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领土上形成的新国家
第四次十字军的目标是攻击和掠夺君士坦丁堡，这导致了拜占庭帝国的瓦解，在其原有领土上形成了许多国家，有法兰克人的，也有希腊人的。法兰克人的国家，保持了欧洲的封建制结构。法兰克人建立的国家有：拉丁帝国，或君士坦丁堡帝国，塞萨洛尼卡（萨洛尼卡）王国，伯罗奔尼撒（莫里亚）的阿凯亚公国，以及中希腊的雅典或底比斯公国。威尼斯人的势力伸展到拜占庭属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域的岛屿，克里特岛以及许多沿海及内陆地区。与这些在东方帝国支离破碎的土地上建立的拉丁人国家同时存在的，还有三个独立的希腊人中心；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帝国和特拉布松帝国以及北希腊的伊庇鲁斯君主国。佛兰德伯爵鲍德温成为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和色雷斯大部分土地的主人；蒙斐拉侯爵博尼法斯成为萨洛尼卡的国王，该王国的势力延及马其顿和色萨利；香普利特的威廉，后来是维拉杜安的乔弗里成为伯罗奔尼撒（莫里亚）的君王，而奥松·德拉罗舍（Othon de la Roche）则采用了公爵（sire）的头衔，占据了雅典和底比斯；他的希腊臣民称他为Megaskyr，即“伟大的领主”。在三个希腊人国家里，是以下几位君王在统治：在尼西亚（比提尼亚）是狄奥多尔·拉斯卡利斯；在特拉布松，是阿列克修斯一世科穆宁；在伊庇鲁斯君主国，是迈克尔一世安吉列·杜卡斯·科穆宁。此外，还有两个“异族的国度”，在其精力充沛的国王卡洛扬和约翰·亚琛二世统治下的第二保加利亚帝国和小亚伊科尼姆的罗姆苏丹国，在1204年之后出现于拜占庭帝国废墟上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表现得特别活跃，保加利亚国家尤其如此。
整个13世纪，在这些以各种形式结盟的国家之间不断地发生着斗争和分化，希腊人与新来者法兰克人、与突厥人和保加利亚人相斗；希腊人与希腊人相斗，以民族内部分化的方式，将一些新的分离因素引进本来已经相当无组织无秩序的国家生活中；法兰克人与保加利亚人相斗，等等。所有这些军事冲突之后都出现了各种短暂的国际间的联盟和相互谅解，这种联盟和谅解很容易达成，也很容易破裂。507
自1204年的灾难之后，在哪里形成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和文化的中心，并在哪里形成并加强统一秩序的思想就成为特别重要的问题。在复杂混乱的环境下，依照西方的模式在东方建立起来的封建国家及追逐私人利润的人们建立起来的商业据点，引起了更大的混乱和瓦解；它们既不能建立新的秩序，也无力控制它们在第四次十字军后继承的遗产。一位历史学家说，“所有这些建立在东方的西方人领地毫无创造力，而且是破坏性的”，“因此，它们自己在内耗；而东方因素仍然主导着东方的发展”注1502。
尼西亚帝国的开端与拉斯卡利斯家族
在尼西亚帝国，希腊民族统一的观念和拜占庭国家重建的观念得以形成和强化，正是从这个帝国内，出现了一位领袖迈克尔·巴列奥洛格（Michael Plaeologus），他于1261年夺回了君士坦丁堡，并恢复了拜占庭帝国——尽管它与原来的帝国相比，规模已经大大缩小了。人们曾一度以为，恢复希腊帝国的任务应该由另一个希腊人中心，伊庇鲁斯君主国承担；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伊庇鲁斯的君主们被迫屈从于日益重要的尼西亚帝国,放弃了在基督教东方的领导地位。第三个希腊人中心特拉布松帝国位于太遥远的地方，以至于不可能承担领导希腊人统一的事业；因此，特拉布松的历史在政治、文化和经济方面有其自己的特殊意义，值得对它进行特别的研究。
尼西亚帝国（“一个流亡帝国”）的建立者是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30岁左右，由于他的妻子安娜、前任皇帝阿列克修斯三世的女儿与安吉列家族建立了联系，经由阿列克修斯三世与科穆宁家族有了亲属关系。拉斯卡利斯家族的源起以及狄奥多勒家乡的名称无人知晓。在阿列克修斯三世时期，他曾经指挥过军队，与十字军人进行了积极的斗争。注1503从各方面迹象看，他被君士坦丁堡教会人士视为阿列克修斯·杜卡斯·摩尔祖弗鲁斯（Mourtzouphlos）逃跑后，直至十字军人占领首都君士坦丁堡期间可能继承皇统的人，但是他却逃到了小亚细亚。许多拜占庭的政务和军事贵族、一些著名的教会人士和不肯困于外国势力枷锁下的逃难者，为了逃脱十字军的入侵也在小亚细亚寻求庇护所。但是，君士坦丁堡的最后一任牧首约翰·卡玛特鲁斯（John Camaterus）却离开首都逃往保加利亚王国，拒绝接受狄奥多勒的邀请到尼西亚去。曾在拉丁人入侵之前被免职流放的雅典城大主教迈克尔·阿克米那图斯，曾为一个叫欧波恩（Euboean）的教士写了推荐信，请狄奥多勒关照此人。他写道，这位欧波恩曾经秘密地到过尼西亚，他更乐于在一个流亡的希腊人（罗马人）宫廷里生活，而不愿意留在自己的家乡受到外族人的压迫；在同一封信中，迈克尔强调了，如果这位欧波恩能够在尼西亚找到自己的庇护所，则会深刻地影响到全体希腊人，使他们“将狄奥多勒视为唯一的世界解放者”，即整个罗曼尼亚的解放者。注1504 508
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于1204到1222年间在位，他死后，继位者是他的女婿，即其女儿伊琳娜的丈夫约翰三世杜卡斯·瓦塔泽斯（John III Ducas Vatatzes，1222—1254年）注1505，他是尼西亚帝国最天才且最有能力的皇帝。在他去世后，皇位先后由他的儿子狄奥多勒二世（1254—1258年在位）和孙子约翰四世（1258—1261年在位）占据，而后者继位时还仅是个孩子。后来，约翰四世被君士坦丁堡的光复者迈克尔·巴列奥洛格废黜。
比提尼亚的新国家处境非常危险：在东方，它受到强大的伊科尼姆苏丹国的威胁，后者占领了整个小亚细亚腹地，其南部占据着地中海的沿海部分地区，在北方则占据了黑海沿岸的部分地区；在西方它受到拉丁帝国的压力，后者的主要目标就是摧毁这个新兴的尼西亚帝国。如此复杂而艰巨的任务落在了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肩上，他在位的前四年并没有称帝，而是称王（despot）。他的国家里充斥着内乱的因素；在一些地区出现了一些割据的统治者；狄奥多勒甚至进不了尼西亚城。
与此同时，在君士坦丁堡定居的拉丁骑士于1204年就决定要征服小亚细亚，并获成功。希腊人几乎已经完全失去了对整个小亚细亚的控制。维拉杜安说道：“这个国家的人民投入了法兰克人的怀抱并开始向他们纳贡。”注1506在此危急时刻，传来了拉丁帝国的皇帝鲍德温被保加利亚人俘虏的消息。509
自1196年以后，居于保加利亚王位的国王是卡洛扬，在安吉列朝统治时期他曾经是拜占庭的可怕敌人。拉丁国家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建立使复杂的局面更加复杂。很显然，十字军人必然向保加利亚人提及巴尔干半岛的归属问题。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因为十字军人已经无礼地拒绝了卡洛扬提出的建立友好关系的主张，并让卡洛扬明白，他永远不可能与拉丁帝国的皇帝平起平坐，而是必须像奴隶仰视主人那样敬畏拉丁皇帝；拉丁人还警告卡洛扬，如果他胆敢不敬畏拉丁皇帝，十字军人将以武力征服保加利亚，并使它重新回到当年附庸国的地位。注1507
就在拉丁人如此激怒了保加利亚国王的同时，他们也因侮辱希腊人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而刺激了色雷斯和马其顿的希腊人。希腊与卡洛扬国王秘商，企图在巴尔干半岛上发起一次有利于保加利亚人的起义。注1508众所周知，前君士坦丁堡牧首约翰·卡玛特鲁斯曾经居住在保加利亚，可以想象在1204—1205年的拜占庭-保加利亚联盟形成一事中他充当了重要角色。注1509据乌斯宾斯基，这个同盟“结束了卡洛扬的举棋不定，确定了他日后的行动目标。于是，以东方正教和希腊-保加利亚人民的保护者身份出现，抵制拉丁人大公教会的统治地位，同时恢复在拜占庭业已被削弱的皇权，就成了卡洛扬反对十字军人的主要动机”注1510。保加利亚王对拜占庭皇冠已经垂涎欲滴了。
希腊-保加利亚人起义在巴尔干半岛的爆发，迫使十字军从小亚细亚调回征伐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的军队。在1205年4月15日发生的亚得里亚堡战役中，卡洛扬在库曼人（即波洛伏齐人）骑兵的支持下，取得了对于十字军的决定性胜利。在这次战役中，西方“骑士之花”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拉丁皇帝鲍德温本人则被保加利亚人俘虏，下落不明；很显然，在保加利亚王的命令之下，鲍德温以某种方式被杀害了。注1511鲍德温的下落不明，他的兄弟亨利在此期间被选为拉丁帝国的摄政。此前八百余年，即在378年，另一位罗马皇帝瓦伦斯在与哥特人的战争中死于亚得里亚堡。510
威尼斯的老总督恩利克·丹多罗也参与了这次战斗，并在深夜成功地将残余部队撤离，此后不久，就去世了，后被葬于圣索菲亚大教堂。据流传下来的多数史料记载，他的尸体一直在这座教堂内，直到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征服，其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下令将这位威尼斯英雄的尸骨毁掉。注1512
亚得里亚堡的失败使十字军陷入危机。这场战役在拉丁帝国的政治生涯刚刚开始时就给了它以沉重打击，败坏了它的命运。格尔泽断言，“法兰克人对罗曼尼亚的统治止于此日”注1513，而且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保加利亚王的手中”注1514。
亚得里亚堡战役的胜利对于保加利亚王国和尼西亚帝国都有重要的意义，马其顿与色雷斯地区的希腊人并没有形成民族的中心，他们也未能预见到尼西亚帝国必将成为民族运动的中心，却认为他们有可能与保加利亚人达成谅解并以反抗拉丁人为其共同事业。对于卡洛扬来说，这一事件为实现他的野心，即在敌对的法兰克人王国的土地上，在巴尔干半岛上建立一个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希腊-斯拉夫人的国家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但是，如同V.G.瓦西列夫斯基所写：“斯拉夫统治者不可能在创造一个代表希腊-斯拉夫世界的事业中充当一个皇帝的世界性角色。卡洛扬在巴尔干半岛上建立一个以君士坦丁堡为都城的希腊-保加利亚王国的野心只是一个幻想。”注1515
与此同时，一旦巴尔干的希腊人爱国者认识到尼西亚的君主可能将他们从拉丁征服者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并成为他们民族的希望和未来的代言人时，在非常时期建立的、曾获得亚得里亚堡战役胜利的希腊-保加利亚友好联盟便迅速地瓦解了。在巴尔干半岛上明显出现了反保加利亚人的倾向，对此，保加利亚国王发动了无情的破坏性战争。根据当时的史料记载，卡洛扬对于当年瓦西里二世对保加利亚人的冒犯进行了报复。当年瓦西里二世曾被称为“保加利亚人的屠杀者”，卡洛扬则自豪地称自己是“罗马人的屠杀者”（Romaioctonus,Romaioktonos）。希腊人给他取了一个绰号为“约翰狗”（希腊语发音为Skyloioannes）注1516;在他的一封信中，拉丁皇帝称他为“希腊人的大克星”（magnus populator Graaciae）。注1517 511
一位保加利亚历史学家说：“这里显然表现出了纯粹的保加利亚民族倾向，它决定了卡洛扬反对希腊人因素的帝国政策，而希腊人因素是保加利亚民族独立的死敌，即使在保加利亚人与色雷斯的希腊人城市结盟抵抗拉丁帝国时也是如此。”注1518
约翰在色雷斯和马其顿的流血征伐最后以失败告终。在他围攻萨洛尼卡时（1207年）突然暴亡。在殉道者圣底米特里的传说中插入了一个希腊故事，说约翰之死是由于他与希腊正教会为敌，因此被萨洛尼卡城的圣保护使徒击毙。这一传说可见于许多希腊文和斯拉夫文版本中，在罗斯的古代编年史中也有如此记载。于是，保加利亚王不可能利用亚得里亚堡战后对他十分有利的形势。尼克夫说，他自己则“作为保加利亚历史上仅有的一位最伟大的外交家而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注1519。
但是，另一方面，亚得里亚堡战役沉重打击了法兰克人在君士坦丁堡的统治，拯救了尼西亚帝国，使其免于灭亡的命运，有了新生的希望。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摆脱了西方邻居的威胁，开始积极地组建自己的国家。最为重要的是当狄奥多勒成功在尼西亚稳固落脚之时，就提出了称帝而不是称王的问题。由于法兰克入侵者退回保加利亚后，君士坦丁堡希腊教会的牧首拒绝去尼西亚赴任，一位新的牧首迈克尔·奥托雷阿努斯（Michael Autoreanus）于1208年在尼西亚当选；他以尼西亚为自己的驻节地，并于同年，即1208年，为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加冕。注15201208年的事件对于尼西亚国家日后的历史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尼西亚从此成为帝国和教会的中心。就在拉丁帝国的阴影之下，出现了第二个帝国，这个帝国逐渐兼并了小亚细亚的相当数量的领地，吸引了欧洲希腊人的注意力，燃起了他们的希望。大约于1220年，在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和威尼斯驻君士坦丁堡的代表（podestá）之间达成的一则协议中，显然为威尼斯人所知晓的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的正式称呼是“狄奥多勒，基督神佑的虔诚皇帝和罗马人的至圣统治者，科穆宁·拉斯卡利斯”注1521。新的帝国的建立导致它与君士坦丁堡帝国关系的紧张化；两个同时建立于拜占庭帝国土地上的帝国不可能和睦友好地共处。512
距离君士坦丁堡约40英里的尼西亚，成为这个新兴帝国的首都。它位于五六条道路的交汇处，这使它有着特别的政治重要性。在拜占庭的历史上，尼西亚因承办了两次普世基督教主教公会议而声名卓著。该城的居民以其坚固的城墙、塔楼和建于中世纪的城门而自豪。这些遗迹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在第一次十字军以前不久，尼西亚曾被塞尔柱突厥人占领，后来夺回此城的十字军又被迫、极不情愿地把它归还给阿列克修斯·科穆宁。至今已经踪迹全无的宏伟宫殿、无数教堂和修道院曾经装饰着中世纪的尼西亚。注152212世纪的一位阿拉伯旅行家阿尔-哈拉维（al-Harawy， 或 al-Herewy）在谈到尼西亚并回忆起第一次十字军时，这样写道：“在这座城市的教堂内，人们可以看到弥赛亚的形象和坐在宝座上戴着宝冠的教父们。教堂特别庄严肃穆。”注152313世纪的拜占庭与西方历史学家曾记载了尼西亚的地域广阔和财富充裕。注152413世纪的一位作家尼斯福鲁斯·布莱米底斯在他的一首诗中谈到尼西亚，说：“尼西亚，一座有着宽阔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墙防坚固的城市，以其城内的所有而自豪，是皇帝所关注的最突出的标志。”注1525在13、14世纪的文学作品中还保留下来了两篇关于尼西亚城的颂词。其中一篇的作者是皇帝狄奥多勒二世拉斯卡利斯致尼西亚的颂词：“你超越了所有那些自罗马国家多次被外族军队瓜分并毁灭以来所奠基、建设的城市……而且只有你最坚固。”注1526第二首颂词是14世纪一位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外交家和政治家、政府官员、神学家、占星学家、诗人及艺术家狄奥多勒·梅托希特斯（Theodore Metochites）所写的，注1527他的名字与著名的君士坦丁堡霍拉修道院（今日之卡利耶清真寺）内的镶嵌壁画有着密切关系，至今它们仍受到很好的保护。513
在当今土耳其的不起眼的小城伊斯尼克（Isnik，尼西亚城的误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发现的中世纪历史遗迹中，除了城墙，人们还可以提到一个相当小的圣母升天教堂。这座教堂大约建于9世纪之前，有着十分精美的镶嵌画，对于研究拜占庭艺术史十分重要。注1528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尼西亚遭到轰炸，几乎无一所建筑物能够幸免。圣母升天教堂受损害尤其严重，只有穹顶下的西拱和教堂前厅南部得以残留。尼西亚城的另一所著名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也都破败不堪了。注1529
有一部保留下来的重要文献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的帝国观念。该文献被称为《训谕》（Silentium，Σελέ ντιον，σιλέντιου），专指拜占庭时期大斋期开始时，皇帝们在宫廷上对贵族众臣们的讲演。但是，此处所提到的这则训谕则被认为是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在1208年加冕称帝之后致群臣的讲演。注1530该演说词是由他的同时代人，特别著名的历史学家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所写，当君士坦丁堡被拉丁人攻陷后,他在尼西亚找到了安全的避难处。这篇用韵律体文字写成的讲演稿表明，拉斯卡利斯与任何一位拜占庭皇帝一样，也认为他的权力来自上帝。“朕的地位是罗马世界帝国之父——天父所确立的；上帝的意志决定了我的权力……”上帝已经因狄奥多勒的热诚而允许其“涂圣油并拥有大卫的权力”。帝国的统一也意味着教会的统一，于是，狄奥多勒在其训谕结束时声明，“只能有一个牧人和一群羊”。注1531事实上，这篇讲演并非出于狄奥多勒本人的笔下，但它却反映了尼西亚帝国出身高贵、受过最好教育的人们中间占主导地位的观念，这种观念在结合了安吉列朝和科穆宁朝两家血统的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于尼西亚成为“罗马皇帝”，并意识到他是在承继拜占庭皇帝的大统后，已经有了牢固的基础。514
拉斯卡利斯朝的外交政策和拜占庭帝国的光复
自拉丁人在亚得里亚堡战败之后，狄奥多勒的处境暂时有所好转。但继鲍德温之后而坐上君士坦丁堡皇位的鲍德温的兄弟亨利，是个精力充沛才华横溢的领袖和统治者。在他于圣索菲亚教堂加冕后，多少改变了对保加利亚人的敌对态度，而且，他一直企图将尼西亚帝国并入拉丁帝国之内，因而重新视狄奥多勒为主要敌手。尼西亚皇帝不能以武力阻止拉丁人的进攻。但是，保加利亚人对于拉丁人的威胁和塞尔柱人对于狄奥多勒的威胁迫使拉丁人与狄奥多勒达成谅解，签订了和约，条件是狄奥多勒毁掉几座要塞。注1532
塞尔柱突厥人
狄奥多勒与占领了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的塞尔柱人苏丹的战争，对于新兴的尼西亚帝国意义重大。对于伊科尼姆或罗姆的塞尔柱人苏丹国家来说,一个新兴的尼西亚帝国的出现是特别令其担忧的，因为它阻止了突厥人进一步向西推进到爱琴海岸。除了这个原因导致两国关系紧张外，还有一个因素，即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的岳父阿列克修斯三世安吉列已经逃到了苏丹那里，哀求苏丹帮助他恢复自己失去的皇位。苏丹也趁机向狄奥多勒发出威胁，要他放弃皇位，苏丹的真实目的是自己想吞并整个小亚细亚。对抗开始了，尤其在安条克迈恩德河上的卡里亚地方冲突更为激烈。狄奥多勒的主力有800名勇敢的西方雇佣兵，在与突厥人的斗争中，异常勇猛，给敌人以重创，他们也几乎全部战死。由于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的勇敢和意志坚强，他重新控制了局面。在随后的战事中，苏丹被杀，很可能是狄奥多勒所为。一则当时的资料记载，苏丹“像一座高塔一样倒下了”，即从他骑着的那匹马上摔下去。注1533在这场战斗中，投奔了突厥人的拜占庭前朝皇帝阿列克修斯三世被捕，后被软禁于尼西亚的一座修道院中，并逝于此。515
这次战争似乎没有给狄奥多勒带来大的领土变化。注1534但是，尼西亚的希腊基督教宗帝战胜穆斯林在道义上的胜利却是异常巨大的：它表明，新建的尼西亚帝国恢复了拜占庭原有的对伊斯兰教进行斗争的传统，使小亚细亚及欧洲地区的希腊人都十分振奋、勇气倍增，他们第一次从尼西亚帝国身上看到了希腊民族未来实现统一的核心力量。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写了一篇长长的、极其夸张的颂词歌颂狄奥多勒的胜利。注1535尼西塔斯的兄弟迈克尔·阿克米那图斯，即前任雅典城的大主教，从他后半生的居留地切奥斯（Ceos）岛寄给狄奥多勒一封贺信，他希望狄奥多勒承继君士坦丁大帝时期在上帝最初选定的地点，即君士坦丁堡，所建立的拜占庭帝国的皇位。注1536
拉丁帝国
除了希腊人欢呼狄奥多勒的胜利，惧怕狄奥多勒的西方雇佣军的拉丁皇帝亨利也对这一胜利感到满意，尽管初看起来有点奇怪；因为这些骑士雇佣军几乎都在对突厥人的战斗中牺牲了，在亨利看来，这一胜利实际上是削弱了尼西亚的皇帝。当时的一位历史学家记载道，亨利宣称：“拉斯卡利斯已经被击败了，但他还没有败亡。”注1537但是，亨利错了，此战之后不久，狄奥多勒就在自己麾下重新集合了相当数量的法兰克人和希腊人。注1538
狄奥多勒对于突厥人的胜利使他能够对亨利公开对抗。此时，狄奥多勒的直接目标是以他已经拥有的一支相当规模的舰队进攻君士坦丁堡。亨利于1212年在帕加马写了一封特别重要的信件（格兰认为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证据注1539）致“所有那些能够看到这封信的朋友”（universis amicis suis ad quos tenor presentium prevenerit）。这封信表明，亨利认为狄奥多勒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敌手。他写道：“拉斯卡利斯是首要的最大的敌人，他占据着圣乔治海峡（Brachium Sancti-Georgii ）注1540对岸的土地，直到突厥人占领地。他自立为皇帝，时常在海峡对岸威胁着我们……拉斯卡利斯集合了相当大的一支舰队，欲占领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城在悲哀地发抖，许多人因我们（从小亚细亚）退回君士坦丁堡而绝望，于是，我的许多臣民在计划越过海峡；而且，有许多人倒向拉斯卡利斯，向他承诺将帮助他反抗我……所有的希腊人开始蠢蠢欲动，并向拉斯卡利斯允诺，如果他将来要攻击君士坦丁堡，他们将支持他的行动。”这封信在最后呼吁拉丁人支持亨利，“为取得完全的胜利并守住我们的帝国，我们需要大批拉丁人，我们将把已经占领的和即将获得的土地赐予这些拉丁人；因为，如我们所知，我们不仅要夺取土地，而且必须守护住这些土地”注1541。从这封信可明显看出，亨利已经对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的敌对行为十分警醒，而且，他的新臣民们的精神正在动摇。516
然而，尼西亚企图收复拜占庭帝国原来的首都的早期尝试却是不成功的；尼西亚帝国还不够强大，而且也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成功是在亨利一边，他深入了小亚细亚腹地很远的地方。在最近出版的，而且明显写于1213年的一封信中，亨利简明地叙述了他对于希腊人的胜利，“那些希腊人竟如此地侮辱和冒犯罗马的教会，他们认为所有罗马教会的子民，即忠实于拉丁人的人们都是走狗；由于他们侮辱了我们的信仰，我们一般地也称希腊人为狗。”注1542
两个皇帝之间达成的和平协议明确地划定了两个帝国在小亚细亚的边境：小亚细亚半岛北部保留在拉丁帝国手中。换一句话说，这一协议并没有考虑到拉丁帝国在小亚细亚的一些不十分重要的领土兼并，自从此协议签订以后，拉丁人在小亚细亚的占领地与这一帝国在1204年分割拜占庭领土时的占领地没有多大的不同。注1543 517
1216年，天才而精力充沛的亨利英年早逝。他甚至被希腊人羡慕和热爱着，一位14世纪的拜占庭编年史家说，亨利是一个真正的“阿瑞斯”。注154412世纪的历史学家也高度地评价了亨利个人的品行和活动。格兰宣称：“亨利成了拉丁帝国的真正奠基人。他的政府机构成为法兰克人在希腊领土上的占领地的基础。”注1545A.伽得内尔说：“亨利的去世，显然是拉丁人的灾难，——对于希腊人可能也同样是灾难——因为他的恩威并用的政策，可能比任何其他政策更能修复东方与西方之间的鸿沟。”注1546亨利之死，使尼西亚帝国失去了最危险的敌人。亨利的继承者既没有天才也缺乏精力。
1222年，尼西亚帝国的奠基者狄奥多勒去世。狄奥多勒一世拉斯卡利斯在小亚细亚创建了一个希腊人中心，建立了国家，并引起了欧洲希腊人对它的注意。他已经为他的后继者奠定了一个基础，使他们能够建立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迈克尔·阿克米那图斯在写给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的颂歌中写道：“被蛮族的入侵者掷出君士坦丁堡城墙，来到亚洲一岸的首都以其萎缩的阴影被您接受，从而得到了您的指引和保护。……您应该永远被称为君士坦丁堡城的新建城者和使其再次住满人群的人……在世界灾难中遇难的人们在您的国家里找到了安定的避风港，他们只向往着您并称您为救世主和世界解放者……我以为，除了不久前的瓦西里——保加利亚人的屠杀者和更早一些的希拉克略之外，没有一位曾经统治过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堪与您相比。”注1547
约翰三世杜卡斯·瓦塔泽斯（1222—1254年）
狄奥多勒一世拉斯卡利斯死后，约翰三世杜卡斯·瓦塔泽斯，即狄奥多勒一世的女儿伊琳娜的夫婿继承了尼西亚的王位，并在1222—1254年统治着尼西亚帝国。注1548尽管其先人为尼西亚帝国的发展奠定了一些基础，但其内部的情况却迫切要求有一位能够杀伐决断且精力充沛的人。这个人就是约翰·瓦塔泽斯。518
当时，有四个国家企图控制东方地区：尼西亚帝国、拉丁帝国、伊庇鲁斯帝国和约翰·亚琛二世的保加利亚王国。因此，约翰·瓦塔泽斯的对外政策既要进行战争，同时又要与一个或另一个国家建立友好同盟关系。幸运的是，巴尔干半岛上的三个国家从来没有决定性的统一行动，相反，它们却在实行相互敌对、相互削弱的政策，或者只能有短暂的联合。因而，这种复杂的国际关系，并没有让约翰·瓦塔泽斯感到棘手。
伊庇鲁斯君主国及其与尼西亚帝国的关系
伊庇鲁斯君主国的历史对于尼西亚帝国的最终命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伊庇鲁斯是第二个希腊人中心，在一定条件下，它应该能够团结希腊半岛西部的希腊爱国者，并由此可能产生恢复拜占庭帝国的思想。但两个希腊国家伊庇鲁斯和尼西亚却不可能在对抗中达到令人满意的和解并实现希腊的统一，因此，不可避免地，双方要为恢复拜占庭而竞争。
1204年，伊庇鲁斯君主国的奠基者是迈克尔一世安吉列。伊庇鲁斯的安吉列家族与科穆宁和杜卡斯家族有亲属关系，因此，伊庇鲁斯统治者的称号有时伴有长长的王朝名称：“安吉列·科穆宁·杜卡斯”。起初，伊庇鲁斯君主国的边界由最北部的都拉索一直向南伸展到科林斯湾；换言之，它占据着古代伊庇鲁斯、阿卡纳尼亚和埃托利亚的领土。阿尔塔城是这个新国家的首都。
13世纪伊庇鲁斯君主国的历史并没有得到深入研究，其资料也不完全；因此，许多问题仍处于值得质疑或模糊不清的状态下。纳乌帕克特城（Naupactus，即Lepanto［勒颁多］）的主教约翰·阿坡卡库斯（Apokaukos）的信函披露了当时的许多情况，这些信件于19世纪末由V.G.瓦西列夫斯基整理出版。注1549
在内部政策方面，伊庇鲁斯君主国与它在1204年之前，作为拜占庭的一个行省已经习惯了的制度没有什么不同。国家的名称改变了，但是，这里人民的生活仍未摆脱拜占庭制度的影响。伊庇鲁斯君主国处于拉丁人与斯拉夫人国家的包围之中，在东方是萨洛尼卡封建王国，其北方是保加利亚王国，西方是威胁着伊庇鲁斯海岸的威尼斯人占领地，由此，这个君主国必须发展一支强大的军队，以在必要时对付来自外部的敌人。周围的群山和该国偏僻的地理环境，也为它反抗外来之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国君迈克尔认为自己是完全独立的君主，绝不承认任何像尼西亚的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之流的人会高于自己或者成为自己的领袖。国家教会也是完全独立的，迈克尔一世命令主教需由伊庇鲁斯都主教授予圣职。519
伊庇鲁斯王国的基本目标是在希腊半岛的西部保持古希腊的传统,以避免被其邻国法兰克人和保加利亚人同化。其更广泛的目标，即远远超出其本身的利益的目标，则是在以后出现和发展起来的。
在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统治时期，尼西亚帝国似乎与伊庇鲁斯国家并没有什么冲突。而当约翰·瓦塔泽斯登上皇位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被杀害的迈克尔的兄弟狄奥多勒占据着伊庇鲁斯国家的王位。他立志要战胜保加利亚人和拉丁人，以扩大自己的疆土。
在其兄弟在位期间，新君主狄奥多勒·安吉列曾经在尼西亚宫廷内作为人质。当时，尚在世的迈克尔一世曾请求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让他的兄弟回到伊庇鲁斯，帮助他治理伊庇鲁斯，尼西亚帝国的皇帝答应了迈克尔的要求，但在此前要求狄奥多勒·安吉列向他宣誓效忠，承认尼西亚皇帝及其继承者是伊庇鲁斯的君主。后来，当狄奥多勒·安吉列成为伊庇鲁斯君主之后，他并没有遵守承诺；而且，当他感觉到对抗尼西亚帝国将有利于自己时，就公开采取了敌对态度。
狄奥多勒所采取的第一个引人注目的行动，就是逮捕了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皇帝——法国奥塞尔（Auxerre）伯爵彼得·德库尔特奈（Peter de Courtenay）。当拉丁皇帝亨利去世后（1216年），贵族们选举了亨利的妹夫、彼得·德库尔特奈为新的拉丁皇帝，他的妻子是鲍德温和亨利的妹妹约兰德（Yolande）。彼得与他的妻子是在法国时被当选的。接到了被选为拉丁皇帝的消息之后，彼得就与妻子一起取道罗马赴君士坦丁堡上任。罗马教宗霍诺留三世在罗马的圣罗伦佐·福瑞·勒穆拉教堂（San Lorenso Fuori le Mura），而不是在圣彼得大教堂，给彼得加冕称帝,目的是强调东方的罗马（罗曼尼亚）皇帝与西方的皇帝是不同的,如果一位东方皇帝的加冕礼在圣彼得大教堂——查理大帝和奥托一世加冕的场所——举行，就会引起混乱。注1550彼得在意大利派他的妻子约兰德先行由海路去君士坦丁堡，他自己则率军队沿亚德里亚海岸航行，在都拉基乌姆附近的岸边登陆，希望能从陆路到达君士坦丁堡。但是，狄奥多勒·安吉列却在伊庇鲁斯山区伏击了他，打败并俘获了彼得军队的大部。据一则史料记载，这位拉丁皇帝死于战场上；但另一则史料则说，彼得被狄奥多勒逮捕，死于希腊战俘营中。注1551V.G.瓦西列夫斯基说，“狄奥多勒的”这一“举动完全是希腊-拜占庭式的”注1552。此举在西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编年史家们以最黑暗的笔调记载狄奥多勒的野蛮残酷。注1553彼得·德库尔特奈的命运，与第一位拉丁皇帝鲍德温一样，成为历史之谜；从各方面的可能性来判断，彼得是死在狱中。与此同时，已经到达君士坦丁堡的、彼得的寡妻约兰德则在君士坦丁堡坐了两年（1217—1219年）宝座，直到她去世。彼得·德库尔特奈之死，无疑是伊庇鲁斯，即西部的希腊化中心对来到巴尔干半岛的拉丁征服者的第一次攻击。520
但是，狄奥多勒·安吉列的反拉丁政策并没有从此停止。此后不久，又出现了萨洛尼卡王国的问题，该国国王蒙斐拉的博尼法斯在1207年与保加尔人的一次战斗中死去。随之，王国发生内乱。拉丁皇帝亨利在位期间，他还能够保护萨洛尼卡王国抵抗其极具威胁性的近邻保加利亚和伊庇鲁斯。而在亨利和拉丁帝国的新皇帝彼得·德库尔特奈死后，萨洛尼卡王国就无法抵抗伊庇鲁斯的狄奥多勒的侵略了。
狄奥多勒对其近邻萨洛尼卡的拉丁王国发动了战争，赢得了胜利，并于1222年毫不费力地占领了萨洛尼卡——前拜占庭帝国的第二大重要城市、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的第一个采邑。“因此，这个伦巴德人建立的短命的拉丁王国——第四次十字军建立的第一个占领地，就这样可耻地覆灭了。”注1554狄奥多勒占领了萨洛尼卡，并将他的领土疆域自亚得里亚海伸展到爱琴海之后，认为自己有权取得罗马皇帝的称号。这就是说，他拒绝承认刚刚登上尼西亚帝国皇位（1222年）的约翰·瓦塔泽斯。伊庇鲁斯的狄奥多勒认为，他自己是光荣的安吉列家族、科穆宁家族和杜卡斯家族的当然代表，比约翰·瓦塔泽斯更有资格继承帝位，而这位瓦塔泽斯之所以能登上皇位，只因为他是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的女婿。521
随后出现的问题是，应该由谁在萨洛尼卡为狄奥多勒加冕。萨洛尼卡的都主教拒绝接受这一荣耀，因为他不愿意侵犯当时住在尼西亚并为约翰·瓦塔泽斯加冕的希腊牧首的权力。因此，狄奥多勒转向另一位大主教，独立于尼西亚希腊正教牧首区之外、享有教区自治权（autocephalous注1555）的奥赫里德（Ochrida，或Achrisa）及“全保加利亚”大主教底米特里·科玛特努斯。此人的作品，特别是他的信件，对于这一时期的历史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底米特里·科玛特努斯给狄奥多勒举行了加冕涂油礼，于是，狄奥多勒“穿上了紫袍并开始穿红靴子”注1556，这是希腊王室的特别标志。在底米特里·科玛特努斯的一封信中提到，伊庇鲁斯的狄奥多勒加冕和涂油仪式的举行，是“经过了西方（即指萨洛尼卡西方的伊庇鲁斯领土）全体元老院成员、修士和所有的大部队的赞许”的。注1557另一则史料证实，加冕和涂油仪式是在“居住于西方的”全体主教的赞许下进行的。注1558最后，狄奥多勒自己以拜占庭皇帝的全称“奉天承运罗马皇帝及君主狄奥多勒，杜卡斯”签发了敕令（《金玺诏书》［chrysobulls］）。注1559
关于上述事件的另外一些最新的重要信息见于以上提到的纳乌帕克图斯大主教约翰·阿坡考库斯的信件。在这位大主教的信中，如V.G.瓦西列夫斯基所写：“我们第一次得知希腊修士们特别是希腊的主教们在伊庇鲁斯人的行动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狄奥多勒·安吉列被奉为罗马皇帝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萨洛尼卡被狄奥多勒夺取，是不利于尼西亚帝国的；这时，君士坦丁堡成为狄奥多勒实现其野心的最近的目标，而且势在必得；在当时的演说、人心所向及书信作品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即狄奥多勒势必进入圣索菲亚教堂占据正教宗帝的位置，而这个位置恰被拉丁入侵者非法地占据了。实现这一目标并不是可望不可即的梦想；显然，从萨洛尼卡进攻君士坦丁堡远比从尼西亚发动进攻要容易得多。”注1560 522
狄奥多勒之由大主教底米特里·科玛特奈斯行加冕和涂油礼成为萨洛尼卡帝国皇帝，一定引起了萨洛尼卡和尼西亚之间的政治分裂和西方的希腊主教们与尼西亚帝国的主教们之间的宗教分裂，因为尼西亚主教是以“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自称的。
在萨洛尼卡的拉丁王国灭亡后的相当一个长时期内，一些西方君主在提到蒙斐拉的家族时，仍然使用萨洛尼卡国王的头衔。他们是萨洛尼卡王国的“名义上的君主”，而在1261年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灭亡后，在西欧也同样出现了一些“名义上的”拉丁皇帝。
于是，自1222年注1561以后，即当萨洛尼卡帝国成立并拒绝承认尼西亚帝国之时，在基督教的东方出现了三个帝国：萨洛尼卡及尼西亚两个希腊帝国和君士坦丁堡的、一年年衰弱下去的拉丁帝国。注156213世纪的历史就涉及这三个帝国之间的关系，而保加利亚王国的约翰·亚琛二世在这三方关系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萨洛尼卡与尼西亚
两位希腊皇帝，即约翰·瓦塔泽斯与狄奥多勒·安吉列有着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皇帝。但是，两位希腊君主对于拉丁皇帝的态度并不能达成共识，他们两人都想不惜一切代价用自己的力量占领君士坦丁堡。他们都以为，恢复拜占庭帝国的事业非自己莫属。因此，他们必须独自与拉丁帝国斗争。结果是两个希腊君主的分裂。
尼西亚与伊庇鲁斯两大帝国之崛起的消息传到西欧，引起人们对于拉丁帝国的关注。教宗霍诺留三世致法国太后路易九世之母布朗什（Branch）的信中，提到了罗曼尼亚的强大帝国，以及“那里正在创立着一个新的法兰西”的事实，警告这位皇太后，“法国（在东方的）势力已经被削弱，而且因它的敌手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而继续衰弱下去，因此，除非给予拉丁皇帝以迅速的援助，否则，拉丁人恐怕会遭遇到不可挽救的人力及资源上的损失”。霍诺留三世进而提出，应向法国国王求助，请他援助拉丁皇帝。注1563 523
约翰·瓦塔泽斯一登上王位，很快战胜了小亚细亚的拉丁人；然后，以尼西亚帝国已经掌握的一支舰队占领了爱琴海上的开俄斯、莱斯博斯、萨莫斯和其他一些岛屿，此后，他又接受了亚得里亚堡居民要求将他们从拉丁人枷锁下解放出来的吁请，对欧洲采取了敌对行动。他向亚得里亚堡派出了一支军队，似乎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这个重要的战略据点。对于约翰·瓦塔泽斯来说，占领亚得里亚堡就是打开了通向君士坦丁堡的大门。作为两位竞争者之一的瓦塔泽斯似乎距离他所珍爱的目标已经不远了。
与此同时，狄奥多勒·安吉列从萨洛尼卡出发，占领了色雷斯的大部分；然后于1225年达到了亚得里亚堡城外，迫使瓦塔泽斯的军队撤离此城。失去亚得里亚堡，对于约翰·瓦塔泽斯的计划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同时，狄奥多勒夺取了另外一些据点，使他的军队抵达君士坦丁堡城下。拉丁人处境危险。萨洛尼卡的皇帝几乎已经成为拜占庭帝国的真正恢复者了。他的领土差不多已经从亚得里亚海岸伸展到了黑海。
但是，此时狄奥多勒不得不放弃他与拉丁人斗争中即将获胜的希望，因为他受到了来自北方的强敌保加利亚的约翰·亚琛二世的强大压力，后者同样意在夺取君士坦丁堡。
沙皇注1564约翰·亚琛二世统治下的保加利亚在基督教东方扮演的角色
约翰·亚琛二世（1218—1241年在位），亚琛家族的最伟大的人，是约翰·亚琛一世的儿子。著名历史学者吉来切克（Jireček）曾经说过：“虽然他自己不是征服者，但他把其王国的领土扩张到此前几世纪从没有人达到过，其后者也无法再度获得的区域；然而当他接手这个王国时，它却正处于混乱无序当中。”注1565由于亚琛对宗教事务的宽容态度，他本身的富有教养，以及他的仁慈宽厚，使他不仅在保加利亚人中间，甚至在希腊人中间也留下了极好的名声。一位13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乔治·阿克罗波利塔是这样写到亚琛的：“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快乐的人，因为他从来不用宝剑镇压他的臣民，也从来不像他以前的保加利亚诸王那样屠杀罗马人。因此，他不仅受到保加利亚人爱戴，也受到罗马人和其他民族民众的爱戴。”注1566 524
在拜占庭历史上，约翰·亚琛二世是大保加利亚王国思想的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它认为该王国似乎能够把整个巴尔干半岛的正教居民囊括在内，而且要将其首都建于帝都注1567（君士坦丁堡）。毫无疑问，这一计划是与两个希腊帝国的实际利益相抵触的，自然要引起各方势力之间的敌对。但是，事件的发展似乎有利于保加利亚沙皇实现他的计划。
在罗伯特·德库尔特奈死后（1228年），拉丁帝国的皇位原应传给他的兄弟鲍德温二世，一个11岁的男孩。这样，就产生了摄政的问题。有人建议由约翰·亚琛担任摄政，他是鲍德温的亲戚；而且，为了加强两个国家的友谊，人们建议鲍德温与亚琛的女儿联姻。亚琛十分清楚预想中的协议之有利可图，他并企望无须流血即占领君士坦丁堡。于是，亚琛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向鲍德温承诺，他将帮助鲍德温解放被他的敌人占领的土地，特别是被伊庇鲁斯的狄奥多勒所占领的土地。但是，拉丁骑士和教职人士顽固地抵制选择一位拉丁帝国的死敌来担任摄政者，他们坚持要选择一位法国人，即耶路撒冷的“名义上的国王”布里恩的约翰（John of Brienne），当时这位国王正在西欧，是一位80岁的老人。于是，亚琛夺取君士坦丁堡的第一次机会就以失败告终。
占领了亚得里亚堡之后，萨洛尼卡皇帝、伊庇鲁斯的狄奥多勒就成了巴尔干半岛上的主角，他与亚琛达成了一项协议。但是，他们的友好关系并没有维持很久。有关亚琛要成为君士坦丁堡摄政的计划引起了狄奥多勒的怀疑。他背叛了与亚琛的同盟，重新对保加尔人采取了敌对态度。1230年双方在亚得里亚堡和菲利波利斯城之间一个被称为克洛克提尼扎（Clocotinitza）的地方进行了决战，此地即今日的塞米提耶（Semidje）。得到库曼人骑兵大力支持的约翰·亚琛获得全胜。注1568狄奥多勒·安吉列被俘。最初他受到了善待，但后来他阴谋杀害亚琛，阴谋暴露后，眼睛被刺瞎。
1230年克洛克提尼扎战役是13世纪基督教东方历史的转折点。它毁灭了西方的希腊帝国和西方的希腊人中心，该中心似乎已经准备光复拜占庭帝国。短命的西方帝国（1222—1230年）事实上已经不再存续，而曾沦为战俘的曼纽尔，即狄奥多勒·安吉列的兄弟，成为萨洛尼卡的统治者。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不再称为皇帝，而是亲王（Despot）。但这一点值得怀疑：他仍然以适合于皇帝的高贵身份使用红墨水签署敕令，而且在文件上仍然自称为皇帝。注1569在13世纪的后期历史中，国土互相分离的萨洛尼卡和伊庇鲁斯在巴尔干半岛不再有任何重要作用。此后，为夺取君士坦丁堡的斗争仍在继续，不是在三个竞争者之间，而是在两个竞争者，即瓦塔泽斯和约翰·亚琛之间进行。525
战胜了伊庇鲁斯的狄奥多勒之后，保加利亚沙皇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亚得里亚堡和整个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直到都拉基乌姆城（都拉索）。萨洛尼卡、色萨利和伊庇鲁斯仍然控制在希腊人手中。
保加利亚沙皇在保加利亚特尔诺沃的四十殉道者教堂里的一个白色大理石柱子上的一段铭文中，以不容冒犯的口气写道：“我，约翰·亚琛，忠实于基督上帝的保加利亚沙皇和绝对君主，老沙皇亚琛之子……发动了一场进攻罗曼尼亚的战争，打败了希腊人军队，而且，我已经俘获了希腊皇帝狄奥多勒·科穆宁和他的所有波雅尔（即贵族）们，占领了自亚得里亚堡到都拉索的所有城市、希腊的领土及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的领土。拉丁人（法兰克人）只保存了帝都周围的城市，但即使他们，也成了朕所掌握的臣民，因为他们没有国王，只有我是他们的国王，他们得感谢我使他们能继续生存。”注1570在亚琛授予拉古萨商人的一份关于在其领土上自由经商的特许状中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全部奥斯曼土耳其人欧洲属地，除了伊斯坦布尔之外，几乎包括全部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都处于亚琛的势力控制之下。注1571
希腊-保加利亚人同盟。——随后，约翰·亚琛因得不到君士坦丁堡摄政的地位而恼怒，遂出面组织了东方的东正教同盟，包括亚琛本人、尼西亚帝国的约翰·瓦塔泽斯和萨洛尼卡的曼纽尔。这一新的同盟是直接对付拉丁人的。显然，这一同盟是不利于巴尔干半岛上保加利亚人的危险步骤。因此，如V.G.瓦西列夫斯基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一联盟的灵魂亚琛“促成萨洛尼卡的曼纽尔和尼西亚皇帝之间、欧洲和亚洲的希腊人之间的友好谅解，为尼西亚主人将其影响扩及原来属于拜占庭帝国的萨洛尼卡甚至是亚琛的领土上开辟了道路。正教的东方帝国的复兴部分地也是由于这一亲善关系的建立。”注1572 526
被重重包围的拉丁帝国首都又一次处于危险地位，当时的人们对此是深有体会的。反拉丁帝国同盟的目标就是完全摧毁拉丁帝国的统治，将拉丁人从君士坦丁堡赶出去，然后在同盟者之间分配他们的领地。1235年，亚琛和瓦塔泽斯的军队从水陆两方面包围了君士坦丁堡，但后来被迫无果而撤。警觉的教宗格列高利九世在写给西方君主要求帮助君士坦丁堡皇帝的信中宣称：“瓦塔泽斯和亚琛，这伙分裂者，最近签署了一项忤逆的合约，以大批希腊军队侵犯了我们亲爱的基督的儿子、君士坦丁堡皇帝的土地。”注1573末代拉丁皇帝鲍德温二世大失所望，离开了君士坦丁堡去欧洲施行，乞求欧洲各国君主以金钱和人力援助他的帝国。
君士坦丁堡暂时摆脱了危险。停止进攻的一个原因是东正教同盟中的一方约翰·亚琛逐渐撤离了战场，他意识到，尼西亚帝国远比垂死的衰弱的拉丁帝国更危险。因此，保加利亚国王改变了政策，开始保护拉丁帝国的皇帝。与这个政治联盟同步进行的是，亚琛采取了与教宗和解的步骤，他向教宗表示了他对罗马大公教会的忠诚，并请求教宗派一位使者来谈判。13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间形成的希腊—保加利亚的短期同盟就这样结束了。
约翰·瓦塔泽斯与霍亨斯陶芬朝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同盟
约翰·瓦塔泽斯时代有一个重要问题，即两个相距甚远的统治者（即尼西亚皇帝和西方皇帝霍亨斯陶芬朝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之间的友好关系。
弗里德里希二世是中世纪最著名的一位德意志国王，他统治时期曾把德意志与西西里王国联合到一起。西西里王国在皇帝亨利四世时期，即在12世纪末期曾经极大地威胁着拜占庭的安全。弗里德里希曾经在西西里的南部巴勒莫度过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这里，曾经居住过希腊人，后来是阿拉伯人最后是诺曼人；他能讲一口漂亮的意大利语、希腊语和阿拉伯语，而且，很可能，至少在他年青时，他的德语讲得极差。他不像他的同代人那样重视宗教问题。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等东方学者（他们中间的大多数聚集在弗里德里希的西西里宫廷）的影响下，他变得专注于科学和哲学。他还在那不勒斯建立了大学，在萨莱诺赞助了一所医药学校，这所学校在中世纪非常著名。简言之，在思想和受教育程度方面，弗里德里希极大地超出了他的同时代人，他们并不总是能理解他。弗里德里希二世统治时期，可以被定位为“文艺复兴的序幕”。19世纪中叶，一位法国历史学者写道：弗里德里希“推动了文艺复兴运动，促成了中世纪的灭亡和近代历史的开始。”注1574他是“一个有创造力的杰出天才人物”注1575。若干年以前，一位德意志历史学家说道：“以其知识的广博性而言，他是一位居于皇位上的真正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天才，同时他也是一位天才的皇帝。”注1576作为一位历史学者们长期热心研究的对象，弗里德里希皇帝在许多方面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注1577 527
弗里德里希继承了皇权无限，皇帝蒙上帝许可获得统治世俗世界之最高权威的理念，他顽固地反对教宗权、反对教宗权高于国王权力的教义。教宗与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皇帝曾经三次被开除教籍。长期斗争使他筋疲力尽。在这场斗争中，教宗无视任何精神上的目标，全力以赴地对付自己的私敌，他们决心消灭弗里德里希这个“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毒蛇”。
在弗里德里希身上，具有这样的性格特点：政治的计划和目标总是超出宗教的目标。弗里德里希对于教宗的敌意扩展到所有教宗所支持的事物。因此，在对待东方拉丁帝国的政策方面，弗里德里希与约翰·瓦塔泽斯是完全一致的，因教廷把拉丁帝国视为促使东西方教会合并的手段。弗里德里希对于拉丁帝国的敌意是因为他从这个帝国的存在中，看到了教宗势力及其影响的因素；约翰·瓦塔泽斯则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教宗的作用，他认为，教宗拒绝承认当时入驻尼西亚的君士坦丁堡正教牧首的地位，对于他本人占领君士坦丁堡的目标制造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于是，在13世纪40年代，两个皇帝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弗里德里希毫不犹豫地与“希腊人，即教宗和拉丁帝国的死敌成为盟友”。注1578 528
早一些时候，伊庇鲁斯的狄奥多勒·安吉列也曾经与西方皇帝有过友好的通信交往，甚至接受过他的经济资助，对此，教宗格列高利九世曾同时诅咒弗里德里希和伊庇鲁斯的君主，将他们开除教籍。很明显，在弗里德里希的政治联盟中，宗教问题，不管它是正教还是公教注1579，都不具有重要性。
但是，在对于教宗的敌意对抗方面，弗里德里希和约翰·瓦塔泽斯所追求的目标是不一致的。前者希望教宗放弃他对世俗权力的要求；后者希望达成某种妥协，以使西方教会承认东方的教会组织，从而使君士坦丁堡的拉丁教会失去其存在的理由。于是，约翰·瓦塔泽斯希望拉丁帝国迅速消失。教宗对于他的这两个突然结成同盟的敌手也持不同态度。在弗里德里希身上，他看到的是一个不服从教会的孩子，侵犯了“基督的牧人”及圣彼得的继承人的特权，而这从教宗的立场来说是不可剥夺的特权。而在教宗眼里，约翰·瓦塔泽斯是一个分裂主义者，他阻止了教宗去实现他重新恢复教会联合的美梦。两个同盟者达成了妥协，弗里德里希答应瓦塔泽斯帮助他从拉丁人手中解放君士坦丁堡，将它归还给其合法的皇帝；而在尼西亚皇帝瓦塔泽斯那里，则承诺承认这位西方皇帝的宗主权，并致力于恢复两个教会的联合。当然，这里很难看出双方的承诺究竟有多少诚意。
弗里德里希与约翰·瓦塔泽斯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至于在13世纪40年代，希腊军队甚至在弗里德里希的意大利军队中作战。而且，在约翰·瓦塔泽斯的第一个妻子狄奥多勒一世拉斯卡利斯的女儿伊琳娜死后，两位反对教宗的皇帝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失去妻子的皇帝瓦塔泽斯声称，他“不能忍受自己的孤独”注1580，遂娶了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女儿、霍亨斯陶芬朝的康斯坦丝，她在加入希腊正教会时只有十一二岁，在正教会取的教名是安娜。有一首由尼古拉斯·伊林尼科斯（Nicolaus Irenikos[Eirenikos]）所写的长诗提到在尼西亚举行的这场婚礼，头两行是这样写的：
常春藤轻柔地环绕着可爱的柏树；529
皇后就是那柏树，我的皇帝就是那常春藤。注1581
康斯坦丝-安娜晚于她的丈夫许多年后去世，在她孀居的这些年间，经历了各种危难和变迁。她逝于西班牙的瓦伦西亚，在那里的一座圣约翰医院骑士团的小教堂里，仍然存放着这位前尼西亚的皇后的棺木。上面的铭文是：“这里长眠着康斯坦丝夫人，希腊的皇后。”注1582
弗里德里希的宗教思想也反映在他与约翰·瓦塔泽斯的通信中。一些学者曾根据他的宗教思想将其与发动英国宗教改革的国王亨利八世相比较。注1583其中的一封信中表明，他不仅被瓦塔泽斯的个人魅力所折服，而且为他支持皇权统治之原则的热情所折服：“我们，生活在世俗世界的所有国王和君主们，特别狂热地追随正统的宗教和信仰，对大主教们怀有敌意，且特别反对教会的最高首领。”然后，这位皇帝痛斥了西方修士们的放肆和特权，呼吁道：“噢！幸福的亚洲！噢！快乐的东方国君！他们从来不必惧怕其臣民的武装，也不必惧怕教权的干预。”注1584尽管弗里德里希是正宗的公教会信徒，但他显然对东方的正教会更有好感；在他致瓦塔泽斯的一封信（该信现有希腊文和拉丁文两种文本）中，有这样的句子：“啊，这个所谓的最高使徒（此处指教宗，拉丁文sacredotum princeps，希腊文ἀρχιερεύς）天天在陛下的所有罗马臣民（拉丁语此处为Graecos）面前诅咒陛下的名字，无耻地称最正统的罗马人是异端，而恰是从这些罗马人那里，基督教的信仰发展到了世界的最边缘……”注1585在另一封致伊庇鲁斯君主的信中，弗里德里希写道：“我们只希望保护我们自己的权利，也保护我们友好亲近的邻邦的权利，他们对基督的纯洁忠诚的爱，使我们联合起来，特别是希腊人，我们的好友……[教宗竟称]这些最虔诚最正统的希腊人是最不虔诚的异端。”注1586 530
弗里德里希与瓦塔泽斯的友好往来一直持续到弗里德里希去世，尽管在晚年，弗里德里希曾经对尼西亚与罗马教廷间的谈判和互换使者的行为感到担忧。由于这个原因，弗里德里希在致瓦塔泽斯的信中，“像一个居于父亲身份者指责儿子的行为”那样责备瓦塔泽斯，“居然不征求父辈的意见而向教宗派出了使者”。弗里德里希不无讽刺意味地进而写道：在涉及东方事务时，“朕若没有得到你的建议，情愿什么事情也不做，因为对于你的邻国，你了解得更多，远胜于朕。”注1587弗里德里希警告瓦塔泽斯，罗马大主教们“并不是基督的传教士的领袖，而是吞噬基督教民众的贪婪的狼和野兽”。注1588
弗里德里希皇帝去世后，特别是他的私生子曼弗雷德（Manfred）成为西西里国王后，尼西亚帝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曼弗雷德成为尼西亚帝国的敌人。简言之，在瓦塔泽斯死后，即1254年之后“弗里德里希曾经梦想过的联盟不复存在，只余下了它的记忆”注1589。
我们不能说，两个皇帝之间的联盟带来了什么重要的后果；但却可以认为，约翰·瓦塔泽斯依托于西方皇帝的友好支持，一定更有希望最后实现其光复君士坦丁堡的大业。
蒙古人的入侵和小亚细亚诸统治者反对蒙古人的联盟
13世纪40—50年代,在东方出现了蒙古人，即鞑靼人（拜占庭资料中称之为Tahars,Tatard，Atars）入侵的危险。著名的铁木真汗（他曾经号称成吉思汗，即大汗）的一支后裔族人巴图（Batu，Baty）部落冲进了今日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以其不可抵抗的破坏性的屠杀，于1240年占领了基辅，随后越过喀尔巴阡山到达了波希米亚，后来被迫撤回俄罗斯草原。与此同时，另一支蒙古大军向俄罗斯草原的南方行进，征服了整个亚美尼亚及埃尔祖鲁姆注1590（Erzerum）并进入小亚细亚，威胁着罗姆苏丹国即伊科尼姆和软弱的特拉布松帝国。来自蒙古人威胁的共同压力使小亚细亚的几个国家，即罗姆苏丹国、尼西亚帝国和特拉布松帝国结成盟友。塞尔柱人和特拉布松帝国的军队被蒙古人打败了。此后，伊科尼姆苏丹被迫向蒙古人纳年贡，每年为蒙古人进贡马匹、猎狗等以求得安宁。特拉布松帝国的皇帝也明白自己无法对抗蒙古人，遂与蒙古人迅速达成和约，答应向蒙古人纳贡，成为蒙古人的附庸。对于塞尔柱人和尼西亚帝国来说，幸运的是蒙古人忙于从事其他军事活动，将他们大屠杀的注意力放在西方，使得尼西亚皇帝能对巴尔干半岛采取决定性措施。531
从以上的联盟之形成可以明显看出，在13世纪，基督徒与异教徒之间并不因其信仰不同而妨碍他们之间的联合；信守正教信条的尼西亚皇帝和特拉布松的皇帝在共同的危险面前就与伊科尼姆的穆斯林苏丹建立了友好的合作关系。
一位13世纪的西方历史学家、巴黎的马休记载了与鞑靼人入侵有关的两个故事，表明当时在欧洲盛传着一些谣言。注1591在两个故事中，马休都提到1248年有两个蒙古使者被派至教廷，受到了教宗英诺森四世的热烈欢迎，教宗同其他任何一位公教会的成员一样，希望蒙古人能够接受基督教。但是，在第一个版本中，马休也谈到了当时的人们怀疑蒙古王公致教宗的信中，有关于对约翰·瓦塔泽斯（文献中作Battacium）“一个希腊人，弗里德里希的女婿，教廷的制造分裂的、不驯服的儿子” 发动战争的建议，“而且，教宗对于这一建议并非不感兴趣”。而马休在其《盎格鲁编年史》中提到，教宗指示蒙古使臣向其国王通报，如果他接受了基督教，他就应当带着他的全部军队去进攻约翰·瓦塔泽斯，“一个希腊人，弗里德里希的女婿，教会分裂主义者，他反对教宗和拉丁皇帝鲍德温，在那之后又支持曾经起而反对教廷的弗里德里希”。但是，鞑靼人使者不喜欢鼓励“基督徒内部的相互憎恨”，于是通过他们的译员回答教宗，他们无权将这样的条件强加于他们的君主，他们担心，其君主若听到这样的消息会非常愤怒。
当然，上述两种说法，特别是反映了13世纪欧洲流言的第二个说法，并没有任何历史价值，注1592人们也不应该如米勒那样将这一记载视为历史事实。米勒在引用上述第二种说法时这样写道：“这些异教使者在给予圣父关于上述基督教的教训之后，回到了他们自己那未开化的蒙昧国家。”注1593但是，这里特别重要的是要强调这一事实，约翰·瓦塔泽斯的政治影响和他的重要性已经被广泛地承认和赞许，乃至于成为教宗与蒙古使者之间谈判的话题——至少在西方作者笔下是如此。使者们受到教宗英诺森四世的极大尊重和重视，他给蒙古人的“英明君主和贵族们以及鞑靼军队中的所有王公们及爵爷们”写了一封长信，信中督促他们皈依基督教。注1594当然，在这封信中教宗并没有提到约翰·瓦塔泽斯的名字。与此同时，瓦塔泽斯摆脱了蒙古人自东方入侵的危险，集中自己的全部精力处理巴尔干半岛的问题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532
约翰·瓦塔泽斯对外政策的重要意义
约翰·亚琛于1241年死后，第二保加利亚王国的辉煌时期就结束了，亚琛的软弱而没有经验的继承者们不可能维持他所征服的土地。随着他的去世，第二保加利亚王国在巴尔干半岛上建立一个以君士坦丁堡为核心的强大的希腊-斯拉夫帝国的企图也随之破灭。对于10世纪的西梅恩和13世纪的亚琛、卡洛扬及约翰二世来说，这一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太过庞大的目标。而这一目标的最后一次尝试，是斯拉夫人，即塞尔维亚人在14世纪以更大的规模所策划和组织的。
约翰·瓦塔泽斯利用保加利亚王国瓦解之机，率领军队穿过了欧洲海岸，几个月内就从保加利亚人手中夺取了马其顿和色雷斯等被亚琛所占领的所有领地。瓦塔泽斯还将他的军队推进到萨洛尼卡城，当时的萨洛尼卡正陷入内乱，瓦塔泽斯没有费更多的力气就占领了这个城市。萨洛尼卡城市国家从此不复存在。当年，瓦塔泽斯夺取了色雷斯地区数座当时仍被拉丁人所控制的城市。尼西亚皇帝向君士坦丁堡城靠近了。伊庇鲁斯的君主屈从了尼西亚皇帝的宗主权。瓦塔泽斯渴望实现进逼博斯普鲁斯海峡一岸的目标，已经没有竞争者了。
在瓦塔泽斯统治时期结束时，他的领地，包括直接的领有和纳降的附属国在内，已经从黑海伸展到亚得里亚海岸。除了希腊腹地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外，只有君士坦丁堡还没有被希腊人帝国光复。533
1254年，约翰·瓦塔泽斯执政33年后去世，享年62岁。所有的资料几乎都赞扬他。他的儿子、继承人狄奥多勒二世拉斯卡利斯在一首颂歌中写道：“他统一了被那些外来的暴君、那些拉丁人、波斯人、保加尔人、斯基泰人和其他民族的暴君分割得七零八落的奥索尼亚（Ausonian）的土地，惩罚了强盗，保护了他的领土……他使得我们的国家能够抵制外来的敌人。”注1595拜占庭的历史学家们异口同声地赞扬约翰·瓦塔泽斯的功绩。注1596即使在历史学家的记载中多少有些夸张之词，但约翰·瓦塔泽斯必须被认为是一位天才有为的政治家，是拜占庭帝国之复兴的主要奠基者。
有趣的是，约翰·瓦塔泽斯是如此被人们所爱戴和高度评价，他死之后不久，民间传说中将他誉为圣徒；在与他有关的回忆录中出现了神迹的显示，《仁慈者圣约翰之一生》（The Life of St.John the Merciful）一书也问世了，这是民众中常见的一种封圣方式。那些纪念约翰·瓦塔泽斯的作品并没有得到希腊正教会的承认，供奉他的神龛只限于小亚细亚的吕底亚城境内的马格尼西亚这一有限区域内，因为他就被葬于此。我们不能将这本传记与7世纪的圣徒“仁慈者约翰”的传记相混淆。这种事情经常发生。而且，学者们对于这本书究竟于何时何地成书还没有统一意见。即使在今天，马格尼西亚及其周围的教职人士和民众仍然于每年的11月4日在本地教堂集会，纪念当年这位“仁慈者约翰皇帝”。注1597正教会的教历在11月4日这天标着：“约翰·杜卡斯·瓦塔泽斯日”。注1598
瓦塔泽斯的外交活动特别重要，因为他逐渐消灭了那些妄图恢复帝国之伟业的人物，如萨洛尼卡、伊庇鲁斯和保加利亚的统治者，收复了大片土地，事实上已经意味着帝国的恢复。这一任务主要是约翰·瓦塔泽斯完成的，而在1261年，迈克尔·巴列奥洛格只是受益于这位最优秀的尼西亚皇帝的能力和顽强毅力所获得的成果。约翰·瓦塔泽斯的后人称他为“希腊人之父”。注1599 534
狄奥多勒与约翰·拉斯卡利斯及拜占庭帝国的重生
尼西亚帝国的最后几位统治者是约翰·瓦塔泽斯的儿孙，狄奥多勒二世拉斯卡利斯（1254—1258年）和约翰四世拉斯卡利斯（1258—1261年）。狄奥多勒33岁那一年，“按照传统，坐在盾牌上”，注1600在贵族和军队的拥戴下，被宣布为皇帝。
狄奥多勒尽管身体很虚弱，但在他称帝之前，却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学习和文学活动中。他的聪明睿智的父亲为了培养教育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狄奥多勒的学业是在当朝最伟大的学者尼斯福鲁斯·布莱米底斯（Hicephorus Blemmydes）和乔治·阿克罗波利塔（George Acropolita）的精心指导下完成的。
在狄奥多勒二世登上帝位之时，他像他的父亲一样表现出了过人的政治活动能力，这使得他有时候竟然忘却了自己的学业，特别是放松了对他最喜爱的哲学问题的探索。他十分清楚对外关系的重要性，因而，将他的主要精力用于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狄奥多勒写道：“我有一个真理，一个目标，一个愿望，即集中主的羊群，保护他们免受虎视眈眈的狼群的侵害。”注1601狄奥多勒相信希腊人需要依赖于他们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依赖于外族同盟者或外族雇佣军，因此，他可能是唯一关注军队的“希腊化”问题的“拜占庭”皇帝，而不是像其他皇帝那样，循规蹈矩地使用外国雇佣军。注1602
1258年，年轻的皇帝英年早逝（36岁），在临死之前，将自己的皇袍换作了修士的道袍。他将瓦塔泽斯所征服的土地完全传给了自己的继承者。这一好学的、受过哲学化教育的皇帝一生都坚定地相信，历史将给予他客观的评价。他在自己的一封信中说道：“历史的评判必将由我们的后人做出。”注1603专门记载狄奥多勒二世时期历史的历史学家，亦不无夸张地说：“狄奥多勒过早地去世，否则的话，希腊主义可以期望在这位皇帝的统治下有更好的时光，他穷尽毕生精力，以期望将希腊帝国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上。”注1604但是，狄奥多勒的野心只能是一种理论。事实上，代表着不同民族的雇佣军已经在尼西亚帝国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狄奥多勒时期尤其如此。注1605 535
在对外活动方面，狄奥多勒进行了两次对保加利亚的艰苦征伐。当保加利亚沙皇迈克尔·亚琛听到瓦塔泽斯去世的消息时，立即趁机恢复在瓦塔泽斯时期失去的领地，当时人们担心，瓦塔泽斯的所有欧洲征服地将会重归保加利亚所有。尽管经历了许多困难和自己手下将军们的背叛及胆怯，狄奥多勒的两次对保加利亚战争还是获得了胜利，而且，由于罗斯大公，即迈克尔·亚琛的岳父罗斯提斯拉夫的介入，双方签订了和议。保加利亚和希腊人维持了他们原来的边界，但保加利亚的一个防砦居然割让给了狄奥多勒。注1606
狄奥多勒与伊庇鲁斯王国的关系与伊庇鲁斯君主之子与狄奥多勒之女订婚之事有关，这导致狄奥多勒得到了都拉基乌姆这个位于亚得里亚海域的重要海港和位于保加利亚和伊庇鲁斯边界上的塞尔维亚防砦。都拉基乌姆“是尼西亚帝国的西出口，而对于伊庇鲁斯诸君主们来说，则更是一根骨刺”注1607。
在小亚细亚，塞尔柱突厥人受到了蒙古人的严重威胁，蒙古人成功地将塞尔柱苏丹变成自己的臣属。当时的局势比较微妙且复杂。由于狄奥多勒曾经在苏丹与蒙古人的斗争中支持了苏丹，尽管并非决定性的支持，使苏丹“变得像一头羞涩的鹿”注1608一样在狄奥多勒的宫廷中接受保护。但是，尼西亚帝国与蒙古帝国之间避免了斗争，一位蒙古使者被派到了尼西亚狄奥多勒的王宫。接待仪式可能是在马格尼西亚宫进行，场面十分壮观豪华；狄奥多勒的主要想法是想给鞑靼人一个下马威，其实，他还是惧怕这些鞑靼人的。皇帝坐在高高的王座上，手持宝剑，接见了使者。拜占庭历史学家详细地记录了这次接待仪式。注1609
一位近代历史学家这样评价狄奥多勒：“简言之，他极端神经质，是当代精神病学专家从事研究的一个很有趣的素材”，他“不到四年的短期统治，并不能使他在自己的历史时代留下深刻的痕迹”注1610。后来有人说，“狄奥多勒时期，人们才特别感受到何为‘开明的专制’”。注1611当然，狄奥多勒的统治时期过于暂短，人们还很难因此确定他的统治之重要意义。但在尼西亚的历史上，由于他成功地继承了他父亲的对外政策并且由于他本人渊博的学问，他一直受到后人的尊重。536
狄奥多勒的独子和继承人，当时还不满八岁的约翰四世（1258—1261年在位），即使有其父王指定的摄政乔治·穆扎伦（George Muzalon）的协助，仍然难以处理好帝国的复杂事务。约翰·瓦塔泽斯的亲戚，一个野心勃勃而又精明狡猾的迈克尔·巴列奥洛格，“一个从不安分的阴谋家和一个声名狼藉的伪君子，但却是一个能干的官员”注1612，此时就充当了重要角色。他虽然身居要职，官位显赫，却因经常被瓦塔泽斯和狄奥多勒二世怀疑施阴谋、搞政变而试图惩罚，他数次逃脱，甚至一度逃至伊科尼姆的苏丹宫中。“乱世出英雄”，巴列奥洛格精明地利用了“乱世”，于1259年被加冕为帝。
尼西亚帝国所属巴尔干半岛占领地上的外部威胁来自伊庇鲁斯君主国的国王，他成功地组成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反尼西亚同盟，其中有西西里王曼弗雷德（伊庇鲁斯君主的亲戚、德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私生子）和阿凯亚公爵威廉·维拉杜安。迈克尔·巴列奥洛格取得了对这个同盟的几次军事胜利，决定性的战役是在1259年发生于西马其顿地区的佩拉戈尼亚（Pelagonia）平原上，此地距离卡斯托利亚（Castoria）城不远。在迈克尔的军队中参战的除了希腊人外，还有突厥人、库曼人、斯拉夫人等。佩拉戈尼亚战役，或者说是卡斯托利亚战役以伊庇鲁斯同盟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终。阿凯亚公爵在这次战役中被俘。装备精良的西方骑士在轻装的比提尼亚人、斯拉夫人和东方帝国军队的攻击下落荒而逃。“或许，这是突厥人第一次在希腊人军队中与希腊人在希腊的土地上作战。”注1613一位当时的历史学家乔治·阿克罗波利塔是如此评价这一事件的，他说：“在皇帝的指挥下，我们的军队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胜利，其声威远播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这样辉煌的胜利即使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注1614在保留至今的一部迈克尔·巴列奥洛格的传记中，也提到这次战役，说：“随同他们（罗马国家的叛逆者，即伊庇鲁斯君主及其臣僚们）及以阿凯亚公爵为首的同盟者一起被我击溃的还有谁呢？有阿勒曼尼人、西西里人和意大利人，他们来自亚庇基亚人和布伦杜修的土地阿普利亚，来自比提尼亚、埃维厄和伯罗奔尼撒。”注1615
卡斯托利亚战役对于拜占庭帝国的重建是非常重要的。伊庇鲁斯君主的领地只剩下该君主本来占据的伊庇鲁斯世袭领地。拉丁皇帝无法依赖败北的阿凯亚公国，而且，拉丁帝国此时处于软弱无能的鲍德温二世的统治下。537
与此同时，为了保证攻击君士坦丁堡的最后成功，迈克尔·巴列奥洛格与热那亚人签订了和约。热那亚人与威尼斯人在商业利益上的对抗遍及东地中海的每一处。自从第四次十字军及拉丁帝国建立之后，威尼斯人在东地中海的拉丁人占领地获得了相当可观的特殊商业利益，热那亚人却不想对这一既成事实让步。迈克尔非常清楚这一点，遂与热那亚人进行谈判；尽管热那亚人知道，与分裂者希腊人的谈判会引起教宗和整个西方世界的愤怒，但他们更迫切地想把他们的威尼斯对手从东方赶出去，遂与迈克尔签订了和约。
1261年3月，在水神殿（Nymphaeum），迈克尔与热那亚人签订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条约，给予热那亚人在东中海与威尼斯人一样的商业特权。这是一次真正的针对威尼斯人的攻守同盟。注1616热那亚人获得了在帝国所有行省（包括现有的和将来会占有的）进行自由贸易的永久性特权。特别重要的是关于君士坦丁堡和克里特岛及埃维厄岛上之特权的承诺，迈克尔同意，“如果由于上帝的恩赐”，他夺回了上述领地，这则协议也将在上述地区有效；士麦拿——作为一个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有着一个良好的港口并拥有所有物品的城市，则指派给热那亚人全权管理；协议允许热那亚人在开俄斯岛和莱斯博斯岛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建立商站和教堂；黑海将对所有其他外国商人关闭，除非他是迈克尔的忠实臣民热那亚人和比萨人。在热那亚人方面，他们承诺，将保证给予拜占庭帝国的臣民以自由贸易的权利，用舰队支持迈克尔，但前提是，这支舰队不会用来对付教宗和热那亚人的朋友。热那亚人的舰队在迈克尔光复君士坦丁堡的计划中是至关重要的。在君士坦丁堡被迈克尔的军队攻克之前不久，热那亚批准了这项协议。这件事对于热那亚人是一次辉煌的胜利，自从萨拉丁在叙利亚获得了胜利之后，热那亚人曾经遭到惨重的损失。此时在热那亚的经济史上掀开新的一页。“13世纪殖民生活的繁荣与12世纪殖民生活的中断和试探性的举措形成了明显的对比。显然，这是广泛的实践和良好的组织形式，尤其是令人惊异的贸易活动发展所致。”注1617 538
1261年7月25日，迈克尔的军队不费吹灰之力就夺取了君士坦丁堡。此时，迈克尔在小亚细亚，获悉君士坦丁堡被攻克的消息，他立即出发，于8月初进入君士坦丁堡，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此后不久，他就在圣索菲亚大教堂进行了第二次加冕。鲍德温二世逃到了埃维厄（内格罗彭特）。拉丁教会的大主教和其主要的教职人士及时地在君士坦丁堡被攻克之前逃离了该城。在迈克尔的命令下，不幸的约翰四世拉斯卡利斯被刺瞎了双眼。迈克尔·巴列奥洛格由于成功地利用了尼西亚诸帝所创造的有利局面，成为拜占庭帝国的恢复者、巴列奥洛格王朝的奠基人迈克尔八世。首都则由尼西亚迁回君士坦丁堡。
逃亡的拉丁皇帝鲍德温由埃维厄到达底比斯和雅典。在雅典城，“那不朽的岩石上，上演了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之短剧中令人同情的最后一幕。当时，鲍德温由比雷埃夫斯港驶向蒙内姆巴西亚（Monemvasia）；他抛下了莫里亚半岛上的大批贵族，逃往欧洲，乞求欧洲人帮助他恢复失去的东西，开始扮演一个流亡皇帝的悲剧角色。”注1618
于是，用一个德国历史学家格莱雷戈维乌斯的评断来说，这个拉丁帝国，“一个西欧十字军骑士、威尼斯人的贸易政策和教宗至上思想的制造物，在经历了五十七年的卑微生存之后被彻底摧毁，除留下一片混乱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一畸形的拉丁人骑士的封建国家是历史上最没有价值的现象。德国的诡辩主义哲学家称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而在这里，则只剩下了荒唐。”注1619另一位德国历史学家则说：“拉丁人的耻辱属于历史的过去。”注1620
但在西方史料中，几乎没有例外地只述及了迈克尔攻克君士坦丁堡，赶走了法兰克人，不像在希腊史料中，表达出来极其欢欣鼓舞的情绪。如乔治·阿克罗波利塔写道：“由于这一事实，所有的罗马人都因此欢乐，带着难以形容的喜悦和振奋之情，无人不是如此。”注1621另一方面，在巴列奥洛格手下的一位高官、一个教师、荷马史诗的评注者瑟纳赫里姆（Senakherim）笔下，却出现了不和谐音，他在君士坦丁堡被希腊人攻克之后说：“我听到了什么啊!这件事竟然到了今天我们的时代才发生？我们做了些什么事？要活到今天来目睹这样的灾难？以后，无人可以期望能看到什么好事，因为罗马人又走进了这座城市!”注1622 539
简言之，多数学者以否定的态度看待拉丁人在占领君士坦丁堡期间的作为。的确，考虑到首都被十字军人所占领，无数的珍宝被散落到欧洲各处，以及拉丁人对正教会的压抑这些情况，当时的希腊作者及多数当代学者的敌对态度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近来，出现了试图为拉丁人解脱罪责的声音。一个天才的亚美尼亚学者E.H.斯威福特（Swift）就讲述了拉丁人对于著名的非凡建筑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态度。
1907年，E.M.安东尼亚德斯（E.M.Antoniades），一部详尽描述圣索菲亚大教堂专著的希腊作家写道：“拉丁人占领的五十七年是圣索菲亚大教堂有史以来境遇最差的而且是最危险的时期，只是在1261年希腊人收复了这个大教堂之后，它才得到保护。”注1623斯威福特教授则对此提出了质疑。他相信，从一些史料的记载和考古学发掘的印证中，以及从这一建筑目前的情况来看，上述指责是不成立的。1204年曾经发生过多次地震，都曾经对这所建筑造成破坏，在十字军占领它之前，它已经十分脆弱。十字军发现这所教堂处于特别危险的状态，就立即采取措施来加固这座他们新征服的教堂，以多种方式来维修它，特别是在墙外建立了支柱。因此，斯威福特的结论是：“拉丁人并不像有些人所涂抹的那么黑，相反……事实上他们成为希腊著名建筑天才修筑的这一最伟大丰碑的拯救者。”注1624斯威福特的观察对于研究这座建筑的历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十分可能的是，十字军的确为保护这座非凡的建筑做出了值得嘉许的贡献。但是，无情的事实是，他们又的确劫掠了圣索菲亚大教堂。
基督教会与尼西亚帝国和拉丁帝国的关系
1204年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是违背教宗英诺森三世的意愿的。但是，拉丁帝国建立之后，教宗清楚地看到，尽管东方发生的这一既成事实不那么令人愉快，但它毕竟首先承认教宗的权威，无论如何，它将为进一步加强罗马公教会和教宗的权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一时期教会的主要问题是适应基督教东方发生的政治变化而建立东方和西方教会的互动关系。在十字军于拜占庭领土上建立的拉丁统治区内，必须使罗马公教扎下根来。教宗的首要任务是在拉丁人占领地上组建罗马公教会，然后整顿罗马公教会与世俗势力和当地希腊教俗人士的关系。其第二项任务则是在宗教上使希腊人占领区成为罗马教廷的臣民，这些希腊人占领区自1204年以后一直保持着独立，其最高首领则是尼西亚帝国。一言以蔽之，与希腊人的联合问题成为13世纪一切教会关系的关键。540
自拉丁帝国在政治上出现之后，教宗的地位十分复杂微妙。按照威尼斯人与十字军人达成的协议，如果拉丁帝国的皇帝是由法兰克人选举的话，那么，拉丁大主教则应从威尼斯的教职人士当中选出。当时，并没有考虑到罗马教廷的利益，在该协议中既没有提到教宗应该参与选举拉丁教会的主教，也没有提到任何一笔教会收入应该进入教宗财库。
在第一位拉丁皇帝鲍德温致教宗的信中，叙述了十字军的“奇迹般的胜利”，君士坦丁堡的被占领，希腊人的“无法无天”，他们“使上帝都感觉恶心”，并提到了他希望在将来继续参与攻取圣地的十字军，注1625等等；但是，他并没有提到主教的选举问题。而且，当圣索菲亚教堂的一批新的由威尼斯人组成的教职人士团选举了一位威尼斯贵族托马斯·莫洛西尼为主教时，教宗尽管一开始宣布这一选举不合乎教会法规，但也被迫认可这一既成事实，“主动地”承认了这一选举有效。
教廷与仍然生活在拉丁占领区内的希腊教职人士的关系也很微妙。据说，许多主教和多数下层教职人士维持了原职。在这一问题上，教宗采纳了宽容政策，允许在希腊人占多数的教区给希腊主教们授圣职，给予他们特许权，维持希腊教会的礼仪，例如，允许他们在圣餐礼上使用有酵的面包。然而，教宗还是派出使节到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试图劝说希腊教职人士加入他们的教会。541
1204年，一个教宗使节第一次企图说服希腊教职人士承认教宗作为基督教会的权威；谈判在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进行，但是没有任何结果。注1626谈判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是尼古拉斯·梅萨利特（Nicolas Mesarites），即后来的以弗所主教，他的个人情况和生平活动，是由A.海森伯格首先加以评述说明的。1205—1206年，谈判继续进行。奥特朗托的尼古拉斯（Nicolas of Otranto）、南意大利卡索勒（Casole）修道院院长参与了这次谈判，并充当翻译。他与当时南意大利的整个教会一样，持有正教信仰，但承认教宗的权威，主张联合。尼古拉斯·奥特朗托留下了许多诗歌和散文作品，几乎都未曾公布过，如海森伯格所评述的，这些东西应该被看作是特殊的专著。注16271206年，在十字军到达之前逃往保加利亚的君士坦丁堡牧首约翰·卡玛特鲁斯去世之后，希腊教职人士的地位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在拉丁皇帝亨利的特许下，拉丁帝国统治下的希腊教职人士向教宗英诺森三世请求准许他们选举新的主教，前提是他们必须承认教宗的最高统治地位。但是，希腊人既不屈服于教宗的权威，也不想对这种权力让步。因此，君士坦丁堡的争论没有任何结果，同年，即1206年，拉丁人服从于他们的牧首托马斯·莫洛西尼，而希腊人则服从于他们自己的牧首尼古拉斯·梅萨利特。拉丁帝国的希腊人开始转向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注16281208年，一位新的正教牧首迈克尔·奥托雷阿努斯（Michael Autoreanus）在尼西亚当选，就是他主持了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的加冕礼。这不仅对于尼西亚国家是一个伟大的时刻，而且对于拉丁帝国的希腊人也是一个伟大的时刻。
1214年的谈判是在君士坦丁堡和小亚细亚举行的，红衣主教佩拉吉乌斯和他们的代理人，以及尼古拉斯·梅萨利特都参加了这次谈判，但谈判毫无结果地破裂了。当时，尼古拉斯·梅萨利特是以弗所大教区的主教，其头衔是全亚细亚总主教。他对于佩拉吉乌斯在君士坦丁与他会见时的傲慢态度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注1629从拉丁教职人士在东方的影响来看，教宗英诺森三世在其任期的最后阶段，取得了辉煌的胜利：1215年召开的、被西方教职人士们认可为全基督教主教公会议的拉特兰会议上，宣布了教宗为所有东方拉丁教会，即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安条克等地的拉丁教会的主教们的最高首脑，即是说，从这一时期开始，这些主教得服从罗马教廷的权威。542
但是，英诺森三世对于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皇帝将组织一次他已经承诺的十字军的问题完全失望了。世俗的、政治的和外交上的种种利害关系，迫使拉丁皇帝完全放弃了组织一次新的进军圣地的十字军的计划，因而，英诺森开始在西方组织一次新的十字军，而不再依赖君士坦丁堡。
教宗对于东方教会对罗马教廷表现的离心离德的态度很失望；为了取得完全的胜利，教会的联合，即，使服从于希腊教会的人群在精神上服从于罗马，是十分必要的。
尼西亚帝国有着它自己的主教，他以尼西亚为其驻节地。但是，尼西亚人民认为君士坦丁堡主教座迁到尼西亚是“外来者及其附属物”注1630，希望它终将迁回君士坦丁堡原来的故地。第一个尼西亚统治者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作为一个君主或皇帝的地位没有得到英诺森三世的认可，在他的信中，仅称呼“尊贵的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nobili viro Theodoro Lascari）”。注1631在这封致拉斯卡利斯的信中，教宗英诺森三世尽管不赞同十字军人攻取君士坦丁堡的暴行，但是，却仍然提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拉丁人是作为上帝的一个工具来惩罚希腊人的，因为他们不肯接受罗马教廷的权威，因此，他会愿意地看到希腊人成为罗马圣教和拉丁皇帝的顺民。
尼西亚帝国教会关系的要点在于试图争取实现东西方教会谈判和谅解的方法及途径。在尼西亚帝国内，有如以弗所主教尼西拉斯·梅萨利特，他倾向与同罗马教会实现交流和谅解；但是，希腊人民却无论如何不肯接受这样的联合。约翰三世·瓦塔泽斯似乎特别热衷于促成这一联合，但他也只能接受当时的特定政治局势的影响。首先，原耶路撒冷国王“勇者”布里昂的约翰出山时感到了震惊，当时，他很年轻；这位约翰先是作为君士坦丁堡的鲍德温二世的摄政，后来则与鲍德温二世共同称帝。受到教宗支持的约翰有可能对尼西亚帝国采取侵略性措施。因此，瓦塔泽斯努力使教宗转移其对拉丁帝国利益的关注。543
1232年，五位方济各会（小兄弟会）的修士从突厥人的战俘营中逃脱来到尼西亚，与牧首哲曼努斯谈判关于教会的联合问题。约翰·瓦塔泽斯善待了他们，并请他们带上希腊教会牧首写给教宗格列高利九世的一封信。信中，牧首向教宗表示要考虑教会的联合问题。注1632格列高利九世愉悦地接受了这一建议，并于1234年派了一些使者去尼西亚谈判。会议先是在尼西亚召开，后来转移到尼姆菲尔（Nymphaeum）。在这场争论中，尼斯福鲁斯·布莱米底斯起了主导作用。注1633人们对1234年会议的讨论过程十分清楚，因为关于这次会议有一份极详细的官方报告。注1634谈判最后失败了，教宗的使节迫于希腊人的咒骂，不得不撤离，希腊人喊道：“你们是异端。我们发现了你们是异端，是被开除教籍者，所以我们像对待异端者和被除籍者一样远离你们!”罗马公教会的使者们也对希腊人喊道：“你们才是异端!”注1635
在1245年的里昂会议上，格列高利的后继者教宗英诺森四世宣布，他深深为“罗曼尼亚教会，即希腊教会的分裂而苦恼，就在我们这个时代，仅仅是几年前的事情，希腊教会傲慢而愚蠢地离开了她的母亲的怀抱，似乎是在离开她的继母一样绝无留恋”。注1636鲁凯尔（Luchaire）因此写道：“两个国家、两种宗教和两个民族，总是深深地互相分离，互相憎恨、互不信任。”注1637约翰·瓦塔泽斯与霍亨斯陶芬朝的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联盟，使得尼西亚帝国与教宗之间的关系更趋紧张，尽管弗里德里希统治后期，尼西亚帝国与罗马之间重新开始谈判，并且互派使节。544
但是，弗里德里希死后，在约翰·瓦塔泽斯统治后期，似乎出现了有利于东西方教会联合的决定性的契机。尼西亚皇帝提出了他的谈判条件——将君士坦丁堡还给他，恢复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建制，拉丁皇帝和拉丁教职人士撤离——英诺森四世对这些条件表示认同。为了恢复基督教会的统一，教宗已经准备牺牲十字军创立的国家。为了收回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瓦塔泽斯也准备牺牲希腊教会的独立。双方都决定放弃各自传统的政策。但是，这一协议并未付诸实施。在1253年尼西亚牧首写给罗马教宗英诺森四世的一封极其重要的信件中，谈到了给予使节以全权与教宗谈判教会联合问题。注1638但是，1254年约翰·瓦塔泽斯与教宗英诺森四世的去世，使他们之间达成的关于东西方基督教会联合的最为重要的协议，从此成为一纸具文，再不可能实现。
瓦塔泽斯的儿子狄奥多勒二世拉斯卡利斯继承皇位后，表示他作为皇帝应该指导宗教政策，参与教会事务，主持宗教会议。因此，他并不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自主的牧首。布莱米底斯作为牧首候选人的地位因而被取缔了，阿瑟尼乌斯（Arsenius）在三天之内由一位俗人一下子提升为牧首。注1639在狄奥多勒二世统治时期，尼西亚帝国与教宗的关系是与皇帝的政治追求有着密切关系的；如同他的父亲一样，同罗马的联合对于狄奥多勒来说，只是收复君士坦丁堡的一个步骤。
与此相关的是，1256年，教宗亚历山大四世派出了一位意大利奥尔维耶托（Orvieto）地方的主教到尼西亚再次开始进行关于教会联合问题的谈判，这个谈判一度因瓦塔泽斯之死中断。注1640教宗的这一突然决定似乎没有特别的原因。但是，通过对一些新的文献的研究，人们发现，重开谈判的建议是由尼西亚皇帝而不是由教宗最先提出的。注16411256年，狄奥多勒向教宗派出两位贵族，请求亚历山大四世重新开始谈判，并派使节去尼西亚。亚历山大四世因皇帝的这一建议而兴奋异常。双方都希望尽可能快地促成此事。教宗的使节、奥尔维耶托的君士坦丁准备在10天内启程。有趣的是，已故皇帝约翰·瓦塔泽斯向教宗提出的谈判条件，也被奉为新一轮谈判的基础。注1642使节们已经准备好了官方的和秘密的指令。使节们被赋予一些特别的权力，其中最重要的是有权召集一次宗教会议，作为教宗代表主持这个会议，并按照自己的愿望起草会议文件。545
这一组织得如此周密和富有希望的教宗使团也完全失败了；奥尔维耶托主教甚至没有得到皇帝的接待，因为皇帝改变了主意。在教宗使节奔赴尼西亚的路上，在马其顿，使节接到命令，让他离开皇帝的领土，并禁止他再前进一步。注1643当时，狄奥多勒二世正在进行对保加利亚人的战争，而且在政治方面也十分成功，他认为，自己已经不需要教宗的支持。他的最后目标——攻取君士坦丁堡——似乎已经完全实现了，不需要再费力去恢复教会联合的谈判，也就是说，不需要再放弃希腊教会的独立。
1258年，狄奥多勒二世去世，迈克尔·巴列奥洛格于1259年僭取了尼西亚的皇位，他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反尼西亚同盟的威胁。教宗的支持在这时又成为必要，迈克尔显然也向教宗亚历山大四世派出了使节。但是，教宗对此毫无热情，也不想乘人之危。注1644最终，迈克尔成功地夺取了君士坦丁堡，并没有依靠来自教宗领的任何支持。
尼西亚帝国保持了正教的教会和正教的牧首领，并使它在君士坦丁堡复位。在尼西亚帝国统治时期，教会联合的计划并没有取得成功。546
尼西亚帝国的社会和经济状况
尼西亚帝国的皇帝们一直关注其国内的人民生活问题。经济与财富是他们十分重要的目标。在这方面，约翰·瓦塔泽斯特别值得注意；他的多方面的积极的外交活动并没有阻止他对于自己国家内部的经济财富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他鼓励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葡萄园和从事畜牧业活动。据当时资料记载，“短期内，所有的仓库都堆满了各种水果；道路、街道、牲畜栏和围场挤满了牲畜和禽类”注1645。当时发生在尼西亚的邻国罗姆苏丹国的饥荒迫使当地的突厥人成群地涌进尼西亚帝国以高价购买生活必需品。突厥人的黄金、白银和东方产品、珠宝及其他奢侈品大量倾入尼西亚的希腊人手中，充实了皇帝的财库。瓦塔泽斯以减税的方式，成功地积累了帝国的经济实力。在饥荒的年代，国家从产粮区大批征调谷物分发给民众。由于掌握着巨量金钱，瓦塔泽斯在全国各地兴建了城堡及医院、救济院、济贫院等。注1646约翰·瓦塔泽斯担心，“鉴于他的家中已经应有尽有，人们将不会再去伸手救济贫穷简朴的人，因此，罗马国家应该尽力避免发生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注1647
瓦塔泽斯自己就是一个大地主，他的许多贵族也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依靠其地产上的收入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注1648这些土地似乎是由皇帝赐予其臣僚贵族们的，其性质颇似西方的恩地制（beneficium）或拜占庭的普洛尼亚（pronoia）制，即是说，由皇帝或者由皇帝的大臣们以皇帝的名义赐给为国家服役的臣属，前提是他们向国家提供军事义务。也许，大土地所有者有时候会对瓦塔泽斯的统治不满而不再对他尽忠。在瓦塔泽斯统治后期，发生了皇帝没收一些可动产和不动产的事件，这一重要现象反映出皇帝与大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矛盾注1649，但没有什么史料可资证明。近期一些历史学家甚至因此判断，可能确实发生了贵族反对瓦塔泽斯的暴乱。注1650从社会观点看，瓦塔泽斯可以被认为是农民和城市阶层的保护者；他首先致力于提高他们的财力使其富裕；这种情形可能引起了土地贵族的不满，于是导致了皇帝对于他们实行报复性的严厉政策。547
当狄奥多勒二世登上皇位之际，被其父杀害的官僚贵族们期望这位新皇帝能使他们恢复当年的财富和声望。注1651但是，他们的期望没有达到。狄奥多勒的政策是削弱贵族的影响，他显然采取了严厉的手段对付许多贵族成员；当时的一位作者列出了狄奥多勒二世统治时期受到迫害的高级官员的名单。注1652在狄奥多勒二世统治下，贵族们受到打击，一些出身低微的人围绕在皇帝身边；由于他们从狄奥多勒手中得到了现有的一切，因此而成为他手中的驯服工具。注1653狄奥多勒死后，在他的儿子（当时只是一个孩子）统治时期，贵族们重新加强了他们的影响。
由于狄奥多勒的军事行动，帝国的税收增加了。在致尼斯福鲁斯·布莱米底斯的信中，狄奥多勒解释了他实行这一政策的原因是由于其军事行动的需要，尼斯福鲁斯曾经指责这位皇帝对百姓横征暴敛。注1654
尼西亚皇帝也特别重视与其他国家发展商业关系，特别是同威尼斯。1219年8月，狄奥多勒一世拉斯卡利斯与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使团签订了商业同盟条约，确保威尼斯商人享有在“尼西亚帝国所属各处海陆口岸免于纳税的自由贸易权”（per totum Imperium meum et sine aliqua inquisitione）。注1655
按照这一条约，威尼斯人自西方舶来的商品在与通过整个伊科尼姆苏丹国土运抵尼西亚的东方商品的竞争中顺利胜出。东方商品和来自意大利的商品都是市场上的热卖品，花费了民众的大量的金钱。鉴于此，约翰·瓦塔泽斯痛下决心，宁可使贵族们放弃其尊贵的社会地位，禁止他的臣民购买进口产品、穿进口布料，而要他们“满足于穿用那些在罗马的土地上生产，罗马人能够以他们的手工劳动制作的布料”注1656。但是，这种保护地方生产的法规执行了多长时间，却不为人知；可能它很快就被人淡忘了。548
尼西亚帝国与威尼斯人的友好关系没有维持很长时间，在瓦塔泽斯统治时期，圣马克共和国是敌视尼西亚帝国的。当时，瓦塔泽斯与前属拜占庭帝国的罗得岛总督莱昂·伽巴拉斯（Leon Gabalas）之间有些矛盾，伽巴拉斯在1204年以后很快就自命为“基克拉蒂斯群岛之领主”，甚至自称“恺撒”。当瓦塔泽斯向他发难时，莱昂不能以自己的军队保护罗得岛，遂与威尼斯人订立了攻守同盟，后者于是单方面破坏了与瓦塔泽斯订立的和约。在1234年由莱昂·伽巴拉斯与威尼斯人签订的重要的条约中，威尼斯人获得了大量的商业特权，莱昂·伽巴拉斯自称为“罗得与基克拉蒂斯群岛的领主——恺撒利奥·伽瓦拉”（dominus Rhodes et Cicladum insularum Ksserus Leo Gavalla）。注1657瓦塔泽斯派军征服了罗得岛，于是该岛成为尼西亚皇帝的占领地。注1658
恰在尼西亚帝国夺取君士坦丁堡之前，热那亚人取得了优于其竞争对手威尼斯人的地位，1261年，迈克尔·巴列奥洛格签订了尼姆菲尔条约。按照这一条约，热那亚人取得了在利凡特地区经商的优势地位。在拜占庭帝国复国以后，迈克尔·巴列奥洛格与热那亚人继续保持着友好关系。
教育、学术、文学和艺术
自1204年帝国沦陷，其领土被分割为数个拉丁和希腊人的领地之后，尼西亚帝国不仅成为希腊人未来的政治联合的中心，而且成为积极活跃的文化活动的温床。如塞浦路斯的乔治所指出的那样，在13世纪的后半期，尼西亚“因拥有众多学者”和“令人惊异的为学术界所珍爱的资料”而被称为“古典时期的雅典”注1659。也许，可以因此顺理成章地回想到，在中世纪西欧，巴黎也被称为“一个新雅典”和“科学之城”。但是，当塞浦路斯的乔治来到尼西亚之后，却对尼西亚城作为他所期望的学术之城应有的氛围而感到大失所望。在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的一部著作中，他说道：科林斯因音乐而闻名，色萨利以纺织业著称，菲拉得尔菲亚因制鞋业驰名，尼西亚则因哲学而誉满天下。注1660拉斯卡利斯家族的所有君主，除了最后一个幼童约翰四世之外，都是文学和教育事业的真正倾慕者，而且都十分清楚地认识到，精神文化是一个强大国家的基础之一。尽管尼西亚帝国在其早期面临着内忧外患，但首任皇帝狄奥多勒一世仍然十分关心学术的发展。他将许多学者，特别是来自那些被法兰克人占领或威胁着的地区的学者，请到他的宫廷。例如，收到邀请的学者有：雅典大主教迈克尔·阿科米那图斯，他曾经在拉丁人入侵之前自雅典逃到切奥斯岛，但他没有接受皇帝的邀请，因为他年事已高，且身体状况较差。然而，迈克尔的兄弟，历史学家尼斯塔斯·阿科米那图斯在君士坦丁堡被法兰克人占领后退隐至尼西亚。他在拉斯卡利斯的宫中享受着悠闲安逸的生活，并在此最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著作，写了一篇宗教方面的论文“论正教的财富”。狄奥多勒的继承者，著名的约翰三世杜卡斯·瓦塔泽斯，尽管其军事征伐活动频繁，外交工作繁忙，还是用许多时间去满足帝国在文化上的需要。他在自己居住的城市里建立了许多图书馆，特别是艺术和科学技术类图书馆，有时，他派一些年轻人去学校帮助国家的教育事业。在他的时代，出现了13世纪最杰出的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即著名学者、作家和教师尼斯福鲁斯·布莱米底斯。在他的学生中，有身居皇位的天才作家、瓦塔泽斯的继承者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和著名的历史学家、政治家乔治·阿克罗波利塔。与他的父亲一样，狄奥多勒对图书馆也有浓厚的兴趣；他搜集了许多书籍，将其分发到不同的图书馆中，他甚至允许读者将图书带回家里阅读。注1661 549
如同在科穆宁时期一样，除了极少数的例外，13世纪的有教养的人群使用矫揉造作的希腊文言（school-Greek）写作。这种语言与那些在文学上得不到认可的口语大相径庭。古典作者和希腊教父们的写作模式，是中世纪有教养的希腊人，尤其是13世纪的希腊人生活和思维方式的主要禁锢。
在尼西亚帝国的文化生活中，最杰出的人物无疑是尼斯福鲁斯·布莱米底斯。除了那些各类文体的著作外，布莱米底斯还留下了两部特别重要的自传，于1896年由德国学者A.海森伯格分别整理出版。它们不仅描述了作者的生活，而且记录了作者所生活时代的人物和事件。550
布莱米底斯于12世纪末期出生于君士坦丁堡。拉丁人占领首都君士坦丁堡之后，幼年的布莱米底斯与他的双亲迁移至小亚细亚，居住于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所统治的地区。布莱米底斯在小亚细亚时接受了初等教育。后来，布莱米底斯曾经在许多城市里生活，接触了许多教师，逐渐掌握了诗歌、修辞学、逻辑学、哲学、自然科学、药学、算术学、几何学、物理学和占星学等多方面知识。随后，他进入修道院，而且第一次全身心地学习和研究《圣经》与教父学著作。在瓦塔泽斯统治时期，尼西亚牧首哲曼努斯深爱布莱米底斯，将其留在宫廷内，使他熟悉并了解教会的广泛利益。但布莱米底斯更喜欢孤独的生活，他谢绝了牧首的劝说，放弃了宫廷生活，隐居在拉特罗斯（Latros）山修道院中，这所修道院位于米利都城附近的卡利亚，因其院规严格而著称。布莱米底斯在此醉心于精神生活。在瓦塔泽斯和牧首致力于同教宗使者谈判教会联合问题时，布莱米底斯离开了修道院，当时，他是正教传统的坚定维护者；最后，他出家修道，在一所修道院中安身，致力于科学著作的写作，并建立了一所学校，成为哲学教师。在皇帝委托布莱米底斯辅导的众多青年人中，有后来的历史学家、政治家乔治·阿克罗波利塔。极其重视帝国学术和艺术活动的瓦塔泽斯皇帝，曾派遣布莱米底斯进行一次学术旅行，在色雷斯、马其顿、色萨利、阿索斯山和其他地区游学，购买珍贵的《圣经》和其他著作的手稿，并且要求如果不能购买，就阅读它们，并做笔记和摘录。布莱米底斯顺利完成了使命，并以新的知识充实了自己的思想，这些新的知识曾使他的同时代人震惊不已。皇帝还把自己的儿子和继承人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托付于他，由他指导和教诲，这位皇子后来成为杰出的统治者和一代作家。后来，当布莱米底斯建立了自己的修道院后，就退隐于此。他参与了他那个时代的宗教争论，差一点被选为牧首，他将其大部分精力用于文学研究工作，一直活到迈克尔·巴列奥洛格重建拜占庭帝国之后，大约于1272年，他在自己的修道院中安详辞世。布莱米底斯受到了同时代人给予他的最高赞誉。注1662
布莱米底斯的许多著作都得以保存至今，他的两部自传记载了作者个人的生活及他那个时代的宗教、政治和社会史方面的大量资料；事实上，他的第二部自传是关于13世纪拜占庭历史的最重要的资料。布莱米底斯还创作了大量神学作品，涉及神学教义、论辩术、禁欲主义、注释、礼拜仪式、宗教诗歌、布道词和圣者生平等。他的“赞美诗选”是为教会仪式所做，后成为希腊教会晚祷仪式上的重要部分，又先后为南斯拉夫人的教会和俄罗斯教会所采用。布莱米底斯的世俗作品也相当重要。他的政治论文《论王道》（Βασιλικὸς ἀνδριάς）是写给他的学生、皇帝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的。文中描述了一个他理想中的统治者，他将成为各类高贵的智者所遵循的榜样；这位理想中的君主是一个完人，身上闪烁的光芒远超过著名的伯里克利；狄奥多勒皇帝必须一生仿效这个榜样。依布莱米底斯之见，统治者是“应上帝之命统治臣服于他的民众，并将他们带往极乐世界的最高长官”。皇帝作为其臣民的“支柱和靠山”，必须关心其臣民的幸福，不应该（向其臣民）发怒，必须避开谄媚阿谀小人，必须关注军队和海军的建设。在和平期间，他必须做好应付战争的准备，因为强大的武器就是最好的防御力量；他还需要关注国家的内部结构、宗教问题，以及正义。在结尾处，布莱米底斯说：“愿皇帝陛下悦然接受我的谏言，愿他能够从更明智的人那里接受更好的忠告，并将其印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注1663他描述这位理想统治者的全部出发点是基于这样的论断：“首先，皇帝必须控制自己，然后才能统治民众。”注1664但是，布莱米底斯使用了哪些资料却不是很清楚。551
学者们对于布莱米底斯这篇论文的意义认识不一。一位专门记载布莱米底斯的生活及其著作的作者说：“布莱米底斯的这部著作有着特别重要的价值，主要是由于它完美地表达了当时希腊人民的诉求。”注1665他们失去了君士坦丁堡，逃到尼西亚避难，梦想着有一位经验丰富的、精明强干的、英明的君主，将外来侵略者赶出博斯普鲁斯海峡，让他们能够回到自己的故都。布莱米底斯心中的理想的君主形象即是这样。
与此相反，另一位学者Th.乌斯宾斯基却这样评价布莱米底斯的著作：“布莱米底斯根本不了解当代人的需要；他生活在梦幻世界中，完全超出了现实世界。他并不理解当代的生活和时代的需要。布莱米底斯的抽象国王是英明的，但他缺乏人类的感情和血性。他生活在与现实生活和日常人际关系相隔离的环境中，因此他的建议和忠告并不能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中世纪的希腊人之悲剧在于他们（的激情）被一种怀古的情绪所削弱；他们没有创造力，他们的真正生活被书本掩盖了。通过布莱米底斯的政治论文，我们可以想象，他就是这类人。”注1666 552
显然，古典传统和宗教的感情对于布莱米底斯的影响很大。在他的生活中，布莱米底斯也曾多次与帝国和皇帝有过密切的联系，因此，也许他并非总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完全不了解罪恶的世俗世界”。注1667在他的修辞考究的论文的字里行间，人们可以想象到与狄奥多勒二世的个性相似的历史真实的痕迹。极具可能性的是，在布莱米底斯写作他的《论王道》一文时，狄奥多勒二世的真实形象浮现在他的眼前，然而，他理想中的统治者的真实形象，被他埋没在华丽的辞藻和博学的古典学识中。注1668
布莱米底斯的哲学著作主要以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为基础，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物理学摘要》和《逻辑学摘要》，《逻辑学摘要》尤为著名。在布莱米底斯去世后，他的《逻辑学摘要》在整个拜占庭帝国广为人知，并逐渐成为东西方教授哲学的基础著作和最受欢迎的哲学教科书。布莱米底斯之传记的编纂者A.海森伯格认为，这两部书“确实让其作者的名字流芳百世”。注1669
此外，对于理解13世纪拜占庭哲学运动，阐明拜占庭对西欧思想发展的潜在影响，布莱米底斯的《逻辑学》和《物理学》也极其重要。另外，布莱米底斯与狄奥多勒二世拉斯卡利斯之间的一些信件同样提供了当时历史和文化状况的许多信息。布莱米底斯留给后人的丰富多彩的文学遗产，还有两部以教科书式的小型地理学著作：《地球史》和《地理概论》，以及一些世俗风格的诗歌等。注1670尽管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即布莱米底斯的著作中所表现出的思想并没有开辟新的道路，但是，他仍然是尼西亚帝国在其艰难时期的杰出人物，并且当仁不让地在拜占庭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553
在布莱米底斯的学生当中，有两位最为出名，即乔治·阿克罗波利塔和皇帝狄奥多勒二世拉斯卡利斯。乔治·阿克罗波利塔出生于君士坦丁堡，在其青年时代，即约翰·瓦塔泽斯统治时期，就到了尼西亚。他与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一起在尼斯福鲁斯·布莱米底斯指导下接受了极好的教育。后来，他竟然成为狄奥多勒的老师。他曾经获得很高的官职，但是在军事生涯中失败了。他曾伴随迈克尔·巴列奥洛格到达君士坦丁堡，在皇帝的指令下专门从事外交活动，并在1274年的里昂宗教会议上达成了与西方教会合并的协议，尽管他曾经为反对这一合并而斗争。阿克罗波利塔死于13世纪90年代。
阿克罗波利塔的主要文学著作，叙述了自十字军夺取君士坦丁堡到拜占庭帝国光复（1203—1261年）时期的历史，是一部重要史料。这部著作可以被称为尼西亚帝国时期的专门史，可以作为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著作的续集。阿克罗波利塔是他所描述的那些事件的同时代人，并以自己的官宦身份参与其中。阿克罗波利塔以清晰的语言准确地描述了他那个时代的历史。在阿克罗波利塔的其他短篇作品中，有一篇为约翰·瓦塔泽斯的葬礼所写的感情激昂、措辞华丽的演说词。
与布莱米底斯的名字有密切联系的人物还有尼西亚皇帝狄奥多勒二世拉斯卡利斯。乔治·阿克罗波利塔是狄奥多勒的正式老师，而布莱米底斯对于这位未来的皇帝却有着极深刻的影响，皇帝狄奥多勒在致布莱米底斯的信中称他为自己的先生，对他充满着敬意。注1671布莱米底斯和阿克罗波利塔都成功地在这位年轻学生的父亲约翰·瓦塔泽斯在位时，使自己热爱文学事业的思想渗透于这个学生的灵魂中。19世纪末一位意大利学者费斯塔出版的狄奥多勒通信集，对于我们了解这个重要人物的情况提供了许多新鲜资料。狄奥多勒学习了教、俗希腊作者的许多作品，开始熟悉了解许多不同的学科，但他的注意力主要是在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研究上。他受到了希腊主义及古典文学的训练，在他的一封信中，他以优美的语句描述了他在参观古典时期帕加蒙城遗址及废墟时产生的深刻印象。注1672这封信从内容到形式都似乎是出自于一位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之手。554
狄奥多勒像他的父亲一样热衷于教育事业，对学术问题特别有兴趣。在他的一封信中提到了一些完成学业后受到皇帝考核的学生。狄奥多勒写道：“人生最大的欢乐莫过于园丁看到他的草坪中盛开着各色鲜花；或者，他可以鉴赏他的哪些花更美丽更茂盛，或者，他可以从同样的角度，想象他如何在某一时刻享受着令人陶醉的美丽果实……尽管我出于一个指挥官的职责，在我的头脑中充斥着暴乱、战争、压力、反抗、狡诈、变化和威胁等种种压力时，竭力压抑着自己想要放松一下的情绪，然而，我却从未使我的注意力离开精神生活的妩媚草坪。”注1673
狄奥多勒二世周围集中着一群受过教育的文人和学者，他自己也热衷于科学、艺术、音乐、诗歌和有关学科。他开办了许多学校，在他的一封信中，讨论到学校的组织、课程设置和教育目标。注1674
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写过一些关于哲学、宗教问题的论文，还有一些赞颂词和上文提到过的大量书信文件（不止200件），这些书信都是他致当时各界的著名人物，特别是致他的导师尼斯福鲁斯·布莱米底斯和乔治·阿克罗波利塔的。在狄奥多勒的作品中，还应该注意到他对于自然科学和数学方面的广泛知识。对于狄奥多勒的那些已经出版的或者尚未出版的注1675文学遗产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无疑将有助于评价这个“在东方堪与他的同时代人弗里德里希皇帝相提并论的”历史人物，也将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13世纪东方基督教社会对于文化的兴趣所在。注1676
12世纪后半期，即尼西亚帝国和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的前期，是两位天才的兄弟学者梅萨利特家族（Mesaritai）的约翰和尼古拉斯文学活动的盛期，他们的活动直到20世纪初期由于A.海森伯格的工作才为世人所知晓。因此，在克伦巴赫的著名《拜占庭文献史》中没有提及此两人的名字。尼古拉斯·梅萨利特在他的兄长去世时所发表的葬礼演说表明，约翰·梅萨利特受到过很好的教育，在科穆宁朝最后两代君主统治期间担任官职，后来，在安吉列朝统治时期成为《圣经·诗篇》的注释教授。他还写了一部关于《诗篇》的评注本，该本的原件在1204年法兰克人攻克君士坦丁堡时被毁。约翰在拉丁帝国早期积极参加了与教宗驻君士坦丁堡使节的争论，坚定地维护正教的立场。他死于1207年。注1677 555
约翰的兄弟尼古拉斯，也曾经在安吉列时期在宫廷任职，并且赞成其兄长对于教宗的态度。在兄长去世后，尼古拉斯来到尼西亚，受到尼西亚牧首的热情接待，后来出任了以弗所的大主教。晚些时候，他充当了尼西亚和教宗为寻求宗教上的和解而举行的谈判首席代表，并且留下了一部详细的记录。尼古拉斯的一些著作，尽管远远不是他的全部著作，已经获得出版。
特别有趣的是尼古拉斯·梅萨利特对于君士坦丁堡的圣使徒教堂及其美丽的镶嵌壁画的描述。注1678这座圣使徒教堂的内部装潢远不似圣索菲亚大教堂那么奢侈豪华，但它是拜占庭皇帝们的葬身之所，也是威尼斯的圣马克大教堂、以弗所的圣约翰大教堂和法国佩利格（Périgueux）的圣弗隆（Front）大教堂的原型。众所周知，圣使徒教堂在1453年被土耳其人毁灭了，在其原址建起了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清真寺。由于该重要古址被破坏，尼古拉斯根据他的亲身经历所做的描述于是就特别重要了。作为第一位研究了与尼古拉斯·梅萨利特有关的学术圈子的学者A.海森伯格认为，尼古拉斯的作品，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尼西亚帝国起源的新线索，是记录那个时代信息的重要资料。“无论是谁，只要他有勇气整理和编辑梅萨利特的著作，都将是极大的贡献；这一任务并不容易，但是特别有价值，而且值得受到人们的感谢。”注1679
我们不能说梅萨利特兄弟是杰出的天才，但是他们属于那些受过教育、热爱读书的人群，其中一些人生活在安静的修道院里，另一些人在尼西亚宫廷中，是他们推动着13世纪的文化事业，为拜占庭帝国国家精神和政治的新生铺平了道路，而正是这种新生导致了1261年拜占庭的复国。556
这一时期的拜占庭编年史的作者只有一位代表人物乔尔（Joel），他可能在13世纪写了一部简短的世界编年史，但此书没有多大的历史价值或文学价值。该书涵盖了自亚当起至1204年拉丁人占领君士坦丁堡这一时期的历史。
上述所有著作都以因循守旧的古典式的、刻意描述的和矫揉造作的文字写成，这种文字已经远离了群众的口头语言。但13世纪也有一些典型的文学作品是用口语和民间韵律写成，这些作品代表了重要的文学新潮流。
尼古拉斯·伊林尼科斯注1680（Nicolas Eirenikos）在约翰·瓦塔泽斯与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女儿成亲的婚礼庆典上发表的结婚祝词（nuptial poem）是用民间（political）韵律格式写成的，它采用了宫廷庆典诗的风格，与狄奥多勒·普洛德罗姆斯所写的新婚祝词风格极其一致。尼古拉斯·伊林尼科斯的诗向我们介绍了拜占庭宫廷盛大庆典的新的信息，因此有历史和文化方面的价值。注1681克伦巴赫认为，此诗与近代希腊的婚礼诗歌相似，因此，作者是直接从当时的民间诗歌中汲取了这类诗歌的精华。但我对这种看法是不能苟同的。注1682
在十字军时期，特别是在第四次十字军以后，在东罗马帝国的领地上建立了许多拉丁的封建领地，出现了一些以民间语言写的史诗作品，描述一些传奇故事，它们以神奇的笔调，主要描写了爱情和骑士冒险故事。在十字军以前的拜占庭史诗文学方面的一部著作，即狄吉尼斯·阿克里特斯的传奇故事特别著名。注1683
十字军时代在拜占庭创立了更复杂的文学形式。法兰克征服者将西方确定的封建主义模式带到了东方，自然也使他们的新臣民了解了西方的12世纪骑士文学作品普罗旺斯的冒险传奇（romans d’aventures）和其他作品，很快在希腊土地上的拉丁人宫廷广泛传播。中世纪的法国传奇故事在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已经证明了它的普世性，当然也一定能在希腊扎根，而且，13世纪初希腊的社会条件似乎更适合于它。于是，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一时期拜占庭的传奇叙事诗是否仅仅模仿西方的模式呢？或者说，它完全是拜占庭生活条件下的产物，只是这种条件与西方相似，因此，这类传奇故事只是部分地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呢？柏里认为：“可能希腊人熟悉了西方浪漫传奇，才促使他们写出吸纳西方思想的作品，这同《贺拉斯歌集》（Odes of Horace）,或维吉尔的《田园》（Eclogue）及《埃涅阿斯》（Aenieid）被认为是受到了它们的希腊原型影响所发生的过程是一样的。”注1684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根据对文学资料的研究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意见。但这些作品通常是匿名作者所写，有的写作年代难以准确判断，其风格、韵律及文学、历史内容也不同。557
有一部匿名传奇诗《贝尔山德罗和赫利山查》（Berthandros and Chrysantza），其出现时间大约可定在13世纪，是拜占庭传奇文学的一个代表作品。其内容有一些被后人可能在15世纪修改过的痕迹。注1685
这部传奇史诗的大致情节如下：有一位皇帝罗德菲洛斯，他有两个儿子，菲拉尔莫斯（Philarmos）与贝尔山德罗。他的小儿子贝尔山德罗以英俊勇武著称，不堪忍受父亲的迫害，离开自己的祖国去异国他乡碰运气。他行陆路进入了土耳其，然后进入亚美尼亚（即小亚美尼亚，亦称乞里奇亚），到达了塔尔苏斯；在塔尔苏斯附近的一条小溪旁，他看到水里有一颗星星在闪亮。这颗星把贝尔山德罗带到了一个怪异事件百出的神奇城堡——“爱之堡”（Ἐρωτόκαστρον）。在这座城堡里，他从两个雕像上的铭文中，得知自己命中注定要与“大安条克国伟大国王的美丽女儿”赫利山查发生一段爱情。注1686他于是决定要看一看“‘爱之堡’中所有凄苦的及甜蜜的美人”注1687，贝尔山德罗在“爱之堡”的领主，“爱的国王——他戴着皇冠，手持一个巨大的权杖和一支金箭”注1688——邀请下，走近了他的御座。听完了贝尔山德罗对自己的生活的陈述之后，国王让他在40位姑娘中选出一个最美丽的，送给她一枚用“钢铁、黄金和黄水晶的丝绞制成的魔杖”。注1689然后，在故事中，对选美场面的描述恰像巴黎人的审美方式，且反映了为皇帝选择最美的新娘的著名拜占庭习俗。当贝尔山德罗将魔杖交给最美丽的姑娘时，他周围的一切，包括国王及40个姑娘就突然间“像梦幻”一样消失了。注1690贝尔山德罗离开了城堡，五天后，到达了安条克城外，他看到了安条克国王带着廷臣和猎鹰正在出猎。安条克的领主给了他一个臣属的位置。突然，贝尔山德罗认出了国王的女儿赫利山查正是“爱之堡”内接受他所赠魔杖的姑娘。这一对年轻人之间立即燃起了爱的火花，他们不顾东方习俗中对于闺房生活的严格限制，于夜间在皇室花园中幽会。但是，这次幽会的结局对于贝尔山德罗来说真是糟透了：黎明时分，皇宫卫队发现了这对年轻人，他们捉住了贝尔山德罗，将他投入监狱。赫利山查于是说服她的忠实女仆去说明，贝尔山德罗在花园中是为了会见这位女仆。赫利山查的父亲闻此言，遂饶恕了贝尔山德罗，并且，在赫利山查的秘密许可下，贝尔山德罗与这位女仆举行了形式上的婚礼。贝尔山德罗与赫利山查的秘密关系于是维持下来。10个月以后，这对恋人、那位女仆和一些忠实的仆人逃离了安条克；在渡过一条湍急的河流时，这位女仆和那些仆人丧生。这对恋人绝处逢生，来到了海岸，遇见了贝尔山德罗的父亲罗德菲洛斯派出来寻找他的小儿子贝尔山德罗的希腊舰队；因为他所宠爱的长子已经死去。船员们认出了贝尔山德罗，遂立即将他和赫利山查迎接上船，回到了首都。对于重见自己的儿子已经感到绝望的皇帝罗德菲洛斯，兴高采烈地迎接了这对年轻人。该传奇故事的结尾描述了贝尔山德罗和赫利山查的庄严婚礼，主教主持了仪式，将皇冠戴在贝尔山德罗的头上。558
学者们对于这个匿名作者写的传奇故事的评论，反映了他们对于十字军时期拜占庭传奇故事的一般看法。一些学者认为，是一部已经失传的或尚不为人知的法国骑士传奇构成了《贝尔山德罗和赫利山查》这部传奇故事的基础；在“爱之堡”（希腊语称之为Erotocastron）中，他们看到了法国普罗旺斯史诗中的“爱之堡”（Chateau d’amour）的影子。在罗德菲洛斯和贝尔山德罗的名字中，他们看到了人们通常所见的西方名字鲁道尔夫（Rodolph）和贝特朗德（Bertrand）的希腊化的读音；注1691甚至有人认为，“贝尔山德罗和赫利山查”的故事，充其量不过是一部著名的14世纪生活在百年战争期间的法国骑士贝特朗德·迪盖斯克兰（Bertrand du Guesclin）之传奇故事的希腊文翻版。注1692克伦巴赫倾向于认为，在中世纪发现的希腊民间诗歌如“爱之堡”“埃罗斯（Eros）”及其他作品中，其原型都可以归于西欧的资料。他写道，贝尔山德罗和赫利山查的故事无疑是希腊人写的，但却是在长期以来已经对法兰克文化十分熟悉的土地上写的。最主要的是，该故事情节是来自法兰克人的还是来自希腊-东方的资料，仍无法确定，只有待该传奇的真正原版发掘出来之后才会有定论。注1693柏里认为，贝尔山德罗和赫利山查的传奇，从其结构、描述和思想来看，从头到尾都是希腊式的，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将其归因于西方的影响。在法兰克人和希腊人的土地上，存在着文化的平行发展现象。正如12世纪法国的传奇故事皆以大量的史诗为前导一样，13、14世纪的希腊传奇故事也有其史诗的背景。在上述两个地域，传奇故事之主题的产生，都直接地或间接地受到了希腊化世界的影响：在法国，主要是受到拉丁文学，特别是奥维德诗歌的影响；在希腊，则受到了在那里从来没有泯灭的文学传统的影响……当西方的骑士在东方定居时，希腊人由于他们的体验，已经拥有了为骑士传奇所需要的所有思想、资料和形式。因此，12世纪的法国文学对于希腊，并没有如在德国那样，产生那样巨大的影响。西方的传奇文学在有着与西方相似的原创性的主题、构思和奇妙素材的人民中间并不显得那么新鲜。当然，在十字军期间，来自法国文学的一些影响，通过两种文学在基督教西方的联系和融合，这一事实却不容否定。但是，总的说来，法国和拜占庭传奇文学有着一个共同的希腊化的基础，它们是沿着平行的道路、互相独立地同时发展的。注1694如同迪尔所说，贝尔山德罗和赫利山查的传奇故事始终是纯粹的拜占庭的，而且，希腊文明给予征服者法兰克男爵们的东西似乎远比从他们手中接受的东西要多得多。注1695另一则“爱情故事”《卡利马库斯（Callimachos）和赫利索罗叶（Chrysorroë）》是以民间韵律格式写成，也应是13世纪的作品。注1696 559
近年来，人们已经开始关注巴尔干半岛西部与伊庇鲁斯君主国，与这个在拜占庭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第二个希腊人中心的历史相关的13世纪著名人物。其中有纳乌帕克图斯（纳乌帕克图斯城，意大利语为勒颁多）大主教约翰·阿波考库斯（John Apocaucus）；科西拉（Corcyra，科西拉岛，意大利语称之为科孚［Corfù］）都主教乔治·巴尔达内斯（Bardanes）；和奥赫利德城（位于马其顿西部，该城于13世纪前半期臣属于伊庇鲁斯君主国）都主教底米特里·科玛特努斯（Demetrius Chomatenos）等。560
1897年，当克伦巴赫写作他的《拜占庭文献史》时，还仅仅能提到纳乌帕克图斯参加了反对拉丁人的论争，也可能是一份当时保存在牛津大学尚未发表的信件的作者。注1697但是，自从V.G.瓦西列夫斯基以彼得堡的一份手稿为依据，出版了约翰的信件集，而且，法国学者佩特利底斯（Pétridès）以牛津手稿为基础出版了约翰的一部分作品之后，学者们于是能够了解这位作者的传奇人生。注1698乔治·纳乌帕克图斯的手稿文献的全部出版，还远远没有完成。
约翰·阿波考库斯，纳乌帕克图斯的大主教，死于13世纪30年代，曾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可能是在青年时代，他曾经在君士坦丁堡生活。后来，他成为纳乌帕克图斯都主教，积极参加了伊庇鲁斯的政治、公共的及宗教的生活。约翰似乎是生活在独立的伊庇鲁斯和该王国临时征服地区生活的希腊正教教职人士中的爱国者的领袖，而且，也许是一个政治领袖；他还在伊庇鲁斯君主们与正教的最高权威、希腊牧首进行的斗争中，支持了伊庇鲁斯的君主们，而伊庇鲁斯君主的竞争者尼西亚君主则支持牧首。注1699E.A.切尔努索夫（Chernousov）写道，约翰不是一个“远离尘世、禁闭在自己的密室中、仅仅关心宗教事务的忧郁修士。相反，从他的思想方法和性格，他对‘自我’的揭示，以及从事文学活动的方式来看，可以看出，在某种程度上，他具有后来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特征。”注1700在阿波考库斯的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对写作的兴趣和热情，这使他写出了大量的信件；可以看出他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古典文学的态度，对于古典文学活动中的代表性人物，如荷马、阿里斯托芬、欧里庇得斯、修昔底德、亚里士多德和其他人物，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些古典作品，和《圣经》一道，是他进行分析和比较的丰富源泉。目前出版的他的作品有40多种，包括信件、各种教理方面的著作和警句寓言等。注1701与他通信的人物有伊庇鲁斯君主狄奥多勒·科穆宁和著名的雅典城都主教迈克尔·阿克米纳图斯。由于约翰·阿波考库斯的信件没有能全部出版，因此，对于他作为一个作家和政治家身份的更全面确定的评价还有待于将来。注1702 561
对于伊庇鲁斯君主国统治时期第二个杰出人物、科西拉都主教乔治·巴尔达内斯，长期以来一直有误解。16世纪末，《基督教会年代纪》的作者巴罗尼乌斯红衣主教根据乔治致皇帝弗里德里希和曼纽尔·杜卡斯的信件，推断巴尔达内斯是12世纪的人。因为他们以为这些信件是乔治致弗里德里希一世和曼纽尔一世科穆宁的。注1703后来的学者们发现，乔治所写的一些著名信件中所论争的问题，与12世纪发生的事件并不一致，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有两个科西拉的乔治，一位生活在12世纪，另一位生活在13世纪。这一错误被克伦巴赫于1897年出版的《拜占庭文献史》所接受。注1704但是，在1885年，这一问题就被V.G.瓦西列夫斯基最后解决了，他无可辩驳地证实了历史上只有一个科西拉都主教乔治，他生活于13世纪；而且，他的信中所指的两位皇帝是弗里德里希二世和萨洛尼卡的君主曼纽尔，后者是萨洛尼卡皇帝狄奥多勒·杜卡斯·安吉列的兄弟，而安吉列曾经被保加利亚人逮捕。由此，乔治·巴尔达内斯应该生活于13世纪。注1705
乔治可能是出生在雅典，先是迈克尔·阿克罗波利塔的学生，后来成为他的朋友和与他通信的笔友，这些书信揭示了许多他本人生平的信息。乔治曾经在尼西亚的宫廷生活了一个时期，后来回到了西方，被约翰·纳乌帕克图斯任命为科西拉都主教。伊庇鲁斯君主狄奥多勒·安吉列特别宠信乔治。乔治的那些重要信件保留了下来，迈克尔·阿克罗波利塔在读到这些信件时能够感觉到这些信件之文风的优雅和阐述问题的清楚明了；然而，这并不足以阻止迈克尔在他的信件中对乔治进行教诲并纠正其文中的一些败笔。注1706除了这些信件外，乔治还写了一些反对拉丁人的辩论文章和一些长短句诗歌。562
13世纪前半期著名的希腊教职人员和修道士、奥克利达的大主教底米特里·科玛特努斯，由纳乌帕克图斯的约翰加授圣职，后者还为萨洛尼卡的伊庇鲁斯皇帝狄奥多勒举行了加冕仪式。纳乌帕克图斯留下了150余篇作品、书信，其中讨论了许多立法和宗教问题，也有许多教规方面的训词、对来信的回复、司法判决、会议决议等。这些作品对于研究拜占庭法制史，特别是教会法的历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们还提供了13世纪前半期伊庇鲁斯、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及拉丁国家的教会历史、民风民俗和国际关系的重要信息和资料。
纳乌帕克图斯都主教约翰·阿波考库斯，科西拉大主教乔治·巴尔达内斯和奥克利达大主教底米特里·科玛特努斯是伊庇鲁斯帝国君主国和短命的萨洛尼卡帝国文化运动中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注1707
在拜占庭艺术发展方面，在拜占庭领地上建立的数个法兰克人公国使得许多艺术家离开君士坦丁堡和萨洛尼卡，到当时强大的塞尔维亚王国去寻找新的发展阵地，或者与那些已经在威尼斯定居的艺术家合流；“当时出现了一次画匠的‘大流散’（diaspora注1708）。这些拜占庭艺术的传播者给斯拉夫画派以方向，迟至今日，我们才开始理解它的全部成就的意义。”注1709但是，艺术的传统在拜占庭并没有泯灭，巴列奥洛格王朝时代的艺术复兴，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13世纪保留下来的早期传统和成就。
尼西亚帝国时期的文学运动在拜占庭文化史上有着伟大的意义。在尼西亚皇帝的宫廷内形成的中心成为文化活动的摇篮，它面对政治上的分裂、严酷的国际斗争和帝国内部的矛盾，保存、挽救，并继承发展了科穆宁王朝时期的第一次希腊文化复兴的成就，使得后来在巴列奥洛格王朝时期第二次希腊文化复兴的出现成为可能。尼西亚帝国成了联结两次希腊文化复兴的桥梁。563
13世纪，在巴尔干半岛西部，即伊庇鲁斯领土上形成的文化中心是联系基督教东方世界与西欧，特别是意大利的文化运动之间的纽带。13世纪在霍亨斯陶芬朝弗里德里希二世统治下的意大利文化运动的兴起，即“文艺复兴运动的序幕”，虽然至今还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但已经受到了普遍的重视、讨论和传播。但是，同一世纪尼西亚帝国文化运动的兴起，特别是被忽视的伊庇鲁斯国家的文化运动，却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事实上，发生在意大利、尼西亚和伊庇鲁斯这三个地区的文化运动，是大体同步平行发展的，而且或许它们之间有过相互影响。甚至，只要看一看13世纪伊庇鲁斯文化的兴起，就不会认为它仅仅属于地方性的个别现象，它必定应被置于13世纪欧洲文化发展的整体历史之中。
拜占庭的封建制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封建主义被认为是中世纪西欧的特有现象，因而，将这一地区的历史与其他地区的历史分别加以研究。注1710人们甚至假定，封建制度的表现形式在所有的西方国家，本质上都是相似的。人们甚至忽视了这一事实，即，封建制度的建立，在西方的各个国家都有其个性的东西。然而，近来，封建主义这一名词被推而广之；学者们开始注意到，封建化的过程可以在世界的不同地区和历史的不同阶段看到。比较历史学的方法消灭了长期占统治地位的重要的历史偏见，即通常被称为封建主义的这一复杂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现象只属于中世纪的西欧。因此，目前，封建主义这一名词的使用有了两重含义，一是广义的，另一种是狭义的。中世纪西欧的封建主义只是封建主义的一种形式，而且是封建主义的狭义的使用方式；而在广义的范围内，封建主义是一个文化的发展阶段，而且，据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史学家的论断，这是所有民族在其历史发展中的必经阶段。毫无疑问，封建主义的过程并非在每一个地区都达到它完全的发展形态；例如，有时候，它的过程仅限于社会发展的范围内，而不具备政治上的意义。无论如何，将这一问题的研究范围从西欧中世纪的局限性中推及世界，就使得学者们能够发现在古埃及、在阿拉伯哈里发国家、在日本、在太平洋诸岛，以及在古代俄罗斯存在的封建主义形式。在每一个国家，只要条件具备，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封建制度就可能存在；然则，它却不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现象。564
俄罗斯学者P.文诺格拉多夫（P.Vinogradov）给封建制度下的一个简洁而准确的定义是：“封建主义是以政治关系的领地方面和领地关系的政治方面为标志的。”注1711显然，这一概念忽略了经济方面。后来，学者们提出并开始重视经济方面，现在，则成为必须考虑的因素。
关于西欧封建制度的起源问题，有过许多不同的意见，有些意见甚至是互相对立互相矛盾的。有些学者将它归因于古代和中世纪转型时期已经存在的日耳曼因素及罗马因素；一些人相信它是加洛林王朝立法的结果；还有一些试图将此复杂的结构归因于几乎无人知道的古代日耳曼生活的社会条件，特别是人们想象中的古日耳曼“马尔克”（March）的社会条件。所有这些理论目前还只有历史上的意义，它们只是深刻地描述了学者们要把对于诸如“封建主义”这样复杂的历史现象的理论解释建立在真正的学术基础上所付出的有时是超凡的劳动。
西欧封建制度的许多典型特征，可以通过罗马帝国在其前三个世纪中的社会条件来解释。那时出现的一些因素后来成为封建主义的组成部分。“赐地”（precarium）或“恩地制”（beneficium）、庇护制以及豁免权等，在罗马帝国时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恩地制”原指一种暂时性的财产，有时是由占有者终生享有的。因此，在一定条件下、供一时（经常是终生）占有的授予地，也通常被称为“恩地”（beneficia）；在上述条件中，居首位的通常是占有土地者提供军役服务，因此，恩地制通常意味着是以服军役为前提的临时性赐地。后来，当西欧封建制度基本形成以后，恩地演化为封地（feodum-fief），即在一定条件下被授予的有继承权的土地。封建主义（feudalism）一词就来源于封地（feodum）这个词，但该词的词源则还没有弄清楚。庇护制（patronage），即将自己置于一个更有力的人保护之下的习俗，从罗马时期一直传续到中世纪，而在封建时期开始有一拉丁化的名称，即侍从（commendatio）,有时则用德语来表达，即mundium。最后一项，即豁免权（immunitas）,在罗马时期就普遍存在，在封建时期，特指给予一些个人以一定的国家权利；这些人经常可以免于为国家服役，政府官员也被禁止进入这类获得豁免权的领地。565
在罗马帝国的西部，随着中央政权的衰落，上述三个在一个特定时期相互独立的因素逐渐集中到一个人身上；获得这些权利的人，即土地所有主，再向下分配恩地，获得侍从（附庸），并行使豁免权。换言之，土地所有主成了宗主。这一过程既发生在俗界，也发生在教会中；在各个不同的国家是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的。
拜占庭的封建制问题还没有被人们很好地研究；深入进行研究仍然有必要，而且人们必须慎于下结论。但是，目前至少有可能谈到拜占庭的封建主义和封建化过程问题，而在不久之前，若谈及“拜占庭封建主义”却显得立论不足了。
鉴于拜占庭帝国是罗马帝国的延续，因此，可以说，类似恩地制、庇护制和豁免权等现象当然可以在拜占庭的内部生活中看到。问题在于这些现象在帝国的东方各行省不同的条件下发展到什么程度，采取了什么形式。
在东方，希腊语词kharistikion与拉丁语beneficium（恩地）是相对应的，希腊语词kharistikarios则与beneficiarius（承恩者）相对应，后者是指获得了土地，而以服军役为交换条件的人。但是，在拜占庭，特别是在10世纪早期，将土地作为恩地分配的情况通常用于修道院，这类土地既分配给俗人，也分给修士。有可能的是，这种拜占庭的恩地与破坏圣像时期相联系，当时，帝国反对修士的斗争导致了修道院土地的还俗，使皇帝有了丰富的土地资源可用于恩赐。从各方面推测，可以认为，这种情况就是导致原义并不专指授予寺院土地的名词kharistikion失去了其本来意义而专门用来指授赐修道院土地。研究拜占庭内部生活的一个权威人士P.V.贝佐布拉佐夫写道：“kharistikion制的特点是,一个修道院的所有者，不管他可能是什么人（皇帝、主教或个人），将该修道院授予某人终生管理，此人即获得kharistikarios（承恩者）的头衔。该承恩者将收取修道院的全部岁入，并有责任维持修道士们的生活，维修修道院建筑，简言之，即管理修道院的全部经济活动。显然，其余的岁入收获当属于承恩者。”注1712另一位俄罗斯著名的拜占庭学者Th.乌斯宾斯基坦率地指出，“kharistikion”制度，作为授赐修道院和教会土地的一种体制，是先在教会内部发展起来的，与那些在俗界存在的处理土地财产权力的习俗和法规完全一致。注1713如果上述对教产恩地的定义，特别是乌斯宾斯基的定义，可以接受，那么一定能肯定，罗马过去的所有类似制度都已经消亡。但这一结论是错误的。所谓的kharistikion制度是古代罗马的赐地—恩地制的残存，它之所以具有了不同的意义只是由于帝国东半部的特殊情况所使然。566
在异教罗马时期，军事地主就已经存在，它的特别表现是帝国边界附近的土地都被赐予军人作为世袭的财产。但是受赐的特别条件是，占有土地者必须保卫帝国的边疆，并将这项义务传给他们的后人。这一措施的开端通常认为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塞维鲁·亚历山大统治时期，即3世纪前半期，当时他将从敌人手中夺回的边境上的土地都赐给了边境上的士兵（limitaner）和他们的首领，条件是，他们必须世代相袭为国家服军役，这与获得土地的公民的义务没有什么不同。尽管一些学者断言，这种边界领地（agri limitanei）与后来的恩地或采邑（feodum）注1714并没有什么联系，但还是有不少著名的历史学家不无理由地发现了中世纪恩地制的根源就在于前基督教时期罗马帝国的土地分配制度。注1715被纳入6世纪《查士丁尼法典》中的一则于5世纪前半期狄奥多西二世皇帝颁发的《新律》声称，帝国的东西两部都实行这样的原则，即前线士兵，或称边防兵（limitanei milites）作为占有土地的前提，必须遵照古法（sicut antiquitus statutum est）为国家服兵役。注1716
7世纪初开始，在波斯人、阿拉伯人、阿瓦尔人、斯拉夫人和保加尔人入侵的威胁下——这些民族经常成功地占有帝国重要的和富饶的边境行省，政府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加强了军事组织；因此，可以说，它将边境的组织形式用到内陆的行省中。但是，从7世纪到9世纪拜占庭经常遭受到的严重军事失败，特别是破坏圣像时期的内部矛盾和为争夺皇位而进行的斗争，显然破坏了组织良好的军事土地所有制；大土地主，即所谓“权势者”或豪绅，趁机反对国家法令，购买军事地产。因此，当10世纪马其顿王朝的皇帝们颁布著名的《新律》保护农民利益，抵制“权势者阶级”的兼并倾向时，他们也同时在保护军事领地。罗曼努斯·雷卡平、君士坦丁·波菲罗杰尼图斯、罗曼努斯二世和尼斯福鲁斯·福卡斯的《新律》都是以恢复军事领地的稳固和不受侵犯为目的的，特别是要保证这样的军事领地不要落到那些不服军役的人手上；换言之，这些《新律》基本上是重申上述狄奥多西二世时期颁布的，而后为《查士丁尼法典》所承续的那则法令。曾经认为斯拉夫对拜占庭的影响是拜占庭内部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的Th.乌斯宾斯基，这样评述军事领地：“如果人们发现，在10世纪时一些农村公社的痕迹出现在军事领地的组织中，这显然表明，这种结构是斯拉夫因素的影响而非罗马的起源，但是，它的最初表现一定归于斯拉夫民族在小亚细亚定居时期。”注1717但是，这位著名俄罗斯史学家的假定并不能被证实。拜占庭的军事领地制在某种程度上说一直延续到拜占庭的末日；至少，从11世纪—14世纪的立法文献中可见，10世纪的皇帝们所确立的原则一直被认为有效，尽管在事实上并非如此。567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如一些零星资料和模糊不清的事实所能够说明的是，在拜占庭，显然人们没有接受任何一个专门的词汇来特指皇家的恩赐，可能只有kharistikion这个词是例外；但是，人们还没有从这个角度来研究这个词的用法，因此，人们使用这个词时可能只是一个假设，而且它是一个相当夸张的假设。在11世纪以后，开始有一个专门指代皇家恩赐的词汇出现在拜占庭的资料中；这个词汇原来只是与kharistikion交替使用，但后来开始特别用于皇家的恩赐，即pronia（普洛尼亚）。
一些学者曾经错误地将这一词汇的来源归于德语词Frohne（意为农役，即强制性的劳役）；因为他们先是在塞尔维亚文献中，而不是在拜占庭的文献中发现该词的，他们甚至认为，塞尔维亚人在他们还是哥特人的邻居时就借用了这个词。注1718自不待说，普洛尼亚一词是希腊词汇，意为“深思、照料”，在基督教会中，意为神意（providence）。但是，当这个词被用来特指皇家恩赐地产时，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它原来的含意，因此，在后来无法确定的历史时期内，拜占庭文献中出现的pronoia一词同时含有上述两种意义；同样，在西方，封建社会的词汇beneficium也没有失去它原来所具有的“恩赐、恩准”的含义。568
那些请求获得或得到了一所修道院作为恩地（kharistikion）的人，就有义务照料这块地产，用希腊语讲，就是获得这块地的监护权（take pronoia of it）。因此，接受这样一片领地的人，有时不仅被称为承恩者（kharistikarios）,而且是供养人（pronoctes）。在此人照料该领地期间，这块领地就被称为普洛尼亚。据Th.乌斯宾斯基的论点，在拜占庭，普洛尼亚一词“意指将一块有居民的土地，或者是另一种吸纳年贡的产业赐予某位官员，作为（受地者）服役的报酬或者是由该产业提供一定的义务为条件”注1719。这里特别指的是军事义务。普洛尼亚并不是一块无条件继承的世袭产业；占有普洛尼亚者不得出售、转让或者放弃这块领地。换言之，普洛尼亚与前基督教时期罗马帝国皇帝们所赐予的军事领地是一个性质。“普洛尼亚”是由皇帝亲自赐予或者以他们的大臣们的名义赐予的产业。
早在10世纪，就出现了普洛尼亚这个名词，意指一块以军事服役为条件的领地。普洛尼亚一词的特殊用法完全确定只是在11世纪后半期的文献中才开始出现。这一现象并不能证明普洛尼亚的这一意义在早些时候不存在。早期文献的进一步出版和由这一特别角度对早期文献的研究可以确定，普洛尼亚一词的特殊意义的出现早于11世纪。在科穆宁时期，授予臣属以普洛尼亚的体制已经是一件普遍现象。伴随十字军和西欧对拜占庭的影响，特别是在偏爱拉丁人的皇帝曼纽尔一世（1143—1180年在位）统治时期，以希腊文形式出现的西欧封建社会的专有词汇在拜占庭逐渐出现，如lizios一词，就同中世纪拉丁词汇ligius相对应，指一位附庸，即一块采邑的持有者。值得关注的是，当第四次十字军，即西欧领主们开始在东方占领地定居时，他们发现当地的土地占有情况与西方十分相似，很容易采取他们自己的封建形式。在一份13世纪初的文献中，拜占庭皇帝的赐地被称为“采邑”（fiefs）（de toto feudo,quod et Manuel quondam defunctus Imperator dedit patri meo）注1720。同一时期的另一篇文献证实，西方征服者对于被征服者继续按照原来的方式管理，从他们那里的征伐的税役与他们在希腊皇帝统治下所承受的分量完全一样（debemus in suo statu tenere,nihil ab aliquo amplius exigentes，quam quod facere consueverant temporibus graecorum imperatorum）。注1721关于拜占庭领土上封建关系研究方面的更多的资料见于《莫里亚编年史》中，此书包括了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的丰富资料。普洛尼亚制度在整个中世纪的拜占庭都存在，一直到帝国的灭亡。569
对于拜占庭帝国普洛尼亚制度的研究，以及有关恩地和军事服役份地的研究，值得我们特别关注，而且有可能获得最重要的成果，注1722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可以使人们更好地、更正确地全面了解拜占庭的土地经营情况和其内部生活，而且有助于将它同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国家、斯拉夫国家和伊斯兰国家，及后来的奥斯曼帝国进行生动而有益的比较。
Pronoia一词在塞尔维亚文献中经常出现。在俄罗斯历史上，pronoia有时可以与俄罗斯的kormlenie（供养地）相比。这是古代罗斯的传统：古罗斯贵族被赐予城镇或行省作为kormlenie，通常是一块土地，作为服军役的报酬；这些贵族于是有机会从地方居民那里获得食物（korm）、礼品和费税，并对当地进行司法及行政的管理，但是俄罗斯的kormlenie并不意味着占有这块土地，而仅在于使某一城镇或行省的管理者有权享受这一领地上的岁贡。因此，拜占庭的pronoia与莫斯科公国的pomestye更为相似，这种pomestye是一临时占有的领地，条件是占有者提供军役义务，后来，这种制度就迅速有了等级制的特点。
罗马的庇护制（patrocinium）或者是西欧类型的侍从-附庸（commendatio-mundium）模式在拜占庭也很普遍。狄奥多西和查士丁尼的法典中都有相当一些敕令涉及这类问题，自4世纪以后,接受庇护者（在法典中称之为patrocinium）受到了严重的惩罚，因为穷人将他们自己置于其富裕而有势力的邻居们的庇护之下，希望以此方式逃避国家的各种义务，特别是沉重的税收，对于此，国家是不能认可的。在查士丁尼的法典和后来皇帝们的立法中，有一个希腊语词能够与拉丁语词patrocinium相对应，此即prostasia，意为“代表某人利益，庇护者，保护者”，而不论它以什么形式出现，都是国家所禁止的。尽管中央政府采取了禁止性的措施，大土地所有主（权势者）仍然继续着他们获利甚好的庇护制或是prostasia，在国家的纳税人群之间设立了一派中间势力，皇帝的权威不能克服这种罪恶。罗曼努斯·雷卡平于922年签发的《新律》禁止“权势者”从穷人手中接受任何财产，提到了富裕者压迫穷人的各种方式，其中就有prostasia,即庇护制。570
拜占庭也有过豁免制度，被称为exkuseia或exkusseia（ἐξκουσσεία），这仅仅是拉丁语词exkusatio（动词为excusare）的希腊语动词ἐκουσεύειν，或ἐκουσσεσθαι的简化形式，其意义是相同的。对这种豁免制度特别重视的学者们发现，最早出现的颁赐豁免权的帝国文献（即黄金诏书）是在11世纪中期（1045年），因此人们不能从这一制度中看到距此太久远的罗马时期豁免制度的残余因素，于是试图从其他方面解释它的起源。有一个学者，即N.苏沃洛夫把拜占庭豁免制度，即exkouseia的起源推至西方的传统习俗，它以日耳曼形式传入拜占庭。按照他的意见，“在晚期拜占庭的豁免制与罗马法中的豁免制度中找不到任何历史的联系。即使我们假设日耳曼人的豁免权有着罗马的根源，但它进入拜占庭帝国时，已经带有了法兰克的形式”。注1723另一位专门研究exkuseia（豁免）问题的学者P.雅科文科（P.Yakovenko）不同意上述意见；他认为，这种豁免制度独立地产生并发展于拜占庭，他还拒绝承认拜占庭的豁免权与罗马时期的豁免权有任何联系，因为在此两种体系中存在着明显的差别。“exkuseia体制的起源是由于罗马国家体制的退化引起的拜占庭内部政治的无序。与此同时，公法与私法原则的混淆也有一定的影响。由于这些原因，exkuseia制的核心产生了；国家官员被禁止进入得到特许权的领地，接受豁免权的人也获得了在此领地上征收国家岁入的权力。”注1724 571
在罗马的立法文献中，拉丁语immunitas 和exkuseia在意义上是一致的，一些著名的法学家试图在此二者之间找到一些确定的区别，却没有最后的结果。注1725
在狄奥多西和查士丁尼的法典中，有一些严厉的条款禁止税收方面的豁免权，其中谈及豁免权时用的是immunitates或动词形式excusare。
拜占庭时期的文献在涉及赐予豁免权（exkuseias）问题时，认为多数受益者是修道院。据这些条例，拜占庭皇帝以豁免证书形式赐予受益人的特权，主要涉及禁止皇帝的官员进入有特权的领地，这些地区享有免税权和司法权等；换言之，在这里，是以西方封建模式出现的真正的中世纪豁免权。
人们通常认为，最早赐予上述豁免权的皇帝诏书出现于11世纪中期。但这并不足以证明，在此以前没有颁赐过豁免权，尤其是传至今日的11—12世纪这类文献的表达方式和风格表明，豁免权的概念在当时已经相当普遍，而且确定无疑、众所周知，不需要任何解释。但这还不是全部理由。9世纪晚期到10世纪的马其顿王朝的皇帝们赐予阿索斯山修士们的特许状中，已经包含了豁免权的所有相关因素。瓦西里皇帝（867—886年在位）颁布的一则特许状，保护所有那些“选择了在阿索斯山的修道生活”的修士们免于受到军事指挥官、帝国官员、市民个人和农民的干扰，以“使任何人不得进入阿索斯山的圣处，打扰这些修士们”注1726。这一特许状在瓦西里的儿子智者利奥六世时期（886—912年在位）得到了重申。另一则重申这则“早期统治者”批准的特许状的文件是10世纪前半期由罗曼努斯一世雷卡平（919—944年在位）签署的。注1727在划分阿索斯山地界的其他现存的10世纪文献中，也都提到此前历代皇帝们的特许状；这些特许状是在7世纪和8世纪早期由君士坦丁四世（668—685年在位）、受劓刑者查士丁尼二世（685—695年、705—711年在位）和第一位恢复圣像崇拜的女皇伊琳娜（797—802年在位）和她的儿子君士坦丁六世（780—797年在位）颁布的。注1728当然，人们不可能确切说明这些文献包含哪些内容，但是根据阿索斯修士们对于土地划分问题的争议来看，可以假定，这些文件也提到了豁免权。注1729 572
刻在一则铭文中的、皇帝查士丁尼二世于688年9月颁布的敕令，可以视为早期“豁免权”的实例。在这则敕令中，查士丁尼二世将萨洛尼卡的一块盐田赐予圣德米特里教堂，使它“从此以后直到永远”成为教堂的财产，它将被免除以前的任何义务。在他的敕令中，查士丁尼二世坦率地说明了他赐予这块盐田的目的，是要使这块盐田上的全部收益用于教堂照明、僧侣的日用支出、维护教堂建筑的必要花费和僧侣们的所有其他需要。注1730
享有特权的修道院往往被称为修道院公爵领（monastery-princedoms）注1731,它们是在查士丁尼大帝（527—565年在位）时期发展起来的，这些修道院的豁免权可能与4世纪时君士坦丁皇帝和他的继承者赐予基督教僧侣的特权有关。注1732事实上，所有这些零星文献中所涉及的豁免权问题，都完全是涉及修道院生活的。但是，许多早期的特许文献业已丢失，而且，关于拜占庭豁免权的问题所做的相关研究，尤其是它在11世纪以前的历史情况，非常之少。许多拜占庭资料，包括历史、年代纪、圣徒生活等，都已经出版，却很少有人从豁免权的角度对之进行研究。如果这些现成的文献得到了充分研究，那么，也会出现一些新的、更重要的、涉及拜占庭世俗人士的豁免权方面的资料。也许可以因此确定，拜占庭豁免权的起源可上溯至罗马的豁免权制度，并且是基督教帝国从异教罗马帝国那些承接下来的复杂的社会遗产的一部分。注1733
关于拜占庭帝国的庇护制（prostasia）和豁免权（exkuseia）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对于更好地理解拜占庭的内部生活和其邻国阿拉伯帝国和斯拉夫国家的内部历史，特别是古代罗斯国家的内部历史也是特别重要的。N.帕弗洛夫—西尔万斯基（Pavlov-Silvansky）对于古罗斯国家的封建制进行了重要研究，将西方的庇护制与俄罗斯的zakladnichestvo（抵押）相比较，并将西方的豁免权与俄罗斯的bayar samosud（俄罗斯贵族享有的司法权）进行对比，然而，如果该作者能够使用拜占庭的资料而不是只把自己局限于对西方资料的分析，这一成果会有更大的价值。573
大土地所有主（他们在罗马帝国时期被称为latifundia）的存在也是拜占庭帝国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特点。有势力的行省中的巨富们有时对于中央政权极具威胁性，乃至于帝国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对付他们，但时常是不成功的。
在这方面，积极地反对大土地所有主的查士丁尼大帝统治时期，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普罗柯比的《秘史》和查士丁尼的《新律》披露了关于此问题的重要资料；带有偏见地、片面地编撰的6世纪作品《秘史》显然反映了大地主的思想和他们的利益，但只要使用得当，它仍然是反映当时拜占庭内部生活的一部最有价值的资料。《秘史》和查士丁尼的《新律》揭示了拜占庭皇帝反对以大地主为基础的贵族阶层的斗争，这场斗争不仅反映了6世纪的情况，而且持续到此后很久。查士丁尼的一则针对卡帕多细亚省督的《新律》，谴责了这一地区各行省的国有和私有地产主们在地方富豪的肆意盘剥下所遭遇的无助状态，其中有如下的重要内容：“朕闻得各行省中官员的滥用职权达到如此登峰造极的程度，乃至于其上层机关的任何人亦无法纠正之。朕甚至羞于提及那些被保镖所簇拥着到处招摇过市的大地产的庄头们是多么无耻至极，他们正在如何被大批下等人所追随，在无耻地掠夺一切。”接着，在列举了一些私人地产后，《新律》继续阐述：“国家财产已经尽入私囊，因为它们被掠夺、被侵吞，甚至包括所有那些马匹，而且，竟然没有一个人会站出来讲公道话，因为所有的人被他们用黄金堵住了嘴。”注1734从这些论述来看，卡帕多细亚的大地主们对于所在行省有着完全的支配权，而且他们拥兵自重，或者其他武装人员或保镖等，控制着私人和国家的土地。关于查士丁尼时代埃及的相似情况，也可以在草纸文献中发现。一个著名的大土地贵族阿比安家族在6世纪埃及的许多地方占有巨量的地产。整片的无数村庄都是他的私产。他的住宅几乎就是皇宫。他有自己的秘书、看门人、成群的奴仆、自己的估税员和征税人、自己的司库、自己的保安，甚至自己的邮政。许多这样的大地主私设监狱并养着自己的军队。注1735
为了对付大地主，查士丁尼进行了无情的斗争。他以多种方式有意识地、持续不断地摧毁大地产。但是他没有完全成功，大地产直到帝国后期仍然保持着它的活力。574
一方面，查士丁尼是世俗大地产的确切无疑的敌人，另一方面，他却致力于保护和增加教会和修道院的财产。在拜占庭帝国，查士丁尼时代是教会和修道院大地产形成的最重要时期，这些享有豁免权的大地产形成了诸如修道院公爵领或修道院采邑等封建的中心。根据一位历史学家的意见，它们在拜占庭的地位，相当于西欧的公爵领和伯爵领。注1736但是，西欧封建领地的特点首先是，它们是不稳定的、软弱的且有时是与中央集权相分离的。从封建的角度看，拜占庭修道院的大领地，是由反封建的因素创立和管理的，管理修道院的住持（igumens）拥有全部的权力，实际上是他们自己领地上的君主或独裁者。也许这就是拜占庭封建制的一个最典型的特点。
在拜占庭教会和修道院的大地产形成过程中，7世纪是最为重要的时期。自从阿拉伯人占领了修道主义特别繁荣的巴勒斯坦和埃及之后，相当一部分修道士逃到了帝国的内地；旧的修道院挤满了避难者，新的修道院也建立起来。因此，7世纪后半期和8世纪早期可以认为是修道院大地产发展的鼎盛时期。修道院享有种种特权，削弱了国家财政；随着大批强壮男丁进入修道院从而免于服军役，又削弱了帝国的军事力量。国家对此是不能容忍的。瓦西列夫斯基说：“没有任何疑义，我们可以推断，早在破坏圣像运动之前，东方教会在占有土地的规模上与西方教会相比已经毫不逊色。法兰克国王们早就开始抱怨说，他们的国库已经衰竭，他们的财富都转移到了主教们和修士们手中；到7世纪末，法兰克国家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已经属于教会。我们相信，在同一时期的拜占庭帝国，许多情况与在法兰克国家是一样的。”注1737
可以设想，以破坏圣像政策著称的伊苏里亚诸帝所进行的斗争不仅仅是针对圣像本身，也是针对修道院的地产或修道院的封建制的斗争。注1738在破坏圣像时期，拜占庭修道院的土地被无情地没收，那些并非是由于宗教的动机，而是为了免于担负各类国家规定义务而进入修道院的僧侣们以及那些附属于修道院地产的人，因此而被迫承担他们对国家的责任。575
但是，随着破坏圣像运动的结束，以及马其顿王朝的皇帝登上皇位，情况发生了变化。修道院的数量再次迅速增长，所掌握的土地数量也迅速地增长。破坏圣像的皇帝们暂时中断的，在教会和修道院中发生的封建化的过程又开始以一种无法估量的方向发展，甚至有时危及了中央政府的权力。法国学者查尔斯·迪尔在写到这一时期时说：“（对小地产的）掠夺在继续；大土地贵族的势力一直在增长；封建主义一直在发展。在9世纪，这种危机已经特别严重。”注1739
在帝国的政治生活中，6世纪末的总督与西欧的封建领主、公爵、伯爵等有极其相似之处。这些总督在皇帝莫里斯统治时期（582—602年）是两片大领地，即北非的迦太基总督区和拉文纳总督区的统治者。总督们（exarchs）首先是军事指挥官，后来逐渐地在他们手上集中了行政和司法权，并对总督区里的教会事务有了最终决定权。无论何时，只要总督进入罗马城，人们总是像迎接帝王一样地迎接他们。总督们进入罗马城的典礼后来成为迎接法兰克国王和德意志皇帝所参照的模式。例如，774年查理大帝进入罗马城时，就是按照当年迎接总督的仪规进行的。在整个中世纪，罗马城都按照这一模式迎接帝王们。注1740因而，毫不奇怪，576迦太基和拉文纳的总督们一次又一次揭竿而起，向皇帝的宝座挑战。7世纪初非洲总督希拉克略的起义，导致了拜占庭帝国以这位总督的儿子（也叫希拉克略）为帝的新王朝的建立。
与此相关的是莫里斯皇帝统治时期，这两位几乎是完全独立的总督受命在莫里斯死前数年病重期间为他草拟遗嘱。这一遗嘱显然在莫里斯生前无人知晓，是在希拉克略时期被发现和披露出来的。遗嘱中，莫里斯将帝国分给自己的儿子们：他指定将君士坦丁堡和东方各行省分给他的长子；罗马、意大利和地中海上诸岛给他的幼子们。注1741这一遗嘱没有得到实行，因为602年发生了革命，莫里斯皇帝被推翻；但这一遗嘱显然是一次典型的封邦建国的企图，这种分封行为在西方所谓“封建时期”（appanage）的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以及古罗斯都是经常发生的。
新的行省制度，用拜占庭的词汇说，即“军区”（theme）制的形成过程，它的组织结构也可以用作从事封建比较的资料。在7世纪，由于波斯人、阿拉伯人和保加利亚人、斯拉夫人的威胁，拜占庭实行了一种新的行省组织，在一些大的区域内指定一位军事首领，使他逐渐取得对于行政事务的最高控制权。后来，这些行省总督在9—10世纪时就逐渐将他们的权力和职衔在家族内一代一代传续；他们于是成为自己管理的行省中世袭的统治者，摆脱了皇权的控制。注1742他们的地位相当于西方同时代的世袭公爵和伯爵们。
在小亚细亚的东方前线上与阿拉伯人几乎不间断的战争导致了所谓“边境武士”（akritai）的出现。Akrites（复数形式为akritai）在拜占庭时期用于指代帝国边防线上的保护者，它来自希腊语词汇akra，即“边境”。这些边境武士有时相对于中央政府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因此有理由将他们与西欧封建时期的边地侯（margraves）们（意为边境上注1743的统治者）相比，也有理由将他们与俄罗斯历史上乌克兰（ukraina，意即边境）的哥萨克相比。在这些边境地区，战事连绵不断，毫无“安定”可言，用一位法国历史学家A.兰姆鲍德（Rambaud）的话来说：“人们感觉到远离拜占庭帝国，而且人们甚至不是生活在一位英明的君主管理下的行省，但是在西方那样混乱无序的封建状态下。”注1744英国历史学家J.B.柏里说，在东方与萨拉森人（阿拉伯人）进行的不间断的斗争，促进了一类新的战士（kavallarios,即骑士，德语称Ritter）的出现，“他们心中充满了冒险精神，习惯于不受皇帝和军事领袖之权威的束缚……在10世纪，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占有着大片的领地，更像是西欧那样的封建男爵，而不像罗马的军官”注1745。小亚细亚著名的福卡斯家族、斯克莱鲁斯家族、马雷努斯家族、菲罗卡尔家族都是小亚细亚大地主的典型代表，他们占有大片的地产，不仅是帝国社会中的特殊阶层，而且由于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周围集结自己的军队，成为统治者家族的严重政治威胁，马其顿时期的瓦西里二世（976—1025年在位），与他们进行了不妥协的、坚持不懈的斗争。马其顿朝诸帝颁布的保护小土地所有主的诸多《新律》再一次表明，从国家的角度看，大地产的发展对国家有何等严重的威胁。577
11世纪的艰难时期的特征是小亚细亚那些依仗军事力量的大土地所有主与中央政府的斗争。斗争的结局是1081年，大土地所有主的代表人物阿列克修斯·科穆宁夺取了皇位，建立了一个持续时间较长（1081—1185年）的王朝。但是，阿列克修斯被迫承认特拉布松是一个几乎完全独立的国家。并且在他统治时期，他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反对教俗界的大土地所有主。反对大土地占有者的尖锐斗争发生在科穆宁朝的最后一代皇帝安德罗尼卡一世（1182—1185年在位）时期。但是，在安吉列王朝时期，大地产的势力又取得了优势。
随着十字军时期的到来，西方十字军人和其他西方人士出现了。开始，他们只是路过拜占庭的领地；后来，特别由于曼纽尔皇帝的亲拉丁政策，他们大批定居，深入到拜占庭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所有领域。最后，在第四次十字军之后，他们占领了拜占庭的大部分领土。到这一时期，拜占庭的封建化过程已经取得了确定的形式。西方人发现，在帝国的所有方面，没有任何东西会令他们感到新奇。
大批重要的、可用来研究十字军时期拉丁人占领地的封建制情况的资料，可见于这些国家编纂的法典中。其中，占首要地位的是所谓《耶路撒冷法典》（Assises of Jerusalem）或曰《圣墓文献》（Letters of the Holy Sepulchre）。这一文献，据后来的耶路撒冷文献确认，出现于耶路撒冷王国的第一位统治者戈弗雷时期。当然，这里并不涉及关于该法典的诸多不同版本的复杂的争议性问题，以及所有涉及原法典和后来的《耶路撒冷法典》之间关系问题的讨论。该法典，无论起源如何，都是纯粹的13世纪的法典，而且，“《耶路撒冷法典》是以第一次十字军人带到东方的11世纪的封建法典为基础的”注1746。该法典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与地方条件有关的基督教东方的封建关系，而且有助于全面理解封建制度问题。一位专门研究耶路撒冷王国制度的法国历史学家迦斯东·多迪写道：“《最高法庭法》（Assises de la Haute Cour，该法规是《法典》中涉及拉丁王公与他们的附庸之间关系的那部分）代表了最古老、最纯粹的法国封建制的表述方式”；现存文献的编辑者们“为我们留下了完整的关于封建领地制的记载，它远胜于中世纪留给我们的任何东西”。人们必须到《耶路撒冷法典》中来“研究封建制度的真正特点”。注1747最近，一位美国历史学者约翰·L.拉蒙特写了一部关于晚期拉丁帝国封建王权的著作，其中他强调了同样的思想，他写道：“《最高法庭法》基本上是法国的封建法律，而且，如果封建制度仅仅意味着土地贵族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耶路撒冷的封建制度就是西方十字军人自他们的家乡带来的纯粹的西方封建制度。它一旦建立，就一直保持下来。在西方影响封建主义的因素在缓慢发展的东方影响很有限。因此，前人所强调的是正确的，即，在耶路撒冷的封建制度中，我们能够找到几乎是典型的封建主义形式。11—12世纪的西方制度被移植到半开化的土地上，并且保持到此后的历史时期，而在这个时期，西方已经大部分放弃了这种制度。”注1748因而，基督教东方出人意外地为学者们留下一部封建时期的法典，它确立了一种制度，西欧在这个制度下曾经度过了一个很长的时段。578
第四次十字军之后，《耶路撒冷法典》被十字军人所征服的莫里亚公国所接受，也被其他建立在拜占庭领土上的拉丁占领区，包括塞浦路斯所接受；在塞浦路斯，这部法典被译成希腊文。安条克的法典可以被认为是上述《耶路撒冷法典》的一个精妙的补充，它曾经给予安条克拉丁公国以正确的立法思想。安条克法典的原件已经遗失，现存着一部亚美尼亚的翻译本，19世纪时这部亚美尼亚文的法典被译成现代法语。因而，这些法国-东方版的法典对于研究西欧的封建历史，对于研究拉丁和希腊-拜占庭东方的历史，甚至对于研究奥斯曼法典的历史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579
对于拜占庭封建制的研究刚刚开始。1879年，一位俄罗斯历史学者V.瓦西列夫斯基在讨论到“普洛尼亚”制度时，下了这样的结论，即，只是在科穆宁和安吉列时代，人们才可能注意到，在拜占庭有一种“真正的封建秩序的胚胎，但还不是发达的制度”注1749。事实上，瓦西列夫斯基从来没有对拜占庭的封建制度进行专门的研究。他甚至不能想象在11世纪末以前，科穆宁登基的时候，拜占庭会存在任何封建化的过程。当然，西欧社会出现的组织严密的封建等级制度制造出了一系列封建领主、陪臣和附庸，这种制度在拜占庭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是，”如夏尔·迪尔所正确评价的那样，“在拜占庭帝国，这种强大的行省贵族已经产生了同西方中世纪国家一样的结果；特别是在国家的中央政权被削弱之后，它们成为最危险的混乱及无序的根源。”注1750
所谓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封建化的过程，在拜占庭的整个历史上都可以观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