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庭对孩子的影响
二、学校对孩子的教育
三、青春期教育问题
四、少年犯罪与预防
五、教育孩子的职责
一、家庭对孩子的影响
从降生之时起，婴孩就想要把自己和母亲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不仅非常密切，而且影响深远。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就难以指出他的哪些特征纯粹是出自遗传了。每一种可能是遗传的基因，都已经被她的母亲修正、训练、教育，而改头换面过了。而她的教子办法成功与否，将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所有潜能的发展。所谓母亲的技巧，我们指的是她和孩子合作的能力，以及她使孩子和她合作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无法用教条来传授的。每当产生新的情境，其中就有千万点都需要她应用她对孩子的领悟和了解。她只有真正对孩子有兴趣，而且一心一意要赢取他的情感并保护孩子的利益时，才会有这种技巧。
（一）母亲的影响
在母亲的各种活动中，我们都能看出她的态度。每当她抱起她的娃娃四处走动，对他喃喃细语，替他洗浴，或喂他食物时，她都有使他和自己发生联系的机会。如果她对自己的办法掌握得还不够，或对他们缺乏兴趣，势必会做出粗野的举动，从而引起孩子的反感。如果她没有学会怎样帮孩子洗浴，他会感到洗澡是件不愉快的事情，不但不和她产生亲密的联系，反倒会设法逃避她。她安置孩子上床的方式，她的一举一动，她的一颦一笑，都必须非常巧妙，她照顾他或让他独处的技巧，也必须恰到好处。她必须顾及他的整个环境——新鲜的空气、空间的温度、营养的状况、睡眠的时间、身体的习惯，以及整洁卫生等。在每个小地方，她都会提供给孩子一个喜欢她或讨厌她、愿意合作或拒绝合作的机会。
在母亲的技巧之中，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其所有的技巧都是长期训练和培养兴趣的结果。母亲的准备在生命的早期便已开始了。从一个女孩子对比她年幼孩子的态度，以及她对婴儿和她未来工作的兴趣，便可以看出“母道”的第一。对男孩和女孩都施予同样的教育，让他们以为将来他们要从事完全相同的工作，这种教育方法并不可取。假如我们希望培养出很有技巧的母亲，必须教育女孩子要了解母道，让她们喜欢当母亲，把母亲的工作视为一种创造性的工作，而且在以后的生活里，当面临自己所要扮演的角色时，不会感到失望。
许多研究结果表明，母亲保护儿女的意识，比其他任何一种意识都要强烈。在动物类（比如老鼠和猿猴）中，母道的驱动力已经被证实较性或饥饿驱动力更强，如果它必须在上述几种驱动力之中选择一种，最占优势的必定是母道的驱动力。这种力量的基础并不是性，它出自于合作的目标。母亲常常觉得她的孩子是她自身的一部分。由于是她的孩子，她才和生活的整体紧密联系，她才觉得自己是生与死的主宰。在每一位母亲的身上，我们多多少少都可以发现一种感觉：因为她有了孩子而完成了一生中最伟大的一件作品。我们几乎可以说，她觉得她是像上帝一样，从一无所有中创造出了生命。事实上，对母道的追求就是人类对优越地位（成为神圣的目标）追求的一种表现。这让我们明白：为了人类的缘故，我们如何以最深刻的社会感觉，把优越感目标应用于对别人的兴趣上。
母亲和外界的种种关系也并不是很简单的，她和孩子的联系不应该被过分强调。不管是为了母亲，还是为了孩子，这一点都必须特别加以注意。过分强调一个问题，其他的问题都会受到忽视。即使我们遇到的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如果我们稍稍加以重视，也会应付得比完全漫不经心好。和母亲发生关联的，有她的孩子、她的丈夫，以及围绕着她的整个社会生活。这三种联系必须给予相等的注意，她必须凭借常识，冷静地面对这三者。假如母亲只考虑她和孩子们的联系，难免要宠坏他们而很难使他们发展出独立性以及与别人合作的能力。在她成功地使孩子们和她自己联系上后，她的第二个工作是把他的兴趣扩展到他父亲身上。然而假使她自己对这位父亲缺乏兴趣，这项工作几乎就不可能完成。以后，她还要使孩子的兴趣转向环绕着他的社会生活，继而转向家里其他的孩子，转向朋友、亲戚和平常的人。因此，她的工作是双重的：她自己必须给予孩子一个信赖的最初经验，然后她必须准备将这种信任和友谊扩展开，直到它包括整个人类社会为止。
有一个女孩子曾经住过4年医院，在她住院的时间里，她非常受医生和护士们的宠爱。而当她回家后，起初她的双亲也很宠爱她，但是经过几个礼拜后，他们的关怀减少了。假如她要求某件东西而不能如愿时，她会把手指头放进嘴里，说：“我还是住在医院里吧！”她提醒别人：她曾经害过病，并且想要再恢复到能让她随心所欲的情境。在成人中，我们也能看到同样的行为，他们常常喜欢谈他们的疾病或动过的手术，以此希望能够得到周围人的关怀或关心。
在另一方面，有时候，曾经让父母大伤脑筋的孩子在一场大病之后会恢复正常，不再骚扰他们。我们已经说过，身体的缺陷是孩子们的一种额外负担，但是我们也说过，它们并不足以解释性格上的不良特征。那么，身体障碍的消失是否对这种改变有所影响？让我们先来看看如下例子：有一个在家中排行第二的男孩子，他说谎、偷窃、逃学、残忍，也不服从纪律，在学校惹出了许多麻烦。他的老师对他束手无策，因此主张送他进感化院。正在这时，这个孩子病倒了，他的臀部患了结核症，结果竟在石膏床上睡了半年。他病愈后，成了家中最乖的孩子。我们无法相信这场疾病会对他产生这样的效果。很清楚，这种改变是由于他认清了以往的错误。以前，他一直认为父母偏爱的是他的哥哥，并觉得自己受到忽视。在患病期间，他发现自己是众人注意的中心，每一个人都照顾他、帮助他，从此便大彻大悟地放弃了“别人总是忽视他”的想法。
假如要补救母亲们经常造成的错误，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让她们照顾孩子，并且把孩子送进保幼院，让护士看管。如果我们要找一个代理母亲的人，应该就是能够扮演母亲角色的人——她自己本身一定要像母亲一样地对孩子感兴趣。这样还不如训练孩子自己的母亲来得容易些。在孤儿院长大的儿童经常对别人缺乏兴趣，因为没有人能在这些孩子和其他人之间架起一道人际关系的桥梁。以前，有人曾经对一些在孤儿院长大而发展不良的儿童做过一项实验。他们找了许多护士和修女给予这些儿童个别照顾，或把他们安置在私人家里，让家庭中的母亲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他们。结果显示：只要保姆选择恰当，他们的情况都会有显著的好转。
由此可见，养育这种孩子的最好办法，就是帮他们找出代替母亲或父亲的人，让他们过上平常的家庭生活。假如我们把孩子从父母身边带开，当务之急也是帮他找寻能够执行父母工作的人。有许多失败者都出自孤儿、私生子、被遗弃的孩子或婚姻破裂留下的孩子，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母亲的温暖和照顾是多么的重要。
大家都知道，继母是非常难当的，因为前妻留下的孩子常常会反抗她们。然而这个问题也并非无法解决，我曾经看过很多人成功地应付了它。在母亲死了之后，孩子可能会转向父亲，并受到他的宠爱。孩子一旦觉得父亲的关怀被继母剥夺了，便会攻击他的继母。假如她觉得她必须反击，那么和孩子的争执必然是一场持久战，那么孩子可就真的惨了。其实，在争执中，最“软弱”的方法才是最有效的。如果硬向他要求某些东西，他必定会拒绝给予。假如我们都能体会到合作和爱情是绝对无法用武力获得的，那么在这个世界上，一定可以避免不计其数的矛盾。
（二）父亲的影响
在家庭生活中，父亲的地位和母亲的地位同等重要。孩子在幼年时，和父亲的关系倒还不怎么亲密，父亲对孩子的影响也较晚才产生效果。我们已经说过，假如母亲不能把孩子的兴趣扩展到父亲身上，那么这种孩子在社会感觉的发展上，可能要遭遇严重的障碍。婚姻不美满的情境对孩子而言也是充满危机的，他的母亲可能觉得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把父亲系在家庭里，因此希望完完全全地保护她的孩子。也许父母双方都会为他们私人的利益，而把孩子当作争执的焦点，他们也都希望孩子依附在自己身上，爱自己甚于爱对方。如果孩子们发现了双亲之间的冲突，他们可能会很巧妙地引起父母的注意，于是父亲或母亲争着来宠爱他。在这种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儿童，是不可能训练出合作精神的。况且儿童对婚姻和异性伴侣最初的概念，也多是从他们父母的婚姻中得来的。在不美满的婚姻下长大的儿童，除非他们最初的印象被纠正过来，否则他们的婚姻观也会很成问题。即使是在成年之后，他们也会觉得婚姻注定要成为不幸，会设法避开异性，要不然就认定他们对异性的追求不可能获得成功。
因此，婚姻不和谐的家庭，既不是社会生活的产品，又不能作为社会生活的准备。婚姻的意义是两个人共同结合以谋求相互间的幸福，他们孩子的幸福，以及社会的幸福。如果它在任何一方面失败了，就无法与生活协调一致。
父亲的任务可以用几句话来总结一下。他必须证明他自己对妻子、对儿子以及对社会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栋梁，他必须以良好的方式应付职业、友谊和爱情这三个问题，必须以平等的立场和妻子合作，以照顾并保护他们的家庭。他不可忘记，妇女在家庭生活中所占的创造性地位是不容否定的。他的责任不是压抑妻子，而是和她一起工作。尤其在金钱方面，我们应该特别强调，即使经济来源是由他供给的，金钱仍然是共有的东西，他绝不应表现得好像在施舍，其他人则是在收受。在理想的婚姻当中，男主人供给金钱只不过是家庭中分工合作的结果。有许多父亲利用他们的经济地位作为统治家政的办法。在家庭中不应有统治者，对每一个能形成不平等的因素都应该设法避免。我们的文化过分强调了男性的优越地位，结果使得女性被置于低下的地位。因此，每位父亲应该知道：不能因为妻子不会像他一样赚钱养家，便以为妻子就不如自己，无论妻子对支持家庭的经济是否出了一臂之力。如果家庭生活是真正和谐的，那么谁赚钱或谁应该负担家庭，都不应成为问题。
父亲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大。许多儿童在一生中都把他们的父亲当作偶像崇拜或者视为最大的仇敌。处罚，尤其是体罚，对孩子总是有害的。不能以友善的方式进行的教育便是错误的教育。非常不幸，在家庭中惩罚儿童的责任经常落在父亲的头上。我们说它不幸，第一，它易使母亲产生一种误解，以为妇女不能真正地教育子女，以为她们是需要强有力的臂膀来帮忙的弱者。如果母亲告诉她的孩子：“等你爸爸回来教训你！”她等于是暗示他们：父亲才是最后的权威以及生活中的实力人物。第二，它破坏了父子之间的关系，让孩子们惧怕父亲，而不觉得他是可亲的朋友。也许有些妇女怕一旦自己掌握惩罚之责，就会淡化孩子与她的情感，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能把惩罚之责完全推卸给父亲。孩子们并不会因为她招来一名惩罚的执行者，就放弃对她的怨恨。有许多妇女仍然利用“告诉爸爸”作为强迫孩子们服从的手段，这些孩子对男性在生活中的地位，将会做何感想？
假如父亲是以积极的方式应付生活的三个问题，他便会成为家庭的中坚，他是好丈夫，也是好爸爸。他容易与人相处，也能够结交朋友。如果他结交了朋友，就已经使他的家庭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他不离群索居，也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家庭之外的影响力能够进入家庭中，而他也会以身作则地教给孩子社会感与合作之道。
在我们现代社会当中，男人有较多的机会可以体验社会生活，可以知道社会制度的利弊，以及他们自己国家甚至全世界的道德关系。他们活动的范围仍然比女性的活动范围大。因此，在这方面，父亲应该做妻子和孩子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顾问。但他不能高高在上，他不是家庭教师，他应该像朋友一样劝告妻子和孩子们，并且要避免惹起反感。即使自己的看法得到他们的同意，也不必得意忘形。如果他的妻子未曾受过良好的合作训练而反对他的主张，他也不必坚持自己的观点，或想要运用权威来压制对方，应该另找可以消除此种抗拒力的方法。争执是无法使人心悦诚服的。
金钱不应该被过分强调，或拿来当作争执的题材。西方女性通常不外出挣钱，因此她们对金钱大多也比男人敏感。如果批评她们浪费，她们会受到很大的伤害。夫妻双方应该妥善安排好金钱的使用，而妻子或孩子们也不应运用压力来迫使父亲付出非其能力所能负担的金额，父亲不应该以为他可以只凭金钱来保证孩子们的前途。我曾经读过一本美国人写有趣的小说，其中描述一个白手起家而成巨富的人，希望自己的世代子孙都能免于贫穷之苦。他去找一位律师，请教应该怎么做才能实现此愿。律师问他：“要连续几代富裕才能够满足你的愿望？”他告诉律师，他的能力足以使十代子孙生活优裕。“当然，你能够做到这一点，”律师说道，“但是你可知道你的第十代子孙每一个人身上的血统都来自五百名以上的祖先？有五百个其他的家庭都能说他是他们的后代。这样，他们还算不算是你的子孙？”在这里，不管我们能为子孙做些什么事，其实也都是为整个社会而做的，除此别无选择。
如果在家庭中没有权威存在，那么其中必定会有真正的合作。父亲和母亲必须合力协商有关他们孩子教育的每件事情。他们任何一人都不应表现出他对孩子之中的哪一个有特殊偏爱，这是最重要的。偏爱的危险性绝非夸大其词。孩子们的自卑，几乎都是因为他觉得父母偏爱其他孩子所引起的。如果父母重男轻女，女孩子自卑情结的发生几乎无法避免。孩子可是很敏感的，假如他们疑心别人较受喜爱，即使是好孩子也可能在生活中走上歧途。个别孩子一向天资较为聪颖或长得较为可爱，父母也很喜欢他。但父母应该有足够的经验，或有足够的技巧来避免表示这一类的喜欢，否则天资较为优越的孩子会使其他所有的孩子蒙受阴影，并感沮丧。他们会嫉妒、怀疑自己的各种才能，而且他们的合作能力也会受到挫折。父母应该观察，在他们的任何一个孩子的心中，是否存在认为父母偏心的疑虑。
（三）孩子之间的合作
现在我们开始讨论家庭合作中另一个同等重要的部分，即孩子之间的合作。有许多人问：“在同一个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差异怎么会这么大？”有些科学家把它解释为遗传不同的结果，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迷信。我们可以把儿童的成长比喻为树木幼苗的成长。一丛树木种植在一起，每一株却都各有不同的生长情况。如果其中有一株因受阳光及土壤惠泽较多而长得比较快，那么它的生长便会影响其他各株的生长。它会遮去它们的阳光，它的根四处伸张，吸走它们的营养，所以它们会营养不良，发育受阻。在一个家庭中，假如有一个成员过分跋扈，结果也是一样的。我们说过，父亲和母亲都不应在家中占有太突出的地位。如果父亲非常成功或才能出众，孩子们会觉得自己的成就不可能和他攀比。他们泄气了，因而对生活的兴趣也受到妨碍。因此，假如父亲在自己的行业中很有成就，他也不应在家庭中过分强调自己如何成功、如何了不起，否则孩子们的发展便会受到妨碍。
个体心理学在探讨孩子们出生顺序的利弊方面，开拓了一片非常广阔的研究视野。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假设父母亲之间的合作良好，并尽心尽力地教养其子女。可是每个孩子在家庭中的排行仍然会造成很大的差异，而且每个孩子也因此在完全不同的情境下成长。我们必须再次强调，即使在同一家庭中，两个孩子也不会处于完全相同的情境。因此每个孩子都会在他的生活方式中表现出他想适应自己特殊情境所造成的结果。
每个长子都曾经历过一段独生子的唯我独尊的时光，当第二个孩子降生时，他便骤然要强迫自己适应另一个新的情境。长子通常都受大家的关怀和宠爱，他已经习惯于成为家庭的中心。在心理毫无准备、措手不及的状况下，他发现自己被逐下了“王座”，家里另一个孩子出生了，他不再唯我独尊了。现在，他必须和另一个对手来分享父母的关怀。问题儿童、神经病患者、罪犯、酗酒者、堕落者，这些人的误区多是在这种环境之下开始的，他们被另一个孩子的降临深深困扰的感觉铸成了他们的错误的生活模式。
其他的孩子也都可能在同样情况下丧失其地位，但是他们的感受却都可能不会如此强烈。他们已经有过和其他孩子合作的经验，未曾独享照顾和关怀，但对长子而言，这是截然不同的转变。如果他确实因为新娃娃的到来而遭受冷落的话，我们便无法期望他会心平气和地接受这种情境。如果他愤愤不平，我们倒也不能怪罪他。当然，假如他的双亲曾让他对他们的情爱怀有信心，假如他知道自己的地位稳如泰山，假如他已经准备迎接新娃娃的降临，并学会怎样照顾新娃娃的话，便不会跌入自暴自弃的境地。
当发现新娃娃真的夺走了他原来享有的照顾、关爱和赞赏时，他便开始想把母亲拉回自己身边，并考虑怎么做才能重新获得别人的注意。有的孩子会以最粗野的方式，运用各种可能的方法进行拼命挣扎。他的母亲因为他惹出的麻烦而对他心灰意冷，他为得到母亲的爱而争战，结果却是失去了它。他觉得自己被冷落一旁，他的行为却真的使他被冷落一旁。他觉得自己理由充足得很，他想：“别人都错了，只有我是对的。”他像是掉在陷阱里，愈挣扎，其在错误中也就陷得愈深。
受到母亲的反对，孩子会变得脾气暴躁、动作粗野、好吹毛求疵或不服从。面对这种情况，父亲会给他一个恢复旧日受宠地位的机会。于是，孩子便移情于父亲，并以此作为报复母亲的一种手段。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很难找到趣味相投的人。到一定时间他甚至会感到绝望，以为再也无法赢得别人的关怀。他的性格特征主要表现在脾气乖张、保守畏缩、不能和人坦诚合作等，他的所有动作和表现都指向过去他是众人注意中心的那段业已消逝的时光。因此，年纪最大的孩子经常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表现出他对过去的兴趣。他喜欢回顾过去、谈论过去，他只是过去的眷恋者，对未来却黯然神伤。这种丧失了权力以及自己一度统治过的小王国的孩子，会比其他孩子更了解权力和威势的重要。当他们长大后，一旦有了机会和条件，便喜欢搬弄权势，并过分强调规则和纪律的重要性。因为在他看来，每件事情都应依法而行，而法律也不准随便更改。
其实不难理解，在儿童时期有过此类经验者，容易形成一种强烈的保守主义的倾向。如果这种人已拥有了一定的地位，他总会疑心别人要迎头赶上他，把他拉下王座，并取代他的地位。
长子的地位虽然会造成特殊问题，但如果妥善处理，便能化险为夷。假如他在次子出生之前已经学会合作之道，便不会再遭受伤害。我们还发现有些人会发展成习惯保护人或帮助人的性格，他们模仿着父亲或母亲，会经常对年幼的弟妹扮演起父亲或母亲的角色，他们中有的还有很强的组织才能。然而保护别人者也可能衍变成希望别人仰赖自己或想统治别人的欲望。根据我在欧洲和美洲研究的经验发现，问题儿童的绝大部分都是长子，紧接其后的是最小的孩子。极端的地位往往导致极端的问题，这真是一种有趣的现象！但我们的教育方法至今还不能成功地解决这种问题。
次子处于一种完全不同的地位，而这种情境是不能和任何其他孩子相互比较的。从他出生之时起，他便和另一个孩子分享父母的关怀，因此他比长子更容易和别人合作。在他的周围环境中，将有较多的人乐意和他交朋友，假如长子不敌视他，他的情境是相当舒适的。
关于次子的地位，最明显的和长子的不同之处就是在他的童年期，始终都有一个竞争者存在。在他前面，有一个年龄和发展都遥遥领先的哥哥，他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去迎头赶上。典型的次子是很容易辨认的，他表现的行为好像是在参加一项比赛，好像有人比他领先一二步，他必须加快脚步来超过别人。他时时刻刻都处在紧绷的状态中，奋发努力要压过他的兄长并征服他。《圣经》给了我们许多奇妙的心理学暗示，在贾柯布的故事里面，就很高明地描写了典型的次子。他希望成为第一，又想取代伊挲的地位，想打败伊挲并超越他。次子总是不甘屈居人后，总想努力奋斗超越别人。他经常是成功的，通常都会较长子有才能。此处，我们也就无法承认遗传在这种发展中有任何影响。假如他很快地超越长子，那只是因为他对自己要求较高，即使在长大之后，走出了家庭圈子，他也经常会寻找一个竞争对手。他会常常拿自己和别人相比较，并想尽各种办法超越别人。
我们不仅在清醒时的生活里可以看到这些特征，而且在人格的各种表现里留有它们的痕迹，在梦里也很容易发现它们。例如，长子常常会做从高处跌下的梦。他们站在巅峰的地位，但是却不敢保证能始终保持这种优越地位。另一方面，次子经常会梦见自己在参加比赛。他们或许跟在火车后面跑，或许正骑着自行车和人赛跑。
然而这些规则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作风像长子的，并不一定是长子，他们必须考虑的是整个情境，而不只是出生的顺序。在大家庭里，较晚出生的孩子有时也会处于长子的地位。也会有这样的情况：连续生了两个孩子之后，隔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生下老三，以后又紧跟着来了两个孩子。这样，老三就可能具有长子的全部特性，而次子亦如是；第四或第五个孩子降生后，可能显得像典型的次子。两个一起长大的孩子，只要年龄相差很小，而跟其他的孩子又相差很大，那么在他们身上便会表现出长子和次子的各种特征。
如果长子在这场比赛中被击败了，那么他就会出问题。如果长子能够保持他的地位，并带领着弟弟或妹妹，那么惹出麻烦的将是次子。如果长子是男孩，次子是女孩，长子的处境将会非常困难，他承受着被女孩击败的危险，这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很可能被他视为一种严重的羞辱。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之间比两个男孩或两个女孩之间的紧张气氛要更浓些。在这种争执中，女孩子较受天之惠。到了16岁，她在身体和心灵方面都发展得较男孩子更快。结果她的哥哥放弃了争执，变得心灰意懒，就会不择手段地攻击对方，比如吹牛或撒谎等。我们几乎可以保证：在这种情况下，赢的总是女孩子。我们会看到男孩子采用各种错误的方法，可是女孩子却能轻而易举地解决她的问题，并一帆风顺地向前迈进。这种困难是可以避免的，但是要事先知道其危险所在，并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在家庭里，各成员都应平等合作、团结一致；家中没有敌对的感觉，也不会让孩子觉得他要面对敌人并花时间与之抗争，这样才能避免不良后果的出现。
其他的孩子都有弟弟或妹妹，其他孩子的地位也都可能受到威胁，但只有最小的孩子是例外。幼子没有弟妹，但是有许多竞争者，他一直都是家里的娃娃，而且也可能是最受宠爱者。他面临的是被宠坏的孩子特有的问题，但是由于他所受的刺激很多，或是由于他有许多竞争的机会，他经常会向异乎寻常的方向发展，他跑得比其他的孩子快，并超过了比他还能跑的人。在人类的传统观念中，最小孩子的地位一直未曾改变。在人类最古老的故事里，便已经有了最小的孩子如何超过兄姐的记载。在《圣经》里，征服者总是最小的孩子。约瑟夫被当作最小的孩子抚养长大。他出生之后十七年，班哲明出世了，但是班哲明对他的发展没有任何影响。约瑟夫的生活模式完全是最小孩子的生活模式，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优越地位，甚至在梦中也是如此。别人必须向他低头，他的光芒掩盖了他们。他的兄弟们都很了解约瑟夫的梦，他在梦中所引起的感觉，他们也都感觉到了。他们怕他，并且要避开他。然而约瑟夫还真是从最后变成了第一，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成了家里的栋梁，支撑着整个家庭。最小的孩子成为整个家庭的栋梁，这种现象绝非偶然。人们都知道这一点，并编了许多故事。事实上，他是处在一个相当有利的情境中：父母亲和兄弟姐妹都会去帮助他，还有许多事物可以激发他的野心和努力，同时又没有人从后面攻击他或分散他的注意力。
可是，我们说过，第二大比例的问题儿童一般来自最小的孩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通常都在于整个家庭对他们的宠惯。被宠坏的孩子绝对无法自立，因为他丧失了凭自己力量获取成功的勇气，却总是野心勃勃。大多数富有野心的孩子都是懒惰的，懒惰是野心再加上勇气丧失所造成的恶果：野心大得使人看不出有实现的希望时，自然会令人心灰意懒。有时候，最小的孩子并不肯承认他有任何一种野心，这是因为他希望在每一方面都超过别人，不受拘束，能唯我独尊。从最小孩子可能感受到的自卑感来看，这一点也很容易理解。环境中的每一个人都比他年长，比他强壮、比他经验丰富，他当然会自叹不如。
（四）独生子与父母的合作
独生子也有属于他自己的误区。他只有一个敌手，但是他的敌手并不是兄弟或姊妹，他竞争的感觉针对的是他的父亲，而母亲总是特别宠爱独生子，她怕失掉他，想方设法要将他置于自己的翼护之下。结果他养成了所谓的“母子情结”，终日系在母亲的围裙带上，并想把父亲逐出家庭的圈子之外。假如父亲和母亲协力合作，让孩子对他们两人都感兴趣，这种情形其实也是可以避免的。可是大部分的父亲对孩子的关怀却不及母亲。独生子非常想征服父亲，他们喜欢年纪比自己大的人。他们经常害怕自己会有弟弟或妹妹。家庭的朋友常常会说：“你该有个小弟弟或小妹妹了！”他对这种预言深恶痛绝，他要永远作为众人注意的中心，他觉得这才是他的权利。假如他的地位受到挑战，他会认为那是不公平的事。在以后的生活中，只要不再是众人注意的中心，他便会制造出种种事端。另一种可能妨碍其发展的危险是他诞生在小心翼翼的环境中。如果他的父亲由于身体上的原因不能够再生育了，那么我们应该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尽力帮他解决独生子可能遇到的问题。但是在能够生育更多孩子的家庭中，我们也经常可以发现独生子。这种父母过分胆小和悲观，他们觉得他们无法承受孩子太多而造成的经济负担。家庭中的气氛充满了焦虑，孩子也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假如孩子们出生的时间相隔太远，每个孩子就都会有某些独生子的欲念，而这种情形并不是很理想。经常有人问我：“你认为家庭中孩子们的年龄，最好应相差多少？”“孩子们是应该紧接着出生，还是应该间隔较长的时间？”依据我的经验，我认为最理想的间隔是3年。在3岁时，假如较小的孩子出生了，长子也能表现出一定的合作行为。他的智力也已经足以接受在家庭中不止有一个孩子；假如他只有1岁半或2岁，我们无法和他讨论，他也无法理解我们的道理。因此，我们不能让他准备即将到来的事情。
在其余全部是女孩子的家庭中长大的独生男孩，也会面临一段很艰苦的时光。他处在全部女性的环境中，父亲大部分的时间都不在家，他举目所见只有母亲、姐妹和女仆，由于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他只能在孤独中成长。若“女生们”一起联合起来对付他，则更是如此。他觉得她们必须一起教育他，或者她们想要证明他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因此便造成了大量的抗拒和敌意。如果他正好排行中间，他可能是处在最糟糕的位置——他会双面受敌；如果他是长子，他便要面对更多的竞争对手；如果他是最小的孩子，他可能被塑造成一个玩物。在女孩子中长大的男孩，都是属于不太讨人喜欢的类型，如果他能参加社交活动，和其他的孩子们交往，那么这个问题便能得以解决。否则，在身边的女孩子的集体环绕下，他的作风也会带上女孩子气。纯粹女性的环境和男女混合的环境是完全不同的。假如有家公寓，没有硬性的规定，可以让居住的人按自己的口味任意布置，你可以断定：如果住的人是女性，这家公寓一定会整整齐齐，有条不紊，它的色彩经过特别选择，各种细节也都处理得很审慎；假如男性住在里面，它大概就不会这么整洁了，可能充满紊乱、喧闹和破旧的家具。
在女孩群中长大的男孩常常会带有女性味，生活也会有女性化的迹象。反过来说，男人会非常重视自己的男性气质，会时时防卫自己，免得受到女性的驾驭。他们觉得必须要肯定自己的不同和优越，因此他们会时时感到紧张。有的男人会朝某种极端的方向发展，若不是变得非常强壮，就是非常软弱。这是一种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同样的，在男孩群中长大的女孩子，也很容易展示出非常男性化的气质。在生活中，她经常会觉得受到不安全感和孤立无助的威胁。
二、学校对孩子的教育
当一个孩子进入学校学习时，他会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环境。正如所有其他的新环境一样，学校也是对儿童先前准备性的一种测试。如果他准备良好，就会顺利通过这种测试；如果他准备不足，他这方面的欠缺就会暴露无遗。
我们一般不会记录孩子在进入幼儿园和小学时的心理准备，不过这种记录（如果有的话）会帮助我们解释孩子成年以后的行为。这种“新环境的测试”会比一般的学校成绩更能揭示出这些孩子的情况。
当一个孩子上学时，学校会对他有什么要求呢？他需要和教师合作、和同学合作，同时还要对学习科目产生兴趣。
（一）老师对孩子的影响
学生是否专注于自己的学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教师的兴趣。促使并保持学生的专注，发现学生是否专注或是否能够专注，这是教师教学艺术的一个部分。有许多学生不能专注于自己的学业，他们一般是那些被宠坏的孩子，一下子被学校里这么多的陌生人吓坏了。如若教师又较为严厉一些，这些孩子就会表现出类似记忆力欠缺等现象，不过这种记忆力欠缺并不像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那些被教师指责为记忆力欠缺的学生，却可能对学业之外的事情过目不忘。他们完全能够精神专注，但这只有在溺爱他们的家庭情境中出现。因为他们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被宠爱的渴望上，而不是集中在学校的学业上。
对于这些在学校里难以适应、成绩不佳和考试不及格的孩子们，批评或责备是没有用的。相反，批评和责备只能让他们相信，他们并不适合上学，只会对上学产生悲观消极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孩子一旦获得教师的宠爱，便会成为好学生。如果学习对他们有好处，他们自然会努力学习；但不幸的是，我们不能保证他们永远受到宠爱。如果他们转学或更换了教师，或他们在某一学科（算术对于被溺爱的孩子来说永远是一门困难而危险的学科）上进步不大，他们就可能突然裹足不前。之所以不能勇往直前，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别人把他们所面临的每件事都搞得轻松容易一些。他们从未被训练去发奋努力，也不知道如何去发奋努力。对于克服困难，对于通过有意识的努力而勇往直前，他们既没有耐心，又没有毅力。
绝大多数孩子的学校成绩总是变化不大：他们要么最好，要么最差，要么就居于平均水平。这种变化不大与其说反映了他们的智力发展水平，不如说反映了他们心理态度的惰性。它表明了儿童自己局限自己，经过若干挫折后也就不再抱乐观态度了。不过有些儿童的成绩会不时出现一些相对变化。这一事实很重要：它表明儿童的智力发展水平并不是命中注定、一成不变的。学生们应该认识到这一点，教师也应该好好教育他们实际运用这个道理。
教师和学生都要破除这样的迷信观念，即把智力正常的儿童所取得的成绩归因于某种特殊的遗传。这将是儿童教育中最大的谬误，即相信能力是遗传的。当个体心理学率先指出这一点时，人们认为这只不过是我们的乐观之见，其实并无科学依据。现在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和病理学家都开始相信我们的看法。能力遗传的说法太容易被父母、教师和孩子当作替罪羊。每当出现困难，需要人们努力加以解决时，人们就会搬出遗传原因来推卸责任。但是我们没有权利来逃避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永远对那些旨在推脱责任的任何观点持怀疑和否定态度。
一个教育工作者，一个相信自己教育的价值的教育工作者，一个相信教育可以训练人的性格的教育工作者，是不可能毫无逻辑矛盾地认可能力遗传的观点的。我们这里并不关注身体上的遗传。我们知道，器官的缺陷，甚至器官的能力差异是可以遗传的。不过，连接器官的功能和人的精神能力之间的桥梁会是什么？个体心理学坚持认为，精神也在体验和经历着器官所拥有的能力水平，并且也要顾及器官所具有的能力。不过有时精神对器官的能力顾及得太多，器官的缺陷吓坏了精神，以至于在器官缺陷消除之后，精神的恐惧还会持续很久。
教师应该清楚不好的成绩单带来的后果。有些教师以为，如果学生把欠佳的成绩单向父母展示，那么他就会因此更加努力。这些教师可能忘记了有些家庭的特殊情况，有些孩子的家庭教育极为严格，甚至严厉。这种家庭的孩子会犹豫是否要把不好的成绩单带回家。结果他很可能根本不敢回家；在极端的情况下，他甚至会由于恐惧父母的责备而绝望自杀。
教师自然不用对学校制度负责，他们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同情和理解来缓和一下学校制度非人性和苛刻的一面。教师可以对那些具有特殊家庭背景的孩子宽和一点，鼓励他们，而不是把他们赶上绝路。那些成绩老是不佳的孩子会感到心情异常沉重和压抑，别人不停地说他是学校最差的学生，结果他自己也这么认为。设身处地地想一下，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些孩子不喜欢学校，这也是人之常情。如果一个孩子总是受到批评，且成绩不好，还丧失了赶上其他学生的信心，那么他自然就不会喜欢学校，就会设法逃离学校。因此，遇到这种孩子逃学旷课，我们也不用感到惊奇。
德国没有上门给孩子家教的制度，我们似乎也不需要这种教师。公立学校的任课教师对孩子的了解最为清楚。如果他真正懂得如何正确观察，他就会比其他人更了解班级的实际情形。有人会说，因为班级人数太多，任课教师不可能去了解每一个学生。如果我们从孩子一入学就开始观察他们，就会很快认识到他们的生活风格，这样也就可以避免一些后来才观察的困难。即使是班级很大，这也能做得到。显然我们了解这些孩子要比不了解更能好好地教育他们。班级人数过多当然不是一件好事，应该加以避免，不过这也不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最好不要每年都更换教师，或像有些学校那样，每隔6个月就更换教师。教师最好是跟班进行，随学生进入新的年级。如果一个教师能执教同样的学生2年、3年或4年，这会大有裨益。因为这样一来，教师就可以有机会密切地观察和了解所有的孩子，就能知道每个学生的生活风格中的错误，并能够加以矫正。
总之，理想的教师实际上负有一种神圣的、激动人心的使命：他铸造学生的心灵，也掌握着人类的未来。
我们如何从理想过渡到现实呢？仅仅建构理想的教育是不够的，还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推进理想的实现。寻找的结果就是在学校里建立教育咨询诊所。
诊所的目的就是用现代心理学知识服务教育系统。诊所会在一定的日子举办咨询活动——有一位不仅懂得心理学也了解教师和父母生活情况的杰出心理学家和教师们一起参与活动。教师们聚集在一起，每人都提出一些问题儿童的案例，如懒惰、扰乱课堂纪律、小偷小摸等等。有个教师描述了一个具体案例，由心理学家根据其经验和知识提出自己的观点，然后开始讨论，其中包括问题的原因是什么？问题什么时候出现的？应该怎么做？这就需要对这个孩子的家庭生活和整个心理发展史加以分析。最后把各种信息综合起来，对该问题儿童做出一个具体的矫正方案。
这个孩子和母亲都参与了第二次咨询活动。在确定对母亲做工作的具体方式以后，先是和母亲商谈。首先是让母亲听取她的孩子遭遇挫折的原因。接着，由这位母亲讲述这个孩子的情况，再由心理学家和她讨论。一般来说，母亲看到别人对她孩子的案例感兴趣应该很高兴，并乐于合作。但如果这位母亲不够友好，甚至富有敌意，那么教师或心理学家还可以谈论一些类似的案例或其他母亲的情况，直到她的抵触情绪化解为止。
孩子们在这种咨询活动中会得到双重的收益：原来的问题儿童恢复了心理健康，他们既学会了与人合作，又恢复了勇气和自信。那些没有去咨询诊所接受咨询的学生也获益匪浅。当班级个别学生出现潜在问题的时候，教师会提议孩子们对此展开讨论。当然，教师会对讨论进行指导，孩子们参与其中，各自都有机会各抒己见。他们通过分析某个问题的原因，比如个别学生的懒惰，最后得出结论。虽然这个懒惰的孩子并不知道他就是讨论的话题，但仍会从众人的讨论中获益良多。
这个简短的总结显示了把心理学和教育结合在一起的可能性。心理学和教育本是同一现实和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要指导心灵，就需要了解心灵的运作。只有那些了解心灵及其运作的人，才能运用他的知识指导心灵走向更高、更普遍的目标。
（二）竞争训练
在现行的教育制度下，我们通常会发现当孩子开始上学时，他们对竞争的准备便远较对合作的准备更为充分。在学校生活中，对竞争的训练又一直持续不断。对孩子而言，这是一种不幸。假如他击败了别的孩子遥遥领先，而他的不幸并不见得少于屈居人后而万念俱灰者。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会变得只对自己感兴趣。他的目标将不会是奉献和给予，而只是夺取能供自己享用之物。正如家庭应该团结一致，各成员都是团体中平等的一分子一样，班级也应该如此。只有依此方向施予教育，孩子们才会真正彼此感兴趣，并享受到合作的快乐。我看过许多有问题的儿童，在经过和同伴合作并分享乐趣之后，态度发生了完全的改变。在此特别举出一个儿童的案例。他出身于一个他觉得每个人都与他为敌的家庭，他以为在学校里大家也会和他作对。他在学校的功课很差，当父母听到相应的消息后，便在家里“修理”他。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孩子在学校里考了坏成绩，会挨骂，把成绩单带回家后，又再次受到处罚。这种情况一次便已经够了，连续两次惩罚简直是恐怖的事。这个孩子因此会在班上调皮捣蛋且成绩也始终不见起色。最后，他遇见了一位了解这种情况的老师，他向其他的同学解释这孩子为什么觉得人人和他为敌，他要求大家帮助他，让他相信他们是他的朋友。结果这个孩子的行为便出人意料地发生了转变。
肯定有些人会怀疑我们是否真正能用如上方式来教导孩子了解别人并帮助别人，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孩子通常比他们的长辈更善解人意。有一次，有位母亲带了她的两个孩子——一个2岁的女儿和一个3岁的儿子到我的房间来。就在母亲不注意时，小女孩爬上桌子，母亲吓了一大跳，她怕得动也不敢动，只是大声叫道：“下来！下来！”小女孩理都不理她。那个3岁的小男孩说道：“不准动！”女孩子马上就爬下来了，可见他比母亲更了解她，也更知道该怎么办。
有人主张团结和合作的最好方法是让孩子们自治，但我认为这种尝试必须在老师的指导之下小心进行，并且必须先肯定他们已经具备此能力。否则，孩子们对他们的自治并不以为然，只把它当作一种游戏，结果他们可能比老师更严厉、更苛刻。他们可能利用班会来争权夺利，攻击别人，排除异己，或争取优越的地位。因此从最开始，教师就应该给予注意和劝告。
（三）心态平和
如果我们想了解一个儿童当前的心智发展、性格及社会行为等各方面的标准，我们便无可避免地使用各式各样的测验办法。如智力测验等，也能作为救助孩子的工具。有个孩子在学校中的成绩很差，老师希望他留级，经过智力测验后却发现他其实是可以升级的。对一个孩子未来发展的限度是绝对无法预测的，智商只能够用来帮我们测定一个孩子的接受能力。在我的经验里，当智商显现出某人并不是真正的心智低下时，只要我们能找出正确的方法，便能使他的智商发生质的改变。我发现，只要让孩子们玩智力测验，并增加实际考试的经验，他们的智商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因此，智商不应该被当作由命运或遗传决定儿童未来成就的限制因素。
儿童本身或他的双亲都不应该过分地探究其智商。他们不知道这类测验的目的，以为这是一种最后的判决。在教育中出现最大难度的，也并不是儿童本身的各种限制，而是他认为自己所受到的各种限制。假如一个儿童觉得自己的智商很低，在教育时，我们应该全力设法地增加儿童的勇气和信心，并帮他消除对生活的错误理解，让他为自己能力的发挥订下各种计划。
对于学校的成绩单也应该如此处理。当老师给某个学生一张很坏的成绩单时，他相信这是在激励他奋发向上。然而假如学生的家里对他要求很严，他可能就不敢把成绩单带回家，可能涂改成绩单，甚至会自杀。因此，教师应该充分考虑这些后果的可能。他们虽然不必负责孩子的家庭生活及其对孩子的影响，但是他们应该将之列入考虑范围之内。如果父母望子成龙之心甚切，当孩子把坏成绩带回家时，可能就会受到一些责打。假如老师分数打得稍微宽松一点，孩子则可能会受到激励而继续努力直到获得成功。当孩子成绩老是不理想，其他的同学也都认为他是班上最糟糕的学生时，他可能觉得自己是不可救药的。然而即使是最坏的学生也一定有进步的可能，在许多名人中，便有足够的例子可以说明，在学校中屈居人后的孩子是可能恢复其勇气和信心，并达成其伟大成就的。
有趣的是孩子们不凭借成绩单，对彼此之间的能力也会有相当精确的了解。他们知道在数学、书法、绘画、体育各门里，分别是哪一个人最拿手。他们最常犯的错误是认为自己再也无法进步了，看着别人遥遥领先，却认为自己永远无法追上。假如一个孩子的这种看法根深蒂固，他会把它移转到以后的生活环境中。即使在成年后的生活里，他也会算计他的地位和别人之间的距离，以为自己必须永远居于这个人之后。大部分的儿童不同的学期间，在班上大致会保持相同的名次。它显示出他们为自己定下的限制，他们的乐观程度，以及他们的活动。名列班级之后的孩子应该也能改变其地位，并取得惊人的进步。孩子们都应该了解这种自我限制所犯的错误，老师和学生也都应该放弃“正常儿童的进步和其天赋能力有关”的迷信。
（四）先天不足与后天培养
在教育界所犯的各种错误中，迷信遗传会限制到儿童思想的发展是最糟糕的一种。它让老师和家长们对孩子的管教无方，有借口逃避责任。他们可以不必为他们对儿童的影响负任何责任，像这类情况都应该及时予以纠正。从事教育的人假如能够把性格和智力的发展全部归于遗传，那么我就看不出他在自己从事的职业中还能希望完成些什么东西。反过来说，如果他看出自己的态度和措施能够影响孩子，就不能以遗传的观点来逃避责任。
器官缺陷的遗传是无可否认的，但我相信，只有在个体心理学里，才能真正了解到这种由遗传而来的缺陷对心灵发展的影响。孩子在心里会体验到他器官功能作用的程度，会依照他对自己能力的判断来限制自己的发展。因此，假如一个孩子确实蒙受了器官缺陷之害，他便特别需要了解，并没有理由认为他在智力或性格方面也会受到限制。我们已经说过，同样的身体缺陷，可能被拿来作为更大努力和求取更高成就的刺激，但也可能被当作注定要妨碍发展的一种阻碍。
最初，在我发表这个结论时，有很多人都批评我的观点不科学，他们指责我主张的只是和事实完全不符的个人信念而已。然而这个结论却是从我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有利于它的证据也愈累积愈多。现在，有许多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也都殊途同归地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认为在性格因素中过分强调遗传成分的观点只能称作迷信而已。这种迷信已经存在数千年了，当人们想要逃避责任，并对人类行为采取宿命论的观点时，性格特征是来自遗传的理论便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它最简单的形式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或“性本恶”的提法，而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也只有逃避责任的欲望很强的人才坚持它。“善”、“恶”，像其他各种性格的表现一样，只有在社会环境中才有意义。它们是在社会环境中和同类相互切磋所得的结果，它们蕴含了一种判断——“顾全他人的利益”或“违反他人的利益”。在孩子降生之前，他并没有这一类的社会环境，而出生之后，他的潜能使他往任何一方向发展。他所选择的途径决定于他从环境和从自己身体所接受的感觉和印象，以及他对这些感觉和印象的解释。此外，它还要受教育的影响。
其他心理功能的遗传性也都是如此，虽然它们的证据并没有这么明显。心理功能发展中的最大因素是兴趣。我们已经说过，能够妨碍兴趣的不是遗传，而是自己的灰心或对失败的畏惧。不用说，大脑结构是由遗传得来的，但是大脑也只是心灵的工具而已，而非其根源。而且假如大脑的损伤尚未严重到我们目前的知识无法挽回的地步，它也能够接受训练，并补偿其缺陷。在每种异乎凡庸的能力后面，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异乎寻常的遗传，而是长期的兴趣和训练。即使我们发现有许多家庭一连几代都有天赋甚高的人才献身于社会，我们也不认为它就是遗传的结果。我们宁可假设：这个家庭中某一分子的成功，可以刺激其他人奋发向上，而且家庭的传统也使得孩子们在耳濡目染中继承先人的志趣。比方说，当我们发现大化学家莱比是药房老板的儿子时，我们也不必想象他在化学方面的能力是得自遗传，我们只要知道他的环境允许他发挥自己的兴趣就行了。在其他孩子对化学仍然一无所知的年龄，他对这门学问的许多部分已经相当熟稔，这样便已经够了。莫扎特的双亲对音乐很感兴趣，但是莫扎特的才能也不是由遗传得来的。他的父母希望他对音乐产生兴趣，因此特别鼓励他往此方向发展，从他幼年时代起，他的整个环境便充满了音乐。在杰出人物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这种“早期的开始”：他们或者在4岁便开始弹钢琴，或者在很小的时候就为家里的其他人写故事，这种兴趣是延续而持久的。他们所受的训练也是自然而广泛的，他们一直勇往直前，不犹豫也不退缩。
假如教师相信发展有固定的限制，那么他便无法成功地除去儿童为他自己的发展所定下的限制。假如他能对孩子说：“你没有数学才能”，他的处境便可轻松多了。可是这样做除了使孩子泄气外，便毫无作用了。我自己也有类似的体验。我在念书时，有好几年都是班上的数学低能儿，我也十分相信我是完全缺乏数学才能的。有一天，我竟然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会做一道难倒了老师的题目！这次成功就改变了我对数学的整个态度。以往我的兴趣完全没放在这门功课上，后来我开始以它为乐，并利用每个机会来增加我的能力。结果，我成了学校里的数学佼佼者之一。我想，这次经验在帮我看出特殊才能或天生能力理论的错误时，也是很有益的。
（五）区分不同模式和类型
任何在了解儿童方面受过训练的人，都能很容易地区分不同的生活模式和类型。而要看出一个孩子的合作程度，则可以观察他的姿势，他观看和聆听的方式，他和其他孩子所保持的距离，他是否容易与人交友，以及他专心注意的能力。
假如他老是忘记做功课，或丢掉书本，这说明他对课业不感兴趣。我们必须找出他对学校丧失胃口的原因。假如他不参加其他孩子的游戏，我们便可以看出他的孤独感和他对自己的兴趣。假如他总是希望别人帮他做事，我们可以看到他缺乏独立性和他想得到别人支持的欲望。
有些孩子只有在受到嘉奖或赞赏时才肯工作。也有许多被宠惯的儿童只有在老师对他们格外注意时，他们在学校功课上的表现才特别优秀。假如他们失掉了这种特别的关怀，麻烦就随之出现了，如果没有人注意他们，他们的兴趣就随之而止。对这些儿童，数学经常是他们的弱项。当要他们背出公式或规则时，他们会毫无困难地说出来，但是要他们自己解答一个问题时，他们就一筹莫展了。这似乎是一种小瑕疵，但是对我们共同的生活会造成最大危险的，就是这些终日要求别人注意和支持的孩子。如果这种态度保持不变，他在成年之后的生活里也会时刻索取他人的支持。当他面临问题时，他就会做出强迫别人代他解决问题的行动。他终其一生对人类幸福毫无贡献，而且是别人永久的负担。
另外还有一种孩子，他们决心要成为众人注意的中心，假如不能如愿，便会制造恶作剧，扰乱课堂秩序，带坏其他孩子，使得人人为之侧目。但责备和惩罚都改变不了他，他宁可受痛打，也不愿被忽视。他的行为所带来的痛苦，只不过是他为自己的欢乐所付出的代价而已。对许多儿童而言，惩罚只是对其能否持续其生活模式的挑战，是一场比赛或游戏。结果他们总是赢的，因为主动权掌握在他们手里。所以有些喜欢和老师或父母作对的孩子，在其受到惩罚时，不但不哭，反倒会笑。
懒惰的孩子除非是对双亲或老师的直接攻击，否则他们几乎都是野心勃勃的，而同时又怕遭到失败的打击。每个人对“成功”一词的理解都是不相同的。当我们发现一个孩子把什么当作失败时，也不必惊讶万分。有些人如果不能超过其他所有人，便认为自己失败了。即使他们很成功，他也容不得有人比他更好。懒惰的孩子则从未尝过被击败的滋味，因为他从来就没有面临真正的考验。他对眼前的问题总是尽量逃避，也不肯轻易和人一较长短。别人都会以为，假如他不是这么懒的话，一定能应付他的困难。他自己也在这种想法里找到了“护身”之所，当他失败时，他会以此自我解嘲，并保持住他的自尊。他还会对自己说：“我只是懒，但不是无能。”
有时候，老师也会对懒学生说：“假如你再努力一点，你就会变成班上最好的学生。”假如他不费吹灰之力便能获此殊荣，他为什么要努力工作，而冒着被人重视的危险？别人会以他的成就来评判他，而不再重视他可能达成的成就。
懒孩子的另外一点好处就是：当他做了一点点的工作时，别人就会夸奖他。别人看到他好像有洗心革面的意思，便急着想刺激他痛改前非。同一件工作，假如是勤快的孩子所做的，便不会受到这么多的重视。懒孩子便以此方式生活在别人的期望里。而他也是个被宠坏的孩子，从婴孩时代起，便学会不管什么事情都要期待别人帮他完成。
孩子们有许多不同的类型。我们丝毫无意主张他们应该被塑造成一种固定的类型，只是希望他们不要面向失败，这在儿童时代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如果它未被纠正，它对成年人生活所造成的结果不仅严重，而且还有害。儿童时期的错误和成年后的失败是一脉相通的。没有学会合作之道的儿童，很容易变成神经病患者、酗酒者、罪犯或自杀者。焦虑性神经病患者幼时多害怕黑暗、陌生人或新环境。在我们现代的社会中，我们无法期望接近每一位父母，并帮助他们避免错误。最需要给予忠告的父母都是最不肯接受劝告的父母。然而我们所有的老师，经由他们来接近全部学生，矫正学生已经造成的错误，并训练他们过一种独立、合作和充满勇气的生活。依据我的看法，人类未来幸福的最大保证便在于这种工作中。
（六）顾问会议的重要性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大约15年前，我便开始在个体心理学中提倡“顾问会议”，它在维也纳及欧洲许多大城市中都已经被证实有相当的价值。有远大的理想和希望自然是件好事，但是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空谈理想也是没有用的。经过这15年的实验之后，顾问会议获得了完全的成功，这是处理儿童问题并且使儿童成为健全个人的最佳方式。当然我相信，假如顾问会议是以个体心理学为基础的话，它会更为成功。但是我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反对它和其他学派的心理学家合作。我一直主张顾问会议应该和各不同学派的心理学设立联合机构，然后再比较各学派所获得的成果。
在顾问会议的方法中，要由一位训练有素，对教师、双亲和儿童的研究有丰富经验的心理学家和某一学校的教师们一起去讨论在教育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当他到学校时，教师便向他描述某一儿童的事例及其特殊问题：这个孩子也许很懒，也许好争论、逃学、偷窃、功课落后。而心理学家要介绍他自己的经验，并和教师展开讨论。对孩子的家庭生活、性格和发展都应加以重视，对发生问题的前因也必须特别注意。教师们应和心理学家一起研讨造成孩子发生问题的可能原因，以及制定如何处理它的方法。由于都有丰富的经验，他们会很快获得一致的结论。
在心理学家到校之日，孩子和他的母亲也都应该到校。在他们决定要怎样对孩子的母亲说话，要怎样才能影响她，并让她明了这个孩子失败的原因之后，再请母亲进来。母亲便会透露出更多的问题，和心理学家互相讨论，然后由心理学家建议要采取什么措施来帮助这个孩子。母亲本应该是很高兴有这种协商的机会，并很愿意合作的。但如果她的态度游移不决，心理学家或教师可以举出类似的例子开导她，从中引申出她可以用于孩子身上的各种结论。
最后，才能将孩子叫进房间，让心理学家和他谈谈话，但谈的不是他犯的过错，而是他眼前的问题。他要找出能有助于这个孩子正常发展的想法和意见，以及他不注意而别人很重视的信念等。他不能去责备孩子，只是和他进行一种友善的谈话，给他灌输另一种观点。假如他想提及孩子的错误，他可以将之置于一个假设中，征求孩子的意见。对这种工作没有经验的人，在看到孩子很快便能由坏变好时一定会非常惊讶。
曾经在这项工作上受到我训练的教师们，对如上的教育方法也都很感兴趣，并且觉得非常实用。这个方法使他们在学校中的工作更为有趣，同时也增加了他们努力获得成功的机会。没有人认为这种方法是一种额外的负担，因为它经常在半小时内便解决了困扰他们多年的麻烦问题。整个学校的合作精神提高了，经过一段时间后，严重的问题也不再发生，只有一些微不足道的小毛病需要加以处理。教师们事实上也都成了心理学家，他们已经学会了要了解人格的整体及其各种表现的一贯性。如果在日常教程中发生了什么问题，他们也能够应付自如。而我们的愿望是：如果教师们都接受了良好的训练，心理学家也就不被需要了！
比方说，假如班上有一个懒惰的孩子，教师就应该为孩子们筹设一次关于懒惰的讨论会。他可以用下列题目作为讨论的题材：
懒惰是怎么来的？
它的目的是什么？
懒惰的孩子为什么不肯改变？
它为什么非得改变不可？
孩子们讨论后，就可以获得一个结论。那个懒孩子自己可能不知道他就是这次讨论会的原因，但是这属于他自己。他会对它感兴趣，并从其中学到很多东西。如果他受到攻击的话，他必定会一无所获，但是假如他肯虚心聆听，便会加以深思，进而改变自己。
没有人能够比在生活起居上不与孩子们在一起的老师更清楚地了解孩子们的心灵了。他看到了孩子的许多层面，甚至和他们建立起交情。孩子在家庭生活中所造成的错误是会持续下去，还是会被纠正过来，完全是掌握在教师手上。教师就像母亲一样，是人类未来的保证，他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
三、青春期教育问题
在青春期，许多孩子会比以前更加强烈地感到自己突然丧失了他人的欣赏。也许他们在学校里一直是个好学生，受到老师的高度赏识，接着他们突然进入一所新学校，或转到一个新的社会环境，或转换一份新工作。我们知道，很多优秀的学生在青春期并未继续保持优秀。他们似乎是经历了一场变化，而实际上这里没有变化和中断，而只是过去的环境没有像新环境那样显示出他们真实的性格罢了。
由此可知，阻止青春期的孩子出现这些问题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培养友谊，孩子之间应该成为好朋友或好伙伴。孩子也应该和家庭成员和家庭之外的人成为朋友。家庭成员之间应该相互信任，孩子也应该信任父母和教师。而实际上，在青春期，只有那些一直是孩子的朋友和同情他们的父母和教师，才能继续引导他们。除此之外的父母或教师若是想指导他们，会立即被青春期的孩子拒之门外。孩子根本不会信任他们，还会把他们视为外人，甚至敌人。
（一）父母的偏见
我们会发现，到了青春期，有些女孩子会表现出极端厌恶自己的女性角色，她们更喜欢模仿男孩子。这是因为模仿青春期男孩子的坏毛病如抽烟、喝酒和拉帮结派，比模仿工作努力者要容易得多。这些女孩子会借口说，如果她们不模仿这些行为，男孩子就不会对她们感兴趣。
如果对青春期女孩子的这种男性抗议加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女孩即使在早年也从未喜欢过自己的女性角色。这种厌恶一直都被掩盖着，直到青春期才明显地表现出来。因此，对青春期女孩子的这种行为加以观察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以此可以发现她们如何对待自己将来的性别角色。
青春期的男孩子经常喜欢扮演一种聪明、勇敢和自信的男人角色。不过，也有些男孩子则不敢面对自己的问题，也不相信自己可以成为真正的、完善的男人。如果他们过去曾在男性角色的教育上存在缺陷和不足，那么这种缺陷会在青春期暴露出来。他们会表现得脂粉气十足，举止像个女孩，甚至还会模仿女孩子的坏习惯，如卖弄风情、忸怩作态等。
和这种男孩子极端的女性化类似，我们也可以发现，有些男孩子却极端的男性化，把男性的人格特征发展为极端的恶习。他们酗酒、纵欲，有时甚至为了表现和炫耀男子气概而不惜犯罪。这些极端化的恶习常常表现在那些想获得优越感、想成为领袖和想令人侧目的男孩子身上。
尽管这种类型的男孩子气势汹汹、野心勃勃，但他们的内心通常都会比较怯懦。近来美国就有一些臭名昭著的例子，如希克曼、勒奥波德和罗伯。研究一下这种人的履历就会发现，他们总是寻求一种不费气力的生活，也总是寻求一种无须努力的成功。这种人虽然积极主动但没有勇气，这恰恰是有罪犯特征的孩子。
我们还经常发现，有些青春期的孩子还会第一次殴打父母。那些不愿探讨这种行为之后的人格统一性的人则会认为，孩子突然变了。如果我们对这之前发生的事情做一番研究，就会发现他们的性格一直如此，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他们现在拥有了更多力量和更多的可能性来实施这样的行为。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每个青春期的孩子都面临着这样一个考验，即他感到必须去证明自己不再是一个孩子。这当然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感觉，因为每当我们感到必须要证明什么的时候，就可能走得太远，做得太过。青春期的孩子自然也是这种情形。
这确实是青春期孩子最有意思的毛病。而解决的办法就是向他们解释并指出，他们不必向我们证明自己不再是个孩子了，我们也不需要这种证明。由此，我们也许可以避免他们的过度行为。
我们经常会发现这样一种类型的女孩：她们会夸大对男性的喜爱，甚至还会成为“男痴”。这种女孩总是和母亲争吵，总是认为自己受到了压制（也许真的受到了压制）；为了惹母亲生气，她们会和任何自己遇到的男人搭上关系。她们想到自己母亲一旦发现她们的所为而震怒痛苦的样子，就会感到非常开心。许多因为和母亲吵架或父亲过于严厉而离家出走的女孩子，还会和男人发生初次性行为。
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对自己女儿过于监管的父母，本希望她们成为好女孩，没想到她们却成了坏女孩。这就是因为父母心理出现偏见。错误不在于这些女孩，而在于她们的父母，因为他们没有使自己的女儿为她们必然要遭遇的情境做好准备。他们过去总是想把她们保护起来，却没有训练她们具有避免青春期陷阱所必需的判断力和独立性。
这些问题有时不是出现在青春期，而是出现在青春期之后，例如，出现在后来的婚姻中。其中的原理也是一样的。这只是因为这些女孩比较幸运，在青春期时没有遇到此类的不利情境罢了。不过，这种不利情境迟早会发生的，关键是要对它有所准备。
这里举例来具体说明青春期女孩子的问题。这个15岁的女孩来自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不幸的是，她有个总是患病的哥哥需要母亲照顾。这样，她在很早的时候就感受到父母对她和哥哥关注的差异。她出生的时候，她爸爸也病了。于是她母亲又不得不照顾父亲和哥哥，这对缺乏父母关注的女孩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她看到哥哥和爸爸都受到关注和照顾，内心也强烈地渴求这种关爱，但是她在家庭里得不到这种关爱。特别是她妹妹不久又出生了，于是她仅有的一点关注也被剥夺了。就像是命运的安排，她妹妹出生后，她爸爸便病愈了，这样妹妹便获得了比她作为婴儿时更多的关爱。而这些事情一般是逃不过孩子的眼睛的。
这个女孩为了弥补父母关注的缺乏，便在学校努力学习。她成了班里最好的学生，受到老师的关注。由于她成绩好，老师建议她继续学习，去读中学。然而在中学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她的成绩并不好，因为新老师不认识她，她也就变得桀骜不驯，并出乎意料地反对父母，以致父母大惑不解。
大部分的孩子到了青春期都会享有较多的自由和独立感。而他们认为自己长大了，父母不再有监护他们的权利。假如父母想再继续监督他，他会努力地设法摆脱他们的监控。父母越是想证明他还是个孩子，他就越是反其道而行之，结果便构成“青春反抗主义”的逆反状态。
（二）成人的思考
对于成年期生活准备不足的孩子，在职业、社交、爱情和婚姻等各种问题一起逼近时，就会觉得恐慌异常，诸如他找不到能够吸引他的工作，而认为自己终将一事无成；对于爱情和婚姻，他总是忸怩不安，遇见异性时，也会慌乱不知所措，假使异性和他说话，他也会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他会一天比一天地感到绝望，他对生活的所有问题都觉得厌烦，也没有人能理解他；他也不注意别人，不跟他们说话，更不听他们的话；他既不工作，又不读书，只终日幻想和进行一些粗鄙的性活动等。这种病症其实只是一种错误而已。如果能够证明他走的途径不对，并指点出正确之途，他便能立刻得到改变。但是从事这项工作并不简单，因为他的整个生活以及过去生活中所学的东西都必须被纠正过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意义都必须要以科学的眼光重新予以检讨，而不能只凭个人的臆想妄加猜测。
青春期的所有危险，都是由于对生活的三个问题缺乏适当的训练和准备所造成的。如果孩子们对未来心怀畏惧，他们自然就会以不费力的方法来应付它。孩子们愈受到命令、告诫、批评，愈觉得彷徨、不知所措。我们只有多鼓励他，否则一切的努力都会徒劳。
有些孩子在刚步入青春期时会希望自己留在儿童时代，永远也不要长大。他们甚至以儿语说话，和比他们小的孩子一起玩，装得像婴孩般的忸怩作态。但是绝大多数的孩子都会竭尽所能仿效成人，他们模仿大人的姿态，满不在乎地花钱，调戏异性并做爱。在某些棘手的事例中，发现一些孩子还没有看清该用什么途径来应付生活的问题，便迫不及待地胡作非为，从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这种情况尤其是在他少年时有犯罪行为而又未被发现，且自以为聪明可以避尽天下人耳目时最容易发生。犯罪是从生活问题面前逃离的简捷方法之一，特别是在经济问题面前。人们是否觉得14～20岁的青少年犯罪率在急剧地上升。在此，我们面临的并不是一种新的情境，而是要花较大的力气把儿童时期已经存在的犯罪暗流摒弃掉。
在步入青春期时，许多孩子开始患上官能性疾病或精神失常症。每一种神经病的病症都是不必降低个人的优越感，便能拒绝解决生活问题的借口。而神经病症的出现，通常是发生在一个人面临社会性的问题而又不准备以符合社会要求的方式来解决它的时候。青春期身体的情况对这种紧张特别敏感，所有的器官都会被它掀动，而全部的神经系统也都会受其影响。器官的不舒适也可以作为犹豫和失败的托词。在这类事例中，不管是私下还是在他人面前，他都会因为他病痛而认为自己可以不必负担任何责任，这样也就构成了神经病。每一个神经病患者都表现了最诚挚的意愿，他十分了解社会感觉和应付生活问题所需要的是什么，只有在他的病症里，他才能逃开这种普遍的要求，而能够使他释下重负的是神经病本身。他的整个态度似乎在说：“我也急着要解决我的问题，但是我的病叫我无能为力。”这一点就是他和有目的犯罪的不同之处。后者经常是毫无顾忌地表现出自己的不良意愿，和他对社会感觉的麻木不仁。我们很难决定它们哪一个对人类利益的损害较大。神经病症的动机虽很善良，但是撇开他的动机不谈，他的行动的确讨人厌。因为他自私，有意要妨碍别人。罪犯虽然不掩饰他的敌意，却要咬紧牙关压抑他的社会感觉。
（三）青春期的防范
许多青春期的失败者小时候都是被宠坏的孩子。从这点也不难看出，尽管他们希望受众人宠爱，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渐渐地不再是众人注意的中心了，因而常常责怪生活欺骗了他们。那些以前看起来天资并不高的儿童，此时会赶过他们并表现出出人意料的能力。他们心中充满了新的构想和新的计划，他们的创造性生活开始弓上弦、剑出鞘。他们对人类活动各方面的兴趣也变得鲜明而热烈。
独立的意义并不是要冒失败的危险，而是要获得成就和作奉献。
有许多人非常醉心于取得别人的赞赏。男孩子寻求别人的夸奖，那是很正常的事；而女孩子通常都比较缺乏自信，她们把别人对自己的赞赏当作证明她们价值的唯一方法。这种女孩子很容易落入善于阿谀的男人的圈套里。有些女孩子觉得自己在家中不受赞赏，便开始和男人发生性关系，这不仅是要证明她们已经长大了，而且还因她们希望用这种方法来获得一种能够被赞赏和被注意的地位。
在一个案例中，一个女孩子出生在一个父母亲性格都很柔弱的家庭里。她的母亲一直想要个男孩，所以对这个女孩子的降生自然是大失所望。她一直很瞧不起女性的地位，她的女儿也难免受其影响，她不止一次地听见母亲对父亲说：“这个女孩子一点都不讨人喜欢。她长大后，一定也没人会喜欢她。”“她长大后，我们该拿她怎么办呢？”在这种家庭中度过十几年之后，她看到了母亲的朋友写给母亲的信，信中为她母亲只有一个女儿而对其安慰，并说她还年轻，将来总会有男孩子的。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这个女孩子会有什么感觉。几个月以后，她到乡下去拜访她的一位叔叔。在那里，她遇见了一个智力很低下的乡下男孩，并且变成了他的情人。后来，她甩掉了他。当我看到她时，她已经拥有一大群男朋友，可是没有哪一个人能令她称心如意。后来她来找我，就是因为她现在患有焦虑性神经病，不敢单独出门。当她对获取别人赞赏的某种方法觉得不满意时，她就会以自暴自弃的办法来“糟蹋”自己。现在，她是以身体病痛来让她的家庭为她感到烦恼，这令别人束手无策。她哭泣，以自杀相威胁，把家闹得鸡犬不宁。我们很难让这个女孩子认清她的处境，也很难让她相信这样的事实：她在青春期时，把设法脱离被轻视这件事的重要性看得太重了！
（四）性教育
接下来，我们再来探讨性教育的问题。性教育问题近来被可怕地夸大了，许多人对于性教育问题简直达到了丧失理智的地步。他们主张在每个年龄阶段都要进行性教育，并夸大因对性的无知而带来的危险。如果我们观察一下自己和他人过去在性教育上的经历，我们既看不到有所谓的问题，又看不到有所谓的危险。
个体心理学的经验教导我们，在孩子2岁的时候，应该告诉他们自己是男孩，还是女孩，还应该向他们解释，他们的性别是不可以改变的，男孩长大后成为男人，女孩长大后成为女人。但孩子知道了这些，即使他们缺乏其他的性知识，也不会带来什么危险。要让孩子认识到，对女孩的教育不能以教育男孩的方式进行，反之亦然。这样性别角色就会固定在他的意识中，他也肯定会以正常的方式准备和发展自己的性别角色。相反，如果他认为通过某种戏法就可以改变性别，那么就会产生问题。而且如果父母老是表达希望改变孩子的性别，也会给孩子带来麻烦。《孤单的井》就有对这个问题的精彩描述。父母经常也乐于把女孩当男孩来教育，或把男孩当作女孩来教育。他们把自己的孩子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并为他们拍照。有时女孩长得像男孩，周围人便以男孩称呼她。这会给她带来很大的困惑，其实这种情况完全可以避免。
我们还应该避免贬低女性和主张男性优越的论调，应该教育孩子认识到男女是平等的。这很重要，它不仅可以阻止女孩产生自卑情结，也可以阻止对男孩产生不利影响。如果男孩被教育认为男性优越，他们就会把女孩当作泄欲的对象。如果我们能教育他们认识到自己未来的责任，他们就不会用丑陋的眼光看待两性关系。
换句话说，性教育的真正问题不仅是向孩子解释性的生理知识，还要涉及正确的爱情观和婚姻观的培养问题。这个问题和孩子的社会兴趣密切相关。如果缺乏社会兴趣，他就会玩世不恭，并完全从自我欲望满足的角度来看待与性有关的事物。这种情况常常发生，也反映了我们文化的缺陷。女性是受害者，因为我们的文化更有利于男性发挥主导作用。男性实际上也深受其害，因为这种虚幻的优越感使他们丧失了对最基本的价值的关注。
关于性教育的生理知识，孩子本来没有必要太早接受这方面的教育。我们可以等到孩子对此产生好奇，并开始想知道这方面情况的时候，再告诉他们。如果孩子太过羞怯而不愿意问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关注孩子需求的父母总会知道什么时候该主动告诉他们这方面的知识。如果孩子感到父母就像朋友一样，他们就会问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必须用一种孩子可以理解的方式告诉他们答案，同时，还需注意避免给予他们可能会刺激和激发其性冲动的回答。
而与此相关的是，如果孩子明显地表现出性早熟，也不必太过惊慌。性发育很早就开始了，实际上在出生后的数周就已经开始了。婴儿肯定也能体会到性快乐，有时他们会故意刺激性的敏感区域。看到这种情况，我们也不必恐慌。但我们要尽力加以阻止，同时也不要把这个问题搞得太过严重。如果孩子发现我们对此类事情太过担心和忧虑，他们就会故意继续这样做，以引起我们的关注。而孩子的这种行为常常会使我们认为他们已经沦为性欲的牺牲品，而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把这个习惯当作炫耀的工具。小孩通常会玩弄自己的性器官，这是因为他们知道父母害怕他们这么做。这和小孩装病的心理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注意到，一旦生病，便会得到更多的宠爱和关爱。
为了避免刺激孩子的身体，父母不应该太过频繁地亲吻和拥抱他们。这对孩子很不好，尤其是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我们也不要从精神上刺激孩子的性意识。孩子通常会在爸爸的书房里看到一些轻浮、挑逗的图片。我们在心理咨询诊所也不断地遇到这种案例。孩子不应该接触那些讨论超越其年龄理解水平的关于性的图书，我们也不应该带孩子去看关于性主题的电影。
如果能使孩子避免所有这些过早的性刺激形式，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们只需在恰当的时候给予孩子简单的解释，不要刺激孩子的身体和性意识，给予他们真实、简洁的回答。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还想拥有孩子的信任的话，就不要欺骗孩子。如果孩子信任自己的父母，他也就会信任父母对于性的解释，就会对来自同伴的关于性的解释大打折扣——我们90％的关于性的知识其实都来自同伴。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合作、相互信任和朋友般的关系，比那些在回答有关性问题时所使用的、自以为得计的各种回避、托词要重要得多。
如果性经历太多或太早，孩子们后来通常都会对性失去兴趣。这就是要避免让孩子看到父母做爱的原因。如果可能，最好不让孩子和父母同睡一屋，当然也不应该同睡一床。兄弟和姐妹也不应该睡在一屋。父母则应该留意孩子是否行为得当，也应该留意外界环境对孩子的影响。
这些话对性教育进行了最重要的总结。我们看到，就像对孩子其他方面的教育一样，性教育最为重要的原则就是家庭内部的合作和友爱精神。有了这种合作精神，有了早期关于性别角色的知识，有了男女平等的观念，孩子才会很好地应付将来可能遇到的任何危险。而重要的是，他们已准备好以健康的态度去迎接未来的人生。
四、少年犯罪与预防
我们发现：罪犯和问题儿童、神经症患者、精神病患者、自杀者、酗酒者、性欲倒错者所表现出的失败，其实都是属于同一种类的；他们全都是在处理生活问题上失败了，特别是在一个令人注意的固定点上，他们全都重蹈覆辙了；他们每一个人都缺乏社会兴趣，对他人亦漠不关心。
要了解罪犯，还有另一点很重要。我们都希望克服困难，都努力在未来抵达一个目标，得到了它，我们将会觉得强壮、优越、完美。杜威教授把这种倾向称为对安全的追求，这是非常正确的。还有人称为对自我保全的追求。不管我们如何称呼它，总可以发现人们努力地争取由卑下的地位升至优越的地位，由失败到胜利，由下到上。因此，当我们在罪犯中也发现同样的倾向时，我们不必惊讶。罪犯的各种活动和态度都显现出他正在解决问题，克服困难，并努力争取优越。他和别人的不同之处就是他所追求的方向错误，因而他的行为是十分不明智的。这一点必须特别强调。
（一）犯罪心理分析
个人典型的生活模式是很早便建立起来的。因此，我们不能认为改变它是件容易的事情。只有了解自己在建造它时所犯的错误，它才能被改变过来。为什么有许多罪犯虽然被惩罚无数次，又受尽侮辱和轻视，并丧失社会生活的各种权利，却仍然我行我素，一再地犯下同样的罪行？当然，在负担加重时，犯罪率也会增大。然而这并不足以证明：经济困难会导致犯罪。它只表示人们的行为受到限制。有许多人在优越的环境下不犯罪，但是当生活中产生太多他们无法应付的问题时，他们就开始犯罪了。最重要的是生活的模式，也就是应付问题的方法。
从个体心理学的这些经验中，我们最少可以获得一个简单的结论：罪犯对别人都不感兴趣。我们只有考虑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临的生活问题以及罪犯无法解决的问题，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个体心理学把生活的问题分成三大类。
第一类是和其他人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友谊问题。罪犯们也有朋友，但他们不能和正常社会的一般人为友。
第二类是和工作有关的各种问题。许多罪犯认为工作是辛苦的，他们不愿意像其他人一样和困难搏斗。有的工作蕴涵了对他人的兴趣和对他人幸福的贡献，但这正是罪犯人格中所缺少的，所以罪犯对解决工作问题都没有什么良好的准备。但是我们应该把他看作没有学过地理的人在参加地理考试一样。
第三类是爱情问题。在美好的爱情生活当中，对配偶的兴趣和合作是同等重要的。而令人奇怪的是，被送进感化院的犯人，在入院之前，有半数患有性病。这个现象显示：他们对爱情问题所用的是一种简单的解决方法，他们把伴侣当作一宗可以购买的财产。对这种人而言，性生活是征服，是占有，而不是生活中的伴侣关系。“如果不能随心所欲地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有许多罪犯说道，“生活还有什么意思？”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矫治罪犯了。我们必须教之以合作之道，只在感化院里鞭打他们其实是没有什么用的，这一点不言而喻。社会是绝对无法将罪犯完全隔离开的，他们也不适合过社会生活，我们该怎么办？他们既不是愚笨，又不是心智低下。如果我们接受了他们错误的个人优越感目标，他们的结论大部分也是十分正确的。也许有个罪犯会说：“我看到一个人有条很棒的裤子，而我却没有，所以我要杀死他！”现在，假使我们也承认他的欲望都是很重要的，而且又没有人要求他以有用的方式谋生时，他的结论便很明智，可是却太缺乏常识了。最近在匈牙利发生了一宗刑事案件。有几个妇人用毒药犯下了许多宗谋杀案。当她们之一者被送进监狱时，她说：“我的儿子病得奄奄一息，我只好毒死他。”如果她不愿意再合作了，除此之外，她还能做些什么？她是很清醒的，却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对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对自己的重要性和别人的重要性也有一种错误的估计。
在考虑他们缺乏合作精神时，这一点却不是最主要的。罪犯全部都是懦夫，他们逃避着他们觉得自己的能力不足以应付的问题。我们可以在他们面对生活的方式中和他们所犯的罪行里看到他们的懦弱。而罪行是懦夫模仿英雄行径的表现，他们在追求着一种自己幻想出来的个人优越感目标，他们以为自己是英雄，但其实这又是一种错误的感觉，也是缺少常识的表现。当他们觉得自己斗垮了警察时，他们会增加虚荣心和骄傲感。所以他们常常会想：“我是绝不会被逮到的。”假使对每一个罪犯的生涯作一仔细的探讨，我相信一定会发现他们曾经犯过许多罪，而这是件非常讨厌的事。当他们东窗事发时，他们会想：“这次我有哪些地方失策了，下回一定要干得干净利落点！”假使他们成了漏网之鱼，会觉得自己已经达到目标了，他们洋洋得意地接受同伴的祝贺和赞赏。
我们必须改变罪犯对其勇气和机智的评判方法：我们可以在家庭、在学校或在感化院里做到这一点。以后我会再描述它的要害所在，现在我要进一步讨论能造成合作失败的环境。有时候，我们必须把这个责任让父母来担负。也许母亲的技巧不够，不能使孩子和她合作；或许在不愉快的婚姻或破裂的婚姻中，母亲很可能不希望让孩子的社会兴趣扩展到包括他的父亲在内的其他人身上。此外，这个孩子可能一直觉得自己是家庭中的霸王，到他4岁的时候，另一个孩子出生了，他从王位上被驱逐了下来。这些都是必须被列入考虑的因素。而且假使你追溯罪犯的生活，大概都会发现他的麻烦从他早年的家庭经验中便已经开始了。而具有影响力的并不是环境本身，恰恰是孩子对其地位的误解。
假使有一个孩子在家庭中特别杰出或天赋特别高，他就会赢得更多的注意。其他人则因此而拒绝合作，也丧失了足够的信心，罪犯、神经病患者或自杀者多半是这类人。
缺乏合作精神的孩子上学的第一天，我们就能从他的行为中看出其缺点。他无法和其他的孩子交朋友，也不喜欢老师，上课时更是漫不经心。如果老师不了解他，他可能会遭受新的打击，既会受尽冷嘲热讽，又得不到谆谆教导和被教以合作之道。这样无疑他的勇气和自信时时都会受到新的打击，他自然不可能对学校生活感兴趣。渐渐地，他对别人的兴趣日复一日地丧失，他的目标也移向没有用的方面。
贫穷也很容易使人对生活产生一种错误的解释。出身贫寒的儿童在家庭之外可能会遭到社会的歧视，他的家庭终日在愁云笼罩中和生活搏斗，他自己就需要赚钱帮助维持家计。以后，当他看到许多有钱的人过着奢侈的生活并能随心所欲地购买东西时，他会觉得，他们享受的权利是不应该比他多的。这就是在贫富悬殊的大都市里犯罪案件特别多的原因，嫉妒绝不会产生有用的目标。在这种环境中的儿童很容易发生误解，以为得到优越感的方法即对金钱的不劳而获。
自卑感也可能集中在身体的缺陷上，这是我自己的发现之一。由于这一点，我竟然也替神经学和精神病学中的遗传理论做了开路先锋，这也是不无遗憾的。但是最初我在写由身体引起自卑感和其心灵上的补偿作用时，我便已经料到这种危险了。这种自卑感的产生不应归咎于身体，而应归咎于我们的教育方法。如果我们用的方法正确，那么身体有缺陷的儿童对别人和对自己都会感兴趣；假如没有人在旁边帮助他们发展对别人的兴趣，他们便会只关心自己。当然有许多人是真的患有内分泌腺缺陷，我们却很乐于澄清。但事实上，我们绝对无法说出某种内分泌腺的正常作用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找出正确的方法来使这些孩子们也成为良好的公民，并且有和其他人合作的兴趣，就必须撇下这个因素。
不能让孤儿建立合作的精神，简直就是我们文明的奇耻大辱。私生子也是如此——没有人挺身而出来赢取他们的情感，并将之转移到个体上。被遗弃的孩子经常走上犯罪之途，尤其是当他们知道没有人再要他们的时候。在罪犯中，我们也经常发现容貌丑陋的人，这个事实曾经被用来证明遗传的重要性。但是请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容貌丑陋的人会有什么感觉！他是非常不幸的。也许他是不同种族的混血儿，没有吸引人的外貌，并遭受到社会的偏见。如果这一类的孩子长得很丑，他的整个生命都承受着重担，甚至没有我们每个人都最喜欢的快乐和美好的儿童时代。但是假如用正确的方法来善待这些孩子，他们照样是会发展出社会兴趣的。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实是：在罪犯之间，有时候我们也会发现英俊潇洒的男孩或男人。假若前一类型的人可以被认为是不良遗传的牺牲品，其天生就带有身体上的缺陷——如手残、兔唇等，对这些英俊的罪犯，我们又该怎么说呢？其实，他们也是生长在一个很难发展出社会兴趣的情境里：他们是被宠坏的孩子！
（二）罪犯的类型
罪犯可以区分成两种类型。有一种人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所谓的同胞之爱，而且对它也完全没有经验。这种罪犯习惯于把每一个人都当作敌人看待。因此，他根本不能发现有人欣赏他。另一种类型是被宠坏的孩子。犯人经常埋怨说：“我会有今天的下场，都是因为我的母亲把我惯坏了。”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再详加讨论，但是我之所以在这里提起它，只是要强调：尽管罪犯受的教养和训练各不相同，但唯一相同的是都没学会合作之道。父母们可能也想把孩子教育成良好的公民，可是却不知从何下手。如果他们整天板着脸孔，事事吹毛求疵，他们一定没有成功的机会；如果他们骄纵孩子，让他成为舞台上的主角，他就会只为自己而存在，觉得自己很重要，而不愿意做任何有创造性的努力以博取他人的赞扬。因此，这种孩子会失掉奋斗的能力，他们一直希望有人来注意他们，也一直期待着某些事情的到来。如果他们找不到可满足自己的简单方法，就会开始责怪环境。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几个个案，尽管这些个案的内容并不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我要讨论的第一个个案是从谢尔顿和吉利克合写的《五百犯罪生涯》一书中选出来的——“百炼金刚约翰”的个案。这个男孩检讨他的犯罪生涯的来由时说：“我从没有想到我竟会这么自甘堕落。一直到15岁，我和别的孩子都是一模一样的。我喜欢运动，我也从图书馆借书来看，生活井井有条。后来，我的父母让我退学，叫我去工作，并且把我的薪水全部拿走，每个礼拜只给我5角钱。”这些话都是他的申诉。如果我们问他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他的整个家庭情境，就能发现他真正体验到的是什么。而目前，我们只能断定：他的家庭是不太和谐的。
现在我想给你看的是一个谋杀犯的日记。他残忍地谋杀了两个人；在犯案之前，他把自己的意向都写了下来。这部日记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能描述在罪犯心中进行的计划。没有哪个人在犯罪之前是没有计划的，在计划之时，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必然会找出一些合理的解释。在这一类的自白书中，我从没有发现过把自己的罪行描述得简单明了的例子，也从没有发现过不想替自己行为辩解的犯人。在此，我们可以看出社会感觉的重要性，即使是罪犯，也会想和社会感觉协调一致。同时，在他犯案之前，还要先突破社会兴趣的厚墙。因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拉斯柯尔尼可夫躺在床上两个月，考虑着他是否该去犯罪，终于他用这个想法鼓起了勇气：“我是拿破仑，还是一只虱子？”罪犯们经常用这一类的想象来欺骗自己，刺激自己。其实，每个罪犯都知道他不是在从事着有用的生活，也知道到底什么是有用的生活。但是由于懦弱之故，他对它置之不理。他之所以懦弱，是因为他缺乏成为有用人才的能力。生活的问题都是需要和人合作才能解决的，可他对合作之道却一窍不通。
下面都是从这部日记中摘录出来的句子：
“认识我的人都背离我了。我讨人厌，我惹人嫌，我是众人侮辱的目标（他显然很爱面子）。我的巨大不幸几乎要把心毁灭无遗。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留恋，我觉得我无法再忍受下去了。我应该听天由命、任人宰割的，可是吃饭的问题怎么办呢？肚皮可是不听指挥的啊！”
他开始在寻找托词了。
“有人预言我会死在绞首台上。但是话又说回来，饿死和死在绞首台上又有什么区别呢？”
在另一个个案里，有个母亲对她的孩子预言道：“我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绞死我！”当他17岁的时候，果然绞死了他的妈妈。可见，预言和挑战是有同样作用的。
“我顾不得后果了，无论如何我总要死的。我一无所有，别人也让我无可奈何，既然我想要的女孩子也都避而不见了……”
他想要勾引这个女孩子，可是他既没有体面的衣裳，又没有钱。他把这个女孩子看作一宗财产，这就是他对爱情和婚姻问题的解决方法。
“我也只好拿出同样的手段，设法把她俘虏，否则我就彻底灭亡！”
这种人都喜欢采取这种激烈的极端主义，他们像小孩子一样，或者得到每一件东西，或者什么东西都不要。
“星期四我就孤注一掷了，祭品也已经选下，我在静待着时机的到来。而当它来临时，发生的将是件没有人干得了的事。”
他是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它一定惨绝人寰，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得出来的。”他带了一把小刀，杀死了一个被吓得大惊失色的人，这可真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得出来的事！
“像牧羊人驱策羊群一样，肚子也驱策着人们去做最黑暗的罪行。可能我再也看不到太阳升起了，不过我并不在乎，最可怕的事情就是饥饿的痛苦，我已经受够这种痛苦的煎熬了。最后的苦恼将是接受他们的审判。犯了罪当然要付出代价，不过死亡总比挨饿要好。如果我饿死了，没有人会注意到我。可是，现在有多少人会注意我！也许有些人还会为我一挥同情之泪。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我必须干！没有一个人曾经像我今夜这么彷徨、这么害怕过。”
毕竟他不是如他自己所想象的英雄！在审讯时，他说：“虽然我没有击中他的要害，但我还是犯了谋杀罪。我知道我是注定要陈尸绞架了，遗憾的是别人穿的衣服都那么漂亮，而我却一辈子都没穿过像样的衣服。”他不再说饥饿是他的动机了，现在他关心的倒是衣服。“我不知道我到底做了什么事。”他辩解道。辩解的方式、内容或许有所不同，但是他们总会来这么一手。有时候，罪犯在犯案以前会先喝酒以推卸责任。所有这些都证明了他们要如何努力才能突破社会感觉的厚墙，在每一项对犯罪生涯的描述中，我相信我都能指出我所说过的各点。
（三）重述合作的重要性
我们面临真正的问题了，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我的说法正确，我们都能从个案中看到缺乏社会兴趣而又未学会合作之道的个人在追求着虚假的个人优越感。对待罪犯就像对待神经病患者一样，除非我们在赢取他们合作一事上能获取成功，否则我们就一筹莫展。然而我却不能过分强调这一点。假如我们能使罪犯对人类的幸福产生兴趣，假如我们能使他们对其他人感兴趣，假如我们能教会他们用合作的方法来解决生活的问题，那么什么问题都不会有了。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些，我们就什么事也办不了。这项工作并不像它看起来的那么简单。我们不能让他做简单的事情，当然我们更不能要他做根本做不了的艰难的事情。我们也不能指出他的错误，并与其发生争辩，他的意志是很坚强的。他用这种方式来看这个世界已经有许多年了。如果我们要改变他，我们必须找出他行为模式的根基，必须发现造成此种失败的环境。他人格的主要形态在四五岁的时候便已经确定了，在其犯罪生涯中所表现出来的对自己和世界的错误估计，也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我们必须加以了解和纠正的也就是这些原始的错误。
之后，他会凭借自己的态度来解决他所体验到的每一件事。假如有个人说“天下人都在侮辱我，亏待我”，他就会发现许多能坚定信心的论据，且拼命去搜寻这一类的证据，除此以外，则漠然处之。罪犯只对自己的观点感兴趣且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不能获得他的各种体验的隐含意义，或者产生他的态度的最初方式的话，我们也就不能劝服他。
这就是严刑厉罚总是不生效的原因。例如，老师对某个学生进行体罚，不仅不能鼓励他与别人合作，反而会让他感到失望，结果不是成绩每况愈下，就是破罐破摔。
有什么人会对一个经常可能受到责备和惩罚的地方产生兴趣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孩子会信心全失，他对学校的工作、老师、同学再也不会感兴趣。他会开始逃学，四处游荡，寻求隐匿之所。一些和他有同样经验却又走上同样道路的孩子不但不责怪他，反而去恭维他，并燃起他的野心，让他把希望寄托在生活中毫无用处的方面。就这样，许许多多的孩子便加入了犯罪集团。
这种孩子是完全不应被生活的考验击垮的。我们不应该让他们丧失希望。假如我们在学校中能培养孩子们的自信和勇气，便能更有效地防止这一点。以后我们将对这种主张做更详尽的讨论，现在只是利用这个例子来说明：罪犯如何一贯地把惩罚看作是社会与他作对。
严刑厉罚不生效果，还有其他原因。有许多罪犯并不十分珍爱他们的生命，他们之中有些人在生命的某些时刻几乎是在自杀边缘徘徊。他们沉迷在击败警察的欲望里，一心一意地要证明警察对他们也无可奈何。他们把很多事物当作挑战，这就是他们对这些挑战的反应之一。如果警察严格苛刻，如果他们受到苛刻待遇，他们必然会拼死抵抗到底，这样做只会依照这种方式来解决的。他们把和社会的接触看作一种连续不断的战争，而竭力想在其中获得胜利：假如我们也抱着同样的看法，那是正中其下怀。即使是电椅也可以作为这一类的挑战。罪犯们好像把这当作赌博，赌注愈高，他们想表现自己技艺超群的欲望愈强。有许多罪犯之所以犯罪，也都只是为了这个原因。被判处极刑的犯人经常会懊悔他们为什么没能逃过警探的耳目：“我要是没掉下那块手帕就好了！”
我们唯一的补救方法就是找出罪犯在儿童时期所遭受到的对合作的妨碍。在此，个体心理学为我们在这片黑暗大陆上投下了一片曙光。个体心理学认为，在5岁左右时，儿童的心灵就成为一个整体；他人格的许多线脉都汇聚在一起了，遗传和环境对他的发展也会有所影响，但我们对孩子带了些什么东西到这世界上来，以及他所遭遇的经历，却并不十分了解。我们注意的是他利用它们的方式，他对它们有何种看法，以及他因为它们而达到的成就。了解这一点其实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我们对遗传的能力或无能其实是一无所知的。我们必须考虑的是他所处情境的各种可能性以及他把它们运用至何种程度。
培养孩子对别的儿童的兴趣自然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一个孩子若是成了妈妈的心肝宝贝，别的孩子便不大愿意和他交朋友。当他对这种情况发生误解时，就很容易成为犯罪生涯的起点。假如家庭中有一个杰出的天才，紧挨在他前后的孩子经常会成为问题儿童。例如，次子长得很讨人喜欢的时候，他的哥哥就会觉得自己光彩尽失，于是便会到处找寻证据来证明他被人忽视。他的行为开始反常，并因此受到严厉的管束，结果他更相信自己是给推到冷板凳上了。由于他觉得受到别人的剥削，他会开始偷窃，被发现后又饱受惩处。这样一来，他不被人爱以及人人都与他为敌的证据便更多了。
当父母在孩子面前抱怨其生活艰难、世道险恶时，他们也会妨碍孩子社会兴趣的发展。假如他们老是指责他们的亲戚或邻居，老是批评别人并显露出对别人的恶意和偏见，无疑孩子们长大后，对其亲戚或邻居的为人会产生歪曲的看法，如果他们因此转而反对他们的父母，我们也不必感到惊讶。孩子的社会兴趣一旦受到阻碍，剩下来的也就只有自私的态度了。这种孩子会觉得：“我为什么该替别人效力？”而且当他用这种态度无法解决生活的问题时，便会犹豫不决，会认为和生活搏斗是相当艰难的事，假如害了别人，也毫不在意。
任何孩子都不应该受到这种令人气馁，而且对合作又毫无助益的自卑感之害。在生活的问题面前，并没有哪个人是注定要被击败的。罪犯却都采用了错误的方法，我们必须向他指出他是在什么地方，为什么采用这种方法；同时，我们还要鼓励他对别人产生兴趣并且和别人合作。如果大家都完全认清罪犯其实是懦弱而非勇敢，那么我相信：罪犯最大的自圆其说的理由再也站不住脚，而且再也没有小孩子愿意在未来走上犯罪之途。
在所有罪犯的个案里，不管对它们的描述是否正确，我们其实都能看到儿童时期错误生活模式的影响，这种模式都会表现出缺乏合作的能力。我宁可说合作的能力是必须加以训练的，它是否由遗传而来根本不应成为问题。当然合作的潜能本来是天生的，但是每个人都有的这种潜能，要使它发挥出来，还得加以训练和练习。依我看，其他观点都是多余的，除非我们能遇到精通合作之道而且又是罪犯的人。我从没遇见过这种人，我也从未听见过有人遇见过这种人。防范犯罪的最佳方法就是适当程度的合作。如果这一点还未被认清，我们就无法期望避免悲剧的发生。教孩子合作就像教他们地理课一样，因为它是一种真理，真理必然是可以传授的。不管是成人还是儿童，假如他有充分准备就可以去接受地理科考试；假如他没有充分准备，就到一个需要合作知识的情境去接受考试，那么他就会一败涂地。
（四）解决犯罪问题的方法
我们的各种问题都是需要合作的知识的。我们对于犯罪问题的科学探讨已经很多，现在我们必须鼓起勇气来面对事实。人类经过了千万年却仍然找不出应付这个问题的正确方法，曾经被施用过的方法似乎都不生效果，这种悲剧也依旧伴随着我们。我们的研究已经找出出现此种现象的原因，但我们从未采取措施来改变罪犯的生活模式并预防错误生活模式的发生。缺少了这些，任何方法都是不会产生效果的。
我们认为，罪犯和其他人一样，他的行为也只是人类行为合理的衍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假如我们了解犯罪本身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生活态度的病症；假如我们能看出这种态度是如何造成的，而不把它视为一些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便能抱有足够的信心来从事改变它的工作。我们已经描述过这种阻碍和他的母亲、父亲、同伴、周围的社会偏见，以及环境的困难等因素之间的关联。我们已经发现：在形形色色的罪犯中、各种不同的失败者中，他们最主要的共同点实际上就是缺乏合作精神，缺乏对别人以及对人类的兴趣。假如我们想要有点作为，就必须要培养他们的合作能力。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罪犯和其他的失败者尚有一点不同之处。虽然他在长期反抗合作之后，已经像其他人一样地失去了在正常的生活、工作上获取成功的信心，但是他还有某些活动，只是这些活动都被他投向了生活中无用的方面。他在这些无用的方面上正常而活跃，而且能和他自己相同类型的罪犯互相合作，在这一点上，他和神经病患者、自杀者、酗酒者都不相同。然而他的活动范围却非常有限，他把自己禁锢在狭小的天地里。在这些环境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到底丧失了多少勇气。他是必定会丧失勇气的，因为勇气只是合作能力的一部分而已。
罪犯日夜都在准备着犯罪，而他一直在找寻着能减轻犯罪感的托词以及迫使他不得不犯罪的原因。要击破社会感觉的厚墙并不是容易之事，它具有相当大的抗拒力。但是假如他计划犯罪，他总得想出一个办法，也许是回忆他所受过的冤屈，也许是培养愤恨的情绪……以此来克服此种障碍。这能帮助我们了解，他为什么可以不断地在找寻对环境的解释以坚定他的态度，也能帮助我们了解和辩论他为什么总是一无所获。他正在以自己的眼光看世界，对自己的论点已经准备了一世之久。除非我们能发现他的态度是如何产生的，否则我们就无法期待它改变。然而，兴趣可以让我们找出真正能够帮助他的方法。
一个人缺乏勇气来面对困境，且又找不出轻易解决的方法时，就很容易开始筹划犯罪。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发生在譬如他需要钱的时候。就像所有的人一样，他也在追求着安全感和优越感的目标，也希望解决困难，克服障碍。然而他的追求却落在社会的架构之外：他的目标是凭空想象的个人优越感目标，而他获得这种目标的方法便是设法使自己觉得自己是警察、法律和社会组织的征服者。破坏法律，逃避警探，逍遥法外——这些都是他和自己玩的把戏。比方说，当他使用毒药害人的时候，就会相信这是他个人的巨大胜利，而且会一直这样欺骗自己、麻醉自己。一般他在初次落入法网以前，通常都已经得手过许多次，因此他在东窗事发时的想法大概多是：“假使我再聪明一点，我就逃过去了！”
从上面所述各点，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自卑情结。他逃避着劳动以及必须和别人发生联系的生活与工作。他觉得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获得正常的成功。他不肯和人合作的习性会更增加他的困难，因此大部分的罪犯都出自非技术性的劳工。他发展了一种毫无价值的优越感来隐藏起他的自卑情结，一直在想象自己是多么勇敢、多么出类拔萃。但是我们能够把一个生活战线上的逃兵称为英雄吗？罪犯其实是生活在醉梦里。他根本不知现实为何物，必须尽力使自己不要面对现实。他常常想：“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强人，哪个人看我不顺眼，我就可以打死他！”“我比任何人都聪明，即使我干了坏事，仍然能逍遥法外！”
我们已经分析了在生命最初几年心理负担过重的儿童和被宠坏的孩子是如何走上犯罪之途的。身体有缺陷的儿童需要特别的照顾来把他们的兴趣引导到别人身上。被忽视的不受欢迎、不被欣赏或讨人厌的儿童也都处于类似的情境：他们没有和别人合作过的经验，也不知道合作可以使他们受人喜欢并赢得别人的情感以达成解决问题的效果。被宠坏的孩子从来没有人教过他要凭自己的力量来获取东西，他们以为只要自己开口要求，这个世界就会急着前来迎合他。假如别人不能顺从他，他就会觉得别人待他不公，而拒绝合作。在每个罪犯的背后，我们都能追溯出诸如此类的历史。他们未曾受过合作的训练，他们也没有合作的能力，每当遇到问题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应付。因此，我们该做的事就是训练他们的合作之道。
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而且到目前为止，也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我确信个体心理学已经告诉了我们如何才能改变每一个罪犯。但是请想想看，如果要找出每一个罪犯，并给予个别的矫治，改变其生活模式，那是件多么艰巨的工作！很不幸，在我们的文化里，大部分的人在他们的困难超过某一限度之后，合作的能力也就荡然无存了。结果是，在不景气的时代，犯罪案件便大量增加。我相信，假如我们要用此等方式来消除犯罪，就必须矫治人类种族的一大部分。我敢断言：要立竿见影地把每一个罪犯或潜在罪犯都改造成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是绝对无法办到的。
然而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也能够采用某些措施，来减轻他们不足以应付生活问题的负担。例如，关于失业和缺乏职业训练等问题。我们应该设法使每个愿意工作的人都能获得相应的工作，这是降低社会生活的要求以使大部分人不至于丧失最后合作能力的唯一办法。假如这一点做到了，犯罪案件必然会减少，这其实是毋庸置疑的。我们还应该给予孩子较好的职业训练，使他们能较妥善地面对生活并拥有较大的活动空间。我不相信我们可能对每一个罪犯施与个别矫治，却能以集体矫治来帮助他们。比方说，我们可以和许多罪犯一起讨论社会问题，正如我们在这里考虑这些问题一样。我们可以提问题让他们来回答，以开启他们的心灵，使他们从迷梦中觉醒过来；我们应该使他们抛弃对世界的个人解释，以及对自己能力的过分低估；我们应该教他们不要限制自己，并同时消除对必须面临的情境和社会问题的恐惧感。我敢断言：我们一定能获得巨大的成果。
总之，假如个人不合作，对别人也不感兴趣，而且还不想对团体有所贡献，那么他们的整个生活必然是一片荒芜，他们身后也留不下一丝踪迹。只有讲究奉献的人，他们的成就才会保留下来，他们的精神才会持续下去、万古长存。如果我们以此作为基础教育儿童，他们自然会喜欢合作。他们有足够的力量来面对最艰难的问题，并以符合众人利益的方式来解决它们。
五、教育孩子的职责
因为人类学会了合作，所以才形成了分工的方式，这是人类幸福的主要保障。假使每一个人都不愿意合作，也不愿继承过去人类的成果，而只想凭一己之力在地球上谋生，那么人类的生命必然没有再延续下去的可能。经由分工与合作，我们可以利用许多种不同训练的结果，并将许多不同的能力组合起来，以使它们对人类共同的幸福有所贡献，以保证人类的安全和增加社会所有成员的机会。当然，我们不能夸口说我们已经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也不能装得好像分工制度已经抵达其发展的最高峰。我们只能说，如果人们想解决就业问题，就可以或必须在人类分工合作的架构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为别人的利益奉献出自己的力量。
有些人试图要逃避这种职业问题，他们不愿意工作，对人类共同的兴趣也漠不关心。然而我们会发现：他们虽然不愿面对这种问题，但总是恳求别人的资助。他们以依赖别人的劳力为生，而自己却一无贡献。这是被宠坏了的孩子的典型生活样式：当面临问题时，总是要求别人出力帮他解决。破坏人类的合作，并且把不公平的负担加在那些热心于帮助别人解决生活问题的人肩上的，主要也是这批被宠坏的孩子。
（一）母亲的职责
以尽母亲天职而对人类生活有所贡献的妇女，也会像其他人一样，在人类的分工制度中占有崇高的地位。如果她对其子女的生活抱有浓厚的兴趣，而努力要使他们成为健全的公民，如果她致力于扩展他们的兴趣，并教之以合作之道，那么她对人类的贡献便是无法估量的。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母亲工作的价值经常被过分低估，并且被视为不是很吸引人或很有尊严的工作。它只能获得间接的报偿，而以家务作为主要工作的女性们，通常在经济上也不得不依赖别人。然而一个家庭的成功与否，母亲的工作和父亲的工作是同等重要的。不管母亲是在家主持家务或出外独立做事，她作为母亲的职业地位是绝不会比她丈夫低的。
母亲是第一个影响其子女职业兴趣发展的人。在生命最初的4到5年间所受到的训练，对孩子在成年后生活中的活动有决定性的影响。每当有人要求我做职业辅导时，我总会问他开始时情形如何，以及他在第一年时对什么东西最感兴趣。他对这段时间的记忆展示出他是在用什么思想来训练自己，它们表现出他的原形以及他的感觉。
（二）培养孩子的兴趣
假使孩子从儿童时代便已经决定他将来喜欢从事哪一种职业，那么他的发展便会简单得多。如果我们问孩子他们以后想做什么事，他们大多会有一个回答。这种回答都不是经过详细考虑过的，当他们说以后要当飞机驾驶员或汽车司机时，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选择这一职业。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找寻其潜在动机，以发现他们应该努力的方向，从而推动他们向优越感目标前进，以及他们具体方案的实现。他们的回答只能让我们知道在他们心目中哪种职业是最优越的；可是从这个职业我们还可以看出能帮助他们抵达其目标的其他机会。
12～14岁的孩子大致都应该清楚他们以后所要从事的职业，假使一个孩子到这个年纪还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做些什么，那我真要为他们感到悲哀了。他在表面上缺乏雄心并不意味着他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他可能野心勃勃，可是却没有足够的勇气来说出他的野心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耐住性子来找出他的主要兴趣并加以训练。有些孩子，在16岁结束学业之时，对自己未来的职业仍然拿不定主意。他们虽然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但是对以后的生活一点主意也没有。如果加以注意，我们会发现：这些孩子大多野心勃勃，不过却不肯真正与人合作。他们没有找到在分工制度中该走的途径，也无法及时找出实现其野心的具体方法。因此，早一点问问孩子们希望从事哪种职业，是很有必要的。我时常在学校里提出这个问题，来引导孩子思考这一点，以免他们将之忘却或隐藏其答案。我还问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种职业，他们通常都会很详细地告诉我。在孩子们对某种职业的选择里，我们可以看出其全部的生活方式。他会告诉我们，他努力的主要方向和他认为生活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必须任他选择他认为最有价值的职业，我们也无从判断哪种职业较高尚、哪种较低下。如果他脚踏实地地在做自己的工作，而且也专心致力于为别人奉献自己，那么他便和任何其他人一样是有用的。他的唯一职责就是训练自己，设法支持自己，并在分工缺席的架构中安置下自己的兴趣。
还有些人不管选择了哪一种职业都不会感到满意。他们想要的并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保证其优越地位的方法。他们不希望应付任何的生活问题，因为他们觉得生活根本就不应该向他们提出问题。这些人也是被宠坏的孩子，他们只盼望能获取别人的资助。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也许有一天他们对最初四五年间所摸索出来的职业方向真正感兴趣了，可是由于经济的原因或父母的压力，他们却不得不转向另一个方向，去从事一个他们根本不感兴趣的职业。这件事情更能证明儿童时期训练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在一个孩子的最初记忆中，发现他对视觉的事物有兴趣，我们便能推测他可能适合必须用到眼睛的职业。在职业辅导中，最初记忆是绝不可以被忽视的。有些孩子也许会提起某人对他说话的印象，或是描述风吹、铃响的声音，我们便知道他是属于听觉型的，而且可能适合从事和音乐有关的职业。在其他的回忆里，我们还会发现动作的印象，这些人比较偏好活动，他们也许对户外工作或需要旅行的职业比较感兴趣。
人类最常见的努力之一就是超越家庭中的其他分子，尤其是比父亲或母亲更进一步。这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努力；我们非常乐于看到孩子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假使一个孩子希望在他父亲的行业中胜过其父亲，他父亲的经验便更能给他一个很好的开始。一个孩子的父亲如果服务于警界，他通常都会有成为律师或法官的野心。假使他的父亲受雇于医生的诊所，这个孩子很可能希望将来自己能当个医生。假如父亲是教师，儿子会希望成为大学教授。
在观察儿童时，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在训练自己从事某种成年生活中的行业。比方说，有时候，一个孩子会希望成为教师，他喜欢带领着一群孩子，在玩学校上课的游戏。孩子们的游戏能让我们看出他的兴趣所在。希望要成为妈妈的女孩子，会喜欢玩洋娃娃，并培养自己对婴孩的兴趣。也有些人以为：假使我们给她们洋娃娃，会使她们脱离现实，其实她们是在训练自己认同母亲，并从事母亲的工作。她们是应该这么早就开始练习的，如果太晚了，她们的兴趣会固定而不易变更。有些孩子还会表现出浓厚的对机械或技术的兴趣，如果他们能达成心愿，将成为以后生活中良好职业的基础。
还有些孩子一向不愿意指挥别人，却很有兴趣找一个领袖来跟随，这个领袖就是肯收留他作为下属的儿童或成人。但这并不是一种良好的发展，假使我们能降低这种卑顺倾向的话，我一定会非常高兴。如果我们不能使之消止，这种儿童在以后的生活中将不能居于领导地位，依照他们的意愿，他们将会选择小职员的职位，从事一些每一件事都已经被人预先安排好的例行工作。
在无意中遇见生病或死亡等问题的儿童，对这些遭遇会保留浓厚的兴趣。他们会希望成为医生、护士或药剂师。我认为：对他们的努力是应该加以鼓励的。拥有这种兴趣而成为医生的人，大多都是很早就开始训练自己，并且非常喜欢他们的行业。有时候，死亡的经验还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加以补偿。有些孩子可能希望以艺术或文学的创作来求取永生，有些则可能献身于宗教事业。
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等逃避工作的错误训练，也是从生命早期便已开始的。当我们看到这样的孩子在以后的生活中闪避着困难时，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方式找出其错误的成因，并以科学的方法来纠正他。假如我们居住在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便能随心所欲获得任何东西的星球上，那么懒惰可能成为美德，而勤劳则为人所不齿。然而从我们和我们所居住的地球之间的关系来看，我们对职业问题有着合乎逻辑的解答和符合常识的解答，就是我们必须工作、合作和奉献。以往人类一直是凭直觉感到这一点的，现在我们则是以科学的态度来看待它的重要性。
（三）兴趣培养了天才
我认为：只有对人类的共同福利有杰出贡献的个人，才可被称为天才。我们无法想象身后给人类没有留下丝毫利益的天才究竟是什么样子。艺术都是人类才华的伟大结晶，伟大的天才也提高了我们人类的整个文化水准。荷马在他的《荷马史诗》中只提到三种色彩，并用这三种色彩来描述所有颜色的区别。无疑，人们在那个时代已经注意到更多的色彩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对一般人来说似乎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也就没有为它们命名的必要。究竟是谁教我们分辨出各种色彩，让我们能称呼它们的名字呢？我们必须说：这都是画家和艺术家的功劳。作曲家们也曾经将我们听觉的精密性提高至相当水平。现在我们之所以能够用和谐的音调代替原始人单调的声乐，都是音乐家们所赐，他们润泽了我们的心灵，并且教我们如何训练我们的功能。究竟是谁增加了我们心灵的深度，让我们谈吐优雅、思想深邃？那是诗人。他们润饰了我们的语言，使之更富于弹性，并适合生活的各种用途。天才是人类中最善于合作的人，这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在他们的行为和态度的某些方面，我们或许看不出其合作的能力，但是能从其生命的整个历程中看出来。他们并不像其他人那样易于合作，他们的道路崎岖难行，路上险阻甚多。他们经常是以有更大缺陷的器官作为其起始点的，几乎在所有杰出者的身上，我们都能看到某种器官上的缺陷。因此，我们都能得到一种印象，认为他们在生命开始时便已命运多舛，可是他们却挣扎着克服了种种困难。我们尤其能注意到他们是多么早便固定下那些兴趣，以及在儿童时期是如何刻苦地训练自己。他们磨炼着自己的理性，使之能够接触到世界上的各种问题，并加以理解。从这种早期的训练，我们可以断言：他们的成就和天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而不是遗传或上苍赐予的。他们努力合作，使得后世能分享其成就。
早期的努力是以后成功的最佳基础。假设我们让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单独玩耍，她开始为她的洋娃娃缝制一顶帽子。我们看到她在工作，赞扬她几句，并告诉她怎样才可以把它缝得更好。当她受到激励后，会更加努力地改进其技术。但是假设我们叫道：“把针放下！你要刺到手了，你根本不要自己做帽子，我们出去买一顶更漂亮的！”她便会马上放弃她的努力。如果我们有机会在日后的生活中来比较这两个女孩子，我们就会发现：第一个已经发展出对制作技术的爱好，第二个却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事，她会以为她买来的东西一定比自己做得好。
如果在家庭生活中过分强调金钱的价值，孩子们会只凭收入的多寡来看待职业的问题。这是一种很大的错误，因为这种孩子所遵循的不是他能贡献于人类的某种兴趣。当然每个人都应该谋求自己所需的金钱，而且忽略了这一点的人也真的会使自己成为别人的负担。但是只对赚钱有兴趣的人必定会与合作之途背道而驰，而只追求着他自己的利益。如果“赚钱”是他的唯一目标，其社会兴趣将付诸东流，那么他就可能会用抢劫或欺诈来获得钱财。即使情况不这么极端，他赚钱的目标中还包含有少量的社会兴趣，虽然他已经腰缠万贯，但他的所作所为对于别人仍然毫无益处。在我们这个光怪陆离的时代，致富之道万万千，即使是旁门左道，有时候也会给人带来巨富。对此，我们不必感到惊讶。虽然我们绝不敢说，刚正不阿、有所作为的人一定能得到立即的成功，但是我们敢断言，他能使其勇气保持不坠，并不失其自尊。
职业有时候可以用来作为逃避爱情和社会问题的借口。在我们的社会里，经常会有许多人利用事业忙碌作为逃避爱情和婚姻的方法。有时候，我们也发现它被用做失败的脱身之词。一个狂热地献身于事业的男人，可能会想：“我没有时间花在我的婚姻上，因此我不应对它的不美满负责。”尤其是精神病人，爱情和社会这两个问题，是他们竭力要设法逃避的。他们若不是回避异性，就是用错误的方法来接近他们。他们没有朋友，对别人也不感兴趣。他们只能夜以继日地忙着自己的事业，白天想，晚上做梦时也在想。他们使自己长期地处于紧张状态中，结果诸如胃溃疡之类的病出现了。现在，他们更能以胃部疾患作为推辞爱情和社会问题的借口了。还有些人老是喜欢变换工作，他们一直以为他们能够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工作。他们到处游移不定，结果总是一事无成。
对于问题儿童，我们应该做的第一步就是找出他们的主要兴趣所在。由这一点，要给他们做整体性的鼓励便容易得多。如果是未曾找到合适职业的年轻人，或是在职业上失败的成年人，我们都应该找出他们的真正兴趣，一面利用它对他们做职业辅导，一面帮他们寻找就业机会。这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在我们的时代，失业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如果是在一个每个人都致力于合作的时代，这种现象是不应该存在的。因此，我相信：每一个了解合作重要性的人，都应该努力消除失业的现象，使每个愿意工作的人都有工作做。我们可以用增设职业学校、技术学校和成人教育等方法来帮助推行这件事。有许多失业者都是无一技之长的人，有些也许对社会生活从未感兴趣过。社会上有许多不学无术的人和对共同利益不感兴趣的人，这是人类的一个负担。这些人觉得自己屈居人下，不如别人。因此，我们不难了解：为什么罪犯、神经病患者和自杀者大多数是知识程度较低的人，他们缺乏训练，总是落在别人后面。父母、教师以及所有对人类未来的进步和发展感兴趣的人，都应该努力让孩子们接受更好的训练，以使他们在进入成年人的生活时，不至于在分工制度中无法占有一席之地。
（四）教师的责任
当今，虽然父母和教师都对教育工作有所贡献，但父母纠正学校教育的不足，教师矫治家庭教育的缺陷，在现代社会和经济条件下，大城市孩子的教育责任主要由教师承担。父母对新的观念没有教师敏感，因为教师的职业兴趣就是孩子的教育。个体心理学把孩子为明天做好准备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学校和教师的改变上，尽管家长的合作也是必不可少的。
教师在自己的教育工作中必然会与家长发生冲突，这是因为教师纠正性的教育工作，是以家长教育的某种失败为前提的。而在这种意义上，教师的教育是对家长的指控，而且家长大多也这样认为。教师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处理与家长的关系呢？
下面就来探讨这个问题。这种探讨当然是从教师的角度出发的，因为教师需要把与家长打交道视为一种心理问题。如果家长看到这种探讨，请先不要生气，这里并没有冒犯的意思，这种探讨只适用于那些不够明智的家长，这种家长已经形成了一种教师不得不面对的大众现象。
许多教师认为，和问题儿童的父母打交道要比与问题儿童本人打交道更加困难。这种事实表明，教师需要运用一定的策略来和这些家长打交道。教师必须总有这样一个概念，即家长并不需要为其孩子所表现出来的所有毛病负责，毕竟他们不是富有技巧的专业教育者，通常也只有按照传统方法来指导和管理孩子。当他们因为自己孩子的问题而被召唤到学校以后，他们常感到像是被指控的罪犯。这种情绪也反映了他们心里的内疚，因而需要教师富有策略地对待和处理。教师应该尽力把家长的这种情绪转变为友好、坦率，使自己成为他们的一个帮助者，让他们理解自己的善意。
我们绝不应该过多地责备家长，即使这样做有充足的理由。如果我们能和父母达成一种协议，改变他们的态度，使他们能按照我们的方法来行事，那么我们会获得更多的教育成就。直接指出他们过去行为中的错误，这将于事无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尽力使他们采取新的方法。居高临下地告诉他们这儿做错了，那儿也做错了，只会冒犯他们，使他们极不愿意和我们合作。通常孩子变坏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而是有一个历史过程。家长通常也会认为他们在对孩子的教育中忽视了什么，但千万不要让他们感到我们也这样认为；我们不应该绝对而教条地和他们谈话。即使是向他们提建议，也不应该用权威的口吻，而是尝试用“可能”、“也许”或“你也许可以这样尝试一下”等。即使我们知道他们的错误在哪儿、如何纠正，我们也不要贸然地提出，让他们觉得我们似乎是在强迫他们。这并不是说每个教师都懂这些策略，也不是说一下子就可以掌握的。有趣的是，富兰克林曾在自己的自传中表达了同样的思想。
“一个公谊会教派的朋友曾好心地告诉我，我被普遍认为是为人骄傲，而这种骄傲经常表现在谈话之中，表现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不仅满足于自己正确，而且还有点咄咄逼人和飞扬跋扈。他还举多例来证明我的骄傲。于是，我决定尽力改正这种毛病或愚蠢品性，当然我的毛病也并不止这一个。于是，我便在自己的道德清单上加上了谦卑一条，我指的是广义上的谦卑。
我不敢吹嘘自己真的已经具备了某种谦卑的美德，但我已经有了谦卑的样子。我给自己定下规矩，绝不直接对抗别人的观点，也绝不直接肯定自己的看法。我们甚至逼迫自己认可我们圈子的古老信条，在表达一个确定的观点时避免使用‘肯定’、‘当然’、‘我认可’或‘毫无疑问’等字眼，而是要使用‘我认为’、‘我的理解是’、‘我想事情可能是这样’或‘目前在我看来’。当有人提出一个我们认为是错误的观点时，我不会直接与他对抗，避免当场指出他观点中的荒谬之处，而是回答说，‘他的观点在有些情况下有其合理之处，不过，在我看来，目前的情况似乎有点不同’等等。我很快就发现我这种变化的益处。我和他人的对话也更加愉快了。我以这种谦卑方式提出的观点，也会更容易让别人接受，反对的意见也少了；即使自己错了，也不会太过羞愧；如果自己碰巧正确，我也更容易说服别人放弃他的错误观点，而站到我这一边。
我刚开始采取这种谦卑的为人方式时，不得不压抑自己的自然倾向。不过习惯会成自然，或许这也是为什么50年来没人听到我说一句教条式的话语的原因。我早年提议建立新制度或改造旧制度时曾对民众产生重大影响，后来当我成为议员时，也曾对议会产生很大影响，均受益于这种谦卑习惯（当然我更得益于我的正直）。实际上，我不过是一个拙劣的演说者，更不擅长雄辩，我在遣词造句时，也颇感犹豫，表达也不是很准确，不过我的观点一般还是得到了认同。
实际上，骄傲是人的自然情感中最难以制服的。尽管我们掩盖它，和它搏斗，打倒它，阻止它，克制它，它却总是不肯灭亡，并随时会抬头露面，发芽滋长；我们会在历史中经常地看到它。甚至即使我们认为自己完全克服了骄傲，我们也有可能因为自己现在的谦卑而骄傲。”
当然，这些话并不适合所有的生活情境。我们既不能做此期望，又不能做此要求。不过，富兰克林的话还是向我们表明，这种咄咄逼人、力图置人于死地的做法是多么不合时宜和多么无效。生活中没有适合所有情境的基本规律，每个规则一旦超出自身的限度，就会突然无效。确实，生活中有些情境是需要措辞激烈的。不过如果我们考虑到教师和已经体会到羞辱并将因为自己的问题孩子而进一步感受羞辱的忧心忡忡的家长之间的情况，如果我们考虑到没有家长的合作我们将什么也办不到，那么显然为了帮助这个孩子，我们也必然要采取富兰克林的方法。
在这种情况下，去证明谁正确或显示自己的优越，就并不重要了，而重要的是找出一个帮助孩子的有效方法。当然这会遇到很多困难，许多父母听不进任何建议，他们会感到吃惊、愤怒、不耐烦，甚至会表现出敌意，因为教师把他们和他们的孩子置于这样一种令人不快的境地。这种家长有时也会无视自己孩子的毛病，不看现实，但他们现在要被迫睁开自己的眼睛，自然整个情形并不令人愉快。因此可以想象，当教师仓促或太过急切地和家长谈论孩子的问题时，他们自然也没有可能赢得家长的支持。许多家长走得更远，他们对教师大发脾气，显示出一副不容接近的样子。这时，最好向家长表明，教师的教育成功取决于他们的协助，最好使他们情绪平静，能够友好地与教师谈话。我们不要忘记，家长受传统的、陈旧的教育方法所局限，自然很难一下子解脱出来。
我们知道，孩子和成人对困难的反应差异巨大。对孩子进行再教育时，我们要认真谨慎，在我们重塑他们的生活模式之前，要理性地探讨其可能的结果。只有那些对孩子的教育和再教育进行过深思熟虑和客观判断的人，才能更为明确地把握好自己教育努力的火候。实践和勇气是教育工作的基本要素，就像另一不可动摇的信念也是其基本要素一样，即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总能找到挽救孩子的办法。首先，我们要遵循一个古老而且很有见地的法则，即越早越好。那些习惯把人视为一个整体，并把他的毛病视为其整体的一个部分的人，将比那些习惯根据机械的、僵死的模式来对待孩子的毛病的人更能理解和认识孩子。例如，后者在孩子没有做家庭作业的时候，总是会立即给家长写信予以告知。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对儿童的教育不断有新观念、新方法和新理解的时代，科学也正在破除陈旧的教育习俗和传统。这些新知识把教师的责任置于一个更重要的地位，同时也使他们更加理解儿童的问题，赋予他们更多的能力去帮助孩子。重要的是要记住，单个的行为如果脱离了整体的人格也就没有了意义，我们只有联系整个人格，才能对它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