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拜占庭与十字军375

科穆宁诸皇帝及其对外政策

1081年的革命使阿列克修斯·科穆宁（Alexius Comninus）登上皇位。他的叔叔伊萨克在11世纪60年代末曾短暂称帝（1057—1059年）。“科穆宁”这个希腊姓氏曾在瓦西里二世时期的史料中第一次被提及，该家族源于距亚得里亚堡不远的一个村庄。后来成为小亚细亚的大土地所有者。注1072伊萨克叔侄两人都以军事天才而著称。在阿列克修斯统治时期，军人派和各省大土地所有者战胜了首都的官僚文职集团。同时，动乱时代也宣告结束。三位科穆宁皇帝父传子继，成功保持皇位一个世纪。

由于阿列克修斯老练而富有活力的统治（1081—1118年），他成功地抵御了外部威胁，于危亡之中拯救了帝国。但在皇位继承问题上产生了纠纷。他生前很早就立其子约翰为嗣。此举激怒了长公主安娜——史著《阿列克修斯》的著名作者。她的丈夫尼斯福鲁斯·布莱昂纽斯（Nicephorus Bryennius）也是个历史学家。为了废黜约翰，立丈夫为皇位继承人，安娜机关算尽。无奈年迈的阿列克修斯意志坚定，不为所动。他死后，约翰继位为帝。

约翰二世（1118—1143年在位）登基伊始，便遭劫难。一场篡位阴谋被曝光。他的姐姐安娜是主谋，他母亲也牵连其中。这场阴谋被粉碎，但约翰将阴谋者从轻发落，对大部分人只剥夺了他们的财产。他的宽宏仁慈赢得了普遍敬重，人们称他为“好人约翰”（或“仁者约翰”，Caloyan）。希腊和拉丁作家对他的品格都倍加赞赏。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Nicetas Coniates）说：“约翰是占据罗马皇位的科穆宁家族所有皇帝中的典范（κορωνίς）。”注1073就连一向对拜占庭统治者评判严厉的吉本也称约翰是“最优秀和最伟大的科穆宁皇帝”。即使“哲人马可（奥勒利乌斯）也不会鄙视他的后代之发自内心的，而非来自学府的故作姿态的敦厚品质”注1074。376

约翰反对不必要的奢侈和铺张浪费。在他统治期间，宫廷厉行节约，从不无休止地举行娱乐性消遣和节宴，也从不耗费巨额开支。另一方面，这个仁慈、平和、品德高尚的皇帝在位期间却展开了一连串的军事行动。

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曼纽尔一世（1143—1180年在位）与其父形成鲜明对比。这位崇尚西方的新皇帝早就把西方骑士生涯作为自己的理想。甫一继位，他便改变了先皇立下的朴素严谨的规矩。声色犬马，花天酒地，骄奢淫逸等所有的西方生活方式开始流行于君士坦丁堡。他频频出访外国君主的宫廷，如德意志和法兰西国王、伊科尼姆苏丹，以及以耶路撒冷国王阿摩利（Amaury）一世为首的几个东方的拉丁王公的宫廷。所有这些都耗资巨大。

大量西欧人出现在拜占庭宫廷。大多数的要职肥缺落入他们之手。曼纽尔两次结婚，两任妻子都是西方的公主。第一任妻子苏尔兹巴赫的贝尔塔（Bertha of Sulzbach）是德意志国王康拉德三世（Conrad Ⅲ）的妻妹，嫁到拜占庭后改名为伊琳娜；第二任妻子玛丽是安条克王公之女，法兰西的绝色美人。曼纽尔的统治完全受西方理想和一统昔日罗马帝国的梦想所支配；为此，他企图在教宗的帮助下剥夺德意志国王的王位；他甚至准备与西方大公教公联合。然而，拉丁人的压迫和曼纽尔对本国利益的忽视，在人民中引起了普遍不满，改朝换代的呼声日益高昂。但曼纽尔在他的政策破产之前就去世了。

曼纽尔去世时，他的儿子和继承人阿列克修斯二世（1180—1183年在位）年仅12岁，由皇太后安条克的玛丽摄政。实际上，大权落入太后的宠臣、曼纽尔的侄子阿列克修斯·科穆宁之手。新政权依赖于遭人痛恨的拉丁人的支持。自然，人民的愤怒日益增长。太后玛丽以前那么受欢迎，现在也被看作“外国人”。法国史学家迪尔把此时的玛丽比作法国革命时期的玛丽·安东妮特；后者当时被人民称作“奥地利人”注1075。377

一个反对宠臣阿列克修斯·科穆宁独揽朝政的强大集团形成了。为首的是安德罗尼卡·科穆宁。他是拜占庭历史上地位独特的人物，属于史学家和小说家笔下的重要典型。他是约翰二世的侄子、曼纽尔的堂弟，属于科穆宁家族较年轻的一支；该分支曾经被剥夺皇位，具有非凡的活动能量，但有时这种能量则被导向错误方向。以后，到该分支第三代的时候，出现了一位特拉布松帝国的皇帝，历史上称之为“大科穆宁王朝”。作为12世纪的一位“流放王公”、灵魂中“具有类似于恺撒·博吉亚的精神”的“拜占庭历史上的未来的理查三世”“中期拜占庭帝国的亚西比德”，安德罗尼卡成为“12世纪拜占庭美德与邪恶的典型化身”。注1076他英俊潇洒，温文尔雅，智勇双全，满腹经纶，对于那些仰慕他的女人，他轻佻热情且多疑，必要时也虚伪善辩；他野心勃勃、阴险狡猾，后来则变得粗暴可怕。正如迪尔所说，他是个天才，有可能成为穷途末路的拜占庭帝国的拯救者和复兴者；但他可能“缺乏一点道德观念”，因而不堪重任。注1077

与安德罗尼卡同时代的史学家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Nicetas Choniates）曾写道：“只有意志坚如磐石，千锤百炼的人才不会为安德罗尼卡的眼泪和口若悬河的花言巧语所打动。”这位史学家把他比作“多面的普鲁塔斯”注1078。

安德罗尼卡与曼纽尔关系不错，但还是受到他的猜疑。安德罗尼卡在拜占庭无法洗清自己。在曼纽尔统治的大多数时间里，他流浪于欧亚各国。他先是被送到乞里奇亚，后又被送到匈牙利边境。他受到“政治背叛”和“阴谋弑君”的指控，身陷囹圄，在君士坦丁堡度过几年监狱生活。经过多次惊人的冒险，他通过一条废弃管道，成功地越狱。继而又被抓回，加刑数年，但他重又逃脱，到了北方，投奔西北罗斯的加里奇（Galich）大公雅罗斯拉夫。1165年的一位罗斯编年史家说：“皇帝的堂弟安德罗尼卡爵士由君士坦丁堡投奔加里奇王公雅罗斯拉夫，受到盛情款待，并赠予他几座城市以示安慰。”注1079根据拜占庭史料记载，安德罗尼卡受到雅罗斯拉夫好心款待。住到雅罗斯拉夫官邸，与其同吃，同住，同游猎，甚至参加他与波雅尔（罗斯贵族）们举行的会议。注1080安德罗尼卡在加里奇大公宫廷中的活动使曼纽尔坐卧不宁。因为曼纽尔的那位不安分的亲戚已经在与拜占庭的交战国匈牙利人谈判。于是，皇帝决定宽恕安德罗尼卡。安德罗尼卡被雅罗斯拉夫“荣耀地”（如一位罗斯编年史家所说）送回君士坦丁堡。注1081 378

他被任命为小亚细亚乞里奇亚公爵，但他在那里并没有停留很久。随后，他经安条克到了巴勒斯坦；在那儿，他爱上了拜占庭皇帝的亲戚、耶路撒冷国王的遗孀狄奥多拉。狄奥多拉答应了安德罗尼卡的求婚。皇帝恼羞成怒，下令弄瞎安德罗尼卡的双眼。安德罗尼卡闻讯后，携狄奥多拉逃往国外。他们颠沛流离数年，先是在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后又到了遥远的伊比利亚（乔治亚或格鲁吉亚，在高加索）。

最后，曼纽尔的手下捉住了安德罗尼卡心爱的狄奥多拉和他们的孩子；由于无法忍受这个重大打击，安德罗尼卡决定向曼纽尔屈服。他显然对自己的荒唐经历进行了忏悔，因此受到曼纽尔的宽恕。安德罗尼卡被任命为小亚细亚黑海之滨本都省的总督，这算是一种对有危险的亲属的光荣流放。正在此时，也就是1180年，曼纽尔去世，他12岁的儿子继位，称阿列克修斯二世。其时，安德罗尼卡已经60岁了。

以上即是反对摄政皇后安条克的玛丽及其宠臣阿列克修斯·科穆宁的亲拉丁政策的首都人民，所寄于期待的安德罗尼卡的生涯。而安德罗尼卡也就势扮演了一个铲除奸佞、扶持幼主阿列克修斯二世的卫士角色，成了“罗马人的朋友”（φιλορώμαιος），赢得了筋疲力尽的人们的心。他被神化了。当时，萨洛尼卡的尤斯塔修斯说，安德罗尼卡“在大多数人心目中比上帝还可亲”，或者，起码“与上帝不相上下”。注1082 379

在首都造出了舆论声势之后，安德罗尼卡向君士坦丁堡进发。首都人民闻讯，纷纷向拉丁人发泄积怨。愤怒的群众向拉丁居住区发起攻击，大肆屠杀拉丁人，不分男女老幼；他们不仅抢劫民宅，而且将拉丁教堂和慈善机构掠夺一空；在一所医院，病床上的病人也遭到杀害；教宗使节被羞辱，然后被斩首；许多拉丁人被送往突厥市场，卖为奴隶。正如Th．乌斯宾斯基所说，由于1182年的拉丁人大屠杀，“东西方世界之间仇恨的种子得到了浸种，即使还没有被种下”注1083。独揽朝纲的阿列克修斯·科穆宁被监禁致盲。安德罗尼卡终于胜利回到君士坦丁堡。为了巩固政权，他逐渐剪除异己，下令绞死皇太后——安条克的玛丽。他与阿列克修斯二世成为共治帝。虽然他曾郑重宣布保护阿列克修斯，但几天之后却下令将其秘密绞死。这样，到1183年，63岁的安德罗尼卡成了至高无上的独一皇帝。

安德罗尼卡阴谋篡位的事实终于昭然于天下，于是，他只有通过恐怖和残暴手段才能维护其统治。在外交事务中，他缺乏活力和进取精神。人民开始反对他。1185年，一场革命将伊萨克·安吉列送上皇帝宝座。安德罗尼卡逃跑未遂。被褫夺皇位的他受尽了折磨和凌辱。他以超人的勇气忍受着万般痛苦，他反复地祈求：“主啊，可怜可怜我吧！你为什么践踏那已经倒伏的芦苇？”注1084新帝甚至不允许掩埋他那被撕裂的尸体。拜占庭的最后一个辉煌的王朝随着这一悲剧而告结束。

阿列克修斯一世和第一次十字军战争前的对外关系380

新帝阿列克修斯的天才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儿安娜·科穆宁娜提到，她父亲一登基，便面临着东方突厥人和西方诺曼人的威胁。她“看到他的帝国在极端痛苦之中呻吟”注1085。帝国外部环境非常恶劣，而且愈发棘手和复杂。

诺曼战争。——阿普利亚公爵罗伯特·吉斯卡尔德征服了意大利南部的拜占庭领土后，制定了更加野心勃勃的计划。他将战火引向巴尔干半岛的亚得里亚海岸，企图在拜占庭的心脏插上一刀。他将阿普利亚交给小儿子罗杰治理，自己则与哥哥博希蒙德（第一次十字军战争的著名参加者）一起，带着大舰队，进攻阿列克修斯。他的主要目标是夺取伊利里亚的海滨城市都拉基乌姆（以前称Epidamnus［埃皮达姆努斯］；斯拉夫语为Druch [Drač]，现都拉索）。都拉基乌姆是都拉基乌姆军区的重要城市，建于“保加利亚人的屠杀者”瓦西里二世时期，城防坚固，是帝国的西大门。始建于罗马时期的著名军事公路埃格纳提亚大道从都拉基乌姆经萨洛尼卡，再往东延伸至君士坦丁堡。因此，十分明显，罗伯特的主要目标自然是都拉基乌姆。这次远征是“十字军的前奏曲，为法兰克人入主希腊奠定了基础”注1086。“是罗伯特·吉斯卡尔德组织的前十字军，反对阿列克修斯·科穆宁的重要战争。”注1087

阿列克修斯·科穆宁知道仅凭自己的力量无法对抗诺曼人的威胁，遂转向西方求救。德意志的亨利四世是他求援的君主之一。而当时亨利的帝国困难重重，他与教宗格列高利七世的斗争还未结束。因此，他无力援助拜占庭皇帝。但是，威尼斯出于利益考虑，答应了阿列克修斯的请求。为了报答它的舰队出手援助，皇帝向圣马克共和国允诺巨大的商业特权。在拜占庭与诺曼人的战争中支持东方的拜占庭皇帝符合威尼斯的利益。因为诺曼人获胜，他们会立即夺取通向拜占庭和东方的贸易之路；换句话说，他们将会取得威尼斯人长期希望控制的权益。况且，威尼斯也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险：诺曼人对爱奥尼亚群岛，特别是对科孚岛和凯法利尼亚岛以及巴尔干半岛西海岸的占领，将会封锁亚得里亚海，破坏威尼斯人在地中海上的垄断地位。381

占领科孚岛之后，诺曼人分海、陆两路包围了都拉基乌姆。虽然威尼斯舰队解了海上之围，但在阿列克修斯指挥下的陆军却遭到惨败。陆军由马其顿斯拉夫人、突厥人、瓦拉几亚-英吉利皇家卫队以及其他民族的成员组成。1082年初，都拉基乌姆对罗伯特敞开了大门。但这时南部意大利发生了叛乱，罗伯特只得回去应付。他将远征军委托给博希蒙德指挥。最后，这支远征军被击败。注1088罗伯特再次远征拜占庭，取得胜利。但一种流行病蔓延在他的军队中，罗伯特本人也不幸染疾，1085年死于凯法利尼亚岛北部。甚至到今天，岛上的一个小港湾和村庄费斯卡尔多（中世纪的吉斯卡尔多，维斯卡尔迪［Wiscardi］港，得名于罗伯特·吉斯卡尔德），还能使人想起强大的阿普利亚公爵。罗伯特死后，诺曼人对拜占庭的入侵也告一段落，都拉基乌姆再度归属希腊人。注1089

显然，罗伯特入侵巴尔干半岛的政策破产了。然而，在他统治时期，拜占庭在南部意大利的领土问题却有了定论。罗伯特在意大利建立了诺曼人国家，因为他第一个成功地将他的诺曼同胞们建立的诸国统一起来，形成阿普利亚公国，而且使它辉煌一时。罗伯特的死导致该公国长达五十年的衰落时期。之后，西西里王国的建立开辟了意大利诺曼历史的新时代。法国史学家夏朗东宣称，罗伯特·吉斯卡尔德“为他的后代们的野心开辟了一条新路：自他之后，诺曼人开始对东方虎视眈眈；在东方，十二年之后，以希腊帝国的灭亡为代价，博希蒙德将建立属于他自己的公国”注1090。

威尼斯人由于以它的舰队帮助了拜占庭，作为回报，拜占庭皇帝赐予其大量的贸易特权，使圣马克共和国在帝国境内有了特殊地位。除了慷慨赠予威尼斯教会的精妙礼品、授予总督及威尼斯最高主教及其后任者荣誉称号和固定年薪外，阿列克修斯于1082年5月颁发的帝国特许状（或称“黄金诏书”，即盖有帝国金印的特许证），允许威尼斯商人在拜占庭帝国自由买卖，并且免除关税、港口费及其他贸易税赋；拜占庭海关官员无权检查他们的货物。威尼斯在首都还得到了一大片侨居区，配有许多店铺、库房和三个登陆港口——这些设施在东方被称为scales（三海之港［maritimas tres scalas］），供威尼斯船只自由装卸货物。阿列克修斯的特许状列出了帝国向威尼斯人开放的商业价值最高的地点，从小亚细亚的沿海地区和内陆、巴尔干半岛和希腊、爱琴海诸岛直到君士坦丁堡。在这份文件中，这些地方被称为“Megalopolis”，即“大都市”，威尼斯则承诺将成为帝国的忠实臣属。注1091特许状中所列举的特权使威尼斯商人获得了比拜占庭商人更多优惠条件。阿列克修斯的特许状为威尼斯在东方的殖民势力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威尼斯由特许状而建立的经济优势在拜占庭长期无人匹敌。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时间的推移，同样的经济特权也逐渐成为帝国与圣马克共和国之间政治冲突的因素之一。382

帝国与突厥人和帕齐纳克人的斗争。——早在阿列克修斯·科穆宁之前，东方和北方的突厥人，特别是塞尔柱人和帕齐纳克人就威胁着拜占庭帝国。在阿列克修斯统治时期，这种威胁加剧了。诺曼人的失败和吉斯卡尔德的去世使阿列克修斯有能力恢复拜占庭在西方远达亚得里亚海岸的领土，但在另一条边境线上，突厥人和帕齐纳克人的进攻节节胜利，拜占庭则连连失地。安娜·科穆宁娜夸张地宣称，那时，博斯普鲁斯海峡附近是罗马帝国的东方边界，亚得里亚堡是西方边界。注1092

小亚细亚几乎全部为塞尔柱人占领。不过，幸运的是，突厥人内部发生了权力之争，削弱了突厥人的力量，使其全国陷入无政府状态。然而由于帕齐纳克人从北面进攻，阿列克修斯无法充分利用突厥人的内讧。383

在与拜占庭冲突之时，帕齐纳克人在帝国内部找到了盟友——住在巴尔干半岛上的保罗派教徒。注1093保罗派的信仰形成于3世纪，由萨莫萨塔的保罗所创，属于东方二元论宗教派别摩尼教的主要分支之一,7世纪得到改革。保罗派教徒居住于帝国东部边界的小亚细亚，他们坚守本门戒律，生性嗜武好战，有时令拜占庭当局十分头痛。在对内政策中，拜占庭常用的办法是将帝国的各个民族从一地迁移到另一地；比如，斯拉夫人被迁至小亚细亚，亚美尼亚人被迁至巴尔干半岛。8世纪时，保罗派教徒被君士坦丁五世科普洛尼姆斯（Constantine V Copronymus）大批迁到色雷斯；10世纪时，约翰·齐米西斯也照此办理。巴尔干半岛的菲利浦城成为保罗派教徒活动的中心。齐米西斯在该城的东部巴尔干半岛上建立了一个殖民地区，将这些难以控制的顽固的民众从帝国东部边境地区的根据地和堡垒迁移至此。同时，他也希望新居住地的保罗派教徒充当抵御北方蛮族斯基泰人频繁入侵的堡垒。10世纪时，保罗派牧首鲍格米尔（Bogomile）改革了保罗派教义，并且将其传播到保加利亚。此后，他的信徒便被拜占庭作家称为“鲍格米尔派”。后来，鲍格米尔派又从保加利亚传入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然后传入西欧。这个东方的二元论教派在西欧得到了不同的名称：在意大利称帕塔林（Patrins）派，在德意志和意大利称卡塔尔（Cathari）派，在法兰西称勃布利肯派（Poblicans，即保罗派）和阿尔比派。

这些移居巴尔干半岛的东方教徒却让拜占庭统治当局失望了。首先，这个异端教派传播之广泛和迅速，出乎拜占庭统治当局预料之外。其次，在意识形态和世俗事物中，鲍格米尔派成了斯拉夫民族政治上反对苛刻的拜占庭当局的代言人。特别是在被瓦西里二世征服的保加利亚更是如此。所以，鲍格米尔派不仅没有抵御北方蛮族对拜占庭领土的入侵，反而招来帕齐纳克人反对拜占庭。库曼人（波洛伏齐人）也加入了帕齐纳克人的行列。

在与帕齐纳克人的斗争中，拜占庭虽然取得暂时的胜利，但也耗尽了国力。11世纪90年代末，阿列克修斯·科穆宁在多瑙河下游的德里斯特拉（Dristra，即Durostolus，Silitria）遭到惨败，他本人也差一点被俘。由于帕齐纳克人和库曼人因战利品分配而发生内讧，帕齐纳克人没能乘胜追击。384

拜占庭用战争赔款换来了暂时的安宁，但它不得不熬过1090—1091年的难关。经过顽强战斗，帕齐纳克人攻到了君士坦丁堡城下。安娜·科穆宁娜叙述道，在殉道者狄奥多勒·泰隆（Theodore Tyron）纪念日那天，首都居民无法像往年那样大批地出城拜谒城外的殉道者之墓，因为帕齐纳克人就站在城下，着实不能打开城门。注1094

这时，一个突厥海盗查哈斯（Tzachas）开始从南面威胁首都，帝国形势更加严峻。查哈斯年轻时在君士坦丁堡尼斯福鲁斯·波达尼塔特斯的宫中效力，曾获拜占庭高级官衔。阿列克修斯·科穆宁登基时，他逃到小亚细亚。他的舰队占领了士麦那和小亚细亚海岸的一些城市以及爱琴海上的一些岛屿。之后，他野心勃勃，企图从海上打击君士坦丁堡，以切断首都的一切供应。为了实现他的计划，他与北方的帕齐纳克人和东方小亚细亚的塞尔柱人达成协议。他自以为胜券在握，便自封为皇帝（basileus），佩戴皇家徽标，梦想将君士坦丁堡变为他的国都。帕齐纳克人和塞尔柱人都是突厥人。只有军事和政治上的联系才使他们意识到他们之间的种族血缘关系。俄罗斯学者V．瓦西列夫斯基说：“查哈斯集蛮族的好勇斗狠与拜占庭的高度文明于一身，又熟谙当时东欧的政治关系，可谓拜占庭的克星。他计划充当全突厥人行动的灵魂。他将会，也能够为帕齐纳克人漫无目的的流浪和抢劫设计一个合理的最终目标和总体规划。”注1095看来，在东方帝国的废墟上将会出现一个塞尔柱人和帕齐纳克人的全新的突厥国家。瓦西列夫斯基继续写道：“拜占庭帝国在突厥人的入侵中挣扎。”注1096另一位俄罗斯史学家Th．乌斯宾斯基写道：“在1090—1091年的冬季，阿列克修斯·科穆宁所面临的形势就像帝国的末期那样：当时奥斯曼土耳其已经包围了君士坦丁堡，并切断了它的一切对外联系。”注1097 385

阿列克修斯意识到了这生死攸关的形势，他采取了拜占庭一贯的以蛮制蛮的外交政策。他请求库曼人（波洛伏齐人）诸汗（王公）——那些“绝望中的盟友”帮助他打败帕齐纳克人。在罗斯编年史常常出现的、凶残野蛮的库曼汗图戈尔汗（Tugorkhan）和波尼亚克（Boniak），注1098接受邀请来到君士坦丁堡，他们被奉若神明，受到盛情款待。皇帝谦卑地提出求援之事，库曼汗们觉得能够跟皇帝平起平坐是一种殊荣。他们向阿列克修斯信誓旦旦，也的确信守了诺言。1091年4月29日，一场血战开始了；罗斯人和库曼人全部投入战斗。帕齐纳克人被无情地粉碎和歼灭了。安娜·科穆宁娜记载：“人们可以看到奇异的场面：整个民族，成千上万的、多如蚂蚁的人在那一天与妻子儿女一起消失了。”当时拜占庭有一首歌反映了这次战斗：“斯基泰人（安娜·科穆宁娜对帕齐纳克人的称谓）只差一天而未能看到5月的阳光。”注1099库曼人为基督教世界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的首领，波尼亚克和图戈尔汗当之无愧地成为拜占庭帝国的拯救者。”注1100

阿列克修斯凯旋而归。被俘的帕齐纳克人大部分被处死。这个可怕部落的残余在巴尔干半岛瓦达尔（Vardar）河东部定居下来,后来，他们加入了拜占庭军队，成为一支特别支队。逃出巴尔干的帕齐纳克人也元气大伤，三十年不敢再犯拜占庭。

曾经震骇拜占庭朝野的查哈斯试图派舰队支援帕齐纳克人，未果。在与希腊海军交锋中。他也损兵折将。后来皇帝挑拨尼西亚苏丹反对查哈斯。苏丹邀请查哈斯赴宴，在宴会上将其杀死。从此，苏丹与阿列克修斯签订了和平协议。1091年的危机就这样在有利于拜占庭帝国的形势下得以解决，1092年的形势便大有改观。

在1091年那些绝望的日子里，阿列克修斯不仅在库曼蛮族中寻求同盟，他也显然在西方拉丁人中寻求过援助。安娜·科穆宁娜写道，阿列克修斯“焦急地派出专使到处招募雇佣军”注1101。从她另一篇文章中得知，这类专使也到了西方。之后不久。阿列克修斯便“盼望着雇佣军自罗马到来”注1102。386

在论及上述事件时，史学家们通常要提到阿列克修斯·科穆宁写给老朋友佛兰德的罗伯特伯爵的一封信。这位伯爵曾于几年前拜谒圣地返回途中，经过君士坦丁堡。信中，皇帝描绘了“希腊基督徒的神圣帝国遭受到帕齐纳克人和突厥人压迫”的绝望处境：基督徒们，不分男女老幼被凌辱，被屠杀；国土几乎全部沦丧；“现在只剩下君士坦丁堡，而且很快也要落入敌手——除非上帝和他的拉丁信徒的援助尽快到来”；皇帝“遭到突厥人和帕齐纳克人追杀，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他宁愿将君士坦丁堡交给拉丁人而不愿拱手送给异教徒。为了刺激拉丁人的欲望，信中还附有一张长长的清单，列出了首都珍藏的古物，提醒这位伯爵，那里有无数的金银珠宝。“所以，带着你的所有的人，动员你的所有军队，快来吧，以免这些财富落入突厥人和帕齐纳克人之手……如果能抽身，抓紧时间，不要对这个基督教帝国和比它更重要的圣墓无动于衷。愿你在天堂里得到报偿，而不是在末日。阿门！”注1103

V.瓦西列夫斯基认为这封信写于1091年。他说：“1091年，一声绝望的哀号从博斯普鲁斯海峡传到西欧。那是一个落水者渴望一根救命稻草的呼唤。在这些外国人面前，拜占庭皇帝不顾一切地暴露了这个希腊基督教帝国所遭受的屈辱和欺凌。”注1104

这份如此生动地描述了1091年拜占庭生死攸关形势的文件，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论。文件仅存有拉丁文本。学者们有许多分歧：有一些人，如俄罗斯学者V．瓦西列夫斯基和Th.乌斯宾斯基认为这封信是真实的；其他人，如法国学者莱昂则认为它是伪造的。近来，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史学家有保留地倾向于承认它的真实性，即承认阿列克修斯确实给佛兰德的罗伯特写过一封信，但信的原件并未保存下来。法国史学家夏朗东承认这封信件的中间一段来源于原件，但它的拉丁文本则是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夕由西方某个（煽动者）为挑动十字军而编造的。注1105最近，德国学者哈根迈尔研究并发表了这封信。他基本上同意瓦西列夫斯基的观点：承认阿列克修斯信件的真实性，但持保留态度。注11061924年，B．莱布写道，这封信只是克莱蒙会议之后不久的夸大其词，它肯定是受到阿列克修斯致罗伯特的信件的启发，该信提醒罗伯特履行他当初许下的派兵援助阿列克修斯的诺言。注1107最后，1928年，布莱耶尔写道：“根据夏朗东的假设，罗伯特返回佛兰德之后可能忘记了自己的承诺；所以，阿列克修斯派信使给他送信。当然，那封信的内容与我们今天见到的完全不同。至于我们今天见到的这封信，很可能是在1098年安条克遭到围攻之时，为寻求西方援助而以那封真实的信为基础编造出来的。也就是说，阿列克修斯的信与十字军东征的起因毫无联系。”注1108H．居贝尔（Sybel）在描写十字军第一次发起时，认为阿列克修斯致佛兰德的罗伯特的信是与十字军有关的官方文件。注1109 387

这里我们之所以花费笔墨讨论阿列克修斯致佛兰德的罗伯特的信，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牵涉皇帝是否求援于西方的问题。当时，安娜·科穆宁娜关于阿列克修斯致信西方求援的叙述证明了这个事实：阿列克修斯一定写过信给佛兰德的罗伯特；该信很有可能是今天所存的被修饰过的拉丁文本信件的基础。阿列克修斯的信很有可能写于生死攸关的1091年。注1110同样，很有可能在1188—1189年，皇帝的使节也送信给克罗地亚国王兹沃尼米尔（Zvonimir），敦促他参加阿列克修斯·科穆宁“对异教徒”的斗争。注1111 388

阿列克修斯战胜了外来敌人之后，接着又战胜了内部敌人。企图利用帝国危难之机篡夺皇位的阴谋家也被揭穿，并受到了惩罚。

除了上面提及的民族之外，塞尔维亚人和马扎尔人（匈牙利人）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前,即阿列克修斯·科穆宁统治期间也崭露头角。11世纪下半期，塞尔维亚王公采用国王（kral）称号，宣告了塞尔维亚的独立。这就是塞尔维亚第一王国。它定都于斯考德拉（Skadar，即斯库台［Scutari］）。在拜占庭与诺曼人的战争中，塞尔维亚站在帝国一边，但在关键时刻倒戈。拜占庭收复都拉基乌姆以后，阿列克修斯与塞尔维亚就开始了敌对状态。当时帝国处境危难，阿列克修斯无暇顾及塞尔维亚问题。不过，在十字军东征前夕，塞尔维亚与帝国重归于好。

阿列克修斯在位期间，匈牙利与拜占庭的关系渐趋紧张。此前，当西梅恩在位期间，匈牙利人（乌戈尔）曾经积极参加10世纪的保加利亚―拜占庭战争。11世纪末，地处内陆的匈牙利阿帕德（Arpad）王朝的几任国王开始向南方的海洋扩张，直抵达尔马提亚海岸。这引起了威尼斯和拜占庭的不满。于是，随着十字军东征的临近，帝国的对外政策日益扩展和复杂，新问题不断出现。

多次克服外来危险的阿列克修斯·科穆宁似乎是为帝国创造了和平。在11世纪将尽之时，他开始准备与东方塞尔柱人的战争。对于这场显而易见的斗争，皇帝采取了不少进攻性措施。正当战争逼近之际，忽闻十字军部队接近边境。第一次十字军战争开始了；它改变了阿列克修斯的计划，使他和他的帝国走上一条致命的新道路。389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与拜占庭

十字军时代是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时代之一,从经济史和总体文化的角度来看更是如此。长期以来，人们只关注它的宗教方面，而忽略了这场复杂的、全面的运动的其他方面。第一个意识到十字军的多方面意义的国家是法国。1806年，法国科学院国家研究中心颁发一项奖金，奖励那些“研究十字军运动对欧洲人民的公民自由、他们的文明及其对知识、商业和工业的进步所产生的影响”的最优秀的学术著作。当然，在19世纪初期彻底讨论这个问题为时尚早；而且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悬而未决。但是值得指出的是，中世纪狭隘的宗教观念妨碍了人们对十字军时代进行专门研究。1808年，有两部书摘取了法国科学院的桂冠：一部是德国人A.黑伦（A.Heeren）所著的《论十字军对欧洲的影响》，以德语和法语同时出版；另一部是法国人M．舒瓦瑟尔·达扬古（M.Choiseul Daillecourt）所作，书名为《论十字军对欧洲人民的影响》。虽然这两部书现在已经过时，但也颇有意义,特别是前一部。

当然，十字军时代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两大世界性宗教自7世纪以来的斗争史上是最重要的时代。这个过程不仅仅涉及宗教意识动机。甚至在最明显地反映了十字军从异教徒手中夺回圣地这个信念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世俗目的和利益动机的驱使也是显而易见的。“十字军中有两种人：一类出于宗教热忱，另一类出于政治目的。”注1112在引述德国学者库格勒这句话时，法国史学家夏朗东补充说：“库格勒的论证确凿无疑。”注1113然而，学者们对11世纪西欧社会的内部生活条件，尤其是当时意大利城市的经济发展的研究越是深入，就越是相信经济因素在第一次十字军的准备和实施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每次新的十字军都更加强烈地表现出其世俗的色彩；最后，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当十字军于1204年占领君士坦丁堡并建立拉丁帝国时，世俗动机终于彻底战胜了这场运动的原初动机。390

拜占庭在那个时代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所以，要想全面彻底弄清十字军的起因和发展，就必须对东方帝国进行研究。尤其是研究十字军运动的学者大都站在过于“西方化”的立场上对待这个问题，认为希腊帝国是“十字军所有罪责的替罪羊”注1114。

自从阿拉伯人于7世纪40年代在世界历史舞台上首次亮相后，他们就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征服了东方帝国领土上的叙利亚、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东部、埃及、非洲北岸和大部分领土原属于西哥特人的西班牙。7世纪下半叶和8世纪初，阿拉伯人两次围攻君士坦丁堡，先后被坚强而天才的君士坦丁四世和伊苏里亚人利奥三世击败——当然，他们取得胜利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732年，阿拉伯人翻越比利牛斯山入侵高卢，被查理·马特阻挡于普瓦蒂埃。9世纪，他们征服了克里特岛。10世纪初，西西里和南意大利的帝国领土也大部分落入他们之手。

阿拉伯人的征服彻底改变了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正如H.皮朗所说，阿拉伯的骇人进攻“改变了世界面貌。它的崛起摧毁了古代欧洲。它结束了孕育它的地中海文明世界……地中海曾经是罗马人的内湖；现在，几乎成了穆斯林的内湖”注1115。但对于这位比利时史学家的断言，必须有所保留地接受。西欧与东方国家的商业联系受到穆斯林的限制，但并未中断。商人和朝圣者依然来来往往，带有异国情调的东方产品在欧洲，如在高卢，依然能够随处可见。注1116

原初伊斯兰教是以宗教宽容政策而著称的。10世纪时，偶然出现过攻击基督教堂和教徒的事件，但并不带有宗教的动机，因此这种不幸事件的发生只是个别现象。在其征服区，阿拉伯人在多数情况下保留了基督教堂和基督教的礼拜活动。他们并未禁止基督教慈善事业。9世纪初，在查理大帝时代，他们还在耶路撒冷为朝圣者开设客栈和医院；兴建和修复新教堂和寺院——为此，查理大帝还向巴勒斯坦送去大批“救济品”。寺院内附设图书馆。朝圣者可以不受干扰地拜谒圣地。查理大帝的法兰克帝国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关系，包括一些西方君主与阿拉伯哈里发哈伦·阿尔-赖世德之间互换使节，导致一些学者得出这个结论：在查理大帝时代，巴勒斯坦有一个为保护基督徒利益而专设的法兰克保护区；保护区内不受哈里发政治权力的影响。注1117但是，另外一些史学家否认两国关系的重要性，认为“保护区”根本不存在。跟“查理大帝远征圣地的传说类似，它只是一个神话”注1118。最近有一篇名为“关于建于圣地的查理大帝保护区的传说”的文章论及此事。注1119“法兰克保护区”一词与许多其他语汇一样，只是一种习惯称谓，其意义相当模糊；但是，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揭示这样一个事实，即9世纪初法兰克帝国已经对巴勒斯坦很感兴趣，这对于十字军以前的国际关系有着相当影响。391

10世纪下半期，尼斯福鲁斯·福卡斯和约翰·齐米西斯统治下的拜占庭军队对于帝国东部的阿拉伯人取得的辉煌胜利，使叙利亚的阿勒颇和安条克成为帝国的附庸国。从那以后，拜占庭军队可能进入了巴勒斯坦。注1120这些军事成功对于耶路撒冷产生了影响。所以，法国史学家布莱耶尔判断，这时，可以谈及拜占庭的保护区已经取代了法兰克人的保护区。注1121 392

10世纪下半期（969年），巴勒斯坦落入埃及法蒂玛王朝之手,但这一地区政治地位的变化似乎没有，至少在一开始时没有给东方基督徒的生活带来实质性影响。朝圣者依然安全地来到巴勒斯坦。但是，到了11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疯狂的法蒂玛朝哈里发哈希姆（Hakim）——“埃及的尼禄”，注1122开始对本国的基督徒和犹太人野蛮迫害。1009年，他派人捣毁了耶路撒冷的耶稣复活教堂和耶稣受难地各各他（Golgotha）。他后来停止捣毁教堂，仅仅因为他害怕同样的命运会降临到基督教地区的清真寺。注1123

当L.布莱耶尔写到圣地的拜占庭保护区时，他注意到了11世纪阿拉伯史学家、安条克的雅希亚（Yahya）的一句话。这位学者写道，1012年，一个反叛哈里发哈希姆的贝都因酋长夺取了叙利亚，强迫当地的基督徒恢复耶路撒冷的耶稣复活教堂，并任命一位主教作为耶路撒冷教会的牧首；然后，这个贝都因人“帮助他重建了耶稣复活教堂，并尽其所能修复了许多地方”注1124。罗斯学者V．罗森如此解释这句话：“那个贝都因人这样做可能是为了取悦于希腊皇帝”注1125。布莱耶尔亦赞成罗森对于雅希亚记载的这一事件的推断。既然对这个贝都因人的行为之动机的推断并非出自雅希亚本人，人们也许无法赞成布莱耶尔所强调的关于拜占庭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保护区的理论。注1126

不过，无论如何，那只是恢复圣地的开端。1021年，哈希姆死后，对基督徒的宽容时代就开始了。拜占庭与法蒂玛朝媾和，皇帝能够着手于耶稣复活教堂的真正修复工作。在11世纪中期君士坦丁·摩诺马赫时期，该耶稣复活教堂竣工。基督徒居住区修筑了坚固的城墙加以保护，朝圣者又可以前去拜谒圣地了。史料中所提到的这些朝圣者中，有著名的诺曼底公爵“魔鬼罗伯特”，他于1035年从耶路撒冷返程途中死于尼西亚。注1127可能还是在这一时期（11世纪40年代），当时著名的瓦兰几亚人哈罗德·哈德拉德带着一队斯堪的那维亚人从北方来到耶路撒冷，与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穆斯林发生了冲突。注1128基督徒的灾难重新开始。1056年，圣墓被封闭。300多位基督徒被驱赶出耶路撒冷。注1129 393

显然，被破坏的耶稣复活教堂修复得富丽堂皇。一位罗斯朝圣者、修道院院长（igumen）丹尼尔于12世纪初，即耶路撒冷王国于1099年建立后不久，到过巴勒斯坦。他数过教堂的立柱，描述了大理石镶制的地板和六扇门，描述了教堂中的镶嵌艺术，留下了重要资料。他还描述了《新约》中提到过的巴勒斯坦的许多教堂、圣迹和圣处。注1130丹尼尔和当时一位盎格鲁-撒克逊朝圣者萨乌福（Saewulf）都提到“异教萨拉森人”（即阿拉伯人）如何藏在山洞中，如何伺机拦劫过路的朝圣者。“萨拉森人总是为基督徒设下陷阱，然后藏在山间的隐蔽处和山洞中，日夜监视着，寻找他们的猎物。”注1131

阿拉伯人对基督徒的宽容，在西方世界也明显可见。例如11世纪末西班牙人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回托莱多时，他们吃惊地发现城中的基督教堂完好无损，圣事照常进行，没有受到干扰。与其类似，11世纪末诺曼人占领西西里时，发现该岛虽然已经经历了两百余年的阿拉伯人统治，众多基督徒依然自由地保持其信仰。可见，1009年捣毁耶稣复活教堂和各各他殉难地是11世纪激怒西方基督徒的第一个事件。与圣地有关的第二个事件则发生于11世纪下半期。394

塞尔柱突厥人在曼兹克特粉碎了拜占庭军队之后，于1071年在小亚细亚建立罗姆（或伊科尼姆）苏丹国，继而成功地向四周扩张。他们取得了一系列军事成功：1070年，突厥将军阿茨格（Atzig）进军巴勒斯坦，占领耶路撒冷。不久该城发生叛乱。阿茨格再次进攻，占领并洗劫了它。然后，突厥人征服了叙利亚的安条克，在小亚细亚的尼西亚、西齐库斯和士麦拿站稳脚跟。接着，又占领开俄斯岛、莱斯博斯岛、萨摩斯岛和罗德岛。耶路撒冷和其他地方的欧洲朝圣者处境恶化了。即使学者们对于突厥人迫害和侮辱基督徒的记载多少有些夸张，人们却仍难以认可拉姆赛（Ramsay）关于塞尔柱人对待基督徒的政策甚为温和的说法：“塞尔柱苏丹们以最仁慈和宽容的态度统治基督教臣民。甚至带有偏见的拜占庭史学家也时时暗示：基督徒常常觉得苏丹的统治好过皇帝的统治……在塞尔柱人统治下的基督徒比在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的人们更快乐，而且其中最惨的却是那些生活在不断遭到侵扰的拜占庭边境地区的基督徒。至于宗教迫害，在塞尔柱时代绝对没有。”注1132

1009年耶稣复活教堂的被毁和突厥人在11世纪80年代对耶路撒冷的征服强烈地影响到具有浓厚宗教情感的西欧大众，激起了一股狂热宗教情绪。而且，许多欧洲人认识到，如果拜占庭倒在突厥人脚下，整个基督教西方会直接面对可怕的威胁。“经过数百年的混乱和蹂躏，”一位法国史学家说，“地中海世界难道又将遭到蛮族的攻击？这就是1075年以前人们所面临的生死攸关的问题。在11世纪期间，其元气得到恢复的西欧必须对此做出回应：对于突厥人的频繁进攻，它准备以一次十字军予以还击。”注1133

但是，由于突厥人力量的不断增长，拜占庭皇帝们已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威胁。经过曼兹克特的惨败，他们似乎无力独自抵抗突厥人。他们寄希望于西方，特别是教宗。教宗作为西欧的精神领袖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引导西欧人民给予拜占庭足够的援助。正如阿列克修斯·科穆宁给佛兰德的罗伯特的信中所示，皇帝也经常求助于西方的一些个别统治者。不过，阿列克修斯所要求的只是一些援助力量，而不是强大的、组织精良的军队。395

教宗们很爽快地答应了东方皇帝的请求。除了纯意识形态的动机（帮助拜占庭从而帮助整个基督教世界解救圣地）外，教宗显然也考虑到天主教会的利益所在。如果这项事业成功，教宗会扩大自己的影响，使东方教会回归天主教会的怀抱。他们不会忘记1054年的教会分裂。拜占庭皇帝原来是想从西方招募一些援助性的雇佣军，但逐渐地、特别是在教宗的鼓动下，发生了变化，演化为十字军的思想，这就是说，演化为西欧民众参与的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运动，有时，这些人是由他们的君主和杰出的军事领袖来领导的。

直到19世纪下半叶，学者们还相信，组织发动十字军的第一个念头和第一声号召出自10世纪末的一位著名教士吉尔伯特（Gerbert），即后来的教宗西尔维斯特二世（Sylvester Ⅱ）。在他的书信中，有一封是“自被毁的耶路撒冷教会致普世教会”的信。信中，耶路撒冷教会请求普世教会的援助。今天，研究吉尔伯特的最权威的专家认为，该信确实是在他成为教宗以前的亲笔信；但从该信中看不出关于十字军的计划，只有一点一般性的信息，要求虔诚的基督徒们捐款援助耶路撒冷基督教会组织。注113410世纪末巴勒斯坦基督徒的地位还不至于恶化到要求组织十字军的地步。

然而，在科穆宁王朝之前，由于塞尔柱人和帕齐纳克人的压力，皇帝迈克尔七世杜卡斯曾经致信格列高利七世，请求帮助，并答应重新使教会统一。教宗也写了许多信给（欧洲）封建领主，敦促他们支持摇摇欲坠的帝国。在致勃艮第公爵的信中，他写道：“我们希望……在诺曼人征服之后，我们能到君士坦丁堡帮助那些由于萨拉森人的频繁进攻而绝望的、迫切要求我们伸出援助之手的基督徒。”注1135在另一封信中，格列高利七世谈到“伟大帝国的悲惨命运”。注1136在致德意志国王亨利四世的信中，教宗写道：“大部分海外基督教世界正在被疯狂的异教徒摧毁，他们每天像牲畜一样遭到屠杀，基督教种族正在灭绝”；他们在乞求帮助，以免“基督教在我们这个时代毁灭——上天绝不容许发生这种事”。在教宗的敦促下，意大利人和其他欧洲人（阿尔卑斯山外侧的人们［ultramontani］）正在装备一支50 000人以上的军队；而且，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将选举教宗作为远征军领袖。他们愿意兴兵与上帝的敌人作战并到达圣墓。“我必须这样做，”教宗继续写道，“因为曾在圣灵的问题上与我们发生分歧的君士坦丁堡教会，现在要与罗马教廷和解。”注1137 396

这些信中所提到的不仅仅是组织十字军解放圣地。格列高利七世正在计划远征君士坦丁堡，解救拜占庭——基督教世界的主要东方屏障。在教宗倡导的援助之后，接着将是教会的合一。“分裂的”东方教会回归“正宗的”天主教会的怀抱。这些信给人以这种印象：问题不在于征服圣地而在于保护君士坦丁堡。而且，这些信都写于11世纪80年代，正值耶路撒冷落入突厥人之手和巴勒斯坦基督徒处境每况愈下之际。因此，在格列高利的信中，对伊斯兰教的圣战好像占据次要地位；在组织西方基督徒与东方穆斯林的战争的同时，教宗已将“分裂的”东方考虑在内。对格列高利来说，后者更可怕。在一份有关西班牙摩尔人占领地的教宗通谕中，教宗公开宣称，他宁愿将这些地区交于异教徒——穆斯林之手，也不愿看到它们落入教会的叛逆者之手。注1138如果格列高利七世的这些信件包含了他最初的十字军计划的话，那么十字军的活动则表明格列高利的计划与1054年的教会分裂有关。

同迈克尔七世一样，处于1091年的特别危险的压迫下的阿列克修斯·科穆宁也曾求助于西方，要求西方派雇佣军队前来援助拜占庭。但库曼人的参战和突厥海盗查哈斯的暴死结束了危机。所以，到了第二年，即1092年，阿列克修斯已经认为西方军队对于拜占庭没有用处了。然而，格列高利在西方开创的运动，特别由于自高自大而精力充沛的乌尔班二世的活动，已经广泛地发展起来。阿列克修斯所请求派出小规模援军的要求已经被遗忘。现在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运动。397

1841年，德国史学家H．居贝尔首次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重要的研究成果。他从西方的立场出发，总结出十字军的主要起因：注1139（1）中世纪普遍的宗教精神由于11世纪的克吕尼运动而增长。在一个因反省罪恶而绝望的社会，人们倾向于禁欲、隐修、精神行为和朝圣。当时的神学和哲学也深受其影响。这种精神因素是激起大多数人解放圣墓的热情的首要原因。（2）在11世纪，特别是在格列高利七世时期，教宗权力的增长。十字军好像很符合教宗的愿望，因为他们为教宗权力和权威的进一步扩大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教宗是十字军的首创者和精神领袖。如果这项事业能成功，教宗将会把权威延伸到许多新的国家，并且能使“分裂的”拜占庭回到天主教会的怀抱。因此，他们援助东方基督徒和拯救圣地的精神愿望与扩大权力和权威的希望交织在一起。（3）不同社会阶层的世俗动机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除了一般的宗教热情之外，封建贵族、男爵和骑士还充满了冒险精神和尚武精神。东征是他们满足野心和好战情绪、增加财富的千载难逢的机会，至于下层人民，如农民，处于封建专制政治的压榨下，原始的宗教感情是一种慰藉，他们关心的是参加十字军起码暂时可以摆脱封建压迫，延长偿还债务期限，保护其妻儿老小和少得可怜的动产，并从罪恶中解脱出来。后来，学者还强调了第一次十字军兴起的其他因素。

11世纪，到圣地朝拜的人数特别多。有时，朝圣者结成相当大的群体；除了这些个别性的朝圣者之外，还有对圣地的真正远征。在1026—1027年，700个朝圣者在一个法国修道院院长的带领下来到巴勒斯坦，其中有许多诺曼骑士。同年，安古莱姆（Angoulême）伯爵威廉率领法国西部的几个修道院院长和大批贵族，由海路向耶路撒冷航行。1033年，圣墓周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熙熙攘攘的人群。但是，最著名的朝圣活动还是发生于1064—1065年。7 000多人（通常认为有12 000人）在德意志班贝格主教京特（Günther）率领下进行了一次朝圣。他们经过君士坦丁堡和小亚细亚，历尽诸多艰险和各种损失,浩浩荡荡来到耶路撒冷。据史料记载：“去时7 000人，回来的不到2 000人。”而且他们在归途中“由于物质匮乏而大量减员”。朝圣领袖京特也英年早逝，“而他只是在这次冒险中丧失生命的许多人中的一个”注1140。398

与十字军东征以前的这些和平朝圣活动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这种朝圣，是否如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意味着11世纪是从和平朝圣到十字军时代的军事远征的一个过渡？许多学者试图证明：由于突厥征服之后巴勒斯坦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朝圣队伍都携带武器，以求在可能遇到攻击时自保。现在，由于E．乔兰森的研究，才确定了这一事实：11世纪规模空前的朝圣活动完全是由非武装人员组成。于是，又涉及另一个话题：“前十字军时期的朝圣究竟有没有携带武器的远征？”注1141诚然，朝圣队伍中有一些骑士确实带有武器。但是，“虽然他们身着戎装，却仍然是和平朝圣者”而不是十字军战士。注1142不过，他们对十字军运动的兴起，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他们向西欧人描述了圣地的形势，激起了人们对圣地的好奇心。注1143所有这些朝圣活动都发生在突厥人征服巴勒斯坦之前。对11世纪突厥征服之前欧洲人的朝圣活动进行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在塞尔柱人占领巴勒斯坦之前，朝圣者就经常受到阿拉伯人虐待。注1144所以，“只要阿拉伯人占领耶路撒冷，欧洲基督徒的朝圣就会不受骚扰”注1145的说法，现在看来是过于乐观了。399

关于11世纪期间拜占庭至圣地朝圣的历史没有任何记载。但是一个拜占庭修士埃彼法内（Epiphane），即第一部以希腊语撰写圣地游记的作者，曾描写了十字军以前的巴勒靳坦。此人生卒年代无法确定，学者们的认定从8世纪末到11世纪之间不等。注1146

第一次十字军之前，欧洲实际上已经经历了三次真正的十字军：在西班牙对摩尔人的战争、诺曼人对阿普利亚和西西里的征服和1066年诺曼人对英格兰的征服。而且，11世纪，以威尼斯为中心，在意大利发生了一场政治和经济运动。亚得里亚海岸的平定奠定了威尼斯海上霸权的基础。1082年，阿列克修斯·科穆宁向威尼斯签发的著名特许状为圣马克共和国打开了拜占庭市场。“从那一天起威尼斯的世界性商业活动开始了。”注1147那时的威尼斯像其他仍处于拜占庭控制下的南部意大利城市一样，自由出入穆斯林港口。与此同时，10世纪和11世纪初曾遭非洲伊斯兰教海盗几次劫掠的热那亚和比萨于1015—1016年对穆斯林所属的撒丁尼亚发动了一次远征，成功地征服了撒丁尼亚和科西嘉。这两个城市的船只挤满了与该两岛相对的非洲海岸各港口。1087年，在教宗的鼓励下，他们成功地进攻了北非海岸的梅底亚（Mehdia）。所有这些对异教徒的远征不仅仅出于宗教狂热或冒险精神，也有经济上的原因。

在西欧历史上，与十字军起因有关的另一个因素，是一些西欧国家约于11世纪初开始的人口增长。在佛兰德和法国，人口的增加是确凿无疑的。11世纪末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的一个方面，就是发生于中世纪西欧一些国家，特别是法国的拓殖运动。11世纪的法国经历了频繁的饥荒、旱灾、天花和严冬。这些艰苦的生存条件使人们想起遥远东方的富足和繁荣。如果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11世纪将尽之时，欧洲已经在精神上和经济上为大规模的十字军远征做好了准备。400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前的整体形势完全不同于第二次十字军之前的形势。1096—1147年的51年，是历史上最重大的时代之一。在这51年中，欧洲的经济、宗教和整个文化发生了巨变，一个新世界向西欧敞开。随后的十字军活动并未使这个时代的成就有所增加，它们只是延续了这51年的发展过程。一个意大利史学家将第一次十字军称为“无结果的疯狂”（sterili insanie），今天想想他的话，仍然使人百思不得其解。注1148

第一次十字军是基督教世界对异教徒发动的第一次有组织的进攻。这种进攻并不局限于中欧、意大利和拜占庭。它开始于欧洲的西南角西班牙，结束于一望无际的俄罗斯大草原。

至于西班牙方面，1089年教宗乌尔班二世写信给西班牙的伯爵、主教和子爵（vice comites）及其他贵族及权势者，授权他们留在自己的土地上，而不必去耶路撒冷；而且他们须聚积力量恢复被摩尔人毁坏的基督教堂。注1149这是反对异教运动的十字军的右翼。

在东北方，罗斯正奋力抵抗蛮族波洛伏齐人（库曼人）的进攻。波洛伏齐人于11世纪中期出现于南部大草原，攻城略地，占领了罗斯到东方和南方的所有通道，阻断商业贸易。罗斯史学家克鲁切夫斯基写道：“罗斯人与波洛伏齐人的斗争——一场延续了将近两个世纪之久的斗争——在欧洲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为，正当西方与亚洲和东方进行大较量之时，正当伊比利亚半岛发起对摩尔人的进攻之时，罗斯构成了欧洲的左翼。然而，担当这个历史重任的代价极大。它不仅使罗斯人丧失了第聂伯河的居住地，而且改变了罗斯人的生活趋向。”注1150罗斯就以这种方式投入了全面的西欧十字军运动之中；在自卫的同时，也阻挡了蛮族异教徒对欧洲的进攻。“如果罗斯人想到以十字架为旗帜，”莱布说，“他们就应该明白他们的首要任务是：通过捍卫自己的土地为基督教世界服务——正如教宗致西班牙人的信中所写。”注1151 401

斯堪的那维亚各王国也参加了第一次十字军，不过是以较小的团队加入主力军。1097年，一个丹麦贵族斯韦恩（Svein）带着一队十字军来到巴勒斯坦。在北方，从未有过宗教的狂热。大多数斯堪的那维亚十字军战士并无宗教热忱。他们参加这场运动纯系出于对战争和冒险的热爱和对财富和荣誉的渴望。注1152

高加索地区有两个基督教国家，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拜占庭在1071年的曼兹克特一役败北后，亚美尼亚遂由突厥人控制，所以高加索亚美尼亚人自然要参加十字军。格鲁吉亚于11世纪为塞尔柱人占领。直到1099年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时，国王“复国者”大卫才将突厥人赶走。这件事发生于约1100年；或者，如一个亚美尼亚编年史家所宣称，当“一支法兰克军队经过长途跋涉并获神佑占领耶路撒冷和安条克时，格鲁吉亚复国，大卫重掌大权”。注1153

1095年，得胜的教宗乌尔班二世在皮亚琴察召集会议，讨论西欧的复杂局势和改革计划。阿列克修斯·科穆宁的使者在会议上吁请援助。有些学者否认了这一说法。但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最近得出结论：阿列克修斯确实在皮亚琴察发出过求援的呼吁。注1154当然，这不是居贝尔所言及的引发第一次十字军的“最后动力”。注1155同以前一样，即使阿列克修斯在皮亚琴察发出了请援的呼吁，但却从未想过召请十字军。他需要的不是十字军，而是一支能打败三年来横行于小亚细亚的突厥人的雇佣军队。大约在1095年，基里耶·阿尔斯兰（Qilij Arslan）被选为尼西亚苏丹。“他将尼西亚士兵的妻儿老小迁至此地，并使这座城市成为苏丹们的永久居住地。”注1156换句话说，基里耶·阿尔斯兰确立尼西亚作为他所建立的突厥人国家的首都。为了对付突厥人的肆虐，阿列克修斯可能在皮亚琴察吁请援助。但他的目的不是要求一支支援圣地的十字军，而是一支能对付突厥人的援军。他的吁请在皮亚琴察被接受。不幸的是，关于这段插曲的资料甚少。一位史学家最近提出：“自皮亚琴察会议至十字军到达拜占庭，关于东方与西方关系的记载十分模糊不清。”注1157 402

1095年11月，在克莱蒙（法国中部奥维涅省）召开了著名的宗教会议。与会的人很多。城里房屋不足，大批人只好宿于露天。会上讨论了一些特别重要的问题（主要是严肃的神学问题）。会议结束后，乌尔班二世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原本已失）。后来，有些与会人员追述了这次演说，但各不相同。注1158教宗愤怒地申斥了基督徒在圣地遭受的迫害，敦促人们拿起武器，去解放圣墓和东方基督徒。人们呼喊着“上帝希望如此”，或“此乃上帝所愿”（Deus lo volt），拥向教宗。在教宗建议下，人们在右肩缝上红十字作为未来十字军战士的标志（这就是“十字军”一词的由来）。教宗允诺赦免他们的罪愆，解除他们的债务，离家时保护他们的财产。参加十字军者全凭自愿，但不许反悔。变节者将被视为逃犯，并且将被开除教籍。宗教狂热从法国蔓延于整个意大利、德国和英国。一场波澜壮阔的东进运动形成了。但它的实际规模和重要意义在当时的克莱蒙会议上还无法预料和想象。

于是，在克莱蒙会议上煽动起来的运动在第二年采纳了十字军的形式，这正是乌尔班二世的杰作。他发现，11世纪下半期的社会生活状况，无论从宗教角度还是从政治经济角度考虑，都有利于实施这项伟大事业。403

在小亚细亚的危险步步逼近的时候，克莱蒙会议做出了组成第一次十字军的决定。这个消息使阿列克修斯惊慌失措，因为他未料到、也不希望自己所得到的援助是一支十字军。当他向西方征募雇佣军时，目的是要保护君士坦丁堡，即他自己的国家。至于去解放一片早在四百年前就不属于帝国的圣地，对他来说是第二位的事情。

对拜占庭来说，11世纪根本不存在组织十字军的问题。无论是民众还是皇帝都没有那种宗教狂热，也没有任何组织十字军的宣传布道活动。对拜占庭来说，从来自北方和东方的外敌威胁中拯救帝国的政治问题与远征圣地毫无关系。东方帝国见识过自己的“十字军”。早在7世纪，就有过希拉克略远征波斯的辉煌胜利。在这次远征中，帝国收复了圣地和圣十字架。在帝国也发生过尼斯福鲁斯·福卡斯、约翰·齐米西斯和瓦西里二世抵抗叙利亚阿拉伯人的卓著战绩，那时，皇帝们几乎已经计划着收复耶路撒冷。但计划没有能够实现，而且由于11世纪突厥人在小亚细亚迅猛的进攻增加了帝国的压力，迫使帝国放弃了一切恢复圣地的愿望。对拜占庭来说，在那个时候收复巴勒斯坦太不切合实际，与帝国生死攸关的问题毫无关系。1090—1091年帝国濒临灭亡的边缘，当阿列克修斯向西方求援时，对他的回答则是十字军的到来，而他的本意却只是拯救帝国。在他的抑扬格诗（应该是留给太子约翰的政治遗嘱）中，有一些句子提到了第一次十字军，十分有趣，诗曰：

难道你忘记了我的遭遇？难道你从未想到、也从未考虑过西方对于我们这个国家的运动？其结果必将是——他们主宰一切，而使新罗马的崇高尊严蒙羞，使皇室名誉扫地！所以，我的儿子，快想办法堵住野蛮人那贪婪的嘴。因为那嘴里吐出的是对我们的仇恨；否则，又会招来一支愤怒的大军，向我们投掷火把，同时城周围的敌人也会乘机作乱。注1159

同样是描写十字军，安娜·科穆宁娜的《阿列克修斯》中也有一段，可以与其父的诗做一对比：404

于是，史无前例的动乱发生了，动乱中有男有女。头脑单纯者急于光临圣地，拜谒主的坟墓；别有用心者，特别是博希蒙德之流，企图趁机夺取首都。他们的朝拜只是一种借口。注1160

皇帝和他博学的女儿异常生动地表明了拜占庭对十字军的态度。在阿列克修斯看来，十字军与那些威胁着帝国的蛮族、帕齐纳克人和突厥人是站在同一立场上的。安娜·科穆宁娜对十字军中那些真心拜谒圣地的“头脑单纯者”只是一笔带过。11世纪末十字军的想法与拜占庭的精神大相径庭。拜占庭朝野只有一个愿望：摆脱从北方和东方咄咄逼近的突厥人部族的威胁。而第一次十字军仅仅是西方的一项事业，与拜占庭的政治没有什么关系。确实，东方帝国给予十字军人一些部队以配合行动，但这些拜占庭军队并没有走出小亚细亚边界以外。拜占庭也没有参与征服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行动。注1161

1096年春天，由于法国亚眠的彼得（人称“隐修士彼得”。关于他有过一部历史传奇，描述了十字军运动的兴起，但这段传说已经被否定）的宣传，在法国聚集了一大批穷人、小骑士和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们几乎是手无寸铁，通过德意志、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向君士坦丁堡进发。在亚眠的彼得和另一个被称为“穷光蛋”沃尔特（Walter）带领下的这些乌合之众，根本不知道他们经过的是什么国家，也不习惯于服从和命令，只是在沿途大肆劫掠和破坏。阿列克修斯·科穆宁听到十字军将近的消息大为不满；而当听说他们沿途的所作所为时，更引起了他的警觉。这些十字军在君士坦丁堡附近依然毫无收敛之意，大肆骚扰。阿列克修斯·科穆宁匆忙地让他们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小亚细亚。他们在尼西亚附近几乎全部被突厥人轻而易举地杀光。隐修士彼得在此之前已逃回君士坦丁堡。405

隐修士彼得和他所率领的这支乌合之众的经历可以说是第一次十字军的序曲。这些部队给拜占庭留下了恶劣印象，致使后来的十字军也不受欢迎。而对于那些如此轻而易举地消灭彼得部队的突厥人来说，他们却坚信他们可以在对付其他的十字军部队中取胜。

1096年夏，西欧伯爵、公爵和王公们的十字军远征开始了；换言之。一支真正的军队集结起来。但西欧的任一位君主均未参加这次远征。德意志的亨利四世正全力与教宗争夺授职权。法兰西腓力一世因为与合法妻子离婚而与另一女子结婚被开除教籍。英国威廉二世鲁弗斯（Rufus）正与诸侯、教会和人民斗得不可开交，政权不稳。

在这次十字军的首领中，应该提到以下人物。第一位是下洛林的公爵、布戎的戈弗雷（Godfrey of Bouillon），后人写的一部传奇将他描写成一位虔诚的圣徒，这使人们很难辨清他的真实形象。实际上，他是一个智勇双全的战士和虔诚的教徒。他希望这次远征能弥补他在欧洲领地上的损失。他的两个兄弟也参加了远征。其中一个叫鲍德温（Baldwin），后来成了耶路撒冷王国的国王。洛林军队在戈弗雷带领下开始了东征。诺曼底公爵罗伯特也参加了十字军。此人是征服者威廉的儿子和英王威廉·鲁弗斯的兄弟。他参加十字军不是出于宗教动机或骑士精神，而是对于自己在公爵领地的不很强大的权力感到不满。在出发之前，他将这片领地抵押给其兄弟，换回了一笔现金。弗曼杜瓦（Vermandois）伯爵休是法王的弟弟，他野心勃勃，对荣耀和财富充满了渴望，深受十字军将士尊敬。佛兰德的罗伯特之子、粗鲁暴躁的佛兰德伯爵罗伯特二世也参加了十字军，而且由于他的十字军冒险精神被称为“耶路撒冷人”。注1162三支军队的首领分别是：弗曼杜瓦的休是法国中部军队的首领；诺曼底的罗伯特和佛兰德的罗伯特是法国北部的两支军队的首领；法国南部军队的首领是图卢兹伯爵雷蒙德。他因与西班牙的阿拉伯人作战而闻名遐迩，是一个天才的领导者和虔诚的基督徒。最后是罗伯特·吉斯卡尔德之子、塔兰图姆的博希蒙德和他的侄子坦克雷德（Tancred）。坦克雷德率领南意大利的诺曼军队。他对宗教无甚兴趣。很有可能他们叔侄首先要同他们的宿敌拜占庭算账。而且，很明显，博希蒙德已经产生了占有安条克的野心。注1163于是，诺曼人将纯世俗的和政治因素带入十字军运动，是完全与十字军运动的初衷相违的。在所有的十字军队伍中，博希蒙德的军队可能是素质最好的一支。“因为其中有许多人与西西里的萨拉森人和南意大利的希腊人交过手。”注1164所有的十字军部队都抱有自己的目的，既无整体计划，也无总指挥官。于是，法国人在第一次十字军中起了主要作用。406

十字军从海、陆两路到达君士坦丁堡。像隐修士彼得的军队一样，他们所到之处竭尽烧杀抢掠之能事。目睹过十字军行为的保加利亚大主教塞奥菲拉克特（Theophylact）在一封信中解释了为什么他缄默很久才痛责十字军。他写道：“我紧闭双唇，主要是因为法国人的到来或者说侵略——不管人们怎样称呼——魇住了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已没有感觉。我们喝够了被侵略这杯苦酒……由于习惯于法国人的凌辱，我们比以前更能忍受不幸。时光最能使人变得聪明。”注1165

显然阿列克修斯·科穆宁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这些所谓十字军信念的捍卫者。他愤怒并警惕地等待着从四面八方而至的十字军军队，这群人根本不像他希望从西方得到的适度援助。有的史学家指责阿列克修斯和希腊人背信弃义，不忠于十字军。这种指责必须加以驳斥——特别是当人们注意到十字军在行军途中的劫掠和暴行之后更应如此。同样，现在也要驳斥吉本做出的严厉的和反历史的定性。他写道：“打个不太文雅的非历史的比喻，阿列克修斯皇帝就像一头豺狼，紧跟着狮子的脚印，以求吞食狮子的残羹冷炙。”注1166当然，阿列克修斯不会卑贱到吞吃十字军留下的残羹冷炙。他是一位政治家，十分清楚十字军给帝国带来的致命威胁。因此，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尽快将这些易骚动和危险的人送到小亚细亚，完成他们击败异教徒的东征使命。拉丁人和希腊人之间弥漫着不信任和憎恨；他们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宗教上的分裂，而且是政治上的对立。将来，只有用长剑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争端。19世纪，一位受过教育的希腊爱国者、著名文学家比凯拉斯写道：407

在西方人眼中，十字军人在这场有着纯宗教目标的伟大运动中担负着崇高的使命，因为当时的欧洲……以她顽强而蓬勃的生命力和文化黎明的荣耀充当着基督教世界和文明的捍卫者，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捍卫者。拉丁贵族的祖先曾经战斗在十字架下，自然，有一种伟大的自豪感仍然激励着曾经战斗在十字架下的拉丁贵族的后代。然而当东方人目睹成群的未开化的蛮族洗劫和掠夺基督教行省和罗马帝国时，当那些自称基督的捍卫者以消灭分裂者为由谋杀基督的教士时，他们同样自然地忘记了这样一种运动原本是以宗教为宗旨、以显著的基督教精神为特征的……十字军在历史舞台上的出现是帝国最后一出悲剧的头一幕。注1167

研究阿列克修斯·科穆宁的史学家夏朗东把吉本描写隐修士彼得的话用于——至少部分用于所有的十字军：“跟随隐修士彼得的强盗既无理智也无人性，简直就是禽兽。”注1168

于是，1096年，十字军时代揭开了序幕。它所产生的各种影响是深刻的，它对拜占庭和东方及西欧都具有重大意义。

12世纪阿拉伯史学家伊本·阿尔卡兰尼西（Ibn al-Qalanisi）第一次描写了十字军运动开始时对东方民族所产生的影响：“在这一年（回历490年，即1096年12月19日—1097年12月8日）开始不断地传来战报，报告了不计其数的法兰克军队从海上涌向君士坦丁堡的消息。随着接连不断的战报在民间广泛传播，人们惶惶不可终日。”注1169 408

在十字军逐渐集合于君士坦丁堡之后，阿列克修斯将它们视为前来支援自己的雇佣军。他希望这些十字军人承认皇帝是远征军首领，并坚持让他们以附庸身份向皇帝宣誓效忠。最后，阿列克修斯与十字军各部首领达成正式协议，十字军承认阿列克修斯为其宗主，并承诺将所有那些攻取下来的原属拜占庭的城镇，都归还给其原主拜占庭皇帝。可惜，十字军各部的效忠誓言并未完全履行。从各方面迹象看来，阿列克修斯对各不同地区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小亚细亚地区是拜占庭帝国和希腊民族的权力和生存的必要条件，但前不久在曼兹克特一役（1071年）后沦陷。因此，阿列克修斯直接要求收回小亚细亚。对于很久以前失去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皇帝并未提出要求，只是要它们承认帝国的宗主地位。注1170

十字军渡过海峡到了小亚细亚后，即开始征伐。1097年，攻下尼西亚，并按照与阿列克修斯签订的条约将其归还拜占庭。接着，十字军在多里拉伊乌姆（埃斯奇舍尔）再次取胜，逼迫突厥人退出了小亚细亚西部，缩进内陆。这一胜利，使拜占庭有机会在小亚海岸恢复其原来的势力。十字军克服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以及穆斯林的顽强抵抗，挺进到小亚细亚的东部和东南部。在上美索不达米亚，鲍德温夺取埃德萨，并迅速在此地建立了自己的公国。这是东方的第一块拉丁属地，也是基督徒抵挡亚洲突厥人进攻的堡垒。但鲍德温的榜样有危险的一面：其他男爵会竞相效仿，建立自己的王国，从而危及十字军的最终目标。后来，这种危险果然发生了。

经过一场长期殊死的围城战之后，叙利亚的主要城市，一个十分坚固的堡垒安条克终于向十字军投降。通往耶路撒冷的大门打开了。但十字军首领之间由于争夺安条克而发生激烈冲突。最后，塔兰图姆的博希蒙德步鲍德温的后尘做了安条克的统治者。注1171无论在埃德萨，还是在安条克，十字军都未能恪守对阿列克修斯的效忠誓言。十字军大部分军队留守在新的公国，只有很少一部分，约20，000—25，000人到达耶路撒冷。此时的十字军已是强弩之末了。409

当时的耶路撒冷已从塞尔柱人手中转入法蒂玛王朝一个强有力的哈里发之手。经过一场猛烈的围城战，十字军人于1099年7月15日强攻下耶路撒冷城，并开始在城里展开一场可怕的大屠杀。他们将圣城洗劫一空，运走大批金银珠宝。著名的欧麦尔清真寺也遭到抢劫。在被征服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狭长海岸地带，耶路撒冷王国建立了。布戎的戈弗雷满意地接受了“圣墓保卫者”称号，被选为国王。新国家完全仿效西方的封建制度。

第一次十字军远征以耶路撒冷王国和几个独立的拉丁属地的建立而告终。由此而产生的政治形势更加复杂了。拜占庭由于小亚细亚突厥人的削弱和收复大量失去的国土而得到满足。虽然如此，它对安条克、埃德萨和的黎波里王国的出现却有所警觉，因为它们成了帝国新的政治对手。帝国对它们的不信任与日俱增，乃至于在11世纪与自己原来的同盟者十字军人反目为仇，毫不犹豫地与以前的敌人突厥人结为同盟，另一方面。定居于新领地的十字军也害怕帝国势力在小亚细亚的扩张，他们也同突厥人联盟反对拜占庭。十分明显，十字军事业的精神在12世纪已经完全发生了蜕变。

我们不能说阿列克修斯·科穆宁与十字军已发生完全决裂。当然，皇帝对东方拉丁领地的形成确实大为不满，因为这违背了十字军对他的效忠誓言。然而，他也没有拒绝给予十字军以适当的帮助。比如，他负责将他们送回欧洲家乡。皇帝与塔兰图姆的博希蒙德发生了决裂。因为从拜占庭的利益角度考虑，博希蒙德不断蚕食他的邻国、软弱的突厥埃米尔的领土及拜占庭的领土，使安条克的势力过于强大。于是，安条克自然成为阿列克修斯的首要目标。此外，普罗旺斯军队的首领、图卢兹的雷蒙德也不满意自己在东方的地位，同样视博希蒙德为主要对手，开始接近阿列克修斯。当时，阿列克修斯还无暇顾及耶路撒冷问题。

皇帝与博希蒙德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机会终于到了。突厥人埃米尔马立克（Malik）加齐在11世纪末征服卡帕多细亚，建立了独立的达尼什曼德王朝，后来在12世纪下半期被塞尔柱人摧毁。该王国的埃米尔马立克加齐突然俘获了博希蒙德。阿列克修斯与埃米尔谈判，愿以一笔巨款换回博希蒙德。但是，谈判没有结果。博希蒙德被其他人赎回，回到安条克。按照与十字军签订的条约，阿列克修斯要求博希蒙德归还安条克；但博希蒙德坚决拒绝。410

1104年，穆斯林在埃德萨南部的哈伦大败博希蒙德和其他拉丁王公。这次战役几乎摧毁了叙利亚的基督教属地，也使阿列克修斯和穆斯林产生了新的希望。看到博希蒙德被削弱，他们幸灾乐祸。哈伦战役的惨败使博希蒙德在亚洲建立强大诺曼帝国的计划破产；他意识到，他已无力再与不共戴天的敌人穆斯林和皇帝交战，继续待在亚洲实非上策。他决定回欧洲集聚新的力量，给予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以强有力打击。他将安条克委托给侄子坦克雷德统治，自己乘船回到阿普利亚。安娜·科穆宁娜对他的航行做了夸张但有趣的描述，其中不乏幽默调侃：为了避开希腊船只的搜捕，博希蒙德装成死人躲进棺材，最后终于横渡爱琴海，返回意大利。注1172

博希蒙德的归来受到最狂热的欢迎。人们成群结队来迎接他，一位中世纪作者说：“好像他们要看基督本人一样。”注1173博希蒙德重新集结军队之后，又向拜占庭开战。教宗支持他的计划。一位美国学者解释说，他对阿列克修斯的讨伐“不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现在它得到了教会的支持，采取了十字军的神圣形式”注1174。

博希蒙德的部队可能大部分来自法国和意大利，但其中也可能有英国人、德国人和西班牙人。他的计划是继承父亲罗伯特·吉斯卡尔德1081年的事业，先夺取都拉基乌姆，穿越帖撒罗尼迦，进军君士坦丁堡。可惜天不遂人愿，博希蒙德在都拉基乌姆受挫，被迫与阿列克修斯签订了屈辱性和约。和约主要条款是：博希蒙德称臣于阿列克修斯及其儿子约翰；与皇帝的敌人战斗；将征服的原拜占庭属地交还拜占庭；如果博希蒙德以任何方式得到以前不属于拜占庭的领土，都可以认为是由皇帝赏赐给他的领地。博希蒙德允诺：如果他侄子坦克雷德不愿对皇帝臣服，他就向侄子开战。安条克教会的牧首将由皇帝指定，从希腊东正教会内的神职人员中挑选，安条克不允许有拉丁牧首。最后，博希蒙德面对基督的十字架、棘冠、木钉和长矛庄严宣誓：他将履行和约条款。注1175 411

随着博希蒙德的庞大侵略计划的破产，他那叱咤风云的生涯也行将结束，而这对于十字军运动似乎是毁灭性的。在他死前的最后三年，博希蒙德已经销声匿迹了。他于1111年死于阿普利亚。

博希蒙德之死使得阿列克修斯处入困境，因为安条克的坦克雷德不肯接受他的叔叔所承诺的和约，也不肯将安条克归还给拜占庭皇帝。阿列克修斯不得不重新开始这桩事业。他与廷臣讨论了向安条克发动进攻的问题，但却从没有付之实现。显然，在这个时候，帝国已经不可能进行这项困难重重的计划。在博希蒙德死后不久，坦克雷德也一命呜呼，但这并不能使进攻安条克的计划变得容易一些。阿列克修斯统治的最后几年，几乎每年都与小亚细亚的突厥人作战。帝国也常常获得胜利。

在帝国的外部政策中，阿列克修斯成功熬过了艰苦的岁月。人们经常从他与十字军的关系这个角度，而不是从他的整个对外政策的角度来评价他的活动。毫无疑问，这是错误的。与阿列克修斯同时代的保加利亚主教塞奥菲拉克特在他的信中引用了《圣经·诗篇》（79：13）中的话，将保加利亚省比做一棵葡萄藤，其果实“为所有的路人采摘”注1176。法国史学家夏朗东说，这个比喻也许可用于阿列克修斯时代的东方帝国。注1177它的邻居都想趁火打劫，攫取帝国的领土。诺曼人、帕齐纳克人、塞尔柱人和十字军都威胁着拜占庭。阿列克修斯接手了这个衰落的帝国，成功地抵挡住所有这些外敌的威胁，从而使拜占庭的解体过程延缓了相当长的时间。阿列克修斯在位期间，帝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疆土扩大了。帝国的敌人四散而去，因此，仅从边疆问题来看，阿列克修斯的统治无疑是相当成功的。人们时常指责阿列克修斯没有处理好与十字军的关系。但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蓄意破坏和掠夺东方的西方十字军已经严重威胁帝国的生存，而作为一代君主的阿列克修斯是在维护自己国家利益，那么，上述指责就根本不成立了。总之，在对外关系中，阿列克修斯成功地克服了重重困难，改善了帝国的国际地位，扩展了边疆，并一度制止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敌人的压力。412

约翰二世时期的外部关系

与西方各国日益频繁的接触。——阿列克修斯的儿子和继承人约翰二世是一个军人皇帝，其在位期间的大部分时间在疆场上度过。他基本上沿袭了其父的对外政策。阿列克修斯曾对他指出：欧洲和亚洲问题最多，也是帝国利益所在。约翰决定在政治上步其父之后尘。父亲已经阻止了敌人侵入拜占庭，儿子决心“从其邻国手中夺回失去的希腊各省，并梦想恢复拜占庭帝国昔日的辉煌”注1178。

约翰虽然深谙欧洲形势，但对欧洲事务并不感兴趣。他常常征战于欧洲，但那只是防御性的战争。直到他统治末期，随着南意大利的西西里王国的形成和诺曼威胁的加剧，欧洲事务对于拜占庭才变得特别重要。约翰对外政策的主要兴趣集中在小亚细亚。在欧洲关系方面，随着西欧国家的增多，拜占庭与他们的接触才日渐增多。413

诺曼人的威胁曾经拉近了阿列克修斯与威尼斯的关系。威尼斯答应派舰队支持拜占庭，阿列克修斯特许以圣马克共和国许多贸易特权。大批威尼斯人来到帝国，特别是君士坦丁堡。他们发了横财，并很快在首都形成一个威尼斯人移民区。其人数之多、财富之巨足以使威尼斯人控制首都。久而久之，他们忘了自己并不是在自己的祖国，也不是在征服地，开始对拜占庭下层人民和高官显贵表现得傲慢无礼、咄咄逼人，于是犯了众怒。但阿列克修斯赠给比萨人的一点商业特权却没有引起威尼斯人的警觉。

阿列克修斯在位时，拜占庭人和威尼斯人的关系尚不特别紧张。但他死后，一切都变了。听说诺曼人统治下的阿普利亚发生了内乱，约翰认为拜占庭的诺曼威胁已经解除。他决定正式废除其父与威尼斯人缔结的商业条约。勃然大怒的威尼斯人立即派舰队侵入亚得里亚海和爱琴海诸岛。约翰自知无法抵挡威尼斯舰队，不得不在登基不久就与威尼斯议和，恢复1082年的商业条约。约翰在位期间，其他意大利沿海城市如比萨和热那亚也享有商业特权，但与威尼斯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约翰在位的头几年，帕齐纳克人问题已完全解决。自从阿列克修斯·科穆宁时期帕齐纳克人被库曼人（波洛伏齐人）打败之后，在三十年内，帕齐纳克人不敢再犯拜占庭。但约翰继位伊始，稍稍恢复了点元气的帕齐纳克人又越过多瑙河，侵入拜占庭领土。帝国军队予以迎头痛击，取得决定性胜利。为了纪念这次胜利，约翰专门设了一个“帕齐纳克节”。拜占庭史学家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说：“直到12世纪末，人们还在庆祝帕齐纳克节。”注1179这次战役使帕齐纳克人一蹶不振。那些被俘的帕齐纳克人定居于拜占庭，并在帝国军队中组成一个独立团队，开始为拜占庭效力。

匈牙利（亦称乌戈尔［Ugria］）人在亚得里亚海岸的扩张倾向已经引起了阿列克修斯·科穆宁的不满，从而导致拜占庭与匈牙利的紧张关系。约翰与一位匈牙利公主的婚事似乎可以改善双方的关系。“但那种婚姻，”俄罗斯史学家C．格罗特说，“无法消除长期的互不信任和对立。”注1180匈牙利（马扎尔）人在达尔马提亚海岸的定居自然威胁着拜占庭，而匈牙利与塞尔维亚的日趋接近更使帝国不安。11世纪初被“保加利亚人的屠杀者”瓦西里二世强行并入拜占庭的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于11世纪中期开始叛乱。11世纪末和12世纪初，塞尔维亚第一次摆脱拜占庭控制。约翰在位时，塞尔维亚和匈牙利的关系已经明显地亲密起来，匈牙利愿意帮助塞尔维亚获得独立。一位塞尔维亚公主嫁给了一位匈牙利王子。于是，到约翰统治末期，西北方的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的亲密关系足以引起拜占庭的不安。414

约翰对他们采取的军事行动都相当成功，但未取得最终胜利。然而，有一位匿名的赞颂词作者，却以阿谀奉承的口气赞颂约翰在巴尔干半岛的军事行动：“你对欧洲人的战斗是多么荣耀啊！他（约翰）打败了达尔马提亚人，使斯基泰人和那些长年生活于大篷车中的蛮人吓得抱头鼠窜；他使蛮夷的鲜血流入多瑙河，染红了多瑙河的水。”注1181

约翰在位的最后十年，与南意大利的关系彻底改变。经过一段时期的动乱，南意大利开始了一个强大而辉煌的新时代。罗杰二世用武力统一了西西里和南意大利。而且，在1130年圣诞节，他在巴勒莫正式加冕称王。这两个地区的联合立刻使罗杰二世成为欧洲强大的君主之一。这对拜占庭是一个可怕的打击。理论上，皇帝仍然对南意大利土地拥有所有权。他认为，诺曼人的占领只是暂时的。收复意大利是12世纪历任皇帝的最大梦想。罗杰的加冕似乎有损帝国尊严；承认他的地位无疑意味着放弃意大利各省的权利。415

罗杰的突然崛起不仅于拜占庭不能接受，在意大利拥有重大利益的德意志君主也不能接受。在共同的危险面前，约翰二世同德意志的洛塔尔（Lothar）达成和约；洛塔尔死后，又同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康拉德三世达成和约。以后不久，这种关系发展为两大帝国的正式同盟。他们之间的和约和后来的同盟的主要目标是摧毁南意大利的诺曼人势力。这个同盟在约翰的继任者曼纽尔时代至关重要。如果说约翰对罗杰势力的打击无关痛痒的话，曼纽尔至少阻挡了诺曼人对拜占庭的进攻。罗杰与曼纽尔的连年战争清楚地说明他心中早有这样一个侵略计划。因此，约翰的西方政策中最重要的部分在于他对西西里王国的态度和创建了两大帝国的联盟。

与东方的关系。——在小亚细亚，约翰几乎是年年打仗，且节节胜利。于是，在12世纪40年代时，他收复了帝国很久以前丧失的领土。这时，他以为，既然突厥势力已经崩溃，他可以暂停对突厥人的战争，从容地对东南方亚美尼亚人的乞里奇亚和十字军公国安条克进行一场新的征伐。

亚美尼亚的乞里奇亚国家，或小亚美尼亚，形成于11世纪末，是从北方的亚美尼亚本土逃出来的难民所建，他们是在其国家受到塞尔柱人侵犯之前逃出来的。一个叫鲁宾（Ruben）的贵族家族此时开始在新的国家占据统治地位。小亚美尼亚不断蚕食拜占庭领土，渐渐扩大了自己的版图。它与东方的拉丁王公关系密切，对帝国怀有敌意。所以，约翰·科穆宁远征小亚美尼亚，想趁其内乱时惩治它。他还计划同时解决安条克公国的问题，因为安条克在第一次十字军期间拒绝向拜占庭皇帝宣誓效忠，后来又背信弃义，拒绝履行阿列克修斯与博希蒙德签订的条约。

约翰的远征十分成功。乞里奇亚被征服，亚美尼亚王公和他的儿子被押往君士坦丁堡。吞并了小亚美尼亚，拜占庭帝国边界扩大，沿至安条克公国。在与安条克的斗争中，约翰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猛烈的进攻之下，安条克被迫求和。约翰同意讲和，但有一个条件：安条克公爵必须承认帝国的宗主地位。公爵愿意宣誓效忠皇帝，而且，作为臣服的标志，他必须在安条克城堡上悬挂帝国旗帜。一年以后，皇帝重返安条克，作为安条克的宗主，他在众皇子、大臣们、官员们和士兵们的簇拥下庄严地进入城门。街道两旁张灯结彩，欢迎胜利者的队伍。安条克公爵骑马伴随在皇帝身旁，俨然就是皇帝的扈从。在城门口，是安条克牧首带着牧师们在迎接皇帝；进城后，百姓们和着圣曲，唱着圣歌，夹道欢迎皇帝一行。皇帝先到教堂，然后来到公爵宫中。注1182 416

约翰的赞颂者说：“你是基督的热爱者，主的斗士，打击蛮人的伟大英雄和以利亚（Elijah）之剑，（安条克）欢迎您！它抹掉你的汗珠，温柔地拥抱你。全体臣民蜂拥而出，男女老幼喜气洋洋，迎接你的凯旋……到处人声鼎沸，意大利人，亚述人，这一群，那一伙……将军和军官簇拥着你，像众星捧月一样！”注1183

皇帝还有进一步的计划。史料显示，他梦想在幼发拉底河流域重建拜占庭权力，也似乎考虑过干涉耶路撒冷王国的事务。注1184约翰很有可能做过如此考虑：首先要使耶路撒冷国王仿效安条克王公承认拜占庭的宗主地位。赞歌作者说：“别懊丧！（世间）热爱基督和拜谒基督圣地的人们”（《希伯来书》，XI：13）；“别再害怕杀人魔掌。热爱基督的皇帝已为它们套上锁链，并将不义之剑折断。你为他们清扫了通往世俗的可见的耶路撒冷之路，从而为自己开辟了另一条更神圣更宽广的路——通往神圣的天国耶路撒冷之路。”注1185

然而，计划都失败了。在1143年远征突厥人途中，约翰到乞里奇亚山上打猎，不幸被毒箭射中胳膊，死于他乡异域。临终前，他立次子曼纽尔为帝。约翰一生都在为帝国而战斗。他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一个强大的、幅员辽阔的帝国——比他从自己强大的、天才的父亲手中接任时强大得多、辽阔得多。约翰的赞颂者认为他超越了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和罗马时期的汉尼拔。其颂词如下：“凯尔特的橡树那么坚固，你曾把它连根拔起；乞里奇亚的雪松那么高大，你曾把它掷到山下！”注1186 417

曼纽尔一世的政策与第二次十字军

与突厥人的关系。——如果说约翰对外政策的注意力主要是在东方，那么他的继任者曼纽尔则由于与诺曼的亲属关系和他个人对西方的同情而纠缠于西方事务。这给帝国带来可悲的后果。塞尔柱人由于未受到有效的抵抗而势力坐大，再一次形成了对东部帝国边界的严重威胁。

小亚细亚的拜占庭边界地区，几乎不断地暴露在穆斯林的毁灭性攻击下，穆斯林不断地消灭和驱逐基督徒民众。曼纽尔不得不在边界地区重建秩序，为此，他在经常遭到敌人入侵的主要地区建立和恢复了一些要塞和堡垒，以抵挡入侵者。

然而，却不能说曼纽尔对突厥人的斗争是成功的。在他统治的最初几年，他与上面提到的达尼什曼德王朝，即卡帕多细亚的穆斯林埃米尔结盟，以对付小亚细亚的敌人，伊科尼姆（或罗姆）国家的苏丹。帝国军队顺利地抵达苏丹国的主要城市伊科尼姆（科尼亚）。然而，可能他们获悉苏丹已经得到了增援，只是掳掠了郊区便撤退了。在撤退过程中，帝国军队遭到塞尔柱人的袭击，几乎全军覆没。这时，传来十字军的消息。这使苏丹和皇帝都感到威胁。于是，双方被迫停战媾和。

两个帝国的联盟。——曼纽尔统治的早年，继承了其前任皇帝们的对西方政策，与德意志结盟。这是因为意大利的诺曼人势力坐大对双方形成了威胁。与德意志康拉德三世的谈判由于约翰之死而一度中断。现在谈判重新开始。约翰在世时提出的曼纽尔与康拉德的妻妹苏尔兹巴赫的贝尔塔的婚事也重新提上议程。康拉德致信曼纽尔，说这桩婚事将是建立“永恒友谊、永久联盟”的保证，德意志朝廷允诺“以皇帝之友为友，以皇帝之敌为敌；注1187假如帝国遇到危险，德意志不仅将派出援军，而且，如果必要的话，康拉德将倾其兵力，御驾亲征。曼纽尔与贝尔塔的联姻标志着两个帝国的正式联盟。贝尔塔嫁到拜占庭后更名为“伊琳娜”。曼纽尔希望能消除罗杰二世对帝国的威胁。当然，面对拜占庭和德意志这样的对手，罗杰也绝对不敢轻举妄动。注1188 418

但是，一个始料不及的事件打破了曼纽尔的美梦和政治计划。第二次十字军改变了整个局面——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它使拜占庭丧失了德意志的支持，从此面临十字军人和诺曼人的双重威胁。

第二次十字军。——第一次十字军之后，东方的基督教统治者，即拜占庭皇帝和安条克、埃德萨和的黎波里的拉丁统治者以及耶路撒冷国王，不是联合起来粉碎穆斯林力量，而是陷于内讧和邻邦之间的勾心斗角中。而拜占庭与安条克和埃德萨的反目成仇更损害了他们的共同利益。一度被十字军削弱和击退的穆斯林趁机东山再起，在美索不达米亚重新构成对基督教国家的威胁。

1144年，一位穆斯林统治者赞吉（Zangi），或称莫苏尔的阿塔贝格（政治上独立的突厥人统治者就称为阿塔贝格［Atabegs］），突然夺取了埃德萨。一部最近被译为法语的匿名作者写的叙利亚编年史详细记载了赞吉夺取埃德萨城的事件。这位编年史家记载道：“在夺取埃德萨四天后”，赞吉“离开了此城……埃德萨居民则去赎回被俘者，该城重新住满了居民。总督赞吉-埃得-丁（Zain-ed-Din）是一个相当有修养的人，他对这些居民非常好。”注1189但赞吉于1146年去世，原埃德萨伯爵乔斯林（Josclin）夺回了该城。赞吉的儿子努尔-阿得-丁又轻而易举地将其占领。于是，基督徒遭到屠杀，妇女儿童被卖为奴隶。整座城市满目疮痍。这对东方基督教世界是一个沉重打击，因为埃德萨伯爵领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就是十字军最先受到穆斯林攻击的前沿。耶路撒冷、安条克和的黎波里都无法救援埃德萨。同时，随着埃德萨的陷落，拉丁领土，特别是安条克开始受到严重威胁。419

埃德萨的陷落对西方造成深刻影响，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圣地的兴趣。但是，当时的教宗尤金三世（Eugenius Ⅲ）无法发动或倡导一次新的十字军远征。在这个世纪的50年代，罗马发生了一场民主运动，著名的布雷西亚的阿诺德也参加了这场运动，动摇了教宗在“上帝之城”的地位，甚至迫使他一度离开罗马。法王路易七世似乎是十字军的真正发动者，但使这次十字军付诸实现的鼓吹手是克莱沃的伯纳德。他的大声疾呼首先说服了法国。然后，他又到德国劝说康拉德三世举起十字架，参加东征。

但是，西方人从第一次十字军的悲惨遭遇中吸取了教训，同时对其结局也感到极大失望。他们失去了以前的那种热情。在勃艮第维兹莱会议上，法国封建主甚至准备反对组织十字军。但他们最终为伯纳德的激情和雄辩的口才所打动。按照伯纳德的构想，路易七世的计划得以扩大。由于伯纳德的努力，不仅组织了一支远征东方的十字军，还组织了另外两支远征军：一支去征伐占据比利牛斯半岛上的里斯本城的穆斯林，另一支远征北方易北河岸的斯拉夫异教徒。

史学家们激烈指责伯纳德将德意志拖入十字军的思想。第二次十字军的研究专家、德国学者库格勒（Kugler）认为这是“最令人不愉快的想法”；注1190俄国学者Th．乌斯宾斯基称之为“圣伯纳德致命的错误”，他应该对德意志在东征时遭遇的悲惨命运负责。注1191事实上，东征期间，德意志和法兰西一直处于敌对状态。这就预示着这次东征肯定不会成功。

十字军的消息引起曼纽尔警惕。他预料到十字军会给拜占庭带来危险，危及他在东方的拉丁诸属地，特别是安条克的权威。如果它们得到西方支持，会轻视拜占庭皇帝。而且，德意志参加十字军使拜占庭失去了保障——两大帝国联盟的基础。如果德意志国王长期留在东方，他也无法照顾拜占庭帝国在西方的利益，从而使野心勃勃的罗杰有机可乘。鉴于第一次十字军曾一度危及首都安全，曼纽尔命令修复城墙和塔楼。显然，他对康拉德与他之间的友谊和关系没有太大信心。420

据V．瓦西列夫斯基所说：“曼纽尔无疑希望在对基督教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充当盟主角色。”注1192曼纽尔之所以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期间抱如此希望，除了对东方伊斯兰教的未来命运极度关切之外，还有一些特殊原因：当时基督教世界只有曼纽尔一个皇帝。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康拉德三世尚未被罗马教宗加冕，自然不能享有皇帝称号。

1147年，十字军的首领们决定循着第一次十字军走过的路，由陆路抵达君士坦丁堡。首先是康拉德经由匈牙利进发；一个月后，路易紧随其后。像第一次东征一样，这次直抵君士坦丁堡的十字军沿途依然烧杀抢掠。

当德意志军队驻扎在首都城下时，曼纽尔竭尽全力在法国人到来之前将他们运往亚洲。最终，经过与其亲戚和盟友康拉德几次交涉，他达到了目的。德军在小亚细亚给养不足，继而又遭到突厥人的进攻，后来只有残部回到尼西亚。一些史学家将德意志远征军的失败归咎于曼纽尔，声称他与穆斯林达成协议，挑动他们攻击十字军。有些史学家，如居贝尔和Th．乌斯宾斯基甚至认为是曼纽尔与突厥塞尔柱人结成了同盟。注1193但最近的学者大都认为，对曼纽尔的指责没有足够的证据，他不应该为德国人的失败承担责任。注1194

德国人到达小亚细亚不久，法国人就抵达君士坦丁堡。这引起曼纽尔更大的警惕，他对路易更加捉摸不透。东征前不久，罗杰还与路易谈判，允许路易穿过他在意大利的领地到东方去。曼纽尔怀疑路易与罗杰秘密结盟，或“与西西里非正式结盟”注1195。皇帝的猜测有其足够的根据。421

看到曼纽尔忙于同十字军周旋，罗杰不顾基督教世界的大局，只图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突袭科孚岛，并蹂躏了拜占庭的其他岛屿。然后，诺曼人在希腊登陆，夺取底比斯和科林斯。这两个城市当时以其丝绸工厂和丝织品而著名。诺曼人不满足于夺取大批珍贵丝织品，“还将大批俘虏和熟练织匠，不分男女”，带到西西里。有些史学著作将这些被送到巴勒莫的织匠称为西西里丝绸生产和丝织工业的创始人，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在此之前西西里就有了丝绸生产和蚕丝业。不过，希腊妇女的到来的确为丝织工业注入了新鲜血液。注1196雅典同样遭到诺曼人的掳掠。注1197

诺曼人在希腊得逞的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城下的法国人中，他们已经听说了曼纽尔和突厥人达成协议的谣传，对此怒不可遏，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激动。路易手下一些将领建议乘机夺取君士坦丁堡。面对这样的危险，曼纽尔故伎重演，决心尽快将法国人弄到小亚细亚。当时谣传德国人在小亚细亚正节节胜利，所以路易同意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甚至向曼纽尔宣誓效忠。到了小亚细亚，路易才得知德国军队战败的真相。当时，两军会师，携手前进，但在大马士革遭到惨败。康拉德大失所望，搭乘一艘希腊船离开巴勒斯坦，到达萨洛尼卡。其时曼纽尔正在此地准备向诺曼人开战。曼纽尔与康拉德在萨洛尼卡会晤，审时度势，决定联合对付罗杰。之后，康拉德返回德国。

十字军一无所获。留在东方的路易王意识到仅靠自己的力量不会有任何作为。几个月后，他取道南意大利与罗杰会晤，然后回到法国。

一度以轰轰烈烈的气势开始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以失败而告终。东方穆斯林未遭到削弱，反而恢复了勇气，甚至希望毁灭基督教的东方领地。此外，法国和德国军队以及巴勒斯坦和欧洲基督徒之间的争斗损害了十字军的威望。曼纽尔本人乐意看到十字军结束。因为，与德国的盟约使拜占庭力量得到加强，他可以放开手脚在西方对付罗杰。不过，将十字军的失败归咎于拜占庭皇帝是不公平的，应该归咎于十字军的组织不良和纪律涣散。罗杰进攻亚得里亚海诸岛和希腊也严重破坏了十字军的计划。总而言之，十字军事业的宗教基础正在消失，世俗的政治的动机自此以后越来越露骨。422

第二次十字军之后曼纽尔的对外政策。——十字军远征期间，曼纽尔就完成了与罗杰开战的备战，以报复罗杰侵入亚得里亚诸岛和希腊，继而占领科孚岛的一箭之仇。同以前一样，威尼斯略带不安地关注诺曼势力的增长，打算派舰队协助拜占庭的行动。作为回报，她将得到帝国内新的商业特权。威尼斯已经根据以前的贸易条约在君士坦丁堡得到一些居住区和船港（斯卡拉），现在又得到新的居住区和一个船港。注1198皇帝一边进行谈判，一边加紧备战。他决心打败“那条西方龙”，“新的亚玛力（Amalek）”，注1199“那条将要吐出比埃特纳火山喷发时的愤怒火焰还要高的西西里的龙”——当时的资料如此形容罗杰。注1200曼纽尔的计划绝不仅仅是将敌人赶出拜占庭国土。他希望以后将战争转入意大利，恢复那里的拜占庭势力。

在备战工作接近完成时，库曼人（波洛伏齐人）渡过多瑙河，侵入拜占庭领土。曼纽尔的计划暂时中断。不过，他很快就解决了库曼人。然后，在威尼斯舰队的支持下，曼纽尔攻克了科孚岛。

罗杰意识到拜占庭-德意志联盟对他构成的威胁，德意志人已经答应向皇帝提供一支陆军，并且威尼斯已经派出舰队。他巧妙地运用外交手腕，以图掣肘拜占庭。在他挑拨之下，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宿敌韦尔夫（Welf）公爵借助西西里舰队起而反对康拉德，从而使其无法进入意大利援助曼纽尔；而塞尔维亚人也在匈牙利人（乌戈尔人）支持下对曼纽尔开战，从而将其精力引向北方。由于被十字军失败的噩梦所缠绕，路易七世也迁怒于希腊人。在从东方回国的途中，路易与罗杰达成谅解，准备再一次组织十字军，教训拜占庭。路易远征时代在法国摄政的修道院院长叙热（Suger）是这次十字军的发动者，著名的克莱沃的伯纳德自告奋勇，担当起领导十字军的重任。一位法国修道院院长致信西西里国王，说：“我们的心，几乎所有法国人的心都在渴望与你共享和平；希腊人和他们的该死的国王以卑贱下流的阴谋对待我们的朝圣，我们为此而震惊……起来，帮助上帝的臣民……对这些大逆不道的邪恶行为进行报复吧。”注1201与此同时，罗杰也正在加强与教宗的联系。总之，对于“正统的”德意志朝廷和“分裂的”拜占庭皇帝之间的联盟，西方是深恶痛绝的。在意大利，人们认为康拉德已经受了希腊异端的传染，所以教宗尽力劝其回归真理之路，皈依天主教会。教宗尤金三世、叙热院长和克莱沃的伯纳德正在摧毁两个帝国的联盟。所以，V．瓦西列夫斯基解释道，在12世纪中期，“一个以罗杰国王为首的反对曼纽尔和拜占庭的坚强同盟正在形成。匈牙利和塞尔维亚已经归属这个同盟，教宗和法国正要加入这个同盟，德国及其国王正被拉向这个同盟。如果同盟形成，君士坦丁堡可能在1204年以前就已经大祸临头了。”注1202 423

然而，帝国有惊无险。法国国王的计划流产了。一则因为法国骑士反应冷淡；二则叙热不久便一命呜呼；三则由于康拉德依然忠实地遵守与东方帝国缔结的盟约。

正当曼纽尔行将利用两帝国之盟成就其大事之际，康拉德驾崩（1152年）。此时，已经决定了对意大利战争的方案。德国国内谣言四起，说国王是被御医毒死，这些御医都是来自于罗杰控制的萨莱诺医学院。康拉德的继承者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登基。他认为君权至高无上，由上帝所赐；他不愿与东方帝国共享意大利利益。他登基伊始，便与教宗签订条约。在条约中，他称曼纽尔为rex（王），而不是像康拉德那样称他为皇帝。他还发誓要将皇帝驱逐出意大利。然而不久，不知为什么，他又改变主意，打算与拜占庭结盟。424

1154年，拜占庭的可怕敌人罗杰死去。新国王威廉一世决心摧毁两个帝国之间的同盟和拜占庭-威尼斯同盟。圣·马克共和国很清楚曼纽尔企图立足于意大利，因而不能同意他的计划。而诺曼人在亚得里亚海建立根据地同样对威尼斯不利。在上述任何情况下，海岸都将隶属于某一个大国，而这无疑会阻止威尼斯船只自由进出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于是，威尼斯撕毁了与拜占庭的协议，与威廉一世结盟，并在西西里王国获得重要贸易特权。

当拜占庭在南意大利获得了一些胜利，即占领了巴里和其他一些城市后，1156年，威廉在布林迪西重创曼纽尔军队，拜占庭远征的成果立即付诸东流。同年，阿普利亚首府巴里被威廉夷为平地。当时有人说：“伟大的阿普利亚首府向来以其荣耀而出名，以其财富而强大，以其居民的高贵贵族血统为骄傲，以其美丽的建筑让世人叹为观止。现在，它却倒卧于一片废墟之中。”注1203

曼纽尔在意大利的行动虽然不成功，但却使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清醒地认识到拜占庭皇帝的目的所在。所以，他最后断绝了与拜占庭的联盟。与弗里德里希同时代的史学家弗莱兴的奥托写道：“虽然（弗里德里希）痛恨威廉，但是他不希望外国人夺走他的帝国的领土，曾经被暴君罗杰掠夺的领土。”注1204于是，曼纽尔丧失了与巴巴罗萨和解的所有希望，从而丧失了收复意大利的所有希望。1158年，曼纽尔与西西里的威廉签订和约。和约的具体条款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它意味着拜占庭放弃了长期的、高贵而荣耀的计划，也意味着“始于萨克森王朝的洛塔尔和约翰·科穆宁时期，后来由于康拉德和曼纽尔个人关系而得到加强的两帝国之间的友谊和同盟的最终破裂”。此后，拜占庭军队再也没有进入意大利。注1205 425

在新形势下，拜占庭政策的目标有了变化。现在，必须阻止霍亨斯陶芬王朝获得意大利。而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则认为意大利必须承认他的权利。拜占庭的外交开始朝新的方向发展。曼纽尔企图破坏弗里德里希与教宗之间的关系，以求在将来与弗里德里希的斗争中赢得教廷支持。为了诱惑教宗，他暗示：东西方教会可以合一。他想挑起教宗和德意志国王之间的矛盾，“以达到恢复东方帝国的所有权利和扼杀西方帝国于萌芽之中的目的”注1206。然而，这些谈判都失败了，因为教宗们绝不愿意依赖于任何皇帝；相反，充满神权政治思想的12世纪教宗们，企图凌驾于拜占庭皇帝之上。

当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与北意大利诸城开战时，曼纽尔用金钱积极支持后者。被弗里德里希破坏的米兰城墙在拜占庭皇帝的帮助下得以修复。1176年5月29日，弗里德里希在北意大利的莱尼亚诺大败，北意诸城及其支持者教宗大获全胜，这一形势似乎大大改善了曼纽尔在意大利的地位。他与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的关系对他也特别有利。在德意志威胁的压力下，威尼斯又开始向拜占庭靠拢。但曼纽尔似乎因缺乏金钱而想夺取威尼斯商人在拜占庭领土上的巨额财富而自肥，突然下令逮捕帝国领土上的所有威尼斯人，并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自然，威尼斯不会善罢甘休，遂派出舰队进攻拜占庭。但由于瘟疫的流行，舰队无功而退。在曼纽尔的有生之年，拜占庭与威尼斯的友好关系再也未能恢复。

为了报复拜占庭在意大利的政策，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与拜占庭在东方的死敌、伊科尼姆苏丹基里耶·阿尔斯兰谈判，企图引诱他进攻希腊帝国。他希望通过制造小亚细亚紧张局势，使曼纽尔无法插手欧洲事务。426

这时，小亚细亚的形势渐趋严峻。被约翰·科穆宁征服的乞里奇亚在其首领索罗斯（Thoros）率领下发生叛乱。曼纽尔两次派兵镇压皆告失败。更为严峻的是，索罗斯与他以前的敌人安条克王公，夏蒂荣的雷金纳德（Reginald）结为同盟，共同对付希腊人。与此同时，雷金纳德从海上进攻塞浦路斯成功。曼纽尔率兵亲征乞里奇亚，索罗斯仓皇而逃。1158年，曼纽尔又成了乞里奇亚的主人。索罗斯得到宽恕，对皇帝俯首称臣。现在，轮到安条克了。

夏蒂荣的雷金纳德知道自己无力与拜占庭抗衡，决定祈求曼纽尔的宽恕。当时，皇帝在乞里奇亚的莫普苏埃斯蒂亚（Mopsuestia）（十字军的马米斯特拉［Mamistra］）；雷金纳德“在伟大的科穆宁面前祈求”。注1207这是一个最屈辱的场面：雷金纳德赤足拜倒在皇帝面前，将剑柄交给他，恳求他的仁慈。“同时，”提尔的威廉写道，“他号啕大哭，哀求饶恕。他哭了很长时间，以至于每个人都感到恶心。许多法国人都鄙视和指责他。”注1208当时，东方各国，包括远方的阿巴斯人（阿布克哈兹人［Abkhaz］）和伊庇利亚的使节都目睹了这个场面，感慨颇深。注1209“这一幕使拉丁人在整个亚洲名声扫地。”注1210雷金纳德臣服于帝国，所以后来一个名叫罗伯特的人作为拜占庭和安条克两个国家的共同使者被派往英王亨利二世的宫中。注1211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三世亲自来到莫普苏埃斯蒂亚拜谒曼纽尔，受到盛情款待。但他被迫与皇帝签定条约，保证向皇帝提供军队。萨洛尼卡的尤斯塔修斯向皇帝致词说，国王427“从耶路撒冷赶来，对皇帝的威望和业绩惊叹不已，钦佩万分”注1212。

1159年4月，曼纽尔隆重地进入安条克。夏蒂荣的雷金纳德和其他拉丁王公徒步空手伴随其左右，耶路撒冷国王徒手骑马，紧随其后。街道两旁张灯结彩，锣鼓喧天，颂歌四处飞扬。身着法衣的安条克牧首将曼纽尔引至教堂。在这八天中，帝国旗帜在城墙上迎风飘扬。注1213

雷金纳德的归顺和曼纽尔之进入安条克标志着拜占庭对拉丁人政策的胜利。这是六十年努力和斗争的结果。“安条克问题是第一次十字军的产物，多少年来一直困扰着拜占庭皇帝”，但即使经历了无数的困难和战争，拜占庭皇帝却“从来没有对安条克失望”注1214。

在伯利恒的圣诞教堂，保存着一段1169年的铭文：“此教堂竣工于6677年，即第二小纪年度（相当于1169年），作者：伊弗雷姆，油画家和镶嵌师。其时正值至尊的皇帝曼纽尔·科穆宁、耶路撒冷的伟大国王阿摩利（Amary）和圣城伯利恒最神圣的主教拉乌尔（Raoul）在位。”注1215曼纽尔的名字与阿摩利放在一起可能意味着希腊皇帝对耶路撒冷国王的宗主权已经建立。注1216

至于曼纽尔与伊斯兰教王公们的关系，他与基里耶·阿尔斯兰曾一度融洽。1161—1162年，苏丹还出访过君士坦丁堡，受到皇帝隆重接待，希腊和东方史料都仔细地描述过。苏丹在首都逗留了八天。首都的金银财富让这位名噪四海的客人大开眼界。豪华的宫廷宴会让基里耶眼花缭乱，他甚至不敢在皇帝身旁落座。皇帝特地为苏丹举行了马上比武和竞赛活动，甚至在海上演示了著名的“希腊火”。每日两餐都用金银器皿送到苏丹面前，吃完以后并不回收，听任苏丹处理。有一天，皇帝与苏丹共进晚餐，把所有金银器皿和饰物作为礼物都赠送给了他。注1217 428

1171年，耶路撒冷国王阿摩利一世出访君士坦丁堡，同样受到奢侈豪华的招待。提尔的威廉对此做了详细的描述。注1218曼纽尔在近东的权威和国际声望已经鼎盛一时。

但是，基里耶·阿尔斯兰访问帝国首都的政治结果无足轻重。双方签订了友好条约，持续时间却不长。数年以后，苏丹向朋友和大臣们宣称，对拜占庭破坏越大，皇帝赠赐的礼物将会越贵重。

在这种情况下，东部边界的和平不可能维持太久。也许是由于弗里德里希的煽动，各地战事又起。曼纽尔亲率部队出征苏丹国首都伊科尼姆（即科尼亚）。1176年，拜占庭军队陷入弗里吉亚山谷。此地离边界不远，筑有米里奥凯法罗（Myriocephalon）城堡。突厥人四面夹击，于1176年9月17日大败拜占庭军队。注1219皇帝九死一生，差点成为阶下囚。拜占庭史学家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写道：“当时的场面催人泪下；更确切地说，这一巨大灾难令人无法表达他们的哀悼：整个战场腥风弥漫，尸体填平沟壑，充斥草丛……亲友们哭喊着死者的名字，路人无不落泪哀恸。”注1220

当时有位史学家曾于1179年到过君士坦丁堡。他描写了米里奥凯法罗惨败后曼纽尔的心情：

据说从那一天起，皇帝因那次致命的灾难而变得郁郁寡欢，一蹶不振。此后，他在自己的臣民面前再也表现不出以往那种愉悦情绪，无论其臣民采取什么办法都不能使他快活。自那以后，他也失去了驰骋疆场的雄风，健康每况愈下。总之，那次灾难时刻压迫着他，使他无法得到心灵的安宁和平静。注1221 429

曼纽尔写了一封长信将这次失败通报给西方的朋友、英国金雀花王朝亨利二世。信中对这次战斗做了详细描写，但对其灾难严重程度尽量淡化。有趣的是，他还谈到了1066年以后在拜占庭战争中出现的英格兰人，特别是那些加入皇帝卫队的英格兰人。注1222

即使拜占庭在米里奥凯法罗战役中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但一位不知姓名的赞颂词作者却仍然将曼纽尔在突厥人面前的败逃美化为光辉业绩：“遭到大群伊斯马仪人（Ismaelitians，即突厥人）进攻后，他（曼纽尔）单枪匹马，在刀林箭雨中杀出一条生路。”注1223曼纽尔的一个侄子，在用油画装饰自己的新房时，“下令将苏丹（伊科尼姆的）的所作所为画出来，如此画在他房间墙壁上的图画，也许更适合于保留在黑暗中。”注1224十分可能，这幅不同寻常的画再现了可怕的米里奥凯法罗之役。

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基里耶·阿尔斯兰并未乘胜追击，而是坐下来与皇帝谈判。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小亚细亚的一些拜占庭堡垒被拆毁。

1071年的曼兹克特之役已经动摇了拜占庭在小亚细亚的统治。但当时的人们并不理解这一点，还想重整旗鼓，摆脱塞尔柱人的威胁。两次十字军远征并未减少那种威胁。1176年的米里奥凯法罗之役最终毁灭了拜占庭将突厥人驱逐出小亚细亚的希望。自那以后，帝国再也无力在东方发动有效的攻势。她几乎无法保护东部边界，无法击退经常来犯的突厥游牧部落。库格勒宣称：“米里奥凯法罗之役最后决定了整个东方的命运。”注1225 430

这次战役失败之后，曼纽尔也曾致信于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信中极力贬低突厥人苏丹。但弗里德里希对于曼纽尔的惨败早已了如指掌。注1226他在复信时宣称，“德意志皇帝已经继承了伟大的罗马皇帝们的权力，不仅要统治罗马帝国，还要统治‘希腊王国’”（ut non solum Romanum imperium nostro disponatur moderamine，verum etiam regnum grecie ad nutum nostrum regi et sub nostro gubernari debeat imperio）；因此，他要求曼纽尔承认西方皇帝的权威，并屈服于教宗的权威。最后，他说，曼纽尔企图在西方帝国的诸侯中间挑拨离间，是枉费心机；今后，他要根据曼纽尔的表现调整自己的策略。注1227这位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君王认为，拜占庭皇帝应当服从于他这个西方皇帝。因此，独一帝国的观念在12世纪仍然存在。起初，曼纽尔做过这个梦；后来拜占庭大势已去，弗里德里希又开始做这个梦。

1177年，威尼斯会议召开。与会者有弗里德里希、教宗和取胜的意大利城市代表。会议确认意大利各市镇的独立地位，并调节了德国统治者与教宗的关系。换句话说，威尼斯条约结束了德意志、伦巴德同盟和教廷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曾经被曼纽尔利用来为其外交政策服务。Th．乌斯宾斯基说：“威尼斯会议对拜占庭帝国是一个打击。它不亚于米里奥凯法罗之役中伊科尼姆苏丹对拜占庭的打击。西方各敌对势力间的和解为西方各国在1204年征服君士坦丁堡并形成东方的拉丁人国家奠定了基础。”注1228

1177年的会议对威尼斯具有特别的意义。它集合了以西方皇帝和教宗为首的欧洲社会精英们。10，000多外国人来到威尼斯，为它的美丽、财富和实力所倾倒。当时的一位史学家向威尼斯人致词，他写道：“啊，在这个安定平和的国家里生活该是多么幸福！愿荣耀永远伴随着你的名字！”注1229 431

曼纽尔去世前夕，取得了他的最后一次外交成功，即实现了他的儿子、继承人阿列克修斯与法王路易七世的八岁女儿联姻。这位小公主阿格尼斯（Agnes）在拜占庭改名为安妮（Anne）。由于这次联姻，第二次十字军后拜占庭与法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似乎有所缓和。萨洛尼卡的尤斯塔修斯写了一篇赞颂词，描写了帝国的新娘从法国到达大都市君士坦丁堡时的盛况。注1230

其次，在米里奥凯法罗战役后，当曼纽尔给英王亨利二世写了那封著名的信件后，两国宫廷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友好。史料证明，在曼纽尔统治的最后几年，拜占庭使团曾在威斯敏斯特出现。亨利二世派乔弗里·德·海亚（Gerffrey de Haia）接待希腊使者；后来这位乔弗里又出使君士坦丁堡。注1231亨利二世知道曼纽尔爱好打猎，遂通过不来梅的一艘商船托运了一箱猎狗送给曼纽尔。注1232

总的来说，曼纽尔的政策与其祖父和父亲所实行的谨慎沉稳的政策大不相同。作为奥古斯都、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的继承人，他沉湎于恢复大一统帝国的幻想之中；他本人又受西方文化、风俗和礼节的强烈影响。所以，他的绝大部分精力都用来与意大利和匈牙利斗争，并发展与西方帝国、法国、威尼斯和其他意大利市镇的关系。他忽视了东方，致使伊科尼姆苏丹势力坐大，最后，当米里奥凯法罗战役的灾难之后，帝国在小亚细亚的全部希望彻底破灭了。

曼纽尔给予西方的优惠有悖于拜占庭的利益，况且西方与拜占庭当时在文化上存在着差异。这也给帝国带来灾难性后果。曼纽尔对外国人实行开放政策，赐予外国人以要职肥缺，引起国人强烈不满，从而播下了血腥冲突的种子。

曼纽尔时代的史学家这样评论他的政策：“幸亏曼纽尔死得早，未看见他的政策的恶果；当时的有识之士早已预见到这种恶果。曼纽尔皇帝的这份遗产太难接受，他的继任者中无一人可能恢复昔日帝国的地位。接下来的几年，帝国迅速走下坡路：而且可以恰如其分地说，这种衰落正始于曼纽尔统治时期。”注1233其实，早在马其顿王朝时期，在保加利亚人的屠杀者瓦西里二世于1025年死后，拜占庭帝国就开始衰落了——这样说或许更精确。科穆宁王朝的头两位皇帝阿列克修斯和约翰成功地延缓了这一衰落过程，但未能阻止衰落。曼纽尔的错误政策导致帝国回到衰落之路，再无回天之力。赫茨伯格（Hertzberg）评论道：“曼纽尔埋葬了拜占庭古典时期的荣誉和伟大成就。”注1234这位19世纪的史学家与12世纪末科穆宁及安吉列时代的著名作家——萨洛尼卡的尤斯塔修斯不谋而合：“随着曼纽尔的去世，罗马人的传统毁灭殆尽。黑暗笼罩了全国，好像发生了日食一样。天意如此！”注1235 432

曼纽尔·科穆宁这个色彩丰富的历史人物的影响自然不会局限于拜占庭帝国内。他的名字和事迹，特别是他的传奇故事不仅出现于俄罗斯编年史中，也出现于俄罗斯史诗和俄罗斯歌曲中。曼纽尔曾经将以弗所的圣母像送给波洛茨克（Polotzk）公主欧芙罗西尼亚（Euphrosinia）。注1236普雷斯特·约翰写给曼纽尔的那封著名的传奇书信也不应被忘记。

科穆宁王朝的最后两位皇帝阿列克修斯二世和安德罗尼卡一世的对外政策

俄罗斯史学家Th．乌斯宾斯基写道：“科穆宁王朝的最后两代皇帝阿列克修斯和安德罗尼卡统治的五年尤为重要：前朝行政制度的弊端此时显现恶果，朝纲震荡不安，由此顺理成章地引发了国家的改革。”注1237曼纽尔死后，其子阿列克修斯二世（1180—1183年在位）登基。但阿列克修斯仅仅12岁，他的母亲、安条克的玛丽（玛丽亚）摄政；然而，直接控制朝政的却是玛丽的宠臣、曼纽尔的侄子阿列克修斯·科穆宁。激烈的宫廷斗争以及日益增长的拉丁势力将著名的安德罗尼卡（Andronicus）引进首都。他早已制定了觊觎皇位的野心计划，此时，他抓住了机会，自称自己是被奸臣围绕的幼皇阿列克修斯二世的保护者和希腊民族利益的维护者。在他进入首都之前不久，对拉丁人的大屠杀就已经开始了。威尼斯资料中没有记载1182年的大屠杀，但毫无疑问，威尼斯商人在这场斗争中损失惨重。433

同年，即1182年，安德罗尼卡进入君士坦丁堡。虽然他曾庄严起誓，但还是开始公开地实行独裁统治。他先逮捕了权倾一时的阿列克修斯·科穆宁，弄瞎其双眼；然后，逮捕了摄政太后安条克的玛丽。之后不久，又将不幸的皇帝阿列克修斯二世处以绞刑。1183年，63岁的安德罗尼卡成了拜占庭帝国至高无上的皇帝。为了巩固其地位，他与阿列克修斯二世的遗孀、法国的安妮（安娜）结婚。安妮在她14岁的丈夫死时，还不足12岁。

民众之所以热情拥戴安德罗尼卡，是因为他们对这位新皇帝充满了期望。安德罗尼卡在帝国内部生活中面临着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建立一个民族政权，剔出进入拜占庭的拉丁势力；第二，削弱官僚贵族和土地贵族，因为大土地所有者的势力破坏和摧毁了农村阶层。不管这个计划的实施多么困难，它在普通大众中赢得了巨大支持。

雅典大主教迈克尔·阿克米那图斯（科尼阿特斯）的著作是反映12世纪帝国内部形势的最珍贵的资料之一。他以赞美的语气写道：“我能记得的第一件事，就是罗马帝国在困难和痛苦的时刻如何求助于它以前的宠儿——伟大的安德罗尼卡去推翻压迫者——拉丁君主，这些拉丁人就像杂草一样已经将它自己移植于王国的新生枝蔓上。安德罗尼卡并无大批人马，只有正义。他轻装前进，向那个可爱的城市进发……他对给予他厚爱的首都的第一个回报就是摆脱拉丁暴君的傲慢，清除帝国内的野蛮人成分。”注1238

“随着安德罗尼卡的即位，一个新的党派掌握了政权。”注1239Th．乌斯宾斯基说：“科穆宁王朝的最后一个代表是——至少看起来像是人民的国王，农民的国王。人们歌颂他，并将他的事迹编成故事传诵。这些故事被保存于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的《编年史》和未发表的《历史》手稿的边注中。”注1240尼西塔斯提到许多事情，其中一件就是安德罗尼卡将自己的塑像立于四十殉道者教堂北大门附近。皇帝塑像并未穿皇袍戴玉佩，而是穿着朴素的衣衫，手拿镰刀，是一个勤劳朴实的劳动者形象。注1241 434

安德罗尼卡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为了减少受贿的可能性，许多官员的年薪被提高；廉洁者被选为法官；税赋负担大大减轻，中饱私囊的税务官受到严厉惩罚。他以强硬措施对待大土地所有者，许多拜占庭贵族被处死。迈克尔·阿科米那图斯写道：“我们很久以前就深信：你对贫穷者温和，对贪婪者严厉，你是弱者的庇护者，枉法者的克星；你像西弥斯注1242（Themis）一样公正无私，廉洁奉公。”注1243

安德罗尼卡对拜占庭那些贵族（包括世袭贵族和土地贵族）的斗争，使意大利的历史学家科戈纳索联想起16世纪的俄罗斯沙皇伊凡雷帝对于俄罗斯贵族的斗争。他写道：

同安德罗尼卡曾试图摧毁拜占庭贵族的优势地位一样，伊凡也试图如此办理，摧毁俄罗斯的波雅尔（俄罗斯贵族）势力；而且，他们两个人都同样地被迫诉诸暴力手段，但俄罗斯沙皇做得更甚。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他们在摧毁贵族势力的同时，也削弱了国家。伊凡四世时，就发现他在斯蒂芬·巴托里的波兰人势力面前无能为力，如同当年安德罗尼卡在诺曼人国王威廉二世面前无能为力一样。伊凡四世作为一个年轻而坚强的人民的君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拯救了俄罗斯；安德罗尼卡则未能完成拜占庭帝国的改革和促其强盛的使命而早早倒台。古代的旧体制不可能继续得到支持，安德罗尼卡所梦寐以求的一个新的组织体系却过早地托付给了那些没有经验的人。注1244

当然，拜占庭社会制度历史久远，安德罗尼卡无力对它实行激进的改革。遭受镇压的土地贵族只是在等待时机，以图推翻这个可恨的统治者，代之以保持前三个科穆宁皇帝的社会政策的统治者。由于害怕叛乱和宫廷阴谋，安德罗尼卡疑神疑鬼，最后干脆采取恐怖政策。他经常滥杀无辜，触犯了上层阶级，也在平民大众中引起了与日俱增的仇恨。以前曾经狂热地接受并敬爱他的人们，现在却因他的背信弃义想抛弃他。他们已经开始寻找一位新皇帝。对那时君士坦丁堡人民的反复无常，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有过鲜明的描写：“任何一个骚动的城市，它的人民都是盲目而顽固的；而君士坦丁堡的群众特别不安分守己，特别狂暴，而且特别‘能另辟蹊径’，因为其成分十分混杂……对他们来说，对皇帝漠不关心是天大的罪过，今天他们将他拥立为合法主人，明天就会把他贬为罪犯。”注1245 435

而对外政策的失败更加剧了复杂而危机重重的国内形势。安德罗尼卡认为，从帝国基本的和根本的利益考虑，政治上与外部世界隔绝是不切实际的；为了挽救绝望的形势，他必须与自己所深恶痛绝的西方势力重修旧好。

实际上，西方对拜占庭的态度极具威胁性。曼纽尔死后，拜占庭在西方有两个敌人：德意志国家和西西里王国。曼纽尔朝代两个帝国的联盟曾经是西欧政策的基础，现在已告结束；同时，拜占庭支持伦巴德各城市与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斗争使东方帝国的敌人逐渐靠近西西里王国。

在1182年君士坦丁堡大屠杀中幸免于难的拉丁人回到西方自己的国家。他们讲述了自己的可怕经历，并号召国人为他们报仇雪恨。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的意大利商业共和国更是怒不可遏。还有一些遭受安德罗尼卡迫害的拜占庭贵族家族也逃到意大利，企图劝诱意大利诸国征讨拜占庭。

与此同时，西方对东方帝国的威胁日益加剧。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让他的儿子和继承人亨利娶了西西里王国的女继承人康斯坦丝（Constance）。这桩婚事的安排是在1184年，也就是安德罗尼卡去世的前一年在德国宣布的。这次事件意义重大。因为弗里德里希死后，他的儿子可以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并入德意志国王的地产。如果东方帝国的这两个敌人出于共同政治利益合而为一，将对拜占庭构成可怕的威胁。德意志与诺曼王族的联姻很有可能就是为了在西西里王国建立一个立足点，实现西方皇帝对付拜占庭的计划。因为在诺曼人的帮助下，德意志更容易征服希腊人的“国王”。一位中世纪史学家宣称，至少“这位与希腊人王国为敌的皇帝试图促成皇储与罗杰的女儿结合”注1246。与安德罗尼卡同时期的西西里国王威廉二世趁拜占庭内乱之机，组织了一次对拜占庭的大规模远征。其目的当然不仅仅是报复1182年的大屠杀或支持拜占庭扶立新君，而是企图夺取拜占庭皇位。安德罗尼卡决定与西方和东方谈判。436

1185年，他与威尼斯签订条约。注1247据说，为了与圣马克共和国达成协议，“换取对帝国的支持”（pro firmatione Imperii），安德罗尼卡释放了1182年大屠杀之后囚禁于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并答应每年支付赔款，补偿他们的损失。实际上，他已开始履行条约中的义务，并于1185年付出第一笔赔款。注1248同时，他极力向教宗靠拢，显然，他希望能得到教宗的支持，由此向教宗承诺给予天主教会一些特权。1182年末，教宗卢修斯三世曾派使节到达君士坦丁堡。注1249而且，据一部西方编年史的重要记载，1185年安德罗尼卡不顾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反对，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座教堂，馈赠给它以足量的岁入，供拉丁天主教牧师举行圣礼；“直到今天，那座教堂还被称作拉丁教堂。”注1250

在安德罗尼卡去世前不久，他还与埃及苏丹萨拉丁正式结盟。正如一位西方编年史家所说：“在悲伤和绝望之下，（安德罗尼卡）甚至向萨拉丁求助，并听从他的建议。”注1251盟约条款经宣誓生效：如果萨拉丁在皇帝的建议和支持下占领耶路撒冷，他就应该占有其他任何一片可能征服的土地——除阿斯卡隆之外，耶路撒冷和整个海岸将获得自由；但前提是，萨拉丁必须承认安德罗尼卡对这个国家的宗主权；如果他们合作成功，皇帝应该拥有伊科尼姆苏丹的被征服地，最远可达安条克和小亚美尼亚。“可惜安德罗尼卡未及实施这个计划便一命呜呼。”注1252这样，根据这项盟约，安条克将被割让给萨拉丁，条件是萨拉丁承认帝国的宗主权。然而，无论是与威尼斯的条约，还是对教宗的讨好，乃至于同著名的萨拉丁的协议都无法挽救拜占庭的厄运或保住安德罗尼卡的权力。437

在地中海东部，塞浦路斯岛总督伊萨克·科穆宁宣布独立，脱离帝国。由于缺乏优秀的舰队，安德罗尼卡未能镇压这次扰乱。塞浦路斯丢掉了。这对帝国是个极大的打击。因为那里是拜占庭重要的战略和商业据点，该据点与东方拉丁国家的贸易，可以为国库带来大量的收入。

但主要的和决定性的打击来自西方。西西里的威廉二世精心组织了一次对帝国的远征。像往常一样，战火燃起于都拉基乌姆。都拉基乌姆立即落入诺曼人之手；然后，他们沿着埃格南提亚军路（Via Egnantia）向萨洛尼卡进军。强大的诺曼舰队也抵达那里。威尼斯在这次战争中似乎保持绝对中立。

著名的海陆两路围攻萨洛尼卡的十日战开始了。萨洛尼卡大主教尤斯塔修斯目睹了这场战斗，并将其记载下来。他的记载虽然有些夸张，但却是珍贵的史料。1185年8月，仅次于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第二号城市萨洛尼卡落入诺曼人之手。诺曼人对它进行了疯狂的破坏和大屠杀，以报1182年拉丁大屠杀之仇。当时的拜占庭史学家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说：“我们和他们（拉丁人）之间形成了仇恨的无底深渊；即使我们依然保持外事联系并且经常栖身于同一屋顶之下，我们的心灵再也不能沟通，简直是水火不容。”注1253经过几天的烧杀抢掠，诺曼军队继续向东方行进，直抵君士坦丁堡。438

萨洛尼卡的失陷和诺曼军队逼近的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人民发动了起义。他们指责安德罗尼卡抵抗不力。伊萨克·安吉列（Issac Angelus）突然被宣布为皇帝。安德罗尼卡被推翻，在酷刑折磨之下死去。1185年的革命宣告了拜占庭科穆宁王朝的终结。

安德罗尼卡一世登基之时，以保护农业阶级或农民、打击大土地所有者的独裁统治，并消灭拉丁人在拜占庭的膨胀势力为其基本国策。他的短暂统治与其他科穆宁皇帝的统治时期形成鲜明对比。只为这一个原因，安德罗尼卡的统治值得进行认真严密的科学研究。安德罗尼卡时代的一些问题，特别是社会问题和利益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圆满解释。这就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特别具有吸引力的空间。

安吉列王朝的对外政策

安吉列王朝诸皇帝的特征

安吉列王朝由于1185年革命而取得皇位。该王朝属阿列克修斯·科穆宁的同时代人君士坦丁·安吉列家族的后人，该家族原是小亚细亚的菲拉得尔菲亚城人（Philadelphia），出身低微，但君士坦丁娶了阿列克修斯皇帝的一位女儿为妻而进入上层社会，此即安吉列家族第一位皇帝伊萨克二世安吉列的祖父。所以，伊萨克二世应该属科穆宁家族的母系支脉。

安德罗尼卡晚期的目标之一是建立一个民族政府；很明显，他大志未酬，并且在其统治行将结束时，开始转向西方。他去世之后，建立民族政府已是大势所趋。所以，正如安吉列王朝伊萨克二世统治时期的意大利史学家科戈纳索所说：“9月12日（1185年）的革命特别具有民族性和贵族性；所以，在所有的阶级中，只有拜占庭贵族从革命中得到好处。”注1254 439

伊萨克二世（1185—1195年在位）并无治国才能。用格尔泽的话来说，他是“邪恶道德的化身，坐在恺撒们腐朽的宝座上”注1255。拜占庭宫廷的穷奢极欲、铺张浪费和强暴专横、敲诈勒索使人民忍无可忍；而在对外关系方面，统治者则表现得盲目、缺乏决断，特别是当巴尔干半岛上的第二保加利亚王国对帝国安全构成新威胁时，在小亚细亚，当突厥人横行而第三次十字军又未能积极阻挡时，表现得尤其如此。所有这一切在全国引起了不满和愤怒。于是，民众的暴乱接连发生，皇帝亦走马灯似的更换。然而，引起普遍不满的主要原因也许是“民众对安德罗尼卡意识到的两种恶行再也无法忍受，即财政官的贪欲和富有者的傲慢”注1256。最后，在1195年，发生了反对伊萨克的阴谋暴乱，策划者是伊萨克的兄弟阿列克修斯，他在一些贵族和军人的支持下，推翻了伊萨克的统治。伊萨克被弄瞎双眼，送进监狱，他的弟弟阿列克修斯做了皇帝，称阿列克修斯三世安吉列（1195—1203年在位）或安吉列·科穆宁，有时候，人们称他为平庸者（Βαμβακοράβδης）注1257。

新皇帝跟他哥哥一样平庸无能。同样地穷奢极欲，同样地缺乏政治才能。同样地懒于理政，在军事上也同样地无能，这导致帝国更迅速地走向分裂，蒙羞。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辛辣地讽刺阿列克修斯三世：“不管是什么样的文件，只要呈递给皇帝，他立即签字；那怕这份文件只是一堆废话，或者文件呈递者要求什么人在陆地行船或在海上耕地，或要求将高山移往大海中央，或像神话传奇那样，将阿索斯山搬到奥林匹斯山上，这都无关紧要。”注1258首都贵族竞相效仿皇帝，互相攀比谁更为豪华奢侈。民众暴动在各省和首都此起彼伏。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外国人——威尼斯人和比萨人经常在大街上遭遇流血冲突。对外关系方面也同样不成功。440

其时，被废黜的伊萨克二世的儿子，年轻的阿列克修斯王子乘坐一艘比萨人的船从拜占庭逃到意大利。此后又到了德国，投奔国王士瓦本的腓力。腓力是伊萨克·安吉列的女婿，阿列克修斯王子的姐夫。那时正是第四次十字军开始发动之时。王子哀求德王和教宗帮助他双目失明的父亲恢复皇位。经过百般周旋，阿列克修斯终于说服威尼斯舰队取消埃及之行，转向君士坦丁堡。1203年，十字军夺取拜占庭首都，废黜阿列克修斯三世，将年老失明的伊萨克扶上皇位（1203—1204年）；然后，他们又将王子阿列克修斯扶上皇位，作为共治帝（称阿列克修斯四世）随侍其父左右。十字军则驻扎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监督他们订立的各项条款的实施。

然而，皇帝无力履行这些条款，而且两位皇帝对十字军俯首帖耳的行为，在首都引起了暴动。结果阿列克修斯五世杜卡斯·莫卓弗劳斯（Ducas Mourtzouphlos）被立为皇帝（1204年）。阿列克修斯五世娶了阿列克修斯三世的女儿为妻，与安吉列家族建立了姻亲关系。伊萨克二世和阿列克修斯四世在这场暴乱中丧生。十字军看到他们在首都失去了两位皇帝的支持，而且莫卓弗劳斯又举起了反对拉丁人的大旗，与十字军为敌，遂决定将君士坦丁堡据为己有。由于拉丁人的顽强进攻，首都人民的殊死抵抗失败了，君士坦丁堡终于在1204年4月13日落入西方骑士之手，遭到残暴蹂躏，皇帝逃离首都。拜占庭帝国倒台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君士坦丁堡为其首都的封建的拉丁帝国和东方帝国各地出现的数个封臣国家。

安吉列王朝或安吉列-科穆宁王朝起源于希腊民族，但他们未能为帝国奉献一位强大的皇帝；在内忧外患中，它只是加速了帝国的灭亡。

诺曼人和突厥人的关系及第二保加利亚王国的形成

在1185年革命那一年，也就是安德罗尼卡一世被废黜和伊萨克·安吉列登基那一年，帝国的形势非常危险。诺曼人陆军在占领萨洛尼卡之后开始进军首都君士坦丁堡，与此同时，诺曼舰队也已经抵达。但是诺曼人取得胜利后得意忘形，开始在征服地区大肆掠夺；他们过分自负和蔑视拜占庭军队，吃了败仗，被迫退出萨洛尼卡和都拉基乌姆。他们的舰队登陆行动的失败迫使他们撤离君士坦丁堡。伊萨克·安吉列与威廉二世签订和约，宣告诺曼战争结束。对于小亚细亚的塞尔柱人的威胁，伊萨克·安吉列以重礼贿赂和年贡换取了暂时安宁。441

对于伊萨克·安吉列来说，即使与诺曼人暂时休战，也占了很大便宜。因为在他统治的最初几年，巴尔干半岛发生了对帝国意义重大的几个事件。1018年被“保加利亚人的屠杀者”瓦西里二世征服的保加利亚曾几次试图恢复独立。1186年，保加利亚终于摆脱拜占庭的枷锁，成立了第二保加利亚王国。

这场运动的领袖是彼得，或卡洛彼得（Kalopeter）及亚琛（亚桑［Asen或Asan］）两兄弟。对于他们的家世和瓦拉几亚人参加1186年起义的问题，史学家曾做过几次探讨。以前，史学家们认为这两兄弟曾生活在瓦拉几亚人当中，因而学会了他们的语言。V．瓦西列夫斯基说：“这两位领袖正是保加利亚和瓦拉几亚两个民族融合的典范。这一点在所有记载这次自由之战的史料中十分明显，也为近代史学家们所强调。”注1259最近，保加利亚史学家将彼得和亚琛的家世追溯到保加利亚北方的库曼-保加利亚人，否认瓦拉几亚-罗马尼亚人参加过1186年的起义；并且认为，特尔诺沃第二保加利亚王国的建立完全是保加利亚民族的成就，与瓦拉几亚人无关。注1260然而，近代的罗马尼亚史学家激烈地重申瓦拉几亚人在第二保加利亚王国建立中的作用，认为这个新王国属于瓦拉几亚人，即罗马尼亚人。注1261

这个问题掺杂着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的一些民族主义因素，因此有必要以尽可能超然和公正的学术态度加以探讨。在可靠资料的基础上，应该得出如下结论：瓦拉几亚人，即今天的罗马尼亚人的祖先，曾经掀起，并轰轰烈烈地进行了12世纪下半叶巴尔干半岛上的这场解放运动；保加利亚人参加了这场运动。从某种程度上说，多瑙河对岸的库曼人也参加了这场运动。瓦拉几亚人在这个重大事件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当时最杰出的希腊史学家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明确表明这场暴动肇始于瓦拉几亚人（Blachi）；他们的领袖彼得和亚琛属于这个民族；这个时期拜占庭帝国的第二次战争就是针对瓦拉几亚人；彼得和亚琛死后，瓦拉几亚人帝国由他们的弟弟约翰继承。只要尼西塔斯提到保加利亚人，他总是将他们与瓦拉几亚人相提并论，即“保加利亚人和瓦拉几亚人”。注1262跟随皇帝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进行东征（1189—1190年）的西方教士安斯伯特记载道，皇帝在巴尔干半岛同希腊人和瓦拉几亚人作战，称彼得或卡洛彼得为“瓦拉几亚人和大多数保加利亚人的皇帝”（Blacorum et maxime paxime partis Bulgarorum dominus）或“瓦拉几亚人和库曼人的皇帝（imperator）”,或只声称“被他们称作希腊皇帝的瓦拉几亚人皇帝”（Kalopetrus Bachorum [Blachorum] dominus itemque a suis dictus imperator Grecie）。注1263教宗英诺森三世曾于1204年与保加利亚国王卡洛扬（Calojoannes）通信，称他为“保加利亚人和瓦拉几亚人之王”（Bulgarorum et Blacorum rex）；在回复教宗的信中，卡洛扬自称“保加利亚之瓦拉几亚王国的皇帝”（imperator omnium Bulgarorum et Blacorum），但落款签名是：“保加利亚皇帝卡洛扬”（imperator Bulgariae Calojoannes）；特尔诺沃大主教自称“全保加利亚与瓦拉几亚人第一主教”（totius Bulgariae et Blaciae Primas）。注1264 442

尽管这场解放运动是瓦拉几亚人发起的，但保加利亚人无疑积极参加了这场运动，可能主要负责新王国的内部组织工作。库曼人也参加了这场运动。从民族学上来说，新生的保加利亚王国是瓦拉几亚-保加利亚-库曼民族的混合国家。如果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的观点可以接受的话，那么它即是瓦拉几亚人所统治的王朝。注1265

这场运动的原因是瓦拉几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对拜占庭统治不满，想要独立。形势似乎对他们特别有利。由于安德罗尼卡时期的混乱和1185年的革命，拜占庭帝国元气大伤，无力采取适当措施平息这场暴动。而尼西塔斯则幼稚地认为，这次叛乱的起因是由于伊萨克·安吉列在筹办其与匈牙利公主的婚礼时，抢走了瓦拉几亚人的牛，才引起了叛乱。注1266 443

彼得，这个“叛逆的可恶的奴隶”（雅典人迈克尔·阿克米那图斯如此称呼他注1267），和亚琛在开始时遭到拜占庭军队的打击；但他们却能够从多瑙河对岸的库曼人中补充兵源。战争对帝国愈来愈困难，于是，彼得和亚琛成功地与拜占庭达成了一项和约。彼得在他揭竿而起时已经自称沙皇，并且黄袍加身。现在，这个新保加利亚王国被承认是一个政治上不受拜占庭控制的独立国家，定都特尔诺沃，并建立了独立的国家教会。注1268这个新的王国就是人所共知的特尔诺沃保加利亚王国。注1269

与保加利亚起义的同时，一场类似的运动在塞尔维亚境内爆发。统一了塞尔维亚的“大祖潘”（Gereat Župan，伟大的统治者）斯蒂芬·尼曼加（Stephen Nemanja）建立了王朝。他与保加利亚的彼得达成协议，联手对付拜占庭帝国。注1270

1189年，第三次十字军的参与者、德意志的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在拜谒圣地途中，经巴尔干半岛到达君士坦丁堡。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试图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取得弗里德里希的帮助。弗里德里希在尼什停留期间，接待了塞尔维亚使节和大祖潘斯蒂芬·尼曼亚（the Great Župan Stephen Nemanya）本人，同时，与保加利亚展开谈判。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建议与弗里德里希联盟对付拜占庭皇帝，条件是弗里德里希允许塞尔维亚合并达尔马提亚和保有征服的拜占庭领土，同时允许亚琛兄弟永久拥有保加利亚，确保彼得的王位。弗里德里希没有给他们最后答复就上路了。注127119世纪的史学家V．瓦西列夫斯基对此发表评论说：“解决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问题的主动权曾一度操纵在西方皇帝手中；巴巴罗萨几乎就要接受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首领的帮助对付拜占庭。毫无疑问，这将会导致希腊帝国的毁灭。”注1272 444

十字军进入小亚细亚之后不久，拜占庭军队遭到保加利亚人的沉重打击。皇帝本人险些被俘。据当时的资料记载，“大规模的杀戮使诸多城市哀泣，使乡村哀歌。”注1273

1195年，拜占庭爆发革命，伊萨克被废黜并被刺瞎了双眼，他的兄弟阿列克修斯登基。阿列克修斯做的第一件事是巩固皇位。所以，他与保加利亚人和谈。但保加利亚人提出难以接受的条件。不久以后，1196年，由于希腊人的阴谋策划，亚琛和彼得先后被杀害，他们的弟弟约翰接替他们成为统治者。他以前曾作为人质在君士坦丁堡生活过，谙熟拜占庭习俗。他就是“1196年威胁希腊人，后来又威胁拉丁人”注1274的著名沙皇卡洛扬。保加利亚人承认教宗是他们教会的领袖，特尔诺沃大主教也被提升为首席主教。

于是，在安吉列王朝统治期间，巴尔干半岛上崛起了一个以保加利亚国王为代表的强大对手。第二保加利亚王国在安吉列王朝末期势力坐大，成了在拜占庭领土上建立的拉丁帝国所面临的真正威胁。

第三次十字军和拜占庭

在毫无成就的第二次十字军之后，基督徒东方领土注1275的局势仍然令人极其不安：各王公之间的内部纷争、宫廷阴谋、军事骑士团间的争执和个人利益的追逐——所有这些都在不断削弱基督徒的势力，使穆斯林得寸进尺。基督徒领土上最重要的中心安条克和耶路撒冷已经无力自保。12世纪中期夺取大马士革的强大的叙利亚统治者努尔丁·马茂德（Nurad-Din Mahmud）开始对安条克虎视眈眈。然而，真正的危险还是来自埃及。具有强大野心计划的天才首领和精明的政治家库尔德人萨拉丁于12世纪70年代末推翻了法蒂玛王朝，建立阿尤布王朝，统治了埃及。萨拉丁趁努尔丁去世之机，征服了叙利亚，后来又征服美索不达米亚大部分，从南、东、北三面形成了对耶路撒冷王国的包围之势。445

当时，耶路撒冷正经历着严重动乱，这一点萨拉丁非常清楚。当得知他妹妹所在的穆斯林商队遭到基督徒的抢劫时，萨拉丁便进入了耶路撒冷王国，并于1187年在靠近提比留海注1276的赫丁（哈丁）战役中打败了基督徒军队。耶路撒冷国王以及许多其他基督徒王公都落入萨拉丁之手。然后，萨拉丁占领了一些军事重地，如贝鲁特、西顿、雅法等，从而切断了基督徒可能获得的海上供给。接着，他进军耶路撒冷，并于同年（1187年）秋天轻而易举地占领圣城。欧洲的所有牺牲和宗教热忱都已付诸东流。耶路撒冷又落入异教徒之手。组织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已经势在必行。

西方的教宗正为新的东征而积极活动。他成功地敦促法国国王奥古斯都菲利普二世、英国狮心王理查一世和德国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这三位君主参加了这次运动。但这次轰轰烈烈的十字军运动并无总的指导思想。首先，参加者都各自试图与将要路经地区和国家的领主们搞好关系。菲利普·奥古斯都和理查经过西西里，自然要讨好西西里国王。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要经过巴尔干半岛到达东方，所以要与匈牙利国王、塞尔维亚大祖潘、拜占庭皇帝伊萨克·安吉列，甚至与小亚细亚的伊科尼姆苏丹（萨拉丁的对手，一个穆斯林）进行谈判。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十字军的君主们不惜与异教徒结盟。然而，十字军所面临的对手却不是他们以前所面对的那样一盘散沙般的穆斯林军队，而是战无不胜的天才而英明的萨拉丁，他已经征服了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尤其当他拿下耶路撒冷之后，势头更盛。听到十字军出征的消息，他立即号召穆斯林同基督徒，这些“狂吠的狗”和“蠢才”（他在给他兄弟的信中这样称呼十字军注1277）做积极的、坚忍不拔的斗争。这是一次抗击基督徒的反十字军运动。一部中世纪传奇记载：在此之前，为了了解基督教国家的局势，萨拉丁曾亲自游历欧洲。注1278一位近代史学家记述道：“以前的十字军从未如此鲜明地体现两大宗教势力的对抗。”注1279 446

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安然无恙地穿过匈牙利和巴尔干半岛，与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人达成协议。将来的行军是否顺利，首先取决于他与伊萨克·安吉列建立什么样的关系。

由于1182年君士坦丁堡对拉丁人的屠杀，基督教东、西方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与诺曼人的友好谅解，特别是他的儿子与西西里王国女继承人的联姻更引起伊萨克对他的猜忌。虽然弗里德里希出发前已经与拜占庭皇帝的使者签订了纽伦堡条约，伊萨克·安吉列仍然与十字军的进攻目标萨拉丁展开谈判。萨拉丁遣使拜占庭，签订了对付伊科尼姆苏丹的盟约，条件是：伊萨克全力阻击弗里德里希的东进；萨拉丁则答应将圣地耶路撒冷归还希腊人。伊萨克对弗里德里希的行为越来越感到不安。弗里德里希与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签订的协议显然是针对拜占庭的，这不能不引起伊萨克的警惕。

此时，弗里德里希的十字军占领了菲利浦城（Philippopolis）。在伊萨克致这位西方皇帝的信中，称他为“阿勒曼尼之王”注1280，称自己为“罗马人的皇帝”。注1281他指责弗里德里希企图征服东方帝国，但又答应帮助他渡过赫勒斯滂海，条件是：弗里德里希送一些德意志贵族人质到拜占庭，并保证将德意志人占领的一半亚洲领土归属拜占庭。在君士坦丁堡的德意志使者则被囚禁。事已至此，弗里德里希决心征服君士坦丁堡。他写信给儿子亨利，让他集合意大利的舰队，向教宗请求许可，组织另一支进攻希腊人的十字军。与此同时，在弗里德里希的军队攻占了亚得里亚堡后，随即占领色雷斯，几乎抵近君士坦丁堡城下。史料记载：“君士坦丁堡全城一片惊慌，感到他们的末日就要来临。”注1282 447

生死攸关之时，伊萨克投降了。他在亚得里亚堡与弗里德里希讲和，主要条件是：伊萨克准备船只，运送弗里德里希的士兵渡过赫勒斯滂海，进入小亚细亚；向弗里德里希派遣人质；向十字军提供粮食。1190年春，德意志军队越过赫勒斯滂海。

众所周知，弗里德里希的远征彻底失败了。他的军队经历了穿越小亚细亚的长征，到达小亚美尼亚边境上的乞里奇亚境内时已是筋疲力尽。1190年，这位皇帝意外地在一条河上溺水而死；他的军队如鸟兽散。萨拉丁最危险的敌人消失了。

西欧其余两位君主菲利普二世奥古斯都和狮心王理查一世从西西里乘船到达巴勒斯坦。他们的远征几乎没有触犯拜占庭的利益。然而，理查的名字与拜占庭最终丢失其在地中海上的战略要地塞浦路斯有着直接关系。

在安德罗尼卡一世执政期间，伊萨克·科穆宁曾脱离帝国，自封为塞浦路斯的独立统治者，并且与西西里王国达成协议。伊萨克·安吉列试图收复塞浦路斯岛，但没有成功。在英王狮心理查东征期间，因他的新娘及其妹妹所乘坐的船只遇海难，在塞浦路斯岛的岸边搁浅，塞浦路斯岛君主没有给予应有的保护和尊重，引起理查王勃然大怒。于是，理查王在塞浦路斯登陆，打败了伊萨克·科穆宁，迫其退位。随后，理查王将塞浦路斯岛交给耶路撒冷流亡国王居伊德·吕济尼昂（Guyde Lusignan）。1192年，吕济尼昂在塞浦路斯建立吕济尼昂王朝，放弃了对耶路撒冷王国的有名无实的权利，因为当时的耶路撒冷已经不再由基督徒所控制。塞浦路斯的新拉丁王国似乎成为此后基督徒对东方行动的一个战略基地，充当了重要角色。

十字军一无所获。英法两个君主空手而归。耶路撒冷依然控制在穆斯林手中。基督徒只保留了从雅法到提尔间的狭长地带。萨拉丁主宰了局面。

亨利六世和他的东方计划448

如果说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给拜占庭带来了危险，那么他的儿子和继承人亨利六世带来的危险更大。亨利继承了霍享斯陶芬家族的信念，认为上帝赋予他无限的权力。仅仅出于这一理由，他也无法容忍另一位皇帝，即拜占庭皇帝拥有同样的绝对权力。除此之外，作为诺曼公主康斯坦丝的丈夫，他继承了两西西里王国；同时也继承了诺曼人对拜占庭的顽固敌视和对拜占庭的侵略计划。亨利六世似乎注定要完成其父的未竟事业，即，将拜占庭合并到西方帝国。他向君士坦丁堡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伊萨克·安吉列割让都拉基乌姆和萨洛尼卡之间的巴尔干领土。这些领土曾经被诺曼人征服，又被拜占庭收复。在这份文件中，还提到了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在十字军期间遭受的损失赔偿问题和拜占庭派舰队支援亨利远征巴勒斯坦问题。注12831195年，伊萨克秘密地派出了使者之后，便被其弟阿列克修斯三世废黜，并被刺瞎双眼。

这次革命之后，亨利六世的威胁日甚一日。他安排他弟弟、士瓦本的腓力与被废黜的皇帝伊萨克的女儿伊琳娜结婚，从而使其弟弟获得对拜占庭的某些权利。在拜占庭新皇帝那里，他对亨利六世的“恐惧不仅由于他是西方皇帝，诺曼诸王的继承人和十字军战士，而且首先是被废黜的伊萨克及其家族的复仇者”注1284。亨利为十字军设计的夺权目标不仅仅是巴勒斯坦，还包括君士坦丁堡。他计划占有所有的基督教东方领土，也包括占有拜占庭。局势似乎对他实现这个目标十分有利：塞浦路斯统治者遣使德意志，乞求他赐予自己国王的称号，并表示愿意“成为罗马皇帝永远的附庸”（homo imperiiesse Romani）。注1285小亚美尼亚的统治者也同样请求获得君主称号。如果亨利能成功地插足于叙利亚，他将完全能够形成对拜占庭的包围之势。

在此关键时刻，教宗站到了拜占庭一边。他十分清醒：如果霍亨斯陶芬家族建立一个包括拜占庭在内的大一统君主国的梦想得以实现，教廷将被打入永恒的冷宫。所以，教宗竭尽全力阻挠亨利进攻东方帝国的计划；圣彼得座的继承人似乎忘了拜占庭皇帝的分裂主义。正如诺登（Norden）所指出的，对教廷来说，希腊问题几乎丧失了它的全部宗教意义，完全表现出它的政治色彩。“如果精神的胜利要以教廷的政治破产为代价，那它还有什么意义！”对教宗来说，拜占庭是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屏障，至于她是一个天主教国家还是分裂主义国家，她的皇位上坐的是一个合法的皇帝还是一个篡权者，都无关紧要。对12世纪末的教宗来说，重要的是拜占庭国家保持完全的独立地位。注1286 449

这时，亨利给阿列克修斯三世送去了恫吓信，与此前送给伊萨克的最后通牒类似。阿列克修斯只能付给亨利六世巨款以购买和平。为此，阿列克修斯在全国开征一种特别税，称“阿勒曼尼税”（ἀλαμανικόν），并从皇陵中挖掘珍贵的随葬品。注1287为了从他的危险敌人那里换得一时安宁，他只能如此委曲求全。1197年夏末，亨利驾临墨西拿，亲自参加十字军的出发仪式。一支庞大的舰队整装待发，其目标可能不只是圣地，还有君士坦丁堡。正值此时，年轻而精力旺盛的亨利却因高烧而卧床不起，并于同年的秋天去世。亨利一死，其宏伟计划也宣告破产。在这一短短的时期，东方第二次逃脱了霍亨斯陶芬王朝的魔掌。拜占庭人得知亨利的死讯和取缔“阿勒曼尼税”的消息十分欢悦。教宗也如释重负。

亨利的活动表明了，在十字军事业中，政治上的考虑已经获得全面胜利。这对拜占庭的未来命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亨利最终提出了拜占庭帝国问题，它的解决将很快成为十字军成功的必要条件。”注1288

有些史学家矢口否认亨利六世有建立世界性大一统帝国和征服君士坦丁堡的梦想。他们指出，这种说法只是基于那个时代拜占庭史学家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的记载，而在西方史料中却没有相关的任何证据。这些作者认为，后来得到布莱耶尔赞同的诺尔顿的论断并不可信；他们相信，在1196年时，亨利并没有认真地考虑进攻拜占庭的问题；亨利的十字军与他的拜占庭政策也没有任何关系，认为亨利有着建立一个世界性帝国的梦想只是子虚乌有的神话。注1289但是，人们无法否认当时的作者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的记载，他清楚地评述了亨利对拜占庭的侵略计划。而且，这一计划是亨利之父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对拜占庭政策的直接延续和后果；在第三次十字军运动中，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曾经准备夺取君士坦丁堡。注1290因此，亨利六世的政策不仅是一位十字军战士的政策，也是一位沉湎于建立一个包括拜占庭在内的世界君主国的幻想者的政策。450

第四次十字军和拜占庭

第四次十字军运动是一次极度复杂的历史事件，混杂着各种各样的利益和情绪；高尚的宗教情感，来世回报的希望，精神活动的渴望，对十字军事业的献身与冒险和攫取的欲望，对长途旅行的爱好和封建时期的尚武好战情绪交织在一起。前几次十字军运动表现出来的物质利益和世俗利益支配精神和宗教情绪的特点，在第四次十字军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1204年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和建立拉丁帝国的行为中，这一特征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12世纪末，特别是在亨利六世时期，德意志控制着意大利，亨利的东方计划亦威胁着东方帝国。他的突然去世改变了整个形势。著名的英诺森三世于1198年当选教宗。他致力于恢复被德意志君主损害的教廷权威，并充当基督教反对伊斯兰教运动的领袖。在与德意志人斗争中，意大利站在了教宗一边。教宗知道霍亨斯陶芬家族是教廷和意大利的头号敌人，所以支持当选德意志国王的不伦瑞克的奥托，反对已经去世的亨利六世的弟弟、士瓦本的腓力·霍亨斯陶芬。这似乎为拜占庭帝国推行科穆宁王朝的计划，以一个拜占庭世界国家代替日耳曼世界国家提供了可乘之机。皇帝阿列克修斯三世可能带着这一想法，在英诺森三世当选教宗的那年，写信给教宗说：“我们是仅有的两个世界权力的掌握者——独一的罗马教会和独一的查士丁尼继承者的帝国；因此，我们必须团结起来，防止我们的对手——西方皇帝的东山再起。”注1291实际上，拜占庭的内外形势不可能使这种宏伟计划变为现实。451

然而，英诺森三世不愿意看到东方皇帝分离于基督教会之外，于是开始进行教会统一的谈判。谈判进程缓慢，因为在教宗致阿列克修斯的一封信中，恼怒的教宗竟威胁，如果这位皇帝不顺从，教廷将支持被废黜并被致残的伊萨克家族重登拜占庭皇位，注1292这位伊萨克的女儿在此前已同德王士瓦本的腓力结婚。当然，教宗可能并不想这么做。然而，阿列克修斯三世并不赞成教宗关于使教会合一的建议。在一封信中，他甚至声称君权高于教权。注1293所以，拜占庭与罗马的关系又趋于紧张。

教宗英诺森三世与君士坦丁堡继续谈判，并在德意志进行巧妙的外交宣传，同时也在积极地组织一次全面的十字军行动。他力图使东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力量都集中起来，以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将圣地从异教徒的手中解放出来。所有的基督教君主都收到了教宗谕旨；教宗的使节们游说于整个欧洲，允诺将赦免十字军参加者的罪恶，保证他们得到许多世俗的好处；舌巧如簧的教士们则去煽动群众。英诺森在信中描述了圣地的悲惨情景，表达他对那些沉湎于享乐和无谓争斗中的君主和王公的愤怒；他描述了穆斯林（即他信中所称的异教徒）是怎样看待和谈论基督徒的。教宗写道：

我们的敌人侮辱我们说：“你们那位既不能自救也不能救人的上帝在哪里？我们玷污了你们的圣殿，亵渎了你们所崇拜的圣物并蹂躏了你们的圣地。我们无视你们的存在，控制了你们的父之信仰的摇篮。我们打败了法国人，折断了他们的长矛，我们粉碎了英国人的进攻，摧毁了德意志人的斗志，挫败了西班牙人的英雄主义。你们的勇武何用之有？你们的上帝在何方？让他出来帮助你们呀！让他来保护你们和他自己呀！……我们所要做的是，在消灭了那些留守圣地的残兵败将之后，我们必定要降临于你们的土地，将你们的名字抹去，将你们的记忆涂掉。”对这样的奇耻大辱，我们何以作答？我们如何回击这些侮辱？确实，他们的话并非捕风捉影……当异教徒肆无忌惮地耀武扬威的时候，基督徒们再也不敢迈出城门一步。他们惶恐不安地躲在城里。（异教徒的）剑在城外等待着他们；他们则躲在城内瑟瑟发抖。注1294 452

西欧的主要君主无人响应英诺森三世的号召。法国的腓力二世奥古斯都由于离婚案被开除教籍；英国无地王约翰登基伊始，首先要做的是巩固王权，正忙于解决与男爵们的争端；最后，在德意志，则爆发了不伦瑞克的奥托与士瓦本的腓力之间的皇位之争，双方都无法脱身。在所有的君主中，只有匈牙利国王参加了十字军。不过，西方骑士，特别是法国北部骑士中的一些杰出人物，参加了这次十字军战争。香槟伯爵蒂鲍尔特（Thibault）、佛兰德的鲍德温（Baldwin）、布卢瓦（Blois）的路易以及其他许多人都加入了圣战行列。这次十字军由法国人、佛莱芒人、英国人、德意志人和西西里人组成。

但是，十字军的核心人物是威尼斯总督恩利克·丹多罗（Enrico Dandolo）。他从思想上和性格上都属于典型的威尼斯人。他上台时至少有80岁，但他却像青年人一样精力充沛。他忠诚爱国，十分清楚威尼斯的重要目标，特别是经济目标是什么。只要涉及圣马克共和国的尊严、社会安宁和实际利益，丹多罗就会毫不犹豫地采取任何手段。他善于交际，意志坚定，老成持重，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老练的外交家和经济专家。注1295

在第四次十字军开始的时候，拜占庭和威尼斯的关系不是特别友好。据传说，三十年前，丹多罗在君士坦丁堡作为人质时，希腊人用一面反射强烈阳光的凹镜弄瞎了他的眼睛。因此，他与拜占庭有不共戴天之仇。当然，拜占庭和威尼斯的互不信任和敌对有更深刻的原因。丹多罗十分清楚，整个东方，包括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教国家，具有共和国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取之不尽的资源；他的首选目标是离他最近的拜占庭。他要求全面恢复威尼斯在拜占庭已经获得、但后来被科穆宁朝的末代皇帝曼纽尔削弱了的所有商业特权。丹多罗目睹了威尼斯商人被逮捕，被抢走船只，被没收财产，也目睹了1182年拜占庭人对拉丁人的大屠杀。丹多罗绝对不能容忍威尼斯多年在东方帝国获得的贸易垄断权转到其他意大利城市，如比萨和热那亚，从而损害威尼斯的商业繁荣。精明强干的丹多罗酝酿成熟了一个征服拜占庭、确保东方市场的计划。他的伎俩与英诺森三世如出一辙：他要挟阿列克修斯三世说，威尼斯打算支持被废黜和致残的伊萨克·安吉列家族复辟。453

于是，在第四次十字军的准备过程中，主要有两个人在起作用：十字军中精神世界的代表、教宗英诺森三世希望从穆斯林手中夺回圣地并统一基督教世界；世俗代表恩利克·丹多罗总督则将商业物质目标放在首位。另外两个人物也对十字军事业有相当的影响：一个是从君士坦丁堡逃到西方的前任皇帝伊萨克·安吉列的儿子，即阿列克修斯王子，另一位是德意志士瓦本的腓力，他是伊萨克·安吉列的女婿、阿列克修斯王子的妹夫。

香槟伯爵蒂鲍尔特被选为这次十字军的指挥官。他德高望重，深受十字军爱戴，是这次东征的中坚力量。但不幸的是,蒂鲍尔特在十字军出发前突然死去。十字军群龙无首，又重新推举了蒙斐拉侯爵博尼法斯（Boniface）任指挥官。这样，十字军的领导权就从法国人之手转入意大利君主之手。

那时的巴勒斯坦属于埃及的阿尤布王朝管辖。著名的萨拉丁死后（1193年3月），埃及国内陷入一片混乱。这种形势似乎有利于十字军的远征。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前夕，基督徒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还保留有安条克和特里波利两个重要工业中心和一个海岸要塞阿克（Acra，Saint-Jean-d’Acre）。

十字军在威尼斯集结，威尼斯将用它的舰队运载他们去东方，但收取一笔运输费用。当时的巴勒斯坦属于埃及，所以埃及是十字军的最近目标；十字军计划先征服埃及，然后再乘胜追击，一举从穆斯林手中夺回巴勒斯坦。然而，威尼斯要等到收齐全部运输费用之后才肯运载十字军。十字军没有凑足这笔款项，所以他们最终答应威尼斯总督的提议：帮助总督收复前不久脱离威尼斯人控制，投入匈牙利国王麾下，地处亚得里亚海岸的达尔马提亚海岸城市扎拉（扎德尔）。尽管匈牙利国王也发誓参加了十字军，是应该接受保护的成员，然而十字军还是同意了总督的提议，将军队开往这座即将投入十字军运动的城市。于是，原计划进攻异教徒穆斯林的十字军所进行的第一个战役就是进攻一座居住着十字军人的城市。尽管教宗对十字军的行为大发雷霆，并威胁要开除这支十字军的教籍，但它还是攻击了扎拉，为威尼斯人的利益而用武力占领了它，城中的居民将耶稣受难像立于城墙之上也未能阻挡住十字军的屠杀。一位史学家大声疾呼：这是“十字军的一个精彩的开端！”注1296扎拉战役使十字军的威信一落千丈，却给丹多罗带来了庆祝首战告捷的权利。454

教宗闻报十字军攻下扎拉，也收到匈牙利国王对十字军和威尼斯人的控诉，决定开除十字军的教籍。英诺森致信十字军：“你们不去上帝特许的圣地，反而渴饮你们兄弟的鲜血。宇宙魔鬼撒旦欺骗了你们……扎拉人民已将耶稣受难像立于城墙之上，而你们竟然熟视无睹，攻击这个城市，逼其投降……我诅咒你们，你们应该停止破坏，将战利品归还匈牙利王的使者。否则，你们将被逐出教门，并被剥夺十字军战士享有的特权。”注1297

教宗开除十字军人教籍的威胁并未对威尼斯人产生效果。但十字军人——所谓的“法兰克人”——却千方百计欲使教宗撤销逐教令。最后，承蒙教宗开恩，对法兰克人的逐教令被撤销，但威尼斯人依然遭到诅咒。然而，教宗最终没有禁止被宽恕的十字军同未被宽恕的威尼斯人的合作行动。

在进攻扎拉并使之沦陷期间，第四次十字军的历史上出现了一位新人物——拜占庭的阿列克修斯·安吉列王子，被废黜和致残的伊萨克之子。阿列克修斯从狱中逃往西方，请求获得西方的帮助，以恢复其父亲的皇位。他与教宗在罗马的会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又向北方跑到德意志，求助于他的妹夫、士瓦本的腓力。腓力的妻子是他的妹妹、伊萨克的女儿伊琳娜。于是，伊琳娜祈求丈夫帮助哥哥，这个“失去了庇护和自己的祖国，除了自己的躯体之外一无所有的、四处流浪的孤星”注1298。当时，腓力正忙于同不伦瑞克的奥托斗争，无暇顾及阿列克修斯。但他遣使扎拉，请求威尼斯和十字军帮助伊萨克父子复位。阿列克修斯答应使拜占庭教会皈依罗马，并且待其父复位以后，支付大笔酬金，他本人也将参加十字军。455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十字军的方向和性质可能会完全改变。总督丹多罗立即意识到腓力的建议可以为威尼斯带来好处。他在远征君士坦丁堡和支持伊萨克复位过程中担任的主要角色为他创造了一片广阔的天地。起初，十字军不同意改变原定计划，转变进攻方向，但最后，双方达成了协议。

大多数十字军决定参加远征君士坦丁堡，但只同意在君士坦丁堡稍作停留便照原计划进攻埃及。于是，威尼斯和十字军在扎拉签订了征服君士坦丁堡的条约。阿列克修斯王子也亲自来到扎拉营地。1203年5月，丹多罗、蒙斐拉的博尼法斯和阿列克修斯王子率舰队从扎拉出发，一个月以后，十字军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城下。

诺夫哥罗德（Novgorod）的一部罗斯编年史详细记载了第四次十字军、十字军攻克君士坦丁堡和拉丁帝国的建立过程，但这部编年史却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该编年史记载道：“法兰克人及他们的首领们受到伊萨克之子向他们允诺的金银的诱惑，却将皇帝和教宗的规诫置于脑后。”注1299由此可知，按照这部罗斯编年史家的观点，十字军人应该为其原定目标的偏离而受到指责。诺夫哥罗德编年史的研究者P．比济里认为这很重要，因为它提出了西欧史料中从未提及的、解释十字军进攻拜占庭的特殊理论，即“那次十字军是由教宗和士瓦本的腓力共同决定的”注1300。456

许多学者对第四次十字军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工作。他们的侧重点主要转向了十字军改变进攻方向的原因。有一派学者强调这次十字军的不寻常过程纯系偶然条件所致，因而构成所谓“偶然事件论”派。持相反观点的一派则看到威尼斯和德意志的预谋是这次十字军改变方向的原因，因而构成所谓“预谋事件论”派。注1301

约1860年以前，所有的史学家大都依赖关于第四次十字军的主要西方史料、十字军参加者、法国史学家乔弗里·德维拉杜安（Geoffrey de Villehardouin）的记载，从来没有争论过上述问题。在乔弗里的著作中，这次十字军诸事件的发生非常偶然和简单：因为没有船，十字军在威尼斯租船，自然要在那儿集结；他们租了船，又支付不起船费，只好支持圣马克共和国对扎拉的战争；然后，阿列克修斯王子到来，将十字军引向拜占庭。所以，既没有威尼斯的背信弃义，也没有复杂的政治阴谋。

1861年，著名的《塞浦路斯岛史》的作者、法国学者马斯-拉特里（Mas-Latrie）第一次指责了威尼斯：威尼斯在埃及有重要的商业利益，与埃及苏丹签订秘密条约，然后施诡计使十字军放弃远征埃及的原计划，转而进攻拜占庭。注1302后来，德国史学家卡尔·霍普夫（Karl Hopf）似乎确定威尼斯背离了基督的使命，说威尼斯与埃及苏丹的那份条约签于1202年5月13日。注1303虽然霍普夫不能提供条约的内容，甚至无法指出条约文件是从何处发现的，但这位德国学者的权威性使许多学者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他的观点。然而不久就证实霍普夫手上根本没有新的资料，他所说的日期也很值得怀疑。法国史学家汉诺陶（Hanotaux）接着研究了这个问题，推翻了所谓“威尼斯背叛”的观点，自然，推翻了“预谋”论。不过，他认为，如果威尼斯人唆使第四次十字军改变方向，他们肯定具有明显的动机：试图威慑叛乱的扎拉；希望扶植亲信登上拜占庭皇位，以报复阿列克修斯给予比萨的支持；如果拜占庭瓦解，他们可以从中渔利。注1304现在看来，霍普夫的理论站不住脚。假如非要指责威尼斯人，那么他们的背叛不是因为与穆斯林签订了条约，而完全是因为他们考虑到自己在拜占庭帝国的商业利益。457

然而，“预谋论”的信奉者并不想去证明威尼斯的背叛。1875年，一位法国学者莱昂伯爵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他试图证明唆使十字军改变方向的主谋者不是丹多罗，而是德王士瓦本的腓力，即被废黜的伊萨克·安吉列的女婿。将十字军引向君士坦丁堡的诡诈的政治阴谋是在德意志炮制的。蒙斐拉的博尼法斯实施了腓力的东方计划。莱昂认为，十字军改向是教廷与帝国长期斗争中的一部分。注1305腓力利用他在十字军中的领导地位羞辱了教宗，篡改了教宗的十字军思想；他希望利用拜占庭的复辟压倒教宗和德皇的竞争者不伦瑞克的奥托。注1306但瓦西列夫斯基的研究成果反驳了莱昂的理论。前者表明，阿列克修斯逃往西方的时间不是1201年，而是1202年——出乎所有史学家意料之外，所以“腓力无法、也无时间去炮制一场复杂的政治阴谋；因此，认为德意志人有阴谋、威尼斯背叛十字军都是站不住脚的”注1307。法国人泰西耶（Tessier）立足于对当时的史料考证，反驳了德国君主作用论，转而承认维拉杜安（Villehardouin）结论的重要意义，即1860年以前盛行的“偶然论”的重要意义。泰西耶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是法国人的运动，占领君士坦丁堡既不是德意志人，也不是威尼斯人的成就，而是法国人的杰作。注1308莱昂的“预谋”论只保留了一个事实：士瓦本的腓力在十字军改向中起了作用，并且像亨利六世一样宣称拥有东方帝国的权力；但史料无法确证第四次十字军的最终命运竟会取决于腓力的巧妙领导计划。458

19世纪末，德国史学家W．诺尔顿最终否决了“预谋论”，基本同意“偶然论”。他决定对“偶然论”做更进一步的研究。他将第四次十字军的问题置于东西方政治、经济和宗教关系中加以讨论，试图阐明第四次十字军与前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之间的内在联系。注1309

总之，在第四次十字军复杂的历史中，掺杂有各种力量。既有西方教宗、威尼斯和德意志国王的动机，也有东方拜占庭的内在和外在条件。这些力量的相互作用构建了一种极其复杂的现象，这种现象的细节即使现在也模糊不清。法国史学家吕谢尔（Luchaire）说：“这永远是个谜。对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比争论不休要好一些。”注1310格雷古瓦最近宣称“第四次十字军根本不存在任何问题”注1311。

但是，在所有的计划、希望和纠葛中，起支配作用的是丹多罗的坚定意志和发展威尼斯贸易活动的不屈不挠的决心。拥有东方市场就拥有无尽的财富和无限的光辉前途。这一点十分明显。而且，那时的近东，特别是君士坦丁堡，热那亚的经济势力不断增长，已经站稳了脚跟。这尤其让丹多罗坐卧不宁。在我们讨论第四次十字军的问题时，必须将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竞争考虑进去。注1312最后，由于曼纽尔·科穆宁没收威尼斯人的财产而导致拜占庭欠下的债务尚未偿还。这一点可能对十字军的改向也有一些影响。注1313 459

1203年6月末，十字军舰队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城墙下。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描述说，在这些西方人眼中，君士坦丁堡就“像锡巴里斯注1314一样气宇不凡”注1315。参加这次十字军的法国作家维拉杜安描写了十字军看到这座都城时的感受：

现在你可以想象那些从未见过君士坦丁堡的人是如何热切地瞻仰它。他们绝没有想到世界上竟有如此富庶的城市：高大的城墙，高耸入云的尖塔，豪华的宫殿和随处可见的庞大教堂——其高其大堪称城市之冠。告诉你，意志如铁的人也会在它面前战栗不已。这也难怪，自创世以来，从来没有人能创造出如此伟大的杰作。注1316

这座壁垒森严的首都抵抗为数不多的十字军似乎不在话下。但十字军已经在欧洲海岸登陆，并且占领了加拉泰市郊。接着，在金角湾左岸突破入口的铁索链，攻入金角湾，烧毁大批拜占庭船只。同时，骑士们猛攻首都。虽然遭到守军，特别是瓦兰几亚雇佣军的殊死抵抗，但十字军仍于7月初攻克了城墙。阿列克修斯三世见大势已去，携带大批国库金银珠宝仓皇而逃。伊萨克二世被释放出狱并复位；他的儿子，与十字军同行的阿列克修斯王子被宣布为共治帝（称阿列克修斯四世）。这是十字军第一次占领君士坦丁堡。其目的是帮助伊萨克复位。

伊萨克复位后，以丹多罗为首的十字军便要求阿列克修斯王子履行承诺：支付巨额酬金并与十字军一起远征，因为西方骑士们已经要求立即出发去埃及。阿列克修斯四世劝告十字军不要住在城内，而去城郊扎营；而且，因他无力支付巨额酬金，只好恳求十字军宽限一段时间。于是，拉丁人和希腊人的关系紧张起来。同时，首都人民也对两位皇帝的政策十分不满，指责他们卖国求荣。一场暴动爆发了。阿列克修斯三世皇帝的女婿、野心勃勃的阿列克修斯·杜卡斯·莫卓弗劳斯在1204年被宣布为皇帝；伊萨克二世和阿列克修斯四世又遭废黜。不久，伊萨克死在狱中，阿列克修斯四世也被莫卓弗劳斯绞死。460

莫卓弗劳斯即后来的阿列克修斯五世，他是由反十字军的民族派所拥立的皇帝。十字军与他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伊萨克父子死后，十字军人认为不再对拜占庭负有任何义务。希腊人与十字军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十字军开始筹划将君士坦丁堡据为己有。同年（1204年）3月，威尼斯与十字军就占领君士坦丁堡后如何瓜分拜占庭帝国进行谋划，签订了条约。条约的头几句话非常明确：“我们必将凭借基督的名义征服这个城市！”注1317条约的主要条款如下：在这个被征服的城市建立拉丁政权；盟友们按照协议接受君士坦丁堡的战利品；成立一个由六个威尼斯人和六个法国人组成的委员会，选举一位他们认为能够最好地治理这个国家、“光大上帝的荣耀、光大神圣罗马教会和帝国荣耀”的人为皇帝；这位皇帝可得到首都内外被征服领土的四分之一，包括首都的两座皇宫，其余四分之三中的一半归威尼斯，一半归十字军人中的其他部分；圣索菲亚教堂的所有权和牧首的选举权由不提供皇帝的一方控制；所有得到封土的十字军人员，不论其封土大小都要宣誓效忠皇帝，只有总督丹多罗例外。注1318这就是未来拉丁帝国的统治基础。

十字军的分赃协议完成以后，就全力以赴，由海陆两路进攻君士坦丁堡。首都顽强抵抗，数日不下。最后的一天终于来到，1204年4月13日，十字军攻克君士坦丁堡。皇帝阿列克修斯五世害怕被捉住，以后“变成十字军口中的美味佳肴”注1319，遂仓皇逃跑。君士坦丁堡落入十字军之手。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在“那次罪恶的背叛性远征，即第四次十字军的进攻之下，沦陷了”注1320。461

在记述这段历史的时候，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写道：“自然，当一个人要记载在世间天使（安吉列王朝）统治下的城市之女王（君士坦丁堡）之沦陷的这场社稷之难时，会是什么样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注1321

攻下了这座城市后，整整三天，拉丁人惨无人道地开始了洗劫，君士坦丁堡几百年来的收藏品被劫掠一空。每一座教堂，每一件圣迹，每一种艺术珍品或任何一件私人财产，都难于幸免。西方骑士和他们的士兵、拉丁教士和修道院院长，都参加了这场劫掠。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目睹了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并生动地描写了十字军对它的洗劫、亵渎和破坏；甚至征服耶路撒冷的穆斯林在对待基督徒的态度上，也比这些自称基督的战士的人更为仁慈。注1322另一位目击者、以弗所城的尼古拉·梅萨利特（Nicholas Mesarites）在纪念他哥哥的悼词中，也激动地描写了十字军人攻陷君士坦丁堡的劫难。注1323

在十字军大肆劫掠的三天里，大批艺术珍品遭到破坏；许多图书馆被搜刮一空；许多文稿被焚毁。圣·索菲亚教堂也难逃厄运。当时的维拉杜安说：“自创世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可以提供如此多的战利品！”注1324罗斯的诺夫哥《罗德编年史》特别详细地记载了教堂和寺院的劫掠。注1325《罗斯编年史》中也提到了1204年这场灾难。注1326

拉丁人将珍宝异玩集中起来，坐地分赃，平信徒和神职人员得到了公平的待遇。第四次十字军以后，整个西欧因君士坦丁堡大劫而富。大多数西欧教堂从君士坦丁堡的“圣物”中得到好处。注1327但大部分保存在法国修道院中的圣物，在法国大革命时被毁。君士坦丁堡竞技场上的装饰物，四匹精致的古典时期艺术品青铜马，也被丹多罗运到威尼斯。今天，它们仍屹立在圣马克大教堂的门楣上。462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模仿《圣经》中希伯来预言家耶利米哀歌和《诗篇》的文学风格，写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悼词，描述和哀悼这个城市的毁灭。悼词开篇是：“噢，城市，城市，天下城市的眼睛，全世界作家的主题，世界的奇观，信仰的领袖，教会的支持者，正教的航标，教育的保护神，万善的庇护所!你一滴不漏地饮下主的愤怒之酒，你所罹临的火焰比昔日五城（Pentapolis）的火焰猛烈百倍。”注1328然而，征服者必须承担重建城市的艰巨任务。他们决定恢复城市的旧貌。选举皇帝的问题也提上了日程。有一个人似乎注定要当皇帝——此即十字军的领袖、蒙斐拉的博尼法斯。但丹多罗似乎反对这位候选人；他认为博尼法斯势力过于强大，而且其领地太靠近威尼斯。因此，博尼法斯被搁置一边。丹多罗作为威尼斯共和国的总督，不敢觊觎皇位。于是选举团召集会议，选举了新皇帝。在丹多罗的影响下，佛兰德伯爵鲍德温当选。这位伯爵远离威尼斯，又不如博尼法斯强大。鲍德温如期即位，在圣索菲亚教堂隆重加冕。

鲍德温即位时，仍有三位希腊统治者在世：两位前任皇帝阿列克修斯三世安吉列和阿列克修斯五世杜卡斯·莫卓弗劳斯，以及尼西亚君主狄奥多尔·拉斯卡利斯。鲍德温消灭了两位皇帝的党徒；至于拉丁帝国与建立尼西亚帝国的狄奥多尔·拉斯卡利斯之间的关系，则属后面一章的内容。

皇帝的人选确定了，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分配征服地。总的来说，“罗曼尼亚注1329——拉丁人和希腊人对东方帝国的称谓——的瓜分”（Partitio Romanie）基本上是按1203年3月的协议进行。注1330君士坦丁堡在鲍德温和丹多罗之间分配，皇帝得了八分之五，总督得到其余的八分之三和圣索菲亚教堂。首都之外，皇帝得到色雷斯南部领土和小亚细亚西北连接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和赫勒斯滂海的一小部分，爱琴海上的一些较大岛屿，如莱斯博斯岛、开俄斯岛、萨摩斯岛等也分配给他。就是说，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赫勒斯滂海的两岸都在鲍德温控制之下。463

为了补偿蒙斐拉的博尼法斯没有得到皇位的损失，十字军答应将小亚细亚的一些领土分配给他。实际上，他得到了马其顿地区的萨洛尼卡（塞萨洛尼卡）及其周围领土和色萨利北部的领土，形成萨洛尼卡王国。臣属于皇帝鲍德温。

威尼斯在瓜分罗曼尼亚时获得了最大的一份。圣马克共和国得到亚得里亚海岸的一些据点，如都拉基乌姆、爱奥尼亚诸岛、大部分爱琴海岛屿、伯罗奔尼撒的一些地区、克里特岛、色雷斯的一些港口，包括赫勒斯滂海上的加利波里以及色雷斯的一些内陆领土。丹多罗为了避免向皇帝称臣，采用了拜占庭的“僭主”（despot）头衔。他还自封为“占有八分之三罗曼尼亚帝国领土的领主”注1331（quartae partis et dimide totius imperii Romanie dominator）；这个头衔一直被总督们沿用至14世纪中期。根据条约，圣索菲亚教堂交给一个威尼斯教士；另一个威尼斯人托马斯·莫洛希尼（Thomas Morosini）被提升为总主教，成为新帝国天主教的首领。拜占庭史学家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是希腊正教会的虔诚教徒，在他的史著中对托马斯·莫洛希尼极尽丑化之描述。注1332

很显然，由于威尼斯的巧取豪夺，新的拉丁帝国与圣马克共和国相比，显得势单力薄。威尼斯掌握了东方的控制权。圣马克占有拜占庭最好的领土、最好的港口、最重要的战略据点和大量肥沃土地；从威尼斯到君士坦丁堡的整个海路控制在该共和国手中。第四次十字军创造了威尼斯在东方的“殖民帝国”，给予威尼斯共和国以无限的商业优势，使她的政治和经济势力达到极限。这次东征使丹多罗总督精心策划的自私精明的爱国主义政策大获全胜。464

拉丁帝国建立在西方的封建制基础之上。皇帝将征服的领土分割成许多大大小小的采邑，获得采邑的西方骑士有义务向君士坦丁皇帝宣誓效忠。

萨洛尼卡国王蒙斐拉的博尼法斯经色萨利南下进军希腊，占领了雅典。在中世纪，雅典是一个几乎被遗忘的行省城市。为了纪念圣母玛利亚，在雅典卫城的古代帕特农神庙的遗址上，建立了一座正教教堂。在13世纪初拉丁征服的时候，迈克尔·阿克米那图斯（科尼阿特斯）担任雅典城大主教已经达三十年之久。他留下了丰富的文字遗产，包括演说词、诗歌和信函等。这些资料有助于我们了解中世纪阿提卡半岛和雅典的情况以及科穆宁和安吉列王朝统治下的拜占庭帝国内部历史。在迈克尔笔下，这两个行省简直是暗无天日：雅典到处是蛮族人（可能一部分为斯拉夫人），到处讲着蛮族的语言；而阿提卡则与世隔绝，人民贫困不堪。“我在雅典待了很长时间，简直变成了一个野蛮人。”迈克尔写道,他还将雅典这座伯里克利之城比作暗无天日的地狱深渊（tartarus）。注1333作为中世纪雅典的捍卫者，迈克尔为祖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他无力抵御博尼法斯的军队。于是放弃神职，到阿提卡海岸附近的一座荒岛上聊度余生。征服雅典后，博尼法斯将雅典城与底比斯城一起赐给勃艮第骑士奥松·德拉洛奇（Othon de la Roche），并封他为雅典和底比斯公爵（dux Athenarumatque Thebarum）。雅典卫城的教堂也落入拉丁人之手。

在中部希腊建立雅典和底比斯公爵领地的同时，在南部希腊，即古代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当时经常被称为莫里亚（Morea,该词来源不祥注1334），法国人建立了阿凯亚公国。

著名史学家维拉杜安的侄子乔弗里·德维拉杜安在得悉十字军占领了君士坦丁堡时，正在叙利亚海岸附近；他闻讯直奔君士坦丁堡，但当时海上的恶劣气候条件使他漂流到伯罗奔尼撒南部海岸。于是，他索性在那儿登陆，征服了一部分领土。他自觉难以站稳脚跟，于是向当时在阿提卡的萨洛尼卡国王博尼法斯请求救援。博尼法斯遂将征服莫里亚的权利赐予他的法国骑士威廉·德香普利特（William de Champlite）,此人属于香槟伯爵家族。维拉杜安与他一起用了两年时间征服了莫里亚。于是，在13世纪初，拜占庭的伯罗奔尼撒并入法国人的阿凯亚公国，由威廉公爵统治。它被分割为12个男爵领，并引进了西欧的封建制度。威廉以后，公国权力由维拉杜安家族继承。阿凯亚公爵的宫殿以富丽堂皇而著称，“看起来比任何一位国王的王宫都雄伟”注1335。“那儿的人也讲法语，跟巴黎一样。”注1336拉丁人建立的封建国家和领地在拜占庭领土上形成二十年之后，教宗霍诺留三世在致法国王后布朗什（Branche）的信中说，这个新建的东方国家“简直是一个新的法兰西”（ibique noviter quasi nova Francia est creata）。注1337 465

伯罗奔尼撒的采邑主按照西方模式，修筑了带有尖塔和城墙的城堡。其中最著名的是米斯特拉城堡。它坐落于古代拉克尼亚的塔夫盖突斯（Taygetus）山坡上，靠近古代斯巴达。巴列奥洛格（Palaeologi）王朝从法国人手中收复米斯特拉之后，这座宏伟的中世纪封建领主建筑在13世纪下半期成为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希腊-拜占庭君主的首府。甚至在今天，米斯特拉的残垣断壁仍是欧洲的奇观之一，吸引着大批学者和游客。它的教堂完好无损地保留着14世纪和15世纪珍贵的壁画，是了解后期拜占庭艺术史的极其重要的〔资料〕。在半岛的西部是坚固的克莱蒙城堡，它被完好地保存到19世纪30年代，后遭到土耳其人破坏。一位希腊编年史家写道：即使法兰克人丢掉了莫里亚，仍可利用克莱蒙城堡重新征服整个半岛。注1338法兰克人还在半岛上建立了其他一些堡垒。

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有三个半岛，法兰克人在其中的两个半岛上站稳了脚跟；而在中间那个半岛上，他们虽然修建了两座城堡，但无法真正征服栖居于山中的顽固的斯拉夫人（梅林吉［Mellingi］部落）。莫里亚的希腊人，至少其中的大多数，可能喜欢法兰克人的统治，他们可以借此而摆脱拜占庭政府的经济压迫。注1339 466

在伯罗奔尼撒南部，威尼斯人占领了两个重要的海港，莫登（Modon）和科朗（Coron）。它们是威尼斯人的船只到东方经商的优良中转站，同时又是利凡特海上贸易的极其优良的观察站，是人们“进行交流的”主要“眼睛”（oculi capitales communis）。注1340

关于拉丁人在伯罗奔尼撒的统治，可谓资料齐全，浩如烟海。特别是人们称之为《莫里亚编年史》（14世纪）的作品，有多种语言的版本存留至今，其中有希腊语（韵诗体）、法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等。从准确地揭示历史真实方面来看，莫里亚编年史与其他资料相比，不能居于首位，但它提供的有关法兰克人在伯罗奔尼撒统治时期的内部生活条件，诸如行政制度、公众和私人生活以及当时莫里亚的地理状况方面的资料则甚为丰富、翔实和珍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莫里亚编年史》中，涉及希腊-拜占庭因素和西方封建因素相融合并形成极其有趣的生活条件那一时期的内部史和文化史的极其丰富多彩的资料。

有些学者猜测，注1341显然，法兰克人在莫里亚的统治，也许恰是《莫里亚编年史》本身，影响了歌德的创作，他的悲剧《浮士德》第二场第三幕，就是以希腊的斯巴达为背景。浮士德与海伦之间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那里。浮士德的原型就是被封建采邑所环绕的被征服地伯罗奔尼撒的王公；他的统治特征不禁使我们联想起《莫里亚编年史》中所记载的维拉杜安家族的一位王公。J.施密特认为，在靡菲斯特（Mephistopheles）的化身福希斯（Phorcias）与海伦的一场对话中，确实提到过建于拉丁统治时代的米斯特拉城堡。福希斯说:

那隆起于斯巴达后方，蜿蜒北行，

横卧了多少个春秋的荒凉山脊

塔夫盖突斯山的背后，依然有一条欢快的小溪

由欧罗塔斯倾泻而下，沿着我们的峡谷

蜿蜒流入芦丛，养育着你们的天鹅。

在那山谷的背后，一支强悍的民族

从辛梅里安人的黑夜中冲出，建立了

且维护着一座坚不可摧的城堡，

从此他们蹂躏土地和人民，随心所欲。

以后又有一段对这座城堡的描述，它的立柱、壁柱、拱门和拱门饰物、阳台、长廊、锁孔铜盖等具有典型中世纪风格的设施。这出悲剧中所描述的这些段落似乎都受到了《莫里亚编年史》的影响。换言之，法兰克人征服莫里亚这段历史为诗剧《浮士德》提供了一部分素材。注1342 467

十字军对君士坦丁堡的占领和拉丁帝国的建立使教宗的处境非常尴尬。英诺森三世反对十字军改变方向，并且在十字军夺取扎拉以后将十字军和威尼斯人开除教籍。但在拜占庭帝国首都陷落以后，他不得不面对既成事实。

皇帝鲍德温致函教宗，称自己是“由于上帝恩典成为君士坦丁堡皇帝和永远的奥古斯都”，同时又是“教宗的臣属”（miles suus）注1343。他向教宗通报了占领拜占庭首都和他当选皇帝之事。英诺森三世的回信一反常态。他“为上帝喜悦”，这个奇迹“颂扬了他的名字，是教宗领的荣耀和福祉，也是基督臣民的福祉和喜悦”注1344。教宗号召所有教士、所有君主和人民支持鲍德温的事业，并衷心希望君士坦丁堡的占领会对收复圣地更加有利。回信结尾时，教宗劝告鲍德温做天主教会忠顺的儿子。注1345在另一封信中，教宗写道：“诚然，我们对君士坦丁堡回归母亲怀抱感到欣慰；而如果耶路撒冷回到基督臣民手中，我们将更欣慰。”注1346

但是，当教宗得悉君士坦丁堡遭到可怕的劫掠和十字军瓜分拜占庭帝国的条约内容时，心情急转直下。那份纯世俗的条约很明显是想将教会的干涉排除在外。鲍德温没有请求教宗确认他的皇位；而且，鲍德温和丹多罗擅自决定了关于圣索菲亚教堂归属、总主教的选举、教会财产和其他宗教事务问题。在君士坦丁堡大劫掠期间，许多教堂和修道院以及大批神圣场所被亵渎和玷污。这引起了教宗的高度警觉和对十字军的不满。他致函蒙弗里侯爵说：“你们无权支配希腊人。当你们将矛头从萨拉森人转向基督徒的时候，你们就不是以收复耶路撒冷为己任，而是攻击了君士坦丁堡；当你们不求天堂财富而追逐地上财富的时候，你们已经背弃了你们纯洁的誓言。而更严重的是，你们（十字军）中间有些人竟然不分信仰、性别和年龄而疯狂杀戮。”注1347 468

因此，以分封制为基础的拉丁人的东方帝国，并不拥有强大的政治权力；而且，在教会事务中，帝国在短期内也无法与恼羞成怒的罗马教廷重修旧好。

西方骑士和商人并未完全达到目的，新生的东方拉丁国家并未能占有全部的拜占庭领土。1204年以后，建立了三个独立的希腊国家。它们是拉斯卡利斯王朝统治下的尼西亚帝国，位于小亚细亚西部，居于拉丁帝国在小亚细亚的占领地与伊科尼姆（或罗姆）苏丹国的领土之间，拥有爱琴海岸的一部分。它是独立的希腊人中心当中势力最大的一个，也是拉丁帝国的最危险的对手。此外，在巴尔干半岛西部的伊庇鲁斯，建立了在科穆宁-安吉列家族统治下的伊庇鲁斯君主国。最后，在遥远的黑海东南部海岸，1204年建立了特拉布松（Trebizond）帝国，这里的统治家族是所谓“大科穆宁”家族。

如果说，东方拉丁人没有政治上的统一，那么它也没有宗教的统一。因为上述三个希腊国家依然遵循希腊正教会的教规教仪；在教宗看来，他们是分裂者。尼西亚帝国尤其让教宗不满，因为它的希腊主教无视君士坦丁堡拉丁大主教，依然自称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此外，拉丁帝国中的希腊人虽然政治上屈服于拉丁人的统治，但却不接受天主教。军事征服并未带来教会的统一。469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结局决定了拜占庭和十字军的悲剧命运。拜占庭帝国从此再不能从第四次十字军的打击下恢复元气，永远失去了世界帝国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从政治上来说，东方帝国作为一个整体已不复存在，西欧的一些封建性的国家取代了它的地位，甚至在巴列奥洛格王朝复辟之后，它也无法重振国威，再现昔日的辉煌了。

至于第四次十字军对于整个十字军运动的影响，首先，它以最明显的形式表现出，十字军运动已经完全世俗化；其次，以往吸引西方人到东方的纯朴动机开始发生偏转。1204年以后，西方人不仅要对付巴勒斯坦或埃及的穆斯林，而且要分散很多精力巩固他们在东方的领土，以确保拉丁帝国的权力。当然，其结果是延误了对圣地上的穆斯林进行斗争的事业。

科穆宁和安吉列王朝的内部事务

教会关系

科穆宁和安吉列王朝统治下的拜占庭基督教会生活的重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内部教会关系上，集中于解决在当时至关重要的，能引起拜占庭社会动荡的某些宗教问题和疑问；第二，在东西方教会关系上，主要是君士坦丁堡牧首与教宗的关系。

在教会问题上，科穆宁和安吉列王朝的皇帝们笃信“皇帝教权主义”（caesaropapistic）理论,这是拜占庭的重要特征。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的《历史》中曾引述了伊萨克·安吉列的话：“上帝与皇帝的权力在尘世间本无区别；国王们有无限的权力；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行使那些本属于上帝的权力，因为他们的王权来自于上帝，上帝与他们并无区别。”注1348在谈到曼纽尔·科穆宁的教会政策时，尼西塔斯提到了拜占庭皇帝们的普遍信念：皇帝们认为自己是“上帝与人类事务的一贯正确的审判者”注1349。这种观点在12世纪下半期得到神职人员的支持。安条克牧首狄奥多尔·巴尔萨蒙（Theodore Balsamon）是希腊著名的宗教法学者和所谓伪佛提乌法规（《十四条世俗-教会法规集》）的校注者。他曾经写道：“皇帝和牧首作为教会导师必须受尊重，因为他们由神选定。自然，正教宗帝拥有教导基督徒的权力，他们像牧师一样焚香供奉上帝。”他们的荣耀在于：他们凭着虔诚的正教信仰，像太阳一样照亮整个世界。“皇帝的权力和活动涉及（人的）身体和灵魂，而牧首的权力和活动只涉及灵魂。”注1350这位作家宣称：“世俗法律和宗教教规对皇帝没有约束力。”注1351 470

科穆宁和安吉列王朝统治下的教会生活使皇帝们能够广泛运用君权高于教权的思想：一方面，“异端思想”和“伪教条”泛滥搅乱了人们的心灵；另一方面，突厥人和帕齐纳克人的威胁以及由十字军运动导致的拜占庭与西方的新的关系，开始危及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拜占庭的生存，这迫使皇帝们严肃认真地考虑与天主教会合一的问题。因为天主教会的教宗可能会阻止西方对东方的政治威胁。

在宗教方面，最初两位科穆宁皇帝都是东正教信仰和教会的捍卫者；然而，由于政治上的压力，他们对天主教会做了一些让步。阿列克修斯·科穆宁的女儿安娜受其父亲影响，在她的《阿列克修斯》中不无夸张地称其父亲为“第十三使徒”；或者，如果这种荣誉应归于伟大的君士坦丁的话，那么阿列克修斯·科穆宁必须“与君士坦丁并列排名，或者，若有人反对的话，也需名列君士坦丁之下”注1352。科穆宁王朝第三代皇帝曼纽尔由于实行不切实际的对西方政策，大大损害了东方教会的利益。

在教会内部生活中，帝国皇帝致力于同那个时代的错误信条和异端运动作斗争。令皇帝们深感担忧的是教会生活的另一面，即教会和修道院的地产过度增长。为制止这种倾向，拜占庭统治当局已经不时地采取过相应的措施。

为了保证国防资金并补偿自己的支持者，阿列克修斯·科穆宁没收了一些寺院地产，将一些圣器化为货币。但是，为了平息此举引起的不满，皇帝后来按照教会所损失的圣器的价值，归还了与之相当数额的财产，而且特别颁布了一则《新律》来纠正自己的过失，《新律》中规定“禁止将圣器用于公共事务”注1353。曼纽尔恢复了被废除的尼斯福鲁斯·福卡斯时期的《新律》（该法于964年颁布），限制教堂和修道院财产的增长；但后来他又被迫颁布另外的《新律》，尽可能修正由此而引起的不良后果。471

神职人员的混乱和道德堕落也令阿列克修斯·科穆宁极为不安。他在一则《新律》中宣称：“基督教信仰面临着危机，因为神职人员日益腐败”注1354；他计划根据宗教教规修正教会生活，改善神职人员的教育，开展教牧活动，以达到提高神职人员道德水准的目的。不幸的是，在那个时代的大环境之中，他无法圆满达到自己的最初设想。

虽然科穆宁王朝统治者常常宣称他们反对教会财产增长的立场，然而他们又常常是一些修道院的建立者和庇护者。在阿列克修斯统治期间，皇帝永久免去了阿索斯山修道院注1355的税赋和其他各项负担；“国家官员不能干涉圣山事务。”注1356像以前一样，阿索斯山不依附于任何主教；普洛多斯（Protos）注1357，即阿索斯修道院院长会议（protaton）主席直接由皇帝任命，所以阿索斯直属于皇帝。在曼纽尔统治时期，原居住于阿索斯山并拥有那儿的一所小修道院的罗斯人在院长会议的命令下，接管了圣潘特雷蒙（St.Panteleimon）女修道院，此事在今天甚至还有许多人知道。

阿列克修斯·科穆宁也支持圣·克里斯托丢勒斯（St.Chritodulus）在帕特莫斯岛建立了一所修道院，据传说，使徒约翰就是在帕特莫斯写下了他的《启示录》，于是，该修道院以使徒约翰的名字命名。该修道院保存至今。在皇帝对于这件事发布的《黄金诏书》中，将帕特莫斯岛赐予克里斯托丢勒斯，作为他永久的、不可转让的财产，并免除其一切赋税，禁止任何政府官员踏入该岛。注1358该修道院采用了最严格的管理制度。注1359 472

夏朗东说：“帕特莫斯岛变成了几乎独立的教会共和国，只有修士才可以居住。”注1360塞尔柱突厥人进攻爱琴海诸岛时，克里斯托丢勒斯和修士们被迫离开帕特莫斯，到埃维厄（Euboea）避难。克里斯托丢勒斯于11世纪死于埃维厄。他的改革也随之结束，他在帕特莫斯的努力完全失败了。注1361

约翰·科穆宁还在君士坦丁堡修建了潘托克雷塔（Pantokrator注1362）修道院，而且在那儿开设了一所有50个床位的功能齐全的医院，专门为穷人服务。在皇帝签署的法令（typicon）注1363中，对医院的内部管理细则有详细的描述。“它可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关拜占庭社会人道主义思想的一个最动人的”典范。注1364

科穆宁王朝的知识生活相当活跃。有的学者甚至称之为希腊文艺复兴时代。这一复兴时代是由帝国的一批杰出人物如迈克尔·塞勒斯等人掀起。科穆宁时代的文艺复兴表现在许多不同方面，包括各种异端思想和教义上一些谬误的形成。皇帝们作为正教信仰的捍卫者，与这类异端和教义谬误发生了冲突。科穆宁时代的这种冲突也影响到所谓的“信众誓言”（synodicon）教仪，即直到现在，在每年一度的东正教大斋节的第一个星期，当人们诅咒一切异端分子和反教会信条时，都要诵读那些异端分子的姓名及反教会之教义的名称；“信众誓言”中提到的那些名称中，许多都源自于科穆宁时代的阿列克修斯和曼纽尔时期。注1365 473

阿列克修斯反对异端的主要活动是对付保罗派和鲍格米尔派，这些宗教派别已经在巴尔干半岛，特别是菲利浦城一带存在了很久。但无论是对异端迫害，还是由皇帝组织的公众批判，甚至以火刑焚烧鲍格米尔派首领修士瓦西里，都无法消灭他们的信条。这些信条虽然未能在全国蔓延，但却无法根除。于是，皇帝求助于修士优西米乌斯·兹加贝努斯（Euthymius Zigabenus）。此人精通语法，言辞犀利，是《新约全书》（New Testament）和《圣保罗书信》（Epistles of St.paul）的评注者。皇帝要求他揭露当时的一切异端教义，特别是鲍格米尔派教义；并且根据“教父”的理论基础驳斥它们。为了逢迎皇帝的思想，兹加贝努斯撰写了论文《正教信条大全》（The Dogmatic Panoply of the Orthodox Faith），文中旁征博引，口诛笔伐，成为批判异端教条的手册。注1366虽然如此，在曼纽尔朝还是发生了著名的修士尼逢（Niphon）传布鲍格米尔教义的著名案件。注1367

在阿列克修斯·科穆宁统治时期，拜占庭文化生活中发生的另一件事，是迈克尔·塞勒斯（Michael Psellus）的学生、博学多才的哲学家约翰·伊达路斯（John Italus,来自于意大利）被控传播“违法的、有违正教教义的异端教条、反对圣著和圣父们的经典、对圣像不恭”，等等。注1368对异端约翰·伊达路斯的公诉报告，是由俄罗斯学者Th．乌斯宾斯基整理出版并阐释的，它揭开了科穆宁朝第一代皇帝统治时期拜占庭知识生活的意义深远的一页。有关宗教会议对伊达路斯案件的审判，不仅对付的是一个危及教会的异端信条的传播者，也是针对一位高等成人学校中任教的、深受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其他哲学家影响的教授。伊达路斯的一些门徒也被传至法庭。经过审议，会议宣布伊达路斯及其门徒是在传播异端教义和蛊惑人心。伊达路斯被移交给牧首接受真理的指导。但最后连牧首本人也成了伊达路斯的信徒，这在教会和人民中成了一个特大丑闻。在皇帝的指令下，伊达路斯的一系列罪状被开列出来。最后宣布诅咒伊达路斯的11条错误信条和作为异端的伊达路斯本人。注1369 474

由于伊达路斯的著作尚未全部出版，所以无法对他的信条和他本人盖棺定论。自然，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也是见仁见智。虽然，Th.乌斯宾斯基认为，“哲学的自由为教父们的著作和《圣经》权威思想所限制”注1370，然而，正如贝佐布拉佐夫和布良泽夫（Bryanzev）等学者所说，伊达路斯却“认为在有些问题上，异端哲学可能优于教会教条”注1371，他“将神学与哲学分离，并且承认在神学和哲学领域中都可能保持独立的见解”注1372。最后，针对伊达路斯案件，N．马尔提出了“最重要的问题，即伊达路斯审判的兴师问罪者是否具有与伊达路斯相应的知识水平来理解哲学与神学分离的原则？或者，在他们确定思想家伊达路斯是在擅闯神学领域之时，他们是否给予他独立哲学思考的自由?”注1373当然，回答是否定的：在那个时候，这种自由是不可能的。不过，不能认为伊达路斯仅仅是个神学家，“他还是一位哲学家。他被判罪是因为他的哲学体系不符合教会的信条”注1374。科穆宁时代宗教生活的研究者最近提出，所有资料清楚地显示，伊达路斯属于新柏拉图学派。注1375所有这些争端和分歧表明，从11世纪末和12世纪初拜占庭文化史的角度来看，约翰·伊达路斯问题的意义非同小可。

然而，这并非全部。学术界已经注意到，与伊达路斯同时代出现的西欧哲学思想与伊达路斯的哲学思想极为相似；比如，这种相似可以在12世纪上半叶的法国著名教授，至今仍广为流传的自传《灾难历史》（Historia calamitatum）的作者阿伯拉尔（Abelard）那里找到。鉴于当时东西方文化相互影响的问题比较复杂而且人们对此缺乏充分的研究，因此，不能贸然说西欧学术依赖于拜占庭学术；但是可以肯定，“11—13世纪间欧洲思想家所思考的问题，我们在拜占庭思想家那里也可以见到。”注1376 475

在外部教会事务方面，前三代科穆宁皇帝时期，帝国与教宗和西方教会接触频繁。正如皇帝迈克尔七世帕拉皮纳克斯（Parapinakes）向教宗格列高利七世求援一事所显示出的那样，频繁接触的主要原因是突厥人和帕齐纳克人从外部威胁着拜占庭。这种威胁迫使皇帝们求助于西方，甚至不惜以教会合一为代价。所以科穆宁王朝与罗马教会的联合倾向纯属外部政治因素所致。

在那些最可怕的岁月里，即11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阿列克修斯·科穆宁向教宗乌尔班二世寻求和解，并允诺将在君士坦丁堡召集宗教会议，讨论有碍东西方教会复合的“除酵”注1377问题以及其他问题。1089年，希腊主教会议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由阿列克修斯一世主持。在会上，乌尔班二世提议将他的名字刻入双联记事板上，并在圣事中提及他的名字。在皇帝的压力下，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个敏感的提议。注1378保加利亚的塞奥菲拉克特（Theophylact）所写的《拉丁人的谬误》一文可能就是出于这个时期，V．瓦西列夫斯基从这篇文章中看到了时代的特征。注1379这篇论文的主题值得注意。作者不承认基督教会已经发生分裂这一普遍接受的观点，也不认为拉丁人的错误使分裂成为定局。他对当时学者们的宗教偏执和傲慢的态度很反感。总之，塞奥菲拉克特在许多问题上愿意接受合理的让步。但信经的词句绝对不能模棱两可，也不得有所增添；换句话说，东正教绝对不能接受将“和子句”纳入信经注1380。

当拜占庭帝国正处于生死关头之际，乌尔班二世在罗马也遇到棘手的事情：那里出现了一个伪教宗，所以，也不可能召集宗教会议了。几年以后开始进行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和希腊人与十字军之间的敌对情绪及互不信任情况的出现，也不利于两个教会达成谅解。在约翰·科穆宁时期，皇帝与教宗卡利克斯图斯二世和霍诺留二世开展了教会合一的谈判；约翰致两位教宗的两封信至今仍在。教宗的代表到君士坦丁堡全权处理教会合一问题。注1381可惜会谈没有结果。另外，一些著名的西方拉丁学者也参加了君士坦丁堡的神学争论。德国学者哈维尔堡的安塞尔姆大约于1150年曾经记载了1136年在皇帝约翰·科穆宁面前的一场辩论。在这场辩论会上，“有许多拉丁人在场，其中有三位精通（拉丁和希腊）两种语言、知识渊博的人。他们是威尼斯人詹姆斯，比萨人勃艮蒂奥（Burgeundio）和来自贝加莫城的意大利人摩西（Moses）。摩西精通两种文学，在希腊人和拉丁人中间德高望重。他被双方指定为忠实的翻译”注1382。476

在约翰的继任者亲拉丁的曼纽尔一世时期，东西方教会联系更加活跃。曼纽尔一世希望恢复独一的罗马帝国，而且认为只能从罗马得到这个帝国的皇冠。这为教宗带来了合一的希望。因此，双方的合一谈判很明显是纯政治性的。德国史学家诺尔顿对此做了恰如其分的评论：“科穆宁王朝希望通过罗马教廷的帮助统治西方，从而统治教廷；教宗梦想在科穆宁王朝的支持下成为拜占庭教会的主人，从而成为拜占庭帝国的主人。”注1383

第二次十字军以后，曼纽尔与几位教宗都有信函联系。而教宗自己有时也愿意向这位皇帝伸出友谊之手，教宗哈德良四世更是如此。他与西西里王发生了争执，而且对最近登上皇位的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非常不满。在致萨洛尼卡大主教瓦西里的信中，哈德良四世表示了自己要“帮助所有信众皈依一个教会”的愿望，并且将东方教会比作丢失的银币（drachma）、迷途的羔羊和死去的拉撒路（Lazarus）。注1384

此后不久，曼纽尔通过使者正式答应教宗亚历山大三世合并教会，条件是教宗将被德意志国王弗里德里希非法占有的罗马帝国的皇冠归还给他；为了达到此目的，曼纽尔可以向教宗提供所需资金和足够的军队。但由于477亚历山大三世在意大利的处境有所好转，拒绝了他的提议。

皇帝在首都召集会议，试图结束拉丁人与希腊人之间的争吵，寻求教会合一的途径。曼纽尔竭力规劝君士坦丁堡牧首让步。曼纽尔与牧首在会议上的“对话”是一份重要文件，表明了两个主要会议参与者的态度。在“对话”中，牧首称教宗“充满了邪恶”，宁愿要“亚加伦人”（Agarens，即伊斯兰教徒）的枷锁，不愿受拉丁人的统治。这种论调明显地反映了那个时代教会和公众的感情，在15世纪，即拜占庭衰落时代，多次重复。曼纽尔只得让步。他宣布他将“像远离毒蛇”那样远离拉丁人。注1385这样，会议的所有议题都未达成一致意见。会议甚至决定与教宗之流划清界限。

因此，曼纽尔的对外世俗政策和教会政策都彻底破产了。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他的这两项政策都只是他一厢情愿的个人想法，缺乏真正坚实的公众舆论基础。此时，“恢复大一统帝国”的愿望早已是一种幻想，而且，曼纽尔的统一愿望不可能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在科穆宁王朝的最后五年（1180—1185年）中，特别是在安德罗尼卡一世统治时期，教会因素与复杂的内外形势交织在一起。安德罗尼卡在其统治初期就坚决反对前任皇帝的亲拉丁政策，因此不可能同意与西方教会的合并。在教会内部事务中，他粗暴地对待君士坦丁堡牧首，不允许对信仰有任何争议。注1386而人们通常认为是他所讲的“一场反对犹太人的对话”，则属于稍后的时期。

安吉列时代在政治生活和教会生活中都是危机四伏。这个王朝的皇帝们自以为能够控制局势。因此，第一任皇帝伊萨克竟然随心所欲地更换君士坦丁堡牧首。

在安吉列王朝时期，拜占庭教会就圣体血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皇帝本人也卷了进去。当时的史学家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说，争论的问题是：“我们所分享的基督圣体是在他受难和复活之后变为不朽（ἄφθαρτον）的，或，是在他受难之前可朽的（φθαρτόν）。”注1387换句话说，“我们所分享的圣体是像普通食物那样受自然生理过程的支配，还是不受这些过程的支配。”注1388阿列克修斯·安吉列坚决捍卫“被傲慢地亵渎”的真理，支持“圣体不朽”的观点。12世纪末拜占庭的这一类争论在十字军时代的基督教东方特别激烈，可以说是受了西方的影响。众所周知，西方很久以前就开始了这些争论；甚至在9世纪，就有人提出圣体是和普通食物一样服从自然的生理法则的。478

至于安吉列王朝与教宗的关系，也应该注意。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教宗当然希望引诱东方教会接受教会的合一。但他的计划没有实现。复杂的国际形势，特别是在第四次十字军之前的国际形势将德意志国王推上了国际舞台。德意志国王在解决拜占庭问题方面似乎起到了重要作用。德意志国王是教廷最危险的对手。为了阻止这位西方皇帝占有东方帝国，教宗采取一切手段支持“分裂的”东方皇帝，甚至支持篡夺其兄伊萨克皇位的阿列克修斯三世。在第四次十字军期间，罗马天主教会的首领英诺森三世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他先是坚决反对十字军改变方向；后来他又被迫改变初衷，宣称对君士坦丁堡史无前例的暴行符合上帝旨意。

总的说来，在科穆宁王朝和安吉列王朝统治的一百二十三年（1084—1204年）间，宗教生活受到外部关系的剧烈影响，更受到内部的矛盾冲突的影响。毋庸置疑，从宗教问题上看，这个时代具有重要的意义，耐人寻味。注1389

内部行政

财政和社会形势。——一般地说，在12世纪，拜占庭帝国的内部局势和行政制度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科穆宁王朝和安吉列王朝时期的拜占庭教会历史或许已得到全面研究，而对拜占庭的内部社会经济生活的研究却很薄弱。如果说拜占庭的内部历史未受到足够重视，那么以科穆宁王朝为开端的那个时代的研究则尤其薄弱。即使在今天，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也是仅依据一些推测而写的简短的章节，时有偶然的评论或附录，最多就是一两篇简短的专题文章。因此，至少现在，对这个时代的内部历史还没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认识。近期的法国学者夏朗东对12世纪拜占庭的内部生活曾经做过全面探讨，但在他预期的续篇出版之前，他却不幸去世。注1390 479

作为小亚细亚大土地贵族的代表，阿列克修斯·科穆宁成为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之时，由于频繁的军事活动和前朝的内乱，国家财政体系已陷入全面瘫痪状态。虽然如此，登台伊始的阿列克修斯还要犒赏帮助他获得皇位的功臣和追随者，慰劳他的家族成员。与突厥人、帕齐纳克人和诺曼人的恶战和与第一次十字军的周旋都需要巨额开支。大土地所有者和修道院的地产于是被用于弥补国库的亏空。

从各种零星的史料中，人们可以判断，阿列克修斯曾经肆无忌惮地没收大土地所有者的财产；甚至在政治阴谋案件中，也常常以籍没地产的方式代替死刑判决。就连修道院可以终生享用的捐赠地（希腊语khariskia,后称kharistikarioi）也无可幸免。

赠地（kharistikia）制度并非始于科穆宁王朝。但由于财政困难，科穆宁皇帝们可能更经常地依赖于这种制度。这种制度与圣像破坏运动时期的修道院地产世俗化，或者与更早时期的社会生活现象相似。这种赏赐方式在10—11世纪已经非常普遍。寺院可以被赏赐给神职人员，也可以被赏赐给俗人，甚至女人。有时，男修道院被赐予女人，女修道院被赐予男人。受赐者（kharistikarios）要捍卫寺院的利益，使其免于受到省督们或税务官们随心所欲的横征暴敛；受赐者还要妥善经营修道院经济，完成义务后的那部分收益归自己所有。当然，实际上他常常忽视自己的义务，而且，一般来说，修道院的贡献正是国家收入和利润的来源。结果是修道院经济的衰落。赏赐制度可以为受赠人带来丰厚利润，因此，拜占庭的达官贵人趋之若鹜。阿列克修斯制订的欲将一些教会圣器转化为货币的法令后来也废除了。480

然而，没收土地并不足以改善财政。于是，阿列克修斯·科穆宁采用了可能是最恶劣的金融手段，发行劣质货币，使货币贬值。为此，阿列克修斯遭到后人的严厉指责。此前，市面上流通的是足量的金币，称作诺米斯玛（nomisma）、伊佩比路（hyperpyrus）或索里达。阿列克修斯发行了一种铜与金的合金币或银与金的合金币，称诺米斯玛，与足量金币同价。旧的诺米斯玛价值相当于12个银币（米里亚里斯［miliarisia］），新的诺米斯玛价值只相当于四个银币，相当于旧币价值的三分之一。注1391 但阿列克修斯命令征税者只收足值的货币。这种措施使拜占庭财政更加紊乱，而且激起了民愤。

尽管政府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但困难重重的外部形势和国内瀕于崩溃的财政迫使政府采用了极严厉的税收政策；而由于许多教俗大地产可以免税，税收的负担全部压到下层阶级的头上。在政府的苛捐杂税压榨下，下层人民不堪重负。税收官们在民间横行霸道，11世纪和12世纪初期的保加利亚大主教塞奥菲拉克特称他们“无视上帝的法律和帝国法令，形同强盗”。注1392

尽管约翰·科穆宁几乎连年征战，但经过他的苦心经营，国家财政有所改善。然而，他的继任者曼纽尔再一次将国家推上崩溃边缘。而且，在这一时期，帝国人口已经减少，人民的纳税能力也相应减小。小亚细亚的某些地区由于穆斯林入侵而被放弃；那里的人口一部分沦为俘虏，另一部分逃到沿海城市。被遗弃的土地自然不能纳税。而由于匈牙利人、塞尔维亚人和多瑙河以外民族的侵略，巴尔干半岛也发生了类似情况。481

与此同时，开支还不断扩大。除了军费开支，曼纽尔还将大批金钱花在来到拜占庭的外国人身上，因为这位皇帝偏袒拉丁人。而且，他还耗费大笔金钱用于大兴土木和维系宫廷的奢侈生活，且用于封赏他的宠臣和宠妇们。

历史学家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对曼纽尔的财政政策引起的广泛怨恨情绪做了生动的描述。注1393爱奥尼亚诸岛的希腊人由于不堪重负，投奔了意大利半岛上的诺曼人。曼纽尔还试图像阿列克修斯一样，通过没收教俗地产来改善财政。他恢复了964年尼斯福鲁斯·福卡斯的著名《新律》，对教会和修道院地产大开杀戒。

只是到了科穆宁王朝末代皇帝安德罗尼卡一世时期，下层人民的处境才得以改善。他的短暂统治与曼纽尔大相径庭。曼纽尔采取亲拉丁政策，支持大土地所有者；安德罗尼卡则以国家利益和下层阶级的保护者而著名。大土地所有者和税务官受到严格究诘；各省督开始接受国库高薪；公职的出售被停止。与安德罗尼卡同时代的史学家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描写了下面这个田园诗般的画面：

用一位先知的话说，每一个人都躺在自己的树下乘凉，津津有味地吃着刚摘下的葡萄和地产的粮食，然后闭目养神。不用害怕税务官的威胁，不用担心贪婪者的勒索，不用警惕地看着他葡萄园中拾穗的人，也不用怀疑捆扎玉米秆的人；是恺撒的就还给恺撒，人们便不会对他苛求；他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被别人剥掉最后一件衣服，再也不会像从前一样在死亡线上挣扎。注1394

拜占庭史料将曼纽尔时期的内部生活描写得十分悲惨，安德罗尼卡的短暂的暴力统治当然不会使其得到大幅度的改善。但是，在12世纪80年代，即曼纽尔时期访问过拜占庭的西班牙图得拉城的犹太旅行家本雅明，通过亲身的观察和与人们的交流，写出了自己的旅行见闻。其中对君士坦丁堡不乏赞谀之词。他写道：

每年，从希腊帝国各地送来贡品络绎不绝。城堡内的丝绸、紫衣和黄金琳琅满目。如此多的商铺，如此多的财富在世界上实属罕见。据说本市的贡金每年可达20，000金币。这些金币都是商铺和市场的租金，以及从海陆入境的商贾所纳的贡金。希腊居民拥有大批的黄金和钻石。他们骑着高头大马、穿金戴银，看起来简直是公侯。的确，这个国家盛产布匹、面包、小麦和葡萄酒。君士坦丁堡的财富无可匹敌。此地颇多知书达礼、博学多才之人。他们都坐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吃着美食，品着佳酿，作诗弄赋。注1395 482

在另一处，这位旅行家写道：“各类商贾从巴比伦、什那尔（美索不达米亚）、波斯、米底、埃及各地，从迦南、罗斯帝国，从匈牙利、帕齐那克、卡扎尔人的土地上，从伦巴底和塞弗拉德（西班牙）云集于此。这是一个繁忙的城市，各国商人从海陆两路入境。世界上只有伊斯兰大都市巴格达能与之匹比。”注1396在曼纽尔时期，还有一位阿拉伯旅行家奥尔-哈拉威（al-Haraw）或称艾尔-哈勒威（el-Herewy）到过君士坦丁堡，受到盛情款待。他的游记描写了这个杰出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比人们传说的还要大。似乎慷慨慈祥的主已经认定使它成为伊斯兰人首都！”注1397也许人们会将图得拉的本雅明对君士坦丁堡的描述与科穆宁时代的诗人约翰·柴柴斯（Tzetzes）描写君士坦丁堡的诗文相比较。柴柴斯模仿荷马《伊利亚特》（IV，437—438）中的两首史诗，辛辣而尖刻地写道：“他们（特洛伊人）没有共同语言，南腔北调，他们来自世界各方。”“这些居住在君士坦丁堡中的人，个个獐头鼠目；城里人讲着不同的异邦语言；也有不少人一向鬼鬼祟祟，偷窃成性，克里特人、突厥人、阿兰人、罗得人和开俄斯人……所有这些苟且贪婪、腐败的人在君士坦丁堡内却被视为圣贤。”注1398曼纽尔时期君士坦丁堡的繁荣昌盛使A．安德烈亚兹联想到某些大都市，如帝国末期的巴黎在大灾难前夕的生活。注1399

当时首都君士坦丁堡的人口数量很难确定。不过，据估计，12世纪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可能在800 000—1 000 000之间。注1400 483

至于科穆宁和安吉列时代大地产的增长情况，则是，大土地所有者的势力逐渐膨胀，越来越独立于中央政府；封建过程在帝国发展迅速。科戈纳索提到科穆宁王朝最后两位皇帝和安吉列王朝伊萨克二世时，说：“封建主义在全国蔓延，皇帝必须与行省大地主斗争，因为他们不再像以前（比如在诺曼战争时期）那样慷慨，不愿为中央政府提供兵源……构成帝国社会与政治基础的各元素之间的均衡被打破，贵族占了上风，玩弄帝国于股掌之中。君主的权力和财富被贵族剥夺。”帝国迅速走向毁灭。注1401

曼纽尔曾经颁发过一份重要的《黄金诏书》，规定由皇帝御赐的不动产只能转让给元老院或军事官员；如果不遵守这个规定，不动产则要上交国库。注1402曼纽尔的禁令剥夺了下层阶级获得帝国土地赏赐的机会，使贵族地产愈加膨胀。注1403这份《黄金诏书》于1182年12月被阿列克修斯二世科穆宁废除。废除令虽然由阿列克修斯二世签署，但无疑受到了独揽朝纲的摄政者安德罗尼卡的压力。自1182年开始，帝国不动产可以惠赐任何社会阶层。注1404

1182年的《黄金诏书》是安德罗尼卡针对拜占庭贵族和大土地所有者的新政策的开端。他必须同他们作顽强的斗争。文件的签署者科穆宁王朝的阿列克修斯二世只是安德罗尼卡意志的代言人。于是，即产生了对于某些学者之观点的疑问，因为他们认为曼纽尔的禁令是针对法兰克人的，而且很可能确实制止了那些外国商人购买土地，所以，禁令的废除有利于法兰克人；而且与科穆宁王朝阿列克修斯二世的政策是一致的。注1405确实，年幼的阿列克修斯二世和他母亲的政权曾试图请求可恶的拉丁人给予支持。然而，安德罗尼卡进入君士坦丁堡并做了摄政之后，形势就不同了。摄政大权独揽，到1182年末，其政策已经公开地与拉丁人作对。484

国防和商业。——科穆宁王朝时期，连年征战，耗资巨大。皇帝们梦想恢复大一统帝国，不断加强军队建设。除各军区提供的军队外，政府还从各民族中招募大批雇佣兵。在科穆宁时期，军队中开始出现一个新的民族成员，即盎格鲁-撒克逊人。

盎格鲁-撒克逊人之出现与拜占庭与诺曼人1066年在征服者威廉率领下征服英国事件有关，当时，在黑斯廷斯（Hastings）以北几英里的森拉克（Senlac）之战以后，灾难席卷了英国，从而把英国送入严厉的征服者之手。反抗换来的是血腥镇压，许多盎格鲁-撒克逊人绝望之中离开祖国。英国史学家弗里曼（Freeman）在他那部著名的描述诺曼征服英国史的书中强调：在11世纪80年代，即阿历克塞·科穆宁统治初期，一些足以令人信服的、有关盎格鲁-撒克逊人迁徙到拜占庭帝国的证据已经十分明显。注1406一位12世纪上半期的西方编年史家写道：“失去自由以后，盎格鲁人万念俱灰……许多青壮年远走他乡，来到遥远的君士坦丁堡，为皇帝阿列克修斯卖命。”注1407这是“瓦兰几亚-英格兰近卫军”的开始。像10—11世纪的“瓦兰几亚—罗斯侍卫队”一样，他们在12世纪的拜占庭历史中同样起了重要作用。显然，在亲拉丁的曼纽尔时期，拜占庭的外国雇佣军的数量最多。

海军方面，阿列克修斯精心组织的海军似乎逐渐失去了战斗力，到曼纽尔时代衰落了。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在他的著作中严厉谴责曼纽尔破坏了帝国的海上力量。注1408在科穆宁王朝时期，与帝国联盟的威尼斯舰队发挥了巨大作用。当然，其代价是拜占庭经济独立地位的丧失。485

曼纽尔修复和巩固了一些处于衰败中的据点。小亚细亚南岸的重要城市和军事要塞阿塔利亚（撒塔利亚）开始设防。注1409他也在阿比都斯建立了防务设施并在赫勒斯滂海的入口处修建了一座桥，注1410这里是拜占庭最重要的海关。从科穆宁王朝开始，威尼斯人和他们的竞争者热那亚人和比萨人就在此地生活。

人们对于科穆宁时期地方行政的研究尚有欠缺。我们知道，11世纪的军区数目已达38个。注1411随着11、12世纪帝国领土的缩小，各行省的领土和数目也不可能保持原样。这方面的资料可在1198年11月安吉列王朝阿列克修斯三世的《新律》中找到注1412。这部《新律》提到皇帝赐予威尼斯的贸易特权，并列出了“罗马尼亚治下各行省的名称，同意（威尼斯人）在那些地方进行商业活动”注1413。此法的研究工作尚欠完备，但其中的名单却可以让我们对12世纪帝国各行省的变化有个大概了解。

以前的军区大都由军事总督或“大将军”（strategi）管理。后来，特别在1071年曼兹克特战役以后，由于12世纪突厥的威胁在小亚细亚的加剧以及1186年保加利亚的独立，帝国领土急剧缩小。由于领土的缩小，给予军区统领的重要头衔“大将军”（strategus）在11世纪末已经不再使用。在科穆宁王朝时，“大将军”一衔则彻底消失，因为它已不适用于相对规模较小的行省。渐渐地，“都督”（dux）一职代替了“大将军”这个名称。“都督”这一头衔产生于9世纪以前，由一些小省长官领有。注1414 486

由于十字军运动，科穆宁王朝和安吉列王朝统治时期的帝国商业形势发生了特别重要的变化：东西方世界发生了直接商业联系，拜占庭丧失了东西方贸易中介的地位。注1415这对东方帝国的国际商业势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阿列克修斯·科穆宁统治初期，威尼斯人已经在首都的一些地方有了稳固的据点。同时，比萨人在君士坦丁堡也得到了很重要的商业特权；他们拥有一处登陆点（港口，意大利语作scala），一个销售其商品的专门商业区和一些私人房产；在圣索菲亚教堂进行圣事时，有特赐予比萨人的座位，在赛马场有固定的观赏席。注1416约翰·科穆宁统治末期，热那亚第一次同拜占庭展开谈判，内容当然与商业活动有关。曼纽尔的政策总是与威尼斯、比萨和热那亚的商业利益密切相关。这当然有损于帝国的经济实力，与此同时，又使这三个城市处于永久的商业竞争中。1169年，热那亚在帝国全境——黑海和亚速海北岸两地除外——获得了极其有利的贸易特权。注1417

1182年骇人的拉丁大屠杀之后，在安吉列王朝时期，拉丁人取得了更为有利的地位。终于，在1198年11月，科穆宁王朝阿列克修斯三世极不情愿地对威尼斯特赐《黄金诏书》，重述和确认伊萨克·安吉列以前颁发的有关与威尼斯共同防御的诏书，重申威尼斯的贸易特权，增补了一些新的条款。威尼斯居住区保持不变。注1418一位史学家认为，这个条约的某些条款对奥斯曼帝国的领事裁判权制度有着特别大的影响。注1419 487

除首都之外，威尼斯人、比萨人和热那亚人在帝国许多行省和岛屿都有居住区，享有充分的贸易特权。帖撒罗尼迦（萨洛尼卡）是帝国仅次于君士坦丁堡的重要经济中心。12世纪的史料证明，在每年的10月底，当举行纪念首都的保护者，使徒圣底米特里的纪念日活动之际，萨洛尼卡城都要举行遐迩闻名的商品交易会，希腊人和斯拉夫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伊比利亚人）和葡萄牙人（卢斯塔尼亚人），“阿尔卑斯山那边的凯尔特人”（法国人）及远方大西洋沿岸的人云集于此。注1420希腊的底比斯、科林斯和佩特雷制造的丝绸驰名天下。巴尔干半岛的亚得里亚堡和菲利浦城也是重要的商贸中心。那时的爱琴海诸岛也都有自己的工商业活动。

随着灾难性的1204年的临近，拜占庭的商业优势被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等意大利各共和国高效极富进取性的商业彻底摧毁。其中，威尼斯起主要作用。正如意大利史学家科戈纳索所说，这个专制帝国失去了“有利于贵族阶级的权力和财富，正像它被迫放弃了大量其他权利而使之有利于帝国各大城市的世界性商业阶级一样。”注1421

教育、学术、文学和艺术

马其顿王朝的学术、文学、教育和艺术等文化活动非常活跃。9世纪的佛提乌、10世纪的君士坦丁七世波菲罗杰尼图斯和11世纪的迈克尔·塞勒斯在各自文化领域的活动，以及君士坦丁堡高等学府的重建及该学府在11世纪的改革，为科穆宁和安吉列时代的文化复兴创造了有利条件。执迷于古代文学是这一时期的特点。12世纪和13世纪初的作家们竞相研究和模仿赫西俄德、荷马、柏拉图、史学家修昔底德和波利比阿、雄辩家伊索克拉底和德摩斯梯尼、希腊悲剧家和阿里斯托芬以及其他古代文学领域里杰出的大师们。这种模仿在语言学领域里尤其明显。由于过度追求古代阿提卡方言的纯正性，这种模仿变得矫揉造作，晦涩难懂，与现实口语格格不入。正如英国学者柏里所说，这种文学形式，是“传统的奴隶；是那些高贵大师的枷锁，但毕竟是枷锁。”注1422但也有些作家在欣赏古典语言之美的同时，并不忽视当代流行的语言，留下了12世纪流行语言的重要样本。科穆宁和安吉列朝代的作家知道拜占庭文化优于西方文化，在当时的一份资料中，称西方人为“愚昧的游牧部族，其中大部分，即使并不出生于君士坦丁堡，也至少受过君士坦丁堡的哺育，而且，他们与典雅的风范与智慧无缘”，对他们来说，美妙歌声就像“秃鹫和乌鸦的嚎叫”注1423。488

在文学领域，这个时代出现了大批杰出的教、俗作家。这场文化运动也影响了科穆宁家族本身，该家族中许多成员由于环境的熏陶，致力于学术和文学活动。注1424阿列克修斯一世的母亲安娜·达拉西娜（Anna Dalassena）天资聪颖，饱读诗书。她的博学多才的孙女安娜·科穆宁娜说她“不仅是女人的最大骄傲，也是男人的最大骄傲；她美化了人性”。她在出席宴会时，常常手不释卷，席间高谈阔论教父们以及哲学家和殉道者马克西姆（Maxim）的教理思想。注1425皇帝阿列克修斯·科穆宁亲自写过批驳异端教条的神学论文；他临终前不久还写了《缪斯》，该书于1913年正式出版。《缪斯》采用抑扬格韵律，主要是对他的儿子、继承人约翰的“告诫”。注1426这些《缪斯》诗其实就是一种政治遗嘱。其中不仅涉及抽象的道德问题，还提到许多当时的历史事件，例如第一次十字军。489

阿列克修斯的女儿安娜和女婿尼斯福鲁斯·布莱昂纽斯（Necephorus Bryennius）在拜占庭史学编纂方面占有值得尊敬的地位。后者在阿列克修斯和约翰统治期间的国家事务中起了重要作用。阿列克修斯死后，他计划写一部阿列克修斯·科穆宁的传记，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不过，他还是完成了一部家族编年史或传记，叙述了迄阿列克修斯登基前夕科穆宁家族的兴起过程。他详细讨论了从1070年到1079年，即至尼斯福鲁斯三世波达尼亚特斯（Botaniates）统治早期的历史；由于他记述的是科穆宁家族成员的活动，他的作品难免显得片面。布莱昂纽斯的文风朴实无华，没有丝毫矫揉造作的痕迹，与他博学多才的妻子的文风正好相反。但其字里行间明显露出色诺芬风格的影响。布莱昂纽斯的著作对于研究拜占庭宫廷内部历史和外部政策，特别是研究突厥人对拜占庭不断加剧的威胁，有着重要意义。

布莱昂纽斯的妻子、阿列克修斯皇帝的长女安娜·科穆宁资质聪慧，受过良好教育，是一部散文体叙事诗《阿列克修斯》的作者。注1427这是科穆宁时代文学复兴运动的第一部力作，专门记述了安娜的父亲，“伟大的阿列克修斯，宇宙泰斗，安娜的太阳”的辉煌统治。注1428一位安娜传记的作者说：“直到19世纪，世界历史上的女性史学家仍是凤毛麟角。因此，在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学运动中，出现了一位公主，显然她应该受到后世的尊敬。”注1429在安娜所著的这本15卷著作中，涵盖了1069—1118年的历史，她描述了科穆宁家族在阿列克修斯登上皇位之前的逐渐发迹过程，直写到阿列克修斯去世，弥补和完成了她的丈夫尼斯福鲁斯·布莱昂纽斯的意愿。安娜在《阿列克修斯》中，极力颂扬其父阿列克修斯的倾向明晰可见，她试图向读者表明，阿列克修斯，这位“第十三位使徒”注1430功盖科穆宁家族任何成员。安娜自幼饱读诗书，熟谙古代经典作家荷马，抒情诗作家，悲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史学家修昔底德和波利比阿、雄辩家伊索克拉底和德摩斯梯尼、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等。她的文风深受这些古代作家的影响，在她的《阿列克修斯》中，安娜在文字上采用了古典希腊语言。克伦巴赫认为她的文体矫揉造作，“充满了枯燥的书卷气，与当时文学作品中所使用的民间大众口语形式格格不入”注1431。在偶尔提到西方蛮族人或罗斯人（斯基泰人）的名字时，安娜甚至向读者道歉，因为这“有损历史的高尚和主题”注1432。虽然安娜对其父亲业绩的描写有失偏颇，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其著述极为重要，因为这部著作不仅基于她个人的观察和口头报告，而且使用了国家的档案文件、外交函件和帝国法令等。《阿列克修斯》是研究第一次十字军远征的最重要的史料之一。近代学者承认“尽管在这部女儿描写父亲的传记中确有诸多瑕玼，但它仍不失为中世纪希腊历史编纂学中的一部杰作”注1433，而且，它“将永远是了解阿列克修斯·科穆宁重建希腊国家这段历史的最珍贵的资料”。注1434 490

阿列克修斯的继承者，他的儿子约翰几乎终生在征战，对于他是否迎合文化的时尚，人们尚不得而知。不过，他的兄弟“至尊”（sebastokrator注1435）伊萨克不仅有良好的文化修养，热爱文学事业，而且还写了两部关于荷马史诗版本在中世纪之变化问题的小册子，同时，他也为据说是塞拉戈里奥（Seraglio）图书馆收藏的《圣经·旧约·首八卷》的君士坦丁堡抄本写了导论。经研究发现，伊萨克·科穆宁除了这两三部已出版的作品之外，还有许多著述。他的独特之处引起了多方面的注意。注1436

曼纽尔皇帝迷恋占星术。他写过一篇为“天文科学”，即占星术辩护的文章，驳斥牧师们对占星学的攻击。此外，他还写了各种神学论文和公众演讲稿。注1437由于曼纽尔的神学研究，一位赞美他的作者、萨洛尼卡的尤斯塔修斯称他的统治为“皇帝-神父”的统治，他的帝国是“一个司祭的国家”（《旧约·出埃及记》19：6）注1438。曼纽尔不仅自己对文学神学有兴趣，而且还引导其他人。他将托勒密的著名作品《天文学大成》（Almagest）作为礼品赠予西西里国王，其他一些手稿也由曼纽尔在君士坦丁堡的图书馆运至西西里。《天文学大成》的第一个拉丁文版本就是根据上述手稿于1160年翻译出版的。注1439曼纽尔的弟媳伊琳娜也热爱学问，具有文学天赋。狄奥多尔·普洛德洛姆斯（Theodore Prodoromus）是她的偶像诗人，也可能是她的老师。他曾赠送给她许多诗文。君士坦丁·曼纳苏（Constantine Manasses）亦把自己的韵文体编年史赠予伊琳娜，在序言中称她为“文学的真正朋友”（φιλολογωτάτ η）注1440。通常人们认为的安德罗尼卡一世时期的作品《一个反对犹太人的对话》，则属于后一个时期。491

上述简略的描述表明科穆宁皇族对文学活动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是，当然，这一现象反映了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特别反映了文学水平的提高，而且是科穆宁时代最为突出的特点。从科穆宁朝和安吉列朝统治时期开始，历史学家和诗人、神学作者及各个领域的古典文学作者，以及编年史家们留下了大量作品，成为这一时期人们对文学活动充满热情的标志。

历史学家约翰·辛那姆斯是科穆宁的同时代人。他写了一部约翰和曼纽尔统治时期的历史（1118—1176年），接续了安娜·科穆宁娜的历史著作。这部历史仿效希罗多德与色诺芬的风格，也有普洛柯比的影响。这部显然没有完成的历史著作之中心人物是曼纽尔；因此，这部作品一定程度上是一篇赞颂词。辛那姆斯是东方罗马帝国皇权的积极维护者，他坚决反对教宗和德意志君主觊觎东方帝国的权力。他视曼纽尔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曼纽尔对他也是恩宠有加；无论如何，他以来源可靠的史料为基础，使用优美的希腊文，写作了一部信史，“以一位忠诚的士兵的语调，表达了对皇帝诚挚的热爱”。注1441 492

迈克尔·阿克米那图斯和尼西塔斯·阿克米那图斯兄弟也是12、13世纪初的文学大师，他们是弗里吉亚的科内城（在小亚细亚）人士。因此，有时人们根据他们的出生地而称他们为科尼阿特斯（Choniaeae）兄弟。长兄迈克尔曾经在君士坦丁堡师从萨洛尼卡主教尤斯塔修斯，受到良好的古典学教育，并选择了宗教事业，在雅典担任大主教三十余年。注1442由于对希腊古典文化的热切仰慕，他将自己的主教府邸设于雅典卫城之上，在中世纪时期，圣母大教堂就建在雅典卫城古代帕特农神庙遗址之上。迈克尔十分庆幸自己能住在雅典卫城，因为他在那里似乎到了“天顶”。他的大教堂给他带来了永恒的喜悦和热情。他以柏拉图时代人的眼光俯视雅典城和她的居民，于是，他惊诧万分地看到当时的雅典人与古代希腊人之间的鸿沟。迈克尔是个理想主义者，他起初无法理解希腊人种变化的既成事实。他的理想主义与晦暗的现实发生了冲突。他只能说：“我住在雅典，但我却看不到雅典。”

据他自己说，他在帕特农神庙里对雅典人发表的精妙绝伦的任职演说是纯朴文风的典范。在这篇演说中，他提醒他的听众切记雅典昔日的风采，切记雅典是雄辩术与智慧之母，他坚信当时的雅典人是古代雅典城邦居民的后代，他敦促雅典人保持其祖先们的高贵风范和传统。他还列出了阿里斯提德斯（Aristides）、埃阿斯（Ajax）、狄奥吉尼斯、伯里克利、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等杰出人物。注1443实际上，这个演说太过典雅，通篇都是古代和《圣经》引语以及华丽的辞藻。对于新一代的雅典居民发表这样的演说，简直就是对牛弹琴。迈克尔也感觉到，他的演说超出了12世纪雅典人能够理解的范围。在后来的一篇布道词中，他悲愤地呼唤道：“噢，雅典！智慧之母!你现在是多么无知！……当我对你发表如此通俗易懂的演说时，却像在以外国人的语言，以波斯语或西徐亚语言谈论着不可思议的事情。”注1444满腹经纶的迈克尔·阿克米那图斯很快认识到，现实的雅典人并不是古代希腊人的直接后代。他写道：“盛产蜂蜜的海默特斯（Hymottos），安静的比雷埃夫斯（Peiraeus），奥秘无穷的埃琉西斯（Eleusis），马拉松的平原，雅典的卫城……这个城市风韵犹存，然而热爱科学的那一代已经逝去，代之而起的这一代是多么愚昧无知。”注1445生活在野蛮人中间的迈克尔感到自己也快要变成野蛮人了；他哀叹希腊语言的堕落，哀叹它变成了野蛮人的方言，他自己则在雅典生活了三年之后才能听懂它。注1446他的哀叹可能有些夸张，但他说昔日辉煌一时的雅典现在变得死气沉沉，倒也不算过分。如果没有过去的英雄业绩和著名的时代丰碑，如果没有雅典卫城，阿雷奥帕古斯山（Areopagus）、海默特斯和比雷埃夫斯这些没有被时间嫉恨和破坏的大自然的不朽之作，雅典这个名字也许早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注1447迈克尔在雅典一直生活到13世纪初。当1204年法国人征服雅典之后，他被迫让位于一个拉丁主教，到远离阿提卡海岸的小岛切奥斯聊度残生，于1220年或1222年与世长辞，葬于该岛。493

迈克尔·阿克米那图斯留下了丰富的文字资料，包括布道词和各种题材的演说词，以及大量信件和诗文。它们是研究当时政治、社会和文学概况的珍贵史料。他最珍贵的诗文是他为雅典城写的挽歌《为我们所继承的古典时期的光荣城市的毁灭所写的第一首、也是仅有的一首哀歌》。注1448格雷戈罗维乌斯称迈克尔·阿克米那图斯是照耀中世纪雅典黑夜的一束阳光，“是这座圣城的最后一位伟大公民和最后的荣耀”。注1449另一位作家写道：“尽管他是一个外邦人，但他对自己的客居地如此迷恋，所以我们可以称他是最后一个伟大的雅典人，他完全有资格与雅典的那些高尚的古人相提并论，他以这些古人为榜样，向他的教民们热情地推荐他们。”注1450

通过迈克尔所描述的雅典周围的蛮族化和希腊语言的堕落，可以使我们看到一些斯拉夫人影响的印记。因此，有的学者，例如Th．乌斯宾斯基依据迈克尔的著述判断：在12世纪重要的一个现象是雅典周围存在着斯拉夫公社和自由农所有制。注1451对此观点，作者不敢苟同。494

迈克尔的弟弟尼西塔斯·阿克米那图斯（或科尼阿特斯）是12世纪和13世纪初的史学泰斗。他于12世纪中期出生于弗里吉亚的科内城（Chonae）。像他的兄长一样，尼西塔斯自小被送到君士坦丁堡，在哥哥的指导下学习。哥哥献身于神学事业，尼西塔斯则选择了世俗事业。他显然在曼纽尔统治末期步入仕途，在安吉列王朝时期飞黄腾达，进入宫廷，获得了最高爵位。1204年十字军大肆洗劫首都，他被迫出走，投奔尼西亚帝国宫廷。尼西亚皇帝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对他恩宠有加，赐以高官厚禄。这使他能够在晚年潜心写作，完成史学巨著。1210年之后不久，他便死于尼西亚。迈克尔做悼词一篇，纪念亡弟。这篇催人泪下的悼词是研究尼西塔斯一生经历的重要作品。

尼西塔斯的主要著述就是那部20卷史学巨著。它涵盖了从约翰·科穆宁登基到拉丁帝国前期（1118—1206年）的历史。他的著作是后世了解曼纽尔时代、安德罗尼卡的重要统治、安吉列时代、第四次十字军以及1204年君士坦丁堡被占领这一时期的珍贵资料。此书开篇叙述约翰·科穆宁时期的部分十分简洁，结尾部分是一个小事件，因之并不完整。也许，正如Th．乌斯宾斯基所猜测，这部著作可能没有能够全部出版。注1452尼西塔斯的史著所采用的资料只有两部分，一是一些目击者的叙述，另一方面是他个人的观察。学者们对于他是否使用了约翰·辛那姆斯的作品作为自己的史料意见不一致注1453。尼西塔斯的作品语言夸张，文笔流畅，描述生动，显示了他深厚的古文学和神学功底。然而，著者本人却不这样认为，他在导言中写道：“虽然许多人对它评价甚高，但我不喜欢夸夸其谈，不喜欢卖弄文采和华而不实……我已经说过，晦涩难懂的文风有违史学原则。史学更需要简朴、自然和平铺直叙。”注1454

尽管尼西塔斯在描述各王朝的历史事件时略有偏颇，而且坚信“罗马文化”优越于西方的“野蛮文化”。不过，作为一个史学家，他的作品还是相当可信，值得深入研究的。在一部专论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的专著中，Th．乌斯宾斯基写道：“他的著作述及中世纪最重要的时代：此间，东西方紧张局势达到极限，引发了十字军远征和拉丁帝国在帝都（Tsargrad,即君士坦丁堡）的建立。仅凭这个原因，尼西塔斯也是值得研究的。他对西方十字军和东西方关系的看法具有严肃的真实性和单纯的历史感——这在西方最好的中世纪作品中也甚为缺乏。”注1455 495

除了这部《历史》之外，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可能还写过一篇关于1204年君士坦丁堡遭到拉丁人毁坏的专题论文；一些诗韵体的作品，在正式场合下赞颂几个皇帝的颂词和一部名为《正教的财富》（Θησαυρὸς ὀρθοδοξἰας）的神学论著，但这部著作没有能完全出版，它是优希米乌斯·兹加贝努斯（Euthymius Zigabernus）注1456的《正教教义大全》（Panoply）的续篇，作者对大量作家的作品进行研究后成书，旨在驳斥形形色色的诸多异端谬误。

12世纪的文化领域里还有一位杰出人物。那就是迈克尔·阿克米那图斯的老师、朋友，天才的萨洛尼卡大主教尤斯塔修斯，他是“自迈克尔·塞勒斯以来拜占庭学术界的大师”。注1457尤斯塔修斯在君士坦丁堡接受过教育，曾任圣索菲亚教堂的辅祭和修辞学教师。他的大部分著述完成于君士坦丁堡，但他的史学著作和各种题材的论文则是后来在萨洛尼卡所写的。尤斯塔修斯在君士坦丁堡的寓所是青年学生们的学校；它后来成为首都思想界和渴求知识的年轻人的活动中心。注1458作为仅次于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第二大城市萨洛尼卡的大主教，尤斯塔修斯为了提高当时教会的精神和道德水平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这使他在宗教界时常遇到敌对者的攻击。注1459出于对文化事业的关注，他不断呼吁修士们不要浪费图书馆的财富，这些呼吁十分有意义。他说：“多么悲哀！你们这些笨蛋，你们怎么能够把寺院图书馆比作你们的灵魂？既然胸无点墨，你们却要使图书馆丧失其科学手段？手下留情吧！学问家和科学的崇拜者都要使用它。前者在图书馆潜心研究后变得更加聪明；后者耻于自己的无知，通过阅读亦可以达到真理。”注1460尤斯塔修斯卒于1192—1194年之间。雅典人迈克尔·阿克米那图斯曾写作悼文一篇，沉痛哀悼这位恩师和朋友。496

作为他那个时代政治生活的敏锐的观察者、作为大胆直言修道院堕落生活的博学的神学家，作为一个不仅在拜占庭文明史上而且在古典哲学史上亦占有一席地位的博古通今、思想深邃的学者，尤斯塔修斯无疑是12世纪拜占庭文化生活中的杰出人物之一。他的遗著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他对《伊利亚特》和《奥得赛》、对品达以及其他作家的评论；另一类是在萨洛尼卡完成的著述，包括一部关于1185年诺曼人征服萨洛尼卡的史著；他的一些特别重要的信件；涉及修道院生活改革的著名专题论文；一篇曼纽尔皇帝葬礼上的演说词，等等。在对拜占庭政治和文化生活史的研究中，尤斯塔修斯的著述并没有得到人们充分利用。注1461

保加利亚阿克利达（奥赫里德）大主教塞奥菲拉克特是11世纪末和12世纪初十分杰出的神学家。他出生于埃维厄岛，曾担任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教堂的辅祭。他在著名的迈克尔·塞勒斯名下受到了极好的教育。后来，可能在科穆宁王朝阿列克修斯一世时期，他被任命为隶属于拜占庭的保加利亚阿克利达大主教。但他无法忍受保加利亚艰苦和野蛮的居住条件，念念不忘自己在君士坦丁堡的生活，并挖空心思想回到君士坦丁堡。但最终未能如愿。12世纪初，他死于保加利亚（约1108年，但具体日期不详）。塞奥菲拉克特有一些神学著述，尤以对《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的评注最为出名。然而，以现代观点来看，他最重要的文学遗产当属他的信件和著作《论拉丁人的谬误》（On the Errors of the latins）。他的所有信件几乎都写于1091—1108年，注1462对拜占庭行省生活的描写极为生动，值得特别研究。然而，从帝国内部历史的角度来看，它们尚未被彻底研究。他的《论拉丁人的谬误》显然具有与天主教会和解的倾向。注1463 497

萨洛尼卡的迈克尔是在曼纽尔统治时期从事写作生涯的。他先是担任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教堂的辅祭和福音诠释教授，后来获得了修辞大师的荣誉头衔，最后由于追随索特里库斯·潘特杰努斯（Soterichus Panteugenus）的异端教义而被判罪并被剥夺所有头衔。注1464他写过一些纪念曼纽尔的演说词，其中五篇发表；最后一篇在皇帝死后几天的葬礼上被宣读。注1465迈克尔的演说词记载了当时历史事件的重要细节。最后两篇演说词至今为止尚未被学者们采用过。

12世纪中期，拜占庭出现了一部模仿卢奇安的《冥间对话》（Dialogues among the Dead）的作品，名为《泰马利翁》（Timarion）。一般认为，这部作品的作者姓名不详。但是，泰马利翁有可能就是作者的真名。注1466泰马利翁讲述了他旅行冥界（Hades）的故事，再现了他在地府与自己碰到的亡灵之间的对话。地府里，他看见了皇帝罗曼努斯·狄奥吉尼斯、约翰·伊达路斯、迈克尔·塞勒斯，反对圣像崇拜的皇帝塞奥菲卢斯，等等。《泰马利翁》语言活泼幽默，无疑是拜占庭文学领域里模仿卢奇安最成功的作品。除了其纯文学内容外，《泰马利翁》对现实生活，如萨洛尼卡交易会的描写也非常重要。因此，这部科穆宁时期的作品对研究拜占庭的内部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注1467

科穆宁时期的另一位人物约翰·柴柴斯不仅在古典领域，而且在文学、历史和文化领域都具有相当的地位。柴柴斯死于12世纪末期。他在君士坦丁堡受过良好的语言学教育，做过语法教师。后来，他献身于文学活动并以此为生。在他的著作中，他不失时机地谈及自己的生活环境；他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在12世纪以文为生的人如何经常抱怨自己的穷困潦倒、如何屈辱地服侍富人和贵族，为他们而写作，却常常得不到应有的赞赏。有一天，他竟然沦落到几乎卖掉所有的书，手边只剩一本普鲁塔克的作品。由于没有钱，有时他手中没有必要的书籍，只好凭记忆写作，因此他的著作中对史实的记载多有谬误。他在一本书中写道：“对我来说，我的脑袋就是一个图书馆；由于无钱买书，我常常记不清作者的姓名。”注1468他在另一本书中谈到他的记忆力：“无论从前还是现在，柴柴斯的记忆力都是一流的，这是上帝的恩赐。”注1469柴柴斯确实熟悉许多古代的和拜占庭的作家。他熟悉许多诗人、剧作家、史学家、演说家、哲学家、地理学家和文学家，特别是卢奇安。柴柴斯的著述都是以韵文写成，充斥着神话和历史典故，多博证旁引、好自我炫耀，读起来晦涩难懂、乏味至极。在他的众多作品中，有一部收集了107封信的书信集。此书虽然在文字上多有瑕疵，却有助于读者了解作者的生平和收信人的生平。还有一部《史集》（Βίβλος ἰστοριῶν），共12，000多行，以所谓的民俗的或流行的韵律注1470写成，是一部带有史学和文学性质的诗作。该作品的第一位编者为便于引用，将它划分为若干个千行，即第一千行、第二千行等。所以，该《史集》又被称为《千行诗》（Chiliads）注1471。克伦巴赫认为，约翰·柴柴斯的《历史》或《千行诗》“别无他物，只是对自己信件的巨篇评论，一封信接着一封信地进行解释。其信件与《千行诗》如此接近，所以看起来像是对其信件所做的详细索引”注1472。仅此可知，《千行诗》无甚文学价值。另一位学者V．瓦西列夫斯基严厉批评道：“从文学的角度看，《千行诗》只是一派胡言乱语，但有时它们确实解释了其散文（即柴柴斯的信）中的晦暗难懂之处。”注1473约翰·柴柴斯的另一部著作是《诠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仍以世俗的韵律写成。作者将它献给皇帝曼纽尔之妻、德意志公主贝尔塔·伊琳娜。书中称她为“最具荷马精神（῾ομηρικωτάτη）的皇后”，注1474即“智慧超群的荷马，语言的大海”的最伟大的崇拜者，“明亮的满月，它的光源不会被大海的波涛所淹没，而其光源（太阳）本身的辉煌正来自于紫床”注1475。柴柴斯的目的是逐字逐句地阐释，特别是用诠释的手法解释荷马所展现的众神世界。在《诠释》一书的开篇，柴柴斯自负地说：“于是，我开始工作，用我的语言之杖敲击荷马，我将使他的作品通俗易懂，向每一个读者揭示其深邃的寓意。”注1476瓦西列夫斯基声称，这部作品不仅“淡而乏味，而且缺乏理性的意境”。注1477柴柴斯还写过另外一些关于荷马、赫西俄德的作品，对这两位作者和阿里斯托芬的作品做了一些评注（在著作的页边加以评点），以及一些诗歌等。他的作品尚未完全出版，有些似乎早已遗失。498、499

上述评论，使人们或许会问：柴柴斯在12世纪的文化活动中到底有没有什么意义。但是，考虑到他不管是怎样在满腔热忱地、勤奋地收集资料，他的作品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古典文学注释的重要资料。而且，他的治学方法和对古典文学的精通有助于我们概括科穆宁时代的文化“复兴”的一些特点。

约翰·柴柴斯的兄长、致力于文学和韵律学活动的伊萨克·柴柴斯几乎不值一提，但是，在文学领域，兄弟两人常常被相提并论，被称为“柴柴斯兄弟”，似乎两者同样重要。其实，伊萨克·柴柴斯并无任何建树。因此，最好放弃“柴柴斯兄弟”这样的提法。500

在前三代科穆宁朝皇帝、特别是约翰和曼纽尔皇帝统治时期，有一位十分重要的文学人物的典型代表——博学多才的著名诗人狄奥多尔·普洛德罗姆斯。他经常自称“贫穷的普洛德罗姆斯”（Ptochoprodromus）注1478，以唤起人们的同情，掩盖自卑感。他的各类著述为我们研究拜占庭的语文学家和哲学家、神学家和史学家提供了许多资料。尽管普洛德罗姆斯的著述已出版了很多，但仍然有相当一些收藏于东、西方图书馆中的手稿尚未被发表。现在，普洛德罗姆斯其人引起了学者们的很大争议。因为世人尚未弄清楚那些被认为是他所写作的作品究竟是不是都出于他一人之手。一派学者认为有两个叫普洛德洛姆斯的作者，另一派认为有三个同名作者，第三派认为只有一个。注1479这个问题有待于解决。也许只有与普洛德洛姆斯这一名字有关的所有文学遗产发表以后，此事才能真相大白。

12世纪上半期是普洛德罗姆姆斯文学创作的鼎盛期。他的叔叔是基辅罗斯国家的都主教（约翰二世），教名约翰。1089年的罗斯编年史说他“精通诗书，对穷人和寡妇宽厚仁慈”。注1480普洛德罗姆斯极有可能死于1150年左右。

迪尔说，普洛德罗姆斯属于君士坦丁堡的颓废者阶层。这种“文人无产者往往智力超群，温文尔雅，有的甚至蜚声文坛。但严酷的生活迫使他们卑躬屈膝，有时迫使他们走上歧途”。注1481这些潦倒的作家拼命巴结皇亲国戚和达官贵人，以求获得那些慷慨大方的主人的庇护，摆脱困境。普洛德罗姆斯的一生都在寻求庇护者，在无休止地抱怨着贫困、疾病或衰老，在祈求资助中度过。为此目的，他极尽阿谀奉承、卑躬屈膝之能事——而不问他所奉承和祈求的对象是谁。难能可贵的是，即使在最为贫困潦倒时，普洛德罗姆斯也几乎始终忠于一个人，即曼纽尔的弟媳伊琳娜。有时，普洛德罗姆斯之类的文人之处境确实很凄惨，例如，在一首据说是普洛德罗姆斯所作的诗中，作者后悔自己不是鞋匠或裁缝、抑或染匠或面包匠，因为他们至少能有碗饭吃。而他碰见的第一个人就挖苦讽刺他道：“吃你的文章，靠它们活下去吧，亲爱的！贪婪地咀嚼你的文章吧！脱下你的道袍，干活去吧！”注1482 501

收藏在普洛德罗姆斯名下的各类著述不计其数。他是一位小说家、圣徒传记作者和演说家，写过许多书信和一首占星术诗及一些宗教诗和哲学著作，也写过讽刺和幽默小品。其中许多作品都是在纪念胜利、为新生者或死者葬礼、为某些人的婚礼等写的即兴文章，这些作品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一些人物、事件以及首都下层人民的生活非常有价值。普洛德罗姆斯经常招致一些学者的严厉责备，人们说他“可怜巴巴地哭穷”，“其诗作令人一看即心生厌恶”，注1483并且说，“那些以文为生的人不配作诗弄赋”注1484。这种敌对的评论可做如此解释：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依据普洛德罗姆斯的一部最无活力的——却不幸又是最为出名的作品，即夸夸其谈的长篇韵律小说《罗丹夫和多西克勒斯》（Rhodanphe and Dosicles），来评判这位学者。学者们认为这部小说枯燥乏味，不忍卒睹。注1485这种观点当然不能作为定论。如果通盘阅读他的所有著作，包括那些散文、讽刺性对话、诽谤性文章和模仿古人如卢奇安之流的风格所写的讽刺性短诗，或许可以改变人们对他的文学活动的看法。这些作品表述了他对现实敏锐而且有趣的观察，显然对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特别是文学历史有着重大意义。普洛德罗姆斯还有一个重要成就值得注意。在他的一些著述中，特别是幽默作品中，放弃了矫揉造作的古典语言形式，采用了12世纪通用的希腊口语形式，留下了一些重要的精品。这一点尤其值得赞赏。因此，今天的优秀拜占庭学者们都承认，虽然普洛德罗姆斯有诸多不足之处，但他无疑是拜占庭文学史上的一个杰出人物，而且是“为数不多的杰出的文学和史学奇才”注1486。502

在科穆宁和安吉列时代，还有一位鲜为人知的人文主义者，名叫康斯坦丁·斯提尔布斯（Constantine Stilbes）。他受过良好教育，在君士坦丁堡做过教师，后来荣获文学大师称号。至今我们所知的属于斯提尔布斯的著述计35篇，几乎全是诗作，但都未获发表。注1487其中最著名的那首诗，描述了1197年7月25日君士坦丁堡的大火，人们首先是从他的这首诗中才知道这次大火。这首诗共938行，提供了大量关于东方帝国首都的地形、城市结构和民俗方面的资料。在另一首诗中，斯提尔布斯描写了第二年，即1198年发生的另一次君士坦丁堡大火。斯提尔布斯的作品被收藏在许多欧洲的图书馆里，而且他个人也的确值得进一步研究。注1488

在科穆宁时代，还有几位写作单调乏味的拜占庭编年史的代表人物，他们都从创世伊始开始记载人类历史。其中之一就是生活于阿列克修斯·科穆宁时期的乔治·塞德里努斯（George Cedrenus），他将自己的历史之下限定在伊萨克·科穆宁统治的开端，即1057年；在他的历史中，对于811年以后的那个时期的历史的描述几乎与约翰·斯奇利查斯（John Scylitzes）所写的编年史中描述11世纪下半期历史的文字一模一样，而斯奇利查斯的希腊文原作至今尚未发表。约翰·佐纳拉斯在12世纪编写了一部并不乏味的“显然是高水平的世界历史”注1489，其中资料来源翔实可靠，其下限至1118年约翰·科穆宁登基。康斯坦丁·曼纳苏（Constantine Manasses）在12世纪上半期，以世俗韵律形式编写的编年史，是献给曼纽尔皇帝的聪慧的弟媳伊琳娜的，其下限至1081年阿列克修斯·科穆宁登基。几年前，曼纳苏编年史的续作得以出版。它共有79节诗，简述了自约翰·科穆宁到君士坦丁堡第一位拉丁皇帝鲍德温时期的历史；它用几乎一半篇幅记载安德罗尼卡一世。注1490曼纳苏还写过一首涉及当时事件的抑扬格诗，诗名可能是《旅行日记》（Οδοιπορικόν，拉丁文为Itinerarium）。此诗于1904年出版注1491。最后一个编年史作者是迈克尔·格莱科斯（Michael Glycas），他在12世纪完成了一部世界编年史，下限至1118年阿列克修斯·科穆宁去世。503

在艺术方面，科穆宁和安吉列时代是拜占庭“第二个黄金时代”的延续。许多学者认为第二个黄金时代开始于9世纪中期，即马其顿王朝建立之时。当然，11世纪科穆宁王朝建立之前的动乱曾一度中断了马其顿时期的艺术繁荣，但随着科穆宁新王朝的开始，帝国当年的繁荣重现，拜占庭艺术似乎能够承继马其顿时期的光荣传统。但科穆宁时期流行墨守成规的形式主义。“在11世纪，我们对古典文化的感觉在衰退；天性自由让位于形式主义；文化活动趋向于神学化。这是个以精细工笔描绘肖像的时代。”注1492多尔顿在另一本书中说“进步的源泉枯竭了；机体成长的能力丧失了……在科穆宁时代的后期，神圣艺术本身成了一种仪式化的、单凭记忆的，而且几乎是创作者下意识的行为。艺术失去了火花和灵感，不知不觉地走向形式主义。”注1493

但这并不是说拜占庭艺术在科穆宁时期处于衰败状态。特别在建筑领域，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传世的杰作。在君士坦丁堡，建成了美丽的布莱舍奈（Blachernare）宫，科穆宁皇族成员从以前的“大皇宫”搬到金角湾尽头的新皇宫。新皇宫绝不次于“大皇宫”。当时的作家曾热情地描写过它。注1494被遗弃的“大皇宫”衰败了。到15世纪，它只剩下一些断壁残垣，土耳其人将它彻底毁灭。

科穆宁王朝的名字同样与许多教堂的修建或重建联系在一起，例如，君士坦丁堡的潘托克拉特教堂即建于这一时期，科穆宁王朝的约翰二世和曼纽尔一世，以及后来15世纪巴列奥洛格王朝的曼纽尔二世和约翰八世就葬于此。著名的霍拉教堂（Chora,即后来的卡里耶清真寺［Qahrieh jami］）重建于12世纪初。除首都之外，各行省也修建了一些教堂。注1495在威尼斯，圣马克教堂于1095年庄严地举行了落成典礼。该教堂的设计是依据君士坦丁堡的圣使徒教堂的模式，其镶嵌画也反映了拜占庭的影响。在西西里，切法卢、巴勒莫和蒙利尔的许多建筑和镶嵌画也都绘制于12世纪，是仿制拜占庭艺术的精品。在东方，伯利恒的圣诞教堂的镶嵌画就是东方基督教画家在1169年为皇帝曼纽尔·科穆宁制作的著名精品，是保留至今的重要艺术遗存。注1496因此，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希腊艺术的影响在12世纪都是空前的。甚至在那些预想不到的地方，在西西里的诺曼人和叙利亚的拉丁人中间，拜占庭艺术风格也一直是原初的模式，是人们追求典雅的目标”注1497。504

11、12世纪的重要拜占庭壁画出现于卡帕多细亚和南意大利；同时，在罗斯、基辅、切尔尼戈夫、诺夫哥罗德及其邻近地区，也有拜占庭艺术家制作的精美壁画。那个时代的许多艺术珍品都可在象牙雕刻、陶器和玻璃、金属制品、印章和玉雕等艺术品中发现。注1498

虽然科穆宁和安吉列时代有诸多艺术成就，然而，第二个黄金时代的初期阶段，即马其顿时期的艺术成就更具独创性，更加光彩夺目。因此，人们无法同意一位法国作者的论调：“12世纪的拜占庭虽然在政治和军事上一蹶不振。然而，帝国和基督教东方的创造力却在那时臻于顶峰。”注1499

12世纪的拜占庭文艺复兴不仅由于其自身而且对于其自身都意义重大，它是12世纪整个西欧文艺复兴的基本构成部分——这一点在C．H．哈斯金斯的《12世纪的文艺复兴》一书中得到明确的阐述。在序言中，哈斯金斯开头就写道：“对许多人来说，本书的书名似乎明显地自相矛盾。12世纪的文艺复兴！”但事实并非如此。12世纪的西欧目睹了拉丁古典文学、拉丁语言、拉丁散文和诗歌、法学和哲学、历史学的复兴；它是对希腊语和阿拉伯语文献进行翻译的时代，也是大学兴起的时代。哈斯金斯准确无误地说道：“意大利和东方与希腊文化有直接的、值得注意的联系；对希腊原著的直接翻译是古代文化传播的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更直接和更忠实的工具。这一点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注150013世纪，意大利与拜占庭，特别是君士坦丁堡的直接沟通出人意料地频繁和广泛。科穆宁王朝向罗马教宗示好的宗教计划在君士坦丁堡引起了许多争论——在皇帝面前，在那些来自西方天主教会的、欲在拜占庭首都寻求两个教会和解途径的有识之士面前。这种争论大大促进了希腊文化向西方的传播。再者，意大利商业共和国与拜占庭之间的贸易关系以及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和比萨人贸易特区，为一些意大利学者来君士坦丁堡居住，并学习希腊语、向西方传播希腊学术提供了有利条件。特别在曼纽尔·科穆宁时代，“经常有教廷使团、帝国使团、法国使团、比萨使团等来到君士坦丁堡；同时，希腊使者也不断出使西方。这使我们想起15世纪早期在意大利的希腊人”注1501。505

所有这些活动的探讨说明，科穆宁和安吉列时代的文化运动在拜占庭历史中占有光辉的一页。在前几个时代，拜占庭没有这种复兴。与当时西方的文化复兴相比，12世纪拜占庭的那种复兴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在拜占庭历史上，12世纪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第一次希腊文化复兴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