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诺和阿那斯塔修斯的继承者之对外政策和宗教政策是与他们的前任直接对立的，他们把关注的目光自东方转向了西方。
518—578年，拜占庭帝国的皇位一直由下述人物占据：长者查士丁（Justin the Elder，518—527年在位），原为宫廷侍卫长（Count of the Excubitors注330），在阿那斯塔修斯死后，一次偶然机会被选为皇帝；他的著名外甥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 the Great，527—565年在位）；查士丁尼的外甥查士丁二世，即幼者查士丁（Justin the Younger，565—578年在位）。查士丁和查士丁尼的名字与他们的斯拉夫血统紧密相关，常被许多学者视为历史遗案，其斯拉夫出身的说法源自修道院长塞奥菲鲁斯（Theophilus）所写的皇帝查士丁尼的生平。据称塞奥菲鲁斯是查士丁尼的一位老师。这部生平记录是17世纪由梵蒂冈图书馆的馆员尼古拉斯·阿莱曼努斯出版的。“生平”提到了查士丁尼及其亲属的特别的名字，这些名字是他们在其家乡所用的。据斯拉夫学高级权威的观点，这些名字是斯拉夫人的名字。例如：查士丁尼的名字“尤普拉夫达”（Upravda）是斯拉夫语中“真理”“正义”之义。英国学者布赖斯（Bryce）在19世纪末（1883年）发现并研究了阿莱曼努斯所使用的手稿。他证明，该手稿写于17世纪早期，其中提法纯系传说，没有任何历史价值。现在，关于查士丁尼是斯拉夫民族出身这一提法必须摒弃。注331查士丁和查士丁尼可能是伊利里亚人或阿尔巴尼亚人。查士丁尼出生于上马其顿，距阿尔巴尼亚边界上今日之乌斯库布不远处的一个村庄里。一些学者认为查士丁尼的家族可上溯到达达尼亚（即上马其顿）的罗马移民后裔。注332据此，查士丁尼王朝的前三位皇帝是伊利里亚人或阿尔巴尼亚人，不过显然，他们都已经罗马化了。他们的民族语言是拉丁语。
懦弱而无子嗣的查士丁二世选定了一个军队指挥官、色雷斯人提庇留（Tiberius）为嗣子，封他为恺撒。当时，查士丁二世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演说，该演说因它的诚挚和忏悔的语气在当代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注333由于该演说词被书记员速记下来，至今仍保留了它的最初形式。查士丁二世死后，提庇留继位，称提庇留二世（578—582年在位）。提庇留二世死后，查士丁尼王朝即告结束，因为提庇留的继承者是他的女婿莫里斯（Maurice，582—602年）。关于莫里斯的民族出身问题，史料众说不一；有些史料说，他的家乡及他的家族所在地是卡帕多细亚的城市阿拉比苏斯（Arabissus）注334，而另一些人虽然也称他为“卡帕多细亚人”，但认为他是位居拜占庭皇位的第一个希腊人。注335这种说法事实上并不自相矛盾，因为他很可能是出生于卡帕多细亚的希腊人后裔。注336另一种说法认为他是个罗马人。注337J.A.库拉科夫斯基认为他可能是亚美尼亚血统，因卡帕多细亚地方的居民多是亚美尼亚人。注338莫里斯是被色雷斯暴动者福卡斯（Phocas，602—610年在位）推翻的。福卡斯是这一时期的最后一个皇帝。130
查士丁一世
查士丁继位后，背离了两位前任的宗教政策，立即明确地站到卡尔西顿会议的支持者一边，开始严酷镇压一性教派。他重新了同罗马的和平关系建立起来，从而，自芝诺的《合一通谕》以来，东西方教会之间的不和就此结束。这一时期几位皇帝的宗教政策是以正统教义为基础的，于是，再度使拜占庭东方的各行省与帝国相分离，而在520年，查士丁的外甥查士丁尼——在他舅父执政的第一年，人们就感觉他非同一般——在其致教宗霍尔米斯达斯（Hormisdas）的信中，表达了一种有趣的温和的暗示。他机智地向教宗建议，应对持不同宗教观点的人取温和态度：“您应该用耐心，而不是用镇压和血腥手段去劝导人们服从上帝，否则，将事与愿违，我们赢得了人们的灵魂，却失掉了许多人的肉体和他们的灵魂。因此，明智之举是以温和与宽厚的态度去纠正长期以来形成的谬误。那种不遗余力地为人们医治旧疾而不使新的伤痛由此发生的医生，才能真正受到赞扬。”注339最有趣的是，这一建议出自查士丁尼口中，因为后来，他本人并没有时常奉行这一政策。131
首先，在查士丁与遥远的阿比西尼亚的阿克苏姆王国的关系中，出现了与上述观念相悖的情况。阿比西尼亚国王在他对犹太人的保护者也门国王的战争中，得到了查士丁和查士丁尼的有力支持，于是，他在阿拉比亚半岛南端与曼德海峡相望的也门得到了一个立足点，并在此地复兴了基督教。起初，人们惊讶于这位顽固坚持卡尔西顿信条、并在国内积极反对一性教派的、信奉正统基督教的查士丁尼，居然会支持一位一性教派的阿比西尼亚国王。但是，在帝国的法定边界之外，拜占庭皇帝是保护一切基督教的，而不问他是否与自己崇尚相同的教义。从对外政策的观点看，拜占庭皇帝认为，基督教会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是符合国家的基本政治或经济利益的。
查士丁和阿比西尼亚王之间的和睦相处（rapprochement）对于后世产生了相当意外的影响。在14世纪的阿比西尼亚出现了一部最重要的阿比西尼亚文学作品《王者的荣耀》（Kebra Nagast），其中搜集了相当有趣的一些传说。该书声称，阿比西尼亚的统治家族可上溯到所罗门和示巴女王注340时期；至今阿比西尼亚仍声称，统治他们的王朝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王朝。据《王者的荣耀》一书作者说，阿比西尼亚人是上帝的选民，是新的以色列；他们的王国比罗马帝国还要高一层次。罗马王查士丁与阿比西尼亚王卡勒布（Kaleb）应该在耶路撒冷会面，并在他们之间平分世界。这一极其有趣的传说清楚地表明，查士丁时期在阿比西尼亚历史编纂传统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注341
查士丁尼与狄奥多拉的统治
查士丁的继承者，他的外甥查士丁尼（527—565在位）是整个查士丁尼王朝统治时期的中心人物。他的名字与他的皇后狄奥多拉紧密相联。她是拜占庭时期一个重要的天才女人。查士丁尼时期的历史学家普罗柯比所写的《秘史》以夸张手法描绘了狄奥多拉年轻时的堕落生活。当时，作为一个竞技场饲熊人的女儿，狄奥多拉生活于道德败坏的演艺环境中，成为随意向许多男人献媚邀宠的女人。造物主赐予她天生丽质，优雅、聪明、智慧。据一位历史学家（迪尔）讲：“她使得君士坦丁堡喜悦，神迷，并使之蒙受耻辱。”注342普罗柯比说，在街上遇到狄奥多拉的人都不敢接近她，担心一接触即玷污了自己的长袍。注343但我们对于所有那些涉及未来皇后的贬抑之词都应该持怀疑的眼光，因为它们都出自普罗柯比之手。他的《秘史》之宗旨即是诬蔑查士丁尼夫妇。经历了早年的动荡生活后，狄奥多拉在首都销声匿迹了，在非洲居住了一些年。当她再度回到君士坦丁堡后，已经不再是早年的轻浮戏子了。当查士丁尼第一次见到狄奥多拉时，她已经离开了舞台，过着隐居生活。她的大部分时间从事毛纺手工，并热衷于宗教问题的讨论。她的美丽打动了查士丁尼，遂被查士丁尼带回皇宫，授予她贵族头衔，并很快与她成婚。查士丁尼登上皇位，她即成为皇后。狄奥多拉无愧于她的新的高贵地位。她一直是忠实的妻子，而且对于国事有相当的兴趣。她有着相当敏锐的洞察力，曾对查士丁尼的所有决策产生深刻的影响。在532年的暴动中（这一事件将在下文探讨），狄奥多拉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由于她的冷静和非凡的活力，防止了帝国陷入更进一步的混乱。从她的宗教信仰来说，她公开倾向于一性教派，因此成为她的游移不定的丈夫的直接反对者。查士丁尼在他的长期统治中一直坚持信奉正统教派，但他也对一性教派做了一些让步。狄奥多拉比查士丁尼更理解信奉一性教派的各东方行省的重要性，这些省的确是帝国最有活力的部分。因此，她决意要同它们建立和平关系。狄奥多拉于548年因患癌症而先于她丈夫多年去世。注344133可上溯至6世纪，在拉文纳圣维塔利教堂的著名镶嵌画中，出现了在侍妇们簇拥下的身披长袍的狄奥多拉像。与狄奥多拉同时代的、及其以后的教会史学家们十分挑剔地论及她的性格。尽管如此，东正教年历的11月14日仍标明是正教国王查士丁尼及王后狄奥多拉的圣纪念日。注345她被葬于君士坦丁堡圣使徒教堂。132、133
查士丁尼的对外政策及其理想
查士丁尼的大量战争活动分为进攻和防御两大部分。对西欧的日耳曼人蛮族，他取攻势；对东方的波斯人和北方的斯拉夫人他取守势。
他把主要兵力用于西方，在那里拜占庭的军事行动获得圆满成功，汪达尔人、东哥特人，乃至于一些西哥特人被迫臣服于拜占庭皇帝，地中海几乎成为拜占庭的内湖。查士丁尼亦在其敕令中自称：“阿勒曼尼人、哥特人、汪达尔人、非洲人的皇帝弗拉维乌斯·查士丁尼（Flavius Justinian）。”但是，这种表面上的荣耀还有消极方面。拜占庭帝国取得成功的代价太过沉重，导致了拜占庭国家经济上的全面崩溃。总之，由于全力用兵西方，东方和北方则暴露在波斯人、斯拉夫人和匈奴人的进攻之下。
查士丁尼认为，帝国的主要敌人是日耳曼人。因此，在6世纪，日耳曼人问题又在拜占庭帝国出现。只是与以前相反，5世纪是日耳曼人进攻帝国；到了6世纪，则是拜占庭帝国向日耳曼人施压。
查士丁尼带着他作为罗马人和基督徒的皇帝的理想登上拜占庭皇位。基于自己是罗马皇帝继承者的信念，他梦想着恢复一个唯一的帝国，使它的疆域扩展到1—2世纪时期的罗马疆界范围。作为基督教统治者，他不能允许信奉阿利乌斯派的日耳曼人压迫正教的人民大众。作为罗马皇帝的合法继承人，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对于当时被蛮族人占领的西部欧洲有历史的权利。日耳曼人诸王只不过是拜占庭皇帝的臣属，是皇帝委托他们统治西方。法兰克王克洛维已经从阿那斯塔修斯处接受了执政官头衔，阿那斯塔修斯也曾正式承认了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当他决心发起反哥特战争时，查士丁尼写道：“哥特人以暴力攫取了朕属意大利，并拒绝将它们归还。”注346他一直认为自己是罗马帝国疆界内的所有统治者的当然领主。作为基督教的皇帝，查士丁尼有责任在“不信者”（包括异教徒和异端）中间传播真的信仰。在4世纪时由尤西比乌斯表达出的思想，在6世纪仍保持着活力。这就是查士丁尼之信念的基础，他相信他的责任就是重建一个统一的罗马帝国，“这个帝国”，用他在一则《新律》中的话来讲：“原来曾伸展到两个大洋的沿岸，罗马人因不慎而失去了它。”注347从这一古老的原则出发，查士丁尼相信他的责任是在恢复了的帝国内、在分裂者和异端之间，建立唯一的基督教信仰。这一理想信念使得查士丁尼这个充满野心的政治家和十字军人注348梦想光复整个已知世界。134
然而，必须记住，查士丁尼皇帝对于罗马帝国的古老领土的要求，也不完全是他个人的信念。在那些被蛮族侵占的行省中生活的人民大众眼里，这一要求是无可非议的。那些沦于阿利乌斯派统治下的各省居民把查士丁尼视为他们唯一的保护者。在汪达尔统治下的北非，情况尤其糟糕，因为这些汪达尔蛮人对当地的基督教正教居民进行了严酷的迫害，他们把许多市民及教士代表投入囚牢，并没收了他们的许多财产。逃离非洲的避难者和流放者（其中包括许多正教的大主教）来到了君士坦丁堡，要求皇帝出兵进攻汪达尔人，并向他保证，民众的大起义将随之爆发。
同样的情况亦在意大利发生。在那里，尽管狄奥多里克长期实行宗教保护政策，十分重视罗马文化，意大利当地居民仍然是敢怒而不敢言，并把他们的目光转向君士坦丁堡，希望从君士坦丁堡得到帮助，把他们从新来者手中解放出来，并恢复正统的基督教信仰。
更重要的是，那些蛮族国王自己也支持皇帝的野心。他们一直表现出对帝国的深切敬意，以多种方式表白他们对皇帝的臣属地位，并以种种手段渴望获得罗马贵族身份。他们还把拜占庭皇帝的头像锻压在他们发行的货币上。法国学者迪尔说注349：“他们竟自愿地重复西哥特首领的话，他说：‘皇帝无疑是地上的神，任何人起而反对他都应该以自己的血来抵罪’注350。”135
然而，尽管非洲和意大利的状况有利于查士丁尼，对汪达尔人和东哥特人的进攻仍然是十分困难的持久战争。
与汪达尔人、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的战争。这些战争的结局。波斯人，斯拉夫人。——对汪达尔人的远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意味着要由海路向北非输送一支大军，而且，这支军队不得不对抗拥有一支强有力的舰队的民族，他们早在5世纪中期就成功地袭击了罗马。此外，把主力军转运到西方必将在东方引起严重后果。帝国最危险的敌人波斯人，在东方一直不停地对君士坦丁堡发动战争。普罗柯比记录了第一次讨论进攻非洲问题的重要会议。注351大多数最忠实于皇帝的大臣，对这一行动能否成功表示怀疑，认为此举很唐突。查士丁尼自己也开始动摇；最后，他克服了一时的软弱，坚持原拟计划。这一远征计划即最后确定。此时，波斯统治家族内部发生了一次变动，因此，532年，查士丁尼与波斯的新统治者签订了“永久和平”协议，其条件是甚为屈辱的：拜占庭皇帝必须向波斯王付一大笔年贡。但是这一和议却使查士丁尼有可能在东方和南方的行动更为自由。查士丁尼于是任命天才的将军贝利撒留（Berisarius）统率这支远征埃及的大军和舰队，贝利撒留是查士丁尼在实施其军事计划时的最可靠助手。而且，在接受此次使命之前，他曾成功地镇压了国内危险的“尼卡”（Nika）起义，关于这一节，下文将加以介绍。
此时，汪达尔人和东哥特人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是危险的敌人。他们不适应南方的温暖气候，受到罗马文明的影响，已经迅速失去了过去的活力和能量。这些日耳曼人信奉阿利乌斯派基督教，使他们与当地的罗马民众的关系甚为紧张。柏柏尔人的不断起义也削弱了汪达尔人的力量。查士丁尼敏锐地观察到这些，他以灵活的外交手段加深了汪达尔人内部的不和，同时，他十分肯定地认为，日耳曼人诸王国不会联手反对他，因为，东哥特人与汪达尔人势如水火，信奉正统基督教的法兰克人也在不断与东哥特人斗争，而远在西班牙的西哥特人也不能成为战争的主要对手。所有这些都使查士丁尼觉得有希望各个击破敌人。136
对汪达尔人的战争从533年延续到548年注352，其间有过数度平静。贝利撒留以数次辉煌的胜利迅速降伏了整个汪达尔王国，因而，查士丁尼能够胜利地宣告：“由于上帝的仁慈，他不仅给予我们非洲及他的全部行省，而且把汪达尔人占领罗马时一度夺走的帝国权柄归还给了我们。”注353皇帝认为战争结束了，遂把贝利撒留和大部分军队撤回君士坦丁堡。当地的原住民柏柏尔人立即掀起剧烈的暴动，留守部队被迫卷入一场严峻的斗争。贝利撒留的继承者所罗门（Solomon）被彻底击败，本人被杀。这场长期战争持续到548年，这时，由于外交家和天才将军约翰·特罗格利塔（John Troglita）取得的一场决定性的胜利，使帝国的权力又得以恢复。他是帝国重新征服非洲的第三位英雄，他使非洲完全平静达十四年之久。他的业绩由当时的非洲诗人科利普斯（Corippus）在其历史著作《约翰》（Iohannis）一书中记载下来。注354
这些征服战争的成功并没有使查士丁尼的期望得到完全满足，因为除了海勒立斯石柱注355附近的坚强堡垒塞普图姆（Septum，今西班牙的休达城）外，北非的西部，即直达大西洋岸的地区，尚未归属帝国。然而，北非的大部分，以及科西嘉、撒丁尼亚和巴利阿利群岛，皆成为拜占庭帝国的领土。查士丁尼花费了相当的精力致力于恢复这些征服岛屿上的秩序。即使在今天，大量的拜占庭防砦和堡垒的废墟仍是这位皇帝为保卫他的领土而付出巨大努力的见证。
对东哥特人的战争更是耗费精力，从535年延续到554年，中间亦有些许和平。这场战争的前十三年与汪达尔战争同时进行。查士丁尼以干预东哥特人的内部斗争的方式，开始了战争行动。一支军队首先征服达尔马提亚——当时，这一地区是东哥特王国的一部分；另一支军队则由贝利撒留率领由海路行军，轻松地攻取了西西里岛。后来，这支军队渡海至意大利，占领了那不勒斯和罗马。此后不久，即540年，东哥特首都拉文纳向贝利撒留打开了城门。不久，贝利撒留就带着被俘的东哥特王离开意大利回到君士坦丁堡。查士丁尼则在自己的王衔“非洲的和汪达尔人的皇帝”之上，又加上了“哥特人的”修饰词。意大利似乎已经完全被拜占庭帝国征服了。137
然而，此时，哥特人中间出现了一个精明强干的国王托提拉（Totila），他是最后一个捍卫东哥特人之独立的英雄。他迅速而果断地扭转了局面，他的军队进展十分迅速，乃至于贝利撒留被立即从波斯召回，派往意大利担任最高指挥官以对付东哥特人的反攻。但是，贝利撒留也不能控制这一局面。拜占庭在意大利和海上诸岛的征服地被东哥特人迅速夺回。不幸的罗马城在罗马人和东哥特人之间屡次易手，变成了一堆废墟。当贝利撒留由于他的失败而应召离开意大利后，他的后继者、另一名优秀的拜占庭将军纳尔泽斯（Narses）数次展示出其伟大战略天赋，一举战胜哥特人。托提拉的军队于522年在翁布里亚的布斯塔-伽罗卢姆（Busta Gallorum）被击败，托提拉逃离战场，但未能逃生。注356“他的血染战袍和宝石头盔被交给纳尔泽斯，纳尔泽斯则把这些东西送至君士坦丁堡，置于皇帝脚下，以此证明，一直蔑视皇帝权力的人已经不复存在了。”注357到554年，经过二十年的毁灭性战争，意大利、达尔马提亚和西西里与帝国重归统一。同年，查士丁尼颁布的《国事诏书》（Pragmatic Sanction）把东哥特人夺去的土地归还给意大利的土地贵族和教会，并恢复了他们以前的特权；诏书中也列出了一些意在使已经破产的民众减轻负担的措施。但是，对东哥特人的长期战争阻碍了意大利工商业的发展，而且，由于缺少劳动力，意大利的许多土地无人耕种，罗马也一度成为毫无政治意义的第二等废墟城市。然而，教宗仍然选择它作为自己的驻节地。
查士丁尼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是针对比利牛斯半岛上的西哥特人。他利用西哥特人内部发生篡权内战之机，于550年向西班牙派出了海军。尽管这支军队数量不大，但它却取得了显著成功。许多航海城市及堡砦被攻克，最后，查士丁尼从西哥特人手中夺得了半岛的南端及迦太基、马拉加及科尔多瓦等城市。因而，这块领土事实上囊括了西至圣维森特角，东至迦太基的地区。注358在西班牙建立的这个帝国行省经过了一些变革，处于君士坦丁堡治下达七十年。但这个行省究竟是独立省还是附属于非洲总督，却并不十分明确。注359近期在西班牙已经发现了一些教堂和其他拜占庭建筑艺术的遗址，但价值不大。注360 138
所有这些进攻性战争使帝国的领土扩大了一倍。达尔马提亚、意大利、北非的东部（今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一部分），西班牙的东南部、西西里、撒丁尼亚、科西嘉和巴利阿利群岛成为帝国领土的一部分，地中海又一次成为事实上的罗马内湖。帝国的边界自海勒立斯石柱（即加德斯海峡）直达幼发拉底河。但是，即使取得了这一巨大的成功，查士丁尼的成就仍与他的期望相距甚远。他并没有能征服整个西部帝国。北非的西部、比利牛斯半岛、东哥特王国的北部、阿尔卑斯山以北（原雷蒂亚省和诺里克省）注361仍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外。整个高卢省不仅完全独立于拜占庭势力之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战胜了他，因为查士丁尼被迫把该省割让给法兰克王。而且，必须记住，皇帝的权力在广阔的新征服区也并不稳固。帝国政府既没有权威也没有其他办法使自己的地位更加巩固，只能通过武力征服。因此，查士丁尼对外征服战争的辉煌胜利只是以后一系列严重政治经济问题的开始。
查士丁尼的防御性战争，却远远不成功，而且有时候甚至是十分屈辱的。这些防御性战争，指的是在东方与波斯的战争和在北方与斯拉夫人及匈奴人的战争。
6世纪的两大强国拜占庭与波斯在东方边界已经进行了数个世纪的流血战争。自“永久”和平协议之后，波斯国王、天才而精明的统治者库斯鲁·努什尔万（Chosroes Nushirvan）看清了查士丁尼对西方的野心而充分利用了这一局面。注362库斯鲁充分意识到波斯帝国西部边界诸省的重要利益，遂抓住了东哥特人求援时机，撕毁了“永久”和平协议，公开与拜占庭帝国对抗。注363一场血战开始了。波斯人取得了明显的胜利。贝利撒留从意大利被召回，但却不能阻止库斯鲁的进兵。库斯鲁进入了叙利亚，抢劫和摧毁了安条克“这个既古老又重要的城市，罗马人在东方占有的所有城市中最大、最富裕、人口最多、最美丽，而且各方面都最为繁荣的城市”注364。在其进军期间，库斯鲁抵达了地中海沿岸。在北方，波斯人企图强行挺进黑海，但在高加索拉齐卡省（今拉齐斯坦）的拉齐斯坦人那里遇到了抵抗。当时，拉齐卡仍附属于拜占庭。经历了重重困难之后，查士丁尼才成功地购买了五年的和平，为此，他必须付大笔金钱。当时，库斯鲁也厌烦了无休止的对抗，于是，在561—562年，拜占庭帝国与波斯达成停战五年的协议。历史学家米南德（Menander）注365准确而详尽地记载了这次谈判及和约签订的细节。这项协议规定，皇帝必须付波斯人一大笔年金，同时，波斯王许诺，在波斯境内对基督徒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但有个苛刻的条件，即基督徒不得吸收新的皈依者。罗马和波斯商人不管贩卖什么商品，只能在设有海关的一些指定地点通过。这一协议，对于拜占庭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波斯人同意撤离黑海东南岸的拉齐卡地区，并把它归还给罗马人。换言之，波斯人未能在黑海沿岸取得可靠的据点；黑海仍由拜占庭帝国完全占有，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政治经济意义的事件。注366 139
在帝国北部巴尔干半岛上，防卫战争的性质大不相同。北方的蛮族保加利亚人和斯拉夫人早在阿那斯塔修斯时期就曾蹂躏了半岛上的那些行省；在查士丁尼时代，在普罗柯比笔下，斯拉夫人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名字“Sclavenes”。普罗柯比称之为匈奴人的大批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游牧民族，几乎年年越过多瑙河，深入拜占庭行省，以火和剑毁灭一切。一方面，他们抵达首都君士坦丁堡近郊，并深入赫勒斯滂海；另一方面，他们穿越希腊半岛，直抵科林斯地峡并向西直抵亚得里亚海沿岸。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斯拉夫人开始明显地向爱琴海沿岸移动。在他们极力进抵爱琴海沿岸的过程中，抵达了帝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萨洛尼卡，这座城市及它周围地区很快成为斯拉夫人在巴尔干半岛上的主要聚居地。帝国的军队对斯拉夫人的入侵进行了拼死的斗争，并时常把斯拉夫人驱赶回多瑙河北岸。但不是所有的斯拉夫人都能退回多瑙河北岸。查士丁尼的军队因忙于应付其他重要的战争，不可能对斯拉夫人在巴尔干半岛上每年一度的骚扰采取决定性行动。一些斯拉夫人于是留了下来。这一时期，巴尔干半岛上的斯拉夫人问题的出现应该予以重视，因为它在6世纪晚期和7世纪初势必成为帝国最重要的问题之一。140
除了斯拉夫人以外，日耳曼人的一支格庇德人（Gepids）注367和匈奴人的一支戈特里古尔人（Kotrigurs）也由北方侵入巴尔干半岛。在558—559年冬天，戈特里古尔人在其首领查波尔汗（Zabergan）率领下进入色雷斯。由这里，他们派一支部队前去骚扰希腊，另一支侵入了色雷斯的刻尔松尼斯（Chersonese），第三支，包括骑兵，则在查波尔汗亲自率领下向君士坦丁堡进军。拜占庭的国土遭到蹂躏。君士坦丁堡陷入恐慌之中。遭到入侵的各行省教会把其财宝送至首都君士坦丁堡，或用船运至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小亚细亚一岸。查士丁尼召来了贝利撒留，要他在这一危机时刻拯救巴尔干半岛。戈特里古尔人虽然在所有三路军进攻中都遭到失败，但色雷斯、马其顿和色萨利地区，却由于这次入侵而在经济上受到惨重打击。注368
匈奴人的威胁不仅在巴尔干半岛上，而且在克里米亚偏僻的塔夫里斯半岛面临同样的威胁。该半岛位于黑海沿岸，构成帝国的一部分。这里的两个城市克尔松和博斯普鲁斯以其在数个世纪的蛮族包围中保留希腊文明而著称。它们也在帝国和现今俄罗斯领土之间的贸易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到了5世纪末，匈奴人已经占领了该半岛的平原，并开始威胁那里的拜占庭领地和在拜占庭保护下的、以多里（Dory）为中心的一小片哥特人聚居地。在匈奴人威胁的压力下，查士丁尼建立并恢复了一些堡垒，并修建了长城，该长城的残迹至今仍可见到，注369这是一种塔夫里斯防线（limes Tauricus），起到了有效的保护作用。注370 141
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向外传播基督教的热情极高，甚至对于居住在埃及和阿比西尼亚（Abyssinia，即埃塞俄比亚）之间的上尼罗河地区的非洲居民也不忽视，这些居民即远在第一瀑布以远的布来米人（Blemyes）和他们的南方邻居诺贝达人（Nobade，即努比亚人）。由于狄奥多拉的聪明才智及其活动能力，诺贝达人和他们的国王西尔克（Silko）皈依了一性教派，而且，这位皈服基督教的国王与拜占庭联手迫使布来米人接受了同一信仰。为了庆祝自己的胜利，西尔克在布来米人的一个圣殿里建立了一块碑铭，柏里评价该铭文说：“这个小国之君说的大话似乎应出自阿提拉或帖木儿之口。”注371该铭文上写：“我，西尔克，诺贝达和所有埃塞俄比亚人的国王（βασιλἰσκος）。”注372
查士丁尼外交政策的意义。——纵观查士丁尼的整个对外政策，我们必须说，他的无休止的、并没有实现其全部计划和愿望的长期战争，对帝国的影响总的来说是灾难性的。首先，这些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消耗了巨额金钱。普罗柯比在他的《秘史》中估计（可能有些夸张），阿那斯塔修斯留下的积蓄，在当时看来是相当巨大的财富，即价值32万磅的黄金（相当6500万或7000万美元注373），却由查士丁尼在极短的时期内（即他舅父查士丁当政时期）全部花光。注374据6世纪另一则史料，即叙利亚人以弗所的约翰披露：阿那斯塔修斯时期帝国的国库积蓄在查士丁尼死后，直到查士丁二世时期才用完；注375然而，这一结论是不正确的。阿那斯塔修斯留下的资金肯定比普罗柯比欲使我们相信的数目要小，这笔钱在查士丁尼的事业中一定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但仅凭此项资金是远远不够的。新的税收比疲惫不堪的居民能够承受而且付出的数目要大。皇帝以节约军费来削减国家开支的企图导致军士数量的减少，这自然使得西部征服地十分不安全。142
从查士丁尼作为罗马人的观点来看，他的西征是可以理解的，也是自然的。但从帝国的实际利益来看，应该承认，这些西征活动是不必要的、有害的。6世纪东西方之间的鸿沟已经如此巨大，欲使两者统一的愿望本身就是时代的错误。真正的统一是不可能实现的。已经征服的诸省只能靠武力来维持，而帝国既无军力，也无财力。查士丁尼沉湎于他的美好梦想中，没有认识到东方边境及东方诸省的重要性，而后者才是拜占庭帝国的根本利害所系。仅仅出于皇帝本人之愿望的西征活动，不可能带来长久性的结果；而且，恢复罗马帝国的计划也随着查士丁尼之死而废弃了，尽管它并没有永远被废弃。与此同时，查士丁尼的整个对外政策在帝国内引起了特别严重的经济危机。
查士丁尼和特里波尼安的立法工作
查士丁尼由于他的立法活动的彻底性，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历史人物。查士丁尼认为，一个皇帝“不仅必须以军事武装使自己荣耀，而且必须以法律来装备自己，由此，他才能在战争时代及和平时代都立于不败之地；他不仅应该是克敌制胜的强者，而且应该是坚强的护法者。”注376此外，他相信，是上帝赐予帝王以制定和解释法律的权力，因此，一位皇帝必须是立法者，他的权力来自上天。但是，很自然地，除了所有这些理论根据外，查士丁尼还有实际上的考虑，因为他十分清楚，他那个时代的罗马法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
在前基督教时期的罗马帝国，帝国的立法权完全集中于皇帝手中，立法的唯一形式是皇帝的敕令，被称为“法”和“法令”（leges），与之相对的所有创制于早期立法时的法令和由古典时期法学家所阐释的律令被称为“旧法”（jus vetus）或“古法”（jus autiquum）。自3世纪以后，法学迅速衰落。法律的颁布仅限于纯粹的编纂，目的是为那些不能研究全部法学著作的法官提供一部由皇帝敕令和举世闻名的古代法学家著作的摘编。但是，这类汇编都属于个人行为，没有得到官方认可，所以在实际执法时，法官必须参照所有的皇帝敕令和所有的古典法学作品，这是远非任何一个人的能力所能胜任的。帝国当时没有出版有关皇帝敕令的核心刊物。这些敕令散在于各种档案中，在数量上年年增加，很难在实际生活中运用，尤其当新的敕令不断取代旧的敕令时，更为困难。所有这些都说明编纂一部帝国敕令汇编是十分必要的。早在查士丁尼以前，人们就在这个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在查士丁尼的立法著作中，他极大地受益于早年的《格雷格利亚努斯法典》《赫尔墨吉尼乌斯法典》和《狄奥多西法典》。为了便于引用古典法规（jus vetus），狄奥多西二世时期曾与他的西方同代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一起颁布了一则敕令，该敕令只承认五位最著名的法学家的著作具有最高权威，其他法学作者则可以被忽略。当然，这只是该问题的暂时解决方法，尤其是在这五位选定的法学家著作中根本不易找到对某个特定案例的解决办法，因为这些法学家的说法时常互相矛盾。而且，这些古代法学家的决断在生活条件已经发生变化之时已经太过陈旧而无法执行。因而，制定一部涉及整个法律体制的官方修订法典和对数世纪来法学发展进行总结极为必要。143
早期的法典只收集了一定时期内皇帝们的敕令，并没有涉及法学作品。查士丁尼不仅开始着手编纂在他的时代以前的帝国敕令集，而且开始修订古代法学作品。他的主要助手和实施整体方案的核心人物是特里波尼安（Tribonian）。
这项工作之进展速度是惊人的。528年2月，皇帝召集了一个由10位专家组成的编委会，其中有“皇帝立法工作的膀臂，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些专家的组织者”特里波尼安，以及君士坦丁堡的法学教授塞奥菲卢斯（Theophirus）。注377该编委会的任务是，修订三部较早的法典，从中删除陈腐过时的东西，并把《狄奥多西法典》颁布之后出现的敕令进行系统整理。所有这些工作的成果汇合于一部法典集成中。早在529年4月，《查士丁尼法典》（Codex Justinianus）就正式颁布了，它被分为10卷，收集了自哈德良皇帝以来至查士丁尼时期的敕令；它成为帝国的唯一权威性法典，从而取代了以前的三部法典。尽管查士丁尼的法典编纂工作从旧法典中受益甚大，但修订“旧法”工作却是他的首创。530年，特里波尼安受命组织一个委员会，修订所有古典法学家的作品，从中摘录，淘汰所有过时的东西，剔除一切互相矛盾之处，最后，按一定顺序把所搜集的资料整理排列。编委会阅读和研究了大约2000册书，计300万行以上。这是一部巨著，用查士丁尼自己的话来说：“在他下令编书之前，‘没有任何人曾经期待或者想象过，这竟是人力所及之事’。”注378而且，编委会“删除了所有‘旧法’中之重复和多余的内容”注379，三年内即告完成。这部于533年问世的巨著分为50卷，称为《法学汇纂》，Digestum），或Pandects，Pandectae注380。这一著作立即成为帝国司法活动中可以直接采用的依据。注381 144
尽管查士丁尼的这部《法学汇纂》十分重要，但由于仓促编就，不可避免地在某些方面有疏漏。其中有许多重复、互相矛盾和一些相当过时之处。此外，由于编委会被授权删节、解释和压缩古代的文献原本，最终成书有相当的专断性，有时甚至肢解了古代文献。该著作的致命缺陷是缺乏统一性。对于这一缺陷的质疑，发端于19世纪的一些著名法学家，他们对罗马的古典法律评价过高，因而对查士丁尼《法学汇纂》的评价十分苛刻。然而，即使《法学汇纂》有上述缺陷，它仍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它也为后代保留了迄今为止已经失传的一些古代罗马法学著作中摘编的丰富资料。
在编纂《法学汇纂》期间，特里波尼安和他的两个著名助手，君士坦丁堡法学教授塞奥菲卢斯和贝鲁特（在叙利亚）的教授多罗西斯（Dorotheus）受命解决另一个问题。据查士丁尼说，“没有人能承担所有这些艰深知识的重负”，此处的“艰深知识”，即指《民法典》和《法学汇纂》。譬如，那些“站在法律的入口处，迫切想进入其神秘境界”的年轻人注382，不可能掌握这两部巨著的所有内容，因此，有必要为他们编一种方便可用的手册。这部原准备供学生使用的《民法手册》于533年公布。它分为四册，称为《法学阶梯》注383（Institutions, 或Institutio）。用查士丁尼的话来说，这部概要是要把“所有‘旧法’的混浊水源导入一个清澈的湖泊中”。注384皇帝核准《法学阶梯》的敕令就是致“迫切想要学习法学的年轻人（cupidae legum juventuti）”的。注385 145
在编纂《法学汇纂》和《法学阶梯》期间，常规的立法活动并没有停止。一方面颁布了许多新的法令，另一方面对许多事情重新审定。简言之，529年出版的《民法典》看来在许多方面过时了，因此，534年着手进行新的修订增补工作。这部修订增补的12卷本法典问世，被称为《法典修订本》（Codex repetitae praelectionis）。该版本取缔了529年的旧版，搜集了自哈德良至534年的法令。这部著作的问世，宣布了《法典》编纂工作的结束。而该法典的第一个版本后来则绝版。
534年以后颁布的敕令被称为《新律》（Novellae Leges）。虽然《查士丁尼法典》《法学汇纂》《法学阶梯》均以拉丁文写成，但《新律》的大部分是以希腊文拟就的。这一事实表明查士丁尼这位紧随罗马传统的皇帝对现实生活的需要做了一个重大让步。在一则“新律”中，查士丁尼写道：“朕写这部敕令时没有用拉丁母语，而是用了希腊口语，以便使它能易于为公众理解。”注386查士丁尼企图把所有的“新律”编辑成集，但他没有成功，然而，在他统治时期，出现了一些非官方的“新律”汇集本。《新律》被视为查士丁尼立法工作的最后一部分，并成为他那个时代帝国内政史的重要资料。
查士丁尼认识到，《法典》《法学汇纂》《法理概要》和《新律》这四部法典应形成一部法学集丛。但在他统治时期，未能形成这样的全集。只是在相当晚的时期，即在中世纪，自12世纪初开始，当罗马法的研究在欧洲复兴时，查士丁尼的所有立法著作才以《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而著称于世。至今，它们仍被称为《民法大全》。
查士丁尼法学著作庞大的体系及使用大多数民众所不理解的拉丁文字，使得一些以希腊文解释《法典》的注释本和某些部分的摘要，以及从字面上对于《法学阶梯》和《法学汇纂》加以解释的作品大量出现。这些小册子形式的希腊文法学集纂，是适应当时的需要，并出于应用上的考虑而编的，与其拉丁原文相对照，有许多错误和疏漏；即使如此，它们还是把原本抛到了幕后，并几乎完全取代了它的地位。注387 146
为了与这部新的法律著作相协调，法学教育活动也发生了相应的改革，采用了新的学习课程设置。法学课程的学习期限定为五年。第一年的主要学习科目为《法学阶梯》；第二、三、四年学习《法学汇纂》，最后，即第五年学习《法典》。关于这一新的课程设置，查士丁尼写道：“当所有的法学秘密被揭示出来时，学生们就不会为任何东西所欺瞒，而且当学生们通读了特里波尼安和其他人为我们编辑成集的著作以后，他们会成为杰出的律师和法官，成为最能干的，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有所作为的人。”注388在致法学教授们的敕令中，查士丁尼写道：“从现在起，在上帝的监护下，你们要教授学生法学知识，开辟我们所为之奠基的道路，这样，他们将沿这条道路成为杰出的司法官员和政治家。而且你们将在所有时代都得到最高的荣耀。”注389在致学生的敕令中，皇帝写道：“要以勤奋、刻苦的精神学习我们的这些律法，并对它们很好地融会贯通，这样的良好愿望将激发你们的能力，当你们的全部法律学习课程结束时，你们将有能力治理我们的帝国，我们帝国的疆域将取决于你们的责任。”注390但学校的教学本身仅限于单纯地掌握所教授的教材，并在这些教材的基础上进行解释，而不得引用古典作家的原著来核实或重新解释法学教材，只允许学生们对法典做文字上的翻译和撰写摘要及选段。
尽管该法典在死刑判决方面有明显欠缺，在执法上也有许多弱点，但这部6世纪的巨型立法著作仍具有广泛的、不朽的意义。查士丁尼的法典保存了罗马法，而罗马法为指导大多数现代社会的立法提供了基本的原则。迪尔曾说过：“查士丁尼的理想成就了人类进步最有价值的伟业。”注39112世纪，当西欧开始研究罗马法，或者在通常情况下，如人们所说，当西欧开始承认罗马法时，查士丁尼的民法典在许多地方成为真正的法律。I.A.波可洛夫斯基（I.A.Pokrovsky）教授曾说：“罗马法得到了新生，并且第二次把世界联系起来。西欧的所有立法活动的发展，甚至那些现代的立法活动，都一直受到罗马法的影响……罗马立法的最有价值的内容被成段成章地引入当代法典中，并以这些当代法典的名义在发挥着作用。”注392 147
最近，在研究查士丁尼的立法著作方面，人们的观点有了一个重要转变。迄今为止，查士丁尼的法典，除了《新律》之外，它们都被认为最初是作为进一步理解罗马法的辅助手段，也就是说，它们只具有辅助性的，而不具备第一位的重要性。人们并没有研究这部《法典》本身，它也从来没有被视为“独立的”研究主题。从这一观点出发，人们对查士丁尼，尤其是特里波尼安产生了疑义，认为他们采用删节或扩充原法典内容的方式歪曲了古典法的原意。然而，现在人们所关注的，是查士丁尼的法典是否适应了他那个时代的需要，而且在多大程度上适应了这一需要。于是，人们公正地不再把古典法律条文的更改归于编纂者的主观意志，而是归于他们欲使罗马法适应6世纪罗马帝国东部的实际生活条件的愿望。这部法典在完成这一目标上的成就，必须结合当时的总的社会条件，希腊化思想和基督教对于法典编纂者无疑是有影响的，而且东方的生活习俗也必然反映在对古典罗马法的更改中。因此，一些学者谈到了查士丁尼立法著作的东方特点。当代法制史学科的问题是应该充分肯定和评价查士丁尼《民法典》、《法学汇纂》和《法理概要》中的拜占庭因素。注393查士丁尼的新法，作为通行立法的产物，自然是反映了当代生活状况的变化和它的需要。
查士丁尼时代有三座法律学校十分繁荣。一座在君士坦丁堡，一座在罗马，一座在贝鲁特。其他学校都被取缔了，因为皇帝担心它们会成为异教繁衍的基地。551年，贝鲁特城被一场可怕的地震、海啸和大火摧毁，贝鲁特的学校则迁至西顿，但此后不再那么重要了。
在俄罗斯，当沙皇费多尔·阿列克赛耶维奇（Fedor Alekseievich，1676—1682）统治时期，确定了把查士丁尼《民法大全》译为俄文的计划。一位德国学者对此做了及时报道，称此举是“海勒立斯式的壮举”（hoc opus Hercule dignum），但遗憾的是，这项计划并没有进行。注394
查士丁尼的宗教政策148
作为罗马皇帝的继承者，查士丁尼认为，恢复罗马帝国是他的职责；同时，他希望在帝国内确立唯一的法典和唯一的信仰。“一个国家、一部法典、一个教会”——这就是查士丁尼全部政治生涯中的简明信条。他笃信绝对王权，强调在一个秩序完好的国家中，一切皆附属于皇帝的权威。教会应该成为政府机构手中的有力武器，因此尽一切努力使教会服从自己。历史学家们曾试图分析查士丁尼教会政策的动机，有些人得出结论说，对于查士丁尼来说：“政治是第一位的，宗教只是国家的奴仆”；注395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个“君士坦丁大帝第二只要涉及教会问题就会忘记他的直接的政治责任”。注396在查士丁尼成为教会主宰的欲望中，他不仅要亲自控制教会的内部组织和教士的命运，甚至那些高级教士的命运；同时，他也确信，他的责任是为其臣民决定特别的教规。无论皇帝采取什么宗教信仰，他的臣民都必须遵从。拜占庭皇帝有权力规范教士的生活，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决定高级教职阶层的人选，并在教士的诉讼案中充当调节人和法律仲裁人。他保护修士、促进新教堂和修道院的兴建，赐予教会和修道院种种特权，以表示他对教会的恩宠。他也花费了许多精力以图在自己的臣民中建立统一的宗教信仰。他经常参加教义争论，对有争议的教义问题进行最后裁决。这种以皇帝的权力干预宗教和教会事务，乃至深入到个人宗教信仰的内心世界的深层领域的政策在历史上被称为“皇帝-教权主义”（Caesaropapism）。而查士丁尼就是这样的皇帝-教权主义者的典型代表。注397在查士丁尼的观念中，国家的统治者既是皇帝也是教宗；他把所有世俗的和教会的权力集于一身。而那些强调查士丁尼一切活动的政治意义的历史学家强调，在查士丁尼的皇帝-教权主义中，其主要动机是希望保障自己的政治权力，加强统治力量，并为他因偶然机会而取得的王位寻找宗教上的支持。149
查士丁尼受过很好的宗教教育。他精通《圣经》，热衷于参加宗教讨论，并写了许多宗教赞美诗。宗教争端在他看来是十分危险的，从政治观点上看尤其如此，因为它们威胁着帝国的统一。
尽管查士丁和查士丁尼之前的两个皇帝芝诺和阿那斯塔修斯曾经遵循了与东方一性教派教徒保持和平的政策，并因此与罗马教会决裂，但查士丁和查士丁尼却毫不动摇地偏爱罗马教会，并同它恢复了友好关系。这势必导致东方各行省与帝国的分离，这是同查士丁尼的计划不相容的，因为查士丁尼极其迫切地想在他的庞大帝国内建立统一的信仰。但是，要在东方和西方的教会，即在亚历山大、安条克和罗马教会间实现教会统一是不可能的。一位历史学家讲过：“查士丁尼的统治在其教会政策上是双面的雅努斯神注398，它一面转向西方，要求罗马予以指导，另一面则转向东方，在埃及和叙利亚修士中间寻找真理。注399”
查士丁尼的教会政策的基本目标在其统治初期是建立同罗马的密切联系；因此，他曾以卡尔西顿会议的护卫者身份出现，该会议的决议曾受到东方各行省的强烈反对。在查士丁尼统治期间，罗马教区享有最高教会的权威。在查士丁尼致罗马主教的信中，就称他为“教父”“罗马之父”“使徒之父”“教父和牧首”等，于是，教父（pope）的头衔，就被用来特指罗马主教。在一封敕令中，这位皇帝称罗马主教为“所有神圣教会之首”（caput omniums sanctarum ecclesiarum）注400，而在他的一则“新律”中，特别提到“最受恩宠的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教区，即新罗马，应位于最神圣的使徒教区旧罗马之次”。注401
查士丁尼开始同犹太人、异教徒和异端决裂。在异端派中包括摩尼教派、聂斯脱利派、一性教派、阿利乌斯派和其他不大重要的宗教教义理论的派别。阿利乌斯派当时在西方日耳曼人诸部族中传播。在帝国各地残存的异教残余势力和异教徒们仍视雅典学园为他们的主要中心。犹太人和小股异端教派追随者则主要集中于近东各行省。当然，得到最广泛追随者的是一性教派。在西方，与阿利乌斯派的斗争采取了军事征服的形式，这种军事征服以日耳曼诸王国完全地或部分地臣服于拜占庭而告结束。查士丁尼坚信，在帝国内部，有必要建立统一的信仰，因此，不可能对其他信仰和异端教派的领导取容忍态度，这些人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遭到军队和行政权威的严酷镇压。150
雅典学园的关闭。——为了彻底根除异教残余，查士丁尼于529年关闭了位于雅典的著名哲学学园，认为它是衰朽的异教思想的最后堡垒。在5世纪狄奥多西二世时期君士坦丁堡学府的创建，已经预告了该学园的衰亡，学园的许多教授被流放，学园的财产被没收。一位历史学家写道：“当圣本尼狄克（St.Bennedict）摧毁了意大利的最后一处国家圣殿、位于卡西诺山圣林中的阿波罗神殿的同一年，人们也见证了位于希腊的古典异教堡垒的毁灭。”注402从这一时期起，雅典完全丧失了其原来作为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降为不显眼的二流城市。该校的一些哲学家欲迁居波斯，他们听说，波斯王库斯鲁对哲学很感兴趣。他们在波斯受到极好的礼遇，但是，异邦的生活对于这些希腊人来说甚难适应。在库斯鲁先同查士丁尼达成协议，使查士丁尼在协议中承诺他将不迫害这些哲学家，也不强迫他们改宗基督教信仰之后，决定让他们回归祖国。查士丁尼履行了诺言，这些异教哲学家在拜占庭帝国境内完全和平、安全的环境中度过了余生。但查士丁尼未能彻底根除异教，异教仍在偏僻的地区继续秘密地存在着。
犹太人和他们的宗教亲族，即巴勒斯坦的撒马利亚人注403，不能屈从于政府的迫害政策，发动了起义，但迅速被残酷镇压。许多犹太会堂遭到毁灭，而在那些尚存的未被毁灭的会堂中，也禁止诵读希伯来文的《旧约》，而需代之以70位学者译的希腊文本（所谓七十子译本）《圣经》。人们的政治权利被剥夺。聂斯脱利派也受到严酷镇压。
宗教问题及第五次全基督教主教会议。——当然，最为主要的是查士丁尼对一性教派的态度。首先，他与一性教派的关系有极大的政治意义，而特别涉及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东方各行省的重要问题。其次，一性教派受到查士丁尼的妻子狄奥多拉的支持，而她对查士丁尼有强大的影响。一个当时的一性教派作者（以弗所的约翰）称她为“满腔热情地爱基督的女子”，是“最具基督教精神的皇后，她受上帝派遣在困难时期保护受迫害者”注404。151
由于她的劝说，查士丁尼在其统治初期试图同一性教派和平共处。他允许那些在查士丁统治时期及他自己统治早年遭到流放的主教回归故里。他邀请许多一性教派教徒到首都，参加宗教和解会谈。据一位目击者讲，在这个会议上，查士丁尼要求他们同其对手“为了正统基督教和虔诚人民的利益，完全心平气和地”注405讨论所有未决的问题。他把首都一处宫殿内的一些房间赐给500名一性教派修道士，说成是“给予隐修者的最大的绝好的奖赏”注406。535年，“一性教派的真正立法者”及其首领塞维鲁（Severus）到达君士坦丁堡，并在那里住了一年。注407“535年年初，帝国的首都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阿那斯塔修斯统治时期发生的那种情况。”注408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已经交给了特拉布松主教安希姆斯（Athimus），他因其对一性教派的调和政策而著名。一性教派似乎已经取得了胜利。
然而，事态很快发生了变化，教宗阿伽佩图斯（Agapetus）和一伙“不眠者”（极端正教派）注409到达君士坦丁堡后，即挑起了反对安希姆斯牧首的宗教调和政策的喧嚣，查士丁尼不无遗憾地被迫改变了他的和解政策。安希姆斯被撤职，一位正统派的牧师梅纳斯（Menas）接续了他的职位。有一则资料记载了此事发生之后皇帝与教宗之间的对话，查士丁尼对教宗说：“我可以迫使你接受我的意见，否则我会把你流放。”而阿伽佩图斯回答：“我曾希望见到一位最好的基督徒皇帝查士丁尼，但我现在看到了一位戴克里先；无论如何，我不怕您的威胁。”注410皇帝之所以对教宗让步，很可能是由于当时对东哥特人的战争在意大利刚刚开始，他需要得到西方人士的支持。
即使如此，查士丁尼并没有放弃他同一性教派和解的进一步努力。这时，他提出了著名的“三章案”（The Three Chapters）问题。此案涉及三位5世纪的教会作家，即莫普苏埃斯蒂亚的狄奥多尔（Theodore of Mopsuestia）、居鲁士的狄奥多莱（Theodoret of Cyrus）和埃德萨的依巴斯（Ibas of Edessa）。一性教派对卡尔西顿会议的指责，是因为上述三位作家有聂斯脱利派信仰倾向，却未在该次会议上受绝罚。罗马主教和“不眠者”遇到了极为强大的对手。查士丁尼义愤填膺地宣称，在上述问题上，一性教派是正确的，正教派必须赞同他们。他在6世纪40年代早期发了一则敕令，谴责了上述三位作者的作品，并威胁道：“任何企图保护或赞同此三者的人都将受到绝罚。”注411 152
查士丁尼希望所有的教会人士对此敕令都承担义务，要求所有的牧首和主教在该敕令上签字。但这并不容易实现。西方教会担心若自愿签署该协议，可能意味着侵犯了卡尔西顿会议的权威。一位著名的迦太基助祭写道：“如果卡尔西顿会议的决议也要讨论，那么，尼西亚会议不是也可能受到同样的威胁吗？”注412除了上述疑问外，人们还提出，是否应该诅咒死人，因为这三位作者早在前一世纪都已经谢世。最后，一些西方教会的首脑达成这样的意见，即，皇帝以该敕令侵犯了教职人士的良心。但是，在东方教会，人们并不赞成这种观点，这里的历朝皇帝参与裁决宗教争端问题已经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认可。东方教会也引用《旧约·圣经》中约书亚王的故事，他不仅镇压了活着的奉偶像崇拜的教士，而且打开了在他统治时期之前已经去世的那些人的坟墓。在圣坛上焚烧了他们的遗骨（《列王记》下，23：16）。于是，东方教会乐于接受该敕令，并谴责“三章”的作者们，西方教会则不然。总之，查士丁尼的敕令没有得到教会的普遍承认。
要劝说西方教会支持他，查士丁尼首先要取得罗马教宗的允许。因此，当时的罗马主教维吉利乌斯（Vigilius）被召至君士坦丁堡，在那里滞留了七年之久。当他到达君士坦丁堡时，立即公开声明他本人反对皇帝的敕令，并宣布将君士坦丁堡牧首除籍。但是，他渐渐屈服于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的威压。458年，维吉利乌斯发表了摒斥“三章”的声明，即所谓的“宣判书”（Judicatum），从而与四位东方教会的牧首取得一致。这是狄奥多拉的最后胜利。她相信一性教派的最后胜利是不可抗拒的。她也于该年去世。在维吉利乌斯被邀请到君士坦丁堡之时，西欧的修士们不得不为“最英明的君主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不停地祈祷。注413 153
然而，西方教会并不赞成维吉利乌斯实行的妥协。非洲的大主教们在召集了一个主教会议后，竟至将维吉利乌斯处以绝罚。由于这些事件的影响，教宗的立场动摇了，他取缔了已经公布的“宣判书”。查士丁尼决定求助于基督教主教公会议。这一会议于553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
第五次全基督教主教公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比前几次宗教会议更为简单。它不必处理新的异端问题，而只须对第三、四次全基督教主教公会议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修正，其中一部分是涉及聂斯脱利教派思想的，而主要的则涉及一性教派信仰问题。皇帝极其渴望当时滞留在君士坦丁堡的教宗维吉利乌斯出席会议。但是，维吉利乌斯以种种理由予以回避，而且，所有决议都是在他缺席的情况下达成的。会议讨论了三位有争议的作者的著作，并赞成皇帝的意见。会议的决议谴责并绝罚：“渎神的前莫普苏埃斯蒂亚主教狄奥多尔注414及他的那些渎神的著作，以及狄奥多莱以渎神的态度所写的所有作品，及伊巴斯的那些渎神的书信，和那些已经写了，或正在写东西为他们辩护的人（ad defensionem eorum）。”注415该会议的决议是被强制通过的，查士丁尼还制定了镇压及流放那些不同意摒斥“三章”作者的大主教的政策。教宗维吉利乌斯被流放至马尔马拉海上的一个小岛上。最后，他同意签署该会通过的诅咒性的决议，才被允许回到罗马，途中于叙拉古去世。直到6世纪末，西方教会仍没有接受553年基督教会议的决议，只是在大格列高利一世（590—604年在位）时期，才宣布，“在有关‘三章’讨论的会议上，没有任何东西违犯或以任何方式改变宗教问题”，注416于是，553年的宗教会议在整个西方被认可，与前4次基督教全体主教公会议具有同等地位。
查士丁尼想利用这场激烈的宗教斗争来调和一性教派与正统派的关系，但却没有出现他预想中的结局。一性教派并不满足于对他们的让步。在查士丁尼晚年，他显然倾向于一性教派，反对他的主教均遭到流放。这时，一性教派竟然可能成为迫使所有人接受的国教。而这将带来新的更为严峻的矛盾。但在此时，年迈的皇帝辞世了，帝国的宗教政策随之又一次发生了变化。154
在总结查士丁尼的宗教政策和教会政策时，人们要问，他是否成功地在帝国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教会。当然，回答是否定的。正统教派与一性教派并没有重归统一。聂斯脱利派、摩尼教派和犹太教及异教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存在。帝国并不存在宗教的统一。查士丁尼试图实现宗教统一的目标应该说是失败了。
但是，谈及查士丁尼的宗教政策，我们也不应忽视他的传教活动。作为一名基督教帝国的皇帝，他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在自己的帝国范围以外传播基督教。多瑙河畔的赫鲁利人（Heruli）注417和一些高加索人部族，以及北非和尼罗河中游地区的土著民族都是在查士丁尼时期皈依基督教的。注418
查士丁尼的内政
尼卡起义。——查士丁尼即位之时，帝国的内部生活处于无秩序和动乱之中。土地荒芜，民有饥色，特别是在帝国首都以外的诸行省中。税收也无常规。竞技场诸党派、大地主、被剥夺皇位继承权的阿那斯塔修斯的亲属，以及分散的宗教团体，使帝国内部矛盾更加激化，造成极为严峻的局面。
查士丁尼登基之时，他非常清楚，帝国的内政需要进行广泛的改革。他没有退缩。关于这方面的材料，主要来源于他的《新律》和吕底亚的约翰所写的论文《论罗马国家的政治》以及查士丁尼的同时代人普罗柯比所著《秘史》等。近期，人们从草纸文献中亦发现了更有价值的资料。
在查士丁尼统治之初，他目睹了首都一次可怕的起义，这次起义几乎剥夺了他的皇位。在君士坦丁堡市中心的大竞技场（Hippodrome），是热衷于赛车竞技活动的首都居民最喜欢的聚会地点。每个新登基的皇帝在加冕后，通常都应出现在竞技场的皇帝包厢，即希腊语称之为“座席”（Kathisma）的地方，接受民众的第一次欢呼拥戴。竞技驭手们身着绿、蓝、白、红四色驭服。自早年基督教会禁止角斗活动以来，赛车一直是竞技场的热门项目。组织良好的竞技党是以不同颜色的赛车手为核心而形成的。这些群体用自己的钱财来资助赛车手、马匹和赛车，并时常与其他颜色的党派竞争和相斗。他们很快即以绿党、蓝党、白党、红党的名字相称呼。竞技场、赛马和竞技场各党派是拜占庭帝国从罗马帝国继承而来的传统，后来的文学传说则把它们的起源归于罗慕路斯和雷穆斯的神话时代。四个党派所取的不同颜色名称，其原来意义并不十分清楚。查士丁尼时期，即6世纪的资料认为，这些名称与四种元素相对应，即地（绿）、水（蓝）、风（白）和火（红）。竞技场的节日活动特别壮观，观众的数量有时可达50 000人。155
竞技场各党派在拜占庭时期被称为吉莫（demes），它后来发展为代表一定政治、社会或宗教倾向的政治党派。竞技场民众的呼声成为一种公众舆论和民族诉求。Th.I.乌斯宾斯基曾说过：“由于当时没有印刷术，竞技场成为自由表达民众舆论的唯一场所，这种舆论有时可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当局。”注419皇帝有时也被迫出现在竞技场上，向民众解释他的行为。
6世纪时君士坦丁堡最有影响的竞技党是蓝党（Venetoi），它赞成基督教正统教义，故也被称为“卡尔西顿党”，或称之为卡尔西顿会议的拥护者。另一党是绿党（Prasinoi），它支持一性教派。在阿那斯塔修斯时期，曾出现过一次反对这位一性教派皇帝所支持的绿党的暴动。在一次可怕的冲击和破坏后，正统教派的党徒拥立了一个新皇帝，并冲向竞技场。皇帝阿那斯塔修斯诚惶诚恐地出现在竞技场，没有戴皇冠，并让传令官向群众宣布他随时准备退位。民众看到皇帝如此可怜，心生怜悯。于是他们安静下来，一场起义平息了。但是，这一场面却生动描述了竞技场和首都民众对帝国乃至于对皇帝本人的影响。由于查士丁和查士丁尼的继位，正教派占了优势，蓝党胜利了。然而狄奥多拉喜欢绿党，因此，即使在皇室内部，也有分歧。
吉莫不仅代表政治和宗教倾向，也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这一点似乎是肯定的。蓝党可以视为上层阶级的代表，绿党则代表下层阶级。如果这一点确凿无疑的话，156那么，拜占庭的竞技党作为一个社会因素，有它的新的和极为重要的意义。注420
竞技党斗争的极为有趣的翻版也出现在6世纪东哥特王狄奥多里克统治下的罗马城，这里也有两个对立的党派，蓝党和绿党在持续斗争，其中蓝党代表上层统治阶级，绿党代表下层民众。注421
关于此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新的提法最近得到了强调和讨论。一位俄罗斯学者，已故的A.迪亚科诺夫指出，兰鲍德（Rambaud）、马诺也罗维奇及其他人犯有“方法上的错误”，他们没有能辨别出吉莫和竞技党的不同，它们显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必须区别对待。但是，迪亚科诺夫研究的目标不是解决这一问题而是重新提出问题，因此，该提法应在将来更专业化的著作中加以考虑。注422
532年君士坦丁堡起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直接反对查士丁尼的有三重势力：王朝的、民众的和宗教的。阿那斯塔修斯尚存的众侄子认为，由于查士丁和随后的查士丁尼的即位，使他们掌握皇权的权利受到了冒犯，在信奉一性教派信仰的绿党支持下，他们欲废黜查士丁尼。由于普遍的苦难而激起的反抗是针对高级官员的，特别是反对著名的法学家特里波尼安和大政区长卡帕多细亚的约翰（John of Cappadocia），他们因亵渎法律和无耻的勒索及残酷行为，在民间引起了普遍的不满。最后，宗教的反抗势力是来自一性教派信众。他们在查士丁尼统治初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所有这些一起引起了首都人民的暴动。而且，值得重视的是，蓝党和绿党一度放弃了两党之间宗教上的对立，齐心协力地反对可憎的政府。皇帝派出了传令官到竞技场，同民众进行谈判，但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注423起义迅速波及整个城市，最好的建筑和艺术遗产遭到破坏或焚烧。大火也烧到了圣索菲亚教堂，即后来的圣索菲亚教堂的原址。起义者用以激励自己的口号是“尼卡”，希腊语意为“胜利”、“克敌制胜”，这次起义因此被称为“尼卡起义”。查士丁尼被迫同意罢免特里波尼安和卡帕多细亚的约翰，并亲自到竞技场面对群情激昂的民众，宣布这一决定，但是仍不能平息众怒。阿那斯塔修斯的一个侄子被宣布为皇帝。当查士丁尼及其廷臣谋士躲在宫中，已经准备逃跑时，狄奥多拉出现了。她所说的话被普罗柯比记录下来：“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不可能逃避死亡；但是对于一个曾经君临天下的人，流亡是最不可忍受的——噢，陛下，如果您希望解救你自己，这并没有困难；我们有足够的金钱；那边就是海，海上有船。但是，想一想，一旦你逃到一个安全的地点，你是否就不会求死而去求生了呢？我赞成一句老话：皇家的紫衣是最好的葬袍。”注424皇帝于是振作起来，任命贝利撒留去镇压这次已经持续了六天的叛乱。贝利撒留把起义者驱赶到竞技场，把他们包围起来，处死了三四万人。起义被镇压了，阿那斯塔修斯的侄子被杀，查士丁尼再一次坐稳了宝座。注425 157
税收和财政问题。——查士丁尼对内政策的最典型特点是他与大土地所有者之间的顽强斗争，目前这一点尚未得到完全的解释。这一对立在《新律》和草纸文书中，以及普罗柯比的《秘史》中有所评介。普罗柯比虽然倾向于保护贵族，且在《秘史》中充斥着许多对于查士丁尼的荒谬指责——在他的眼中，查士丁尼是居于帝国宝座上的暴发户——但是，他描述了一幅6世纪社会斗争的特别有趣的图画。帝国当局认为，它最危险的竞争者和敌人就是大土地所有者，他们在处理其庞大地产上的事务时完全无视中央的权力。查士丁尼有一则“新律”谴责了各行省中国家和私人土地所有权的分离情况，将其归罪于地方巨头的放纵无度，随后，他向卡帕多细亚省的总督指示道：“朕得悉在各行省中竟有如此之大的弊端，乃至上级政府中几乎无一人可以促其改正。朕甚至羞于谈及大地主产业上的管理者多么不合体统地被保镖们簇拥着到处招摇过市，他们拥有那么多的一群属民，而且多么无耻地掠夺一切……国家的财富，包括所有的马匹，几乎全部成为个人的私有，它们被盗取、被掠夺，但没有一个人能直言谏阻，因为人们的嘴都被黄金塞住了。”注426显然，卡帕多细亚的巨头们在他们的行省中有着完全的权威，他们甚至豢养自己的军队、武士和保镖，同时掠夺私人的乃至国家的土地。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该“新律”签发于尼卡起义四年以后。查士丁尼时期关于埃及的类似资料也见于草纸文书中。一位著名的埃及大地主家庭的成员阿庇翁（Apions）在6世纪于埃及许多地区拥有庞大地产。几乎全部农村都是属于他的产业。他的家法几乎就是法律。他有自己的秘书和管家，大群工人，他自己的估税员和收税使及司库，警察，甚至他自己的邮政系统。这类巨头均有他们自己的监狱，养着自己的军队。注427大地产也同样集中于教会和修道院中。158
查士丁尼针对这些大地产主进行了无情的斗争。他干涉遗产继承问题，强制性地、有时是不择手段地要求他们向皇帝馈赠，或以某些假证为根据抄没其财产，或煽动宗教方面的讼案剥夺教会地产，以种种手段有意识地、坚持不懈地摧毁大地产。特别大规模的剥夺大地产的活动发生于532年的起义之后。然而，查士丁尼没有能完全摧毁大地主制，大地主势力在以后的各个时期仍是帝国生活中久盛不衰的现象。159
查士丁尼看到并认识到，是贪污、盗窃、巧取豪夺等行政统治的种种弊端，导致如此严重的贫穷和破坏，并且势必引起帝国内部的动乱。他十分清楚，帝国内部的此种状况对于社会稳定、城市财政、农业等有着极坏的影响，而且，这种财政上的混乱势必导致帝国生活中的混乱。他急切想纠正这一现状。他还相信进行新的重大改革是皇帝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对上帝感恩的行为，因为上帝赐予了皇帝所有的恩宠。但是，作为绝对皇权理论的坚定不移的代表，查士丁尼认为拥有一个经过改造且完全服从皇权的官僚集团和实现中央集权的统治是改革帝国现状的唯一手段。
查士丁尼首先将他的注意力转向帝国的财政方面，此时帝国的财政正受着特别严重的威胁。诸多军事行动需要巨额资金，但是，捐税进入国库却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这一事实使皇帝警醒，因此，他在一则“新律”中写道：“考虑到大量的战争支出”，他的臣民们“必须向政府自愿地、全部地缴纳税款。”注428因此，一方面，他向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挑战，另一方面，他声称自己是纳税人抵制官吏们巧取豪夺的保护人。
535年的两则重要的“新律”对于研究查士丁尼改革至关重要。它们包含了行政改革的原则基础和对于行政官员新职责的规定。其中一则“新律”命令统治者：“要以父辈的感情对待所有的忠实臣民，保护臣民去抵制压迫；他们应该拒绝受贿，在实行司法审判和行政决策时公平合理；他们应该镇压犯罪，保护无辜者，依法惩治犯罪等。总之，对待臣民要似父亲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注429官员们要“在保证自己的手处处干净（不受贿）”的同时，特别关注政府的收入，“增加国家的财富，且尽一切努力保证国家利益”注430。考虑到对非洲和对汪达尔人的战争，以及即将进行的新的军事行动，“新律”说：“应该上交政府的捐税必须完全地、自愿地在规定的日期内交齐。因此，如果你们能通情达理地面对这些官员，帮助他们顺利地为朕征税并及时上交，那么，朕将赞扬这些官员的热情和你们的睿智；从而在治者和被治者之间处处保持美好的和平的协调一致。”注431行政官员们必须发重誓，忠于职守，与此同时，他们必须保证在其管辖的行省内完成税收任务。大主教们则应该监视官员们的行为表现。那些被揭发犯罪者将从严惩处，而那些忠于职守者则将得到升迁的机会。在查士丁尼的观念中，行政官员和行政纳税人的职责是如此单纯：前者必须忠诚，后者必须自愿地、全部地、定期地完税。在以后的敕令中，查士丁尼时常提到他用以推行行政改革的这些原则。160
但是，帝国的诸行省统治情况并不完全相类似。有些行省，尤其是那些国界沿线的行省，居住着不安分的民族，需要更强有力的统治。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改革过分强调了行省的分割，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实行了严格的军政分权制。而查士丁尼时期，在某种程度上说，已经结束了上述体制，回到了戴克里先改革之前的行政体制上去。查士丁尼采用了（尤其在东方）把若干小的行省合并为大省的方法，而在小亚细亚的一些行省中，由于军、政官员间时常不和，竟至发生冲突，查士丁尼下令将军政权力集中于一位官长之手，称其为统领（praetor）。皇帝查士丁尼对埃及，尤其是负责向君士坦丁堡供应谷物的亚历山大地区格外关注。据一则“新律”披露，埃及的贸易组织和向首都运粮的活动处于极度的混乱中。注432为了重新规范这一帝国政治生活中极为重要的活动，查士丁尼授权一位行政官员奥古斯塔利斯（vir spectabilis Augustalis）对于埃及两省注433，尤其是亚历山大这个人口众多、不安定的城市实行军事管制。但是，在各行省集中领地和权力的企图，在查士丁尼时期并没有制度化。
查士丁尼在东方一些行省贯彻其军政合权思想同时，在西方则继续实行军政分权的旧制，尤其在后征服的意大利和北非两大政区。
查士丁尼希望他的大量应急法令能够纠正政体内的一切缺欠，并“以其英明的举措给帝国带来一个新的繁荣时期”注434。但是，结果非他所愿。他的所有那些敕令都不可能改变人的本性。从他后期的“新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叛乱、侵夺和毁灭的事件持续不断。因而必须不断地反复重申皇帝的敕令以使民众意识到这些法令的存在，而在另一些省，有时则有必要实行军法管制。161
有时，当急需资金时，查士丁尼也使用他在法令中禁止使用的措施。他以高价出卖官职，违背自己的承诺加征新税，尽管他在“新律”中清楚地说明民众对此新税是无力负担的。由于财政困难的压力，他使用了货币贬值的方法，发行劣质货币；但是，人民的态度变得令人恐惧，他几乎立即被迫废弃了这种政策。注435他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充实国库。正如6世纪一位诗人科利普斯所说：“国库如同人体的胃供应着人体的所有器官。”注436征课捐税的手段之严酷达到了极限，在疲惫的民众中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一位当时的作家评价道：“对于纳税人来说，外国侵略的到来也比国库官员的到来好对付一些。”注437由于农村居民不堪政府的压迫纷纷逃离，村庄变得穷困不堪，人烟稀少。土地颗粒无收，许多地区发生了暴动。
查士丁尼意识到帝国日渐衰落，恢复经济是拯救它的唯一途径，于是，他使用了最危险的手段恢复经济。他削减了军队的数量，并时常停发军饷。但是，主要由雇佣兵组成的军队常掀起暴动反对这一措施，并向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实施报复。军队的减少还伴随着其他严重的后果：边境处于无人保护的境地，蛮族可自由出入拜占庭国界进行破坏性骚扰。查士丁尼修建的边防设施也无力维护。由于政府无力武装抵抗蛮族，查士丁尼不得不对蛮族贿赂，这些贿赂构成新的大宗支出。据法国学者迪尔的意见，这形成了恶性循环。货币的短缺迫使军队削减，军人的缺乏则需要有更多的钱去同敌人媾和。注438
除了这一切灾难外，又有经常的饥荒、瘟疫和地震——这些灾难减少了人口，增加了对政府救济的需求——查士丁尼统治末期的帝国的确悲惨至极了。在所有天灾中，542年的毁灭性瘟疫尤其应该予以关注。它起源于埃及边境上的佩鲁西亚。关于人们提到它发生于埃塞俄比亚之说难以确定，因为有一种古代的传统疑惑，认为瘟疫通常发生于埃塞俄比亚。如同修昔底德在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头时，先考察了雅典的瘟疫一样，在君士坦丁堡目睹了这场瘟疫之发生的历史学家普罗柯比也详尽描述了这种致命疾病的症状及其后果。这场瘟疫自埃及传至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次年到达君士坦丁堡，然后传遍小亚细亚并穿越美索不达米亚进入波斯。它还渡海进入意大利和西西里。瘟疫在君士坦丁堡持续了4个月，死亡率相当高；城市和乡村都被废弃，农业中止了，到处是饥饿、恐慌，加之大批人逃出感染区，使帝国陷于一片混乱。所有的宫廷活动都停止了。皇帝本人也感染了瘟疫，但未危及生命。注439唯一有助于了解这种悲惨史实的是查士丁二世的第一则“新律”，他说，“国库负债累累，达到极端贫穷”，而且，“军队极端缺乏给养，帝国很容易遭到蛮族的进攻和骚扰”注440。162
因此，查士丁尼在行政改革方面的尝试完全失败了。在财政上，帝国处于崩溃的边缘。皇帝的内外政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在西方进行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需要大量金钱支出，使得东方崩溃，留给他的后人诸多困难。如同他在早期“新律”中所强调的，他一心想在帝国建立秩序，提高行政机构的道德水准，但是，这些良好的愿望却由于他作为罗马皇帝继承人的责任感而进行的军事行动而毁灭了。
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的商业
查士丁尼的统治在拜占庭商贸史上留下了清晰痕迹。在基督教时期，同异教时期的罗马帝国一样，主要是同东方国家进行贸易。最稀有的珍贵商品来自遥远的国度——中国和印度。早期中世纪的西欧，正处于新的日耳曼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其中有些国家被查士丁尼的将军所征服——其经济发展处于极其不利的境地。东罗马帝国则由于它的首都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所使然，成为东西方交通的中介地，并一直保持着这种地位，直到十字军时期。163
但是，拜占庭帝国与远东诸民族的商业关系并不是直接的；这里的中介使者是萨珊朝的波斯帝国，它在同拜占庭商人的中转贸易活动中获得巨额利润。当时，近东有两条主要的商路，一条是陆路，一条是海路。陆路的商队路线自中国西境出发，途经苏格迪亚纳（Sogdiana，今布哈拉）抵波斯边境，在这里由中国商人把货物转给波斯人，波斯人则把它们运至拜占庭边境的海关。海路运输有以下几种方式：中国商人用船只把他们的货物运至位于印度半岛南端的塔普罗班内岛（Taprobane，即锡兰，今斯里兰卡）。在此地，中国商品卸船后，主要转上波斯货船，经印度洋、波斯湾、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口，然后沿幼发拉底河上行将这些货物运达拜占庭设于河上的海关。因此，拜占庭与东方的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帝国同波斯的关系，而且，由于拜占庭时常发生与波斯的战争和冲突，帝国与东方的贸易关系亦经常中断，损失甚大。东方贸易的主要物品是中国生丝，其生产过程中国人严格保密。鉴于生丝的生产过程中有许多困难，因此，生丝的价格以及在拜占庭市场上急需的丝织品价格时常涨至惊人的程度。除了中国生丝之外，中国和印度还向西方出口芳香剂、香料、棉花、珠宝及其他拜占庭帝国特别需要的物品。查士丁尼对于拜占庭对波斯经济上的依赖关系十分不满，遂决心寻找直接通往中国和印度的商路，从而摆脱波斯人势力的影响。
印度洋航海者科斯马。——在查士丁尼时期，有一部重要的著作问世，此即6世纪中期印度洋航海者科斯马（Cosmas Indicopleusters注441）撰写的：《基督教地志》（Christian Topography）或《世界地志》（Cosmography）。
这部著作因其囊括了红海地区和印度洋的地理状况及拜占庭与中、印的贸易关系等资料而颇有价值。165
科斯马生于埃及，很可能是在亚历山大城。他从青年时期即开始从商，但他对家乡的商业条件极不满意，遂进行了数次远程航行。其间，他到过红海沿岸、西奈半岛、埃塞俄比亚（阿比西尼亚），并很可能远抵锡兰。他是信奉聂斯脱利教派的基督徒，晚年成为一名修士，他的希腊语绰号“印度洋航海者”在他的著作的很早的版本中就已经出现。
《基督教地志》的基本目标，是向基督徒证明大地不是球形的，而是如同摩西圣殿的约柜那样是一个矩形盒子，整个宇宙形同一般常见的犹太教圣殿，从而否定了托勒密的体系。但是，这部著作的巨大历史意义在于所揭示的有关地理及商贸的信息。作者有意识地向他的读者提供了他所使用的资料，并给予了透彻的评估。他把自己作为目击者所做的观察同那些从其他目击者处获得的资料及道听途说的“事实”相区分。根据亲身经历，他描述了阿克苏姆城（在所谓阿克苏姆王国内）的阿比西尼亚国王的宫廷，并准确地记载了努比亚和红海沿岸的数个重要碑铭。他也谈到了印度和非洲的动物，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记载了有关塔普罗班内（锡兰）岛的极有价值的资料，说明了该岛在早期中世纪商业中的重要地位。据此，6世纪时的锡兰是世界性的贸易中心，它一方面联系中国，另一方面联系东非、波斯，并通过波斯联系拜占庭。用科斯马的话来说：“这个岛，由于它地处中心位置，经常有来自印度各地及波斯、埃塞俄比亚的船只。”注442在该岛上常住的波斯基督教徒是信奉聂斯脱利派基督教的，并有他们自己的教会和修士。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拜占庭与印度之间几乎完全没有直接贸易关系，但自君士坦丁大帝时期以降，拜占庭货币就出现在印度市场上，这显然不是由拜占庭商人，而是由中介者波斯商人和阿比西尼亚人（阿克苏姆人）带去的。印制着4、5、6世纪拜占庭皇帝的名字（包括阿卡第、狄奥多西、马西安、利奥一世、芝诺、阿那斯塔修斯一世、查士丁一世）的货币，在南北印度都可见到注443。在6世纪的国际经济生活中，拜占庭帝国充当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乃至于如科斯马所说：“从大地的这一端至那一端，所有的国家都以罗马货币（即拜占庭金币诺米斯马［nomisma］及索里达［sdidus］注444）从事贸易和交换。这种货币受到了各个国家人民的重视，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拥有类似货币。”注445 166
科斯马讲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表明拜占庭金币（诺米斯马）在印度受到特别的重视：
锡兰国王曾经在一次会见仪式上，接见了一位拜占庭商人索帕特鲁斯（Sopatrus）和一些波斯商人，接受了他们的朝拜，赐座后，与之会谈。他询问他们：“你们的国家国势如何？诸事遂顺否？”他们回答说：“一切遂顺。”然后，在谈话中，国王问道：“你们两国的国王哪个更伟大、更有权力？”一个年长的波斯人抢过话头，答道：“我国的国王更有权力、更伟大而且更富有，而且他是名副其实的王中之王，无论他想要做什么，都能办得到。”但是，索帕特鲁斯却保持了沉默。于是，锡兰王问他：“罗马人，难道你没有什么可说的吗？”“既然他已经讲了这样的话，我还能说什么呢？”索帕特鲁斯回答，“但是，如果您愿意探其究竟，您这里已经有两个国王了，只要您考察一下，您自然知道他们两个何者更伟大、更有权力。”国王闻此言后颇为困惑，说：“你怎么能说我这里有两个国王呢？”“当然有，”索帕特鲁斯回答，“两个国王的货币——一个是诺米斯马，罗马人的货币，另一个是德拉克马，即另一个国王的货币。陛下只须检验一下钱币上的头像，自然知道真情……”国王察看了一下两枚货币，说：“罗马人当然是富裕、有力、聪明的人民。”于是，他下令给予索帕特鲁斯以极大的荣耀，让他骑着大象在城市街道上巡游，以鼓声伴行，十分隆重。这一故事是索帕特鲁斯本人及其随从向我们讲述的，这些随从是由阿杜尔（Adule）随同他来到锡兰的；而且，当他们讲述此事时，波斯人也为这件事的发生而深感懊悔。注446
科斯马的著作除了历史地理方面的价值外，亦有极大的艺术价值，他的文字间饰有大量的图片（微型画），其中一些图片有可能出自他的手笔。6世纪的原稿抄本今已无存，但后来的《基督教地志》手抄本包含了其原有的微型图的仿制品。因此，成为早期拜占庭，特别是亚历山大艺术史上的珍贵资料。如N.P.康达可夫所说：“除了拉文纳的镶嵌壁画外，科斯马著作中的微型画比当时任何其他的艺术遗产更具有查士丁尼时代的拜占庭艺术的特点，或者说，是他统治时期最辉煌的艺术成果。”注447 167
科斯马的著作后来被译为斯拉夫文字，在斯拉夫民族中间广泛传布。科斯马的《基督教地志》有多种俄文译本，上面还附有印度洋航海者科斯马的画像及许多图片和微型画，它们在古代俄罗斯艺术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注448
拜占庭的商业保护政策。——查士丁尼确立了使拜占庭商业摆脱对波斯的依赖这一目标，包括了通过红海建立起同印度的直接联系。红海的东北角（位于阿卡巴湾内）是由拜占庭港口艾拉（Ayla）所控制的，在这里，印度商品可从陆路通过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到达地中海。另一个港口克利斯马（Clysma，靠近现苏伊士运河）则位于红海的西北岸。在阿卡巴湾入口处的一个小岛，尤塔巴（Iotabe，今蒂朗）岛上，接近西奈半岛南端处，于查士丁尼统治期间建立了一处海关以接纳过往船只。注449但是，拜占庭在红海上的船只数量太少，不足以维持正常贸易。这迫使查士丁尼与阿克苏姆王国的基督教国家埃塞俄比亚建立密切联系，劝告他们在印度购买生丝，然后把它转卖给拜占庭帝国。他显然希望他们充当拜占庭帝国与印度之间的贸易中介人，像波斯人在当时所做的那样。但是，皇帝的这些一厢情愿的企图没有成功，因为阿比西尼亚商人不能与印度的波斯人势力相竞争，购买丝绸的垄断权仍在波斯商人手中。最终，查士丁尼未能开辟与东方进行直接贸易的新途径。在和平时期，波斯仍是这项最重要贸易的中介人，并一直获得巨大利益。168
这时，一个机遇帮助查士丁尼解决了帝国丝绸贸易中的极其重要的难题。有某人或某几个人注450成功地避开了中国检查者的监视，从塞林达（Serinda）偷了一些蚕籽到拜占庭，这成为希腊人开创一个新产业的基础。蚕种迅速繁殖，大片的桑树种植也出现了，许多丝绸织造坊注451迅速建立起来。其中最重要的丝织工坊位于君士坦丁堡；其他则见于叙利亚城市贝鲁特、蒂雷和安条克，后来在希腊，主要在是底比斯出现。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也有一处丝织工坊，因为埃及的服装亦在君士坦丁堡出售。注452丝绸产业成为国家垄断的产业，并使政府获得大笔收入，然而，这并不足以改善帝国处于危机中的财政状况。拜占庭丝织品被运往西欧各地，装饰着西方君主的宫廷和富商的宅邸。这导致了查士丁尼时期商贸活动的巨大变化，并使他的继承者查士丁二世能向一位访问拜占庭宫廷的突厥使者展示这项正处于全面发展中的产业。注453
查士丁尼修建了许多防砦和防护严密的边防设施，实施其保护帝国免遭敌人袭击的庞大计划。在几年之内，他在北非、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岸、亚美尼亚山区及遥远的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帝国边界建立了几乎连绵不断的堡垒（castella），恢复并扩充了罗马帝国早期创立的庞大防卫系统。用普罗柯比的话来说，查士丁尼以这项建筑活动“拯救了帝国”。注454普罗柯比在《论建筑》一书中写道：“如果我们将查士丁尼皇帝在这里建立的防砦之数量向那些住在遥远国度的人描述，而他们却没有机会亲自验证我的记载，我相信，这些防砦数量之多，在他们来看，一定是荒唐无稽，完全不可信的。”注455甚至在今天，沿着原拜占庭边境线上保留的大量防砦的废墟仍使当代旅游者吃惊。查士丁尼不仅建筑了边界防砦，作为基督教皇帝，他还建立了许多教堂建筑，其中，无与伦比的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成为拜占庭艺术中划时代的标志。关于圣索菲亚大教堂，将在本节的下一部分介绍。查士丁尼很可能将他的建筑活动范围伸展到遥远的克里米亚山区，在这里的哥特人主要集聚中心多里建立了一个大教堂。曾经有一片刻有查士丁尼名字的铭文残片在那里出土。注456 169
查士丁尼的直接继承者
当强大的查士丁尼的形象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之时，他精心制造的、一度使帝国保持平衡的统治体系亦土崩瓦解了。柏里说道：“他去世后，各种传闻被释放出来，分裂的因素开始全力发挥作用；人为制造的体系崩溃了；帝国的性质发生了迅速的、明显的变化；虽然在查士丁尼忙乱的统治时期之重要事件中人们倾向于忽视这些变化，但它肯定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演变过程。”注457565年至610年是拜占庭历史上最为灰暗无华的时期，混乱、贫穷和瘟疫席卷了整个帝国。查士丁二世时期的一位史学家、以弗所的约翰甚至认为，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注458芬利则认为：“历史上也许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其社会竟处于如此全面的道德衰败中。”注459然而，这一时期的事件，则表明这一悲观的描述多少有些言过其实，因此，应予以纠正。
查士丁尼的继承者依次是：幼者查士丁二世（Justin the Younger，565—578年在位）、提庇留二世（Tiberius II，578—582年在位）、莫里斯（Maurice，582—602年在位）和福卡斯（Phocas，602—610年在位）。在这四位统治者中，最杰出的是精力充沛的战士和能干的领袖莫里斯。查士丁二世的意志坚强的妻子索菲亚（Sophia）极像查士丁尼的皇后狄奥多拉，对帝国事务发挥了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帝国对外事务中最重要的事件是对波斯战争，与巴尔干半岛上的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以及征服意大利的伦巴德人的斗争。在帝国内政方面，皇帝们的顽固正教宗教政策及两个总督区的建立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70
波斯战争
查士丁尼于562年同波斯人签订的五十年和平协议被查士丁二世撕毁了，因为他拒绝继续付规定的年贡。对波斯的共同敌意使拜占庭帝国和突厥人之间发展起了重要的关系，突厥人是在此前不久出现于西亚和黑海沿岸的。他们占据了波斯和中国之间的土地，并把波斯视为自己的主要敌人。突厥使者越过了高加索山脉，长途跋涉到达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他们受到了友好的接待。拜占庭和突厥人开始制定一项建立反波斯的攻守同盟的试探性计划。突厥使者向拜占庭提出了能使拜占庭摆脱波斯人的制约，由他们在同中国的丝绸贸易中充当中介的重要建议——这正是查士丁尼曾经迫切想得到的，只不过查士丁尼试图在阿比西尼亚人帮助下通过南部海路达此目的，而突厥人则考虑到了北方的陆路。然而，这次谈判没有达成反波斯共同行动的真正联盟，因为在6世纪60年代末，拜占庭帝国更关心西方的发展，特别关心的是处于伦巴德人进攻下的意大利。此外，查士丁也认为突厥人的军事力量并不那么充足。
罗马人突厥人之间的短暂的交谊导致拜占庭和波斯的关系紧张化。注460在查士丁、提庇留及莫里斯时期，对波斯战争几乎连续不断。在查士丁二世时期，拜占庭对波斯战争的形势十分不利，不得不放弃包围尼西比斯堡垒的军事行动；来自多瑙河彼岸的阿瓦尔人侵入了拜占庭属巴尔干，而达拉城，一个重要的设防边境重镇，经过六个月的包围后也沦入波斯人之手。这一损失是如此深刻地刺激了意志薄弱的查士丁二世，他开始精神错乱。这时，皇后索菲亚以支付45 000金币的代价取得了休战一年的和约（574年）。注46112世纪的一部叙利亚编年史，自然是根据早期的资料所编，它评价道：“当听到达拉沦陷的消息时……皇帝绝望了，他下令关闭商店，停止商贸活动。”注462
提庇留和莫里斯时期的波斯战争对于拜占庭帝国是较为成功的，这一方面是由于莫里斯较为英明能干，同时，由于波斯发生了争夺王位的斗争，也有助于莫里斯在对波斯战争中据有优势。注463莫里斯达成的和约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在这个协议中，波斯属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东部的地区，以及达拉城，都被移交给拜占庭；拜占庭每年必纳的屈辱的年贡也就此取消了；最后，帝国摆脱了波斯人的威胁，能够将其注意力集中于西方事务中，特别是可能对付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在巴尔干半岛上的不断攻击。注464对波斯的另一场战争是在福卡斯时期开始的，但是，对于这次战争的讨论则应另当别论了，因为尽管它对于拜占庭帝国来说至关重要，但是直到希拉克略统治时期，这场战争才告结束。171
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
查士丁尼去世后，巴尔干半岛发生了极其重要的事件，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对于这些事件的认识，均因资料记载的琐碎受到限制而难以深入。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斯拉夫人时常攻击巴尔干半岛诸行省，曾深入到半岛南部很远处，而且经常对北方的萨洛尼卡构成威胁。查士丁尼去世后，这些骚扰仍在继续。因此，有许多斯拉夫人开始定居于拜占庭各省中，并逐渐占据了半岛。这些斯拉夫人在入侵时得到了阿瓦尔人的帮助。阿瓦尔人是一支源出于突厥人的民族，当时居住在潘诺尼亚地区。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威胁着首都和马尔马拉海沿岸以及爱琴海，并深入到希腊半岛，远至伯罗奔尼撒。关于这些入侵的消息传到了埃及，那里的尼基乌（Nikju）主教约翰曾在7世纪福卡斯皇帝统治时期写道：“据说，这一时期的蛮族诸王依靠野蛮人、外族人及伊利里亚人毁灭了基督教城市，把城中的居民掳为俘虏，没有哪个城市可以逃脱，只有萨洛尼卡例外；因为该城的城墙坚固，而且由于有上帝的帮助，这些民族不能占领它。”注465有一位19世纪的德国学者曾经提出一个理论（下文详加阐述），认为在6世纪末，希腊人已经被斯拉夫人全部消灭。关于斯拉夫人定居于巴尔干半岛的问题研究，主要根据殉道者底米特里（Demetrius）的著作，他是半岛上主要的斯拉夫居住中心萨洛尼卡市的保护圣使徒。注466 172
到了6世纪末7世纪初，拜占庭军队已经不能阻止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的持续南下，这导致巴尔干半岛的民族成分发生了深刻变化。巴尔干半岛已经逐渐被斯拉夫移民所占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作家们对北方诸部族的情况知之甚少，他们分不清何者为斯拉夫人，何者为阿瓦尔人，因为他们是联合进攻帝国的。
查士丁尼去世后，意大利已经无力抵抗敌人的进攻，日渐被一支新的日耳曼蛮族所征服，即在查士丁尼摧毁了哥特人王国后仅数年光景就出现于意大利半岛上的伦巴德人。6世纪中期，伦巴德人与阿瓦尔人结盟，摧毁了多瑙河中游的野蛮部族格庇德人的王国。后来，可能是害怕他们自己的同盟者，他们在其国王阿尔博因（Alboin）率领下，带着妻子儿女离开潘诺尼亚进入意大利。伦巴德人中有多个不同部族，其中萨克森人的数量特别大。流行的传统观点指责查士丁尼军中的前将军及意大利的年迈统治者纳尔泽斯（Narses）曾邀请伦巴德人进入他的统治区。但这一指责应该被认为是没有根据的。自查士丁二世继位后，纳尔泽斯就因年迈退休，而且不久后死于罗马。
568年，伦巴德人进入了北意大利。这是一支野蛮部族，信奉阿利乌斯派基督教。他们所经之处，均被夷为平地。他们迅速地征服了北意大利，这一地区则开始被称为伦巴底。拜占庭统治者没有相应的手段抵抗他们，躲在拉文纳城墙内，伦巴德人未加理会，径直南下。大群伦巴德人几乎散布于整个意大利半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那些不设防的城市。他们到达了南意大利后，迅速占领了贝内文托。虽然他们没有能攻占罗马，但他们却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包围了罗马行省。他们切断了拉文纳与罗马之间的一切联系。这样，罗马不可能指望从拉文纳获得援军，更不可能从更远的君士坦丁堡统治者那里获得援军，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们当时正在经历东罗马历史上最困难、最混乱的时期。伦巴德人迅速在意大利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日耳曼人王国。提庇留，乃至莫里斯更热心于试图与法兰克王希尔德贝尔特二世（570—595年在位）结盟，以劝诱他们与意大利的伦巴德人为敌。但这一努力最终失败了。他们互换过一些使团，希尔德贝尔特也曾数次派军队到意大利，但只是为了收复法兰克王国古时的占领地，而不是为了帮助莫里斯。一个半世纪之后，法兰克诸王在教宗而不是拜占庭皇帝的召唤下，最后摧毁了意大利的伦巴德王国。注467经受了伦巴德人不止一次围困的罗马城，顺从其命运的安排，在罗马教宗那里找到了保护者，罗马教宗在形势逼迫下，不仅关注着罗马人民的精神生活，而且组织了这一城市对伦巴德人的抵抗。就在这同一时期，即6世纪末，罗马教会产生了它最杰出的领袖人物、伟大的教宗格列高利一世。他早年曾是驻君士坦丁堡的教宗使者（apocrisiarius）,在那里居住了六年，居然没有掌握最基本的希腊语。注468但是，尽管有语言上的不足，他仍十分了解君士坦丁堡的生活和政治。173
伦巴德人对意大利的征服清楚地表明了查士丁尼对西方外交政策的软弱无力。在西方，帝国没有掌握足够的军队来保护已经被征服的东哥特王国。它也为意大利逐渐脱离拜占庭帝国并削弱帝国在意大利的政治权威准备了条件。
宗教问题
查士丁尼的继承者偏爱正教，如在查士丁二世时期那样，一性教派曾一度受到相当残酷的镇压。在莫里斯和福卡斯统治期间，拜占庭帝国与罗马教会间的关系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格列高利反对君士坦丁堡牧首采用“普世教会”的称呼。而且，在一封致莫里斯的信中，格列高利指责君士坦丁堡牧首、“迅捷者”约翰太骄傲自大，他说：
我被迫大声疾呼，并说：噢！圣殿！噢！人品！而今，当整个欧洲沦于蛮族势力之下，当城镇被破坏、军营被摧毁、各行省人烟灭绝，当农民不再种地，当偶像崇拜者猖獗，满足于屠杀那些真信者的时代——那些本应该躺在地上和尘埃中痛哭流涕的教士，却企图以新的亵渎神圣的头衔来为他们自己的名字增加虚荣。我最虔诚的主啊，面对此情此景，难道我是在保护我自己的权利吗？难道我是在发泄我自己独有的愤怒吗？不，我是在捍卫全能的上帝和普世教会的利益。但他注469却应该受到谴责，他的作为是有渎于神圣的普世教会的，他自高自大、他贪图取得独树一帜的称号，他还想以这种特殊的称呼凌驾于您的帝国的尊荣之上。注470 174
这位罗马主教没有得到期待中的让步，他曾一度停止向君士坦丁堡派驻使节。当602年君士坦丁堡发生了反对莫里斯的起义时，教宗格列高利给新皇帝福卡斯写了一封信，使用了一些这个占据拜占庭皇帝宝座的愚蠢暴君根本不配的语言：
光荣属于最高的神……愿天欢喜，愿地快乐（《圣诗旧约·诗篇》，96：11）。注471让迄今为止极端苦恼的公众呜呼您的壮举吧！……让每一个在虔诚的皇帝治下的人最大限度地恢复其自由吧！因为罗马皇帝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君王，那些君王是奴隶们的领主，而罗马国家的皇帝们却是自由人的领主。注472
福卡斯显然十分高兴，因为随后他就禁止君士坦丁堡牧首领有“普世的”头衔，并宣布：“接受圣使徒彼得圣位的主教是所有教会的领袖。”注473
于是，一方面，福卡斯在处理外交内政的全部政策中遭到惨败，引起其臣民的抱怨和愤怒；另一方面，他与罗马的关系却以他对罗马教宗的服从为前提，在他统治的整个时期都维持着和平、友好。为了纪念这些友好关系，拉文纳总督在罗马议会广场竖立了一个石柱，上有颂扬福卡斯的铭文，这一遗迹至今仍在。
总督区的形成和610年革命
与伦巴德人的征服相关，意大利的行政管理方面发生了改变，与此同时，在北非的行政统治方面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奠定了帝国的新的行省统治模式，即所谓“军区”（Themes）制的基础。
拜占庭在意大利的政权没能对伦巴德人进行相应的抵抗，致使伦巴德人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意大利半岛的三分之二。因此，面对巨大的危险，拜占庭政府决定把对意大利的行政管理权置于军事首领之手。拜占庭在意大利的统治是以军事总指挥——总督（exarch）为核心，由他从其首府拉文纳指导所有行政官员的活动。拉文纳总督区的形成可上溯到6世纪末莫里斯皇帝时期，但这种行政司法权与军事权的合并并不意味着直接取缔行政官员。行政官员仍与军事管理者同时存在，只是在军事总督监督下工作。后来，行政官员才似乎完全被军事官员所取代。总督作为皇帝权力的代表，在他的辖区行使皇帝所钟爱的皇帝教权主义原则。这一政策表现在诸如作为最高权威对总督区内的宗教事务进行干预或仲裁这类法令中。总督的权力是无限的，他被赐予皇家的荣耀。建于拉文纳的总督宫殿被视为是神圣的，并称作“圣宫”（Sacrum Palatium），这一称呼通常只用于皇帝的居处。而且，总督在任何时候进入罗马城，都受到恭迎圣驾的礼仪：元老院、修士和市民在城外隆重地迎接他。军事事务、整个行政统治、司法和财政事务——所有这些都处于总督的全面控制下。注474 175
拉文纳总督区的兴起是由于伦巴德人在意大利的入侵，与此相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北非，由于非洲摩尔人（这些摩尔人在资料中有时被称为毛鲁西人-柏柏尔人）经常发动抵抗拜占庭占领军的大规模起义，构成了对拜占庭统治的威胁，促使拜占庭在前汪达尔人王国所在地建立了非洲总督区。非洲总督区（也时常被称为迦太基总督区）的开端，也可上溯到6世纪末莫里斯皇帝统治时期。非洲总督区的建立原则与它在拉文纳的先行者相同，也得到了拉文纳总督那样的无限权力。注475
自然，只是由于特别需要，才迫使皇帝不得不委任像总督这样拥有无限权力的官员。尽管它的出现适应了一定的客观需要，但它很可能成为皇帝最危险的竞争者。北非总督的确举起了讨伐福卡斯的旗帜，总督之子将于610年成为皇帝。在非洲，总督们是由莫里斯慎重地选任的，他们在治理这块土地时表现得相当老到和充满活力，他们成功地抵抗了当地土著的进攻，保护了这片土地。而另一方面，拉文纳的总督却没能克服伦巴德人的威胁。
按照法国学者迪尔注476的说法，这两个总督区可视为军区（行省或区域）组织的起源，而这种行省制度的改革开始于7世纪，逐渐被推广于帝国全境。它的显著特点是使军区逐渐凌驾于行政权力之上。伦巴德人和摩尔人的进攻在6世纪末导致帝国西部和南部的重要变化，而波斯和阿拉伯人的进攻后来导致帝国在东方采用相同的措施，斯拉夫人和保加尔人（Bulgars）注477的侵袭则导致巴尔干半岛上的同样的改革。176
福卡斯对阿瓦尔人和波斯人外交政策的失败，以及他用来维持自己的地位而采取的唯一的血腥恐怖的极端手段，最终导致非洲总督希拉克略（Heraclius）的起义。埃及迅速地投入这一起义中，在非洲总督之子（也叫希拉克略）的指挥下，非洲舰队向首都航行，首都人民推翻了福卡斯，站到希拉克略一方。福卡斯被捕后遭到杀害。希拉克略（那个非洲总督的儿子）登上了拜占庭皇帝宝座，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王朝。
希腊的斯拉夫人问题
19世纪早期的学者们对于6世纪下半期斯拉夫人侵入巴尔干半岛的资料进行研究后，提出了一个结论性意见，即6世纪的希腊已经完全斯拉夫化了，这一意见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争论。
19世纪20年代，当希腊人举起革命旗帜反对土耳其人统治时，整个欧洲弥漫着一种对希腊人深刻同情的情绪。当这些自由战士以其英勇的抗争，成功地维护了民族的独立，并在欧洲各强国帮助下创立了一个独立的希腊王国时，当热情的欧洲社会把这些英雄视为古希腊人的子孙，并承认他们继承了列奥尼达（Leonidas）、埃帕米农达（Epaminondas）及菲洛皮门（Phiopoemen）注478的品质时——从一个德意志小镇上发出了震惊欧洲的呼声，它宣称，在新建立的希腊王国的居民们的血管中流动的血液，没有一滴来自真正的古希腊人；全欧洲援助神圣的希腊人子孙的事业的高尚动力基于一个错误的认识；古代希腊人的因素很久以前就消失了，并早已被一种新的、完全不同的种族因素，主要是来自斯拉夫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因素所取代。这个敢于公开地、大胆地提出这一理论，彻底动摇了当时欧洲人信念的人物，就是法尔梅赖耶（Fallmerayer），当时，他是德国一所大学里通史讲座教授。
法尔梅赖耶在他的《中世纪莫里亚半岛史》（1830年）的第一卷中，写道：177
欧洲的希腊民族已经完全灭绝了。其自然的美丽、崇高的精神、传统习俗的朴素无华、艺术上的创造力，它的种族、城市、乡村，它的石柱和神殿的辉煌，乃至这个民族的名称本身，都已经从希腊大陆上消失了。两重废墟和两个新的不同人种的沉积层，掩埋了古希腊人的坟墓。注479希腊精神的不朽杰作和一些在希腊本土的古典遗址，现在只能证实很久以前这里曾有一个被称为“希腊人”的民族。而且，倘若不是为了这些废墟、坟丘和坟墓，倘若不是因为这些遗址、不是由于这里居民的悲惨命运——在此时，被激发出人类同情心的欧洲人对于这些居民倾注了他们的全部同情、倾慕、眼泪和辩才——我们就会说，只是一种空幻的梦想，一种无生命力的想象，一种纯系非本质的表面现象产生了他们灵魂深处的东西。因为，在现代希腊的基督教人群的血管中，没有一滴血来自真正的古希腊人，一股可怕的飓风曾经使希腊半岛自伊斯特拉到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最远角落布满了属于伟大的斯拉夫民族的新部族。西徐亚的斯拉夫人、伊利里亚阿尔诺特人，北方土地的子民，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尔人的血亲、达尔马提亚人和莫斯科人——所有这些人，我们现在称之为希腊人，而且令他们惊讶的是，我们把他们的宗系上溯到伯里克利和菲洛皮门时期……这些有着斯拉夫人的面部特征、弯弯的眼睫毛及阿尔巴尼亚山区牧民那种鲜明特征的人民，当然不是那喀索斯（Narcissus）、亚西比德（Alcibiades）及安提诺乌斯（Antinous）的血统后代；只有那些浪漫主义的热情想象者才仍然梦想着古希腊人与他们的索福克勒斯和柏拉图会在今天复生。注480
法尔梅赖耶的理论主要是根据6世纪晚期的教会历史学家埃瓦格留斯的作品中所提供的资料。埃瓦格留斯写道：“阿瓦尔人两次入侵至‘长城’边，攻克了兴吉都努（贝尔格莱德）、安奇阿卢斯和整个希腊，以及其他城镇和防砦，以火和剑毁灭了一切，与此同时，其军队的大部则在东方作战。”注481由于埃瓦格留斯在其著作中提到了“整个希腊”，成为法尔梅赖耶称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希腊民族已经灭绝的根据。此处埃瓦格留斯所提的“阿瓦尔人”并没有使法尔梅赖耶感到困惑，因为在那个时期，阿瓦尔人是同斯拉夫人联合起来攻击拜占庭帝国的。这次被法尔梅赖耶认定是589年发生的入侵其实并没有彻底灭绝希腊人。对希腊人的最后打击如法尔梅赖耶所想象的那样，是746年来自意大利的瘟疫传入希腊。关于这一点，可见10世纪皇帝作家君士坦丁·波菲罗杰尼图斯的著名引文，他在叙述了这场可怕的瘟疫后评价道：“整个地区斯拉夫化，成为蛮人的土地。”注482法尔梅赖耶估计，皇帝君士坦丁·科普洛尼姆斯（Constantine Copronymus）去世的那一年（775年），可以认为是希腊这片土地再次陷于荒无人烟境地的最后年代，在这一时期，希腊的土地逐渐被斯拉夫人和他们建立的新城镇、新村庄所充斥。注483 178
在后来的著作中，法尔梅赖耶没有任何根据地把自己的理论使用于整个阿提卡半岛。在《莫里亚半岛史》第二卷中，他提出了一个新的阿尔巴尼亚化的理论，按照这一说法，居住在希腊的希腊-斯拉夫人在约1325—1360年已经被阿尔巴尼亚移民消灭并取代，因此，19世纪的希腊人革命，事实上是阿尔巴尼亚人的事业。
法尔梅赖耶的第一个激烈的反对者就是德意志历史学家卡·霍普夫。他全面地研究了希腊的斯拉夫人问题，于1867年出版了《自中世纪初至当代的希腊史》（History of Greece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Middle Ages to our own Times）。但是，由于霍普夫不惜一切代价地企图贬低希腊历史中斯拉夫因素的重要意义，从而使自己走入了另一个极端。以他的观点看，斯拉夫人移居希腊的情况只发生于750年到807年之间；而在750年之前根本没有斯拉夫移民。霍普夫还指出，法尔梅赖耶关于阿提卡的斯拉夫化的意见是以错误的文献资料为根据的。注484
然而，关于这一题目的大量的、常常相互矛盾、缺乏连续性的文献，毕竟提供了足够的根据，使我们能推断出，自6世纪末以来，在希腊有相当大规模的斯拉夫人移民运动，但它并没有导致希腊半岛的完全斯拉夫化，也没有导致希腊人的完全灭绝。此外，在整个中世纪至15世纪的各种史料中，都提到斯拉夫人出现在希腊、主要是出现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情况注485。关于斯拉夫人深入巴尔干半岛的最重要资料是上文提到的圣底米特里的《编年史》（Acta）。法尔梅赖耶和霍普夫都没有使用这一资料，事实上，直到如今，该作品仍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注486 179
学者们时常讨论法尔梅赖耶理论的起源。他的观点并不新颖。关于希腊的斯拉夫人影响问题，早在法尔梅赖耶之前就已经有人提到，然而他是第一个公开地、决断性地表达这一判断的人。1913年，一位俄罗斯学者以充分的论据证明，法尔梅赖耶理论的真正创始人是科皮塔尔（Kopitar），他是19世纪维也纳的斯拉夫学研究者。他在其作品中提到了自己关于斯拉夫因素在新希腊民族形成中之重要作用的想法。当然，他没有详细地阐述这一思想，而且他也没有以非科学的自相矛盾的东西引起轰动。注487彼得洛夫斯基说道：“法尔梅赖耶的理论之极端性，在当前，经过人们对有关问题的透彻研究之后，已经被证明是不成立的，但这一理论本身，由于作者生动地自圆其说地阐述，还是应该引起那些完全地，或不完全地反对这一理论的历史学者们的注意。”注488毫无疑问，这一理论虽然有一些十分明显的夸大事实，但它在历史科学领域的确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它把学术研究的注意力引向了一个最重要的，同时又是最模糊不清的问题，即斯拉夫人于中世纪进入希腊的问题。当我们注意到，这一著作出自一个首先把其注意力放在中世纪整个巴尔干半岛和希腊的种族成分变化这一问题上的作者时，法尔梅赖耶的作品就有了更普遍的历史意义。目前，在苏维埃俄国，关于斯拉夫人在巴尔干半岛的早期入侵和定居的观点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在当代俄国杂志，如《历史杂志》《古代历史通讯》中，出现了一些论述上述题目的文章。法尔梅赖耶深为俄罗斯历史学者们所欢迎，他们认为，法尔梅赖耶的工作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在苏维埃俄国，现代大斯拉夫运动看来比一百年前的类似运动，即在本书第一章提及的那次运动更强有力。
文献、学术和艺术
518年至610年，帝国在学术和文学的多个方面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反映了查士丁尼多方面的活动，这些活动甚至令他的同代人震惊。查士丁尼皇帝本人就致力于在教义和赞美诗作品方面的文学创作活动。莫里斯也表现出在文学上的鉴赏力，他不仅赞助并鼓励文学活动，而且经常在夜晚用很多时间讨论或考虑诗歌或历史方面的问题。注489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历史学家，查士丁尼的事业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180
查士丁尼时期的杰出历史学家是凯撒里亚的普罗柯比，他留下了有关这一时期历史的完整充实的画面。普罗柯比因受过法学教育，被任命为著名将军贝利撒留的顾问和秘书，他随同贝利撒留参与了对汪达尔人、哥特人及波斯人的战争。他不仅是杰出的历史家,而且是杰出的作家。作为历史学家，他占据着获取各种文献和第一手资料的相当优越的地位。他与贝利撒留的亲密关系，使他能看到在办公室和档案库中保存的所有档案资料；而他因积极参与历次征战，对国家的极端熟悉，使他能够通过个人的观察和来自同代人的资料获得相当有价值的鲜活的资料。
在写作风格和表达方式上，普罗柯比经常模仿古典的历史学家，特别是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写作手法。然而，尽管他一向依赖于古代历史学家的老派希腊语言，尽管他的表达方式有某些矫揉造作，普罗柯比的写作风格还是严谨、流畅、生动的。他写了三部主要著作。其中最长的一部是《历史八卷》，描述了查士丁尼与波斯人、汪达尔人和哥特人的战争，同时记载了帝国政治生活中的许多其他方面。作者以略带褒扬的口气谈论皇帝，但以大量的事例表达了他对这位皇帝的憎恶情感。这本书可以视为查士丁尼时代的通史。普罗柯比的第二部著作《论建筑》，是对皇帝的十足的赞词，很可能是在皇帝的命令下写的，其主要目的是记载并描述查士丁尼在他的巨大帝国内建立的无数建筑。尽管此书中有些华而不实的夸张和过分的赞美之词，它却含有丰富的地理、地志和财政方面的资料，因此，是关于帝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的有价值的资料。普罗柯比的第三部作品《秘史》（Anecdonta）则与其他两部完全不同。它是对查士丁尼及其妻子专制统治的恶意诽谤，其中，作者不仅对皇帝夫妇予以恶言攻击，而且攻击贝利撒留和他的妻子。在此书中，查士丁尼被说成是在当时的帝国内发生的一切不幸事件的始作俑者。这一著作与其他两部作品的相互矛盾之处如此引人注目，乃至一些学者开始怀疑《秘史》的真实性，人们认为，这三部著作完全出自同一位作者之手几乎是不大可能的。只是通过对《秘史》与属于查士丁尼时代的其他资料的仔细比较研究，才确定这部著作确是普罗柯比的真正作品。只要恰如其分地使用，此著作可作为6世纪拜占庭帝国内政史的特别有价值的资料。因此，普罗柯比的所有这些著作，尽管夸大了查士丁尼行为的美和丑，还是为人们进一步了解这一时代的生活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当代记载。不仅如此，斯拉夫历史学者和斯拉夫古典学者在普罗柯比的著作中还找到了有关斯拉夫人生活和信仰的重要资料。同时，德国学者也从此书的许多事件中搜集到了有关德意志早期的历史资料。181
历史学家、大主教彼得是查士丁尼和普罗柯比的同时代人。彼得是一位杰出的律师和外交家，曾经多次作为使节被派往波斯帝国和东哥特宫廷进行外交活动。在东哥特宫廷，他曾被囚禁三年整，他的作品有《历史》（或《罗马帝国史》），如果人们可以通过现存的大量残篇判断的话，该书叙述了自“后三头”时期到背教者朱利安时期的事件。还有一篇论文，题为《论国家政体》（Katastasis,即《礼仪手册》），其中一部分收于10世纪君士坦丁·波菲罗杰尼图斯时期的著名作品《宫廷礼仪手册》中。
自普罗柯比以后，至7世纪早期，一系列历史著作先后问世，每一个历史学家都去续写他们前人的著作。
普罗柯比的续作者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著名律师、小亚细亚的阿加西阿斯（Agathias），他曾写了一些短诗和警句，还有一部多少有些仿写痕迹的《论查士丁尼的统治》，它包含了自552年到558年的历史事件。阿加西阿斯之后，所谓“保护者”米南德在莫里斯皇帝统治时期写了一部《历史》。该书是阿加西阿斯著作的续篇，记述了558—582年（即莫里斯皇帝即位这一年）发生的历史事件。此书只有一些片断至今犹存，但根据这些片断（特别是从历史学和人种学的角度来看），足以证实此书中资料的重要性；这些片断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能够说明米南德是一位比阿加西阿斯更优秀的历史学家。米南德著作的续写者，是塞奥菲拉克特·西莫加特（Theophylact Simocate）。此人是埃及人，生活于希拉克略时代，并据有帝国秘书的位置。他写了一部关于自然科学的著作和一封书信集，还有一部关于莫里斯时期（582—602年在位）的历史。塞奥菲拉克特的写作风格在其采用讽喻的手法和矫揉造作的语言方面远远超过了他的直接前辈们。克伦巴赫曾说过：“与普罗柯比和阿加西阿斯相比，塞奥菲拉克特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顶点。贝利撒留时期的历史学者尽管很夸张，但还是朴实自然的；诗人阿加西阿斯则在表达其思想方面使用了大量诗一样的华丽辞藻；但是他们两人在感染力方面却都不能与塞奥菲拉克特相比，塞奥菲拉克特在每一个转折时期，都以新的、牵强附会的想象、讽喻、格言和神话传说使读者惊诧不已。”注490尽管如此，塞奥菲拉克特的作品还是记载了莫里斯时期历史的特别重要的资料，而且，作者也提供了关于6世纪末巴尔干半岛上的波斯人和斯拉夫人情况的特别重要的史料。182
查士丁尼派往萨拉森人和阿比西尼亚人处的使者诺诺苏斯（Nonnosus）写了他这次远行的笔记。由于时间的流逝，该笔记只留下了一些残篇，被收在大主教佛提乌（Photius）的著作中；但即使是这样一个片断，也提供了他所访问的那些国家的自然状况和民族风情的极好资料。佛提乌也保存了拜占庭的狄奥凡尼注491所写的历史著作的片断。狄奥凡尼是6世纪末期的作者，在他的作品中可能包括了自查士丁尼到莫里斯统治早期这一时期的历史。这一片断十分重要，因为它包含有关于蚕丝业被引进拜占庭的证据，也包括有关突厥人的一些最早的资料。另一部对于5—6世纪教会史特别有价值的是叙利亚的埃瓦格留斯的作品，他逝于6世纪末。他的六卷本的《基督教会史》是为索克拉特斯、索佐门和狄奥多莱的历史作品所写的续篇。它记载了自431年以弗所宗教会议之后至593年的历史事件。该书除了记载宗教事件外，还含有当时其他世俗事务的一些重要资料。
吕底亚的约翰（John the Lydian）曾以其受过优良的教育而驰名，查士丁尼曾对他十分重视，竟然命他写一篇赞美皇帝的颂词。除了其他作品外，约翰留下了一篇论文《论罗马国家的统治》，此文还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和评价。它包含有关于帝国内部结构的许多重要事实，可以成为普罗柯比《秘史》的重要补充资料。注492
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印度洋航行者”科斯马所写的《基督教地志学》的重要意义，他航行所至的区域之广大是与查士丁尼的扩张计划有密切关系的。地理学方面的著作还有一部关于查士丁尼时代东罗马帝国的统计勘测资料，它出自语法学家希罗克利斯（Hierocles）的笔下，题为《希罗克利斯旅游指南》（A Fellow-Traveler of Hierocles）。作者并没有把他的考察范围仅限于宗教方面，而是考察了帝国的政治地理，包括64个省和912个城市。我们不能确定此番考察只是希罗克利斯本人自发的行为还是受到了某个上级权力机构的指派。但无论如何，在希罗克利斯的枯燥的考察中，含有极好的资料，它可用来确定查士丁尼统治初期帝国的政治地位。注493希罗克利斯的记载是后来的君士坦丁·波菲罗杰尼图斯研究地理问题的主要资料。183
除了上述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之外，6世纪也有它的编年史家。查士丁尼时代与古典文学仍有密切联系，因此，枯燥乏味的编年史在这一时期还只是极少的例外，但它们在晚期拜占庭时期有极大的发展。
处于历史学家和编年史家之间的是米利都的赫西基乌斯（Hesychius of Miletus），从各方面的可能来看，他生活于查士丁尼时代。他的著作仅有若干片断保留于佛提乌和10世纪的辞书作者苏伊达斯（Suidas）的作品中。根据这些片断来看，赫西基乌斯以一种编年体写了一部包含自古亚述时期到阿那斯塔修斯去世（518年）这个期间的世界史。此书现存大部分残篇，其中涉及拜占庭的早期历史，甚至上溯到君士坦丁大帝之前。赫西基乌斯也是记载查士丁和查士丁尼早期统治的一部历史书的作者。此书在写作风格和构思上与上述著作大不相同，包含有对作者同时代的许多事件的描述。赫西基乌斯的第三部著作是含有许多学科领域的著名希腊语作者的人物词典。由于他的书没有收入基督教作者的情况，一些学者肯定，赫西基乌斯很可能是异教徒；然而，此种意见没有被普遍接受。注494
6世纪的真正编年史家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安条克的叙利亚人约翰·马拉拉斯（John Malalas）。他写了一部记载整个世界历史的希腊文编年史，根据仅存的手稿判断，这部书记载了自埃及历史的神话时代到查士丁尼统治末年的事件。但很可能也记载了后来一个时期的历史。注495该编年史是基督教徒所写，其写作目的是为基督教辩护，非常明显地暴露了作者的君主政治倾向。该编年史内容混杂，既有传说也有事实；既有重要史实，也有微不足道的小事。它显然不是为受过教育的读者所写，而是为教俗民众所写，为了他们，作者记载了许多各种各样的奇闻逸事。“该著作对于民众来说是完整意义上的历史读物。”注496该书的风格值得特别注意，因为这是第一部以希腊口语写作的重要著作，这种通俗的希腊民间口语，把希腊语与拉丁语及东方的口语相混合，在东方甚为流行。由于该编年史适合于民众的口味和心理状态，因而对拜占庭、东方及斯拉夫编年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拉拉斯作品的大量斯拉夫文片段和它们的译本对于恢复其编年史的希腊文本的原貌有着重要的意义。注497 184
除了大量的以希腊文撰写的著作外，这一时期（518—610年）还有以弗所的约翰（John of Ephesus）所写的叙利亚语著作。此人于6世纪后期（可能是586年）去世。注498约翰出生于上美索不达米亚，是坚定的一性教派信徒。他曾在君士坦丁堡和小亚细亚度过他一生中的许多岁月，在小亚时，他曾主持以弗所教区；他还同查士丁尼及狄奥多拉有过个别交往。他是《东方圣徒传》（或者是《关于东方圣徒的生活方式》）一书的作者，也写了一部《基督教会史》（叙利亚文），该书记载了自朱利乌斯·恺撒至585年的历史。这部《基督教会史》只有最重要的和最原始的那个部分，即记载521年到585年历史的部分，得以存续下来。这作品保存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特别重要的资料。叙利亚的约翰所写的这本《基督教会史》是以一位一性教派信徒的眼光所写，因此它不仅揭示了许多有关一性教派教义基础的教义基础，还揭示了它的民族和文化背景。据一位专门研究叙利亚的约翰作品的作者评价：约翰的《基督教会史》，“通过揭示一性教派斗争的文化基础而揭示了基督教与异教斗争的最后状况”。它“对于研究拜占庭帝国6世纪的政治和文化基础，特别在确定东方因素对这种政治文化影响的程度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在他的记载中，作者深入到帝国生活的所有详情细节中，从而为深入了解这一时期的生活方式、习俗及考古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注499”。185
持续发生于整个6世纪的一性教派争论问题在教义学及辩论学领域导致了重要的文学活动。即使是查士丁尼也不能置身于这些文学争论之外。在一性教派方面，以希腊语写的作品并没有保留下来。我们可以从其反对派的作品中发现一些引文或在叙利亚及阿拉伯的文学作品中保留下来的译文。正统宗教方面的作者，有查士丁和查士丁尼时代的拜占庭人莱昂提乌斯（Leontius）。他留下了一些反对聂斯脱利派、一性教派及其他异端派的著作。关于这位教义学家及辩论家的生活情况，资料奇缺。注500他是查士丁时代一个重要的新思潮的典型代表,此即，柏拉图思想对于教父们的影响已经让位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注501
6世纪东方修道主义和隐修主义的发展在禁欲主义、神秘主义及圣徒文学著作方面留下了痕迹。约翰·克里马库斯（John Climacus）长期隐居于西奈山上，写了一部著名的作品《天梯》（Scala Paradisi）注502。该书共30章，或30个阶梯，其中，作者描述了由精神上的禁欲到道德上的完善需经过的诸阶段。此书在拜占庭修士们中间成为最流行的读物，指导着他们达到禁欲和完美。但是，《天梯》一书不仅流行于东方帝国，它还有叙利亚文、现代希腊文、拉丁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法文和斯拉夫文等多种文字的译本。其中一些手稿中包含许多有趣的插图（微型画），描述了教会和修道院的生活。注503
在谈到6世纪的圣徒传记作品时，必须把斯奇索城的西里尔（Cyril of Scythopolis）置于首位。他是一个巴勒斯坦人，曾在著名的巴勒斯坦圣萨瓦斯修道院度过其晚年。西里尔打算编辑一部系统描写修道院中的圣徒“生平”的全集，但没能完成这一计划。很可能是由于他英年早逝。但他的一些作品已经保留下来，其中有优西米乌斯（Euthymius）的生平和圣萨瓦斯（St.Sabas）的生平，此外还有一些较短的圣徒传记。由于他记叙事件的准确，以及作者对修道生活的深刻理解，加之其文风的朴实无华，因此，西里尔的全部现存作品都可作为早期拜占庭文献史上的重要资料。注504约翰·莫斯库斯（John Moschus）也是一个巴勒斯坦人，他生活于6世纪末和7世纪初，出版了著名希腊文著作《精神的牧场》（Pratum Spirituale），该著作是以他对巴勒斯坦、埃及、西奈山、叙利亚、小亚细亚及地中海、爱琴海诸岛上的许多修道院的游历中取得的切身体验为基础而写的。该著作包括了作者游历各处的感受，并涉及关于修道院和修道士们生活的多方面资料。在某些方面，《精神的牧场》一书对于研究文明史有极重要的意义。此书后来在拜占庭帝国和其他地方，包括俄罗斯，成为人们喜爱阅读的一本书。186
这一历史时期在诗歌文学方面也有许多代表人物。十分肯定的是，以教会歌曲著称的颂歌作者罗曼努斯（Romanus the Melode）创作活动的顶峰是在查士丁尼时代。同一时期的宫廷侍卫长保罗完成了他的两部诗作，（用希腊语韵律）描述了圣索菲亚教堂和它的美丽的圣坛。他的这两部作品在艺术史上极其重要注505，也受到前面提到过的同时代历史学家阿加西阿斯注506的赞扬。最后，北非的科利普斯（Corippus of North Africa，他后来定居于君士坦丁堡），一个不大有诗才的人，以拉丁韵律诗体写了两部著作。其中之一《约翰尼斯》（Johannese）是纪念和颂扬拜占庭将军约翰·特罗戈利塔（John Troglita）的著作，他镇压了北非土著反抗帝国统治的起义，其中记载了北非地理和人种学，以及非洲战争的重要资料。科利普斯所叙述的史实有时比普罗柯比的记载更为可靠。科利普斯的第二部著作《赞歌》（或《查士丁颂》）以夸张的笔调描述了幼者查士丁二世之登基以及他统治时期的最早事件；他也记载了许多有关6世纪拜占庭宫廷礼仪方面的重要史实。
草纸文书中提到了一个叫狄奥斯库鲁（Dioscorus）的人，他于6世纪生活于上埃及的一个小村庄阿芙罗狄托。他是科普特人，似乎接受过很好的普通教育，而且在法学方面受过深入训练；他也乐于实现其文学方面的抱负。尽管他搜集了大量的契约文件和其他草纸文书，构成社会和行政史方面十分珍贵的资料，但他的诗对希腊化诗歌文学的发展却毫无贡献；这些诗只能是非专业性的习作，其中“满是明显的错误，在语法和韵律方面也是如此”。据H.贝尔讲，他至少读了足够多的希腊文学作品，但却写出了令人诅咒的韵诗。注507J.马斯佩罗（J.Maspero）称狄奥斯库鲁是埃及的最后一个诗人，也是尼罗河流域最后一个希腊化文学的代表人物。注508 187
查士丁尼统治时期雅典异教学园的关闭可能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和教育活动没有产生很严重的损害，因为这个学园早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它在一个基督教帝国中已经不再重要。古典文学的财富已经逐渐地，常常是在表面上渗入基督教文学的作品中。狄奥多西二世组建的君士坦丁堡大学在查士丁尼时代仍然活跃。法学方面的新作品表明在这一时期法学研究的重要性。但是，这种研究，只局限于正规地掌握法学文献的翻译技巧以及写出简明的短文和摘要。关于查士丁尼去世后法学制度的发展情况，我们没有准确的资料信息。虽然莫里斯皇帝表现出在学术上的极大兴趣，他的继承者福卡斯却显然停止了君士坦丁堡高等学府的学术活动。注509
在艺术领域，查士丁尼时代堪称是拜占庭艺术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在建筑活动方面创建了卓越非凡的丰碑——圣索菲亚大教堂。注510
圣索菲亚，整个东方都称之为大教堂，是在查士丁尼的指令下，于圣索菲亚（圣智）小教堂的原址上所建，该小教堂在尼卡起义期间（532年）被焚毁。据后来的记载说，为了使这座圣殿成为辉煌无比的建筑，查士丁尼命令各省的省督们以当地最好的古代遗物来装饰首都。大量的色彩缤纷、花纹迥异的大理石从最富矿产地运至首都。金银珠宝和象牙也被运来装点圣殿，使之更辉煌壮观。
皇帝挑选了两位最天才的建筑师安提米乌斯（Anthemius）和伊西多尔（Isidore）来实施这一雄伟的计划。他们两人都是小亚细亚人，安提米乌斯是特拉勒斯人，伊西多尔是米利都人。他们热情地着手从事其伟业，并熟练地指导着10,000名工人从事建筑。皇帝亲自视察这项工程，以浓厚的兴趣关注着它的进程，并提出建议，鼓舞工人的劳动热情。在五年之内，这一建筑完工了。537年的圣诞节，皇帝亲自出席了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竣工典礼。后来的资料记载，皇帝为他自己的成就而倾倒，在进入这座圣殿时说：“光荣属于上帝，他相信我能成就这番壮举！所罗门啊，我战胜了你。”注511在竣工仪式上，群众得到了皇帝赐与的诸多恩典，首都也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188
从外观看，圣索菲亚大教堂很是简朴，因为它完全是砖墙，无法做任何修饰。甚至那著名的穹顶，从外部看也有些笨重。在现代，圣索菲亚已经被其周围的土耳其式房屋所埋没。为了要完整地评价这一圣殿之壮丽辉煌，人们必须从其内部观察。
在早年，这一圣殿有一个宽大的庭院，即正院（atrium），被柱廊所环绕，正中是一个美丽的大理石喷泉。正方形院落与圣殿相连的第一道入口，是一条环形游廊（大回廊），游廊内有五座门与圣殿的内廊相通。由内廊进入圣殿有九座大铜门；中间一座最宽大最高的皇门是供皇帝出入的大门。圣殿本身的建筑是依照“穹顶式教堂”的模式而建的，其平面是一极大的长方形，中央部分有一宏伟的中殿，中殿顶部筑了一个巨大的穹顶，穹顶周长为31米，其顶端拔地而起50米。它的建成是非常不容易的。在穹顶的基部有40扇高大的窗户，以使充分的光线洒遍整个殿堂。中殿两侧建立了两层拱顶，饰之以华丽的石柱。地板与石柱都是由彩色大理石筑成，在墙壁的许多部分也使用了这种大理石。精美的镶嵌画（土耳其人统治时期曾被覆盖）曾经使参观者眼花缭乱。在朝拜者眼中，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穹窿内的巨大十字架在众星烘托下闪着耀眼的光。甚至在今天，人们仍可透过土耳其人在穹窿下部的涂盖层注512，看到生有双翼的高大天使。
对于圣索菲亚教堂的建筑者来讲，最大的困难是建立一个巨型的透光良好的穹顶，即使现代建筑家们也未能超越这一成就。建筑者虽然完成了这一使命，但是，这个著名的穹顶并没有能维持很久；甚至在查士丁尼时期，它就坍塌了，并且在查士丁尼统治末期以不甚大胆的方针重新修筑。查士丁尼的同时代人以一种不亚于其后代的，甚至现代人的激情谈论圣索菲亚大教堂。14世纪的俄罗斯朝圣者诺夫哥罗德的斯蒂芬在其《君士坦丁堡游记》（Travels to Tsargrad）注513中说：“至于圣索菲亚大教堂，即‘圣智教堂’是远非人类的头脑可以想象，可以描述的。”注514尽管这座教堂经历了多次反复的强烈地震，却仍然坚固地屹立至今。1453年，它被改为清真寺。斯特拉齐格夫斯基（Strzygowski）曾经讲过：“在构思上，这座教堂（圣索菲亚）纯粹是亚美尼亚风格的。”注515 189
随着时间的流逝，关于圣索菲亚之建立的真实故事变成了一种带有大量神迹细节的传奇式故事文学。这些传奇故事由拜占庭帝国传入南斯拉夫和俄罗斯的，乃至传入伊斯兰教和阿拉伯的及土耳其的文学作品中。斯拉夫的和阿拉伯的传奇文本对于人们研究各民族之间文学方面的相互影响的历史注516有着重要意义。
查士丁尼在首都建立的第二所著名教堂是圣使徒教堂。该教堂原是君士坦丁皇帝或者是康斯坦提乌斯时期所建。但是到了6世纪，它已经完全破败不堪了。查士丁尼推倒了该教堂，以更大、更壮丽的规模给予重建。这是一座十字形平面的教堂，有四个相同的殿室，四个穹顶簇拥着一个中心穹顶。这座教堂的建筑师也是特拉勒斯的安提米乌斯和幼者伊西多尔。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后，此教堂被摧毁。在此教堂的原址为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建立了清真寺。从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那里，可以较清楚地看到当年君士坦丁堡这座圣使徒教堂的形象，圣马可教堂就是按照它的模式建立的。它的模式也为以弗所的圣约翰教堂和法国佩利格的圣弗隆教堂（St.Front）所模仿。以弗所的主教尼古拉·梅萨利特（Nicholas Mesarites）曾在13世纪初对圣使徒教堂已经丧失的美丽镶嵌画进行过描述，并且A.海森柏格（A.Heisenberg）也对这些艺术品进行了透彻的研究。注517圣使徒教堂是人所共知的自君士坦丁大帝以来至11世纪止的历代拜占庭皇帝的墓葬地。
在东方的叙利亚，在西方的帕伦佐、伊斯特里亚，特别是在拉文纳，都可见到君士坦丁堡之建筑风格的影响。
现在，圣索菲亚教堂可以因其穹顶，因其石柱上的雕饰，因其墙面和地面的彩色大理石，而且尤其因其建筑技术的精湛而令人神往；但不久以前，人们却看不到这一著名圣殿内的精美镶嵌画，因为它们在土耳其时期被涂盖了。然而，后来，由于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领导下的近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开放政策，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历史新时期开始了。最重要的是该建筑开始向外国建筑家和学者们开放。1931年，土耳其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授权美国的拜占庭研究所揭去圣索菲亚教堂内壁画的覆盖物并保存这些艺术品。该研究所所长托马斯·怀特莫尔教授被允准使这些镶嵌画重现天日，1933年，这项工程自前廊开始启动。1934年12月，穆斯塔法·凯末尔宣布，该教堂已经不再是清真寺，它将作为拜占庭艺术的遗迹和博物馆而受到保护。而且，由于怀特莫尔的不倦的、计划周密的工作，圣索菲亚教堂的奇妙镶嵌画逐渐重现了它们往日的光艳华丽。怀特莫尔于1950年去世后，这项工作由保尔·A.安德伍德（Paul A.Underwood）教授接续。190
在西欧的北意大利城市拉文纳，保存着拜占庭镶嵌画的优秀作品。1500年以前的拉文纳是亚得里亚海岸的一个富饶的城市。在整个5世纪，它是最后几代西罗马皇帝的避难处；6世纪时，它成为东哥特王国的首都；最后，自6世纪中期到8世纪中期，它是查士丁尼自东哥特人手中夺取的拜占庭属意大利的中心。它是拜占庭的总督（vicery 或exarch）驻节地。这最后一个时期，是拉文纳的光辉时期，此时，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艺术的活动都得到了迅速发展，形成滚滚激流。
拉文纳的艺术遗产与三位历史人物有密切关系：其一，是狄奥多西大帝之女儿，西帝瓦伦提尼安的母亲加拉·普拉西狄亚（Galla Plsscidia）；其二是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其三是查士丁尼。在此，我们且不谈加拉·普拉西狄亚和狄奥多里克时期的早期遗址，而只简要地讲述一下查士丁尼时期拉文纳的艺术遗址。
查士丁尼在其长期统治中，始终对在庞大帝国各处修建民用和宗教建筑的不朽丰碑十分感兴趣。在征服拉文纳后，查士丁尼完成了那些在东哥特时期已经开始建筑的教堂。从艺术角度看这些教堂，有两座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即圣维塔利教堂（St.Vitale）和克拉斯（Classis，拉文纳的港口）的圣阿波里纳利教堂（St.Apollinare）。这些教堂的主要艺术价值在于它们的镶嵌画。191
距拉文纳城约三英里处，荒凉的沼泽地，即中世纪该城的富饶贸易港口所在地，耸立着外观简陋的克拉斯的圣阿波里纳利教堂，其外形是典型的古代基督教教堂。在该教堂的一侧，是一个后来建造的圆形钟楼。教堂内有三个殿堂。教堂四壁，镶着一些饰以浮雕的石棺，里面埋葬着拉文纳最著名的一些大主教的遗骨。在穹顶的下部，可见到6世纪的镶嵌画。画上是拉文纳的圣保护使徒圣阿波里纳利高举双手的立像，他的周围，在一片和平宁静的风景画面上，环绕着一群羊羔；在阿波里纳利的上方，在巨大的缀满星斗的蓝天圆形浮雕上，一个宝石十字架闪着光。这所教堂里的其他镶嵌画则是晚些时候的作品。注518
拉文纳的圣维塔利教堂是研究查士丁尼时期艺术成就的最有价值的资料。在这座教堂里，6世纪的镶嵌画几乎全都被保存下来了。穹形教堂圣维塔利教堂的内部墙壁上，自上至下都覆盖着美妙的浮雕和镶嵌装饰。该教堂后殿的半圆形殿堂因其两侧的镶嵌画而特别著名。其中一幅是在大主教、教士和廷臣环绕下的查士丁尼；另一幅是他的妻子狄奥多拉和她的侍妇们。这两幅画上的人物服饰因其灿烂夺目而令人倾倒。拉文纳，这座有时被称为“意大利-拜占庭的庞培城”或“西拜占庭”注519的城市为研究5—6世纪的早期拜占庭艺术提供了最有价值的资料。
查士丁尼的建筑活动并不仅仅局限于建筑堡垒和教堂。他还建筑了许多修道院、宫殿、桥梁、蓄水池、引水渠、浴池和医院。在拜占庭的边远行省中，查士丁尼的名字是同西奈山上的圣凯瑟琳修道院的建筑活动相联系的。在该教堂的后殿拱壁上，是一幅耶稣变容的镶嵌画，据推算是6世纪的作品。注520
查士丁尼时期的一些极其重要的丝织物和纺织品亦保留至今。注521尽管在教会的影响下，雕塑作品总的来说是处于衰落状态，但仍出现了大量的特别精美的象牙雕刻品，尤其见于一些双联记事板和192执政官使用的双联板注522中，这些记事板多属于5世纪初至541年查士丁尼取缔执政官制这一时期的遗物。
在查士丁尼时代，所有的作家、圣索菲亚教堂及圣使徒教堂的建筑者都是北非人或亚洲人，希腊化的东方仍然继续滋养着拜占庭帝国的文化艺术生活。
概观查士丁尼之长期的、多变而复杂的统治，可以看出，就他所计划的主要方面而言，他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很显然，由查士丁尼的信念，即“罗马皇帝有义务收复帝国失去的土地”所激发的对西方的辉煌的军事征伐事业最后没有成功。这些战争绝对不符合帝国的真正利益，它的真正利益主要是在东方；因此，这些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国家的衰落。国家资源的贫乏导致军队的削减，使得查士丁尼不可能在其新征服的省区巩固自己的统治。这一结局在他的后继者统治时期变得更为明显。皇帝的宗教政策也是失败的，因为它后来未能带来宗教的统一，而仅仅使东方以一性教派为主体的各行省更加混乱。查士丁尼在其行政改革上遭到最彻底的失败，这些改革始于皇帝真诚的愿望，可由于地方官的巧取豪夺和沉重的税收，却导致农村的凋敝和人口的减少。
然而，查士丁尼有两项成就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并且完全符合他的“大帝”之称号，此两项成就即他的“民法法典”和圣索菲亚大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