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学者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是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学紧密相连的。而拜占庭文献在意大利几乎无人知晓，人们也似乎没有发现有乐于了解它的明显迹象。这种忽视中世纪希腊文学的态度，由于人们为寻找希腊文手稿对东方的频繁访问，以及对希腊语言的全面研究而逐渐地发生了变化。但是，在14、15世纪，对于拜占庭文献的兴趣还仅仅是偶然的，比起对古典世界的兴趣来，则相形见绌了。
然而，到了16世纪，对拜占庭的历史和文献的兴趣，有了较显著的改变。在这个世纪里，拜占庭作家的许多著作（尽管重要性不尽相同，也未经精心选择）在欧洲的各个地区出版了：在德意志由希罗尼姆斯·沃尔夫（Hieronymus Wolf）、在荷兰由慕尔西乌斯（Meursius）、在意大利是由两名希腊人——阿莱曼努斯（Alemannus）和阿拉提乌斯（Allatius）出版的。
法兰西的贡献
对拜占庭时期的真正科学的研究是17世纪于法兰西开始的。在路易十四的光辉时期（这一时期法兰西文学成了全欧洲的典范），拜占庭学识在法兰西得到了高度重视，国王、大臣、主教和民间的个人，竞相建立图书馆和收集原稿，学者们得到各种优待，受到重视。
17世纪早期，路易十三就将教会助祭阿迦佩图斯（Deacon Agapetus）给查士丁尼的教言由希腊原文译成法文。红衣主教马扎林（Mazarin）是一个书籍爱好者和孜孜不倦的史料原稿的收集者，他建立了一个收藏了许多希腊著作的丰富的图书馆。他死后，这一收藏转归巴黎的王室图书馆（今天的国家图书馆），该图书馆是16世纪由弗兰西斯一世建立的；路易十四的著名大臣科尔贝（Colbert）也是王室图书馆的馆长，他不仅持续为图书馆增添文学宝藏，而且去国外收集手稿。18世纪，法兰西国王将科尔贝个人的丰富藏品收在王室图书馆中，其中有大量希腊文原稿。红衣主教黎塞留为了以令人满意的式样出版著名作者的著作而在巴黎创建了王室印刷所（卢弗尔印刷所）。这个印刷所使用的所谓的“王室希腊文”字体，以美观著称。1648年，在路易十四和科尔贝庇护下的这家王室印刷所，出版了第一部拜占庭历史学家著作集。到1711年，已出版了这一套选集的对开本共34卷。这一编辑工作在当时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哪一版本能完全替代它。当第一卷在法兰西出版时，法国的编辑兼学者莱比（Labbé，Labbaeus）对所有的拜占庭史爱好者发出了倡议，他强调了拜占庭这个东方希腊帝国历史的重要性，指出，它的“历史事件之多是这样令人惊讶，它的多样性是这样有吸引力，持续时间之长是这样值得关注”。他要求欧洲学者们搜寻并发表湮没在图书馆尘埃中的历史文献，并承诺，这些人将得到“比金石更不朽的声望”，注5以此来鼓舞所有的合作者。4
杜康之。——著名的杜康之（Du Cange，1610—1688年）是法国17世纪第一流的学者，他的为数众多的各类著作，至今还保持着活力和重要意义。杜康之是历史学家、语言学家、考古学家、古钱学家和艺术编辑，是这些领域的精通者，是永不疲倦的、严格的学者。他于1610年生于法国的亚眠，后来被父亲送到耶稣会士学院。在奥尔良和巴黎做了若干年律师之后，他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城市，结了婚，成了10个孩子的父亲。1668年，由于黑死病蔓延，他离开亚眠，定居巴黎，直至1688年10月23日去世。令人惊奇的是，他在45岁之前没有发表过任何东西，在亚眠以外几乎无人知道他的名字。但在其一生的后33年，他却完成了自己的巨著。他的学术著作之多，若非他亲手写的原稿仍然保留至今，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他的传记作者写道：“18世纪的这位学者是在一条前所未有的全神贯注的道路上撰述的：‘他结婚50年，又是多子女家庭的父亲。为何竟能如此读书、如此思考、如此著述呢？’”注6杜康之在拜占庭史方面的杰作是《法兰克诸王统治下的君士坦丁堡》（Histoire de l’empire de Constantinople sous les empereurs français），该书在杜康之去世前经过修订，但该修订版直到19世纪才出版；《拜占庭家族》（De families byzantinis），包括了丰富的家谱资料；以及《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olis Christiana），含有至1453年为止的详细而精确的君士坦丁堡方志资料。后两部著作，后在同一部书《拜占庭历史的注解与补证》（Historia Byzantina duplici commentario illustrata）中出版。在杜康之去世前三个月，他发表了两卷本（对开本）《中世纪希腊文词典》（Glossarium ad scriptores mediae et infimae graecitatis），按照俄罗斯拜占庭学者V.G.瓦西列夫斯基（V.G.Vasilievsky）所说：“这部著作是无可比拟的巨著，编辑这样一部书说不定需要动用一群专业学者。”注7直到今天，这部词典仍然是所有从事拜占庭史及一般中世纪研究的学者们必不可少的资料。除了这些创造性的著作之外，杜康之还发表了许多著名拜占庭历史学家著作的标准版本。这些版本因为有了地道的专业注释而特别重要。杜康之的另一部巨著《中世纪拉丁文词典》（Glossarium ad scriptores mediae et infimae latinitatis）对于拜占庭学研究者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杜康之健康状况一直良好，但1688年6月突然病倒，同年10月去世，终年79岁。临终之际，家属及朋友都在身边。他被葬在圣热万教堂。他的墓穴已无踪迹,但现在巴黎的一条狭窄而偏僻的街道仍叫“杜康之街”注8。5
其他法国著作家。——杜康之不是法国拜占庭研究领域的唯一著作家。就在同一时代，马比荣（Mabillon，1632—1707年）写下了他不朽的著作《古文书学》（De re diplomatica），创立了全新的资料文献及敕书的学问。18世纪早期，蒙弗孔（Montfauson，1655—1741年）所写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希腊古文书学》（Greek Paleography）问世，至今仍然不失其价值。这一时期也出版了在巴黎居住和写作的拉古萨的本笃派修士班都里（Banduri, 1670—1743）的多卷本著作。他于1711年发表了《东方帝国》（Imperium Orientale）一书，其中包含拜占庭时期的历史地理学、历史地志学和考古学方面的丰富资料。几乎与此著作同时，是多明我派修士勒坤（Le Quien，1661—1733年）所进行的深入研究，他的《基督教东方》（Orient christianus）一书，是特别着重于研究基督教东派教会的丰富的历史资料集。注9因而，直到18世纪中叶，法国毋庸置疑地成了研究拜占庭的领导中心，这一时期的许多法文著作一直颇有价值。6
18世纪和拿破仑一世的时代
18世纪，法国的情况有了变化。“理性时代”的特征，表现为对过去的否定，对宗教的怀疑，对教权与君主专制的激烈批评。这时再也找不到对拜占庭帝国感兴趣的事物了。中世纪的历史，被人们想象为“野蛮的、不文明”时期的历史，是黑暗和愚昧的根源。18世纪一些最先进的思想家没有对这一时期进行任何研究，就对中世纪希腊史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伏尔泰批评了罗马历史上的帝政时代后，进一步指出：“这里有另一部历史，比塔西佗时代以来的罗马历史更为荒谬；这就是拜占庭的历史。这是一部毫无价值的集合，除了雄辩术和神迹奇事外，它一无所有。它是人类智慧的一大耻辱。”注10严肃的历史学家孟德斯鸠写道，从7世纪早期“开始的希腊帝国的历史，只有一系列的造反、暴动、背叛，余者一无所有”注11。英国历史学家吉本的著作，也受到18世纪思潮的极大影响。这种对拜占庭历史否定和贬抑的态度在18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中经法国大革命时期，一直延续到19世纪早期。例如，著名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年），在他的《历史哲学讲义》中写道：“拜占庭帝国在内部被各种欲望弄得昏天黑地，在外部则受到野蛮人的压迫，而对这些野蛮人，皇帝只能进行软弱无力的抵抗。这片领土总是处于不安全的情况下。整个帝国呈现出一幅愚蠢的令人作呕的面貌；可耻的，甚至疯狂的贪欲压抑着一切高尚的思想，皇帝因将军们的策划或廷臣们的阴谋而被废黜；皇帝被他们自己的妻子或儿子暗杀、毒害；女人们沉溺于贪欲及各种可憎的行为。这就是历史给我们描述的一幅情景；直到大约15世纪中叶（1453年），这个东方帝国的腐朽大厦才终于被强大的土耳其人大军摧毁。”注12政治家们把拜占庭作为一个无能的样板来引证。例如，拿破仑一世在“百日王朝”时，于1815年6月对议会的讲话中说道：“帮助我挽救我们的国家吧，……我们不要仿效拜占庭帝国的模式，它受各处的野蛮人所压迫，成了后代的笑柄，因为在攻城槌击破城门时，它却沉湎于无谓的内争。”注13 7
到19世纪中叶，这种对中世纪学的态度在学术界才发生了变化。在革命时期的风暴和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人对中世纪有了不同程度的重视，恢复了研究这一“野蛮的、不文明”时期的兴趣。拜占庭历史又一次成为热心学者们研究的对象。
孟德斯鸠。——18世纪前半期“理性时代”著名的代表人物孟德斯鸠（Montersquieu,1689—1755年），写了他的《罗马盛衰原因论》，于1743年出版。这部作品的第一部分，简洁、风趣和生动地叙述了始自罗马建城时期的罗马帝国的发展，最后四章专门叙述拜占庭时期，到1453年土耳其占领君士坦丁堡为止。这部作品，当然是在18世纪思想的影响下写的，显而易见，孟德斯鸠坚持了对这一时期历史的正确认识；他认为拜占庭历史是罗马历史的延续。正如他所说，他只是从6世纪后半期开始，方称罗马帝国为“希腊帝国”。他对这个帝国的历史，抱着很苛刻的态度。他坚持认为，拜占庭帝国的社会结构、宗教生活以及作战方法，是有相当多的组织上的缺陷的；他还认为，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样腐败的制度，怎么能够一直延续到15世纪中叶。这个问题看来对作者有相当的重要性，在最后一章他专门说明了帝国延续生存的原因，解释了诸多因素。他指出，在与后来胜利的阿拉伯人的斗争中，“希腊火”的发明，君士坦丁堡的商业繁荣，野蛮人在多瑙河地区的定居（他们保护着帝国反抗新的侵略），这些就是这一东方帝国得以长期生存的主要原因。他写道：“就这样，当帝国由于贫弱的政权机构而衰败下来时，都得到了不寻常的外因的帮助。”受到土耳其人威胁的最后的帕列奥洛格王朝使孟德斯鸠想起了莱茵河，“像小溪一样流入大洋就消失了”。
尽管孟德斯鸠的主要兴趣不在拜占庭的历史上，尽管他完全像他的同代人一样不屑于研究中世纪学，但他确实留下了发人深省的记录，甚至人们今天读起它来，还会感到颇有兴味。现代的一个研究孟德斯鸠的学者、法国的A.索雷尔（A.Sorel），称孟德斯鸠撰写的拜占庭史的各章是“大师级的叙述和标准的解释”注14。8
吉本。——18世纪也产生了英国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on,1737—1794年），他是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吉本出生于1737年4月27日，曾在威斯敏斯特及家庭教师的关怀下，接受了初级教育。1752年，他考取了牛津的马德林学院。不久以后，他到了瑞士的洛桑，受到一个加尔文教徒注15的指导。在这里居住的五年中，他用大多数时间来学习法语，读古典文学作品和重要的历史学及哲学著作。这次长期侨居生活，在年轻的吉本思想深处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瑞士成了他的第二故乡。正如他后来所写的：“当时，我已不再是英国人，从16岁至21岁这一多变的青年时期，我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主观见解，都带上了外国人的特色；对英国的淡漠不清的记忆几乎全部从记忆中抹掉了；我对自己的民族语言也很不熟悉，而且，在离乡背井的情况下我似乎已经心甘情愿地接受了无法改变的命运安排。”在洛桑，吉本“满意地见到了这一时期最非凡的人物——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伏尔泰。注16
回到伦敦，吉本发表了他于1761年用法文写的第一部著作《文献研究随笔》（Essai sur l’étude de la litérature），该书在法国和荷兰受到了热烈欢迎，但在英国则受到冷遇。此后的两年半时间，吉本是同在英法七年战争中组织起来的汉普郡民兵一起度过的。1763年，他途经巴黎回到他热爱的洛桑。就在这年，他周游了整个意大利，访问了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威尼斯和其他意大利城市。吉本在罗马的访问，对于他以后的生活特别重要，因为这次访问唤起了他写一部“不朽之城”的历史的想法。“就是在罗马，”他写道，“在1764年10月15日，当我置身于卡皮托丘的废墟中，独自冥想，听到托钵僧们在朱庇特神殿上唱着晚祷词时，编写罗马城衰亡史的想法，首次涌上了我的心头。”注17吉本的原计划只是写罗马这座城市；后来，这一计划发展为写一部完整的罗马帝国史，包括西方帝国和东方帝国，写至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9
第二次回到伦敦后，吉本开始积极为预期工作收集材料。这部历史的第一卷，由奥古斯都时期开始，出版于1776年。它即刻获得了成功。几天之内第一版就销售一空。据吉本说，他的“书被放在每张书桌，甚至每一张梳妆台上”注18。在继此之后的各卷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吉本自己的宗教观点与18世纪的精神是颇为一致的。这就引起了一阵猛烈的、主要是来自意大利天主教徒的抗议。
吉本一直有一个心愿，要在洛桑，他青年时代的学校度过他的晚年；终于，在第二次访问洛桑以后20年，吉本拥有了足以独立生活的财产。他回到了他喜爱的城市，在这里完成了他计划中的历史著作。他是这样描述完成这部多年著作的时刻的：
1787年6月27日这一天，或更确切地说，在这天夜里，11时到12时之间，我在花园中的避暑室里写了最后一页的最后几行。我搁下笔，在树冠遮盖的阳台回廊上漫步，从这里可以眺望到村野田园，湖光山色。空气是温馨的，天空是宁静的，月亮的银辉洒在湖面上，整个大自然万籁俱寂。我掩饰不住首次如释重负的喜悦之情，也许从此我还会一举成名。但是这种自豪感很快消失了，一种很自然的忧虑，在我的头脑蔓延。我想，我已经永久地与一个多年惬意的伴侣告别了，并且，无论我的这部历史作品将来的命运如何，作为历史学家的生命却一定是短促而不安定的。注19
法国革命事变的冲击，迫使吉本回到英国，1794年1月，他在英国去世。
吉本是少数在文学界和历史学界同时享有显著地位的作家之一。他的文风优雅华美，使得同时代一位历史学家把他与修昔底德和塔西佗相比。注20吉本留下了一本出色的自传，英国出版家伯克贝克·希尔（Birkbeck Hill）评介说：“它是这样简洁，以至于燃两支蜡烛的工夫就可读完；它的内容是这样有趣，而且在思想的转折及写作风格上是这样引人入胜，以至于可以读两遍三遍，仍与读头一遍一样兴味无穷。”
由于吉本受所处时代的思想影响，他在自己写作的历史中坚持这一观点：“我叙述了野蛮状态和宗教信仰的胜利。”换句话说，吉本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从第二世纪开始就是倒退运动。当然，今天看来，吉本描述基督教的章节也几乎没有什么历史的重要性。10
许多因素影响到现代人对吉本的评价。因为自他的时代，历史资料更加丰富了，历史的疑难问题也发生了变化，对历史资料的考证更有批判性，对各类史料的相互关系也有了更清楚的解释，并且新的学科，例如古钱学、铭文学、印章学和纸草学，都已被全部纳入历史学的研究范围。此外，吉本对希腊语并不精通。关于518年以前，即到阿那斯塔修斯一世去世以前的史料，吉本在很大程度上使用的是他的一个优秀的前辈、法国学者提耶蒙特（Tillemont）于1692年出版于布鲁塞尔的驰名一时的著作《帝政史》（Histoire des Empereures）的资料。因此，吉本对这一时期历史的研究比他的历史著作中描述的其他各个时期的部分更为详细而准确。
对于以后的时期，即东罗马或拜占庭时期的叙述，吉本并不十分成功。这一方面是归因于这样的事实，即他没有机会接触到最基本的资料；另一方面，则归因于他受到他那个时代思潮的强烈影响，这种思潮对于研究拜占庭史是不利的。对于这一点，英国史学家弗里曼（Freeman）写道：
现在，尽管吉本在他的涉及拜占庭历史的各章中比别处表现出更卓越的分类和概括的才能，尽管他运用了生动的描写和更引人入胜的含蓄的写作手法，但是他的写作手法显然不能唤起人们对于他所描述的人群或时代的重视，或是吸引许多人更细致地研究它们。他的无与伦比的讽刺和贬抑的才能始终在起作用；他是那样乐于表现任何时代或任何个人的可笑而脆弱方面的逸事，他也不能热情地赞扬任何人或事。几乎这样写的任何历史，都最先在读者的想象中留下可轻视的一面。也许任何历史都不能毫无损害地通过这样严峻的检验；在所有历史中，拜占庭史是最无力经受这样的检验的。注21
拜占庭历史被这样处理，显而易见是不正确的。所有皇帝的个人历史和家庭事件，从希拉克略的儿子到伊萨克·安吉列时期的历史都被压缩在一章中。J.B.柏里评论道：“这种叙述主题的方法，是与作者对拜占庭即东罗马帝国的轻视态度相一致的。”注22吉本对希拉克略帝国之后的内政史的解释，不仅是肤浅的，而且也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无论如何，吉本受到了他的时代资料条件的限制，当时，拜占庭破坏圣像时期或10—11世纪时期的社会史还没有得到研究和解释。尽管吉本的著作有这些公认的缺点和空白，但它仍是很重要的，值得花费时间一读。11
《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的第一版六卷本，于1776—1788年在伦敦出版，以后又多次再版。19世纪末，英国拜占庭学家J.B.柏里出版了这部作品的新版，补充了极有价值的注释，对许多问题做了新的重要的补充，并且加了一个很好的索引。柏里的补充材料中，包含有吉本之后历史研究的成果。吉本的著作被翻译成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语言。在柏里的新版问世之前，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基佐（Guizot）的法文译本于1828年在巴黎出版（13卷），该书因其批判性的和史实性的注释而具有特别的价值。涅维多姆斯基（Nevedomsky）的俄文译本于1883—1886年亦在莫斯科出版。注23
勒博。——18世纪法国著作家们表现出来的对拜占庭的轻视态度，并没有阻止法国人夏尔·勒博（Charles Lebeau）极其详细地记录拜占庭的历史事件。注24他不大懂希腊语，因此不得不依赖基本史料的拉丁文译本，而未能有鉴别地使用它们。他给自己的这部汇编命名为《始于君士坦丁大帝的晚期帝国史》（Histoire du Bas-Empire en commençant à Constantin le Grand）注25，长期以来，这一名称被认为是对拜占庭帝国普遍轻视态度的象征。尽管该书在1757—1786年出版了21卷，却仍没有完成。后来补充了六卷，但这部完成的著作在今天并不太重要。19世纪有两个研究东方文化的学者修订和补充了这部著作，一个是亚美尼亚的历史专家M.德·圣-马丁，另一个是格鲁吉亚历史专家M.布罗塞特。圣-马丁写道：“这不仅是我们发表的勒博著作的新版，而且是一部新书，它的重要性是任何一个关心历史研究进步的人都无可非议的。”注26这一新版（1824—1836年巴黎）《拜占庭帝国史》（Histoire du Bas-Empire）现代可能还有一些价值，因为它从东方，主要是亚美尼亚的史料中得到了大量的充实。12
努加来。——1799年，一个法国作家努加来（P.J.B.Nougaret）出版了书名相当长的五卷本历史著作，它的缩略标题是《君士坦丁堡或拜占庭帝国的奇闻逸事，从它的建立者君士坦丁统治起，到穆罕默德二世对君士坦丁堡的占领，至我们今天的时代……；有命运变迁的最惊人的史实和最特别的变革》注27。这部书仅仅是从许多著作中摘录的汇编，特别是从李博的《拜占庭帝国史》中摘录的，并没有什么历史价值。在序言中，努加来表达了那个时代的政治忧虑；他预见，“一个大的灾祸将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它会使第二罗马落到鞑靼人……它们现在叫俄罗斯人……手中……自土耳其人和俄罗斯人可怕的反法联盟建立以来，人们现在经常这样谈论君士坦丁堡。”注28
1811年努加来把这五卷书压缩为单卷本出版，标题是《拜占庭帝国史的优势，从君士坦丁大帝到穆罕默德二世占领君士坦丁堡期间最奇妙而有趣的叙述》，他把这本书献给对青年的教育。作者写道：“这些灾难性的流血情景，这些如此值得追忆的事件，将引起我们的青年读者最有益的思索。看到堕落和犯罪经常给人们带来灾难，他们将认识到道德的宝贵，他们将为生活在一个极乐时代而祈福——这一时代只是通过历史知道‘革命’的概念；他们将能够珍惜在一个宽宏大量的君主（他的臣民的恩主）统治下的国家所安享的幸福。”注29
鲁瓦约。——J.C.鲁瓦约（Royou）在拿破仑时期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在五人执政内阁时期，成为一名律师，复辟时期是一个戏剧检查官。他写了一部九卷本的《君士坦丁时代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晚期帝国史》（Histoire du Bas-Empire depuis Constantin jusqu’à prise de Constantinople en 1453）（简称《晚期帝国史》）。鲁瓦约认为，许多法文版的现存历史著作都需要修订，特别是那些有关“拜占庭帝国”的作品，包括勒博的著作，虽然有较高的质量，但难以阅读。在他看来，勒博忘记了“历史绝不是描述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而是要记录那些重要的事件；那些没有教益或没有趣味的必须毫不犹豫地舍去”。他相信“通过研究各帝国衰落的原因，可以找出制止或至少延缓它们将来衰落的手段。……最后，我们可以有幸观察到君士坦丁堡在某种程度上是罗马帝国的影子。直到它存在的最后一刻，其景象仍是迷人的。”注30鲁瓦约颇多奇闻逸事的历史，既不依靠原始史料，也不附以任何参考文献。上述引文清楚地暗示了这部作品的价值。13
鲁瓦约的著作之后不久，出现了惊人的多产的法国著作家塞居尔伯爵（M.le Comte de Segur）的《晚期帝国史》（The History of the Bas-Empire）。他对拜占庭历史的整个时期的研究并没有历史价值，但是，它在法国读者中颇孚众望，并发行了好几版。注31
19世纪中叶迄今
直到19世纪中叶，关于拜占庭历史的重要的综合性著作才开始出现。
芬利。——英国历史学家乔治·芬利（George Finlay）的著作《罗马人征服至现代的希腊史（公元前146—公元1864年）》（A History of Greece from the Conquest by the Romans to the Present Time，B.C.146—A.D.1864）（简称《希腊史》），极大地推动了对拜占庭史的研究。像吉本一样，芬利留下了一部自传，非常清楚地表现出他的有趣的生活中影响到他创作的因素。1799年，他出生于英格兰，并在这里接受了初级教育。后来，他选择律师作为他将来的职业，遂去德国的哥廷根完成了罗马法的学习。当年轻的芬利离开他的叔父时，叔父对他说：“好吧，乔治，我希望你将努力学习罗马法，但我想，我们再见面之前你会访问希腊人。”注32这一预言被证实了。
这一时期爆发的希腊革命引起了整个欧洲的注意。芬利不再孜孜不倦地研习罗马法，而是开始广泛地阅读希腊史，学习希腊的语言。1823年他决定访问希腊，了解希腊人民的生活。他也希望亲自去判断希腊人革命成功的希望如何。1823—1824年，他在希腊访问期间，多次见到参加希腊民族解放运动，后来在那里过早去世的拜伦勋爵。1827年，在短期赴英之后，芬利又回到希腊，参加了由戈登将军组成的远征队，去解雅典城之围。芬利认为，凯波第斯特利亚伯爵做希腊总统，欧洲三个大国对希腊的保护，保证了希腊人民进入和平进步的时期。芬利是一个“亲希腊者”，他毫不怀疑地深信这个新国家的未来。这种热爱希腊的激情，使他决心永远以希腊作为自己的家乡，并倾其所有购买和经营了一块地产。也就在这时，他开始考虑写一部希腊革命史；为此，他开始研究这个国家的历史。不久，他写出了一套关于希腊历史的丛书，1844年，他的《罗马人统治下的希腊》（Greece under the Romans）出版，涵盖公元前146年到公元717年的历史。十年以后，他出版了《716—1453年拜占庭及希腊帝国史》（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and Greek Empires from 716 to 1453）。紧接着，又出版了两部近代和现代希腊史著作。后来，他仔细校对了所有的著作，准备出一个新版本，但未及完成，他就于1875年1月在雅典去世。他的综合性著作《罗马人征服至现代的希腊史（公元前146—1864年）》由H.F.托泽于1877年出版，共七卷，编者在第一卷开头添加了芬利的自传。这一版本在今天仍有价值。14
芬利认为，外国征服希腊20个世纪的历史，记录了这个达到古代世界文明顶点的国家的堕落和灾难。但是，它的民族特征却没有消亡，其民族的雄心壮志也没有灭绝。它的人民经历了许多变迁以后仍保有建立独立国家的生命力，历史学家对此绝不能忽视。芬利注意到，长时期受奴役的希腊，其国势并不是一贯地走向衰退。在罗马人及后来的土耳其人统治下，希腊人只是一个庞大帝国的无关紧要的一部分。他们并不好战的特点使得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多少重要性，在皇帝或苏丹的领土内发生的多次重大变革，在希腊没有发生直接的影响。所以罗马通史也好，奥斯曼帝国史也好，都不是希腊史的一部分。在拜占庭皇帝统治下，情况则不同了，此时希腊人与帝国的政府是一致的。在这些不同的时期，这个国家的政治状况的不同，要求历史学家有区别地解释它的特征。注33
芬利把希腊人的历史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历史分成六个时期：（1）罗马统治时期，断限到8世纪早期伊苏里亚王朝利奥即位，他的统治赋予君士坦丁堡以新的特征。（2）第二时期，是新体制下的东罗马帝国的历史，习惯上被称为拜占庭帝国。这个由反对圣像派皇帝恢复、改造和活跃起来的专制主义帝国的记录，成为君主政体的历史中最值得注意的有益的教训。在这一时期希腊人的历史与拜占庭帝国的编年史是一致的，于是，拜占庭帝国史构成了希腊国家史的一部分，即自716年伊苏里亚王朝的利奥即位到1204年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这一时期，是拜占庭历史时期。（3）东罗马帝国被十字军毁灭以后，希腊史分成了几条渠道分别发展。流亡的罗马-希腊人从君士坦丁堡逃到亚洲，在尼西亚建立了他们的首都；他们用原来的名字和原来的形式，在一些行省中延续着帝国的统治。不到六十年时间，他们就重新占领了君士坦丁堡；虽然他们建立的政府保留了罗马帝国的骄傲称号，但它只不过是拜占庭国家的可怜的摹拟。芬利称第三个时期为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帝国时期，它残存到奥斯曼土耳其人于1453年攻下君士坦丁堡为止。（4）与上述帝国存在的同时，十字军攻占了拜占庭帝国的大部分，与威尼斯人划分了他们的占领区，建立了罗马的拉丁帝国，并在希腊建立了诸封建公国。拉丁人的统治标志着希腊在东方的影响将结束，使希腊民族的财富和人数迅速减少。这一时期自1204年君士坦丁堡被攻占，至1566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纳克索斯（Naxos）为止。（5）1204年君士坦丁堡被占领，使新希腊国家在拜占庭帝国的东部行省得以建立，称为特拉布松（Trebizond）帝国。它代表着希腊历史中一段奇怪的插曲。这一帝国的政府酷似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君主制，更带有亚洲习俗而不是欧洲习俗的印记。然而，在两个半世纪中，它的重要性是建立在帝国地位和财富资源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其政治力量和希腊文明的基础上。它对希腊的命运没有多大影响。1461年它的被征服也没有引起同情。（6）第六个时期，是在外国统治下的希腊的最后一个时期，自1453年至1821年，包括奥斯曼人的统治及1685—1715年威尼斯共和国对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短期占领。注34 15
芬利对拜占庭历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虽然他所划分的希腊历史的各个时期，像任何框架式的分期一样，是容易引起争论的处理方式。但他的划分仍无可非议地最先注意到拜占庭国家内政史的法律、社会、经济方面。当然，这还算不上是系统深刻且有独创性的研究，但在许多问题上，这种研究还是相当必要的。芬利对内政史的描写，大部分是从全面观察出发，并与最近发生的历史事件做类比。他的非凡的贡献就是提出了有关拜占庭帝国内政史的许多重要问题。尽管芬利研究拜占庭史只是作为撰写现代希腊历史的准备，他的著作在如今还是值得注意的。16
英国历史学家弗里曼1855年对芬利的著作做了评价。他谈到，芬利的深入而有独创精神的研究，对专业知识的综合全面了解，首先是他的独立大胆的探索精神，使他的著作能够在他那个时代伟大的历史学学者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其著作的广阔及写作的难度来看，芬利的著述可以被视为吉本以来英国出现的最伟大的历史著作。芬利在他所记叙的这个国家的领土上和它的人民中间度过了他的一生。大概没有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曾这样直接地以当代世界的事件作为其材料的来源。与其说芬利是一个职业学者，莫如说他更是观察力敏锐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的研究者，他深刻地考察了他所居住的这块土地上的状况，并将他所看到事物的原因追溯到两千年以前。注35他的作品之优点及其缺陷都归因于作者从事创作的环境。弗里曼断定，无论是一般的学者还是一般的政治家所写的著作，都不及这个唯一的思想家所写的著作这样富有天才和独创性；为了解释他在自己的时代所看到的问题，他学习、运用、记录了两千年的历史。弗里曼确实明确地提出了芬利的特点：试图用遗存至今的古代资料来解释与过去类似的现象。注36
佩帕里哥普洛。——大约19世纪中叶，对拜占庭史感兴趣的人们把注意力转到K.佩帕里哥普洛（Paparrigopoulo）的著作上。他是一个严肃的希腊学者，雅典大学的教授，一生致力于研究希腊历史。早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他就发表了一些简明有趣的历史作品，例如，1843年在雅典出版的《几个斯拉夫部落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定居》（On the Settlement of Some Slav Tribes in the Peloponnesus）。但这仅仅是他的更庞大的著作的预演。他一生的主要事业就是为他的人民撰写历史。1860—1877年在雅典出版的五卷本《从远古到当代的希腊人民史》（History of the Greek People from the Most Ancient Times to Recent Years），是他30年努力工作的成果。这部书发行了许多版，最近的版本是卡罗里兹（Karolides）编校的，于1925年在雅典出版。这部书记载了1832年以前的希腊人民史。这一相当庞大的著作是用现代希腊文撰写的，但它未能广泛发行。后来，佩帕里哥普洛决定把他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概括在一卷书里，即1879年出版于巴黎的法文著作《希腊文明史》（Histoire de la civilization hellénique）。在去世前，佩帕里哥普洛还想用希腊文写一部同样性质的著作，但未能如愿。他去世后，该书以《希腊人民史的最有教益的成果》为标题出版（雅典，1899年）。它列出了在五卷本历史中经过部分修订的详细阐述的史料摘要和提纲。这一著作的最后四卷是有关拜占庭历史的。17
尽管佩帕里哥普洛的著作带有极强烈的偏见，但他的著作仍然值得重视。作者从一个强烈的希腊爱国者的纯民族主义的观点出发看待历史。对于一切重要的现象，他都注意到希腊的根源，而认为罗马的影响只是偶然的、表面的。他尤其关注他特别钟爱的时期，即反对圣像崇拜者的皇帝们统治的时期。他并不把自己的注意力限制在这一时期的宗教外衣上，而是从这个运动中看见了一个来自希腊精神最深处的实现真正社会改革的尝试。他极力主张：“除了基本的宗教教义之外，从社会变革的立场来看，8世纪的希腊改革比近期的西欧改革更深远，更成体系。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他们所提倡的原则和理论竟创立于8世纪。”注37但是，这些改革对于拜占庭社会来说，则太激进、太大胆了；因此破坏圣像时期之后出现了一个反动时期。这就解释了马其顿王朝遵循一种保守政策的原因。在整个中世纪，希腊精神保持了它的重要性。1204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不是内因引起的，帝国首都只是在十字军人的野蛮攻击下才遭到沦陷。即使1204年的悲惨事件给了“拜占庭的希腊主义”以沉重打击，但“现代希腊主义”却从此迅速发挥了主导作用，再直接传到19世纪的近代希腊人。因而，佩帕里哥普洛认为，希腊文化以一种形式或另一种形式连续兴旺于整个拜占庭时期。这位希腊学者的著作当然反映了一个希腊爱国者的热情，尽管如此，他的大作《希腊人民史》和法文版的《希腊文明史》仍是很有价值的著作。佩帕里哥普洛的主要贡献是，指出了“破坏圣像”运动的重要地位和复杂性。他的著作因为缺少索引和参考材料不容易被引用，考证史实和结论非常困难而且不便。18
霍普夫。——德国教授卡尔·霍普夫（Carl Hopf ，1832—1873年）是19世纪献身于拜占庭史研究领域的不知疲倦的严肃学者。霍普夫出生于威斯特伐里亚，是一个中学教师的儿子。幼年时，他就在外语学习方面表现出惊人的接受能力和记忆力。在波恩大学毕业后，他留校做了助教，热心致力于研究他所关切的主要学术问题，即1204年以后“法兰克人”统治下的希腊历史。1853年和1854年，霍普夫第一次旅行，途经维也纳到达北意大利，当时意大利还在奥地利控制下。在意大利，他用大部分时间细致地研究一些私家档案。他的工作成果就是，出版了专门研究希腊的各法兰克王国史及爱琴海诸岛史的档案文献及专题文章。在格赖夫斯瓦尔德任教授和以后在柯尼斯堡任教授及图书馆主任期间，霍普夫继续从事中世纪研究。此时，他进行了第二次旅行（1851—1893年），先后到达热那亚、那不勒斯、巴勒莫、马耳他、科孚、桑特（Zante）、锡罗（Syra）、纳克索斯和希腊，并收集了大量的手稿史料。回到家乡，霍普夫即着手组织这些材料，但他的身体垮下来，1873年于威斯巴登（Wiesbaden）去世，这恰是他的壮年以及学术创作生涯的盛期。他发表了不少专著和论文以及许多关于“法兰克人”时期的资料集。
霍普夫的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著作是他的《从中世纪开端至当代的希腊史》（Geschichte griechenlands vom Beginne des Mittlelalters bis auf die neuere Zeit，1867—1868），其中，特别是以霍普夫亲自收集的手稿资料为基础的部分，显示出作者对原始资料使用的广博知识。他的著作的大量篇幅专门写“法兰克人”在东方的统治，他以大量档案材料为依据，详细地叙述了在重要的政治中心及爱琴海诸岛上的外来统治的历史。霍普夫收集的手稿未全部发表；因此，在他的书中以这些材料为根据的部分，当然可以作为真正的原始材料。霍普夫所写的历史详细地分析了定居希腊的斯拉夫人的问题。他提出了反对当时著名的法尔梅赖耶（Fallmerayer）注38理论的事实和论据，该理论认为现代希腊人与古代希腊人没有血缘关系，今天的希腊人是中世纪侵入希腊的斯拉夫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后裔。注39令人遗憾的是，霍普夫的这一重要著作被收在销量很有限的旧版《科学与艺术百科全书》（Erisch-Gruber，Allegemeine Encyklopäd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Künste, Vol.LXXXV，LXXXVI）中，这一版本缺乏索引目录之类必不可少的工具，很不能令人满意。同时，作者并没有最后完成这本书，史料的整理无计划，笔法枯燥而繁琐。但是它的大量新鲜的从未出现过的史料，却翻开了希腊中世纪史上法兰克人统治时期历史的全新篇章。至今，霍普夫的手稿珍品还保存在柏林国家图书馆内。它们为历史学家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来源。19
在以后数年，一些法国学者参考霍普夫的著作写了较通俗的关于中世纪希腊或拜占庭史的概述，其中，至少应提到赫兹伯格和格雷戈罗维乌斯这两个人。
赫兹伯格。——G.F.赫兹伯格（G.F.Hertzberg）是研究古罗马古希腊的学者。后来，他逐渐对中世纪有了兴趣，撰写了两部通史性质的著作《古典时期结束至当代的希腊史》（Geschichte Griechenlands seit dem Absterben des antiken Lebens bis zum Gegenwart），共四卷，于1876—1879年出版于哥达（Gotha）；《迄至16世纪末的拜占庭及奥斯曼帝国史》（Geschichte der Byzantiner und des Osmanischen Reiches bis gegen Ende des sechzehuten Jahrhunderts），1883年出版于柏林。尽管这两部书事实上不具有首创价值，但却由于它们出色的流畅的文笔，把霍普夫著作的许多成果介绍给了较广泛的读者。后一部分由P.V.贝佐布拉佐夫（Bezobrazov）译成俄文出版（1896年，莫斯科）。这一译本比德文原书更有价值，因为贝佐布拉佐夫不仅简要地说明了这一学科可用的文献，而且增补了许多附录，介绍了俄罗斯学者在拜占庭内政史领域研究的主要成果。这些补充材料涉及被赫兹伯格忽视的那些方面，诸如宏伟的建筑物、宫廷仪式、手工业和商人公会、农民、农民公社和农业法，保护农民土地所有权和保护农奴制的措施，农奴的地位、农民份地、税册、纳税制度及征税者的弊端等。该书对于粗略了解拜占庭史是非常有价值的。20
格雷戈罗维乌斯。——另一位以霍普夫的研究成果作为自己写作基础的是F.格雷戈罗维乌斯（F.Gregorovius）。他因著有大部头的中世纪罗马史而闻名。这一著作使作者产生了研究另一个古典文明中心雅典的中世纪史的念头，这一研究的成果就是他的两卷本《中世纪雅典城史》，1889年于斯图加特出版。这部著作是以霍普夫的著作为基础史料的，如格雷戈罗维乌斯所说，霍普夫的著作开创了从事这一领域研究工作的先河，为之奠定了稳固基础，也为后来可能开始的这类工作奠定了基础。注40但是，作者也描述了这个国家的精神生活，这是霍普夫所忽视的方面。他巧妙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他搜集了自霍普夫以来发现的新材料，以拜占庭通史为背景，出色地描述了雅典的中世纪史。他的记叙到19世纪希腊王国的建立为止。
柏里。——J.B.柏里（J.B.Bury,1861—1927年）是剑桥大学的教授。除了拜占庭研究领域的其他著作，他还写了三卷拜占庭帝国通史，叙述了自395年到867年的大事。头两卷出版于1889年，书名是《从阿卡第到伊琳娜时代的晚期罗马帝国史》（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Arcadius to Irene），这部两卷本作品研究的事件至800年，即教皇利奥三世在罗马为查理大帝加冕为止。N.H.贝恩斯（N.H.Baynes）曾说过：“1889年柏里的《晚期帝国史》出版时，未曾有一个人能够想到他竟对拜占庭帝国史做了这样深入广泛的研究。这是一部惊人的拓荒者的著作，它的出版，确定了柏里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地位。”注41该书的第三卷出版于23年以后，题目是《从伊琳娜的倒台到瓦西里一世即位的东罗马帝国史》（A History of the Eastern Roman Empire from the Fall of Irene to the Accession of Basil I）（伦敦，1912年）。该卷叙述了从802年至867年的历史。1923年出版了前两卷的第二版。它只记载到查士丁尼大帝统治结束（565年）。它不只是个增补修订版，而几乎是一部拜占庭帝国早期历史的新作。用作者的话说，这两卷书的第1卷可以用“日耳曼人对西欧的征服”为题，第2卷用“查士丁尼时代”注42为题。但是，565年至800年的历史却未能再度出版。显然柏里打算写一部完整的拜占庭史，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未及实现这一规划他就于1927年6月1日在罗马去世。21
柏里在他的著作中，支持了一种对于罗马帝国的正确的看法，即它的存在自公元1世纪注43延续到15世纪。柏里在他的第一版序言中说道：没有任何历史时期，像“晚期罗马帝国”之类的错误名称那般会引起人们的误解和混乱的了。由于不正确的术语超出了人们在开始时可能的设想，就使分期的意义经常被误解，分期的原本特征经常被歪曲。理解古代转变为近代这几个世纪的历史，第一步就是理解古罗马帝国不间断地始终存在至1453年这一事实，罗马皇帝世系从屋大维·奥古斯都到拜占庭的末帝帕列奥洛格朝的君士坦丁是无间断的连续的世系。这一基本事实由于现在用“拜占庭”及“希腊”这些名称来称呼这一帝国的后期阶段而混乱不堪。用“拜占庭帝国”这一词汇的史家们通常由于何时是“罗马帝国”的结束以及“拜占庭帝国”的开始而争执。有时，这一断限被划到君士坦丁大帝建立君士坦丁堡，有时候划到狄奥多西大帝去世，有时候划到查士丁尼统治时期，有时候（例如芬利的划分）划到伊苏里王朝的利奥即位，而且，采用其中任一种分期的历史学家并不能断言采用另一种不同分期的历史学家是错误的，因为所有这些划分纯属专断。罗马帝国到1453年前并没有结束，因而如“拜占庭”“希腊”“古罗马人的”或“希腊-罗马帝国”之类的措辞都只能搞乱重要的历史现象，且一直难以纠正。然而，柏里在1923年断言，习惯上称为拜占庭历史的新开端应该由君士坦丁大帝统治开始，柏里在他的《晚期帝国史》第1卷的开头有这样的声明：“历史的延续，意味着由过去支配现在和将来，这已是毫无疑义的了，曾被看作是重要的年代断限，除了在全面论述通史中作为便利的标记之外，已被公认为意义不大了。然而，我们可以称有些年代为某一时代的顶点，在这时，往日积聚的趋势已达到了这样一点：它能迅速地导致一个明显的变革，使世界向新的方向发展。这样一个时代的顶点，出现在4世纪初的罗马帝国中。君士坦丁大帝的统治比帝国创建者奥古斯都的统治更为全面地开创了一个新时期。”注44 22
由于这些原因，柏里为他所写的这两卷关于公元800年以前这段时期的历史著作第一版命名为《晚期罗马帝国史》。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在罗马加冕称帝。从此，在两个互相匹敌的帝国名称前加上形容词“西方的”和“东方的”就是十分正确的了。但是不适当的是，“东罗马帝国”这一名称并没有限于这一合理的用法。我们听到过5世纪有一个东罗马帝国和一个西罗马帝国，提到西罗马帝国在476年的陷落的说法。这种说法虽然有权威人士的赞许，但仍是错误的，并导致了更大的混乱。它的错误是，罗马帝国只有一个，在5世纪时并没有分裂，虽然通常它出现过不止一个皇帝，但并不是两个帝国。说5世纪有两个帝国就是最明显地歪曲了帝国结构的理论。在君士坦提乌斯和康斯坦斯（君士坦丁皇帝的两个继承者）的时代，无人能说这是两个罗马帝国；同样，在东西方皇帝阿卡第与霍诺留之间，狄奥多西二世与瓦伦提尼安三世之间，利奥一世与安提密阿之间，其政治关系与在君士坦丁的二子之间一样，只有两个皇帝，没有两个帝国。尽管他们各自为政，有时甚至互相敌对，但理论上，他们统治的帝国并未受影响。罗马帝国并不是在476年灭亡的；这一年仅仅标志着一个阶段，甚至在帝国崩溃的长达整整一个世纪的进程中，它也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阶段。罗穆洛·奥古斯都被废黜甚至没有动摇罗马帝国，更不能导致一个帝国灭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吉本却提出了所谓“西方帝国的灭亡”论，许多现代著作家也对这一提法予以赞许。
这样，罗马帝国的存在实际是自公元前1世纪延续到公元15世纪。只有从公元800年以后，由于西方建立了另一个罗马帝国，它方可以称为东罗马帝国以示区别。注45因此，柏里为他1912年出版的记载公元800年以后重大事件的第三卷书命名为《东罗马帝国史》（A History of the Eastern Roman Empire），以此与头两卷相区分。
柏里提出，18世纪的哲学家和著作家们论述拜占庭史的方法是肤浅的，并指出，这些名家忽视了在西欧文明发展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因素，即晚期罗马帝国及新罗马的影响。注46当然，柏里的观点并不新鲜，这种罗马帝国历史并没有中断的认识，在他之前，已有一些著作家认识到了。例如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一书就体现了这一点。但是，柏里却以与众不同的能力发展了这一论题并使它更有说服力。23
柏里所写的“历史”应该受到密切的关注。他在叙述公元800年以前的帝国东部历史时，都会相应叙述帝国西部的事件。当然，这体现了他认为罗马帝国是统一的观点。柏里并不把自己局限于描述政治史，他的书中各章都专门论述了行政管理、文化、社会生活、地理学和艺术等问题。第2版的头两章专门论述君主制和管理机构，被一位罗马帝国史的著名专家认为是对于晚期罗马帝国占主导地位的总体情况的最简洁的叙述。注47柏里懂得俄语和其他斯拉夫语，因而，他使用并评价了所有俄罗斯及保加利亚关于拜占庭史的著作。
兰普罗斯。——斯彼里登·兰普罗斯（Spiridon Lampros）是一个希腊学者，雅典大学的教授，他积极出版历史文献及手稿，也为阿索斯山的希腊文手稿做了一个目录。他的主要贡献是自1886年开始，到1908年（即他去世前九年）完成的六卷本著作《从古代到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希腊插图史》（‘Ιστορἰα τῆς ‘Ελλάδος μετ’ εἰκόνων ἀπὸ τν άρχαιοτάτων χρόνων μέχρι τῆς άλώσεως τῆς κωνσταντινονπόλεως）。这一著作是面向广大读者的普及读物，而不是专为学者使用的，它广泛地、清楚地叙述了拜占庭帝国灭亡之前的历史，但作者没有说明他使用的材料之出处。该著作附有许多图片加以说明。注48
格尔泽。——新近故去的格尔泽（H.Gelzer）是耶拿大学的教授，他为克伦巴赫的《拜占庭文献史》（History of Byzantine Literature）第二版写了一篇《拜占庭帝国史概要》（Abriss der byzantinischen Kaisergeschichte ）（慕尼黑，1897年）。这一概要主要涉及对外关系史部分，是直接以赫兹伯格（Hertzberg）的著作为依据的。作为一个政党的成员，格尔泽有时以自己的好恶支配自己对拜占庭时期历史事件的评价。他的概要作为基本参考资料或许是有价值的。24
读一读这位德国学者在他的概要的结尾部分的声明是很有趣的。
俄国沙皇与巴列奥洛格王室的公主结婚，君士坦丁·摩诺马赫的皇冠落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全俄罗斯独裁者手里，俄国代表了拜占庭帝国的直接延续。而且，只有俄国沙皇才能够使圣索菲亚教堂永远恢复真正的信仰，使小亚细亚永远挣脱土耳其人的魔掌。英国的干涉是违反自然和历史的，因此一定会破产——尽管这一过程也许是缓慢的。只要希腊正教的保护者俄国沙皇能够深刻地理解他的这一伟大责任，他就能够完成其伟大历史使命，成为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注49
赫瑟林。——1902年，荷兰莱登大学的教授赫瑟林（D.C.Hesseling）发表了他所著的《拜占庭：自君士坦丁堡建城时期以来的我们的文明的研究》（Byzantium: Studien over onze beschaving na de stichting van Konstantinople）注50（哈莱姆，1902年）。由于荷兰语不是广泛通用的语言，这部书直到1907年，其法文译本《赫瑟林论拜占庭文明》（Essai sur la civilization byzantine par D.C.Hesseling）出版时，才为多数人所接触阅读。这个译本是著名的法国拜占庭学家、研究院院士G.施伦伯格（G.Schlumberger）翻译的，他有点隐约地暗示：“这个译本是为适应懂法文的读者们之兴趣而作。”
赫瑟林的著作严密简洁，从广义的方面描写了拜占庭文明，并涉及东方帝国的丰富多彩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政治事件中，作者仅仅选择那些有助于说明拜占庭文明的事件；在涉及历史人物及个别事件时，只选择那些能体现他的基本理论者。赫瑟林把注意力多放在文学和艺术上。这部《论拜占庭文明》虽然对于专业学者来说有点浅显，然而对于想通过有充分理论根据的通俗易懂的叙述来了解拜占庭时期的一般重要性的人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
布塞尔。——F.W.布塞尔（F.W.Bussell）的两卷本英文著作《罗马帝国：从多米提安即位（81年）到尼斯福鲁斯三世退位（1081年）的政体史论》（The Roman Empire: Essay on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from the Accession of Domitian［81A.D.］ to the Retirement of Nicephorus III ［1081A.D.］）于1910年在伦敦出版，虽然这部书并不缺乏有趣的想象和比拟，但由于叙述含糊不清，文字重复，缺乏明晰的轮廓，因而，使这些有价值的意见有时变得难于理解。虽然作者努力为自己的研究寻找根据（如I,1—2、13—17），但这一研究著作的资料却没有严格按照年代排序，读者们会意外地在第2卷中看到520—1120年拜占庭帝国与亚美尼亚的简要关系史。布塞尔的著作因没有注明参考材料的出处而不易阅读。作者的主要观点是：罗马帝国的共和政体在较早的时期非常显明，并持续存在了很长时期，到科穆宁朝，即1081年，这一共和制完全被拜占庭独裁和专制的政体所取代了。25
《剑桥中世纪史》。——《剑桥中世纪史》中有一部附有出色文献目录的拜占庭帝国的全史，该书第1卷涵括了从君士坦丁大帝到518年阿那斯塔修斯去世期间的历史，第2卷中的几章则写了从518年查士丁尼即位到破坏圣像者的历史，第4卷专写717—1453年的拜占庭历史与古代斯拉夫人、亚美尼亚、蒙古人和巴尔干国家历史的联系，但没有记载帕列奥洛格王朝的专章。这一中世纪的通史是在已故的J.B.柏里指导下出版的，代表了著名的西欧学者们的协同工作。
罗美因。——1928年，让·罗美因（Jan Romein）用荷兰文发表了一部相当成功的拜占庭史概要，名为《拜占庭：东罗马帝国政治和文明史评论》（Byzantium.Geschiedkundig Overzicht van Staat en Beschaving in het Oost-Romeinsche Rijk）。这是一部以原始史料为基础的很可靠的著作，尽管没有注明材料出处。它不仅记述了政治史，而且论述了帝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有35幅精美插图。
瓦西列夫。——A.A.瓦西列夫（A.A.Vasiliev）著的《拜占庭帝国史》（The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于1928年和1929年出版于威斯康星的麦迪逊。这一著作记载了从4世纪到1453年灭亡的帝国的全部历史。1932年此书以法文出版了增订版，并附以插图和令人略感不足的地图。这一法文版由著名的法国拜占庭学家、已故的夏尔·迪尔（Charles Diehl）写了一篇内容丰富的前言。注51
任西曼。——斯蒂芬·任西曼（Stephen Runciman）的很有价值的《拜占庭文明》（Byzantine Civilization）一书出版于1933年。任西曼的著作之开端，讨论了君士坦丁堡的建城问题；在以后各章中，他简洁而清楚扼要地介绍了政治史、帝国组织、行政管理、宗教和教会、陆军和舰队、外交事务、商业、城市和农村生活、教育和学术、文学和艺术，最后，还论及了“拜占庭与其周边世界”。这是一部极为重要而且写得相当出色的作品。注52 26
约尔加。——已故的罗马尼亚历史学家N.约尔加（N.Iorga）于1934年用法文发表了他所写的《拜占庭生活史：帝国和文明》（Histoive de la vie byzantine.Empire et civilisation）（简称《拜占庭生活史》）。作者把拜占庭帝国史分为三个时期：（1）从查士丁尼到希拉克略之死的“世界帝国”；（2）从希拉克略时期到科穆宁朝即“希腊文明的中期帝国”；（3）科穆宁朝和帕列奥洛格时期即“拉丁人渗透的帝国”。这部书包括拜占庭历史的多方面的大量资料和许多敏锐的意见，有一些颇有独创性的，有时会引起争论的想法。它有一个丰富广泛的文献目录。
迪尔和马尔赛。——夏尔·迪尔和乔治·马尔赛（George Marçais）所著的《从365年到1081年的东方世界》（Le Monde oriental de 365 à 1081）（简称《东方世界》）是作为《世界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丛书中的一卷于1936年在巴黎出版的，这是在古斯塔夫·格洛茨（Gustave Glotz）的指导下出版的。在研究拜占庭的过程中，其命运与这个东方帝国有不可分割联系的穆斯林世界的历史第一次被纳入一部论述拜占庭的著作中。这两位著名的作者，的确奉献了一部优秀作品。当然，迪尔全部依靠了他过去的著作。为符合这套丛书的计划，迪尔以395年为其著作的上限，因此对拜占庭研究十分重要的整个4世纪没有被包括在该书中。迪尔所叙述的拜占庭史以1081年，即十字军开始时期，为其下限，这一时期，是近东历史全新时期的开始。该书不仅对帝国政治史，而且对它的内部生活、社会和经济结构、立法及形形色色别具风格的文化都进行了精彩的描述。此外，该书有另一个极好的基本史料与现代著作的文献目录。注53
《东方世界》的第2卷是夏尔·迪尔、鲁道夫·居兰德（Rodolphe Guilland）、利西麦克·厄科诺摩（Lysimaque Oeconomos）和勒内·格鲁塞（René Grousset）合写的，书名是《1081年至1453年的东欧》（L’Europe Orientale de 1081 à 1453）。这部著作出版于1945年。迪尔与厄科诺摩合写1081—1204年的历史，居兰德负责1204—1453年的拜占庭史，格鲁塞写东方拉丁国家史。该书包括了拜占庭邻国的民族和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历史概要，并涉及了威尼斯、热那亚文明、特拉布松帝国、塞浦路斯王国、乞里奇亚的亚美尼亚王国和拉丁人在希腊海岛的领地。这是一个非常有用而重要的贡献。注54 27
海歇尔海姆。——1938年弗里茨·海歇尔海姆（Fritz Heichelherm）用德语写作并出版了两卷本巨著《从旧石器时代到日耳曼人、斯拉夫人、阿拉伯人迁移时代的古代经济史》（Wirtschaftsgeschichte des Altertums von Palaolitickum bis zur Volkerwanderung der Germanen，Slaven und Arabes ）。今天特别值得注意的两章是第八章“从奥古斯都到戴克里先时期”和第九章“近古时代，从戴克里先到为后代保护古典文明宝藏的希拉克略时期”。这部书收入了大量4、5、6、7世纪的帝国社会经济状况的各种材料，然而这些资料的处理比较混乱。因此很难用作参考书。该书以浓重的德语风格写成，但是拜占庭部分还是值得研究的，也应该得到拜占庭学家的详细评论。
阿曼托斯。——希腊学者康斯坦丁·阿曼托斯（Constantine Amantos）于1939年出版了他的《拜占庭帝国史》（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第一卷。这卷的时间上限为395年下限为867年，即马其顿王朝开始统治时期。在这本书的开头，阿曼托斯对4世纪的帝国状况做了精彩的描述，重点描述了基督教的胜利、君士坦丁堡的建立和日耳曼人的入侵。这是一部包括许多重要评论的可靠著作。它表现出现代希腊人不仅非常重视近东的古代研究和现代政治，而且极度重视近东的中世纪史，这对希腊历史是非常重要的阶段。阿曼托斯著作的第二卷包含了867—1204年的历史，于1947年出版。
奥斯特洛戈尔斯基。——1940年一个居住在贝尔格莱德的俄国学者，即乔治·奥斯特洛戈尔斯基（George Ostrogorsky），用德文发表了《拜占庭国家史》（Geschichte des byzantinischen staafes）。注55这是第一流的著作。它记载了至灭亡为止的整个拜占庭历史时期。奥斯特洛戈尔斯基出色地描述了16世纪以来对拜占庭历史研究的发展。帝国的早期，即324—610年的历史，按照后来写作手册中的计划，仅仅简略地一带而过。该书提供了特别实用的、经过精心选择的注释和参考材料，非常可靠地描写了东方帝国的历史。如书名所表明，作者主要的意图是，展示出内部及外部政治变化影响下的拜占庭国家的发展。因此，书中虽然也注意社会、经济、文化现象，但却以政治史为主。作为对本卷的补充，奥斯特洛戈尔斯基在《剑桥欧洲经济史——罗马帝国衰落之后》一书中，写得极为出色的一章“中世纪拜占庭帝国土地所有制状况”是值得推荐的。奥斯特洛戈尔斯基的著作是一部出色的学术著作，是研究拜占庭历史的学者所必需的。注561947年到1950年，法国著名拜占庭学家路易·布莱耶尔（Louis Brehier，死于1950年10月）出版了三卷著作，其标题是：《拜占庭世界》（Le monde Byzantin）：第一卷《拜占庭兴衰史》（I.Vie et mort de Byzance），第二卷《拜占庭帝国的制度》（II.Les Institutions de l’Empire Byzantin），第三卷《拜占庭文明》（ III.La Civilization Byzantine ）。28
简明通史。——其他一些简要介绍拜占庭历史的著作是为适应广大读者需要而写的。其中多数没有什么科学价值。但是，这些普及读物，虽然基本上不使用第一手资料，但毕竟有助于唤起一些读者欲深入研究拜占庭帝国历史的愿望。这类读物中大多数是用英语写的。
C.W.欧曼（C.W.Oman）的《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第3版，伦敦，1892年）生动而形象。F.哈里森写了一部仅63页的简明《中世纪早期拜占庭》（Byzantine History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伦敦，1900年），试图以柏里和芬利的研究成果为借鉴，从发展西欧文明的角度来确定拜占庭的重要地位。注57法国人皮埃尔·格莱尼耶（Pierre Grenier），从来不是一位严肃的拜占庭历史学者，他莫名其妙地企图描绘一幅关于拜占庭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图景。他的著作以两卷本出版，标题是《拜占庭帝国：其社会和政治变革》（L’Empire byzantin:son évolution sociale et politique,巴黎，1904年）。格莱尼耶的综合性论述并不都是那么令人满意，而且他犯了或大或小的一些错误，但其可原谅之处就是因为他并非专业学者。不过，他所写的拜占庭历史比较有趣，因为它提供了大量的各方面信息。另一部结合拜占庭帝国的整个历史研究君士坦丁堡城的简明而精练的著作是W.N.胡顿（W.N.Hutton）的《君士坦丁堡：帝国的古都的故事》（Constantinople: The Story of the Old Capital of the Empire），1904年于伦敦出版。29
K.罗思（K.Roth）写了一部简明而枯燥的拜占庭历史《拜占庭帝国史》（Geschichte des Byzantinischen Reiches，莱比锡，1904年），他还于1917年出版了一部简明的《拜占庭帝国社会和文化史》（Sozial und Kulturgeschichte des Byzantinischen Reiches）。R.冯·斯卡拉（R.von Scala）教授以其对拜占庭的原始资料和文献材料的透彻了解为基础，为赫尔莫霍特（Helmoholt）编写的《世界通史》写了一部十分精练的拜占庭简史。他把这部简史命名为《亚历山大大帝以后的希腊化问题》（Das Griechentum seit Alexander dem Grossen）。在此简史中，斯卡拉将他的注意力集中于分析和确定拜占庭文明的重要意义。此外，还有另一部英文版著作，虽简明扼要但其学术风格很严谨、作品质量很好，它是由罗马尼亚作家N.约尔加所写，标题是《拜占庭帝国》，1907年在伦敦出版。E.福尔德的插图精美、文笔生动的著作《拜占庭帝国——欧洲文明的后卫》（The Byzantine Empire—the Realguard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于1911年出版。遗憾的是，这本书只是极其简明地记载了拜占庭帝国自1204年以后不断衰落的历史。
另一部简明的拜占庭史被收入E.拉维斯（E.Laviss）和A.兰鲍德（A.Lambaud）主编的多卷本通史中，书名是《自4世纪到当代的世界历史》（Histoire générale du IVe siècle à nos Jours）。N.图尔基（N.Turchi）的意大利文著作《拜占庭文明》（La ciriltà bizantina，都灵，1915年），也是一部极有价值的拜占庭文化史综述。
1919年，夏尔·迪尔出版了他的著作《拜占庭帝国史》（Histoire de l’Empire Byzantin）。在此书中，迪尔试图并不单纯地简明叙述拜占庭帝国的政治史，他记载了更为重要的内部发展进程，并对拜占庭文明的重要地位加以阐述。这本书包括一个简明的参考书目，还附有许多地图和插图。它在法国曾多次再版。它的一部英文译本于1925年于英国出版，是由G.艾夫斯（G.Ives）自法文版翻译的。
夏尔·迪尔在其《拜占庭帝国史》中，描绘了一幅生动明晰的拜占庭内部生活的图景。他讨论了帝国兴旺和衰落的多方面原因，拜占庭文明对其周边邻国的影响和土耳其、俄罗斯和巴尔干半岛所继承的拜占庭遗产。注58奥古斯特·海森伯格（August Neisenberg）在他所写的《拜占庭帝国：国家和社会》（Staat und Gesellschaft des Byzantinischen Reiches）一书中，对拜占庭的生活及其文明特点进行了严肃而详尽的探讨，写得很成功。该书是P.辛内伯格（P.Hinneberg）所编的《当代文化》（Die Kultur der Gegenwart）丛书的一部分。N.H.贝恩斯（Norman H.Baynes）在其《拜占庭帝国》（伦敦，1926年）一书中描述了同样的一幅拜占庭生活和文明的图景，他的这本书上限起自4世纪下限至十字军于1204年攻克君士坦丁堡。至于拜占庭帝国在11世纪时的历史，则有L.哈尔芬（L.Halphen）的《蛮族世界：自大规模入侵到11世纪突厥征服》（Les Barbares: des grandes invasions aux conquêtes turques du XI siècle，巴黎，1926年）；其中列出了一些参考书。此外，还有一部近期出版的带有通史性质的著作《拜占庭的成就：历史的回顾（330—1453年）》（The Byzantine Achievement.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A.D.330—345），是由罗伯特·拜伦（Robert Byron）所写1929年于伦敦出版。有一部法文版的小书，由奥古斯特·贝利（Auguste Bailly）所写，书名为《拜占庭》（巴黎，1939年），它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描述了整个拜占庭帝国的历史，此书不仅十分有用，而且可读性甚强。《拜占庭帝国》（Imperial Byzantium）是一部德文原版作品的英译本，作者为贝尔塔·迪纳（Bertha Diener），该书于1938年出版。注59作者使用了她所能接触到的当代拜占庭学者的研究成果，以一种生动形象的笔法记载了帝国的历史，这反映在各章的标题上。其第三章的标题是：“天使和宦臣”，而她的最后一章，即记载了第四次十字军征服之后的拜占庭概貌的那章，其标题是：“仲夏夜之梦”。由保罗·勒梅勒（Paul Lemerle）所写的，虽然简明但十分精辟的《拜占庭史》也于1943年在巴黎出版。注60此外，关于拜占庭历史的十分简明的杰作，可见收于《天主教百科全书》中的E.格兰德（E.Gerland）所写的词条和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J.B.柏里所写的词条。30
在拜占庭历史研究方面最优秀的先导性作品，是O.希克（O.Seeck）所作的《古典世界的衰亡》（Geschichte des Untergangs der antiken Welt）。该书于1895年到1920年出版，记载了476年之前的历史事件。还有另外两部十分有用的研究拜占庭历史的先导性著作是E.施泰因（E.Stein）所写的《晚期罗马帝国史》（Geschichte des spätrömischn Reiches）和F.洛特（F.Lot）所写的《古典世界的终结和中世纪的开端》（La Fin du monde antique et le debut du moyen âge,巴黎，1927年），它包括了查士丁尼大帝时代的历史。施泰因的著作的第二卷，是用法文写的，其标题是《晚期帝国史》（Histoire du Bar-Empire），它记载了476—565年这一时期的历史。该书于1949年出版。
拜占庭文献史。——拜占庭文献研究不可缺少的参考书是慕尼黑大学的已故教授卡尔·克伦巴赫（Karl Krumbacher）所编的《拜占庭文献史，自查士丁尼到东罗马帝国的结束》（Geschichte der byzantinischen Litteratur von Justinian bis zum Ends des ostrümischen Reiches，慕尼黑，1897年）注61的第二版，这一版本中所提及的神学著作部分由A.埃尔哈德（A.Ehrhard）所撰写，同一版本内亦包括了H.格尔泽的《拜占庭帝国政治史纲》（Survey of Byzantine Political History）。克伦巴赫教授的这一著作是现存的研究拜占庭文献资料的最重要的参考著作。它收集了对于严格的学者们来说十分可信的巨量资料，也反映出作者付出了非同寻常的艰苦努力。由于克伦巴赫精通俄语和其他斯拉夫语言，因此使用了俄语和其他斯拉夫语的资料文献。当然，他的著作是为专家而写，并不是为一般读者所读的。但是，他为更多的读者写了一卷特别简明扼要的拜占庭文献历史的小册子，即仅有50页的《中世纪希腊文学》（Die Griechisch Literatur des Mittelalters），被收入P.辛内伯格的《当代文化》丛书中。此外，K.迪特里奇（K.Dieterich）的著作《拜占庭史和中世纪希腊文学》（Geschichte der byzantinischen und neugriechischen Literatur，莱比锡，1902年）一书也比较重要。还有一些重要的资料被收入意大利作者G.蒙特拉蒂奇（G.Montelatici）的著作《拜占庭文献史（324—1453年）》（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bizantina，324—1453）中，该书又被收入《马努埃里·霍埃普利的科学丛书》（Manuali Hoepli，seri scientifica），1916年于米兰出版。这本书并不是克伦巴赫著作的简单重复；它出版于克伦巴赫著作问世的19年之后，含有许多新的信息。S.梅尔卡第（S.Mercati）为此写了一部很详细的评论，并指出了许多错误（《罗马与东方》杂志，VIII［1918］，171—183）。在波兰出版的拜占庭文献简史是由扬·塞达克（Jan Saidak）所写的《拜占庭文献学》（Littratura Byzantynska,华沙，1933年），但它并不十分可靠。对于拜占庭文学发展早期的研究，即自4世纪以来的文献史，W.克里斯特（W.Christ）写的《希腊文学史》（Geschichte der Griechischen Litteratur,第二卷，慕尼黑，1924年）是一部十分有用的书。另外还有三部书十分有价值，它们是：F.A.瑞特（F.A.Wright）所写的《晚期希腊文学史，自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去世，至公元565年查士丁尼皇帝去世》（1932年，纽约）；奥托·巴登维尔（Otto Bardenhewer）的《教父著作全集》（Patrologie，第三版，1910年，弗赖堡）和巴登维尔的《古代希腊文学史》（Geschichte der altkirchlichen Literatur,五卷本，弗赖堡，1910年）。最后一部著作的后三卷，即涵盖4—8世纪这一时期历史的部分，是特别重要的。N.约尔加在其论文“拜占庭文学。它的思想、它的分枝及它的倾向”中简明地分析了拜占庭文学发展的特点，该文章收于《东南欧历史研究》，II（1925），370—397。31
俄罗斯的拜占庭研究32
19世纪
19世纪后半期，俄罗斯学者对于拜占庭史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德国籍院士。——19世纪前半期，德国学者在俄罗斯开辟了对拜占庭的研究领域，他们是一些被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永久留在彼得格勒的学者。这些德国学者特别关注于确定拜占庭及拜占庭史料在俄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在这些院士中间，Ρh.克鲁格（Ph.Krug,1764—1844年）和A.库尼克（A.Kunik,1814—1899年）是应该提到的。
西方派和斯拉夫派。——对于19世纪上半期俄罗斯思想家的著名代表来说，拜占庭历史时常成为支持某一特定的社会运动的资料。例如：一些斯拉夫派学者注62，以拜占庭帝国的事件为他们的理论提供根据并做辩护。西方派的学者则从已被引用的同样史料中找根据，试图说明拜占庭历史的消极影响，并指出，如果俄罗斯决定仿效已亡帝国的传统，就可能面临极大的危险。在赫尔岑（Herzen）的一部著作中，他写道：
罗马的统治结束了古代希腊的存在，并同时保留了它，正如熔岩和灰尘保留了庞贝和赫尔库拉内一样。拜占庭时期已揭开了棺盖，但是死去的东西仍然不能复活；像任何其他墓穴一样，它被教士、修士或阉人们这些不能生育的真正代表们所掌管……拜占庭帝国能够生存，但是它的功能已经终止。大体说来，历史只关注那些正处于舞台上，即那些正在有所作为的民族。注63
另一位西方派的P.Y.查达耶夫（P.Y.Tchaadayev）在他的第一封哲学信札中写道：“按照我们倒霉命运的安排，我们向不幸的使人深恶痛绝的拜占庭帝国寻求一个道德准则，这曾是我们教育的基础。”注64但是，这种论调没有任何历史价值。这些思想家无疑是天才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他们绝不是真正的拜占庭历史学家。
19世纪中叶，人们对于研究拜占庭历史的重要性有了明确的认识。一个热情的斯拉夫派学者A.S.霍米亚可夫（A.S.Khomiakov）在19世纪50年代写道：“我们以为，用蔑视的态度谈论拜占庭帝国意味着暴露他自己的无知。”注651850年，著名的莫斯科大学教授T.N.格拉诺夫斯基（T.N.Granovsky）写道：33
我们有必要提起拜占庭历史对我们俄罗斯人的重要性吗？从君士坦丁堡（帝都）注66，我们接受了我们民族文化最优秀的部分，即我们的宗教信仰和文明的开端。东方帝国把俄罗斯引进了基督教各民族的家庭。但是，除此之外，仅仅由于我们是斯拉夫人这一事实，就使我们与拜占庭帝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这方面，外国学者们还没有认识到，也不可能充分地认识到。注67
按照格拉诺夫斯基的意见，在他的那个时代，只有俄罗斯学者或斯拉夫学者，才能对拜占庭历史的主要问题给予恰当的解释，他说：“对于我们受到许多恩惠的这些现象进行研究，是我们的职责。”注68
瓦西列夫斯基。——V.G.瓦西列夫斯基（V.G.Vasilievsky,1838—1899年）是一位全面从事拜占庭历史科学研究的真正奠基者，他是彼得格勒大学的教授，俄罗斯科学院的院士。他发表了大量关于拜占庭史的专门问题（内部的和外部的历史）的杰作，并以他的大部分精力和敏锐的分析能力，致力于研究拜占庭和俄罗斯的关系。瓦西列夫斯基的一些著作在通史领域中是十分重要的。例如，许多著名欧洲学者承认瓦西列夫斯基的著作《拜占庭和佩切涅洛人》（Byzantium and the Patzinaks）是研究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学者们所必读的。注691925年故去的教授康达可夫（N.P.Kodakov）及院士Th.I.乌斯宾斯基（Th.I.Uspensky）也都是著名的学者，前者在拜占庭艺术研究方面，后者在拜占庭社会历史研究领域都很著名。此处对这三位历史家的著作不拟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因为瓦西列夫斯基仅仅出版过一些专题著作，而康达可夫的著作则侧重拜占庭艺术注70，而这里我们所要概略回顾的是只限于拜占庭历史方面的一般著作。乌斯宾斯基有点例外，后面将较多地介绍34他的两卷本的拜占庭帝国通史，这一著作出版于1914年和1927年。34
总之，到20世纪初，俄罗斯学者们对于拜占庭研究的主要贡献是他们详细地调查研究并阐明了许多专门的、有时是极其重要的问题。
叶尔托夫。——1837年，I.叶尔托夫（I.Ertov）以俄文发表了两卷本著作《选自通史的东罗马或君士坦丁堡帝国史》（History of the Eastern Roman or Constantinopolitan Empire，Selected from the General History）。从标题“选自通史”可看出，这一著作仅仅是作者的15卷本《由俄罗斯国家形成，到东罗马帝国的灭亡期间的民族迁徙和欧、亚、非三洲新国家的建立，世界通史及其续篇》（1830—1834年出版）的选录。叶尔托夫是一个商人的儿子，依靠自学成才。他写这部拜占庭帝国史的指导思想是：“首先是俄罗斯读者需要一部记叙体的历史。”注71他表明，他用作史料的资料“除了选自许多书本和期刊外，还有鲁瓦约的历史、勒博的《东罗马帝国史略》及亚当（Adam）对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所作的节译”。注72自然，叶尔托夫这一包括君士坦丁堡陷落为止的历史事件汇编并没有什么科学价值，但是，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这却是个意外的尝试。
20世纪
库拉科夫斯基。——最早试图写一部严格的拜占庭通史的俄罗斯学者是已故的基辅大学教授J.A.库拉科夫斯基（J.A.Kulakovsky）。他的专业是罗马文学，但他在大学教授罗马史，因此，在罗马古文物及帝国时代的罗马制度史方面做了许多工作。1890年以后，他花费了部分时间研究基督教考古学和拜占庭历史。在20世纪早期（1906—1908年），他翻译了4世纪时著名的罗马异教历史学家阿米亚努斯·马尔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的著作，这一译本成了他此后研究拜占庭史的入门作品。1910年他发表了《拜占庭帝国史》第一卷，记载了395年至518年的史实。第二卷出版于1912年，第三卷出版于1915年，这两卷包括了由518年到717年的拜占庭历史，即到破坏圣像时期。第一卷的修订本于1913年已出版。作者以不寻常的勤奋和不倦的精力深入研究了希腊文的、拉丁文的和东方的（译本）拜占庭历史资料。他以这些文献为基础，凭借自己对于这一时期文献的广泛了解，撰写了至717年为止的详尽的拜占庭历史。库拉科夫斯基教授论述了拜占庭帝国内部生活的一些方面，但在大量涉及外部政治生活的细节中，内部生活有时却显得模糊不清了。第三卷特别有价值并值得重视。按照作者在第一卷前言中的声明，他企图以生动逼真的描写，使读者能领会那些古代精神的实质。库拉科夫斯基说道：“我们俄罗斯的过去以不可分割的纽带与拜占庭帝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此基础上，我们俄罗斯的民族精神显示出了它自己的本质。”对于在俄罗斯中学教育中取消希腊文的学习，他深感遗憾：“也许有一天，我们俄国人会像西欧的那些人一样地了解到，不是‘现代’这最后一个词，而是‘希腊’这第一个词，意味着欧洲文化的创造性的开端。”在第三卷的前言中，作者又一次解释他写作这部拜占庭史的计划：“我的目的是根据对史料的直接研究，根据对拜占庭历史的各种期刊中大量出现的、当代研究者就这一时期的历史对各种个别问题的资料进行的研究，介绍一个连续的、年代准确的、尽可能完善的帝国生活图景。”库拉科夫斯基教授的著作，就其对拜占庭历史事实的描写及一些原始史料的内容来说，是有很大价值的。它也包含了现代历史学科在拜占庭历史的主要社会政治问题上的重要意见和推论。库拉科夫斯基对历史事件的描述相当详细，这就解释了这一事实，即这一近1400页的三卷著作，只记载了拜占庭帝国8世纪初之前的历史。35
Th.I.乌斯宾斯基。——1914年,君士坦丁堡的考古研究所前任所长，俄国科学院士Th.I.乌斯宾斯基（Th.I.Uspensky），出版了《拜占庭帝国史》第一卷。这一优秀的著作附有许多地图、插图和画片，描述了由4世纪至8世纪初（即破坏圣像时期）的历史事件。这本书代表了拜占庭历史领域内的一个专家试图写一部拜占庭帝国通史的最初尝试。从事这项工作的是拜占庭历史及文学领域内最著名的一位学者。他勤奋的一生，几乎全献给了对拜占庭帝国不同时期、不同方面的复杂历史的研究。他于1928年在列宁格勒去世，终年83岁。乌斯宾斯基希望为广大读者提供一部通俗易懂的叙述体的历史，他并没有在脚注和尾注中纳入诸多参考资料，只是介绍了他使用的主要资料和第二手论著。该书的第二卷第一部出版于1927年，其中讨论了破坏圣像时期的历史以及斯拉夫语传教者西里尔（君士坦丁）和美多德（Methodius）的问题。36
乌斯宾斯基著作的第一卷的问世，是对“拜占庭文明”的主要因素正在出现，复杂的拜占庭文化正在形成时期的拜占庭史的广泛介绍。作者不可避免地要从拜占庭历史的过去事件中为现代生活寻找一些“教训”。他谈到拜占庭东方行省统治的重要性时指出，的确是在小亚细亚，即在尼西亚帝国内，13世纪恢复拜占庭帝国的计划就已成熟了。他断定，“历史的教训是要受到严格检验的”，而且要由那些等着瓜分拜占庭这个博斯普鲁斯垂危病人遗产的同时代人来评价。注73他进一步指出：
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有权力避免积极参与处理与拜占庭遗产有关的事情，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尽管，按常规，继承人有权接受或拒绝留给他的遗产，而俄罗斯在东方问题上的作用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不是主观意志所能改变的，除非一些意想不到的冲击能使我们忘掉或在记忆中清除那些使我们生存、斗争和历经磨难的事件的回忆。注74
纵观全部著作，乌斯宾斯基都试图解释斯拉夫和拜占庭的关系问题，他在1912年10月序言的结尾中，要读者去翻阅关于南斯拉夫历史的几章，以解释“巴尔干半岛今天的悲惨事件”，即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的问题。注75乌斯宾斯基解释道，他的目的是为俄罗斯读者提供重要的材料，这些材料会帮助他清楚地认识一个仔细衡量并深思熟虑的体系。另外，他希望他的读者认识到，深入研究拜占庭史以及它与过去俄罗斯的关系，不仅对俄罗斯学者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于形成并正确指引俄罗斯的政治与民族意识，也是同样必要的。
作为“拜占庭化”（Byzantinism）这一名词的坚定信奉者，乌斯宾斯基特别注意为这一名词下定义。按他的想法，构成“拜占庭化”的基本特征是蛮族对帝国的入侵及3、4世纪的文化、宗教危机。注76“拜占庭化是历史的法则，它的影响表现在东南欧人民的历史中。这一法则甚至在当代仍在支配着许许多多的国家的发展；它表现在一整套特别的信仰及政治制度中，人们也可以说，它表现在阶级结构和土地关系的特有形式中。”注77“拜占庭化”——所谓拜占庭化是罗马精神与较古老的文化，诸如犹太的、波斯的和希腊的古老文化，相融合的结果——这一术语的使用主要是指“影响5—8世纪罗马帝国逐渐被改造成拜占庭帝国所有因素的综合。”注78“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迁移引起许多变化，导致了帝国在社会经济结构和军事制度方面的变革。新的因素对东方的罗马帝国的改革施加了巨大的影响，使它逐渐带有拜占庭化的特征。”注79拜占庭化通过以下几种现象表现出来：（1）“不断地清除通行的拉丁语而逐渐代之以希腊语，或确切地说，代之以拜占庭语。（2）各民族争取政治上的优势的斗争；（3）新的艺术发展，新的创作动机的出现，导致新的历史丰碑以及在文学领域中出现的独具风格的作品，于是，在东方文化的模式和传统影响下渐渐发展起了新的、有独创性的方法。”注80 37
乌斯宾斯基认为东方的罗马帝国在大约8世纪时就获得拜占庭化的显著特点，这一观点是与英国拜占庭学家芬利的观点相一致的。乌斯宾斯基的总体思想在其《拜占庭帝国史》第一卷中没有得到证明；可能只有在他的拜占庭帝国史全部问世时，或至少到拉丁人进犯时期，才有可能恰当地做出判断。
第一卷里提出的主要问题是：（1）斯拉夫人迁居到巴尔干半岛及其对拜占庭生活的影响；（2）拜占庭帝国的土地所有制；（3）军区制度，即帝国行省的管理制度。尽管这些问题在乌斯宾斯基的著作中没有最终的答案，但他所进行的解释提出了进一步研究这些复杂问题的必要。
乌斯宾斯基的这一著作，在它出版之前至少酝酿了25年，并且其写作周期也相当长，该书的不同部分其重要价值大不相同。其中一些章节写得新颖、生动、有趣，反之，其他一些根据过时的资料所写的章节，远远低于他的同时代学者达到的水平。关于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徒的论述是这方面的实例。乌斯宾斯基用了相当的篇幅专论帝国的社会生活，这是本书的主要成就之一。这一著作能够使读者了解早期的拜占庭史；这位把自己的学者生涯几乎全部献给拜占庭时期的专家对这段历史做了清楚的说明。1948年他的《拜占庭帝国史》第三卷（1081—1453年）出版，第二卷的后半部却未能出版。38
谢斯塔可夫。——谢斯塔可夫（S.P.Shestakov）是喀山大学的教授。1913年他发表了《拜占庭帝国史讲义》（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该书的第二次增订本于1915年出版。这部书叙述了由3、4、5世纪野蛮人迁入东、西罗马帝国境内开始到公元800年查理大帝的加冕典礼为止的历史。作者叙述了有关帝国外交的政治事件和帝国社会生活的面貌，并列出了有关这一历史学科的编史工作和文献资料。这些资料不十分精确，记载也很粗糙。
C.N.乌斯宾斯基。——俄罗斯学者C.N.乌斯宾斯基（C.N.Uspensky）注81于1917年在莫斯科出版的《拜占庭史纲要》（Outlines in Byzantine History）一书，留给我们一个很清新、生动的印象。这本书仅有268页，却包含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综合性前言和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概况。它使读者接触到拜占庭时期的重要内政问题。本书的叙述至破坏圣像后期与843年恢复圣像崇拜，即狄奥多拉统治时期为止。这本纲要的特点是，把重点放在帝国的内部组织、宗教和社会发展问题上；只是在作者认为有助于解释社会的某些现象时才叙述一些政治事件。乌斯宾斯基慎重地发展了他的主要的、十分正确的观点，即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具有希腊化的性质。他的兴趣是试图在世俗的和教会的土地占有制方面调查拜占庭生活中封建化的过程。乌斯宾斯基尤其对破坏圣像时期有兴趣。他的《纲要》最后几章值得特殊注意。他分析了第一批蛮族王国在帝国境内的建立，查士丁尼统治下的行政改革和财政管理、军区的组织、6—8世纪农民和所谓的《农业法》、土地占有以及特免权问题。这本书分量不大，但内容丰富，很有价值。
瓦西列夫。——瓦西列夫（A.A.Vasiliev）的《拜占庭帝国史》（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最初是在俄国出版的俄文著作。全书两卷包括拜占庭帝国的全部历史。第一卷出版于1917年，书名是《拜占庭历史讲义；第一卷，到十字军开始时期（1081年）》。第二卷包括由十字军至君士坦丁堡陷落这一历史时期，分三册出版：（1）《拜占庭和十字军人》（彼得格勒，1923年）；（2）《拉丁人在东方的统治》（彼得格勒，1923年）；（3）《拜占庭帝国的衰亡》（列宁格勒，1925年）。这部书的多次翻译和增订版的资料都收在本书的参考文献部分。39
贝佐布拉佐夫。——《拜占庭文化概要》（Sketches in Byzantine cuiture）是P.V.贝佐布拉佐夫（P.V.Bezobrazov）去世后发表的研究成果。他死于1918年10月，此书于1919年在彼得格勒出版。这本叙述生动的著作，含有作者对拜占庭生活中很多东西的反感情绪，因而，他以相当暗淡的色彩描写拜占庭的生活。他论述了皇帝、皇后、教士、政府官员、地主、工匠、文学、人文景观、消遣方式和诉讼事件等。贝佐布拉佐夫是个很有才华的学者，他的著作是有价值的，令人满意的。
列夫臣柯。——列夫臣柯（M.V.Levchenko）著的《拜占庭简史》（Sketches in Byzantine Culture，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40年）是1940年出现于苏维埃俄国的第一部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概述拜占庭历史的著作。且不谈作者对“资产阶级拜占庭学家”的例行攻击（显然这在苏维埃俄国是强制性的），这本书还是显示出作者有很好的史料知识的修养。虽然作者在选择史料方面有些偏见，但它还是描述了许多有关内政史，特别是政治经济方面的重要问题。列夫臣柯把这些问题与民众的利益相联系。他写道：“俄罗斯从拜占庭接受了基督教。与此同时，斯拉夫人接受了文字和较高的拜占庭文化的某些因素，显而易见，我们国家的劳动大众有理由关心拜占庭的历史，苏联的历史学家必须满足这一要求，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写出博学的拜占庭历史。”（俄文版，第4页）
期刊、主要参考资料和草纸文献
第一种拜占庭研究的专业期刊是《拜占庭杂志》（Byzantinische Zeitchrift），于1892年于德国创刊。该期刊除了刊登大量文章和书评外，还包括一个关于拜占庭历史出版物的详细书目。其中俄罗斯和斯拉夫出版物占很大篇幅。卡尔·克伦巴赫教授是这一期刊的创建者和第一位主编。到1914年，该刊已经出版了24卷，401909年还出版了该刊前12卷的详细分类索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拜占庭杂志》停刊，战后复刊。该刊目前的主编是弗朗茨·多尔格（Franz Dölger）。注82 40
1894年，俄罗斯社会科学院开始出版《拜占庭年鉴》（Vizantiysky Vremennik），由V.G.瓦西列夫斯基和V.E.莱格尔（V.E.Regel）主编。该杂志在其内容编排方面可谓效仿了德国前辈。在其参考书目中，与斯拉夫人民的历史和近东基督教国家有关的作品占很大篇幅。该期刊是以俄文出版的，但是偶然也发表用法文和现代希腊文所写的文章。它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停刊，战后复刊。到1917年该刊已经发行了22卷，但第23卷直到1923年才问世，第25卷于1928年发行。在该刊第16卷中含有前15卷的分类索引，该索引是由P.V.贝佐布拉佐夫做的。Th.I.乌斯宾斯基也曾主编《拜占庭年鉴》，直到他去世。1947年以后，在苏维埃俄国，一套新的《拜占庭年鉴》开始出版；1951年，该年鉴出版到第四卷。
另一种拜占庭杂志是《拜占庭》注83（Βυξαντίς），1909年由雅典拜占庭学会创刊。但该期刊只出现了两卷。1915年以后，一部新的俄文期刊《拜占庭评论》（Vyzantiyskoe Obozrenie）发行了三卷，是由多尔巴特（Dorpat）大学历史和文学院编辑的，主编者是V.E.莱格尔。其第三卷出版于1917年。
N.A.比斯（N.A.Bees）1920年在柏林出版了《拜占庭与当代希腊年鉴》（Byzantinisch-neugriechische Jahrbücher），其出版宗旨与《拜占庭杂志》相同。该期刊的前五卷是在希腊的雅典出版的，当时比斯在这里担任一所大学的教授。该刊的第17卷发行于1944年。
1923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五届国际历史学会上，拜占庭研究部表达了创建一个新的国际性拜占庭杂志的愿望。1924年，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一届国际拜占庭学者大会上，出版这样一种杂志的最后计划定型，1925年，第一卷出版。标题是《拜占庭。国际拜占庭研究评论》（Byzantion.Revue Internationale des Edudes Byzantines）注84，其主编是保罗·格兰多尔（Paul Graindor）和亨利·格雷古瓦（Henri Grégoire）。这一卷是纪念著名的俄罗斯拜占庭学者N.P.康达可夫80周岁诞辰的专辑，但是，该卷正式出版的那一天，人们得到了康达可夫去世的消息（1925年2月16日）。
在1924年至1950年，一种新的希腊文出版物、20卷的41《拜占庭研究学会年鉴》（Ἐπετηρὶς ‘Εταιρείας Βυξαντινῶν Σπονδ ῶν）在雅典问世。其中刊登的许多文章是十分有价值，十分重要的。41
除了这些杂志提供的资料外，许多涉及拜占庭时期研究的重要资料也可见于其他的与拜占庭学者没有直接关系的杂志中。对于拜占庭研究特别有意义的是希腊语杂志《当代希腊的记忆》（Ἐλληνομνήμων），1904年起由S.兰普罗斯（S.Lompros）主编，在他去世后则由其他一些希腊学者主编；还有《东方之声》（Echos d’Orent）杂志和《东方基督教杂志》（Revue de l’Orient Chrétien）。
关于拜占庭法律的基本著作是《希腊-罗马法制史》（Geschichte des greichisch-rümischen Rechts），该书的编者是著名的德国法学家卡尔·爱德华·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Karl Eduard Zachariä von Lingenthal）。其第三版于1892年在柏林出版。关于早期的法典，有雅克·哥德弗洛瓦（Jacques Godfroy）编的《狄奥多西法典》（Codex Theodosianus）。哥德弗洛瓦（又称哥特弗勒德［Gothofredus，1587—1652］）是生于日内瓦的法学家，后赴法国学习法律和历史。在工作了30年以后，他出版了自己编辑的《狄奥多西法典》，附有他所做的重要注释和评论，这些注释和评论至今对于研究早期拜占庭立法仍然十分有价值。他的著作的第一版发行于他去世13年以后。另一部重要的著作是莫特罗伊（Mortreuil）的法文版《拜占庭法律史》（Histoire du droit Byzantin），该书共三卷，于1843—1847年在巴黎出版；还有E.海姆巴赫（E.Heimbach）用德文为《埃尔斯克和格鲁伯百科全书》（Ersch und Gruber Encyclopedia）写的拜占庭法律概要（LXXXVI，191—471）；奥古斯特·恩格尔曼（August Engelman）所写的俄文评述《希腊罗马法的学术研究，对最近的论述文章的评述》，该书的目的在于“介绍拜占庭的立法史”，出版于1857年。由于人们很少提及它，也难以找到该书的版本，这部作品几乎绝迹了。但是，它的内容提要很可能使学者们感兴趣，它包括拜占庭与希腊-罗马法的重要性，希腊-罗马法文献史概要、希腊-罗马法的概念和规模‘法律发展的各个时期及其特点。现代人研究希腊-罗马法的主要目的，以及1824年以来发表的关于希腊罗马法的研究文献等。另一部俄罗斯著作是由阿扎勒维奇（Azarevitch）所写的《拜占庭法律史》（A History of Byzantine Law）（两卷本，雅罗斯拉夫，1876—1877年）。意大利学者L.西西里亚诺（L.Siciliano）于1906年写了一部相当全面的希腊罗马法概要，并附有非常有价值的书目注释，发表于《意大利法律百科全书》（Enciclopedia Giuridica Italiana,Vol IV，part 5，fasc.451、460）中。这一概要于1906年在米兰出版了单行本。另一些有用的作品有阿尔多·阿尔伯托尼（Aldo Albertoni）所写的《有关意大利对拜占庭法律的研究综述》（Per una esposizione del diritto byzantino con riguardo all’Italia，伊莫拉，1927年），以及诺曼·贝恩斯在《拜占庭杂志》（XXVIII［1928］，第474—476页）中的补充意见和H.V.威特肯（Wittken）所写《拜占庭时期对查士丁尼法典的发展》（Die Entewickling des Rechts nach Justinian in Byzanz）（哈雷，1928年）。42
关于拜占庭艺术的最重要的著作有：N.P.康达可夫《从希腊手稿中的微型画看拜占庭艺术和圣像的历史》（敖德萨注85，1876年；阿特拉斯，1877年；法文修订版，巴黎，1886—1891年，此版分为两卷）；巴耶特（Bayet）：《拜占庭艺术》（其法文版L’Art byzantin发表在A.迈克尔主编的法文版《艺术史》，第一卷和第三卷，巴黎，1905年和1908年）；夏尔·迪尔《拜占庭艺术手册》（Manuel d’art byzantin,巴黎，1910年；增补和修订版，两卷本，1925—1926年）；O.M.多尔顿（O.M.Dalton）《拜占庭艺术和建筑》（Byzantine Art and Archeology,牛津，1911年）和《东方基督教艺术历史遗迹概览》（East Christian Art: A Survey of the Monuments,牛津，1925年；这部由多尔顿所写的书有一部分是论述建筑的）；L.布莱耶尔（L.Bréhier）《拜占庭艺术》（L’Art Byzantin,巴黎，1924年）；H.佩尔斯（H.Peirce）和R.蒂勒（R.Tyler）《拜占庭艺术》（L’Art Byzantin），两卷本（巴黎，1934年）。
在拜占庭编年史中比较重要的有：H.L.克林顿（Clinton）《罗马记事》（Fasti Romani,英文版，两卷本，牛津，1845—1850年），其中记载了641年希拉克略皇帝去世以前的历史；穆拉尔特（Muralt）《拜占庭编年史纪要》（Essai de chronographie byzantine,两卷本，圣彼得堡和巴塞尔，1855年和1873年），该书囊括了至1453年止的全部拜占庭历史，但是使用它时要特别谨慎；奥托·希克（Otto Seeck）《自311年至476年，即基督教帝国准备时期的皇帝和教宗年表》（Regesten der Kaiser und Päpste für die Jahr 311 bis 476 N.Chr.Vorarbeit zu einer Peosopographie der christlichen Kaisezeit）是十分重要的著作；同样重要的有弗朗兹·多尔格（Franze Dölger）的《东罗马帝国皇帝年表》（Regesten der Kaiserurkunden des oströmischen Reiches,慕尼黑和柏林，1924—1932年），该著作被收入《中世纪和当代希腊文献大全》（Corpus der griechischen Urkunden des Mittelalters und der neueren Zeit慕尼黑和维也纳研究所）；亦见V.格吕梅尔（V.Grumel）《君士坦丁堡牧首法令敕令集》（Les Regestes des Actes du Patriarcat de Constantinople,伊斯坦布尔，1932年和1936年），它包括了自381年到1043年的历史。对于拜占庭编年史进行新的科学的研究还是当代拜占庭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对于拜占庭研究的其他领域的有关资料，例如，货币学、印章学和草纸学方面的信息，可见克伦巴赫的《拜占庭文献史》，也可见各种拜占庭专业期刊的文献目录。
只是在最近三四十年间，学者们在纸草研究领域开始意识到拜占庭时代的特别重要的意义。如这一领域最好的当代学者H.I.贝尔（H.I.Bell）所说，早期的草纸学家们，只是以继母的眼光看待拜占庭时期，而且把注意力只集中于托勒密时期和罗马时期。注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