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才的偏见
二、天才的箴言
三、天才的自我剖析
四、天才的自我批判
五、天才的感悟
六、天才的疯狂与激情
一、天才的偏见
（一）
真理意志注定诱使我们做许多冒险的事业，所有哲学家至今都怀着敬意谈论过真理之中那无人不晓的真实性，又有什么问题是没有向我们提出过的！提出的是些多么让人觉得奇怪，令人困惑、复杂的问题！说来话长，然而又似乎还没有开始。如果我们变得不再相信、失去耐心、不耐烦地躲避，那又有什么奇怪的？不正是这个斯芬克斯最终教会了我们自己提出问题吗？究竟是谁在这里向我们提出问题？我们内心的这种“真理意志”究竟是什么？的确，我们曾长久地停下来思考这种意志来自何处，以致最终我们一动不动地伫立在更为根本的问题面前，转而质询这种意志的价值。假定我们需要真理，那为何不需要虚妄，不需要不确定性，甚至无知呢？真理的价值问题自然而然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抑或是我们自己站到了这一问题面前。在这里，哪一方是俄狄浦斯？哪一方又是斯芬克斯？这似乎是一大堆问题，一大堆问号。怎能让人相信，这问题以前从未有人提出过，似乎是我们第一次察觉到了它，瞥见了它，壮着胆子提出了它。因为提出它是有危险的，或许也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了。
（二）
事物怎能源自其对立面？比如，真理源自谬误，真理意志源自欺骗意志，慷慨源自自私，智者的慧心源自愚钝，这是不可能的，谁这样想谁就是傻瓜，而且是傻瓜中的傻瓜。具有最高价值的事物肯定有其根源——它们的根源不会是在这个转瞬即逝、充满诱惑、虚幻不实、卑鄙龌龊的世界上，不会在妄想与贪婪之中，而是在神的怀抱中，在永恒中，在藏而不露的上帝那里，在“自在之物”中——它们的根源一定在那里，而绝不会是在别处！这种推理方式暴露了一种典型的偏见，借此可识别出所有时代的玄学家，这种评估方式隐藏在逻辑方法背后：依靠这种“信念”，他们尽力探求“知识”，探求某种最终被庄严地冠以“真理”之名的东西。玄学家的根本信念是相信价值的对立，就连他们当中最谨慎的人，也未在一开始就提出疑问。因为，首先值得怀疑的是，究竟是否存在对立；其次值得怀疑的是，玄学家认可的普通评估和价值对立，难道是肤浅的推测和一时的想法？何况还很可能是产生于某一角落，也许产生于地狱，或借用时下画家常用的话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于“青蛙透视画法”。尽管可把许许多多价值归于真实、坦然和无私，但一般说来，仍可赋予虚伪、欺骗、自私和贪婪，予以更高、更基本的生活价值。甚至那些好的、受人尊敬的事物，其价值所在可能正是暗中与那些邪恶的、显然对立的事物相互联系、相互纠缠、相互交织在一起，甚至实质上正与它们别无二致。但哪一个愿意与这种危险的“猜想”沾边？要想考察这种猜想，必须等待出现新型的哲学家，他们将有别样的趣味和志向，与至今流行的那些——一些名副其实地做危险“猜想”的哲学家相反。说实在的，我已目睹这种新型哲学家开始出现了。
（三）
我一直注意着哲学家，阅读了他们的大量文字，此刻我暗自思量，大部分自觉的思维肯定属于本能活动，就连哲学家的思维也是如此。在这方面，人们需要重新学习，正如人们对遗传和“天赋”已有新的了解一样。正像生育行为在整个遗传过程中的作用很少被考虑过，“自觉”也很少与真正意义上的本能相媲美。哲学家的大部分自觉思维，都不知不觉地受其本能的影响，而被逼入一定的轨道。在其全部条理性和看似自主的活动背后，有评估，有哲学家对维持特定生活方式的需要。比如，确定的事物比不确定的事物有价值，虚幻不如“真实”有价值。这种评估尽管对我们有条件上的重要性，但仍可能仅仅是表面的评估，是特殊种类的无知，而且只是维持像我们自己这样的生物所需要的。总之，个人并不是“衡量万物的尺度”。
（四）
我们以为，一种意见的虚假性并不是反对这种意见的理由，也许正是在此处，我们的新鲜话语听起来极其令人不可思议。问题是，一种意见在多大程度上能促进生存、维持生存、维护人类或养育人类？从根本上说，我们认为，虚假的意见，对我们来说是必需且不可少的；不去承认逻辑的虚构，不将现实与纯粹想象的绝对和永恒世界相比较，不经常用数字仿造世界，人就无法生存，放弃虚假的意见就是放弃生存、否定生存。承认不真实是生存的一个条件吧，这肯定是对传统价值观的危险责难！因而胆敢这样做的哲学家便将自己孤零零地置于善恶的彼岸。
（五）
人们之所以半信半疑、半嘲笑地看待哲学家，并不是因为常常发现他们有多么无知——多么频繁地犯错误，并迷失道路。一句话，就是因为他们不够诚实。哪怕最隐晦地提及真诚问题，他们也都会立即大声义正词严地表示抗议。他们都摆出一副样子，似乎自己的真知灼见是通过冷酷的、纯粹的、绝对不偏不倚的辩证法的自我发展而发现和得到的（这与各式各样的神秘主义者形成了对照，他们光明正大而傻里傻气地谈论“神的启示”）；可实际上，他们的主张、思想或“建议”，是带有偏见的，是他们内心欲望的抽象和精炼，他们总是用事后寻求到的论据为其辩护。他们都是鼓吹者，而又不希望别人把他们看成是鼓吹者，也都是自己偏见的狡猾辩护者，并将自己的偏见称作“真理”，而绝无勇气和良知承认这一切，也绝无风度和胆识让朋友或敌人明白这一切，更不用说以欢悦的自信和自嘲态度做到这一点了。上了年纪的康德，穿着笔挺而讲究，把人们诱入了辩证法的小道，沿着这条小道，又把人们引向了（或更正确地说，错误地引向了）他的“绝对命令”。但康德的伪善，只是令我们这些挑剔者付诸一笑，而饶有兴味地觉察出了老道德学家和道德说教者的阴险伎俩。更加可笑的是披着数学外衣的欺骗手法，如斯宾诺莎就是用数学给自己的哲学穿上铠甲和戴上面具的。实际上，说得明白些，他的哲学就是“对他的智慧的热爱”，以此恐吓胆敢瞥看和攻击那位无敌女神帕拉斯?雅典娜的人。一个病恹恹的隐士用这种伪装，暴露出他是何等的胆怯与脆弱！
（六）
我已逐渐看清迄今为止的每一种伟大哲学是由什么构成的，即看到了其创立者的自白书，一种不自觉的、无意识的自传；并认识到每种哲学中的道德（或非道德）目的，是长成整个植物真正的活胚芽。的确，要想理解一个哲学家极其深奥的形而上学主张是如何得出来的，最好先问一下自己：“他们（或他）以什么样的道德观为目的？”因此，我不相信“求知的冲动”是哲学之父；而认为另一种冲动，在此处同在别处一样，把知识（以及错误的知识）当作一种工具。但无论是谁，在考查人的各种基本冲动以确定它们作为鼓舞人的神灵起多大的作用时，都会发现，这些冲动都在这时或那时作过哲学思考，每一种动机都非常乐于将自己视为存在的最终目的，视为统领所有其他冲动的合法君主。因为每一种冲动都很傲慢，其本身都试图作哲学思考。诚然，就学者来说，就真正的科学家来说，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情况“较好”。在他们那里，可能真的有比如“求知欲望”那样的东西，有某种小巧而独立的钟表机械，上紧发条，便会不知疲倦地走到终点，其他冲突不会对他们有任何大的损耗。所以，学者的实际“兴趣”一般在完全不同的另一方面——在家庭上，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实际上，他的小机械用在哪一研究领域，对于年轻的他是成为优秀的语言学家或生物专家，还是成为化学家而言，都无关紧要。他的特征是决定成为哪种人物的基础。相反，在哲学家身上，则绝对没有不带人格的东西；尤其是他的道德观，确凿无疑地证明了他是谁，也就是说，证明了他本性中最深层的各种冲动是以何种顺序排列的。
（七）
哲学家多么恶毒啊！据我所知，再也没有什么比伊壁鸠鲁随意拿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者开的玩笑更尖酸刻薄的了；他称他们为狄奥尼西奥斯的信徒，也就是暴君的帮凶和马屁精。除此之外，这个玩笑还等于说：“他们都是戏子，他们毫无真诚可言。”这是伊壁鸠鲁对柏拉图的恶毒侮辱：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者很会装腔作势，很有舞台风格，而伊壁鸠鲁却不会！他为此感到恼火。伊壁鸠鲁，这位萨摩斯岛上年长的学校老师，隐居于他在雅典的小花园中，写出了三百多本书，也许是出于愤怒，也许是出于对柏拉图的强烈忌妒，又有谁知道呢。希腊过了好几百年才看清了这位伊壁鸠鲁学派偶像的真面目。敢问希腊究竟看清了没有？
（八）
你们想要“顺应自然”而生活？你们这些高尚的斯多噶派成员，玩弄的又是什么文字游戏？想象你们自己是像自然一样的存在物，无限地奢侈，无限地冷漠，没有目标或思虑，没有怜悯或正义，既果实累累，又颗粒无收，且变化无常；想象你们自己是一种冷漠的力量，你们怎能顺应这种冷漠来生活？生活不正是力图与这自然不一样吗？生活不就是评价、选择自己所喜欢的事物，不公平、受限制，力图与其不一样吗？就算你们“顺应自然而生活”的命令，实际上意味着“顺应生活而生活”，你们又怎能生活得有所不同？你们为何要根据你们所认可和不得不认可的东西提出一条原则？其实，你们完全不像上面所说的那样。你们假装狂喜地辨读自然规律和准则，但是想要的却完全与此相反，你们这些出色的舞台演员，自欺欺人者！你们傲慢地想要把自己的道德和理想，强加给自然、强加给自然本身，想要把自己的道德和理想纳入自然之中；你们坚持认为，应该是自然“顺应斯多噶”，想要按照你们自己的形象塑造一切，塑造成永远光辉灿烂、无所不包的斯多噶主义！你们虽然热爱真理，却长久以来那么顽固，那么死板地以虚假眼光，即以斯多噶派眼光看自然，以致你们已不能再以其他眼光看自然。尤其是某种不可名状的傲慢使你们疯狂希望：既然你们能暴虐地对待自己，自然也将听任自己被暴虐地对待。斯多噶派不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吗？但这只不过是个古老而永远讲不完的故事：过去斯多噶派发生的事，今天仍在发生；只要一种哲学开始自信，它就总是按自己的形象去创造世界，它无法用别的办法创造世界；哲学就是这种暴虐的冲动本身，就是最神圣的权力意志，“创造世界”的意志，探求第一原因的意?志。
（九）
当前整个欧洲都在讨论“真实而明显的世界”问题，讨论得是那么热烈、精细，甚至可以说巧妙，确实值得我们注意；谁要是只听说其背后有“真理意志”，而没有听说有别的东西，那他就不能吹嘘自己的耳朵最敏锐。在极少数的情况下，这种真理意志——某种过大而危险的勇气，玄学家的某种带有绝望色彩的勇气可能碰巧起了作用，从而最终总是宁愿要一把“确定性”，也不要一整车漂亮的可能性；甚至可能有凭良心行事的狂热清教徒，他们宁愿最终相信确确实实的“无”，也不愿相信某种不确定的东西。但那是虚无主义，是绝望的、极其疲惫的灵魂的象征，尽管这种美德可能表现出勇气。但一些较为强健、较有生气的思想家仍渴望生活，他们似乎与上面那种人不同。他们反对现象，傲慢地谈论“透视法”；他们认为自己身体的可信性同“地球静止不动”这一视觉证据的可信性几乎一样低，因而表面上便洋洋自得地把最可靠的占有物放跑了（目前还有什么比自己的身体更可信的呢），谁又晓得他们实际上不是企图收复某种过去更可靠的占有物呢？即某种从前的信仰，或许是“不死的灵魂”，或许是“造物主”，总之是某种思想，与“现代思想”相比，他们借此可以生活得更好、更有活力、更快活。他们不相信现代思想看待事物的方式，不相信昨天和今天建造出来的东西；他们或许对此既有点餍足，又有点嘲笑，不再能忍受杂七杂八、零零碎碎的思想，如所谓实证主义当今投放于市场上的那些思想；他们的趣味也许较为高雅，厌恶所有那些注重实际的半瓶子醋的哲学家，厌恶他们那种市集摆摊式的东拼西凑、修修补补的做法。在他们那里，除了这种混杂外，既无新东西，又无真东西。我认为，我们应该同意当今那些持怀疑态度的反实在论者和知识微观分析者，他们的本能具有无法否认的真实性，迫使他们抗拒时髦的现实。他们的倒退与我们何干？他们主要不是想“后退”，而是想离开。再多一点儿力量、冲力、勇气和艺术家的才能，他们便会脱离，而不是倒退。
（十）
我认为，目前人们总是力图不去注意康德对德国哲学产生的实际影响，特别是忽视他对自己的评价。康德首先对自己的范畴表感到骄傲，他手拿范畴表说：“这是为形而上学所能做的最难的事情。”那就让我们好好理解一下这个“所能”吧。他因发现了人的一种新能力而感到自豪。这种新能力就是先验综合判断。虽然康德在这件事情上欺骗了自己，但德国哲学的发展和迅速繁荣却依赖于他的自豪，依赖于年轻一代急于要与他竞争，努力去发现某种更值得自豪的东西，无论如何要发现“新的能力”。但让我们思考一下，现在正是该思考一下的时候了。“先验综合判断何以可能？”康德这样问自己——他究竟是怎么回答的？“依靠一种手段（能力）”，可不幸的是，人们并非只用这几个字，而是排场很大地、非常壮观地充分显示德国人的深奥与雄辩，而完全漠视回答中包含了德国人的可笑无知。人们对这种新能力兴奋得发狂，当康德又发现了人的一种道德能力时，这种狂喜便达到了顶点，因为当时德国仍是讲道德的，尚未陷入“严酷的政治斗争”，于是德国哲学的蜜月便到来了。图宾根大学的所有年轻神学家立即拥到小树林中去寻找“能力”。他们都找到了些什么呢？在德国精神的那个无知、荒唐且依然年轻的时代，浪漫主义这个心存恶意的小仙子，一个劲儿地在那边吹喇叭、唱赞歌，而当时人们尚不能分辨“发现与发明”，特别是发现了一种“超越能力”，谢林称其为智力直觉，由此而满足了天生具有虔诚倾向的德国人急切的渴望。对于这场情绪激昂而偏执怪异的运动（它确实很年轻，尽管它以灰白苍老的概念做了装饰），最不公正的待遇莫过于认真地看待它，甚至满怀道德义愤地对待它。不过世界已变得很老，梦已消散。人们终于揉揉脑门，而且现在仍在揉脑门。人们原来在做梦，尤其是老康德在做梦。“依靠某种手段（能力）”——他说，或至少他想这么说。可这是回答吗？是解释吗？倒不如说仅仅是重复了一下问题吧。鸦片是怎么使人入睡的？莫里哀戏剧中的那个医生回答说，是“依靠某种手段（能力）”，即催眠作用。
但这样的回答只能用于喜剧中，现在该替换一下康德提出的“先验综合判断何以可能”这一问题了，而取代它的是另外的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必须相信这种判断”。实际上，我们现在应该明白为了保存像我们这样的人，必须相信这种判断是真实的，尽管它们可能是假言判断。或者说得更明白、更粗俗、更易懂些，即先验综合判断根本是“不可能的”，我们无权拥有先验综合判断，从我们口中说出来的先验综合判断，只不过是假言判断。当然，仍必须相信它们的真实性，因为看似有理的信仰和视觉证据，属于透彻的人生观。最后，再让我们想一想德国哲学在整个欧洲产生的巨大影响。毫无疑问，这其中有某种催眠作用的参与。由于有德国哲学，各国高贵的懒汉们、正人君子们、神秘主义者们、艺术家们、四分之三的基督徒们，以及政治蒙昧主义者们，高兴地找到了一副解毒剂，用来对付仍大行其道的感觉论（感觉论从19世纪一直泛滥到20世?纪）。
（十一）
唯物主义原子论是遭到最彻底驳斥的一种理论，目前在欧洲的学术界，除了日常方便地使用一下外，恐怕没有一个人会去认真地看待它。这主要得归功于波兰人博斯科维奇，他与波兰人哥白尼是至今反对视觉证据的最伟大、最成功的人。因为，哥白尼使我们确信，同感官所感觉到的相反，地球并不是静止不动的，与此同时，博斯科维奇使我们摒弃了对实体、对物质、对土地残留物、对粒子原子的信仰，这是地球上至今为止，对感官所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但人们必须要走得更远，也对“原子论式的要求”宣战，与其进行无情的血战。这是缘于原子论式的要求，如较为著名的“形而上学要求”，仍在一些地方阴魂不散，而无人对它提出质疑。尤其是，人们还必须给予另一种更为可怕的原子论致命的一击，这就是基督教向人们灌输得最深、最久的灵魂原子论。让我们用这个词表示这样一种信念，它把灵魂视为某种不可摧毁的、永恒的、不可分割的东西，视为单子，视为原子，应把这种信念从科学中驱逐出去。不过，在你我之间却完全没有必要消除灵魂，没有必要放弃最古老、最受人崇敬的假设之一——笨拙的自然主义者就常常放弃这种假设，他们几乎一谈及灵魂，就立即失去它。但却应该敞开大门接受新的灵魂假设并使原有的灵魂假设更完善，今后诸如“终有一死的灵魂”“主观多样性的灵魂”“作为本能与感情的社会结构的灵魂”等概念，应该在科学中享有合法权利。新心理学家们即将结束那些至今围绕灵魂观念并繁茂生长的迷信想法，因而他们实际上可以说正在将自己投入新的荒漠、新的怀疑；老心理学家们则可能过得惬意一些、舒适一些。不过，新心理学家们最终会发现，正因为如此，他们也注定要发明或发现新的东西。
（十二）
心理学家应该仔细想一想再断言，自我保存本能是有机物的基本本能。生命首先力求释放自身的力量——生命本身就是权力和意志；自我保存只是其最常见的间接结果之一。总之，在这里就如同在别处一样，让我们警惕多余的目的论本能。其中之一就是自我保存本能（我们认为它产生于斯宾诺莎的自相矛盾）。因而它实际上是那种自相矛盾方法的必然产物，实质上也必然节省了本能。
（十三）
也许只有五六个人刚刚醒悟，自然哲学只是对世界的展示和对世界的排列，而不是对世界的解释。但只要自然哲学的基础是相信感官，它就会被视为更多的东西，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必然会被视为更多的东西，即被视为一种解释。它有自己的眼睛和手指，有自己的视觉证据和可感知性。这会在贫民趣味占优势的时代产生使人神魂颠倒、使人心悦诚服、使人确信不疑的影响。实际上，它是在本能地遵循这样一条准则，即大众欢迎的不朽的感觉论是真实的。明白了什么，解释了什么？仅仅是能被看到和感觉到的东西——人们对每一个问题只能问到这儿。不过，与此相对照，柏拉图的思维方式便是贵族式的，其魅力恰恰在于同明星的感官证据相对抗——也许对这样一些人而言是有魅力的，他们拥有比我们同时代人更强有力、更挑剔的感官，但他们知道如何较为成功地控制感官；他们用灰白而冷酷的概念网来罩住一团混乱的感官，并控制它，或者用柏拉图的话来说，“罩住这群感官暴徒”。用柏拉图方式战胜世界和解释世界所得到的享受，不同于当今物理学家向我们提供的享受，也不同于生理学家当中的达尔文主义者。“在没有更多东西可看、可理解的地方，也就没有更多的事情需要人们去做。”这个命令确实不同于柏拉图的命令，但对于未来能吃苦且勤劳的机械师和桥梁建筑师而言，却很可能是正确的命令。
（十四）
要问心无愧地研究生理学，就得坚持认为感觉器官不是唯心主义哲学意义上的现象，它们本身确实不能是原因！所以，感觉论即使不是探索性原则，至少也是条件性假设。外部世界是我们感官的产物吗？但若是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作为这个外部世界的一部分，便是我们感官的产物了。于是，我们的感官本身也就是我们感官的产物了。在我看来，如果自因这个概念是某种根本荒谬的东西，那么以上便是完整的归谬法。所以，外部世界不是我们感官的产物。
（十五）
仍然有一些无恶意的自我观察者相信有“直接的确实性”。比如，“我思”，或像叔本华常说，“我运用意志的力量”。似乎认识能力在此不折不扣地抓住了客体，抓住了“自在之物”。无论是在主体方面，还是在客体方面，都无虚假行为。然而，我要再重复一百遍，“直接的确定性”，以及“绝对知识”和“自在之物”，包含着有词语的相互矛盾。我们的的确确应该摆脱词语使人产生误解的含义！人们也许认为，认识能力正在认识有关事物的一切，但哲学家必须对自己说：“当我分析‘我想’这个句子表达的过程时，我发现了一系列大胆的言论，很难对其进行论证式的证明。比如，是我在想，必定有某种东西在想，‘想’是一存在物的活动，这个存在物被视为原因，有一个‘自我’，最后，已经确定了‘想’指的是什么——我知道什么‘是’。因为我内心尚未决定它是什么，那我如何根据什么标准，以确定刚刚发生的事情是‘意志’还是‘感情’呢？总之，‘我想’这个断言，假设了我当前的状况与我所知道的我自己的其他状况相比较，以确定它是什么。由于具有这种与其他‘知识’的回忆性联系，它无论如何对我而言，都没有直接的确定性。”因此，与普通人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可能会相信“直接的确定性”不同，哲学家会发现有人向他提出一系列形而上学问题，一些有关真正的良知问题，即“我是从何处得到‘想’这个观念的？我为何相信原因和结果？是什么赋予我谈论‘自我’的权利，甚至把‘自我’说成原因，把‘自我’不容置疑地说成思维的原因？”谁敢借助于某种直觉立即回答这些形而上学的问题？且说“我想，我知道这是真实的、实在的和确实的”，那他只会博得当今哲学家的一笑置之和两个问号。哲学家也许会对他说：“先生，你可能没有错，但是，为何这才是真实的呢？”
（十六）
关于逻辑学家的种种迷信想法，我将不厌其烦地强调一个微小而简单的事实，这个事实已被这些易于轻信的人不情愿地认识到了，当“思想”想要来时，“它”便会来，而当“我”想要它来时，它却不来，故说主语“我”是谓语“想”的条件，是对事实的歪曲。或许可以说自己想有人会说这个“自己”正是那个著名的旧“自我”，但委婉些说，这种人的说法只是一种假设、一种断言，无疑不是“直接的确定性”。毕竟，自己已对这种“自己想”产生了太多的影响，以至于“自己”包含有对这一过程的解释，而不属于这一过程本身。根据通常的语法规则，此处自己是指“想”是一种活动，每一种活动都需要有一主动的动源。因此，正是遵循这一基本相同的路线，旧原子论除了寻找起作用的“力量”外，还寻找这种力量所赖以存在和赖以作用的物质粒子——原子。不过，思维较严密的人，最终已学会了没有这种“土地残留物”也能过日子，也许有一天，我们从逻辑学家的观点来看，习惯了没有那一渺小的“自己”也能过日子。
（十七）
可以被反驳，的确不是一种理论的最小魅力；正因为可以被反驳，它才会引起思维缜密人的注意。被千百遍反驳的“自由意志”理论能够存留至今，似乎就仅仅是由于这一魅力；经常会冒出某个人觉得自己强大得足以反驳这种理论。
哲学家习惯于谈论意志，似乎意志是尽人皆知的东西；叔本华甚至告诉我们，我们实际上只知道意志，绝对而完全地、不折不扣地知道。但我总是觉得，叔本华在这方面也只是做了哲学家惯于做的事，他似乎采纳了普遍的偏见，并夸大之。我认为，运用意志力尤其是件复杂的事情，是在名义上统一的事情。普遍的偏见正是暗藏在名称之中，并由此而控制了所有时代不够警惕的哲学家。因此，让我们这次破例谨慎些吧！“没有哲学性”吧！我们要说，当运用各种意志力时，首先有多种感觉，即每当我们运用意志力做任何事情时，都会感觉到“我们所离开的”那种状态，感觉到“我们所趋向的”那种状态，感觉到这种“离开”和“趋向”本身，随后还有一种相伴随的肌肉感觉，这种感觉即使未使“四肢”运动起来，也会凭借习惯的力量开始起作用。因此，正如应该承认各种感觉（确实有许多种感觉）是意志的组成部分一样，还应该承认思想。在每种意志行为中，都有一种主导作用想象可以把这种思想与“运用意志力”分隔开，似乎意志便可以留存下来。意志不仅是感觉和思想的复合体，而且还是一种情感，实际上是命令的情感。称作“自由意志”的东西，实质上优越于必须服从者的情感：“我是自由的，‘他’必须服从”，这种意识是每一种意志所固有的。每一种意志固有的东西还有注意力的集中，对一件事情的专注，无条件的判断：“现在只需要做这件事情”；内心的确信无疑：命令肯定会得到服从以及其他属于命令者地位的东西。运用意志力的人在内心命令表示服从的东西，或是他认为会表示服从的东西。但现在让我们留意一下有关意志的最令人奇怪的事情，意志这玩意儿极为复杂，但是人们对它只使用一个名称。由于在特定情况下，我们既是命令的一方，又是服从命令的一方。而作为服从的一方，我们一行使意志力，通常开始便有受拘束、受驱使、受压迫，反抗和行动等感觉。由于另一方面我们习惯于忽视这种双重性，习惯于用综合性词语“我”来自我欺骗，所以有关意志本身的一整套错误结论和虚假判断，便附着在运用意志力的行为上，导致运用意志力者坚信，只要运用意志力便足以引起行动。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指望得到命令，因而服从，并从而行动的结果时，只是运用意志力，所以这种现象便自我转变成了情感，似乎有一种结果的必然性。一言以蔽之，运用意志力者相当有把握，确信意志和行动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一回事。他把意志力的运用归因于意志本身，因而越来越感觉到伴随着所有意志力而运用的力量。人们用“意志自由”这个词表达运用意志力者的复杂喜悦心情，他下命令，同时又把自己等同于命令的执行者。他作为命令的执行者，也享受到克服障碍的喜悦，但内心却认为实际上是他自己的意志克服了障碍。这样，行使意志的人便在他作为下命令的一方喜悦心情之外，又加上了他卓有成效的执行工具，即有用的“潜意识”或“潜灵魂”。的确，我们的身体只不过是由许多灵魂构成的。结果就是：此处发生的事情，也是在每一个组织良好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情，即统治阶级总把自己等同于国家的繁荣昌盛。当运用各种意志力时，所涉及的绝对是下命令和服从的问题，下命令和服从的基础，便是上面所说的由许多“灵魂”组成的社会结构；由于这种原因，哲学家有权把运用意志力本身纳入道德领域，并把道德学说视为至高无上关系的学说，于是“生命”现象便展现在这些至高无上的关系之下了。
（十八）
各种哲学思想并不是随意或自发形成的，而是互相关联地生长起来的。不管它们多么突然和任意地出现在思想中，它们都正如某陆地动物群的集体成员那样，属于一个体系，这一点最终由以下事情暴露了出来：迥然不同的哲学家，怎么总是不断地去填写可能有的哲学所具备的一个明确基本表格？在看不见的符咒指引下，他们总是又一次在同一轨道上旋转；不管他们在批判意志或系统意志方面感到彼此多么不相干，他们内心中的某种东西总在指引着他们，某种东西总从确定的顺序，一次又一次地驱使着他们，那就是固有的方法论及他们思想间的相互关系。他们的思想实际上与其说是一种发现，不如说是一种重新认识、一种回忆、一种返回，返回到灵魂的遥远且古老的共同家园，他们的思想正是在这里长大的。到目前为止，作哲学思考只不过是一种最高级的返祖现象。很容易解释为何所有印度人、希腊人和德国人的哲学思维，令人感到惊奇的相似。实际上，哪里有共同的语法规则使语言相类似，哪里也就从一开始便为哲学体系的相同发展和交替准备好一切条件，恰似阻塞了对世界做出其他解释的道路。乌拉尔—阿尔泰语群地区的哲学家，很可能会以另一种方式看待世界，走上与印度、日耳曼人和伊斯兰人不同的思想道路。某些语法功能的符咒，最终也是哲学评价和种族气质的符咒。就说这么多吧，以此来驳斥洛克关于观念起源的肤浅看法。
（十九）
自因是至今构想出来的自相矛盾的最佳例子，是对逻辑的某种违反，是某种不自然的东西。但人却骄傲得很，力图把自己同这种蠢东西搅缠在一起，而显得深奥和吓人。想要享有最高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自由意志”，享有不幸，却仍在受过点教育的人的头脑中，占统治地位的那种自由意志；想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和最后的责任；想要免除对上帝、世界、祖先和社会的责任；这一切所涉及的正是要充当这种自因，而且无比大胆地想要揪着头发往上拉自己而成为存在，从而脱离虚无的泥潭。如果有谁由此而发现著名的“自由意志”概念是多么粗俗而愚蠢，并从头脑中完全清除这一概念，那我请求他把他的“启蒙运动”向前再推进一步，也从头脑中清除可怕的“自由意志”概念的对立面——“非自由意志”，非自由意志相当于对原因和结果的误用。不应像自然哲学家（以及任何其他与自然哲学家一样归于当前思维的人）那样遵从流行的傻里傻气的呆板做法，使原因向前挤和推，直至产生“结果”，以此错误地把“原因和结果”具体化。应该把“原因”和“结果”仅仅当作纯粹的概念。也就是说，当作约定的虚构，用以指导事物和彼此的相互理解，而不是用于解释。“自在之物”根本没有“因果关系”，没有“必然性”，没有“心理学上的不自由”。在那里，结果并不跟随在原因之后，也没有规律可循。正是我们自己发明了原因、先后顺序、相互关系、约束、数字、规律、自由、动机和目的。当把这种符号世界解释为“自在之物”，并将其与事物混为一谈时，我们再一次像平常所做的那样，制造了神话。“非自由意志”是神话，在现实生活中只有意志坚强和意志薄弱的问题。
当思想者谈及“因果关系”和“心理上的必然性”而表现出几分受强迫、穷酸、卑躬屈膝、受压迫和不自由时，这几乎总是一种征候，表明他内心缺点儿什么，以至少让人怀疑他有这种情绪，暴露了自己。一般说来，如果观察正确的话，应把“意志不自由”看作由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引起的问题，但仍总是由个人内心深处的东西引起的：一些人无论如何也不愿放弃责任，不愿放弃对自己的信任，不愿放弃对自己的优点享有的权利；另一些人则相反，不愿对任何事情负责，不愿为任何事情受责备，由于内心的自卑，无论如何也要摆脱事务的纠缠。而后者在著书立说时，习惯于站在罪犯的一边。
（二十）
请原谅，我是个老语言学家，总禁不住爱捣蛋，以揭露各种恶劣的解释方式，但你们物理学家却那么骄傲地谈论“规律符合于自然”。似乎是吧，不过只是由于你们的解释和恶劣的“语文学”，自然才符合规律的。“规律符合于自然”不是事实问题，不是“原文”，而只不过是对原文意思所做的天真而富于人性的调节和歪曲，以此对现代人的民主本能做出重大让步！“法律面前处处平等，自然在这方面也不例外，同我们没有什么两样。”这是隐蔽动机的一个极好例子，与一切特权和专制相对立的情绪，也是另一种较为精致的无神论再一次隐藏在其中。“既没有上帝，也没有救世主”，这也是你们所需要的。因此“为自然规律而欢呼吧”！
难道不是这样吗？恰如前所述，自然规律是解释，而不是原文。也许会出现这样一个人，他由于具有相反的意向和采用相反的解释方式，会在相同的“自然”和相同的现象中，仅仅看到人们专横地、不顾及他人且无情地坚持，并强烈要求这个解释者会非常坚决地把所有“强力意志”无例外性和无条件性地放到你们的眼前，以至于每一个言词和“专横”这个词本身，最终都显得不合适，或显得像是个软绵绵的比喻，显得太过于人性化了。但他最后会对这个世界给出和你们一样的断言，即这个世界有一个“必然的”和“可计算的”进程。不过，这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存在规律，而是因为绝对没有规律，每一个强力都时时刻刻要实现自己的最终结果。当然，这也仅仅是解释你们是否会急于提出这种异议。那样就更妙了。
（二十一）
全部心理学至今都搁浅在道德偏见和胆怯之上，它一直不敢驶入深海。由于从迄今为止所写出的东西中，辨认出的、尚未说出的东西，似乎还没有谁像我那样把心理学视作形态学和强力意志发展学说。道德偏见的力量已深深地渗入了整个知识界，并显然已产生了有害的、阻碍性的、让人看不清方向的扭曲的作用。真正的生理—心理学不得不与研究者心中的无意识对立情绪做斗争，它的“心”是反对它的，就连“好”冲动与“坏”冲动互为条件的学说，也会在仍然强健而具有男子气概的良心中，引起痛苦和厌恶（将它视为高雅的不道德），更不用说认为所有好冲动源自坏冲动的学说了。然而如果一个人把仇恨、忌妒、贪婪和傲慢等情感，看作调节生活的情感，看作普通生活中必须有的基本而不可缺少的因素（如果生活要进一步发展的话，这些因素也必须进一步发展），那么他就会因为有这种看法而像晕船那样感到难受。不过，这一假设绝不是巨大的，而是在新的危险知识领域内最让人感到奇怪和最令人痛苦的假设；实际上有许许多多正当理由避开它，但是谁又办得到呢？另一方面，如果我们驾着小船漂流到这儿，那可太好了，让我们咬紧牙关、睁大眼睛，牢牢掌好舵，我们驶向道德，破浪前进，勇敢地向那边驶去，摧毁我们自己身上残存的道德。那有什么关系！从没有比这更为深邃的悟性世界，展现给勇敢的旅行者和冒险者，并因此为回报而做出了牺牲，不是牺牲理智，而是相反。然而心理学家，至少有权要求人们再次承认心理学是各门科学的皇后。由于有了她的服务和她所提供的知识，其他科学才得以存在。心理学将再一次成为成功地研究各种根本问题的必经之路。
二、天才的箴言
（一）
地地道道的教师认真对待各种事情，甚至认真对待自己——不过只是认真对待与学生有关的那些事情。
“为知识而知识”，这是道德设下的最后一个陷阱，我们因此再一次与道德纠缠在一起。
若不是在通向知识的道路上，有如此多的羞愧需要加以克服，知识的魅力便会很小。
犯罪！说这句话，体现了我们对上帝最不老实的态度。
一个人任凭自己堕落，任凭自己被掠夺、被欺骗、被利用，或许这是缺乏自信的表现。
（二）
只爱一个人，是一种野蛮行为，因为这会牺牲掉所有其他人。只爱上帝也是如此。
“这是我干的。”我的记忆说，“我怎么会干出这种事呢？”我的矜持说，并坚持不退让。最终，还是记忆退让了。
如果人们未能看到那只手——那只温和的杀人之手，那就是对生命的漠不关心。
如果一个人有好品德，那他也就有典型的人生经历，而且情况总是这样的。
作为天文学家的圣人，只要你感到星辰是“在你之上”的东西，你就依然缺乏智者的眼睛。
（三）
造就伟人的，不是高尚感情的强度，而是高尚感情的持续。
达到自己理想的人，也就因此而超越了理想。
许多孔雀藏起尾巴来，不让人们看，这就是孔雀的矜持。
有天分的人，若除了天分外不具有以下两者，即感恩和纯洁，则令人无法忍受。
一个人好色的程度和本性，往往延伸至他精神的极点。
在和平条件下，好斗者只会自己攻击自己。
（四）
一个人在本性的驱使下，会力图控制自己的习惯或竭力为自己的习惯辩护，或尊重、责备、掩盖自己的习惯。具有相同本性的两个人，很可能会追求根本不同的目标。
鄙薄自己的人，却会因此而作为鄙薄者尊重自己。
一个人知道别人爱自己，可自己却不爱别人，便暴露出了沉淀物，于是沉渣泛起。
一件事情得到了解释，也就与我们无关了。上帝劝告我们：“了解你自己。”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也许是：“别再关心你自己了，要客观而不带偏见。”苏格拉底变成“科学家”？
在大海上渴死是非常可怕的。过于吹嘘真理的价值，真理就不再解渴了，有必要这样做吗？
（五）
“同情所有人”便会对自己的好邻居苛刻而暴虐！
本能。房子着火，却连午饭都会忘记吃。是的，可是却会在灰烬上补吃。
女人忘记如何妩媚动人的速度越快，学会憎恨他人的速度也就越快。
男人与女人的感情是相同的，但进入和摆脱感情的速度不一样。因此男人和女人总是相互误解。
女人有针对某个人的虚荣心，可是，却有并非针对某个人的蔑视——蔑视“女人”。
（六）
受束缚的心灵——当一个人紧紧束缚自己的心灵，并囚禁自己的心灵时，会任凭自己的思想享有许多自由。我以前曾说过这一点，但我这样说人们不会相信，除非有亲身的体验。
当聪明的人不知所措时，人们便开始不再给予信任。
可怕的经历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有这种经历的人是不是也是可怕的？
心情沉重、郁郁寡欢的人，恰恰会由于使他人心情沉重，恨和爱，而变得心情轻松些，脸上暂时有些表情。
这么冷淡，这么冰冷的，可一碰到他却会吃苦头！抓住他的每一只手，会“嗖”地缩回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许多人认为他是炽热的。
谁没有为了博得好名声而委屈过自己？
和蔼谦恭时，男人一点儿也不招人恨。可正因为如此，男人太叫人瞧不起了。
男人的成熟，意味着重新获得儿时玩耍时，那种一本正经劲儿。
（七）
对自己的不道德感到羞愧，便迈上了一级阶梯，登上阶梯的顶端，会对自己的道德也感到羞愧。
告别人生应当像俄底修斯告别瑙西卡那样——更多的是祝福，而非迷恋。
什么？伟人？我看到的只是尽力实现自己理想的演员。
训练自己的良心时，它既吻我们，也咬我们。
（八）
失望者说：“我倾听反响，可听到的只是赞扬。”
大家都装出一副淳朴老实的样子，于是人人都放松了对朋友的警惕。
当前目光敏锐的人，很可能认为自己在赋予上帝以动物性。
发现人们会相互喜爱，实际上会使情人不再迷恋自己所钟爱的人。“什么？她那么贤淑，会爱上你？有那么蠢吗？那么……那么……”
（九）
福中有祸——“现在一切对我而言都是最美好的。我现在热爱每一种命运。谁愿意像我的命一样？”
不是他们的博爱，而是他们的欲爱不能，才阻止了当今的基督教徒把我们烧死。
与恶意的谎言相比，善意的谎言更加不合自由精神（“虔诚的知识分子”）的口味（“虔诚的信仰”）。因此与教会相比，便严重缺乏判断力，这是“自由精神”的特征，又是它不自由的表现。
感情可以通过音乐尽情发泄。
性格坚强的一个迹象是，一旦下了决心，即使对最有说服力的反对意见，也会充耳不闻。因而有时也就是一意孤行地做蠢事。
根本没有道德现象这种东西，只有对现象的道德解释。
（十）
罪犯常常与其罪行不符：他们总是为其罪行进行开脱，并为自己的所作所为百般辩解。
罪犯的辩护律师很少具有足够的艺术家气质，他们能把罪犯的可怕罪行说得美丽动人，并为其减轻罪责。
我们的虚荣心很难受到伤害，而我们的自尊心却易于受到伤害。
对于感到自己命该沉思默想而不是遵奉信仰的人而言，宗教信徒太吵闹、太爱管闲事了，必须要提防他们。
“你想要他对你有好感吗？那你必须在他面前显得局促不安。”
（十一）
对性爱的巨大渴望，以及在这种渴望之中表现出的羞怯，会在一开始就歪曲对女人的全部看法。
既不懂得爱，也不懂得恨，这样的女人是平庸的。
我们生活的伟大时代是这样的——我们获得勇气并把内在的丑恶重新命名为内心的至善。
克服一种情感的意志，最终只是另一种情感或另外若干种情感的意志。
（十二）
有人不知道赞美是什么。一个人若尚未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被人赞美，他就不会知道赞美是什么。
我们太厌恶肮脏了，竟然忘记了把自己弄干净——忘记为自己辩护。
欲望常常使得爱情生长过快，却根扎得不牢，很容易被拔?起。
奇怪得很，上帝想成为作家时学习了希腊语，可惜没有学得更好一些。
受到赞扬而表示高兴，在许多情况下，仅仅是表示礼貌，与精神空虚正相反。
（十三）
在火刑柴堆上仍欢欣雀跃的人，不是由于战胜了痛苦，而是由于没有感到他所预期的那种痛苦——一个比喻。
当不得不改变有关某个人的看法时，我们把由此而带来的麻烦，重重地记在他的账上。
一个民族的发展是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通向六七个伟人。是的，然后围在他们周围。
在一切真正的女人看来，科学对羞耻感怀有敌意。她们感到人们似乎想借助于科学，以窥视她皮肤下面的东西。更有甚者，想窥视漂亮衣服下面的东西。
你想让人了解的真理越抽象，你就必须把越多的感官吸引到真理那里。
魔鬼对上帝了解得最透彻，因而他对上帝敬而远之。魔鬼实际上是知识最老的朋友。
某人江郎才尽，当无法再显示自己能做什么时，便开始暴露出他是什么样的人。才能也是一种装饰，装饰也是一种掩盖。
（十四）
两性总是相互欺骗。原因是他们实际上只尊重和喜爱自己（或者说得好听些，只尊重和喜爱自己想象中的事物）。男人希望女人温和，但实际上女人像猫一样，从本质上说就是不温和的，而不管她外表装得多么温和。
…… ……
无法实现自己理想的人，比没有理想的人过得更没有意义，更加寡廉鲜耻。
由感觉产生一切信任，一切坦然的心境，一切真理的证据。
伪善并不是好人的堕落，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做好人的一个必要条件。
（十五）
一个人为自己的思想寻找妇产科医生，而另一个人寻找要帮忙的人，由此便会产生有益的交谈。
与学者和艺术家交往，人们很容易错误估计到相反的方向上去。常常发觉一个杰出的学者是个平庸的人，而一个平庸的艺术家却是个非常杰出的人。
我们醒着的时候和做梦的时候，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只是虚构和想象出与我们交往的人而已，然后立即忘掉。
在报复和恋爱方面，女人比男人野蛮。
（十六）
作为谜语的劝告——“如果绳子不断，那就先用牙咬，保准没错！”
为了填饱肚子，人很难把自己看作上帝。
我听到过的最纯洁的话——“在真正的爱情中，灵魂裹住肉体。”
我们的虚荣心，希望我们尽最大的努力成为我们最难以成为的那种人。这关系到许多道德体系的起源。
（十七）
如果一个女人喜欢做学问，那一般说来，她会在性的方面有点儿毛病。不孕本身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趣味的男性化；恕我直言，男人实际上就是“不孕动物”。
将男人和女人泛泛地作一番比较，便可以说，女人如果没有做配角的本能，就不会有装饰打扮的天才。
与怪兽搏斗的人要谨防自己因此而变成怪兽。如果你长时间地盯着深渊，深渊也会盯着你。
诱使邻居对自己有好看法，随后便暗中相信邻居的这种看法。有谁能比女人更巧妙地玩魔术呢？
某一时代认为是恶的事情，通常是对人们以前认为好的事情所做的不合时宜的仿效，即旧理想的返祖现象。
（十八）
在英雄的周围，一切变成了悲剧；在半神半人的周围，一切变成了半人剧；在上帝的周围，一切变成了什么？或许是一个“世界”吧。
拥有一种才能是不够的，还必须得到你们的批准，方可拥有这种才能。朋友们，是吧？
“哪里有知识之树，哪里就有天堂。”——最古老的和最现代的毒蛇都是这样说的。
出于爱所做的事情，总是发生在善恶的彼岸。
不喜欢、躲避、欢快地表示不相信、爱讽刺挖苦，是健康的标志，因为一切不受任何限制的事物都属于病理学。
悲剧感随着感官敏感程度而增减。
（十九）
疯狂就个人而言是少见的，但就集团、政党、国家和时代而言，却屡见不鲜。
…………
不仅是我们的理性，而且我们的良知也会屈从于我们最强烈的冲动——我们内心的这个暴君。
我们必须报善惩恶。但究竟为何要报答行善的人和惩罚作恶的人呢？
（二十）
人把知识传授给他人后，也就不再那么热爱知识了。
诗人对自己的经历表现得很无耻，并对它肆无忌惮地利用着。
“我们的同类不是我们的邻国人，而是我们邻国的邻国人”，每一个国家都这么认为。
爱情将谈情说爱者隐蔽的高尚品质——难得的好品质暴露出来，因而很容易使人对他的生活品质产生误解。
耶稣对犹太人说：“法律是为仆役制定的——请像我作为上帝之子那样爱上帝！但是我们这些上帝之子们，又该如何对待道德？”
（二十一）
从每个政党的观点看，牧羊人总是需要有一只系铃头羊，否则，他有时自己就得充当头羊。
人确实可以张嘴说瞎话，但是，脸上所带的不自然表情，却会露出真相。
对充满活力的人来说，卿卿我我是叫人感到羞耻的事——是某种昂贵的东西。
基督教赐予爱神厄洛斯毒酒，但厄洛斯喝下毒酒后，却没有死，而是堕落成了罪恶。
（二十二）
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也可能是掩盖自己的一种手段。
赞扬远比责备有更多强加于人的成分。
怜悯对知识分子会产生一种荒唐可笑的作用，就像温柔的手对独眼巨人产生的作用那样。
一个人偶尔会出于对人类的爱而拥抱某个人（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拥抱所有人），但这一点绝不应告诉被拥抱的人。
对于被轻视的对象，人们不会表示憎恨；只有对于与自己地位相等，或地位高于自己的人，才会表示憎恨。
（二十三）
你们这些功利主义者，只有在车辆合你们的意时，才喜欢这种有用的东西，实际上你们也觉得车辆的噪声叫人无法忍受。
人最终喜爱的是自己的欲望，而非自己想要的东西。
其他人的虚荣心只有在和我们的虚荣心相反时，才会令我们反感。
关于什么是诚实，或许至今谁都不足够诚实。
人们不相信聪明人会做愚蠢事——人的权利竟丧失到了如此地步！
我们所作所为的后果，一股脑儿地扣在我们的头上，而对我们在此期间所做的“改过自新”却漠不关心。
（二十四）
一个人在遭难时而祈求神赐福给他，是没有人性的。
与上司关系亲密会使人有苦难言，因为可能会得不到回报。
“我感到难受，不是因为你欺骗了我，而是因为我不能再相信你了。”
亲切有时透着傲慢，令人感到不快。
“我不喜欢他”——为什么——“我比不过他”，有谁这样回答过吗？
三、天才的自我剖析
（一）
冒着道德说教一向显示出的那种风险，用巴尔扎克的话来说，就是坚决暴露自己伤口的风险，我斗胆对科学与哲学相互地位的改变提出抗议，这两者之间的地位正在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我的意思是说，人们必须有权根据自己的经历来看待如此重要的地位问题，而不是像瞎子那样谈论颜色，像女人和艺术家那样对科学说三道四。他们出于本能，也出于羞愧，叹息道：“唉！这该死的科学！总是把事情弄得水落石出。”科学家宣布独立，宣布从哲学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是民主的组织状态和混乱状态的后果之一。现在的学者都是一副自我陶醉、春风得意的样子，但这并不意味着自我吹嘘就发出香气。此处还是民众的本能发出叫喊：“摆脱一切主人。”科学在反抗了神学并取得辉煌战果，不再是神学的“侍女”之后，现在肆无忌惮、不知天高地厚地提出要为哲学制定法律，还声称该轮到它来充当“主人”了，那么我在说什么呀！它是声称要由自己来充当哲学家。在我的记忆中，对不起，是一个科学家的记忆中，可曾听说过年轻的自然科学家和年老的医生（更不用提所有学者中最有教养和最自负的语文学家和中小学老师了，他们从职业上来说不分你我）对哲学和哲学家采取幼稚傲慢的无礼态度。有鉴于此，专科医生和专业人员出于本能对所有综合工作和综合能力则采取守势。另一次，辛勤工作的工人觉察到哲学家过着悠闲舒适的生活，因而感到自己受了委屈，并被人小看了。还有一次，功利主义者由于患有色盲症，在哲学中看不到任何东西，而只是看到一系列遭到驳斥的体系和“没有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好处的”过高开支。另一次，人们普遍对隐蔽的神秘主义感到恐惧，担心知识的疆界被调整。另一次，对个别哲学家的蔑视，不知不觉地发展成了对整个哲学的蔑视。最后，我常常发现，在年轻学者对哲学不屑一顾的态度背后，也有某位哲学家造成的恶劣后果。虽然人们已痛下决心不再遵奉他，可是却未能消除对其他哲学家的嘲笑和蔑视，造成对整个哲学的敌意。在我看来，比如叔本华对最为现代的德国人造成的影响就是如此。由于疯狂地反对黑格尔，他成功地把整个最新一代德国人与德国文化的联系给切断了，而这种文化一直在提升和完善历史感。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叔本华本人的贫乏、接受能力之差和反德国精神的强烈，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总的来看，正是现代哲学家的卑劣，从根本上损害了人们对哲学的尊敬，也给民众的本能敞开了大门。仅让我们承认现代世界已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赫拉克利特、柏拉图、恩培多可勒世界的整个生活方式，并想一想那些庄严华贵的隐居修道者，当时被称作什么。而现在哲学界的代表人物，受当今时尚的影响，即高的太高，低的太低（在德国，例如，柏林的两头雄狮，无政府主义者欧根?杜林和调和主义者埃迪亚德?冯?哈特曼，都是如此）。对此，出身较高贵的老实科学家又有什么感觉？特别是看到那些自称为“实在论者”或“实证主义者”的哲学家，肯定会使野心勃勃的年轻学者心中产生不信任感。这些哲学家顶多是学者和专家，这一点很明显！他们都已被科学所征服，重新受科学的支配。他们有时要求从自身得到更多的东西，却无权享有这些东西，也无权承担这些更多东西的责任。他们目前在言行上值得称许地，并充满憎恨地，不相信哲学的监督责任和至高无上的地位。如今科学蓬勃发展，一副安然自得的样子，而现代哲学却在逐渐下沉。当前剩下的部分激起的即使不是轻蔑和怜悯，也是不信任和不愉快。哲学已还原成“知识理论”，实际上只不过是各时代的一门缺乏信心的学科，一种教人忍耐的学说。哲学甚至还从未跨过门槛，尚未登堂入室；也可以说，哲学是在做最后的挣扎，已走到路的尽头，处于临死前的痛苦之中，以唤起人们的怜悯之心。这样一种哲学怎么能够占据支配地位？
（二）
阻碍哲学家成长的危险因素如今多而又多，导致人们怀疑这个果实还能否成熟。科学的范围和结构已大大地扩展，与此同时，哲学家也越来越有可能在学习时就感到疲惫厌倦，也越来越有可能去从事某一方面的研究，成为“专家”，从而不会再往高升。也就是说，不再会具有超人的眼光，不再会俯视一切。或升高升得太晚了，成熟的最佳时期和智力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他已受到损伤，变得粗糙而衰弱，因而他的观点，他对事物的一般评价就不再有什么重要意义了。也许正是智力良心的改进，使他在征途上犹豫彷徨；他害怕受到诱惑变成浅薄的涉猎者，变成百足虫。他太清楚了，一个目光敏锐的人，若已丧失了自尊，便不再能发号施令，也不再能引导人们。除非他立志要成为伟大的演员，成为通晓哲学的江湖骗子，成为精神上的捕鼠者。总之，成为把人引上歧路的人。从根本上说，这实际上不是个良心的问题，而是个趣味的问题。给哲学家增添更多困难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即他要求自己作出判断，说是或否，不是对科学，而是对人生和人生的意义。他不情愿地学会相信，做出这种判断是他的权利和义务，于是他设法完全依靠最为广泛的（或许是令人烦恼的、毁灭性的）经历，来行使这一权利，并达到上述信念。在这一过程中，他常常显得犹豫不决，产生怀疑，被惊得目瞪口呆。其实，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被大众误认为是混同于科学人士和典型的学者，或被误认为是混同于具有高尚宗教情操的、无情无欲的、超凡脱俗的、耽于幻想的、醉心于上帝的人士。然而，当一个人听说某人由于过度“富于智慧的”或“哲学家般的”生活而受到赞扬时，其意思只不过是过“谨慎而离群索居”的生活。智慧，对大众来说似乎是一种超脱，是一种成功地脱离罪恶游戏的手段和手法。但真正的哲学家（我的朋友们，难道对我们来说不是这样吗？）过得却是“非哲学的”和“没有智慧”的生活，尤其过得是一种不谨慎的生活，感到有义务和责任做许许多多的尝试，感到生活中的各种诱惑——他不断冒险，参与这种罪恶的游戏。
（三）
所谓天才，要么发明，要么创造（就这两个词最充分的意思而言）。相对于天才而言，学者，即一般科学家，身上总有某种老妇人的味道。因为他们跟老妇人一样，也不熟悉人类的这两项主要功能。当然，应该承认，似乎是作为补偿，这两种人也是值得尊敬的——这里强调的是值得尊敬。但是，在承认这一点时，也还有一些令人烦恼的事情。让我们较为仔细地去考察一下，科学家是什么样的人。首先，科学家是普通类型的人，他们具有普通的美德，也就是说，是非统治类型、非权威类型、非充满自信类型的人；他们勤劳刻苦、耐心地与普通人打成一片；他们生性喜欢像自己那样的人，生性喜欢这样的人需要的东西。例如，需要拥有足以过温饱生活的收入和一块绿草地，没有这些便无法放下工作稍作休息；需要得到人们的尊敬和关注（这些是首先得到承认和可以得到承认的先决条件）；需要好名声带来的温暖与幸福；他们的价值和有用性，需要得到永恒的认可，还要一次又一次地克服内心对这一点的怀疑，尽管这种怀疑存在于所有从属性人们的心底。学者与其身份相称，也有一些可鄙的毛病和缺点：他们气量狭小，充满妒忌，对那些他们无法企及的品格，他们的眼睛特别犀利，可以从鸡蛋里挑出骨头。他们易于相信别人，但只是在自己能随心所欲时才易于相信别人，并不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但是在领导伟大潮流的人面前，他们表现得较为冷淡，不那么愿意开口，此时他们的眼睛像是平静而毫无波澜的湖面，狂喜或同情都不能使其有波动。一个学者所能做的最坏和最危险的事情，皆产生于他那种类型的人的平庸本能，产生于平庸的耶稣会教义，此种教义出于本能尽力要消灭杰出人物，力图弄断，或更好些，放松每一张弯弓。当然，要怀着体谅的心情放松，自然也是用宽厚的手放松，怀着易于相信别人的同情心放松；这就是耶稣会教义的真正手法，它一向知道如何把自己装扮成富于同情心的宗教，并兜售给人们。
（四）
无论人们多么满怀感激之情地欢迎客观精神——谁不对一切主观性及其讨厌的自我意志腻烦得要死？可是，最终人们要学会小心地对待自己的感激之情，停止过分赞颂精神的无私化和非个人化，最近人们似乎把精神的无私和非个人化当作了目标本身，当作了拯救和荣耀——特别是悲观主义学派常常这么做，而该学派也有充足的理由向“无私的知识”致以最高的敬意。客观的人，不再像悲观主义者那样咒骂和斥责，理想的学者在遭受了许许多多全面的和局部的失败后，其身上的科学本能便开始全面发展，这样的人无疑是一种实际存在的最昂贵的工具，但他的作用却掌握在一个更加强而有力的人手中。他仅仅是一件工具；我们可以说，他是镜子，不是“目的本身”。客观的人确实是镜子，习惯在要了解每件事情之前，只具有了解或“反映”等词语表示的欲望——他等待着，直到发生某件事，然后敏感地展开四肢，即使是神的轻轻脚步飘然而过，也会在他的表面留下痕迹。不管他仍具有什么“个性”，这种个性在他看起来也都是偶然的、任意的，而且常常令人不安。客观的人，已慢慢地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视为外部形式和事件经过的反映。他尽力回想“自己”，可常回想得不对；他动辄便把自己与其他人混在一起，搞错自己的需要，只是在这方面他不精细，粗心大意。他也许为自己的身体，为了与妻子和朋友闹点小别扭，为缺少朋友和社交活动而苦恼。的确，他设法去思考自己的痛苦，但却是白费力气！他总是走神，思考的总是一般的情形，昨天他不知道如何自立，明天他也不知道如何自立。他现在不认真对待自己，也不为自己花很多时间。他安详而宁静，不是因为没有烦恼，而是因为没有能力去理解和应对自己的烦恼。他习惯于殷勤对待所有事物和经历，高高兴兴、亲切地接受所遇到的每一件事，他总是那么性情温和，那么超然物外，对什么都不置可否。在许多情况下，他不得不为他的这些美德付出代价！在一般情况下，作为人，他太易于成为这种美德升华后剩下的渣滓了。假如有人想从他那里得到爱或恨，我指的是上帝、女人和动物所理解的那种爱和恨，那么他会竭尽全力，提供所能提供的一切。但是，如果他爱得不深，恨得不深，如果他在这方面表现得虚伪、脆弱、有问题和堕落，人们也一定不要吃惊，因为他的爱是不自然的，他的恨是自己造成的。他的真诚完全以客观为转移，只有在完全安详和宁静时，他才是“真实的”和“自然的”。他那映照一切和总是自己擦得很亮的灵魂已不知道如何肯定、如何否定。他不懂得发号施令，也不搞破坏。“我几乎什么都不怕”——他与莱布尼兹一起这么说。我们可不要忽视和小看这个几乎！他也不是模范人物，他不超过任何人，也不落后于任何人。他对一切都采取极其超然的态度，既没有理由支持正义事业，也没有理由支持非正义事业。人们长期以来把他混同于哲学家，把他混同于恺撒的老师和文明的独裁者，并给予其太多的荣誉，忽视他身上较为本质的东西——他是一个工具，可以说是个奴隶，当然是那种最受人尊敬的奴隶，但没有一点自己的东西，几乎什么都没有！客观的人是一个工具，一个昂贵的、易于损坏的、易于失去光泽的衡量工具和反射工具，需小心使用和照料。但他不是目的，不是向外去的和向上去的，不是其他存在物借以为自身辩护的互补性的，不是终点，更不是起点。不是一项创生性的或原创性的事业，也没有任何想成为主人而必须具备的那种英勇果敢、坚强有力、以自我为中心的气质，而只不过是陶工使用的柔软的、空洞的、精巧的、可移动的模板，要用某种内容和框架使其“成形”。他通常是个没有框架和内容的人，一个“无私的”人。顺便说一句，也就是对人毫无吸引力的那种人。
（五）
如果现今某一哲学家声称自己不是怀疑论者，那么我相信人们已能从上面对客观精神的描述中推测出他会这么做，大家都会听得不耐烦。人们因此会忧虑地注视着他，会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的确，在胆小的听者当中，他从此便会被说成是危险人物。目前有许多胆小的听众，在他们看来，抛弃怀疑论似乎使他们听到远处响起了某种预示灾难的声音，似乎某处正在试验一种新型炸药，或许是一种精神上的炸药，一种新发现的、俄国的虚无主义，一种悲观主义的善良意志，它不仅意味着否定，而且还实践着否定。这一切太可怕了。针对这种“善良意志”——简直就是实际否定生命的意志，当今人们普遍承认，没有比怀疑论更好的安眠药和镇静剂了。怀疑论是一种平和的、惹人喜欢的、诱骗人的罂粟花：当今的医生把哈姆?雷特看作“精神”及其地下噪声的解毒剂。“我们的耳朵中不是已充满了令人不快的声音吗？”怀疑论者说，他们是喜欢安静的人，可以说是一种安全警察，“这种暗中的否定太可怕了！住嘴，你们这些悲观的鼹鼠！”怀疑论者是种娇贵的动物，很容易被吓到。其良心所受的教育，使他一听到否定便惊跳起来，甚至听到清脆而坚定的肯定也会惊跳起来，像是被什么咬了一口。肯定或否定在怀疑论者看来是与道德相对立的。正好相反，他喜欢采取孤高超然的态度来显示他的美德，同时或许还会和蒙田一起说：“我知道什么？”或者和苏格拉底一起说：“我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或者“在这个世界上，我不相信自己，况且门也没有向我敞开”。或者“即使门是开着的，我干吗要立即进去”？或者“仓促提出假说有什么用？不提出任何假说倒可能很有风度。干吗非得立即把弯的东西弄直不可？干吗非得立即用某种麻絮填塞每个洞？没有足够的时间了吗？没有空闲时间了吗？哦，你们这些坏家伙，难道就不能等一等吗？不确定的事物也自有其魅力，斯芬克斯也是女妖锡西，女妖锡西也曾是哲学家。”——怀疑论者这样安慰自己。
老实说，怀疑论者需要某种安慰，因为怀疑论是某种生理气质性疾病在精神上的集中表现，这种疾病用一般话来说就是神经衰弱。每当长期分离的不同种族和阶级一下子突然相互融合在一起时，便会发生这种疾病。新一代人的血液中继承了不同的价值标准和对价值的评估。在他们身上，一切都是躁动不安的，一切都处于混乱、怀疑和试验当中。各种最有效的影响力作用都很有限，各种美德相互阻碍且无法成长，无法在人们心中扎根，无法相互保持平衡，无法成为稳定因素，人们的身心缺少垂直的稳定性。然而，这些无法形容的人患病最重和退化最厉害的是意志；他们很长时间不再独立做出决定，很长时间不再有运用意志力的压力感，也不再有英勇无畏的冲动。他们对“自由意志”产生了怀疑，甚至不相信睡梦中有“自由意志”。当今欧洲的景象是，人们愚蠢而轻率地力图把各个阶级、各个种族彻底地融合在一起，所以在它的所有高度和深度上都表现出了怀疑主义情绪。有时展现出的是多变的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迫不及待地、漫无边际地从一个枝干生长到另一个枝干，有时呈现出一片阴暗的样子，就像填满了问号的乌云，常常对自己的意志厌烦得要死。意志瘫痪了，我们在哪里看不到这样的瘸子？还常常装扮得那么好看，打扮得那么诱人，为这种疾病备有最漂亮的盛装和伪装。这些盛装当前在橱窗中标示的名称大都是“客观性”“科学精神”等。“为艺术而艺术”和“纯自觉的知识”只不过是经过打扮的怀疑主义和意志瘫痪——我愿意为欧洲病做出的这种诊断负责。意志病在整个欧洲的传播是不均等的，在文明盛行时间最长的地方，病得最厉害，此种病的种类也最多，只有在西方文化松松垮垮的遮盖物之下，“野蛮人”仍（或再次）维护自己的权利，这种病才会减轻。所以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和理解，正是在当今的法国，其意志最为薄弱。法国一向善于把其可怕的精神危机转化为某种可爱而迷人的东西，现在突出地显示出了它对欧洲的智力优势，成了展示怀疑主义的全部魅力的课堂和展览会。做出决定以及坚决执行一项决定的力量，在德国较为强大，而在德国北部又比在德国中部强大。在英格兰、西班牙和法国要更为强大得多，与前者联系在一起的是黏液很多的迟钝，与后者联系在一起的是坚硬的颅骨，更不用提意大利了，它还太年轻，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先得表明自己能否运用意志。但运用意志的力量最为强大、最令人惊奇的地方，是在广袤的罗马帝国中部，是在俄罗斯。在那里，运用意志的力量已存储和积蓄了很长时间，在那里，意志（不确定是否定性的还是肯定性的）正虎视眈眈地等着被释放。要使欧洲摆脱其最大危险，不仅需要有印度战争和在亚洲的纠纷，而且还需要有内部的颠覆；需要把帝国摧毁，分裂成一个个小国；需要建立议会；需要使每个人感到有义务在吃早餐时看看报纸。我说这些并不是真的希望发生这些事情，而是我内心倒希望发生相反的事情。我的意思是，俄国表现出更加咄咄逼人的架势，促使欧洲也下决心摆出同样咄咄逼人的架势，即开始具有统一的意志，依靠一新的社会集团统治欧洲，这是欧洲自己的一种百折不挠的、令人敬畏的意志，它将确定未来几千年的目标。这样，在欧洲已上演了过长时间的小国家喜剧，以及欧洲在封建与民主之间的三心二意，最终会宣告结束。小政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下个世纪将发生争夺世界统治权的斗争——人们将屈从于大政?治。
（六）
欧洲人显然已进入了新的好战时代。关于这种时代或许会促进另一种更加强大的怀疑主义的发展，我想用一则寓言来发表我的看法。热爱德国历史的人是会理解这则寓言的。
腓特烈大帝的父亲古怪而令人难以捉摸，发疯似的喜欢长得高大漂亮的掷弹兵（他作为普鲁士国王，生了一个对一切抱怀疑态度的军事天才，因此，也就带来了一种已成功地出现于世界舞台的新型德国人），一度曾具有天才的眼光和理解力：他知道当时的德国缺少什么，缺少这种东西要比缺少文化和社会形态更令人忧虑和担心一百倍。出于本能和内心的深深不安，使他对年轻的腓特烈抱有敌意。当时缺少的是男人：他极为痛切地感到自己的儿子不够男人气。不过，在这件事情上他真的弄错了，但处于他的位置谁又不会弄错呢？他看到儿子滑入了无神论的泥潭，整日一副神灵活现的样子，像机灵的法国人那样快活和轻浮。在他背景中看到了那个大吸血鬼、那个大蜘蛛——怀疑论。他感到一颗无可救药的、可怜的心灵不再硬得足以作恶或为善，感到被折断的意志是不能再下命令的。可是与此同时，在他儿子的心中却形成了一种新的更加冷酷和危险的怀疑论，又有谁知道这在多大程度上正是由他父亲的恨、冷冰冰的忧郁和孤独的意志所造成的呢？这是一种英勇无畏、充满男人气的怀疑论，与军事和征服天才紧密联系在一起，并附着在腓特烈大帝的身上第一次进入了德国。这种怀疑论藐视一切，但却能把握一切；它颠覆一切，却也占有一切；它不相信一切，但却并没有因此而丧失自我；它孕育出危险的自由精神，但却牢牢地守护着心灵。这是德国式的怀疑论，作为挥之不去的腓特烈主义，已上升到最高的精神境界。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把欧洲置于德国精神及其批判性和历史性的怀疑之下。
仰赖于德国的伟大语文学家们和历史批判家们，其无比坚强的、不屈不挠的男人性格，已逐渐确立了一种新的德国精神——尽管在音乐和哲学方面存在着浪漫主义倾向。这种精神中男人气的怀疑论明显地占着上风，其表现是，比如，无所畏惧地直视一切，勇敢而严格地剖析一切，毅然决然地踏上发现的征程，在一望无云而预示着危险的天空下，毅然决然地加入圣洁的北极探险队。面对这种精神，面对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称之为宿命论式的、讽刺性的、魔鬼般的精神，冲动、热情而浅薄的人道主义者战栗着在胸前画起十字，便不足为奇了。但是若要认识到德国精神中“男人”的这种恐惧，在多大程度上使欧洲从独断论的沉睡中觉醒了过来；还得回想一下，一定要用这种新观念来克服以前的观念（并非很久以前）。一个男性化的女人会大胆而无所顾忌地、自以为是地向欧洲这样推荐德国人，即他们是性情温和的、好心肠的、意志薄弱的、喜欢诗歌的傻瓜。最后，谨让我们真正从内心深处理解拿破仑见到歌德时的惊奇：他看到的正是许多世纪以来被人们视为“德国精神”的东西。
（七）
于是，如果在未来哲学家的画像中，某一特征使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们就是前述意义上的怀疑论者，而他们身上的某种东西也只能如此定名。他们也同样有权把自己称为批判家，而且他们无疑将成为实验家。通过我冒昧地给他们取的这个名字，我已明白地强调了他们从事的尝试活动和他们对尝试活动的热爱。这是否因为他们作为名副其实的批判家，将喜欢在一种新的，或许更为广泛和更为危险的意义上来利用实验？由于酷爱知识，他们是否会在大胆而痛苦的尝试中比民主时代受到骄纵的敏感趣味所能赞同的更向前迈进一步？毫无疑问，这些未来的哲学家绝对不能没有那些把批判家与怀疑论者区别开来并按良心办事的重要品质。我指的是他们对价值标准要充满自信，并有意识地运用首尾一致的方法，谨慎而勇敢，卓尔不群，要有能力自己对自己负责。而且，他们将公开宣称自己喜爱否定和剖析，宣称应该具有某种谨慎的残酷，即便是在心滴血的时候，也知道如何稳妥而灵巧地运用匕首。他们要比讲人道的人所希望的更为严厉（而且并非仅仅总是对自己严厉），他们讨论“真理”不会是为了“愉悦”自己，或“振奋”和“鼓舞”自己。相反，他们几乎不相信“真理”可以使人沉醉于这些感情。如果有人当着这些严谨的人的面说：“那种想法使我振奋，那它为何不是真的？”或者“那件作品使我着迷，那它为何不是出类拔萃的”？或者“那个艺术家使我感到充实，那他为何不是伟大的”？那么这些人便会微微一笑，或许不仅是微微一笑，而是从内心厌恶所有这些如痴如狂的、理想主义的、女人气的、不男不女的表现。若有人能窥视他们的内心深处，他多半不会发现他们打算把“基督教感情”与“古代审美力”，甚至与“现代议会制政体”相调和（在我们这个很不确定的因而很平和的时代，则必然会在哲学家身上发现这种平和）。
这些未来的哲学家不仅会要求自己具有批判素养和每一种有助于智力纯洁和严谨的习惯，他们甚至还会把它们展现出来，作为自己的特殊装饰，不过他们并不会因此而希望别人把自己称为批判家。在他们看来，若像当今人们喜欢作的“哲学本身就是批判和批判科学——仅此而已”的判定那样，那可是对哲学不小的侮辱。虽然对哲学的这种评价会得到法国和德国的所有实证主义者的赞同（甚至可能会赢得康德的欢欣，这很合他的口味：请回想一下他的主要著作的名称），但我们的新哲学家们却会说，批判家是哲学家的工具，正因为这一原因，作为工具，他们远远不是哲学家！就连柯尼斯堡的那个伟大的中国人也只是一个伟大的批判家。
（八）
我坚持认为，人们最终应停止把哲学工作者以及一般的科学家同哲学家混淆在一起。原因正在这里，应该严格地使他们“各得其所”，而不应给予前者过多，而给予后者过少。要把自己培养成真正的哲学家，哲学家就应该亲自踏上所有的台阶，而其仆从，即哲学的科学工作者，现在则仍然站立，必须仍然站立在这些台阶之上。哲学家自己或许必须曾经是批判家、怀疑论者、独断论者、历史学家，此外还必须曾经是诗人、收藏家、旅行家、解谜者、道德家、预言家、“自由精神”，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人，从而遍布人类价值和判断的整个领域，要能用各种各样的眼睛和良知，从高处眺望任何远处，从低处仰望任何高处，从每一角落窥视任何辽阔的地方。但这一切仅仅是他执行任务的初步条件，任务本身还另有所求，即要求他创造价值。哲学工作者则是以康德和黑格尔为光辉榜样，要确定某种现有的庞大评价系统，并使之形式化，不论是在逻辑领域、政治（道德）领域，还是艺术领域。所谓现有的评价系统就是以前确立、创造的价值，它们已广为流行，且暂时被称作“真理”。
这些研究者所要做的就是将至今发生和受到尊敬的一切，弄得显而易见，且易于想象、易于明白、易于驾驭，并把一切长的东西，甚至“时间”本身弄短，并制伏整个过去。这是项令人惊叹的艰巨任务。执行这项任务，任何高雅的矜持，任何顽强的意志，都定会得到满足。然而，真正的哲学家们却是命令者和立法者，他们说：“就应该如此！”他们最先确定人类的归宿和动机，由此而撇开一切哲学工作者和一切制伏过去者的先前劳动。他们用富于创造力的手掌握未来、现在和过去的一切，并由此而变成了他们的手段、工具和锤子。他们的“认识”就是创造，他们的创造就是一种立法，他们的真理意志就是强力意志。现在有这样的哲学家吗？过去有这样的哲学家吗？某一天是否一定会有这样的哲学家？
（九）
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哲学家作为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日益发觉自己，而且是不得已而发觉自己处于与他生活的时代相对立的地位，他的敌人总是其所处时代的理想。至今人们称他为哲学家的那些所有促进人性发展的非凡人物已发现其使命——其非自愿的、必须执行的艰巨使命，不过，最终则将是伟大的使命，便是来充当其时代的遗憾。（这非凡人物很少将自己看作是智慧的人，而是将自己看作招人讨厌的傻瓜和危险的质问者。）
当把解剖刀放在时代道德的胸膛上时，这些非凡人物便暴露出了自己的秘密。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使人类获得新的伟大，是为了发现一条尚未被踩出的提升人类精神的新路。他们总是发现，在大多数各种各样受人尊敬的当代道德背后，有许许多多的伪善、懒惰、自我放纵和自我忽略，有许许多多的道德已经过时。他们总是说：“所以我们必须迁移至你感到最不舒适自在的地方。”“现代思想”想要把每一个人拘于一隅，以限定在一个“专业”之中，来面对大量这样的现代思想，哲学家将把人的伟大，即伟大这个概念，定义为人的广博和全面，定义为人的多才多艺。他甚至要根据一个人所能忍受和承担的数量和种类，根据一个人所能肩负更多责任的程度，来确定其价值和等级。如今，在现代趣味、道德品格削弱和减弱了的意志中，最适合于现代精神的就是意志的薄弱。因此，按照哲学家的理想，伟大这一概念中尤其要包括坚强的意志、坚定的信念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而相反的学说则适合于相反的时代，相反的学说确立的理想是病态的、虚伪的、没有尊严、地位的人类。在这种时代，如16世纪，意志能量过分积聚，私欲横流；在苏格拉底时代，有一些本能衰竭的人，即上了年纪的保守雅典人，他们纵情声乐，也正如他们所说的，“是为了幸福”，也正如他们的行为所表明的，“是为了快乐”。他们嘴上总是冠冕堂皇，而他们所过的生活却早已使他们无权这么说。在这些人当中，为了灵魂的伟大，也许需要佯装无知，需要苏格拉底式的恶毒和厚颜无耻，他们不仅伤害了“高贵者”的灵与肉，而且砍伤了自己的肉，但脸上的表情分明在说：“在我面前别遮遮掩掩的！喂，我们是平等的！”与此相反，当前在整个欧洲则只有人民大众得到荣誉和分配荣誉，“权利的平等”可以极其容易地转变为错误的平等。我的意思是说可以很容易地转变为反对一切稀有的、奇特的、享有特权的东西的全面战争，反对高等人、高等义务、高等责任、创造全权和贵族气派的全面战争。因而当前“伟大”这一概念中应包含努力使自己高贵，使自己离群索居、与众不同、出类拔萃，并尽力靠个人独立生活。
哲学家的以下一段话，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自己的理想：“最伟大的人是最能独处、最能隐藏、最能反其道而行之的人，同时，是超越善恶的人，是确立自己道德的人，是意志极为强韧的人。这才可以称他为伟大——多样而完整，丰富而全面。”且再问个问题，现今伟大是否可能？
（十）
人们很难弄清楚哲学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因为这是不能由别人告诉的，而必须靠亲身经历来了解，当然，你也可以自负得不屑于了解。目前大家都谈论自己不能亲身经历的事情，但不幸的是，在涉及哲学家和哲学问题的事情上尤其是这样，很少有人了解这些问题，也很少有人能了解这些问题，因而普通人对它们的了解都是错误的。比如，快速运行的狂放而充溢的精神，与不出一点错的逻辑论证的严谨和必然在哲学上的真正结合，是大多数思想家和学者凭自己的经验所不能了解的，所以若有人在他们面前谈论它，他们便会表示不相信。他们会觉得每一种必然性令人讨厌，是一种让人感到痛苦的强迫性服从和受约束的状态。在他们看来，思维本身是件缓慢而迟疑不决的事情，它几乎是件麻烦事，常常“要令高贵者流汗”，它绝不是件容易而神圣的事，也与跳舞和充溢没有密切关系！“思维”和“认真”“艰苦地”对待某件事对他们来说是一回事，这就是他们的“体验”。
在这方面，艺术家或许有更为敏锐的直觉。当他们不再“随意”做某事时，当一切必然的事情达到顶点时，当他们对自由、微妙、力量的感觉，对富于创造性的确定、处置和塑造的感觉达到顶点时，他们会特别清楚地明白这一点。简单地说，此时那种必然性和“自由意志”对他们来说便是一回事。总而言之，心理状态有等级划分，问题的等级划分与它相对应。最高等级的问题无情地拒斥每一个这样的人，这些人胆敢接近这些问题，但上苍却未赋予他们崇高而强大的精神来解决这些问题。敏捷的普通智力，或笨拙而正直的力学以及经验主义者，都在以其平庸的抱负奋力接近这样的问题，并力图在某种程度上进入这种“最为神圣的地方”（当今有那么多的人作此努力），但这又有什么用处。粗糙的脚千万不要踩这样的地毯，这是事物的基本法则所规定的。大门对这些不速之客仍然紧紧关闭着，虽然他们可以用身体和头猛撞大门！人们必须出身高贵，或更确切地说，必须有这方面的教养：一个人仅仅是凭他的出身而具有从事哲学（此处“哲学”一词取其较高层次的含义）研究的权利。在这里，祖先，即“血统”，也起着决定性作用。要有许多代人为哲学家的诞生来铺平道路，他的每一种道德必须单独获得、培养、遗传和具体表现出来，其中不仅有狂放的、流畅的、细腻的思路和思绪，而且尤其要有肩负重大责任的心理准备，要有君临天下的威严目光和敢于藐视一切的面容；要有不同于普通大众的义务感和道德感；要充满同情心地保护被误解和被恶语中伤的一切并为其辩护，无论是上帝还是魔鬼；要满怀喜悦地实践最高的正义；要掌握发号施令的艺术；要有充足的意志和留恋不舍的目光，同时也要很少赞美，很少仰视，很少爱……
四、天才的自我批判
（一）
《悲剧的诞生》究竟缘何而写，这无疑是一个头等的、饶有趣味的问题，并且还是一个深刻的个人问题。证据是它写于激动人心的1870—1871年普法战争时期，但它又不愿于这个时期写出。正当沃尔特战役的炮声震撼欧洲之际，一个沉思者和谜语爱好者，却安坐在阿尔卑斯山的一隅，潜心地思索和猜谜，结果既黯然神伤，又心旷神怡，记下了他关于希腊人的思绪——这奇特而艰难的核心，现在这篇序（或后记）便是为他而写的。几个星期后，他身在麦茨城下，仍然放不开他对希腊人和希腊艺术所谓“乐天”的疑问，直到最后，在最紧张的那一个月里，凡尔赛和谈正在进行之际，他也和自己达成了和解，渐渐从一种由战场带回的疾病中痊愈，也相信自己可以动手写《悲剧从音乐精神中诞生》一书了。从音乐中？音乐与悲剧？希腊人与悲剧音乐？希腊人与悲观主义艺术作品？人类到目前为止最健全、最优美、最令人羡慕、最富于人格魅力的种族，这些希腊人怎么偏偏他们必须有悲剧？而且必须有艺术？希腊艺术究竟为何……
人所深思的是，关于生存价值的重大疑问在这里究竟被置于何种地位。悲观主义一定是衰退、堕落、失败的标志，疲惫而羸弱的本能的标志吗？在印度人那儿，显然还有在我们“现代”人和欧洲人这儿，它确实是的。可有一种强者的悲观主义，一种出于幸福，出于过度的健康，出于生存的充实，而对于生存中艰难、恐怖、邪恶和可疑事物的理智的偏爱；也许竟有一种因过于充实而生的痛苦，一种目光炯炯但求一试的勇敢，渴求可怕事物犹如渴求敌手，渴求像样的歌手，以便考验一下自己的力量，并领教一下什么叫“害怕”。在希腊最美好、最强大、最勇敢的时代，悲剧神话意味着什么呢？伟大的酒神精神意味着什么？悲剧是从中诞生的吗？另一方面，悲剧毁灭于道德的苏格拉底主义、辩证法、理论家的自满和乐观吗？——怎么，这苏格拉底主义不会是衰退、疲惫、疾病以及本能错乱解体的征象吗？而后期希腊精神的“希腊的乐天”不会只是一种回光返照吗？反悲观主义的伊壁鸠鲁意志不会只是一种受苦人的谨慎吗？甚至科学，我们的科学，全部科学，作为生命的象征看来，究竟会意味着什么呢？全部科学向何处去，更糟的是，从何而来？怎么，科学精神也许只是对悲观主义的一种惧怕和逃避？对真理的一种巧妙防卫？用道德术语来说，是类似怯懦和虚构的东西？用非道德术语来说，是一种机智？哦，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莫非这便是你的秘密？哦，神秘的冷嘲者，莫非这便是你的冷嘲？
（二）
当时我要抓住的是某种可怕而危险的东西，是一个带角的问题，倒未必是一头公牛，但无论如何却是一个新问题。今天我不妨说，它就是科学本身的问题——科学第一次被视为有问题的、可疑的东西了。然而，这本激情洋溢、大胆怀疑的书，其任务原不适合于一个青年人，又是一本多么不可思议的书！它出自于纯粹早期极不成熟的个人体验，这些体验全部艰难地想要得到表达，它立足在艺术的基础上，因为科学问题不可能在科学的基础上被认识。也许是一本为那些兼有分析和反省能力的艺术家写的书，含有充满心理学的新见和艺术家的奥秘，有一种以艺术家的形而上学为其背景，一部充满青年人的勇气和忧伤的作品，即使在似乎折服于一个权威并表现出真诚敬意的地方，也仍然毫不盲从，傲然独立。简单地说，尽管它的问题是古老的，尽管它患有青年人的种种毛病，尤其是“过于冗长”“咄咄逼人”，但它仍是一本首创之作，哪怕是从这个词的种种贬义上而言。另一方面，从它产生的效果来看（特别是在伟大艺术家理查德?瓦格纳身上，这本书就是为他而写的），又是一本得到了证明的书，我的意思是说，它是一本至少使“当时最优秀的人物”满意的书。以此，它即已应该得到重视和静默，但尽管如此，我也完全不想隐瞒，现在我觉得它多么不顺眼，事隔十六年后，它现在在我眼中是多么的陌生——而这双眼睛对于这本大胆的书首次着手的任务是仍然不陌生的，而这任务就是用艺术家的眼光考察科学，又用人生的眼光考察艺术……
（三）
再说一遍，现在我觉得，它是一本不可思议的书，它写得很糟、笨拙、艰苦、耽于想象、线索纷乱、好动感情，而且有些地方甜蜜得有女孩气，节奏又不统一，还无意于逻辑的清晰性，显得过于自信而轻视证明，甚至不相信证明的正当性，宛如写给知己看的书，宛如奏给受过音乐洗礼、一开始就被共同而又珍贵的艺术体验联结起来的人们听的“音乐”，宛如为艺术上血缘相近的人准备的识别标记——一本傲慢而狂热的书。从第一页起就与“有教养”的芸芸众生无缘，更甚于与“民众”无缘，但如同它的效果已在证明并且仍在证明的那样，它又必定善于寻求它的共鸣者，以引领他们走上新的幽径和舞场。无论如何，在这里说话的人们的好奇以及反感都供认了这一点——是一个陌生的声音，是一位“尚不认识的神”的信徒。他暂时藏身于学者帽之下，于德国人的笨重和辩证的乏味之下，甚至于瓦格纳之徒的恶劣举止之下，这里有一颗怀着异样的、莫名的需要的灵魂，有一种充满疑问、体验、隐秘的回忆，其中还要添上狄奥尼索斯的名字，就如同添上一个问号，在这里倾诉的是人们疑惧的自言自语——是一颗神秘的、近乎酒神女祭司的灵魂一类的东西，它异常艰难，不由自主，几乎决定不了它要表达自己还是隐匿自己，仿佛在用别人的舌头讷讷而言。这“新的灵魂”本应当歌唱，而不是说话！我没有勇气像诗人那样，唱出我当时想说的东西，这是多么的遗憾，我本来也许能够这样做的！或者，至少像语言学家那样。然而，在这个领域中，对于语言学家来说，差不多一切事物仍然有待于揭示和发掘！特别是这个问题，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而只要我们没有回答“什么是酒神精神”这个问题，希腊人就始终是未被全然理解和不可想象的……
是的，什么是酒神精神？这本书提出了一个答案，在书中说话的是个“知者”，是这位神灵的知己和信徒。也许我现在会更加审慎、更加谦虚地谈论像希腊悲剧的起源这样一个困难的心理学问题。其根本问题是希腊人对待痛苦的态度，他们的敏感程度——这种态度是一成不变的，还是有所变化的？就是这个问题，他们愈来愈强烈的对美的渴求，对节庆、快乐、新奇的崇拜的渴求，实际上，是否生自欠缺、匮乏、忧郁、痛苦？假如这是事实——古希腊民主派首领伯里克利或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伟大的悼词中已经使我们明白了这一点，那么，早些时候显示出来的相反渴求，对于丑的渴求，更早的希腊人求悲观主义的意志，求悲剧神话的意志，求生存基础之上一切可怕、邪恶、破坏、不祥事物的观念的意志，又从何而来呢？悲剧又从何而来呢？也许来自快乐，来自力量，来自满意的健康，来自过度的充实。那么，从生理学上来看，那种产生出悲剧艺术和喜剧艺术的疯狂，酒神的疯狂，又意味着什么呢？怎么，疯狂也许未必是蜕化、衰退、末日文化的象征？也许有一种——向精神病医生提的一个问题，健康的精神官能症？民族青年和青春的精神官能症？神与公山羊在萨提儿身上合而为一又意味着什么？是出于怎样的亲身体验，或由于怎样的冲动，使希腊人构想出了萨提儿这样的酒神醉心者和原始人？至于说到悲剧歌队的起源，在希腊人的躯体生机勃勃、希腊人的心灵神采焕发的那几个世纪中，也许有一种尘世的狂欢？也许正是幻想和幻觉笼罩着整个城邦，整个崇神集会。怎么，希腊人正值年富力强之时，反有一种求悲剧事物的意志，反是悲观主义者？用柏拉图的话来说，正是疯狂给希腊带来了最大的福祉。相反，希腊人在其瓦解和衰落的时代，却越发乐观、肤浅、戏子气十足，也越发热心于逻辑和世界的逻辑化，因而也更“快乐”，更“科学”了。怎么，与一切“现代观念”和民主趣味的成见相抵牾，胜利了的乐观主义，占据优势的理性，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功利主义（它与民主相似），会是衰落的力量、临近的暮年、生理的疲惫的一种象征？因而不正是悲观主义吗？伊壁鸠鲁成为乐观主义者，不也正因为他是受苦者吗？可以看出，这本书所承担的是一大批难题，我们还要补上它最难的一个难题！用人生的眼光来看，道德意味着什么？
（四）
人们可以明白我这本书已大胆着手于一项怎样的任务了吧？我现在感到多么遗憾，当时我还没有勇气处处为如此独特的见解和冒险而使用一种独特的语言——我费力地试图用叔本华和康德的公式，去表达与他们的精神和趣味截然相反的异样而新颖的价值估价。那么，叔本华对悲剧是怎么想的？他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卷中说：“使一切悲剧有特殊鼓舞力量的是认识的提高，世界、生命并不能给人以真正的满足，因而并不值得我们依恋。悲剧的精神即在其中。所以，它引导我们听天由命。”哦，酒神告诉我的是多么不同！哦，正是这种听天由命主义，当时对我是多么的格格不入！然而，这本书却有着某种极严重的缺点，比起用叔本华的公式遮蔽、损害酒神的预感来，它现在更使我遗憾，这便是，我以混入当代事物而根本损害了我所面临的伟大的希腊问题！在毫无希望之处，在败象昭然若揭之处，我仍然寄予希望！我根据德国近期音乐，便开口奢谈“德国精神”，仿佛它正在显身，也正在重新发现自己，而且是在这样的时代。德国精神不久前还具有统治欧洲的意志和领导欧洲的力量，可现在却已经寿终正寝，并且在建立帝国的漂亮借口下，把它的衰亡炮制成中庸、民主和“现代观念”！事实上，在这期间，我已经懂得完全不抱希望和毫不怜惜地看待“德国精神”，我也同样如此地看待德国音乐，并把它看作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一切可能的艺术形式中最非希腊的形式，此外它还是头等的神经摧化剂，对于一个酗酒并且视晦涩为美德的民族来说具有双重危险。也就是说，它具有双重性能，是既使人陶醉，又使人糊涂的麻醉剂。当然，除了抱轻率的希望并且做过不正确的应用，因而有损于我的处女作之外，书中却也始终坚持提出伟大的酒神问题，包括在音乐方面，一种音乐必须具有怎样的特性，它不再是浪漫主义音乐，也不再是德国音乐，而是酒神音乐……
（五）
可是，倘若您的书不是浪漫主义，那么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是浪漫主义呢？您的艺术家形而上学地宁愿相信虚无，宁愿相信魔鬼，也不愿相信“现在”。对于“现在”“现实”“现代观念”的深仇大恨还能表现得比这更过分吗？在您所有的对于音乐和听觉器官诱惑之中，不是有一种愤怒而又渴望毁灭的隆隆声，一种反对一切“现在”事物和勃然大怒，一种与实践的虚无主义相去不远的意志，在发出轰鸣吗？这意志似乎喊道，宁愿无物为真，胜于你们得理，胜于你们的真理成立！悲观主义者和神化艺术的人，您自己听听从您的书中摘录的一些句子，也就是谈到屠龙之士那些颇为雄辩的句子，会使年轻的耳朵和心灵为它入迷的。怎么，那不是1380年的地道的浪漫主义表白，戴上了1850年的悲观主义面具吗？其后便奏起了浪漫主义者共同的最后乐章——灰心丧气，一蹶不振，皈依和膜拜一种旧的信仰，那位旧的神灵……怎么，您的悲观主义著作不正是一部反希腊精神的浪漫主义著作，不正是一种“既使人陶醉，又使人糊涂”的东西，至少是一种麻醉剂，甚至是一曲音乐、一曲德国音乐吗？请听吧——
“我们想象一下，这成长着的一代，竟具有如此大无畏的目光，怀抱如此雄心壮志；我们想象一下，这些屠龙之士，迈着坚定的步伐，洋溢着豪迈的冒险精神，鄙弃那种乐观主义的全部虚伪教条，但求在整体和完满中‘勇敢地生活’，那么，这种文化的悲剧人物，当他进行自我教育以变得严肃和畏惧之时，必定渴望一种新的艺术，形而上慰藉的艺术，其渴望悲剧，如同渴望属于他的海伦一样吗？他必定要和浮士德一同喊道：我岂不要凭眷恋的痴情，带给人生那唯一的艳?影？”
“岂非必定？”……不，不，绝不！你们年轻的浪漫主义者，并非必定！但事情很可能如此告终，你们很可能如此告终，即得到“慰藉”，如同我所写的那样，而不去进行任何自我教育以变得严肃和畏惧，却得到“形而上的慰藉”，简单地说，如浪漫主义者那样告终，以基督教的方式……不！你们首先应当学会尘世慰藉的艺术，你们应当学会欢笑，年轻的朋友们，除非你们想永远做悲观主义者。所以，作为欢笑者，你们有朝一日也许会把一切形而上的慰藉，首先是形式上学——扔给魔鬼，或者，用酒神精灵查拉图斯特拉的话来说：
“振作你们的精神，我的兄弟们，向上，再向上！也别忘了双腿！也振作你们的双腿，你们这些舞蹈家，倘若你们能坚强就更妙了！
“这顶欢笑者的王冠，这顶玫瑰花环的王冠，我给自己戴上了这顶王冠，我自己宣布我的大笑是神圣的。今天我没有发现别人在这方面足够强大。
“查拉图斯特拉这舞蹈家，查拉图斯特拉这振翅欲飞的轻捷者，一个示意百鸟各就各位的预备飞翔的人，一个幸福的粗心大意者……
“查拉图斯特拉这预言家，查拉图斯特拉这真正的欢笑者，一个并不急躁的人，一个并不固执的人，一个爱蹦爱跳的人，我给自己戴上了王冠，同胞们，我把这顶王冠掷给你们！我宣布欢笑是神圣的，你们这些更高贵的人，向我学习——欢笑！”
五、天才的感悟
（一）
我的大海的深处是宁静的，但谁又能猜到它隐藏着戏谑的怪兽！
我的深处波澜不惊，但它因漂游之谜和大笑而闪烁。
今天我看见一个高超的人、一个庄重的人、一个精神的忏悔者，呵呵，我的灵魂如何为他的丑陋而发笑？
挺胸凸肚，就像正在鼓气的人，这高超的人，他就是如此这般地站在那里，而且哑口无言。
悬挂着丑陋的真理，他的猎获物，满裹着褴褛的衣衫，还有许多荆刺黏在他身上，但我却未尝看见一朵玫瑰。
他还没有学会笑和美。这猎人阴郁地从知识之林归来。
他与野兽搏斗之后回到家来，但仍有一头野兽从他的严肃中瞥视——一头未被制伏的野兽。
他始终像一只虎站在那里，一只欲暴跳的虎，但我并不喜欢这些紧张的灵魂，我的趣味敌视着所有这些退隐者。
而你们对我说，朋友，趣味和口味是无可争辩的，但全部人生就是趣味和口味的争论。
趣味，同时是重量、天秤和权衡，可悲的是想要没有重量、天秤和权衡的争论而生活的一切活人。
这高超的人，当他倦于他的高超之时，他的美才会开始……那时我才愿意欣赏他，才觉得他合口味。
只有当他躲开自己，他才能跳越过他自己的影子。而且，当真跳进他的阳光之中。
他在阴影里坐得太久了，这精神忏悔者的脸颊变得苍白了，他几乎在他的期待中饿死了。
他的眼中还有着蔑视，他的嘴角还藏着厌恶。虽然他现在休息了，但他还不是休息在阳光之下。
他应当效法公牛，他的幸福应当散发大地的气息，而非散发蔑视大地的气息。
我愿看见他如同一头白牛，鼓鼻欢吼，拖犁前进。他的欢吼当赞美一切尘世的事物！
他的脸色仍然阴沉，手的阴影投在上面，其眼神仍然暗淡。
他的行为仍是他身上的阴影，手遮蔽了行动者。他仍未克服他的行为。
我诚然喜欢他那公牛般的颈背，但我也想看到天使的眼睛。
他还必须忘却他那英雄意志。对我来说，他应当是一个高贵的人，而不只是一个高傲的人——苍天自己会举起他来，这失去意志的人。
他已征服猛兽，已解开谜语。但他应该拯救他的猛兽和谜语，他还应该把它们化为上天的稚子。
他的知识还不会微笑，还没有摆脱嫉妒，他那汹涌热情还没有在美之中变得宁静。
真的，不应在饱足中，而应在美之中，他的渴望才得以沉寂！优美属于宽宏大量的胸怀。
以臂盖脸，英雄应当如此休息，而他也应当如此克服他的睡意。
但对于英雄来说，美是万事中最难的事，一切强烈的意志都不可获得美。
美之毫厘，在这里便是失之千里。
肌肉放松、意志无羁而站立，对于你们是最困难的，你们这些超人！
当强力变得仁慈并下降为可见之时，我称这样的下降为美。
我对谁也不像对你那样去要求美，似你这般强而有力的人，你的善良当是你最后的自我征服。
我信任你的一切恶，所以我想要你的善。
真的，我常常笑那些衰弱的人，他们自以为善，因为他们跛足！
你应当追求柱石的道德，它越是高耸，就越是美丽、雅致，但内部也越是坚硬、细密。
是的，以你这般高超的人，有一天你也应当是美的，并且临镜自赏你的美。
那时候，你的灵魂将因神圣的渴求而战栗，在你的虚荣中也将怀有崇敬！
这便是灵魂的奥秘：英雄离弃了它，然后在梦中，在它近旁便出现了——超英雄。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二）
昨晚，当月亮升起时，我猜想它要生一个太阳，它如此硕大臃肿地躺在地平线上。
但它是一个假装怀孕的说谎者——我宁愿相信月亮是男人而不是女人。
然而，它也不太像男人，这位胆怯的夜游者，真的，它心怀鬼胎地窃行在屋顶上方。
因为它贪婪而又嫉妒，这月亮僧侣，正贪恋着大地和情人们的一切快乐。
不，我不喜欢它，这屋顶上的雄猫！那在半闭窗户周围潜行的一切都和我格格不入！
它虔诚而沉默地悄行在星毯上，但我不喜欢一切不伴随着马刺叮当的阒然无声的男人步履。
每个诚实的人走路都有声响，而猫儿却悄悄地溜过地面。看，月亮竟似猫儿般地来了，鬼鬼祟祟……
我把这个比喻给你们多变的伪善者，给你们，“纯粹的求知者”！我称你们为贪婪者！
你们也爱大地和尘世，我看透了你们！但在你们的爱中有羞愧和良心不安。你们就像那月亮！
你们的精神而非你们的心脏被说服了蔑视尘世，而心脏是你们身上最顽强的东西！
而现在，你们的精神羞愧了，因为它只是你们心脏的意愿，它因这羞愧而躲躲闪闪地走小道。
“由于我是最高尚的”，你们爱说谎的精神如此地对自己说，“无所欲求地静观人生，不像狗一样拖着垂涎的舌头。”
“以静观为幸福，意志寂灭，无自私的执着和贪欲——形同槁木，却又有着月亮般沉醉的眼睛！”
“这是我最喜爱的”，被诱惑者如此诱惑自己，“像月亮般那样地爱大地，仅仅用眼光玩赏它的美。”
“我称这为纯洁的知识：对万物一无所求，但愿像一面百目镜映照它们。”
……
你们这多变的伪善者，你们这些贪婪者！你们的欲望自觉有罪，所以你们现在要诽谤欲望！
真的，你们不是作为创造者、生育者、满怀生成的喜悦者来爱大地！
无辜在哪里？在有着生育意志的地方。谁欲超越自己，他就有最纯洁的意志。
美在哪里？在我须以全意志意想的地方；在我愿爱和死，使意象不只保持为意象的地方。
爱和死永远一致。求爱的意志，也就是甘愿赴死。我对你们这些怯懦者如此说！
而现在你们想把你们的卑怯的窥望称作“静观”！怯懦的眼光所及，就说是“美”！你们这些高贵名字的亵渎者！
这应当是你们的诅咒，你们这些纯洁者，纯粹的求知者：你们永远不育，即使你们硕大臃肿地躺在地平线上！
真的，你们满嘴高贵的言辞，我们难道应该相信？你们的心也满溢，你们这些说谎者！
然而我的言词是谦卑、轻蔑、委婉的，我喜欢拾取你们掉在餐桌下的残屑。
我始终能用它们向伪善者讲述真理！是的，我要用鱼刺、蚌壳和针叶把伪善者的鼻子刺痒！
你们和你们宴席四周的混浊空气，你们贪婪的思想、你们的谎言和隐私弥漫在空气里。
首先要敢于相信自己——自己和自己的内心！谁不相信自己，必定永远说谎。
你们给自己戴上神圣的面具，你们这“纯洁者”。你们那令人憎恶的毒蛇爬到面具后面。
真的，你们欺骗，你们这“静观者”。查拉图斯特拉一度也曾上了你们神圣外表的当，他没有看出盘在其后的毒蛇。
我曾经以为在你们的游戏里看到了一颗神圣的心灵，纯粹的求知者。我曾经以为没有比你们的艺术更好的艺术。
距离掩盖了毒蛇的污秽和恶劣的气味，蜥蜴的狡猾在那里到处贪婪地潜行。
可是我走近了你们，这时白昼降临于我，现在也降临于你们，月亮的爱到尽头了！
看吧！它暴露了，并凄惨地站住——在曙光之前！
然后她，那燃烧者来了，她对大地的爱来了。全部太阳之爱都是无辜的，也都是创造的渴望！
看吧，她多么急切地渡海而来！你们没有感觉到她那爱的焦渴和灼热的呼吸吗？
她欲吮吸海，以把海的深处引向自己的高处，这时海的渴望涌起千座乳峰。
他欲被太阳的焦渴亲吻和吮吸着，他欲成为空气、高天、光的道路，光本身！
真的，我像太阳那样爱着人生和一切深邃的海。
而我就把这叫作知识；一切深处应当上升到我的高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三）
“自从我更了解了肉体，”查拉图斯特拉对他的一个弟子说，“我觉得精神只不过就像是精神罢了，而一切所谓‘永恒’也仅仅是一种比喻。”
“我已经听你这样说过一回”，这弟子回答，“那回你还补上一句：‘但诗人说谎太多。’为什么你说诗人说谎太多呢？”
“为什么？”查拉图斯特拉说，“你问为什么，我可不是那种可以向他问为什么的人。”
“我的经历是昨天的吗？我经历我的意见的论据已经很久了。”
“倘若我也要保存我的论据，我是不是已变成一只记忆桶了？”
“即使保存我的意见，在我看来已经是太多了，有些鸟儿从其中飞走了。”
“有时我也在我的鸽棚里发现一只陌生的飞禽，而当我的手触摸它时，它却颤抖了。”
“然而，查拉图斯特拉对你说过什么？说诗人说谎太多？但查拉图斯特拉也是一个诗人。”
“现在你相信他在这里说真理了吗？你为什么相信？”
这弟子回答：“我信仰查拉图斯特拉。”但查拉图斯特拉摇头且微笑了。
他说：“信仰并不使我幸福，特别是对我的信仰。”
姑且假定某个极其严肃的人说，诗人说谎太多，那么，他是对的，我们是说谎太多。
我们所知太少，是坏学生，所以我们必须要说谎。
我们诗人谁没有在自己的酒里掺水？在我们的地窖里制造出了许多有毒的混合物，许多难以描绘的事情就在那里做成了。
因为我们所知甚少，所以我们衷心喜欢精神贫乏的人，尤其是少女。
我们甚至渴望去倾听老妪们夜晚的唠叨，并以此把这叫作心中的永恒女性。
仿佛有一条特别的秘密通道通往知识，但对于求知者来说已经掩埋了，所以我们信仰人民及其“智慧”。
但一切诗人都相信，谁静卧草地或幽谷，侧耳倾听，必定能领悟天地间万物的奥秘。
倘有柔情袭来，诗人必以为自然在与他们谈恋爱。
她悄悄俯身于他们耳畔，密授天机，软语温存，于是他们炫耀自夸于众生之前。
天地间如许大千世界，唯有诗人与他梦魂相连！
尤其在苍穹之上，因为众神都是诗人的比喻，诗人的诡诈！
真的，我们总是被诱往高处——那缥缈云乡，我们在其上安置彩色玩偶，然后取名为神和超人。
所有这些神和超人，诚然足够轻飘，与这底座相称！
唉，我是多么厌倦一切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唉，我是多么厌倦诗人！
当查拉图斯特拉这样说时，他的弟子怒而不言。查拉图斯特拉也沉默了。他凝目内视，好像在凝视遥远的地方，最后，叹息而深深吸气。
然后他说：“我属于今天和昨天，但我身上也有属于明天、后天甚至遥远将来的东西。”
我厌倦了诗人，无论旧的还是新的，我总觉得他们都是肤浅的，就像浅海。
他们想得不够深，所以他们的情感也不深沉。
一点儿淫欲、一点儿无聊，便是他们最好的沉思。
他们的竖琴之声，听来像是幽灵的喘息和脚步，他们迄今才知道什么是音乐的热情……
我觉得他们也不够纯洁，他们全都搅浑了自己的池塘，以使之显得深邃。
他们喜欢以此而自荐为调解者，然而，在我看来，他们却始终是骑墙者、混合者，非驴非马，太不纯粹！
唉，纵然我把我的网投入他们的海里，欲捕捉鲜鱼，可是，我捞起的始终是腐朽的绳头。
这样，大海以石头供应饥者，他们自己大约出身于海。
的确，人们在他们身上找到了珍珠，于是他们越发地像海蚌了。我在他们那里找到的不是灵魂，而只是咸的黏液。
他们还向大海学习它的虚荣，而大海不是孔雀中的孔雀吗？
即使在最丑陋的水牛面前，孔雀也张开它的尾巴，未曾倦于炫耀它的灿烂锦屏。
水牛对此不屑一顾，它的灵魂爱沙滩，更爱丛林，但最爱沼泽。
美、大海、孔雀羽毛与它何干！我向诗人说着这比喻。
真的，他们的心灵就是孔雀中的孔雀，虚荣的大海！
诗人的心灵需要观众，哪怕是水牛！
但我厌倦了这种心灵，而我看到它厌倦自己的时候也正在到来。
我看到诗人已经发生变化，反省自己。
我看到从诗人中成长起来的精神忏悔者正在到来。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四）
人必须用雷霆和烟火向迟钝而昏沉的灵魂说话。
但美却柔声细语，因为它只是悄悄潜入最清醒的灵魂。
今天向我微微倩笑，这是美所发出的神圣的笑和震颤。
你们这道德家，今天我的美嘲笑你们……
我漫步在人群之中，如同漫步在未来的碎片之中，那可是我瞭望到的未来。
我把碎片、谜和可怕的偶然搜集、聚合为一体，这便是我的全部创作和追求。
倘若人不是诗人、猜谜者和偶然的拯救者，我如何能忍受做人！
啊，孤独！你是我的家，孤独啊！我在陌生的蛮人中落寞太久，所以我不能不泪水汹涌地回到你这里。
现在你只是像慈母一样抚慰着我，现在你像慈母一样对我微笑，只是对我说：“从前是谁像一阵风似的离开了我？”
“谁在临别时喊道：我与孤独相处太久了，所以我忘却了沉默！你现在大约学会沉默了吧？”
“哦，查拉图斯特拉，我知道一切，你在众人中间比与我同处更加寂寞，也更觉孤身一人！”
“寂寞是一回事，而孤独又是另一回事，你现在懂得这一点了吧！你在人世中永远是荒凉陌生的。”
“即使他们爱你，你也仍感荒凉陌生，因为他们首先要你格外地去爱惜他们！”
“而在这里，你是在自己的家里，你在这里可以倾诉一切、论证一切，这里无羞于隐藏的、执着的情感。”
“这里万物爱抚地走向你的言谈，向你谄媚，因为它们想骑在你的背上驰骋，这里，你骑在每种比喻上驶向真理。”
“这里，你可以诚实坦率地向万物说话，真的，在它们听来，这会是怎样的赞美，倘若一个人直接与万物交谈……”
啊，孤独！你是我的家，孤独啊！你多么温柔甜蜜地向我倾谈！
我们不互相盘问，我们也不互相抱怨，我们要彼此开诚布公、开门见山。
因为在你那里，一切都敞开而自明，这里光阴也更轻捷地奔跑，时间在黑暗中比在光明中是更沉重的负担！
这里一切存在的语言和语言宝库向我突然打开；这里一切存在都想变成语言，一切生成都想跟我学习言谈。
我聪慧的渴望如此迸发出欢笑，这渴望诞生于高山，真是一种野性的智慧啊！——我那飒飒展翅的伟大渴望。
它常常带我扶摇直上，遨游四方，沉浸在大笑之中。我颤悠悠地飞翔，如一支箭穿越过浸透阳光的狂喜。
飞到梦想不到的遥远未来，飞到比画家们所憧憬的更炎热的南方，那里诸神裸舞，以一切衣裳为羞！
（我是在用比喻说话，像诗人一样佶屈聱牙。真的，我惭愧我仍然不能不是一个诗人！）
那里一切生成在我看来都像是诸神的舞蹈和精神的任性，在那里世界重获自由，返璞归真！
宛如众神的一种永恒的自我逃避和自我寻觅，宛如众神欢快的自我冲突、自我和解、自我恢复。
那里一切时间在我看来都像是对瞬间的欢快嘲弄，那里必然就是自由，它欢快地戏弄着自由的螫针……
你们这些创造者，你们这些更高贵的人！必须使分娩者受苦，因为分娩者不净。
试问女人：分娩并非因为这使人快乐，痛苦使母鸡和诗人咯咯大叫。
你们创造者，你们身上有许多不净，你们不得不做母亲，才致使如此。
一个新生儿：啊，多少新的污秽也来到了世上！走开吧！已经分娩的人应当洗净她的灵魂！
六、天才的疯狂与激情
（一）
营养的选择、气候的选择和地方的选择——一个人万不可大意的第三件事就是对他休养方式的选择。在这里，允许其精神独特的界限，即有益的范围也是狭窄的，并且是更加狭窄的。对我来说，一切阅读都是我的休养，使我从自我中解放出来，任凭我游于陌生的学科和灵魂中——我不再严肃对待。阅读恰恰使我从严肃中得以复原。埋头工作之时，在我这里看不到一本书，我禁止任何人在我旁边说话甚或默想，而这就叫阅读……人们可曾注意到，在那种因孕育而使精神和整个机体所陷入的至深紧张当中，偶然事件和外来刺激会产生格外猛烈的作用，会造成格外沉重的“打击”。一个人必须尽可能避开偶然事件和外来刺激，自筑壁垒是精神孕育的第一本能和第一智慧。我要让一种别人的思想偷偷越过壁垒吗？而这就叫阅读……在工作和丰收的时间之后，便是休养的时间，你们来吧，愉快的书籍，机智的书籍，聪颖的书籍！——那会是德国书籍吗？我必须回溯到半年前，随手抓到了一本书。那是维克多?勃罗查德的杰作——《希腊怀疑论者》，我的《第欧要尼?拉尔修》在其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运用。怀疑论者，模棱两可的哲学家队伍中唯一可尊敬的类型……我历来总是避难于这些人的书籍中，避难于为数甚少的恰好为我提供的书籍中。读得多而杂也许不合我的天性，一间阅览室会使我生病；爱得多而杂同样不合我的天性。提防甚至仇视新书，比起仇视“容忍”“心胸开阔”以及别的“邻人爱”，更早化作我的本能……归根到底，只有少数几个过去的法国人能使我流连忘返，我只相信法国教养，而把欧洲自称为教养的一切看作误解，更不必说德国教养了。我在德国所遇见的少数高等教养的例子，全部都是法国血统，尤其是柯西马?瓦格纳夫人，在趣味问题上绝对是我所知道的第一流的。我不是读过，而是爱上了帕斯卡尔，爱他作为基督教精神的富有教益的牺牲品，慢慢地被宰割，先是在肉体上，然后是在心灵上，这惨无人道的恐怖程式的整个逻辑，在我的心灵里，有一些蒙田的任性（谁知道呢，或许也在我的肉体里）。我的艺术家趣味捍卫着莫里哀、高乃依和拉辛的名字，而对莎士比亚这样粗暴的天才不无痛恨。最后，这一切并不妨碍我也把新近的法国人看作是可爱的友伴。我完全不知道，历史上有哪一个世纪像今日的巴黎那样，有如此好奇又如此精微的心理学家们济济一堂。因为他们的人数实在不少，所以我试着数出布尔热、洛蒂、吉普、梅雅克、法朗士、列梅特尔诸位先生，或者为了突出强健种族中的一员，举出我特别喜欢的一位真正的拉丁人——莫泊桑。我偏爱这一代人，即我们之中的人，乃至大师，这些大师全都被德国哲学败坏了（例如，泰纳先生被黑格尔败坏了，他因为黑格尔而误解了伟大人物和伟大的时代）。德国伸展到哪里，就败坏了哪里的文化。只是战争才“拯救”了法国的精神……斯丹达尔，我生命中最美好的邂逅之一。因为在我的生命中划时代的一切，都是来自邂逅，从来不是来自一种建议——他那心理学家的先见之明，他对真实的把握，那是不可估价的，令人想起最伟大的事业家（指拿破仑），最后，并非最不重要的，作为正直的无神论者则是光荣的梅里美……一个在法国罕见的、并且未曾遇见过的类型。莫非我竟嫉妒斯丹达尔？他夺走了无神论者所能说出的最巧妙的俏皮话，这话本来是应该由我说出的：“上帝唯一可宽恕之处，就是他并不存在。”我自己在什么地方也说过：“迄今为止，什么是对生命的最大困难？即上帝。”
给我以抒情诗人的最高概念的是海涅。我在许多世纪的一切领域中，徒劳地寻找着一种同样甜蜜而又热情的音乐。他具有那种神圣的恶意，没有这种恶意，我就不能想象美满。我估量人和种族的价值，就看他们如何能不由自主地结合着牧神去理解上帝。而且他是怎样运用德语的啊！有一天人们会说，海涅和我绝对是德国语言的第一流艺术家——距离纯粹德国人的德语水平无限远。我和拜伦的曼弗雷德必定有很深的血缘关系，我在自己身上发现了其一切深渊——13岁时，我的这部作品已经成熟了。谁敢当着曼弗雷德的面提起《浮士德》，我实在无话可说，也只有瞥他一眼。德国人对于伟大的任何概念都是低能的，舒曼就是证明。我本人出于对这个甜腻腻的撒克逊人的痛恨，曾经给曼弗雷德写过一段反序曲，19世纪德国著名的指挥家汉斯?凡?彪罗说，他从未见过与此相似的乐谱，这是对女神欧忒耳珀的渴念。当我寻求我对莎士比亚的最高公式时，我找到的始终是：他塑造了恺撒这个典型。一个人是不能猜透这种典型的他或者就是它，或者就不是它。这位大诗人只能发掘他的亲身经历，以至于他后来不能再忍受他的作品了……当我望了一眼查拉图斯特拉，我在屋子里蹀踏了半个钟头，再也控制不住难以忍受的悲恸抽搐。我不知道还有比读莎士比亚更令人心碎的事情了：一个人何以必须如此受苦，以致不能去做一个小丑！人们理解哈姆?雷特了吗？会逼人发狂的并不是怀疑，而是确信，可是要有这种体会，一个人必须深刻，成为深渊、哲学家——我们都害怕真理。
（二）
谈到生命的休养，我在这里可不能不赞一词，以表达我对那一生中最深沉最亲切地使我复原的事情的谢忱。这无疑就是和理查德?瓦格纳的亲密交往。我可以轻易放弃我人间关系的零头，但没有什么代价可以使我从生命中缴出特里伯辛的日子，那信任而明朗的日子，有着微妙的意外和深邃的瞬间。我不知道别人和瓦格纳一起有何感觉，不曾有过一朵云影掠过我们的天空——我再次返回法国。对于瓦格纳派以及其余诸如此类的人物，我不屑置辩，只是轻蔑地一撇嘴角，这些人满以为瓦格纳与己同类，借此信念而向他致敬。依我至深的天性，我和一切德国的东西都如此格格不入，以至于只要一接近德国人，就足以阻碍我的消化，和瓦格纳的初次接触是我生命中第一回扬眉吐气，我感到我尊敬他如同尊敬异国，如同尊敬一切“德国德行”的对立面和对它有血有肉的抗议。在18世纪50年代的瘴气中度过了童年的我们，对于“德国的”这个概念不可避免的是悲观者，我们除了做革命者外别无其他可能——我们不能容忍伪君子高高在上的情景。无论这伪君子如今怎样乔装变色，他是纾金拖紫，还是披盔挂甲，对我是全然一样。好吧！瓦格纳是一位革命者，他逃离了德国人，作为艺人，一个人在欧洲除了巴黎之外便无家可归。瓦格纳艺术的前提，是那五种艺术官能的精致，是对于细微差别的把握，是心理的病态，这只有在巴黎才能找到。任何别处都不会有对于形式问题的狂热和对于舞台调度的认真，而巴黎人的认真是卓越的。在德国，人们对于活跃在一位巴黎艺术家灵魂中的那种巨大野心甚至还形不成概念。德国人是驯顺的，而瓦格纳却根本不是驯顺的……然而，关于瓦格纳归属何处，谁是他最近的亲属，我已经说得够多了，这就是法国后期浪漫派，那个腾云驾雾的艺术家类型。例如，德拉克洛瓦、柏辽兹具有一种病态的、不治之症的性格基础，是表情的公开热衷者，也是彻头彻尾的明星……一般来说，谁是瓦格纳的第一个自觉追随者？查尔斯?波德莱尔最先理解了德拉洛瓦是一个典型的颓废派，整个艺术人家族都在他身上重新认识了自己——他或许还是其中的最后一人……我绝不能原谅瓦格纳的是什么？就是他屈尊俯就德国人！他成了德国国民——德国伸展到哪里，就败坏了哪里的文化。
（三）
细想起来，没有瓦格纳的音乐，我就不可能忍受得了我的青年时代。因为我已经被判决为一个德国人。当一个人想摆脱一种无法忍受的压迫时，必须要有麻醉品。好吧，我必须有瓦格纳。瓦格纳是一切德国事物卓越的抗毒剂，而且我并不否认他也是毒剂。自从听到《特里斯坦》钢琴片断的那一刹那起，（多谢彪罗先生）我就成为一个瓦格纳派了。我看瓦格纳以前的作品都在我之下——还太平庸、太“德国气”，可是今天我还在寻找一部作品，与《特里斯坦》有着同样危险的魅惑力和同样可怕而甜蜜的无穷意味——我在一切艺术中徒劳地寻找着。只要响起《特里斯坦》的第一个音符，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全部奇特就都失去了魅力。这部作品绝对是瓦格纳的顶峰，他的《名歌手》和《指环》已从顶峰下跌了，变得更健康——这在瓦格纳这样的天性反是一种退步，生逢其时，并且恰好生在德国人中间，我以为以求成熟于这部作品是头等的幸运，我身上心理学家的好奇心走得如此之远。对于从未病得足以沉溺于这种“地狱之狂欢”的人来说，世界是贫乏的，应当准许甚至命令在这里运用一种秘密形式。我认为，我比任何人都更了解瓦格纳的奇伟怪诞，除了他，无人能展翅飞抵狂喜的五十重天，况且我足够强壮，可以使最可疑、最危险的事物变得对我有益，并且变得更为强壮，所以我称瓦格纳为我生命的大恩人。使我们结成亲缘的是，比起20世纪人们所能忍受的苦来，我们受苦更深，而且互从对方感到受苦，这将使我们结成亲缘，并将使我们的名字重新联结在一起。在德国人中间，瓦格纳必定是一个纯粹的误解，我也必定如此，且将永远如此——我的日耳曼同胞，你们首先得受两百年的心理学和艺术的训练！然而这一课是没法补上了。
（四）
我还要概括地谈谈我的风格和艺术。用符号以及这些符号的节拍来传达一种状态，一种内在的激情的紧张，这是每种风格的意义，由于我的内在状态异常繁多，所以就具有多种可能性的风格。一般说来，这只是一个人曾掌握过的最多样化的风格的艺术。一种风格若能真实地传达其内在状态，不错用符号、符号的节拍以及表情（一切修辞都是表情的技巧），便是好的风格。我的本能在这方面是不会错的。自在的好风格是十足的愚蠢，是纯粹的“理想主义”，如同“自在之美”“自在之善”“自在之物”一样。前提始终是要有听取的耳朵，有懂得并且配得上这种激情的人，有可以向它传达的人。例如，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目前还在寻找这样的人——唉！它还将久久地寻找！人必须要配得上，并接受它的考验。在那个时辰到来之前，不会有人理解我耗费在这本书中的技巧，也不曾有人致力于如此崭新的、闻所未闻的、真正首创的艺术手段。在德语中能够有这样的东西，这一点一直有待证明，我本人从前对此也坚决否认。在我之前，人们不知道用德语能够做成什么。一般来说，用语言能够做成什么，首先被我发现了，节奏的伟大技巧、修辞的伟大风格，都表达出高尚的超人激情的澎湃起伏，并仅凭借《七印记》这样的颂诗，我便翱翔在迄今所谓诗歌之上的一千英里。
（五）
要公正地对待《悲剧的诞生》，就必须忘掉一些事情。它是靠它的错误发生影响甚至使人着迷的——这错误便是它对瓦格纳主义的利用，似乎瓦格纳主义是一种向上的象征。也正因为如此，这部作品成了瓦格纳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从此以后，伟大的希望系于瓦格纳的名字。即使在今天，只要提起《帕西法尔》，人们还要提醒我，对于这一运动的文化价值做出如此高的评价，这种意见占上风，我是负有罪责的。我时常发现这部作品被引为《悲剧从音乐精神中的复活》，人们于其中只注意瓦格纳的艺术、意图和使命的新公式，却忽略了隐藏在这部作品基础中的真正价值。“希腊精神和悲观主义”，这可是一个毫不含糊的标题，首次说明了希腊人是如何清算悲观主义的，即他们靠什么战胜了悲观主义。悲剧恰好证明，希腊人不是悲观主义者，叔本华在这里如同他在所有问题上一样，还是弄错了。用局外人的眼光看《悲剧的诞生》显得很不合时宜，难以想象，它是在沃尔特战役的炮声中开头的。我在麦茨城下，在寒冷的九月之夜，在护理病人的服务中，沉思了这些问题。人们不妨相信，这部作品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它对政治是冷淡的——今天人们会说是“非德国的”，它散发着令人厌恶的黑格尔气味，只在某些公式中，它才夹带着些叔本华的报丧者气息。一种“理念”——酒神因素与日神因素的树立，被阐释为形而上学，历史本身被看作这种“理念”的开展，这一对立在悲剧中被扬弃而归于统一，在这种光学作用下，从未彼此照面的事物突然相遇，互相照亮和阐明。正如歌剧和革命，书中有两点决定性的创新，第一是对希腊人酒神精神的理解，为它提供了第一部心理学，把它看作全部希腊艺术的根源；第二是对苏格拉底主义的理解，苏格拉底第一次被认作是希腊衰亡的工具、颓废的典型。“理性”反对本能，“理性”无论如何都是摧残生命的危险力量。全书对基督教保持深深敌意的沉默。基督教既非日神也非酒神，它否定一切审美价值——《悲剧的诞生》所承认的唯一价值，它在至深的意识中是虚无主义的；反之，酒神的象征却达到了肯定的极限。基督教教士一度被喻为“阴险的侏儒族类”“地下族类”等。
（六）
这一个起点是无比奇特的。我凭借最内在的经验，发现了历史中所具有的唯一比喻和对应物，因此，我首先理解了奇异的酒神现象。同时我视苏格拉底为颓废者，并彼此毫不含糊地证明，我的心理绝不会陷入任何道德过敏的危险——视道德本身为颓废的象征，只是一个创新，是认识史上头等的独特事件。借这两个见解，我如何高出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那可怜的肤浅空谈之上！我首先看出真正的对立——看出蜕化的本能带着隐秘的复仇欲转而去反对生命（其典型形态是基督教，叔本华哲学，在某种意义上还有柏拉图哲学，全部唯心主义），反对生于丰盈和满足的最高肯定的公式，无条件的肯定，肯定痛苦、肯定罪恶，甚至去肯定生存的一切可疑和异常的特征……对于生命最终的、最快乐的、最热情洋溢的肯定，不但是最高的智慧，而且是最深刻的，于是得到了真理和科学最有力的证明和维护。凡存在的人，无物要抛弃，无物为多余——虚无主义者所摒斥的生存方面，在价值系列中所占据的地位，甚至要无限地高于颓废的本能所赞许、所称道的东西。要理解这一点，必须要有勇气接近真理。强者必须认识和肯定现实，恰如弱者由于虚弱而必定怯懦并且逃避现实，此谓“理想”。他们没有认识的自由，颓废的人离不开欺骗，这是他们的生存条件。无论是谁，不但理解“酒神”这个词，而且由这个词而理解自己，他就用不着去反驳柏拉图或叔本华，他能嗅到那腐味。
（七）
最近我还在《偶像的黄昏》中表明，我如何借此而找到了“悲剧的”这个概念，找到了关于什么是悲剧心理的终极知识。“肯定生命，哪怕是在它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生命意志都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我称这为酒神精神，我把这看作是通往悲剧诗人心理的桥梁。不是为了摆脱恐惧和怜悯，也不是为了通过猛烈的宣泄，从一种危险的激情中净化自己（亚里士多德如此误解），而是为了超越恐惧和怜悯，为了成为生成的永恒愉悦本身——这种愉悦在自身中也包含着毁灭的元素。”在这个意义上，我有权把自己看作第一个悲剧哲学家，也就是悲观主义哲学家极端的树立者和反对者。而在我之前，没有人把酒神变为一种哲学激情，尚缺乏悲剧智慧，甚至在苏格拉底前两百年的希腊大哲学家身上，我也是徒劳地寻找此种智慧的征兆。唯有对于赫拉克利特，我有所保留地与他接近，我的心情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觉得温暖和愉快。肯定流逝和毁灭——酒神哲学中的决定性因素，肯定矛盾和战争，生成，以及彻底否定“存在”概念——我在其中不能不认出至今为止与我最相像的思想。“永恒轮回”的学说，即万物是无条件的和无限重复的循环学说，终究可能也已经为赫拉克利特所教导过。几乎所有根本观念都能从赫拉克利特继承的斯多噶派中找到此种学说的迹象。
（八）
一个宏伟的希望从这论著中论述。我终究没有任何理由放弃对于音乐的一种酒神式未来的希望。让我们放眼一百年以后，设想一下我对两千年来的反自然和人类耻辱的进攻就已成功。那新的生命体，着手于最伟大的使命，培养着人类更高的品质，其中包括无情地毁灭一切堕落者和寄生者，将使大地上生命之丰盈重新成为可能，因而使酒神境界也必定重新高涨。我预期着一个悲剧时代，一旦人类具备一种觉悟，进行最艰苦却也最必要的战争，并不因此痛苦，肯定生命的最高艺术——悲剧，就要复活了。
在19世纪末，可有谁清楚地知道强盛时代的诗人们称什么为灵感？倘若没有，我愿来说说。一个人稍微有一点儿迷信，恐怕就不会拒绝在事实上想象一下，自己成为某些极强大力量的纯粹化身、纯粹传声筒、纯粹媒介。启示的概念就是描述这种情况的，它的含义是，使一个人深深震撼战栗的某种东西，突然以一种不可言说的准确和精细变得可见可闻。倾听，而不寻求；接受，而不追问谁在给予。一种思想犹如电光突然闪亮，带着必然性，毫不犹豫地获得形式——根本不容选择；一种喜悦，其巨大的紧张有时通过泪水的汹涌而得以舒缓，他此时步态踉跄，时而疾行，时而又踟蹰；一种不完全的出神状态却又清晰地意识到有无数微妙的震颤和波动流遍全身；一种至深的幸福，痛苦和阴郁在其中并非作为对立面，而是作为条件，作为产物，作为如此光辉灿烂中必有的色彩起作用；一种节律关系的本能，它绷紧了形式的广阔空间——长度，对于扩展的节律的需要，几乎是衡量灵感力量的尺度，是对灵感的压力和紧张的一种平衡。万物真实地显现了，这是不由自主的，却又好像是一种自由情感、绝对、强力、神性的狂飙突起。最奇特的是形象和比喻皆不期而至，人不再明白什么是形象，什么是比喻，一切都以最迅捷、最正确、最单纯的表达方式呈现自己。看来是真的，用查拉图斯特拉的话来说，事物好像自动前来，甘愿充当比喻。“这里万物爱抚地走向你的言谈，向你谄媚，因为它们想骑在你的背上驰骋。这里你骑在每种比喻上，驶向真理。这里一切存在的语言宝库向你突然打开；这里的一切都想变成语言，一切生成都想跟你学习言谈。”这便是我对灵感的体会，我不怀疑，必须倒退几千年，才能找到一个能向我说这话的人：“这也是我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