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和基督教
罗马帝国在4世纪经历的文化和宗教危机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古代异教文化注87同基督教（它在4世纪初君士坦丁统治时期得到了官方承认，并在4世纪末由狄奥多西大帝宣布为国教）发生了冲突。看起来，上述两个处于冲突中的、代表着完全对立观念的因素，似乎永远不会有调和的基础。但是，基督教和异教希腊文化确实逐渐交融，形成了基督教-希腊-东方文化，后被称为拜占庭文化，它的中心就在罗马帝国的新都——君士坦丁堡。
在帝国发生的诸多变化中起重要作用的人物是君士坦丁大帝。在他统治时期，基督教第一次取得官方认可而且为其此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从此以后，古老的异教帝国逐渐变成基督教帝国。
一些在其历史发展早期皈依基督教的民族或国家，鉴于它们过去的历史还没有形成牢固的传统，仅有一些模糊的、原始的习俗和管理形式，宗教的改变在人民生活中因而不曾引起巨大危机。但在4世纪的罗马帝国则不是这种情况。它已具有一种古典的世界性的文化，发展了当时颇为完善的政府机构。它有伟大的历史和深邃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已与人民结为一体。然而这个帝国在4世纪变成了基督教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帝国的过去被否定了，有时是完全的否定，这势必会引起特别尖锐且难以渡过的危机。显然，古老的异教世界，至少是在其宗教领域内，已不再能适应罗马国家的需要。新的需要和新的愿望出现了，只有基督教能满足这种需要。
当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与恰在此时充当领袖角色的某个历史人物相联系时，就会出现记载此人功绩的完整的文学作品，以颂扬他在此特定时期的重要贡献，并试图深入其精神生活的深处。4世纪的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君士坦丁大帝。44
君士坦丁生于纳伊苏斯城（Naissus，今尼什［Nish］）。从其父亲康斯坦提乌斯·克洛卢斯家系（Constantine Chlorus）看，君士坦丁可能属于伊利里亚的家族。其母亲海伦（Helena）是基督徒，后被奉为圣海伦。她曾经去巴勒斯坦朝圣。据传说，她此行发现了基督殉难的真十字架。注88305年，戴克里先（Diocletian）和马克西米安（Maximian）根据原订的协议放弃帝位，退隐为民。迦勒里乌斯（Galerius）成为东方的奥古斯都，君士坦丁之父康斯坦提乌斯（Constantius）则领西方奥古斯都头衔。次年，康斯坦提乌斯逝于不列颠，他的军团拥立其子君士坦丁继任奥古斯都。这时，罗马帝国发生了叛乱。起义群众和军队驱逐了迦勒里乌斯，拥立已放弃帝位的马克西米安的儿子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为奥古斯都。年迈的马克西米安与其子恢复帝号并共同治理国家。随后是一个时期的内战。其间，马克西米安与迦勒里乌斯皆故世。这时，君士坦丁与一个新的奥古斯都利基尼乌斯（Licinius）结盟，于312年在罗马城附近的一次决战中打败马克森提乌斯。马克森提乌斯企图逃离敌军追击时，溺死于台伯河（在台伯河上的米尔维安桥［Milvian］附近的萨克拉布拉［Saxa Rubra］）。两位得胜的皇帝——君士坦丁和利基尼乌斯于米兰会晤，据历史传说，他们在此颁布了著名的《米兰敕令》。两位皇帝间的和平关系没有维持多久，斗争迅速开始，最后以君士坦丁的全面胜利而告终。324年，利基尼乌斯被杀，君士坦丁成为罗马帝国的唯一统治者。
君士坦丁统治时期，对后来的历史进程有着最大影响的两件事是官方承认基督教及把首都从台伯河岸迁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即从古罗马迁至“新罗马”君士坦丁堡。学者们在研究基督教在君士坦丁时期的地位时，特别注意到两个问题，即君士坦丁之“皈依”基督教和《米兰敕令》。
君士坦丁之改宗基督教45
历史学家和神学家们主要对君士坦丁之“皈依”基督教的原因深感兴趣：君士坦丁为什么偏爱基督教？他的态度，是否应被视为其政治上远见卓识的一种表现？他是仅把基督教视为其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还是由于其内心信仰而采纳了基督教？或者，归根结底，他的“改宗”是否既由于政治野心的影响，也有其对基督教的心灵上的理解？
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困难在于历史资料中提供的情况互相矛盾。基督教主教尤西比乌斯（Eusibius）所描写的君士坦丁同异教作家佐西姆斯（Zosimus）笔下的君士坦丁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历史学家们因此有充分理由根据他们自己的成见来回答这一错综复杂的问题。法国历史学家布瓦西耶（Boissier）在其《异教的衰落》一书中写道：
遗憾的是，当我们研究那些在历史中充当了领导角色的大人物，并试图研究其生活和记载他们的行为时，我们很少满足于最自然的解释。因为这些人物有着非凡人物的名望，我们就不打算相信他们的行为与其他凡夫俗子相同。我们去探究他们最简单的行为背后的隐秘原因；我们认为他们有周密的考虑、深邃的思想和他们从未梦想过的背信弃义。所有这些在对君士坦丁其人的研究上都应验了。一种偏见成为流行看法，即这位精明的政治家企图愚弄我们；他越是热衷于宗教事务，并宣称他本人是真正的信仰者，我们就越是企图证明他完全不关心宗教事务，他是怀疑基督真理的人。他在事实上并不关心任何宗教而只是偏爱那种最有助于他自己的宗教。注89
长期以来，著名的德国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注90（Jacob Burkhardt）在其天才著作《君士坦丁大帝时代》（The Time of Constanfine the Great）一书中所表达的观点，即关于君士坦丁是不信基督教者这一断言对史学界有很大影响。他笔下的君士坦丁是为野心和强烈的权势欲所左右的天才政治家，是为了实现其世界目标而不惜牺牲一切的人。布克哈特写道：“人们时常企图深入君士坦丁的宗教观念中，然后描绘在其宗教信仰中可能发现的变化。所有这些都是徒劳的。因为，论及这位天才人物（其野心和对权力的渴望无时不在困扰着他的生活），不可能存在他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是信教还是不信教者这样的疑问。这种人就其本质来说是不信教者（unreligiös）……即便他曾有瞬息时间停下来考虑他自己的真正宗教信仰，也一定是迫不得已的。”这位“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在认识到基督教势必成为世界性势力之后，即由此观念出发而恰当地利用了它。按布克哈特的说法，君士坦丁伟大业绩的成功恰恰基于这一认识。而且，君士坦丁给予基督教的特权也同给予异教的特权完全一样。要从这位捉摸不定的人物的行为中寻找任何规律性完全是徒劳的，这里只有偶然性。君士坦丁“这个身着皇袍的利己主义者，只做那些，或允许做那些可以增加他个人权力的事情”。布克哈特以尤西比乌斯的《君士坦丁传》为其主要资料，却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此书的记载并不可靠。注91这里所简要介绍的布克哈特的论断，不承认君士坦丁皇帝有任何宗教感情。46
德国神学家阿道夫·哈纳克（Adolph Harnack）以不同的资料为依据，在其《基督教在1—3世纪的发展》（The Expansioin of Christianity in the First Three Centuries）注92一书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在研究了帝国各行省的基督教状况后，认为当时基督徒的实际数量不能确定，并得出结论：尽管在4世纪初，基督徒在帝国的实际数量很多且具有很大影响，但他们在群众中并不占优势。然而他又进一步指明：
人数的多少与其实际影响并不总是成正比；一个小团体往往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它的成员大部分来自领导阶层；而一大群人也可能只产生小的影响——如果其成员来自下等阶级，或主要来自农村。基督教是一个城镇的宗教；城镇越大，基督徒的数量越大（即使是相对而言）。这就使基督教有着特别的优势。而且，基督教在当时已深入农村，遍及许多行省；如同我们在小亚细亚大多数行省所见，而在亚美尼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北非（包括其乡镇）也不例外。
哈纳克依据基督教传播的广泛程度把帝国所有行省分为四类。据此，他分析了各类地区基督教的状况，指出，4世纪初，基督教会的中心在小亚细亚。众所周知，在历史上著名的君士坦丁“逃往”高卢事件发生之前数年，他曾作为人质居留在戴克里先设于尼科米底（Nicomedia）的行宫中。他对于亚洲的印象在高卢变得深刻了，体现为他在政治上的深思熟虑，这使他做出了决定性的结论：他可以通过支持强有力的教会和主教而受益。如果有人问，若没有君士坦丁，基督教会是否能够取得胜利？这样提问是愚蠢的。因为，还会有另一个君士坦丁或其他某人出现。况且，早在君士坦丁出现之前，基督教已在小亚细亚取得胜利，在其他行省也必将如此。历史并不需要特别的启示，也不需要天国的神圣大军带来业已存在的事实。它只需要一位敏锐而有力、对宗教状况又有极大兴趣的政治家。此人就是君士坦丁。他只是在清楚地认识到并牢牢地抓住必然出现的机遇这一点上是一个天才。注93 47
显然，哈纳克只把君士坦丁视为天才的政治家。事实上，即使人们只是粗略地估计一下当时基督徒的数量也是不可能的。然而，许多近代最优秀的学者都承认，在当时的帝国与社会，异教思想仍是主导的因素，基督徒则必定处于少数。根据V.博洛托夫（V.Bolotov）教授的统计：“至君士坦丁时期，基督徒有可能只占帝国全部人口的1/10；甚至不足1/10。任何认为当时基督徒数量超过全部人口1/10的说法都是不可靠的。”注94他的这一统计，与其他一些学者的估计是一致的。目前，学者们似乎一致同意，君士坦丁时期基督徒仍然处于少数。如果这一点成立，那么，关于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态度出于纯政治目的的这一看法就必须放弃了。因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绝不可能依赖于那些只占帝国人口1/10，又没有参与当时政治事务的群众来实现自己广泛的政治谋略。
《罗马和罗马人史》（History of Rome and of the Roman People）的作者迪律伊（Duruy）在夸大君士坦丁的作用这一点上多少受到了布克哈特的影响。他认为，在宗教上，“君士坦丁是虔诚而冷静的有神论者”。根据他的意见，君士坦丁“很早就意识到基督教在其基本教义方面是同他的一神教信仰相一致的”。注95但是，尽管如此，迪律伊继续写道，政治的考虑对于君士坦丁来说还是最为重要的：
同波拿巴企图使教会与法国革命相妥协一样，君士坦丁也力图使古老的宗教同新的宗教和平共处，同时偏爱后者。他理解世界发展的方式，助其发展而不急于求成。由于这位皇帝的荣耀，他无愧于在他自己的凯旋门上嵌刻的、自诩的称号“和平的保卫者”（quietis custos）……我们已努力深入到君士坦丁的思想深处，并在此发现他之所以接受基督教是由于统治策略而非宗教信仰。注96
然而，迪律伊在其他方面强调：“尤西比乌斯所描写的君士坦丁常在天地万物之间看到他人所不曾注意的事物。”注97 48
1913年，在纪念所谓《米兰敕令》颁布16个世纪的活动中出版了大批著作，其中有E.施瓦茨（E.Schwatz）所写的《君士坦丁大帝与基督教会》（ Kaiser Constantin und die Christliche Kirche）和F.多尔格（F.Dölger）所编的《论文集》（Geammelte Studien）。施瓦茨指出：“君士坦丁具有一个世界主宰者的非凡洞察力。他很清楚，为了建立自己计划中的世界帝国，与教会结盟是至关重要的。他也有勇气有能力违背一切皇权主义的传统来实现这一联合。”注98在多尔格主编的《论文集》中，E.克雷布斯（E.Krebs）写道，君士坦丁对于基督教所采取的一切步骤，仅仅是促使教会胜利的第二位因素；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基督教会本身的超自然的力量。注99
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意见是大相径庭的。P.巴蒂福尔（P.Batiffol）为君士坦丁辩解，认为他的改宗是虔诚的，注100而在研究君士坦丁时期的钱币学领域享有盛名的学者J.莫里斯（J.Maurice）则在近期试图证实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时神迹的存在。注101布瓦西耶指出，对于政治家君士坦丁来说，把他自己交给当时占帝国人口少数且毫无政治影响的基督徒，无疑会是一种冒险。因此，既然君士坦丁没有因政治理由改变自己的信仰，那么，必须承认，他这样做是出于信仰。注102F.洛特倾向于赞成君士坦丁改宗是出于信仰。注103S.施泰因则坚持这是出于政治理由。他说，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最重要的一条，是他把基督教会引进国家机构中。他还推断，君士坦丁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国教会的影响。注104H.格雷古瓦写道，政策，尤其是对外政策，总是优先于宗教。注105A.皮加尼奥尔（A.Piganiol）说，君士坦丁是不懂基督教的基督徒。注106
但是，通常来说，与君士坦丁在312年战胜马克森提乌斯有关的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事件，不能被认为是他真的改宗基督教；他实际上是在去世那一年才接受基督教信仰。在他统治的整个时期，君士坦丁一直保有“大祭师”（pontifex maximus）的称呼；他一直称星期日为太阳日（dies solis）；而“战无不胜的太阳”（sol invictus）在当时通常是指波斯的神密特拉，对密特拉神的崇拜遍及整个罗马帝国的东西方。有一段时期，这种对太阳神的崇拜是对基督教的严重挑战。显然，君士坦丁是太阳神崇拜的支持者，这种崇拜在他自己的家族中传世。从各方面的可能性来看，他的“战无不胜的太阳”是阿波罗神。莫里斯曾注意到，这种太阳宗教使君士坦丁在帝国赢得了大批群众。注107 49
近来，一些历史学家进行了一次有意义的尝试以说明君士坦丁只是延续了其他罗马皇帝所实行的政策，而不是唯一的基督教斗士。据格雷古瓦说，利基尼乌斯在君士坦丁之前即开始对基督教实行容忍政策。德国史学家舍内贝克对格雷古瓦的论点表示怀疑：他认为马克森提乌斯在他所管辖的那部分帝国是基督教的斗士，而且为君士坦丁树立了可仿效的榜样。注108
即使君士坦丁确实对基督教颇为了解，他的政治谋略也必然地影响到他对基督教的态度，而基督教在许多方面会有助于他。他明白，基督教必将成为帝国各民族间的主要联系因素。“他需要通过教会的统一而巩固帝国的统一。”注109
关于君士坦丁之改宗基督教的事件，通常与君士坦丁和马克森提乌斯交战期间，天空中出现一枚闪光十字架这一著名故事相联系；于是一次神迹即构成了君士坦丁“皈依”的一个原因。然而，叙述这一神迹的史料在历史学家中引起了许多争议。关于这次神迹的记载最早见于君士坦丁同时代的基督教徒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的作品，他在其著作《基督教迫害者之覆灭》（De mortibus persecutorum）中谈到了君士坦丁在梦中接到一个警告，要他在其护甲上刻上基督圣符（coeles te signum Dei）的标记注110。但拉克坦提乌斯并没有提到传说中君士坦丁所看到的天象。
君士坦丁的另一个同时代人恺撒里亚的尤西比乌斯在两部著作中写到君士坦丁对马克森提乌斯的胜利。在其早期作品《基督教会史》中，尤西比乌斯只提到，当君士坦丁出发去解罗马之围时，“向上帝及圣子耶稣基督、人类的救世主祈祷”，注111显然，他在此处未提及君士坦丁的梦或其护甲上的圣符。另一部著作《君士坦丁传》写于君士坦丁战胜马克森提乌斯的二十五年之后，且通常被认为（也许是错误地认为）是尤西比乌斯所写的。该书提到，君士坦丁大帝本人讲到，当他向马克森提乌斯进攻当中，看到在落日之上有一闪光的十字架，上有“以此致胜”（τούτω νίκα）的字样，并发誓这是千真万确的。他和他的军团战士都被这一天象所震惊。次日夜，基督在梦中来到君士坦丁面前，带着同样的圣物，并让君士坦丁制作一枚同样的十字架，带着它向他的敌人进攻。天刚破晓，君士坦丁即向他的亲兵们宣布了这一奇妙的梦境，然后，召集工匠艺人，向他们描述了自己所见之物的轮廓，令匠人们着手制造军旗，注112此即著名的拉巴鲁（labarum）。注113拉巴鲁是一形如长枪的长柄十字架，其横轴上是一条丝绸，上面以金缕刺绣并以宝石嵌就君士坦丁及其二子的肖像；在十字架顶端有一个金环，环内为基督名字的缩写字母。注114自君士坦丁以后，拉巴鲁成为拜占庭帝国的旗帜。至于君士坦丁进军途中幽灵的出现和上帝派来援助君士坦丁的天兵天将的叙述则可见于其他作者的作品。在这方面的资料记载甚为混杂而且互相矛盾，不可能从历史角度予以恰当评论。有的作者走得更远，以至于说，神迹的发生并非在君士坦丁对马克森提乌斯的进军途中，而是发生于君士坦丁自高卢出发以前。50
所谓《米兰敕令》
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基督教的存在和发展得到了官方的许可。第一个有利于基督教的法令是311年由迦勒里乌斯颁布的，他也曾经是最残忍的基督教迫害者之一。这一敕令宽恕了基督徒过去对于政府欲使他们回到异教传统中的诸项指令的顽强反抗，宣布他们存在的合法性。敕令宣布：“基督徒仍可以存在，也可以设立他们的集会场所，但不得因此而做有悖于良好秩序的事情。因此，为了报答朕的这一恩惠，他们必将为朕的国家，即他们自己国家的长治久安向他们的上帝祈祷。”注115 51
两年以后，当君士坦丁战胜了马克森提乌斯并与利基尼乌斯媾和之后，与利基尼乌斯在米兰会晤，在此地，他们颁发了十分重要的，但被错误地称为是《米兰敕令》的文件。该文件的原文已经失传，但利基尼乌斯发给尼科米底政区长的拉丁文复件却被拉克坦提乌斯保留在其著作中。另一拉丁原文的希腊文译本由尤西比乌斯在其《基督教会史》一书中引用。
依照这一文件，基督徒和信仰其他宗教的人被给予充分的自由去追随他们所选择的任何信仰。所有针对基督徒的迫害手段也被废止。
从现在起，那些希望履行基督的崇拜仪式的每一个人，皆可以自由地、无条件地去履行该崇拜而不受任何干扰。对于这些决定，我们注116认为最好是以充分的方式向尔卿（即比西尼亚的省长）解释清楚，即尔卿应该知道，我们已经慷慨地、毫无保留地给予了所谓基督徒实行其崇拜的权力。而且，当尔卿留意到，我们已给予所谓的基督徒该项恩准时，尔卿亦应理解我们同样公开慷慨地恩准其他人自由实行他们自己的崇拜，这于我们时代之平和是相适宜的；每个人都有自由实行他所选择的崇拜仪式，因为我们并不愿意贬抑任何一种崇拜仪式的荣耀。注117
该文件亦命令，原来从基督徒手中没收的私人房舍和教堂必须无保留地全部归还原主。
1891年，德国学者O.希克提出了没有人颁发过所谓《米兰敕令》的观点。他指出，唯一出现过的敕令是311年由迦勒里乌斯颁布的《容忍敕令》。注118但多数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不承认这一观点。1913年，竟有许多国家隆重地举行纪念《米兰敕令》颁布1600周年的庆祝活动，并有大量论及此问题的著作问世。然而，事实上，以上引述的利基尼乌斯于313年在尼科米底颁布的敕令，是对迦勒里乌斯311年敕令的认可，而迦勒里乌斯的文件显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贯彻。313年3月，由君士坦丁和利基尼乌斯在米兰颁布的文件并不是敕令，而是致小亚细亚及整个东方各行省省督的信，用以解释并指教他们应如何对待基督徒。注119 52
根据这一敕令，我们的结论是，君士坦丁和利基尼乌斯给予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包括异教信仰者，以同样权利。但若认为基督教在君士坦丁时期就获得了胜利，却属为时过早。对于君士坦丁来说，基督教似乎是可以与异教共存的。他所采取措施的重要意义在于，他不仅允许基督教存在而且事实上将它置于政府的保护之下。这在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上是特别重要的一刻。然而，尼科米底敕谕并没有为某些史学家制造如下理论提供论据，注120该理论认为，在君士坦丁时期，基督教已被置于其他宗教之上，其他宗教则只是得到宽容，因此《米兰敕令》宣布的不仅是对基督教的容忍，而是基督教的至高无上。注121但是，如果论及《米兰敕令》究竟是使基督教取得了至尊权利还是获得了与其他宗教平等的权利这一问题时，结论一定更倾向于后者。然而，尼科米底敕谕的意义是重大的。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事实上，不需要任何不必要的夸张，‘米兰敕令’无疑有极大的重要性。因为这则敕谕结束了基督教在帝国统治范围内的非法地位，并颁布了完全的宗教信仰自由，如是，就使异教从其唯一国家宗教的地位降至与其他宗教同等的地位。”注122
君士坦丁对教会的态度
君士坦丁不仅使基督教作为一种特定的宗教学说与其他宗教享有同等权利，而且也使基督教教士们得到了与异教祭师们同样的全部特权。他们被免于纳国税，免于公务，而且免于担任可能影响他们行使宗教义务的公职（即享有豁免权）。任何人都可以向教会捐献财产，因而教会取得了遗产权。如是，随着宗教自由宣言的颁行，基督教社团被承认为合法社团；从法制观念上看，基督教被置于一个全新的位置上。53
主教法庭得到了极为重要的特权。任何人都有权在被诉讼方同意的条件下，把民事讼案提交主教法庭，即使对于该讼案的审理过程已由民事法庭开始进行。到君士坦丁统治末期，主教法庭的权限更为扩大：（1）主教的判决应视为终审判决，讼案中所涉及的任何年龄的人必须接受；（2）任何民事诉讼案件在审理的任何阶段都可转交主教法庭审理，而无视被诉讼方是否反对；（3）主教法庭的判决世俗法庭必须执行。这些司法特权提高了主教们在社会上的威信，但同时，也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出现了许多矛盾纠纷。由于对主教的判决进行上诉被视为非法，而主教的判决却并不总是正确的，因而，败诉一方总是抱怨，愤慨不已。此外，这一附加的职责，又给主教们的生活带来过多的世俗利益。
教会也由于从国家资源中获得地产、钱财及谷物的馈赠而在物质上日益富有，基督徒不可能再被迫参与异教的节日。同时，基督教的影响使国家在对罪犯的惩罚上有所缓和。
君士坦丁的名字还与那些在他的广阔帝国各处建立的无数教堂联系在一起。据说罗马的圣彼得教堂和拉特兰教堂是他所建。他对巴勒斯坦特别有兴趣。据说他的母亲海伦就是在那里发现了真十字架。在耶路撒冷，基督安葬之处，圣墓教堂巍然耸立；在奥利弗山上，君士坦丁建立了耶稣升天教堂；在伯利恒城，建立了圣诞教堂。在新都君士坦丁堡及其城郊，也建立了许多教堂，其中最著名的是使徒教堂和圣伊琳娜教堂。圣索菲亚教堂亦可能是在君士坦丁时期奠基，在他的后继者康斯坦提乌斯（Constantius）时期完成。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的其他地区，如安条克、尼科米底和北非，也兴建了许多教堂。注123
自君士坦丁之后，在帝国内发展起了三个重要的基督教中心：早期基督教的罗马，位于意大利，但仍存在对异教的同情并在一定时期内持续着异教的传统；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在东方基督徒心目中迅速成为第二罗马；最后，是基督教的耶路撒冷。自皇帝提图斯于公元70年摧毁了耶路撒冷并在其领土上建立罗马的殖民地（埃利亚-卡匹多利纳城）以后，到2世纪皇帝哈德良统治时期，古老的耶路撒冷已失去其重要性，尽管它曾是基督教会的诞生地和最早的使徒传道中心。在君士坦丁时期，基督教的耶路撒冷获得了新生。在行政上，该省的首府是恺撒里亚而不是埃利亚。这一时期在此三个中心兴建的教堂成为基督教会在尘世间获得胜利的标志。这个教会迅速成为国家教会。尘世王国的新思想和基督教之“彼世”王国及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概念形成直接对立。注124 54
阿利乌斯派教义和尼西亚会议
由于4世纪早期出现的新形势，基督教会经历了一个十分活跃的时期，特别表现在教义领域。在4世纪，教义问题不是像3世纪那样只涉及个别人，如德尔图良和奥利金注125等，而是涉及了整个派别，即由大群的、组织严密的个人组成的团体。
在4世纪，宗教会议的召集成为常事，而且，这些会议被认为是解决宗教争端的唯一有效手段。但在这一运动中，教会与国家关系这一新的因素出现了，这对后来的教权与俗权之关系极其重要。自君士坦丁大帝以来，国家介入了宗教争端并按自己的意愿支配它们。显然，在许多时候，国家的利益并不总是与教会利益相一致的。
许多世纪以来，东方的文化中心是埃及城市亚历山大，在这里，知识活动如一股巨流倾泻而下。自然，新的教义运动也源于亚历山大城。按照A.斯帕斯基（A.Spassky）教授的说法：“成为东方神学发展的中心，并在基督教世界里获得了哲学教会这一声望”的亚历山大教会，“从不厌倦于研究高深的宗教和科学问题”注126。虽然亚历山大的地方教会监督阿利乌斯（Arius）的名字成为君士坦丁时期最重要的“异端”教义的称呼，但这一派教义却是3世纪后半期源自叙利亚的安条克，当时最有学问的人卢西安（Lucian）曾在此地建立了一个神学注释学校。该学校如A.哈纳克所说：“是阿利乌斯教义的温床，其领袖卢西安是阿利乌斯以前的阿利乌斯。”注127 55
阿利乌斯提出了上帝之子是被造者（created being）的理论。这一理论构成阿利乌斯异端的基础。在远离埃及的地方，恺撒里亚的主教尤西比乌斯和尼科米底主教尤西比乌斯，都支持阿利乌斯的观点。敌对情绪日益高涨。尽管阿利乌斯的弟子们竭尽全力保护他，阿利乌斯仍被亚历山大主教亚历山大逐出教会。地方当局欲安抚教会内部人士这一骚乱的努力也没有成功。
君士坦丁打败利基尼乌斯并成为唯一的皇帝后，立即于324年到达尼科米底，在此地，他听取了阿利乌斯的弟子们和他的反对者两方的抱怨意见。由于君士坦丁首先考虑到的是在帝国内部维持宗教和平，而没有意识到该教义争端的全部重要性，于是，他写信给大主教亚历山大和阿利乌斯，敦促他们达成谅解。他还举例说明，哲学家们也曾有过争论，但他们都能和平共处。他在信中还指示道，对于亚历山大和阿利乌斯来说，达成谅解不应该有困难，因为他们双方都相信上帝和耶稣基督。“因此，让我重新享有平静的、不受烦扰的日日夜夜，那么，永远的欢愉和恢复平静的喜悦，将成为我日后生活的一部分。”君士坦丁在信中如是说。注128
科尔多瓦（西班牙）主教奥西乌斯（Hosius）（君士坦丁对他十分尊敬）前往亚历山大城送这封信。他送交了这封信后，彻底地调查了这一事件始末，回到皇帝身边时向皇帝解释了阿利乌斯运动的全部意义。只到此时，君士坦丁才决定召集一次宗教会议。
第一次基督教主教公会议在皇帝诏令下于比提尼亚城市尼西亚召开。与会者的准确数字不详，尼西亚派的教父们时常被估计为318人。注129其中多数是东方的主教。年迈的罗马主教派了两个地方教会监督作为他的代表出席会议。在会议上的诸项议程中，最为重要的是阿利乌斯派的争论。皇帝主持会议，有时甚至领导会议的讨论。
尼西亚会议的决议未保留下来。至于会议进程中是否有任何文字记录也值得怀疑。关于该次会议的情况，人们主要是从那些与会者的作品及历史学家的记载中得知。注130阿利乌斯的最激烈最干练的对手是亚历山大教会的副主教亚大纳西（Athanasius）。经过激烈的辩论之后，会议摒弃了阿利乌斯派异端，在接受了一些修改和补充意见后，采纳了与阿利乌斯派教义相对的信条，即耶稣基督被承认是上帝之子。不是被造的，与圣父同体。注131许多阿利乌斯派主教签字表示认同。他们中间最顽固者，包括阿利乌斯本人，被判流刑和监禁。一个研究阿利乌斯教派的最权威人士写道：“阿利乌斯教派曾以勃勃生机开始了它的伟业，而且几年之内它在东方的优势似乎无可匹敌。但是，它的势力在尼西亚会议召开之际衰竭了，在基督教世界的一致责难下萎靡不振……当会议闭幕时，阿利乌斯教派看来已被无望地粉碎了。”注132会议的庄严宣言向所有的基督教团体通告了教会内部的和谐与一致。君士坦丁写道：“恶魔将不再有任何力量来对抗我们，因为所有那些他曾心怀叵测地设计出来毁灭我们的伎俩已从根本上被铲除了。圣灵的光辉在上帝的指令下驱散了所有那些纷争、分裂和骚乱，即造成不和谐的致命毒剂。”注133 56
但现实并没有实践君士坦丁的愿望。尼西亚会议通过摒弃阿利乌斯教的举动，不仅未能使阿利乌斯派争端终止，反而引起了许多新的类似的运动和混乱。君士坦丁本人对阿利乌斯派的态度也逐渐出现了明显的转变，开始倾向于它。在尼西亚会议几年之后，阿利乌斯及其最坚定的弟子从流放地被召回。注134但阿利乌斯的突然辞世使他未能恢复其活动。那些支持尼西亚信条的领袖则取代了阿利乌斯派人士而被判刑；并且尼西亚信经从未被正式重申或被正式摒弃，它逐渐被有意忘却或部分被其他教义所取代。
人们很难解释强烈反对尼西亚会议的缘起及君士坦丁态度发生改变的原因。也许在诸如宫廷影响，家庭的密切关系等各种解释中，下述观点应引起重视。当君士坦丁最初试图解决阿利乌斯问题时，他并不了解东方的宗教状况，在东方，对阿利乌斯派的同情占优势；君士坦丁皇帝曾在西方接受教育，受到其西方导师们，如科尔多瓦主教奥西乌斯之类的影响，因此，他决定支持尼西亚信经。这是符合当时他自己的观点的，但并不符合东方状况。后来，当君士坦丁意识到尼西亚决议是与大多数教会的精神相左并与东方大众的愿望相冲突时，遂采取了对阿利乌斯教义更有利的态度。在君士坦丁统治的晚年，阿利乌斯教派甚至深入宫廷，在帝国东部逐年稳固。尼西亚信经的追随者被剥夺其教职并判流放。但由于资料状况不尽人意，阿利乌斯派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优势还不够清晰。注135 57
君士坦丁直到晚年仍是一位异教徒。只是在临终前，他才接受了尼科米底主教、一个阿利乌斯派信徒尤西比乌斯施予的洗礼；但A.斯帕斯基指出，君士坦丁在临死时指示，把著名的阿利乌斯的反对者亚大纳西从流放地召回。注136君士坦丁还使他的诸子成为基督徒。
君士坦丁堡的奠基
君士坦丁统治时期仅次于承认基督教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欧洲一岸，即进入普罗蓬蒂斯海（马尔马拉海）的入口处，原麦加拉人注137殖民地拜占庭（Βυζάντιον）的旧址，建立了首都。
早在君士坦丁以前，古代人就已完全意识到坐落于欧洲交界处、控制着两海（黑海和地中海）通路的拜占庭在战略上和商业上的优势。它也接近光辉的古典文化的主要发源地。根据史料判断，早在公元前7世纪前半期，麦加拉人就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南端的亚洲一岸，即与后来建立的君士坦丁堡相对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殖民地，叫卡尔西顿。几年后，另一部分麦加拉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南端的欧洲一岸建立了另一个殖民地拜占庭，其名称源自麦加拉远征军的司令拜扎斯（Βύζας）。拜占庭较于卡尔西顿的优势，古人也十分了解。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iv，144）写道，波斯将军迈加比佐斯注138在到达拜占庭时，称卡尔西顿的居民是瞎子。因为他们在为自己的城市选择城址时，选择了两个之间较差的一个，却忽视了后来拜占庭奠基于其上的那个较好的地点。后来的作家及其作品，包括斯特拉波（vii，6,约320年）及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编年史》xii,63），把迈加比佐斯的这一断言略为改头换面地归于希腊德尔斐的阿波罗神谕注139，神谕在答复麦加拉人所提出的在哪里建城的问题时，回答道，他们应在“瞎子”的土地对面定居。在希波战争期间和马其顿的腓利普时代，拜占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元前2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阿透彻地分析了拜占庭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他在论述希腊和黑海沿岸诸城贸易关系的重要性时写道，没有拜占庭居民的许可，任何一只商船也不可能进入或离开黑海，因此，拜占庭人控制了黑海沿岸所有那些不可缺少的产品。注140 58
自罗马取消共和后，皇帝们不止一次想把首都由共和意识控制下的罗马迁至东方。据罗马历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I，79）记载，朱利乌斯·恺撒企图从罗马迁都到亚历山大城或伊利翁（原特洛伊）。在基督教纪元的前几个世纪，皇帝们也时常在对外扩张的军事行动中或巡游整个帝国时长期离开罗马。2世纪末，拜占庭曾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在打败了他的对手，即拜占庭支持的佩塞尼乌斯·尼格尔（Pescennius Niger）后，对该城进行了可怕的劫掠，几乎使之彻底毁灭。与此同时，东方吸引着皇帝们。戴克里克（284—305年在位）更乐于住在小亚细亚城市尼科米底，并以许多辉煌的新建筑美化了这个城市。
当君士坦丁决定创建一个新的首都时，并没有立即选择君士坦丁堡。至少，他一度考虑过他的出生地纳伊苏斯（尼什）、萨迪卡（索菲亚）和塞萨洛尼卡（今萨洛尼卡）。他的注意力曾特别地转向埃涅阿斯注141的城市特洛伊。据传说，是埃涅阿斯曾在意大利的拉丁姆为罗马国家奠基。君士坦丁大帝曾亲自出发去历史名城特洛伊，亲自划定了拟建城市的城区疆界。据5世纪的基督教作家索佐门（Sozomen）记载，当特洛伊城门竣工之际，上帝在一天夜里向君士坦丁托梦，要他为自己的首都另选城址。此后，君士坦丁选定了拜占庭。甚至在一个世纪之后，当旅行者航行至特洛伊近海时，还可以见到君士坦丁开始进行的未完成建筑。注142
当时的拜占庭尚未完全从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造成的严重打击中恢复元气，仅仅还是一个村庄，只占有伸入马尔马拉海的岬角之一部分。323年，君士坦丁决定兴建新都，325年，主要建筑的营建工程开始进行。注143据基督教传说，当君士坦丁皇帝手持长矛圈定城界时，其廷臣为预期划定的首都范围而震惊，遂问：“我们的主啊，您还要走多久？”皇帝答：“我将继续前行，直至在我前面的引路者停止。”注144这就是说有某种神力在引导着他。为了建都，皇帝从各地征调劳力与建筑材料。罗马、雅典、亚历山大、以弗所及安条克的异教遗物皆用于美化新都。有40 000名哥特士兵，即所谓“同盟军”（foederati），参加了营建工程。为了吸引大批居民，皇帝赐予新都以许多商业和金融特权。330年春，新都的营建工作进展顺利，君士坦丁认为已可以正式启用为新都了。330年5月11日，新都正式启用，随之而来的是持续40天的庆祝活动。是年，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于异教的拜占庭城址上屹立。注145
虽然人们难以估计君士坦丁时期这一新都的规模，但肯定远远大于原拜占庭城的范围。关于4世纪君士坦丁堡的人口，人们也没有准确的记载，仅能估计到它可能多于20万人。注146为了抵抗来自陆地的敌人，君士坦丁修建了由金角湾到马尔马拉海的城墙。
几年之后，古代的拜占庭已成为一个世界帝国的都城，被称为“君士坦丁之城”，即“君士坦丁堡”。首都采用了罗马的市政体制，被划为14个区（即政区），其中的两个区位于城墙之外。但君士坦丁时期的遗迹几乎无一留存至今。然而，可上溯至君士坦丁时期的圣伊林娜教堂（它在查士丁尼大帝及利奥三世时期曾两次重建）仍然存在。著名的取自德尔斐注147（公元前5世纪）的小蛇柱——原为纪念普拉提亚战役而建——被君士坦丁移至新都，置于竞技场内，现虽有破损，但依然存在。60
君士坦丁以其天才的洞察力认识到君士坦丁堡的地理位置在政治、经济及文化上的优势。在政治上，君士坦丁堡或通常所称的“新罗马”，在抵御外敌方面有特别的优势。海上进攻是不可能的，在陆地上则有城墙防卫。在经济上，君士坦丁堡控制了与爱琴海和地中海的全部贸易，因而必然会成为欧洲与亚洲的贸易中介地。最后，在文化上，君士坦丁堡的最大优势是靠近希腊化文化的最重要的中心，这种希腊化的文化在基督教的影响下，发展成为新的“基督教-希腊-罗马”或“拜占庭”的文化。Th.I.乌斯宾斯基写道：
为新都选择城址、建设君士坦丁堡，并创建了一个世界历史名城，是君士坦丁的政治和统治天才的不可磨灭的成就之一。君士坦丁对世界的贡献并不在于他的宗教容忍敕令，即使他没有那样做，他的直接继承者也会被迫承认基督教的胜利地位，而这种历史的延缓对基督教毫无损害。但是，由于君士坦丁永久地把世界的首都迁至君士坦丁堡，他就拯救了古代文化并为基督教的传播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注148
君士坦丁大帝时期之后，君士坦丁堡即成为帝国的政治、宗教、经济和文化中心。注149
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改革
君士坦丁与戴克里先的改革是以建立严格的中央集权制，采用庞杂的官僚政治，行政与军事权力明确分离为特征的。这些改革并非是别出心裁的新东西，早在奥古斯都时期，罗马帝国就倾向于中央集权。随着罗马逐渐吞并了在数个世纪内发展起高度发达的文化和古老统治形式的希腊化东方（在托勒密的埃及尤其如此）为新的领地，罗马人遂逐渐从这些新征服地吸取了现存的传统及希腊化的观念。在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那些国家：阿塔利斯的波加蒙，塞琉古朝的叙利亚和托勒密朝的埃及，以其无限的神权君主制为典型特点。这种制度在埃及表现出更稳定、更绝对的形式。对于埃及的民众来说，这块土地的征服者奥古斯都和他的继承者与此前的托勒密诸王一样，仍然是绝对的神佑君主。这同罗马的元首制注150概念截然对立，这种元首制是罗马共和政治和新发展起来的统治形式之间采取妥协的一种尝试。然而，希腊化东方的政治影响逐渐改变了罗马元首们最初的权力范围，这些元首很快表现出他们更偏爱东方及东方关于皇权的概念。苏埃托尼乌斯曾提到第一世纪的皇帝卡利古拉准备接受皇冠（diadem）。注151据史料记载，3世纪前半期的皇帝埃拉加巴卢斯（Elagabalus）已经秘密地戴上了皇冠；注152而众所周知的是，3世纪后半期的奥勒良是第一个公开戴上皇冠的皇帝，同时，铭文和货币上均称他为“神”和“主”（Dues Aurelianus，Imperator Deus et Dominus Aurelianus Augustus）。注153正是奥勒良在罗马帝国确立了专制的统治形式。61
在托勒密埃及的基础上，后来又在萨珊波斯的影响下，罗马皇权发展到4世纪时几乎臻于完善。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都希望对帝国的专制组织施加影响，为达此目的，他们只是简单地以罗马（尤其是自奥勒良以后）已经了解的在希腊化的东方占主导地位的习俗和做法为模式改变了罗马的体制。
3世纪的危机和军事混乱极大地干扰和瓦解了帝国的内部结构。奥勒良曾经一度恢复了帝国统一，而且，由于这一成功，当时的文献和铭文都赋予奥勒良以“帝国光复者”（Restitutor Orbis）的称号。但是，在他去世之后又是一段动荡时期。随后是戴克里先为他自己树立了以正式的规范的途径指导整个帝国组织结构的目标。但事实上，他只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行政改革。无论如何，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使帝国的内部结构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因此，他们可以被视为在东方的强烈影响下创建新型君主制的真正奠基人。62
曾在尼科米底度过许多时光并从总体来说更偏爱东方的戴克里先吸纳了东方君主政体中的许多特质。他是真正的专制者，皇帝-神君（emperor-god）。东方的奢华和繁琐宫廷礼仪被引入他的宫廷。他的臣仆在被允准面圣时，必须先跪拜于地，然后才敢抬眼看他们的君主。与皇帝有关的一切均被视为神圣——他的话语、他的宫廷及他的财富；他本人则是一位圣人。他的宫廷（后来被君士坦丁迁至君士坦丁堡）聚敛了大量金钱，成为无数阴谋诡计的中心，这些阴谋诡计在拜占庭后来的生活中导致严重的混乱。于是，与东方君主制密切相关的专制政体由戴克里先明确地建立起来并成为拜占庭帝国统治结构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为了把这一容纳了诸多民族的庞大帝国组织起来，戴克里先采用了由四人权力构成的“四头”体制（即四帝共治）。国家的统治权力由两个拥有同等权力的奥古斯都分担。其中一个在帝国东部，一个在帝国西部；但是，两个人都必须为一个罗马国家的利益工作。帝国仍保持统一；然而，两个奥古斯都的任命，却表明即使在那个时代，政府也已意识到希腊东方和拉丁西方之间的区别，因此，对于这两个部分的统治不可能由一人承担。每个奥古斯都由一位恺撒辅佐，这位恺撒在奥古斯都去世或退位之后，升为奥古斯都，并选一位新的恺撒。这样，就创造了一种人为的王朝体系，以避免因各种竞争者的野心而导致阴谋和冲突。这一制度也意味着，罗马军团在选举新皇帝时的决定性作用被剥夺了。最早的两个奥古斯都是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他们的恺撒是迦勒里乌斯和康斯坦提乌斯·克洛卢斯（君士坦丁大帝之父）。戴克里先统治亚洲各行省和埃及，首府设在尼科米底；马克西米安管辖意大利、非洲和西班牙，首府设在米兰（Mediolanum）；迦勒里乌斯治理巴尔干半岛及临近的多瑙河诸省，其中心在萨瓦河上的西尔米乌姆（Sirmium，靠近现米特罗维察［Mitrovitz］）注154；而康斯坦提乌斯·克洛卢斯管理高卢和不列颠，中心地在奥古斯塔·特里维洛卢姆（Augusta Trevirorum，今特里尔或特里夫斯）和埃布拉库姆（Eburacum今约克）。这四位统治者被视为一个唯一帝国的统治者，一切政令皆以四个人名义签发。尽管从原则上讲，两个奥古斯都有同等权力，但戴克里先作为皇帝有绝对的优势。恺撒们则是两个奥古斯都的臣属。经过一段时期后，奥古斯都必须放弃其头衔并将其传给恺撒们。事实上，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也的确于305年放弃了奥古斯都头衔，隐退为民，迦勒里乌斯和康斯坦提乌斯·克洛卢斯则成为奥古斯都。但是随之而来的骚乱结束了人为的四头政治，到4世纪初期，四头政治已不复存在。63
帝国行省统治的巨大变化也始于戴克里先。在他统治时期，元老院行省与帝国行省之间的区别消失了，所有行省都直接依附于皇帝。以前，行省数量较少，而其管辖地则很大，行省总督们手中握有极大的权力。这种情况曾给中央政府制造了许多危机，暴乱时常发生。这些大省的总督在其军团支持下，常常是危险的皇位觊觎者。戴克里先为摆脱这些大行省的政治威胁，决定把它们划为较小的单位。在他继位时存在的57个省被划为96个新省，也许更多。而且，这些行省皆由那些只拥有行政权力的省督管辖。由于史料中提供的信息有限，戴克里先创建的较小行省的确切数字不详。对于这一时期帝国行省结构的主要资料是所谓《职衔录》（Notitia dignitatum），这是一部关于宫廷、行政及军事官员的官名录，也含有各行省的名称。据学者们的研究，这份未标明日期的文件应是5世纪前半期的文件，因此含有戴克里先的继承者在各行省统治中引进的一些变化。《职衔录》中列出了120个行省。其他的行省名录——毫无疑问在更早些的文献中——列出的行省数量较少。注155在戴克里先时期也有相当一些小的邻近新省组合为一个叫作州（diocese）的单位，同样由一位只拥有单纯行政权力的官员管辖。帝国当时有13个州，其管辖范围接近旧时的行省。4世纪时，所有的州又进而组合为四个（有时三个）大的联合体（大区，prefectures），置于大区长官（praetorian prefects，此乃当时最为重要的官职）的管辖下。自君士坦丁剥夺了他们的军事职权注156后，他们就成为整个行政统治机构的首脑，不仅控制着州长，也控制着省督们。到了4世纪末，为了行政统治的目的，整个帝国分为四个大部分（大区）：（1）高卢：包括不列颠、高卢、西班牙和非洲西北角；（2）意大利：含非洲、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及多瑙河之间各行省以及巴尔干半岛的西北角；（3）伊利里亚：为最小的大区，含达契亚、马其顿及希腊诸省；注157（4）东方政区：包括亚洲领土，及其北方位于欧洲大陆的色雷斯和其南部的埃及。64
由于这方面资料的匮乏，戴克里先改革的许多细节尚不得而知。然而，应该强调的是，戴克里先为了保证他的权力足以应付行省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而把军事和行政权力严格分割；从他的时代以后，各行省的省督只拥有司法和行政权。戴克里先的行省改革对意大利有特别的影响，她由帝国的首要地区降为普通行省。这一行政改革导致大量新官员的产生和下级官员严格服从上级的复杂的官僚制度。君士坦丁大帝则在某些方面进一步发展和扩大了自戴克里先开始的重组帝国的措施。
因此，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改革的主要特征是，确立了绝对的君主权力和严格的军政分权制，而后者导致一个庞杂的官僚体系的产生。在拜占庭时期，前者，即由此出现的君主专制体系得以保持；而后者，则由于军政权力不断合并的倾向，经历了极大的变化。在拜占庭帝国，保持了大量的官员及各种头衔。这种官僚体系延续到拜占庭帝国的最后时期，但在高官显贵的名称及职能方面则发生了许多变化，其中许多名称由拉丁文变为希腊文；许多官员被贬抑至徒有虚名或仅表示其身份等级；大量新的官员和显贵则在随之而来的时期内出现。65
4世纪，帝国历史中一则极为重要的事件是蛮族，即日耳曼人（哥特人）的逐渐移入。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考察见于本书对4世纪的综合情况的讨论之后。
君士坦丁大帝于337年去世。他得到了少有的、深刻的、来自许多不同方面的赞扬。据4世纪的历史学家欧特罗庇厄斯（Eutropius）记载，罗马元老院把君士坦丁列于众神榜中；注158历史尊其为“伟大者”，教会宣称他是圣者，等同于早期基督教的使徒（Isoapostolic）。近代历史学家们则愿意把他与俄罗斯的彼得大帝注159和法国的拿破仑相比。注160
恺撒里亚的尤西比乌斯写了他的“君士坦丁颂”以赞美基督教在击溃了撒旦的造物（邪恶的诸神）、摧毁了异教国家的斗争中的凯旋：
唯一上帝的概念已经诏示于全人类了。与此同时，唯一的世界帝国即罗马帝国，兴起并繁荣昌盛。在此同一时期，由于上帝的指令，两株受上帝护佑的幼苗，即罗马帝国和基督徒的虔诚教义一同萌发出来以利人类……两股强大的力量出于同一个起点，由唯一的统治者和唯一的基督教信仰所支配，征服并降顺了所有那些敌对势力。注161
自君士坦丁大帝到6世纪早期的皇帝和社会
君士坦丁大帝去世后，他的三个儿子君士坦丁（Constantine）、康斯坦提乌斯（Constantius）和康斯坦斯（Constans）同领奥古斯都衔，分割了帝国的统治权。很快，三个统治者之间发生了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三兄弟中有两兄弟被杀。君士坦丁逝于340年，康斯坦斯逝于十年以后，于是康斯坦提乌斯成为帝国唯一的主宰，其统治一直延续到361年。他没有子嗣，在其兄弟们相继去世后，他煞费苦心地考虑皇位的继承问题。此前他对自己所有的亲族成员曾实行了捕杀政策，只有他的两个堂兄弟伽卢斯（Gallus）和朱利安（Julian）幸免于难，但他们被逐出了首都。为了保住自己家族的皇位，康斯坦斯乌斯还是指定伽卢斯为恺撒。后来伽卢斯引起皇帝的怀疑，于354年被暗杀。66
在此情况下，伽卢斯的兄弟朱利安被召进康斯坦提乌斯宫廷，355年，被指定为恺撒，并与康斯坦提乌斯之妹成婚。朱利安的去世，结束了君士坦丁王朝。在他的短暂统治（361—363年）之后，是他的继承人、原宫廷侍卫长约维安（Jovian）同样短时期的统治（363—364年），他是由军队拥立为奥古斯都的。在约维安去世后，皇位的新人选是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Ⅰ，364—375年在位），他登基后，立即被士兵们胁迫指定他的兄弟瓦伦斯（Valens）为奥古斯都和“共治者”（364—378年）。瓦伦提尼安管辖帝国的西部，帝国的东半部则由瓦伦斯治理。瓦伦提尼安在西方的继承人是他的儿子格拉提安（Gratian，375—383年在位），而与此同时，军队拥立了格拉提安的异母兄弟、4岁的瓦伦提尼安二世为奥古斯都（375—392年在位）。瓦伦斯去世后，格拉提安指定狄奥多西（Theodosius）登上奥古斯都的尊位，责成他统治帝国的西半部和伊利里亚的大部。狄奥多西原出身于帝国的西端（西班牙），是狄奥多西家族的第一个皇帝，该家族直到450年幼者狄奥多西去世前，一直占据皇位。
狄奥多西去世后，他的儿子阿卡第（Arcadius）和霍诺留（Honorius）分治帝国；阿卡第居东，霍诺留居西。依其前人的惯例，4世纪，当瓦伦斯与瓦伦提尼安一世共治、狄奥多西和格拉提安及瓦伦提尼安二世共治时，权力的分割并没有破坏帝国的统一；同样，在阿卡第与霍诺留共治时，国家的统一仍一如既往，只是在一个国家内有两名统治者。当时的人们正确地认识到这一问题。5世纪的历史学家、《反异教史》（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一书的作者奥罗修斯（Orosius）写道：“阿卡第和霍诺留开始治理共同的帝国，只是分配了他们的座席。”注162
在395—518年期间，统治帝国东方的诸帝中，前二位是狄奥多西大帝的后人：其子阿卡第（395—408年在位），与一个日耳曼（法兰克人）的首领之女欧多克西娅（Eudoxia）成婚；阿卡第的儿子幼者狄奥多西（408—450年在位），他的妻子阿特奈斯（Athenais）是一位雅典哲学家之女，受洗后取教名为欧多西娅（Eudocia）。狄奥多西二世去世后，其姐招色雷斯的马西安为婿，马西安遂承继帝位（450—457年）。于是，在450年，西班牙的狄奥多西王朝的男性血统继承结束。马西安去世后，生于色雷斯或“伊利里亚的达契亚”，即生于伊利里亚大政区的一个军团将校利奥一世（457—747年在位），被选为皇帝。利奥一世之女阿里阿德涅（Ariadne）与伊苏里亚的芝诺（Zeno）成婚，生子利奥，利奥则在其外祖父去世后，成为皇帝（474年），时年六岁。但他在几个月后死去，即在他已指定了自己的父亲，出身于小亚陶鲁斯山区的山民伊苏里亚蛮族部落的芝诺为“共治帝”之后。这个利奥即历史上所称的小皇帝利奥二世。他的父亲芝诺于474—491年在位。芝诺死后，其妻阿里阿德涅又召纳年迈的宫廷侍卫官（silentiary注163）、伊利里亚（今阿尔巴尼亚）都拉基乌姆（今都拉索）人阿那斯塔修斯（Anastasius）为婿。491年，阿那斯塔修斯宣布即帝位，即阿那斯塔修斯一世，在位至518年。67
上述皇帝年表说明，自君士坦丁大帝逝后至518年，君士坦丁堡的皇位首先属于君士坦丁的达达尼亚王朝注164，或更确切地说是君士坦丁之父的王朝，他父亲可能来自巴尔干半岛某罗马化的蛮族部落；其后，是一些罗马人——约维安和瓦伦提尼安一世的家族；随后，是西班牙的狄奥多西王朝的三个成员，再次，则是偶然出现的属于许多不同种族的皇帝，其中有：色雷斯人、一个伊苏里亚人和一个伊利里亚（也许是一个阿尔巴亚）人。在这整个时期，皇位从未被一个希腊人所占据。
康斯坦提乌斯（337—361年在位）
君士坦丁大帝的诸子在其父去世后共同治理帝国。分享了帝国统治权的三兄弟之间的敌对情绪由于当时帝国必须同波斯人和日耳曼人进行艰苦斗争而进一步复杂化。三兄弟不仅政治观点不尽一致，宗教观点也不相同。君士坦丁和康斯坦斯是尼西亚信经的强硬派，而康斯坦提乌斯则继续发展了其父在晚年的宗教政策，公开支持阿利乌斯派。在持续的内战中，君士坦丁被杀，几年后，康斯坦斯也被杀。康斯坦提乌斯遂成为帝国的唯一统治者。
作为阿利乌斯派的坚定信徒，康斯坦提乌斯一直实行阿利乌斯派的政策，反对异教。在康斯坦提乌斯的一则敕令中宣布：要“令所有异教不复存在，令不洁的祭祀牺牲得以根除”注165。但在当时，君士坦丁堡城外的异教寺庙仍然存在。数年后，皇帝颁布的一道敕令命令关闭所有神庙，禁止人们入内，禁止所有城乡居民供奉牺牲，并以死刑和籍没财产相威胁。另一敕令指出，任何供奉牺牲或尊崇异教诸神的人，均将被处以死刑。注166在康斯坦提乌斯希望庆祝他登基20周年时，第一次到达罗马，他视察了那些被信奉异教的元老们保护下来的无数古迹，下令将被异教视为罗马旧时所有伟业之化身的胜利女神祭坛（Altar of Victory）迁出元老院。这一行为对异教徒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为他们预感其末日即将来临。在康斯坦提乌斯时期，教士们的豁免权得以扩大；主教们被免于接受世俗审判。68
尽管针对异教的一些政策十分苛刻，但异教不仅仍与基督教共存，有时甚至能从政府当局得到某些庇护。因此，康斯坦提乌斯在罗马并没有解散男女祭师们，在一项法令中，他甚至下令为非洲选一位祭师（sacerdo）。直到其去世时，康斯坦提乌斯依然保留着“大祭师”的称号。然而，总的来说，异教在他的统治时期经历了许多挫折，与此同时，基督教的阿利乌斯派却有所发展。
康斯坦提乌斯执行的顽固的阿利乌斯派政策导致他同尼西亚派，特别是同著名的尼西亚派首领亚历山大的亚大纳西发生了严重冲突。康斯坦提乌斯逝于361年，尼西亚派和异教徒都不可能诚挚地哀悼他们的皇帝之去世。由于皇位将由一位公开的坚定异教徒朱利安继承，异教徒们欢欣鼓舞。基督教方面对于康斯坦提乌斯之死所持态度则通过圣·哲罗姆（St.Jerome）注167之口表达出来，他说：“我主苏醒了，控制了风暴，野兽死了，和平恢复了。”注168康斯坦提乌斯在征伐波斯途中逝于乞里奇亚（Cilicia）注169，但他的遗体被送回君士坦丁堡，新皇帝朱利安出席了在使徒教堂为他举行的盛大葬礼，该教堂据称是君士坦丁大帝所建。元老院把这位已故皇帝列于众神榜中。
背教者朱利安（361—363年在位）
康斯坦提乌斯的继承者朱利安的名字，是同在帝国内复兴异教的最后努力紧密相连的。朱利安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长期以来，他吸引了许多学者和作家的注意力，围绕他的文学作品数不胜数。保留至今的朱利安本人的作品也为后人评价他的哲学思想和行为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此领域内的研究者的主要目的，曾经是要理解和阐释这个如此坚定地相信他的行为正确和成功的狂热的“希腊人”（Hellen），这个在4世纪后半期开始复兴异教并使它成为帝国宗教生活基础的人。69
朱利安很早失去双亲，他的母亲在他出生后几个月就去世了，他的父亲去世时他只有六岁。他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对他最有影响的导师和生活中的向导是马尔多尼奥斯（Mardonius），此人是希腊文学家和哲学家，曾给朱利安的母亲教授荷马和赫西俄德的著作。而在马尔多尼奥斯向朱利安教授古典文学巨匠的作品时，一位基督教教士，可能是尤西比乌斯，引导他学习了《圣经》。尤西比乌斯曾先后任尼科米底和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是虔诚的阿利乌斯派信徒。因此，一位历史学家说注170，朱利安同时接受了两种不同的教育，它们虽伴随他的左右，但互不干扰。朱利安在青年早期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后来，他回忆此事时，称之为一场试图忘却的噩梦。
朱利安的早年生活是在莫大的恐惧和忧虑中度过的。康斯坦提乌斯视他为潜在的王位觊觎者并怀疑他图谋篡位，因此，时而把他放逐至远离首都的行省，时而召他回都城置于自己的监视之下。朱利安了解他的家族成员被谋杀的所有真相，即他们都是在康斯坦提乌斯命令下被杀，因此他时常担心死亡。康斯坦提乌斯曾令他在卡帕多细亚居住许多年，在此地，他在陪伴着他的老马尔多尼奥斯的指导下，继续学习古典作品，同时，他也在此地熟知了圣经和福音书。后来，康斯坦提乌斯先是把朱利安转移至君士坦丁堡，后来又把他转移至尼科米底，在这个时期，朱利安继续学习并首次展现了他对异教思想的强烈偏好。
当时最伟大的修辞学家利巴尼奥斯（Libanius）在尼科米底任教。他是希腊化文化的真正领导者，他拒绝学习拉丁语，对之不屑一顾。他贬斥基督教，致力于解决希腊化的所有问题。他对异教的热情是无止境的。他的文学作品在尼科米底特别普及。当康斯坦提乌斯决定派朱利安去尼科米底时，他预料到利巴尼奥斯热情的作品可能会在朱利安这个青年学生思想意识中产生强烈的影响。因此，他禁止朱利安去听这位著名修辞学家的课。表面上，朱利安并没有违背这则圣旨，但他学习了利巴尼奥斯的作品。与曾经听过这位鼓舞人心的教师讲课的人讨论他的讲义，并模仿他的文风和语气，以至于后来人们称他为利巴尼奥斯的学生。在尼科米底时，朱利安也热情地学习了玄妙的新柏拉图主义。这一理论目的在于通过符咒召集死人和鬼神（theurgy）来预测将来。著名哲学家、以弗所的马克西姆斯（Maximus of Ephesus）在这方面对朱利安影响甚大。70
当朱利安从其兄长伽卢斯之死（由于康斯坦提乌斯之命，伽卢斯被杀）的恐怖时期幸存下来后，他被召至米兰行宫，受到赦免，后被流放至雅典。雅典这座因其伟大历史而著称的城市，当时只不过是一个宁静的行省小镇；作为其光辉历史的遗物，还保留着一座异教学院。朱利安居留雅典，对他是至关重要的。在他晚年的一封信中，“以极为欢愉的心情回忆了阿提卡的演讲……雅典的园林和城郊。它的香桃木，以及苏格拉底居住过的简陋房舍”注171。许多史学家认为，在朱利安留居雅典期间，曾被一位埃琉西斯教派注172的祭师带入了祭奠埃琉西斯的古典仪式中，布瓦西埃认为，这是一种接受新的皈依者的洗礼注173。然而有些学者对于朱利安皈依埃琉西斯派表示怀疑。注174
355年，康斯坦提乌斯指定朱利安为恺撒，把自己的妹妹海伦嫁给他，并派他统领军队去高卢，增援那里的远征军。这支军队与节节进逼的日耳曼人进行着长期而艰难的斗争，这些日耳曼人正在蹂躏罗马土地、劫掠城市、屠杀人民。朱利安非常成功地完成了解救高卢的使命，并在阿根托拉杜姆（Argentoratum，今斯特拉斯堡）附近打败了日耳曼人。朱利安在高卢的主要行宫位于卢特提亚-巴黎希奥卢姆（Lutetia Parisiorum，后称巴黎）。当时，它是位于塞纳河一个岛上的小城市，一直被称为La Cité （城，拉丁语civitas），以数架木桥与塞纳河两岸衔接。在塞纳河左侧，已经有许多房舍和园林，可能是在康斯坦提乌斯·克洛卢斯时期建立的宫殿；其遗址至今仍可在巴黎的克吕尼博物馆附近见到。朱利安选择了这处宫室作为其驻地。他热爱卢特提亚，在他的一部后期作品中，回忆了他的“可爱的卢特提亚”的冬天。注175
朱利安成功地把日耳曼人赶过莱茵河，他写道：“当我还是恺撒时，三次渡过莱茵河；我把被扣在莱茵河彼岸作为俘虏的两万多人索要回来……现在，承蒙众神的护佑，我收复了所有的城镇，而当那时，我已光复了近40个。”注176朱利安在他的士兵中间受到极大的尊敬和爱戴。
康斯坦提乌斯以怀疑和嫉妒的心情关注朱利安的胜利，当他进行对波斯的远征时，要求朱利安从高卢给他派一支援军。高卢士兵起义反抗这一命令。他们把朱利安用盾牌举起来，拥戴他为奥古斯都。新的奥古斯都要求康斯坦提乌斯承认这一既成事实（fait accompli），但遭到拒绝。一场内战似乎不可避免。恰在此时，康斯坦提乌斯去世。361年，朱利安被承认是全帝国的皇帝。康斯坦提乌斯的追随者和宠臣被处以极刑，新皇帝对他们进行了迫害。71
朱利安早已是一个热情的异教追随者，但他在康斯坦提乌斯去世之前，一直被迫隐匿自己的宗教信仰，直到他成为帝国的主宰后，才开始实现他复兴其热爱的宗教之神圣梦想。在即位之后的几星期内，朱利安就颁布了与他所珍爱的这一计划有关的敕令。历史学家阿米亚努斯·马尔切利努斯描述了这一时期：
尽管在很早的童年时期，朱利安就倾向于对众神的崇拜，而且随着他的成长，逐渐变得依恋于众神，然而由于许多方面的忧虑，使他在参与同这一问题有关的活动时，尽可能保密。但是，一旦他的恐惧结束后，他发现自己有了随心所欲的权力，于是，他表现出了他的秘密思想倾向，并以公开的积极的敕令，命令开放异教神庙，并为崇拜众神而在神庙内供献牺牲。注177
这一敕令并不出乎人们意料，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朱利安对异教的态度。异教徒欢悦无比；对于他们来说，异教的恢复不仅意味着他们有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同时也是宗教上的胜利。
朱利安即位时，君士坦丁堡城中没有一座异教神庙，而且，鉴于短期内不可能在此建立诸多神庙，朱利安极有可能在主会堂实行他的供奉仪式，该主会堂原是为人们散步和举行会议所用，自君士坦丁大帝之后，这里被饰以胜利女神像。据教会史家索佐门记载，在此会堂中曾发生这样一件事，一位盲老人由一孩童引路走到这位皇帝面前，当众称他是渎神者、不信者和背教者，朱利安回答说：“你是个瞎子，而你的神，一个加利利人注178，不会治好你的眼睛。”但这个老人回答说：“感谢上帝使我成为瞎子，使我不必看到你对神的不敬。”朱利安对此大胆的议论不予理会，而继续供奉牺牲。注179
朱利安清楚意识到，欲恢复异教原有的纯物资形式已不可能；为了创造一个足可以同基督教会竞争的组织结构，有必要在许多方面改变罗马异教的表现形式。于是，皇帝决定借用基督教组织的一些因素，而对于这些东西，他堪称行家里手。他按照基督教会教阶制的原则组织了异教的祭师队伍；异教神庙内部也依照基督教教堂的模式来安排；异教徒们必须讨论和阅读古希腊哲人们的玄义（类似基督教会的布道）；唱诗也被用于异教仪式中；对于异教的祭师们，也要求他们遵守生活的戒律；他还以开除教籍和进行惩罚的手段要求人们服从清规戒律。换句话说，朱利安为了复兴和改造已恢复的异教，竟然到他所深恶痛绝的宗教中寻找依据。72
在万神庙中供奉的牲畜数量之大，甚至导致异教徒对此举的怀疑，且出现了不少笑柄。皇帝亲自参加供奉牺牲的活动，甚至不嫌弃与此行为有关的最卑下的劳动。据利巴尼奥斯记载，皇帝围着神坛转来转去，点火、操刀、宰杀飞禽，他甚至对于禽鸟的内脏构造了如指掌。注180由于大量禽兽用于牺牲祭奠，一首曾用来讽刺另一位皇帝、哲学家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注181的小诗又开始流传：“小白牛向马可恺撒问候！如果你取胜，那将是我们的末日。”注182
异教的这一胜利必然强烈地动摇基督教的地位。但起初，似乎对基督教没有什么严重的威胁。朱利安邀请了各个宗教派别的领袖及其教众进宫，向他们宣布，内部纷争已结束，每个人都可以追随他们已选择的宗教而不受任何阻扰和恫吓。因此，朱利安独立统治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宣布实行宗教宽容政策。有时候，基督徒可以在朱利安面前进行他们的争论。随后，朱利安则以马可·奥勒留的口气说道：“听我说，阿勒曼尼人和法兰克人也曾听命于我。”注183朱利安即位后不久，即颁布敕令召回了在康斯坦提乌斯时期被罚以流放的大主教们，而不问其宗教倾向如何；同时，还归还了他们被没收的财产。
这些从流放处回来的宗教领袖分属于不同的宗教派别，其观点是不可调和的，他们也不可能和平共处相安无事，而是立刻被卷进严肃的宗教斗争。朱利安显然估计到了这一发展趋势。尽管他似乎给了所有的人以宗教自由，但朱利安十分了解基督徒的心理，并感觉到随后势必发生争执；一个分裂的基督教会不会成为异教的严重威胁。与此同时，朱利安给予那些必将放弃基督教的人以极大的特权。因此这类背教事件频频发生。圣·哲罗姆称朱利安的这一政策是“温柔的镇压，他吸引群众，而不是迫使群众加入供奉牺牲者的行列”注184。73
与此同时，基督徒开始逐渐地被解除了行政和军事职务，其位置被异教徒所取代。君士坦丁大帝的著名旗帜拉巴鲁，即军队所使用的军旗被取缔了，士兵们盾牌上的闪光十字架被异教的象征符号所取代。
但是，对基督教最沉重的打击还是朱利安对学校的改革。他的第一道敕令是关于帝国大城市内教授的任职，教授的候选者必须由城市提出，每一当选者均须由皇帝批准。这样，皇帝就可以拒绝批准任何一位他不喜欢的人。此前，教授的任命是属于城市的司法权限。而更重要的是他的第二道敕令，此敕令保留在朱利安的书信集中。该敕令指出：“所有那些从事教学的人，无论如何必然是品行端正的人，而且，在其灵魂深处，不得隐藏与国家精神不一致的东西。”注185这一敕令以“国家精神”这一措辞来表示皇帝本人的异教倾向。在此敕令中，朱利安宣称，那些讲解荷马、赫西俄德、德摩斯提尼、希罗多德及其他经典作家作品的人，居然不信仰这些作家所信仰的多神教，是荒唐可笑的：
我给予他们这种选择，或是不再讲授那些他们不认为是令人称羡的作品；或者，如果他们希望去教，则首先要真正使他们的学生相信，他们所曾讲解并指责的任何一位如荷马、赫西俄德这样的作者并非犯有不信神、愚昧之罪及崇拜众神的错误。因为，既然他们因讲授这些作者的作品而得到报酬，维持生计，那么，他们就等于承认，他们是最无耻的贪恋钱财者，而且，为了几个德拉（drachmae），注186他们可以忍受一切。的确，迄今为止，有许多人被指控不去众神庙朝拜，而且，来自各方面的威胁恐吓是人们隐瞒其对众神的真正信仰的原因。但是，既然众神已赐予我们自由，那么在我看来，那些欲教授其不认之为真理的东西则是荒唐至极了。但是，如果他们相信，他们是讲授那些智者思想的人，而且正是由于这些智者他们才能坐在先知的位置上，那么，首先应确定他们对待众神是虔诚的。然而，如果他们认为这些作者在敬仰最崇高的众神方面是错误的，那么，让他们去基督教的教堂中去解释《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吧……这就是关于宗教和世俗教师的法令……然而，这可能是医治这些人（甚至如同治病一样）违反其本人意愿的恰当的治疗手段，尽管，我们对于所有犯这种病的人以宽容和恩惠。因为我认为，我们应该教育，而不是惩罚那些狂人。注18774
朱利安的朋友和其军中的战友阿米亚努斯·马尔切利努斯简要地解释了这一敕令：“[朱利安]禁止信奉基督教的修辞学者教书，除非他们转而崇拜众神。”注188换言之，即除非他们成为异教徒。根据当时一些基督教作者的作品，有些人认为朱利安还颁布了第二道敕令，不仅禁止基督徒在公共学校中教书，甚至禁止他们在此类学校就学。圣奥古斯丁写道：“朱利安禁止基督徒教授和学习文艺（liberales litteras），难道不是迫害教会吗？”注189但第二道敕令的原文没有保留下来，有可能这则敕令从未颁行过，尤其是在第一道敕令禁止基督徒教课，也就间接地禁止了基督徒接受教育之后。自上述有关教育的法令颁布后，基督徒只能把他们的子女送到由异教徒任教的语法和修辞学校学习，然而，大多数基督徒避免这样做，因为他们担心在接受异教徒之教育一二代后，基督徒的青年一代又将变成异教徒。另外，如果基督徒不接受普通教育，他们在文化上势必居于异教徒之下。因此，朱利安的敕令，尽管只有一个，对基督徒却特别重要，因为它极大地威胁着基督徒的未来。吉本相当确切地评价道：“基督徒被直接地禁止教书，也间接地被禁止学习，因为在道义上他们不可能进入异教学校。”注190
绝大多数基督徒语法学家和修辞学家宁可放弃其教学生涯也不皈依异教。而且，即使在异教徒中，对朱利安的敕令也有不同态度。异教作家阿米亚努斯·马尔切利努斯在论及此事时写道：“但是，朱利安之禁止修辞和语法学家教育基督徒，这是残酷的行为，而且它应该被埋葬在永久的沉默中。”注191
值得注意的是基督徒对这一敕令做何反应。其中一些人只是天真地因皇帝使那些虔诚者难于学习异教作家的作品而庆幸。为了取代异教文学的地位，当时的基督教作家，尤其是阿波里纳利乌斯（Apollinarius）父子，即大小阿波里纳利乌斯，建议为学校创作出他们自己的新文学教材。为此目标，他们把《诗篇》译成类似品达（Pindar）注192的颂歌体诗文的形式；摩西《五经》译为六韵诗；《福音书》被改写为类似柏拉图式的对话形式。这些仓促创作的文学作品，不可能拥有任何真正的艺术价值，无一件能保存下来。朱利安死后，他的敕令即无足轻重了，这些应景之作迅速地消亡了。75
362年夏，朱利安巡视东方诸省，在安条克停留。那里的群众，用朱利安的话讲，“都选择了无神论”，即都选择了基督教注193。由于基督徒占绝大多数，因此，为迎接皇帝到达安条克而举行的官方欢迎仪式，使人感觉到（有时则表现出）相当冷淡，甚至是仇恨。朱利安在安条克的巡视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使他相信恢复异教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在叙利亚的这个首府城市中，人们丝毫不为来访皇帝的宗教宽容政策所感动。朱利安在其讽刺性的作品《大胡子皇帝的仇视者》注194中讲述了他视察安条克的经历。在一个重要的异教节日里，朱利安期望在安条克郊区达佛涅的阿波罗神庙中，会看见一大群百姓、用于牺牲的畜群、用于祭奠的酒、袅袅的香烟及其他异教节日中的供奉物。但是，当他进入神庙时，却惊讶地看到，那里只有一个祭师，抱着一只供献祭的鹅。在朱利安的记载中，他讲道：
在你所推算的第十个月（罗尔斯,我想你是这样称谓它），有一个由你的祖先为纪念这位神明[阳光、太阳神、阿波罗]而确立的节日，而且，满怀热情地拜谒达佛涅是你的职责。于是，我匆匆离开宙斯·卡西奥斯神庙，想象着只有在达佛涅，我可以看到你的财富和公众的精神状态。而且，我恰像一个人在梦中看到幻象一样，在自己的头脑中想象着应该出现的仪程，有用作牺牲的牲畜、奠酒、颂神的唱诗团、香烟和围绕着神庙殿堂的年轻人，他们带着神圣的情感，穿着白色衣服。但是，当我抵达神庙时，我看到那儿没有香烟缭绕，根本不如想象中那样，亦没有一头牲畜用于牺牲。我一度惶惑不解，还以为我们在神庙外面，而你在那儿等待我的信息，对我表示崇敬，因为我是最高祭师。注195但是，当我开始询问该城市欲以什么东西在一年一度的节日中用作奉献太阳神的牺牲时，祭师回答：“我从我自己家中带来了一只鹅用以奉献神明，但这座城市并未为这一节日做任何准备。”注196
安条克就是这样，没有庆祝这个异教节日。同样的情况亦有发生，这引起了朱利安对基督徒的仇恨。在达佛涅神庙突然失火时，他的仇恨更强烈了。自然，基督徒被怀疑是神庙纵火者。朱利安被这次火灾激怒，遂下令关闭安条克的主教堂以示对基督徒的惩罚。教堂内的财物立即被抢走，圣殿被亵渎。许多其他城市也仿而效之。形势发展极为严重。反过来，基督徒也破坏异教众神像。一些基督徒首领殉难。完全的无政府状态威胁着帝国。76
363年春，朱利安离开安条克，开始对波斯的征伐，其间，他被一长矛刺中，受了致命伤。他被抬回营帐之后，很快就去世了。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人给了他致命的一击，后来，关于这一事故的各种传说流传开来。虽然，其中有一则传闻说，皇帝是被基督徒刺杀的；然而，基督教的历史学家记载了下述传说：“皇帝从（自己的伤口）上接了一捧血抛向空中，惊呼：‘啊！加利利人（基督徒），你们赢了！’。”注197
他的将领和密友在皇帝营帐中，围绕在垂危的皇帝身边，朱利安留下了自己的遗言。这段遗言保留于阿米亚努斯·马尔切利努斯的作品中（XXV，3，15—20）。当皇帝带着哲学家的平静走向死神时，他为自己的生活和行为做了辩解，他感到自己的力量正在衰竭，表示希望有一位有道明君取代他的位置。然而，他没有指定身后的继承者。他注意到自己周围的人正在哭泣，他则仍以尚未泯灭的权威指责他们，说，为一位即将与天空和群星合为一体的皇帝悲泣是一种耻辱。363年6月26日午夜，他辞世了，享年32岁。著名的修辞学家利巴尼奥斯认为，朱利安之死可与苏格拉底之死相提并论。注198
军队拥戴宫廷侍卫长约维安（Jovian），一个尼西亚派基督徒继承皇位。迫于波斯王的压力，约维安签署了和约，波斯取得了底格里斯河东岸数省。朱利安之死得到了基督徒的欢呼。基督教作家称这位皇帝为“龙”“尼布甲尼撒”“希律”和怪兽（monster）。注199但他仍被葬于圣使徒教堂中的一口紫红色石棺中。
朱利安遗留下来许多著作，这使后人有机会更细致地了解他。朱利安宗教信仰的核心是太阳崇拜，这是在对光明之神密特拉注200的崇拜及没落的柏拉图主义影响下而创立的。早在其幼年时代，朱利安就热爱自然，特别是天空。在他那篇主要反映他的宗教哲学观点的论文“太阳之王”注201中，他写道，从孩提时代，就特别期望这一神圣星体的光芒深入他的灵魂。他不仅渴望在白天凝视太阳，而且在晴朗的夜晚，他也会放下一切，仰望美丽的夜空。在他陷入沉思时，他会听不到别人对自己说话，有时还意识不到自己究竟在做什么。据朱利安自己写得相当晦涩难懂的有关他的宗教理论的文章看，他的宗教哲学思想可简化为一种信仰，即相信以三个太阳的形式出现的三个世界。第一个太阳为至尊的太阳，是万物的思想，是精神理性的整体；它是绝对真理的实体，最高原则的王国和第一本原。可见世界及可见的太阳，即物质世界，仅仅是第一世界的反映，但却不是直接的反映。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即精神上的及物质上的世界之间，有一知识的世界，亦有着它自己的太阳。于是，三个太阳就这样组成精神的（或可感知的），知识的和物质的世界。知识世界是精神的或理性世界的反映，同时又是物质世界所效法的榜样，因此物质世界仅仅是反映物的影像，是绝对模式的次一级的产物。至尊的太阳是人类所不可及的。物质的世界则是绝对物质，是不能神化的。因此，朱利安把他所有的注意力集中于居中的知识的太阳上。他称之为“太阳之王”并崇拜它。77
尽管朱利安怀有恢复异教的热情，但是，他也明白恢复异教有很大的困难。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需要很多人帮助我复兴那些在邪恶时代衰落的东西。”注202但是，朱利安不理解，衰落的异教不可能再一次兴起。因为它已死亡了。他的行为势必要失败。布瓦西埃说：“他的计划只能遭到毁灭，而世界不会从它的毁灭中失去什么。”注203格夫肯（Geffcken）写道：“这一热情的亲希腊者，一半是东方的，一半是‘前拜占庭的’。”注204另一传记作家写道：“朱利安皇帝似乎是地平线上闪烁的幽灵，那颗希腊之星已消失在地平线下，但对他来说，希腊仍是文明的圣地和母亲，他以赤子的热诚，称希腊为他的唯一的真正故乡。”注205 78
4世纪末期的教会和国家
狄奥多西大帝和基督教的胜利。——在朱利安的继承者、虔诚的尼西亚信经追随者约维安统治时期（363—364年），基督教恢复了其往日的地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异教的新的镇压。当约维安继位时，异教徒的这种恐惧被事实证明是没有理由的。约维安意在建立朱利安以前帝国已有的社会秩序。他宣布实行完全的宗教宽容政策。他允许异教徒重新开放其神庙，并继续供奉祭品，尽管他坚持尼西亚信经。他并没有对其他宗教派别实行强制性的禁令。被驱逐的不同基督教派别均被免于惩罚而回到家乡。君士坦丁大帝设计的军旗（拉巴鲁）在军队中又出现了。约维安只在位几个月，但他在宗教领域中的活动在其同代人当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5世纪的基督教史学家，一位阿利乌斯派基督徒菲利斯托尔吉乌斯（Philistorgius）评价道：“约维安皇帝使教堂恢复了其原来的用途，把他们从背教者朱利安强加于他们的受迫害的炮烙中解救出来。”注206
364年2月，约维安突然去世。他的两个兄弟瓦伦提尼安一世（364—375年在位）和瓦伦斯（364—378年在位）成为继承者，分别统治帝国：瓦伦提尼安成为帝国西半部的统治者，瓦伦斯则受权治理帝国东半部。两兄弟在宗教观点上有很大分歧。瓦伦提尼安信奉尼西亚信经，瓦伦斯则是一个阿利乌斯派基督徒。但是，瓦伦提尼安的尼西亚派主张并没有导致他对其他信条的不容忍，在他统治期间，宗教自由更有保障，而且比过去更彻底。在其统治初期，瓦伦提尼安颁布了一则敕令，允许每一个人，“有崇拜他自己想崇拜的任何神明的自由”注207。异教受到完全的宽容。然而，瓦伦提尼安以一系列措施表现出他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皇帝；其中之一，是他恢复了君士坦丁大帝赐予基督教教士的一切特权。瓦伦斯则执行完全不同的政策。当他宣布自己是一个阿利乌斯派基督徒之时，他就对所有其他基督教派的教义采取排斥态度，然而，尽管他的镇压措施并不严厉，亦不系统，帝国东部的人民却在其统治时期经历了巨大的恐惧和忧虑。79
在外交事务方面，两兄弟被迫同日耳曼人进行严峻的斗争。瓦伦斯在其征伐哥特人期间过早去世。西方的瓦伦提尼安的皇位则由其子格拉提安（375—383年在位）和幼子瓦伦提尼安二世（375—395年在位）继承。在瓦伦斯去世（378年）后，格拉提安指定狄奥多西为东方的和伊利里亚地区的奥古斯都。
尽管年幼懦弱的瓦伦提尼安二世是阿利乌斯派教义追随者，但他在帝国内政方面没起过重要作用，而格拉提安和狄奥多西的统治则相当坚决地放弃了宗教宽容政策，而表现出对尼西亚信经的绝对尊奉倾向。在这方面最为重要者是东方的统治者、号称“大帝”的狄奥多西（379—395年在位）的政策，他的名字正是同基督教的胜利相联系的。他对他所选定的教义之坚定不移的倾向，使他对异教传统不留任何容忍余地。
狄奥多西家族之兴起是在4世纪的后半期，是他的父亲（也叫狄奥多西）奋斗的结果，他在瓦伦提尼安一世统治时期曾是西方最杰出的军事统帅。当狄奥多西皇帝被指定为享有至尊地位的奥古斯都之前，他对基督教思想不甚有兴趣；但当他即位之后第二年，他就在萨洛尼卡接受了该城市的尼西亚派主教阿斯科利乌斯（Ascholius）的洗礼。
狄奥多西必须面对两个难题：（1）在一个被不同的宗教派别搞得支离破碎的帝国内建立统一；（2）保护帝国抵抗日耳曼蛮族，即在狄奥多西时期威胁着帝国生存的哥特人的不断进攻。
在瓦伦斯统治时期，阿利乌斯派占有优势地位。自瓦伦斯去世后，特别在狄奥多西当选前帝位空缺的短暂时期，宗教争端又一次激化，有时还带有极为原始的形式。这些扰乱人心的运动在君士坦丁堡表现得特别明显。对于教义的争论已超出了教职人士的范围，被社会的所有阶层所关注，甚至为街头巷尾的群众所讨论。自4世纪中期以后，关于圣子之“性”的问题在各处教堂、礼拜堂、皇宫、修士的草棚中或广场上、市场内，都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尼斯主教格列高利不无讽刺地描写了4世纪后半期盛极一时的辩论情景，“街头巷尾、市场、广场、十字路口到处都挤满了那些正在谈论这一难以理解的事物的人群。当我问我该付多少奥布里（oboli）注208时，他们却用哲学化的‘受生’或‘不被生’来回答我；当我想知道面包的价格时，一个人回答曰：‘父比子大’；当我询问，我的浴池是否已经备好，一人说：‘圣子不是任何东西所造’。”注209 80
到狄奥多西继位之时，情况有了变化。狄奥多西一到君士坦丁堡，就要求阿利乌斯派大主教放弃阿利乌斯教派信念，接受尼西亚信经。然而，大主教拒绝这样做，而且情愿离开首都，迁至城外。在城外，他继续主持阿利乌斯派的集会，但君士坦丁堡内的所有教会则都皈依了尼西亚派。
狄奥多西亦得面对如何确立他与异端和异教的关系问题。甚至在君士坦丁时期，大公教（即普世的）教会（ecclesia catholica）已面临异端问题。狄奥多西统治时期，大公教信徒与异端的区别通过立法而严格界定：大公教信徒是一个严格奉行尼西亚信经者，而那些追承其他宗教信条的人，则是异端（haeretici）。但异教（pagani）则被认为是另一范畴的问题。
自狄奥多西公开宣布他是尼西亚派之后，就开始了与异教和异端的长期顽强的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他们的惩罚也越来越重。他于380年的法令中规定，只有那些相信《福音书》和《使徒书信》中所宣传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信众，可称其为大公教信徒；而其他那些坚持“臭名昭著的异端教义”的“疯狂的人们”无权称他们的集会场所为教堂，而且应受严厉惩罚。注210据一位历史学家讲，狄奥多西的这一法令清楚地表明，狄奥多西“是第一个由于他自己的原因而不是由于教会的原因为他的臣民强行规定基督教信仰原则的皇帝”注211。狄奥多西还颁布了一系列其他法令，绝对禁止异端举行任何形式的集会，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只有尼西亚信条的追随者有权举行集会。而这一派将接管首都及帝国全境的所有教堂。异端信徒的世俗权利也大大被剥夺了，特别在有关馈赠及遗产问题上。
由于狄奥多西带有那样的宗教偏见，他急于在基督教会内建立和平和一致。为此，他于381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只有东方教会的教职人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以第二次基督教主教全会著称。在所有的普世基督教会议中，这次会议的资料是最为欠缺的，会议的议程尚属未知。它在一段时期内不被承认是一次普世基督教会议；只是在451年，即此次会议之后的一次普世基督教会议上，它才被正式承认为普世的会议。在第二次普世基督教会议上，讨论的主要宗教问题是马基顿尼（Macedonius）的异端问题，他是一个“温和的阿利乌斯派”（Semi-Arians）注212，企图证明圣灵（道）为被造。会议摒弃了马基顿尼异端，也批驳了许多以阿利乌斯派思想为基础的其他异端；重申了尼西亚信经中关于圣父和圣子的信条，并加入关于圣父来自圣灵（道）的内容；并且采纳了圣灵与圣父和圣子同性的说教。由于这次会议的资料欠缺，一些西欧学者质疑于这次君士坦丁堡会议的信条。除了基督教对教义理解的分歧外，这一信条对于所有基督教派来说，不仅是居统治地位的信条而且是正式的信条。有些学者亦认为这一新的信条不是，也不可能是第二次普世会议的成果，它是伪造的；另一些学者亦试图证明这一信条或是在这次会议之前，或是在这次会议之后产生的。然而，大多数学者，特别是俄罗斯教会史学家们，同意这一君士坦丁堡信条的确是由参加第二次普世会议的教父们起草的。然而它只是在卡尔西顿会议上正统教义取得胜利后才广为普及。81
第二次普世会议也规定了君士坦丁堡牧首（patriarch）与罗马主教（bishop）的地位的排序。注213该会议的第三条法规宣布：“君士坦丁堡主教应位于罗马主教之次，因为君士坦丁堡是新罗马。”这是归于君士坦丁堡是帝国的首都这一政治上的领先地位。古老的东方各大教区牧首则反对君士坦丁堡牧首地位的上升。
君士坦丁堡大教区当时由神学家、纳西昂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Nazianzus）主持工作。在狄奥多西统治前期，他在首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由于他不能使出席宗教会议的众多意见分歧的教派取得一致，遂退位离席，离开君士坦丁堡。他的位置被奈克塔利乌斯（Nectarius）所取代。此人庸俗至极，神学造诣极差，但知道如何取悦于皇帝。奈克塔利乌斯成为会议的主持者。会议于381年夏闭幕。
狄奥多西对于大多数教职人士，即大公教派（尼西亚派）教士的态度相当慷慨。他保留并扩大了他的前任皇帝赐予主教和教士们的一些特权，即有关个人责任、法庭责任及类似方面的特权。然而，他注意到不使这些特权与政府的利益相冲突。于是，狄奥多西颁布了一则向教会征收附加税（extraordinaria munera）注214的法令,而且教堂可以作为受当局迫害的罪犯的避难所这一特权亦由于常被滥用而受到极大限制。特别是，那些对政府负有债务者不得在教堂中寻求庇护以逃避索债者，教士也不得藏匿他们。注215 82
狄奥多西的目标是成为帝国教会的唯一仲裁人。总的来讲，他实现了这一目标。然而，有一次，他与西方教著名领袖米兰主教安布罗斯（Ambrose）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在教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上，狄奥多西和安布罗斯有着针锋相对的观点：狄奥多西主张国家的权力居于教会之上，安布罗斯则主张教会不能服从世俗权力。
他们的冲突由于在萨洛尼卡发生的大屠杀而爆发。在这个富裕而人口众多的大城市中，驻扎着大批日耳曼人士兵，其首领既无知又无能，从不阻止士兵的暴虐行为。市民们被日耳曼人的暴行所激怒，终于揭竿而起，杀了一些日耳曼人指挥官和一些士兵。盛怒之下的狄奥多西偏袒那些在其宫廷居于高位的日耳曼人，以血腥的屠杀责罚萨洛尼卡市民，妇孺皆不予赦免。皇帝的命令由日耳曼人执行了。这一劣迹绝不能任之不受处罚。安布罗斯遂把狄奥多西逐出教会。狄奥多西虽拥有权力，却被迫公开承认他的罪孽，并卑屈地接受了安布罗斯对他的责罚，安布罗斯禁止他在悔罪期间穿皇袍。
狄奥多西在同异端的无情斗争中，对异教亦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他公布了一系列法令禁止供奉牺牲祭神，禁止用动物内脏占卜，禁止参观神庙。事实上，这导致许多异教神庙被关闭，其中一些当时已为政府所征用，另一些也几乎完全被毁坏，神庙中的所有那些丰富的艺术珍宝被狂热的基督教徒抢劫一空。仍然作为亚历山大城之异教崇拜中心的、供奉塞拉庇斯神（Serapis）注216的著名神庙塞拉帕姆遭到的破坏尤为显著。狄奥多西的最后一则反异教法颁布于392年。它完全禁止供奉牺牲、燃烧香烛、悬挂花圈、使用美酒及占卜等活动。它也宣布，所有那些不服从者，将被判欺君渎神，因而将受严厉的惩罚。这一法令称古老的宗教为“异教迷信”（gentilicia superstitio）注217 83
有一位历史学家称392年的法令为“异教的挽歌”注218。这是狄奥多西在东方反异教的最后一个步骤。
在帝国西部，在格拉提安、瓦伦提尼安二世和狄奥多西反异教斗争中一个相当著名的事件，是由一件从罗马元老院中移走胜利女神祭坛的事件而发生的注219。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这一祭坛已被移出，但被背教者朱利安恢复。元老们（其半数为异教徒）认为这一强制性的将祭坛移走意味着昔日伟大的罗马之最后衰落。著名的异教演说家西马库斯（Symmacus）被派往皇帝处请愿，请求恢复元老院中的这一雕像。Th.I.乌斯宾斯基称此请愿为“垂死的异教之最后的哀歌，它胆怯而悲切地哀求小皇帝（瓦伦提尼安二世）对这一信仰大发慈悲，他的祖先由于这一信仰而得到荣誉，罗马由于这一信仰而伟大”注220。但是西马库斯此行没有成功。393年，举行了最后一次奥林匹克竞技活动，而古典文化的其他遗产，如菲迪亚斯注221的雕塑作品宙斯像则从奥林匹亚迁至君士坦丁堡。
因此，狄奥多西的宗教政策与其前任皇帝有很大的区别，那些皇帝（如朱利安）虽然偏爱某一派基督教或异教，却仍对其他教派团体实行一种相当程度的宽容政策；从法律上讲（de jure），仍维持着宗教信仰的平等。但是，狄奥多西则视尼西亚信经为唯一合法的信条，他对基督教会的所有其他教派实行了绝对的禁止，对于异教亦是如此。狄奥多西是相信其权威应高于教会和臣民的宗教生活的皇帝之一。他一生的目标就是创造一个唯一的尼西亚派教会；但是，尽管他付出了努力，却并未成功。宗教争端问题远没有停止，而是迅速发展、升级，使5世纪的宗教生活更为动荡、斗争更激烈。对于异教，狄奥多西则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由于异教徒被剥夺了公开承认其信仰的机会，异教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已不复存在。当然，帝国仍有异教徒；但只有个别家庭或个别人秘密地怀念其垂死的宗教信仰值得留恋的过去。然而，位于雅典的异教学院，尚未受到狄奥多西任何法令的影响；它继续从事在学生中传播古典文学知识的事业。
4世纪的日耳曼人（哥特人）问题。——4世纪末期，哥特人问题成为帝国最尖锐的问题。哥特人于基督教时代之初即占据了波罗的海南岸，可能是于2世纪后半期，向南迁徙至今日南俄罗斯地区，原因尚属未知。他们一直抵达黑海沿岸，定居于顿河和多瑙河下游之间的地区。德涅斯特河（Dniester）将哥特人分为两个部族：东哥特人（亦被称为Ostrogoths 或Ostgoths）和西哥特人（Visigoths）。与当时所有其他日耳曼人部族一样，哥特人处于野蛮时代。在他们的新领地上，他们发现自己所在的文化环境极为优越。在黑海北岸，早于基督教时代以前很久就布满了无数富裕的希腊人殖民地。他们的文化水平甚高。如考古发掘所证实，这些影响远抵北方很远之处。而且，甚至直到基督教时代之早期世纪，仍可感觉到他们的影响。当哥特人迁移至黑海北岸时，克里米亚正处于富裕而文明的博斯普鲁斯王国统治之下。通过与这些古老的希腊人殖民地和博斯普鲁斯王国的联系，哥特人开始熟悉并了解了古典时期的文化；同时，由于在巴尔干半岛上不断接近罗马帝国，他们逐渐接触了更先进的文明。由于这些文明的影响，当这些哥特人后来出现在西欧时，在文化上已优于其他所有日耳曼部族，而后者在西方开始其历史时还仍然处于完全的蒙昧状态。84
在3世纪，继哥特人向南抵黑海附近定居以后，即沿着两条路线进行迁徙：一方面，他们向海洋发展，以便有可能利用海洋进攻沿海城市；另一方面，在西南方向，哥特人抵达了罗马帝国的多瑙河边境，并开始与帝国发生接触。
哥特人先是占领了黑海北岸，然后于3世纪侵入克里米亚和博斯普鲁斯王国之大部。在3世纪后半期，他们使用博斯普鲁斯王国的舰队从事一些海盗袭击，多次掠夺高加索和小亚细亚的富庶海岸。他们沿着黑海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普罗蓬蒂斯），并穿过赫勒斯滂（达达尼尔）海峡进入爱琴海（Arehipelago）。在进行这些侵袭时，他们掠夺了拜占庭、赫里索波利斯（面对拜占庭的小亚一岸城市，今土耳其斯库台［Scutari］）、西齐库斯（Cyzicus）、尼科米底和爱琴海诸岛。哥特人海盗甚至到达更远处：他们进攻以弗所和萨洛尼卡，而当他们抵达希腊沿海时，他们蹂躏了阿尔戈斯、科林斯，甚至可能抵达雅典。然而，幸运的是，雅典古典艺术之无价宝藏得以幸免于难，未遭毁坏。克里特、罗得岛，甚至遥远的塞浦路斯岛都多次体验哥特人袭击之苦。然而，在所有这些海上远征活动中，哥持人只满足于掠夺。随后，哥特人舰队回到他们自己处于黑海北岸的家乡。有些海盗团伙在外国海岸受到惩处或被罗马军队所截获。85
更严重的问题是哥特人与帝国在陆地上的关系。他们利用帝国在3世纪的危机和无政府状态，于该世纪前半期开始渡过多瑙河，进入帝国领土。皇帝戈尔狄安（Gordian）被迫向哥特人缴纳岁贡。但这样并不能使哥特人满足，不久以后，哥特人又进入罗马领土并抢劫马其顿和色雷斯地区。皇帝德西阿斯（Decius）进军讨伐之，但于251年在与哥特人战争中败北。269年，克劳狄（Claudius）在纳伊苏斯（尼什）附近击败哥特人，所俘获的大批战俘，有些人被安置于军队，而另一些人则被迁至人烟罕至的罗马诸行省中作为隶农（coloni）定居。由于这次对哥特人的胜利，克劳狄被冠以“哥特库斯”注222（Gothicus）的称号。但是曾一度复兴帝国的奥勒良（Aurelian，270—275年在位），却被迫把达契亚让给了蛮族，而把该地的居民移至莫西亚注223。4世纪，史料中经常出现罗马军中服役的哥特人的记载。据历史学家约达尼斯（Jordanes）记载，在马克西米安统治时期，有一支哥特人部队曾忠实地为罗马人服役。注224众所周知，君士坦丁大帝军中的哥特人在他与利基尼乌斯的斗争中帮助了君士坦丁大帝。在君士坦丁时期，西哥特人曾允诺为皇帝装备40 000名士兵。在朱利安的军队中，也有一支哥特人军团。
3世纪，基督教开始在哥特人中间传播。很可能是在哥特人的无数次海上侵袭活动中于小亚捕获的基督教战俘把基督教传到哥特人中间。哥特人基督徒甚至派出代表，即他们的主教塞奥菲卢斯（Theophilus）出席了第一次普世基督教全会，他还是尼西亚信经的签名者之一。4世纪，多瑙河哥特人真正的启蒙者是乌尔斐拉（Vulfila），有些人认为他是希腊人后裔，但出生于哥特人的土地上。他曾在君士坦丁堡居住若干年，后来在此地接受了一位阿利乌斯派主教授予的主教圣职。当他回到哥特人中间时，曾按照阿利乌斯派教义传播了几年基督教。为了在他的人民中间传播《福音书》，他仿照一些希腊字母发明了哥特字母，并把《福音书》译成哥特语。阿利乌斯派基督教在哥特人中间的传播对于哥特人后来的历史有重大意义，因为当他们在罗马帝国领土上定居时，是这一宗教信仰上的差别阻碍了他们与崇尚尼西亚信经的当地人民实现融合。而克里米亚的哥特人则一直是希腊正教徒。86
376年，由于匈奴人自亚洲入侵，结束了哥特人与罗马帝国间的和平关系。匈奴人是蒙古人种的野蛮部落。注225在西行途中，他们击败了东哥特人，随着不断西行，他们抵达了西哥特人占领的地区。匈奴人对西哥特人这个边境国家全力进攻，野蛮屠杀，甚至祸及妇女和儿童。哥特人无力抵抗，遂被迫越过边境进入罗马帝国领土。史料记载，哥特人站在多瑙河北岸，大声悲号，苦苦哀求罗马当局允许他们过河。这些蛮族民众要求定居于色雷斯和莫西亚地区，耕种这里的土地，并向帝国承诺将为军队提供士兵，同罗马皇帝的臣民一样奉守皇帝的所有法令。地方官派出使者到皇帝那里申述哥特人的情况。罗马大多数高级官员和将军倾向于接受哥特人，因为他们看到了政府这样做会大有益处。首先，他们认为，这是复兴农耕区和军队的良策。其次，这些新的臣民将保护帝国，而各行省的本地居民可以付货币税以免除军役，这将增加政府的收入。接受哥特人入境的这派人取胜了。这些蛮族被正式允许渡过多瑙河。正如菲斯泰尔·德·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所说：“就这样，四五十万蛮族，其中有一半可能从军，被允准进入帝国领土。”注226 即使上述数字是一种夸张提法，事实上，迁居于莫西亚的哥特人数量的确很大。开始，这些蛮族过着和平的生活，但是，由于将军们和文官们挪用贪污了一部分用于这些居民安家之需的资金，哥特人逐渐不满和愤怒起来。这些高级官员不仅克扣给予哥特人的食品，而且虐待哥特男人，欺侮其妻儿。许多哥特人被迫乘船渡海到小亚定居。哥特人的抱怨和不满没有引起政府的关注，最后，这些蛮人终于起而暴动。他们得到了匈奴人和阿兰人的帮助，一路攻击进入色雷斯，并进军君士坦丁堡。当时，瓦伦斯皇帝正在同波斯交战。当哥特人造反的消息传来时，他立刻离开安条克迅速回到君士坦丁堡。双方军队在378年于亚得里亚堡附近进行了一场决战，瓦伦斯在战斗中被杀，罗马军队彻底失败。87
通向首都的道路显然向哥特人开放了，哥特人穿越巴尔干半岛直抵君士坦丁堡城下，但是，他们显然没有一项进攻帝国的全面计划。瓦伦斯的继承者狄奥多西，在他自己的哥特人军队帮助下打败了哥特人，阻止了他们在帝国内的侵袭。当一群哥特人与帝国进行斗争时，另一些哥特人却乐于在帝国军中服役，与他们本部族的人民作战。5世纪的异教历史学家佐西姆斯在狄奥多西取胜之后，记载道：“由于曾驻在色雷斯的蛮族被消灭，色雷斯恢复了和平。”注227哥特人在亚得里亚堡的胜利并未帮助他们在帝国的任一行省中定居。
此后，哥特人开始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影响帝国的生活。狄奥多西完全理解，他不可能在帝国内以暴力来控制蛮人，于是他决定实行与哥特人保持和平关系的政策，即在哥特人中间传播罗马文化的一些因素，吸收他们进入罗马军队。这一期间，其职责在于保护帝国，逐渐地，就其大部分来讲，变为日耳曼人军队，他们为了保卫帝国常常必须与其本民族同胞进行斗争。哥特人不仅影响到高级军官，而且波及帝国行政管辖之地。许多十分重要的官职掌握于日耳曼人手中。狄奥多西在实行其宠信日耳曼人的政策时，没有认识到，日耳曼化的自由发展可能威胁帝国的生存。他在把帝国防卫任务交给日耳曼人方面表现出特别的不明智：在这一时期，哥特人吸收了帝国的战争艺术、罗马的战术和作战方法，迅速成为一支强大的军队，随时可以同帝国相抗衡。地方上的希腊-罗马居民被迫退向后方，不安地目睹着日耳曼人势力的增长。一个反日耳曼人运动逐渐兴起，导致帝国生活出现了的严重危机。
狄奥多西于395年逝于米兰；他的遗体经过防腐处理运至君士坦丁堡，葬于使徒教堂大殿内。由于他在对异教斗争中于基督教的伟大贡献，狄奥多西被尊为“大帝”。他的两个过于年轻懦弱的儿子阿卡第和霍诺留被拥立为帝国皇帝，阿卡第成为帝国东部的皇帝，而霍诺留治理西半部。88
狄奥多西并没有成功地解决他那个时代的主要问题。第二届普世基督教会议由于宣布了尼西亚信经为基督教的主要形式，没有能实现教会统一。阿利乌斯派以多种表现方式继续存在，而且在它的进一步发展中导致了新的宗教运动，这一新的运动在5世纪时不仅影响到帝国的宗教利益，而且，影响到与之有关的帝国的社会生活。在帝国的东方行省叙利亚和埃及尤其如此，在这两个省内，新的宗教运动导致的后果尤其引人注目。事实上，狄奥多西在他的晚年也从其原来强硬的尼西亚派立场后退了。他被迫向当时在军队中占绝对优势的阿利乌斯派日耳曼人让步。于是，哥特人不仅在行政和军事领域，而且在宗教领域日渐有极大的影响。日耳曼人的主要中心是首都君士坦丁堡、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东方各省，即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并没有强烈地感受到哥特人势力的影响。于是，由于宗教和民族的原因，罗马地方居民的不满越来越强。简言之，狄奥多西没有能解决他统治时期的两个主要问题：创造一个统一正统的教会和建立同蛮族的和平关系。这两个极为复杂的问题留给了他的继承者。
5世纪的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一时期因遇到的主要民族和宗教问题相交集的方式而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民族问题既涉及帝国内的不同民族间的冲突也涉及帝国与外来入侵的野蛮部族所进行的斗争。
希腊文化似乎一直应该是联系帝国东部各民族的主要力量，但事实并非如此。早在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时期，希腊文化的影响就远抵幼发拉底河和埃及。亚历山大本人认为殖民方式是传播希腊文化的最好方式，据说，他自己就在东方建立了不止70个城市。他的继承者继续实行他的殖民化政策。希腊文化的传播在某种程度上发展到北起亚美尼亚、南达红海、东至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地区。但希腊文化并没有达到这些行省之外。希腊文化的主要中心是埃及的亚历山大。而且所有地中海沿岸地区，即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等地，希腊文化皆占主导地位；而在这三个地区中，小亚细亚可能是希腊化程度最高的；它的海岸曾在相当一个时期布满了希腊人的殖民地，它们的影响逐渐地，虽然并不那么容易地深入小亚腹地。89
在叙利亚，希腊文化只达到上层受过教育的阶层，其希腊化影响很弱。这里的广大群众，并不通晓希腊语，还在讲他们自己的民族语言，即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一位著名的东方学者写道：“即使在安条克这样的世界性城市中，普通百姓仍在讲亚拉姆语（即叙利亚语），因此，人们可以不受置疑地设想，在叙利亚行省内，希腊语并不是有教养阶层的语言，而只是那些从事特殊研究者的语言。”注2285世纪的《叙利亚罗马法学手册》是一明显的证据，它证明了叙利亚语在东方的广泛应用。注229现存的这本手册的最古老的叙利亚文手抄本是6世纪早期，即查士丁尼以前的抄本。这本叙利亚文所写的书，可能是在北部叙利亚写成，是从希腊文翻译的。希腊原文版本尚未发现，但从现存资料分析，它可能写于5世纪的70年代。无论如何，叙利亚文译本几乎是在希腊原本问世后紧接着出现的。除了这个叙利亚语文本外，还有该法学手册的阿拉伯语和亚美尼亚语文本，这表明，该手册很可能源出于教会，因为它相当详尽地分析了关于婚姻和继承法的条款，并且大胆地提出了教职人士的特权问题。它非常广泛地多方面论及东方（即自亚美尼亚到埃及诸省）生活中的问题，而且，该法律手册版本众多，以及13、14世纪许多叙利亚阿拉伯文著作都引用该手册的内容，这一事实表明，在东方，此种叙利亚民族语言一直居主导地位。后来，当查士丁尼的立法正式颁行于整个帝国时，由于他的法典对于东方诸省来说太过庞大，太难于理解，所以在实际使用这部法典时，东方人仍使用《叙利亚法律手册》代替《查士丁尼法典》。7世纪，随着阿拉伯人征服东方各省，这本《叙利亚法律手册》甚至在阿拉伯统治区也被广泛使用。这本法律手册早在5世纪前半期就被译成叙利亚文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此地广大群众显然不熟悉希腊语和拉丁语，而是强烈地依赖于他们本地的叙利亚语言。90
在埃及也是如此。除了距离最近的世界文化中心亚历山大以外，希腊文化只是在上层中、在该行省的社会宗教生活之名流人物中间传播。广大群众继续说他们的埃及民族语言（柯普特语）。
中央统治机构发现很难处理东方各省的事务，不仅是因为这里混杂的民族成分，而且由于叙利亚和埃及以及小亚细亚相当一些行省的大多数人顽固地坚持阿利乌斯派信仰，而且有次一级的各个支派。5世纪，由于这些行省宗教生活的重要新发展，原来复杂的民族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在东方帝国的西部诸省，即巴尔干半岛、首都、小亚细亚西部，这一时期的重要问题是哥特人的势力已威胁帝国的生存。而当5世纪中期，政府对此问题做了有利于政府的解决之后，似乎有一段时期凶残的伊苏里亚人在首都占据了同哥特人一样的地位。在东方，与波斯的战争仍在继续，同时，在巴尔干半岛北部，保加利亚人——其民族源于匈奴人（突厥人）注230——和斯拉夫人开始了他们的破坏性的进攻。
阿卡第（395—408年在位）
阿卡第继位时只有17岁。他既没有经验，也没有与他的至尊地位相应的意志力，而且，他很快发现自己完全被一些宠臣所控制，他们总是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和他们所代表的派系的利益出发处理国家大事。最有影响的一个宠臣是鲁菲努斯（Rufinus）。奥多西在位期间被指定为阿卡第的导师。鲁菲努斯不久被暗杀，两年之后，阉臣欧特罗庇厄斯（Eutropius）对皇帝施加了最大的影响。这一新宠之飞黄腾达主要是由于他安排了阿卡第与欧多克希娅的婚事，她是在罗马军中服役的一个法兰克人军官的女儿。阿卡第的弟弟霍诺留曾由他父亲安排在天才的统帅斯提利科（Stilicho）辅佐之下，他是一标准的罗马化的日耳曼蛮人，在他同他自己的人民进行的斗争中，为帝国做出了重大贡献。91
哥特人问题的解决。——阿卡第时代政府的要患是哥特人问题。早先定居于巴尔干半岛北部的西哥特人，此时是在一位新的野心勃勃的首领阿拉里克·巴尔达（Alaric Balta）的统治下。在阿卡第统治早期，阿拉里克率部众向莫西亚、色雷斯、马其顿出发，甚至威胁到首都。鲁菲努斯的外交排解改变了阿拉里克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原定计划。哥特人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希腊。阿拉里克穿过色萨利，取道温泉关进入中希腊。
这一时期，希腊的居民几乎纯粹是希腊人，总的来说，这与波桑尼亚斯（Pausanias）和普鲁塔克所了解的差不多。据格雷戈罗维乌斯记载，希腊先祖的古代语言、宗教、习俗和法典在城镇和乡村几乎保持不变。除了基督教正式被宣布为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对众神的崇拜已为国家所诅咒和禁止并必将灭亡外，古典的希腊仍然带有异教的精神和艺术的烙印，其主要原因是古典遗迹的存留。注231
哥特人大军席卷希腊之时，抢劫和毁灭了维奥蒂亚和阿提卡。雅典的海港比雷埃夫斯港落入哥特人之手；值得庆幸的是，他们放过了雅典。5世纪的异教历史学家佐西姆斯叙述了关于阿拉里克进攻雅典的传说：当阿拉里克以他的军队包围了雅典城墙时，看到身穿胄甲的女神雅典娜·普洛玛科斯注232和特洛伊英雄阿喀琉斯站在城墙前。阿拉里克为这一神迹所震惊，遂放弃了进攻雅典的打算。注233伯罗奔尼撒半岛在哥特人进攻中受害最大，因为西哥特人掠夺了科林斯、阿尔戈斯、斯巴达及其他一些城市。斯提利科承担了保卫希腊的任务，带着他的军队进入了科林斯地峡上的科林斯湾，从而切断了阿拉里克由中希腊退兵的后路。于是，阿拉里克费尽心机，克服重重困难进军北方，进入伊庇鲁斯。皇帝阿卡第竟恬不知耻地赐予这个蹂躏了帝国希腊诸省的人以“伊利里亚军事长官”（Magister mulitum per Illyricum）的荣誉头衔。此后，阿拉里克不再威胁东部，而把他的主要注意力转向意大利。
除了在巴尔干半岛和希腊的威胁外，自狄奥多西大帝以来，哥特人的主要影响在首都表现得特别明显，在这里，最重要的军事职位和许多重要的行政职务皆在日耳曼人之手。92
当阿卡第登上皇位时，首都最有影响的集团是日耳曼人集团，其首脑人物是帝国军队中一位著名的将军、哥特人盖伊纳斯（Gaïnas）。在他周围，聚集着哥特民族出身的士兵和地方上亲日耳曼人运动的代表。这一集团的弱点是，大多数哥特人都是阿利乌斯派信徒。在阿卡第统治早期，第二大势力是强大的阉人宠臣欧特罗庇厄斯的党徒。他得到各类阿谀奉承者的支持。而他们对他的兴趣仅仅是由于他能帮助他们实现个人的贪欲。盖伊纳斯和欧特罗庇厄斯不能友好相处，因为他们都在争权夺利。除了这两派之外，史学家们还提到了第三派，他们既恨日耳曼人，也恨欧特罗庇厄斯，其成员有元老、廷臣及大部分修士。这一派代表着民族的和宗教的观念，反对日益增长的外来蛮族的影响。自然，这一派拒绝支持粗俗的掌权者欧特罗庇厄斯。该派别的主要领导者是首都市长奥勒良。注234
当时的许多人意识到日耳曼人掌权的威胁，最后，政府也意识到这点。保留下来的一份文件，生动地描述了某些社会集团对日耳曼人问题的反应。此文件即希奈修斯（Synesius）所写的“论皇权”（“The Emperor’s Power”），有时被译为“王者的职权”（［“Concering the office of King”］）的奏章，该奏章是向阿卡第呈递，甚至是向他宣读的。希奈修斯是北非昔兰尼加人，一位皈依基督教的有教养的新柏拉图主义者。399年，他由北非出发赴君士坦丁堡请求皇帝减免昔兰尼加城的赋税。后来，当他回归故里后，被选为北非托勒密城的主教。在他居留君士坦丁堡的三年内，逐渐清楚地看到日耳曼人对帝国的威胁，并撰写了上述奏章。据一位历史学家讲，该奏章应被称为以奥勒良为首的民族派的反日耳曼人宣言。注235希奈修斯这样提醒皇帝：
没有任何理由使武装的（蛮人）掌权并成为公民的统治者。于是，手无寸铁的人不得不在军事冲突中同富有战斗经验的人作战。当务之急，是把那些（外族人）调离指挥岗位，并剥夺其元老资格；因为，古代罗马人所视之为最高荣誉的元老称号，由于外族人的影响而变得声誉扫地。在这件事情上，同在其他许多事情上一样，我为我们的愚蠢而震惊。在每个多少殷实的家庭中，我们皆可看到斯基泰（哥特）人奴隶；他们是厨师、侍仆；同样，那些背着小椅子在街头徘徊、为那些乐于在露天就坐休息的人准备座席的人，也是斯基泰人。但是，那些同样长着浅色头发的人却梳着优卑亚（Euboic）发型；那在私人生活中只当奴仆角色的人竟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统治者，这难道不令人惊诧无比吗？皇帝应该清理我们的军队，恰似我们把谷壳和其他杂质从一公升小麦中清除掉一样，否则，若是杂种发芽势必危及良种。您的父王由于特别的慈悲，曾仁厚地接纳了他们（蛮人），赐予他们同盟者的地位，授予他们政治权利和荣誉，并慷慨地赏赐他们土地。但是，这些蛮人并不认为这些高尚的举动是先帝的仁厚；却把它们理解为我们软弱的表现，这使他们更为傲慢不可一世。您必须增加我们民族的后备军数量，从而强化我们的军队，增强我们的勇气，完成在帝国内尚需完成的事业。在对待这些蛮人的问题上必须强硬。或是使他们像古代的美塞尼亚人一样去耕种土地——这些美塞尼亚人曾放下武器成为拉凯戴蒙人注236的奴隶而耕作——或是让他们原路回去，向住在（多瑙）河对岸的那些人声明，罗马人不再对他们施仁政，他们是在一位高贵的年轻人统治之下。注237 93
因此，面对日耳曼人对政府的威胁，希奈修斯的主张是，把哥特人逐出军队，建立一支罗马国民组成的军队，并安置哥特人去耕种土地。如果哥特人不愿意接受这一安排，希奈修斯建议，罗马人应把哥特人从罗马领土上清除出去，让他们回到他们原来所居住的多瑙河彼岸。
在帝国军队中最有影响的将领，即哥特人盖伊纳斯不能容忍宠臣欧特罗庇厄斯的绝对影响，而此恰好就出现了一个付诸行动的机会。当时，弗里吉亚的哥特人——他们是由狄奥多西大帝安置在这个小亚的行省的——发动了起义，在其首领特里比吉尔德（Tribigild）领导下蹂躏了这一地区。盖伊纳斯被派去镇压这一危险的起义，该起义后来被证实是他的秘密盟友发动的。盖伊纳斯与特里比吉尔德相勾结，故意使派往镇压起义的帝国军队失利，然后，这两个哥特人控制了局势。随后，他们向皇帝提出，必须把欧特罗庇厄斯罢官，交由他们处理。阿卡第的妻子欧克多西娅和奥勒良派对于欧特罗庇厄斯也十分不满。于是，在日耳曼人的压力下，阿卡第被迫屈服，把欧特罗庇厄斯判了流刑（399年）。但这并没有令胜利的哥特人满意。他们强迫皇帝把欧特罗庇厄斯押解回首都审判，并处以极刑。如愿后，盖伊纳斯又要求皇帝允许信奉阿利乌斯派基督教的哥特人使用首都内的一个教堂做礼拜，但遭到君士坦丁堡牧首、（“金口”［the Golden-Mouthed］）约翰·赫里索斯顿（John Chrysostom）的强烈反对。当盖伊纳斯了解到不仅整个首都，而且帝国的绝大多数人皆与主教取同一立场时，就没有坚持这一要求。94
哥特人在首都得到强有力的落脚点之后，开始成为帝国命运的主宰。阿卡第和首都居民亦完全意识到这一局势的危险性。但是，盖伊纳斯虽然取得了成功，却无力保持他在君士坦丁堡的支配地位。当他离开首都时，城市立即爆发了起义。许多哥特人被杀。他已不再能回到首都。这使阿卡第受到鼓舞，遂派出忠于自己的异教哥特人弗拉维塔（Fravita）在盖伊纳斯试图由海上进入小亚细亚时击败了他。盖伊纳斯企图在色雷斯寻找藏身之处，但却落入匈奴人手中。匈奴王杀了他，把他的首级作为礼物送给阿卡第。于是，哥特人的威胁亦由于另一个日耳曼人弗拉维塔之力而被摆脱了，弗拉维塔则由于为帝国立此大功而被指定为帝国执政官。5世纪初，哥特人的问题以有利于帝国的方式解决了。后来，哥特人努力恢复他们原有的势力，但已无关紧要。
约翰·赫里索斯顿。——在复杂的日耳曼人问题背景下，促生了一位重要的人物，君士坦丁堡牧首约翰·赫里索斯顿（John Chrysostom）。注238他生于安条克，师从著名的修辞学家利巴尼奥斯，意欲选择世俗职业。后来他抛弃了这一想法，接受了基督教洗礼，此后，完全献身于安条克的传教事业，在此地，他担任了11年教会监督。自君士坦丁堡牧首奈克塔利乌斯（Nectarius）去世后，欧特罗庇厄斯选定了这位名扬四海的安条克传教士作为牧首。约翰害怕安条克人民因热爱他们的传教者而阻止其离任，遂秘密地离开了安条克，前往首都。尽管亚历山大主教塞奥菲卢斯（Theophilus）费尽心机，约翰还是于396年被授予主教职并任职于首都教区。于是，牧首的宝座就由这个具有非凡演说才能、理论与实际行为一贯相符的理想主义者和严格道德准则的倡导者所据有。由于约翰无情地反对过度奢侈，且坚定捍卫尼西亚信经，故而树敌甚多。他的一个最危险的敌人是皇后欧克多西娅，她爱奢华，图享受。约翰在其演说中公开抨击了她。他在布道时，注239竟把皇后比作耶洗别（Jezebel）和希罗底（Herodias）。注240他强烈地反对把首都的一个大教堂让给哥特人作为他们的礼拜堂，他对阿利乌斯派基督教的这一敌视态度也使他面临许多敌人。当然，后来哥特人服从了皇帝的拒绝令，继续使用设在首都城门外的教堂。约翰对信奉正教的哥特人十分重视。他在君士坦丁堡城外划给他们一座教堂，时常前去视察，并经常通过翻译与他们举行会谈。95
约翰执着的宗教思想、不肯与任何人妥协的态度和他对奢糜之风的尖锐批评，使他的敌对者越来越多。皇帝本人也很快受到那些反对这位主教的人的影响，公开地表示反对约翰。这一公开对抗致使约翰退隐小亚细亚，但首都在其热爱的主教离任后起了骚动，迫使皇帝把约翰从流放地召回。然而，国家与牧首的和平并没有维持多久，为皇后雕像举行的落成典礼又使约翰有了新的机会发表激烈的演说，并在演说中责备了皇后的堕落。于是，他又一次被贬，他的追随者“约翰派”也受到严酷迫害。最后，404年，约翰被流放至卡帕多细亚的城市库库苏斯（Cucusus），他经过漫长而艰难的旅程，才到达这个被他称为“世间最荒凉的地方”。注241三年以后，他在被送往黑海东岸遥远的流放地时，在旅途中辞世，从此结束了中世纪早期东方教会最卓越的一个领袖的一生。罗马教宗和西方皇帝霍诺留都努力干预和阻止对约翰和“约翰党”的迫害，但没有成功。96
约翰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包括他对时代社会和宗教生活的生动描写。作为个人，他是极少数敢于公开地反对握有重权的盖伊纳斯之流的阿利乌斯派主张的人，而且，他的忠贞不渝的信念捍卫了使徒教会的理想。他曾被称为人类社会曾有过的具有最美好道德情操的典型之一。“他对罪孽毫不留情而对犯罪者又充满仁爱。”注242
阿卡第408年去世，当时，他的妻子欧克多西娅已离世，他的儿子和王位继承人狄奥多西仅仅七岁。
幼者狄奥多西二世（408—450年在位）
据一些史料记载，阿卡第留下了遗嘱，指定波斯王耶兹迪格德一世（Yezdegerd I）注243作为他的幼年继承者的监护人，因为他担心君士坦丁堡的宠臣会篡夺狄奥多西的王位。波斯王忠实地完成了这一重任，并通过他自己的一名亲信保护狄奥多西，反对廷臣的阴谋。许多学者否定这一故事的可靠性，但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理由；因为同样的事件在其他历史时期亦有发生，似乎没有足够的理由否定它。注244
两大帝国间的友好关系，是基督教在耶兹迪格德一世统治时期的波斯受到不寻常的厚待之根源。波斯的历史记载中，称耶兹迪格德一世为“背教者”“坏人”，罗马和基督徒的朋友，祆教祭司（Magi）的迫害者，这反映了祆教徒和贵族的观点。但是，在基督教资料中，则赞扬他的仁慈、温和、慷慨，有时还说他甚至准备皈依基督教。无论如何，事实上，耶兹迪格德一世与君士坦丁大帝同样意识到了他的帝国内的基督徒对于他的政治目标是多么重要。409年，他曾允许基督教公开举行其礼拜仪式，并恢复了他们的教堂。一些史学家称他的法令是亚述基督教会的《米兰敕令》。注245 97
410年，在塞琉西亚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上组建了波斯的基督教会。塞琉西亚（泰西封）主教被选为教会首脑。他被赐予“卡托利科斯”（Catholicos）注246的称号，并将驻于波斯帝国的首都。与会者发表了以下声明：“我们完全一致地向我们仁慈的主祈求，使战无不胜的英明的王中之王耶兹迪格德福寿绵长，万岁，万万岁！”注247但是基督徒并没有长期享有完全的自由。在耶兹迪格德统治晚年，对基督徒的迫害重新开始了。
狄奥多西二世不是一个天才的政治家，他也没有特别的兴趣处理国家大事。在漫长的统治时期，他一直怠于处理政务，过着孤独的隐居生活。他用大多数时间从事书法活动，以其美轮美奂的手书抄写许多古代手稿。注248但是，在狄奥多西身边有着许多精明强干的人，他们对这一时期帝国内部生活中许多重大事件贡献卓著，使狄奥多西时期因此而享有盛誉，以至于史学家们不再将狄奥多西视为一个软弱、不走运的皇帝。在狄奥多西统治时期最有影响力的人是他的姐姐普尔喀丽娅（Pulcheria）。就是她安排了狄奥多西同雅典哲学家之女，一个有很高文化修养和文学天才的女子雅典娜（受洗后取名欧多西娅）结婚。欧多西娅写了一些作品，主要论及宗教问题，但也反映了一些当代政治事件。
在狄奥多西二世时期，帝国东半部的外部斗争远比帝国西半部顺利。在东方和边境，没有必要进行连续不断的征伐，而在西方，则由于日耳曼人的迁徙经历了十分严重的危机。对于罗马人来说，最可怕的震动是西哥特人首领阿拉里克进入原异教罗马的首都罗马城。此后不久，在西欧和北非的罗马领土上建立了他们最早的一批王国。帝国的东半部曾一度受到匈奴人的威胁，他们进攻拜占庭领土并几乎进军至君士坦丁堡城墙下，皇帝被迫付给他们大笔金钱，割让多瑙河以南的土地，此后方建立起友好的关系。后来君士坦丁堡派出了以马克西敏（Maximin）为首的使团去潘诺尼亚。他的朋友普利斯库斯（Priscus）随行，曾为这一使团的活动写了特别重要而全面的记录，描述了阿提拉的宫廷和匈奴人的许多风俗习惯。这一记载因其不但描写了匈奴人，而且描写了被匈奴人征服的多瑙河中游地区的斯拉夫人的情况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注249 98
神学争端和第三次基督教全会。——前两次基督教全会明确地解决了耶稣基督既是神也是人的问题。但是，对于那些苦苦思考耶稣基督之神性和人性的结合如何发生这一问题的、喜欢追根究底的神学家来说，这一决议并不令人满意。4世纪末，安条克即产生了基督的两性没有完全结合的理论。后来，这一理论试图证实基督在与神性结合之前和之后，均有完全独立的人性。当这一理论还只局限于寥寥数人的小范围之内时，它并未引起教会内部的任何骚动。但是，当君士坦丁堡牧首的职位传于这派理论的顽固追随者，安条克的教会长老聂斯脱利（Nestorius）时，由于他把安条克派的这种理论强加于整个教会，而使局势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在聂斯脱利就位伊始致皇帝的著名演说中说：“我的陛下，请赐予我一片清除了异端的土地，我将还报您以天国。帮助我消灭异端吧，我将帮助您打败波斯人。”注250这里的“异端”，指的是所有那些不同意聂斯脱利关于耶稣基督的独立人性之观点的人。聂斯脱利称圣母不是“神的母亲”，而是“基督的母亲”、“一个人的母亲”。
聂斯脱利对于他的反对者所施的迫害在教会引起了轩然大波。亚历山大牧首西里尔（Cyril）特别强烈地反对他，罗马教宗塞莱斯廷（Celestine）则在罗马召集的宗教会议上摒弃了这一新的异端教义。狄奥多西为了结束教会的这些争端，于431年在以弗所召集了第三次基督教全会，这次会议摒弃了聂斯脱利派教义。聂斯脱利被流放至埃及，在此地结束了他的余生。
对聂斯脱利派理论的摒弃并没有能完全消灭它，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还有许多追随者。于是皇帝命令这些行省统治者对聂斯脱利派追随者采取强硬措施。聂斯脱利派教义的主要中心是埃德萨，这里是传播安条克教派思想的著名学校所在地。489年，即在芝诺统治时期，这一学校被毁，其中的教师和学生被逐出埃德萨。他们到了波斯，在尼西比斯建立了新的学校。波斯王欣然接纳并对他们提供庇护。他认为他们是拜占庭帝国的敌人，他打算在适当的时机利用他们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波斯的聂斯脱利派或叙利亚—迦勒底派基督教会的首领被称为卡托利科斯（Catholicos）。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教义，通过波斯广泛地传播至中亚并在印度找到了相当多的追随者。99
以弗所会议之后，在拜占庭教会内，特别是在亚历山大，出现了反对聂斯脱利派教会的新的运动。由于亚历山大西里尔的后人相信耶稣基督身上的神性高于人性，于是，他们的结论是，基督身上的人性已完全被神性所吸收；因此，耶稣基督只有一个神性。这一新的理论称“一性”（monophysites）或“一性派教义”，其追随者则为“一性教徒”。注251由于狂热的一性教徒、亚历山大的主教狄奥斯库鲁（Dioscorus）和君士坦丁堡修道院院长优迪克斯（Eutyches）这两个强硬的一性派成员的推动，一性派发展迅速。皇帝站在狄奥斯库鲁一边，认为此人是亚历山大西里尔思想的拥护者。这派新的教义受到君士坦丁堡牧首和罗马教宗“伟大”的利奥的反对。于是，狄奥斯库鲁敦促皇帝于449年在以弗所召集了宗教会议，此即著名的“强盗会议”。以会议主持人狄奥斯库鲁为首的亚历山大一性派信徒迫使那些不同意他们意见的与会者承认优迪克斯的教义（一性教派）为正统，并谴责这一新教义的反对者。皇帝批准了此次会议的决议，正式承认这次会议为普世的基督教会议。自然，这一会议未能建立教会内部的和谐。随之而来的是剧烈的动荡时期。此间，狄奥多西二世辞世，给他的继承人留下了悬而未决的一性派问题，这个问题在拜占庭历史上占相当重要的地位。
除了激烈而重要的宗教事件外，在狄奥多西时代还有一些涉及帝国内部生活的事件，成为这一时代具有重要性的历史标志。
君士坦丁堡的高等学府注252。——君士坦丁堡高等学府的组建和《狄奥多西法典》的制定是狄奥多西统治时期发生的两个重大事件。100
5世纪以前，著名的哲学学园的故乡雅典，一直是罗马帝国“异教”教育的中心。许多希腊的修辞学和哲学教授，即以辩论家著称者，从帝国的各个地区来到雅典，有的是来展示他们的知识和口才，有的则希望在教学领域谋求一个好的职位。这些教师的工资一部分来自帝国财务部门，一部分来自各个城市财库。在雅典做指导教师或讲课的收入均高于其他城市。4世纪末年基督教的胜利给予雅典学园以沉重打击，而且，哥特人于4世纪末的劫掠性入侵也极大地影响了那里的文化生活。甚至在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离开这里以后，雅典学园也未能恢复原有状况；哲学家的数量在极大地减少。而对雅典异教学园最为沉重的打击则是由于君士坦丁堡高等学府，或君士坦丁堡大学的建立。
当君士坦丁堡成为帝国首都之后，许多修辞学家和哲学家来到这所新城。因此，早在狄奥多西二世以前，这里已有一座高等学府。教师和学者们从非洲、叙利亚及其他地方被请到君士坦丁堡。圣希罗尼姆斯（Hieronymus）注253在其《编年史》（360—362年）中写道：“最有学问的语法学家埃万修斯（Euanthius）逝于君士坦丁堡，于是卡利修斯（Carisius）从非洲被请来接替他的位置。”注254据一位研究中世纪君士坦丁堡高等学府的近代学者说：“在狄奥多西二世时期，该学府不是初建，而是重新组建。注255”425年，狄奥多西颁布了有关组建一所高等学府的敕令。注256学府将设31位教授职位，讲授语法、修辞、法学和哲学。其中将有3位修辞学家（oratores）和10位语法学家用拉丁语授课。而由另外5位修辞学家或辩证法学家（sofistae）及10位语法学家用希腊语授课。此外，该法令还为哲学家提供一个席位，为法学家提供两个席位。在拉丁语仍是帝国的官方语之时，在学府里设置希腊语教授席位表明，皇帝已开始看到，在帝国的新都君士坦丁堡，希腊语作为帝国东方多数人使用并了解的语言，有其不可忽视的权利。希腊语的修辞学家也比拉丁语的修辞学家多两名。新的学府有着独立的校舍和教室、讲演堂。教授不允许在家里私下辅导任何人，他们必须全力以赴地在学府内授课。他们从帝国财政部门得到固定薪金，而且可以升至很高的级别。君士坦丁堡的这一教育中心成为雅典异教学园的危险竞争者，而雅典学园则日渐衰落下去。在拜占庭后来的历史中，狄奥多西二世所建的高等学府一直是帝国最优秀的文化势力聚合的中心。101
《狄奥多西法典》。——自狄奥多西二世统治时期开始，有了保存至今的最古老的罗马皇帝们的法令汇编。长期以来，帝国一直需要这样一部法令汇编，因为无数分散的法令易于被人遗忘或丢失，因而，引起当时司法执行中的混乱，给法官们造成了许多困难。当时有两部较早的敕令集：《格雷格利亚努斯法典》（Codex Gregorianus）和《赫尔墨吉尼乌斯法典》（Codex Hermogenianus），可能是据其作者格雷格利亚努斯及赫尔墨吉尼乌斯而得名。但关于这两位作者，人们所知甚少。其中第一部敕令集可回溯到戴克里先时期，可能包括了自哈德良至戴克里先时期的敕令。第二部敕令全集则包括了4世纪后期到4世纪60年代的敕令。这两部法典均已失传，只能通过尚存的残卷得知它们的存在。
狄奥多西的计划是，以前两部早期法典为模式颁布一个法令汇编。它将包括自君士坦丁大帝至狄奥多西二世时期的基督教皇帝们的敕令。由皇帝指派的编委会经过八年的工作，用拉丁文编出了所谓《狄奥多西法典》。它于438年在帝国东部颁布，此后不久，即被引入帝国西部。狄奥多西的法典分为16卷，每卷分为若干条款（tituli）。各卷分别论述政府统治的某些方面，如官制、军事、宗教生活等。在每一条款下的敕令依其颁布的年代顺序排列。在此法典颁布之后发布的敕令被称为“新律”（leges novellae）。注257
狄奥多西的法典有伟大的历史意义。首先，它是有关4—5世纪帝国内政史的最有价值的资料。由于它也包括了基督教成为国教时期的敕令，因而可以认为，这部法令集在某种意义上概括了基督教这一新教在司法领域贯彻了何种目标和它为司法实践带来的变化。其次，这一法典同前两部早期法典一起，构成了查士丁尼后来的立法活动的坚实基础。最后，狄奥多西的法典在日耳曼人迁徙期间被引入西部帝国，与两部早期法令集、后来的新律和帝国时期罗马的少数其他法律文献（如盖尤斯的《法学阶梯》）一起，对蛮族的立法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巨大影响。著名的、为西哥特人统治下的罗马臣民所定的《西哥特罗马法》（Lex Romana Visigothorum）只不过是《狄奥多西法典》和上述其他资料的删节本。所以《西哥特罗马法》也被称为《阿拉里克节选本》（Breviarium Alaricianum），此即由西哥特王阿拉里克二世在6世纪初颁布的节选本。这是《狄奥多西法典》对蛮族立法的直接影响的例证。但是更常见的是通过这部西哥特法典而产生的间接影响。在中世纪早期，包括查理曼时代，西欧立法亦受到这一《节选本》的影响，成为罗马法在西欧的主要资料。这清楚地表明，罗马法在蛮族迁徙时期就已经影响了西欧而不是通过《查士丁尼法典》，《查士丁尼法典》在西欧之传播要晚得多，约在12世纪前后。这一事实有时被学者们所忽视，甚至像菲斯泰尔·德·库朗热这样著名的历史学家也说：“科学证明，查士丁尼的法律集在高卢的影响后来持续到中世纪。”注258《狄奥多西法典》的影响更为深远，因为《阿拉里克节选本》显然在保加利亚的历史中发挥了某种作用。至少，这是克罗地亚学者博吉希奇（Bogišič）的意见，他的论点后来被保加利亚学者鲍布切夫（Bobchev）所发展和证实，他认为，《阿拉里克节选本》是被教皇尼古拉一世送给保加利亚王鲍里斯的，是在鲍里斯866年请求教皇赐予保加利亚《宇宙法典》（leges Mundanae）之后。为答复这一要求，教皇在其“致保加利亚执政官的回信”（Responsa papae Nicolai ad cosolta Bulganerum）中声称，他将送给保加利亚人一部“罗马人的不朽法典”（venerandae Romanorum leges）。博吉希奇和鲍布切夫认为，此即《阿拉里克节选本》。注259即使如此，这一法典在古代保加利亚人中的价值也不能过于夸大。因为，几年之后，鲍里斯即与罗马教廷决裂，并向君士坦丁堡靠拢。但是，仅就教皇送《节选本》这一事实本身，即可说明在9世纪该节本在欧洲生活中的重要性。所有上述例证显然说明了《狄奥多西法典》的伟大深远的影响。注260 102、103
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君士坦丁堡城墙的建筑亦是狄奥多西时期的重要事件。君士坦丁大帝曾在新都周围建筑了城墙。到狄奥多西二世时期，该城市的扩展已远远超出了城墙的范围。因此有必要采取新的手段来防护城市，抵抗敌人的进攻。罗马城于410年被阿拉里克攻克的命运，对于君士坦丁堡是一个严重警告，君士坦丁堡于5世纪上半期也受到匈奴人侵扰的威胁。
这一极其困难的问题由狄奥多西宫廷中一些有才干的人着手解决了。城墙修筑分两期完成。在狄奥多西幼年时期，当时的摄政、禁卫长官安提米乌斯（Anthemius）于413年修筑了一道筑有数座塔楼的城墙。该城墙自马尔马拉海延伸至金角湾，屹立于当年君士坦丁大帝的城墙以西。这堵曾经保护了首都免遭匈奴人进攻的安提米乌斯新城墙，至今仍残存于马尔马拉海以北至拜占庭皇宫的废墟之间，该皇宫即众所周知的泰克福尔·塞雷宫（Telcfour Serai）。一次强烈的地震摧毁了该城墙，于是，大政区长君士坦丁重修了城墙，并在其外围筑了另一道城墙及许多塔楼，墙外环以很深的护城壕，并注满了水。于是，在陆地上，君士坦丁堡有了三道防线：两道由台地隔离开的城墙和外墙周围的深沟。在君士坦丁堡市长居鲁士（Cyrus）任期内，又在沿海修筑了新的城墙。在这些城墙上的两篇铭文（一篇希腊文，一篇拉丁文）中谈到了狄奥多西的建筑活动，该铭文被断定是修筑城墙时的铭文，至今仍清晰可见。此外，居鲁士时期，在首都街道实行了夜间照明。注261
狄奥多西二世逝于450年。尽管他软弱，缺乏一个政治家的能力，但他的长期统治对此后的历史却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尤其从文化角度来看。狄奥多西由于幸运地选择了可信的官员，因而成就了伟大的业绩。君士坦丁堡的高等学府和《狄奥多西法典》一直是5世纪早期文化运动的杰出成就。在这一时期修筑的城墙，使得君士坦丁堡在许多世纪内难以被拜占庭的敌人攻破。N.H.贝恩斯评价道：“从某种意义上讲，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对于东部帝国，就意味着枪和炮，由于缺乏这些，西方的帝国才毁灭了。”注262 104
马西安（450—457年在位），利奥一世（457—474年在位）和阿斯帕尔
狄奥多西死后没有留下继承人。他的上了年纪的姐姐普尔喀丽娅同意做马西安（一个色雷斯人）名义上的妻子，随后，马西安称帝。马西安是个很有能力的谦和的士兵，他之所以能继承皇位只是由于当时颇有影响的将军、阿兰人阿斯帕尔的恳求。
在4世纪末和5世纪初成为国家真正威胁的哥特人问题在阿卡第时期已获得有利于政府的解决。然而，拜占庭军队中的哥特人在帝国内部仍是一股势力，尽管其影响力已大大减弱，而且在5世纪中期，蛮族人阿斯帕尔在哥特人支持下，试图再次恢复哥特人以往之势力。他也曾一度成功，两个皇帝马西安和利奥一世，都是由于阿斯帕尔的努力而被拥立为帝的，而阿斯帕尔的阿利乌斯派信仰是他自己未能登上皇位的唯一障碍。于是，首都再次公开表示了对阿斯帕尔、他的家庭和蛮族在军队中影响的普遍不满，有两个事件加深了哥特人与首都市民的对立。利奥所发动的对汪达尔人的出海征伐，耗费了大量钱财和精力，却遭到了完全的失败。人们指责阿斯帕尔是叛徒，因为他曾反对这次远征——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次战争的目的是要击溃汪达尔人，即日耳曼人。当时，阿斯帕尔已经从利奥那里为自己的儿子谋取了恺撒的爵位，即帝国的最高爵位。皇帝决定摆脱日耳曼人的控制，于是，他在驻扎于首都的好战的伊苏里亚人帮助下处死了阿斯帕尔和他的一些家人，给日耳曼人在君士坦丁堡宫廷中的势力以致命打击。由于这些屠杀行为，利奥一世从他的同时代人那里得到“刽子手”（Makelles）的称号，但是历史学家Th.I.乌斯宾斯基却肯定，仅依此事件而给予利奥一世“伟人”称谓是可以的，因为这件事是使军队实现民族化，动摇蛮族军队优势地位的重要步骤。注263 105
经常构成帝国最大威胁的匈奴人在马西安时期从多瑙河中游进入帝国西部各省，后来他们在那里进行了著名的卡塔劳温战役（Catalaunian battle）。此后不久，阿提拉去世。他的巨大帝国瓦解了，匈奴人对拜占庭帝国的威胁在马西安时期消除了。
第四次基督教全体会议。——马西安即位时，面临着他的前任皇帝未能解决的教会内部事务极为复杂的局面。这时，一性派已成为胜利者。马西安因倾向于前两次基督教全会的立场，不能容忍这一胜利；于是，他于451年在卡尔西顿召集了第四次基督教全体会议。事实证明，这次会议对于以后的历史都具有重大影响。出席这次会议的使节甚多，且有罗马教宗派来的代表。
这次会议谴责了以弗所“强盗会议”的决议，罢免了狄奥斯库鲁，拟定了一个完全否定一性派教义且与罗马教宗观点完全一致的宗教信条。会议认为“唯一的、同一基督兼有人神两性。两性不可混淆，不可改变，不可离散”。肯定了前几次基督教全体会议的主要教义，成为正统教会宗教教义的基础。
卡尔西顿宗教会议的决议在拜占庭历史上也有巨大的政治意义。拜占庭统治者由于在5世纪公开反对一性派，使东方行省，即叙利亚与埃及疏远了帝国，因这里的大部分人都是一性派信徒。即使在451年的宗教会议谴责了一性派之后，一性派仍坚持他们的宗教信条是正宗，不愿意做任何妥协。埃及教会还取消了在宗教仪式中使用希腊语的传统，开始使用埃及的民族语（柯普特语）做礼拜。在耶路撒冷、亚历山大和安条克，由于被帝国强制推行此次宗教会议的决议而引起的宗教骚乱，则带有严重的民族起义的性质。这些骚乱由于军政当局的血腥屠杀才被镇压下去。然而，镇压并没有解决这一时期的根本问题。在复杂的、越来越尖锐的宗教争端的背景下，清晰可辨的是明显的民族矛盾，在叙利亚和埃及尤其如此。埃及和叙利亚的地方居民渐渐地确信他们渴望脱离拜占庭帝国。东方各行省的宗教骚乱及这些地区民族成分的混杂，为7世纪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先后征服这些富庶、文明发达地区提供了便利。106
卡尔西顿宗教会议的法规第28条引起的皇帝与罗马教宗之间的争执，也是十分重要的。虽然该条款没有被罗马教宗所承认，但它在东方帝国却被普遍接受。它提出了君士坦丁堡牧首和罗马教宗的位次关系问题，该问题早在第二次基督教全会的第3条款中已有决议，根据上述决议，卡尔西顿宗教会议第28条给予“新罗马最神圣的宗座与其所驻城市相应的特权，这座城市由于教宗和元老院而享有殊荣且与旧都罗马城同样受到尊重，因而，在宗教事务上也应与罗马同等重要，但位于罗马教宗之次。”注264此外，该条款亦给予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为本都、亚细亚、色雷斯等几个多民族混居的行省授主教职的权力。Th.I.乌斯宾斯基说：“这一决议足以使人想到，这三个名称包含了所有在东方、在南俄罗斯和巴尔干半岛上基督教传播的地区，以及所有那些东方传教士事实上已在相应地区获得的教区。至少，这就是后来捍卫君士坦丁堡牧首之权益的希腊圣典学者们的意见。总之，这就是法规第28条的世界性意义。”注265因此，马西安和利奥一世都是严格的信奉正统教义的皇帝。
芝诺（474—491年在位），奥多阿克和东哥特人狄奥多里克
利奥一世去世（474年）后，皇位传给了他六岁的外孙利奥，小利奥在同年把皇位交于他的父亲芝诺后去世。注266芝诺在他的儿子死后，成为唯一的皇帝（474—491年在位）。他的继位标志着一支新的蛮族势力在宫廷中排挤了日耳曼人势力，此即伊苏里亚人的势力，芝诺是这一极其野蛮的民族之一员。当时，伊苏里亚人在首都占有了最好的地位和最重要的官职。芝诺很快意识到即使在他自己人中间，有人也在阴谋反对他，于是他在平息山区伊苏里亚人的叛乱时表现得十分果断。他命令这里的居民拆除他们的大部分防砦。然而，在芝诺一生中，帝国内部伊苏里亚人的优势地位却一直存在。107
芝诺统治时期，意大利还发生了极其重要的事件。5世纪后半期，日耳曼人的军队首领之势力有了极大的发展，他们的意愿几乎可以决定西方罗马皇帝的废立。476年，这些蛮族人首领之一奥多阿克（Odovacar）废黜了最后一个皇帝、年轻的罗慕洛·奥古斯都，他自己成为意大利的统治者。为了使自己在意大利的统治更加稳固，奥多阿克从罗马元老院派出了使团，向芝诺承诺意大利不需要另一个皇帝，芝诺可以成为整个帝国的皇帝。同时，奥多阿克请求芝诺赐予他罗马贵族的爵位，并责成他来管理意大利。这一要求得到批准。奥多阿克成为皇帝合法指派的意大利统治者。过去，人们认为476年是西方罗马帝国灭亡的年份。但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在5世纪时，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西罗马帝国。如同过去一样，这个时期只有一个罗马帝国，由两个皇帝治理，一个在西部，另一个在东部。在476年，帝国只有一个皇帝，即东部帝国的统治者芝诺。
成为意大利的统治者之后，奥多阿克采取了明显的独立态度。芝诺也完全意识到这一点。鉴于他不能公开地反对奥多阿克，他决定利用东哥特人。自从阿提拉的匈奴帝国瓦解后，东哥特部族一直留在潘诺尼亚。在其国王狄奥多里克的领导下，频繁地侵扰巴尔干半岛，甚至威胁到帝国的首都。芝诺成功地诱使狄奥多里克把注意力转向意大利那些富庶的行省，从而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他摆脱了北方邻国的威胁，同时，又利用外部势力解决了他与讨厌的意大利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无论如何，对于芝诺来说，狄奥多里克留在意大利总要比他留在巴尔干半岛少一些威胁。
狄奥多里克转向意大利后，打败了奥多阿克，控制了其首府拉文纳。在芝诺死后，狄奥多里克在意大利建立了东哥特王国，定都拉文纳。于是，巴尔干半岛完全摆脱了东哥特人的威胁。
合一通谕。——芝诺统治时期的主要问题是宗教问题，经常引发诸多骚乱。在埃及和叙利亚，以及巴勒斯坦和小亚细亚的某些地区，人们顽固地坚持一性派信条。芝诺的两位前任皇帝所实行的正统宗教政策在东方很不得人心。教会领袖也完全意识到这一严峻形势。后来，倾向于卡尔西顿决议的君士坦丁堡牧首阿卡第和亚历山大牧首彼得·孟古斯（Peter Mongus）特别急切想找到使教会濒临分裂的各派相互妥协的途径。他们向芝诺提出建议，也欲尝试以某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达到相互谅解。芝诺接受了这一建议，并于482年颁布了《合一通谕》（Henoticon）注267，致亚历山大牧首管区的那些教会。在这一法令中，他在涉及耶稣基督的两性，即其人性和神性的结合问题时，极力避免谈及任何对正教教义或一性派教义的不敬。《合一通谕》充分肯定了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基督教全体会议上提出的、而在第三次基督教全会上得到承认的宗教基础：宣布将聂斯脱利和优迪克斯及其从人逐出教会，并指出：“耶稣基督按神性而言与天父有相同的本质，按人性而言与我们有相同的本质。”然而，《合一通谕》显然避免使用“一性”或“两性”的措辞，也不提卡尔西顿宗教会议关于基督的两性结合的说法。在《合一通谕》中只有一处提到卡尔西顿宗教会议，是用这样的措辞：“于是，朕在此诅咒所有那些曾经坚持、正在坚持或在任何时候，无论它是卡尔西顿会议或任何其他宗教会议上坚持任何其他不同信条的人。”注268 108
起初，《合一通谕》似乎改善了亚历山大城的局势，但终究没有能使正教派或一性派都满足。正教派不甘心向一性派让步；一性派则考虑到《合一通谕》措辞混乱，认为让步不够。于是在拜占庭帝国的宗教生活中产生了新的矛盾。教派的数量也增加了。有一部分教士拥护和解的想法因而支持《合一通谕》，而正教派和一性派运动的极端分子不愿意做任何妥协。那些坚定的正教徒被称为“不眠者”（Akoimetoi）注269，因为在这些人的修道院中，宗教仪式昼夜不停地进行，因此，他们须把其成员分为三班；一性派的极端派称为“无首脑派”（Akephaloi），因为他们不承认已接受《合一通谕》的亚历山大教会牧首是他们的首领。罗马教宗也反对《合一通谕》，他分析了对《合一通谕》不满的东方教士的抱怨，然后研究了《合一通谕》，决定在罗马举行的一次宗教会议上谴责君士坦丁堡牧首阿卡修斯（Acacius），并将他破门。阿卡修斯则在其祈祷时不再提教宗的名字以示报复。这实际上是东西方教会间第一次真正的分歧；这一状态持续到518年查士丁一世继位之时。注270于是，以5世纪日耳曼人诸王国在西方的建立为标志的帝国东、西两部分的政治裂痕。在芝诺统治时期又因宗教上的纠纷而扩大了。109
阿那斯塔修斯一世（491—518年在位）
伊苏里亚人问题的解决，波斯战争。保加利亚和斯拉夫人的侵袭，长城，与西方的关系。——芝诺死后，其寡妻阿里阿德涅选择了年迈的阿那斯塔修斯为她的丈夫。阿那斯塔修斯出生于都拉基乌姆，在宫廷中担任一极小的官职——宫廷侍卫官（silentiarius）注271，只是在他签署了一份不采取任何宗教改革政策的书面保证后才得以加冕为帝，这一提议是由坚定的卡尔西顿派、君士坦丁堡牧首提出的。
阿那斯塔修斯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伊苏里亚人问题，因为他们在芝诺统治期间已取得了相当的权利。他们享有特殊地位，激怒了首都人民。当阿那斯塔修斯得悉他们自芝诺死后一直在阴谋反对新任皇帝时，遂采取了紧急行动。一些重要岗位撤换了伊苏里亚人，没收他们的财产，把他们逐出首都，之后经过长达六年艰苦的斗争，伊苏里亚人才在他们的故乡伊苏里亚被制伏。许多人迁徙到色雷斯。阿那斯塔修斯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彻底地解决了伊苏里亚人问题。
在对外事务上，除了同波斯进行的旷日持久而又毫无益处的战争外，多瑙河前线的局势对此后的历史有很大的影响。自东哥特人离开此地迁往意大利后，在阿那斯塔修斯统治时期，保加利亚人、盖塔人、斯基泰人在帝国北方边境经常进行侵扰。5世纪侵袭拜占庭领土边境地区的保加利亚人，是匈奴人（突厥人）的一支。芝诺统治时期的史料，在涉及拜占庭帝国北方东哥特人的迁徙时，第一次提到巴尔干半岛上的保加利亚人。
至于盖塔人和斯基泰人这两个含混不清的称呼的提出，是由于当时的编年史家还不太了解帝国北方民族的大致构成，因此，这两个称呼很可能是概括的称呼。历史学家们认为他们可能包括一些斯拉夫部族。7世纪早期的拜占庭历史学家塞奥菲拉克特（Theophylact），则直接指出盖塔人即斯拉夫人。注272那么，就在阿那斯塔修斯统治时期，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开始了对巴尔干半岛的侵扰。据一则史料，“一支盖塔人的骑兵”蹂躏了马其顿、塞萨利、伊庇鲁斯，甚至远抵温泉关。注273有些学者甚至提出斯拉夫人在更早时期已进入巴尔干半岛。例如俄罗斯学者德里诺夫（Drinov）即以其对巴尔干半岛上的人名和地理名称的研究为根据，把斯拉夫人移居巴尔干半岛的开端定于2世纪后期。注274 110
阿那斯塔修斯时期，保加利亚人和斯拉夫人的侵扰在当时没有造成巨大影响，因为这些蛮族匪帮在抢劫了拜占庭民众后,即回到他们的出发地。然而，这些侵扰是6世纪查士丁尼时期斯拉夫人大规模侵入巴尔干半岛的前奏。
为保卫首都免遭北方民族的侵扰，阿那斯塔修斯在色雷斯地区君士坦丁堡西方约40英里处修筑了所谓“长城”。该城墙自马尔马拉海伸展到黑海，“使这座城市，”据一则史料说，“不再是一个半岛而成为事实上的岛屿。”注275然而，这一长城并没有达到初建时所定的目标。由于施工仓促，加之地震造成的裂缝，使它不能成为阻止敌人接近君士坦丁堡的真正屏障。现在土耳其人几乎在同一地点修筑的防卫系统卡塔尔雅防线，十分接近阿那斯塔修斯城墙旧址。其残迹现今仍可见到。
在阿那斯塔修斯时期，西欧发生了更重大的变化。狄奥多里克成了意大利国王；而在更远的西北方，克洛维早在阿那斯塔修斯即位之前已建立强盛的法兰克王国。这些王国均屹立于原来属于罗马皇帝，即当时的拜占庭皇帝的疆土上。自然，遥远的法兰克王国不可能独立于君士坦丁堡的权力之外；况且，在被征服民族的眼中，新来者只有得到来自博斯普鲁斯海岸的正式认可才有真正的权威。因此，当哥特人拥立狄奥多里克为意大利国王时，据一位当代编史家称，虽然“没有等到帝国新任君主（阿那斯塔修斯）的指定”注276，狄奥多里克还是请求阿那斯塔修斯赐予他后来由奥多阿克还给芝诺的帝国权力的标志。经过长期的谈判，并数次向君士坦丁派遣使团的活动，阿那斯塔修斯承认了狄奥多里克是意大利的统治者，于是狄奥多里克的统治在意大利人民眼中合法化。注277然而，哥特人的阿利乌斯派信仰，成为哥特人和意大利居民之间建立进一步友好联系的障碍。111
至于法兰克王克洛维，阿那斯塔修斯送给他一张令状，授予他执政官头衔，克洛维感激涕零地接受了。注278当然，这仅仅是名誉执政官头衔，并不包括在这一地位所行使的责权。然而，这对于克洛维却是至关重要的。高卢地区的罗马人只认可东方的皇帝是最高权力的持有者，只有他才能将所有其他权力恩赐于人。阿那斯塔修斯授以克洛维执政官的证书，向高卢民众证实了克洛维统治的合法性，使克洛维具有了理论上仍是罗马帝国之一部分的行省总督身份。
拜占庭皇帝与日耳曼王国的这些关系清楚地表明，在5世纪晚期和6世纪早期，关于一个帝国的观念仍然很强。
阿那斯塔修斯的宗教政策、维塔利安叛乱和内政改革。——阿那斯塔修斯虽然向君士坦丁堡牧首保证不实施任何宗教上的变革。但是，他的宗教政策仍是有利于一性派的；不久以后，他又公开站在一性派方面。这一举动在埃及和叙利亚这些一性派广泛传播的地区受到热烈欢迎。但在首都，皇帝的一性派思想却引起了极大混乱。而且当阿那斯塔修斯仿效安条克教会的做法下令在歌颂“三圣”的祈祷文（神圣·神圣·神圣的我主上帝）中加上“为吾等牺牲”的颂词（即神圣的上帝，神圣的强有力的上帝，神圣的不朽的上帝，为吾等牺牲，受吾等尊崇）时，在君士坦丁堡发生了巨大的骚乱，几乎导致皇帝退位。
阿那斯塔修斯的宗教政策引起了维塔利安（Vitalian）在色雷斯的起义。维塔利安率领着一支由匈奴人、保加利亚人（也许还有斯拉夫人）组成的大军，在一支舰队的掩护下，向首都进发；他的目标是政治性的，即他希望废黜皇帝。但是他却对世人说，他的起兵是为了捍卫受压制的正统教会。经过长期而艰苦的战斗，起义最后被镇压。但这次起义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Th.I.乌斯宾斯基曾评论道：“维塔利安通过三次率领他的成分混杂的军队接近君士坦丁堡，又从政府那里攫取了巨量钱财的举动，向蛮族揭示了帝国的弱点和君士坦丁堡的富裕，并教给了他们有关水陆联合作战的战术。”注279 112
阿那斯塔修斯的内政尚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和相应的评价，但无疑是激进的，并且对帝国重要的经济和财政问题产生了很大影响。
阿那斯塔修斯的一项十分重要的财政改革就是取消了人们憎恶的“金银税”（chrysargyrorn），这是一种用金银完税的项目（拉丁文称之为lustralis collatio，或用其全称lustralis auri argentire collatio）注280，这种税远溯于4世纪早期，征税对象是帝国所有手工业和专门职业者，甚至于奴仆、乞丐和妓女。农民的工具和牲畜，如马、骡、驴和犬等可能也得交这种税。贫困阶层尤其因“金银税”的负担而叫苦不迭。原则上，该税应该每五年只征一次，而实际上，该税的征税日期却由当局随意决定，而且是突如其来的，而且这种税的频繁征收经常逼得百姓走投无路。注281尽管此税的征收使国库拥有巨额收入，阿那斯塔修斯仍决定取缔它，并公开焚烧了一切有关该税收的文件。民众欣然于这项税收的废除；一个6世纪的历史学家说：“人们需要修昔底德那样善于辞令的人和更为高雅的东西来描述人对皇帝的感激之情。”注282一则6世纪的叙利亚文资料描述了埃德萨人在迎接废除金银税的敕令到来时的欢悦：
整个城市沸腾了，城中老少民众皆身穿白袍，手持燃烧的长烛和满盛燃香的香炉，唱着赞美上帝和歌颂皇帝的圣歌和颂词，来到圣塞尔吉乌斯和圣西门教堂，在此进行感恩圣餐。然后，他们回到城市，举行了整整一星期的节日喜庆活动，并决定他们将年年庆祝这一节日。城里所有的工匠沉浸在喜悦之中，到大教堂的庭院和所有的城市门廊中举行露天宴会。
以“金银税”名义在埃德萨征集的黄金数是每四年140磅。注283这一税项的取消使教会特别满意，因为它包含了妓女的收入，这无疑是承认了这一社会弊病的合法性。注284 113
自然，“金银税”的废除使国库失去了一笔可观的岁入，但这一损失很快就因采用新税而得到补偿。此即“黄金税”（chrysoteleia），或“以黄金完税”，即以现金完税而不是实物税。这显然是阿那斯塔修斯用于维持军队开支的土地税。这对于贫困阶层来说仍是沉重的负担，因此，看起来，整个财政改革是一种更经常的税务摊派而不是真正地减免税收。注285也许，在阿那斯塔修斯时期最重要的财政改革，是在他所信赖的大政区长、叙利亚的马里努斯（Marinus）建议下所采取的、取消由城市共和体（库里亚）负责征集市政税的体制；阿那斯塔修斯指定一些称为vindices的税官来征收市政税。这些管理者可能由大政区长任命。尽管这项新的征税体制相当可观地增加了国库岁入，但在后来的统治时期还是发生了变化。在阿那斯塔修斯统治下，土地贫瘠状况变得比以往更为严重。额外的税收负担施于那些无力的纳税人和贫瘠土地。丰产地的所有者于是有责任向政府纳全税。这一附加税，希腊语称为epibole（ἐπιβολή），即“增加”、“附加”的意思。这是可回溯至托勒密朝埃及的十分古老的制度。这种制度在查士丁尼大帝统治时期以相当肯定的形式确立下来。注286阿那斯塔修斯也颁行敕令强调，任何一个在同一地方居住满三十年的自由租地农，都得成为“科洛尼”（colonas）注287，即附属于土地的人，但他不失去自己的自由人身份和拥有财产的权利。
阿那斯塔修斯一世时期还以大规模的货币改革著称。在498年，他开始发行大铜币弗里斯（follis）及它的小附币。新的币制很受欢迎，在较穷的市民中尤其如此。因为一直处于流通领域的铜币质地甚差，且没有标明币值。新的货币由君士坦丁堡、尼科米底和安条克的三个制币厂锻制，由阿那斯塔修斯管理。阿那斯塔修斯采用的大铜币直到大约7世纪后半期一直是帝国的标准流通货币。注288 114
在他的人性化改革中，阿那斯塔修斯颁布了禁止在竞技场举行人兽搏斗表演的敕令。
尽管阿那斯塔修斯时常恩准对一些行省和城市，特别是在帝国东部由于对波斯战争而遭破坏的行省城市减免税收，尽管他进行了包括长城、引水渠和亚历山大城的灯塔及其他一些建筑工程的兴建，但到他的统治末年，政府仍有相当雄厚的黄金贮备。据史学家普罗柯比估计（或许有些夸张），这笔财富有32万磅黄金，约相当于今6 500万到7 000万美元。注289阿那斯塔修斯时期的经济状况对于他的第二个继承者查士丁尼的大规模活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阿那斯塔修斯时代是查士丁尼时代辉煌的序幕。
小结
自阿卡第至阿那斯塔修斯时期（395—518年）的主要问题是民族和宗教问题，以及那些总是与宗教运动密切相关的政治事件。4世纪晚期，日耳曼人（更确切地说是哥特人）的强权，在首都变得越来越强，以至于威胁到整个国家。这一问题由于哥特人的阿利乌斯派信仰而更进一步复杂化，它所带来的威胁在5世纪初阿卡第统治时期减弱了，而到5世纪中期，当它极为无力地爆发时，被利奥一世完全扫除了。在5世纪末，出现了来自北方的东哥特人的新威胁，芝诺把这种威胁成功地引向意大利。于是帝国东半部的日耳曼人问题得到了有利于政府的处理。
5世纪后半期，帝国的东部也成功地解决了不那么尖锐和典型的民族问题，即伊苏里亚人的权势问题。保加利亚人和斯拉夫人在这一时期仅仅开始骚扰帝国的边界，还不可能预见这些北方人将注定在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中充当重要角色。阿那斯塔修斯时期仅仅可以被视为巴尔干半岛上的斯拉夫人时代的开始。115
这一时期的宗教问题分为两个阶段，至芝诺时期以前为“正教”时期，在芝诺和阿那斯塔修斯时期为一性派时期。芝诺对一性派的偏爱态度和阿那斯塔修斯对一性派的明显同情不仅从教义观点上，而且从政治观点上看都是很重要的。到5世纪末，帝国的西半部尽管在原则上还承认帝国的统一，但在事实上已脱离君士坦丁堡。在高卢、在西班牙、在北非，新的蛮族王国已经建立；意大利实际上是由蛮族首领统治，而且在5世纪末，东哥特王国在意大利已经建立。这种局面说明了东方各行省——埃及、巴勒斯坦及叙利亚——为什么对于罗马帝国的东半部注290变得特别重要。芝诺和阿那斯塔修斯的伟大功绩恰在于他们了解到帝国的重心已经转移，并且意识到东方各省的重要性，因而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寻找使东方各省与首都紧密联系的途径。鉴于这些东方行省，特别是埃及和叙利亚，普遍地尊崇一性派教义，因此对于帝国来说，唯一的途径是不惜一切代价与一性派妥协。芝诺颁布那道回避主要问题，着意混淆视听的《合一通谕》，即源于此。这是同一性派达成谅解的最初步骤之一。当这一企图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时，阿那斯塔修斯就决定采用明确的一性派政策。这两位皇帝与他们的前任诸帝相比，都是有政治远见的统治者。他们的一性派政策受到了首都、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的多数行省、海上诸岛和巴勒斯坦一些地区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正教运动的对抗。正教也受到罗马教宗的支持，由于《合一通谕》的颁布，罗马教宗与君士坦丁堡断绝了一切关系。政治和宗教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是阿那斯塔修斯统治时期国内宗教骚乱的根源。他未能在生前使帝国实现预期的和平与统一。他的继承者则把帝国引向另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而且，东方诸行省的分离在这一时期之后期已初露端倪。
总之，这一时期充斥了被完全不同的目标和愿望激励着的各个不同民族的相互斗争：日耳曼人和伊苏里亚人企望获得政治上的优势，而埃及的柯普特人和叙利亚人则关心他们宗教教义的胜利。116
文学、学术、教育和艺术
从4世纪到6世纪初，文学、学术和教育的发展与基督教和古代异教世界及其伟大文化之间建立密切联系相关。3世纪和4世纪的基督教护教者针对一个基督徒是否允许使用异教资料的争论，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一方面，一些护教者在希腊文化中找到了有价值的东西，认为它与基督教是一致的；另一些人则否认异教古典文化对于基督徒有任何意义，并摒弃它。而在热烈的宗教和哲学争论的中心亚历山大，占优势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在那里，关于古典异教文化与基督教的相容性的讨论似乎要把这两种看来互不相容的因素融合到一起。例如，2世纪晚期的作者亚历山大的克雷芒（Clement of Alexandria）就说过：“哲学，作为一个向导，准备了那些被基督称为完美的东西。”注291然而，在基督教时代前三个世纪内的争论，并没有解决异教文化和基督教的关系。
但是，世界在发展，异教的社会逐渐皈依了基督教，4世纪，基督教受到了特别强大的推动。这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的保护，另一方面，则是大量的被称为“异端”的人。他们唤醒了知识界的争论，掀起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问题。与此同时，基督教逐渐吸收了许多异教文化的因素，因此，如克伦巴赫所说：“基督教的论题不知不觉地披上了异教的外衣。”注292由于教义和诗歌领域内的伟大作家的作品，4世纪和5世纪的基督教文学更加丰富了，与此同时，异教思想的代表人物继续发展着异教的传统。
在罗马帝国的广阔疆域内，即在7世纪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征服之前保持着的帝国疆界内，四五世纪的基督教东方地区有几个风格各异的著名学术中心，其有代表性的学者的巨大影响远远越出其本土城市和行省的界限之外。在小亚细亚的卡帕多细亚，4世纪有三位著名的“卡帕多细亚人”：大瓦西里（Basil the Great），他的朋友、神学家格列高利及瓦西里的兄弟、尼斯的格列高利（Goregory of Nyssa）。叙利亚的重要文化中心是沿海的安条克城和贝鲁特城；贝鲁特城因其在法学领域的研究而特别驰名，其光辉时期大约自公元200年起至551年。注293在巴勒斯坦，当时的耶路撒冷尚未从提图斯统治时期的破坏中完全恢复。注294因此，它在4—5世纪的文化生活中没有充当重要角色。但是，恺撒里亚和4世纪末以前的巴勒斯坦南部城市加沙与其著名的修辞学家和诗人学派的繁荣，为这一时期贡献了文学和思想的宝库。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埃及的城市亚历山大，它始终是在整个亚洲东方注295有着广泛而深刻影响的文化中心。注定要在查士丁尼时代有着辉煌前途的新城君士坦丁堡，此时则仅仅开始出现文学活动的痕迹。在君士坦丁堡，官方对拉丁语（在某种意义上是脱离了社会实际生活的语言）的保护特别明显。这一时期对于整个文化和文学运动具有某种重要性的是东方帝国位于其西部的另两个中心：萨洛尼卡和雅典，而雅典和它的异教学园，后来因其胜利的竞争者君士坦丁堡高等学府的兴起而失去了光辉。117
通过拜占庭帝国东部和西部各行省文化发展的比较，可揭示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欧洲的希腊，虽有其古老的人民，但其精神活动和创造性与亚洲及非洲各省的发展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尽管事实上这些行省的大部分，如克伦巴赫所说，只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后才被“发现”和殖民化。克伦巴赫还凭借“我们多数人喜爱的现代数字表达方式”断言，拜占庭的欧洲诸省在这一时期的文化活动中只占全部文化创作活动的十分之一。注296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大多数作者来自亚洲和非洲，而在这些地方，自君士坦丁堡奠基以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希腊人。教父文学在4世纪和5世纪早期进入其发展的光辉时代。
卡帕多细亚的大瓦西里和纳齐昂的格列高利在雅典和亚历山大最好的修辞学校中接受过令人羡慕的教育。但遗憾的是，关于瓦西里的兄弟、三人之中最伟大的思想家、尼斯的格列高利的早期受教育情况已没有确切的资料存在。他们都精通古典文学，并代表了所谓的“新亚历山大运动”。这一运动虽然使用着哲学思想的成果，在研究宗教教义时坚持理性的立场，并拒绝采纳所谓的“亚历山大”学派的极端的神秘主义-寓言性的运动，但他们一直没有放弃教会的传统。这3位作者除了留下那些丰富的神学著作（他们顽强地反对阿利乌斯派，捍卫正教教义）外，还留下了大量演说稿和书信。这些演说稿和书信是这一时期最丰富的文化资料之一部分，但人们还没有从历史的观点对它们加以透彻的研究。纳齐昂的格列高利也留下了一些诗，它们主要涉及神学方面、教义方面和喻世方面，但也有某种历史意义。他的长诗《关于他自己的生活》（About His Own Life）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可在整个文学领域占有很高的地位。凭借他们的才华，这三位作者成为其城市的唯一代表。“当这三位著名的天才人物逝去时，卡帕多细亚黯然无光了，正是这三个人使它名扬四海。”注297 118
叙利亚的文化中心安条克产生了与亚历山大学派相对立的运动。这一运动坚持《圣经》文字上的原意，而不加以任何人为的诠释。这一运动是诸如利巴尼奥斯的学生、安条克的宠儿约翰·赫里索斯顿（“金口约翰”）这样一批活动家领导的。约翰受过完整的古典教育，兼备非凡的文法和修辞能力，他的大量著作构成了世界伟大文学宝库中的一部分。后代人为他的天才的魅力和高尚情操所倾倒，后来，历代的文学运动都借鉴他的著作中的思想、想象和表达方式，以作为取之不尽的源泉。他的名气如此之大，以至于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把许多匿名作者的作品归于他名下。但是，确实属于他的那些著作、布道词和演说词以及200余封书信，主要是在他流放期间写成的，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帝国内部生活的特别宝贵的资料。注298后人对他的态度以14世纪的拜占庭作者尼斯福鲁斯·卡利斯图斯（Nicephorus Callistus）最为典型，他写道：“我曾读过他写的上千首布道词，它们流溢出无以言表的馨香。从青年时代起，我就热爱他，倾听他的声音就如那声音来自于上帝。而且，我所知，我所为，都是属于他的。”注299
巴勒斯坦城市恺撒里亚，产生了“基督教会史之父”尤西比乌斯，他生活于3世纪后半期到4世纪早期，大约于340年去世。前文曾提到他是记载了君士坦丁大帝生平的主要作者。尤西比乌斯生活于两个重大历史时期的过渡期：一方面，他目睹了戴克里先及其继承者对基督徒的严酷迫害，并由于他的基督教信仰而身受其害；另一方面，自迦勒里乌斯的敕令之后，他经历了基督教在君士坦丁统治下逐渐胜利的时期，并参与了阿利乌斯派争端，有时还倾向于阿利乌斯派。后来，他成为君士坦丁皇帝最忠实、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尤西比乌斯写了许多神学和历史著作。在《福音之准备》（Εὐαγγελικὴ προπαρασκενή，Praeparatio evangelica）这部巨著中，他针对异教徒对基督教的宗教攻击进行反驳，为基督徒辩护。在《福音之实证》（Εὺαγγελικὴ ἀπόδειξις，Demonstration evangelica）一书中，他论述了《摩西法典》仅具有世俗方面的意义，《旧约》中之预言已由耶稣实现了。他在《圣经》评注方面的著作及其他一些著作都在同时代的神学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些著作也含有一些后来散佚的古代作品之摘要。119
对于本章涉及的内容，尤西比乌斯的历史著作更为重要。《编年史》（Chronicle）一书显然写于戴克里先的迫害以前，其中有对迦勒底人、亚述人、希伯来人、埃及人、希腊人和罗马人之历史的简要叙述，其主要部分列出了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发生的年表。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此书只存留了一部亚美尼亚文译本和圣哲罗姆著作中的拉丁文节录，其原本的形式和内容的准确结构没有能保留至今。而且现存的两个译本均不是译自希腊文原本，而是译自尤西比乌斯逝后不久出现的《编年史》的节本。
尤西比乌斯的杰出的历史著作是《基督教会史》，共计10卷，包括了自基督时代至君士坦丁战胜利基尼乌斯时期。根据他自己的说明，他写此书的目的不是叙述战争和纪念将军们的胜利，而是要“以不朽的文字记载为了灵魂的和平而进行的最平和的战争，并弘扬那些为真理而不是为国家、为敬神而不是为最亲爱的朋友而从事勇敢业绩的人”注300。在尤西比乌斯笔下，教会的历史成为殉道者和屠杀者的历史，并伴有许多恐怖和罪孽。由于该书的丰富文献基础，这部历史可以被确认为基督教时代前3个世纪中最重要的资料。此外，尤西比乌斯的重要性也在于他是第一个写出一部基督教会史、并从所有可能的方面论述了这一论题的人。他的这部成名作品《基督教会史》成为后来许多教会历史学家写作的依据，并时常被仿而效之。早在4世纪初，鲁菲努斯（Rufinus）的拉丁文译本就使它传遍西方。注301 120
《君士坦丁传》是尤西比乌斯晚年的作品（如果此书确为他所写的话），该书曾在学术界引起各种不同的解释和评价。人们并不把此书列入历史著作类，而是将它列入颂词之类。书中的君士坦丁被视为神命皇帝，有先见之明，是注定要引导人民走向自由的新摩西。按照尤西比乌斯的解释，君士坦丁的三个儿子就象征着圣三位一体，而君士坦丁本人就是基督徒的真正保护人，这些基督徒实现了他们过去梦寐以求的最高理想。为了保持其著作内容的一致性，尤西比乌斯没有触及这一时代的阴暗面，没有提示他那个时代的邪恶现象，只是一味地歌颂和炫耀他的英雄。然而，只要恰当地使用这一作品，人们还是可以相当透彻地了解君士坦丁时期。而且，此书的写作特别采用了官方文件，这些文件很可能是在该书初稿问世以后插入的。注302尽管尤西比乌斯不具备非凡的文学才能，但他还是应该被视为中世纪早期最伟大的基督教学者，一个极大地影响了中世纪基督教文学的作者。
许多历史学家承续了尤西比乌斯开创的事业：君士坦丁堡的索克拉底斯（Socrates）将其《基督教会史》续写至439年；出生于巴勒斯坦城市加沙附近的索佐门是另一部《基督教会史》的作者，该书下限也到439年；基鲁斯主教狄奥多莱（Theodoret of Cyrus），一个安条克人，写了一部同样性质的历史，包括自尼西亚会议至428年期间的事件；最后，阿利乌斯派的菲洛斯托尔吉乌斯（Philostorogius）从其阿利乌斯派观点出发，记载了425年以前的历史。
这一时期的埃及有着最为活跃并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尤其在其发达的文化中心亚历山大城。
4世纪末期和5世纪早期文学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是昔兰尼加的希奈修斯（Synesius）。他是一个相当古老的异教家族的后代，在亚历山大受过教育，后来受到了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神秘主义影响，由柏拉图主义者转变为基督徒，他娶了一位基督徒女子，晚年成为托勒密的主教。尽管如此，希奈修斯可能总被人们认为是一个异教徒而不像基督徒。他赴君士坦丁堡的使命及他的“论王权”演说，表明他对政治的关心。他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但他在156封书信中留下了特别重要的历史资料，这些信件也反映了他在哲学和修辞学方面的出色才能，成为拜占庭中世纪的一种典型风格。他那些以古典诗歌的风格和韵律写成的颂词看来是哲学和基督教观点的独特的混合体。这位主教-哲学家觉得对于他来说如此宝贵的古典文化已逐渐走向末日。注303 121
在同阿利乌斯派的尖锐而长期的斗争中，出现了一位杰出的人物，即坚定的尼西亚派信徒亚历山大主教亚大纳西，他留下了大量著作，专门论述4世纪的神学争端。他还写了一部《圣安东尼传》，此人为东方修道主义的创建者之一，在书中，他描绘了禁欲生活的典型画面。埃及修道主义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海伦那城的帕拉第乌斯（Palladius of Helenopolis），也是5世纪的人。他生于小亚细亚，但由于他在埃及修道院世界中旅居大约十年而十分熟悉埃及修道院生活。在亚历山大的亚大纳西影响下，帕拉第乌斯再一次展示了修道生活的理想，并在其历史著作中采用了传说中的资料。亚历山大主教、聂斯脱利派的无情敌人西里尔也生活于这一时期。他在颠沛流离而又勤奋的一生中，写了大量的书信及训诫词。这些训诫词是后来的希腊主教们时常铭记于心的。他也留下了许多教义争论和《圣经》注释方面的论文，它们是5世纪基督教会史的主要资料之一。他自己承认，他在修辞学方面所受的教育很不够，因此他不能以自己文风的古雅纯正而自豪。
这一时期另一位特别重要的人物是女性哲学家伊帕蒂娅（Hypatia），她在5世纪早期被亚历山大城狂热的基督教暴民杀害。她是一个美貌绝伦、才华出众的女子，从她的父亲——著名的亚历山大数学家——那里，她熟悉了数学和古典哲学。作为一位教师，她的杰出表现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在她的学生中，有昔兰尼加的希奈修斯这样伟大的文学家，希奈修斯曾在他的许多书信中提到伊帕蒂娅的名字。还有一则史料，讲述了她是怎样“身穿长袍，时常在城内巡行，向那些热情的听众解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其他哲学家的思想”注304。122
希腊文学在埃及一直繁荣到451年，即卡尔西顿会议摒弃一性派教义之时。由于该派教义属于埃及的正式宗教，因此，卡尔西顿会议之后，埃及教会取缔了希腊语，代之以柯普特语。此后发展起来的柯普特文学甚至比希腊文学更为重要，因为那些已失传的希腊语原版著作目前仅以其柯普特语的翻译本流传至今。
这一时期的宗教颂词文学十分发达。颂词作者们逐渐放弃了他们原来模仿古典诗韵的做法，发展了自己的格律形式。这些格律十分原始并一度被认为仅仅是散文，在相当近的时期，这些格律甚至还受到不公正的非议。它们是以各种形式的藏头韵和尾韵为标志的。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对4—5世纪的宗教颂歌所知甚少，因而对于它们逐渐发展的历史也很模糊不清。然而，它们显然是充满活力的。当神学家格列高利在他的多数诗歌颂词中仿效古韵律时，颂歌作者罗曼努斯（Romanus，他的作品出现在6世纪早期阿那斯塔修斯一世时期）却使用了新的格律，并使用了藏头韵和尾韵。
学者们长期以来曾就罗曼努斯是生活于6世纪还是8世纪争论不休。他的简略“生平”则提到，他是在皇帝阿那斯塔修斯统治时期到达君士坦丁堡的，但长期以来无法判断这位阿那斯塔修斯是阿那斯塔修斯一世（491—518年在位）还是阿那斯塔修斯二世（713—716年在位）。然而，学术界通过对罗曼努斯作品的长期研究，确定他指的是前者。注305颂歌作者罗曼努斯有时候被称为拜占庭时期最伟大的诗人,是“韵律的品达”注306“最伟大的宗教天才”“现代希腊的但丁”。注307他写了大量华丽的赞美诗，其中就有著名的基督教赞美诗“圣母今日带来了超验的实体”（Supersubstantial）。注308罗曼努斯生于叙利亚，他写作的盛期极有可能是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因为，据他的《生平》一书中说，当他在阿那斯塔修斯统治时期从叙利亚来到君士坦丁堡时，他仅是个年轻的助祭，在君士坦丁堡，他奇迹般地从上天获得了写作赞美诗的才能。6世纪出现的罗曼努斯的精美作品似乎表现出，5世纪的宗教诗歌已达到发展的较高阶段；遗憾的是，可证实这一点的资料尚不充分。但是，若没有教会诗歌在早些时候的发展为基础，像罗曼努斯这样一位非凡的诗人在6世纪出现，的确是难以想象的；同样遗憾的是，由于罗曼努斯的多数赞美诗仍未出版，注309也难以对他进行恰当的评价。123
以拉丁文写作的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是4世纪早期的北非基督教作家。由于他是《基督教迫害者之覆灭》（De mortibus persecturum）一书的作者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此书记录了所谓《米兰敕令》注310发布之前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时代的历史。
这一时期有许多著名的基督教文化作者，但异教文学也并不落后。在异教文学的代表人物中，有许多重要的天才人物，其中之一就是帕夫拉戈尼亚的迪米斯提乌斯（Themistius of Paphlagonia），他是4世纪后半期的人。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学校做过哲学教育的指导，宫廷发言人，也是一位受到基督徒和异教徒同等尊敬的元老。他写了一部大型的《亚里士多德著作节选集》，他试图在此书中解析这位希腊哲学家的复杂思想。他也写了大约40篇演说词，这些演说词提供了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和他的私生活的丰富资料。4世纪异教教师中最伟大的是安条克的利巴尼奥斯，他对其同代人的影响超过了当时任何人。在他的学生中，有约翰·赫里索斯顿、瓦西里和纳西昂的格列高利，年轻的朱利安皇帝在其即位之前曾以极大的热情修过他的课程。利巴尼奥斯的65篇公开演讲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们提供了当时帝国内部生活的丰富资料。他的信件集也相当重要，这些信件内容之丰富、气质之非凡，堪与昔兰尼加的希奈修斯的信件相媲美。124
朱利安皇帝是4世纪文化生活中一个相当出色的人物，尽管他的生命很短暂，但他明显表现出了在文学各个领域的才能。他的演说，如他“致太阳神”的申诉，反映了他对哲学和宗教的朦胧思考；他的书信；他的“斥基督徒”（目前仅保留了其片断）；他的讽刺作品《大胡子皇帝的仇视者》（Misopogon）注311是针对安条克人写的，作为传记资料非常重要。所有这些都说明，朱利安是一个天才的作家、历史学家、思想家、讽刺作家和伦理学家。他的作品所反映的现实生活之深度是必须加以强调的。然而，这位年轻皇帝的英年早逝，使他的非凡天赋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机会。
4—5世纪的异教文学在纯历史领域也有许多代表者。其中最为重要的是4世纪用拉丁文写了著名的罗马诸帝传记集的作者，其书名为《奥古斯都列传》（Scri 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对于该书作者身份的认定，以及对于此书的历史价值的认定曾引起了各种争论，并产生了许多文学作品。注312但是，在1923年，一位英国作者写道：“写作《奥古斯都列传》所投入的时间和工作……是巨大的，而论其对历史研究进程的实际作用，却是毫无意义的。”注313N.贝恩斯最近做了一个十分有意思的努力，企图证实这部《奥古斯都列传》的写作是朱利安皇帝的授意，其目的很明显，即宣传朱利安，宣传他的全部统治和宗教政策。注314这一观点并没有被学者们所接受。注315
色雷斯的普利斯库斯（Priscus）是5世纪的历史学家，也是帝国赴匈奴使团的成员，是另一个有杰出贡献的人。他的《拜占庭史》（现只存有残卷）及他关于匈奴人生活习俗的记载都相当有趣且颇有价值。事实上，普利斯库斯的作品也是6世纪的拉丁文历史学家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和约达尼斯记载阿提拉和匈奴人历史所依据的主要资料。生活于5世纪和6世纪早期的佐西姆斯写了《新历史》（The New History），记载了410年阿拉里克包围罗马之前的历史。作为一个热忱的旧教教徒，他解释道，罗马帝国的衰落是因为诸神被罗马人摒弃而愤怒，他还特别谴责了君士坦丁大帝。他对朱利安的评价非常之高，据一位近代作者讲：“佐西姆斯不仅是罗马衰落时期的历史学家，而且是他所捍卫和赞美的共和国的理论家；他是5世纪唯一的‘共和派’。”注316 125
阿米亚努斯·马尔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是出生于安条克的叙利亚人，于4世纪末写了他的《罗马史》（Res Gestae），这是一部用拉丁文写就的罗马帝国史。他意欲将此书写成塔西佗《历史》的续编。该书记载了自涅尔瓦（Nerva）即位到瓦伦斯去世时期（96—378年）的历史。该书只有最后18卷保留下来，涵盖353—378年的历史，作者由他随同朱利安远征波斯的艰苦的军事生活之体验中受益匪浅，留下了关于当时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尽管他直到去世前都不是基督教徒，但他对基督教表现出了极大的容忍力。他的历史作品是研究朱利安和瓦伦斯时期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哥特人和早期匈奴人历史的重要资料。他的文学天赋受到近代学者的高度评价。施泰因称他是塔西佗和但丁之间最伟大的文学天才，注317贝恩斯称他是罗马最后一位伟大历史学家。注318
雅典这座衰落中的古典思想的城市，是5世纪新柏拉图主义的杰出代表、君士坦丁堡的普罗克洛斯（Proclus）的家乡，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在雅典教书和写作。此地也是狄奥多西二世的皇后欧多西娅·雅典娜的出生地，欧多西娅也颇有文学天赋，并写过几部作品。
这一时期的西欧文化，是以圣奥古斯丁的重要著作为其杰出代表的，还有其他一些天才的诗歌和散文作家的作品，在此处暂且不予讨论。
首都迁至君士坦丁堡后，在4—5世纪，拉丁文仍然是官方语言。在狄奥多西法典中收入的所有皇帝敕谕及后来5世纪和6世纪早期公布的敕令都使用拉丁语。但在狄奥多西二世时期，君士坦丁堡高等学校的全部课程中，拉丁语的优势地位则处于衰落之中，人们显然更乐于使用希腊语，首先因为，这是在帝国东部广泛使用的口语。在雅典的异教学校中，希腊传统也占统治地位。126
4—6世纪是各种因素逐渐融合发展出一种被称作拜占庭的或东方基督教的新艺术的时期。随着历史科学更深入地探究了这一艺术的根源，可以看出东方艺术及其传统在拜占庭艺术发展中的优势地位越来越明显了。到了19世纪末，德国学者提出了“罗马帝国的艺术”的理论，认为，罗马帝国的艺术在帝国的前两个世纪中于西方发展，取代了处于衰落中的东方希腊化文化的地位，因此，它为4—5世纪的基督教艺术奠定了基础。目前，这一理论已被摒弃。自从1900年，D.V．阿伊那洛夫（Aïnalov）的著名作品《拜占庭艺术的希腊化源泉》（Hellenistic Origin of Byzantine Art）问世，及1901年奥地利学者J．斯特拉齐格夫斯基（Strzygowski）的杰出著作《东方还是罗马》（Orient or Rome）一书出版之后，拜占庭艺术的起源问题已经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出现；人们认为在东方基督教艺术发展中的主要角色当然是归于东方，问题在于须确定如何理解“东方”一词及东方的影响。不倦的学者斯特拉齐格夫斯基在其大量的同类作品中强调了古代东方对拜占庭艺术的巨大影响。起初，他在君士坦丁堡寻找这一影响的中心；后来他转向埃及、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竟至远及东方和北方，越过两河地区，进入伊朗高原和阿尔泰-伊朗的群山之中及亚美尼亚，寻找这些主要影响的根源。他认为：“希腊是属于古典艺术的，而伊朗是属于新的基督教世界。”注319他也援引印度和中国的新疆地区对此问题做进一步的说明。现代历史科学虽然承认他在探索拜占庭艺术起源问题上的伟大贡献，但对于他最现代的假说仍持很大的保留意见。注320
4世纪是拜占庭艺术史上最重要的时期。在罗马帝国境内，基督教信仰的新地位，即先是被承认为合法宗教，后来成为国家宗教，促进了基督教的迅速发展。基督教的、希腊化的和东方的三种因素在4世纪汇合，从中产生了所谓的东方基督教艺术。
由于君士坦丁堡被定为帝国的政治中心，它也逐渐成了文化和艺术的中心。但这并不是立即发生的。“君士坦丁堡并不曾存在过现成的文化来抵制或控制外来力量的影响；她首先要平衡和同化新的影响，而这是至少要有一百年时间才会完成的使命。”注321
叙利亚、安条克、埃及（以亚历山大为首）及小亚细亚的艺术生活显示出更多的古典传统的痕迹，在东方基督教艺术的形成中，产生了极为强大有益的影响。叙利亚的建筑艺术在4—6世纪一直繁荣。耶路撒冷、伯利恒及拿撒勒的庄严华丽的教堂，早在君士坦丁大帝时期就建立起来了。安条克和叙利亚的教堂尤为壮丽辉煌。“安条克，作为一种灿烂文化的中心，自然在叙利亚的基督教艺术中居于主导地位。”注322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关于安条克艺术的资料甚为欠缺，只是在近期，人们对这一艺术之美及其重要意义才有了较深的了解。注323M．德沃格（M.de Vogue）于1860年和1861年挖掘了位于叙利亚中部的那些“死城”的遗址，为人们揭示了4—6世纪基督教建筑样式的概念。5世纪末期一座最典型的建筑物是坐落于安条克和阿勒颇之间的著名的圣西门·斯蒂利特（Kalat Seman）注324修道院，它那庄严的遗址至今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注325约旦河东侧姆沙塔的著名石柱中楣，现存于柏林弗里德里希皇家博物馆，显然也是4、5或6世纪的作品。注3265世纪初期的代表性建筑是埃及的一处华美教堂，它是阿卡第皇帝在一个著名的埃及圣徒梅纳斯（Menas）墓上所建。只是近期C．M．考夫曼（C．M．Kaufmann）才挖掘和考察了它的遗址。注327在镶嵌画、画像及丝织画（早期基督教时代的丝织画像）及相应领域，同样存在一些拜占庭早期的重要作品。
5世纪修建的君士坦丁堡的城墙至今仍存。金门（Porta Aurea）是皇帝正式进入君士坦丁堡的城门，建于4世纪末或5世纪初；它以建筑的壮丽而驰名于世，至今尚存。
君士坦丁时期修建的教堂有君士坦丁堡的圣伊琳娜教堂和使徒教堂。圣索菲亚教堂可能是君士坦丁时期奠基而落成于其子康斯坦提乌斯时期。这些教堂于6世纪为查士丁尼所重建。5世纪建于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另一座教堂斯图迪恩的圣约翰教堂，如今是米尔-阿克尔清真寺。
早期拜占庭艺术的遗产也在帝国西部地区被保存下来。其中有萨洛尼卡的一些教堂，戴克里先在达尔马提亚的斯帕拉托的行宫（4世纪早期）；罗马的圣玛利亚古教堂中的一些绘画（显然是5世纪末以来的作品）；注328拉文纳的加拉·普拉奇迪陵和正教洗礼堂（5世纪）；还有北非的一些遗址。
4、5世纪的艺术史，应视为查士丁尼大帝时代的准备阶段，在查士丁尼时代，“君士坦丁堡的自我意识已充分觉醒，并赋予自身发展的动力”，这一时期已被公正地誉为拜占庭艺术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注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