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由的精神
二、宗教意识
三、道德的历史
四、道德的尺度
五、民族与爱国
六、灵魂的纯净与高贵
七、唤起心中的情感
八、艺术飞扬的快乐
一、自由的精神
（一）
天真纯朴的人！生活在多么叫人奇怪的简化与伪造中啊！一旦留心看到这个奇迹，肯定会惊叹不已！我们是怎样把周围的一切都弄得无挂无碍、舒适简单的？又是怎样使我们的感觉容忍一切肤浅之物的，是怎样能够使我们的思想神圣无比地想要随意胡闹，想要做错误推理？怎么从一开始就想方设法地保持无知状态，以享受几乎不可想象的自由——浅薄、轻率、热心和愉快，以此享受生活？至今为止，只是在这一坚硬的、花岗岩般的、无知的基础之上，知识才得以建立起来，而求知的意志则建立在更加强大得多的意志之上，这个意志就是求无知、求不确定、求不真实的意志！不把后者看作前者的对立物，而是看作对前者的提炼！的确，我们希望，语言在这里同在别处一样，不要克服其尴尬处境，希望它对事物只是有逐渐变化和许多改进的地方，仍然谈论对立；我们同样希望，已造成肉身的虚伪道德将歪曲有识别力的人所说的话。我们不时地对其表示理解，对最高的知识竭尽全力地使我们待在这个简化的、完全人造的、适当虚构的和适当伪造的世界的生活方式上，并付诸一笑，对它热爱错误观点的方式，亦付诸一笑，它之所以热爱错误观点，是因为作为生活本身，它热爱生活！
（二）
在这样令人愉快的开始后，人们也许想听到严肃字眼，因为严肃字眼才合大多数一本正经者的心意。当心，你们这些哲学家和知识之友不要因此殉难！留心，不要“为了真理”而受苦！即便为了保护你们自己，也要留心啊！它损害了你良心中的天真无邪和优雅的中立；它使你听不进反对意见，动辄发怒；它使你在与危险、诽谤、怀疑、驱逐甚至更恶劣的敌意行为做斗争时，变得丧失理智、兽性大发、残酷无比。最终使出一着——声称自己是地球上真理的守护者——似乎“真理”是个非常天真无邪的、无行为能力的人，需要有人来保护他！需要你们这些一脸哀容而又游手好闲的先生们和制造时代精神的人们！最后，你们知道得很清楚，即使能说服别人同意自己的观点，也不会产生什么惊天动地的结果。你们知道，至今为止还没有哪位哲学家能说服别人同意自己的观点；你们知道，在自己特意说的话和自己特别喜欢的学说后面（以及偶尔在你们自身后面）加的每一个小问号，要比上诉人在法庭上演的所有严肃滑稽剧和玩弄的骗人把戏，有更值得称赞的真实性！还不如躲开的好！躲开，藏起来！带着你的各种假面具和各种诡计，以便把你误当作你现在的样子，不要担心你的样子！请不要忘记那个花园，那个有金花格凉亭的花园！把人们聚集在你的周围，他们是花园，或者是白天已成记忆时，黄昏时的水上音乐。选择有益的孤独吧，选择自由的、不受拘束的、轻松愉快的孤独吧，它将使你有权保持善，而不用管是什么意义上的善！每一场长期斗争都使人变得多么恶毒、多么狡猾、多么坏啊！长期斗争是不能明目张胆地用武力进行的。长期地恐惧、长期地警惕着敌人——可能的敌人，会使人变得多么爱攻击别人啊！这些被社会遗弃的人，这些被长期追捕、遭到残酷迫害的人以及被迫隐居的人，这些斯宾诺莎似的人，或乔尔丹诺?布鲁诺似的人，最终总是在极其富于理智的伪装下，在不知不觉中，变为有教养的复仇者和毒药的酿制者（只要揭穿斯宾诺莎伦理学和神学的基础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更不用说道德愤怒的愚蠢了。就一个哲学家而言，道德愤怒明确无误地表明：他已没有了哲学家的幽默感。哲学的殉难——他“为真理所做的牺牲”，暴露了隐藏在鼓动者和演说者内心的东西；如果至今仍有人一直以艺术家的好奇心打量着哲学家，那便容易理解为何许多哲学家危险地想要看到自己也堕落（堕落为“殉难者”，堕落为舞台上和讲坛上的大声呼喊者）。
（三）
每一个出类拔萃的人都会出于本能地寻求避难所和隐居处，在那里他可以摆脱多数人——可以忘却“作为规则的人们”，而成为例外。但却是不包括这样的情况，即更加强烈的本能把他直接推向人群，以伟大而杰出的明辨是非者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无论是谁，在与人们交往时，若不偶尔出于恶心、厌烦、同情、沮丧和休戚相关，其痛苦的脸色一会儿发青、一会儿发白，那他肯定不是一个趣味高尚的人。不过，如果他并不主动挑起这个重担，且不对自己反感，假如他执意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执意像我说的那样，静静地、高傲地待在避难所里，那么有一件事便是确定无疑的：他天生不是，也注定不是有学识的料。他这样的人终有一天会对自己说：“魔鬼剥夺了我的高尚情趣！但是‘规则’要例外——比我自己，比我这个例外，更令人感兴趣！”于是他会感到垂头丧气，特别是会进入“内心世界”。长期而认真地研究普通人，因而尽量伪装自己，进行自我克制，表现出亲热的样子，进行不自在的交往（除了与同等的人交往外，所有交往都是不自在的交往），构成了每一位哲学家个人经历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许是最令人不快的、最令人作呕的、最令人扫兴的一部分。不过，如果幸运的话，作为知识的宠儿，他会遇到合适的助手，这些助手会减少和减轻他的工作，我指的是所谓犬儒主义者。犬儒主义者只承认兽性，只承认平庸的东西，只承认他们内心的“准则”。与此同时，他们超凡脱俗，敏感而易激动，喜欢当着人谈论自己和与他同样的人——他们有时沉迷于书本当中，犹如在自己的粪堆上打滚一般。犬儒主义是卑贱的人借以接近所谓诚实的唯一方式，高等人应侧耳倾听一下犬儒主义者讲的所有难听或好听的话，应为粗鲁的人在自己面前的不知羞耻，或为具有科学头脑的人开口说话而暗自庆幸。有时甚至狂喜和厌恶会混合在一起，即会看到天生的畸形儿，天才的头脑竟附在某个不知检点的公山羊和猿人的身上，加利亚尼道长就是如此。这是个在他那个世纪思想最为深邃和敏锐的人，或许也是思想最为肮脏的人——他远比伏尔泰深邃，因而也更加缄默。如上面所暗示的，科学头脑竟安在猿人的躯体之上，卑贱的人竟具有绝好的理解力，这种情况绝非罕见，尤其是在医生和品行端正的生理学家当中。每当有人非常无知地谈论人类，并把人类说成是两种——需要肚子的人和需要头脑的人，每当有人认为或力图认为饥饿、性欲和虚荣是人类行为的唯一真实动机时，每当有人“诋毁”人类或说人类坏话时，爱知识的人都应侧耳细听。一般说来，只要这种谈论不带有怒气，就应洗耳恭听。因为，愤愤不平者和总是用自己的牙齿撕咬自己的人，固然从精神上说，会比性嗜嬉戏、自满自足的人站得高看得远。但从其他各种意义上说，他却是更为普通、更为平凡、更无智慧的人。愤愤不平者，是最大的撒谎者。
（四）
要让别人理解自己是很难的。尤其是，如果自己像恒河那样急速地思索和生活，而别人却以其他方式思索和生活，即乌龟般地，或至多青蛙般地思索和生活（我在尽力使自己“叫人难以理解”）。我要衷心感谢某些人的好意，他们挖空心思地对我做出解释。不过，“好朋友们”总是那么悠闲自得，并自以为作为朋友有权逍遥自在。对于他们，首先应提供操场和娱乐场，允许他们误解——而自己仍然在笑，或完全不把他们当回事，也不在乎这些好朋友们做何感想——于是还是在笑！
（五）
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最难表达出来的就是语言风格的速度。语言风格的速度源自民族的特性，若从生理方面来说，源自消化营养物的平均速度。有些翻译者想要忠实于原文，但由于不自觉的通俗化，几乎歪曲了原文。原因仅仅是原文活泼而愉快的速度（借助这种速度而跳过和避开了词语上的所有危险）也是难以表达的。德国人几乎无法快速地说话，由此可以合理地推导出，德国人几乎无法理解自由自在、奔放不羁的思想中，那些最令人愉快、最意气风发的微妙之处。正如丑角在肉体和精神上，与德国人的格格不入一样，阿里斯托芬和佩特罗尼乌斯的作品也无法以翻译方式介绍给德国人。一切沉重、阻滞、笨手笨脚的东西，以及一切冗长而令人厌倦的文风，都在德国人中间花样翻新，大放异彩。恕我直言，就连歌德的那些生硬与优雅参半的散文也不例外。它们所反映的是它所属的“过去美好时光”，而表现的是当初的德国趣味。所谓德国趣味，就是有气无力而精巧细致的趣味。拉辛由于具有演员气质是个例外，这种气质使他悟性极高，又精通许多事情；他卓有成效地翻译了培尔的作品，并自愿躲避在狄德罗和伏尔泰的阴影之下，更加自愿地躲避在罗马喜剧作家当中——拉辛也热爱奔放不羁的精神和奇思异想，但这些都不合德国的节奏和规矩。但德语，即便是拉辛散文中的德语，又怎能模仿马基雅维利的速度呢？马基雅维利在其《君主论》中，使我们呼吸到了佛罗伦萨干燥纯净的空气，并禁不住以喧闹愉快的方式展现了最为重大的事件，或许以艺术家特有的心怀恶意的对比感，以骏马奔驰的速度，以最为卓越、最为放纵的幽默感，表述了那些冗长、沉重、难以理解而又危险的思想。谁又胆敢用德文翻译佩特罗尼乌斯的作品呢？在题材选择、思想和词语方面，佩特罗尼乌斯比至今为止的任何大音乐家都更具有大师风范。若像他那样拥有风的双脚，能像风那样急速行进、呼吸和不受约束地表示轻蔑，使一切东西都能跑动起来，从而使一切都健康向上。那么，对布满沼泽的病态世界，对“旧世界”还会在乎什么呢！至于阿里斯托芬——那个戏剧化的天才，因为他的缘故，我们应原谅曾存在的全部希腊精神，假如我们理解了其深刻含义所需要原谅，使之戏剧化的所有那些事情的话。关于柏拉图的秘密和其令人猜不透的性格，我思考得最多的就是那件被保密得很好的小事，即在他临终时，枕头下放的不是《圣经》、不是埃及人的书、毕达哥拉斯的书，或他自己的书，而是阿里斯托芬的一本书。没有阿里斯托芬，柏拉图又怎能忍受生活——他所拒绝接受的希腊人的生活！
（六）
只有极少数人能保持独立，保持独立是强者的特权。任何试图保持独立的人，即便是最有权利这样做的人，只要不是被迫去这样做，也都证明他或许不仅是强者，而且还有无比大的胆量。他进入了一个迷宫，并千百倍地增加了生活本身已具有的危险；他知道自己将如何，也知道在哪里迷路，将变得孤立无助，被某个良心怪物撕成碎片。假如这样的人倒了霉，他的不幸将远远超出人们的理解力，人们既不会感到这种不幸，也不会同情这种不幸。他不能再回头，甚至不能再得到人们的同?情！
（七）
我们内心最深处的直觉，若突然地讲给那些从气质上和本性上不宜接受它们的人听，肯定会被认为是傻念头，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被认为是犯罪。按照哲学家从前所作的区分，宗教徒有显教教徒和秘教教徒之别。这两者在印度人当中，正如在希腊人、波斯人和伊斯兰中一样，一句话，在相信等级差别而不相信平等和平等权利的人当中——在显教教徒看来，相互之间并不那么对立。显教教徒是站在外面，从外面来观察、评价、衡量和判断。较为本质的区别是，显教教徒是从下面往上看事物，而密教教徒则是从上面往下看事物。在一些心灵层次上，悲剧本身不再显得是悲剧。若把世界上的痛苦聚集在一起，谁敢肯定见到这些痛苦必然会使人生出同情之心，从而使痛苦增加一倍呢？……高等阶级视为补品或提神物的东西，在完全不同的低等人看来，必然是毒品。普通人的美德在哲学家的眼中，也许是邪恶和软弱；高度发达的人，人们原以为他会堕落、走向毁灭，却能靠自己的力量培养出优秀品质，则他为此会在自己所落入的低等世界中，被尊为圣人。有些书对于心灵和健康具有相反的价值，这要看是低级心灵和低级生命力在利用它们，还是高级心灵和强健的人在利用它们。在前一种情况下，这些书是危险的、引起恐慌的、令人不安的书；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些书则是传令号角，召唤最勇敢的人们表现出自己的勇敢精神。供一般读者读的书总有股难闻的气味，卑贱者的气味总是萦绕不散。
（八）
年轻时，我们只知道表示尊敬和轻蔑，而不知道有表达细腻感情的艺术，而掌握了这种艺术才是生活的最大收获。我们曾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人和事，对此我们不得不深深地悔过。一切就是这样安排的：所有喜好中最糟的一种喜好，即对绝对事物的喜好，总是被愚弄和滥用，直到一个人学会在感情中掺入一点艺术，与虚伪和不自然一决高低，就像生活的真正艺术家所做的那样。年轻时特有的激愤之情和恭敬态度，使年轻的生命躁动不安，直到适当歪曲了人和事，便得以把感情倾泻于它们之上；年轻时代本身甚至就是某种歪曲他人他物、令人上当受骗的东西。以后，幻想不断破灭，年轻的心灵备受折磨，最终开始怀疑自身。但即使在良心的这种怀疑和悔恨之中，也仍然激情洋溢，仍然狂暴易怒。此时，它严厉地谴责自己，不耐烦地撕咬自己，为自己的长期自我蒙蔽而进行自我报复，似乎年轻的心灵当初是在故意欺骗自己！在这种转变中，我们不相信自己的感情，以此惩罚自己；用怀疑折磨自己的热情，甚至觉得问心无愧是一种危险，似乎它是自我掩饰，是正直诚实的疲倦；尤其是出于本能地开展起反对“年轻”的事业，十年之后才明白，这一切也仍然是年轻！
（九）
在人类历史中的一段最长时期，人们称之为史前时期。某一行为是否有价值，是根据它的后果来推定的，那时并不考虑行为本身，也不考虑其起因。但正如现在的中国孩子的荣辱会影响父母一样，当时成功或失败的反作用力，促使人们认定某一行为是好或坏。让我们把这一时期称为人类的道德前时期。当时尚不知道“了解你自己”这一命令。另一方面，过去一万年里，在地球上的一些广大地区，人们已走得非常远，以至于不再让某一行为的后果（而是其起因）来决定其价值。整体来说，这真是一项伟大成就，是对眼光和标准的一项重大改进，是优越的贵族价值观和“起因”信仰在不知不觉中带来的结果，也是一个时期的标志。这个时期在狭义上可称为道德时期，因为人们首次尝试了解自己。不是结果，而是起因，好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观点的转变无疑只有经过长期的斗争和动摇才能实现！毫无疑问，一种不祥的新迷信和一种特别狭隘的解释，便由此享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行为的起因被明明白白、确确实实地解释为意图。人们一致认为，某一行为的价值在于其意图的价值。意图是行为的唯一起因和史前史：于是便在这种偏见的影响下，给予人们道德上的称赞或责备，并以此对人们甚至对至今为止的哲学家来作出判断。不过，由于人们现在有了新的自我意识和敏锐感觉，我们是否可以再次下决心从根本上把价值颠倒过来？我们难道不是正在一个时期的门槛上吗？首先，这个时期将逆转方向，以超道德而闻名，因为至少我们这些非道德主义者已经开始隐约觉得，某一行为的决定性价值恰恰在于它的无意图，它的全部意图即所看到、感觉到或意识到的全部东西。只是表面或肌肤——这种肌肤同每一种肌肤一样，暴露出了某种东西，但却掩盖了更多的东西。简单地说，我们认为意图只是一个符号或症状，它首先就需要解释，而且是个有太多解释的符号，因而它本身没有意义。道德至今被理解为意图，道德——这一意义上的“道德”是一种偏见，同时也许是过早或初步的看法，也很可能是占星术和炼丹术之类的东西，但无论如何，一定是某种必须加以克服的东西。克服道德，甚至自我克服道德——这是心灵上活的试金石，也是对长期秘密劳作的称呼。这种劳作要等待当今最细腻、最正直的良心去完成。
（十）
我忍不住要说：必须无情地要求人们对让予的感情、为邻人作牺牲的感情，以及所有舍己为人的道德，做出解释和判断，恰如要对“不偏不倚的沉思”美学，做出解释和判断。在这种美学背景之下，当今对艺术的阉割正不遗余力地力图为自己创造出一种问心无愧的心境。“为他人”和“不为自己”的感情太富于魅力，太甜蜜了，以致无须疑心过重，就会马上问道：“它们会不会是欺骗？”它们所取悦的是有这些感情的人，是他享用了它们的果实，还有纯粹的旁观者。这根本算不上支持这些感情的论据，却能提醒人们当心，因而还是要小心谨慎为妙！
（十一）
无论从人们当今所具有的哪一种哲学观点来看，无论站在什么立场上，我们认为我们生活在其中的那个世界的错误性质，都是我们所看到的最确定无疑的事情。我们可为此找到一个又一个证据，这些证据将诱使我们推测“事物本质”的骗人原理。不过，有人认为思维本身要对世界的虚假负责——好一个体面的退却，每一个有意的或无意的魔鬼的辩护者，都可加以利用——有人认为这个世界，包括时间、空间、形式和运动，都是毫无根据地推论出来的，这样的人至少最终有充分理由对所有思维活动产生怀疑，它至今不是一直在对我们玩弄最卑鄙的伎俩吗？怎么能保证它不继续做它一直在做的事情呢？说实在的，思维者的无知有几分感人和令人肃然起敬。现今竟使它们服侍起意识来，要求它对一些问题做出诚实的回答。比如，意识是不是真实的，为什么意识使外部世界与人保持一定距离，以及诸如此类的另一些问题。相信“直接的确定性”是一种给我们这些哲学家增光的道德上的天真。但是我们现在已不是“完完全全有道德的人”！这种信仰除了是道德外，还是一种愚蠢的观念，并没有给我们增什么光！在中产阶级的生活圈子中，动辄怀疑这怀疑那被认为是品质恶劣的标志，从而被认为是鲁莽轻率的。那么，在我们这些超越了中产阶级的世界和对它持简单肯定或否定态度的人当中，又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表现得鲁莽轻率，并大声说，哲学家是至今在地球上被愚弄最深的人，终于也有了“品质恶劣”的权利，他们现在有义务表示怀疑，有义务从每一怀疑的深渊往外做最为邪恶的窥视——恕我开玩笑，做此阴郁的怪相和使用这样的表达方式。因为我早已学会了对骗人和被人骗作不同想法和估价，对哲学家反抗被人骗时的无名怒火，只是付诸一笑。为什么不呢？真理比表面现象更有价值。这只不过是一种道德偏见，实际上，这是世界上最难以证明的假设。我们必须承认的是——除非以透视法的评价和表面现象为基础，否则根本就不会有生命；如果像许多哲学家那么品性正直，热情而愚蠢地想完全去除“表面世界”——且假定你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至少你的“真理”会荡然无存！究竟是什么迫使我们认为“真”与“假”处于根本对立的状态？认为只有不同程度的相似性，宛似稍亮和稍暗的色度和色调，即画家所说的不同明暗变化，不就够了吗？纠缠着我们的世界为什么不可能是一种虚构呢？有人会说：“但是虚构是创作者的呀。”而对此干脆的回答则说：“嗨，这个‘是’不也可能是虚构吗？”怎么就不能像对待谓语和宾语那样，对主语也来点儿讽刺呢？哲学家难道不可以把自己提升到对语法的信仰之上吗？一切都与女统治者有关，哲学家现在不正是该抛弃对女统治者的信仰吗？
（十二）
假设除了我们的欲望和激情世界外，其他东西都不是“给定的”，假设除了冲动外，我们不能下沉或上升至任何其他的“现实”，因为思维只不过是这些冲动相互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尝试着提出这样的问题：给定的“这种东西”凭借与我们相对应的东西，便足以理解所谓的机械（或“物质”）世界？我指的不是幻觉、“假象”或（贝克莱和叔本华所说的）“表象”世界，而是真实程度与我们自己的情感相同的世界——一种较为原始形式的情感世界。在这种世界中，一切尚处于全能的“一”当中，这个“一”后来在有机过程中分叉并发展（自然也变得优雅精致和衰弱）成为一种本能的生命。在这种生命中，全部有机功能，包括自我调节、吸收、滋养、分泌和物质变化，仍综合地相互结为一体，成为一种生命的最初形式。最终，不仅可以做这种尝试，而且逻辑方法也命令做这种尝试。不要假设有几种因果律，只要所做的仅涉及一种因果律的尝试，便不被推至极端。这是所采用的方法应具有的道德，现今尚不能加以批驳——用数学家的话来说，它“得自于定义”。问题最终是，我们实际上是否承认意志在起作用的，我们是否相信意志的因果律。相信这一点只是相信因果律本身——我们就必须尝试着假设意志的因果律是唯一的因果律。“意志”自然只会对“意志”起作用，而不会对“物质”起作用。简单地说，我们必须试着猜测，在辨认出结果的地方，意志是否不作用于意志——在有力量起作用的地方，全部机械作用是否不仅仅是意志的力量、意志的结果。最后，假定能把我们的全部本能生活解释为一种基本意志向往的发展和衍生；假定一切有机功能都可追溯至这种强力意志，解决生殖和营养问题的方法也可在这种意志中找到，那么便有权把全部作用力毫不含糊地界定为强力意志。从内部世界来看，根据其“悟知性格”界定和命名的世界，只能是“强力意志”，而别无他物。
（十三）
“什么？说白了不就是上帝，而不是魔鬼，被驳倒了？”正相反！朋友们，到底谁在迫使你说大白话！
与现代人最终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不同的是，整个欧洲高贵的、有眼力的观察者，却隔着一段距离，他们在如此长的时期内，如此狂热地把自己的愤怒和热情，加入解释之中，以致在这种解释下，文本已经消失了，高贵的子孙或许再次误解了整个过去。也许只有如此才能忍受过去，或确切地说，这不就是已经发生的事吗？我们自己不就是那“高贵的子孙”吗？我们现在明白了这一点，可这不因此也成为过去吗？
（十四）
谁也不会仅仅因一种理论使人幸福或道德高尚，就认为它是真实的，也是和蔼可亲的。唯心主义者除外，他们对真、善、美满怀热情，让所有五花八门的、粗俗的、无恶意的、值得向往的东西，都浮现在脑海。幸福与美德不是论据，甚至善于思考的人，都那么轻易地忘记了，使人不幸福和使人邪恶也同样不是反论据。一件事可能是真实的，尽管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害和危险的。其实，存在物的本质可能是这样的，即人们会由于充分了解它而被压垮，因而头脑的力量可用能忍受“真理”的数量来衡量，头脑的力量也可用稀释、掩盖、美化、弄湿和歪曲真理的程度来衡量。但毫无疑问，对于发现某些真理来说，道德败坏者和不幸者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更有可能取得成功，不要说那些幸福的道德败坏者了——道德家们缄口不谈此类人。对于培养坚强和独立精神的哲学家来说，严厉苛刻和狡猾诡诈，也许是比学者身上那种宝贵的温文尔雅和从容不迫更为有利的条件。试假定“哲学家”这个词并不专指那些著书立说的哲学家！斯丹达尔描绘了奔放不羁的哲学家所具有的最重要特征，考虑到德国人的趣味，我将突出一下这个特征，因为它与德国人的趣味正相反。这位近代的伟大心理学家说：“要成为优秀的哲学家，就得冷酷无情、眼光锐利和没有幻想。发了财的银行家，就具有做出哲学发现，即看清存在物所需的部分性格。”
（十五）
所有深奥的东西都喜欢面具，最深奥的东西甚至憎恨外形和相似。难道上帝的羞愧所寻求的正当掩饰，就应该与此相反吗？真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某个神秘主义者也冒险去这样做，那只会令人感到奇怪。有些做法精细得很，要用粗糙的外表覆盖，使其不易被辨认；仁爱和宽宏大量之后，最聪明的做法便是拿棍棒痛打一顿目击者，以此模糊他的记忆。许多人都能模糊和滥用自己的记忆，至少来报复一下这个唯一的知情者。羞愧是有创造力的，这并不是人们最感羞愧的最坏事情。假面具背后不仅有诡诈——诡诈中也有许多善良。我可以想象，一个人若有昂贵而易碎的东西要掩盖，终生便会像一只箍得很紧的、装满新酒的旧酒桶那样，笨拙地骨碌碌地滚动。微妙的羞愧之情使他不得不如此。深感羞愧的人会在朋友们一无所知的小径上，遭遇命运并做出棘手的抉择。危及生命的危险，朋友们未予注意，重新获得的安全，也悄然不觉。这种隐秘的天性，本能地为缄默和遮掩辩护，尽力避免交流，因而希望并想要用面具占据朋友心目中的地位，即使不希望这样，有一天他也会意识到，还是戴着面具好。每一个思想深邃的人都需要戴面具，而且不仅如此，这是由于虚假日增。也就是说，由于人们肤浅地解释着思想深邃的人所说的每句话、走的每步路、表露的每一生命迹象，因而会在他周围渐渐生长出假面具来。
（十六）
我们必须自己考验自己，证明自己是独立并能发号施令的，而且要在适当的时候作此考验。千万不要躲避对自己的考验，尽管这是所能玩的最危险的游戏，但最终是面对我们自己，而不是任何其他法官所作的考验。不要依恋任何人，即使是最心爱的人。不要依恋对任何人的同情，即使是对高等人的同情，我们已有缘洞悉他们所遭受的特殊折磨和孤苦无助的心境。不要依恋任何科学，即使它从最有价值的方面发现并引诱我们，在表面上专为我们保留发现。不要依恋于自我解放，不要依恋于鸟儿为满足感官快乐所追求的遥远距离。鸟儿总是往高飞，而往高飞就是为了看到身下的更多东西，但飞得太高是有危险的。不要依恋自己的美德，也不要完全成为某一专长的牺牲品。比如不要成为“殷勤好客”的牺牲品，对于高度发达的富人来说，这可是最为危险的，他们对自己大大咧咧，几乎毫不在意，把慷慨大方这一美德推至极端，以致使它变成了罪恶。我们必须知道如何保护自己，这是对独立性的最好考验。
（十七）
正在出现新的一类哲学家，我将冒昧地替他们取名。就我对他们的理解而言，就他们允许别人对他们的理解而言，他们从内心希望自己依然是个谜。未来的这些哲学家也许能正确地，或许也是错误地认为，应把自己称作“诱惑者”。这个名字本身与其说只是一种尝试，还不如说是一种诱惑。
这些未来的哲学家会是“真理”的新朋友吗？很可能是，因为至今所有哲学家都热爱自己的真理，但他们也不会是教条主义者。他们的骄傲与趣味，肯定不是要自己的哲学，仍然是每一个人的哲学，这是至今所有教条主义哲学家内心的希冀和最终的目的。“我的观点是我自己的观点，其他人无权轻易享有。”未来的某一哲学家会这样说。我们必须抛弃想与许多观点一致的态度。一旦被邻人占有，利益将不再是利益，又怎么会有公益？这个词自相矛盾：可以共有的东西，价值总是很小。最终，事物必然恢复原貌——伟大之物将保持其伟大，深不可测之物将保持其深邃，精巧和令人兴奋之物将保持其精妙。总而言之，一切珍稀之物将保持其珍稀本色。
（十八）
在说了上面这些之后，我或许无须说明，未来的这些哲学家将有自由的、非常自由的精神。同时那些肯定将不仅是自由精神，而且还是某种别的东西，某种更高等、更伟大、根本不同的东西，希望这点不要被误解、被搞错。但在我说此话的时候，我感到我对他们以及对我们自己负有义务，必须从我们自己身上彻底涤除一种愚蠢的偏见和误解。这种偏见和误解犹如一层迷雾，长久以来使得“自由精神”这一概念模糊不清。在欧洲各国以及美国，当前有人在滥用这一名称，他们是一帮非常狭隘的、充满偏见的、被锁链束缚着的人，希望得到的东西与我们的意愿和本能想要的东西相反，如此更不用说相对于正在出现的新型哲学家，他们肯定更加闭目塞听、孤陋寡闻。简单地说，可悲的是，这些起错了名的“自由精神”是平等主义者，是民主嗜好及其“现代思想”的奴隶，且能说会道，能写会算。他们都不孤独，都没有个人内心的那种孤独感，他们是耿直而诚实的，不乏勇气，也不乏光明磊落。可他们不自由，又肤浅得很，尤其是他们几乎将人类的全部苦难和失败，归因于社会至今存在于其中的古老形式，这种观念恰恰完全颠倒了真相！他们用尽全力想要获取的，是绿茵茵草地上羊群的普遍幸福，是每一个人的生活有保障，能够感受到安全、舒适和欣慰，他们最常高唱和吟诵的两首歌曲和学说是“权利平等”和“同情所有受苦人”，痛苦本身被他们视为某种必须要去除的东西。然而，我们这些与他们正相反的人，已凭借双眼和良心反省这样一个问题，即人类至今为止以何种方式及在什么地方，最为起劲地栽种植物？通过反省，我们深信人类一直是在相反的条件下栽种植物，这样会极大地增加人类处境的危险性，会长期压迫和强迫其创造力和掩盖力（即他的“精神”）的发展，使他变得细腻和勇猛；会增加生命意志，使其变成无条件的强力意志。我们深信，严酷、猛烈、奴役、外界和内心的危险、隐秘、禁欲、诱惑者的各种诡计和妖术对人类来说是邪恶、可怕、残暴、贪婪和阴险的东西。人类的这些对立物，也可用以提升人类。我们说了这些之后，仍觉得意犹未尽。无论如何，畅言也好，沉默也好，我们都处在全部现代思想意识和人们喜爱的群居生活的另一极端，或许是在与它作对。我们这些“自由精神”并不是最爱交际的人，这又有何奇怪？我们不想在每一方面都把精神所能摆脱的事物，和精神由此而被逼的地方暴露出来，这又有什么奇怪？我们绝不是“自由思想家”，也绝不是这些“现代思想”的忠实鼓吹者。已熟悉或至少已涉足许多精神王国，一次又一次地逃离阴暗而惬意的避难所。偏爱与偏见、年轻时代、出生地、偶然遇到的人和读的书甚或旅行后的疲惫，都似曾把我们禁锢于这些避难所。满怀怨恨地抗拒依赖的诱惑，这种诱惑隐藏在荣誉、金钱、地位或感官兴奋之中，甚至对苦难和疾病的变化无常亦心存感激之情，因为它们总使我们摆脱某一习惯，从而摆脱其“偏见”，并感激我们心中的上帝、魔鬼、绵羊和虫豸。过于爱刨根问底，探究事物到残忍的程度，毫不犹豫地用手指摸索无形之物，用牙齿和胃对付最难消化之物。由于“自由意志”过剩，随时准备做任何需要运用聪明才智和敏锐感官的事情，随时准备面对各种冒险；用先天和后天的灵魂探索难以窥视的意图，和人迹不可至的目的；灯罩下的藏匿者和盗用者，尽管我们从早到晚类似于继承人和败家子、调停者和收税员、守财奴和吝啬鬼，经济地学习和忘却，工于心计；有时为范畴而表现骄傲，有时是饱学之士，有时整夜挑灯工作；如果需要，甚至是稻草人——现今也确实需要，因为我们是孤独的、天生的、起过誓的、招人羡慕的朋友，这种孤独是我们自己在午夜和正午深而又深的孤独。我们的这些自由精神就是如此这般！也许你们的也是某种同类物，你们这些未来的人，这些新型哲学家。
二、宗教意识
（一）
人类灵魂及其限度，人类至今所获得的内心体验，还有这些体验的高度、深度和距离，与灵魂至今的全部历史及其尚未穷尽的可能性——这对于天生的心理学家和喜欢打“大猎物”的人来说，是注定的狩猎范围。但他肯定会常常绝望地自言自语：“一个人！哎，仅仅是一个人！这片大森林，这片处女林！”他希望有几百名打猎助手，有一些训练有素的猎犬，打发他们进入人类灵魂的历史中去，把猎物驱赶到一块儿，但这是妄想，他一次又一次深深地、痛苦地感到，要找到助手和猎犬来帮助做那些直接激起他好奇心的事情有多么困难。新的危险狩猎需要人们的勇敢、聪明和敏锐，不幸的是，把学者驱入这些地方后，出现“大猎物”而面临巨大危险时，他们却一点儿用都没有，此时，他们的眼不尖、耳不灵了。比如，为了推测和确定知识和良心问题，在宗教人士的灵魂中有何种历史，一个人在知识和良心上，也许要有像帕斯卡尔那样深刻、敏感和广博的体验，然后还要有纯洁而顽皮的灵性，广阔而高高在上，能从上面俯瞰、排列和有效地表述这许许多多危险而痛苦的体验，但是又有谁能帮上我这个忙？谁又有时间等待这样的仆人？能帮忙的人显然是太少了，无论什么时候都很少有这样的人。最终，我们还得自己做每件事，以对每件事有所了解，这意味着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做。但像我那样的好奇心，肯定是最令人愉快的恶习。恕我这么说！我的意思是，热爱真理会在天国得到报偿，而且在地上已经得到了报偿。
（二）
早期基督教的希望和怀疑主义盛行，在奔放不羁的南方世界（在南方世界，各哲学派别之间已进行了几个世纪的斗争，这种斗争颇有价值，罗马帝国提供的耐力训练也很有价值）常见的那种信仰也许是仍依附于上帝和基督教自我克制的真诚信仰，并不是路德那样的人、克伦威尔那样的人或某个北方的野蛮人，而是帕斯卡尔的信仰，这种信仰令人恐怖地类似于理性且连续不断的自杀——这是种坚忍的、长命的、虫豸般的理性，是无法一下子立即被杀死的。基督教信仰从一开始就是牺牲——牺牲所有自由、所有自尊、所有精神上的自信；与此同时的是屈从、自我嘲笑和自我残害。这种信仰中有残忍和宗教上的腓尼基精神，使得适合于柔弱的、多方面的、很爱挑剔的良心；它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种精神屈服具有难以形容的痛苦，这种精神的全部过去和全部习惯，都抗拒荒诞主义，而“信仰”正是以荒诞主义的形式发生着。现代人对基督教的一整套术语麻木不仁，不再能体味“十字架上的上帝”这一矛盾说法——在古人头脑中所产生的至高无上的联想。至今无论在哪里，都从未有过如此大胆的颠倒，也从未有过像这种说法那么可怕的、那么好探究的、那么成问题的东西：它重新评估全部古老的价值——正是这个东方人，这个思想深刻的东方人，也正是这个东方奴隶，由此而报复了罗马及其高尚的、漫不经心的宽容，报复了罗马人的无信仰的“天主教”。常常不是这种信仰而是摆脱这种信仰，对这种信仰的严肃性采取半斯多噶派的、面带微笑的冷淡态度，使奴隶们对奴隶主感到愤怒并揭竿而起。“启蒙运动”导致造反，因为奴隶想要人格上的平等，要反对奴隶主的剥削和压迫，要翻身自己做主人。这些都是法国大革命最近一次奴隶大起义的原因。
（三）
到目前为止，无论在地球上的什么地方，只要出现宗教神经症，便会对饮食起居开出三个危险的药方：隐居、禁食和禁欲。但却无法确定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或究竟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其中的后一种怀疑被以下的事实所证实，即在野蛮人和文明人中，最常见的症状之一便是突然过度纵欲；然后又突然转变为一阵悔罪、弃世和断念。这两种症状也许都可解释为隐蔽性的癫痫，但此处最需要的是把解释撇在一边，任何其他类型的症状周围，都未出现过如此多的荒谬和迷信言行；任何其他类型的症状，都未如此令人们甚至哲学家感兴趣，或许现在该超脱一点，该学会小心谨慎，或更应该把眼光移向别处，或抽身走开。但在最近的哲学背景下，在叔本华的哲学背景下，我们发现了问题本身，即发现了宗教危机和觉醒背后的可怕信号。怎么可能否定意志？怎么可能出现圣徒？——叔本华似乎就是从这一问题起步，并成为哲学家的。因而，叔本华带来的实际后果便是他最坚定的追随者（就德国而言，或许也是他的最后一个追随者）——理查德?瓦格纳，并且瓦格纳竟将其毕生事业止步在这里——最后将那可怕的永恒类型，作为真实的类型搬上了舞台。而此种类型的人在爱和生活的时候，欧洲所有国家的精神病医生，便有机会在近处——在宗教神经病最近一次蔓延和爆发并表现为“救世主”的地方来研究他们。然而，如果在有关圣徒的整个现象中，要问是什么东西使各个时代的各种人最为感兴趣，无疑是其中出现的奇迹，即一连串直接的对立物，一连串被认为在道德上对立的灵魂状态。人们在此处不言而喻地认为，坏人一下子转变成了圣徒，即好人。至今的心理学都在此出了事。出事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心理学将自己置于道德的支配之下，相信各种道德价值观处于对立的状态，认为在具体情况的文本和事实中，便具有这种对立。什么？“奇迹”只是解释所犯的错误？只是由于缺乏文学知识？
（四）
拉丁民族对天主教的依恋，似乎比我们北方人对基督教的依恋要深得多。因而在天主教国家并无宗教信仰的含义，似乎完全不同于对新教徒的含义——对拉丁民族而言，是对民族精神的某种反叛，然而对我们而言，不如说是复归于民族精神。北方人无疑源于野蛮民族，甚至宗教天赋也源自野蛮民族——我们的宗教天赋实在很差。但凯尔特人或许是例外，他们为基督教在北方的传播提供了最优良的土壤——基督教的理想是尽可能地多吸收北方惨淡的阳光，而在法国生长开花。每当后来法国怀疑论者的血统中流淌着凯尔特人的血液时，他们在我们的口中，产生多么大一股怪异的虔诚味道！奥古斯特?孔德的社会学在我们看来带有多么浓的天主教气味，多么的非日耳曼，本性上又具有多么强烈的罗马人的逻辑！尽管圣伯夫对耶稣教教民抱有敌意，但是他的《波尔罗亚尔修道院史》中，那个和蔼可亲而狡猾的导游，却多么像耶稣教的教民！甚至还有欧内斯特?勒南宗教的每次震颤，都使他那贪恋酒色、安逸舒适的灵魂失去平衡。这样一个勒南的流言，我们北方人又怎么能够理解？让我们抄录下他的几个精美语句，这些语句在我们看来也许不是那么美丽，即在我们那较为日耳曼式的灵魂中，立时便会唤起多么邪恶和高傲的情感！——“因而可以大胆地说，宗教是正常人的产物，人在最虔诚、对无限的命运最有把握时处于最真实的状态。正是在人最善良的时候，人希望美德与永恒的秩序相一致；正是在人不偏不倚地思考事物的时候，更觉得死亡令人厌恶而荒谬。怎能不认为正是在此时，人看得最清楚？”……这些语句太逆我的耳朵了，太不合我的思维习惯了。当时一看到它们，我便怒不可遏，并在旁边批注道：“真是宗教混账话！”但是平静下来之后，我反而喜欢上了它们，这些应完全颠倒过来看的语句，有自己的对立面，真好，真光荣！
（五）
古代希腊人宗教生活中的一件令人非常惊讶的事情，就是它喷涌出不可遏制的感恩之流——只有非常优等的人，才会对自然和生命抱有如此的感恩之情。后来，当平民百姓在希腊占了上风时，恐惧也在宗教中蔓延开来，于是便为基督教的出现做好了思想准备。
对上帝的热爱，有粗鄙的、实心眼的、纠缠不休的爱，而路德的那种爱，使得整个新教都缺少精致与优雅。这种爱有时表现出东方式的兴高采烈，犹如奴隶受到过分宠爱和提拔一般。圣奥古斯丁就是如此，他咄咄逼人，举止和愿望全无高贵气质。这种爱有时表现出女性的温柔和欲求，渴望一种神秘的自然的统一，居伊昂夫人就是如此。在许多情况下，这种爱似乎是少女或小伙子青春期的伪装，甚至是老妇人的歇斯底里，当然也是老妇人最后的期待。教会常称这样的妇人为圣徒。
（六）
有权势的统治者总是毕恭毕敬地向圣徒打躬作揖（圣徒就是自我屈从和完全自愿地自我奉献的谜），他们为什么打躬作揖？他们在圣徒身上——似乎在圣徒那虚弱而可怜的外表背后感悟到了这种屈从于检验自身的超等力量，感悟到了意志的力量。在这种力量中，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和对力量的热爱，而且知道如何敬重这种力量。他们敬重圣徒，就是敬重自己内心的某种东西。此外，圣徒沉思冥想的样子，使他们觉得，圣徒不会无缘无故地以如此大的毅力，进行自我否定和压抑自己的本性——有权势的统治者这样探问到。也许其中有某种很大的危险因素，禁欲者或许希望借秘密的谈话者和来访者，做更准确的了解。总之，世界上的统治者在圣徒面前渐渐有了一种新的恐惧，体悟到了一种新的力量，一个尚未被征服的敌人——也正是“强力意志”迫使他们停在圣徒面前。他们不得不盘问他。
（七）
在犹太人的神圣的正义之书《旧约》中，人物、事例和言论多得数不胜数，希腊和印度的文献难以望其项背。人们站在那些令人惊叹的古人遗迹面前，心中充满了恐惧与敬畏，并悲哀地怀念着古老的亚洲及其凸出来的小小半岛——欧洲。欧洲无论如何在亚洲面前，都要扮演“人类进步”的角色。当然，本身只是柔弱而温顺的家养动物，只知道家养动物所需要的人（如今有教养的人，其中包括“有教养的”基督教徒），站在这些遗迹当中不一定会感到惊异，甚至也不感到悲哀——是否喜欢《旧约》是“伟大”与“渺小”的试金石？也许他会发现，《新约》这本恩典的书更合他的口味（这本书散发出地地道道的、多愁善感的、无知的祈福者的和怜悯的浓浓气味）。把这本《新约圣经》（各方面都具有洛可可式的风格）与《旧约圣经》装订成一本书，最终装订成《圣经》，也许是欧洲文坛昧着良心所做的最厚颜无耻的一件事，即“对圣灵犯的罪”。
（八）
当今为什么无神论被广泛传播？“圣父”被彻底地驳倒了，“最高审判者”和“最高恩宠者”也被驳倒了，它的“自由意志”也是如此。它未听到，即便是听到了，也将束手无策。最糟糕的是，它似乎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它是不是拿不准？这就是我（通过在各种交谈中的提问和倾听）了解到的欧洲有神论衰落的原因。因为宗教的发展带有其深深的怀疑情绪，故无法使有神论者得到满足。
整个现代哲学有什么贡献？自从笛卡尔以来，实际上更多的是违抗他，而不是依据他的程序——所有的哲学家一直在批判主义概念的幌子下，试图谋杀灵魂这一古老概念，也就是说，试图谋杀基督教的基本前提。现代哲学在认识论上采取怀疑态度，并在暗地里或公开地反对基督教，虽然（对于耳朵尖的人来说）并不反对宗教。以前，人们就像相信语法和语法上的主语一样，相信灵魂的存在。人们常说“我”是条件，“想”是谓语，受条件制约。想是一种活动，必须假设有一主语是这一活动的原因。于是，人们做出种种努力，看看是否能把事情颠倒过来：“想”是条件，“我”被条件所制约，所以，“我”只不过是由“想”本身所做的一种综合。康德实际上想要证明，从主体出发不能证明主体，也不能证明客体，主体从灵魂表面上存在的可能性，一向与他是格格不入的，此种思想便是佛陀哲学，亦曾风靡一时。
（九）
宗教的残酷像个大梯子，有许多梯级，但最主要的是三个梯级。从前，人们把自己的财产献祭给神，或是把自己最热爱的人献祭给神——属于此类的有所有原始宗教的首批祭品，以及卡普里岛屿上米特拉神岩洞中，提比略皇帝奉献的祭品，这可以说是古罗马所犯下的所有时代错误中，最最可怕的一种。后来，在人类的道德时代，人们把自己的“天性”献祭给神；这种节日般的快乐显露在禁欲者和“违反天性的”狂热宗教信徒的无情扫视之中。最后，还有什么可以献祭的呢？人们是不是必须要把一切令人感到欣慰，治愈心灵创伤和神圣而崇高的东西，一切希望，一切对隐秘的和谐、对未来的幸福和正义的信念，都去献祭给神呢？是不是必须把神本身也当作祭品，并严苛地对待自己，而崇拜石头、愚蠢、重力、命运、虚无？为虚无而献祭神——这一自相矛盾而神秘的、最终的残忍行为，将留给正在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去完成。但我们大家都已看出了其中的端倪。
（十）
无论是谁，若像我这样，被某种神秘的欲望所驱使，长期以来力图把悲观主义搞个水落石出，以摆脱半基督教、半德意志的狭隘和愚蠢（悲观主义者在20世纪正是以这种狭隘和愚蠢，即以叔本华哲学的形式展现出来的）。无论是谁，若以亚洲人或超越亚洲人的眼光，真正观察人的内心世界，观察所有可能的思维方式时，最为厌世的思维方式便是超越善与恶，不再像佛陀和叔本华的理论，被道德所控制和蒙蔽。无论谁摆脱道德的束缚，或许会不知不觉地睁开眼睛，看见相反的理想——那些最热爱现实、生气勃勃、活泼快活的人们的理想，他们不仅已学会了与过去和现在妥协，而且还希望生活永远保持过去和现在那种样子。不仅对自己而且对整个人生大声喝彩；不仅仅是为人生而且实际上是为需要人生的人们喝彩。因为这些人总要更新自己，使自己成为被需要的。唉，这难道不是恶性循环？
（十一）
人四周的距离或空间，会随着想象力和洞察力的加强而增大。人的世界会变得更为深广，不断出现新的星辰、新的奥秘和新的观念。也许当智慧的眼睛以它敏锐和深邃的目光观察一切时，只不过是在眨一眨眼，是在做游戏，是在闹着玩。或许曾引起最多厮杀和苦难的最庄严的概念，如“上帝”和“罪恶”，有一天对我们来说将不再重要，而只不过是老人眼中小孩子的玩具或小孩子的痛苦。于是“老人”又需要有另一种玩具和另一种痛苦——总是孩子气十足，永远是孩子！
（十二）
人们是否已观察到，表面的懒散或半懒散，对于真正的宗教生活（也对于其喜欢的、不辞辛劳而明察秋毫的反省；对于“祈祷”时的温和与平静；对于为“上帝降临”时刻做好准备的状态），在多大程度上是必不可少的？我指的是那种问心无愧的懒散，那种昔日只有高贵血统的人才享有的懒散，此种懒散与眼下辛苦工作正在败坏，这与身心庸俗不堪的贵族气质是多么相似。因而，不正是这种腐败的气质在教育人们“无信仰”，并为“无信仰”铺路吗？比如，在目前远离宗教而生活的德国人当中，我发现了各种不同而出身各异的“自由思想家”，尤其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一代一代辛勤劳作，已消解了宗教本能。因而他们已不知道宗教是干什么用的，只是呆笨而吃惊地注意到世界上还存在着宗教。这些好人感到自己太忙了，无暇旁顾，既要工作又要享乐，还要为“祖国”出力；要看报，还要尽“家庭义务”，他们似乎没有一点儿时间来顾及宗教。特别是他们不清楚宗教究竟是一种新工作呢，还是一种新享乐。他们自言自语道，反正人们去教堂不可能仅仅是为了破坏情绪吧，于是他们绝不是宗教习惯的反对者。假如环境或国家利益要求他们服从这种习惯，他们就会按要求去做的，正如他们已经按要求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一样。而且他们保证会耐着性子，认认真真地去做，不会表现出烦躁不安的样子。他们繁忙得很，不会在这种事情上表示赞同或反对。当前便可以把属于中产阶级的大多数新教徒划归这种人之列，特别是在人们辛勤劳作的大贸易和商业中心。大多数辛勤劳作的学者和大学的全体教职员工，也可算作这种人（神学家不在此列，心理学家总是感到纳闷，怎么会有神学家？一直想解开这个谜）。就那些虔诚的或仅仅去教堂做祈祷的人们而言，我们不知道一个德国学者目前需要有多少自觉自愿的成分，或随心所欲的意志，才能认真对待宗教问题。他的专业工作（以及我已经说过的他那像工人一样，由现代良心驱迫的辛勤劳作），往往使他对宗教采取一种高傲的、几乎是仁慈的平静态度，偶尔对一些人的“邪”念表示些许的蔑视，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谁仍宣称属于基督教会，谁就有邪念。只是在历史的帮助下（因而不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学者才得以对宗教表现出可敬的认真态度和某种畏畏缩缩的敬意。但即使他达到对宗教充满感激之情的地步，也仍未更进一步树立起对于教会的信念，从而虔诚地对待宗教。甚或与此相反，他是在对宗教问题漠不关心的环境下出生和长大的，就他来说，这种对宗教的淡漠，通常会升华为小心谨慎和纯洁正直，并避免接触宗教界人士和宗教问题。可能正是他深深的宽容和仁爱，促使他躲避宽容带来的麻烦——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神圣的幼稚行为，其他时代会因为有人发现了这种幼稚行为而深表忌妒。学者深信自己高人一等，深信自己的宽容问心无愧，深信应确定无疑地把笃信宗教的人视为价值较小的低等人，而他自己则是超出和高于他们的——但他其实也只不过是个傲慢的小侏儒和骗子，过于警觉，不知疲倦地挖掘各种“现代思想”！所有这一切又包含了多少幼稚行为——多少可爱的、小孩子般的、愚蠢的幼稚行为。
（十三）
无论谁对世界有多了解，都会发现人的浅薄无知是明智的。正是人的乖僻本性使得人轻浮、轻飘而虚伪。在各处都会发现，哲学家和艺术家狂热而极端地崇拜着“纯形式”。毫无疑问，谁都非得膜拜表面上的东西不可，而有时就会不幸掉进它的束缚。那些被烧伤的孩子和那些天生的艺术家甚至也有等级，他们发现，生活的唯一乐趣就是要尽力歪曲生活的形象（似乎是要疲惫地报复生活）。人们会推测，生活究竟怎么会使他们那么反感，致使他们那么想歪曲、缩小和神化生活中的形象——人们会把艺术家当作笃信宗教的人，并视为最高等级的人。人们满腹狐疑地对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怀有深深的恐惧。正是这种恐惧迫使人们许多世纪以来，对存在做出了宗教上的解释——人们从本性上害怕会太快地获得真理，在人变得足够强大、足够坚强、具有足够多的艺术家气质以前要虔诚——“神的生命”。从这种观点看，似乎是害怕真理的最终结果，似乎是艺术家在所有最为符合逻辑的真理面前的赞颂和陶醉，似乎是颠倒真理、不惜以任何代价说谎的意志。或许，迄今为止，美化人的最有效方式就是说他虔诚。说某人虔诚，某人就会变得非常狡猾、非常浅薄、非常光彩照人、非常“善良”，其样子也就不再惹人讨厌。
（十四）
为上帝而爱人类，这是至今人类所获得的最为崇高和最为超然的感情。不要任何补偿地爱人类只不过是另一种愚蠢和残忍的行为，热爱人类的这种倾向，首先必须从一种更高的倾向得到其均衡的比例。谁先觉察和感受到了这一点，那么，无论他力图表达事情时多么结结巴巴，他都将永远是神圣和令人尊敬的，是至今飞得最高、迷路迷得最讨人喜欢的人！
（十五）
我们这些自由人所理解的哲学家是负有最重大责任的人，是对人类的发展负有良心上的责任，是会利用宗教来训练人和教育人的人。正如他们利用当今的政治和经济条件来做这项工作那样。利用宗教所产生的控制性影响，它所迷惑和保护的人是不同的，它具有创造性和塑造性，也可以是有破坏性的。有些人性格坚强而具有自立精神，天生注定和后天培养成为发号施令的人，具有统治民族的能力。对于这些人来说，宗教是另一种工具，可用来克服行使权力的障碍。宗教也是连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纽带，可把被统治者的良心拱手交给统治者，而人们从内心深处总是尽力地逃避服从。贵族出身的人很特别，精神境界高人一等，倾向于过闭门索居、沉思默想的生活，喜欢以较优雅的方式（通过某一阶层中精选的追随者或成员）进行统治。他们可利用宗教获得安宁，远离管理粗俗事物的嘈杂和麻烦，同时避开一切政治鼓动中不可避免的肮脏和龌龊。比如，所罗门就明白这一点，借助于宗教组织，他们拥有为人民指定国王的权力，同时在思想感情上又超然物外，具有高于国王的使命。与此同时，宗教给予某些被统治者引诱的机会，使他们在未来有资格进行统治和发号施令，这些人属于缓慢上升的阶级和阶层，仰赖幸运的婚姻习俗，他们的意志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在不断增强。宗教向他们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和诱惑，使他们努力达到更高的智力水平，体验必须进行自我控制的情感，体验沉默不语和寂寞的滋味。某一种族若想超越其卑下的遗传特征，未来达到高人一等的优越地位，则禁欲主义和清教主义便成了教育该种族，使该种族高尚的不可或缺的手段。最后是普通人，即芸芸众生，他们生来是为了干活和劳作的，只有这样才能生存下去，宗教使他们对自己的命运和境况感到心满意足，内心感到平静，觉得服从是光荣的使命，并具有较多的社会幸福感和同情心，脸上容光焕发，使灵魂上的一切平庸、一切卑下和一切贫乏都得到了原谅。宗教连同生活所具有的宗教意义，给这些永远遭受折磨的人带来了阳光，甚至使他们能够忍受自己的悲惨样子。宗教对他们起的作用，恰似伊壁鸠鲁哲学对较高等级的受苦受难者起的作用。起作用的方式别开生面，高雅别致，几乎利用了受苦受难，最终甚至把受苦受难神圣化，证明这是正当的。基督教和佛教中最令人敬佩的，莫过于它们有办法教导最低下的人，通过尊奉表面上等级较高的事物来提升自己，从而使他们对现实世界感到满意。尽管他们觉得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很困难——据说这种困难是必不可少的。
（十六）
毫无疑问对这些宗教作蹩脚的反计算，有暴露其隐秘的危险。若宗教不是在哲学家手中作为教育人和训练人的工具，而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裁决工具；若宗教一心要成为万物的最终目的，而不是充当一种工具，则其付出的代价总是过于昂贵。在人们当中，正如在所有其他动物当中一样，总有一些人，他们是有缺陷的、患病的、堕落的、体弱的、必然受苦的；在人们当中，成功者也总是例外，而且由于人是尚未完全适应环境的动物，成功者应是罕见的例外；更为糟糕的是，人所处的等级越高，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小。一般政体的偶然性和非理性法则，对高等级的人产生的破坏作用最为可怕。因为这些人的生活条件是脆弱的、多样的、难以确定的。那么，上述这两种最伟大的宗教对生活过多的失败会采取什么态度呢？它们力图保存一切能够保存的东西。实际上，作为受苦受难者的宗教，它们原则上站在受苦受难者的一边，它们总是喜欢那些忍受生活痛苦的人，宁愿把每一种其他的生活体验视为虚假的和不可能的。不论我们给予这种溺爱式的和保护性的关心多么高的评价（在关心其他人的同时，更多的是关心受苦受难最多的那种类型的人），至今至高无上的这两种宗教——这是对它们的一般性的评价，都是导致人类停留在低水平上的主要原因，是它们保存了太多的本该消亡的东西。我们要感谢它们做出的无法估价的贡献。只要哪位充满感激之情的人想一想，就会为基督教至今为欧洲所做的一切感到难受。但是，在它曾安慰了受苦受难者，鼓励受压迫者和绝望者，给予孤苦无助者依靠和支持后，便把社会中的失意者和苦闷者吸引到修道院和悔罪所。它们还是有计划地、有步骤地、问心无愧地保护一切患病者和受苦受难者，以确确实实地促进欧洲种族的堕落。颠倒全部价值判断，这正是他们所要做的！摧毁强壮者，使一切伟大的梦想破灭。怀疑对美好事物的喜爱，捣毁一切自主自立、男子汉气魄、征服气概、专横傲慢，所有这些最高等级和最为成功的人自然而然所具有的天性，并把这一切都变为犹豫不决、自责自疚和自暴自弃。无疑地，把对社会的全部热爱，把统治尘世的欲望颠倒过来，变成对尘世和世俗事物的憎恨，这就是基督教会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任务，直到根据它的标准，“对钱财嗤之以鼻”“对酒色不感兴趣”、和“高级人”融合为一种感情为止。如果人们能以伊壁鸠鲁主义者嘲弄的和不偏不倚的眼光来看一看欧洲基督教导演的这出叫人感到不自在和痛苦，既粗糙又雅致的喜剧，那我认为人们会惊异不已、笑个不停。似乎某种意志支配了欧洲一千八百年，要使人类庄严地流产，难道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吗？不过，某人若像欧洲的基督教徒那样（比如帕斯卡尔），需要的东西与此正相反，手里拎着一把神圣的斧子，能考察人类的这种自愿性的堕落，他便会愤怒地、同情地、全身战栗地高喊：“哦，你们这些笨蛋，你们这些专横而可恶的笨蛋，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呀！你们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怎么能这么胡砍乱弄我最好的这块石头？真是放肆无礼！”人们尚未伟大和坚强得能作为艺术家参与塑造人类的活动；人们尚未强大，也尚未有足够多的远见能以崇高的自我克制力，听凭千百万人必然失败和灭亡的规律肆虐；人们尚未崇高得能够看清把人与人区别开来的、迥然不同的等级和差距。这样的人高喊“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至今一直支配着欧洲的命运，以致最终产生了一个发育不良的样子——可笑的物种，一种喜欢群居的动物，谦和有礼，弱不禁风，平平庸庸，即当今的欧洲人。
三、道德的历史
（一）
欧洲目前的道德情操或许是微妙的、敏感的和细腻的，正如截至目前的“道德科学”是最新的、初步的和粗糙的那样。此种对照很有意思，有时会明显地表现在道德家的身上。的确，“道德科学”这个词就它所表达的意思来说，太傲慢了，有失风雅。风雅总是预示着要使用不那么嚣张的词语。人们应该非常清楚地说明，要为建立各种类型的道德理论做好准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需要做什么？就当前来说，又有哪些事情是必须做的？这其中包括：收集资料，全面考察数量众多的、有价值的和特别有价值的细腻感情，并分类。这些感情是活的、不断生长繁殖和消亡的。还应该明确地说，这些活生生的感情反复出现较为常见的形式。毫无疑问，人们至今并没有这种谦虚。所有哲学家在把道德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时，都摆出一副充满学究气的、一本正经的样子，要求自己取得某种非常崇高的、非常庄重的成果。他们要给道德以基础——每个哲学家至今都坚信自己为道德奠定了基础。然而，道德本身一直被认为是某种“给定的”东西。描述各种形式的道德与他们那令人尴尬的傲慢自大相距何止千万里！这项工作看似微不足道，可是极其纤细的手和极其敏锐的感觉，却不一定能胜任！正因为道德哲学家对道德事实了解得不全面，而只是随意了解一个梗概，或偶尔在哪里看到一个节略本，或许只是了解与他们的环境、地位、教会、时代精神、气候和地区有关的道德；正因为他们对各个国家和各个时代的情况了解得太少，而且也不那么渴望了解这些事情，他们甚至连道德的实际问题都未接触到，因为只有通过对照比较许多种不同的道德，道德的实际问题才会显露出来。在至今的每一种“道德科学”中，实际上确实是忽略了道德本身这一问题。人们丝毫不觉得道德本身有什么问题！哲学家所谓的“给予道德以基础”以及为此而做出的努力，若以正确的眼光观之，只不过是以学术的形式使人坚信流行的道德，以新式表达流行的道德，因而只是在明确的道德范围内的就事论事。而且，从最终的动机上说，是一种否认，即否认对这种道德产生怀疑是合法的，并且拒绝检验、分析、怀疑和剖析对这种道德的信仰。比如，请听一听叔本华是多么无知地谈论他所做的工作，然后你可以对“道德科学”的科学性得出你自己的结论。结果这门科学的最新大师仍在以小孩子和老妇人的口气说话。叔本华虽然实际上是个悲观主义者——可每天晚饭后却吹笛子，这是他的自传说的。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一个悲观主义者，一个抛弃了上帝和世界的人，却在道德面前止步——赞成道德，他究竟还是不是悲观主义者？
（二）
撇开像“我们心中有一绝对命令”这样的断言有何价值可谈，我们总可以问：这种断言对不断言者说了什么没有？在另一些人看来，有些道德体系力图为其创立者辩护；另一些道德体系则力图使创立者心情平静下来，使其自鸣得意；借助另一些道德体系，他想要虐待自己，使自己谦卑低下并用报复掩盖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使自己出人头地：这种道德体系帮助创立者忘却，那种道德体系使创立者或创立者身上的某种东西被人忘却；许多道德家喜欢对人类行使权力，喜欢创造性地、武断地对待人类；还有许多道德家，尤其是康德则以其道德使我们确信：“我内心所尊敬的，就是我应该服从的，你我都是如此！”总之，道德体系只是感情的一种手语。
（三）
与自由放任相对而言，每一种道德体系都是一种对“自然”同时也是对“理性”的暴政。不过，这并不是反对道德体系的理由，除非人们又利用某种道德体系命令说，所有种类的暴力和非理性，都是非法的。每一种道德体系中本质的东西和无法估价的东西，都是一种长期的约束。为了理解斯多噶哲学、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或清教主义，我们应记住每一种语言对力量和自由所施加的约束，即韵律的约束、韵脚和韵律的暴政。各国的诗人和演说家都遇到了多少麻烦啊！当今的一些散文作家也不例外，在他们的耳畔总回响着要求他们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命令，正如功利主义的草率行事者所说，是“为了一个愚蠢的念头”而一丝不苟。这些散文作家便因此而认为自己是明智的，又正如无政府主义者所说，是因为服从了专断的规则才这么认为的，并因此而认为自己是“自由的”，甚至是具有自由精神的。然而，奇特的事实依然是一切具有自由、文雅、果敢和巧妙必然性的事物，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存在的，无论是存在于思想本身中，还是存在于管理或说话和劝说中，或是存在于艺术还是行为中，都是凭借着这种专断规则的暴政才得以发展起来的。说实在的，这可能恰恰就是“自然”，恰恰就是“自然的”——而不是自由放任！每一位艺术家都知道，他的“最为自然的”状态，即出现灵感时刻的自由安排、定位、布置和构造，是多么不同于他的自由放任状态——知道自己随后会多么严格而小心地遵守许许多多规则，这些规则正是由于其严格性和精确性，而完全无法用观念来加以表述（因为与这些规则相比，即使是最为稳定的观念，也有一些漂浮的、由许多不同部分组成的、含糊不清的东西）。“天上和地上”本质的东西，显然是应该有沿着相同方向的长期服从——由此才会产生，长期以来也一直在产生某些使生活值得过的东西。如美德、艺术、音乐、舞蹈、理性、精神以及任何其他改变了面貌的、精致的、愚蠢的或神圣的东西。精神长期被束缚，思想的传播受到怀疑和限制，思想家在思考时约束自己，按照教会、法庭的规定，或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前提进行思考，顽固的宗教意志按照基督教教义解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在发生的每件事情中都要重新发现基督教的上帝，并为其辩护。这一切暴行、专断、严厉、恐怖和不讲道理，都已证明是一种惩戒手段，欧洲精神借此获得力量、冷酷的好奇心和难以捉摸的流动性。当然也得承认，在这一过程中必须窒息、闷死和毁掉许多不可恢复的力量和精神（因为在这里跟在别处一样，“自然”会显露真相，并表现得过于辉煌，不偏不倚，令人震惊却是崇高的）。过去欧洲的思想家们思考事物，只是为了证明某件事情，如今则相反，凡是“想证明某件事情”的思想家，我们都对其表示怀疑。所要证明的事情总是在事前就已经决定了，这是他们以极其严格的思维方式思考所带来的结果，就像在古代亚洲的占星术中那样，或像当今的基督教道德为了“上帝的荣耀”或为了“灵魂得救”而解释当前的个人事件那样。无论是广义的奴役还是狭义的奴役，都是精神教育和训练的一种不可缺少的手段。我们则可以用这种眼光看待每一种道德体系，因而每一道德体系“自然”要教导人们憎恨自由放任，憎恨太大的自由，使人们坚信需要限定地平线，需要履行当前的义务，告诉人们应当收缩眼界。所以从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告诉人们，愚蠢是生活和发展的一个条件。“你必须长期服从某人，否则会遭难，会不再尊重自己”——在我看来，这就是自然的道德命令，肯定既不像老康德希望的那样是“绝对的”（因而才会有“否则”），也不是针对个人而说的，而是针对民族、种族、时代和阶层而说的，尤其是针对一般意义上的具有动物性的“人”，即人类而说的。
（四）
勤劳的种族感到无所事事，非常难受，但英国人本能中是把星期天遵奉为极其神圣之日，以致下意识地渴望这一天不要休息，仍然工作。于是便设计出斋戒，古代世界也经常可以见到这种情况（虽然严格说来就南方民族而言并不是与工作有关）。许多种类的斋戒是必需的；哪里的强大势力和习俗占优势，哪里的立法者就务必要指定闰日，在这些日子这种冲动将受到约束，学会重新感到饥饿。从一种更高的观点看，整个时代在感染道德狂热时，看起来便像是那些插入的克制和斋戒时期一样，学会低声下气，学会屈从——与此同时也学会弄干净自己，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对某些哲学派别也可以做类似的解释（如希腊文化当中充满情欲气氛之下的柱廊派）。由此也可得到解释以下矛盾现象的一个线索：为什么正是在欧洲历史上基督教最盛行的时期，并且一般说来只是在基督教情绪的压力下，性冲动才会升华为爱情。
（五）
柏拉图的道德中有某种东西实际上并不属于柏拉图，而仅是出现在他的哲学中，或者可以说，是不由自主地出现在他的哲学中，这种东西就是苏格拉底哲学。柏拉图太高贵了，看不上苏格拉底哲学。没有人想伤害自己，因而所有罪恶都是在不知不觉中犯下的。坏人不会自己损害自己；如果他知道什么是罪恶的，他就不会作恶了。所以坏人只是出于错误的观念而作恶；若使他摆脱错误的观念，就必然要使他成为好人。这种推理方式散发着民众气味，民众只是觉察到由作恶而造成的令人不快的后果，由此而做出实际判断，说“干坏事是愚蠢的”；同时他们把“善”等同于“有用的和令人愉快的”，而不作进一步的思考。至于每一种功利主义体系，我们可以立即认为也有与上面相同的根源，并循着此踪迹追循下去，很少会出错。柏拉图解释老师的信条时，竭力将一些高雅的和高尚的东西塞进去，他是所有解释者中最为大胆者，把整个苏格拉底的形象拔高，变成了一个受人欢迎的主题和一首大家喜爱的歌曲。用无穷无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重塑的形象展示他，即用他自己的所有伪装和多重性来展示他。
（六）
“信仰”与“知识”这一古老的神学问题，或者较为明白地说，本能与理性这一问题，就对事物的评价而言，本能是否应该比理性享有更大的权威，理性想要根据动机，根据“原因”，也就是要根据目的和效用来评价和行动。这个问题一向是个古老的道德问题，最先出现在苏格拉底的头脑中，早在基督教出现之前就分裂了人的心灵。苏格拉底本人当然是由他具有的才能牵着鼻子走，先是站在理性一边。而实际上，他终生所做的，只是嘲笑高贵的雅典人，表现出的那种叫人难堪的无能，他们像所有高贵的人一样，是受本能驱使的，绝对无法对行动的动机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然而，最终他也嘲笑了自己，虽然只是默默地、偷偷地嘲笑。由于具有较为敏锐的良知和较强的反省能力，他发现自己也处于相同的困境，也是那么无能。他自言自语道：“但人们为何因此要使自己脱离本能！应摆正本能的位置，也应摆正理性的位置——人们必须遵从本能，但同时必须劝说理性用有力的论证来辅助本能。”说这样的话，实际上是这位伟大而神秘的讽刺家的虚伪，他把自己的良知带到了这样的境地，在这种境地，他满足于一种自欺欺人。而实际上，他觉察到了道德判断中的无理性。柏拉图在这些事情上较为无知，没有平民的那种狡猾，他想要用他的全部力量证明，理性与本能自发地导向一个目标，导向善，导向上帝。除柏拉图以外，所有神学家和哲学家都采取了与此相同的路线，这意味着在道德问题上，到目前为止本能取得了胜利。不过，理性主义之父（从而也是法国大革命之祖父）笛卡尔是个例外，他仅承认理性的权威，不过理性只是一种工具。
（七）
不管是谁，研究某一门学科的发展史，都会发现线索，并借此可理解获得所有“知识和认识”中最古老和最常见的过程。不管在哪一领域，最先发展起来的都是早熟的假说、虚构、善良而愚蠢的“信仰”意志，以及怀疑精神和耐心的缺乏——我们的感官姗姗来迟，而且从未完全学会成为获取完整知识的器官。在一定的场合中，我们的眼睛易于产生已经产生过的图景，而难捕捉住某一印象中的变化和新奇之处，因为后者需要运用更大的力量，更多的“道德”。耳朵听任何新的东西也很困难和费力，因此初听异国音乐会感到很别扭。我们听到人们说另一种语言时，常不自觉地力图用我们熟悉的词语学说这种语言。我们的感官也敌视和嫌恶新事物。一般说来，甚至在“最简单的”知觉过程中，也是各种感情占支配地位，如惧、爱、恨以及被动的懒散之感。如今读者很少读一页书上的所有单词（更不用说所有音节了），而只是读每二十个词中的大约五个词，并推测这些词可能具有的适当意思。与此相同，我们现在很少正确而全面地去观察一棵树，也很少观察它的叶子、枝干、颜色和形状，我们发觉想象一棵树要容易得多。甚至在最非凡的经历当中也这么做。我们杜撰的大部分经历，几乎不能说服我们思考任何事件，除非我们是事件的“发明者”。这一切有助于证明，源于我们固有的本性，从久远的年代起，我们就一直习惯说谎，或者说得较为文雅或矫饰一些，也就是说得较为好听一些。
一个人的艺术家气质远要比他所意识到的多得多。在热烈的谈话中，常常可以根据对方表达的思想或根据我认为他头脑里想的东西，非常清楚而明晰地观察到他的面部表情，其清晰度要远远超过依靠视觉的力量，即双眼肌肉的巧妙运用所能看到的程度。他也许装出的是一副完全不同的表情，或根本没有表情。
（八）
白天做什么，梦中也会做什么，反过来也是如此。若在梦中常经历这样的事情，那么最终就完全与“实际”经历的事情一样了，与我们心灵中的东西相关联。由此我们就更加富有或贫乏，就或多或少地有了一种要求。最终，在大白天，甚至在最清醒的时刻，我们也会在某种程度上被梦中的情景所支配。设想某人在梦中经常飞翔，设想他一做梦，就感到自己具有飞翔的能力和技术，感到这是自己的特权，是自己享有一种特别引人嫉妒的幸福。这样的人相信自己稍微动一下念头，就能做各种转弯动作，就能自由自在地飞翔，并毫不费力地、不受约束地“上升”，并可自然而然地“下降”，不用费劲儿！具有这种梦幻经历和做梦习惯的人，怎能不发觉另一种幸福，即便是在醒着的时候！他怎能不渴望另一种幸福？与他自己的“飞翔”相比，诗人们所描述的“飞翔”，对他来说肯定太世俗、太费力、太剧烈，也太麻烦了。
（九）
人们之间的区别，不只是表现在他们列出所想要的不同事物上，也不只是表现在他们对什么是值得为之奋斗的意见不一上，以及对公认的好的事物其价值大小、等级高低意见不一上，而是更多地表现在他们认为什么是实际拥有或占有一件想要的东西上。比如，就女人来说，控制她的身体和性需求，那么对于一个较为节制的人而言，便是拥有和占有的足够充分的标志；另一个疑心较重和对占有具有更大渴求的人，则觉得这种表面的拥有“成问题”，想作较为精细的检验，来弄清女人是否不仅只是把身体许给他，而且还愿意为了他放弃自己拥有或想要拥有的东西，只有在作了这种检验之后，他才把她视为“占有物”。然而，即使作完这种检验，仍会有人觉得还有怀疑的余地，占有欲还未得到满足。他会问自己，女人在为他放弃了一切之后，是否会为他的灵魂也这么做？他首先想要完全彻底地被人了解。为了得到爱，他大胆地将自己袒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只有当他心爱的人对他不再存任何幻想，既爱他的卑劣和肮脏，又爱他的善良、坚忍和高尚精神时，他才会感到完全占有她。一个人想要拥有一个国家，便会发觉卡廖斯特罗和卡塔利那的高妙手法适用此目的。另一个人的占有欲若较为高雅，便会自言自语道：“我在想占有的地方不应行骗。”一想到他的假面具将在人们的心中占支配地位，他就生气，且不耐烦。“所以，我必须让人们了解我，首先要学会自知之明！”人们总会发觉乐善好施的人，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让受惠者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深深的感激和眷恋。表现出这种傲慢态度，他们便像对待财产那样控制穷人，他们的乐善好施好像出于拥有财产的欲望。他们的施舍若与其他人相重复，或被其他人领先，他们便会忌妒万分。父母总是不自觉地把孩子塑造成自己的样子——他们把这称作“教育”。没有哪位母亲在心底里怀疑她生的孩子不是自己的财产，没有哪位父亲会对坚持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犹豫不决。的确，从前父亲认为自己有权决定新生婴儿的生死（如在古代德国）。与父亲一样，教师、班长、牧师和君主，也在每一新来的人身上，看到拥有一项新财产的机会。可结果是……
（十）
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和整个古代世界的人都说，犹太人是一种“生来当奴隶”的民族。犹太人自己却说，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犹太人完成了颠倒价值评价的奇迹，由此在几千年岁月中获得一种危险的新魅力。他们的先知把“富裕”“不信神”“邪恶”“暴力”“官能”等词语融合为一体，最先把“现世”这个词铸造成了贬义词。犹太民族的意义就在于这种价值评价的颠倒上（其中还包括把“贫穷”这个词用作“圣人”和“朋友”的同义词），这与犹太民族一起，体现了道德上的奴隶起义。
（十一）
可以推断出：太阳附近有无数黑暗的天体。这些天体是我们绝不会看到的。我们私下说，这是个比喻：道德心理学家把全部星辰的文字仅仅看成一种比喻性的语言符号，在这种语言中，许多事物也许还未表达出来的。
（十二）
我们从根本上误解了食肉的野兽和食肉的人（比如，亚历山大的巴比伦西亚大主教切萨雷?博尔吉亚），误解了他的本性。我们力图在这些最健康的热带怪物和产物的体格上发现“病态”，甚至力图在它们身上发现与生俱来的“地狱”，几乎所有道德家至今都是这么做的。道德家是不是憎恨原始森林和热带地区？他们是不是在不遗余力地诽谤“热带人”？说他们使人类患病？使人类堕落？或说他们自作自受，自己折磨自己呢？为什么这样做？是为了偏袒“温带地区”、偏袒温带人，偏袒“道德”、偏袒庸庸碌碌的人吗？那么，应该写出这样一节——胆小的道德。
（十三）
所有致力于所谓“幸福”的道德体系，能是什么呢？只能是针对生活中不同程度的危险而提出的行为建议；只能是医治人们感情，纠正好倾向和坏倾向的药方。只要人们尚有强力意志，想要去充当主人，就只能是大小权宜之计和巧妙手法，充满了老妇人的智慧。它们的形式都怪诞而荒唐——它们针对“一切”发表议论，因为它们在不能得出普遍规律的地方得出了普遍规律；它们都无条件地说这说那，并把自己视为无条件的；它们都不仅让人感到半信半疑，而且只有在放入过多的佐料，散发出危险气味，尤其是散发出“来世”的气味时，才是可以忍受的，也才具有诱惑力。从智力方面来说，它们都没有什么价值，根本不是“科学”，更不是“智慧”。但再说一遍，它们是权宜之计，掺杂着愚蠢——无论是像斯多噶学派劝说和鼓励人们的那样，对各种热烈而愚蠢的感情采取漠不关心和冷漠的态度；还是像斯宾诺莎建议的那样，不再笑、不再哭，分析和剖析感情；或者像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学说所鼓吹的那样，把感情降低到清白无邪的适当程度，让感情得到满足；或者把道德视为拥有自觉减弱的感情，用艺术的符号作用使其超凡脱俗；或表现为音乐，或表现为对上帝的热爱，或表现出为了上帝而对人类的热爱。因为在宗教中，只要是感情就会被再次授予公民权。最后，甚至是像波斯诗人哈菲兹和歌德教导的那样，若是富有智慧的怪老头和酒鬼，就可以顺从和沉溺于感情，并大胆地放开精神和肉体自由意志的缰绳，因为在这种人那里是可以放纵感情的，因而也应该写出这样一节——胆小的道德。
（十四）
自从有人类以来，就一直有人群（家族联盟、社会、部落、民族、国家、教会），并总是大多数人相应地服从于发号施令的少数人。所以，至今为止，人类最为经常地身体力行地服从，最为出色地培养出了服从精神，因而有理由认为，服从是每个人天生的需要，是人正式的良知，它发布以下命令：“你应当无条件地做某事，无条件地不做某事。”总之，“你应当”这种需要力求自己满足自己，力求用某一内容来填写其表格，并依照其强度、不耐烦程度和急切程度，可不加选择地立即明白和接受各种各样的命令对他喊出的任何东西——这些下命令的人可以是父母、老师以及各层领导。人类发展所受到的极大限制，迟疑徘徊，经常地倒退和改变方向，都可归因于服从这一群居本能遗传得非常好，而命令艺术却受到了损害。倘若设想一下这种本能增加到最大限度，则下命令的人和独立的人最终将销声匿迹，或许他们心灵深处会感到内疚，会先进行一番自我欺骗，然后才能下命令，就像他们也只是在服从。目前欧洲实际上就存在着这种情况，我称它为命令阶级的道德虚伪。他们使自己免遭内疚折磨的方法，只能是假装在执行（先辈、宪法、正义、法律或上帝本人的）年代更为久远的、更高一级的命令，甚至用撷取民众流行意见的熟语来为自己辩护，称自己是“人民的头等公仆”或“公共福利的工具”。另一方面，爱群居的欧洲人目前摆出一副唯我独尊的样子，对自己的各种品质赞不绝口，其中包括热心公益、和蔼可亲、服从依顺、勤劳、节欲、谦虚、宽容、富于同情心。由于有了这些品质，他便温文尔雅，坚韧不拔，有益于民众，从而具有了人类特有的美德。然而，在认为不能缺少领袖的情况下，当今人们一再试图把爱群居的聪明人聚集在一起，以此来取代发号施令者。比如，所有代议制政体便起源于此。尽管如此，对这些爱群居的欧洲人而言，出现一个绝对的统治者会是一种多么大的幸福，又会摆脱一个多么不堪忍受的重负啊。拿破仑的出现所起的作用，就是最近对这一事实的伟大证明。拿破仑的影响史，可以说是这个世纪最值得尊敬的个人和时代所获得的高级幸福的历史。
（十五）
在各个种族相互融合的时代，人的身体中继承着多种多样的血统。也就是说，继承有相互对立的，而且不仅仅是相互对立的本能和价值标准。它们相互冲突，很少能平静下来。文化孕育出的这样一种人，通常是软弱的人。其根本愿望是结束内心的战争，在他看来，幸福就是某种镇定药，就是某种（如伊壁鸠鲁式的或基督教式的）思维方式。尤其是悠闲、无打扰、精神充实和最终和谐带来的幸福——用圣洁的修辞学家圣?奥古斯丁的话来说，就是“安息日的安息日”。然而，倘若本性上的这种矛盾和冲突成为生活的另一种激励和刺激，同时在另一方面，如果除了其不可调和的本能外，他们身上还继承和被灌输适当的控制力和机敏性（即自我克制和自我欺骗的能力），来进行内心的这种冲突，那就会出现一些叫人不可思议的人，他们注定要征服和胜过他人。最佳例子便是古雅典的政治家亚西比德和恺撒（按照我的鉴别力，我要把欧洲第一人霍亨斯陶芬王朝的腓特烈二世与恺撒联系在一起），艺术家当中或许是列奥纳多?达?芬奇。他们恰好出现在渴望悠闲且软弱类型的人大量涌现的时代。这两种类型的人是互补的，亦产生于相同的原因。
（十六）
只要认为道德判断的效用仅仅是群居的效用，只要着眼点仅仅是保存社会，完全根据是否危害社会来决定什么是不道德的，就不会有“爱邻人的道德”。即便时常可见到些许关心、同情、公平、文雅和互助，那么即便在这种社会状况下，所有这些本能很活跃，近来被冠以各种荣誉称号，被称为“美德”，并最终与“道德”概念相重合。但在此时，它们仍不属于道德评价领域——它们仍超越了道德。比如，同情行为在古罗马最鼎盛的时期，既不被称为好，也不被称为坏，既不被称为有德，也不被称为缺德；即便受到赞扬，赞扬中也含有怨恨和轻蔑，顶多把同情行为直接与有利于全体福利、有利于国家的行为作一番比较。毕竟，相对于惧怕邻人而言，“爱邻人”总是次要的事情，部分是相沿成习的，是随意表露出的。对社会组织来说，似乎已牢固建立起来，且能抵御外部危险。正是这种对邻人的恐惧会再次带来有关道德评价的新观点。某些强烈而危险的本能，如进取心、轻率鲁莽、报复心、狡猾、贪婪和权力欲，从一般效用的观点出发，不仅给予荣誉——当然是以不同于此处所给出的名义，而且还加以鼓励和培养（因为在抵御共同的敌人时，永远需要它们），但现在人们却感到这些本能的危险增加了一倍（眼下缺少发泄这些本能的机会）。因而逐渐给它们加上了不道德的恶名，还对它肆意加以诽谤。相反地，本能和倾向却获得了道德荣誉，群居本能地逐渐退出舞台。在一种观点、一种状况、一种感情、一种倾向或一种天赋中包含有多少危及社会的危险，这便是现在的道德观点。在这里，恐惧再次成为道德之母。正是有最高尚和最强烈的本能充满感情地爆发，并在使人远远高于和超越群居良知的一般低水平时，社会的自我信赖能力便会被摧毁。社会对自己的信心，可以说社会的脊梁便会折断。因此，这些本能会受到最猛烈的谴责和诋毁。崇高的独立精神、鹤立鸡群的意志，甚至富于说服力的理性，都被觉得是危险的。于是，将个人提升至人民之上，招致邻人恐惧的一切，便都被说成是罪恶。宽容大度的、不喜铺张招摇的、善于自我平衡的性情，以及平凡的愿望和欲望，获得了道德上的殊荣和声誉。最后，在和平气氛很浓的环境下，很少有机会也没有必要把感情训练得严厉和严格。现在，每一种形式的严厉，甚至公正上的严厉，都开始使良心感到不安；透着傲慢与严厉的高贵和自我负责总是惹人生厌，引起人们的猜疑，“羔羊”，尤其是“绵羊”才赢得人们的尊敬。在社会发展史上，病态的温和娇柔达到一定程度，便会使社会本身站在损害社会的一边，站在罪犯的一边，而且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真情实意的样子。在社会看来，惩罚似乎有欠公平。的确，此时“惩罚”和“惩罚的义务”的思想叫人民感到痛苦和惊恐。“使罪犯不再能够为害，不就足够了吗？为什么还要惩罚？惩罚本身太可怕了！”一旦提出这些问题，群居的道德也就是恐惧的道德，便会宣告终结。假如能完全消除危险，消除造成恐惧的原因，同时也就终结了这种道德。只要考察一下当今欧洲人的良心，总是会从他们的习性和隐蔽的晦暗处，发现相同的命令——胆小的民众的命令：“但愿迟早不再有害怕的东西！”迟早——哪里是迟早，现在这种意志和通向这种意志的道路，在整个欧洲就被称作“进步”。
（十七）
我要立即再说一遍，我已说过上百遍的事情，因为人们的耳朵不愿听这样的真理——我们的真理。我们都很清楚，若有谁直接地，不是在比喻的意味上把人归于动物之列，那听起来有多刺耳。可是，偏偏在谈论具有“现代人”特征时，我们常常使用诸如“畜群”“畜群本能”这样的词语，这会被视为我们的罪过。但能有什么办法呢？别无选择，因为这正是我们的新见识。我们已发现，在欧洲以及受欧洲影响的国家中，人们在主要的道德判断上的意见都一致：在欧洲，人们显然都知道苏格拉底认为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也都知道当初那条著名的蛇答应教给人的事情。如今他们“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因此，如果我们总是反复说，欧洲人认为自己知道的事，欧洲人用自夸自责赞美自己、称自己为善的，只是畜群之人的本能，那听起来一定很刺耳，且叫人很反感。这种本能已显露出来且越来越强烈，而且随着它生理上的症状，近似性和相似性不断增大，它越来越占据支配地位，且凌驾于其他本能之上。目前欧洲的道德只是畜群道德，所以照我们的理解，它仅是一种人类道德。与其相并列的在它之前或在它之后，可能还有而且也应该还有其他许多道德，尤其是一些高层次的道德。可是，为免遭这种“可能”和“应该”的损害，这种畜群道德竭尽全力地保护自己。它执拗而毫不容情地说：“我就是道德本身，再没有其他什么道德了！”而实际上，借助一种迁就和迎合畜群最高尚欲望的宗教，使事情已发展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我们经常发现这种道德甚至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在政治和社会制度中：民主运动继承了基督教运动的遗产。可是它的速度，对那些性急者和那些被畜群本能弄得疯疯癫癫、心烦意乱的人来说，则嫌太慢而令人困倦。信奉无政府主义的野狗越来越猛烈地狂吠，越来越不加掩饰地龇牙咧嘴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这些野狗目前正在欧洲文化的街道上游荡，他们都反对温和而勤劳的民主主义者和革命思想家，也更加反对蠢笨的冒牌哲学家和那些自命为理想主义者、希望建立“自由社会”的博爱思想家，可实际上他们却是一丘之貉。对于除了自治的畜群以外的任何社会形式，都抱有根本的敌意，都一致坚决反对一切特殊要求、一切特殊权利和优先权。这意味着最终反对一切权利，因为如果人人平等，也就没有人再需要“权利”了，都一致怀疑惩罚的公正。但他们也都同样信奉同情的宗教，凡是感受过、生活过和遭受过的一切，对此表示同情（下至禽兽，上至“神”——过分“同情神”是民主时代的现象）。他们一起为同情呐喊，为同情焦急。一般说来，对痛苦恨得要死，几乎像女人那样不能目睹痛苦，不能听任痛苦存在。他们都不由自主地黯然忧伤，心肠变得很软，欧洲只被其迷惑，仿佛受到一种新佛教的威胁。他们一致坚信相互同情的道德，好像这就是道德本身，就是顶点，是人类所达到的顶点。未来的、独一无二的希望，也是对当前的安慰，对过去所有债务的大清偿。全都一致相信社会是拯救者，也就是相信畜群，相信“自己”。
（十八）
我们都有一种不同的信念——不仅把民主运动视为一种堕落的政治形式，而且认为它相当于人的一种堕落和衰落的形式，其中包含着人的平庸和贬值。那么，我们应该把希望寄托在何处呢？寄托在新哲学家身上，因为我们别无其他选择；寄托在身体非常强健、创造力非常丰富的人身上，因为他们能提出相反的价值判断，能重新评价和颠覆“永恒的价值”；寄托在先驱者身上和未来的人身上，因为他们目前便勒紧裤腰带，打紧鞋带，迫使太平盛世走上新的道路。为了使人懂得人类的未来就是他们的意志，人类的未来取决于人的意志，为了准备好在培养和教育人方面，进行大规模的冒险和尝试，以结束愚蠢和偶然的恐怖统治（这种统治至今的名称是“历史”，它最近的形式是“最大多数人”这一愚蠢说法）。为此，迟早需要有一种新型的哲学家和命令者。一想到这些哲学家和命令者，一切与那些神秘的、可怕的和仁慈的生物有关的事物便显得那么的苍白和矮小。这种领导者的形象在我们眼前晃动——我是否可以大声说你们就是自由精神？为了产生这种精神，人们一方面要创造这种精神，同时也要利用这种精神的条件。还有所推定的方法和检验，借此灵魂可逐渐成长，达到非同一般的高度，具有非常大的力量，以致感到不得不执行这些任务，以及对价值进行重估。在其新的压力和锤炼之下，良心会被铸得如钢铁般坚硬，心肠也会变得硬如黄铜，于是可承受责任的重压。另一方面则非常需要这样的领导者，这样的领导者很可能供应不足、早产和堕落，但这些正是我们真正担心和发愁的事。你们知道得很清楚，你们这些自由精神！这些便是横扫我们生活的思想及暴风雨。几乎没有哪一种痛苦比看到、发现或感受到一个杰出人物迷失道路和堕落更加叫人难以忍受的了。但是，倘若某个人独具慧眼，看到人类自身有可能堕落，倘若他像我们那样认识到在捉弄人类命运的游戏中，至今起作用的仍是极端的偶然性，无论是上帝的手，还是上帝的指都未参与这场游戏！倘若他发觉了隐藏在白痴般欣然接受和相信“现代思想”背后的命运，尤其是发觉了隐藏在全部基督——欧洲道德背后的命运，那他遭受的痛苦便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他瞥见了通过耐心积蓄和扩大人的能力和能量所尚能发掘的人的潜力；他十分清楚地知道，人尚有发挥最大潜力的余地，知道普通人过去常常面对神秘的决定和新的道路——他从自己最为痛苦的回忆中，或许更清楚地明白这一点，即回忆一下各种讨厌的障碍，至今都已成为碎片，被粉碎、沉没，变得不值一提。克服了这些障碍，便可取得最高层次的发展。人类普遍退化至“未来人类”，即蠢货和浅薄者所理想化了的未来人类的水平。人类的这种退化和生长受到阻碍，变成绝对群居的动物（或者如他们所称谓的，变成“自由社会”的人）。人类受到这种残酷对待，成为具有平等权利和要求的特别矮小的动物，无疑是可能的！若谁参悟出最终结局可能是这样，谁便可以体验到其余人所未曾体验过的另一种厌恶，或许也是一种新的使命！
四、道德的尺度
（一）
道德？我们很可能仍然拥有着道德，虽然它们很自然地不再是那些严肃而庄严的。正是因为这些道德，我们敬重我们的祖辈，也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后天的欧洲人，20世纪的第一代人仍将具有我们危险的好奇心和各种各样的掩饰技巧。我们在感官和精神上得以成熟，而表面上甜蜜得残忍。如果必须拥有道德的话，多半只拥有与我们内心感受最深的、最隐秘的倾向相吻合，并与我们最强烈的需要相吻合的道德。好吧，那就在迷宫中找一找这样的道德！我们知道，在这种迷宫中，许多东西丢失了，许多东西完全丢失了！还有比寻找结果的道德更滑稽的事吗？这不就是相信自己的道德吗？但这种“相信自己的道德”，实际上不就是过去人们所谓的“问心无愧”吗？这可是一种令人尊敬的思想长辫子，我们的祖辈常将它悬在脑后，也常将它悬在理解力的背后。所以，情况似乎是，无论我们认为自己在其他方面多么不传统，多么不像祖辈那样令人尊敬，可我们依然是祖辈们名副其实的子孙，我们这些问心无愧的、最后的欧洲人，仍然留着他们的辫子。哎！但愿你知道情况会很快、非常快地发生变化！
（二）
在星空中，有时是两个太阳来决定一个行星的轨道，有时是数个色彩不同的太阳，时而用红光，时而用绿光，在一颗行星的周围闪耀，随后又同时把两种光对准这颗行星，使它放出缤纷绚丽的色彩。与此相同，由于我们的“星空”结构复杂，现代人也受到了各种不同道德的影响；我们的行为交相辉映出各种各样的色彩，但很少是意义明确的，在许多场合，我们的行为是杂色的。
（三）
爱自己的敌人？我认为人们已经完全学会了这样做。这种事情在当前大大小小的规模上，千百次地发生着，而且有时会发生更崇高和更高尚的事情：我们学会了在爱的时候，而且恰恰是在爱得最深的时候，去鄙视被爱的对象。然而这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没有任何喧哗，也没有任何夸示，只有善意的羞愧和遮遮掩掩，不允许傲慢而自负地大谈道德。道德作为态度是与我们当今的趣味相对立的。这也是一种进步，就像在我们的父辈那里，宗教作为一种态度一样，最终与趣味相对立，这是一种进步。父辈的趣味包括对宗教抱有敌意和伏尔泰式的仇恨（以及所有那些以前属于自由思想家哑剧的东西）。它是我们良心中的音乐和精神中的舞蹈，清教徒的祈祷、道德说教和假道学都不会与它合拍。
（四）
有些人非常看重别人，认为他们在道德上成熟老到，道德辨别力深刻而敏锐。与这些人打交道时，要特别小心！如果他们当着我们的面犯过一个错误（哪怕是有关我们的错误），他们都绝不会饶恕我们，他们出于本能，必然会毁谤和诬蔑我们，即使他们仍然是我们的“朋友”。保佑健忘者吧，因为他们甚至能“战胜”自己的错误。
（五）
法国的心理学家——如今其他地方还有心理学家吗？从未停止过以讥讽态度，从多方面欣赏资产阶级的愚蠢，就好像……总之，他们由此揭露了某些东西，比如福楼拜，这位里昂的正直市民，最终既未看到、听到，也未品尝到任何其他东西，这就是他高雅的残酷的自我折磨方式。既然这一话题越来越令人厌倦，那我就换个话题说点儿别的供大家消遣吧！我要说的就是，胖胖的善良而诚实的普通人，总是不知不觉地对较为高尚的人，和这些人要执行的任务，做出机警的反应。这是一种敏锐的、带刺的、耶稣教教民的机警，要比鼎盛时期的中产阶级的鉴别力和理解力敏锐千百倍，甚至比其牺牲品的理解力还要敏锐。这些再一次证明，“本能”是至今发现的所有智力中理解力最强的。总之，心理学家研究的是“规则”与“例外”斗争的哲学，在这种哲学中，人们看到的是适于展示上帝和上帝般恶意的场面！或坦率地说，就是对“好人”，对“具有善良意志的人”或对你自己做的活体解剖！
（六）
做出道德上的判断和谴责，是智力低下者对智力较高者最喜爱的复仇方式，也是对他天赋较差的补偿。最后，这是一种获取精神和变得敏感的机会——其所获取的是一种恶毒的精神。令他们内心高兴的是，到底还是有一种标准，根据这一标准，对天赋较高的人和天生享有较多特权的人是平等的。他们主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并几乎是为此而需要信仰上帝。也正是在他们当中，可以见到最坚定的无神论反对者。假如有谁对他们说：“崇高的精神与纯粹有道德的人，他们的诚实和可敬有天壤之别。”那会使他们勃然大怒。我将设法不去说这样的话，我要用我的理论赞美他们，说崇高精神本身只是作为道德品质的最终产品而存在，它是在“纯粹有道德的”人身上，所有品质的综合，这些品质只有经过长期训练和实践才能获得；或许要经过许多代人才能获得。崇高精神完全是正义的精神化，是仁慈和纯洁的精神化，它知道自己被授权而维持世界上的等级划分，不仅在人之间，甚至在事物之间，维持等级划分。
（七）
既然人们现在都那么热烈地赞扬“无利害关系的人”，我们就来或许不无某种危险地看一看，人们实际上对什么感兴趣。普通人从根本上说，他们的内心深处一般关心什么事情，假如表面的东西不欺骗我们的眼睛的话（这里所谓的普通人包括有文化的人，甚至包括学者和哲学家），令较高层次的天性和较高雅、较挑剔的情趣感兴趣及沉醉的大多数事情，普通人似乎不感兴趣。假如他还是发觉应该对这些事情感兴趣，他便称这种态度为无利害关系，并奇怪怎么能够置身事外。一些哲学家也总是像大众那样，富有魅力而神秘地、恍如隔世般地表现出这种惊奇（或许这是因为他们未体验过这种较高层次的天性），而不是指出这样一个赤裸裸的、率真朴实的、合情合理的事实真相，即“无利害关系的”行为是令人很感兴趣的“有利害关系的”行为。“那么爱呢？”爱毕竟是“非利己主义的”吧？你们这些傻瓜！“那干嘛还要赞扬自我牺牲者？”凡是实际做出牺牲的人都知道，自己想为此而得到某种东西，或许是某种内心的东西。知道自己在这方面做出牺牲，是为了在另一方面得到的更多，或许只是一般地更多，甚至只是使感到自己得到的“更多”。可这却是个要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领域，较为挑剔的人是不愿留在这里的，因为在这里真理要回答问题时，必须要强忍住不打呵欠。毕竟，真理是女人，对她不应使用武力。
（八）
道学家对传闲话者说：“我有时崇敬和尊敬无私的人，但不是因为他无私，而是因为我认为他有权牺牲自己的利益而有益于另一个人。”总之，问题总是他是谁，另一个人又是谁。比如，在一个命中注定是发号施令的人身上，自我牺牲和与世无争非但不是美德，反而是对美德的糟蹋，至少在我看来就是这样。每一种无私道德体系，都把自己视为无条件的，是对每一个人有吸引力的，因而这种道德体系不仅对高雅趣味是犯
罪，而且还会刺激人犯下忽略个性的罪恶，是一种在博爱的掩盖之下对人的另一吸引，而且偏偏是对各种高级、罕见和享有较多特权的人的吸引和损害。各种道德体系首先一定要屈从于等级划分，其假设必须做得问心无愧，以至于它们最终彻底明白地说：“适合一个人的也适合另一个人，是不道德的。”那个道学家和好人这样说。他这样劝说道德体系实践道德，是不是应该受到人们的嘲笑？但如果谁想站在嘲笑者一边，那他也许正确得叫人受不了，甚至高雅趣味也显得有不当之处。
（九）
凡是在当今鼓吹同情同胞的痛苦的地方，如果我推测得正确的话，没有哪种宗教比这种宗教鼓吹的时间更长了。心理学家都应侧耳静听，要去透过所有那些虚荣，再去透过此种宗教的鼓吹者（以及所有鼓吹者）习以为常的噪声，他会听到自我蔑视的纯正旋律，并沙哑地呻吟着。欧洲因此而被遮蔽了光辉，变得丑陋不堪。一个世纪以来，此种情况有增无减（其首批症状已在加利亚尼致德?埃皮奈夫人的一封具有丰富思想的信中记录得清清楚楚），但愿自我蔑视不是造成此种状况的真正原因！具有“现代思想”的人，即自负的类人猿，对自己极端不满意，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他在受苦，他的虚荣偏偏要他“与同胞一起受苦”。
（十）
欧洲的平民百姓绝对需要一套服装。他需要把历史当作服装的储藏室。他自然注意到，没有哪套服装合他的身，他换了一套又一套。让我们看一看19世纪，该世纪的人对各种服装样式的喜好变了又变，并且时常因为“没有一套服装适合自己”而感到绝望。无论是把自己打扮成浪漫的，还是古典的、基督教的、佛罗伦萨画派的、巴洛克风格和洛可可风格兼具的、“民族的”，一切都是白费，都不“合身”！但是精神，尤其是“历史精神”，却受益于这种绝望：可一次又一次地试验过去的和外国的新样品，穿了脱，脱了穿，然后打包收起来，尤其是对它进行了研究——我们的时代是在“服装”方面第一个勤奋好学的时代。这里所谓服装指的是道德、信条、艺术趣味和宗教，我们比其他任何时代都更要准备好举行盛大的狂欢，准备好发出最富于精神性的节日般的欢笑，并表现出无比的妄自尊大，去准备好干下天大蠢事，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嘲弄世界一番。或许正是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发现从事发明的天地，甚至仍可发挥其创造力，很可能是作为世界历史的模仿者以及上帝的助手。或许，虽然目前的一切前途黯淡，但我们仍然欢笑，憧憬着前途一片光明。
（十一）
历史感即迅速察觉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或一个人赖以生存的评价等级体系的能力，亦即“觉察本能”，觉察这些评价之间的关系，觉察这些评价的权威与作用力量的权威的关系。我们欧洲人宣称这种历史感是我们所特有的，是在各阶级和各种族的民主式混合中的，是使欧洲陷入迷人而疯狂的半野蛮状态之后，降临到我们身上的。只是在19世纪，人们才承认这种能力是第六感官。由于这种混合，过去的每一种生活形式和方式，以及过去各种紧密相邻和互相重叠的文化，都汇成了我们这些“现代灵魂”。我们的本能目前在各方面都在回溯，我们自己成了一种混乱。如前所述，最终精神会在其中觉察到自己的优势。借助肉体和欲望的半野蛮状态，我们可以暗中进入各个地方，进入高尚时代的人们从未进入过的地方，尤其是可以进入各种不完善的文明迷宫，进入至今地球上存在过的各种半野蛮状态。由于大部分人类文明都处于半野蛮状态，因而历史感几乎就是对一切的感觉和所有方面的本能，也就是对一切的喜好和所有方面的论述。由此证明，这种历史感是一种卑鄙的感官。比如，我们再次欣赏一下荷马：最令我们高兴的也许是知道如何欣赏荷马，然而很有文化的人（如17世纪的法国人，像圣?埃夫雷蒙，他责备荷马精神过于宽广，甚至像该世纪的伏尔泰最后回声）则不能这么容易地欣赏他——他们几乎不准自己欣赏他。他们非常明确地肯定和否定，很容易产生憎恶，对一切陌生事物的犹豫和不愿接受，对令人不快的强烈好奇心感到极端厌恶，以及每种自立自足的卓越文化都不愿承认自己有一种新的欲望，也都不愿承认不满足自己的状况，更不愿赞美陌生的事物。所有这一切决定了他们甚至不喜欢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只要这些东西不是他们的财产，或不能成为他们的猎物。对于这种人来说，最不可理解的，正是上述历史感及其屈服于一切的好奇心。莎士比亚的情形也是这样，他令人惊异地把西班牙人、摩尔人和撒克逊人的趣味综合在一起，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圈子内的古雅典人若见到此种情形，是会被气死的。可是我们却偏偏接受了这种随意的混合，这种对最为精巧之物、最为粗糙之物和最为矫揉造作之物的混合，这种暗自以充满信心和真心诚意的态度所做的混合：我们欣赏这种混合，将它视为专门为我们保留的精美艺术品，并尽量不让自己受到那些包围着莎士比亚艺术和趣味的英国大众，受到那令人窒息的烟雾亲近和干扰，或许就像在那不勒斯南区奇亚扎那样，尽管这里的下水道臭味刺鼻，可我们仍然自己走自己的路，并且所有的感官保持着警觉。作为具有“历史感”的人，我们有自己的美德，这是不容争辩的：我们不虚伪、不自利，我们谦逊、勇敢，我们习惯于自我克制和自我牺牲，也很知道感恩，很有忍耐力，很热情。但尽管具有这一切美德，我们或许还不是很“有品位”。让我们最后承认，我们这些具有“历史感”的人最难理解、感受、体会和喜爱的是从根本上对它抱有成见，几乎对它采取敌对态度。我们历史感的巨大功用就在于，同高雅趣味形成必要的对照，至少是同很低级的趣味形成对照。我们只能在心中唤起微小而短暂的、蒙受天恩的幸福感觉和对人类生活的赞美，好像是零零散散地照耀着我们，是在一巨大力量自动停在无穷和无限之前的那些时刻，所遭遇的奇妙体验；是在突然停下和呆立，稳稳地、一动不动地站立在仍然颤抖的大地上，而感到一阵狂喜时的那些时刻和奇妙体验。成比例对我们而言是陌生的，我们实际上渴望的是无限，是浩瀚无垠。像骑在气喘吁吁向前奔跑的马上的人那样，面对浩瀚无垠，我们放松了手中的缰绳，人只有处于最危险的状态时，才会感到幸福至极。
（十二）
无论是享乐主义、悲观主义、功利主义，还是幸福论，所有这些思维方式都是根据快乐和痛苦，即根据伴随情况和次要因素来衡量事物的价值，因而只是表面讲得通的思维方式，是天真幼稚的，每每意识到创造力和艺术家良心的人，都会瞧不起它，对它表示蔑视，尽管并非没有同情。同情你！当然，这不是你所理解的那种同情：不是对社会“疾苦”的同情，不是对“社会”中病人和不幸者的同情，不是对躺在我们周围地上对身心有缺陷的人的同情，更不是对牢骚满腹、怨气冲天与闹革命的奴隶阶级的同情，他们力图去夺取权力，并把这称为“自由”。我们的同情是一种较为高尚的、目光较为远大的同情——我们看到了人如何使自己变矮小，我们有时以无法形容的痛苦心情，来看待你的同情，有时抵制你的同情，有时认为你的一本正经比任何一种轻浮都更加危险。如果可能的话（没有比“如果可能的话”这一说法更为愚蠢的了），你想要消除掉痛苦，那我们呢？实际上，我们似乎反而想要去增加痛苦、想要使痛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令人难以忍受！你所理解的幸福——肯定不是一个目标，而在我看来似乎是一种结局。此结局立即使人类显得荒唐可笑而且可鄙，同时也就使人类的毁灭合乎需要！痛苦，巨大痛苦的磨练——你难道不知道正是这种磨练带来了人类至今的全部提升？遇到不幸时心灵的紧张会由此获得力量，见到残垣断壁时心灵震颤，经历忍受、解释和利用不幸时，迸发出的创造力和英勇精神，以及心灵所感受到的一切深刻、神秘、假象、精神、诡计或伟大——哪一样不是通过巨大痛苦的磨练获得的？在人身上，被创造物和创造者结成了一体：在人身上不仅有物质、破布条、泥土、淤泥、愚蠢、混乱，而且还有创造者、雕塑家、铁锤的坚硬、旁观者的神奇和死亡。你懂得这种对比吗？你对“人身上被创造物的同情”，是同情那些不得不被塑造、捣烂、锻冶拉长、烘烤、淬火和精炼的东西。同样，还有那些必然受苦和注定受苦的事物。你难道不明白我们相反的同情对象是什么吗？既然它抵制你的同情，将你的同情说成是最糟糕的纵容和软弱无力，因而也可以说是同情反对同情！但再重复一遍，还有比快乐、痛苦和同情更高级的问题。所有只讨论快乐、痛苦和同情的哲学体系都是天真且幼稚的。
（十三）
我们这些不讲道德的人，与我们有关的这个世界——有恨和有爱的世界，由微妙的命令和微妙的服从组成的这个几乎看不见、听不见的世界；一个在各方面都几乎吹毛求疵、暗中使坏、刻薄苛刻，从而需要认真地加以对待的世界。而且，这个世界受到了很好的保护，不容笨拙的旁观者和常见的好奇心去窥探！我们被织进了义务网和外衣中，无法摆脱义务——正是在这里，我们是“负有义务的人”！固然，我们偶尔可以戴着“镣铐”混在“刀剑”丛中跳舞；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咬牙切齿的，并对不可思议的艰苦命运很不耐烦。但若我们随心所欲，傻子和幽灵便会说：“你们是没有义务感的人。”——傻子和幽灵总与我们作对！
（十四）
诚实，姑且承认它是我们，我们这些自由精神无法摆脱的美德。好吧，我们便以我们的倔强和爱来培育它，并不知疲倦地“完善”这种美德，因为只有这种美德能与世长存。愿它有一天像光彩夺目的、嘲弄人的蓝色黄昏那样，以其阴郁黯淡的严肃表情，扫视一下这个上了年纪的文明！然而，如果我们的诚实有一天终于感到困乏，叹口气，伸伸四肢，发觉我们太辛苦了，想让诚实像招人喜爱的邪恶那样可爱一点、平易一点、柔和一点，那就让我们这些最近的禁欲者仍然辛苦下去吧，用我们身上仍有的魔鬼般倾向去帮助那种美德吧！我们对粗陋之物和不明之物感到厌恶，并竭力禁止一切的意志——对冒险的喜爱，我们那敏锐而好挑剔的好奇心，那极难捉摸的、被掩盖着的、富于理智的追求权力和想要征服一切的意志（此种意志将在未来的所有领域贪婪地游荡）。让我们与我们的所有这些“魔鬼”一起去帮助我们的“上帝”吧！人们很可能会因此而误解和误会我们。但这又有什么关系？他们会说：“他们的‘诚实’——那是他们的魔鬼般倾向，而绝不是其他什么东西！”即使如此，这又有什么关系？即便他们说得对，难道至今所有的神就没有被重新洗礼而命名为魔鬼吗？说到底，我们对自己知道些什么呢？那引导我们想要被命名的精神，我们对它又知道些什么？内心到底有多少种精神？让我们这些自由精神谨防我们的诚实变为虚荣、装饰、夸耀和局限性以及愚蠢！每一种美德都很容易变为愚蠢，每一种愚蠢也都很容易变为美德：他们用俄语说——让我们谨防因为过于诚实而变为圣人和招人讨厌的人！生活对我们来说不是已短到不足百分之一，太短暂而不能再使我们自己厌烦了吗？我们相信永生。
（十五）
我希望得到人们的原谅，因为我发现，至今为止的一切道德哲学都是单调而乏味的，都属于催眠工具。在我看来，“美德”不是被其他东西，而更多的是被其鼓吹者的单调乏味损害了；但与此同时，我不想忽视它们的一般有用性。最好是思考道德的人尽可能地少，因而最好是道德总是不要令人感兴趣！但我们不要害怕！目前的情况仍然和以前一样，欧洲没有人认为（或暴露出有这样的想法），可以用危险的、强词夺理的、诱人上圈套的方式，对道德进行理论探究，也没有人认为这种探究会带来灾难。比如，看一看不知疲倦的、不可避免的英国功利主义者吧，他们是多么沉重而令人尊敬地步向边沁的后尘，同时大踏步前进，正像边沁曾步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的后尘那样！没有新的思想，也未用较优雅一点儿的词语去表达旧的思想，甚至都未把前人发表的看法做适当的汇编。总而言之，是一种叫人无法忍受的文献，除非人们知道如何使它带有恶作剧的味道。实际上，英国人由来已久的恶习，即所谓言不由衷和道德上的虚伪，已经暗暗钻入了这些道德家的身体。这回是隐藏在科学精神这一新的形式之下。而且他们还秘密地与良心作对，在用科学精神拙劣地修补道德时，以前的清教徒们自然要忍受良心的极度痛苦。（道德家不正是清教徒的反面吗？也就是说，道德家不正是思想家吗？思想家则把道德看作成问题的、值得加以拷问的。总之，把道德看作问题。道德化不正是不道德吗？）最后，他们都希望英国的道德被世人承认其具有权威性，因为人类，或“一般效用”，或“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不！是英国的幸福，便会由此得到最大的改善，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相信，努力追求英国式的幸福（我指的是追求舒适和时髦，其最高形式便是议员席位），就是踏上了享有美德的正道。实际上，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相信，如果说世上至今为止有美德的话，那么美德便存在于这种努力之中。这些受到良心驱使的、心情沉重的广大平民，没有一个知道，哪怕一丁点儿以下事实，即“一般福利”绝不是人们所能理解的理想、目标或观念，而只是一种骗人的万灵药而已。对某个人公平的事，对另一个人就可能是不公平的。一种对所有人的道德要求，实际上会损害高等人。一句话，人与人之间是有道德与道德之间的等级差别的。这些信奉功利主义的英国人是一种谦逊的，从根本上说平庸的人，因而如前所述，就他们是令人生厌的部分而言，人们对他们的用处不可能有很高的评价。人们甚至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以下诗句鼓励他们——
为你们这些名人欢呼吧，推着独轮车旋转，
“越长久——越好”，从而显示出，
脑袋和膝盖更加僵硬：
没有欢笑，也从不开玩笑，
永远平庸，
绝无天资，也没有机智！
（十六）
在近来这些以人道引以为豪的时代，仍然存在着大量的恐惧，存在着大量对恐惧的迷信，存在着对“残忍的野兽”的大量恐惧。抑制住这种恐惧，便是这些较为人道时代的自豪所在——以致连明显的事实，似乎也争到几个世纪。很久以来，一直没有人提及，因为提及这些事实，似乎会使已被杀死的野兽起死回生。我任凭这样的事实逃走，或许在拿某种东西冒险；那就让其他人再去捉住它，给它喝大量“虔诚感情的牛奶”，使它在以前的角落安静地躺下来，被人遗忘掉。人们应重新了解残忍，睁开自己的眼睛；人们最终应学会不耐烦，以使一些厚颜无耻的严重错误不再能趾高气扬地到处游荡，正如古代和现代哲学家一样，使人们对悲剧产生错误的看法。我们说它是“高等文化”的每一样东西，其基础都是对残忍的精神化和强化，这就是我的论点。“野兽”根本没有被杀死，它仍还活着，仍还在健壮地成长，只不过被改变了外形。构成痛苦的东西就是残忍。在所谓悲剧式同情中欣然起作用的东西，在每一崇高之物，甚至是形而上学最为崇高和最为细腻的震颤中，欣然起作用的东西，只有从掺和在一起的残忍成分中才获得了它甜蜜的感觉。在竞技场中的古罗马人、对十字架迷恋的基督教徒们、见到柴捆和火刑柱时或观看斗牛时的西班牙人、当今自愿受苦受难的日本人、向往流血革命的巴黎郊区工人和耐着性子看完《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演出瓦格纳音乐的爱好者们所享受到的是女巫喀尔克的“残忍”这副灵丹妙药。当然，我们在此处必须完全抛弃以往大错特错的心理学，这种心理学教导人们，残忍只是产生于见到其他人受苦。其实，残忍是从自己遭受的痛苦中获得极大的享受。只要人们心甘情愿地进行宗教意义上的自我否定，像腓尼基人和禁欲主义者那样进行自我伤害，或者一般地禁绝酒色，禁欲和追悔，只要人们像清教徒那样一阵阵地悔罪，剖析良心，和像帕斯卡尔那样献祭，人们在内心中就受到了残忍的引诱和逼迫，一种危险的自己对自己的残忍。最后，甚至可以说，追求知识的人也是残忍大师和残忍的崇拜者，因为他迫使自己违背自己的意愿，常常是违背自己内心的需要。想予以肯定，表示喜欢和爱慕时，却说“不”。的确，每当人们想从本质上深刻理解某一事物时，便是对精神上根本意志的违背，便会对它造成有意的伤害，因为精神出于本能，其瞄准的是肤浅的外表和表面的事物——甚至追求知识的每一渴求，都有些许残忍。
（十七）
若不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人们便不会理解我在这里所说的“精神上的根本意志”，那就让我作一点解释吧。那个通常被称作“精神”的专横傲慢的东西，想要在内部和外部都成为主人，想要感觉到自己是主人；它有一追求简化的多样化意志，是一股有约束力的、有驯服力的、专横傲慢的、实质上力图统治一切的意志。在这里，它的需要和机能，与生理学家认为一切活着、成长和繁殖的东西所具有的需要和机能一样。精神占用异体成分的能力，表现在将新事物同化于旧事物、简化复杂事物、视而不见或否认绝对矛盾的事物的这样一种强烈倾向中。同样，它还在随意重新强调、突出和伪造异体成分中，“外部世界”各部分中的各个特征和各个方面。因此，其目的便是把新“经验”、各种各样的新事物纳入旧的排列中。总之，就是成长，或者较为严格地说，其目的是感觉到成长，感觉到能力的增强。这种意志还有一种显然相反的精神上的冲动可供利用，一种突然对无知、对关上门、关上窗子的偏爱，一种内心对这对那的否定，一种对接近的禁止，一种对许多可认识事物的戒备态度，默默无闻，对离群索居的满足，对无知的接受和赞同。若采用比喻的说法，就是根据它的占有能力，“消化能力”程度所需要的一切（实际上，“精神”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类似于胃）。在这方面，精神还有种偶尔表现出来的习性，那就是任凭自己受骗（或许会淘气地觉得事情不是这样的，但却任凭被看作这样），喜欢不确定和模糊不清，极为喜爱随心所欲的、异乎寻常的狭隘，喜爱离自己特别近的东西和特别显眼的东西，喜爱被放大的、被缩小的、畸形的和被美化的东西。总之，喜爱强力的所有这些随心所欲的表现形式。最后，在这方面，精神还肆无忌惮地欺骗其他精神，在其他精神面前掩藏自己的真实看法——这是对创造力、塑造力和变化力的不断挤压和滥用。精神便由此而欣赏它诡计多端和多种多样的伪装，还欣赏由此而获得的安全感。正是依靠它多变的手法，精神得到了最好的保护和隐藏！与这种喜欢表面事物，喜欢简化、伪装，喜欢覆盖物，喜欢外表的倾向相反，还有知识分子的崇高倾向在起作用，那就是坚持深刻地、多方面地、透彻地看待事物。这可以看作知识分子是良心和趣味的一种残忍，每一英勇无畏的思想者都会承认自己身上有这种残忍，只要他已在足够长的时间内，使自己的眼睛变得敏锐而冷酷无情，足以进行反思，并已习惯于严厉和尖刻的词语。他会说：“我的精神倾向于某种残忍的东西。”以此谨让道德高尚者与和蔼可亲者尽力劝说。实际上，如果我们这些自由精神，我们这些很自由的精神所谈论的、低声议论的和赞美的，不是我们的残忍，而或许是我们的“过分诚实”，那样会好听一些，或许有一天我们真的会得到这样的死后荣誉！与此同时，因为到那时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绝不应该用这种辞藻华丽的、天花乱坠的道德废话包装自己，我们以前的全部行为已使我们厌恶这种趣味和这种趣味的泛滥。它们是些漂亮的、闪光的、铿锵有力的、喜庆的字眼。例如，诚实、热爱真理、热爱智慧、为知识献身、诚实者的大无畏精神。在这些字眼中有某种东西使人心中充满了自豪感。但我们这些隐士和土拨鼠，很久以前在我们良知的深处便已深信，辞藻的这种值得尊敬的炫耀，也属于人类潜意识中虚荣的陈旧，而虚假的装饰、便宜且俗艳的服装和金粉，使人深信即使在这种讨人喜欢的颜色和重新涂抹油漆之下，也必能再次辨认出自然人。总之，把人还原为自然状态，明了至今乱涂乱画在自然人这一永恒的观念之上。有许多徒劳而不真实的解释和次要意义，使人从今以后站立在人的面前，就好像他受过科学训练后变得冷酷，而站立在其他形式的自然面前那样。两眼像俄狄浦斯那样的无所畏惧，双耳像尤利西斯那样紧紧塞住，对旧形而上学的捕鸟者发出的引诱声充耳不闻。这些捕鸟者已在太长的时间内向他发出哨声：“你拥有的更多！你的地位更高！你的出身不同！”——这可能是一项古怪而愚蠢的任务，但谁又能否认这是一项任务！我们为何情愿从事这项任务？或换一种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干嘛非得了解这些事情？每个人都会向我们提出这一问题。我们一再受到追问，我们也千百遍地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但是还未曾找到，也无法找到较好的答案……
（十八）
学识会改变我们，它的功用正像不仅仅起“保存”作用的营养那样——生理学家也明了这一点。但在我们灵魂深处，完全“在下面”，确有某种冥顽的东西，某种坚如磐石的命运，对预先确定和选定的问题，预先给出判定和回答。对于每一基本问题，说出的都是这样一句不可改变的话：“我就是如此。”比如，思想者无法重新了解男人和女人，就只能更全面地了解男人和女人。他内心最终所能了解的只是关于他们的“固定不变的”东西。我们偶尔发现问题的某些答案，会成为我们的坚强信念：或许它们此后便被称作“信仰”。然而，一段时间以后，人们在这些信仰中便只能看到自知之明的足迹，也只能看到标示出我们自己就是问题的路标。或更正确地说，只能看到我们所包含的巨大愚蠢，我们在精神上的命运，在我们身上的，完全“在下面”的冥顽之物。在对我自己进行这番慷慨的恭维之后，我或许能说一些有关“当今妇女”的实话，只希望大家从一开始就明白，我说的绝对是实话。
（十九）
女人希望独立，于是就开始向男人说明有关“当今妇女”的事情——这是全面丑化欧洲的最严重的事态发展之一。像这种带有女人气的科学性，想要自我暴露的笨拙尝试，究竟要展现些什么东西给人们啊！女人暗中是那么爱卖弄学问，那么浅薄，那么爱摆小学校长的架子，那么气量狭窄而又自以为是，那么放纵和轻率。只要仔细看一看女人对孩子的一言一行，便会了然！而实际上，这一切至今只是由于惧怕男人才得到了最好的抑制和控制。假如她开始从根本上和原则上丢掉她那些显示魅力、玩耍嬉戏、驱走忧愁、减轻痛苦和从容不迫的智慧及艺术，假如她忘记了自己渴望得到好东西的细腻天性，那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有人感到害怕的是，女人极其明确地以威胁语调说出了女人从男人那里总的需要是什么。女人因此声称自己是科学的，这难道不是最俗气的吗？至今为止，幸好启蒙一直是男人的事情，男人的天赋——因而我们仍然“在自己人之间”；最后，看一下女人所写的有关女人的全部东西。我们很可能会十分怀疑女人是否真的想要去了解自己，是否能够了解自己。如果女人不是想由此为自己得到新的装饰物，那么她为何想使人们怕？或许她想由此获得控制权。但女人并不想了解事实真相——女人关心事实真相有何用？从一开始，事实真相就最令女人感到陌生，最令女人反感，也对女人最富有敌意。女人最了不起的本领就是造假，关心的主要是外表和漂亮。让我们承认，我们男人尊重和喜爱的正是女人的这种本能和本领。我们任务艰巨，为调剂身心，喜欢寻找这样的人为伴，在她们身边，在她们的扫视之下，与她们浅薄的愚蠢相对照——我们的严肃认真、一本正经、博大精深也像是一种愚蠢。最后，我要问的是：女人是否认为女人的思想深刻，或是否认为女人心中有一杆公平秤？至今最瞧不起女人的是女人自己，而根本不是我们。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我们男人所希望的是，女人不要为了再教育男人而损害自己的名誉了。教会发布命令说：女人莫谈神学，这正是男人对女人的关心和照顾。拿破仑曾告诫极为高雅的法国女作家斯塔夫人——女人莫谈政治！这也是对女人好。在我看来，谁是对当今的女人大声疾呼：女人莫谈女人！那他便是女人的真正朋友。
（二十）
当女人提及法国革命者罗兰夫人、斯塔夫人或者法国女小说家乔治?桑，并似乎由此证明了有利于“当今妇女”的什么东西时，其实是暴露了本能的堕落，以及低级的趣味。在男人看来，这三个女人是滑稽可笑的——仅此而已！而这恰好是不利于妇女解放和自主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最好反证。
（二十一）
厨房中的愚蠢就是女人做饭、烧菜和操持家务，这些全然不动脑子！女人不理解食物意味着什么，而只是一味地做饭烧菜！假如女人是能思考的动物，那她在做了几千年的饭之后，肯定已发现了生理学上最重要的事实，也掌握了医术。由于女人做的饭很糟糕——厨房中完全没有理性——人类的发展已在极其长的时期受到阻碍，并受到最严重的干扰，甚至在今天事情也几乎未见好转——说给中学女生听的一席话。
（二十二）
有些异想天开的想法和有些句子就那么几个词，却能一下子把整个文化、整个社会浓缩进去。德国兰伯特夫人随便对儿子说的一句话就属于此类：“亲爱的，你向来只知道做蠢事，做蠢事使你特别快活。”——顺便说说，这是古往今来对儿子所说的最富于母性、最富于智慧的话。
（二十三）
毫无疑问，每个高贵的女人都会反对但丁和歌德对女人所抱持的信念——前者这样唱道：她望着上天，我望着她；后者把她解释为“永恒的女性引我们上升”，因为女人恰恰把这一点寄托在永恒的男性身上。
（二十四）
下面是关于女人的七则格言。
有个男人向我们匍匐而来，
最长的无聊时间便会逃走！
唉！上年纪和学问，
为柔弱的美德也赋予力量。
灰黑色衣服和沉默不语，
使每个女人显得——庄重。
我在幸福时要去感谢谁？
上帝！——和我那不错的女裁缝！
年轻时，饰满鲜花的洞穴；
年老时，一条龙从中爬出。
高贵的称号，漂亮的腿，
还有男人：哦，但愿我是他！
言简意赅——
对母驴是光滑的冰！
（二十五）
女人至今一直被男人像鸟儿那样看待着，是从高处降落到他们中间，迷了路的鸟儿。女人被视为柔弱的、脆弱的、未经驯化的、陌生的、可爱的和活泼的东西——可又被视为必须关起来的东西，免得她飞走。
在“男人和女人”这一根本问题上犯错误，否认男人和女人存在着最深刻的对立，否认男人和女人之间有必要存在永远敌对的紧张状态，梦想着男人和女人或许应享有平等的权利，接受同等的教育，拥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这是思想浅薄的典型标志。思想者若在这一危险的方面显得浅薄——简直就是本能上的浅薄！那他便可以被认为是可疑的，但这岂止是可疑的，而且是被出卖的和被泄露的。他很可能就会在所有根本的人生问题上太“浅薄”，无论是现在的，还是未来的人生问题，无法具有任何深度。另一方面，一个人若在精神和欲望方面具有深度，且在慈悲方面具有深度，能严肃和严厉起来，能既仁慈又严厉，他就只能像东方人那样看待女人。他肯定会把女人想象为一种占有物，即一种可关在屋子里的财产，命中注定必须干家务，履行自己的天职。他肯定会像以前希腊人所做的那样，在这个问题上根据亚洲的绝妙理性和优越本能来采取自己的立场。亚洲的那些最优异的继承者和学者——众所周知，随着文化和权力的增强，从荷马到伯里克利时代，逐渐变得对女人越来越严厉。总之，变得越来越具有东方特点。让我们好好想一想，这是多么有必要，多么符合逻辑，又多么合乎人性啊！
（二十六）
女性在当前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要受到人们的尊敬，这是民主时代的趋向和基本趣味，恰似不尊敬女性的旧时代那样，现在立即滥用这种尊敬，又有什么奇怪？她想得到更多的东西，她学会了提出要求，对她的满腔同情和尊敬终于令人感到不那么舒服；她喜欢为得到权利而竞争，其实是喜欢争斗本身。一句话，女人正在失去贤淑和端庄，正在抛弃对男人的恐惧。但“抛弃恐惧”的女人会牺牲掉自己最具女人特点的本性。一旦不再需要也不能充分发挥男人身上的那种令人惧怕的品质，或更明白地说，是男人身上的那种男子汉气概，女人便会得寸进尺。这是十分合情合理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叫人不那么好理解的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促使女人堕落。这正是当今的情况。在这件事情上不要自欺欺人了吧！哪里的勤劳精神战胜了尚武精神和贵族精神，哪里的女人便会争取获得小职员那样的经济和法律上的独立。在正在形成的现代社会的入口处，镌刻着这样几个大字：“作为女职员的妇女。”虽然她由此盗用了新的权利，渴望成为“主人”并把妇女“进步”镌刻在她的旗帜上，但显而易见，其结果却正好相反——女人退化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妇女的影响力随着她们权利的增强，反而下降了。因此，“妇女解放”只要是妇女自己所希望和要求的，到头来更会是最具女人特征的本性不断削弱和消亡的明显征兆。妇女解放运动中有一种愚蠢，一种几乎是男性的愚蠢，对此，有教养的女人会深感羞耻。在自己最有把握取胜的领域丧失直觉；不注意练习运用适合自己的武器——在男人面前，甚至“在书本面前”忘乎所以；大胆而放肆地消除男人对蒙着面纱的、根本不同的理想女性所抱有的信念，某种永恒而必要的并具有女人味的东西；一而再再而三地、喋喋不休地劝说男人放弃这样的观念，即要看护、照顾、保护和纵容女人，似乎女人是某种娇弱的、极难接近的，又常常很招人喜爱的家畜；劝说男人放弃一切不得体的、令人气愤的、带有奴役和束缚味道的东西，尽管这些东西是妇女在至今社会秩序中的地位曾经招致的和仍然招致的。这一切若不是预示着女性本能的瓦解，即非女性化，又预示着什么呢？的确，在有学问的男性蠢驴当中，有不少女人的蠢朋友和腐蚀者，他们劝说女人按上述方式实行非女性化，仿效欧洲“男人”以及欧洲“男子汉气概”遭受的所有那些愚蠢。他们想要把女人降低至“一般文化”的水平，甚至想让妇女只知道看报和插手政治。他们在各处甚至想使女人成为自由精神和文艺工作者。似乎不虔诚的女人并不会使思想深邃的、不信神的男人感到十分可恶和可笑。而几乎在各处，女人的神经都正在被那种最为病态和最为危险的音乐（即最新的德国音乐）摧毁，她一天天地越来越歇斯底里，也越来越无法履行她最基本的职责，即生育强壮孩子的职责。他们想在更多的方面“培养”女人，如他们所说，是利用文化使“女性”强健起来。似乎历史没有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们，“培养”人类和人类的衰弱。也就是说，人类意志力的衰弱、减弱和消失总是齐头并进。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和影响最大的女人（最近的一位便是拿破仑的母亲），要感谢的正是其意志力使她们获得了力量并超越了男人。使人尊敬女人以及常常害怕女人的，是她的天性（女人的天性要比男人的天性更加“自然”），她的纯真的、食肉动物般的狡猾与灵巧，她的手套下面的老虎爪子，天真幼稚的利己主义，桀骜不驯和内心的放荡，和那叫人不可理解的、范围广泛的、偏离常规的欲望和美德……人们尽管害怕但却同情女人。原因在于，女人似乎比任何其他动物遭受的痛苦要更多，更加脆弱，更加需要爱，更加注定要感到幻想的破灭。恐惧与同情：至今为止，男人正是带着这些感情站在女人的面前，总是一只脚已陷入了悲剧，这种悲剧在给人乐趣的同时也叫人撕心裂肺，不是吗？一切不是都行将结束吗？女人不也是正在摆脱幻想吗？女人不是正慢慢地越来越招人厌烦吗？欧洲啊！欧洲！我们知道总是有脚的动物对你最有吸引力，这种动物又在威胁着你！你那古老的寓言会再次成为历史。一种巨大的愚蠢会再次制伏你并把你带走！上帝并没有隐藏在它的下面——绝对没有！只有一种“思想”，一种“现代思想”！
五、民族与爱国
（一）
我破天荒地又听了一遍理查德?瓦格纳《名歌手》的序曲。这是一部恢宏的、华丽的、冗长的当代艺术作品，它自豪地假设了两个世纪以来的音乐，仍然活在人们的心中，因而人们能够理解这部作品。令德国人感到骄傲的是，这一假设没有落空！我们发现，这部作品中混杂着各种风格和力量，各种季节和气候！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会儿是古代气息，一会儿是异国情调，让人难以接受，过于现代派，既传统得自命不凡，又狂放不羁，并不时显得调皮捣蛋，而更多的时候却是粗糙而刺耳——有火一般的热情和勇气，同时也有过熟水果的暗茶色皱皮。它忽而广阔汹涌地奔流，一下子又踌躇徘徊片刻，好像在原因和结果之间，敞开一个缺口，沉闷得几乎迫使我们做一场噩梦。但它已再次扩展和拓宽了古老的欢快之流，并扩展和拓宽了新老幸福之流。其中特别包括这位艺术家毫不掩饰地对自己感到的快慰，他欣喜而惊异地觉察到自己精通作品中运用的各种应急手法，这些都是些新的、新学会的、未得到全面检验的艺术上的应急手法，但他却清晰地展示给我们。然而从各方面来说，却毫不优美，毫无南方风格，绝无南方万里无云的清澈天空，也毫无优雅可言，没有舞曲，也几乎没有追求逻辑的意志；甚至显得有些笨拙，并有意加以突出，似乎这位艺术家想要对我们说：“这就是我的一部分意图。”它像是件沉重的装饰物，某种过于粗俗而死板的东西，大肆炫耀高深的、老古董般的、别出心裁的比喻和俏皮话；像是某种最好和最坏意义上的德国式的东西，某种德国风格的东西，由许多部分组成，杂乱无章，不可穷尽；像是德意志灵魂的某种扩充和膨胀，不怕将自己隐藏在极端的堕落和颓废之下，或许只有如此，才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像是德意志灵魂的真正名副其实的象征，既年轻，又年老，太成熟，可还是太富于发展潜力。这种音乐表现了我所认为的德国人的情况，他们属于昨天和后天，但他们尚没有今天。
（二）
我们这些“善良的欧洲人”，也会一连几小时沉湎于强烈的爱国主义，并陷入古老的恋情和狭隘的观点中。我刚刚举了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一连几小时充满民族激情，充满爱国痛苦，充满其他各种汹涌而至的古老情感。有些人要花半年时间，另一些人则要花半辈子时间，这要看他们消化“政变材料”的速度和力度了。实际上，我可以想象一些懒惰的、优柔寡断的种族，他们甚至在当今迅速变化的欧洲也要花半个世纪的时间，才能克服爱国主义和乡土情感的返祖性发作，而再次返回理性状态。也就是说，返回“善良的欧洲主义”。我在脱离主题思考这些事情时，碰巧亲耳听到了两位老爱国主义者的对话，他们的听力显然都不太好，因而说话声音较大。一个说：“他对哲学的了解跟农民或新兵一般多，很无知。可如今这又有什么关系？目前是大众时代，大众匍匐在一切规模巨大的事物面前。政治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政治家给大众建起了一座新的通天塔，大众把极端庞大的帝国和极端巨大的权力称作‘伟大的’。而与此同时，我们这些较为谨慎和保守的人，却不放弃古老的信念，而仍然认为只有伟大的思想，才使某一行动或事情伟大，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假设一位政治家想要迫使其人民从事‘激烈的政治活动’，人民则生来没有搞政治的天赋，因而不得不牺牲自己古老而可靠的道德，放弃爱，趋向于新的、可疑的平庸。假设一位政治家想要迫使其人民‘从事政治活动’，而人民在此之前要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去做和思考，从内心深处厌恶政治性国家的动荡、空虚和争吵不休。假设一位政治家想要激发其人民沉睡的激情和欲望，想要使他们对自己以前的畏首畏尾和超然冷漠感到耻辱，使他们对自己的洋腔洋调和隐藏在内心永恒的东西感到讨厌，想要贬低他们的最基本的禀性，搅乱他们的良心，使他们的思想狭隘，趣味‘民族化’。什么！一个政治家要干这些勾当，他的人民要在未来的全部日子里，为此而悔过，这样一个政治家会是伟大的吗？”“当然了！”另一位老爱国者会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否则他就不会这么做了！想做这种事也许是发疯了！但也许一切伟大的事情的开头都是这么发疯！”“真是滥用词语！”另一位大声反驳道，“是强大！强大！强大而疯狂！而不是伟大！”两位老人显然激动起来，互不相让地喊叫着自己的“真理”；但我在一旁却感到很惬意，思量着较为强大的一方，会以多快的速度控制另一方，思量着一个民族在智力上的浅薄会得到补偿，即另一个民族会变得深刻。
（三）
不管我们是将它称为“文明”“人性化”，还是“进步”，也不管我们是否只褒不贬地用政治套语，将它说成是欧洲的民主运动。总之，在所有由这类套语指明的道德和政治前景的背后，庞大的生理过程正在展开，且在日益扩大，这就是欧洲人的同化过程。他们正日益脱离各统一种族，在气候和遗传上借以产生的那些条件；他们正日益摆脱许多世纪以来，铭刻在身心上的环境限制。也就是说，正在缓慢地出现一种从本质上说是超民族的游牧性人。从生理上说，这种人的特征是，拥有最强的适应本领和能力。欧洲人的这种演化过程，其速度会由于旧病的严重复发而受到阻碍，但它的强度和深度却会因此而增强和加大——仍在肆虐的“民族感情”风暴和重压，还有方兴未艾的无政府主义，也都与它有关。这一过程带来的结果很可能是他们天真的宣传者和赞颂者，即“现代思想”的倡导者始料不及的。通常把人拉平、使人平庸的那些新条件，这些都是些有用的、勤劳的、可充当不同角色的、聪明的群居人——极有可能也会产生一些特殊人物，这些人都具有最为危险的媚人品质。因为，虽然适应能力很强的人每天都在努力对付不断变化的情况，但每隔一代人，甚至每隔十年便开始一项新的工作，所以不可能产生强有力的那种类型的人。虽然这种未来的欧洲人给人的总体印象很可能是一大群能说会道的、意志薄弱的、手很灵巧的工人，但他们像需要每天的面包那样，也需要有主人和下命令者。欧洲的民主化会有助于产生一种准备接受奴役的人，但是在一些个别的特殊情形下，强者必然会比以往变得更强大、更富有。这要归因于他所受的无偏见的教育，归因于他诡谲多变的手法、办法和伪装。我的意思是，欧洲的民主化同时也不自觉地创造了一种培养暴君的环境——我取暴君这个词的所有意思，甚至包括其最超自然的意思。
（四）
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德国人的特点是有深度，但既然现在最为成功的新德意志精神渴望已得到了完全不同的荣誉，并已体验不到有深度的“妙处”。因此，眼下采取下述观点，就是适时的和爱国的，即我们曾自我欺骗，自我表扬。总之，德国人的所谓深度本质上是种异样的、不对头的东西，谢天谢地，那是我们即将成功摆脱的东西。那么，让我们试着重新了解德国人的深度。为此，需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剖析一下德国人的灵魂。德国人的灵魂首先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是聚集拼凑成的，而不是实际建造成的——其起源造就了这一结果。如果一个德国人冒昧地宣称：“哎呀，我的心中有两个灵魂。”那他就是瞎猜了，德国人的灵魂远不只是两个。但作为由许多种族混合掺杂而成的民族，作为名副其实的“中欧民族”，德国人要比其他民族显得更加不可捉摸，自相矛盾和未被人认识，它的不可预料性令人惊讶和害怕。他们是无法加以界定的，因而单单这一点就已令法国人望尘莫及。德国人的一个特点就是，“德国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在他们的讨论中从未消失。德国剧作家科策布确实非常了解德国人：他们兴高采烈地向他喊道——“我们是大家所熟知的”。法国女小说家桑也认为自己了解德国人。德国浪漫主义小说家让?保尔知道自己在宣称，对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虚伪的、充满爱国热情的恭维和夸大感到愤慨时，在做什么？但歌德对德国人的看法却很可能不同于让?保尔，尽管他承认让?保尔对费希特的态度是对的。但问题是歌德究竟怎么看德国人？可是歌德对周围的许多事情从未明确地说明自己的观点。他很狡猾，整个一生都知道如何对一些事情保持缄默——他这样做也许是有充分理由的。的确，使他感到高兴的既不是独立战争，也不是法国大革命，促使他重构“浮士德”，甚至重新思考“人”的整个问题，却是拿破仑的出现。他用非常严厉的词语谴责德国人引以为豪的东西，说这些东西来自外国：他有一次把大家知道的德国人的气质，界定为“对自己和他人弱点的宽容”。但他是不是搞错了？德国人的特点是，很少有人对他们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德国人的灵魂中有走廊和游廊，其中有洞穴、躲藏处和地牢。虽然杂乱无章，但却让人感到神秘莫测，魅力无穷。德国人非常熟悉如何通向混乱的小径。正如一切事物喜欢自己的象征那样，德国人喜欢云彩和一切朦胧的、演进中的、半明半暗的、潮湿隐蔽的东西。在他们看来，一切不确定的、未充分发育的、自我置换的、成长中的东西，就都是“有深度的”。德国人本身并不存在，他正在变化，也正在发展。所以，发展实质上是德国人的发明，在哲学惯用词语的广大范围内，击中了它的主导思想，该思想连同德国啤酒和德国音乐一起，正努力使整个欧洲德意志化。外国人对德国人灵魂深处的矛盾，展现出来的谜（黑格尔将这些谜予以体系化，理查德?瓦格纳则最终将它们谱成了曲），感到惊讶并为其所吸引。“性情温和而怀有恶意”——这样一种并列在其他民族那里是荒唐的东西，但在德国却常常是正当的。只要在斯瓦比亚人当中生活一段时间，就会体验到这一点！德国人木讷而不善交际，可使人惊奇的是，身体却异常灵活，胆子也特别大，善于走钢丝（连诸神都不敢睁眼看）。谁若想亲眼看一看德国人的灵魂，那就看一看德国人的趣味，看一看德国人的艺术和举止好了——粗俗得哪里谈得上“趣味”！最高贵的和最俗气的竟比肩而立！这种灵魂的整个构造是多么杂乱，多么丰富！德国人拖拽着自己的灵魂，拖拽着自己经历的每一件事。他消化事件的能力极差，从未“摆脱”它们；德国人内心深处进行的是一种艰难而犹豫不决的“消化”过程。正如所有慢性病人，与所有消化不良的人喜欢方便的东西一样，德国人喜欢坦率和诚实：坦率和诚实来得多方便！德国人袒露心迹、自满自得的诚实很可能是其当今所做的最危险的、也是最成功的伪装，也正是他玩弄的手法。运用此手法，他“仍然能得到许多”！德国人自由放纵，因而用诚实而茫然的蓝眼睛注视着一切——其他国家便立即把他与他的晨衣混淆在一起！我的意思是说，听凭“德国人的深度”保持自己的原样吧——我们或许只有在自己人当中才能随便嘲笑它！今后我们最好还是继续对它的外貌和好名声表示尊敬，最好不要将我们这样一个有深度的民族的古老声誉，过于廉价地换成普鲁士的精明，换成柏林的风趣和坚毅。就让人们认为自己深刻、笨拙、敦厚、诚实、傻气好了，这样做或许反而才是深刻的！最后，让我们应对我们的名声表示敬意——我们并非无缘无故地被称作“虚伪的民族”。
（五）
“古老的美好”时光已逝，莫扎特的心中这样唱道！我们是多么幸福啊！他的洛可可式音乐仍然对我们颇具吸引力，他那“与人们相投的志趣”、细腻的热情和那孩子般对中文及其华丽辞藻的喜爱，他的谦恭有礼，对高雅、多情、轻快、伤心落泪的渴望，他对南方的信仰仍然召唤着留在我们内心的某种东西！但这一切迟早将结束！但谁又会怀疑对贝多芬的理解和喜爱，会更早地结束！因为他只不过是风格断裂和过渡的最后回声，而不像莫扎特那样，是欧洲许多世纪以来伟大鉴赏力的最后回声。贝多芬是经常出毛病的古老灵魂，是与不断生长，且过于年轻的未来灵魂之间的中间事件。他的音乐映照着永恒失去和永恒希望的曙光，而欧洲正是沐浴在这种曙光之中而与卢梭一起做梦，围绕着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之树跳起舞来，最后在对拿破仑的崇拜中险些跌倒。但这种思想感情已多么快地变得那么苍白，如今理解这种思想感情是多么困难。卢梭、席勒、雪莱和拜伦的语言，听起来是多么陌生，只有在他们的心中，欧洲的命运才能说出话，才知道如何用贝多芬的曲调歌唱！无论德国音乐后来变成了什么样子，其都属于浪漫主义，也就是属于这样一场运动，这场运动从历史上看，要比那伟大的插曲，即欧洲从卢梭向拿破仑过渡，要更加短促、短暂和肤浅，同时也属于蓬勃兴起的民主精神。韦伯——如今我们多么为《自由射手》和《奥伯龙》担心！多么为马施内的《汉斯?海灵》和《吸血鬼》担心！甚至多么为瓦格纳的《汤豪舍》担心！这些都是消亡了的，但尚未被人遗忘的音乐。而且，整个浪漫主义音乐还不够高贵，音乐味也不够浓，只能在剧场中和大众面前勉强维持其地位。从一开始，浪漫主义音乐就是二流音乐，真正的音乐家是不把它放在眼里的。费利克斯?门德尔松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这位性情平和的大师，以较轻盈的、较纯洁的、较愉快的灵魂，很快就赢得了赞誉，但也同样快地被人遗忘了，成了德国音乐的一段美丽插曲。但罗伯特?舒曼却认真对待事物，因而从一开始也被人们认真对待——他是创立流派的最后一个人，现在舒曼的浪漫主义流派已被超越，难道我们不感到心满意足、如释重负吗？舒曼遁入了其灵魂的“撒克逊式瑞士”，其性格一半像维特，一半像让?保尔。他的《曼弗雷德》歌剧音乐是个错误，是个误解，而且冤枉了拜伦。舒曼的趣味，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小家子趣味（也就是说，是一种危险的喜欢温和抒情和感情陶醉的倾向）。他总是离群索居，胆怯地后撤和退缩，他是个高尚的意志薄弱者，完全沉湎于千篇一律的欢乐和忧伤之中，从一开始就多少有点女人气，亦有些自傲。这样一种舒曼，早已仅仅是音乐上的德国事件，而不再像贝多芬那样，在更大的程度上也不再像莫扎特那样，是欧洲事件。在舒曼那里，德国音乐受到了最大的威胁，他有可能不再是欧洲灵魂的代言人，而沦为纯粹的民族事务。
（六）
对于有第三只耳朵的读者来说，阅读德文书真是一种折磨！他站在缓慢旋转的声音沼泽地旁，是多么气愤，在没有旋律、没有节拍、没有舞曲的情况下，德国人竟称为“书”！竟还是读书的德国人！他读得多么懒散，多么勉强，多么差劲！究竟有多少德国人知道，并认为自己应该知道，每一种好的句子中都蕴含艺术——若要理解好的句子，就必须觉察到这种艺术！例如，若误解了它的速度，便会误解句子本身！人们不应对决定韵律的音节犹豫不决，应感到打破过于严格的对称，是有意的，而且是一种魅力，并应耐心而仔细地倾听每一个连贯之处和自由速度之处，应觉察出元音和复合元音之间顺序的意义，应觉察出其排列顺序是多么微妙地、多么丰富地给它们增添色彩。读书的德国人当中，有谁会殷切地承认这种义务和要求，又有谁会殷勤地非常仔细地倾听语言中的艺术和意愿？毕竟，人们“对此不感兴趣”。于是，人们没有听到风格上极为明显的对比，于是，最为细腻的艺术技巧便浪费在了聋子身上。以上便是我看到人们极其笨拙而并非出于直觉地，把两位散文大师混淆在一起时的感想。一位大师的语速迟疑不决，冷冰冰的，似乎是从潮湿洞穴的顶上落下来。他希望它们发出沉闷的回响；另一位大师，则像舞剑那样灵巧地挥洒语言，从手臂到脚趾上下翻飞，嗖嗖作响，寒光凛凛。
（七）
德文文体与和谐悦耳的声音和耳朵毫不相干，我们那些优秀音乐家的文章写得很差，便证明了这一点。德国不大声读书，也不为耳朵读书，而只是使用眼睛，他已暂时把耳朵收在了抽屉中。在古代，一个人读书时，是为自己读某种东西，而且高声朗读；若某个人不出声地读书，他们会感到惊奇，会尽力悄悄地弄清其原因。所谓高声朗读，就是运用声音的逐渐增强、转调、声调变化和速度的改变，古人乐此不疲。那时，书面语规则和口语规则是一致的：这些规则部分取决于耳朵和喉咙的发展和古人的肺活量。在古代，句号首先代表生理上的总体，代表一口气说出的东西。古雅典雄辩家摩西尼和西塞罗的文章中出现的句号，包括声音升高两次和声音降低两次，这些都在一口气中完成，古人感到其中乐趣无穷。他们通过学校教育知道如何欣赏其中的功效，也知道使用这种句号的人多么稀少，使用这种句号多么艰难。我们实际上无权使用这种大句号，因为我们这些现代人，从每一种意义上说都气短。其实，这些古人都是演说的爱好者，因而都是理论家和批评家，于是，他们使演说家的技巧达到了顶点。与此相同，在18世纪，由于意大利的所有贵妇人和绅士都知道如何唱歌，因而对歌曲的鉴赏（连同歌唱艺术）达到了巅峰。然而在德国（直到最近才有一种讲台雄辩术开始羞怯而笨拙地扑打起稚嫩的翅膀），严格说来，只有一种接近于艺术性的公开演讲——即布道坛上的讲道。在德国，只有牧师知道音节或词语的重量，知道句子如何撞击、弹跳、奔突、流淌和结束。只有他们的耳朵有良知，但也常常是不安的良心，因为有许多原因使德国人很难熟练掌握演说技巧，或几乎总是掌握得太迟了。所以也难怪，德国散文的杰作便是其最伟大的牧师的杰作——《圣经》，至今一直是最优秀的德文书籍。与路德的《圣经》相比，几乎所有其他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印刷品”。那是某种与《圣经》不同，并非生长于德国，因而一直未在德国人的心中扎根的东西。
（八）
世界上有两类天才：一类天才的要务是生成，设法生成。另一类天才则情愿结出果实，开花结果。与此相同，在杰出的民族当中，有这样一些民族，对于妇女的怀孕问题，即形成、成熟和完成这一秘密任务，落在了他们的肩上。比如，希腊人就是这样的民族，法国人也是这样。另一些民族则不得不结果实，不得不成为新生活方式的原因，就像犹太人、罗马人那样，或毫不夸张地说——像德国人那样？这些民族被不可名状的狂热所折磨，不可抗拒地要挣脱自己，喜欢和向往外族人，而且像意识到自己充满生殖力，因而受到“上帝恩宠”而被授权的一切东西那样，自高自大。这两种天才像男人和女人那样，相互追求；但他们也相互误解——同样像男人和女人那样。
（九）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伪善，并将它称为美德——人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自己心中最美好的东西。
欧洲欠犹太人什么？有许多东西，好的和坏的，尤其是一种既是最好、又是最坏的东西，即庄重的道德风格，其中隐含着可怕而威严的无数要求和无数意义，整个浪漫主义和壮丽而崇高的道德可疑性。因而还有在那些彩虹和生活的诱惑物中的一个最吸引人、最诱人和最精美的要素，在它的余晖中，我们欧洲文化的天空在闪闪发光，或许行将熄灭。为此，在旁观者和哲学家当中，我们这些艺术家要感谢犹太人。
（十）
如果有各种各样的阴云和干扰，简单地说，就是愚蠢行径的一次次轻度爆发经常笼罩着一个民族的精神，而这个民族却具有民族狂热和政治野心的话，那我们就必须好好思考一下了。比如，在当今德国人当中，交替出现的有反法蠢行、反犹蠢行、反波蠢行、基督浪漫蠢行、瓦格纳蠢行、条顿人蠢行、普鲁士人蠢行（请看一看那些可怜的历史学家，如济贝尔之流和特赖奇克之流，以及他们那紧紧缠着绷带的脑袋吧），以及所有其他遮蔽德意志精神和良心的东西。愿人们原谅我，每当我大胆地在这种传染病流行得很厉害的地方做短暂逗留时，我也不能完全免除这种疾病，而是像其他人那样，开始思考与我无关的事情——而这正是患上政治传染病的最初症状。比如，关于犹太人，请听我说说以下的事情：我还从未遇到一位对犹太人抱友好态度的德国人，不管谨慎的政治家多么坚决地去驳斥反犹主义，这种谨慎的政策或许也都不是针对这种情感本身，而只是针对这种情感危险的多余部分，尤其是针对这种多余情感的令人反感的无耻表露方面。在这一点上，我们千万不要自己欺骗自己。这就是一般本能之明确无误的宣言和立场，人们必须仔细倾听，必须依此而行。“别让更多的犹太人进来了！关好门，特别是关好通向东方（和通向奥地利）的大门！”——性格仍然软弱和不稳定，因而就很容易被另一种更强的种族消灭。毫无疑问，犹太人是欧洲当前最强大、最坚强和最纯粹的种族，他们甚至知道如何在最恶劣的条件下取胜（实际上要比在有利条件下更知道如何取胜），其所依靠的是某种道德，而如今人们想把这种道德称为罪恶。首先是因为他们具有坚定的信仰，这种信仰不必在“现代思想”面前感到羞耻；他们只是在自己确实发生了变化时，才改变自己，其方式恰似俄罗斯帝国进行征服的方式，也恰似一个拥有充足时间而尚未衰落的帝国，即遵循“尽可能慢”原则。一位心里装着欧洲的未来的思想家，在他关于这种未来的所有看法中，会首先像预料俄国人那样，预料到犹太人将在各种力量的大竞赛和大搏斗中，成为最稳健、最有可能获胜的一方。当前在欧洲被称作民族，而实际上这仅是制造之物而不是天生的东西，在各种情况下都是某种在不断演变、尚很稚嫩、很容易被取代的东西，还不是一个种族，更不像犹太人那样，是个比青铜更持久的种族。这样的民族应极其小心地避免一切鲁莽的对抗和敌对！的确，犹太人如果愿意的话，或者如果像反犹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使他们受到驱使的话，现在就可以取得对欧洲的优势，但其实是霸权。同样确定无疑的是，他们并没有为这一目的而努力和筹划。相反，他们希望，甚至有点胡搅蛮缠地想要被欧洲吸收和同化。他们渴望在某个地方定居，得到承认和尊重，希望早日结束游牧生活，不再做“漂泊的犹太人”。我们确实应该考虑到这种冲动和倾向，也应该对它采取主动态度（这很可能预示着犹太人本能的减弱）。为此，把那些大叫大嚷的反犹主义者驱逐出境或许才是有益的，也是应该的。我们应非常谨慎地、有选择地采取主动态度，就像英国贵族所做的那样。自不待言，新德意志精神的较有势力的、非常著名的代表人物，应毫不迟疑地着手与犹太人建立关系，比如，与来自普鲁士边境的那个贵族军官建立关系。看一看这位赚钱和忍耐方面的天才（他特别具有某种智慧——可惜在上面提及的那个地方却缺少这种智慧），能否通过训练掌握遗传的下命令和服从的技巧（德国目前正因掌握这两种技巧而享有盛名），在许多方面是很有意思的。但在这里，最好中止我洋洋自得的长篇大论和我轻快活泼的亲德立场，因为我已触及了我的严肃主题，即我所理解的“欧洲问题”，也就是如何为欧洲培养新统治阶级的问题。
（十一）
英国人不是哲学的种族。培根意味着对哲学精神的全面进攻，霍布斯、休谟和洛克则意味着一百多年来“哲学家”这一概念遭受着唾弃和贬值。康德奋起反对休谟而抬高自己，也正是冲着洛克，谢林掷地有声地说“我瞧不起洛克”。在与英国机械论愚弄世界的斗争中，黑格尔和叔本华（还有歌德）站到了一起。这两个在哲学上相互敌视的天才兄弟，向着德国思想的对立两极分头推进，因而也正如只有兄弟俩才会做出的事情那样，去互相冤枉。英国目前所缺少的，而且一直缺少的东西，其实卡莱尔这个半吊子演员和雄辩家——这个愚蠢的糊涂虫，知道得一清二楚，他力图把他对自己的了解，即自己所缺少的东西隐藏在热情的假面具之下，而他缺少的就是真正的智力，简单地说，就是哲学。此种非哲学种族的特点便是严守基督教，他们需要基督教戒律来实施“道德化”和人性化。英国人比德国人更阴郁、好色、固执和残忍，也正是这个原因，他们成为两者之中的较为卑劣者，同时也最为虔诚，英国人因而更需要基督教。对于较敏感的鼻子来说，连英国的基督教也有英国人的特有气味，即忧郁和饮酒过度，于是人们有充足理由用基督教来充当解毒剂——用较为精制的毒药和较为粗制的毒药。较为雅致的毒化形式，对于行为举止粗俗的民族而言，实际上是向前迈进了一步，也向着精神化迈进了一步。英国人的粗俗和乡巴佬式的拘谨，现在仍通过基督教上演童话剧，通过祈祷和唱赞美歌被令人满意地掩盖着。对从前在卫斯理派的影响下（最近则作为“救世军”），对那些学会了做道德说教的大群丑鬼和浪荡子来说，一阵忏悔实际上可能是相对而言，他们所能达到的“人性”的最高表现形式——我们有理由承认以上所述。不过还有一句伤害英国人最富于人性的话，那就是他们缺少音乐感，借助比喻来说就是（而且情况也确实如此）他们身心的动作之中，没有节奏和舞蹈，甚至没有对它们的渴望，更没有对“音乐”的渴望。听一听他们说话，再看一看最漂亮的英国女人走路——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更漂亮的鸽子和天鹅。最后听一听他们唱歌！可是我要求的太多了……
（十二）
有些真理得到了平庸头脑的最充分承认，因为这些真理最适合他们，有些真理对平庸的精神来说，只是具有魅力和诱惑力。我不得不逼迫人们来面对这种令人不快的结论，因为现在一些令人尊敬的、但平庸的英国人——可以提及的有达尔文、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和赫伯特?斯宾塞的影响力，在欧洲的中产阶级正在开始获取支配地位。其实，谁会怀疑这样的头脑暂时占据支配地位是有益的呢？若认为高度发达的、突兀高耸的头脑，特别适合于确定和收集许多琐碎的普通事实，适合于从中推出结论，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作为例外，他们从一开始就相对那些作为“规则”的人而言，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毕竟，他们有更多的事情要做，而且不仅仅是感知。实际上，他们也必须是某种新东西，他们意味着某种新的价值，也必须代表新的价值！知识与才能之间的鸿沟或许要比人们想象的更大，也更神秘——仪态大方而能干的人，即创造者，也许必须是无知的人。而另一方面，对科学发现而言，比如达尔文的那些发现，某种狭隘、乏味和勤恳认真也许不会有什么妨碍。但最后不要忘记，英国人及其根深蒂固的平庸，再次导致了欧洲智力水平的全面下降。所谓“现代思想”，或“18世纪的思想”，或“法国人的思想”，即德意志思想深恶痛绝并奋起反对的东西——源自英国，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法国人只不过是这些思想的模仿者和实施者，是其最优秀的战士，仅此而已！可见，法国人是其第一批最为意味深长的牺牲品。由于“现代思想”极端亲英，法国人的灵魂最终已变得极为瘦弱和憔悴，以致现在人们回忆起法国16世纪和17世纪的情景，回忆起充满激情的巨大活力与卓越的发明创造力时，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记忆。不过，我们必须坚决维护历史上的公正裁决，保护它免遭当前的偏见和表面现象的影响：欧洲的高贵——情感、趣味和举止方面的高贵，从这个词的最佳意义上说，乃是法国的产品和发明；而欧洲的卑贱，现代思想的平庸，则是英国的产品和发明。
（十三）
甚至在目前，法国仍然是欧洲最富于理智的文化中心，也仍然是培养趣味的高等学府。但人们必须知道如何去发现这种“充满趣味的法国”。有趣味的法国人把自己隐藏得很好，他们的人数可能很少，而且还可能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并不搂抱最强壮的大腿：其中一部分是宿命论者时、忧郁症患者、病残者；一部分是放荡不羁、过于追求完美的人，有藏匿深山的抱负。他们的共同点是，面对具有民主精神的中产阶级的胡说八道和高谈阔论，都捂上了耳朵。而实际上，当前映入人们眼帘的是醉醺醺的、变得很野蛮的法国，其懒散地躺在那里——最近刚刚在维克多?雨果的葬礼上花天酒地了一番，其趣味之低级，实带有孤芳自赏的味道。他们还有另一共同的地方，就是喜欢抵制理智上的德意志化——同时又根本没有能力在理智上德意志化！在这种富于理智的法国，也是悲观主义盛行的法国，叔本华或许要比在德国能更加如鱼得水，更加土生土长。那就更不用提海因里希?海涅了，因为他早已重新化身于巴黎，一个更为高雅和讲究的抒情诗人；也不用提黑格尔了，他目前通过法国文学评论家泰纳发挥着几乎像专制君主般的影响力。然而，说到理查德?瓦格纳，法国音乐越是学着让自己适应现代灵魂的实际需要，它就越是走向“瓦格纳化”。我们可以事先有把握地预见到这一点，目前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发生了这种情况。不过，法国人仍然可以自豪地把三件事情吹嘘为自己的遗产和所有物，进而吹嘘为自己古时在欧洲享有智力优势的标志，尽管其自觉或不自觉地使趣味德意志化和庸俗化了。首先是有唤起艺术激情，献身于“形式”的能力，为此而创造了为艺术而艺术，以及其他许多词语——三个世纪以来法国一直就不缺少这种能力。由于尊重“少数”，法国一次又一次地使音乐文献中的所谓室内乐资料得以保存下来，而在欧洲的其他国家则寻觅不到室内乐。法国人宣称对欧洲享有优势的第二件事情，是他们那古老的、多侧面的、关注道德的文化。人们可以发现，受这种文化的影响，连给报纸写故事的小说家和偶尔逛巴黎林荫大道的人，也在心理上很敏感，具有很强的好奇心。例如，在德国，人们对此一无所知（更不要说知道这件事情本身了）。德国人几个世纪都未看到达到上述境界所必需的关注道德的作品，而如前所述，法国却有很多这类的作品。那些因此而认为德国人天真的人，是在称赞他们的一个缺点。德国人在唯意志心理学方面，既无经验又无知，德国人之间交往的单调乏味不能不说也与此有关；另一方面，在这一细腻而令人心灵震颤的领域，法国人则具有真正的好奇心和创新才能，作为前者的对立面，同时也作为后者最成功的表现，亨利?贝尔值得加以注意。这位卓越而超前的先行者，以拿破仑横扫欧洲的速度，横穿了欧洲，实际上是作为欧洲灵魂的考察者和发现者，跨越了几个世纪的时光——后人花了两代人的时间才在某些方面赶上他，经过了很长时间才觉察到一些使他困惑和狂喜的谜——这位古怪的伊壁鸠鲁学说的信奉者和提问者，这最后一位伟大的法国心理学家。还有第三种优势：就是法国人的性格中，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对南北方的成功综合的特征，这使他们领悟了许多事情，也命令他们做其他一些事情，而英国人却绝对无法懂得这些。法国人的气质时而接近、时而远离南方，时时涌动着普罗旺斯人和利古里亚人的血液，以保护他们免受北方可怕的、灰暗色气候环境的影响，保护他们免受阴沉沉的概念幽灵的纠缠，保护他们免受贫血的危害。由于贫血，德国人的趣味过于摇摆不定，致使我们目前以很大决心开出了铁血政策，即“高压政治”这剂药（依据的是一种危险的治疗方法，该方法要我们等待，再等待，而不是寄予希望）。法国还对较为难得的人和极少感到满足的人，表现出超前的理解和欢迎态度。这些人理解力太强，不能满足于任何一种对祖国的信仰，他们在北方时知道如何爱南方，在南方时知道如何爱北方——是天生的中部地区的人，“善良的欧洲人”。对于他们来说，天才创造了音乐，这位最近出现的天才看见了一种新的美和富有魅力的东西，因为他发现了一个沉浸在音乐中的南方。
（十四）
我认为，应当多多提防德国音乐。假设一个人像我那样热爱南方，把南方视为一所恢复大多数精神罪恶和大多数肉体罪恶的大学校，视为阳光无限充足和灿烂的地方，到处都是充满自信的人，这样一个人一定要学会对德国音乐有所提防。因为此种音乐不但会再次伤害他的趣味，而且还会再次伤害他的健康。这样一个南方人，一个并非籍贯上而是信仰上的南方人，若梦想着音乐的未来，就必须还要梦想着音乐摆脱北方的影响；就必须在耳畔回响着一种更为深沉、更为有力或许还有有悖常情和更为神秘的音乐序曲。一种超级德国音乐，它不像所有德国音乐那样，一见到变幻无常的蔚蓝大海和地中海万里无云的晴空，便显得有所减弱，苍白无力而渐渐消失。一种超级欧洲音乐，它即使面对大漠上昏暗的晚霞，也能丝毫不退缩，也能保持舒适自在，照样与漂亮而孤独的猛兽一起徘徊徜徉，其灵魂类似于棕榈树……我可以想象这样一种音乐，它极大的魅力在于它对善与恶一无所知；也或许只有海员的一些思乡之愁、一些金色的影子和一些轻微的爱好，可以轻轻掠过它的表面。这种艺术会从远处看到正在沉没的、几乎叫人无法理解的道德世界的色彩，并会表现得非常殷勤好客，非常谦卑，接受这些姗姗来迟的避难者。
（十五）
由于民族主义在欧洲各民族之间狂热兴起，过去制造了而且现在仍在制造着病态的陌生感，也由于短视和轻率的政治家，借助这种狂热，目前掌了权，因此，并不认为他们目前奉行的分裂政策仅仅是插曲。由于以上各种原因，以及眼下完全无法提及的许多原因，人们现在忽略了或武断而错误地误解了欧洲希望统一这个明确无误的表示。对于20世纪所有思想较为深刻和视野较为宽广的人来说，其心灵神秘劳作的实际普遍倾向，便是在为实现这种新的综合铺平道路，便是尝试着预测未来欧洲人的样子。只是在对他们的模仿中，在他们较为虚弱的时候，或许在他们年老时，他们才属于“祖国”——在成为“爱国主义者”时，他们也才平静下来。我想到的这种人有拿破仑、贝多芬、斯丹达尔、海因里希?海涅和叔本华。如果我把理查德?瓦格纳也算作这些人当中的一个，请不要见怪，关于瓦格纳，人们千万不要被他对自己的误解所欺骗（像他这样的天才很少有权理解自己），更不要被目前法国抵制和反对他不礼貌的喧闹声所欺骗。其实，理查德?瓦格纳与20世纪40年代末的法国浪漫主义，是最紧密和最亲密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在其需要的所有高度和深度上从根本上说也是相似的。欧洲，统一的欧洲，其灵魂以各种各样、五光十色的方式，急迫而充满渴求地向外和向上突进——往哪里去？是沿着一道新的光线，还是向着一个新的太阳？但谁会力图准确地表达出，所有这些新说话方式的大师都无法清楚表达出来的东西？的确，同样的暴风雨紧张折磨着他们，他们在以同样的方式进行着探索，这些最后的伟大探索者们！他们都有很深的文学造诣，是第一批文学研究大师。甚至本人大都是作家和诗人，是艺术和感官的——中间人和调和人（瓦格纳，作为音乐家也被视为画家，作为诗人也被看作是音乐家，作为艺术家一般说来也被视为演员）；他们都疯狂地“不惜以任何代价”去表达自己的思想——我要特别提及与瓦格纳关系最近的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洛瓦；他们都是在崇高的领域内，以及令人讨厌和叫人害怕的领域内的伟大发现者，实际上都是表演和剧场艺术的伟大发现者；他们的才能都远远超过其天赋，也都是不折不扣的艺术鉴赏家，能神秘地接近所有那些引诱人、诱惑人、抑制人和使人心烦意乱的东西；都是逻辑和直线的天生敌人，追求奇异的、异国的、可怕的、扭曲的和自相矛盾的东西。作为人，作为意志上的宙斯之子坦塔罗斯，作为粗俗的暴发户，他们知道自己在生活和行动中，与高贵的优雅和舒缓无缘。比如，请想一想巴尔扎克，他们都不要命地工作，几乎把自己累死；他们在行为举止上都是放弃社会道德规范的人和社会道德规范的反叛者，他们野心勃勃，贪得无厌，他们不知保持心情平静，不知享受生活；他们最终都在基督教的十字架旁撞得粉碎而沉没。总的说来，他们是鲁莽冒失的、盛气凌人的、野心勃勃的、好高骛远的高等人阶层。他们首先必须使他们所在的世纪懂得“高等人”这一概念……理查德?瓦格纳的德国朋友们应聚在一起商量一下，看一看瓦格纳的艺术中有没有纯德意志的东西，看一看他享有的崇高声誉是否恰好有超德意志的根源和冲动。就此而言，不应低估巴黎对他这种类型人的发展多么得必不可少，本能的力量曾使他渴望在最关键的时刻访问巴黎。眼下应低估他的整个行为方式和自我标榜，做法如何，只有在见到法国的社会主义原貌时，才能达到自我完善。较为仔细地比较一下或许会发现，令理查德?瓦格纳的德意志禀性感到荣耀的是，他在各方面的行为都要比19世纪的法国人表现得更有力量、更大胆、更严厉和更高贵。原因是，我们德国人到目前为止要比法国人更为野蛮。或许，理查德?瓦格纳的最为杰出的艺术作品不仅在目前，而且永远都无法为当今的整个拉丁种族所接近、理解和效仿。齐格弗里德的形象，即那个非常自由的人的形象，或许太自由了、太真实了、太欢快了、太健康了、太反对天主教了，使古老而成熟的文明民族感到无法接受。这个反对拉丁人的齐格弗里德，甚至是对浪漫主义所犯下的一种罪恶，故瓦格纳在其凄惨的晚年，便充分赎回了这种罪恶，他当时预料到人们的趣味将具有政治倾向，于是以他特有的宗教热情，开始宣传如何通向罗马之路，虽然尚未开始踏上这条道路。为了使人们不误解上面最后几句话，我将借助几句强有力的韵文，使即使不那么灵敏的耳朵也能听出我的意思。我所要表达的意思与“最后的瓦格纳”和他的《帕西发尔》音乐正相反。
这是我们的表达方式吗？
这种令人心慌意乱的嚎叫，是否出自德国人的心灵？
这种自己对自己的撕咬，是否出自德国人的身体？
这种教士般的铺叙，
这种香气缭绕的兴高采烈？
这种摇晃、跌倒和蹒跚？
这种难以捉摸的叮叮当当声？
这种修女般偷偷地抛媚眼，祈祷报时钟的鸣响？
这种完全虚假的天国中的欢腾雀跃？
这些都是我们的表达方式吗？
请好好想一想吧！你仍等待着得到承认。
因为你所听到的仅是对罗马出于直觉的信仰！
六、灵魂的纯净与高贵
（一）
人类的每一次提升，都是由贵族社会造成的，而且永远都是如此。贵族社会相信人与人之间有着巨大的等级差别和价值差异，认为需要有某种形式的奴役。若没有产生具体的阶级差别，若没有产生统治阶级总是逼视和俯视他们的部属和工具，若没有产生于统治阶级服从和命令，以及控制和习惯保持距离的那种感伤力，人们就不会希望不断扩大灵魂本身之内的距离，就不会形成较为高级的、较为难得的、更进一步的、较为广大的、较为全面的国家，人类就不会提升。或者在超道德的意义上使用道德上的惯用语句来说，就不会出现不间断的“人的自我超越”。毫无疑问，对贵族社会的起源史，人们一定不要抱有任何仁慈的幻想：真相是残酷的。让我们没有偏见地看一看至今较为高级的文明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仍然具有自然本性的人、彻头彻尾的野蛮人、食肉的人，仍然具有不屈不挠的意志力和权力欲，向着较为虚弱的、较有道德的、较爱好和平的种族（或许是从事贸易的、或饲养家畜的村落）猛扑了过去，向古老而成熟的文明民族猛扑了过去。这些民族智穷才尽，颓废堕落，他们最后的生命力正在渐渐熄灭。开始时，高贵种姓都是野蛮种姓，他们的优势不仅表现在身体力量上，而且还表现在精神力量上——他们是较为全面的人（较为全面的人无论从哪一点说，其实都是“较为全面的动物”）。
（二）
腐败堕落，标志着各种本能将陷于无政府状态，被称为“生命”的各种感情的基础将被动摇——根据它的表现形式，可以是根本不同的东西。比如，在大革命开始时，法国贵族怀着极端厌恶的心情放弃了他们的特权，并沉溺于道德感情之中，这就是腐败堕落，实际上只不过是已存在了几个世纪之久的腐败堕落的尾声。在这个过程中，法国贵族逐渐放弃了他们的贵族特权，把自己的身份降低至王族的附庸（最终甚至只是充当点缀，只是出席阅兵典礼）。然而，强壮而健康的贵族的本质特征却是，它不应把自己看成是王权或国家的附庸，而应把自己看成是王权和国家的意义所在和最高辩护人，所以就应该问心无愧地接受大批人的牺牲。为了它，必须压制他们，使他们沦落为有缺陷的人，沦落为奴隶和工具。其基本信念恰恰必须是，不应听凭社会为了自身而存在，毕竟社会仅仅是一个基础和脚手架，借此经过挑选的阶级，可以将自己提升至更高的职责，并一般地可以将自己提升至更高级的存在，就像爪哇岛上那些追逐阳光的攀缘植物那样——它们用枝干盘绕着栎树，直到最后远远高于栎树，但却正因为有栎树的支撑，它们才能在明媚阳光之下展示其顶端，显露出幸福之情。
（三）
避免相互损害，避免相互使用暴力，避免相互剥削，使自己的意志与其他人的意志保持在同一水平上。只要具备必要的条件，这会在某种不精确的意义上，导致个人之间的良好品行。可是，一旦人们想要开始普遍地采用这种原则，甚至把这种原则当作基本的社会原理，那就会立即暴露出它的内涵——它是否定生命的意志，是分解和腐烂的原则。在这里，人们必须作根本性的思考，以抵制一切感情上的脆弱。生命本身实质上是占有、损害、对异国人和弱者的征服、镇压，即便用最温和的词语形容，至少也是剥削。尽管很久以来，这些词语就被打上了耻辱的烙印，但为什么人们还总是去使用它们呢？即便是那个如前面所假定的，在其内部是每个人相互平等对待——每个健康的贵族集团内部就是这样的组织，如果它是个充满活力的而非垂死的组织的话，也必须对其他组织做所有那些事情。虽然在其内部每个人避免相互做这些事情，但是它将成为强力意志的化身，不得不努力成长，以期有所发展，并获得优势。这不是因为任何道德或不道德的缘故，而是因为它活着，因为生命就是强力意志。然而，在这方面，欧洲人的普通意识要比在其他方面更不愿意被纠正；无论在哪里，人们现在都在热烈谈论未来的社会状况，甚至假借科学的名义大谈特谈，说“剥削性”将退出历史舞台。其实在我看来，似乎是他们保证要发明一种生活方式，按照这种生活方式，生命将避免发挥所有机能。剥削并不属于堕落的或有缺陷的原始社会；剥削是固有的强力意志的结果，而强力意志就是生命意志。尽管它作为一种理论是新奇的，但作为现实的它，却是全部历史的基本事实。就让我们在此限度内真诚对待自己吧！
（四）
我在目前仍流行于这个地球上的高雅和粗俗的道德之间游历了一番，发现许多有规律的，同时反复出现而且又相互联系的特征，最后我发现两种主要类型，就是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不过，我要立即补充说明，一切较为高级的混合文明也试图去调和这两种道德；但更为常见的是，两者的混淆和相互误解，有时会难分难解地并列在一起，甚至在一个人身上，在同一个灵魂内部。道德价值的特征要么产生在统治阶层，统治阶层意识到自己不同于被统治者而感到高兴；不然的话就是产生于被统治阶级，即各种各样的奴隶和依附者。在前一场合，由于是统治者决定“善”这个概念，因而尊贵高雅而傲慢的个性被视为优越的特征，这种个性决定着等级差别。高贵型的人区别于这样的人，因为这些人身上表现出来的与上述尊贵高雅而傲慢的个性相反。高贵人鄙视这些人。在第一种道德中，“善”与“恶”的对立其实就是“高贵”与“可鄙”的对立——尽管“善”与“恶”的对立产生于另一来源。懦夫、忧心忡忡者、卑鄙猥琐者、只考虑眼前利益者，都是受鄙视的；而且，眼光狭隘的多疑者、自卑者、甘受虐待如同狗一样的人、摇尾乞怜的拍马屁者，尤其是那些说瞎话的人，也都是受鄙视的。所有贵族的一个基本信条是——平民百姓是靠不住的。“我们这些可信赖的人”——古希腊的贵族都这样自称。很显然，无论在什么地方，道德价值的名称都首先运用于人，然后才被加以引申，并运用于行为；所以，道德史家从“同情他人的行为为什么受称赞”这一问题出发，是大错特错的。高贵型的人把自己视为价值的决定者，因此并不需要得到认可。他断定：“凡是对我有害的，它本身就是有害的。”他知道，完全是自己赋予事物荣誉，他是价值的创造者。他尊重自己内心承认的一切，这样的道德只是自我赞美。处于突出地位的只是充实的感情、抑制不住的强力感、高度紧迫的幸福、希望给予和赠予的富裕意识，所以高贵者也会帮助不幸者，但并非出于同情，而是出于充溢的强力所产生的一种冲动。高贵者把自己尊为强力者，并能控制自己，知道如何说话，如何保持沉默，喜欢对自己严厉而苛刻，并且敬重一切严厉而苛刻的人。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一则英雄传奇中说：“古代日耳曼民族的最高神奥丁给我的胸中放了一颗铁石般的心。”这是从一个自豪的维京族人的心里理所当然地唱出来的。这种类型的人甚至为自己天生不善于同情而备感自豪。因此，这位古代斯堪的纳维亚英雄以告诫的口吻补充道：“谁在年轻时没有铁石般的心，谁就将永远不会有这样的心。”抱有这种想法的高贵者和勇敢者距离下面这样一种道德最为遥远，这种道德认为同情或为他人做事，或无私，才是有德者的特征。对自己充满信心、对自己充满自豪感、对自私怀有根本的敌意和嘲讽态度，自然而然地看不起同情心和“温情”一样，肯定属于高贵的道德。也正是强壮有力的人才懂得如何尊重他人，因为这是他们的本领，是他们发挥创造力的领域。深深崇敬古代和传统——一切法律都建立在这种双重的崇敬之上。信任和偏爱祖先，不信任和不喜欢后来者，是强壮有力者的典型道德特征。相反，具有“现代思想”的人，几乎本能地相信进步和未来，而且越来越不尊崇古代，并由此充分暴露出这些“思想”出身卑贱，然而由于统治阶级的原则很严厉，所以他们的道德与当代的趣味最相抵触，也最令当代的趣味不舒服。这一原则就是，人们只对与自己地位相等的人承担义务；对地位较低的人或一切异己者，可任意地或者随心所欲地行事，总之，可以“超越善与恶”。正是在这里，同情和与其类似的感情占有一席之地。长久地感激和报复的能力与义务——这两者只存在于地位相等者圈子内的巧妙报复，优雅细腻的友谊，树敌的某种必要性（以此发泄忌妒、好斗、傲慢等情绪，其实是为了成为好朋友），这一切都是高贵道德的典型特征。这种道德，如前所述，不是“现代思想”的道德，因此目前很难付诸实施，也很难发掘和揭开它。
第二种道德即奴隶的道德，则是另一番情景。假设受压迫者、受苦者、未获解放者、厌倦者和那些对自己没有把握的人也来谈论道德的话，那么，他们的道德评价中的共同点能是什么呢？很可能是对人类的整个状况表示悲观主义的怀疑，而且会谴责人类及其状况。奴隶不喜欢强壮有力者的道德，他充满了怀疑和不信任，绝对不相信强壮有力者尊崇的一切“善事”，而宁愿使自己相信——强壮有力者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另一方面，那些有助于缓和受苦受难者的生存痛苦的品质，则受到推崇和吹捧。正是在这里，同情、温和、乐于助人、宽厚、忍耐、勤劳、谦恭和友善，通通赢得了尊敬。因为在这里，这些是最有用的品质，而且是承受生存重负的唯一方法。奴隶道德实质上是功利主义道德。正是在这里，产生了人尽皆知的“善”与“恶”的对立：强力和危险性被认为属于恶，即不容轻视的某种恐惧和难以捉摸的力量。所以，按照奴隶道德，“恶”人引起恐惧；而按照主人道德，恰恰是“善”人引起恐惧和试图引起恐惧，而恶人则被视为卑鄙的人。若按照奴隶道德的逻辑推论，最终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去鄙视这种道德的“善”人的。哪怕是轻微的、好意的鄙视，两者之间的对比便会达到最大的效果。因为，按照奴隶的思维方式，善人不管怎样都必须是稳妥可靠的人，必须是性情温和的、容易受骗的，或有点儿傻的老好人。在奴隶道德占优势的地方，无论何处，语言都显示出使“善”和“傻”这两个字眼的意思相互接近的倾向。而最终的根本区别是：对自由的渴望、追求幸福的本能以及细腻的自由感情，必然是属于奴隶道德和奴隶品性，正如巧妙而狂热的崇敬和献身是贵族思维方式和评价方式的通常表征一样。由此我们可以立即明白，为什么作为激情的爱一定有它绝对的高贵来源。众所周知，这种爱的发明权属于普罗旺斯的骑士诗人，即那些出色的、富有独创性的、有“快乐知识”的人，欧洲欠他们的太多，甚至欧洲本身的存在都受惠于他们。
（五）
虚荣也许是高贵的人最难以理解的事情之一。其他人认为虚荣是不言而喻的，而高贵的人却倾向于否认虚荣的存在。关键是要让高贵的人认识到有这样一些人，这些人力图使别人对自己产生好的评价，虽然他们并“不配”得到这种评价，可是却相信所产生的好评价。这在高贵的人看来，一方面趣味太低下了、太不自重了，另一方面也太可笑和荒唐了，以致他宁愿把虚荣看作是一种例外，在人们谈到它的大多数的时候都表示怀疑。比如，他会说：“我也许弄错了自己的价值，但却要求别人承认我对自己的评价。不过，这并不是虚荣（而是自负，或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所谓‘谦恭’和‘谦虚’）。”他甚至会说：“由于许多原因，我可以喜欢别人的好评价，这可能是因为我热爱和尊重他们，他们快乐我也高兴，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好评价，可以增强我对自己的信心，同时可能是因为别人的好评价，即便我不同意，现在或以后对我也是有用的。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并不是虚荣。”具有高贵品格的人，首先必须借助于历史而清楚地认识到，从远古以来，在所有社会阶层，普通人都仅仅是被人们所认为的那种东西——根本不习惯于确定价值，甚至给自己选定的价值正好也是主人给他选定的（创造价值是主人的特权）。即便是现在，如果普通人仍总是等待着对自己的评价，然后出于本能使自己服从这一评价（绝不是仅仅服从“好的”评价，而且还会服从坏的评价和不公正的评价。比如，想一想大多数虔诚的妇女从告解神父那里学会的，以及虔诚的基督徒从教会那里学会的自我欣赏和自我贬低），也会被看作是不同寻常的返祖现象所造成的结果。实际上，随着民主社会秩序的缓慢崛起（这种社会秩序崛起的原因是，主人血统和奴隶血统的混合），主人的那种为自己选定价值和对自己“评价很好”的高贵冲动，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鼓励和发展。但也总会有一种更为古老的、更为强大的、更为根深蒂固的倾向与其作对，而且在“虚荣”现象中，这种较为古老的倾向征服了年轻人。爱虚荣的人每一次听到对自己的好评价都会感到高兴（而完全不考虑其用处，也不考虑是真是假），正如他每一次听到不好的评价都生气那样，因为他屈从他们这两种评价，并且感到不得不去屈从这两种评价，最为古老的屈从本能地充溢于他的内心。正是爱虚荣的人血统中的“奴隶气”，奴隶残存的那点儿狡猾——比如在女人身上，就仍有许多奴隶气！诱使人们尽力博得好评，也正是奴隶们随后立即匍匐在这种评价面前，但是，似乎这种评价并不是他呼唤出来的。所以，我再次声明虚荣是一种返祖现象。
（六）
一个（物）种的产生和一个类的确立及强大，要经过与基本上不变的恶劣条件作长期斗争。另一方面，饲养者的经验告诉人们，某一（物）种若得到的营养太多，受到的保护和照料过多，便会很快产生大量的变种，产生许多奇异和畸形之物。姑且把贵族社会，比如古希腊的某一城邦，或威尼斯，可视为养育人的一种有自由意志和没有自由意志的装置。其中一个人挨着一个人，要靠自己独立生存，他们想要使自己所属的族占优势，主要原因是，他们必须占优势，否则便要冒被消灭掉的巨大危险。那里缺少促进变种生长的特殊照顾，也没有过多的营养和保护。他们必须作为种，作为某种东西而存在，也只有借助于坚硬的、一致的、简单的结构，才能在与邻人或与其反叛的，或要反叛的仆人的不断斗争中占优势并永存。各种各样的经历使他们明白，主要是哪些特质使他们在面对各种神和人后，仍然能够生存下来，并且至今一直处于不败之地。他们把这些品质称为美德，仅仅发展了这些美德，并使它们趋于成熟。他们做这些事情时很严厉，其实他们渴望严厉。每一种贵族道德在教育年轻人、管束女人、婚姻习俗、长幼关系、刑法等方面，都是偏执的。它以“正义”的名义，把偏执本身看成是一种美德。由此便产生了一类具有若干明显特征的人，一种表情严肃的、尚武的、矜持寡言的人（他们对社交活动的魅力和微妙之处，有着极敏锐的感受力），历经世代交替而不受影响；如前所述，与不变的恶劣条件不断展开斗争，是使一类人变得稳定和坚强的原因。然而，最终还是会出现幸福局面，严重的紧张状态便会得到缓和。也许邻人当中不再有敌人，甚至享受生活的资料也极其丰富。古老行为准则的束缚和约束一下子解除了，人们不再把它看作是必不可少的，不再把它看做是生存的一个条件。即使它继续存在，也只是一种奢侈，一种仿古趣味。变种，无论是更高级、更雅致、更难得的变种，还是退化和畸形的变种，都会突然大量涌现，使个体敢于成为个体，敢于脱离集体。在历史的这一转折点，一种像原始森林中那样多种形式的蓬勃生长和抗争、一种热带速度的生长竞争，以及一种令人惊奇的衰落自我毁灭，会并列出现，而且常常混杂并纠缠在一起。其原因是各种利己主义残酷无情的相互对抗，迅猛地发展，互相争夺“阳光”，无法再用至今存在的道德规定予以限制或让它们实行克制。正是这种道德本身积聚了如此巨大的力量，把弓拉得这么满，以致它现在已经“过时”，或正在变得“过时”，目前已经达到令人不安的危险。人们将超越旧道德，去过一种更加伟大的、更多方面的、更全面的生活。“个人”将占据突出位置，将自己颁布法律，依靠自己的技巧和策略来自我保存、自我提升和自我解脱。只有新的“为什么”，只有新的“怎么会”，而不再有任何共同的准则，在一起时只会相互误解和互不尊重，迷茫、堕落和最高尚的欲望可怕地纠缠在一起，从善与恶中涌现出大量天才，春季和秋季不祥地同时出现，亦在尚不疲乏、尚不疲倦的新腐败中充满了特有的新魅力和新奥秘。将会再次出现危险，道德之源会受到巨大的威胁。这次将威胁到个人，威胁到邻人和朋友，威胁到普通人，威胁到他们的孩子，威胁到他们的心灵，威胁到他们的欲望和意志中，所有与个人关系最为密切、最为隐秘的深处。此时出现的道德哲学家将要宣讲什么呢？这些目光锐利的看客和游手好闲者发现，结局正在迅速地向人们逼近，周围的一切都还在堕落，不停地堕落，除了一种人，即不可救药的平庸者以外，一切都不会延续到后天。只有平庸者有可能继续存在和繁衍。他们将是未来的人，将是仅有的幸存者。跟他们学做平庸者是目前仍然有意义和仍可赢得听众的唯一道德。但宣讲这种平庸的道德却很难。这种道德是什么，想要什么，谁也说不清！它只能谈论节制和尊严，只能谈论义务和兄弟般的友爱，要掩盖其讽刺意味，很难！
（七）
有人具有追求地位的本能，但同任何其他本能相比，具有此种本能已经是地位高的标志；有人乐于怀有细腻微妙的崇敬之情，并由此可推断出他们的出身和习惯都很高贵。灵魂的纯净、善良和高尚，根据追求地位的本能来判断具有最高的地位，但却尚未受到令人敬畏的权威的保护，而免遭鲁莽的触摸和不文明行为的损害时，会受到可怕而危险的检验。这种东西就好像一颗活的试金石，普普通通，尚未被人发现，且具有试探性质，或许有意蒙着一层面纱，做了伪装。致力于考察灵魂的人，可利用这种手法的许多变形来确定某一灵魂的最终价值，以确定他所属的固有等级。他可以用其尊崇的本能来检验它。差别造成仇恨，若把某一神圣的器皿、某一密闭神龛中的珠宝、某一部关于人类命运的书籍放在这一本能之前，则许多粗俗的本性便会像脏水那样突然涌现出来；而另一方面，则会有不由自主的缄默、犹豫的目光和一切手势皆停止，由此而表明灵魂真切地感受到了最值得尊敬的东西。欧洲至今整个说来仍在尊崇《圣经》的方式，或许是欧洲受基督教训导而行为举止教养有素的最好例子。像这样内容如此深奥和意义极其重大的书籍，需要有一种表面上专横残暴的政权来保护它们，这样要经过几千年的漫长时期，才能全面理解和揭开它们的奥秘。一旦逐渐灌输给了大众（即各种浅薄的人和傻瓜）这样一种情感，即他们不得触摸每一样东西，在一些神圣的体验面前，就必须脱掉鞋子，并把脏手藏在背后，那么，便是取得了重大进展，这可以说是向人性迈出了最为重要的一步。相反，在所谓有教养的阶级当中，在“现代思想”的信奉者当中，最令人憎恶的莫过于在他们的寡廉鲜耻，莫过于在他们触摸、品尝和拨弄每一样东西时，眼和手的从容不迫和傲慢无礼。尽管如此，在普通老百姓当中，在下层阶级当中，尤其是在农民当中，可能还是比喜欢读书看报、有知识的半上流社会（即有教养的阶级当中）有着更多较为高尚的情趣和崇敬之情。
（八）
从一个人的灵魂中，抹不掉他的祖先最喜欢和最经常做的事情。不论他的祖先是勤劳节俭的人，埋首于书桌和钱箱之前，欲望不太大，与小市民没有什么两样，道德标准也不太高；还是习惯从早到晚发号施令，喜欢粗俗的消遣和更加粗俗的义务及责任；或是最后不时地放弃血统和财产上的古老特权，以求全身心地为他的信仰而生活，去做无情地服从于良心和良心无比敏感的人，为每一次违背良心而脸红。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在本性上没有其父母和祖先的特性和偏好，无论表面上的情形显得多么两样。这就是种族问题。假如对父母有所了解，便可推知孩子的情况，而不管何种令人讨厌的无节制、不管何种卑劣的忌妒、不管何种笨拙的自吹自擂——这三种特征合在一起，便构成了一切时代真正的平庸类型——都必然会遗传给孩子，像卑贱血统那样肯定会遗传给孩子。借助于最良好的教育和文化，只能就这种遗传进行自我欺骗。当今的教育和文化又能做些什么？在很民主的或不如说很平庸的时代，“教育”和“文化”从本质上说都必然是骗术。在出身方面，在身心继承的平庸方面进行欺骗。当今的教育工作者鼓吹真诚高于一切，同时向学生不断高喊：“要真诚！要自然！是什么样就表现出什么样！”即便是这样品行正直而一本正经的蠢驴，很快也会学会利用贺拉斯的“寓教于乐”。结果怎么样呢？就是一直退化到平庸。
（九）
冒着触怒天真无邪的耳朵的风险，我提出利己主义是高贵灵魂的本质，我指的是一种不可改变的信念。其他存在物必须自然地服从于像“我们”这样的存在物。高贵的灵魂接受利己主义这个事实，而不提出丝毫异议，也未感觉到其中有什么刺耳、令人不舒服或武断之处，而是将其视为这样一种东西，根基存在于事物的基本规律之中。如果要为它取名字的话，他会说：“这就是正义本身。”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情况会使他在开始时犹豫不决），他承认，有另外一些享有同样得天独厚条件的人。一旦解决了这一地位问题，他便依赖杰出人物都懂得的一种上天赋予的超凡心理机制，像自己独处时那样，充满自信而又谦逊地知道如何尊重他人，周旋于那些与自己地位相等的人和享有同样得天独厚条件的人当中。在与地位相等的人交往时，必须具有的这种技巧和必须进行的这种自我约束，是利己主义的又一例证。每一位杰出人物都是一样的利己主义者，他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让给他们权利就是让给自己权利。他确信，荣誉和权利的交换，作为一切交往的本质，也是事物的自然状态。高贵的灵魂受充满着激情而敏感的报答的本能的推动，既索取又给予，这种本能位于其本性的基础部位。在地位同等人当中，“施惠”这一概念没有意义，也没有好名声。也许有高妙的办法赠予礼物，就像是从上面照到人身上的阳光，有高妙的办法把它们当作露珠如饥似渴地喝下。但高贵的灵魂却没有玩弄这些手法和做这些夸示的才能。在这方面，利己主义已阻碍了他。一般说来，他固执地“往高处”看——他要么水平地和故意地往前看，或往下看。他知道自己所处的高?度。
（十）
“人们只能真正尊敬不考虑自己的人。”歌德对拉特?施洛塞尔说。
中国有个俗语，做母亲的甚至用它教育孩子，这个俗语就是：“小心驶得万年船。”从本质上说，这是现代文明的根本趋向。我确信，古希腊人也会首先注意到当今欧洲人自己使自己矮小——单单在这方面，我们就立即会使古希腊人感到反感。
（十一）
卑贱究竟是什么？词语是观念的发声符号；而观念则是经常重复和同时出现的感觉，或感觉群中或多或少明确的心理符号。使用相同的词语并不足以达到相互理解的目的，我们还必须使用相同的词语来表达相同种类的内心体验，但归根结底，我们必须要有共同的体验。由于这个原因，即使不同民族的人使用相同的语言，一个民族内的人也要比不同民族的人能更好地相互理解。或者更确切地说，若人们长期在相同的条件下一起生活，便会产生一个能够“自我理解”的实体，即一个民族。在一切灵魂中，相同数目的、经常反复出现的体验已压倒了较少出现的体验，于是，关于这些体验，人们能迅速地相互理解——语言的历史就是一种缩写过程的历史。依靠这种迅速的理解，人们会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危险越大，迅速而无障碍地就必要事项达成一致意见的需要也越大；处于危险状态的人们不相互误解——这是交往过程中万万不可少的。而且，在一切爱和友谊中，人们还会体验到，一旦发现使用相同词汇的双方，有一方的感情、思想、直觉、愿望或恐惧不同于另一方，爱和友谊便不复存在了（对“永恒误解”的恐惧，也正是这一守护神常常阻止异性过于匆忙地相互依附，尽管感官和心灵促使他们相互依附——不是某种叔本华式的“人类的守护神”）。灵魂中的哪类情感觉醒得最快，开始讲话和下命令，哪类情感便决定价值的一般等级次序，并最终决定想要东西的清单。一个人对价值的看法会在某种程度上暴露出其灵魂的结构，并由此可看出他的生活状况，他的内在需求。假如由于命运的安排，一切时代所聚拢的只能用相同符号来表达相同需要和相同体验的人，那么，总的说来结果便是，人们的需求很容易传播开来，这最终意味着人们只具有普遍的和共同的体验，在至今对人类起作用的一切力量当中，这肯定是其中最强大的一种力量。较为相同、较为普遍的人，一向总是占有优势；较为杰出的、较为高雅的、较为独特的和难于理解的人，则往往孑然独立；他们常常在孤独中死于偶然事件，也很少能繁衍下去。必须借助相反的巨大力量，才能阻止这种自然的使人人趋同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人会演化成千人一面的、普遍的、平庸的、喜欢群居的人——演化成卑贱的人！
（十二）
心理学家——我指的是天生的、命中注定的心理学家，越是将注意力放在较为杰出的个人和病例上，其被同情心窒息的危险就越大。他必须比其他人更加严厉，更加欢乐。因为较优秀的人生来是较为特殊的灵魂，其堕落和毁灭实际上乃是普遍现象。总是目睹这种现象是可怕的。心理学家发现了这种毁灭，先是偶尔发现一次，然后是在整个历史上几乎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现较优秀的人，这种普遍的内心绝望，这种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都是永远“太晚”。心理学家由此而遭受的多方面折磨，有一天这会致使他转而仇恨自己的命运，致使他力图自我毁灭——即致使他“想要毁灭”自己。人们会在几乎每一个心理学家身上发现一种很能说明问题的倾向，即他喜欢与生活井然有序的普通人交往，由此暴露出他总是需要治疗、需要某种逃避和忘却，远离他的洞察力和敏锐目光，即他的“职业”使他的良心有所感触的东西。害怕记忆是他独有的特征。别人的判断很容易使他保持沉默。他不动声色地倾听人们如何表示尊敬，如何赞美，如何爱和如何颂扬，尽管他对这些已有所察觉，他甚至明确同意某些似是而非的观点，以此掩盖他的沉默。或许，这种自相矛盾的状况会变得非常可怕，以致他学会了深深地同情和极度蔑视，而大众、受过教育的人和空想家，则学会了深深地崇敬“伟人”和奇异的动物。由于有这些伟人和奇异的动物，人们便去祈福和尊敬祖国、世界，人的尊严和人自身，让年轻人向他们学习，以他们为楷模并教育年轻人。我们知道的仅仅是在所有引人注目的事例中，发生的都是一样的事情：大众崇拜一个神，而这个神只是一个可怜的被献祭的动物！成功一向是最大的说谎者，而“行动”本身也就是成功。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征服者、伟大的发现者，都被掩盖在他们的业绩中，直到认不出他们来为止。艺术家和哲学家的“行动”，只是创造了如此行动的人，只是创造了被普遍认为如此行动的人。被人们崇敬的“伟人”，那是后来编造出来的可怜的小小谎言，就如在历史价值领域，盛行铸造伪币。比如，那些伟大的诗人，如拜伦、缪塞、莱奥帕尔迪、克莱斯特、果戈理——乃是红极一时的人物，现在呈现出来的样子和过去不得不表现出来的样子，都充满了热情，非常敏感，带有孩子气，不稳重，相信和不相信全凭一时冲动。灵魂中总有某种瑕疵需要掩盖。常常为了内心的亵渎而用作品进行弥补，常常试图忘却，远远脱离太真切的记忆，常常掉在泥潭中，并几乎爱上泥潭，以至于变成像是沼泽地周围的鬼火，并自称是星星。于是人们把他们称作理想主义者，常常与挥之不去的厌恶情绪做斗争，与不时出现的怀疑幽灵做斗争。这种幽灵使他们变得冷漠，使他们渴望荣誉，使他们从喝醉了酒的谄媚者手中接过“现在的信仰”而吞下去。这些伟大的艺术家和一般所谓的高等人，对曾经发现了他们的人来说，是多么大的折磨啊！因而可以预见，正是从女人（女人在受苦受难的世界上具有超凡的洞察力，同时不幸的是，想要远远超出自己的能力帮助和拯救受苦的人）那里，他们如此快地学会了让无限而忠实的同情心大发，而大众，尤其是虔诚的大众，却不理解这种同情心，用许多刨根问底的、自鸣得意的解释，而使他们不知所措。这种同情心总是对自身的力量抱有错误的看法。女人喜欢相信，爱可以做一切事情——这是女人特有的迷信。哦，了解心灵的人发现，即便是最热烈、最深切的爱，也是那么的可怜，那么的做作，那么的笨拙——他发现，爱与其说会拯救人，不如说会毁灭人！在有关耶稣生平的神圣寓言和滑稽的模仿之下，可能隐藏着最令人痛苦且有关爱的知识的殉难，是最清白无辜的和最热烈渴求的灵魂的殉难，这颗灵魂从未有过足够的人类之爱。它需要爱，不屈不挠地和疯狂地需要被人爱，也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而对拒绝给他爱的那些人大发脾气。这是有关一个可怜灵魂的故事，它渴望得到爱，因此而创造了地狱，把那些不愿意爱他的人送到那里。它最终了解了人类的爱，因为这种爱是如此微不足道，如此无知！有这种看法的人，对爱有这种了解的人是在找死！可是人们为何讨论这种令人痛苦的事情呢？当然是因为人们困惑不得不讨论。
（十三）
每个深深遭受过痛苦的人，会从理智上变得桀骜不驯和怀有厌恶之情，这几乎决定了人们的地位等级，决定了人们能多么深地忍受痛苦。一件使人胆寒的确定无疑的事情是，他因此而会受到彻底的影响，并被打上深深的烙印，在经历过痛苦之后，他比最机灵、最聪明的人懂得更多，也熟悉和“通晓”了许多遥远而可怕的世界，而“你对这些世界却一无所知”！受苦的这种理智上的桀骜不驯，被选中的有知识的人、“被引入门的人”、几乎被献祭的人的这种高傲，发觉需要用各种形式的伪装来保护自己，以免与好管闲事的、爱表示同情的人接触，也以免与所有那些未经历过同样痛苦的人接触。深深的痛苦可以使人高贵，可以把人与人区别开来。最为精致的伪装形式之一，就是伊壁鸠鲁学说，连同某种无拘束的炫耀性趣味，伊壁鸠鲁学说不把痛苦放在眼里，以防备一切伤感和懊恼。伊壁鸠鲁主义者是利用快乐的“快乐的人”，因为他们由于快乐而被误解——他们希望被误解。还有一些利用科学的“科学家”，因为科学而显示出快乐的外表，因为科学性而得出一个人是肤浅的这一结论，他们希望把人引入歧途，以得出错误的结论。还有一些奔放不羁的傲慢之人，他们想要掩盖和否认他们具有破碎的、不可救药的高傲心灵（例如，哈姆?雷特的愤世嫉俗——加利亚尼的事例）。偶尔愚蠢本身就是不幸的、过于自信的知识面具。由此可以认为，尊崇这一“面具”，不在错误的地方利用心理学和好奇心，是较为高雅的人性的一部分。
（十四）
把两个人区分开来的，是不同的纯洁感和标准。这与他们的全部真诚和相互帮助又有什么关系？这与他们的全部相互友好又有什么关系？事实依然是——他们“彼此感受不出对方的气息”！追求纯洁的最高本能，使受这种本性影响的人成为一个圣人，并处于最为奇特和最为危险的孤立境地，而这正是这种本能的神圣之处和最高的精神化。沐浴时感觉到无法形容的快乐，心中怀有热望和渴求，不断迫使灵魂走出黑夜，并进入明媚的早晨，摆脱忧郁、苦恼，进入晴朗、明亮、深邃和高雅的境界。也恰如这样一种倾向区别于其他倾向那样！它也把人与人区别开来。这位圣人可怜的是污秽的人性，太过人性。而假如可怜本身被他认为是不纯洁的，是污秽的，那就有水平和高度了。
（十五）
高贵的标志是，从未想到过要把我们的义务降格为对每个人承担的义务；不愿放弃或与他人分享我们的责任——把我们的特权和行使特权视为我们的义务。
一个人若想要成就一番伟业，便会把在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看成是有利于自己前进的手段，或看成是阻碍自己前进的障碍，或看成是暂时的歇脚处。也只有在他得到了提升和享有支配地位之后，他才有可能以独特而傲慢的方式对同胞表示出慷慨大度。在此之前，感到不耐烦和意识到自己不得不经常上演喜剧，因为即便是奋争也是一场喜剧，也会像每种手段那样掩盖目的——会破坏与他人的所有交往，因为这种人熟悉孤独中最有毒的东西。
（十六）
等待者的问题。要有好机会，要具备许多不可预料的因素，这样，将问题的解决搁置起来的高等人，才会在适当的时刻采取行动，或者说才会“爆发”。通常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在世界的一切角落，都会有人坐着在等待，他们不知道自己将等到何时，更不知道自己将空等一场。偶尔也会听到起床号，也会出现“准许”采取行动的机会，但往往都来得太迟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和采取行动的力量，已在坐着不动中耗竭了；多少人想“跳起来”时才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四肢已经麻木，精神也太过沉重！他自言自语道：“太迟了！”他已没有了自信，自此以后永远废了。就天才而言，“没有手的拉斐尔”也许并不是例外，而是普遍情况，但谁又说得清呢？或许天才根本就不是那么罕见，而罕见的是那五百只手，天才需要五百只手来对“合适的时机”施行暴政——来抓住时机！
（十七）
谁不想看一个人的长处，而只是睁大双眼注视此人身上的那些明显的短处，谁就会由此而将自己的短处暴露无遗。
遭受各种损害和损失时，粗糙的低等灵魂明显要比高贵的灵魂境况好些。考虑到后者生存条件的复杂多样，它遇到的危险肯定会更大，实际上极有可能遭受不幸而毁灭。就像蜥蜴断了爪子会再长出来，而人则不能。
太糟了！总是这种样子！一个人盖好了房子之后常常发现，他不知不觉地学会了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是他绝对应该在着手盖房子之前知道的。所以总是会听到致命的那句“太晚了”！
徘徊的人，你是谁？我看见你踽踽而行，没有嘲笑，没有爱，目光深不可测，像一个线锤那样湿漉漉的，显得悲伤不已，刚刚探测过每一深度，便从水中拉上来，一副不满足的样子——它在水下要寻找什么？胸中从不叹息，双唇掩盖着厌恶之情，一只手只是在缓缓握紧：你是谁？你做了些什么？你在这里休息一下吧！此处热情款待每一个人。恢复恢复精神吧！你到底是谁，眼下什么会使你高兴？什么会使你恢复精神？说出来，只要我有，我就给你的！“使我恢复精神？使我恢复精神？使我恢复精神？唉，你真是多管闲事，你说得够多的了！可还是给我吧，求求你。”给你什么？什么？快说出来！“另一个面具！第二个面具！”
（十八）
内心忧愁的人在幸福的时候会暴露出真面目，他们抓住幸福的方式，似乎是出于忌妒而去闷死和勒死它。哎，毕竟他们知道得太清楚了，幸福迟早会逃离他们！
“可惜呀！可惜！他说什么？他不回来了？”是的！但如果你为此而抱怨，你就误解他了。他会回来的，就像每个想要高高地跳起来的人那样。
“人们会相信我的话吗？我坚持认为人们会相信我的话。我想到自己总是感到很不满，也总是对自己很不满，虽然只是在很少的情况下，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想到自己，而且总是不喜欢我这个‘主体’，总想脱离‘自我’，也总是不相信这个结果，因为总是抑制不住地怀疑自己和认识自己的可能性，这种致使我觉得连理论家们提出的‘直接知识’这种观念，也有词语上的矛盾之处。这是一种不可否认的事实，它是我对自己最确定无疑的了解。我内心中肯定有一种强烈的反感，不愿相信任何有关我自己的确切事情。或许其中有什么谜？很可能。但幸运的是，没有什么东西使我痛恨。或许它暴露出了我所属的种类，但没有暴露给我自己，这着实叫我感到很惬意。”
（十九）
“你怎么了？”“我不知道！”他支支吾吾地说，“希腊神话中的鸟身女怪刚飞过我的饭桌。”如今一位温文尔雅、不苟言笑且不爱交际的人，有时也会突然发狂，摔盆砸碗，把饭桌掀翻，咆哮怒吼，致使每个人惊骇不已。最后安静下来后，感到无比羞愧，对自己又气又恼。这是要干什么？是为了什么？是要饿死自己吗？是要用记忆把自己憋死吗？对想要有一颗高尚而高雅的灵魂而言，却很少见到有人把自己的饭桌摆好，因此对把饭菜做好的人而言，发怒的危险总是很大。不过，现今这种危险特大。如果有一个人被抛入喧闹的平庸时代，而自己又不想与它同桌就餐，那他很容易被饿死和渴死，或者最终会突然感到恶心。我们大家很可能都坐在了不属于自己的桌子旁，恰恰是我们当中那些最崇尚精神从而也最难养的人知道，如果我们突然洞悉了自己吃的东西和与自己同桌吃饭的人，并由此而感到希望破灭，将会造成多么危险的消化不良。
（二十）
如果真的想要赞扬，那在意见不一致的地方赞扬才是一种精巧又高贵的自我克制，否则实际上便会赞扬自己，这与高雅趣味是背道而驰的。毫无疑问，上述自我克制提供了不断被误解的极好机会和诱因。要想能使自己具有这种真正的趣味和道德，就一定不要生活在智力低下的人当中，而要生活在这样的人当中，这些人高雅的误解和错误会引人发笑，否则就将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他赞扬我，所以他也就承认我是正确的”这种愚蠢的推理方法，将会毁掉我们这些遁世者的一半生命，因为由此我们也将与傻瓜为邻，与傻瓜为伴。
（二十一）
生活在广袤而高傲的平静之中，永远超越……根据自己的意愿，对具有或不具有感情，表示赞成和反对。一连几小时把自己降格至他们的水平，像坐在马背上，或像坐在驴背上那样坐在他们身上。因为人们必须知道如何利用他们的愚蠢和他们的热情。保留自己的三百个显著位置，并保留自己的墨镜。因为在一些情况下，没有人一定能盯住我们的眼睛，更不会盯住我们的“动机”。而且选择那个调皮而欢快的恶德，即以温文尔雅为伴，并且保持四项美德：勇气、洞察力、同情心和孤独。因为，孤独作为一种把我们引向纯洁的崇高趋势和倾向，是我们身上的一种美德。人与人相互接触，即“处于社会之中”——不可避免地肯定是不纯洁的。而无论是什么样的交往，都会使人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些方面或某些时候变得“平?庸”。
（二十二）
最伟大的事件和思想（最伟大的思想就是最伟大的事件）需要最长的时间才能被理解。而与它不同时代的那几代人，是不会经历这样的事件的——他们经历不到这些事件。这里发生的事情，类似于恒星领域发生的事情。最遥远的星星发出的光，到达人类所居住的地球需要的时间也最长；在它尚未到达时，人类否认遥远的天际有星星。“一种思想需要多少世纪才能被理解”，这也是一种标准，同时也得对此进行等级划分和制定规则，它对于思想和星星来说都是必要的。
（二十三）
什么是高贵？如今高贵这个“词”对我们还具有什么意义？高贵的人以什么样的方式表现自己？在平庸向我们袭来、一切变得灰暗不明、乌云密布的天空之下，如何辨认出高贵的人呢？确立他高贵地位的并不是他的行动——行动总是模糊不清的，总是神秘莫测的，也不是他的“作品”。如今在艺术家和学者当中会发现有许多这样的人，这些人通过行为暴露出对高贵的深切渴望，这些渴望驱使着他们。但是，这种对高贵的需要从根本上不同于高贵灵魂本身的需要，实际上，反而是缺少高贵灵魂之明显而危险的标志。在这里，我们再次在一种新的和更为深刻的意义上，借用一种古老的宗教套语——起决定作用的和决定品质的，不是行为，而是信仰。高贵的灵魂拥有的是某种对自身的根本肯定，这是一种不能被追求、不能被发现或许也丢不掉的一种东西。高贵的灵魂，就是自己尊重自己。
（二十四）
让一些富有理智的人扭动自己的身子，用手捂住自己奸诈的眼睛，似乎他们的手并不是告密者。最终总是会暴露出他们有某种东西要隐藏——理智。至少尽可能长久地进行欺骗，并成功地表现出比实际上愚蠢的最巧妙方法之一。此种方法在日常生活中被称作热情，其中包括属于热情的东西，比如美德。因为据不得已而了解这一点的人所说，美德即热情。
（二十五）
在一个隐居者的著作中，人们总是可以听到某种旷野的回声，某种孤独的窃窃私语和怯生生的警觉；在他那最激烈的言辞中，甚至在他的哭泣中，发出的是一种新的、较为危险的沉默之声，隐藏之声。他孤独地日日夜夜、年复一年地坐在那里，灵魂陷入常见的冲突和对话之中，他已变成了洞穴，已变成了寻宝者、保护珍宝者和他洞穴中的一条龙——他的洞穴很可能是个迷宫，更可能是个金矿。他的思想本身最终具有了自己的一种暮色，也具有了一种很深的土壤气息，即某种无法与人交流、令人讨厌的东西，凛冽地吹在每个过路人的身上。这位隐居者不认为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陈述过自己真正的看法，写书不正是为了隐藏我们内心中的东西吗？他甚至会怀疑哲学家究竟能否具有“最终的真实”看法？也会怀疑在哲学家的每个洞穴之后，是否一定有个更深的洞穴，除表面的东西外，是否有个更宽广的、更奇异的、更丰富的世界？在每个底部之下，每个“基础”之下，是否更为深远？每种哲学都是表面上的哲学。一个隐居的人得出的结论是：“哲学家突然停在这里，四处张望，这常有某种随意性；他在此处把铁锹放在一边，不再往深处挖，也常有某种随意性，而且其中还有某种可疑的东西。”每一种哲学也掩盖了另一种哲学；每一种看法也是一个隐藏处；每一字词也是一个面具。
（二十六）
每一位深刻的思想家较为害怕的是被人理解，而不是被人误解。后者可能会伤害他的虚荣心，但前者则会伤害他的心灵，他的同情心。他的心灵总是说：“你怎么也和我受过同样的苦？”
人，是一种复杂的、爱撒谎的、狡诈的和不可思议的动物，令其他动物感到可怕的，乃是他的狡诈和聪慧，而不是他的力量。人发明了问心无愧，最终把灵魂当作某种简单的东西来享受。因而，全部道德便是一种长期的、厚颜无耻的造假活动，借此，才有可能在看到灵魂时得到享受。从这一观点来看，“狡诈”这一概念或许包含比一般所认为的多得多的东西。
一个哲学家是这样一个人：他不断地经历、看到、听到、觉察到不同寻常的事情，并希望和幻想着发生不同寻常的事情；他觉得自己的思想是自己特有的一种事件和闪电，似乎来自外面，上面和下面；他自己或许就是一场孕育着新闪电的暴风雨，是个具有重大影响的人，在他周围总是有隆隆声，有窃窃私语声，有人惊得目瞪口呆，有奇怪的事情在发生。哦，哲学家是这样一种人，他常常逃离自己，也常常害怕自己，但好奇心又总是使他“恢复自制力”。
（二十七）
一个人如果说：“我喜欢这件东西，我把它当作自己的东西，我打算保护它免遭每个人的损害。”一个人如果能处理一件事情，能使决心变成行动，能坚持自己的看法，能占有一个女人，能惩罚和回击傲慢无礼的行为；一个人如果能发怒，能运用武力，使弱者、受苦的人、被压迫的人，甚至动物都乐于服从他并自然而然地归属于他。总之一句话，一个人如果生来是个主人，如果这样的人有同情心，那么这种同情心才具有价值！但那些受苦者的同情心又有什么价值？那些鼓吹同情者的同情心又有什么价值？如今几乎整个欧洲有一种对痛苦的病态过敏和敏感，还有一种令人反感的、不可抑制的唠唠叨叨，一种女人气，这种唠叨和女人气，在宗教和哲学胡说八道的帮助下，试图把自己打扮成某种高人一等的东西——有着一种对痛苦的十足崇拜。我认为，这些幻想家所谓的“同情心”没有男子汉气概，总是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我们必须坚决而彻底地杜绝这种最新的低级趣味。最后，我希望人们把“快乐的科学”这个有效的护身符挂在胸前和脖子上，以保护自己免受这种低级趣味的影响。
（二十八）
奥林匹斯山诸神的恶习。——有个哲学家，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英国人，曾试图在所有善于思考的人面前来诋毁笑，他说：“笑是人性的一大缺点，每个善于思考的人都应努力加以克服。”（霍布斯语）——而我却宁愿按照笑的质量给哲学家评定等级——最高一等是那些能发出洪亮笑声的哲学家。假如诸神也作哲学思考（由于许多原因，我坚信这一点），那我确信，他们由此也知道如何以超人特有的新方式来大笑——尽管曾损害所有严肃的事情！诸神喜欢嘲笑，即便谈论神圣的事情，他们似乎也禁不住发笑。
（二十九）
心灵的守护神——那个巨大而神秘的东西具有的守护神，那个诱惑之神和那个凭良心行事的捕鼠者，他的声音能将每一灵魂带到地狱之中，他说的每一句话和投射的每一瞥，都带有些许引诱的动机和味道。与他的完美相适应的是，他知道如何露面，不是像上面说的那种样子，而是披上伪装，对他的追随者进行额外的限制，迫使他们更加靠近他、更加热诚和全面地追随他。心灵的守护神，将使每个大声喧哗和自负的人保持沉默，并给他们关心和照料，以抚平狂躁不安的灵魂，使它们体验到一种新的渴望，希望能像镜子那样平静地躺下，映照出高高的天空；心灵的守护神，教会了笨拙和过于急躁的手如何停顿，如何更为灵巧地把握。他可嗅出隐藏的、被人遗忘的财宝，可嗅出厚厚的黑色冰层之下，点点滴滴的善和甜甜的精神性，可探测出长久掩埋在泥沙中的每一粒黄金。每个人与心灵的守护神接触之后，离开时都会感到更加充实：既不是受到了偏爱或受到了惊吓，也不是对其他人的好事感到高兴或感到压抑，而是自身感到丰富充实，感到比以前精神振奋，似乎迎面吹来一股解冻的春风，冰融化了；也感到更加没有把握，或许更加敏感，更加脆弱，更加易受伤害，但心中充满了叫不出名字的希望，充满了新的意志和倾向，也充满了恶意和相反的倾向……但朋友们，我正在做什么呀？我正在跟你谈论谁呀？我是不是忘记告诉你他的名字？你是不是自己已经觉察出这个想要受到如此称赞的、值得怀疑的神和人是谁？因为，像每个自童年起便总是在外国跑个不停的人经历的那样，我也在旅途中遇到过许多陌生和危险的人。不过，一次又一次地，遇到都是我刚谈到的那个人：其实也就是酒神狄奥尼索斯，就是那个伟大的、说话支支吾吾的人和诱惑者，就像你所知道的，我曾暗中无比崇敬地把第一批果实献给了他——在我看来，我是最后一个向他供奉祭品的人，因为我还未发现有谁能理解我当时所做的事情。然而，与此同时，我却对这位神祇的哲学有了很多的了解，而且如我所说过的，我是酒神的最后一位真传弟子。朋友们，或许我最终也可以让你们尝尝这种哲学的味道。讲授这种哲学的声音要压低，唯有低低的声音才合适，因为此种哲学讲的都是难以理解的、崭新的、陌生的、奇妙的和不寻常的事情。狄奥尼索斯是个哲学家，所以众神也作哲学思考，这种事实在我看来是件新奇事，并非没有圈套，就是在哲学家当中也会引起怀疑。在你们当中，我的朋友们，反对者也许较少，也只不过感到这种事实来得太晚了，来得不是时候，因为我已看出来，你们现在不愿意相信神和神祇们。或许我应更加直言不讳来说些逆耳的话。的确，酒神在以下对话中向前走了一步，走了很远，总是超过我许多步……实际上，根据人类的习惯做法，我本应授予他一些光彩夺目的、华而不实的荣誉称号，本应赞美一番他作为研究者和发现者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并赞美一番他的无所畏惧的真诚、诚实和对智慧的热爱。但酒神不知道如何处置所有这些令人尊敬的虚名。他会说：“这些留给你们自己和像你们这样的人吧，其他人谁又会要它们！我有什么理由遮盖我赤裸的身子！”人们是不是觉得这种神和哲学家缺少羞耻心？他有一次曾说：“在某些情况下我爱人类。”并因此而提及了在场的希腊神话中弥诺斯的女儿阿里阿德涅：“我认为，人类是一种招人喜欢的、勇敢的、有发明创造力的动物，在地球上没有什么物种能与他们匹敌，他们能穿过所有迷宫不断前进。我喜欢人类，常常想如何能使他进一步提高，使他更加强大、更加邪恶、更加深刻。”“更加强大、更加邪恶、更加深刻？”我惊恐地问。“是的，”他再次说，“更加强大、更加邪恶、更加深刻，也更加漂亮”。这位诱惑之神于是微微一笑，似乎他刚刚说了一些娓娓动听的恭维话。人们由此会立即看出，这个神不仅缺少羞耻心，而且，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在一些事情上，众神都可以教导我们人类，以使我们人性能够多一点。
（三十）
哎呀！你们到底是什么呀？我写下和画出的那些思想！不久以前，你们还是那么色彩斑斓、年轻和心存恶意，又充满了那么多的刺儿和暗香，使我打喷嚏和发笑。可现在呢？你们已不再让人有新奇感，其中有些恐怕会很快成为真理，它们看起来那么不朽，老实得那么可怜，又那么令人生厌！能是另一种样子吗？那么我们写下和画出的是什么呢，这些使用毛笔的官吏，这些使写下的东西成为不朽的人，单靠自己能画出什么呢？只能画出马上要褪色和走形的东西！也只能画出力量耗尽的、渐渐远去的暴风雨和过时的阴郁感情！只能画出迷失了方向和飞累的鸟儿，它们现在听凭自己被我们的手捉住。我们使不能活得更久、不能飞得更久的东西不朽，只是使那些力量耗尽而温和的东西不朽！只是为了你们的下午。你们是我写下和画出的思想，也只是为了这些思想，我才拥有许多种颜料，或许是许多各式各样的颜料，五十种黄色颜料、棕色颜料、绿色颜料和红色颜料。但谁都不会由此而猜测出你们在早晨是什么样子；你们是从我的孤独中突然迸发出的火花和产生的奇迹；你们是我过去的、可爱的、罪恶的思想！
七、唤起心中的情感
（一）
同感——所谓理解别人，就是在我们心中模仿别人的情感，只不过我们往往要追溯他的某一确定情感的原因，比如追问：他为何而忧伤？从这原因出发，以便自己也变得忧伤。但更常见的并不是这样，而是按照别人身上发生和显示的效果，在我们心中唤起情感，这时我们在自己身上模仿别人的眼神、声音、步态、姿势（甚或他们在文字、图画、音乐中的写照）的表达方式（至少达到肌肉和神经活动的轻微相似）。于是，由于动作与感觉受到由此及彼和由彼及此的训练，其间便有了一种因袭的联想，我们心中就会产生一种相似的情感。在这种理解别人情感的本领方面，我们一生都甚有成就，只要与人相遇，几乎总在不由自主地练习这种本领，尤其观察一下女子的面部表情更是如此。她们不停地模仿和反映她所感觉到的四周情景，时而颤动，时而闪光。不过，最能说明问题的当是音乐，我们在迅速而细致地领悟情感和发生同感方面都是音乐大师。倘若音乐是情感的模仿，那么，尽管那情感遥远而不确定，音乐仍然常常足以使我们去分享这种情感，以致我们毫无来由地悲伤起来，完全像个傻瓜，纯粹因为听到了音律，这音律以某种方式使我们想起悲伤者的声音和动作，甚或他习惯的声音和动作。
据说丹麦有一国王，因一个歌手的音乐而沉浸于战争的激情中，一跃而起，杀死了他朝廷里的五个宫人。而当时并无战争，亦无敌人，更不用说一切都相反，可见由情感回溯原因的力量如此强大，足以胜过眼前的印象和理智。然而，这几乎是音乐的效果，而且无须举出如此荒诞的事例便可以认识这一点，音乐使我们陷入的那种情感状态，几乎永远与我们对眼前实际境况的印象，与明白实际境况及其原因的理智相矛盾。我们若问，为何我们对别人情感的模仿会变得如此之熟练？那么，答案无疑就是：人。一切被造物中最怯懦的被造物，由于他那细腻而脆弱的天性，他的怯懦便成了教师，教会他发生同感，以迅速领悟到人（以及其他动物）的爱憎分明。在漫长的数千年间，他在一切陌生和活泼的事物中看到了一种危险。他如此一瞥，就立刻按照面貌和姿势形成一个印象，认定在这面貌和姿势背后隐藏着某种凶恶的意图。一切动作和线条都含着意图，人甚至把这种看法应用到无生命事物的本性上——陷入幻觉，以为根本没有无生命的事物。我相信，在观赏天空、草地、岩石、森林、暴风雨、星辰、海洋、风景、春色之时，我们称作自然情感的一切，其源尽出于此。若不是在远古时代，人们按照其背后的隐义来看待这一切，并受到恐惧的训练，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对于自然的快感，正像有恐惧理解的教师，也不会有对人和动物的快感。所以，快感、惊喜感以及滑稽感都是同感的晚生子，恐惧的小妹妹。它因此是以迅速伪装的能力为基础的——在骄傲自负的人和民族身上大为削弱，因为他们较少恐惧。相反，种种理解和自我伪装在怯懦的民族中真是如鱼得水，这也是模仿艺术和较高才智的温床。当我从这里主张的这种同感论出发，思考如今正得宠并且被圣化的神秘过程论，而按照此论，凭借一种神秘的过程，同情便把两个灵魂合为一体，一个人便可以直接理解另一个人。当我想到，像叔本华这样明晰的头脑也爱好这种痴人说梦的、毫无价值的玩意儿，这种爱好又传播到了其他明晰或半明晰的头脑当中，我就不胜惊诧和怜悯了。我们觉得不可理解的荒唐对他们来说是多么津津有味！当全人类听从理性的秘密愿望之时，又多么近似于疯子……
（二）
唤醒死者的人——虚浮的人们一旦能够对一段过去的时光发生共鸣（特别在勉为其难之时），便更高地估价这段时光，他们甚至要尽可能地使它起死回生。但是，虚浮的人总是不计其数的，所以只要他们来处理一个完整时代，历史研究的危险实际上就非同小可，太多的力量虚掷在尽一切可能唤醒死者方面了。用这个观点看问题，也许最能理解整个浪漫主义运动。
（三）
美依时代转移——倘若我们的雕刻家、画家、音乐家想要把握住时代意识，那他们就必须把美塑造得臃肿、庞大、神经质。正如希腊人立足于当时的公众道德，把美看作并且塑造成贝尔维迪尔的阿波罗一样。我们本应称之为丑的，可是幼稚的“古典主义者们”使我们丧失了全部诚实。
（四）
我们对希腊都极为陌生——东方或现代、亚洲或欧洲来与希腊相比，它们全都以贪大求多为崇高的表现；相反，倘若人们置身于裴斯顿、庞贝和雅典，面对全部希腊建筑时，就会为希腊人善于并且喜欢用多么小的体积来表达某种崇高的东西而惊奇了。同样，在希腊，人们在自己的观念中是多么的单纯！我们在人类知识方面怎样远远超过了他们？但是，与他们相比，我们的心灵以及关心心灵的观念就显得像迷宫一般！倘若我们愿意并且敢于按照我们的心灵形态造一建筑（于此我们还太怯懦）。那么，迷宫就必是我们的样板。属于我们并且实际上表达我们的音乐已经透露了这一点！人们在音乐中为所欲为，因为他们误以为，没有人能够透过他们的音乐看出他们的真相。
（五）
不同的情趣——我们的胡言乱语与希腊人何干！我们对于他们的艺术又知道些什么？这种艺术的灵魂是对于男性裸体美的热爱！由此出发，他们才感受到女性美。因此，他们对女性美有一种与我们截然不同的眼光。对女子的爱也是如此，也以另一种方式爱慕，并以另一种方式蔑视。
（六）
悲剧与音乐——斗志昂扬的男子，比如埃斯库罗斯时代的希腊人，是难于打动的，而一旦同情战胜了他们的刚强，他们便如受一阵晕眩袭击，被“魔鬼的威力”所镇伏，于是感到甚不自由，从而因一种宗教的恐惧而激动。随后，他们就对这种状态生出疑虑。只要一日身处其境，他们就品味到神不守舍和兴奋的喜悦，同时还夹杂着最辛酸的苦痛：这是战士喜欢的饮料，一种稀有、危险、又苦又甜的东西，一个人很不容易享受到的。悲剧就诉诸如此感受同情的灵魂，并诉诸刚强好斗的灵魂，这种灵魂难以制伏，无论是以恐惧还是同情，不过同情却可使这种灵魂日渐变得柔和。但是，对于那些如帆顺风一样顺从“同情癖好”的人，悲剧又有何干？在柏拉图时代，当雅典人变得更柔和、更敏感之时——唉！他们距我们大城市市民的多愁善感仍然那么遥远！哲学家们已经在控诉悲剧的害处了。恰在刚刚开始的这样一个充满危险的时代里，勇敢和男子气的价值提高了，这样的时代也许会使灵魂又逐渐坚强起来，以致迫切地需要悲剧诗人，而悲剧诗人暂时还有点儿多余——我这是用最温和的语句来说。接着，对于音乐来说的，较好的时代（肯定也是较恶的时代）也许会再次到来。那时，艺术家把音乐奉献给特立独行的、内心坚强的、受极其严肃之真正激情支配的人们。可是，对于正在消逝的时代中，今日那些过于好动、发育不全、个性残缺、好奇贪婪的渺小灵魂来说，音乐又有何干？
（七）
商人文化的基本思想——人们现在一再看到，一个社会的文化正在形成，商业是这种文化的灵魂，正如个人的竞赛是古希腊文化的灵魂，战争、胜利和法律是罗马文化的灵魂一样。商人不事生产，却善于为一切事物定价，并且是根据消费者的需要、而不是根据自己真正的个人需要来定价，“谁来消费这个，消费掉多少”这才是他的头等问题。他本能地、不断地应用这样的定价方式：应用于一切事物，包括艺术和科学的成果，思想家、学者、艺术家、政治家、民族、党派甚至整个时代的成就。他对创造出的一切都只问供应与需求，以代替自己规定一样东西的价值。这成就了整个文化的特征，被琢磨得广泛适用却又至为精心，制约着一切的愿望和能力：你们最近几个世纪的人都将会为此而自豪，倘若商业阶级的先知有权交给你们这笔财产的话！不过，我不太相信这些先知。用贺拉斯的话来说：让轻信的犹太人阿培拉去相信吧！
（八）
学会沉默——你们这些世界政治大都市中的油嘴滑舌之徒，你们这些年轻有才、求名心切的家伙，你们觉得对任何事情——总会有点事儿发生的——毕竟发表意见只是你们的义务！你们如此掀起尘嚣，似乎以为自己成了历史的火车头！你们总在打听，也总在寻找插嘴的机会，却丧失了一切真正的创作能力！无论你们多么渴望伟大的作品，孕育的深刻沉默绝不会降临到你们身上！日常事务驱赶得你们犹如驱赶秕糠，但你们却自以为在驱赶日常事务——你们这些油嘴滑舌之徒！一个人倘若要在舞台上充当主角，就不应该留心合唱，甚至也不应该知道怎样合唱。
（九）
更好的人类——有人对我说，我们的艺术诉诸现代的贪婪无厌、任性、怨恨、备受折磨的人们，而在他们荒芜的景象之旁，却向他们显示一种极乐、高超、出世的景象，从而使他们得以暂时忘却忧愁，舒一口气，也许还可以从这忘忧中恢复避世归本的动力。可怜的艺术家啊，竟有这样一种公众怀着这样一种半牧师、半精神病医生的用心！高乃依要幸运得多——“我们伟大的高乃依”，如同塞维涅夫人用女人在一个真正的男子汉面前的声调惊呼那样。他的听众也要高明得多，他以自己的骑士美德、严肃的责任、无畏的牺牲、英雄的自制形象而能够使他们赏心悦目！他以及他的听众是以多么不同的方式来热爱人生，并非出于一种盲目的枯竭“意志”，因为不能灭绝它便去诅咒它，而是视为伟大和人道能够并存的一个场所，在那里，哪怕是惯例的最严格限制，对于君主专制和宗教专制的屈从，也不能压抑住一切个人的骄傲、骑士精神、优雅和智慧，反而令人感到是一种刺激和动力，从而去反对天生的荣耀和高贵，反对继承而来的特权和热情的愿望！
（十）
所谓“本身”——从前人们问：什么东西可笑？就好像外界有些事物附有可笑的特征似的，而人们不过是突然发现了它们罢了（一个神学家甚至认为这是“罪恶的天真之处”）。现在人们问：什么是笑？笑是如何发生的？人们稍经思索而得出结论：并不存在本身善、美、崇高、邪恶的东西，而是有种种心境，处在这些心境之中，我们便把上述词汇加到了我们身外身内之物上面。重新又收回了事物的称谓，或至少想起是我们把称谓借给了事物——且留神，按照这种见解，我们并未失去出借能力，既没有变得更富有，也没有变得更吝啬。
（十一）
恶人与音乐——爱情的完满幸福在于绝对的信任，这种幸福除了属于深深猜疑的恶人和愠怒者之外，还会属于别人吗？他们在其中享受自己灵魂那异乎寻常的、难以置信却又颇为可信的例外！有一天，那种浩渺无际的梦幻似的感觉降临到了他们身上，衬托出他们一切或暗或明的生活——好像一个诱人的谜和奇迹，大放金光，超出一切语言和形象。绝对的信任令人无言，是的，在这幸福的相对无言之中甚至有一种痛苦和沉重。所以，这种受幸福压抑的灵魂常常比其他人和善良的人更加感激音乐，因为，他们透过音乐犹如透过一片彩霓来观看和倾听，他们的爱情仿佛变得更遥远、动人而且轻松了。音乐是他们的唯一手段，使他们得以凝视自己的非常境况，并且借一种疏远和缓解作用以达到赏心悦目。每个恋人在听音乐时都这样想：“它在说我，它代替我说，它了解一切！”
（十二）
艺术家——德国人想靠艺术家达到一种梦想式的激情；意大利人亦想因此摆脱其实际的激情而得到休息；法国人想从此获得证明其判断的机会，并借机说说话。那么，我们太低贱了吧！像艺术家那样去支配自己的弱点。如果我们难免有弱点，不得不承认它们如同法则一样驾驭我们，那么，我希望每个人至少要有足够的技巧，善于用他的弱点反衬他的优点，借他的弱点使我们渴慕他的优点。大音乐家们可是相当擅长此道的，在贝多芬的音乐中常常有一种粗暴、急躁的音调；在莫扎特那里则有一种老实伙计的和气，必为心灵和智慧所不屑取；在瓦格纳那里有一种强烈的动荡不安，使最有耐心的人也要失去好脾气，但他在这里恰好回到他本来的力量。他们全部借其弱点而使他人渴望其优点，十分敏感地品味奏鸣着的真、奏鸣着的美、奏鸣着的善。
（十三）
关于剧场伦理——谁若以为莎士比亚戏剧有道德作用，看了《麦克白》就会不可抵抗地放弃其野心的罪恶，他就错了。倘若他还相信莎士比亚本人与他有此同感，他就更错了。真正受强烈野心支配的人，会兴高采烈地观看他的这一肖像，而当主角毁于自己的激情之时，不啻是在这盆兴高采烈的热汤里加上了最刺激的佐料。诗人自己感觉不到吗？从犯滔天大罪的那一刻起，他的这位野心家何等帝王气派地走上了他的舞台，绝非一副流氓相。从这时起，他才“魔鬼似的”行动，并吸引相似的天性仿效他。在这里，“魔鬼似的”是指违背利益和生命，顺从思想和冲动。你们是否以为《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使两位主人公毁于通奸恰是提供了一个反对通奸的教训？这可是把诗人给颠倒了，诗人，尤其像莎士比亚这样的诗人，珍爱自己的激情，同样也珍爱自己准备赴死的心境——他们的心灵依附于生命，但并不比一滴水依附于玻璃杯更执着。他们不把罪恶及其不幸的结局放在心上，莎士比亚是这样，索福克勒斯也是这样。后者在这些剧中本来可以很容易地把罪恶当作全部的杠杆，但他毫不含糊地拒绝了。悲剧诗人同样不愿意用他的生命形象来反对生命！他宁肯喊道：“这是最大的魅力，这是令人兴奋的、变幻的、危险的、阴郁的，常常也有阳光普照的人生！生活是一场冒险，无论采取这种或那种立场，它始终会保持这种性质！”他的呼喊发自于一个动荡不安、力量充沛的时代，发自一个因洋溢着热血和精力而如痴如醉的时代，发自一个比现代恶劣的时代。所以我们必须把一部莎士比亚戏剧的意图弄得合宜而公正，即必须误解它。
（十四）
黑夜与音乐——耳朵，这恐惧的器官，只有在黑夜当中，在森林和岩洞的幽暗之中，才能充分表达，就像恐怖时代，即人类最漫长的时代的生活方式业已发达的那样，在光明中耳朵着实是不太必要的。由此而有音乐作为一种黑夜和幽暗艺术的性质。
（十五）
预先领略的人——具有诗人气质的人，其特长和危险都是他们那淋漓尽致的想象力。对于将要或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他们都会预先领略、预先品尝、预先经受了，以致最后事情真的发生和实现时，他们已经疲倦了。颇知个中滋味的拜伦在日记里写道：“如果我有一个儿子，他应当成为完全散文式的人物——律师或海盗。”
（十六）
活生生的矛盾——所谓的天才身上存有一种生理的矛盾，他时而有许多野蛮的、紊乱的、无意识的冲动，时而又有许多最高的和目的性行为的冲动。如果他有一面镜子，镜中便会显示出这两种冲动相互并存、相互交织，但也常常相互冲突。这么看来，他时常是很不幸的，即使在他最惬意的时候，即在创作时，同样如此。因为他忘了正是这时，他在以最高的和目的性行为做着某种幻想的、非理性的事（这就是一切艺术）——而且不得不做。
（十七）
我们会在什么情境中成为艺术家——有谁会把某个人当作自己的偶像，试图在自己面前为自己辩护，他就把那人理想化；他在这一点上就成了艺术家，以求心安理得。如果他在受苦，那么他并非苦于不知道，而是苦于欺骗自己，仿佛他不知道。这样一种人（包括一切坠入情网的人）的内心悲欢可不是寻常之人可以理解的。
（十八）
浮夸的风格——一个艺术家，如果他不是在创作中宣泄他那高涨的情感，从而使自己放松下来，而却要直接传达高涨的情感，那么他就是浮夸的，而他的风格也就是浮夸的风格。
（十九）
科学的美化——洛可可式园林艺术产生于这种情感：“自然是丑陋的、野蛮的、单调的。来！让我们去美化它！”（自然的美化）同样自称哲学的东西总是产生自这种情感：“科学是丑陋的、枯燥的、冷酷的、艰难的、拖沓的——来！让我们去美化它！”哲学求一切艺术和诗歌之所求，特别是求娱乐，不过它是遵照祖传的骄傲来求此的，以一种更加崇高超然的方式，面对一批精选的智者。为他们造一种园林艺术，如在“俗人”那里一样，其主要魅力是视觉骗术（比如说，借助于亭阁、远景、假山、曲径、飞泉），摘取科学的某些内容，兼以配上种种奇光异彩，掺入大量不确定性、非理性和梦幻，使人在其中“宛若置身于原始自然”，使之能够不感到辛苦和单调，悠然漫步——这并非小小的野心：有此野心的人甚至梦想借此使宗教成为多余之物，而前人是以宗教为最高种类的娱乐艺术的。这过程向前发展，终于达到高潮，现在反对哲学的呼声已经开始高涨，人们呼喊道：“回到科学去！回到科学的本性和本来面目去！”——也许这揭开了一个时代，恰好是在科学的“野蛮的、丑陋的”部分中发现最有力的美，这正如自卢梭以来人们才发现了高山荒原之美的意义一样。
（二十）
用新的眼光来看——假定艺术中的美永远是幸福者的肖像（我认为这是真理），是依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伟大的自立法则的个人对于幸福者的想象为转移的，那么，现代艺术家的所谓现实主义关于现代幸福的看法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无疑现实主义类型的美，才是我们今天最容易理解和欣赏的。因此，我们是否必须相信，今天的幸福就在于对现实主义的敏锐的感觉和忠实的把握，因而并非在于真实性，而是在于真实性的知识。科学的作用已经如此广泛而深入，以致20世纪的艺术家也不自觉地成为科学“神圣性”本身的颂扬者了！
（二十一）
辩护——朴实无华的风景是为大画家而存在的，奇特罕见的风景却是为小画家存在的。也就是说，自然和人类的伟大事物必为其崇拜者中渺小、平庸、虚荣之辈辩护——而伟人则为质朴的事物辩护。
（二十二）
美的领域更广阔——我们在自然中遨游，机敏又快活，为了发现并当场捕获万物固有的美；我们时而在阳光下，时而在风雨交加时，时而在朦胧晨曦中，欲窥见那一段达于完美和极致的，点缀着峭岩、海湾、油橄榄树、伞松的海岸。同样，我们也如此遨游于人群中间，去做他们的发现者和侦察者，并显示他们的善与恶，以此展现他们固有的美。这美的展现，一人须在阳光下，另一人须在暴风雨中，第三人又须在暗夜和雨天里。难道要禁止把恶人去当作有其粗犷线条和配光效果的原始风景来欣赏吗？如果恶人装出善良规矩的样子，我们看了岂不像一幅劣作和讽刺画，犹如自然中一个污点令我们苦恼？是的，这可是禁止的，人们至今只知道在道德的善人身上去寻找美，难怪他们所得甚少，总在寻找没有躯体的虚幻的美！恶人身上肯定有百种幸福为道学家们想所未想，也肯定有许多尚未被发现出来的百种美。
（二十三）
远看——甲：为何这样孤独？乙：我没有生任何人的气。不过，我觉得独处时看我的朋友，比起与他们共处时更清楚，也更美，而当我最爱音乐，也最受其感动时，我是远离音乐而生活的。看来，我需要远看，以便更好地思考事物。
（二十四）
一切好东西必须变得干燥——怎么，应当以一部作品所诞生时代的眼光来理解这部作品吗？然而，倘若不是这样来理解它，将会有更多的乐趣，更多的惊奇，也会学到更多的东西！你们不曾注意到吗，每一部优秀的新作，只要它处在当时潮湿的空气里，它的价值就最小？因为它尚如此严重地占有市场、敌意、舆论以及今日与明日之间一切过眼云烟的气息。后来，它变得干燥了，它的“时间性”消失了。这时，它才获得自己内在的光辉和温馨，是的，此后才有永恒的沉静目光。
（二十五）
界限与美——你是在寻找有优美教养的人吗？那你就应当像是寻找优美景物时一样，去满足于有限的眼光和视野。无疑也有全面的人，他们必定像全面的景物一样富有教益，令人惊奇，但是不美。
（二十六）
学习——米开朗琪罗在拉斐尔身上看到功力，在自己身上看到自然：在拉斐尔是学习，在他自己则是天赋。然而，这可是一种愚见，乃是怀着对大学究的敬畏之心而说出来的。天赋，若非从前——不论是我们父辈时，还是更早的一时段学习、经验、练习、掌握，又是什么呢？而且，学习就是自己使自己有天赋——不过学习也并非易事，不能只靠善良的愿望，必须善于学习。在艺术家身上，常有一种猜忌或骄矜，一旦遇到异己的因素，就立刻会锋芒毕露，不由自主地从学习状态进入防御状态。拉斐尔和歌德一样，并没有这种猜忌或骄矜，所以他们是伟大的学习者，而不仅仅是祖传矿藏的剥削者。拉斐尔是作为一个学习者而逝去的。当时，他正在把他伟大的对手自称“自然”的东西占为己有，他每天从中搬走一些，这最高贵的窃贼。但是，在他把整个米开朗琪罗转移到自己身上之前，他就死了——他的最后一批作品，作为一项新的学习计划的开端，不够完美，却仍然相当出色。正是因为这伟大的学习者在他最艰难的作业中被死神打扰，把他所憧憬的那本可达到的最终目标一起带走了。
（二十七）
“自我逃避”——那种智力痉挛的人，对自己焦躁而阴郁，就像法国浪漫主义作家拜伦和缪塞一样，他们做任何事，都像脱缰之马，以从自己的创作中获得短暂的、几乎使血管崩裂的快乐和热情，接着便是严冬一般的悲凉和忧伤。这种人应该如何忍受自己啊！他们渴望上升到一种外在于自我的境界，怀此渴望的人，如果是基督徒，则祈求上升到为上帝，“与上帝合为一体”；如果是莎士比亚，则上升到热情人生的形象中方感满足；如果是拜伦，则渴望行动，因为行动比思想、情感、作品更能把我们从自身引开。那么，行动欲骨子里也许就是自我逃避——帕斯卡尔会这样问我们的。事实上也是如此！行动欲的最高典范可以证实这个命题。不妨以一个精神病医生的知识和经验公正地考虑一下——历代最渴望行动的四个人都是癫痫病患者（即亚历山大、恺撒、穆罕默德和拿破仑）；拜伦同样也备尝此种痛苦。
（二十八）
知识与美——如果人们像至今仍在做着的那样，把他们的爱慕和幸福感只留给想象和虚构的工作，那么，毫不奇怪，当他们遇到与想象和虚构相反的情形时，就会感到索然无味了。那种因稳妥有效、循序渐进地认识事物而产生的喜悦，已经从现代科学方法中大量涌现，为许多人所感受到。这种喜悦暂时还未被所有这些人相信，他们往往只在脱离现实、沉浸于外观之时才感到喜悦。这些人认为，现实是丑陋的，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哪怕最丑陋的现实知识也是美的；他们也不知道，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对于现实伟大整体的揭示每每使他感到幸福，他根本就不会觉得这个整体是丑陋的。难道有什么“本身美”的东西吗？认识者的幸福增添了世界的美，使一切存在物都更加光彩照人；知识并非仅仅把自身的美强加于事物之上，而是不断渗入事物之中；但愿未来的人类为这命题提供证据！在这里，我们回想起一件古老的事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天性如此不同的两个人，在什么是最高幸福的问题上却有着一致看法，并非对于他们或对于人类而言的最高幸福，而是最高幸福本身，甚至是对于神和至圣者而言的最高幸福；他们发现它在于认识，在于娴熟地从事发现和发明的理解的行为（绝非在于“直觉”，如德国半神学家和全神学家，绝非在于幻觉，如神秘论者；同样绝非在于创作，如一切实践者）。笛卡尔和斯宾诺莎也曾做出相似的论断，他们想必品尝过知识！他们的真诚想必也面临过危险，因此变为事物颂扬者的危险！
（二十九）
让幸福闪光——画家无法画出现实中天空的那种深邃光亮的色调，故不得不把他画景物所使用的色调降得比自然的色调低一些，通过这样的技巧，他重新达到光泽的逼真以及与自然色调相应的那些色调的和谐。同样地，无法表现幸福之光泽的诗人和哲学家，也必须懂得补救。他们应当把万物的色彩表现得比实际的色彩黯淡一些，以使他们所掌握的光源近于太阳，恰似美满幸福的光芒。悲观主义者赋予万物最黑暗最阴郁的颜色，使用的却是火焰和闪电，天国灵光和一切闪射强光、令人炫目的东西，在他们那里，光明的存在仅仅是为了增加恐怖，而使人感到事物比本来的样子更可怕。
（三十）
诗人与凤凰——凤凰给诗人看了一卷烧焦的东西，它说：“别害怕！这是你的作品！它没有时代精神，也没有反时代精神。因此，它必须被烧掉。不过这应该是一个好兆头。它具有朝霞的某些特性。”
八、艺术飞扬的快乐
（一）
我辈艺术家——如果我们爱一位女子，当我们想起每一女子所承受的种种可厌的自然性时，就容易憎恨自然。我们宁愿根本不去想它，而一旦我们的灵魂触及此类事，便会不耐烦地抽搐，并且如已经说过的，去鄙夷地冷视自然——我们受到了侮辱，好像自然用亵渎的手侵犯了我们的所有物。这时人对一切生理学充耳不闻，并悄悄吩咐自己：“人是灵魂和形态，此外还是别的什么，我一概不要去听！”对于一切恋爱者，“皮肤下的人”是恨事，是不可思议，是对神圣和爱情的亵渎。其实，现在恋爱者对于自然和自然性所感觉到的，从前神及其“神圣全能”的每个崇拜者也同样感觉：凡天文学家、地质学家、生理学家、医生关于自然所说的一切，都看成是对他的珍藏的侵犯，因而也是一种进攻，而且还看到了进攻者的无耻！在他听来，“自然规律”好像是对神的诽谤；他由衷希望看到一切机械性可归结为道德意志和道德命令的举动，既然无人能为他效劳，他就尽其所能地向自己隐匿自然和机械性，并生活在梦中。这些往昔之人啊，竟无须入睡而逍遥于梦乡！而我辈今日也毫不逊色，以我们整个求清醒和白昼的美好意志！只要爱着、恨着、渴慕着，总之，只要感受着——梦的幽魂和魔力便立刻降临我们，我们就昂首仰望，置一切危险于度外，踏上最危险的路途，升达幻想的穹顶和塔尖，宛如天生即为攀登——白昼的夜游者！我们的艺术家！自然性的隐匿者！安详而不知疲倦的漂泊者，游于高峰却不视其为高峰，反当作平原，这才是我们的坦途！
（二）
母亲——兽类对雌性的想法和人类对女性的想法有所不同，在那里，雌性是生产的生物。他们之中无父爱，但有某种对配偶的幼崽的爱和亲近。雌性则把幼崽当作其统治欲的满足、当作财产、当作事业、当作其完全理解并且能与之絮叨的东西，这一切的总和便是母爱，它可以同艺术家对自己的作品的爱相比拟。孕育使女子变得更温柔、更耐心等待、更畏怯、更乐于服从；同样地，精神的孕育便造就思想者的性格，使它与女子的性格相近，这是男性母亲。在兽类，男性是美丽的性别。
（三）
不完满的魅力——我在这里看见一位诗人，如同有的人，他以他的不完满所施展的魅力，来胜于由他圆满完成的一切，甚至，他终于无能为力而获益出名，远超过他的丰盈之力。他的作品从来不完全说出他原本想说的东西，或他想看到的东西，仿佛他对一种幻象有了先验的趣味，却未尝有这幻象本身，对这幻象的伟大期望留在他的心灵里，而他从中提取了自己对焦渴和饥灼的同样伟大的雄辩。他以此把他的听众举到自己的作品和一切“作品”之上，给听众插上翅膀，使他们升到从未到过的高度。于是，听众自己变成诗人和观看者，并且叹服那位造福者，仿佛是他直接引了他们观赏他的至圣和终极之处，仿佛他达到了他的目的，真的见过并且传达了他的幻象。原来未达到目的，也恰好成全了他的名誉。
（四）
艺术和自然——希腊人（或至少雅典人）爱听精彩的言语，他们甚至嗜此成瘾，这比一切其他特征更能把他们同非希腊人区别开来。他们如此地渴望舞台激情，以至于只要说得精彩，他们就高兴地容忍了剧作的不自然，实际上，激情是如此拙于言辞！如此讷讷而窘困！即使找到了言辞，也是如此慌乱、悖理并且自羞自惭！现在多亏希腊人，我们全都习惯了舞台上的不自然，就像多亏意大利人，我们忍受且乐于忍受唱着歌的激情一样。听人在至难境况中说得精彩而详尽，已经成了我们的需要，而我们却不能从现实中得到满足。而现在令我们兴奋的是，悲剧英雄在生命临近深渊，现实中人多半已丧失神智、不用说更丧失妙言之时，他犹自能言善辩，姿态动人，整个儿精神清朗。这样一种与自然的背离，也许是为人的骄傲备下的一席佳宴。人因此而爱艺术，爱它表达了一种高贵的英雄气的不自然和惯常做法。人们有权利责备戏剧诗人，如果他不把一切化为理智和言辞，反而总会留一点缄默的零头在手里，就像人们也不满意那样的歌剧音乐家，他不知道为最高激情寻找旋律，而只会发出一种冲动的“自然”的讷讷和叫喊。在这里正应当违反自然！在这里幻想的通常魅力正应当向一种更高魅力让步！希腊人在这条路上走得很远，很远，远得惊人！比如，他们尽可能把舞台造得如此狭小，以拒绝一切深远背景的效果。又比如，他们使演员不能有其表情变化和灵巧动作，把演员变成庄严僵硬的假面妖怪。这样，他们也就剥夺了激情本身的深远背景，而强加以优美言语的法则。真的，他们竭尽全力抵制使人恐惧和怜悯的形象，他们不愿恐惧和怜悯——可敬的、最可敬的亚里士多德！然而，当他论及希腊悲剧的最终目的时，却不着边际，更谈不上中肯了！试看希腊悲剧诗人，最能激励他们勤奋、创造、竞争的是什么？无一不是用激情征服观众这一意图！雅典人进剧场是为了听优美言语！索福克勒斯一心制造优美言语！——请原谅我这异端邪说！而严肃的歌剧则截然不同，一切歌剧大师都谨防他们的角色被人理解。“一个偶然捡起的词能够帮助不经心的听众，但在总体上，情景却必须自己说明自己——这与言语完全无关！”他们全都这样想，全都如此戏侮言辞。也许他们只是缺乏勇气，才没有把他们对言辞的最终蔑视完全表现出来吧；罗西尼再稍许放肆一点，他也许该让人“啦——啦——啦——啦”唱个没完，这才算顺理成章！歌剧角色偏不应该“以言辞”让人相信，倒应该以音调让人相信！这便是区别，这便是优美的非自然性，这类音乐首先是要给听音乐的耳朵以小小的休息（从旋律即此种艺术最高超，因而也从最费力的享受中抽身出来休息），可是立即就有了另一种东西：一种增长着的焦躁，一种增长着的抵触，一种对完整的音乐、对旋律的新渴望。从这种观点出发，要怎么看待瓦格纳的艺术呢？也许相同？也许不同？我常常觉得，在上演前演员必须先把他作品的台词和音乐背熟了，否则是既听不到台词，又听不到音乐的。
（五）
论诗的起源——人类幻想的爱好者，同时主张本能道德的学说，如此推论：“假如人在一切时代都把功利推崇为最高的神，全世界的诗歌又从何而来呢？言语的这种节律化与其说促进了，倒不如说是阻碍了传达的清晰性。尽管如此，它好像是对一切功利目的性的嘲弄，在地球上到处兴起，而且仍在兴起！诗歌那野蛮而美丽的非理性驳斥了你们！功利主义者偏是要一度摆脱功利，把人提高，激励人趋于道德和艺术！”在这里，我可真要帮助功利主义者说一回话了，他们诚然很少言之成理，实在叫人可怜！在古代，当诗歌产生之时，确实是被看作功用的，而且是一种很大的功用。当时，人们把节律置入言语当中，那种将句子的一切元素重新排列，强令选择字眼，重新润色的思想，使之更具隐晦、别致、悠远的力量，无疑是一种迷信的功用！人们发现，诗比散文更容易被记住。人们认为，靠节律能把自己的话传播得更远些，人们尤其想利用自己在听音乐时，所体验到的那种不可抗拒的制伏作用，节律是一种强迫，它能唤起一种遏止不住的求妥协和调和的欲望，不但脚步而且心灵都按节拍行进——人们推测，神的心灵兴许也如此！于是人们试图用节律去强迫神，施之以暴力，他们向神献上诗歌，就犹如给神套上有魔力的圈套。还有一种更奇特的观念，也许更有力地促进了诗歌的产生。在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这种观念似乎被看作哲学学说和教育技巧。然而，在有哲学之前很久，人们就承认音乐有一种力量，可以宣泄情感、净化灵魂、缓解愤懑，而且这正是靠音乐中的节律。当心灵失去正常的紧张度与和谐时，人就必须按歌者的节拍舞蹈，这便是此种医术的处方。此种医术，使特庞德平定了一场暴乱，恩培多克勒安抚了一位怒者，达蒙治愈了一位害相思病的少年。人们也用此种医术来医治桀骜不驯、亟欲复仇的众神。开始是驱使其情感的迷乱和放纵达到顶点，如此而令怒者疯狂，亟欲复仇者沉醉于复仇——一切纵欲的秘密都是要使一位神的愤怒瞬时释放，达于癫狂，使它从此以后感到分外舒展宁静，让人类也得以安宁。究其根源，诗歌是一种和缓手段，并非因为它本身是柔和的，而是因为它能造成柔和的效果。不但在祭歌中，而且在古代的世俗歌咏之中，前提都是节律要练就一种魔力。如在划船时，歌是对被想象在此活动的魔鬼的一种迷惑，使它俯首听命，失去自由，做人的工具。人一动作，便有了唱歌的缘由。每种行为都有神灵的合谋：巫歌和符咒看来是诗的原始形态。而诗也被用于神志（希腊人说，六韵诗是在德尔菲神庙里发明的），节律在这里也应当去施展一种强迫。为自己求预言——在词源上意味着为自己决断某事。人们相信，只要取得阿波罗的支持，便能赢得未来，而且按照最古老的观念，阿波罗不只是一位预见的神。如果准确地按照节律逐字逐句说出祷词，它就决定了未来，而祷词正是阿波罗的发明，阿波罗作为节律之神，也能规束住命运女神。从总体上看，试问，对于古代迷信的人们来说，难道还有什么比节律更有功用吗？它无所不能：魔术般地促成一项工作；逼迫一位神显灵、亲近、听从；按照人的意志安排未来；把自己的灵魂从任何过度（恐惧、躁狂、哀怜、复仇欲）中解脱出来，而且不仅是自己的灵魂，还包括最恶的魔鬼的灵魂。没有诗，人便什么也不是，有了诗，人便近乎是一位神。这样一种基本感情是不会消失殆尽的，直到现在，在同这种迷信长期斗争了数千年之后，我们之中最有智慧的人也不时地做节律的傻子，即使只在这一点上，如果一种思想有一个韵律的形式，灵巧地蹦跳而来，他就觉得它更真实。偏偏是那些最严肃的哲学家，一向如此严格地坚持可靠性，却也倾心于诗的语言，以赋予他们的思想以力量和可信性，这岂非是十分有趣的现象？然而对于真理来说，诗人的赞同比诗人的反对更加危险！正如荷马所说：“歌者说谎太多！”
（六）
善与美——艺术家不断颂扬，而且是颂扬所有那些状态和事物，据称人置身其中便能感到美好、伟大、沉醉、愉快、幸福或智慧。这些挑选出来的事物和状态，其价值对于人的幸福来说是可靠的，业已固定的，它们便是艺术家的对象。他们总是守候着，以求发现它们，然后把它们移入艺术的园地。他们自己并非幸福和幸福者的评价者，但他们总是挤到这些评价者近旁，怀着最大的好奇和兴致，以求立即利用其评价。由于他们除了急切之外，还有传令使的大肺活量和善跑者的腿，他们总是置身在最早颂扬新的美好事物的人之中，而且常常显得是首先为之命名和评价的人。然而，如上所述，这是一种误解，他们不过是比真正的估价人更敏捷、更大声罢了。那么究竟谁是真正的估价人呢？是富人和闲人。
（七）
论剧场——这个白天又给了我强烈高昂的情感，倘若在当天夜晚能够有音乐和艺术的话，我确知，我不想要那种音乐和艺术，这就是所有那些试图麻醉其听众、刺激他们的感情一度炽烈的亢奋音乐和艺术。那些心灵平庸的人，到了夜晚，并不像驾辇凯旋的得胜者，而像生命饱尝鞭笞的疲惫骡子。如果没有麻醉剂和梦想的鞭挞，这些人知道什么“心潮澎湃”？所以他们有自己的鼓舞者，一如他们有自己的酒。可是，他们的酒和沉醉与我何干！热情洋溢的人又何必要酒！他甚至厌恶鄙视这药和药剂师，他们并无充分理由要在这里制造一种效果——炮制心灵的高潮！怎么人竟要把翅膀和骄傲的幻想送给鼹鼠，在入睡之前，在它爬进土洞以前？人竟把它送进剧场，给它在又瞎又困的眼睛前搁上观剧镜？这些人的生活不是“行动”，而是“忙乱”，当他们坐到舞台前，观看着稀奇人物时，生活对他们而言就不再是一场忙乱了吗？你们说：“这样是合乎规矩的，这样是消遣，教养要求这样！”原来如此！那我真是太缺乏教养了，因为这般景象太使我厌恶。谁亲身经历够了悲剧和喜剧，谁就宁可远离剧场；或者破例走进剧场，他会觉得这整个过程（包括剧场、观众和编剧）才是真正的悲剧和喜剧，以至于台上演出的剧目对他而言反倒无足轻重了。谁是浮士德、曼弗雷德一流人物，剧场里的浮士德、曼弗雷德与他何干！他不禁想，人们竟然把这样的人物放到剧场里去。最强烈的思想和热情，竟然陈列于既无思想，又无热情，却只能受麻醉的人面前！竟然用这样的人物来当麻醉剂！剧场和音乐成了欧洲人的大麻和槟榔！啊，谁给我们讲一下麻醉品的全部历史！这几乎是“教养”史，所谓高等教养的历史！
（八）
论艺术家的虚荣心——我相信，艺术家常常不知道自己最擅长什么，因为他们太过虚荣，要寻求更骄傲的东西，不甘于像这些小植物，新鲜、珍奇、美丽，得以在自己的土地上真正完满地生长。他们对于自己的花园和葡萄山的家产估计得也相当马虎，他们的爱好与他们的见解风马牛不相及。这里有一位音乐家，他比任何一位音乐家都更擅长于从痛苦、压抑和备受折磨的心灵世界中发现音调，并赋予无言的动物以语言。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去领悟晚秋的色彩，品味最新鲜短促且难言的幸福，他知道隐秘不安的心灵在午夜而发的声响，在这午夜里，因与果似乎失去了联系，每一瞬间都能“从虚无中”发生点什么，他幸运地从人的幸福根基中汲饮，如同从人的幸福杯底汲饮。在那里，最苦最甜的酒滴都融为一体了。他知道疲惫的心灵不能再跳跃飞翔，甚至不能再行走；他有惊怯的眼神，其中蕴含着隐秘的痛楚、抚慰的理解和无言的别离。是的，作为一切隐忧的俄耳甫斯，他比任何人更伟大。某些东西靠了他才归属艺术，这些东西迄今似乎是不可表达的，甚至配不上艺术的，用言辞只会吓跑它们——心灵的某些细小精微的感受；是的，这是一切细微感受的大师。可是他不愿做这样的大师！他爱好高墙和冒险的壁画！他没有看到他的心灵其实另有趣味和癖好，他最爱静坐在残垣颓屋的一角，在那里，他把自己隐藏起来，绘制其独有的杰作，它们都很短，往往只有一拍长；在那里他才变得完善、伟大和美满，也许唯有在那里。可是他不明白，他真是太虚荣了，所以才不明白。
（九）
今与昔——既然我们丢失了那更高的艺术，即节庆的艺术，我们一切艺术品的艺术又算得了什么？从前，一切艺术品都陈列在人类节庆的大道上，作为高尚幸福时刻的纪念品和纪念碑。现在，人们想用艺术品把可怜的精疲力竭者和病人从人类痛苦的大道引诱到一旁去，以消磨淫邪的片刻，并向他们提供小小的麻醉和疯狂。
（十）
散文与诗——应当看到，散文大师几乎也总是诗人，不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或是躲在“斗室”里的，人只有面对诗才能写出好散文。因为好散文是同诗的一场不间断而有礼貌的战争，它的全部魅力在于不断地躲避和对抗诗，每个抽象名词都欲作为对诗的捉弄，用讥讽的调子说出，每种枯燥和冷淡都要使这位可爱的女神陷于可爱的绝望之中。它们常常有片刻的亲近与和解，接着便是突然的跳回和哗笑，时常在这位女神陶然于她的朦胧和晦暗时，幕帘拉开了，射进了耀眼的光芒，时常从她唇间夺走一个词，用那种声调唱出来，使她不得不用纤手掩住耳。于是有了千般战争的快乐，其中也包括失败。非诗人、所谓散文化人物对此一无所知，所以他们只是写着说着坏的散文！战争是一切好事物之父，战争也是好散文之父！20世纪有四位异常奇特和真正充满诗情的人，他们才够得上是散文之冠，而20世纪一向是不利于此的——因为缺乏诗，如已经指出的。除了歌德，20世纪产生了他，也公平合理地使用了他，依我看，也只有列奥帕第、梅里美、爱默生和《幻想的谈话》的作者朗德才配称散文大师。
（十一）
为了莎士比亚的荣誉——也为了莎士比亚这个人的荣誉，我所知道说得最好的话是：他相信（反对恺撒的叛党首领）勃鲁托斯对这一类德行未尝有过丝毫怀疑！他为勃鲁托斯（高级道德的最可怕的缩影）奉献了他最好的悲剧——这部悲剧至今还被冠以一个错误的名字。灵魂的独立不羁——便是这里的法则。在这里，没有什么牺牲可算得太大，为了它，人必须能够牺牲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哪怕他是最伟大的人物、世界的荣耀、无比的天才，倘若人热爱自由，热爱伟大灵魂的自由，而他却使自由受到了威胁——莎士比亚必定是如此感觉的！他把恺撒抬得那样高，这正是他向勃鲁托斯表示的最精微的尊敬，如此他才使勃鲁托斯内心的问题臻于伟大，同时展示了能够粉碎这个死结的心灵力量，他使这位诗人同情勃鲁托斯并与他同谋；真的是政治自由吗？或政治自由也不过是某种不可言说的一个象征？我们面对诗人自己心灵的某种未为人知的隐秘事件和冒险，他只想用象征说出来。同勃鲁托斯的忧郁相比，哈姆?雷特一切的忧郁算得了什么？也许莎士比亚了解勃鲁托斯，如同他了解哈姆?雷特一样，是出自经验！也许他也有过他的黑暗时分和他的邪恶天使，如同勃鲁托斯。然而，不管有着什么相像之处和隐秘关系，在勃鲁托斯的整个形象和德行之前，莎士比亚膜拜于地而自惭形秽，自愧远远不如——他在他的悲剧里为此提供了证据。其中，他两次让一个诗人出场，也两次都对他倾注了如此不耐烦的极端蔑视，以致听来像一种呼喊——自我蔑视的呼喊。在诗人出场时，连勃鲁托斯也失去了耐心，这个诗人如诗人们所惯于表现的那样，自命不凡、慷慨激昂，亦纠缠不休，这种人物似乎很为其伟大的可能性而感到自豪，然而在行动哲学和人生哲学之中，却连普遍的正直也很少达到。“他了解时代，我可了解他的脾气——滚开，挂着铃铛的小丑！”——勃鲁托斯喝道。不妨把这话镀回写这话的诗人的灵魂中去。
（十二）
叔本华的标签——我们再来谈一谈活着的叔本华分子中最著名的人物瓦格纳。他的境况和有些艺术家一样，他错误地解释了其所创造的形象，也认不清他自己在艺术中那尚未阐明的哲学。瓦格纳直到中年还被黑格尔引入歧途。后来，当他从自己塑造的形象中品味出叔本华的学说，并开始用“意志”“天才”“同情”来阐述自己时，他又一次被引入歧途。尽管如此，这一点仍然是真实的，没有比瓦格纳的英雄们身上那种瓦格纳气质更与叔本华精神相抵触的了——我所指是最高自私的无辜，把伟大激情当作自在的善来相信。一句话，他在英雄的面貌中的齐格弗里德特性。一位艺术家的哲学终究并不重要，只要它只是一种附加的哲学，并不损害他的艺术。人们不太注意，防止因为一种偶然的、也许十分不幸和荒唐的假面具，而对一位艺术家生气。我们要知道，艺术家是一个不演戏就难以长久支持下去。让我们始终忠实于瓦格纳，忠实于他身上真实的和原初的东西——特别是通过这一途径：我们始终忠实于自己，忠实于我们身上真实的和原初的东西。让我们撇开他知性的脾气和痉挛，并合理地斟酌一番，像他的这样一种艺术，需要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养分和代谢，才能生存和成长！他作为思想家却经常地犯错误，这一点其实无关紧要，公正和忍耐均非他的事情。只要他的生命在他自己面前拥有权利并且保持权利，这就够了。生命向我们每个人呼唤着：“做一个男子汉，不要跟随我，而要跟随你自己！你自己！”我们的生命在自己面前也应该保持权利！也应该自由无畏地在无辜的自私中实现自我成长和繁荣！
（十三）
论德国音乐——德国音乐现在比任何别国音乐更像欧洲音乐，因为只有在它之中，欧洲因革命所经历的变化才得到了表现，也只有德国音乐家懂得表现骚动的民众，懂得那原不必如此震耳欲聋的可怕的人为喧哗。相反，例如，意大利歌剧只知道仆役或士兵的合唱，却不知道“民众”的合唱。此外，从一切德国音乐中可以听出一种对于贵族的嫉妒，尤其是对于机智和优雅的嫉妒，被视之为一种宫廷、骑士、古老自信的社会风度。这不是指那种音乐，如歌德的艺师们在大门前，或“在大厅里”演奏给国王消遣过的。这里不说：“骑士勇敢盼睐，美人投入其怀。”在德国音乐里，哪怕典雅出场也不无良心的不安，只有在典雅的乡村姐妹妩媚里，德国人才感到自己完全合乎道德，由此而一直上升到他那狂热的、玄奥的并时常是粗暴的“崇高”，那贝多芬式的崇高。如果要想象一下子属于此种音乐的人物，就请想起贝多芬吧，当他紧挨歌德，如那次在提普利茨相遇时所显示的，便犹如半野蛮紧挨文化，平民紧挨贵族，改邪归正者紧挨善人，而且不只是“善”人，梦想家紧挨艺术家，渴求安慰者紧挨已得安慰者，过度多疑者紧挨心平气和者，便犹如一个郁闷者和自虐狂、一个痴傻的狂喜者、一个幸福的不幸者、一个天真无邪的放浪者、一个狂妄之徒和笨汉——犹如一个“野人”。歌德是如此感觉和形容他，像歌德这个例外的德国人，与他相匹配的音乐尚未发明呢？最后请考虑一下，德国人如今越演越甚的对旋律的蔑视和旋律感的退化，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民主主义的放肆和革命的余波。旋律如此明显地向往规则，同时如此憎恶一切变化着的、无形式的、任意的东西，以致听起来它像是发自欧洲古老秩序的音响，像是一种召唤，向古老秩序的一种回归。
（十四）
我们对艺术的最后感谢——如果我们未曾高扬过艺术，未曾发明过这种对于虚幻事物的崇拜，那么，如今由科学所赋予我们的那对于普遍虚幻和欺骗的洞察——对于作为认知着感受着的生存前提的幻觉和误解的洞察，就简直使人忍受不了。随诚实而来的便是厌恶和自杀。然而，我们的诚实具有一种相反力量，帮助我们避开这样的结局，这就是艺术，即对于外观的美好意志。我们从不禁止我们的眼睛去修缘和完成对象，于是，我们负载着渡过生成之河的不再是永恒的缺陷，我们倒自以为负载着一位女神，因而自豪而又天真地为她服务。作为审美现象，我们总还可以忍受生存，而通过艺术，我们有眼睛、手，尤其是良知，而能够从自身造成这样的现象。我们有时必须离开自己休息片刻，即从一个人为的远处了解和俯视自己，为自己一笑，或为自己一哭。我们必须发现藏在我们求知热情中的英雄和傻子，必须间或欣喜于我们的愚蠢，以求能够常乐于我们的智慧！也正因为我们归根结底是持重严肃的人，所以没有比调皮鬼的帽子更适合于我们，我们需要它对付自己，需要一切恣肆、飘逸、放纵、嘲讽、傻气、快乐的艺术，以求不丧失我们的理想所要求的那种超然物外的自由。倘若带着敏感的诚实完全陷于道德之中，并且为了我们对自己提出的那过分严格的要求，甚至变成道德的怪物和吓鸟的草人，这对于我们将会是一种退步。我们也应当能够站在道德之上，如同一个每一瞬间都害怕堕落的人，带着战战兢兢的僵硬姿态，在道德之上飘浮和嬉戏！为此我们岂能没有艺术、没有傻子呢？只要你们仍然以不论何种方式自羞自惭，你们就还不属于我辈！
（十五）
最美好的未来的音乐——在我看来，第一流的音乐家是这样的人，他除了至深的幸福的悲哀之外，尚不知道任何悲哀；迄今还不曾有过一位这样的音乐家。
笑——笑就是：幸灾乐祸，不过要带着好心肠。
诗人和说谎者——诗人在说谎者身上看到了他的同乳兄弟，这位兄弟的那份乳汁也被他吸去了，于是这兄弟就一直很病弱，从来也不曾做到问心无愧。
作品和艺术家——这位艺术家只有强烈的虚荣心，而别无其他，结果，他的作品仅是一枚放大镜，递给别人用来端详他。
选择中的颂扬——艺术家挑选他的题材，这是他的颂扬方式。
叹息——我在路上捕获了这个见解，并迅速地用最现成的拙劣文字把它固定住，使它不再离我而飞走。可是，这样一来，它就死在这些枯燥的文字上了，在其间悬挂飘摇。当我端详它时，我仍然无法明白当初捕获这鸟儿时，为什么我那样快活。
我们应该向艺术家学习什么？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使事物美丽、诱人、令人渴慕，倘若它们本身并非如此？而我认为，它们本身从来不是如此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向医生学点儿东西，比如他把苦药稀释，或者往混合罐里加酒加糖。但是，更可以向艺术家学习，他们生来就是不断地耍玩这种发明和妙招的。从事物远离，直到不能再看见它的许多东西，而为了仍然看见它，又必须幻入许多东西，或者只看事物的一角，就好像在一个剪孔里看，或者将它们如此安排，使它们部分地移位，只能做远景的透视，或者透过有色玻璃，或在夕阳返照中观看它们，或者给它们罩上一层不太透明的表皮，我们应当向艺术学习这一切，而在其余方面应当比他们更聪慧。因为在艺术停止和生活开始之处，他们这种精微的能力便也停止了。可是我们要成为生活的诗人，首先是在最细小、最平常的事情上！
（十六）
最幸福者的危险——它有着精微的感官和精微的趣味，习惯于把精选的最优秀的精神产品当作日常食物；它陶醉于一颗强健、果敢、无畏的心灵，以沉静的目光和坚定的步伐走过人生，始终如同准备过节般地准备面对最意外的事件，而且满怀对未发现的世界和海洋、人和神的渴望；它倾听着每种音乐，仿佛其中有勇敢的男子汉、士兵和航海者恬然于短暂的休息和娱乐，并且在片刻的至深享受中，为眼泪和幸福者紫色的忧伤所征服。谁不愿意这一切成为他的财富，他的境界啊！这便是荷马的幸福！这便是为希腊人创造了他们的众神——不，也为自己创造了他的众神！然而一个人心灵中有着这种荷马的幸福，便也是太阳下最容易痛苦的被造物！仅是以这等代价，他才换得了生存的波浪，迄今才冲洗到岸边的最珍贵的珠贝！拥有了这样的珠贝，人对痛苦就越来越敏感，终于还是太敏感了；一点微小的烦恼和嫌恶就足以使荷马厌倦生命。他未能解出少年渔夫向他提出的一个愚蠢的小谜语！是的，小谜语是最幸福者的危险！
（十七）
闲暇与悠游——像美国人那样的拜金，这是一种印第安式的、印第安血统所特有的野蛮，而他们工作时那令人窒息的匆忙（新大陆真正的恶习）已开始使古老欧洲野蛮化，在欧洲传播了一种极为奇怪的无精神性。人们现在已经羞于安静，而且长久的沉思几乎也使人的良心受到责罚。人们手里拿着表思想，吃午饭时眼睛盯着商业新闻——人们像一个总是“可能耽误”了什么事的人那样生活着。“宁可随便做点什么，胜于一事不做”。这条原则也是一根绳索，用来缢死一切教养和一切高级趣味。很显然地，一切形式都会因工作者的这种匆忙而毁灭殆尽，甚至形式的感觉，感受运动旋律的耳朵和眼睛也被毁灭了。其证据存在于如今到处提倡的粗笨的明确性之中，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一旦想真诚相处时所面临的种种情形之中，存在于同朋友、女人、亲戚、孩子、教师、学生、领导的交往之中——对于礼仪，委婉的情谊，交谈的一切风趣。总之，对于一切闲适，人们不再有时间和精力了，因为逐利的生活不断地迫使他殚精竭虑，并置身于经常的伪装、欺骗或竞争之中，现在用比别人少的时间做成一件事才是真正的道德。所以，只有很少几个钟头可以允许人去真诚。可是，在这几个钟头里，人已经疲倦，不只想“放松”自己，而且想四肢摊开地躺直，甚不雅观。现在人们按照这种嗜好写明自己的书信，其风格和精神将不断成为真正的“时代标志”。如果还有对社会和艺术的娱乐，那也只是因工作疲劳的奴隶而替自己准备的一种娱乐。唉，我们的有教养者和无教养者的“快乐”多么容易满足！唉，对一切快乐越来越怀疑！工作越来越成为唯一使人问心无愧的事情，求快乐的意向已自乐为“休养的需要的”。是的，不用多久，就会走得如此之远，人们倘若对于一种沉思生活的意向让步，便将不无自蔑和内疚——罢了！从前与此相反，工作使人内疚。一个好出身的人不得不工作时，要把他的工作隐藏起来。奴隶工作时要受到这种感觉的压抑，他在做某种可鄙的事——“做”本身就是某种可鄙的事。“唯有在闲适和优美之中才有尊贵和光荣”，古代的偏见如此回响！
（十八）
女性的生命——要欣赏一件作品的极致之美，任何知识和任何善良愿望都无能为力，这需要最稀有的幸运机遇。云翳一度为我们从山巅移开，使太阳照耀其上，我们不但要站在合适的位置上来观看，同时心灵也从其高处移去屏障，而且还需要一种外来的表达和比喻，好像就是为了获得一个支点，保持住自身的力量。可是，这一切很少同时凑齐，以致我相信，一切美好事物，不论是作品、事业、人和自然，其顶峰对于多数甚至最优秀的人来说，至今仍是被隐藏和遮蔽着的，倘若向我们显露，它也只向我们显露一次！希腊人祈求：“一切美的事物出现两次三次！”唉，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向众神如此频呼，因为非神圣的现实根本不给我们美的事物，或者只给一次！我要说，世界上美的事物过于丰富，尽管如此，美的时刻和美的事物的显露仍然非常稀少。然而，也许这便是生命最强的魔力，她罩着一层美的金缕面纱，允诺着也抗拒着，羞怯又嘲讽，同情又引诱。是的，生命是一个女子！
（十九）
首先应明白怎样区分艺术品——凡思想、诗歌、绘画、乐曲，甚至建筑和雕塑，不是属于独白艺术，就是属于面对证人的艺术。那种表面上的独白艺术，一切祈祷诗，其中包含着对上帝的信仰，故也应算作面对证人的艺术，因为对于一个虔诚者来说，并不存在孤独——是我们无神论者首先给出了这个发明。若要辨别一个艺术家的全部观点，不知道是否还有比这更深刻的区别。他是否用证人的眼睛来看待他正在创作的艺术品（看“自己”），或者是“忘掉了世界”，好像这是每种独白艺术的本质因素——独白艺术基于遗忘，它是遗忘的音乐。
（二十）
玩世不恭者的话——我对瓦格纳音乐的反对，乃是生理上的反对，为何先要乔装在美学形式之下呢？我经历的“事实”是，当这音乐开始对我起作用时，我就不能再轻松呼吸了；我的脚立刻因为这音乐而不驯、暴动（脚需要的是节拍、舞蹈、行进，它从音乐中首先要求的是好的步行、迈进、跳跃、舞蹈所洋溢的那种兴奋），起来抗议的还有我的胃、我的心脏、我的血液循环。我在这时已经不知不觉地嘶哑了。我这样自问：我的整个躯体究竟想从音乐中得到些什么？我相信，是它的舒展作用使一切动物性机能仿佛因轻盈、勇猛、恣肆、自信的节律而加速了。铁和铅的人生仿佛因美好温柔的金的和声而镀了光彩。我的忧愁要躲在完美性这个隐蔽处和深渊里休养，为此我需要音乐。戏剧与我何干？它那道德狂喜的痉挛，使“民众”感到满足的，与我何干？演员全部表情姿势的戏法与我何干？可以猜到，我本质上是反对剧场的，而瓦格纳则相反，本质上是剧场人物和演员，还是空前最狂热的演员，当他作为音乐家时同样如此！顺便说说，瓦格纳的理论是：“戏剧和音乐始终只是姿态的手段。”音乐成为戏剧姿态和演员派头清晰化、强化、内在化的工具，而瓦格纳戏剧不过就是寻求许多戏剧姿态的一个场合！除了其余一切本能，他还有一个大演员的指挥本能，在所有一切事情上均如此，如上所述，作为音乐家也是如此。我曾经相当费力地向一位正直的瓦格纳信徒说明这一点，我还有理由补充说：“请你对自己稍微诚实些，我们并非在剧院里！在剧院里，人们仅仅作为群众是诚实的，但作为个人却自欺欺人。当人们走进剧院时，便把他们的自我留在家里放弃发言权和选择权，放弃自己的趣味，甚至放弃当他们在自己的四壁之内面对上帝和他人时所具有并运用的那种勇敢。没有人把他对艺术最纯净的官能带进剧院，连为剧院工作的艺术家也不这样做。在那里，人是民众、公众、女人、邻人、随从；在那里，最个人的良知输给了‘最大多数’的平均化魔力；在那里，愚蠢像淫欲和传染病一样发挥着作用；在那里，‘邻人’统治着；在那里，人化为邻人……”（我忘记讲述这位开明的瓦格纳信徒对于我生理上的反对的回答了：“那么，实际上不过是您对于我们的音乐来说还不够健康吧？”）
（二十一）
我们的两个方面——我们应该承认，在我们艺术家身上有着巨大的分歧，一方面是我们的趣味，另一方面则是我们的创造力，二者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各行其是，并不断地各行其是，各有着自己的路径。我是说，二者有着完全不同的衰老、年轻、成熟、腐烂的程度和速度，比如，一位音乐家在一生中能创造出许多东西，而这恰与他身上那任性的听众之耳、听众之心所珍重，嗜好、偏爱的东西相冲突——他还未尝意识到这种冲突呢！如同一种近乎精确而规则的经验所表明的，一个人能够凭他的趣味轻易超过他的力量的趣味，而且他的力量并不因此而麻痹或在产生上受阻，但相反的情形也可能发生，而我要提醒艺术家注意的正是这一点。一个不知疲倦的创造者，一个广义的“母亲”类型的人，一个这样的人，他除了精神上的受孕和抚育之外便一无所知，也一无所闻，他全然没有工夫思考自己和自己的作品，也全然没有工夫进行比较，他不再有训练他的趣味的愿望，而只是马虎地将它遗忘，也就是任其随遇而安，自生自灭。一个这样的人也许会产生出作品来，这些作品远非他的判断力可及，以致关于这些作品和关于自己，他只能说些蠢话。在我看来，这在多产的艺术家身上几乎是常规——没有人比做父母的更不了解自己的孩子，举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甚至也适用于整个希腊的诗人世界和艺术家世界，他们从来不“知道”他们所做的……
（二十二）
什么是浪漫主义——人们也许记得，至少我的朋友中会有人记得，我从前迷误甚深，估价太高，总是作为期望者向现代世界冲击，我的理解，19世纪悲观主义哲学就好像是思想的较高力量的、无所畏惧的勇敢的表征，人生凯旋的表征，其实这些特征都属于18世纪，属于休谟、康德、孔狄亚克和感觉论者的时代，以至于在我看来，悲剧认识似乎是现代文化的真正奢侈，也是它的一种最昂贵、最显赫、最危险的挥霍（然而无论如何，由于现代文化的过于丰富，又是它的一种可允许的挥霍）。同样地，我认为德国音乐正是德国灵魂的一种酒神式的强力表达，我相信在其中听到了地震，一种自古积压的原始力量随着这隆隆震声终于得到了释放，而并不顾惜从来称作文化的一切，因此摇摇欲坠。可以看到，我当时无论是对哲学悲观主义，还是对德国音乐，均未认清构成其真正性质的东西——它们的浪漫主义。什么是浪漫主义？每种艺术，每种哲学，都可以被看作是服务于生长着、战斗着的生命的药剂和辅助手段，它们始终是以痛苦和痛苦者为前提的。然而，有两种痛苦者：一种是苦于生命的过剩的痛苦者，他们需要一种酒神艺术，同样也需要一种悲剧的人生观和人生理解；另一种是苦于生命贫乏的痛苦者，他们借艺术和认识寻求安宁、平静、静谧，寻求自我解脱，或者迷醉、麻痹、疯狂。与后者的双重需要适合的是，艺术和认识中的全部浪漫主义，曾经和继续与之相适合的是叔本华和瓦格纳，我这是举出最著名最露骨的浪漫主义者的名字，当时我误解了他们——顺便说说，众所周知，这对他们无损。生命最丰裕者，酒神式的神和人，不但能直视可怕可疑的事物，而且欢欣于可怕的行为本身，以及一切破坏、瓦解、否定的奢侈。在他身上，丑恶荒唐的事情好像也是被许可的，由于生殖力、致孕力的过剩，简直能把一切沙漠造就成果实累累的良田。相反，最困苦、生命最贫乏，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大多需要温柔、平和、善良，可能的话，还需要一个上帝，它真正完全是病人的上帝，一个“救世主”，同样也需要逻辑，需要对人生的抽象理解——因为逻辑使人平静，并提供信任感。简单地说，需要某种温暖抵御恐怖的密室，关闭在乐观的眼界之内。这样，我渐渐学会了理解伊壁鸠鲁，酒神式悲观主义者的这个对立面，同样也理解了“基督徒”。而事实上，仅是伊壁鸠鲁主义者的一个类型，两者实质上都是浪漫主义者。我的眼光越来越敏锐地洞察反推论的那种最艰难最棘手的形式，大多数错误都是在其中造成的，这就是由作品反推到作者，由行为反推到行为者，由理想反推到需要此理想的人，由每种思想方式和评价方式推到在背后起支配作用的需要。在考察一切的审美价值时，我现在使用这个主要尺度，我在每一个场合均问：“这里从事创造的是饥饿还是过剩？”另一种尺度从一开始就好像要自荐——它醒目得多，这就是着眼于创作的动机究竟是对凝固化、永久化的渴望，对存在的渴望，还是对破坏、变化、更新、未来、生成的渴望？然而，只要加以深究，这两类渴望就仍然显得含混不清，并且正是按照前面那种在我看来更佳的方案才能解释清楚。对破坏、变化、生成的渴望，可以是过于充沛的、孕育着未来的力量的表现（人所共知，我对此使用的术语是“酒神精神”这个词），但也可以是失败者、欠缺者、落伍者的憎恨，这种人破坏着，也必须破坏，因为常住者甚至一切常住、一切存在激怒着他，刺激着他。要理解这种情绪，人们不妨就近观察一下我们的无政府主义者。求永久化的意志同样应该有两种解释。一方面，它出于感谢和爱。这种渊源的艺术永远是神化的艺术，也许它热情奔放如鲁本斯，快乐嘲讽如哈菲斯，明朗慈爱如歌德，使万物披上荷马式的光辉和荣耀。另一方面，也可以是苦难深重者、挣扎者、受刑者的那种施虐意志，这种人想把他最个人、最特殊、最狭隘的东西，把他对于痛苦的实际上的过敏，变成一种有约束力的法则和强制，他把他受刑的形象，刻印、挤压、烙烫在万物上面，仿佛以此向万物报复。后者在其最充分的表现形式中便是浪漫悲观主义，而不论它是叔本华的意志哲学，还是瓦格纳的音乐——浪漫悲观主义，这是我们文化命运中最后的重大事件。还可能有一种全然不同的悲观主义、一种古典悲观主义——我有这种预感和幻觉，简直摆脱不掉，就好像成了我的所有物和专有物，不过“古典这个词使我感到逆耳，它被用得太旧了，太圆滑了，变得面目全非了。我把那种未来的悲观主义命名为酒神悲观主义（因为它正在到来”，我看到它在到来）。
（二十三）
“科学”的偏见——由于等级秩序规律的作用，学者只要还属于精神上的中产阶级，就根本不可能有真正伟大的问题和疑问进入他们的视野，他们的勇气和他们的眼光都不够格，特别是把他们造就成研究者是他们的需要，他们内心想使事物有这样那样性质的计划和愿望，他们的恐惧和希望都过于快地平息和满足了。例如，英国学究斯宾塞异想天开，要画出一条理想的分界线、水平线，奢谈什么“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最终和解，而这使我们这样的人几乎感到恶心。在我们看来，人类倘若以这种斯宾塞式的前景为最终前景，就只配受蔑视，只配毁灭！不过，他心目中的最高希望，在另一些人看来也只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可能性，这是斯宾塞所不能预见到的一个疑问。处于同样情况的是现在许多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家欣然接受的那种信念，即相信这样一个世界，它应当在人的思想和人的价值观念中有其等价物和尺度，相信一个“真理的世界”，人们借自己渺小的四方形的人类理性便可以一劳永逸将它把握住。怎么？我们真愿意这样把人生贬低为一种计算的苦役和练习，并贬低为数学家的蛰居斗室？人们尤其不该企图消除生存的多义性质，这是良好趣味的要求，这种趣味对于超出你们眼界的一切肃然起敬！有一种世界解释，它把你们的存在合理化，使你们能够科学地研究和工作下去，这种世界解释除了数字、计算、度量、观察和掌握之外，其余一概不容许。如果以为只有这种解释是正确的，这是愚蠢和幼稚，倘若不是精神病和白痴的话。正确的解释可能正好相反，正是生存最表面最外部的东西：它的外观、它的皮肤和感官特征首先被人把握，甚至也许只有它们被人把握。一种你们所谓的“科学的”世界解释，永远是一切可能的世界解释中最愚蠢的，即最无意义的一种。这是说给搞科学研究的人听的，他们如今喜欢冒充哲学家，甚至极其谬误地认为，力学是关于最初和最终规律的学说，全部人生都必须建立在力学的基础之上。然而，一个本质上机械的世界是一个本质上无意义的世界！假如评价一种音乐的价值，就要看它有多少东西可以被点数、计算，可以纳入公式，这样一种“科学的”音乐评价何等荒谬！从中能把握、理解、认识些什么？其中被当作“音乐”的东西一钱不值，实在是一钱不值！
（二十四）
我们的慢时间——所有艺术家和为“作品”生活的人、母亲类型的人都这么感觉，他们总是相信，在生命的每个段落上（它往往由一部作品来划分），已经达到了目标，他们总是忍耐地接受死亡。怀着这种心情：“我们在这方面是成熟了。”与其说这是疲倦的表现，不如说是某种明朗宽容的表现，往往是作品本身以及一部作品的成熟遗留给它的作者的。于是，生命速度放慢了，变浓厚了，呈蜜汁状了，化为长长的延长符号了，化为对这长长的延长符号的信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