这种交流中，不存在观念、思想，没有现在，亦没有过去的记忆。这是最崇高的祈祷——祈祷上帝本体，这是一种完美的灵魂超脱肉体、摆脱一切俗务的状态。再没有比这样的祷告更完美更崇高的思想境界了。它是一种“入静”的状态，是同上帝的一种神秘结合，使自己神化（apotheosis；ἡ θέωσις）。在这种状态下，精神完全超越物质的界限，摆脱了一切意念，完全漠视外界的感觉，乃至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静修士不仅与外界感观刺激完全隔绝，而且超越了自我，失去自我意识，完全沉浸在对上帝的默祷中。达到这种出神入化境界的人就不再作为个人而存在；他的精神和肉体的生活停止了，他的思想静止了，只依附于默祷。静修派的基础和核心就是对上帝的出自灵魂、心智和意念深处的热爱，通过对万物，尽管是渺小和遥远的，但仍可能使他们回忆起世界和世界的含义的一切东西的自我克制，渴望达到对神圣的体验。静修士通过绝对的独处和沉默，通过“内心的思考”和思想的禁锢、持续的忏悔、无数的眼泪、对上帝和死亡的回忆以及不断在内心重复默祷“上帝耶稣基督，请对我施以仁慈，噢，上帝之子，帮助我”来达到他们的目标。这种祈祷精神的结果是达到有福祉的谦卑。后来，这一神秘的静修派的教义更加系统化，尤其是在阿索斯山的修士当中，在那里，人们通向达到更加完美的“静修”状态有好几个阶段，由明确的“计划”和“阶梯”组成，例如其中之一就是“无言的四个层次”：初始、进阶、成功和完美。很少有人成为完美者，即达到静修者的最高阶段：“入静”。苦行主义者的绝大多数仅仅达到第一阶段。注2038 668

静修派运动的领导者是萨洛尼卡的主教格雷格利乌斯·帕拉玛斯。在安德罗尼卡二世的保护下，他曾在君士坦丁堡接受了全面的教育；从年轻时起，他就致力于研究修道士的生活问题。20岁时，他成为阿索斯山一名修道士。后来分别在阿索斯山、萨洛尼卡和马其顿的一些偏僻的地方隐修。在圣山上，他在实行禁欲和全身心达到“入静”的状态方面胜过所有的同伴。他拟定了一个他自己所谓的“入静”（θεωρία）的概念，而且利用自己的文学才能来阐述他的禁欲主义思想。为了使自己完全沉浸于“内心”祈祷，他想完全脱离世俗而隐居，但他的这一意图因为巴尔拉姆在阿索斯山上引起的纠纷而失败了。

巴尔拉姆出于什么目的来到拜占庭，尚未得到满意的解释。但巴尔拉姆在君士坦丁堡获得了极大的信任，以至于他被任命为君士坦丁堡修道院的院长。在与著名的拜占庭学者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的辩论失败后，巴尔拉姆先逃到萨洛尼卡然后逃到了阿索斯山。在那儿，通过一个“无知”的修士，他开始接触静修派的教义。他谴责那些达到完美的最高程度的静修士“能够用肉眼看到在他们周围闪烁着的、无法创造的神圣之光”；于是，如果修士们断言他们能用肉眼看到圣光，他们就破坏了教会的教义，因为由此他们可以声明神的护佑是能够被创造的，而神圣是可以理解的。

帕拉玛斯和巴尔拉姆之间由于这一问题引起教义上的争论，并由此形成了帕拉玛斯派和巴尔拉姆派，但争论没有达到明确的结果。这一事件被报呈君士坦丁堡，在那里，决定召集一个会议，讨论关于他泊山（Thabor）上之圣光的本质问题。也就是说，照耀在耶稣基督身上的闪耀的光，即基督显圣身之时其使徒曾在他泊山上看到过的光。这种光是被造的还是非被造的？按照帕拉玛斯的教义，道行高深的静修士可以看到的这种光或者说是闪光，事实上和耶稣的门徒们在他泊山上看到的光是相同的。圣光是非造物，他泊山上的光也是非被造的。669

在圣索菲亚教堂召集的这个会议上，帕拉玛斯在同巴尔拉姆的争论中占了上风。巴尔拉姆被迫为他的错误公开忏悔。然而，关于这个会议的资料却是相当矛盾的，例如，Th.乌斯宾斯基就怀疑这次会议的结果，即巴尔拉姆是否的确受到了谴责并被宽恕。不管怎样，帕拉玛斯对于这次会议的决议也是不满的。注2039

教会的斗争还在继续，有争论的问题又在其他宗教会议上提出讨论，教会的代表们同约翰·巴列奥洛格和约翰·坎塔库津两派的政治斗争搅在一起。帕拉玛斯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有一段时间，他甚至因为他的宗教观念被君士坦丁堡牧首关进了监狱。这段时间，他遇到了一位强大的对手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此人以前曾积极反对巴尔拉姆，后来同罗马达成和解，站到了教宗一边。最终，帕拉玛斯的理念胜利了，他的教义被宗教会议认定为整个东派教会的真正教义。会议的宣言列举了“巴尔拉姆的亵渎”，宣布“由于他的诸多错误，他已经被基督教徒们所弃绝。他宣称上帝显圣的光，即在耶稣的圣使徒们陪同基督登上山峰时所见的圣光，是被造的，是可以被描述的，和身体感觉到的光没有什么不同”注2040。但是，帕拉玛斯的艰苦斗争和他所遇到的许多不幸已经侵蚀他的健康，在一场严重的疾病过后，他于1360年去世。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中收藏的约翰·坎塔库津作品手抄本中的一个漂亮的微型插图中，绘着在这次涉及他泊山上的圣光之本质问题的宗教会议上，坐在皇位上的约翰·坎塔库津画像。

14世纪中期的静修派争论以严格的东正教教义的决定性的全面胜利，特别是阿索斯山修道院理念的胜利而告终。修道士们开始支配教会和国家。根据当时的另一个反对派代表，绰号为“智者”的塞浦路斯的约翰（John Cyparrisioted）的记载,帕拉玛斯的死敌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的尸体，在君士坦丁堡被拖拽着经过大街小巷，遭到弃市示众的侮辱。注2041在这一时刻，根据L.布莱耶尔的描述，对帝国而言，一个黑暗的时代开始了。注2042但是研究拜占庭文化的德国学者格尔泽对那个时期阿索斯山修道士的生活却进行了田园诗般的描绘。他写道：670

圣山被证明为真正信仰的锡安山（Zion）注2043。在整个民族面临灭亡的严重危急中，当土耳其人正残忍地征服罗马人民时，阿索斯山成了一个庇护所，它的寂静吸引着诸多破碎的灵魂和许多坚强的人，他们在世俗生活中已走进了歧途，宁愿在远离尘世的地方，以与上帝结合的方式来经历精神上的斗争。在那个艰难的时代，修道士的生活对不幸的民族提供了最合适的、持久的和真正的慰藉。注2044

对于静修派在他们所处的那个历史时期中的政治斗争中起到什么作用，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结论。但是政治派别的首领们，例如巴列奥洛格和坎塔库津，都清楚地意识到了静修派的重要性和力量，并在纯世俗问题上多次地向他们请求帮助。但是，迫于日趋危机的政治形势，诸如不断凸显的土耳其人的危险，却迫使皇帝们——甚至那些曾寻求静修派帮助的人——背离胜利的帕拉玛斯的严格正统教义和他的教派，去寻求同罗马教宗的和解。在东部皇帝看来，只有这样做，才能够刺激西欧起来保卫基督教。坎塔库津皇帝被废黜之后，这种倾向于西方的趋势变得越来越强烈，因其母亲而有一半拉丁血统的约翰五世巴列奥洛格登上皇帝宝座后，甚至皈依了天主教。

皇帝约翰五世对天主教信条的皈依。——到了14世纪70年代，土耳其人成了小亚细亚和欧洲一岸加利波利半岛的主人，而且正开始向巴尔干半岛深处前进，威胁着君士坦丁堡周边。约翰五世巴列奥洛格遂把他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教宗。

14世纪是所谓的“巴比伦之囚”时期；从1305年到1378年，先后占据圣彼得御座的七位教宗，都在阿维尼翁的罗纳河岸有几近长期永久的住所，而且事实上依赖于法国国王。教宗向西方统治者发出的提供反土耳其人援助的呼吁几乎毫无结果，或者只能带来规模很小的远征，虽有时能取得短暂的成功，但是对东方的形势没有长远的帮助。西方社会不再有任何参与十字军的热情。而且，在当时的西欧人眼里，分裂的希腊教派比穆斯林土耳其人更加可憎。佩特拉克曾经写道：“土耳其人是敌人，但是希腊人是分裂者，比敌人更坏。”注2045 671

1367年，教宗乌尔班五世决定从阿维尼翁迁回罗马。在他赴不朽之城途中，遇到了拜占庭使者向他通报，说皇帝急切希望皈依天主教，为此目的，他很愿意来到罗马。约翰五世经由那不勒斯从海上来到罗马。注2046约翰决定皈依天主教的举动没有得到拜占庭教会的支持，显然陪伴他到罗马的高级官员中，没有一个拜占庭教士的代表。1369年10月在罗马，约翰庄严地朗读了与罗马公教会的教义完全一致的信仰告白。教宗在圣彼得大教堂举行了庄严的仪式，在仪式上，约翰五世再次宣读了信仰告白，又一次确认了圣灵来自于圣父和圣子的教义以及教宗是所有基督徒之首领。同一天，皇帝和教宗共餐；所有的红衣主教都被邀出席宴会。皇帝取道那不勒斯和威尼斯返回君士坦丁堡。他在威尼斯的逗留以被羞辱而结束。他被威尼斯人作为破产的债务人逮捕。只有当他高贵而精力充沛的儿子——未来的皇帝曼纽尔亲自来到威尼斯才赎回了他。皇帝离开不久，教宗乌尔班五世返回了阿维尼翁。

在他的通谕中，教宗表现出自己对于约翰回归天主教信仰并与希腊教派断绝关系的举动十分愉悦，并宣布，他希望这一举动将被“无数追随希腊教派和希腊人错误的人”所仿效。然而同时，君士坦丁堡牧首菲罗塞尔斯给帝国教众，甚至超越了他的职权范围给叙利亚、埃及、南斯拉夫国家和遥远的俄罗斯的正教徒们发布了消息，要求他们坚持正教的信仰。这对于约翰的宗教政策是一个坚决的抵制。约翰之皈依罗马的举动对于拜占庭的命运并没有真正帮助，他从教宗那里得到的仅仅是关切、礼品和允诺。尽管罗马教宗一再呼吁，但西欧各国却没有给他任何援助以反抗土耳其人。约翰的皈依，尽管被如此庄重地通告世人，却只是个人行为。帝国的绝大多数人继续保持对正教的忠诚。注2047无论如何，皇帝的这次西行在文艺复兴时期被认为是拜占庭和西欧的文化交流史上一件颇有意义的事件。672

佛罗伦萨联合会议。——最值得庆祝的教会联盟是1439年的佛罗伦萨联合协议。此时的正教所面临的政治气氛比起约翰皈依时期更加危急。土耳其人对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袭击，十字军在尼科波利斯的失败，皇帝曼纽尔二世西欧之行的徒劳和土耳其人于1430年夺取萨洛尼卡，这一切都使得东部帝国陷入了十分危急的地步，只是在安戈拉（安卡拉），由于土耳其人被蒙古人击败才暂时挽救了它。土耳其人的胜利对欧洲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佛罗伦萨宗教会议强烈感到有必要成立一个广泛的拉丁-希腊联盟以反对土耳其人。尽管局势让人绝望，拜占庭正教的民族主义派别仍然反对联合的主张，他们不仅害怕失去希腊正教的纯洁性，而且害怕联合带来的西部援助将使东部在政治上不得不听命于西方。换句话说，也就是害怕日益迫近的土耳其人的统治将被拉丁人的统治所取代。在15世纪初期，拜占庭辩论家约瑟夫·布莱昂纽斯（Joseph Bryennius）写道：“不要让任何人被意大利盟军迟早将赶来帮助我们这一虚假的愿望所误导。如果他们确实假装起兵来保护我们，他们会用武装来破坏我们的城市、民族和我们的名誉。”注204815世纪初，高贵者阿方索（Alfonso）对东部的政治计划证实这种推测是正确的。

大约与此同时，继比萨和康斯坦兹会议之后，在西方举行了15世纪的第三次大型宗教会议，即巴塞尔会议。这次会议宣布，主要议程是讨论教会首领和成员的改革，以及如何处理胡司（Hussite）运动问题。在约翰·胡司死后，这场运动已经广泛扩展。教宗尤金四世同会议的意见并不一致。巴塞尔会议和教宗，分别代表各自的立场与皇帝约翰八世谈判。巴塞尔会议与君士坦丁堡互换了使者。希腊使节君士坦丁堡修道院院长，后来的莫斯科都主教伊西多尔发表了一篇赞同教会联合的演说，说道：“这将创造一个足以同罗得岛的巨像相媲美的伟大丰碑，它的顶部将直达天穹，东方和西方都能看到它的光辉。”注2049经过了一场毫无结果的对下一阶段会议举行地点的争论后，巴塞尔会议的大主教们决定先平定胡司派的骚乱，然后再考虑希腊问题。拜占庭希腊人，正教的真正代表，被置于同“异端”胡司学说同样的位置，他们感到被深深冒犯了。于是，在君士坦丁堡“发生了一场真正的风暴”注2050。其时，皇帝几乎已经同主持着教会复合谈判的教宗达成了协议。由于担心巴塞尔会议的宗教改革倾向，尤金四世将会议转移到了北意大利城市弗拉拉继续举行；后来，当地发生了瘟疫，又将会址转到佛罗伦萨。然而，出席会议的一些成员违抗罗马教宗的命令，继续留在巴塞尔开会，甚至又选出了另一位教宗。673

弗拉拉-佛罗伦萨会议在不同寻常的严肃气氛中召开。皇帝约翰八世和他的兄弟、君士坦丁堡牧首约瑟夫；以弗所大主教马克代表，一个坚定的反联合派；贝萨里翁，天才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教会复合的支持者；还有许多修士和俗人代表经由威尼斯来到弗拉拉。莫斯科大公黑暗者（盲人）瓦西里二世派来了莫斯科都主教伊西多尔，此人是赞成联合的。许多俄国修士随员陪伴着他。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兴盛时期，弗拉拉处于埃斯特家族统治下，而佛罗伦萨在美第奇家族统治下，两地都是艺术和文化活动繁盛的中心。

会议的争吵和辩论，最后简化为两个主要问题——和子句的问题和教宗的地位问题，对于此两问题的讨论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希腊人并不愿意承认这些条件，心力交瘁的皇帝已经准备就这样离开佛罗伦萨。反对教会联合的牧首约瑟夫在联合协议正式公布之前于佛罗伦萨病逝。但是，莫斯科都主教伊西多尔非常积极地支持联盟。最后，1439年7月6日，在拜占庭皇帝面前，在佛罗伦萨的圣玛利亚·德菲奥勒教堂庄严地颁布了以两种语言起草的联合声明。然而，以以弗所的马克为首的一些希腊修士拒绝在这则声明上签字。

在今天的意大利，还有许多涉及佛罗伦萨教会联合会议的遗址。佛罗伦萨的一家图书馆，即罗伦佐图书馆收藏了用三种语言——拉丁语、希腊语和斯拉夫语写就的一份非常重要的该联合声明的现代复制品；这份文献上除了有拉丁语和希腊语的签名外，还有当时出席会议的“谦卑的主教苏兹达尔的阿布拉米乌斯（Abramius of Suzdal）”的俄语签名。当年在此颁布联合声明的佛罗伦萨大教堂圣玛利亚·德菲奥勒现在仍然存在。今天，在佛罗伦萨的另一个教堂圣玛利亚新教堂内，你还能看到逝于会议期间的君士坦丁牧首约瑟夫的墓碑和与其真身同比例的壁画肖像。位于佛罗伦萨的里卡尔第宫内，还保存有15世纪的意大利画家贝诺佐·戈佐里（Benozo Gozzoli）所作的壁画，它描绘了东方三博士（Magi）到伯利恒去朝拜新生的耶稣基督的队列；画家依照约翰·巴列奥洛格和牧首约瑟夫的样子塑造了博士们的形象，虽然相貌多少是凭着画家的想象，但他一定出席了约翰和约瑟夫进入佛罗伦萨的仪式。罗马也有一些佛罗伦萨联合时期的遗物。在著名的圣彼得教堂入口处，在15世纪制作的救主基督、圣母玛利亚和圣使徒彼得和保罗的大型浅浮雕之间，有一些关于佛罗伦萨会议的小型浅浮雕：皇帝从君士坦丁堡起航；他抵达弗拉拉；佛罗伦萨会议召开的情形；皇帝及其随员从威尼斯出发等。在罗马的一个博物馆中还保存有一座漂亮的等同于约翰·巴列奥洛格真身比例的青铜半身像，雕像上的约翰戴着一顶尖帽子。这个经常被复制的半身像也许是皇帝在佛罗伦萨期间，艺人临摹的仿真作品。注2051 674

像里昂联合一样，佛罗伦萨的联合在东方帝国没有被人民所接受。在约翰返回到君士坦丁堡途中，他很快意识到他所从事的努力是错误的。以以弗所的马克为首的许多正教徒拒绝签署联合声明；许多已经签署该协议的人也反悔了。在莫斯科，伊西多尔命令在圣母升天大教堂庄严宣读联合声明，但是他发现得不到人们的支持。大公称伊西多尔不再是自己臣民们的牧羊人和教师，而是一只贪婪地捕杀羊群的狼。伊西多尔被囚禁在一所修道院里，从那儿他逃到了罗马。东方地区的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和耶路撒冷牧首也都宣布反对联合，在1443年的耶路撒冷，佛罗伦萨宗教会议甚至被宣称为“非正统的”。注2052

然而，罗马公教会仍然承认佛罗伦萨会议联合声明的合法有效性，直到19世纪，教宗利奥十三世在他关于教会联合的教谕中仍旧呼吁正教回归到联合声明中来。

拜占庭最后一个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像他的兄弟约翰八世一样，也认为挽救帝国灭亡的唯一途径就是同西部教会的联合。675

关于圣索菲亚宗教会议。——一些学者认为，1450年在圣索菲亚教堂曾经召集了一次宗教会议。出席者有来自君士坦丁堡的许多正教教职人士的代表，包括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和耶路撒冷的牧首；会议谴责了佛罗伦萨教会联合和它的教派偏见，并宣告恢复正教。17世纪意大利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利奥·阿拉提乌斯首先披露了这次会议文件的一些残片，但是他认为它们是伪造的。从那时起，学者们的观点就分为两派：一派遵循阿拉提乌斯的观点，认为所谓圣索菲亚会议的决议是伪造的，并且认定这个会议从来没有召开过；另一派，尤其是希腊神学家和希腊学者，对这样一次会议十分感兴趣，认为所传布的会议决议是真实的，而且圣索菲亚宗教会议也是历史事实。最近以来，学界大都认为圣索菲亚会议的决议是伪造的，而且倾向于否认这次宗教会议召开的事实，注2053但仍有一些学者认为会议确实召开过。注2054历史上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在君士坦丁皇帝统治时期曾经举行过公开否定教会联合的会议。相反，当他看到自己的城市正在接近其最后危险的时候，君士坦丁曾再次呼吁西方给予援助。希望中的军事援助没有到来，只有莫斯科的前任主教、当时罗马公教会的红衣主教、参加了佛罗伦萨联合会议的伊西多尔，在城市陷落之前五个月，即1452年12月，来到了君士坦丁堡。他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宣读了庄严的联合声明，并举行了庆祝教会联合的仪式，包括在仪式上称颂教宗的名字。这一举动在这样的一个危急时刻，激起了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城市平民骚乱。

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希腊人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组织结构都在土耳其人统治下保存了下来。尽管偶尔有土耳其统治当局及穆斯林民众反对希腊教会和信仰正教代表的一些暴行，但在穆罕默德二世和他的继任者统治下，授予基督教徒的宗教权力受到了严格保护。牧首、主教和教士们被宣布为不可侵犯。教士们得到了免税权，然而其他希腊人每年必须交纳贡赋（charadj）。首都教堂的半数被改为清真寺，另一半继续留给基督教徒使用。在有关教会内部管理的所有事务上，教会法规继续有效，权力掌握在牧首和主教手里。神圣的牧首会议继续存在，牧首和主教会议继续负责处理教会管理的各种内部事务。所有的宗教活动都可以自由举行；例如，在所有城市和村庄，人们可以隆重地庆祝复活节。在土耳其帝国内，这种宗教宽容一直持续到今天。注2055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土耳其人冒犯基督徒宗教权力的事例越来越多，基督教人民的处境越来越艰难。676

土耳其人攻下城市不久，君士坦丁堡就由神职人员选出了新统治者治下的首任牧首吉那第乌斯·斯科拉利乌斯。苏丹承认了他的地位。此人曾随同约翰八世参加过弗拉拉和佛罗伦萨宗教会议，并且赞成教会联合。但后来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变成了一个狂热的东正教的维护者。随着他的就职，希腊-罗马教会的联合彻底地终止了。

帝国的政治和社会状况

巴列奥洛格王朝统治时期的帝国内部情形是在拜占庭历史研究方面最少涉及和问题最复杂的时期。关于这方面的浩如烟海、形式多样的资料，还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研究和充分评价。许多珍贵的资料，特别是有关帝国的《黄金诏书》和修道院及私人档案，还没有被编辑出版，仍然散落在东西方许多图书馆中的手抄本库藏中。在这方面，阿索斯山修道院的手抄本是最重要的。但是阿索斯山上的正教修士十分警惕地保护着他们的图书馆，在18世纪和19世纪前半期，非基督教东方正教徒的学者，根本无法看到阿索斯山的手抄本。因此，在阿索斯山手抄本的早期研究中，俄国正教学者捷足先登。

18世纪，俄国旅行家V.G.巴尔斯基（V.G.Barsky）曾两次访问了阿索斯山的修道院（分别是在1725—1726年和1744年）。他是第一个了解这些隐秘档案的人，通过他的详细叙述，人们发现了一个保存在阿索斯山图书馆中的历史资料宝藏。注2056在19世纪，俄国学者，主教波菲利乌斯（乌斯宾斯基）、P.塞瓦斯提亚诺夫（P.Sevastyanov）、T.弗洛林斯基和V.莱格尔在圣山的修道院勤奋钻研，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拜占庭帝国内部情况的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特别重要的是附于数期俄国《拜占庭年鉴》增刊中的文献，但这些文献还没有得到充分研究。19世纪初，希腊学者Sp.兰普罗斯出版了一份阿索斯山上的希腊文手抄本的书目。但是由于环境所限，他没能把保存在拉弗拉和瓦托佩第修道院的两份最重要的手抄本收藏品收进他的书目。瓦托佩第修道院图书馆的希腊手抄本目录于1924年才公之于众。注20571915年，法国学者G.米勒（G.Millet）受命前往阿索斯山，在那里，他从拉弗拉修道院的档案馆中收集了一系列文献资料，其中的一则皇帝敕令规定，拉弗拉修道院是“整个修道院共同体的首脑和卫城”注2058。677

在瓦托佩第目录的绪言中，作者宣布：“圣山挽救和保存了完整无缺的拜占庭文明和古希腊人民的精神力量。”注2059

在其他的图书馆也发现了许多巴列奥洛格时期的资料。其中较为重要的除了由希腊学者C.萨塔斯（C.Sathas）编纂的为数众多的希腊文版本外，还有米克罗西奇（Miklosich）和米勒出版的手抄本《中世纪希腊文献》。特拉布松附近的瓦扎龙修道院的律令集也于最近出版，提供了许多农民和修道院地产的历史资料，不仅包括13—15世纪特拉布松帝国的情况，而且涉及整个拜占庭的历史。注2060

因为重建的巴列奥洛格帝国的领域十分狭小，而且还不断地受到诺曼人、土耳其人、塞尔维亚人、威尼斯和热那亚人的威胁和侵占，巴列奥洛格时期的帝国只是一个二流国家，不再是一个正规的、组织良好的国家。帝国各个机构的混乱无序和中央政权的软弱无力是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帝国内部陷于长期的王朝斗争，先是在两个安德罗尼卡皇帝（即祖父和孙子）之间，后是在约翰五世巴列奥洛格和约翰·坎塔库津之间；为了实现教会的联合而屈服于教宗，以及与此相关的，皇帝几次屈辱的西欧之行（约翰五世在威尼斯因为欠债而被逮捕，曼纽尔二世和约翰八世，同样在土耳其苏丹面前以各种方式低声下气，忍受屈辱）；他们向土耳其人纳贡，被迫在土耳其宫廷当人质，帝国公主出嫁所奉献的嫁妆——这些都削弱和降低了拜占庭皇帝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678

在拉丁人掠夺和洗劫之后落入巴列奥洛格王朝之手的君士坦丁堡，仍然只是一片废墟。当时到过君士坦丁堡的许多希腊作家、外国旅游者和朝圣者都看到了首都的衰落。

14世纪初，阿拉伯地理学者阿布尔非达（Abulfeda），在简单描述了君士坦丁堡最重要的古迹之后，讲道：“在城内有播种着的耕地和菜园，还有许多被破坏的房屋。”注206115世纪初，西班牙旅行者罗伊·贡扎勒·德克拉维约（Ruy Gonzales de Clavijo）写道：“城内到处都有许多宏伟的宫殿、教堂和修道院，只是大部分现在都荒芜了。然而，很显然，原未受到破坏的君士坦丁堡是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首都之一。”而当克拉维约渡过金角湾到对岸参观热那亚人居住区佩拉时，他将此地与君士坦丁堡做了比较，他注意到：“佩拉城只是一个小镇，但是人口众多。它由一条坚实的城墙围绕，有十分漂亮的房屋，所有的建筑都很精美。”注2062与此同时，一个意大利人，佛罗伦萨的波昂德尔蒙蒂（Buondelmonti）也写到君士坦丁堡最著名的一个大教堂——圣使徒教堂处于衰落不堪的状态（ecclesia jam derupta）。注2063纵使这样，14世纪和15世纪，虔诚的朝圣者依然从各个国家来到君士坦丁堡，包括七名俄国朝圣者，他们因君士坦丁堡教堂的装潢和圣迹而感到震撼，甚至迷恋于其中不能自拔。注20641287年，蒙古王公的使者、修士拉班·索玛（Rabban Sauma）在会见了皇帝安德罗尼卡二世之后，由于皇帝的特殊恩准，他虔诚地参观了这一城市的教堂和圣迹。注20651422年，在曼纽尔二世统治时期，一名勃艮第旅行者，外交官和道学家吉尔伯特·德拉诺瓦，受到皇帝和他的小儿子即继承人的友好接待，他们允许他参观“城市和教堂的奇迹和古迹”注2066。679

1437年，一名西班牙旅行者佩罗·塔夫尔（Pero Tafur）在君士坦丁堡受到皇帝约翰八世的厚待。当他从克里米亚和特拉布松返回途中，又一次访问了君士坦丁堡，此时皇帝约翰还在意大利，约翰的兄弟“亲王德拉格斯（Dragas）”正摄政。塔夫尔评论说，“他们称之为瓦拉耶尔纳（Valayerna，即Blachernae）的教堂在今天已被烧成一片灰烬而无法修复”；他还说，“造船厂原来肯定十分宏伟，即使现在它还足以容纳许多船只”，“皇帝的宫殿也曾是十分宏伟的，只是现在已经如此衰朽不堪，宫殿与首都的衰败现状表明，这里的人们遭受到邪恶的统治，而且还得继续忍受它……城市里人口稀少……居民衣衫褴褛，凄惨贫穷，表明他们遭受了极大的苦难，只是这种苦难与他们应该遭受的苦难相比还不是太坏，因为他们是一个邪恶的民族，浸透在罪恶之中”。也许在此追忆塔夫尔的这一陈述也不算错误，“皇帝的身份依旧高贵威严，因为古代的种种仪式丝毫也没有减免，但是，正确地说，他就像一个没有教区的主教”注2067。

14世纪后半期，土耳其人和塞尔维亚人征服巴尔干半岛后，君士坦丁堡及其最近的色雷斯领地被土耳其人的领地所包围，几乎不能从海上保持与帝国其他统辖地区，如萨洛尼卡、色萨利和莫里亚君主的联系，这些领地于是几乎完全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在此情况下，作为首都重要谷物供应线的黑海北岸航路被土耳其人切断后，位于爱琴海北部的利姆诺斯岛就成为君士坦丁堡的临时粮仓。注2068

因为帝国内部封建化的过程早于巴列奥洛格王朝之前已经开始，组织严密的中央政府机构被逐渐削弱了；有时，由于帝国已经分裂，组织混乱到了顶点，中央行政部门几乎无事可做。在巴列奥洛格王朝统治下，帝国财政由于拉丁帝国的统治而造成的严重破坏，已经完全枯竭了。皇帝仍旧控制着的几个饱受蹂躏的省份几乎无法纳税，国库所有的资金都被花光，帝国的珍宝也被售卖一空，士兵们没有军饷。全国到处是一片凄凉。注206914世纪的历史学家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如此描述约翰五世的婚礼庆典：680

当时，由于皇室如此贫穷，以至于没有金银制作的酒器或高脚杯；有一些是用锡做的，其余的都是黏土烧制的酒杯……在庆典上，皇帝的王冠和服饰上装饰的大多只有假的金银珠宝首饰；（实际上）他们大多是皮革鎏金的，像制革工时常所做的那样，或者是由反射着各种色彩的玻璃制成；人们时而会在这里或那里发现少量闪光的宝石或光艳的珍珠，这是不可能被人们的眼光错过的。罗马帝国古代的繁荣和辉煌竟然衰落到了如此地步，已是完全湮灭和消亡了。我在向你们谈及此事时，不能不感到羞耻。注2070

那些特别受到土耳其人威胁的城市，其市民几乎跑光。加利波利被土耳其人占领后，君士坦丁堡的许多居民动身逃到西方。注20711425年，许多居民迁离了萨洛尼卡，其中部分人来到君士坦丁堡，希望首都会比萨洛尼卡更安全些。注2072这是最紧张的时刻，当时萨洛尼卡被威尼斯人占领，而土耳其人正打算夺取它，1430年他们达到了目的。

帝国日益缩减的领土和稀少的人口使得巴列奥洛格政府无法维持一支庞大的本族军队，军队主要是由各种国籍的雇佣兵组成。在巴列奥洛格王朝时期，曾出现过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兵团、土耳其人、热那亚人、威尼斯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像以前一样，还有盎格鲁-撒克逊雇佣兵，所谓的瓦兰几亚人或盎格鲁-瓦兰几亚人，以及属于突厥人血统的瓦尔达尔人（Vardariots）。注2073由于不能及时发饷，政府有时不得不忍受他们傲慢的躁动和对所有行省及大城镇的骚扰，例如，加泰罗尼亚人穿越巴尔干半岛的血腥之路。巴列奥洛格拥有了一支虚弱无序的陆军后，试图恢复已处于完全衰退境地的海军，但他没有成功。迈克尔·巴列奥洛格的确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事情，但他的继任者安德罗尼卡二世又忽视了舰队建设，于是，帝国控制下的爱琴海诸岛不再能够防御来自海盗的侵袭。注2074拜占庭海军根本无法对抗装备精良的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强大舰队，甚至不能对付土耳其人刚刚建立的海军。黑海和爱琴海已经完全脱离了拜占庭的控制，在14世纪和15世纪前半期，意大利商业共和国的舰队成了这里的主人。681

行省的（或军区的）组织已经由于拉丁帝国的统治而被破坏，而且在巴列奥洛格时期亦不能正常发挥作用。而帝国领土之小，也不能像早期那样实施行省统治。原作为军区之“将军”（strategus）的头衔，在科穆宁统治时期就完全消失了，被一个更名副其实的头衔“都督”（dux）所取代。注2075现代学者有时使用军区（theme）这个术语指代14世纪的马其顿和色萨利省。注2076但是，当某一省被土耳其和塞尔维亚的领土割断了与帝国的联系时，它就成为独立的专制领地。它的统治者几乎完全独立于中央政权之外。通常，许多皇室成员就成为这样的新领地的首领。14世纪末，萨洛尼卡的王公就是皇帝约翰五世的一个儿子。莫里亚的王公也是皇帝的儿子或者兄弟。

在巴列奥洛格王朝时期，上等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的社会关系是非常紧张的。农业作为帝国经济繁荣的真正基础也陷于衰退。许多富饶的省份失去了，其余的领地也由于持续不断的内战和加泰罗尼亚兵团的血腥骚扰而变得荒芜不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小亚边境领主（akritai）注2077，由于迈克尔八世的镇压政策和土耳其人的胜利进军而被彻底削弱了。

大土地所有者的存在是巴列奥洛格时期的典型特征。破产的农民处于他们的领主势力之下。1261年之后，色萨利的不少希腊人成为有势力的大地主。在伊庇鲁斯君主控制的色萨利西部，以及属于拜占庭皇帝所有的色萨利东北部，富裕的领主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并同小领主建立了封建关系。但是由于14世纪初加泰罗尼亚军团的蹂躏和阿尔巴尼亚人的入侵，色萨利的土地制度陷入了混乱状态。许多阿尔巴尼亚人成为大土地所有主。当1348年塞尔维亚王斯蒂芬·杜尚占领色萨利之后，曾对土地经营方式做了一些改善。注2078在色萨利山区，还有一些个人的小土地所有主和自由农民村社存在。注2079 682

马扎里斯描述了伯罗奔尼撒半岛那些有权有势的大地主（archonts）的重要情况。注2080在14世纪早期，约翰·坎塔库津曾写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内部的衰败不是由于土耳其和拉丁人的入侵，而是内部斗争的恶果，这使得“伯罗奔尼撒半岛比斯基泰更荒凉”。当约翰五世之子曼纽尔被任命为莫里亚的王公时，他多少恢复了当地的农业，所以“伯罗奔尼撒半岛呈现了短时间的农业繁荣”，人们又开始回到他们的家园。注2081但是土耳其人的征服结束了拜占庭在莫里亚的努力。

在享有绝对权力的大土地主的压榨下，村民和农民阶级忍受了极大的苦难。小农阶级破产了。有人时而强调，当时农民的状况不是非常坏，例如在14世纪的萨洛尼卡地区，至少是在大土地所有者的领地上，情况是这样的。注2082但即使这是真实的，从总体上看，农民命运之悲惨也是毫无疑义的。阶级斗争及下层群众对有权者阶级的憎恶，不仅在行省，而且在帝国的一些主要城市内都可以被感受到。在1328年革命期间，君士坦丁堡的人民就抢劫了狄奥多勒·梅托希特斯的宏伟宫殿。注2083

从贵族和民主势力之间的社会矛盾这一角度看，14世纪中期萨洛尼卡爆发的革命是非常有趣而重要的。1341年在亚得里亚堡爆发的、与坎塔库津要求即皇帝位有关的革命运动，显示出了群众反对富有阶级（δνυατοί）的实力。而且起初是成功的，然后革命扩展到帝国的其他城市。注2084其中，14世纪50年代在萨洛尼卡发生的狂热派革命特别重要。注2085 683

相关资料将萨洛尼卡的居民划分为三个阶级：（1）富人和贵族；（2）中产阶级或称市民（bourgeoisie），或称之为“中间的”（οἱμέσοι）阶级，其中有零售商贩、制造商、富有的手工业者、小土地所有者和职员等；（3）贫困民众——小户农民、小手工业者、海员和工人。随着富有阶级财富和势力的增长，下层阶级，特别是那些靠近萨洛尼卡城的农民，其土地屡遭入侵敌人破坏，地位亦每况愈下。这一重要经济中心的所有商业活动和与此相关的特权都掌握在上层阶级手中。民间的愤怒不断增长，任何偶然的事件都可能导致激烈的斗争。于是约翰·坎塔库津在贵族的支持下宣布为皇帝，民主势力马上开始维护巴列奥洛格家族。塔弗拉里写道：“这不再是两个人之间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而是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其中一个阶级要保持自己的特权，而另一个则试图挣脱枷锁。”注2086一份当时的资料这样写：“萨洛尼卡被认为是其他城市人民反对贵族的起义的榜样。”注2087

萨洛尼卡民主运动的首领是狂热分子。他们在1342年驱逐了城市中的贵族，掠夺了他们的豪宅，建立了由狂热派成员组成的共和政府。1346年，城市中的混乱导致一场对贵族的血腥大屠杀。尼古拉斯·卡巴西拉斯是为数甚少的一个幸免于难者。甚至当坎塔库津同约翰五世巴列奥洛格达成协议之后，狂热党的政府仍在萨洛尼卡延续着，并“在某种程度上很像一个真正的共和国”注2088。狂热者们不接受君士坦丁堡的命令，萨洛尼卡作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一直持续到1349年，这一年，约翰五世和坎塔库津依靠他们的联合军队终于成功结束了这个激进派的民主政体。

萨洛尼卡革命的真正原因还不是十分清楚。罗马尼亚历史学家塔弗拉里认为主要是城里人民经济上的窘境所致，他在狂热派中看到了为自由和未来更好的社会而斗争的勇士。注2089 迪尔写道，“14世纪萨洛尼卡公社悲惨而又血腥的历史揭示了阶级间的斗争，富人同穷人的斗争，贵族和平民的斗争及其残暴性”；这次斗争“把模糊的共产主义运动倾向引入歧途”注2090。另一方面，另一位历史学家仍然认为，在萨洛尼卡起义中，政治要素，即反抗约翰·坎塔库津党徒的斗争要超过社会要素。注2091 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但是表面上，似乎在萨洛尼卡革命中社会背景的因素占据了首要位置；然而，在那个时代，由于约翰五世和约翰·坎塔库津之间爆发的内战，社会问题往往与政治利益掺杂在一起。作为阶级斗争的一个代表，在萨洛尼卡爆发的革命是中世纪社会问题的总体历史中最重要的现象之一。684

由于帝国的内忧外患，拜占庭失去了贸易控制权。然而在土耳其人明确切断所有联系之前，君士坦丁堡像以前一样，仍是一个集中着来自各地区的货物，并有可能遇见各民族国家商人的中心。

14世纪上半叶一位服务于巴尔迪贸易商号的佛罗伦萨代理商、同时也是一名作家的弗朗切斯科·巴尔都齐·佩戈洛蒂（Francesco Balducci Pegolotti）留下了关于在君士坦丁堡本地以及加拉泰和佩拉地区的商品和西方商人情况的珍贵资料。注2092佩戈洛蒂提到了热那亚人、威尼斯人、波斯人、佛罗伦萨人、普罗旺斯人、加泰罗尼亚人、安科纳人、西西里人以及“所有其他外乡人”（e tutti altri strani）。注209314世纪上半叶的一名勃艮第旅行者贝特朗东·德拉布罗基耶也写道，他在君士坦丁堡看到了各国商人，但是威尼斯人“更具优势”；而在另一处记载中他也提到了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加泰罗尼亚人。注2094 在君士坦丁堡当然也有来自西方的（如亚得里亚海上的拉古萨）和来自东方的商人。君士坦丁堡的商业交往是真正国际性的。685

但是贸易本身已不再为拜占庭人所操纵，而是完全转入了西方商人手里，主要是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波斯人、佛罗伦萨商人和其他一些商人。从迈克尔八世统治时期开始，热那亚在拜占庭经济生活中占据了首要位置。热那亚人拥有免税权，被允许在加拉泰进行城市建设及设防，而且在爱琴海群岛、小亚细亚、黑海海岸、特拉布松，以及在克里米亚上的卡法（Caffa，即狄奥多西城［Theodosia］）及顿河河口的塔纳地区都可以组建他们的商站和侨居地。注2095卡法尤其是拥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和详尽的行政管理条例（1449年）的繁荣而组织良好的城市。注2096 拜占庭历史学家帕希梅利斯非常崇拜热那亚人，因为即使是冬天的风暴也不能阻止他们的船只在黑海上航行。注2097 威尼斯也拥有免税权，在两个强大的政权热那亚和威尼斯之间一直存在着政治和经济上的敌对状态，有时还会导致暴力战争。拜占庭在这些战争中的位置是极为微妙的。13世纪末，当1291年十字军在叙利亚的最后一个堡垒圣让达克落入了埃及苏丹手中时，威尼斯也就丧失了其在地中海东南部的贸易权；此后，威尼斯为夺回它在拜占庭、爱琴海和黑海的经济优势而集中全力在北方同热那亚进行残酷的斗争。关于佛罗伦萨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经济联系的新证据表明，这种商业活动是非常活跃的且主要是谷物方面的贸易。注2098

所有这些西方商人在拜占庭人进行的商业活动，其利润已经不再由拜占庭控制，而是掌握在西方商人自己手中；巴列奥洛格王朝在经济上完全依赖富裕的，进取性极强的那些西方的商业共和国和城市。在经济上，巴列奥洛格并没有控制帝国。686

在拜占庭货币上也可看到意大利人的影响。14世纪在安德罗尼卡二世、安德罗尼卡三世和约翰五世时期，出现了一次以佛罗伦萨的货币为模式的币制改革的尝试。威尼斯的形式也可能被考虑过。拜占庭帝国最后的金币是在曼纽尔二世时期铸造的，也许是为了庆祝他的加冕，在金币图案上是复国后的君士坦丁堡城墙围绕着的圣母教堂。人们没有看到过拜占庭最后一个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时发行的货币。注2099有一种理论认为在曼纽尔二世和约翰八世期间，拜占庭实行了一次银本位制的改革。注2100但这种观点没有被证实。

西方在拜占庭的经济势力由于奥斯曼土耳其的胜利进军而结束了；土耳其人逐渐控制了君士坦丁堡和帝国的其他地方，特拉布松和黑海北岸地区。

拜占庭帝国的内政外交虽然江河日下，但人们诧异地读到了一位匿名作者（有人认为此人是科迪努斯，但显然是错误的）对于14世纪的拜占庭宫廷官员情况的一些描述文章。这部论述描述了拜占庭宫廷高官显贵们绚丽多彩的服饰、风格迥异的头饰、他们的鞋子和所佩装饰物；还有对于宫廷礼节、加冕仪式和官员晋升到不同级别的仪式细节。该作品是对10世纪那部著名的关于拜占庭宫廷礼仪一书内容的补充。10世纪，是帝国权力最辉煌的时期，这一著作的出现是可以理解的和必不可少的。但是在14世纪帝国最后崩溃的前夕，出现这么一部类似的著作，实在是让人费解，该作品也揭露了拜占庭末代王朝皇帝们的宫廷中显然被一种短视无知的风气所主宰。克伦巴赫也对14世纪出现这么一份著作感到困惑，他讽刺道：“也许，这大概可用一句中世纪希腊谚语加以概括，‘世界末日即到，吾妻犹在购置新装’。”注2101 687

学术、文献、科学和艺术

从政治和经济方面看，巴列奥洛格统治时期的帝国的确处于一片危机之中。在奥斯曼土耳其人进逼下，帝国节节败退，领土越来越少，最后只余君士坦丁堡及其周围地区，还有莫里亚。很明显，帝国既没有合适的时间和空间，也没有合适的条件来推动文化的发展。然而，事实上，14、15世纪处于衰败中的帝国，特别是君士坦丁堡，却是一个充满活跃气息的学术和艺术活动的中心。君士坦丁堡的学校仍然像这个城市最辉煌的时代那样繁荣，这里的学生不仅来自遥远的希腊地区，如斯巴达和特拉布松，甚至还来自正处于文艺复兴高潮时期的意大利。以杰米斯图斯·普勒桑为首的哲学家，解释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思想。那些研究着最好的古典著作的样本，并努力使自己同古典风格相匹配的修辞学家和文献学者们，吸引了成群结队的热情听众和追随者，在他们的活动和兴趣中，出现了一些堪与意大利人文主义相媲美的学者。许多历史学家描绘了帝国的末日。以静修派运动为标志的活跃的宗教生活以及同罗马教会联合的问题都在文学、教会教义、神秘主义和修辞学作品中留下了痕迹。在诗歌创作中也表现出了一种复苏。文学复兴紧跟着是艺术的复兴，留下了极富价值的丰碑。除了君士坦丁堡外，米斯特拉-斯巴达也因活跃的学术活动而闻名。14世纪是萨洛尼卡城在文学和艺术上的黄金时代。注2102

总之，在帝国的政治和经济衰退时期，希腊文明看起来似乎在聚集着它所有的力量展现古典文化的勃勃生机，并为将来19世纪希腊的复兴奠定了基础。一名历史学家这样说过：“在它就要灭亡的前夕，所有的希腊人似乎在重新积聚了她的聪明才智和力量，焕发着最后一道璀璨的光芒。”注2103

帝国家族的许多成员都以其学识而著称于世，巴列奥洛格和坎塔库津就是这样的人。迈克尔八世写了一些有利于教会联合的论文和涉及一些重要殉道者的教规，还留下了一部非常有趣的自传注2104，该自传的手稿现藏于莫斯科的教会图书馆；他还曾在君士坦丁堡创建了一座语法学校。长者安德罗尼卡热爱文学和艺术，是学者和艺术家们的恩主。一些学者肯定，他对学者和艺术家们的保护优化了当时的艺术氛围，从而出现了如君士坦丁堡霍拉注2105修道院（今卡里耶清真寺）那样的优秀艺术和镶嵌画作品。注2106曼纽尔二世还特别因其所受的教育和文学天才而著称。作为一位优秀的神学家、研究古典学的权威、机敏的演说家、杰出的修辞学家，曼纽尔留下了许多作品：一篇描述圣灵之产生的论文，一篇攻击伊斯兰教的文章，一些就不同主题发表的演说，以一种相当诙谐的风格所写的对于“一幅皇家壁毯上所织造的春天的描述”，以及写给他那个时代许多著名人士的重要信件，这些信件有的写于他被迫滞留于土耳其宫中时，也有的写于他在欧洲旅行时期。所有这些出于曼纽尔笔下的现存手迹共有109篇论文和书信。注2107 688

但是，就文学活动来看，在皇帝中居于首位的当属约翰六世坎塔库津，他在被迫逊位后即以约瑟夫的教名退隐于一座修道院，从事科学和文学的写作，以排遣自己的孤独。他的主要文学著作是四卷本的《历史》，或者可以说是“回忆录”，它囊括了自1320—1356年的历史，为其以后的历史著述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作者在前言中说， 他所要写的，都是历史的真实注2108，但是，他在记载自己参与的事件时背离了自己的宗旨，也许是无意识的。他极力为自己受的责难开脱，并极力褒扬自己和他的朋友及同伙；与此同时，他试图贬低、嘲笑和污蔑他的政敌。坎塔库津是唯一撰写详细回忆录的拜占庭皇帝，而且，尽管他对历史事件的评论带有偏见，它们却成为了对于14世纪巴尔干半岛复杂的历史及斯拉夫人，特别是巴尔干地区的地理状况进行研究的十分重要的资料来源。坎塔库津也写了一些神学著作，其中，大部分还没有出版。例如，其中与巴尔拉姆、犹太人和穆斯林争论方面的论文。约翰·坎塔库津将他对文学的兴趣传给了他的儿子马休，后者在父亲下台后，也被迫穿上了修士的黑袍，他亦写了一些神学和修辞学方面的文章。689

巴列奥洛格时代产生了一群重要和天才的历史学家，他们专门记载和解释了当时的悲剧性事件。历史学家帕希梅利斯（1242—1310年）学识渊博，在希腊人驱逐了拉丁人后，才由尼西亚来到君士坦丁堡。由于所占据的高官位置，帕希梅利斯可以根据可信的官方文献补充他自己的观察。他是一个热情的希腊民族精神的代言人，因此，他反对与西方教会联合的主张。除了他的一些修辞学和哲学方面的论著、以六韵节文字写的自传及一些书信外，他还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历史著作的作者，该著作记载了自1261年至14世纪初年（1307—1308年）的历史。这是研究迈克尔八世时期及长者安德罗尼卡统治时期所需要的主要资料。在拜占庭历史学家中，帕希梅利斯是第一位主要关注他那个时代细微复杂的宗教教义争论的人。克伦巴赫写道：“这些人，似乎害怕谈及帝国政治生活中引人烦恼的事件，企图在抽象的对宗教问题的研究中获得安慰和放松，而这类宗教问题当时扰乱了所有人的思想。”注2109帕希梅利斯所写的历史中一个最有趣的部分是对罗杰·德弗洛尔之加泰罗尼亚兵团的描述，它与加泰罗尼亚编年史家蒙塔内尔的描述恰形成重要的对比。注2110帕希梅利斯的作品中，荷马时期的语言与神学概念及各种外来的或民间使用的语言相混杂，充满了对于古典写作风格的八股式的模仿；帕希梅利斯甚至模仿人们很少能知道的阿提卡语称呼各个月份，而不使用通行的基督教历中的月份名称，显然使其作品失之清晰。帕希梅利斯的一些作品至今仍然没有出版，甚至他的主要历史著作也仍然需要有一部批判性的版本。注2111

14世纪早期，尼斯福鲁斯·卡利斯图斯·克山索普罗斯撰写了他的《基督教会史》，他的原初计划可能是要将这部历史写到他所生活的时代，但是，在记载了911年的事件后，他的记载中止了。他的著作只有涉及基督之诞生到7世纪初期之事件的部分目前保存得比较完整。他也写了教会的诗歌、赞美诗和其他一些作品。注2112 690

14世纪也有一位描写拜占庭之最后两个世纪历史的最伟大的学者和作者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他参与了静修派的争论活动。他拥有广博的知识、能言善辩，而且有着坚强的性格，他几乎比拜占庭巴列奥洛格时期所有的精英都更优秀，甚至可以将他随意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最优秀的代表相比。他接受过绝好的教育，十分熟悉古典学术传统，而且热衷于研究天文，他甚至向皇帝提交了一份进行历法改革的建议。在从事了多年成功的教学活动之后，格雷戈拉斯积极地投入了他那个时代的激烈神学争论之中，并写了许多著作，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没有出版。注2113他起初是卡拉布里亚的修士巴尔拉姆的强大对手，但渐渐地转变立场，站到了联合派一方；为此，他多次受到当权者的严酷迫害甚至被打入囚牢。格雷戈拉斯很可能是在1360年前后结束了他轰轰烈烈的生涯。他的作品几乎涉及拜占庭学术的所有领域——神学、哲学、天文、历史、修辞学和语法等。其中最为重要的作品是他的庞大的37卷本的罗马史，覆盖了自1204年到1359年，即尼西亚时期和拉丁帝国时期以及前四任巴列奥洛格皇帝及约翰·坎塔库津时期的历史。他对于1204年以前的历史做了简要的概括，而详细的历史记载，包括对于他那个时代之教义争论的记载，则由这一年开始。格雷戈拉斯情不自禁地详细描述了宗教争论的细节，在这一宗教争论中，他是主要参与者之一；因此，他所写的历史明显地反映了他自己的情绪，难免带有一些偏见。也许，他的历史更应该属于一部回忆录，而不是一部历史。人们可以认为，它是“一部对于波澜壮阔的宗教斗争进行了主观描绘的画卷”注2114。学者们在谈到格雷戈拉斯的重要性时，意见颇不一致。克伦巴赫称他是“拜占庭最后两个世纪中最伟大的博学者”注2115；蒙特拉蒂奇将他描写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学者”注2116。最近研究格雷戈拉斯之生平的一位学者居兰德，不同意克伦巴赫的意见。他写道：“格雷戈拉斯确是如克伦巴赫所喜欢称呼的那样，是巴列奥洛格时代最伟大的博学者吗？不，他是14世纪拜占庭的一位最杰出的作者，但不是最伟大的……格雷戈拉斯不是最伟大的，但却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作者，而这个世纪尽管在拜占庭文明史上乃至于欧洲文明史上都十分重要，却仍然寡为人知。”注2117无论如何，格雷戈拉斯之学识的广博是令人惊讶的，而且，在拜占庭历史上很难找到与这位拜占庭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代表相媲美的人物。691

15世纪重要的政治事件在当时的历史文献中留下了相当多的痕迹。约翰·卡纳努斯（John Canacns）写了一篇文章记载了1422年土耳其人对于君士坦丁堡的不成功的围攻。卡纳努斯使用了几乎接近于民族口语的文字，将首都君士坦丁堡之摆脱围困的事件归因于圣母显灵的神迹。也许，约翰·卡纳努斯也是一篇极其简明的旅行记的作者，他记载了自己在德意志、瑞典、挪威、利沃尼亚甚至远到冰岛的旅行历程，而这部游记曾经被认为是卡纳努斯·拉斯卡利斯的作品。注2118

作家约翰·阿纳格诺斯特斯（John Anagnostes）留下了对于1430年土耳其人攻击萨洛尼卡事件的真实记载。与卡纳努斯不同的是，阿纳格诺斯特斯严格地对于文学写作的手法循规蹈矩，十分小心地保持其使用之希腊语的纯正。

对于1453年君士坦丁堡之陷落这一深刻震撼了其当代人的最后事件进行了记载的有四位作者，他们的作品各有其不同的立场和价值。这些，我们已经讨论过了。但是，这四位作者——乔治·弗兰策、杜卡斯、劳尼科斯·卡尔科康迪勒斯，以及克利托布鲁斯——所留下的资料，不仅可以用来研究君士坦丁堡之陷落，而且可以用于巴列奥洛格王朝的整个时期。

弗兰策的编年史现存两种版本，一个是简本，另一个相当详细。那部简本，通常被称为“迷你”（minus）本，仅记载了1413—1478年的事件，而那部详本（maius）即弗兰策所著《历史》包括了自1258—1478年间的重要事件；它之开端是尼西亚帝国的末期，其结束则于土耳其人攻击君士坦丁堡之时；在围城期间，他本人就在城内，因此，作为一位目击者，他做了很详尽的记载。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他被土耳其人搜捕。后来，他被赎出，一度逃至当时还没有被土耳其人攻占的米斯特拉。在土耳其人征服伯罗奔尼撒半岛之前，弗兰策逃到了当时仍然属于威尼斯人的科孚岛上。他在一所修道院中皈服了圣道，取名格雷戈利乌斯（Gregorius），在一些科孚名流人士的要求下，写下了自己的这部历史。注2119由于弗兰策作为巴列奥洛格王朝之廷臣的经历，并且与该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决定了弗兰策成为巴列奥洛格家族的御用历史家，他经常夸耀他们的才能而掩盖他们的过失。弗兰策之作品的显著特点是他对土耳其人的恨、对于正教会的虔诚与崇敬以及对巴列奥洛格王朝的忠心不二。尽管他有着一些偏见，但这部著作，作为一部由接近其所记载事件的目击者的作品，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关于约翰八世统治时期以后的记载尤其重要。弗兰策的写作风格简朴无华，其中有一些土耳其和意大利用语。一位研究弗兰策的传记作家评价道：“尽管他基本上是一位国务官员——这本身就构成了他所写的历史之价值——但他像多数拜占庭历史学家一样，拥有丰富的文学知识。”注2120“国务官员”（ A Man of Affairs）一词意指弗兰策与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个人和国家事务，以及帝国面临的实际状况等有着密切的关系。692

杜卡斯是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他“以一种略作修饰的希腊口语”注2121记载了1341—1462年的历史事件，即由约翰五世即位到土耳其人征服莱斯博斯岛之时。在其著作的开卷几页，他简略地记载了自亚当开始的编年史；最后三位巴列奥洛格统治时期的历史在书中记载得尤为详尽。尽管他是地地道道的希腊正教徒，但还是接受了与罗马的和解，认为这是拯救帝国于危难之中的唯一途径。杜卡斯几乎一生都在为一位统治莱斯博斯的热那亚人做事，但他却从来没有与希腊人民中断联系。他以深切的悲哀注视着他们的末日，而且，他对君士坦丁堡之陷落的描写是以一首哀歌结尾的，其中的一个片断我们在前面已经引用了。杜卡斯的著作并不仅仅以希腊文本保存下来，还有一部意大利文的版本，在这一版本中，有数处补充的部分是希腊原文版中不曾有的。注2122一位研究杜卡斯的传记作者说道：“公平地说，尽管杜卡斯表现出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但他的作品的沉稳、平实、凝练，却使他成为人们真实无误地理解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优秀向导。”注2123杜卡斯的最近一位传记作者评论道：“杜卡斯是一位值得研究的作者；因为他忠于史实，而且，有时候——在多数情况下——他是目击者，按照历史学家的眼光看，这就远远超过了他的文字风格上的缺陷，而他的文风的粗糙，曾经激起了不够完善的波恩大全的编者的勃然大怒。”注2124 693

劳尼科斯·卡尔科康迪勒斯（或卡尔科坎迪勒斯），或者是以它的简写形式：卡尔康迪勒斯（Chalcodyles）注2125。他是雅典人，他的作品之核心内容不是关于巴列奥洛格宫廷，也不是君士坦丁堡，而是关注新兴的、朝气蓬勃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他写了一部10 卷本的《历史》，记载了自1298—1463年，或者更确切地说，至1464年年初的事件；注2126他不仅记载了巴列奥洛格王朝的历史，也记载了奥斯曼人和他们的统治者们的历史。劳尼科斯曾经被迫逃出雅典，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居住到土耳其人征服时期，然后到了意大利，或者更可能是到了克里特，在克里特完成了他的著作。劳尼科斯仿效修昔底德和希罗多德的文风，是一个典型的，只能从文字上模仿古典语言，却难以理解其精义的希腊人。他像修昔底德那样，纯属想当然地让他笔下的人物发表演说。他所记载的欧洲一些民族和国家的资料，通常是相当不准确的。注2127最近一位研究劳尼科斯的学者认为：“在民族仇恨怒火熊熊燃烧的这片世界土地上，他以少有的公允态度描述了他的祖国之大敌的起源、组织和成功，他还将他的笔触伸展到希腊帝国疆域以外的世界，以一种节外生枝的好奇心，仿效希罗多德的文风，深入到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中间；他还写了东南欧以远的国家——包括匈牙利、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法兰西和英格兰等地的风土人情。这种广博性证实了一种批评意见，即‘他具有刺激人们的好奇心从而引起众人注意力的天才，使得我们在读他写的书时不至于感到困倦。’”注2128

最后一位是克利托布鲁斯，他不成功地模仿了修昔底德的文风，于1451—1467年为穆罕默德二世写了一部曲意奉迎的历史作品。

巴列奥洛格王朝的时代，虽然产生了几位历史学家，但几乎没有多少编年史家。在14世纪，只有一位编年史家，即伊弗雷姆（Ephraim），他以韵文体写了一部编年史（大约有100 000行），包括了自朱利乌斯·恺撒时期至迈克尔·巴列奥洛格于1261年复国期间的历史。但从历史的角度看，这部编年史毫无用处。

教会联合在巴列奥洛格王朝时期成为特别紧迫的问题，达成了两次正式的联合，导致了长期而激烈的“静修派”争论，刺激了神学和辩论文学的蓬勃发展。辩论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数个对于联合和静修派运动取赞成态度或反对态度的一批作者；其中一些人前面已经有所交代。694

在赞成联合一派中，应该提到三位作者兼活动家，他们是：死于13世纪末期的约翰·贝库斯，生活于14世纪的底米特里·辛多尼斯和15世纪著名的、知识广博的神学家，尼西亚的贝萨里翁。

约翰·贝库斯与迈克尔·巴列奥洛格是同时代人，他起初反对与罗马和解，并抵制迈克尔的教会策略。因此，他激怒了皇帝，皇帝无视他居有很高的教职，将他投入监狱。据资料披露，贝库斯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有杰出才智的学者。一位希腊历史学家讲：他“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具有杰出的辩才，足以使（这场）宗教分裂活动停止。”注2129另一位14世纪的历史学家称他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雄辩术和智慧的大师，他具有同时代任何人所不具备的天才……他思维敏捷、出口成章，熟悉教会规章律法，其他那些人在他面前只不过是乳臭未干的幼童。”注2130尼西亚时期的尼斯福鲁斯·布莱米底斯的著作，使他改变了自己的宗教思想倾向。他开始成为赞同联合的人。迈克尔八世将他扶上了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宝座，一直到安德罗尼卡二世破坏了教会联合，罢免了他，并将他投入监牢死去。贝库斯的最长的一部专著是：《论古罗马和新罗马教会之联合与和平》，文中，作者企图证明，希腊教父们已经承认了拉丁教会的教义，但是，后来以佛提乌为首的希腊神学家们亵渎了它们。贝库斯也论证了所谓圣灵的发展过程。他还以上述风格写了其他的神学论文。对于后来追随其联合立场的人们来说，贝库斯的著作是他们能够从中汲取所需资料的丰富源泉。注2131

底米特里·辛多尼斯是巴列奥洛格王朝统治时期的一位天才的神学和修辞学作者。他于14世纪初出生于萨洛尼卡，死于15世纪初，因此他几乎活了整整一个世纪。注2132在米兰时，他逐渐地全面掌握了拉丁语言和文学。他相继在萨洛尼卡、君士坦丁堡和克里特生活，并获得威尼斯市民资格注2133，最后他死于一座修道院。辛多尼斯积极参与了他那个时代的宗教争论问题，热衷于同罗马实现和解。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他比许多同时代人更精通拉丁语，并且能够使用最著名的西方著作家和学者们的著作。他写了许多论述不同问题的神学、修辞学以及哲学方面的文章。注2134在辛多尼斯的著作中有一篇文章论及“圣灵的发展进程”，显然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的一个学生曼纽尔·卡勒卡斯（Manuel Calecas）的作品。注2135除了其他一些作品外，辛多尼斯还将托马斯·阿奎那的著名神学著作《神学大全》由拉丁语译成了希腊语。这一翻译作品至今还没有出版。一位大公教会的信徒如此评价：“这一部使得圣托马斯以大马士革的圣约翰之口气说话的力作曾经在图书馆的尘埃中埋没了四个世纪之久。这难道也是它未来的命运吗？难道我们就找不到一个既是托马斯主义者又是希腊主义者的一个神学家或者一个使徒去向希腊教会传播辛多尼斯为未来社会准备的遗产吗？”注2136难道这一译著不是“引导东西方教会联合的向导吗？”695

在辛多尼斯的讲演中，似乎应该注意两篇“商讨式的”演说词，其中描述了面对土耳其人的危险时，君士坦丁堡城内的居民之忧患情绪，讨论了迁徙至西欧的可行性，督促希腊人和拉丁人联合其全部力量抵抗共同的敌人。注2137

但是，14世纪文化史上的最重要问题，是辛多尼斯的大量通信。其中多数还没有得到出版；在447封信中，只有51封得以印刷出版。在他的通信集中，可以提到的有曼纽尔二世（32封信），约翰·坎塔库津（11封信），对于这位约翰，他在信中满是友好的语汇，此外，还有与他那个时代另外一些名人的通信。注2138 696

只有辛多尼斯的所有信件得以出版，学者们才可能期望对于他的生平和全部著作进行研究。此外，如果不能对这一新的资料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拜占庭最后几个世纪的希腊文明史也很难得到完全的了解和足够的评价。这一研究不仅涉及希腊文明，而且将揭示拜占庭和意大利文艺复兴之间的文化联系，而辛多尼斯恰巧密切地与此一问题有关。14世纪末期一位意大利文艺时期的最著名代表人物克鲁乔·萨卢塔蒂注2139（Coluccio Sautati）曾经给辛多尼斯写过一封相当长而且对其大加颂扬的信。注2140

在安德罗尼卡二世巴列奥洛格统治时期两次荣登牧首位置（1289—1293年；1304—1310年）的君士坦丁堡牧首阿塔那修斯一世显然能够为他那个时期的帝国之政治、宗教和社会状况提供最为重要的资料。他的一些已经得到出版的作品使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断言。注2141

著名的尼西亚的贝萨里翁（Bessarion of Nicea）也属于联合派的成员，他是佛罗伦萨会议的参与者、后任罗马教会的红衣主教。但是，他个人和他的活动之重要意义远远超出了他的神学作品；他有一些教义方面的论文表明他是从拉丁教会的观点考虑问题的，因此，在讨论拜占庭和文艺复兴的关系时将对于这些论文进行讨论和评价。

教会联合派的对立方也有他们的作者群，但是，他们难以与诸如辛多尼斯和贝萨里翁这样知名的联合派代表相匹敌。塞浦路斯的格列高利（他的俗名叫作乔治），是安德罗尼卡二世时期的牧首，是约翰·贝库斯的主要的、但却是不十分成功的对手，他同时代的资料中称他是“以其学识而著称的人”注2142，他留下了一些讨论教义的作品，试图以希腊人的观点来解释“圣灵的发展进程”。格列高利的修辞学作品特别重要。例如，在费拉拉-佛罗伦萨会议上拒绝签署联合协议的以弗所都主教马尔库斯（马克）·尤金尼科斯曾经写过几篇辩论性的短文，其中一篇针对贝萨里翁的文章中，恰当地将贝萨里翁归于为了希腊民族的立场而赞成联合的代表之列。注2143 697

拜占庭教会中最伟大的辩才，土耳其占领下的第一位君士坦丁堡牧首吉那第乌斯·斯科拉利乌斯（俗名为乔治）是神学和哲学方面的优秀学者。他也参加了费拉拉-佛罗伦萨会议。他本来是赞成联合的，但是事实上，特别是在以弗所的马尔库斯影响下，转向了反对联合者一边。他是一位非常多产的作家、一个多才多艺的神学家和学者，他的作品几乎涉及文学的所有领域。他写了数篇辩论文章。基于他同杰米斯图斯·普勒桑关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主义的辩论而写的哲学著作，使得他与人文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乃至希腊学者萨塔斯称他为“最后一位拜占庭人和第一位希腊人”注2144。他写的《我生活中的不幸》（Lament on the Misfortunes of My Life）详细地叙述了在穆斯林占领君士坦丁堡的早期，作者的生活、工作及希腊教会的情况。他也写过一篇简要的历史作品，即一部《编年史》，根据其亲笔手稿整理的作品已经于1935年首次出版。尽管这部《编年史》只有九页，它却包含了自亚当时期到1472年的全部年代。注2145

参与静修派运动争论的双方都涌现出一些作家，其中包括该运动的创立者西奈山的格雷戈利乌斯·帕拉马斯，他是静修派的精神领袖，写作了许多教义论文和演说词，其中有66篇在色萨利梅泰奥拉的一所修道院中被发现。注2146强烈反对静修派运动的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的文学活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另一位帕拉马斯的对手，塞浦路斯人约翰生活于14世纪后半期，他可能是“揭示圣灵的自然因子”（Ἔκθεσις στοιχειώδης ῥήσεων θεολογ ικῶν或Exposition materiaria eorum quae de Deo a theologies dicuntur）一文的作者，而这篇文章恰是试图按照西方经院哲学的模式研究教义问题的初步尝试。注2147 698

最伟大的神学家，当代最优秀的拜占庭作者、东派教会最天才的神秘主义者尼古拉斯·卡巴西拉斯也属于14世纪。卡巴西拉斯与西欧神秘主义者相同，其思想的基础都是一位被称为丢尼修·伪阿莱奥帕吉特者（Dionysius Pseudo-Areopagite）的著作，此人的写作年代似乎应该是在5—6世纪之交。拜占庭神秘主义在7世纪经历了一场重要演变，要归功于忏悔者马克西姆斯，他将伪阿莱奥帕吉特著作中的神秘主义思想与他的新柏拉图主义思想因素分离开来，并将它与东派正教会的教义相结合。马克西姆斯的影响在14世纪的神秘主义者的著作中仍然可以感觉到，而尼古拉斯·卡巴西拉斯则是他们的主要代表。

尼古拉斯·卡巴西拉斯是知名度较小、而其著作也很少有人研究的作者。因为，他的许多作品都没有出版。其中相当一部分，特别是他的演说稿和信件，现保存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内的一些手稿中，其中一种曾经被罗马尼亚历史学家塔弗拉里用于他所写的关于萨洛尼卡的专著中。注2148研究卡巴西拉斯的神学作品，有两篇文章是很重要的，即“活在基督里面的七句话”（De vita in Christo）和“圣礼的阐释”（Sacrae liturgiae interpretatio）。注2149如果我们在这里讨论卡巴西拉斯“活在基督里面就是与基督教结合”的论点，显然与本书此处的宗旨相距太远；但是，人们显然可以说，卡巴西拉斯在拜占庭神秘主义方面的论述不仅有其本身的意义，而且，联系到静修派运动和西方欧洲神秘主义运动，应该在14世纪的拜占庭文献史上占有相应的位置，亦应该能引起学者们的关注，而此前，学者们相当错误地忽视了这位重要的作者。学者们在评价卡巴西拉斯的神秘主义思想时意见不一，其中一些人甚至宣称，卡巴西拉斯的思想，根本称不上是神秘主义的东西。注2150卡巴西拉斯的书信也值得出版。按照法国学者居兰德的说法，卡巴西拉斯的写作风格简朴而优雅（尽管有时太过细腻），而且，收集了许多新的重要的数据。注2151 699

巴列奥洛格时期哲学领域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的乔治·普勒桑。注2152他对古典时期的希腊文化怀着满腔热情，是柏拉图的一个崇拜者，他通过对于新柏拉图主义的研究而完全了解了柏拉图，他也梦想着用古代神话中的众神来创建一种新的宗教。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并与意大利有着密切联系。在拜占庭，对于古典哲学，特别是对亚里士多德，以及11世纪以来对柏拉图的兴趣，从来没有停顿过。11世纪的迈克尔·塞勒斯、12世纪的约翰·伊达路斯、13世纪的尼斯福鲁斯·布莱米底斯，都曾经在哲学研究方面投入甚多，其中，塞勒斯主要研究柏拉图，而其他几位主要研究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两派哲学思想的斗争，是中世纪哲学的标志性特征，在拜占庭“静修派”运动争论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因此，就为杰米斯图斯·普勒桑这个特别重要的人物铺平了道路。

普勒桑在君士坦丁堡接受了基础教育，在莫里亚王国的文化中心米斯特拉度过了他大半生的岁月，几乎长达一个世纪之久。他曾陪同皇帝约翰八世参加了弗拉拉-佛罗伦萨宗教会议。普勒桑逝于米斯特拉，大约是在1450年。1465年，一位意大利籍的将军、文学活动的赞助者，出身名门望族的马拉泰斯塔从土耳其人手中攻取了斯巴达，遂将普勒桑的骨灰转移到意大利小城里米尼，至今，他的骨灰仍安置于圣弗朗西斯科教堂。注2153

普勒桑的哲学著作之目标是通过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比较，解释柏拉图哲学的重要性。普勒桑在亚里士多德主义与柏拉图主义的斗争中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他将他对柏拉图的了解和他的热情带到意大利，在科西莫·美第奇和意大利其他人文主义者中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事实上，是他提出了在佛罗伦萨建立柏拉图学院的思想。

在佛罗伦萨城，普勒桑写了“论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区别”的文章，他努力证明他所钟爱的哲学家柏拉图比亚里士多德高明。这位拜占庭学者在佛罗伦萨的侨居，是希腊古典学术向意大利传播、柏拉图哲学在西方复兴的历史过程的重要一幕。注2154普勒桑的主要作品是一篇类似“乌托邦”的文章“论法律”（Νόμων αυγγραφή），很遗憾，这篇文章没有能全部保存下来。一方面，这反映了在当时颇带倾向性，却势必失败的企图，即通过建立新柏拉图的哲学而在基督教的废墟上恢复传统古代宗教；与此同时，它也试图为人类设计出理想的生活条件。为了说明人类的幸福包括哪些因素，普勒桑认为，有必要彻底理解人的自然性和包括人类在内的宇宙体系。普勒桑也为伯罗奔尼撒的复兴向曼纽尔提出了他的计划。700

普勒桑的重要性和他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拜占庭文化史的研究范围，仅仅因为如此，他的思想也需要得到深刻的关注。他的活动和重要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估价，因此，对于杰米斯图斯·普勒桑之重要性的研究，是研究拜占庭帝国晚期文化史的历史学者所面临的一个最有魅力的课题。注2155

在与哲学通常有关的修辞学方面，人们大概能够记得一些作者。塞浦路斯的格雷格利乌斯（乔治），是长者安德罗尼卡在位时的一位君士坦丁堡牧首，曾经写过一部文字优雅且颇为重要的自传。注2156与塞浦路斯的格雷格利乌斯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尼斯福鲁斯·查姆诺斯（Nicephorus Chumnos），也是他的学生，写了一系列关于神学、哲学和修辞学方面的论文，并留下了172封书信。从他的哲学论文中可知，他是亚里士多德最热情、最灵活的辩护者。查姆诺斯与他那个时代许多在政治、宗教或文学领域声名卓著的人物保持着通信联系。尽管与他的老师相比，查姆诺斯在其风度、创造性和学识方面略为逊色，但仍然是研究他那个时代拜占庭和意大利文艺复兴关系时值得特别关注的重要人物。“尽管查姆诺斯有些奴性，但却以他对古典学术的热爱、以他的热情以及他广博的知识，成为意大利和西方文艺复兴的先驱人物。”注2157 701

马扎里斯的作品——对卢西安作品的模仿，《马扎里斯在冥府的逗留》The Sojourn of Mazaris in Hades和《回到人世之后》A Dream After the Return to life，还有他在15世纪早期关于伯罗奔尼撒事务的信件——提供了卢西安在拜占庭文学作品中被人们模仿的重要实例，并给了我们关于当时拜占庭文化生活的重要细节，尽管这位模仿者的文学才能很差。

在文学方面，巴列奥洛格时期亦产生了为数不少的重要作家。就思想倾向而言，他们是一个新的文化时代的先驱，如克伦巴赫所说，他们与自己的拜占庭前辈，如佛提乌或萨洛尼卡的尤斯塔修斯等人的联系，远逊于他们与西方古典学复兴时期的第一批代表人物的联系。注2158但是，巴列奥洛格时期的语言学家的工作中有一个方面却不无理由地要受到研究古典学的学者们的责备。这就是他们对于古典文献的态度。虽然11世纪和12世纪的注释家和抄胥们几乎完整地保留下来了亚历山大和罗马时代的手稿遗产，但巴列奥洛格时期的语言学家们却从他们“净化”希腊语的偏见出发去改写古代作家的文章，有时甚至使用了新的韵体形式。这种倾向导致了研究古典时期学术的学者们尽可能地去参照巴列奥洛格之前的手稿。无论这种行为曾经多么令人恼火，但也必须从当时的客观条件出发来评价它。这一时期的文学家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纯粹地模仿其前辈的技术手段，开始试着表现他们自己的创造性倾向，尽管他们使用的方法是如此鲁莽笨拙。

在这一批文学家中，有修士马克西姆斯·普拉努底斯（Maximus Planudes，俗名曼纽尔），他是巴列奥洛格王朝前两代皇帝时期的人，一直在闲暇时从事科学和教学事业。他曾经作为拜占庭的使节访问过威尼斯。由于他在拉丁语言和文学方面的知识才能，使之与当时西方兴起的文化运动保持了密切联系。普拉努底斯是一个勤勉不倦的教师，他写过一些语法方面的论文，且有100多封书信表现出他个人的知识水平和学术兴趣及他所致力于从事的事业。普拉努底斯还留下了一部根据古典作家著作编写的历史和地理文献摘录，以及对于一些如老加图（Cato de Elder）、奥维德、西塞罗和恺撒等拉丁作家作品的译文。他在西方最为声名卓著的作品可能是他的希腊作者作品选。现存的大量普拉努底斯的手稿表明，在人文主义时代的早期，他的这些手稿经常在西方教授希腊文的教材中选用。同时，从拉丁文翻译为希腊语的大量手稿，也为文艺复兴时代东西方文化上的新联系做出了巨大贡献。702

生活于安德罗尼卡二世时期的普拉努底斯的学生、也是他的朋友曼纽尔·莫斯霍布鲁斯（Moschopulus），与其老师一样，对于我们认识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拜占庭学术的特点，以及古典学术在西方的传播有着重要意义。他的《语法问答》和《希腊语词典》与普拉努底斯的翻译著作一样，都是西方人学习希腊语的热门教材。而且，他对于一些古典作家的评述和他的书信集也提供了重要的史料，而这些都还没有受到足够的研究或评估。

与安德罗尼卡二时同时代的狄奥多勒·梅托希特斯在拜占庭历史上通常被认为是一位语言文学家。但是，他广泛而多方面的活动却远远超出了单纯语言文学的范围。在本书中谈到尼西亚帝国时，曾经提到他是尼西亚的一篇赞颂词的作者。他受到过很好的教育，是古典学术领域的一位权威人士，是普鲁塔克和亚里士多德的仰慕者，但他尤其仰慕柏拉图，称柏拉图是“智慧的奥林匹斯山”、“活的图书馆”和“缪斯女神的赫里孔山”注2159。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安德罗尼卡二世时期的第一位总理大臣，狄奥多勒·梅托希特斯是14世纪前半期拜占庭人文主义者中杰出的典型代表。这位博学者和杰出的政治家曾经对国家事务发生过特别的影响，受到过皇帝的特别信任。与他同时代的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曾经写道：“从早到晚，他以饱满的热情完全从事公务，似乎根本不像一位学者；而一到深夜，当他离开了宫廷之后，就完全被科学研究所吸引，似乎他完全是一位学者，从来与任何其他事务没有关系。”注2160萨塔斯曾经以梅托希特斯在其著作中时不时表现出来的政治观点为根据，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认为，梅托希特斯既不倾向于民主制，也不倾向于贵族制，他有自己的政治观点，即主张一种立宪君主制。迪尔评价道：“这位14世纪的拜占庭人在如此绝对主义的、决心行使神圣权利的‘皇帝’（basileus）的国度内怀抱着这样的梦想，其思想的开创性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标志。”注2161当然，拜占庭的政治理论发展史还没有得到阐述。但是，这一例证却显然揭示了“拜占庭政治理论的历史并不是同类事物的令人生厌的重复。它是有生命力的，而且在发展”注2162。最近的研究成果使得人们认识到，梅托希特斯的论述，可能并不是一种用于实践的政治理论，而是柏拉图思想在新柏拉图主义精神中的演绎。注2163 703

在安德罗尼卡被废黜的动乱中，狄奥多勒失去了他的地位、金钱和家庭，被打入囚牢。由于身患恶疾，他被允许终老于君士坦丁堡的霍拉修道院（今天的卡里耶清真寺）。在他拥有权力时，他曾经使这座衰败不堪的古老修道院得到恢复，并配置了图书馆，用镶嵌画装饰它。今天，在这座清真寺中所保留的众多镶嵌画中，人们还可以看到在通向教堂主要入口的门楣内部上方，有一坐在宝座上的基督形象，在他脚下是身穿拜占庭最高等显贵之华丽宫服的狄奥多勒跪像，手中捧着一座教堂模型；他的名字嵌在画上。他于1332年逝于此地。

著名的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是狄奥多勒的众弟子之一，在尼斯福鲁斯的著作中，以热情洋溢的语言详尽描述了他的老师。注2164他的多学科的大量作品——哲学和历史论文，修辞学和星象学的作品、肖像和大量写给当时名流人士的书信等——都还没有出版，而且只有极少数被研究过。这些作品使得尼斯福鲁斯·格雷戈拉斯与底米特里·辛多尼斯与狄奥多勒·梅托希特斯一样，被列为14世纪拜占庭最杰出的人文主义者。最近研究梅托希特斯作品的一位学者声称：梅托希特斯“可能是14世纪最伟大的作者和拜占庭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注2165。他的哲学研究使得一些学者（如萨塔斯和Th.乌斯宾斯基）认为，梅托希特斯是15世纪拜占庭柏拉图主义者，特别是杰米斯图斯·普勒桑的先行者。注2166

在他的所有著作中，最著名的是《道德的评价与注释》（Commentaries and Moral Judgments）,通常亦被称为《杂记》（Miscellanies）（或《哲学与历史札记》，［Miscellanea philosophica et historica］），它是百科全书式的作品，“是研究梅托希特斯之思想的无可估价的宝库”，使得它的读者有理由羡慕梅托希特斯的博学多才。梅托希特斯引用了，而且很可能通读了70位希腊作家的著作。希奈修斯似乎是他最重要的资料来源和他最喜欢的作者。注2167在他的著作中，处处有重要的历史记录，其中不仅涉及拜占庭，也涉及其邻国的人民；一个典型事例是他对自己于1298年出使塞尔维亚沙皇宫廷，安排安德罗尼卡二世一个女儿的婚事之使命的详细记载。注2168 704

梅托希特斯写过20余首诗歌，只有两首得到出版。第一首有1355行，是一篇描写他自己生活和霍拉修道院的长诗；第二首也是描述该修道院的注2169；其他18首尚未得到出版的诗在前面曾经加以评价，涉及了作者生活和他所生活的时代之历史事件的大量信息。注2170在第19首诗中，梅托希特斯详尽地描述了他所居住的宫殿之富有、舒适和漂亮，注2171但在1328年的动乱中，他失去了这一切。他的诗歌是以一种刻意修饰的风格写成，有时很难理解。但是，这并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许多拜占庭作家，无论是写作散文抑或诗歌，都使用这种寓意模糊的风格，都需要加以注释。在他们看来，越难理解的风格越有价值。

梅托希特斯也留下了一些信件，其中只有四封没有什么重要价值的信件保留了下来。从各方面的可能性看，其他信件是被他的敌人毁掉的。注2172梅托希特斯在艺术史上也有其重要地位，这主要归因于霍拉修道院的镶嵌画。他曾经希望，自己在艺术领域中的工作“将使他给子孙后代留下辉煌的记忆，直到世界末日”，注2173这一想法是正确的。

毫无疑问，在研究巴列奥洛格的文艺复兴时，最重要的问题是研究狄奥多勒·梅托希特斯的全部著作。还有许多工作有待于我们去做。作为一个伟人，梅托希特斯在14世纪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刚刚开始被人们所认识。只有完全出版和研究他的作品，才有可能恰当地评价这一伟大文化时代的伟大人物。705

在安德罗尼卡二世统治时期的文献学家中，还应该提到托马斯·马吉斯特（Thomas Magister）,他属于莫斯霍布鲁斯（Moschopulus）、狄奥多勒·梅托希特斯和格雷戈拉斯的文学活动圈子，而且为古代作家的作品、演说稿和书信等写了许多评注，而他的文学作品更应该比目前受到更多的关注。注2174同一时期的另一位文献学家是底米特里·特里克利尼乌斯（Demetrius Triklinius），一个出色的文学批评家。如克伦巴赫所说，他可以与一些现代的作家相提并论注2175；同时，他也是研究古典作家，如品达、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和阿里斯托芬、忒奥克里托斯等人物的权威人士。

在法学方面，巴列奥洛格时期产生了最后一部重要的法学著作，至今仍保有生命力。这是由14世纪的一位法官及法学家、萨洛尼卡的君士坦丁·哈尔梅诺布鲁（Constantine Harmenopulos）所编辑的大型著作，人们通常称其为《法学六卷》（Hexabiblos，έζάβιβλος），因为它被分成六部分；或者称它为《法学手册》（Promptuarium,或 Πρόχειρον νόμων）。这一法律汇编含有民法和刑法的内容，并收进了一些增补的法条，如人们广为知晓的《农业法》。作者使用了早期的一些立法著作，包括《法学手册》、《帝国法典》、《新律》、《法律选编》、《法学导论》注2176，及其他法学著作的资料。注2177在谈及《法学六卷》所使用的资料时，人们已经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阐述。事实表明，哈尔梅诺布鲁使用了许多非常古老、未经查士丁尼大帝的立法委员会改动和增删过的法律文献中的资料；注2178换一句话说，《法学六卷》对于批判性地研究查士丁尼《民法大全》所使用的资料、其原始的形式及改动过的部分，以及在拜占庭立法著作中的所谓的“罗马法”的痕迹，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1453年之后，哈尔梅诺布鲁的《法学六卷》在西方得到了广泛传播，人文主义者认真仔细地研究了这一“衰亡的拜占庭”的法学著作。哈尔梅诺布鲁的法学汇编至今仍应用于希腊和比萨拉比亚注2179的法学实践中。注2180

在巴列奥洛格时期，一些医药学方面的论著反映了阿拉伯人的影响。13世纪末期的一部医学手册甚至对西方医药学有过相当重要的影响，直至17世纪以前，它一直是巴黎医学专业所使用的基本教材。然而，我们先前已经多次强调，拜占庭在医学方面完全没有原创性成果。一位曾经特别关注拜占庭时期的法国医学教授曾经评价道：“如果有谁想［在医学方面］记载什么原创性的东西，他将一无所获，在这一千多年的史页上，将只能留下空白。”注2181在巴列奥洛格时期，数学和天文学也很繁荣，而且，前面提到过的那些多才多艺的百科全书式人物也都从欧几里德、托勒密等古典作家的作品及波斯、阿拉伯作品中汲取资料，而且，波斯和阿拉伯人作品的大部分，也是以希腊的资料为依据的。706

巴列奥洛格时期诗歌作品的主要代表是曼纽尔·霍罗波鲁斯（Holobolus）和曼纽尔·菲勒斯（Philes）。霍罗波鲁斯的诗歌经常被评价为非原创性的和矫揉造作的，他总是尽力使自己的作品投合宫廷人士的兴趣，因而经常是因循守旧的，有时出现不可宽恕的虚伪和奴性。注2182但是，更近的研究表明，上述评价是错误的；的确，这些诗是在描写宫廷仪式的辉煌壮观，但却没有表现出作者对皇帝个人的吹捧和谄媚。注2183霍罗波鲁斯还为皇帝曼纽尔八世写过一篇颂辞。注2184曼纽尔·菲勒斯一生穷困潦倒，不得不借用自己的文学天才赚钱糊口，因此，他忍辱乞怜，极尽奉承和谄媚之事。从这方面看，他似乎可与12世纪的狄奥多勒·普洛德罗姆斯相比。

14世纪最后一位伟大的文学天才是狄奥多勒·梅利特尼奥特斯（Meliteniotes）。有数个与此同名的人物生活于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因此，要确认其中哪一个写了署名为梅利特尼奥特斯的著作，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注2185然而，很显然，生活于14世纪的狄奥多勒·梅利特尼奥特斯写出了拜占庭整个历史时期最具科学性的天文学巨著，同时也写了一部长篇寓言诗，含3062句的“民间语”韵体诗《论审慎》（Concerning Prudence）中。注2186有人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梅利特尼奥特斯所写的诗是否在薄伽丘的《爱情的幻影》注2187（L’Amorosa Visione）注2188直接影响下所为。这一事件可以再一次揭示在巴列奥洛格时期，拜占庭与意大利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近期一些学者已经指出了《论审慎》与《查理大帝的朝圣》（Pélerinage de Charlemagn）两篇文章的相似之处。注2189 707

巴列奥洛格时期以民间口语形式写成的一些重要的文学作品也得到了保留。长达9000句之多的以韵文写成的《莫里亚编年史》的希腊文版，在谈及拉丁人征服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历史事件时，已经从历史的角度对此做了相应的评述。这部著作提供了当时希腊民间口语的一个有趣的范例，这时的口语已经从当时征服并统治这一地区的罗马人那里汲取了许多词汇和习惯用法。该编年史的原始版本究竟是以哪种语言写成，目前还有一些疑问：一些学者认为原文是法文，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其原文是意大利文，而且很可能使用了威尼斯方言。注2190但依笔者之见，其原文是希腊语。该书之希腊文版的作者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希腊化的法兰克人，他恰好生活于书上所描述之相应事件发生的时期，而且，作者对于伯罗奔尼撒事务十分熟悉。

在上述同一历史时期，有一部诗体传奇（大约含有4000行）“利比斯托罗斯和罗达姆内”（Lybistros and Rhodamne），它的故事情节和思想内容与浪漫传奇诗“贝尔山德罗和赫利山查”（Belthandros and Chrysantza）极其相似。其故事情节比较简单：利比斯托罗斯在梦里得知，罗达姆内是他未来的妻子；他发现，她原来是一位印度公主，遂向她求爱，最后，他与自己的情敌决斗取胜，赢得了罗达姆内作为自己的妻子。但他的情敌使用巫术拐走了罗达姆内，最后，罗达姆内经历了重重磨难，平安地与利比斯托罗斯团圆。注2191对这一传奇诗，人们必须注意到法兰克文化与东方生活条件的交融。在“贝尔山德罗与赫利山查”这首诗中，法兰西文化与希腊文化还有明显区别，而在“利比斯托罗斯”一诗中，法兰克文化已经深深地植根于希腊的土壤之上；但与此同时，它也屈服于希腊传统的影响。无论如何，尽管此诗歌受到拉丁文化的影响，但却不是对西方文化模式的简单模仿。迪尔说：“如果说，诗中所描述的社会已经渗透了相当一些拉丁文化的成分，但它总的来讲还是保持了明晰的拜占庭色彩。”注2192该诗作的原文产生于14世纪。现存的传奇诗“利比斯特罗斯和罗达姆内”版本，经过了后人的修订。708

也许，一部希腊文版的托斯坎尼诗歌《菲奥里欧和比安西菲欧勒的传奇》（ Il cantare de Fiorio e Biancifiore，14世纪的作品）也是15世纪翻译引进的。该叙事诗的希腊文版本含有2000行，是用民间通俗希腊语或者说是以“民间韵律”写成。希腊文献中没有一处提到这首诗是希腊的诗歌。克伦巴赫认为，该韵体诗的作者是一个“希腊化的法兰克人”注2193，即，是一个信奉罗马公教派基督教的信徒。但是，这一评断现在看来是错误的。很有可能，这部希腊版作品的匿名作者是一位希腊正教徒。注2194史诗《菲奥里欧和比安西菲欧勒的传奇》的希腊文版本（ϕλωρἰον καὶ Ⅱ λάτδια ϕλώρης）对于了解巴列奥洛格时期的民间通俗希腊语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可能是在15世纪初，产生了题为“拜占庭的阿基里斯”（The Byzantine Achilleid）的诗篇，它也是用民间韵律写成。尽管这篇诗作的标题使人们想起特洛伊战争和荷马史诗，但这首叙事诗却与荷马史诗毫无关联。这首诗的背景是法兰克移民的封建领地。而该诗的主角阿基里斯则受到另一位拜占庭英雄传奇诗中之角色狄吉尼斯·阿克里特斯的影响。“阿基里斯事实上是一位受洗时取了古人名字的狄吉尼斯”注2195。对于《阿基里斯》一书的作者是否了解上述拜占庭传奇叙事诗（即关于阿克里特的叙事诗）的某一个版本，或者，他是否从两首诗的共同资料来源，即民众的传奇诗歌中采纳了相似的情节，我们并不清楚。这一问题目前还不能完全得出结论，但是，两首传奇诗中的一些相似情节，使得第一种假设更可能成立。注2196这首传奇诗以阿基里斯在特洛伊死于帕里斯和迪丰博斯手中，希腊人为了给他报仇攻克了这座城市而结束。709

巴列奥洛格时期拜占庭艺术的惊人成就是不能一眼掠过的，而应该给予强调说明。巴列奥洛格王朝时期拜占庭艺术的复兴，产生了诸如卡里耶清真寺、米斯特拉、阿索斯和塞尔维亚等地的镶嵌画作品。它的发生是如此突然和令人费解，以至于学者们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假说，解释这些新的艺术风格的源泉。所谓“西方来源说”的追随者，认为自第四次十字军以后，拜占庭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受到西方的影响。他们把拜占庭出现的艺术作品与意大利“14世纪”壁画和乔托，特别是其他一些在巴列奥洛格时期第一批“东方文艺复兴”的作品问世之时住在意大利的艺术家们的作品相比较。从而得出结论说，14世纪意大利的“大师”们一定影响到了拜占庭的艺术家，这就是东方出现新的艺术模式的源泉。但是，“西方派”的假说是不能接受的，确切地说，与之相反，人们现在已经证明，拜占庭对意大利艺术的影响而不是意大利对拜占庭艺术的影响是存在的。

第二种假说，即所谓“叙利亚源”假说，是20世纪初由斯特拉齐格夫斯基和Th.施密特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巴列奥洛格时期拜占庭的最好的艺术成果仅仅是古老的叙利亚原版的复制品，即事实上，4—7世纪的原版艺术，被拜占庭艺术采用了不止一种新的形式。倘若人们接受了这一假说，就没有了14世纪拜占庭的艺术复兴，或者说，没有原创性的成果，拜占庭的大师们就没有任何创造性力量；因而，所有已经出现的佳作是对那些人们还不甚了解的优秀古代模式的逼真模仿。这一被N.K.康达可夫称为“回归古代运动”注2197的理论，已经有了些许追随者。注2198

查尔斯·迪尔在1910年出版的《拜占庭艺术手册》第一版中，反对上述两种理论。他看到，巴列奥洛格时期的艺术复兴植根于那个时代极为典型的文化复兴的总体环境中，植根于极有生命力的希腊爱国主义感情之中，也植根于早在11世纪，即科穆宁时期就已经出现的拜占庭艺术新潮的逐渐兴起的过程中。因此，“对于那些仔细考察了这一事件的人来说，14世纪的艺术运动并不是突然出现的意外现象。它的出现归因于特别有利于艺术自然发展的生气勃勃的条件；至于外部的影响，则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它的繁荣。它还是从它自己身上，从它植根于历史温床上的根源中，汲取了强有力的创造性特质。”注2199 710

1917年，D.阿伊那洛夫批评了迪尔的结论在方法论上的错误。迪尔并非以分析艺术作品本身为依据，而是从文献学、科学及其他方面的数据中间接得出结论。阿伊那洛夫认为，研究13世纪和14世纪拜占庭绘画新模式的出现，只能用比较的方法来解决。通过对于君士坦丁堡的卡里耶清真寺及威尼斯圣马克大教堂的镶嵌画的地理和建筑上的特点之个案的考察，阿伊那洛夫强调了这些艺术形式与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时期风景画之间的明显关系。他得出结论说，14世纪的拜占庭绘画不能认为是拜占庭艺术的本来形式，它只是意大利绘画发展新模式的反映，而这种新发展是以早期拜占庭艺术为基础的。“威尼斯是这种早期文艺复兴对后期拜占庭艺术‘反作用’的中介地之一。”注2200

Th.施密特认为，面对巴列奥洛格时期帝国的经济和政治总崩溃的局面，14世纪真正的艺术复兴是不可能的。注2201对于这一联系，迪尔正确地评价道：“这一假设看来可能有些天真，但它却是一种断语，而不是证据。”注22021925年，多尔顿不拘泥于阿伊那洛夫的结论，写到14世纪时说：“在塞尔维亚、米斯特拉或君士坦丁堡出现的来自意大利的新事物，是相当大量的希腊事物回到自己的家，但其表层却染上了锡耶纳的魅力。因此，我们不能完全把14世纪的斯拉夫人绘画或拜占庭希腊人的绘画看成是西方影响的产物。意大利赋予一种并没有改变的艺术以优雅和活力。”注2203考察了G.米勒、布莱耶尔和阿伊那洛夫的近期著作后，迪尔在他的《拜占庭艺术手册》第二版中，称14世纪是真正的艺术复兴，从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做了总结。这次复兴完全继承并发展了11世纪和12世纪艺术演进的趋势，因此，在历史的过去与14世纪之间并没有艺术风格发展的间断。在这一问题上，迪尔重复了上面引述的，他在第一版中所写的那段话。注2204

1930年，L.布莱耶尔写道：“巴列奥洛格时期的拜占庭艺术是支配着拜占庭历史的两股精神力量，古典的和神秘主义的精神力量的综合。”注22051938年，A.戈拉巴尔（A.Grabar）指出，巴列奥洛格时期拜占庭艺术的“突飞猛进”（l’essor）特别明显；在这一过程中，艺术的最后复兴，特别是绘画的复兴，不仅表现在其领土已经最后大大缩小到君士坦丁堡及其近郊的帝国内部，而且表现在各个独立自治的希腊公国（如斯巴达、特拉布松等）和那些追随着拜占庭道路的斯拉夫各王国内。注2206鉴于以上观点，以下的结论却似乎有些费解：“拜占庭艺术的历史随着法兰克人于1204年攻克君士坦丁堡就已经结束了。”注2207相反，拜占庭艺术复兴是一个内容丰富成果斐然的领域，值得进行更多的研究。注2208 711

巴列奥洛格时期拜占庭艺术复兴的许多作品保存了下来。在建筑艺术中，教堂建筑艺术是最为突出的，特别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米斯特拉城堡的七座教堂、阿索斯山上的一些教堂，以及分布在塞尔维亚及其统治下的马其顿的许多教堂。巴列奥洛格时期的镶嵌画和壁画艺术的繁荣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君士坦丁堡卡里耶清真寺的壁画前面已经提到过了，还有许多壁画保留在米斯特拉、马其顿和塞尔维亚。在阿索斯山上，保留着13世纪、14世纪和15世纪的绘画，但是，阿索斯山的特别繁荣时期是在16世纪。著名的拜占庭画家、萨洛尼卡的曼纽尔·潘瑟里诺斯（Penselinos），即拜占庭画家中的“拉斐尔”和“乔托”可能就生活于16世纪的前半期；他的一些作品也许仍然能在阿索斯山见到，但是，关于这一点还是不能十分确定。注2209

许多巴列奥洛格时期的圣像画和微型画也保留了下来，特别著名的当属14世纪西班牙马德里的一本含有约翰·斯蒂利特编年史的手稿，其中有600幅有趣的袖珍画，反映了自811年到11世纪中期的拜占庭历史，这一时期，恰是斯蒂利特编年史所囊括的年代。注2210另外两幅巴黎的手稿前面已经提到注2211，一是14世纪的绘有约翰·坎塔库津主持关于静修派运动的宗教会议的情景，另一幅是15世纪的附有曼纽尔二世的肖像微型画。712

巴列奥洛格时期的艺术及其对于斯拉夫各国，特别是对于俄罗斯的影响，尚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作品还没有被全面搜集并进行研究，甚至有些东西人们还没有发现。N.P.康达可夫在1909年，讨论到13世纪和14世纪对于圣像画的研究时曾经说过：“总体看来，我们进入了一座黑森林，还没有人踏出一条小径。”注2212另一位近期研究拜占庭14世纪绘画的学者阿伊那洛夫补充道：“但是，在这座森林中，一些先驱已经向各个方面开辟了道路，并做了一些重要的积极的探察。”注22131919年，G.米勒在他论及塞尔维亚教堂的著作中，试图否认塞尔维亚艺术只不过是拜占庭艺术的一个分枝的说法，并证明了塞尔维亚艺术有它自己本身的特点。注2214

总括巴列奥洛格时期的文化运动，人们首先必须肯定，它的伟大力量、生命力及多样化的特点并不见于更早的时期，即帝国的总体形势似乎更有利于文化成就的时期。自然，这一兴起，不能认为是突然的，是没有什么历史基础的。这些因素的根源可以在科穆宁时期的文化复兴中看到；而且，由于拉丁十字军的统治而被截然分开的这两个时期之间的联系纽带，是以尼西亚帝国的尼斯福鲁斯·布莱米底斯及开明的拉斯卡利斯王朝的皇帝为代表的文化生活。尽管当时的政治形势危机重重，尼西亚的皇帝们还是保存和发展了当时最优秀的精神财富，把它留传给巴列奥洛格家族复生的帝国。在巴列奥洛格王朝时期，特别是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帝国的文化生活极其繁荣。此后，在土耳其威胁的压力下，文化运动在君士坦丁堡开始衰落，而15世纪最早的思想家如尼西亚的贝萨里翁及杰米斯图斯·普勒桑则把他们的活动范围转移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即米斯特拉，这是与一些较小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中心相似的文化中心，且不像萨洛尼卡或君士坦丁堡那样明显地处于土耳其人征服的威胁下。

关于拜占庭文化的重要性及其问题曾经多次被人们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性及其问题相比，认为它们之间有共性。意大利和拜占庭都经历了一个有着许多共同特点及共同起源的深刻的文化运动时期，这一起源即十字军带来的经济和文化革命。这一时期并不是拜占庭的或者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代，而是一个广泛的、不局限于一国范围内的、希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或者，总的来说，是南欧文艺复兴时代。后来，即在15世纪，东南欧的这一文化复兴被土耳其的征服所终止；在西方，即意大利，总体形势发生了变化，文化生活得以深入发展，并传播到其他国家。713

当然，拜占庭没有产生但丁。拜占庭的文艺复兴还受到它过去传统的束缚，在这种束缚下，艺术的创造性精神和发展的独立性受到了教会和国家权威的严格支配。拜占庭古代传统的主要内容是它的形式主义和保守性。考虑到拜占庭社会生活的这些特点，人们不能不因巴列奥洛格时代出现的积极活跃的学术活动及最优秀的思想家们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开辟自由、独立的新道路时的热情工作而感到惊诧。但是，东罗马帝国最后灭亡的命运过早地摧毁了这一文学、科学和艺术的胚胎。注2215

拜占庭和意大利文艺复兴

考虑中世纪希腊传统，尤其是拜占庭希腊人对意大利文艺复兴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时，首先要记住的是，并非是人们对古典文献的兴趣和了解导致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发生，引发了文艺复兴的意大利的生活背景才是人们对古希腊文化的热情高涨的真正原因。

在19世纪中叶，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在土耳其危机之前，尤其是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逃往意大利的部分拜占庭希腊人，促进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产生。例如，19世纪上半叶的一位俄国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J.V.吉列也夫斯基（Kireyevsky）就曾写道：“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从东向西吹来了一阵清风，使西方思想家能更自由自在地呼吸，整个经院哲学结构立刻崩溃。”注2216众所周知，15世纪上半叶，文艺复兴确实已经遍及意大利，但所谓的意大利人文主义的主要领袖佩特拉克、薄伽丘却生活在14世纪。很明显，除非在基本年代学上的证据以外还存在其他原因，这种观点是十分站不住脚的。714

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即中世纪的希腊传统对文艺复兴的影响，以及拜占庭希腊人对文艺复兴的影响。首先考虑第二个问题，究竟有哪些希腊人的名字与文艺复兴早期，即14世纪到15世纪初这一时期，相联系呢？

按年代顺序来看，第一个人物是巴尔拉姆，南意大利卡拉布里亚的希腊人，约死于14世纪中叶，曾参加过静修派的斗争。他在成为卡拉布里亚修道院的修士之后，将其名字贝尔纳多（Bernardo）改为巴尔拉姆（Barlaam），并在萨洛尼卡、阿索斯山和君士坦丁堡驻留了一段时间。幼者安德罗尼卡皇帝命其担负重要使命，就组织讨伐土耳其人的十字军和恢复教会联合问题赴西方谈判。在一趟毫无成果的旅程之后他返回拜占庭，参加了静修派宗教运动，接着又前往西方，最后终了于此。巴尔拉姆是早期人文主义者经常谈及的人物，而且，19世纪的学者们在对他的评价上也颇有争议。佩特拉克曾在阿维尼翁遇到过巴尔拉姆，并为了能读懂希腊作家的原著而随他研习希腊语。在一封信中，佩特拉克谈到巴尔拉姆说：“另一个唤起我最大热情的老师，在我刚开始学习（in ipso studiorum lacte）时，就离开了人世。”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写道：“他（即巴尔拉姆）的希腊语口才是最好的，可拉丁语却很差；他富有思想且思维敏捷，但要让他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情感却很为难。”注2217在第三封信中他还说：“我一直渴望研究所有的希腊文学，要不是命运嫉妒我的起步而夺走我的老师，现在的我可能就不只是一名初级的希腊文化研究者了。”注2218在阅读希腊文学原著方面，佩特拉克一直未能成功。另外，巴尔拉姆对薄伽丘也产生了一些影响。薄伽丘在他的著作《神谱》（Genealogia deorum）中称巴尔拉姆为一个“虽然身体瘦小却拥有渊博知识”的人，而且只要是涉及希腊学者方面的问题，薄伽丘都完全信任他。注2219 715

巴尔拉姆在神学和数学方面的文章、笔记和演说词并不能提供足够的理由称巴尔拉姆为人文主义者。我们只能猜测，也许佩特拉克对其著作一无所知；薄伽丘曾清楚地说过他“从未看过任何一本他的著作”注2220。也没有足够的资料证明他曾广泛培养学生或在文学方面有特殊的才智，换句话说，没有理由相信巴尔拉姆拥有足够的天赋或知识力量能极大地影响其才华横溢且受过良好教育的意大利同代人、那些时代精神的前导，即像佩特拉克和薄伽丘这样的人。因此，我们不能赞同把巴尔拉姆对于文艺复兴的影响估计过高，这种估计有时会出现在一些优秀著作中。例如，德国学者G.科尔廷（Körting）曾评论说：“由于巴尔拉姆在阿维尼翁过早离世，使得佩特拉克不可能更深入地学习希腊语言和文明知识，从而破坏了能引人自豪的前景的构想，并决定了此后几个世纪欧洲人民的命运。可谓小因而大果！”注2221俄国学者Th.乌斯宾斯基就同一个问题写道：“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所具有的丰富活跃的思想观念和对希腊研究的重视完全应归功于巴尔拉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中世纪文学历史的最伟大成就归功于他……我们还可以根据事实断言他兼具当时存在的学术上最优秀的品质并使之延续下来。”注2222

巴尔拉姆在文艺复兴历史中的作用事实上远没有那么复杂。他只是一名不太成功的希腊语教师，能传授语法基础知识并起到活字典的作用，科勒林认为，“其中还有一些非常不精确的资料”注2223。对于巴尔拉姆在文艺复兴中的作用，A.维切洛夫斯基给予了更为正确的评价：“在意大利人文主义早期历史中，巴尔拉姆的作用是表面性的，偶然的……作为一名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的敌人，他仅能给予他的西方朋友以希腊语言方面的知识及一些学问的断片；但他的德行却因人文主义用以表现自己的理想和期待而被夸大了，而他是无法对这种期望做出回应的。”注2224

第二个在文艺复兴早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希腊人是巴尔拉姆的学生莱昂提乌斯·皮拉图斯（Leontius Pilatus），他和他的老师都是卡拉布里亚人，也死于14世纪70年代。他从意大利移居到希腊，后来又返回意大利。在意大利他被看作是萨洛尼卡的希腊人，而在希腊又被看作是意大利人，不论在哪儿生活他都会与人发生争论。他曾在佛罗伦萨与薄伽丘一起生活三年，给薄伽丘讲授希腊语并对《神谱》给予一些建议。佩特拉克和薄伽丘都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及了莱昂提乌斯，并以相似的方式描绘了这个“有着禽兽般举止、行为怪僻的人”注2225之倔强、严厉、急躁的性格和难以接近的外表。在写给薄伽丘的一封信中，佩特拉克写道，莱昂拉乌斯在对意大利和意大利人进行了傲慢无理的抨击之后离开了他，而在旅程中又写给他一封“比其胡子和头发更长更令人作呕的信，信中，他向上天赞美可恨的意大利，贬低和谴责他以前极为赞颂的希腊和拜占庭，并以此为乐；接着他恳求我让他回去，比使徒彼得向基督祈求掌控水性还要诚挚”。在同一封信中还有如下有趣的内容：“现在听吧、笑吧，还有其他更有趣的事情，他请求我给君士坦丁堡皇帝写信推荐他，可我既不认识这位皇帝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想要如此，并想当然地以为（那位皇帝）会像罗马皇帝注2226对我那样仁慈、宽厚；似乎他们的头衔相同，就表示他们完全相同，或者由于希腊人称君士坦丁堡为第二罗马就敢于认为它不仅与古代的罗马一样，甚至还在人口和财富上超过了前者。”注2227在《神谱》中，尽管薄伽丘将莱昂提乌斯描绘得极其丑陋，总是全神贯注地陷于沉思，态度粗鲁、不友善，但他却是活生生的希腊文学的泰斗和希腊神话、寓言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活档案。注2228当然，当莱昂提乌斯与薄伽丘在一起时，曾完成了第一部文学上的《荷马史诗》的拉丁语译本。然而，这个译本很不完善，以至于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认为有必要以一部新的译本取而代之。正像薄伽丘所表明，我们必须考虑到一个事实，即莱昂提乌斯的许多知识都是受惠于他的老师巴尔拉姆，而Th.乌斯宾斯基说“后者的价值必须在我们的眼中居于更高的地位”注2229。716

我们完全承认在希腊语研究方面莱昂提乌斯·皮拉图斯对薄伽丘的重要影响，但在文艺复兴的全部历史过程中，皮拉图斯的作用却只限于通过授课和翻译手段在意大利传播希腊语言和文学知识。此外，薄伽丘之所以能名垂后世，也并非依赖着希腊文学提供的养料，而是完全不同的基础。717

因而，这些出身于南意大利（卡拉布里亚）而非拜占庭的希腊人在早期人文主义运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仅仅在于他们传播了语言和文学方面的专门知识。

我们经常强调的是巴尔拉姆和莱昂提乌斯·皮拉图斯都是南意大利卡拉布里亚人这一事实，在整个中世纪时期，那里的希腊语言和民间传统都很活跃。尽管南意大利古老的“大希腊”（Magna Graccia）因素还没有完全被罗马吸收，但一般来说，6世纪的征服者查士丁尼一世也向意大利尤其是南意大利引入了许多希腊因素。查士丁尼一世之后不久，征服了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伦巴德人自己也受到希腊潮流的影响，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希腊文明的提倡者。考察希腊人口逐渐增加的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希腊化是很必要的。6、7世纪，许多希腊人在入侵希腊的斯拉夫人压力下被迫离开他们的祖国前往南意大利和西西里。注22307世纪，由于拜占庭大部分领土被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征服、劫掠，导致大批希腊人向西西里和南意大利的移民浪潮。8世纪，大批希腊修士为逃避破坏圣像派的皇帝们之迫害而来到意大利。9、10世纪，西西里被阿拉伯人征服时，来自西西里希腊难民的足迹踏遍了南意大利。这可能是拜占庭南意大利希腊化的主要根源，因为拜占庭文化仅在10世纪才开始在那里繁荣，“好像仅仅是西西里文化的继续和继承”。注2231A.维切洛夫斯基写道：“这样，在南意大利形成了希腊人口密集的群岛和靠单一语言、宗教以及修道院为代表的文化传统团结起来的人民及其社会。这种文化的繁盛期自9世纪下半叶一直延续到10世纪下半叶，甚至持续到更晚的诺曼人时代……南意大利许多最重要的希腊修道院都是12世纪建立的。这些修道院的历史也就是南意大利希腊化的历史。它们各有自己的初始时期、在洞穴里沉溺于读写经文的隐修士时期，也有组织良好的集体结构的修道时期，其中有其抄胥的学校、图书馆和文化活动。”注2232中世纪希腊人的南意大利出现了许多作者，他们不仅描写了圣徒生活，也创作了宗教诗歌；他们“还保存了学术传统”注2233。13世纪下半叶，罗杰·培根（Roger Bacon）提及了教宗们已经注意到，“在意大利许多地方，神职人员和居民都是纯粹的希腊人”注2234。同一时期的一位法国编年史家指出，“卡拉布里亚的农民只说希腊语”注2235。14世纪，在佩特拉克的一封信中谈及了一名听从其建议而前往卡拉布里亚的青年：他本来希望直接去君士坦丁堡，“但了解到曾经是人才济济的希腊现在已大不如前，因此相信了我的话……；他从我这里知道，卡拉布里亚有许多人相当熟悉希腊文学知识……他就决定到那里去了。”注2236 这样，14世纪的意大利人不需要为了掌握希腊语言的初级知识和希腊文学的入门知识而去求助于拜占庭；他们有一个更近的知识来源，即南意大利，正是在这里，产生了巴尔拉姆和莱昂提乌斯·皮拉图斯。718

拜占庭对意大利的真正影响开始于14世纪末并在整个15世纪延续下来，即曼纽尔·赫里索罗拉斯,杰米斯图斯·普勒桑和尼西亚的贝萨里翁等真正的拜占庭人文主义者的时代。

曼纽尔·赫里索罗拉斯大约在14世纪中叶出生于君士坦丁堡，并在其家乡以杰出的教师、雄辩家和思想家而闻名。一位年轻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瓜利诺（Guarino）为了能拜曼纽尔·赫里索罗拉斯为师而前往君士坦丁堡；赫里索罗拉斯教授了他希腊语，由此瓜利诺开始研究希腊诸作家。由于皇帝的命令，赫里索罗拉斯赴意大利执行一次特殊的政治使命，他的名声传到哪里，就在哪里受到热情的接待。意大利各地人文主义中心竞相热切地向这位外国学者发出邀请。他用了几年时间在佛罗伦萨大学教书，有许多人文主义者去听他的课。那时，皇帝曼纽尔二世恰好在意大利，赫里索罗拉斯应召前往米兰，一段时间后又在帕维亚成为教授。赫里索罗拉斯回拜占庭稍作停留后又返回意大利，作为皇帝的使节进行一次长途旅行，到达了英国、法国，可能还有西班牙，最后与罗马教宗和教廷进行了密切接触。他受罗马教宗的派遣前去德国筹划即将召开的宗教会议，到达了会议举办地康斯坦兹，1415年死于此地。赫里索罗拉斯能受到如此重视很明显是由于他的教学和向其听众传授大量希腊文学知识的能力。他的神学论文、希腊语法、翻译作品（例如，对柏拉图著作的翻译）和信件等多种形式的著作并没有表明这种重视是归因于他杰出的文学天赋。但他对人文主义学者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倾其所能给予这位拜占庭学者最高赞誉和最真挚的热情。瓜利诺把他比作照耀了陷于黑暗蒙昧之中的意大利的太阳，并希望心怀敬意的意大利人应在他经过的地方竖立一座凯旋门。注2237他有时也被誉为“希腊雄辩术和哲学之王”。注2238在文艺复兴这一新的运动中，许多杰出人物是他的学生。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历史学家莫尼耶在回忆人文主义者对巴尔拉姆和皮科图斯的评价时写道：“这里没有迟钝的智者，令人厌烦的胡须，也没有随时想嘲笑泰伦斯（Terecnce）注2239那令人钦佩的智慧之光的粗鲁的卡拉布里亚人。曼纽尔·赫里索罗拉斯是一名真正的希腊人；他来自拜占庭；他是高尚的；他是博学的；他不仅懂希腊语，还懂拉丁语；他是庄重而温和的，虔诚而节俭的；他似乎是为美德和荣耀而生的；他熟悉最先进的科学和哲学成就；他是一位大师。他是第一位因在意大利占据一个教席而使古典传统重拾声望的希腊教授。”注2240 719

但对15世纪意大利影响更深更广的却是拜占庭文艺复兴的著名先驱，杰米斯图斯·普勒桑和尼西亚的贝萨里翁。前者是佛罗伦萨柏拉图学院的发起人，使西欧柏拉图哲学再生的人物；而后者则是这一时期文化运动的首要人物。

贝萨里翁于15世纪初生于特拉布松，在那里受到基础教育，后来被送往君士坦丁堡深造，接着又开始彻底研究希腊诗人、雄辩家和哲学家。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即当时参加了君士坦丁堡课程学习的菲勒尔弗（Filelfo）的会面，使贝萨里翁了解了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并对后来出现于意大利的古代文学艺术深感兴趣。隐修之后，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即米斯特拉，贝萨里翁受教于著名的普勒桑，继续学习。他后来作为尼西亚的大主教，伴随皇帝参加了弗拉拉-佛罗伦萨宗教会议，极大地影响了趋向教会联合的谈判进程。贝萨里翁在这次宗教会议期间写道：“不论有多少看似合情合理的原因，我都不认为与拉丁人的分离是正确的。”注2241 720

在意大利驻留期间，贝萨里翁热切地投身于文艺复兴的紧张生活中。就其才能和所受的教育，他绝不逊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他与这些人文主义者过从甚密，而且由于他在联合问题上的立场，也与教廷有了密切接触。在返回君士坦丁堡时，贝萨里翁很快地意识到，由于大多数希腊人的敌对情绪，教会的联合不可能在东方实现。恰在此时，他接到了来自意大利的消息，得知自己已经被任命为罗马教会的红衣主教。考虑到在国内的尴尬地位，他产生了返回人文主义中心意大利的愿望，随后离开拜占庭前往意大利。

在罗马，贝萨里翁的居所成为人文主义思想交流的中心。人文主义的杰出代表波焦（Poggio）和瓦拉（Valla）等都是他的朋友。由于贝萨里翁在两种古典语言方面都极为出色的学识，瓦拉称他为“拉丁人中最好的希腊人和希腊人中最好的拉丁人”（latinorum graecissimus，graecorum latinissimus）注2242。通过购买书籍或订购手抄副本，贝萨里翁收集了丰富的藏书，包括东西方教父的著作和一般的神学著作以及人文主义文学作品。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将其丰富的藏书送给了威尼斯，这些藏书成为现代著名的圣马克图书馆的主要基础之一；在其入口处，我们仍能看见贝萨里翁的肖像。

贝萨里翁最为感兴趣的一个想法是组织一支对付土耳其人的十字军。在听到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消息之后，贝萨里翁立即给威尼斯总督写信，要他注意土耳其人对欧洲威胁的危险性，并要求他因此而采取军事行动反抗土耳其人。注2243当时，欧洲人还不可能理解任何其他的理由。1472年，贝萨里翁死于拉文纳，他的遗体运往罗马，并举行了神圣的葬礼。

贝萨里翁的文学活动是在意大利开展起来的。除了大量关于联合问题的带有神学性质的书籍、一部《教义演说》（Dogmatic Oration），对以弗所马可（Marcus Eugenicus）的批驳等，以及一些辩论和《圣经》评注方面的著作，贝萨里翁还留下了一些包括德莫斯提尼和色诺芬在内的古典作家作品的译本、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思想的著作，表明他是一名人文主义者。作为柏拉图的崇拜者，贝萨里翁在他的著作《反对柏拉图的诽谤者》（In Calumniatorem Platonis）中，成功地保留了或多或少的客观性，这一特点在其他论述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柏拉图主义的著作中无以匹敌者。不久以前，贝萨里翁歌颂其出生城市特拉布松的长篇《颂歌》（Eulogy）问世。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一颂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注2244 721

正像贝萨里翁的一位法国传记作者所说，在贝萨里翁时代的所有杰出人物中，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好地显示出了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双重才华，正是从这两种才华的融合中促发了文艺复兴的产生。“贝萨里翁生存于两个时代的交替处。他是一个拉丁化的希腊人……一名保护学者的红衣主教，一名为柏拉图主义而斗争的经院神学家，一名对现代文化的开端做出最大贡献的古典作品的热烈倾慕者。他极力主张实现基督教联合，动员一支反土耳其十字军，因此他属于中世纪；他又在自己的生活年代中居于领导地位，并以热情驱策着这个时代进入新的进步的轨道和文艺复兴运动中。”注2245一个与贝萨里翁同时代的人，迈克尔·阿颇斯托利乌斯（Apostolios）怀着满腔热情崇拜贝萨里翁的人格和他的天赋，乃至于将他比作一个半人半神的英雄。在为贝萨里翁做的葬礼演说中，他写道：“〔贝萨里翁〕是神圣和真正智慧的结晶。”注2246许多关于贝萨里翁的著作仍未被出版。还有一个有趣的现代版的赞颂词，即19世纪末意大利出版了一种以实现东西方基督教会为宗旨的天主教杂志，这份杂志就以“贝萨里翁”命名。

但是，拜占庭对于文艺复兴历史的伟大贡献不仅在于它通过授课或演讲的方式，灌输了希腊语言和文学知识，并通过普勒桑或贝萨里翁等天才人士的活动，向意大利展现了的新视野；另一方面，除了拜占庭的希腊教父著作及文献资料外，拜占庭也给予了西方大量最优秀的古典作家著作的早期希腊原稿。

大约于15世纪40年代，即佛罗伦萨会议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在著名藏书家波焦的指引下曾游历意大利和西欧，并搜集了几乎所有那些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拉丁语文献。曼纽尔·赫里索罗拉斯在意大利唤起了人们对古代希腊的热情崇敬，这里明显出现了积极搜索希腊书籍的运动。为了这个目的，意大利人希望能够使用拜占庭图书馆。已经前往拜占庭学习希腊学术的意大利人带着希腊书籍返回意大利。其中第一人是赫里索罗拉斯在君士坦丁堡的学生瓜利诺。波焦为收集罗马文学著作做了什么，乔瓦尼·奥里斯帕（Giovanni Aurispa）在收集希腊文学著作时就做了什么：他前往拜占庭，从君士坦丁堡，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各岛屿带回了至少238卷书，换言之，即带回了包括最优秀的古典作家作品的一整座图书馆。722

由于土耳其的征服，拜占庭的生活条件变得越来越糟糕，也越来越危险，大批希腊人迁居西方，同时带来了他们的文学作品和文献。拜占庭之客观情况所引起的古典世界的珍宝在意大利的集中，为西方世界了解希腊遥远的过去以及她永恒的文化创造了特别有利的条件。通过向西方传播古典著作并因此保护它们免于落入土耳其人手中而惨遭毁弃，拜占庭为人类未来命运完成了伟大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