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其顿王朝的历史可分为两个时期，其重要性和持续时间各不相同。第一时期从867年到1025年，即瓦西里二世（Basil II）去世的那一年。第二时期较短，从1025年到1056年，即该王朝家族的最后一位成员皇太后狄奥多拉去世的那一年。
第一时期是帝国政治历史的最辉煌时期。拜占庭军队在其东部和北部边界上同阿拉伯人、保加利亚人、罗斯人的斗争在9世纪末和10世纪初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尽管在10世纪下半期和11世纪早期曾有过数次军事失败，但最后还是取得了胜利。尼斯福鲁斯·福卡斯（Nicephorus Phocas）和约翰·齐米西斯（John Tzimisces）统治时期帝国取得了最为伟大的军事胜利，到瓦西里二世时期达到顶峰。这一时期，小亚细亚的分裂主义运动受到镇压；拜占庭对叙利亚的影响得到加强；亚美尼亚部分地区归属于帝国，部分地区则降为帝国的附庸；保加利亚成为帝国的一个行省；罗斯人则在接受基督教后，在宗教、政治、商业和文化上与帝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一时期是拜占庭帝国最为强盛、最为辉煌的时代。巨型法典《帝国法典》（the Basilics）的公布和那些直接反对大地产制恶性发展的大量新律表现出帝国立法工作的强化与密集，以大主教佛提乌、君士坦丁·波菲罗杰尼图斯为代表的文化生活的发展，更增强了马其顿王朝第一时期的光辉及其重要性。
自1025年强大的皇帝瓦西里二世死后，帝国进入连续不断的宫廷政变和无政府时期，这导致1056—1081年的混乱局面。1081年，随着科穆宁（Comneni）家族的第一个皇帝夺取了帝位，帝国重新获得力量，内部秩序重新稳定，学术及艺术活动再度繁荣。
王朝的起源301
关于马其顿王朝的创立者源于何方的问题，主要由于史料来源不同而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希腊史料认为瓦西里一世是亚美尼亚人或马其顿人，亚美尼亚史料则确认他为纯正的亚美尼亚血统，而阿拉伯人则认为他是一个斯拉夫人。一方面，人们普遍接受“马其顿”这一王朝称呼；另一方面，一些学者仍然认为瓦西里是亚美尼亚人，还有一些人，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以前的俄国史学家们则认为他是斯拉夫人。大多数学者认为瓦西里是亚美尼亚人，后移居马其顿，因而把他的王朝称为亚美尼亚王朝。但鉴于马其顿地区有过许多亚美尼亚人和斯拉夫人，推断瓦西里出自亚美尼亚-斯拉夫的混血家族注860应是比较正确的。据一位专门研究瓦西里时代的史学家说，瓦西里的家庭可能属亚美尼亚世系，后来因为同大量定居于部分欧洲地区（马其顿）的斯拉夫人通婚而逐渐斯拉夫化了。注861更准确地说，从民族组成这个观点来看，马其顿王朝应属亚美尼亚-斯拉夫成分。近年来学者们已确定瓦西里出生在马其顿的卡里奥波利斯（Charioupolis）城。注862
瓦西里称帝前经历不凡。他来君士坦丁堡谋生时，还只是一个无名青年。由于他身材魁梧、体魄健壮、能驯服烈马而引起宫廷的注意。迈克尔三世（Michael III）听说了他的情况后就把他调进宫中作为自己的宠臣，不久又声明与他“共治”，让他在圣索菲亚教堂中加冕称帝。然而瓦西里却以暴行来报答这位皇帝的恩宠：当他注意到迈克尔在怀疑他时，便命令手下人杀掉这位大恩人，自己登上了皇位（867—886年）。他去世后，皇位传给了他的儿子，被称为哲学家和智者的利奥六世注863（886—912年在位）和亚历山大（886—913年在位）。利奥的儿子君士坦丁七世波菲罗杰尼图斯（Ⅶ Porphyrogenitus，913—959年）仍然不关心国事，把他的时间都花在阅读同时代著名学者的优秀文学作品上。政权实际上掌握在他的岳父、富有才能且又精力充沛的水军将领罗曼努斯·雷卡平（Romanus Lecapenus，919—944年在位）注864手中。944年，罗曼努斯·雷卡平的儿子们逼其父放弃权力隐退至修道院中，他们自己掌握了皇权。945年，君士坦丁·波菲罗杰尼图斯废黜了他们，于945—959年独掌朝政。他的儿子罗曼努斯二世只统治了四年（959—963年），留下了寡妻狄奥凡诺（Theophano）和两个年幼的儿子瓦西里和君士坦丁。狄奥凡诺召了能征惯战的将军尼斯福鲁斯二世福卡斯（963—969年在位）为夫，使之承继帝位。尼斯福鲁斯被害以后，皇位传给了约翰·齐米西斯（969—976年在位），他由于娶了罗曼努斯的妹妹、君士坦丁七世的女儿狄奥多拉而能够称帝。直到约翰·齐米西斯死后，罗曼努斯二世的两个儿子，即绰号为保加利亚人屠夫的瓦西里二世（Bulgaroctonus，Bulgar-Slayer,976—1025年在位）和君士坦丁八世（976—1028年在位）才开始成为帝国的统治者。国家统治权主要掌握在瓦西里二世手中，在他统治下，帝国达到强盛辉煌的顶峰。他死后，马其顿王朝开始进入衰落时期。君士坦丁八世死后，年迈的元老院议员罗曼努斯·阿吉鲁斯（Romanus Argyrus）因娶了君士坦丁的女儿佐伊（Zoë）而称帝，从1028—1034年一直统治着帝国。他死后，佐伊在56岁时，又与她的情人帕夫拉戈尼亚人迈克尔（Michael the Paphlagonian）结婚，迈克尔在佐伊的恳求下称帝，人称帕夫拉戈尼亚人迈克尔四世（1034—1041年在位）。在迈克尔四世及其侄子、另一个偶然崛起的无名小辈迈克尔五世卡拉法特斯（MichaelⅤ Calaphates）统治期间，帝国内部充斥着混乱和不满情绪，一直持续到迈克尔五世被废黜和被刺瞎。此后两个月，拜占庭帝国由再次孀居的佐伊和她的妹妹狄奥多拉构成十分特别的权力组合，执掌了皇权。同年（1042年），佐伊再次改嫁，她的新丈夫、君士坦丁九世摩诺马赫（Constantine IX Monomachus）称帝，于1042—1055年统治帝国。佐伊先于她的第三个丈夫君士坦丁·摩诺马赫去世，狄奥多拉在君士坦丁·摩诺马赫之后，成为帝国的唯一统治者（1055—1056年）。继8世纪末9世纪初著名的伊琳娜女皇统治之后，佐伊和狄奥多拉的统治成为拜占庭历史上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女人执政的实例。她们都是作为独裁者和最高统治者占据王位的，也就是说她们是“罗马人的”女皇注865。狄奥多拉在死前不久，接受宫廷党的要求，选择年迈的政治家迈克尔·斯特拉条提库斯（Michael Stratioticus）作为她的继承人。狄奥多拉死于1056年，迈克尔·斯特拉条提库斯随之登上了王位。狄奥多拉是统治时期长达一百八十九年之久的马其顿王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302、303
马其顿王朝的外交
拜占庭帝国同阿拉伯和亚美尼亚的关系
马其顿王朝的创建者瓦西里一世在外交政策上的主要问题是同穆斯林世界的斗争。由于帝国此时同东部的亚美尼亚、北部的罗斯和保加利亚、西部的威尼斯及西方〔查理帝国〕的皇帝都保持着和平的关系，因而客观环境对于帝国取得胜利极其有利。此外，突厥人的势力在阿拉伯宫廷中的影响不断加强，引起东部哈里发国家的内部纷争；868年，独立的图伦（Tulunids）王朝于埃及独立，背叛了阿拉伯哈里发帝国；北非阿拉伯人内战；陷入当地基督教居民包围之中的西班牙倭马亚王朝的困难——所有这些因素都增强了帝国在斗争中的优势。因此，瓦西里的地位非常有利于他在同东部和西部的阿拉伯人斗争中取得胜利。然而，尽管在瓦西里一世统治时期拜占庭帝国同阿拉伯人的斗争几乎一直没有间断，但它却并没有能充分利用这些有利的外部条件。
9世纪70年代初，瓦西里一世为了与保罗派（Paulicians）进行斗争，派兵进入小亚的东部，占领了保罗派的主要城市台弗瑞斯（Tephrice）。这一征服扩大了拜占庭帝国的领土，而且使得瓦西里直接面对东部阿拉伯人。在几次激战之后，双方的冲突转变成每年必然发生、却又不会产生任何本质性结果的冲突。有时希腊人获胜，有时阿拉伯人获胜，但最终，拜占庭在小亚的边界还是明显地东移了。
瓦西里同西方阿拉伯人的关系是更为严重的问题。当时西方的阿拉伯人占据着西西里岛的大部分和南意大利的一些重要地方。意大利的困境使得占据着重要城市巴里的西方皇帝注866路易二世插手其间。他和瓦西里一世结成联盟，企图把帝国西部的阿拉伯人赶出意大利和西西里岛。但这次联盟并没有成功，它很快就瓦解了。路易死后，巴里城的市民把这座城市献给了拜占庭的官员。
与此同时，阿拉伯人占领了西西里岛以南的战略要地马耳他岛，经过九个月的围困之后，于878年攻克叙拉古城。当时生活于该城的修士狄奥多西目睹了此城被困的情景，留下了重要的描述。在叙拉古被攻陷后，狄奥多西被阿拉伯人囚禁在帕勒莫。他讲道，在围困期间，饥饿困扰着这座城市，居民们不得不吃草、兽皮、骨粉，甚至于尸体，大饥饿导致大瘟疫，许多人因此丧生。注867叙拉古城失陷后，拜占庭帝国在西西里岛的许多要塞中只保留了位于东部海岸的陶罗美米乌城（Tauromemium）或称陶尔米那（Taormina）。这一损失是瓦西里对外政策的一个转折点。他全面进攻阿拉伯人的计划并没有实现。然而在瓦西里统治的后几年，帝国军队在将军尼斯福鲁斯·福卡斯的率领下占领了南部意大利的塔兰图姆城，并进一步向意大利内陆挺进，这可以被视为继叙拉古城失陷之后的一点安慰。304
瓦西里不能接受同西方帝国组成的反阿联盟出现的消极后果，遂企图与亚美尼亚国王阿舍特·巴格拉提（Ashot Bagratid）建立另外一个联盟，以击败东部的阿拉伯人。但就在此时，瓦西里去世了。尽管失去了叙拉古城，抵抗阿拉伯的战争也没有获胜，瓦西里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扩大了帝国在小亚的占有地，并且恢复了拜占庭帝国在南意大利丧失的统治地位。一位新近研究瓦西里时期的学者说：“年迈的瓦西里能够在和平中死去。他已在东部和西部完成了伟大的军事任务，同时也是文明教化的任务。瓦西里留下的是一个比其接手时更强大、更富有影响力的帝国。”注868
除与阿拉伯的关系以外，瓦西里和其邻邦所保持的和平往来均被其后继者“智者”利奥六世（886—912年在位）给破坏了。他同保加利亚人进行战争，以后者胜利告终。在战争期间，马扎尔人（匈牙利人）第一次出现在拜占庭的历史记载中。在利奥统治后期，罗斯人逼近君士坦丁堡。亚美尼亚作为帝国的盟国，不断受到阿拉伯人的进犯，却没有从拜占庭帝国那里得到预想的援助。此外，皇帝的第四次婚姻也引起了剧烈的内乱。所有这些内忧外患是使帝国同伊斯兰国家的斗争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305
利奥六世时期反对阿拉伯人的斗争大体上并不成功。在帝国东部边界的军事冲突中，阿拉伯人同希腊人互有胜负。彼此都未占到更多的便宜。在西部，穆斯林占领了位于意大利墨西拿海峡沿岸的城市雷吉乌姆（Rhegium），此后，这一海峡完全处于阿拉伯人的统治之下。902年，阿拉伯人又占领了拜占庭在西西里岛上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要塞陶尔米那。此城的陷落意味着整个西西里岛归属于阿拉伯人，因为在这一地区那些仍属于希腊人的小城市在帝国后来的历史中并未起到重要作用。在利奥六世统治的后期，皇帝制定东方政策时已不再考虑与西西里岛阿拉伯人的关系。
10世纪初的穆斯林水军表现活跃。早在9世纪末，克里特海盗就不断袭击伯罗奔尼撒沿岸和爱琴海诸岛。后来，叙利亚和克里特的水军联合行动，形成了更大的威胁。穆斯林水军在希腊的伊斯兰教徒特里波利的利奥（Leo of Tripolis）率领下，于904年攻克萨洛尼卡城，这是这一时期阿拉伯水军最为声名卓著的行动。阿拉伯人是在长期的艰难围困之后才攻克这座城市的，但他们只在此停留几天，就带着大量俘虏和丰富的战利品启程东行叙利亚。在这场劫难之后不久，拜占庭帝国才开始加强了对萨洛尼卡城的防卫。关于阿拉伯偷袭该城的详尽史料是由一位经历了整个艰难围困时期的教士约翰·卡麦尼阿提斯（John Cameniates）记录下来的。注869
阿拉伯的海上行动迫使拜占庭统治者加强水军建设。906年，拜占庭水军将领希梅里乌斯（Himerius）在爱琴海大败阿拉伯人。但在911年，利奥六世为了对抗东部阿拉伯人同克里特的阿拉伯人联合而组织的、同样由希梅里乌斯领导的海上远征探险却遭惨败。君士坦丁·波菲罗杰尼图斯精确地记载了这次远征队的组成，其中有700名罗斯人。注870
因此，在利奥六世时期拜占庭帝国同阿拉伯人的斗争是极不成功的：它在西方失去了西西里；在南意大利，继召回尼斯福鲁斯·福卡斯之后，拜占庭军队毫无进展；在海上，拜占庭水军也遭到了几次惨败。306
尽管帝国同阿拉伯人在宗教信仰上不同，在军事上也存在着冲突，但当帝国的官方文献涉及阿拉伯人时，却常使用十分友好的词汇。当时的君士坦丁堡牧首尼斯福鲁斯·米斯提克斯（Nicephorus Mysticus）在写给克里特岛上“最英明、最荣耀、最敬爱”的埃米尔的信中提到：“萨拉森人和罗马人作为整个世界的两大帝国，与日月一般永恒共存，同放光辉。仅仅由于此，即使我们有不同的生活习惯、方式和宗教，也必须像兄弟般相处。”注871
在君士坦丁七世波菲罗杰尼图斯（913—959年在位）和罗曼努斯一世雷卡平（919—944年在位）的长期统治期间，直到10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拜占庭帝国一直没能有效地打击阿拉伯人，因为帝国的所有力量都投入到对保加利亚的战争之中。幸运的是，这一时期的哈里发国家也正处于分裂之中，建立了若干分立的小王朝。然而，这时应注意到拜占庭水军的一次成功的行动：曾于904年夺取了萨洛尼卡城的帝国叛徒、海盗、的黎波里的利奥的水军于917年在利姆诺斯（Lemnos）注872被彻底消灭了。
保加利亚战争之后，希腊和阿拉伯的军队中都出现了颇有能力的将军。希腊本土的约翰·库尔库阿斯（John Curcuas）在编年史上被称为是“第二个图拉真或贝利撒留”“几乎征服了1000座城池”。曾有人写过关于他的专著，可惜没有流传下来。注873他的天才为东方世界带来了新的黎明；也正是因为他，“帝国的对东方政策似乎浸入了一种新的精神，一种自信的进取精神”注874。阿拉伯方面的优秀将领是赛伊夫-阿迪-道拉（Saif-ad-Daulah），他是统治着阿勒颇的独立的哈姆丹（Hamdanids）王朝注875中的一员。他的宫廷成为繁荣的文学活动中心，他的统治时期也被当代人称为“黄金时代”。约10世纪中期，库尔库阿斯在阿拉伯属的亚美尼亚取得许多胜利，并收复了上美索不达米亚的许多城市。933年库尔库阿斯占领了梅利特尼（Melitene）；944年，埃德萨城被迫放弃其珍贵的圣物，被称为“圣面”（mandilion，τὸ μανδίλιον）的圣迹肖像注876被大张旗鼓地运到了君士坦丁堡。这是库尔库阿斯的最后胜利。这些胜利使他成为“当代的英雄”。注877但是，由于他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令政府感到不安，最后他被免职。此时，也是罗曼努斯·雷卡平倒台之时，一个月之后，他的儿子们也被赶下了王位。君士坦丁·波菲罗杰尼图斯成为唯一的帝王。“一个时代就此结束，新的人物正阔步走上历史舞台。”注878 307
罗曼努斯·雷卡平时期也是拜占庭帝国对东方政策的重要时期。经历三个世纪的防御战争后，帝国在罗曼努斯和约翰·库尔库阿斯的领导下开始反击敌人并取得胜利。边境情况在罗曼努斯统治时期也分外不同。边境各省较少受到阿拉伯人的袭击。在罗曼努斯统治的后二十年，穆斯林侵略者只有两次越过了边境。罗曼努斯任命“帝国几代人中最杰出的战士库尔库阿斯”为总司令。“他给帝国军队带来新的精神，并率领他们胜利地进入异教徒国家……约翰·库尔库阿斯是第一位伟大的征服者，并因此而应该受到高度赞扬。这种赞扬部分应归功于罗曼努斯·雷卡平的正确判断，因而得到库尔库阿斯，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帝国经历了二十年的辉煌。”注879
君士坦丁·波菲罗杰尼图斯统治后期主要是与赛伊夫-阿迪-道拉进行殊死的斗争。尽管希腊人在几次冲突中都被击败，但斗争的结果却是帝国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北部击败了阿拉伯人，并且渡过了幼发拉底河。在这一时期的斗争中，未来的皇帝约翰·齐米西斯崭露头角。949年帝国组织的反对克里特阿拉伯人的大规模海上远征队惨遭失败，众多船只受损。在拜占庭军队中，有629名罗斯人参加了这场战役。注880但是，希腊人与穆斯林在西部、在意大利和西西里所发生的持续冲突，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不占重要地位。
约翰·库尔库阿斯和约翰·齐米西斯在东线的征战使帝国的疆界越过幼发拉底河，开创了拜占庭战胜穆斯林的新时代。法国史学家朗博（Rambaud）评价说：“瓦西里一世的所有失败都得到了补偿；通往塔尔苏斯、安条克、塞浦路斯和耶路撒冷的道路被打开了…… 君士坦丁足以为其生前以基督名义所行的伟大事业而感到欣慰。他为东方的希腊人和西方的法兰克人（即为西欧国家）开辟了十字军时代。”注881 308
在罗曼努斯二世（959—963年在位）的短暂统治期间，他的才华横溢、精力充沛的将军、未来的皇帝尼斯福鲁斯·福卡斯占领了克里特岛，摧毁了威胁着爱琴海诸岛及其沿岸居民的阿拉伯海盗的老窝。再次征服克里特岛使帝国获得了地中海上重要的战略要地和商业据点。注882随后，尼斯福鲁斯·福卡斯在帝国东方同赛伊夫-阿迪-道拉的斗争也取得了同样的胜利。在艰难的围困之后，他又暂时占领了哈姆丹王朝的所在地阿勒颇城。
以后的三个皇帝，即尼斯福鲁斯·福卡斯、约翰·齐米西斯和瓦西里二世——保加利亚人屠杀者,对穆斯林战争的胜利构成帝国军事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尼斯福鲁斯·福卡斯在他统治的六年中（963—969年），把主要精力放在东方，有时也关注一下保加利亚的敌对行为，由于罗斯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Sviatoslav）的介入，那里的局势变得更为严重。在意大利，帝国的部分军事力量被与德意志国王奥托大帝（Otto the Great）的冲突所牵制。在东方，继塔尔苏斯之后，帝国又攻克了乞里奇亚，同时，帝国水军从阿拉伯手中又夺回了重要的塞浦路斯岛。13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家雅库特（Yaqut）根据塔尔苏斯城陷落后的一些幸存者的叙述，生动地记载了一件与塔尔苏斯城陷落相关的事情。尼斯福鲁斯·福卡斯在塔尔苏斯城墙下竖立了两面旗帜，分别象征罗马土地和伊斯兰土地。他令传令官宣布，站在第一面旗帜下的人可得到一切所希望得到的：正义、公正、财产安全和身家性命、孩子、好的道路、公正的法律以及一切优惠的待遇；而站在第二面旗帜下的则是支持通奸行为、不公正的立法、暴力、敲诈的人们，他们将被没收土地和征用财产。注883
占领乞里奇亚和塞浦路斯为尼斯福鲁斯打开了通往叙利亚的道路，他开始实现自己的梦想：占领叙利亚的心脏安条克。尼斯福鲁斯侵入叙利亚之后不久就将安条克包围起来，但他看到这一围困显然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就留下军队回到了首都。在他留居首都期间，即他统治的最后一年（969年），他的士兵们攻克了安条克城，并大肆劫掠，从而实现了他的抱负。“这样，基督徒的军队重新占领了大都市安条克——壮丽的神佑城市（查士丁尼如此称呼该城），该城在古代是拜占庭在东方的竞争对手，也是伟大的主教和圣徒的城市，是宗教会议和异端繁荣之城。”注884安条克陷落不久，拜占庭军队占领了叙利亚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中心城市、哈姆丹王朝的所在地阿勒颇城。注885拜占庭将军同阿勒颇首领签订的重要协议迄今犹存，其中明确规定了划归拜占庭皇帝的叙利亚各地区的边界及其名称，它们从此将以皇帝为宗主。在被划归帝国的区域中，安条克城最为重要。阿勒颇城（阿拉伯语称Haleb）成为帝国的属国。该地区的穆斯林向帝国纳税，而基督徒则免去一切税收。阿勒颇的埃米尔答应参与帝国同那些行省中的非穆斯林的战争，并承诺要保护境内拜占庭商队的安全，保证为基督徒修复被毁坏的教堂，允许基督徒改信伊斯兰教，也允许伊斯兰教徒改信基督教。309
这一协议签于尼斯福鲁斯·福卡斯于969年被刺身亡之后。穆斯林从未受到过如此的屈辱，乞里奇亚和叙利亚的一部分以及安条克被拜占庭夺回，大部分领土置于帝国宗主权的控制之下。
11世纪阿拉伯历史学家安条克的雅希亚（Yahya）提到：穆斯林相信尼斯福鲁斯·福卡斯还能征服整个叙利亚和其他行省。这位编年史家还写道：“尼斯福鲁斯的入侵已成为士兵们喜欢的事，没有人攻击或反对这些入侵。他的军队可以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击败任何企图改变或阻止他实现其意愿的人的反抗……没有人能抵抗他。”注886当时的希腊史学家助祭利奥写道：“如果尼斯福鲁斯没有被暗杀，他可能将他的帝国（即希腊帝国）的疆界固定在东起印度西至世界尽头（即大西洋）的地域内。”注887
尼斯福鲁斯·福卡斯的西方政策是失败的。这一时期，帝国在西西里的最后一个据点被阿拉伯人攻取，至此，西西里完全被控制在阿拉伯人手中。福卡斯的继承者约翰·齐米西斯（969—976年在位）的主要任务是保住帝国在乞里奇亚和叙利亚取得的成果。在他统治之初，他不能亲自参与东部边境的军事行动，因为在北方同罗斯和保加利亚人的战争以及国内的巴尔达斯·福卡斯（Bardas Phocas）起义迫使他无力分神。他在北方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也成功地镇压了巴尔达斯·福卡斯的叛乱。而拜占庭公主狄奥凡诺嫁给德意志王位的继承者、未来的皇帝奥托二世，使意大利问题得到了解决。只有在这时，约翰·齐米西斯才得以转过身来处理东方问题。310
齐米西斯在与东方穆斯林的战斗中获得重大的胜利。关于他进行的最后一场战斗的重要史料，即他写给盟友亚美尼亚国王阿舍特三世（Ashot III）的一封信，被收入亚美尼亚历史学家、埃德萨的马休（Matthew）的作品中。注888信中表明，皇帝为了达到从穆斯林手中解放耶路撒冷的最后目标，开始了真正的十字军征伐。他的军队从安条克出发，首先进入大马士革，又南下进入巴勒斯坦，在那里，拿撒勒和凯撒里亚城自愿投降，甚至耶路撒冷也开始乞求恩典。在皇帝致阿舍特的信中还提到：“若不是居住在那里的非洲异教徒出于恐惧而躲在海岸城堡中，我们可以在上帝的帮助下进入圣城耶路撒冷，并进入耶路撒冷圣殿祈祷。”注889约翰·齐米西斯在到达耶路撒冷之前，还沿着海岸向北进军，占领了沿途许多城市。在同一封信中，他说：“腓尼基、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都从穆斯林的枷锁下被解放出来，并承认了拜占庭希腊人的权威。”注890当然这封信中多有夸张之处。比照那位安条克的基督教徒阿拉伯史学家雅希亚的可靠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到，巴勒斯坦战役的结果并不那么显赫。拜占庭军队可能根本就没有越过叙利亚的边界。注891
当拜占庭士兵返回安条克城后，皇帝齐米西斯回到君士坦丁堡，976年初去世。一个拜占庭编年史学家写道：“所有的国家都因约翰·齐米西斯的猛烈进攻而战栗；他扩大了罗马的领土，萨拉森人和亚美尼亚人纷纷逃窜，波斯人畏惧他；所有的人都向他敬献贺礼，向他讨好以乞求和平；他的军队直抵埃德萨和幼发拉底河畔，到处都是罗马人的军队；叙利亚和腓尼基也处于罗马战骑的铁蹄之下，他获得极大的胜利；基督徒们的刀剑所向披靡。”注892然而约翰·齐米西斯最后的伟大征服并没有使被征服行省合并起来，他的军队返回安条克，这里成为10世纪晚期拜占庭军队在近东的主要基地。311
在约翰·齐米西斯的后继者瓦西里二世统治时期，总体形势不利于向东方进攻政策的实行。小亚地区的巴尔达斯·斯克莱鲁斯（Bardas Sclerus）和巴尔达斯·福卡斯起义的威胁和对保加利亚连年不断的战争迫使瓦西里无力分心。在起义被镇压之后，尽管同保加利亚的战争还未结束，皇帝还是频繁地投入了同穆斯林的斗争。帝国在叙利亚的一切都受到埃及哈里发的巨大威胁，帝国附属城阿勒颇几次被敌军占领。瓦西里二世经常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叙利亚，以恢复拜占庭在当地的影响，但并未能实现进一步的征服。11世纪初，皇帝同埃及的法蒂玛朝哈里发哈希姆（Hakim）达成和平协议。此后在瓦西里统治的剩余时间内没有再同东部阿拉伯人发生激烈冲突。同时，阿勒颇也摆脱了作为拜占庭附庸的地位。
尽管瓦西里同哈里发哈希姆达成了正式的和平协议，但后者仍然时常实行残酷迫害基督徒的政策，这无疑使作为基督教皇帝的瓦西里深感懊恼。1009年，哈希姆下令破坏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和各各他（Golgotha）注893教堂。教堂中的圣物和财物被掠走，教士被驱逐，朝圣者被迫害。当时的阿拉伯历史学家、安条克的雅希亚说，哈希姆的严酷命令的执行者“竭尽全力破坏圣墓教堂，将其夷为平地”注894。惊恐的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聚集于穆斯林官府，承诺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接受伊斯兰教。哈希姆破坏教堂的命令是由他的基督教徒管理者签署的。
显然，瓦西里二世并没对受迫害的基督教徒及其避难所采取什么保护措施。在哈希姆死后（1021年）的一段时间里，穆斯林恢复了对基督徒的宽容政策。1023年，耶路撒冷牧首尼斯福鲁斯被派到君士坦丁堡，宣布圣墓教堂和所有在埃及和叙利亚的教堂都将被重建，圣物业已归还给基督教徒。一般情况下，基督徒在哈里发统治区是安全的。注895当然在这样短的时间如此迅速地重建教堂是夸张的说法。312
在西方，西西里的阿拉伯人不断侵袭南意大利，而拜占庭政权被其他问题所纠缠也无暇顾及。德皇奥托二世（与拜占庭皇帝有亲戚关系）曾干涉意大利事务，取得了对阿拉伯人斗争的一些胜利之后，仍以惨败结束。瓦西里二世在他统治末期，开始计划对西西里进行大规模的再征服，但他却死于备战期间。
瓦西里二世死后，帝国陷入混乱，使得穆斯林敢于发动一系列进攻，并在阿勒颇地区取得特别的成功。帝国年轻而有才华的将军乔治·马尼阿西斯（Maniaces）多少改变了这种情况，他在11世纪前30年代前期占领了埃德萨，拿走了此地的第二圣迹——一封伪造的耶稣基督写给埃德萨国王阿布戈尔（Abgar）的信。注896该城陷落后，皇帝罗曼努斯三世向穆斯林提出了和谈条件。其中前两条关系到圣城耶路撒冷，值得特别注意。其一，基督徒应该有权重建一切被毁坏的教堂，帝国将由国库出资修复圣墓教堂。其二，皇帝有权指派耶路撒冷的主教。由于双方在某些条款上存在异议，谈判进行了很长时间。哈里发似乎也不反对前两项要求。在1036年达成的最后协议中，规定皇帝有权用自己的钱修复圣墓教堂。注8971046年，波斯旅行家拿西尔-伊-库斯劳注898参观了被修复的教堂，描述了它的宽敞恢弘，说它可容纳8，000人。他还说，大教堂的建造使用了最精巧的技术、色彩丰富的大理石及高明的装饰及雕刻艺术，教堂内部到处都是装饰画和金色的织锦缎。波斯旅行家这篇传奇性的记载中甚至说，皇帝本人也到过耶路撒冷，他是秘密私访，没人能认出他来。这位波斯旅行家写道：“在哈希姆统治埃及的时候，希腊的皇帝就曾以这种方式到过耶路撒冷。当哈希姆得知他来到的消息后，派人找来一个侍从说：‘你在圣城清真寺中可看到一个如此这般长相的人，看到他后你就上前靠近他，对他说：是哈希姆派你去那里的，否则他会以为哈希姆居然不知道他的到来；但是要向他问好，因为我对他没有恶意’”。注899 313
尽管乔治·马尼阿西斯在几次战斗中都取得了胜利，但帝国对西西里的收复计划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参加征服西西里行动的有曾为帝国服务的瓦拉几亚-罗斯人兵团。斯堪的纳维亚传说中的著名冒险英雄哈拉尔德·哈德拉德（Harald Haardraade）也参加了这次战斗。到11世纪中期，帝国又开始面对新的敌人塞尔柱突厥人。它是拜占庭帝国后期的主要敌人。
这样，在马其顿王朝时期，尽管瓦西里二世死后曾有一段混乱时期，但由于约翰·库尔库阿斯、尼斯福鲁斯·福卡斯、约翰·齐米西斯和瓦西里二世的努力，帝国东部边境曾远达幼发拉底河和叙利亚。安条克也曾是拜占庭领土的一部分。这是拜占庭同东方穆斯林关系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同一时期，拜占庭帝国同亚美尼亚的关系有了重要的向友好方向的发展。几世纪以来，亚美尼亚一直是罗马和波斯争夺的焦点。两大帝国自古以来为之相争不休的结果，终于使亚美尼亚于4世纪末被瓜分。其西部较小的部分和狄奥多西城（现在的埃尔祖鲁姆）归罗马帝国；东部大部分地区则落入萨珊波斯之手，而且在东方，人们称之为波斯属亚美尼亚（Persarmenia）。按照一位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亚美尼亚在政治上划分为“东、西两部分，导致在拜占庭和伊朗不同统治下的亚美尼亚人的生活在文化上产生分化”。注900查士丁尼大帝在亚美尼亚进行了重要的军事和行政改革，其目的是要破坏一些残留的地方习俗，把亚美尼亚变成帝国的一个普通行省。
7世纪时，阿拉伯人征服叙利亚并击败波斯后，又占领了亚美尼亚。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和阿拉伯人的史料对此记载不一。亚美尼亚人后来利用哈里发国家内乱，无暇关注亚美尼亚事务之机，多次试图发动起义打碎新的枷锁，但这些起义受到残酷镇压。据马尔（N.Marr）说，在8世纪初，亚美尼亚完全被阿拉伯人摧毁了；“封建领主们被残酷地消灭，基督教的一切辉煌建筑均被毁于一旦，总之，几个世纪以来所有的文化成就都化为乌有”注901。314
9世纪中期，阿拉伯哈里发意识到在同拜占庭帝国的斗争中需要亚美尼亚的帮助，遂给予亚美尼亚的统治者，巴格拉提家族的阿舍特以“王中之王”（Prince of Princes）的称号。阿舍特的英明统治得到普遍认可，9世纪末哈里发又封他为国王，于是由巴格拉提王朝统治下的亚美尼亚王国正式建立起来。此消息在瓦西里一世死前不久传到拜占庭，他立刻赠给这位新王同等的荣耀，送给他一顶王冠，并且与之签订了友好的联合协议。瓦西里在信中称阿舍特为亲爱的儿子，并使之相信在所有国家中，亚美尼亚将永远是帝国最亲密的盟友。注902这清楚地表明，皇帝和哈里发都希望同巴格拉提王朝的阿舍特建立反对另一方的联盟。注903
阿舍特死后带来的混乱局面迫使穆斯林干涉亚美尼亚内部事务。仅在10世纪早期“铁腕”（“the Iron”）阿舍特二世的统治时期，注904亚美尼亚才在拜占庭军队和伊庇利亚（即格鲁吉亚）国王的帮助下，在一定程度上清除了国土上的阿拉伯人。阿舍特二世亲自访问了君士坦丁堡罗曼努斯·雷卡平的宫廷，并受到凯旋式的欢迎。他是第一位获得“沙赫”（Shahinshah，即“王中之王”）称号的亚美尼亚国王。他的后继者阿舍特三世在10世纪后半期正式迁都到阿尼，此后又在那里建了许多宏伟的建筑物，后该城发展成为一个繁华的文明中心。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俄罗斯的境内还保存着阿尼旧城的废墟，俄罗斯学者马尔在此地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发掘，并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它不仅从总的方面有利于对亚美尼亚史和高加索人民的文明进行研究，而且它清楚地表明了拜占庭对基督教东方的影响。315
由塞尔柱突厥人入侵所造成的亚美尼亚内部纷争迫使瓦西里二世在结束了对保加利亚战争后转而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于是，亚美尼亚的一部分归属于帝国，另一部分则被置于附庸的地位。帝国东方边境的这一新的扩展，是这位年迈的皇帝在其积极而卓有成就的统治时期取得的最后一次军事胜利，注905为此，君士坦丁堡为瓦西里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凯旋式。11世纪40年代，在君士坦丁九世摩诺马赫统治下，亚美尼亚的新都阿尼被拜占庭帝国接管，从而结束了巴格拉提王朝的统治。该王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被带到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作为他在卡帕多细亚失去的王国的补偿，他得到了一笔养老金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一处宫殿。然而拜占庭帝国并不能维持在亚美尼亚的统治，亚美尼亚人对于中央政府的行政统治和宗教政策极度不满。此外，驻亚美尼亚的拜占庭军队大部分被召回到欧洲保卫君士坦丁·摩诺马赫，先是被他用来镇压利奥·托尼基奥斯（Leo Tornikios）的叛乱，后来又被用来抵抗帕齐纳克人（Patzinaks，亦称佩彻涅格人［Pechenegs］）的进攻。突厥人借此机会逐渐蚕食吞并了亚美尼亚。
拜占庭帝国同保加利亚和马扎尔人的关系
马其顿王朝统治时期与保加利亚的关系对帝国而言是极其重要的。尽管在保加利亚王西梅恩统治时期，保加利亚成为拜占庭帝国的劲敌，甚至威胁到帝国的首都和皇帝的权力，但马其顿王朝还是彻底地使这个王国屈服于帝国，并成为拜占庭的一个行省。
瓦西里一世统治时期，帝国同保加利亚国家保持着和平关系。迈克尔三世死后，保加利亚教会和希腊教会之间关于恢复联合的谈判取得了可喜成果。鲍里斯国王甚至送他的儿子西梅恩到君士坦丁堡接受教育。这种友好关系对双方都有利。瓦西里在解除了北方威胁后，便倾其全力在小亚细亚腹地同东方的阿拉伯人和意大利的西方穆斯林进行斗争。鲍里斯则需要和平以致力于国家内部建设，该王国此时接受了基督教不久。316
利奥六世继位（886年）以后，由于关税上的争端使保加利亚的贸易受到严重损害，双方的和平关系遭到破坏。当时保加利亚的统治者是鲍里斯的儿子、著名的国王西梅恩。他“对知识的热爱使他反复阅读古人的作品”注906，他为其王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做了许多事情。他要实现其宏伟的政治目标需要拜占庭帝国付出代价。利奥六世意识到他没有能力同西梅恩对抗，因为拜占庭军队正忙于同阿拉伯人交战，故而寻求野蛮的马扎尔人的帮助。后者同意从北部突袭保加利亚以分散西梅恩对拜占庭边境的注意力。
这是欧洲历史上极其重要的时刻。在9世纪末，马扎尔人（Hungarians，Ugrians；拜占庭史料常称其为突厥人，西方史料有时称其为阿瓦尔人注907）第一次卷入欧洲国家的国际关系之中。正如格罗特（C.Grot）所指出的：“以最文明的国家拜占庭的一个同盟者身份首次出现在欧洲军事舞台上的，是马扎尔人。”注908在开始时的几次交战中，西梅恩被马扎尔人击败，但西梅恩显示出其应付紧急情况的才能，他一方面与拜占庭谈判以赢得时间，乘机赢得了帕齐纳克人与之联手。在帕齐纳克人的帮助下，他打败了马扎尔人，并迫使他们向北退至多瑙河中游一带，即后来他们建立了国家的地区。获胜后，西梅恩又向拜占庭进攻。在一次决定性的战斗胜利后，他抵达君士坦丁堡城下。失败了的皇帝与西梅恩议和，保证不再与保加利亚为敌，并且每年送贵重礼品给西梅恩。
在904年阿拉伯人包围、掠夺了萨洛尼卡之后，西梅恩迫切希望将这一城市并入他的王国。利奥六世只是以割让其国土上其他地区领地的方式才使西梅恩的这一愿望没有得逞。保加利亚和拜占庭帝国在904年所立的界碑仍然存在，碑上刻有两国间的协议,注909对此，保加利亚历史学家兹拉塔尔斯基（Zlatarsky）评论道：“根据这一协议，此前一直属于拜占庭帝国的马其顿南部和阿尔巴尼亚南部的所有斯拉夫土地，从此时开始（904年）成为保加利亚王国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由此条约，西梅恩将巴尔干半岛上的斯拉夫人均统一在保加利亚王权之下，这些斯拉夫人奠定了保加利亚国家最根本的形态。”注910从该条约签署到利奥统治结束，保加利亚和拜占庭帝国再也没有发生冲突。317
从利奥六世去世到927年保加利亚国王西梅恩去世，在拜占庭帝国与保加利亚国家之间几乎是连年战争，西梅恩极其渴望攻克君士坦丁堡。牧首尼古拉斯·米斯提克斯曾送给他一封“不是用墨而是用泪水”注911写成的乞怜信，但仍无济于事。牧首也曾试图威胁西梅恩，告诉他帝国将同罗斯人、帕齐纳克人、阿兰人和西突厥人，即马扎尔人和匈牙利人结盟。注912但西梅恩非常清楚这种计划中的联合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这些威胁对他不能奏效。保加利亚军队数次击败希腊人，特别是917年的战斗，希腊损失惨重，当时拜占庭军队驻扎在靠近安奇阿鲁斯（Anchialus，在色雷斯）的阿奇鲁斯（Achelous）河边。历史学家助祭利奥在10世纪末期参观了这一战争的遗址，他写道：“直到现在，人们在安奇阿鲁斯还能看到成堆的遗骨，罗马军队在这里企图溃逃，却耻辱地被砍成碎片。”注913阿奇鲁斯战役之后，通向君士坦丁堡的大门向西梅恩打开了。但918年，保加利亚军队却忙于应付塞尔维亚战事。注914919年，机智而精力充沛的海军将军罗曼努斯·雷卡平称帝。同时，保加利亚军队急速南下抵达达尼尔海峡注915，并于922年占领了亚得里亚堡（Odrin）。这样，保加利亚军队一方面意欲出兵希腊中部，另一方面则指向君士坦丁堡城下，并扬言随时可能将其占领。皇帝在郊外的宫殿被烧毁。同时，西梅恩企图同非洲的阿拉伯人结成联盟，共同攻击君士坦丁堡。除君士坦丁堡和萨洛尼卡以外，整个色雷斯和马其顿都处于保加利亚的控制之下。君士坦丁堡的俄罗斯考古所在保加利亚东北阿帕巴（Aboba）附近的考古发掘中挖掘出几根石柱，它们是用于建造保加利亚王宫附近大教堂的；它们的历史意义在于上面刻有西梅恩征服过的拜占庭城市的名称。由于他在巴尔干半岛上拥有了曾经属于拜占庭的大部分领土，所以西梅恩自称为“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的皇帝”。318
923年或924年，罗曼努斯·雷卡平和西梅恩在君士坦丁堡城下举行了历史上著名的会晤。皇帝乘游艇先到，西梅恩则自陆路来。两位君主彼此问候后，开始会谈，罗曼努斯当时的谈话记录被保留下来。注916会谈在某种意义上达成了停战协议，虽然罗曼努斯必须付给西梅恩年贡，但协议条款并不苛刻。考虑到新形成的塞尔维亚王国的威胁，西梅恩也不得不从君士坦丁堡撤军。此时塞尔维亚王国正在同拜占庭谈判。而西梅恩同阿拉伯人的谈判却并没有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后来他又重新组织一次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却遗憾地死于备战期间（927年）。
保加利亚的领土在西梅恩时代大肆扩张，从黑海沿岸到亚得里亚海沿岸；从多瑙河下游至色雷斯和马其顿中部，远及萨洛尼卡。由于这些成就，西梅恩的名字对于斯拉夫统治者企图取代巴尔干半岛上的希腊人的统治的第一次尝试具有重要意义。
温和的彼得继承了西梅恩的王位，并与帝国联姻建立了联系。帝国与他所签订的和平协议承认了他的王位，也承认了西梅恩所建立的保加利亚主教区。两国的和平大约持续了四十年。在保加利亚人的一系列辉煌胜利之后，此和平条约对拜占庭很有利，“实际上可以认为保加利亚已衰落了”注917。这一条约体现了罗曼努斯·雷卡平英明政策的真正成功。西梅恩时代的“大保加利亚”在彼得统治下因内部纷争而分裂。随着保加利亚政治势力的衰落，马扎尔人和帕齐纳克人于934年侵入色雷斯，并深入到君士坦丁堡。943年，他们再次出现在色雷斯。罗曼努斯·雷卡平同他们缔结了五年和平条约，在他死后，该条约又被重订并持续到君士坦丁·波菲罗杰尼图斯统治时期结束。注918到10世纪后半期，马扎尔人对巴尔干半岛又进行了数度入侵。保加利亚的衰落十分有利于拜占庭帝国。尼斯福鲁斯·福卡斯和约翰·齐米西斯与保加利亚人进行了不断的斗争，并由于尼斯福鲁斯·福卡斯的邀请，得到罗斯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Sviatoslav）的援助。罗斯军队在保加利亚的胜利把斯维亚托斯拉夫带到帝国边境，这令帝国皇帝深感不安。因为罗斯军队后来已推进到拜占庭的领土上了。一位早期罗斯编年史家说，斯维亚托斯拉夫“几乎到达了帝都（Tzargrad）（君士坦丁堡）城下”注919。约翰·齐米西斯以保护保加利亚免遭新征服者蹂躏为借口率领大军抗击罗斯人。他打败了斯维亚托斯拉夫，征服整个东部保加利亚，并俘获保加利亚全部王室成员。这样，在约翰·齐米西斯时代帝国完成了对东部保加利亚的合并。319
约翰·齐米西斯死后，保加利亚人利用帝国内乱举行起义反对拜占庭统治。这一时期的杰出领导人是西部保加利亚的统治者萨穆尔（Samuel），他可能是新王朝的创建者，“也是第一保加利亚帝国杰出的统治者之一”注920。瓦西里二世同萨穆尔的长期斗争对拜占庭帝国不利，因为拜占庭的主要军力都在东方。萨穆尔征服了许多地区并自称保加利亚国王。直到11世纪早期，局势才转而有利于瓦西里。他对待保加利亚人是如此残酷，以至于得到“保加利亚人的屠夫”（“Bugaroctonus”）的绰号。当萨穆尔看到14，000名保加利亚人被瓦西里二世弄瞎，并送回故土时，这可怕的场景使他受惊而死。萨穆尔于1014年死后，保加利亚人根本无力反抗希腊人，不久就被拜占庭帝国征服。1018年，第一保加利亚王国灭亡，成为拜占庭帝国的一个行省，被帝国官员所统治，但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内部自治权。320
约在11世纪中期，在彼得·德里彦（Peter Delyan）领导下，保加利亚爆发了反对拜占庭帝国的起义，后被镇压，保加利亚的自治权也被取消。在拜占庭统治时期，希腊文化逐渐渗入到保加利亚人居住的地区，但保加利亚人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到12世纪第二保加利亚王国成立时达到极盛。
据奥地利史学家记载：“1018年保加利亚王国的衰落是11世纪，也是整个中世纪最重要、最具有决定性的事件。罗马帝国（拜占庭）再次崛起，其领土扩展至亚得里亚海与黑海之间、多瑙河至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广大地区。”注921
拜占庭帝国与罗斯
马其顿王朝时期，罗斯同拜占庭的关系相当活跃。据罗斯编年史家记载，智者利奥六世统治期间，罗斯大公奥列格（Oleg）在907年率水军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城下，在大肆掠夺该城市郊并杀了许多人之后，奥列格迫使拜占庭皇帝同他谈判并达成协议。尽管在拜占庭、西方、东方的史料中至今仍没有发现有关这次远征的记载和奥列格的名字，但罗斯编年史家的近乎传说的详细记载却是以历史事实为基础的。907年草签的协议很可能在911年的正式协议中得到承认。据这位古时的罗斯史家的记载，该条约给罗斯人提供了重要的商业特权。注922
助祭利奥的著名历史是10世纪后半期最有价值的资料，其中有一段记述，即使现在也可被视为希腊资料中发现的唯一关于奥列格和议的线索，但却没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是助祭利奥所记述的、约翰·齐米西斯对斯维雅托斯拉夫的威吓：“我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父亲伊戈尔的失败；他撕毁了誓约（τάς ἐνόρκους σπονδάς），率大军和水军从海上进攻帝国城市。”注923这里的“誓约”是指伊戈尔即位以前帝国与罗斯所签的和约，必定就是俄罗斯编年史家所记的奥列格的协议。拜占庭史料记载，从10世纪早期起就有附属于拜占庭的罗斯军队，911年协议的相应条款中（如同罗斯编年史家所记载的那样），也规定，如果罗斯人愿意，可以参加拜占庭帝国的军队。注924将以上两种资料对比起来看，将是很有趣的。321
1912年，一位美国犹太学者舍赫特（Schechter）将10世纪有关卡扎尔人-罗斯人-拜占庭人关系的犹太文中世纪零散资料编辑起来并译成英文。这一文献的特别重要之处在于它提到了“罗斯国王Helgu（即奥列格）”的名字以及有关他的一些新资料，他远征君士坦丁堡失败就是其中之一。注925此文献中所存在的年代学和地理学上的难点仍处于研究的初期阶段，因而还难以对其过早地做出明确的判断。但无论如何，此文献的公开促使人们对古老的罗斯编年史中奥列格的历史加以重新审视。322
在罗曼努斯·雷卡平时期，罗斯大公伊戈尔两次进攻帝都。他的名字不仅被载入罗斯史料之中，而且也被保留在希腊文和拉丁文史料之中。他在941年的首次进攻中，率领庞大的水军驶往黑海的比提尼亚沿岸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罗斯人在此海岸大肆掠夺，并沿着该海峡的亚洲一岸向赫里索波利斯（Chrysopdis，现在的斯库塔里，面对君士坦丁堡）进军。伊戈尔的这次远征以彻底失败告终，大批罗斯水手被希腊火摧毁，残余的水军则逃回北方，被希腊人俘获的罗斯战俘被处死。
944年，伊戈尔开始他的第二次远征，其规模远远超过前一次。罗斯编年史家记载，伊戈尔组织了由“瓦拉几亚人、罗斯人、波良人（Poliane）、斯拉夫人、 克里维齐人（Krivichi）、提沃尔齐人（Tivertsy）和帕齐纳克人”组成的大军。注926拜占庭皇帝对伊戈尔的备战规模感到恐慌，遂派自己的最好的一些贵族（boyars，波雅尔）担任使节去伊戈尔和帕齐纳克人那里，送给他们贵重礼物，并承诺伊戈尔将给他与奥列格所获的同样数量的年贡。尽管如此，伊戈尔还是向君士坦丁堡挺进。但是当他行进到多瑙河岸时，他与自己的亲兵们（Druzhina）商量后，决定接受帝国提出的条件，返回基辅。第二年，希腊人与罗斯人签订了条约。与奥列格的条款相比，这次罗斯人在该条约中所获较少。这一和平协议据说将“与日月同存，与天地共在”。注927
该条约所议定的友好关系在君士坦丁七世波菲罗杰尼图斯在位时的957年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一年，俄罗斯女大公奥尔加（Olga，即Elga）来到君士坦丁堡，受到皇帝、皇后及王储的热烈欢迎。关于欢迎她的详情记载在10世纪名著《拜占庭宫廷礼仪》注928中。尼斯福鲁斯·福卡斯与约翰·齐米西斯同罗斯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关系在前文对保加利亚战争的有关叙述中则已经讨论了。323
“保加利亚人的屠夫”瓦西里二世与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Vladimir）的关系更为重要，后者的名字与罗斯人接受基督教紧密相联。10世纪最后十年，皇帝及其王朝都处于危急之中。反对瓦西里的起义领袖巴尔达斯·福卡斯几乎赢得了整个小亚细亚的支持并逼近首都；与此同时，帝国北部行省则处于保加利亚人入侵的威胁之中。瓦西里向北方的弗拉基米尔请求帮助，与他建立了同盟关系，条件是，弗拉基米尔派6，000名士兵帮助瓦西里，瓦西里将其妹安娜公主嫁给弗拉基米尔，同时，弗拉基米尔还须接受并向其民众传播基督教。这样，在辅助的罗斯军团即所谓“瓦拉几亚人-罗斯人亲兵团”的帮助下，巴尔达斯·福卡斯的叛乱被镇压，领导者被处死。可是瓦西里显然不愿意履行诺言来安排他妹妹安娜与弗拉基米尔的婚事。于是罗斯大公包围并占领了拜占庭帝国在克里米亚的重镇克尔松（Chersonesus，或 Korsun），强迫瓦西里屈服，以履行他的诺言。弗拉基米尔终于受洗并同拜占庭公主安娜结了婚。至于罗斯人的皈依基督教发生在988年还是989年，并没有定论。有的学者认为是前者，也有的承认后者。此后在罗斯和拜占庭帝国之间建立了和平、友好的关系，并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在两国之间进行着广泛的自由贸易。
据君士坦丁·摩诺马赫统治时期的史料记载，1043年，君士坦丁堡的 “斯基泰（Scythian）商人 ”（即罗斯人）和希腊人发生了争执，一名罗斯贵族在争执中被杀。注929这可能是被罗斯人用来发动对拜占庭帝国战争一个充足理由。罗斯大公智者雅罗斯拉夫派他的长子弗拉基米尔率领大批船只和军队前往拜占庭海岸。罗斯水军几乎被帝国军队用希腊火彻底歼灭，余部仓慌撤退。注930这是中世纪史上罗斯人对君士坦丁堡的最后一次进攻。由于突厥部族波罗伏齐人于11世纪中叶以后出现在今俄罗斯南部的大平原上，使这一地域的民族成分发生了变化，俄罗斯与拜占庭不可能再有直接的关系。324
帕齐纳克问题
11世纪，希腊史料中的帕齐纳克人，或是罗斯编年史家笔下的佩切涅格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极大地影响着帝国的命运。甚至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前不长的一段时间内，帕齐纳克人的短暂而野蛮的历史还——仅一次——在世界历史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拜占庭帝国很早就知道了帕齐纳克人。约在9世纪的某一时期，帕齐纳克人就定居在现在的瓦拉几亚地区、多瑙河下游的北部以及罗斯南部平原上。因此，它的领土自多瑙河下游伸展到第聂伯河沿岸之间，有时还能超出这一界限。它在西部与保加利亚王国的边界是确定的，但在东部却没有明确的疆界，因为帕齐纳克人总是不断受到其他野蛮游牧部落，尤其是乌齐人（Uzes）、库曼人（Cumans）或波罗伏齐人的压力而向西退却。帕齐纳克人、乌齐人和库曼人都起源于突厥部族，因而是塞尔柱突厥人的同族，而后者在11世纪就开始威胁拜占庭在小亚的领地。现在残存的库曼语词典清楚地表明库曼人或波罗伏齐人的语言同其他突厥部族的语言极其相近，双方只是在方言上有所不同。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帕齐纳克人与塞尔柱人的亲缘关系是极其重要的。
拜占庭统治者把帕齐纳克人当作自己最重要的北方邻国，因为它是保持帝国同罗斯认、马扎尔人和保加利亚人之间均势的基本因素。君士坦丁·波菲罗杰尼图斯在其写于10世纪的著作《论帝国行政》一书中对帕齐纳克人颇费了一些笔墨。他还把这本书送给他的儿子——王位的继承者罗曼努斯，建议罗曼努斯为了帝国的利益，首先要同帕齐纳克人保持和平、友好的关系。只要帕齐纳克人与帝国保持友好关系，罗斯人、马扎尔人、保加利亚人就不能进攻帝国。君士坦丁在这本书中所记载的许多情况证明帕齐纳克人充当了帝国在克里米亚地区（克尔松军区）同罗斯人、卡扎尔人和其他邻国进行贸易的商业中介。注931所以10世纪的帕齐纳克人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对帝国都是十分重要的。325
10世纪后半期和11世纪早期，情况有了变化。约翰·齐米西斯征服了东保加利亚，瓦西里二世继续征服直到将整个保加利亚纳入帝国统治。以前的保加利亚处于帝国和帕齐纳克人之间，现在，帕齐纳克人则成为帝国的直接邻国。帝国的这些新邻居帕齐纳克人强大势众、富有侵略性，帝国难以抗拒在波罗伏齐人压力下引起的帕齐纳克人的猛攻。11世纪的教会作家、保加利亚的塞奥菲拉克特（Theophylact）谈到了他称之斯基泰人的帕齐纳克人的入侵：“他们的进攻快似闪电；他们的撤退笨重但却同样迅速；沉重的掠夺品并不能影响他们的速度…… 更可怕的是他们人数众多，远胜于春天的蜂群，没有人能说得清那是几千、几万，他们的数量无以计数。”注932显然在11世纪中期以前，帝国并没有理由畏惧帕齐纳克人，但到了11世纪中期，当他们越过多瑙河以后，形势就变得危险了。
V.G.瓦西列夫斯基是众多历史学家中清楚地阐明帕齐纳克人重要历史地位的第一人。1872年，他写下了帕齐纳克人对拜占庭领土入侵的情况：“这一事件对人类历史意义重大，但却被现在的史学著作所忽略。其后果几乎同引起民族大迁徙的西哥特人越过多瑙河一样重要。”注933
君士坦丁·摩诺马赫（1042—1055年在位）把保加利亚的一些地区划给帕齐纳克人居住，并把多瑙河沿岸的三个重要堡垒给了他们，以使他们能保护帝国领土不受居住在对岸的同族人的进攻。抵抗罗斯大公们的进犯成为帕齐纳克人定居者的职责。
但是在多瑙河北岸的帕齐纳克人仍然持续南下。在入侵早期，有大批人渡过多瑙河（一些史料认为有800，000人）注934来到亚得里亚堡，而少部分人到达君士坦丁堡。但君士坦丁·摩诺马赫的军队能够阻击这群人并且给他们以沉重打击。到君士坦丁统治末期，抵制帕齐纳克人的入侵则更为困难了。拜占庭皇帝组织了一次征讨，但导致全军覆没。“在这个可怕的屠杀之夜，溃败的拜占庭军团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就被野蛮人所歼灭；只有少部分人通过某种方法得以逃生，来到亚得里亚堡。以往所有的胜果都丧失殆尽。”注935 326
这次彻底失败使帝国无力再组织同帕齐纳克人的新的斗争，皇帝不得不出高价购买和平。他的厚礼诱使帕齐纳克人允诺和平地住在巴尔干半岛北部各省境内。帝国也授予帕齐纳克人王公们以拜占庭宫廷显贵的头衔。这样，在马其顿王朝后期，尤其在君士坦丁·摩诺马赫时期，帕齐纳克人成为帝国北部最危险的敌人。
帝国与意大利及西欧的关系
这一时期意大利发生的主要事件是阿拉伯人在西西里和南意大利获得的成功。在9世纪中期，圣马克共和国（即威尼斯）彻底摆脱了拜占庭帝国的束缚，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帝国与这个新国家后来在相互尊重各自独立自主权的前提下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如在瓦西里一世时期所做的。9世纪时，他们在许多方面，如在同入侵的西阿拉伯人和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斯拉夫人斗争方面有着共同利益。
从瓦西里一世开始，他与路易二世之间的主要通信被保存下来。从信中可以看出这两个统治者就路易二世所采用的帝号是否合法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因而，直到9世纪后半期，800年的加冕结果仍然是一个敏感事件。尽管一些史学家断言路易二世给瓦西里的信是伪造的，注936但近代的史学家并不认可注937。瓦西里同路易二世结盟的企图失败了。但在他统治末期，拜占庭对巴里和塔兰图姆的占领及尼斯福鲁斯·福卡斯在南意大利对阿拉伯人的胜利都增强了拜占庭在意大利的影响。意大利的小块领地，如那不勒斯公爵领地、贝尼文托、斯波莱托、萨莱诺公爵领地以及其他公国，对待帝国的态度总是视帝国与阿拉伯人战争的进程而定。教宗约翰八世由于充分认识到阿拉伯人对罗马的威胁，所以无视最近同东方教会的分裂，仍积极同瓦西里一世谈判。为了实现与东方帝国结成政治上的同盟，教宗表明他随时准备做出许多让步。有些学者甚至提出秃头查理死后（877年），西方皇位空缺了三年半是由于教宗约翰八世有意拖延加冕时间，以避免伤害拜占庭皇帝的感情，罗马人太需要他们帮助了注938。
利奥六世时期，拜占庭在意大利的领土被划分为两个军区：卡拉布里亚（Calabria）和隆格巴迪亚（Longobardia）。卡拉布里亚军区是大西西里军区的残余部分，因为自叙拉古和陶尔米那陷落后，西西里就完全受阿拉伯人的控制。拜占庭军队在意大利的胜利使利奥六世明确地把隆格巴迪亚从凯法利尼亚岛（Kephallenia）军区，即爱奥尼亚群岛中分离出去，并使它成为一个独立的军区。由于连年战争，而拜占庭军队又经常败北，卡拉布里亚和隆格巴迪亚的边界经常发生变化。随着10世纪拜占庭在南意大利影响的增强，希腊修道院和教会的数量也显著增加，其中有一些成为后来的文化中心。
同一世纪，拜占庭帝国同南意大利还面临着一个新崛起的竞争者，即962年由教宗约翰十二世在罗马加冕的德意志统治者奥托一世。历史上他以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创建者而著称。奥托一世得到帝王称号后，又渴望成为整个意大利的统治者。当然，这直接侵犯了拜占庭的利益，尤其是隆格巴迪亚的利益。奥托同东部皇帝尼斯福鲁斯·福卡斯谈判，后者当时还梦想与奥托结成反阿拉伯的联盟，谈判进展缓慢；奥托却突然向意大利南部的拜占庭行省发动进攻，但并未成功。
为了同东部皇帝进一步谈判，德意志统治者派出他的使者、曾在君士坦丁·波菲罗杰尼图斯统治时期在拜占庭宫廷任过使节的克雷莫诺主教留德普兰德（Liudprand）前往君士坦丁堡。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的人们并没有给他以应有的尊重，他受到极大的侮辱。后来他带着恶意诽谤的态度记载了他的第二次君士坦丁堡之行，同第一次的带着敬意的记载恰成对比。从他的第二部著作、通常被称为《君士坦丁堡出使记》的记载中，可以看到拜占庭皇帝还在继续争论西方统治者是否可以称为“帝王”（basileus）的旧问题。留德普兰德指责拜占庭的软弱和消极，并为德意志君主的要求辩护，他写道：“罗马在为谁服务，在为谁的解放而呐喊？罗马城市向谁纳税？这古老的城市不是曾为妓女服务吗？那么，趁所有人都在昏睡，处于无力状态时，我的君主，最神圣的皇帝，将罗马从这种羞辱中解脱出来吧！”注939当留德普兰德意识到希腊人正有意识地拖延谈判进程以赢得时间组织对意大利的征伐，还阻止他同自己的君主取得任何联系时，他费尽心机逃离了君士坦丁堡。328
两个帝国决裂了，奥托一世入侵了阿普利亚行省。但新的拜占庭皇帝约翰·齐米西斯完全改变了帝国对意大利的政策。他不仅与奥托一世签订合约，而且为了加强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把拜占庭的公主狄奥凡诺（Theophano）嫁给奥托的儿子，即后来的继承者奥托二世。这样，两大帝国间的联盟最终形成。阿拉伯人进攻南意大利时，拜占庭皇帝约翰·齐米西斯的后继者瓦西里二世因忙于处理内部纷争而无能为力，迫使年轻的奥托二世（973—983年在位）组织反攻。奥托二世在一次战斗中失败，不久死去。此后，德意志人入侵意大利拜占庭军区但行动很长时间内止息了。
10世纪末，拜占庭在所属意大利实行了行政改革。以往隆格巴迪亚军区的将军被一位驻在巴里的意大利长官（catapan）取代。在意大利各王国陷于无尽的争斗之中的时候，拜占庭的这位长官能够处理保卫南意大利海岸的棘手问题，使之免受萨拉森人入侵。
狄奥凡诺公主的儿子奥托三世（983—1002年在位）是在对拜占庭帝国和古典文化热切崇拜的环境中受教育的，他是瓦西里二世时代的人，也是他的亲戚，还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吉尔伯特（Gerbert）的学生，此人后来成为教宗西尔维斯特二世。奥托三世毫不掩饰他对德意志人的粗俗下流的仇恨，梦想恢复古代的罗马帝国，以罗马城为其首都。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写道：“没有人能压制他把七丘之城再变成首都而把德国、伦巴底和希腊重新降至适合于它们原有地位的附属行省的渴望；没有人能像他这样忘记现实而生活在古代的灵光中；没有任何人像他这样充满着热情的神秘主义和对以往之荣耀的敬仰，中世纪帝国的思想就奠基于这种敬仰之上。”注940尽管在奥托的想象中，古罗马有特别崇高的地位，但他主要还是被东罗马的宫廷，他母亲曾经居住和成长起来的仙境似的地方所吸引。只有追随拜占庭统治者的脚步，奥托三世才会有希望在罗马恢复帝位。他自称为罗马皇帝，并把未来的专制世界称为“罗马世界”（Orbis romanus）。这位热情奔放的年轻人在11世纪初（1002年），年仅22岁时就突然死去，他的梦幻般的计划势必给拜占庭帝国的生活带来种种混乱和困难。329
11世纪初，南意大利的拜占庭行省由于威尼斯水军的介入而免遭阿拉伯人的进攻，但很快又遇到新的、更强大的敌人诺曼人的威胁，后来，诺曼人进一步威胁到东方帝国。诺曼人的第一支大规模特遣部队是应反抗拜占庭统治的起义者梅勒斯（Meles）的邀请，于11世纪来到意大利的。但是，梅勒斯与诺曼人联军在坎尼附近被击败，该地由于汉尼拔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胜利而享有盛名。瓦西里二世之所以取得胜利，多少应归功于服役于拜占庭军队的罗斯士兵。坎尼的胜利巩固了拜占庭在南意大利的地位，以至于在11世纪40年代，拜占庭皇帝帕夫拉戈尼亚人迈克尔四世能够组织起一支水军，从阿拉伯手中夺回西西里。这只水军由乔治·马尼阿西斯（George Maniaces）率领。军队中有斯堪的纳维亚的英雄哈拉尔德·哈德拉德（Harald Haardraade）和瓦拉几亚-罗斯亲兵团（druzina）。尽管这场战役取得了胜利，并在许多方面取得进展，占领了墨西拿，但未能再次征服西西里，这主要是由于乔治·马尼阿切斯被怀疑有野心而被召回。注941
在拜占庭与罗马教会斗争期间——其结局是1054年的东西方教会分裂——诺曼人支持罗马教宗，并开始缓慢而稳步地进入拜占庭属意大利。在这一斗争的最后时期，即11世纪中期，意大利的诺曼人中间出现了一位精力旺盛、智能超群的领袖罗伯特·吉斯卡尔德（Robert Guiscard），他的主要活动是在马其顿王朝之后的时代开始的。330
社会与政治的发展
教会事务
马其顿王朝时期拜占庭帝国教会生活中的主要事件，就是基督教会在持续了将近两个世纪的争执之后，于11世纪中期最终分裂为东方正教会和西方大公教会。
瓦西里一世上台后所处理的第一件教会事务就是废除佛提乌的牧首职位，恢复曾于迈克尔三世时期被解职的牧首伊格纳修斯的职位。瓦西里一世希望通过这一措施巩固他非法夺来的帝位。因为恢复伊格纳修斯的职位使他既可同教宗保持和平，又可以获得拜占庭人的支持。他很清楚，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被免职的伊格纳修斯的虔诚信徒。在瓦西里和伊格纳修斯写给教宗的信中，都承认教宗的权威和在东方教会中的影响。瓦西里一世写道：“灵魂之父、神圣可敬的大教宗，请加速我们教会的革新，并通过您对不公正行为的干预，而给予我们诸多恩惠，即免于任何争论与阴谋的真正团结和精神联合，尊重基督的统一教会以及听命于一个牧人的臣民。”伊格纳修斯则寄给教宗一封充满了谦卑之词的信，请求罗马主教向君士坦丁堡派教宗代理。他的结束语是：“有了他们（代理），我们就可以非常恰当地安排好我们的教会，这是因上帝的深谋远虑，明确地交付于至高的圣彼得加以调理，并在您的指导与介入下拥有的教会。”注942这些信表明教宗在争夺东方教会权问题上显然取得了一时的胜利。但是教宗尼古拉一世并没有在他生前得知自己的胜利，在他死后，信才被送到他的继承者教宗哈德良二世手中。
在罗马会议和后来于869年在君士坦丁堡举行的有教宗代表出席的宗教会议上，佛提乌被革职，他的同党与他一起被逐出教门。869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迄今为止仍然被西方教会视为一次全基督教公会议。331
于是，拜占庭帝国的教会生活完全服从于教宗。但皇帝对保加利亚宗教事务所持的态度却迥然不同。在迈克尔三世统治末期，拉丁传教士在那里已经占据了优势。但瓦西里一世不顾教宗及其代表的反对，将拉丁传教士赶出保加利亚，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又同东部教会结成同盟。这一事件对以后保加利亚人的历史命运有深远影响。
被免职后监禁中的佛提乌生活非常贫困，但在伊格纳修斯担任牧首期间，他还是受到弟子们的尊敬与重视。不久，瓦西里认识到他对佛提乌态度的错误，便试图改正，他召回佛提乌并把他带到拜占庭宫廷，委托他教育皇家子女。后来，在年迈的伊格纳修斯死后，瓦西里恢复了佛提乌的牧首职位，这标志着帝国对教宗新政策的开始。
879年，在君士坦丁堡召集了一次会议。与会者的数量和会议本身的重要性超过了一些全基督主教公会议。据一位历史学家，这次会议是“自卡尔西顿会议以来仅见的一次在整体上看都是真正庄严的事件”注943。教宗约翰八世的使者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们不仅被迫同意赦免佛提乌，恢复他的罗马教籍，而且要没有任何异议地听大会宣读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而该信经中并不包括西方广泛使用的“与圣子”（filioque）的字样。最后，与会的教宗使者惊呼：“如有人拒绝承认佛提乌为神圣牧首，或拒绝与他接触，他的命运就会同犹大一样被排斥于基督徒之外。”大公教会历史家们在描绘佛提乌时说：“对佛提乌的赞扬是大会的开幕词，而闭幕词还是在夸赞这位牧首。”注944会议还申明罗马教宗与所有其他主教处于同等地位，无权对整个基督教会指手画脚，因而，君士坦丁堡的牧首也不必由罗马教宗指派。愤怒的教宗派遣一位使节到君士坦丁堡，坚持取消会议上所通过的一切不合教宗意愿的决议。这位使者也肩负着使命去达成关于保加利亚教会的某些让步的协议。但瓦西里和佛提乌不仅拒不让步，甚至扣押了这位使者。以往，人们相信，当这一消息传到教宗约翰八世耳中时，他会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庄严仪式上，手举《福音书》，在他的信众面前宣布将佛提乌逐出教会，即所谓的“第二次佛提乌分裂”。然而，近来阿曼（Amann）、德沃尔尼克和格吕梅尔的研究表明：“第二次佛提乌分裂”并不存在，约翰八世和他的任何一位后继者都没有将佛提乌注945逐出教门。帝国和罗马的关系没有完全停止，只是变成了偶然的、不明确的联系。佛提乌并没有终生占据牧首一职，886年，他的学生利奥六世继承瓦西里一世的帝位后，佛提乌被迫离职并于五年之后去世。他漫长的一生在拜占庭帝国的宗教和文化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32
瓦西里一世在其统治期间，还致力于向非基督教人群传播基督教。也许正是在这一时期，帝国努力使罗斯人皈依基督教。但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极少。有一份资料记载着瓦西里劝说罗斯人“参加有益的洗礼”注946，并接受由伊格纳修斯任命的大主教。但很难确定资料中记载的是哪一部分罗斯人。定居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大部分斯拉夫部落就是在瓦西里一世统治时期皈依基督教的，异教的斯拉夫人还是居住在塔夫盖突斯（Taygetus）山里。现在，人们还知道瓦西里曾强迫帝国的犹太人接受基督教。
利奥六世将佛提乌解职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利奥担心这位牧首及其教徒在政治上的影响正在不断发展，同时他也想让自己的兄弟斯蒂芬（Stephen）戴上牧首的圣冠，从而使帝王在帝国教会事务上取得无限的权威。佛提乌强烈反对帝王控制宗教事务的企图。利奥的继承人却明显地倾向于通过相互妥协而取得同罗马教会的和解。
10世纪初牧首尼古拉斯·米斯提克斯（Nicholas Mysticus）掌权时，拜占庭帝国的教会问题变得极为复杂。尼古拉斯·米斯提克斯是佛提乌的亲戚和学生，也是他最杰出的继承者。据一位历史学家说：“佛提乌最高尚的品质都在他的学生尼古拉斯·米斯提克斯身上表现出来，后者比任何人都更加努力地效仿佛提乌所体现的理想模式。”注947这位牧首留下了一部极为重要的书信集，它对于研究历史和教会问题是十分有价值的。333
利奥的第四次婚姻导致了利奥皇帝与尼古拉斯之间激烈的冲突，后者强烈反对这次婚姻，认为它违背了所有的教会法规。注948但是，利奥还是强迫一位教会长老为他与佐伊（Zoë）举行了婚礼，于是，佐伊成为利奥的第四位妻子（他的前三个妻子之前都很快地相继去世）。在婚礼仪式结束时，由于牧首缺席，利奥亲自为皇后佐伊带上王冠；这一事件，使尼古拉斯·米斯提克斯有了指责皇帝的机会，说皇帝利奥“既是佐伊的新郎，又是她的主教”注949。当东方教会的牧首们被问及对此事的态度时，都表示赞成利奥的第四次婚姻。注950 但这次婚姻在帝国民众中引起了极大的混乱。这位倔强的牧首尼古拉斯·米斯提克斯被革职、流放。君士坦丁堡会议决定为帝王的婚姻免罪，而不拆散他的第四次婚姻。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后，优西米乌斯（Euthymius）被任命为牧首。
这次会议并没有给帝国带来和谐。拜占庭教士形成两派。支持尼古拉斯·米斯提克斯的一派反对这次会议对皇帝的第四次婚姻的认可，并谴责新的牧首优西米乌斯。另一少数派则承认宗教会议对利奥第四次婚姻的认可，承认优西米乌斯是教会选定的领袖。两派的分歧从首都扩散到行省，尼古拉斯派和优西米乌斯派的顽强对抗随处可见。一些学者将这一斗争视为此前刚刚平息不久的佛提乌和伊格纳修斯之间斗争的继续。注951最后，皇帝看到，只有精力充沛、经验丰富的尼古拉斯·米斯提克斯才能挽救这一局势，在他死前（912年）不久，他将尼古拉斯从流放地召回，免除了优西米乌斯的职位，使尼古拉斯重新坐上牧首的宝座。注952 334
为了帝国的宗教和平，尼古拉斯·米斯提克斯努力与罗马教会恢复友好往来，这种友好关系因教宗赞同利奥的第四次婚姻曾受到破坏。当佐伊在她的儿子君士坦丁七世波菲罗杰尼图斯幼年时期摄政时，尼古拉斯·米斯提克斯的权力被剥夺。而当919年，当政权转移到君士坦丁的岳父罗曼努斯一世·雷卡平手中时，佐伊被送进修道院，尼古拉斯·米斯提克斯再次复职。在他出任牧首的最后几年里发生的主要事件，是在920年于君士坦丁堡召集了尼古拉斯派和优西米乌斯派共同参加的宗教会议。他们起草了《联合通告》（ό τόμος τῆς ένῶσεως），并使之在全体大会上通过。该法令强调（基督徒的）第四次婚姻“无疑是违法的、无效的，因为它被教会所禁止，被基督教世界所不容”注953。但《通告》中没有直接涉及智者利奥的婚姻问题。双方对会议的决议都很满意。尼古拉斯派和优西米乌斯派之间的妥协，可能正如德里诺夫（Drinov）所猜测的那样，是由于“保加利亚军队的入侵在拜占庭人中间所引发的恐怖心理”注954。会后，帝国教会与教宗交换了几封信件，教皇同意派两位主教到君士坦丁堡来，谴责由利奥的第四次婚姻而引发的冲突。这样，罗马与君士坦丁堡教会之间的直接联系就此恢复。俄罗斯教会历史学家A.P.列别多夫在总结这一时期时说：“在君士坦丁堡和罗马的这次新的教会分裂中，牧首尼古拉斯是完全的胜利者。罗马教会不得不屈从于君士坦丁堡教会，并且谴责自己所做的决议。”注955尼古拉斯·米斯提克斯死于925年，此后，罗曼努斯·雷卡平完全控制了教会，如任西曼所说：“皇帝教权主义再次取得胜利。”注956
皇帝尼斯福鲁斯·福卡斯对宗教也很感兴趣。他是最有能力的战士，他的名字与帝国军事史上的辉煌胜利密不可分。他曾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费在修道院上，继位之前尤其如此。他曾穿过苦行修士的粗毛上衣修行，同阿索斯山上的大修道院的创建者、阿索斯的亚大纳西（Athanasius）关系密切。《圣亚大纳西传记》中甚至记载了醉心于宗教的尼斯福鲁斯曾真诚地向亚大纳西表达自己的宗教热情，倾诉了他想抛弃一切世俗的虚荣献身上帝的神圣梦想。注957在拜占庭历史学家助祭利奥笔下，尼斯福鲁斯是一个“坚持不懈地日夜祈祷和奉献于上帝；在唱赞美诗时情绪激昂、不追求任何虚荣之事”注958的人。尼斯福鲁斯·福卡斯一半是战士，一半是教士。注959当这位具有苦行倾向的皇帝同年轻漂亮的狄奥凡诺结婚时，许多拜占庭人都深感吃惊，因为新娘是罗曼努斯二世的寡妻，且名声不好。人们对于尼斯福鲁斯的这种认识可见于其石棺上的碑铭，碑铭志曰：这位皇帝“征服了一切，但却不能征服女人”注960。335
尼斯福鲁斯的最重要的宗教措施是他在964年颁发的著名《新律》，涉及修道院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慈善事业机构。马其顿王朝时期，修道院所占大地产的比例超乎寻常，并不断侵害那些受到该王朝几位皇帝保护的小地产者的利益。甚至早在破坏圣像运动之前，即在7世纪末8世纪初，东方教会已占有大量的地产。一些学者曾经把东方教会拥有的地产同这一时期法兰克王国统治下的西方教会的土地财富相比，这些国王们曾经抱怨由于土地转入教会手中而使国库空虚。8世纪破坏圣像的皇帝曾发起反修道院的攻势，一些修道院被关闭，其财产被收归国有。这一改革类似于同时期西法兰克王国在著名宫相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的倡导下所实行的教会财产世俗化。随着破坏圣像运动的失败和马其顿王朝的兴起，东方修道院的数量又迅速增加，土地财产也在迅速膨胀。罗曼努斯一世雷卡平的《新律》已经表现出某种限制修道院地产增长的倾向。尼斯福鲁斯·福卡斯则在964年对于此问题采取了更具决定意义的一步，他颁布了上述的《新律》。
这则《新律》指出，既然过度贪婪这一“顽症”已漫延于各个修道院和“其他圣地”，既然“取得巨额地产和获得对大量果树的管理权”并不能被看作是使徒的戒律或是神父的传统；那么，皇帝希望“根除上帝所痛恨的野心的罪恶”，为达此目的，今后禁止建立新的修道院，也不得为维修旧的修道院、医院和旅店而捐款、赠物，不得向大主教和主教们赠礼。注961 336
这一苛刻的法令必然在宗教感极强的人们中间引起强烈不满，因而未能强行维持很长时间，而且实施时也并不完善。瓦西里二世废除了尼斯福鲁斯·福卡斯的《新律》，“认为这是一个粗暴的法律，它不仅触犯了教会和医院，而且冒犯了上帝本身”注962。他恢复了瓦西里一世和智者利奥六世时期的修道院法，即《帝国法典》和君士坦丁·波菲罗杰尼图斯的《新律》。他废除尼斯福鲁斯·福卡斯的《新律》,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确信这一法令引起了上帝的愤怒，从而导致当时（10世纪末期）国内外的混乱和复杂局面，几乎导致帝国的崩溃。
尼斯福鲁斯·福卡斯在南意大利的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行省采取了加强拜占庭教会组织的重要步骤。在这两个地区，自10世纪后半期起天主教和西方势力的影响日益强大，在德意志皇帝奥托一世加冕和隆格巴迪亚军区的势力在南意大利强化之后尤甚。尼斯福鲁斯·福卡斯通过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两地的大主教，禁止两地举行拉丁教会礼仪，规定必须坚持希腊教会的礼仪。这一措施成为促使教宗与拜占庭帝国分裂的众多原因之一。在尼斯福鲁斯皇帝统治后期，教宗开始称他为“希腊人的皇帝”，而把拜占庭皇帝的正式头衔“罗马人皇帝”的称呼送给了德意志人奥托。值得一提的是，尼斯福鲁斯·福卡斯曾经试图把所有那些在与异教徒斗争中牺牲的战士奉为圣人，最后却因为牧首和众主教的强烈反对而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
尼斯福鲁斯·福卡斯和约翰·齐米西斯的名字还与以修道院生活著称的阿索斯山生活新时代的开端有密切联系。早在4世纪初修道生活方式开始确立之时，就有一些隐修者散居在这座山上，约在7世纪时，山上开始出现一些破旧的小修道院。在8世纪破坏圣像时期，人迹罕至的阿索斯山成为许多受迫害的圣像崇拜者的避难所，他们带来了大量的教会用品、圣物和手稿。但阿索斯也并非安全之所，常受到阿拉伯人的来自海上的侵袭，致使许多修士或是被杀，或是被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0世纪中期，当时阿索斯几乎是满目荒凉。尼斯福鲁斯·福卡斯时期，阿索斯山的修道院组织变得更强大，圣亚大纳西建立起第一座有修道士组织并实行新戒律（typikon,希腊语中经常用这一词代表拜占庭帝国的修道院章程）的修道院，这些戒律决定了修道院未来的生活方式。阿索斯山的隐修士们强烈反对新的修道院制度，他们向尼斯福鲁斯·福卡斯的继承者约翰·齐米西斯抱怨，反对圣亚大纳西，指责圣亚大纳西违反了“圣山”的传统（亚大纳西的“戒律书”中对阿索斯山的称呼）。齐米西斯调查了这一情况，并确认了阿索斯山的古老教规，它允许隐修士和修院修士同时生活于圣山上。在圣亚大纳西倡导下，许多希腊的和其他国家的新修道院建立起来。瓦西里二世时期，已经有了一座伊庇利亚（或格鲁吉亚）修道院。来自意大利的移民则建立了两座修道院：罗马修道院和阿马尔菲修道院。东方教会的一位很有学问的罗斯学者、主教波菲利乌斯·乌斯宾斯基（Porphyrius Uspensky）断言：到亚大纳西年迈而逝时（大约公元1000年），在阿索斯山上约有3 000多“不同身份”的修士。注963早在11世纪，山上就有一个罗斯修道院。“圣山”作为阿索斯山的官方称呼首次出现于11世纪中期，皇帝君士坦丁九世在颁行第二套修道院规则之时注964。修道院的管理权归属于院首（Igumens）会议，会议由修道院院首中的首领（希腊文πρῶτος，意即第一号人物）控制，这一院首会议被称为圣山首脑会议（protaton）。因此，在马其顿王朝时期，阿索斯山不仅是拜占庭帝国的文化中心，而且是当时整个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中心。337
9世纪起日益严重的教会间的分歧到11世纪中期终于出现了最后的结局。这一分裂的主要原因是教义问题，但11世纪中期意大利局势的变化无疑加速了这一分裂。尽管尼斯福鲁斯·福卡斯一再加以禁止，拉丁教会的影响仍不断地渗入到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的教会组织中。11世纪中期的教宗是利奥九世，他的兴趣不仅仅局限于宗教事物，还深入到政治领域。在他保护下，西欧修士中所掀起的克吕尼运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该运动的目标是改革教会，提高教会的道德水平，加强已松弛的教规，摧毁教会生活中的世俗传统和习惯（如出售教职、修士结婚、世俗授职等）。无论克吕尼运动的倡导者走到哪一个行省，他们都使所到之处的精神生活直接依附于教宗。克吕尼运动在南意大利的发展使得东部教会大为不满。而利奥九世却还相信他有足够的政治基础干涉南意大利事务。教宗在与君士坦丁堡牧首（迈克尔·塞鲁拉利乌斯［Michael Cerularius］）交换信件时，谈到著名的“君士坦丁的赠礼”（Donatio Constantini）文件，据说，这一文件曾赋予罗马主教在精神和世俗上的双重权力。然而，尽管东西方教会之间存在着种种分歧，教会分裂的到来还不会那么快，尤其是当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九世摩诺马赫一直在希望找到一个和平解决的方法之时。338
教宗的使者来到了君士坦丁堡，其中有极其傲慢的红衣主教亨伯特（Humbert）。这些教皇使节，尤其是亨伯特对君士坦丁堡牧首的态度极其傲慢无礼，后者因而拒绝与他们继续谈判，也拒绝向罗马做任何让步。于是，在1054年夏天，这些使节将绝罚文件置于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圣坛上，称牧首“迈克尔及其追随者犯了上文所论及的错误且态度恶劣……他们将同一切异端、恶魔及其使者同罪”注965。同时，迈克尔·塞鲁拉利乌斯作为回应也召开了一个会议，驱逐了罗马使者和所有相关的人，“他们来到上帝之城，竟然像狂风暴雨、饥馑灾疫，乃至于豺狼野兽一样，企图摧毁真理”。注966
如此，1054年东、西方教会最终分裂。另外三位东方教区牧首注967对待分裂的态度对迈克尔·塞鲁拉利乌斯来说意义重大。迈克尔·塞鲁拉利乌斯通过安条克的牧首向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的牧首通告了分裂的情况并附以适当的解释。尽管缺少具体的资料，但可以肯定这三位牧首都对正教忠心耿耿，并坚决支持君士坦丁堡牧首。注968 339
对君士坦丁堡牧首来说，1054年的分裂是一个大胜利，这使他完全摆脱了西方教宗的束缚，他的权力在斯拉夫世界和三个东方教区变得格外强大。但对于帝国的政治生活来讲，分裂却是一场灾难，因为这使得帝国与西方从此后不可能出现在教宗统一影响下的政治谅解。这对于拜占庭帝国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因为在当时，特别是出现了东部土耳其人的威胁之后，帝国非常需要西方的帮助。布莱耶尔这样评价此次分裂的后果：“正是这次分裂使君士坦丁堡的帝国与西方实现和解的一切努力都化为乌有，分裂为帝国的衰落铺平了道路。”注969
1054年的分裂只是在教会和帝国的官方阶层有所影响，普通公众对此次分裂的反应相当平静；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仍然不了解东西方教义间所存在的差异。罗斯对这次分裂的态度值得重视。11世纪罗斯大主教区的主教基本由君士坦丁堡指派或确认，因而，它也很自然地会接受东部教会的观点，但大多数罗斯人对拉丁教会没有什么抵触情绪，也不可能发现对方的教义有何不妥之处。例如11世纪的罗斯大公还曾要求教宗帮助他镇压篡位者，而这一要求也并未在罗斯民众中引起任何惊讶或抗议。注970
帝国的立法及社会和经济关系
《法学手册》（Prochiron）《和法学导论》（Epanagoge）。——马其顿王朝的立法活动异常活跃。瓦西里一世希望创立一部包罗万象的罗马或拜占庭法典，按年代顺序将新法和旧法编排起来。也就是说他想恢复查士丁尼时代的法典，并使之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同时将后来颁布的法律补充进去。大都以拉丁文写成的《查士丁尼法典》的四个部分，十分晦涩难懂，人们通常只能学习它以拉丁文为蓝本的希腊文缩写本，或希腊文的说明、选段和注释。这些东西虽广泛传播，但并不准确，有的甚至曲解了原意。瓦西里一世试图将法典中已被新法所废弃的旧法删除，同时增添一些新的法规。新法典中所保留的一些拉丁术语都有希腊文解释，因为希腊文是瓦西里一世时期立法工作所使用的语言。瓦西里一世本人则把他在法学领域进行改革的活动称为“对古法的净化”注971（ἀνακάθ αρσις τῶν παλαιῶν νόμων）340
瓦西里深知，编纂计划中的法典需要较长时间，因此，他先组织出版了以《法学手册》（ό πρόχειρος νόμος，意即《精确法律手册》）为标题的小型著作。这部手册可以引起人们对于帝国用以进行统治的简明法律著作的兴趣。《法学手册》的前言指出，这些法律是建立在帝国公正的基础之上的，“按照所罗门的看法，一个国家只能依靠法律才能够繁荣。”（《法学手册》前言14：34）注972。《法学手册》分为40个条目，包括民法的主要通则和各种侵犯和犯罪刑罚的详细条目。《法学手册》的主要资料，尤其是头21条，来源于查士丁尼的《法学阶梯》。《查士丁尼法典》的其他部分则极少被使用。由于人们通常使用查士丁尼这部古老法典的希腊文修订本和删节本，因此，《法学手册》的编译者多使用这类希腊文的资料而不是使用拉丁文的资料。《法学手册》认为皇帝利奥和君士坦丁的《法律选编》（Ecloga）是“对好的法律的篡改，对帝国没有什么用处”，并指出，再保持这种法律的效力是“不明智的”。注973尽管新法典对于伊苏里亚时期的立法评论如此刻薄，但由于伊苏里亚皇帝的《法律选编》很实用也很普及，《法学手册》还是引用了它的许多内容，尤其是在第21条以后的部分。根据《法学手册》的介绍，人们若要详细地了解现行法律，就应该学习瓦西里时期所编纂的60卷本大法典。注974
到瓦西里统治末期，一部题为《法学导论》（Epanagoge，希腊文ἐπαναγωή，意即介绍、导言）的新的法学著作编成问世。一些学者曾错误地认为这一法学著作仅仅是对《法学手册》的修改和补充。注975依据其前言，《法学导论》是一部40卷本的、编纂于瓦西里一世时期的“净化的”古法之导论；注976该导论也分为40个条目。这两部汇编，一是《法学手册》中提到的60卷本，一是《法学导论》中提到的40卷本，具体包含什么内容还不清楚。上面提到的这两种法典可能在瓦西里一世时期并没有编著完毕并出版，但已形成了他的后继者利奥六世的《帝国法典》（Basilics）的基础。一些学者认为《法学导论》未曾正式出版过，而仅仅是一个草稿。注977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是一部正式颁布的法令。注978 341
《法学导论》与《法学手册》大不相同。首先，它的第一部分包含了全新的、令人感兴趣的内容，论述了皇权、教权及其他行政和宗教官员的权力，清晰地描绘了帝国的行政和社会结构以及教会与国家的关系。注979其次，《法学导论》从《法律手册》中借用的资料也按照一种新的方式排列。几乎可以肯定，牧首佛提乌参与了编写《法学导论》的工作，在界定政权同皇权的关系、新罗马牧首同其他教区大主教（他们仅被视为地方主教）的地位问题的条文中，充分反映了他的影响。同《法学手册》一样，《法学导论》的序言也批判破坏圣像皇帝的《法律选编》是“伊苏里亚朝皇帝们的不经之谈，它企图反对神圣的教义、破坏神圣的法律”注980。《法学导论》的这一部分也谈到要全部废除《法律选编》的规定，但它仍然使用了《法律选编》中的部分资料。
需要指出的是，《法学导论》同拜占庭的许多其他立法著作一样，已被译成斯拉夫文，10世纪的斯拉夫法典和罗斯的《法规》（所谓Kormchaia Kniga）或《行政法规》中，都有《法学导论》的选段。《法学导论》中的思想对后来俄罗斯的历史有着巨大的影响，例如有文献记载，在17世纪沙皇阿历克塞·米哈伊洛维奇（Aleksei Mikhailovich）时期，在处理关于大主教尼康（Nikon）的事件中，就直接引用了《法学导论》中有关皇帝权力的条文。注981 342
《法学手册》、《法学导论》以及对“古法实行净化”的工作是瓦西里一世统治时期所取得的最主要成就。因此可以说，瓦西里恢复了曾被忽视的罗马法中的要素，再现了查士丁尼的法律，并添加了因社会和经济状况变化而出现的新法，使之与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
《帝国法典》（The Basilics）和《法典拾遗》（The Tipucitus）。——瓦西里在法学领域的主要成就使他的儿子、继承者智者利奥六世有可能出版《帝国法典》（τὰ βασιλικά），这是最完整、最有价值的希腊罗马法和拜占庭法。这部以希腊文写成的法典修订并收入了《查士丁尼法典》的全部内容。帝国为此曾专门组织了一个司法委员会负责编撰。以前人们错误地认为Basilics一词源于瓦西里一世的名字，因为法典的大部分是在那一时期完成的。但事实上，该词却源于希腊文 basileus一词，意思为沙皇、皇帝，所以这词正式的解释应为“帝国法典”。注982
利奥六世编纂的法律全书分为60卷，它仍然遵循着瓦西里一世既定的目标：努力复兴查士丁尼时期的立法工作，但对那些已经不适应拜占庭生活变化而失去其存在意义的部分则予以删除。因此，《帝国法典》不是对《查士丁尼法典》给予字面的、完整的翻译，而是使其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新形势。查士丁尼以后所颁布的新律和其他法律文献，包括瓦西里一世和利奥六世时期的新律都被选入《帝国法典》。目前并没有一部手稿完整地保存了《帝国法典》的内容，但把各种残卷加以汇集，内容可达全部内容的三分之二以上。
为了能重新构建起《帝国法典》的遗失部分，11或12世纪的一部法学著作就变得十分重要即《法典拾遗》（Tipucitus，希腊语τἰποῦκειτος）注983，这部书由拜占庭的法学家帕齐斯（Patzes）注984所作，是关于《帝国法典》的目录，而且每一标题下都有小标题和最重要的章节，指明它的相应段落，但该书并未全部出版。注985 343
《帝国法典》中重申的古典法律的内容虽然根据现存的社会情况进行了谨慎的调整，但仍然是带有人为性质的，而且并不完整。因此，《法律选编》中的许多条文，即使在《帝国法典》颁布之后，也仍保持其效力，后来还得到多次修订和扩充。但 《帝国法典》仍然是拜占庭法学和文化领域的巨著，地位仅次于《查士丁尼民法典》。它仍是一部现代人尚未开辟的研究领域，对于它的科学彻底的研究无疑将展现出一个新的领域，并扩大人们的视野。注986
《市政官手册》（The Book of Eparch）。——这可能是利奥六世时期最引起人们关注的文献，是“反映君士坦丁堡城内历史的无价之宝”注987。19世纪末期瑞士学者尼克尔（Nicole）注988在日内瓦发现了此书，称其为Book of the Eparch注989或Book of the Prefect。有关这部文献出现的确切年代尚未确定，但可能成书于利奥六世时期或10世纪末期，或者是在尼斯福鲁斯·福卡斯时期（963年以后）。注990
君士坦丁堡的市政官是拜占庭时期帝国首都的管理者，几乎拥有无限的权力，换句话说，他处于帝国官僚阶层的最高层次。他的首要职责是维持首都的公共秩序和安全。为此他还有一大批雇员受他支配，称为市政书记员。此外，他还在司法上管辖首都的工匠和行会的商人。《市政官手册》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在其他早期资料中所罕见的君士坦丁堡的生活状况。书中列举了手工工匠和商人的各个阶层，记录他们行会内部的组织、政府对他们的态度等。这一文件中的行会是以公证人行会（οἱταβονλλάριοι，Tobularii）为首的，在现代概念中，这个公证人行会组织根本不可能被列入普通的手工业和商人行会之中，他们要熟知60卷《帝国法典》。其次是珠宝商行会、抽丝匠行会、纺织工行会、亚麻匠行会，以及制蜡业、肥皂业、皮革业、面包业的行会。《市政官手册》所列举的行业名单中还提到了钱商、丝织品和服装商人、生丝商人、香料商、蜡和肥皂商、杂货商、屠夫、猪贩、鱼贩和马贩、卖面包者、酒店主等。每个行业部门都是垄断的，任何人想经营两个行业，即使这两个行业很相近，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行会内部的生活、它们的组织和工作、市场的许可、价格和利润规则、进出首都城关及其他许多问题都受到政府的严厉控制。在拜占庭帝国，自由贸易和自由生产是不存在的。君士坦丁堡的市政官是唯一有权可以亲自干涉或通过其代表来干涉行会生活及规定生产和贸易的人。注991在这些资料中发现的拜占庭行会管理规则完全可以作为同西欧中世纪行会做有趣比较的数据。344、345
利奥六世以后的上百个《新律》提供了9世纪末和10世纪初拜占庭帝国内部的丰富资料，但迄今人们对此还没有进行足够的研究和利用。注992
“权势者”和“贫弱者”。——9、10世纪瓦西里一世和利奥六世时期的立法工作促进了拜占庭法学著作的一度繁荣：一方面是出现了大量有关《帝国法典》的注释和解说（这类注释通常被称为Scholia）；另一方面是各种法典的简缩本和手册问世。10世纪拜占庭皇帝们的立法著作还有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倾向：皇帝们被迫以大量新律抵制当时帝国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最尖锐问题，即大土地所有制的过度发展极大地损害了农民小土地所有者和自由农民公社的发展。
马其顿王朝时期，“权势者”（δυνατοί，或称豪绅［magnates］）阶层的势力再次显著增长。而作为他们对立面的“贫弱者”（πένητες），则可与中世纪西欧的穷人（pauperes）及罗斯历史中莫斯科公国时期的依附者siroti相比。10世纪拜占庭帝国的这些穷人通常是那些小土地所有者和有组织的村社成员，10世纪时帝国的重税和各种赋役迫使他们向豪绅们求救，以牺牲自由和独立为代价换得保护。
“权势者”阶层在10世纪的兴起，表面上似乎很突然，其实部分原因可以归于9世纪30年代的托马斯起义。这一点在小亚细亚表现得尤为明显，那里的大土地所有者的数量在10世纪得到显著的增长。起义的长期性和艰苦性使得大量小土地所有者破产，被迫将财产转移给富裕的邻居。但这仅是拜占庭帝国大地产发展的原因之一。总体来说，9、10世纪拜占庭帝国的大土地所有制问题一直没有获得充分的研究。
马其顿王朝的统治者至少从罗曼努斯·雷卡平（919—944年在位）时期，到瓦西里二世（死于1025年）时期都在积极保护小土地所有者和农村公社社员的利益，使之免遭“权势者”阶层的侵害。其原因应该归于大土地所有制的过度发展。那些权势者由于控制着大量奴隶和土地资产，很容易组织并供养由依附者组成的军队，因而有充足的力量蓄谋对抗中央政府。皇帝保护小土地所有者和公社农民，反对大土地所有者，实际就是保护自己的权力和皇位，他们的权力和皇位在10世纪受到严重威胁，在小亚细亚表现得尤其明显。346
皇帝也被迫保护所谓的“军事份地”。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就有一种惯例，把边境地区的田地分给士兵，有时也将帝国内地的土地分给他们，条件则是他们将继续为帝国服军役。这种土地分配制度虽一直实施到10世纪，但已呈衰落状态。9、10世纪，这些军事领地也开始受到“权势者”阶层的威胁，他们购买军事份地，如他们购买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一样。因此，这一时期的皇帝们也努力保护这些军事份地。
马其顿王朝皇帝所采取的保护农民和军事份地的措施事实上非常简单。他们禁止大土地所有者购买农民土地或军事份地。922年由罗曼努斯一世雷卡平所颁布的《新律》成为国家对权势者斗争的开始。《新律》规定：（1）对任何不动产如土地、房屋、葡萄园等的购买、暂时或长期租用，其优先权将属于农民和自由公社；（2）“权势者”阶层不得以任何方式，包括捐赠、遗赠、购买、租用、交换等，来获取贫穷者的财产；（３）在此敕令公布前三十年以任何方式转让于大地主的军事份地或那些将要被转让的军事份地将无偿地归还原主。
在帝国颁布《新律》之后不久，帝国内部发生的几场大灾难，使得罗曼努斯所实施的措施处于困难的境地。不时发生的霜冻、饥荒、瘟疫使农民处境十分艰难，大土地所有者借此机会用极低的价格，甚至仅用少量的面包就能购买这些农民的地产。权势者们的这一令人震惊的行为迫使罗曼努斯在934年又颁布了第二则《新律》，他尖锐地责骂富人的残酷、贪婪，说他们对于那些“不幸的村庄而言，就像瘟疫和坏疽一样吞噬村民的生命，使他们濒于死亡的境地”注993，《新律》规定在饥荒年前后被权势者以非法方式购买土地的农民，可以用当时卖地的价格买回自己的土地；购得土地的人须在农民付钱后立即迁走。《新律》在简单回顾了拜占庭军队的成功之后，做了如下声明：“如果我们已获得同外敌作战的胜利，那么我们以正当的对自由的渴望和严厉的法律同国内的天灾人祸及良好社会秩序的斗争又怎会失败呢？”注994 347
但是罗曼努斯的法令并未能阻止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以及小土地所有者及农民公社的瓦解。随后，在君士坦丁·波菲罗杰尼图斯的一则《新律》中，正式声明罗曼努斯时期的旧法未得到施行。在君士坦丁时期颁布的《新律》中，对富有者的限制超过了罗曼努斯。而后来同罗曼努斯二世的遗孀结婚而取得王位的尼斯福鲁斯·福卡斯本是权势者阶层中的一员，他自然比以往的国王们更理解并倾向于权势者这一阶层的利益。用V.G.瓦西列夫斯基的话来说：尼斯福鲁斯·福卡斯的《新律》“无疑反映了这一领域内实行了有利于权势阶层的逆向立法活动，即便皇帝仅仅谈到要以公正的立场来处理双方的利益”注995。这则《新律》指出：“以往的立法者总认为统治者是正义的代表，声称他们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它强调，在尼斯福鲁斯·福卡斯之前的统治者们实际上却已经偏离了最初的理想。“他们完全忽视了权势者的产权，甚至不允许他们保留已经拥有的领地。”注996尼斯福鲁斯·福卡斯废除了以往的法令，从而令权势者阶层的势力大增，更加目无法纪。
保加利亚人的屠杀者瓦西里二世是权势者阶层的最冷酷无情的敌人。小亚细亚的两个大家族的首领巴尔达斯·福卡斯（Bardas Phocas）和巴尔达斯·斯克莱鲁斯（Bardas Sclerus）曾组织了反对皇帝统治的起义，并几乎取得了成功。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的出兵干涉使帝国免遭覆亡。因此，毫不奇怪，瓦西里二世无疑把大土地所有者当作他最有威胁力的敌人，也必然对他们严酷镇压。一次，瓦西里二世途经卡帕多细亚，他和他的军队在尤斯塔修斯·马雷努斯（Eustathius Maleinus）著名的庄园里受到奢侈款待。他开始担心尤斯塔修斯·马雷努斯会步福卡斯和斯克莱鲁斯的后尘成为他的竞争对手，于是将尤斯塔修斯强行带回首都，直到后者死去。马雷努斯死后，他的大地产被没收。《新律》中也提到另一件类似的事情：皇帝听说小亚农民出身的菲罗卡尔（Philocales）变成巨富且享有很高的声望，还获得了极高的行政职务，并将他居住的村庄变为自己的财产，甚至改了名字。瓦西里就命令把菲罗卡尔的豪华建筑全部夷为平地，将这些土地归还穷人，菲罗卡尔又成为一个普通的农民。注997而像福卡斯、斯克莱鲁斯、马雷努斯以及菲罗卡尔这些人无疑只是小亚细亚的众多大土地所有者中的几名代表而已。348
996年的著名《新律》取消了四十年来实行的保护那些曾非法获得农民土地的权势者的权利，以及那些“以赠礼或暴力手段延长合同期，以图将他们用欺骗手段从穷人那里得到的地产最后据为己有”的人的权利。注998在罗曼努斯颁布第一则《新律》以前，那些被大土地所有者从农村公社成员手中获得的地产，只有当他们能够出具书面证据或足够的证人证明其所有权时，才可能继续保留。《新律》表明国库的需求将不受任何规定的限制；因此国家“可以将它的权利上溯至恺撒·奥古斯都时期”注999。关于军事领地的问题也迫使马其顿王朝的统治者颁发了几则《新律》。
除了996年的《新律》以外，瓦西里二世还颁布了一则有关税收的法令，即“联保制”（Allelengyon，源出于希腊文ὰλληλέγγυον，意思是“相互保证”）。早在９世纪初（关于这方面，有关资料已做了简单的说明注1000），尼斯福鲁斯一世就提出穷人的富有近邻有义务为穷人纳税。联保制作为一种税收形式并不是什么新奇事物，它代表了后期罗马“联保地税”（epibole）制的继续和另一种形式（见本书中关于阿那斯塔修斯统治时期的讨论注1001）。“联保制使农民增加了额外的负担，这充分说明了为什么农村公社社员会有如此沉重的负担，为什么农民通常愿意拥有一份依附于他人的产业。”注1002尼斯福鲁斯一世的法令引起人们对皇帝的极度怨恨，迫使他的后继者放弃了这一税收办法。但是，在瓦西里二世的对保加利亚战争急需大量资金、而他也日益渴望给权势者阶层以沉重的打击时，却恢复了这一法令，以使富人有责任替没有支付能力的穷人支付税金。如果瓦西里二世极力实行的这一措施能够坚持长期有效实施的话，它或许会导致教俗大地产的毁灭。然而，联保制仅仅强制实行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在11世纪前半期，当罗曼努斯三世阿吉鲁斯同君士坦丁八世的女儿佐伊结婚，获得了王位后，为了维护权势者阶层的利益，也为了找到一条与高级教士和土地贵族相妥协的方式，宣布取消了联保制。349
总之，10世纪马其顿王朝皇帝们所颁布的法令尽管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大土地所有者的兼并活动，但成效甚微。11世纪，上述著名的《新律》逐渐为人们所遗弃。同一世纪，拜占庭的皇帝们在对内政策上开始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他们开始越来越公开倾向于对大地主保护和关爱，加速了农奴制的进一步发展。然而自由农民公社和自由小土地所有者并没有从帝国消失。这些组织仍继续存在，在本书涉及晚期历史的部分还将加以讨论。
行省管理
9世纪的帝国和马其顿王朝时期的行省管理仍延续前面已经论及的军区的管理体制。它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旧军区被不断地分割，因而增加了大量的新军区；另一方面，一些军管区的地位也得到提高，而在以前，它们往往有另一个名字，如兵站（clisurae注1003）。
原来被历史学家认为是军区制之前身的两个总督区都已经从帝国中分离出去：迦太基（阿非利加）总督区于7世纪中期被阿拉伯人占领；拉文纳总督区在8世纪初期由伦巴德人占领，不久又被割让给法兰克国王矮子丕平。754年，丕平把它献给教宗，奠定了中世纪教宗领的基础。7世纪的拜占庭帝国除了上述两个总督区外，还有5个军事地方政府，但那时还没有被叫作“军区”。9世纪初，帝国出现了10个军区：5个在亚洲、4个在欧洲、1个在沿海地区。根据９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库尔达巴（Ibn-Khurdadhbah）书中的材料及其他资料，历史学家们认为9世纪时期帝国约有25个军事区，但是它们并不都是军区，其中包括两个兵站，一个都督领（ducatus注1004）和两个领主地（archontatus注1005）。宫廷礼仪官菲罗塞乌斯（Philotheus）在899年写的关于宫廷礼仪的文献（该文献通常作为君士坦丁·波菲罗杰尼图斯时期的所写的《拜占庭宫廷礼仪》一书的一部分）中，提到出席列班的军区贵族时列了25个军区注1006；在君士坦丁·波菲罗杰尼图斯于10世纪所写的著作《论军区》中，则列举了29个军区：亚洲17个，包括４个沿海军区；欧洲12个，包括西西里军区，其中一部分在10世纪阿拉伯人征服西西里之后形成了卡拉布里亚军区。12个欧洲军区中也包括克里米亚的克尔松（Korsun），它可能形成于９世纪，经常被人称为 “the Klimata”或 “Gothic Klimata”（哥特高地）。由V.贝内塞维奇（V.Beneševič）列举的在921—927年以前罗曼努斯·雷卡平所控制的军区共30个。注100711世纪时增加为38个，注1008绝大多数由军事长官——将军（strategus）统治。由于军区在数量上经常发生变化，而且缺乏与军区的历史发展相关的史料，人们对拜占庭时期的这一重要方面的了解还相当有限，且不准确。350
值得一提的是“兵站”（Clisura）和兵站长官（Clisurach），Clisura在现代希腊语中是“山口”的意思，而拜占庭时期，却是指在兵站长官管理下的前线要塞及其有限的邻近区域，或者更经常的是，“一个较小的行省”。该兵站长官的权力不如将军那样大，也可能不是同时集行政和军事双重权力于一身。有一些兵站，例如塞琉西亚的兵站、小亚细亚的塞巴斯蒂亚兵站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兵站，随着转化为军区而日益重要。351
居于军区统治者位置上的将军有很多附属权力。至少在智者利奥六世时期，东方的军区，包括海上军区的将军们可以从国库接受固定的薪俸，西方的军区的将军则从自己的领地上收取年俸而不是通过国库。
军区组织的发展在马其顿王朝时期达到最高峰。此后，军区制开始逐渐衰落，一方面是由于塞尔柱突厥人在小亚细亚的入侵，另一方面原因则在于十字军时期帝国生活的变化。
混乱时期（1056—1081年）
皇帝们
早在1025年，保加利亚人的屠杀者瓦西里二世死后，帝国便进入一个混乱不堪、帝位更换频仍的时期，逐渐衰落。佐伊女皇助她的三个丈夫相继登上皇位。1056年，随着佐伊的妹妹狄奥多拉女皇死去，马其顿王朝最终结束了。随后是混乱时期，持续了二十五年（1056—1081年），直到著名的科穆宁王朝的创立者阿列克修斯·科穆宁（Alexius Comnenus）登上王位。
这二十五年间的历史从表面看来，是帝国皇位的频繁更替，而且登上皇位者多为平庸之辈，但它却是拜占庭帝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因为就在这二十五年间，帝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导致了西方的后来称为“十字军”运动的开端。
这一时期，拜占庭帝国外部的敌人从各个方面对帝国施加压力：诺曼人在西方的活动十分活跃；帕齐纳克人和乌齐人（Uzes）在北方；塞尔柱突厥人在东方活动。最终，拜占庭帝国的领土被大大压缩了。
这一时期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军事首领和大土地贵族（尤其是小亚细亚的土地贵族）发动了反抗中央政府的斗争。经过多次反复较量之后，行省与中央的斗争以军人和大土地所有者的胜利而告结束，这是行省对中央的胜利。阿列克修斯·科穆宁成为胜利者的首领。352
11世纪混乱时代的所有皇帝都是希腊人。1056年，年迈的女皇狄奥多拉在宫廷党的胁迫下选择了年迈的贵族迈克尔·斯特拉条提库斯（Michael Stratioticus）为继位者，此后不久，她便死去。宫廷派的候选人迈克尔六世斯特拉条提库斯在位时间大概只有1年（1056—1057年）。以小亚细亚军队为首的反对派此时形成，他们拥立了他们的将军、大土地所有者的代表、以抗击突厥人而闻名的伊萨克·科穆宁（Isaac Comnenus）为帝。这是在混乱时期军人派对中央政府的首次胜利。迈克尔·斯特拉条提库斯被迫退位，以平民身份度过了余生。
军人派的胜利只维持了短暂的时间。伊萨克·科穆宁在位时间仅两年（1057—1059年），然后就退位，隐居于修院之中。至于他退位的原因，至今仍是一个谜。也许他是精心策划的反对派之阴谋的牺牲品，他们对于他的独立统治并不满意。据说，伊萨克·科穆宁考虑到国库收入的特殊重要性，为增加国库收入，通常对非法获得土地的大地产者痛下杀手，其中既有世俗大地产者，也有教会的大地产，他还减少了高级官员的薪俸。著名学者和政治家迈克尔·赛勒斯（Michael Psellus）很可能参与了反对伊萨克·科穆宁的阴谋。
伊萨克退位，君士坦丁十世杜卡斯即位（1059—1067年在位），他是个天才的理财者和正义的维护者，只关心国内行政事务，而对军务一般地毫不过问。他统治时期，中央贵族派对在伊萨克·科穆宁时期获胜的军人派的不断抗争，或者是首都对行省的抗争。这位“官僚、修辞学家和学者统治时期是不幸的时期”注1009。来自北方的帕齐纳克人和乌齐人以及东部塞尔柱突厥人的威胁证明非军事性的行政管理并不合理。但是帝国迫切需要一位能够组织必要的军事力量来抗击敌人的统治者。甚至如11世纪的反军人派代表迈克尔·赛勒斯也说：“军队是罗马帝国的脊梁！”注1010因而帝国内部对皇帝的反对情绪很强烈。君士坦丁十世杜卡斯死于1067年，他的妻子欧多西娅·玛克列姆博莉莎（Eudocia Macrembolitissa）继他之后当政几个月。军人派则迫使她嫁给生于卡帕多细亚的杰出将军罗曼努斯·狄奥吉尼斯（Romanus Diogenes）。罗曼努斯加冕之后称罗曼努斯四世狄奥吉尼斯，统治时间为1067—1071年。353
罗曼努斯的继位标志着军人派的第二次胜利。这位士兵出身的皇帝统治帝国四年，以悲剧告终；因为他被塞尔柱突厥人俘虏，成为苏丹的阶下囚。当得知皇帝被俘的消息时，首都君士坦丁堡发生了大规模的骚乱。经过犹豫思考，人们选举了欧多西娅·玛克列姆博莉莎与君士坦丁·杜卡斯之子、迈克尔·赛勒斯的学生，绰号为帕拉皮纳克斯（Parapinakes）的迈克尔七世杜卡斯为帝。注1011欧多西娅则躲进修道院寻求保护。罗曼努斯被苏丹释放回国时，发现已是新君在位。尽管他曾得到承诺，新君将保证他个人的人身安全，但他还是被野蛮地刺瞎双眼，不久死去。
迈克尔七世杜卡斯·帕拉皮纳克斯（1071—1078年在位）爱好学习、学术争论及诗歌写作，对军事活动不感兴趣。他恢复了其父君士坦丁十世杜卡斯时期的官僚体制，而这并不适用于帝国的外部形势。突厥人和帕齐纳克人的威胁要求帝国必须有一位受到军队支持的军人皇帝来领导，才可以使帝国免遭毁灭。于是，一位“有希望实现大众诉求的代言人”注1012，小亚一个军区的将军尼斯福鲁斯·波达尼塔特斯（Nicephorus Botanitates）脱颖而出。他在小亚细亚称帝，迫使帕拉皮纳克斯穿上道袍，进入了修道院。而他则进入首都，由君士坦丁堡牧首为他加冕称帝。从1078—1081年，他一直稳坐皇帝宝座，但由于年老体弱，他难以处理内政外交中的难题。与此同时，各行省的大土地贵族也不承认他作为皇帝的权力，于是，在帝国各处出现了许多帝位觊觎者。阿列克修斯·科穆宁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先帝伊萨克·科穆宁的侄子，也与以前的统治家族杜卡斯家族有亲戚关系，而且他表现出有能力利用现存条件达到他的目标，获得君临天下的地位。于是，波达尼塔特斯也被废黜隐退于修道院，后获得圣职。1081年阿列克修·科穆宁加冕为皇帝，结束了拜占庭历史上的混乱时期。科穆宁王朝的第一位统治者在11世纪的登基标志着军人派和行省大土地所有者的又一次胜利。354
显而易见，皇位如此频繁更替和无休止的公开或隐蔽的宫廷斗争，必然使帝国对外政策失利，致使帝国从中世纪历史的巅峰地位上跌落下来。而且，由于来自外部的敌人——东方的塞尔柱突厥人，北方的帕齐纳克人和乌齐人，西方的诺曼人等——成功的军事行动造成的帝国外部复杂而危险的环境加速了帝国衰落的步伐。
塞尔柱突厥人
拜占庭帝国很早以前就知道突厥人。6世纪后半期，曾有过突厥-拜占庭结盟的设想。突厥人也曾在拜占庭的军队中受雇为雇佣军或皇帝卫队。注1013在东方帝国边境外的阿拉伯军队中亦有大量的突厥人，这支军队曾于838年积极参与了夺取并掠夺阿莫里亚（Amorion）的活动。但帝国与突厥人的早期关系和斗争直到11世纪以前都没有在帝国历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直到11世纪前半期，塞尔柱突厥人出现在帝国的东部边界时，情况才开始发生了变化注1014。
塞尔柱突厥人（Seljuqs或称 Seljucids）是突厥人首领塞尔柱克（Sejuq）的后代。塞尔柱克曾在公元1000年左右于突厥斯坦汗（Turkestan khan）的手下供职。塞尔柱克与他的部族从吉尔吉斯大草原移至布哈拉附近的河中地区，在此接受了伊斯兰教。塞尔柱克部族的势力在短时期内得到极大增长，乃至于塞尔柱克的两个孙子曾率领野蛮的突厥游牧部落袭击过霍拉桑（Khurasan）。
塞尔柱人在西亚的发展开创了穆斯林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同时也开始了拜占庭历史上的新时代。在11世纪，伊斯兰世界已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西班牙、非洲和埃及早已在政治上独立于巴格达哈里发的势力之外。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也分裂为若干个在不同的统治者管理下的独立王朝。11世纪中期，塞尔柱人征服波斯后，深入美索不达米亚，进入巴格达。从此，巴格达的哈里发处于塞尔柱人的保护之下。但是，塞尔柱人的苏丹并不住在巴格达，而是通过一位将军控制着这个重要的城市。不久以后，又有一些新突厥人部落来到这里，使塞尔柱人的势力大增。他们征服了整个西亚，包括从阿富汗斯坦到拜占庭帝国小亚的边界地区及埃及的法蒂玛哈里发国家。355
从11世纪开始，塞尔柱人成为拜占庭帝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因素，他们开始威胁到帝国在小亚和高加索的边界行省。11世纪40年代，君士坦丁九世摩诺马赫吞并了亚美尼亚及其新的首都阿尼。从此，亚美尼亚不再是突厥人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中间屏障；只要亚美尼亚的领土受到进攻，帝国领土也就同样受到进攻。而且，在这种进攻中，突厥人总是非常成功。突厥人军队也向小亚发动了攻势。
在伊萨克·科穆宁既活跃但又十分短暂的统治时期，帝国的东方在反击突厥人进攻时防卫很成功。但在伊萨克倒台后，君士坦丁·杜卡斯不重视军务的政策削弱了小亚细亚的军事力量，有利于突厥人进入拜占庭境内。据一位史学家记载，政府似乎乐于看到那些“固执而傲慢的行省遭遇不幸”。“同意大利一样，帝国的东部行省由于中央政权的错误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注1015。在君士坦丁十世杜卡斯及其妻子欧多西娅·玛克列姆博莉莎继杜卡斯之后的七个月执政期间，塞尔柱人的第二个苏丹阿尔普·阿尔斯兰（Alp Arslan）征服了亚美尼亚，蹂躏了叙利亚、乞里奇亚和卡帕多细亚。在凯撒里亚（卡帕多细亚的首都），突厥人劫掠了这里的主要圣处瓦西里教堂，教堂里保存着圣徒的遗骨。注1016一位拜占庭编年史家谈到迈克尔·帕拉皮纳克斯（1071—1078年在位）时期时说：“在这位皇帝统治时期，几乎整个世界，无论海上还是陆地，被那些不信神的野蛮人占领的地方都被摧毁，变得荒无人迹，因为所有的基督徒都惨遭杀戮，所有的居民区及其教堂都被他们抢劫一空，东方全部毁灭了，成为不毛之地。”注1017
帝国的军人派为欧多西娅找了一个丈夫，即罗曼努斯·狄奥吉尼斯。这位新皇帝指挥了几次反抗突厥人的战役，并在其早期战事中取得了一些成功。他的军队由下列不同部族组成：马其顿斯拉夫人、保加利亚人、乌齐人、帕齐纳克人、瓦拉几亚人和法兰克人（西方民族），这些部族缺乏正规的训练和正规的组织，不能有效抵抗突厥骑兵的迅速进攻。拜占庭军队中最不可靠的部分是乌齐人和帕齐纳克人的轻骑兵，他们一旦与突厥人发生冲突，就立即有了“血浓于水”的感受。356
罗曼努斯·狄奥吉尼斯的最后一次对突厥人采取攻势以其军队于1071年在亚美尼亚境内凡湖（Van）北部曼兹克特（Manzikert，现在的梅拉兹戈尔德［Melazgherd］）附近对突厥人的失败而告终。战役开始前不久，拜占庭军队中的乌齐人支队及其首领就投靠了突厥人。这在罗曼努斯·狄奥吉尼斯的军队中引起极大的不安。在战斗的紧急关头，一位拜占庭将领又开始散布帝国军队失败的谣言，士兵们惊慌失措，立即溃不成军。尽管罗曼努斯英勇奋战，还是被突厥人俘虏，但当他到达敌军营帐中时，却受到敌军将领阿尔普·阿尔斯兰充满敬意的欢迎和问候。
胜负双方签订了永久和平协议和建立友好关系的盟约，阿拉伯史料中记载了协议的主要条款：（1） 罗曼努斯·狄奥吉尼斯必须付出相应数量的金钱赎回人身自由；（２）拜占庭须向阿尔普·阿尔斯兰交付大笔年贡；（３）拜占庭应送还所有的突厥战俘。注1018但罗曼努斯回到君士坦丁堡时，发现迈克尔七世杜卡斯已成了皇帝，罗曼努斯被政敌们弄瞎了双眼，不久死去。
曼兹克特战役标志着帝国的最终命运。虽然依据协议，拜占庭帝国似乎没有向阿尔普·阿尔斯兰割让领土，注1019但帝国的损失是相当惨重的，因为保卫小亚边境的军队已经被彻底摧毁了，帝国根本无力再抵抗突厥人的进攻。而迈克尔七世杜卡斯所实行的不重视军务的软弱政策进一步加深了帝国的困难处境。曼兹克特战役给拜占庭在小亚细亚的统治以致命一击，而小亚细亚是拜占庭帝国最基本的领地。1071年以后，就再没有能够抵抗突厥人进攻的拜占庭军队了。一位学者甚至过分地强调说这次战役使突厥人掌握了拜占庭帝国的命运。注1020另一历史学家则把这次战役称为“拜占庭帝国的死期”，并且进一步论述道：“尽管这次战役造成的各种可怕的后果没有马上显现出来，但小亚细亚东部、亚美尼亚、卡帕多细亚等地，这些著名的行省（它们曾是如此多的著名帝王及将士们的家乡以及构成帝国主要军事力量的基地）永远不属于帝国了，突厥人开始在以往曾经辉煌的古罗马的废墟上支起了游牧帐篷。人类文明的摇篮从此落入穆斯林的野蛮而极其残酷的统治之下。”注1021 357
从1071年的大灾难到1081年阿列克修斯·科穆宁登基，这十年间帝国边防崩溃，内部的派系斗争激烈，而且这些派系纷纷向外寻求援助，突厥人则利用这一时机渗入到拜占庭帝国的内部。部分突厥人先头部队曾到达小亚细亚西部各行省，而帮助尼斯福鲁斯·波达尼塔特斯获得王位的突厥军队甚至随着这位帝王进入了尼西亚和赫里索波利斯（现在的斯库塔里［Scutari］）。
在罗曼努斯·狄奥吉尼斯和阿尔普·阿尔斯兰死后，突厥人和帝国都认为没有必要再遵从前两位统治者所签订条约中的相关规定。突厥人开始利用一切机会掠夺帝国在小亚细亚的行省，而且，据一位当时的拜占庭编年史学家说，他们进入这些行省，不再是偶然的抢劫，而是要成为这里的永久主人。注1022但这种说法似乎有些夸张，至少在1081年以前，情形并非如此。如J.劳伦特所强调的，“在1080年，即突厥人第一次出现在博斯普鲁斯沿海之后的第七年，他们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定居，也没有建立国家；他们仅仅是冒险者和无秩序的掠夺者。”注1023阿尔普·阿尔斯兰的后继者将小亚细亚的军事领导权转交给苏莱曼-伊本-库塔尔米什（Suleiman-ibn-Qutalmish），他占领小亚细亚中部后，在此建立了罗姆（Rum）苏丹国或叫作小亚细亚苏丹国。注1024因其首都位于原拜占庭属小亚细亚的最富有、最美丽的城市伊科尼姆（今科尼亚［Konia］），所以这个塞尔柱人的国家常常被称为伊科尼姆注1025苏丹领（Sultanate of Iconium）。苏丹领由此为中心地向四周扩张，北部最远达到黑海、南部达地中海海岸，成为帝国最危险的竞争者。突厥人军队继续向西方挺进，而拜占庭军队却毫无抵抗之力。358
塞尔柱人的进攻以及北部乌齐人、帕齐纳克人对首都的威胁迫使迈克尔七世杜卡斯·帕拉皮纳克斯在其统治早期向西方求助。他派遣使者去见教宗格列高利七世，允诺他将促使教会的联合以报答教宗的援助。格列高利七世的反应友好，派出大批使者前往西欧各个君主并向“全体基督教徒们”（ad omnes christianos）求助，声称“异教徒正在对基督教帝国施加巨大的压力，以前所未有的残酷毁灭了一切，他们甚至到了君士坦丁堡的城下”注1026。但格列高利的请求并未带来任何实质性的结果，同时，他自己也卷入了与德意志王亨利四世争夺授职权的长期而激烈的斗争。阿列克修斯·科穆宁即位时，塞尔柱人的西进运动已明显成为帝国的致命威胁。
帕齐纳克人
马其顿王朝末期，帕齐纳克人已经成为拜占庭帝国北部最危险的敌人。帝国政府允许他们定居在巴尔干北部地区，并授予几个帕齐纳克人王公以宫廷大臣的职位。但这些措施并没有真正解决帕齐纳克人问题。首先，帕齐纳克人并不能使他们自己习惯于这种定居生活；其次，新的帕齐纳克人部族及其近亲乌齐人部族正不断从多瑙河彼岸而来，并以南向发展为其目标，以便于掠夺拜占庭的领土。伊萨克·科穆宁成功地抵抗了“从其洞穴里爬出来”进犯拜占庭领土的帕齐纳克人。注1027他恢复了拜占庭在多瑙河岸的权威，也有效地抵抗住了突厥人的进攻。
在君士坦丁·杜卡斯皇帝统治时期，乌齐人出现在多瑙河沿岸。“这是一次事实上的迁徙活动；其整个部落，人数达60万，携带其家产和牲畜，齐聚于多瑙河的左岸。一切阻止其过河的努力都失败了。”注1028萨洛尼卡、马其顿、色雷斯，乃至于希腊半岛等地区都成为可怕的掠夺目标。当时的一位拜占庭史学家评论道：“恐怕整个欧洲的人民（当时）都在关注这一移民问题。”注1029当这一可怕威胁得到解除后，人们又将之归因于上帝之神迹的帮助。一些乌齐人甚至进入了帝国为皇帝服役，在马其顿接受了一些由他们管理的领地。帕齐纳克人和乌齐人曾在曼兹克特的战役中起到重要作用。359
迈克尔七世杜卡斯·帕拉皮纳克斯接受了其总理大臣的建议，实施了新的财经政策，削减了通常送给多瑙河沿岸的赠款，引起该地区帕齐纳克人和乌齐人的骚乱。他们同多瑙河对岸的那些游牧部落结盟，并同一个反对皇帝的拜占庭将军达成协议，同时联合了其他部族，包括斯拉夫人在内，联合向巴尔干南部进发，掠夺了亚得里亚堡行省，进而包围了君士坦丁堡，致使首都供给短缺。在此紧急关头，迈克尔·帕拉皮纳克斯迫于塞尔柱人和帕齐纳克人的压力而向教宗格列高利七世请求援助。
但是，很显然，拜占庭人成功地使用了其狡诈的外交阴谋，在围困君士坦丁堡的盟军中制造了种种矛盾。盟军开始后撤，带着大量的战利品回到多瑙河沿岸。这一时期末期，帕齐纳克人积极参与了尼斯福鲁斯·波达尼塔特斯和阿列克修斯·科穆宁争夺王位的斗争。
在科穆宁王朝以前的混乱时期，乌齐人和帕齐纳克人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北部突厥人对帝国的威胁（在此时已经危及帝国首都）问题也留给了科穆宁王朝。
诺曼人
马其顿王朝末期，诺曼人出现在意大利。他们利用拜占庭帝国的内乱及其与罗马帝国的分裂，开始成功地进入帝国的意大利属地。拜占庭的政府对此威胁无能为力，帝国的军队已全部投入到同塞尔柱突厥人的斗争中，塞尔柱人与北方的帕齐纳克人和乌齐人，似乎成为诺曼人的天然同盟者。用纽曼的话说：“帝国在意大利维护自己权利的斗争中只能使用它的左臂。”注1030在同拜占庭帝国的斗争中，诺曼人最强有力的武器就是它的水军，后来这支水军又为诺曼陆军提供了极大的援助。在11世纪中期，诺曼也出现了一个十分出色的领袖罗伯特·吉斯卡尔德（Robert Guiscard），“他本是一个强盗头子，后来却成为一个帝国的奠基者”注1031。360
罗伯特·吉斯卡尔德的主要目标就是占领拜占庭的南意大利属地。虽然拜占庭帝国面临着许多困难，但它在11世纪五六十年代与意大利和诺曼人的斗争却互有胜负。罗伯特占领了布林迪西、塔兰图姆和雷吉乌姆，但几年后，拜占庭派往巴里的军队又收复了前两个城市，在这支军队中有许多瓦拉几亚人。但在后期的斗争中，诺曼人获得了最后胜利。
罗伯特 ·吉斯卡尔德包围了巴里，这是帝国在南意大利的中心城市，也是意大利半岛上最坚固的堡垒。９世纪时，阿拉伯人只是以其狡猾的计谋，方能够以较短的时间攻克此城。同一世纪，该城还顽强地抵抗了西方（法兰克）帝国皇帝路易二世的进攻。罗伯特对巴里的围攻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军事行动，诺曼人的水军封锁了巴里的港口，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围困持续了三年之久，直到1071年，巴里才被迫向罗伯特投降。注1032
巴里的失陷标志着拜占庭在南意大利统治的结束。罗伯特从巴里这个阿普利亚的重要据点出发，迅速征服了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内陆的零星领地。对南意大利的征服也使罗伯特的军队可以着手从穆斯林手中夺回西西里。
诺曼人征服南意大利并没有完全使拜占庭丧失影响力。在西欧各地，仍然能强烈地感受到人们对东方帝国的统治、它的传统及其辉煌成就无比倾慕的气氛。查理大帝的西方（法兰克）帝国注1033，或德意志奥托大帝的帝国，在许多方面都能反映出东方帝国的传统、思想及外部生活条件对他们的影响，这种影响长达几个世纪之久。南意大利的诺曼征服者，以罗伯特·吉斯卡尔德为代表，自然也感受到拜占庭帝国的强大魅力。
阿普利亚公爵罗伯特把自己看作是拜占庭皇帝的合法继承者，因而在其征服地区保存了拜占庭的统治体系。于是我们看到，在诺曼人文献中提到了卡拉布里亚军区，并记载了一些仍由将军（或总督）统治着的城市，而且，诺曼人还努力地试图获得拜占庭贵族的头衔。希腊语仍然是卡拉布里亚的教堂礼拜仪式中使用的语言，同时，在诺曼人占领时期，一些地区仍以希腊语作为官方语言。总之，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并没有彼此融合，他们仍各自保留各自的语言、习惯和风俗。361
罗伯特·吉斯卡尔德的野心不止限于领土有限的南部意大利。当他了解到帝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时，便急于想得到帝国皇帝的宝冠。
1071年春天巴里的失陷与同年8月曼兹克特战役中帝国的惨败，使这一年成为整个拜占庭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年。在西方，帝国完全失去了南意大利，在东方，帝国对小亚细亚的统治也将崩溃。领土的缩小，加之又丢掉了小亚细亚这一重要的兵源，拜占庭帝国从11世纪下半期开始大为衰落。即使在科穆宁统治时期帝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复兴，但它仍逐步将其政治、经济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让与西欧。
皇帝迈克尔七世杜卡斯·帕拉皮纳克斯清楚地意识到罗伯特对帝国的威胁，企图通过两家王族成员的联姻来解除诺曼人的威胁。皇帝让自己的儿子娶了罗伯特的女儿，但这并不能缓和现存的局势。迈克尔被废后，诺曼人恢复了对帝国的敌对行动。在科穆宁继位之初，他们就已经准备将其军事进攻的目标从意大利半岛转向亚得里亚海的东海岸。在帝国内乱时期，拜占庭的整个边境从亚洲到欧洲都大为后退，而内部则陷入持续不断的王位纷争之中，这一时期留给科穆宁新王朝的是一个非常棘手的政治遗产。
教育、学术、文学和艺术
马其顿王朝既是一个国内外事务纷繁复杂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化、教育、艺术高度发展的时代。这一时期最清晰地展示了拜占庭的学术特征，表现为世俗因素与教会因素的进一步融合，或者说是古代异教思想与基督教的新观念在宇宙知识发展和百科知识方面的和解，最后表现为创造性人才的缺乏。君士坦丁堡的高等学府在这一时期再度成为教育、学术、文学发展的中心，聚集了最高层次的文化力量。
智者利奥六世是佛提乌的学生，尽管他还称不上是文学天才，但写了几本布道词、教堂圣歌及其他方面的著作。他的最大贡献在于努力维持佛提乌所创造的学术氛围，因此，正如一位史学家所说：“他在拜占庭教育方面，特别是在教会教育方面占有一席之地。”注1034利奥支持和保护所有从事学术文学活动的人；在他的时代，“帝国的皇宫有时变成了新的学院和讲堂”注1035。362
10世纪帝国文化运动的杰出人物是皇帝君士坦丁七世波菲罗杰尼图斯，他对于拜占庭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不仅表现在保护教育方面，而且贡献了许多原创性作品。他把国家事务交给罗曼努斯·雷卡平管理，而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他感兴趣的问题上。由于他的积极参与和他对文化活动的贡献，君士坦丁七世成为当时拜占庭文化和学术活动的中心人物。他写了许多东西并带动其他人从事写作，并努力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他的名字与许多宏伟建筑物的建筑活动联系在一起；他特别热衷于音乐和艺术，并将大量金钱用于编辑古代的文献。
君士坦丁七世时期的10世纪文学作品大部分被保留下来，其中一部分是君士坦丁本人所写，部分是在他的赞助下由其他人完成的，还有一部分是在他的建议下所编的以古代文献选集的形式或以百科全书的形式搜集的涉及许多问题的摘要。他的作品中有一部颂扬其祖父瓦西里一世的传记；另一部书是《论帝国行政》，这部作品是要传给他的儿子和其他后继者的，其中包括关于外国地理、拜占庭帝国同邻国的关系、拜占庭的外交等重要史料。该书开始的各章记录了当时北方的民族：帕齐纳克人、罗斯人、乌齐人、卡扎尔人、马扎尔人（即突厥人）等，尤其是前两个民族，在拜占庭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书中也记载了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保加利亚人、达尔马提亚人、法兰克人、南意大利人及威尼斯人和一些其他民族。书中还用斯拉夫语和罗斯语（即斯堪的纳维亚语）记下了第涅伯河各支流的名字。它是关于罗斯王公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人这一理论的最重要的根据之一。该书编成于948年到952（或951）年年间。其编排顺序不同于现在出版的版本。柏里曾写一篇文章对该书做过专门的研究，认为该书是（由不同文献）拼凑而成。注1036但书中对10世纪帝国的政治、外交和经济实力做了深刻的阐述。注1037在他的第三部著作《论军区》中，保存了大量的地理资料，其部分内容依据于五六世纪的地理著作。在君士坦丁七世时期，还编成了另一部伟大著作《拜占庭宫廷礼仪》。该书实际是对帝国既定宫廷生活法规的详尽说明，几乎可以被看作是一本“宫廷法规”。它主要依据不同时期对于宫廷生活的官方记载而编成，其中包括皇帝的洗礼、婚礼、加冕礼、葬礼及各种教会仪式，接待外国使节、组织军事远征、官员的任命，各官阶的称呼及其他生活细节等。不仅涉及帝国的宫廷生活，还涉及了整个帝国的社会生活。拜占庭的宫廷礼仪是从罗马帝国晚期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大帝的宫廷礼仪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来又渗透到西欧及斯拉夫各国（包括俄罗斯）的宫廷之中。甚至于20世纪的土耳其宫廷礼仪也受到它的影响。君士坦丁还用大量的笔墨叙述了944年人们将基督的“圣容”注1038从埃德萨转至君士坦丁堡时的隆重盛大的场景。在民众传统中认为这一“圣容”最初是由基督送给埃德萨王公的。363
在君士坦丁周围集合的文学与学术圈中，出现了历史学家约瑟夫·吉尼西乌斯（Joseph Genesius）和狄奥多勒·达弗诺帕特斯（Theodore Daphnopates）。约瑟夫写了一部从利奥五世至利奥六世时期的历史（813—886年）；狄奥多勒写的一部历史著作没有能保留下来，但有一些外交信件，基督教假日布道词及一些传记作品却得以保留。同一时期的罗得岛的君士坦丁（Constantine the Rhodian）还写了一部描述使徒大教堂的诗歌，因为这个著名教堂后来被土耳其人毁坏，这首诗也成为极有价值的东西。
在君士坦丁时期出现的“百科全书”中有著名的《圣徒传记》，是由西梅恩·梅塔弗拉斯特斯（Simeon Metaphrastes）所编。还有10世纪早期的著名作品《帕拉蒂纳手稿集》（Anthologia Palatina），由君士坦丁·凯法拉斯（Constantine Kephalas）编纂而成。它的名称来自于目前收藏于德国海德堡的唯一的帕拉蒂纳手稿（Codex Palatinus）。一些学者认为君士坦丁·凯法拉斯与罗得岛的君士坦丁是同一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帕拉蒂纳手稿集汇集了大量从异教时代到基督教时代的短诗，是10世纪优秀文学作品中的代表作。注1039 364
君士坦丁·波菲罗杰尼图斯时期还出现了一部著名的苏伊达斯（Suidas）词典。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关于这部词典作者的生活和个人情况的介绍资料，只知道该词典是解释各种常用词汇、相应名称和文章的资料最丰富的词典。其中涉及那些迄今已经失传的著作的文学和历史文献尤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尽管它有许多缺憾，但“苏伊达斯词典仍是欧洲其余地区的学术活动趋向衰落时期的拜占庭学者辛勤编著的结晶。这是拜占庭帝国在其内外交困的时代仍然不遗余力地广泛保留和发展古代文化遗产的又一新的例证”注1040。
马其顿王朝统治时期的另一位10世纪早期著名人物是凯撒里亚的主教阿莱萨斯（Arethas）。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学识渊博，对文学作品，不论是教会文学还是世俗文学，都深有研究。首先，他用希腊语写的关于《启示录》（Apocalypse）的评注早已为人所知，他为柏拉图、卢西安、尤西比乌斯等人的作品所做的注释，及他的一位保存在莫斯科的一部手稿中尚未出版的价值可观的书信集，都表明他是10世纪文学运动中的一位杰出人物。注1041
在这一时期教会生活中特别活跃的大主教尼古拉斯·米斯提克斯则留下了150多封有价值的书信。其中包括写给克里特岛上的阿拉伯埃米尔的信，写给保加利亚的西梅恩，给各任教宗，给皇帝罗曼努斯·雷卡平以及给主教们、修士们及各类地方行政官员的信。这些书信提供了10世纪帝国内部生活和政治史的资料。
司祭利奥生活于瓦西里二世时期，目睹了对保加利亚战争，留下了一部10卷本的历史著作，涉及959—975年的历史，还记录了帝国与阿拉伯人、保加利亚人和罗斯人所进行的战役。这本史书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价值，因为它是唯一以希腊语写成的详尽记述尼斯福鲁斯·福卡斯和约翰·齐米西斯光辉时代的史料。还由于司祭利奥的著作记载了斯维亚托斯拉夫与希腊人战争的详尽资料，对于了解罗斯人的早期历史颇有价值。
约翰·卡麦尼阿提斯（Jonh Cameniates）是萨洛尼卡的教士，他写了一部关于904年阿拉伯人征服萨洛尼卡的专著，前面已经提到，他是这场战争的目击者。365
这一时期的编年史学家中有位匿名的狄奥凡尼著作的续作者（Theophanes Continuatus）。他以吉尼西乌斯、君士坦丁·波菲罗杰尼图斯以及乔治·哈马托鲁斯的续作者的著述为依据描写了818—961年的历史。但这位作者究竟是谁至今仍是一个谜注1042。
10世纪的编年史学家以下列四人为代表：语法学家利奥（Leo the Gramarian）、米利特尼的狄奥多西（Theodosius of Melitene）、乔治·哈马托鲁斯（George Hamartolus）以及廷臣及财政官西梅恩（Symeon Magister and Logothete），即所谓的“伪廷臣财政官西梅恩”。但这些人都不是原作者，他们只是对财政官西梅恩的编年史加以抄袭、删节和修改，而该作者的希腊文原版著作从未出版过，共有一部旧的斯拉夫语版本，基本上能够从中发现原希腊文著作中的思想。注1043
约翰·基里奥特斯（John Kyriotes）也是10世纪拜占庭文学史上的一位颇有名望的人，一般，人们都称呼他的绰号“吉尔梅特斯”（Geometres），他从事文学活动的高峰时期主要是在尼斯福鲁斯·福卡斯、约翰·齐米西斯和瓦西里二世时期。其中尼斯福鲁斯·福卡斯是他心目中可敬爱的英雄。他写了一部警句和随想诗的诗集，这是一部包括禁欲主义（伊甸园）的韵文和一些赞美圣母的颂歌的文集。他的警句和随想诗与当时重要的政治事件紧密相连，如：尼斯福鲁斯·福卡斯和约翰·齐米西斯之死，在他的《起义》一诗中描写的巴尔达斯·斯克莱鲁斯和巴尔达斯·福卡斯起义，保加利亚战争等。这些诗歌都能引起当时的学者的浓厚兴趣。在他的一首诗中，约翰·基里奥特斯描述了他自己从君士坦丁堡到塞里布利亚（Selybria）旅途中，那些受到战争侵扰地区时的状况，生动而深刻地描绘出一幅当地农民遭受战争和毁灭之苦的悲惨画卷。注1044克伦巴赫说：“约翰·吉尔梅特斯是拜占庭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人物。”注1045这无疑是正确的。约翰的许多诗歌值得译成现代语言。他的散文作品，具有修辞、注释、演讲等方面的特点，但不及诗歌作品优秀。366
在尼斯福鲁斯·福卡斯统治时期，还有一位据称是伪-卢西安 ·迪阿洛戈（Pseudo-Lucianic Dialogue）所编写的《爱国者》（Philopatris）。人们曾经认为，它代表了“拜占庭式的人文主义”，因为，在10世纪，出现了“希腊精神和古典品位的复兴”注1046。
米蒂利尼的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 of Mytilene）是拜占庭时期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只是近年来他的名字才为人所知。他曾在11世纪前半期曾经非常活跃。他的短篇作品主要采用短长格、三音步的韵律，以讽刺短诗或对包括当时一些皇帝在内的各种人物的致词为形式，这些作品以其风格优美、充满睿智的精神而著称。注1047
10世纪时，拜占庭文明进入发展的辉煌时期，处于蛮荒时代的西方代表来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之滨接受教育。但在10世纪末到11世纪初，帝国将其全部注意力都投入到使帝国达到军事顶峰的战争中时，知识和教育活动有所衰落。瓦西里二世甚至轻视知识分子。12世纪的作家安娜·科穆宁娜评论道：“从保加利亚人的屠杀者瓦西里到君士坦丁·摩诺马赫时期，大多数人都忽视知识，但学术活动并没有完全衰落下去，后来又再度复兴起来。”注1048个别人仍勤奋写作，在油灯下度过漫漫长夜。注1049只是在11世纪中期，在君士坦丁·摩诺马赫统治时期，由政府资助的高等教育才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当时以年轻的君士坦丁·塞勒斯（Constantine Psellus）为首的一大批学者使皇帝关注他们的学术规划，并在宫廷内有着重大影响。关于高等学校教学性质的改革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一派希望建立法律学校，而另一派则希望建立哲学学院，即实施普通教育的学院。两派争论极为激烈，以至于采取了上街游行示威的形式。皇帝出面解决了这一问题，他建立了一所哲学学院和一所法律学院。随后在1045年建立了高等学府。有关建立法律学校的《新律》被保留下来。以著名学者和作家塞勒斯为首的哲学学院开设哲学课程，目的在于使学生受到多学科的普通教育。法律学院则是一种司法学堂和研究机构。367
拜占庭政府迫切需要受过教育的、富有经验的官员，尤其是司法官员。由于缺少专门的司法学校，年轻人只能从现任法官、公证员、律师那里获得法律知识，但这些人的专业知识也不够深入广泛，君士坦丁·摩诺马赫建立法学院的目的就是要满足这种迫切需要。学院由约翰·克希菲林（John Xiphilin）主持，他是塞勒斯的同代好友。与以前一样，教育是免费的，教授们从帝国得到较高的薪水、丝绸服饰、生活必需品和复活节礼物。想要进入学院的人皆获许可，而无视入学者的身份、地位和经济状况，但他们必须有足够的知识准备。关于建立法学院的《新律》体现了政府对于教育和司法知识的态度。11世纪的法学院有明确的实际目标，因为它需要为社会培养出大量懂得帝国法律的官员注1050。
哲学学院院长君士坦丁·塞勒斯（人们通常熟悉他的教名迈克尔），生于11世纪前半期，他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具有渊博的知识和卓越的才能，深受同时代人的尊敬，成为帝国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应邀来到宫廷，被授予高官要职。与此同时，他还给许多学生讲哲学和修辞学。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使凯尔特人（即西欧人）和阿拉伯人着迷；甚至这两块大陆的人们都为我们的荣耀而倾倒；尼罗河灌溉着埃及的土地，我的话则滋润着埃及的精神……他们中的一个人把我称为智慧之光；另一个人则称我为导师；第三个人也给我起了最美好的名字赞誉我。”注1051后来，塞勒斯追随他的朋友、后来的法学院院长约翰·克希菲林去修道院隐修，取教名迈克尔。但隐居的修士生活不合乎塞勒斯的性格。所以他离开修道院回到首都，再次担任在宫廷中的要职。到他的晚年，塞勒斯甚至担任了总理大臣。他死于11世纪末，大约在1078年。注1052 368
塞勒斯时代的拜占庭正处于动荡和衰落的时期，王位更换频仍，政策朝令夕改，但是，塞勒斯在不断调节自己适应实际生活的变化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在他为九个皇帝供职期间，官位不断提高，影响不断扩大。他能果断地利用谗谄、阿谀或贿赂来建立自己的声望，因此不能说他有较高的道德水准，在这方面他与生活在这个动荡和困难时期的其他大多数人并无区别。
但他所具有的许多特长却使他高于同时代人。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阅读广泛，工作勤奋。他一生中取得了许多成就，留下了宗教哲学（他追随柏拉图的思想）、自然科学、文学、历史、法律等多方面著述；他还写了一些诗歌、若干讲演稿及许多信件。他在其《历史》一书中记述了从约翰·齐米西斯之死到他本人生活的最后几年这一历史时期（976—1077年）的历史，此书是研究11世纪历史的非常有价值的资料，尽管它在论述中略有偏见。塞勒斯的所有文学活动，均显示出他是一位世俗文化的代表，他的作品中充斥了希腊化文化的影响。显然他对自己的评价并不很谦虚，在他的编年史中他写道：“我能肯定，即使在讲最简单的事情时，我也能做到妙语生花，不费任何力气就可以脱口而出。”注1053在其他地方，他还谈到君士坦丁九世“特别羡慕他超凡的辩才，他总是被塞勒斯的语言所吸引”；迈克尔六世“极为欣赏他，听到他的话如同品尝甜蜜”；君士坦丁十世“为他所说的话所陶醉”；尤多西亚“将他视为上帝”注1054。历史学家们对于塞勒斯的为人处事的方式仍然不很赞同，但他无疑在11世纪的拜占庭文化生活中占有较高的位置，如同佛提乌在９世纪，君士坦丁·波菲罗杰尼图斯在10世纪所获得的地位一样。注1055
马其顿王朝，尤其在10世纪时，还是史诗和大众诗歌大发展的时期。其主要英雄人物是瓦西里·狄吉尼斯·阿克里特斯（Basil Digenes Akrites）。帝国东部边境连绵不断的战争和动荡的生活为这些史诗和诗歌的创作提供了富有冒险精神的英雄题材。而瓦西里·狄吉尼斯·阿克里特斯的英雄事迹则在边境各行省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了最为深远的烙印。他的原名是瓦西里，狄吉尼斯和阿克里特斯则是他的别号。Digenes意为“生于两个民族的结合”，这源于他父亲是一位阿拉伯穆斯林，而他的母亲是一位希腊基督徒，Digenes常用于指代不同种族的双亲所生的孩子。Akrites（复数为Akritai）来源于希腊语akra（ἄκρα），意思是“边境”，在拜占庭时期,这一名词通常用来称呼最外围的边境保卫者。边境区（Akritai）有时相对于中央而言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它与西欧的markgraves（意为边境土地的统治者）和罗斯历史上乌克兰（ukraina，意为边境）的哥萨克人处于同等地位。369
史诗中的英雄狄吉尼斯·阿克里特斯将其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同穆斯林和阿波拉特人（Apelatai）的斗争。Apalatai最初意为赶走牲畜的人，后来指强盗，主要指拜占庭帝国东部边境上的山盗。“这些人勇敢而又强壮，半是英雄半是强盗”注1056，他们蔑视皇帝和哈里发的权威，在他们的土地上掳掠。和平时期，基督教和穆斯林联合起来与他们作战，而在战争时期，双方又都要争取这些蛮勇人士的帮助。兰姆鲍德说过，在边境地区，“人们常感到他们远离拜占庭帝国，似乎不是在英明的皇帝统治下的一个行省，而是处于西方那样的封建混乱秩序中”注1057。
通过狄吉尼斯·阿克里特斯史诗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线索，可以判断，该书中所依据的真实事件背景大约发生于10世纪的卡帕多细亚和幼发拉底河地区。在史诗中，狄吉尼斯为基督教和帝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他看来，正教会和罗马是密不可分的。从对狄吉尼斯之宫殿的描述中，人们几乎可以看到“保加利亚人的屠杀者”瓦西里二世所深恶痛绝的大土地所有者的富有和显赫。据说，狄吉尼斯·阿克里特斯的原型并不是基督徒，而是具有半传奇色彩的穆斯林战士，赛义德·巴塔尔加齐注1058（Saiyid Battal Ghazi），740年的阿克罗伊农（Acroïnon）战役令这位加齐声名远播。即便是在拜占庭历史的最后几年里，人们也颇为熟悉狄吉尼斯。12世纪的诗人狄奥多勒·普洛德罗姆斯（Theodore Prodromus）在试图赞美皇帝曼纽尔·科穆宁时，竟找不到比“新阿克里特斯”更为合适的赞誉之词了。注1059 370
按照柏里的说法：“正如荷马史诗反映了早期希腊文明的各个方面，而《尼布龙根之歌》反映了日耳曼在大迁徙时期的文明一样，《狄吉尼斯》也全面地展示了一幅拜占庭帝国小亚及边境生活的综合画面。”注1060拜占庭帝国保存了这部史诗。至今，塞浦路斯和小亚细亚地区的人们仍在歌咏着这位著名的拜占庭英雄。注1061旅行家们仍可以在特拉布松附近看到他的坟墓，按传统说法，这座墓可以用来保护新生儿，使其免遭邪恶的诅咒。就这部史诗的内容来看，它同西欧著名史诗，查理曼大帝时期的《罗兰之歌》或《熙德之歌》（The Cid）特别相似。而西方的这两部史诗都取材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斗争。
在现存的几部《狄吉尼斯·阿克里特斯》史诗的手稿中，最早的一本写成于14世纪。注1062近来对它的研究已进入一个新的富有成果的阶段，H.格雷古瓦开辟了这个新时代，他的合作者M.卡纳尔（M.Canard）和 R.古森斯（R.Goossens）则成功地继续了他的研究。几乎可以肯定，狄吉尼斯的原型就是狄奥吉尼斯（Diogenes），他是小亚阿纳托利亚军区的地方长官（turmarchus），他在788年同阿拉伯人的战斗中牺牲。史诗取材于10世纪的一些历史事件，当时拜占庭的军队曾驻于幼发拉底河和靠近萨莫萨塔附近的狄吉尼斯墓地，时间约为940年。人们还发现在拜占庭、土耳其和阿拉伯史诗，甚至包括《一千零一夜》之间，有许多有趣的联系。这一史诗由于它的历史背景及其所具有的东方史诗的特色而成为拜占庭文学研究中最富有魅力的问题。注1063
拜占庭史诗通常是以民谣的形式反映在俄国的传世史诗中，其中《狄吉尼斯·阿克里特斯》也占有一席之地。出现了古俄文写作的《狄吉尼斯·阿克里特斯的生活和事迹》（The Deeds and Life of Digenes Akrites）；19世纪早期的俄国史学家卡拉姆金（Karamzin）也了解这部文学作品，并在最初把它看成是罗斯的神话传说。这部史诗在古代罗斯文学中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因为古代罗斯人的生活和语言无论是在宗教方面还是在世俗方面都深受拜占庭帝国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俄文版的《狄吉尼斯》史诗中，人们甚至发现了一些在希腊文史诗中未曾出现过的片断。注1064 371
混乱时期帝国的文化和艺术生活继续沿着马其顿王朝时代开创的道路发展下去。例如，迈克尔·塞勒斯的活动在此间并没有间断。仅此事实即可以说明帝国的文化生活并没有停止。塞勒斯在这一混乱时期像在马其顿王朝时期一样受到短期在位的那些皇帝们的宠爱。
迈克尔·阿塔利特斯（Michael Attaliates）是这一混乱时期的著名作家之一。他生于小亚细亚，后来移居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从事司法和立法工作。他的现存作品主要涉及历史和法理学领域。他依据个人的亲身经历记述了从1034—1079年的历史，生动地展现了马其顿王朝的末代统治及混乱时期的画卷。迈克尔·阿塔利特斯的写作风格表明，在科穆宁王朝时期，古典的艺术复兴已广为发展。迈克尔的法律论文全部以《帝国法典》为依据，颇受大众欢迎，他的目标是编辑一本普及性的简明法律手册，以使所有人都能理解。关于11世纪拜占庭帝国文化生活中许多颇有价值的资料，可见于迈克尔为了保护他所建立的贫民院和修道院所编写的法规。其中包含有贫民院及管理该贫民院的修道院的所拥有的财产清单，捐赠给修道院图书馆的图书目录等。
马其顿王朝时期是拜占庭艺术史上的极其重要的发展时期。从9世纪中期到12世纪为止的这段时期，即包括马其顿之后的科穆宁王朝在内，被学者们认为是拜占庭艺术的第二个黄金时代，第一个黄金时代则是在查士丁尼大帝时代。反对偶像崇拜运动使得拜占庭艺术从沉闷的教会和修道院的影响中解放出来，并为其在宗教题材之外找到新的出路。这些道路导致人们回归早期亚历山大艺术模式的传统，也发展了借鉴于阿拉伯装饰艺术，即与伊斯兰装饰艺术密切相关的新的艺术形式，以更为现实主义的态度处理历史的和世俗的主题，以取代宗教的主题。但马其顿王朝时期的艺术创造并没有局限于借用和照搬，而是引进了一些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一些带有原创性的东西。372
马其顿王朝和科穆宁王朝时期对希腊风格的复兴使引进一些远胜于４世纪希腊化风格中自然美的东西成为可能；它集中了许多早期时代中的庄严性和力量感。这些特质对于拜占庭中期的表现方式产生了影响，并排除了６世纪的呆板形式，这种呆板形式只能在皇帝势力不能够达到的偏远省份的宗教中心才能得以继续。它们赋予拜占庭艺术的高贵而优雅、严谨而和谐、平和而高雅的风格，并使之成为拜占庭艺术成熟时期的特色。这种特色逐渐与宗教情感相和谐，具有希腊时代所不曾拥有的严肃性。尽管，如果认为在以后几个世纪中拜占庭艺术系统化并且不断希腊化的这种提法可能有些夸张，但可以肯定，绝对地彻底地东方化不再有可能实现了。注1065
著名的奥地利艺术史学家J.斯特拉齐格夫斯基（Strzygowski）试图证明一种同马其顿王朝密切相关的理论。根据他的观点，马其顿王朝的第一个统治者，一个生于亚美尼亚的君王的继位，标志着拜占庭艺术开始了一个新阶段，也就是说开始了一个亚美尼亚艺术开始影响拜占庭艺术创造力的阶段。换句话说，他要证明，传统观念，即认为拜占庭艺术直接影响亚美尼亚的理论是错误的。亚美尼亚的艺术确实对马其顿王朝产生深远的影响，许多亚美尼亚艺术家和建筑师曾在拜占庭帝国工作。瓦西里一世所建造的新教堂可能就是一座亚美尼亚教堂设计的再现；10世纪时圣索菲亚教堂的圆顶被地震所毁时，修复工作交给了一位亚美尼亚建筑师，亚美尼亚阿尼大教堂的建筑者。但正如查尔斯·迪尔所说，斯特拉齐格夫斯基的理论尽管有许多创造性的东西，但仍不可以被全部接受。注1066
瓦西里一世是一位伟大的建筑者。他主持建造了新教堂（the Nea）。该教堂的建立是瓦西里建筑政策中的一项大事，其重要性和查士丁尼时代修建圣索菲亚一样。他还建造了一个新宫殿凯努尔金（Kenourgion），使用了精美的镶嵌画加以装饰。他还修复和装饰了圣索菲亚大教堂和圣使徒大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在989年被地震毁坏后在10、11世纪皇帝们的关注下得以修复。373
在马其顿王朝的统治下，帝国首次出现了圣像绘画学校，这所学校不仅制作了大量圣像，装饰了许多教堂，而且还为许多手稿附上插图。在瓦西里二世时期写成的著名的《梵蒂冈宗教月历》（Vatican Menologium）中，附有漂亮的微型画，这些微型画由8位作者完成，其名字都镶嵌在画的边框里。注1067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许多有趣的、原创的、工艺精细的小画像。
当时主要的艺术发展中心是首都君士坦丁堡，但这一时期拜占庭的各省也保留下来一些艺术珍品，例如在维奥蒂亚的斯克利普教堂（874年）；10—11世纪建于圣山阿索斯的教堂群；弗西斯的斯蒂里斯的圣路加教堂（11世纪）；开俄斯岛上的新莫尼教堂（11世纪中期）；阿提卡半岛上的达芙尼修道院教堂（11世纪末）。在小亚细亚，卡帕多细亚的一些岩洞教堂中保存了大量生动而有趣的壁画，其中有许多属于9、10、11世纪的作品。对于这些 “展示了令人惊异的丰富的壁画作品”注1068的卡帕多细亚壁画的发现与研究主要与德热法尼翁有关，他倾其半生投入到卡帕多细亚——“一个拜占庭艺术的新行省”注1069的细致研究之中。
马其顿王朝时期拜占庭艺术的影响绝不仅限于帝国内部。罗马著名的圣玛利亚安提卡教堂中的较晚时期的绘画（成画于9、10世纪）可能是马其顿复兴时期注1070最优秀的作品。在罗斯，基辅的圣索菲亚教堂（1037年）以及许多其他的俄罗斯教堂也都带有马其顿王朝皇帝统治时期的风格。
从艺术多样性与原创性来看，867—1025年是马其顿王朝最辉煌的时期，也是拜占庭艺术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绘画作品最具有活力和创造力。在接下来的混乱时期和科穆宁王朝时期，即1081年以后，枯燥、呆板，与以前的风格截然相反的艺术风格又得以复生。374
在瓦西里二世时期进入亚美尼亚的拜占庭的旗帜已经撤离；塞尔柱突厥人的旗帜却前进了。这时在拜占庭国内，一成不变的精神据统治地位，在宫廷礼仪的展示中，在阿列克修斯及其宫廷的精神表现中都可以感觉到这种东西。所有这些都反映在西方十字军东征之前的一个世纪的艺术作品之中。前进的动力枯竭了，当时唯一可能的变化是被动地接受外来思想。宗教热情也被吸纳到这种正统观念之中。宗教仪程无创造性的设计，产生了许多指导手册，或者绘画指南。人们开始按照这种僵化的体系行事，文章的写作按照刻板的模式，绘画也要有规定的颜色了。注1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