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性格与行动
二、情感与行动
一、性格与行动
一个人尝试着去适应他所居住的环境，因之其显现出来的特殊作风，我们就叫它性格。性格是一个社会性的概念，我们只有在考虑一个人与环境的关系时，才谈得到性格，像《鲁滨孙漂流记》的主角鲁滨孙，他这个人到底具有什么性格实在是没什么差别。性格是一个人在接近他所往来的环境时所呈现的特质和性情，是一个人从社会感的观点去努力奋求见知于人时所依据的行为模式。
（一）性格特点
性格特点不是遗传的（很多人如此认为），它们就好比是一种生存的模式，这个生存模式使每一个人能够无须经过有意识的思考而过活，而且能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表现其人格。性格也不是一个人的癖性，而是他为了在生活中维持独特习惯而生成的。比如有个小孩很懒惰，但这懒惰不是天生的，而是因为懒惰对于他好像是使生活容易一点的合适方法，而且也能让他保持着重要性——在懒惰模式中，权力态度可以有相当程度的表现。一个人有可能强调自己天生的缺陷，以便在面对挫折时以此挽回一点颜面，而如此内省的最终结果往往就像这样：“如果没有这项缺陷，我的才能一定可以发展得很出色，就可惜我‘有’这个缺陷！”还有一种人，由于无节制地追求权力，导致他投入与环境的长期战争中，这种人往往发展出一些适合其战争的权力表现，比如野心、嫉妒、怀疑等。我们相信，这类性格特点本与人格无异，但它绝非遗传，也非不能改变。
经过仔细观察，我们知道，性格特点是应行为模式之需而生的，有时候在出生没有多久就产生了。它们不是首要元素，而是次要元素，它们是由于人格的潜在目的而被迫产生的。若要评断性格，就必须从目的观点给予评断。
我们曾经揭示，一个人的生命格调、活动、行为等，都与他的目的密切相关，而我们心中如果没有一点明确的目标就不能思考，也不能付诸行动。在孩子灵魂的幽暗背景中，这个目的已经存在那里，从幼年起即指挥着他的心理发展，这个目的给予孩子生命形态和性格，并且负责使每个人都成为一个特殊的单位；此单位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的人格，乃是因为他生命中的活动和表现全导向一个常见且独特的目标。假使明白了这一点，就等于是知道了我们一旦清楚一个人的行为模式，则不论我们从其行为的哪一个阶段看他，都能够认得他。
在我们的文明中，确实有某些事实、某些怪癖、某些生理生命和心理生命的表现形态，对青少年而言尤其显得很有意义，这些事实和怪癖的共同特征是，它们会刺激模仿。因此，有时候是以“看”的形态显现的求知欲，便可能在视觉器官有困难的孩子身上导出好奇的性格特点，但是这个性格特点的发展并非必然。如果这个孩子的行为模式觉得有其他需要，则同样这份对知识的渴求也可能发展出截然不同的性格特点——这个孩子可能以探究一切事物、以分析它们为满足，或者他也可能变成书呆子。
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方式来评估听觉有困难者的不信任态度。听觉有困难的人在我们的文明里处于比较危险的境地，所以他们都发展出特别尖锐的注意力来感知这个危险。此外他们也有被嘲笑、被贬低的危险，而且还经常被认为是残障者，凡此种种都是发展成不信任性格的重大因素。由于听觉有困难的人无缘接触很多乐趣，也就难怪他们会对这许多乐趣抱持一种敌视态度了；基于此，过去假设他们天生具有不信任性格的说法就没有理由成立。至于认为犯罪性格也是天生的说法，同样是荒谬的。很多罪犯出自同一家庭的论调，可借一个事实予以有效的反击：在这些个案当中都一定有个坏榜样，有一种看待世界的传统态度，而这种家庭里的小孩从小即被灌输偷窃可以维生的观念。
追求别人的认可也能用这个方式去思考。每个小孩都要面临许多人生障碍，所以没有一个小孩在成长中不去追求某种形态的重要性，这个追求的形态可以替换，而且每个人对个人重要性的追求都有个人的方式。主张孩子性格特点和双亲类似的说法可以用一个事实轻易说明：孩子在奋求重要性时，会自然取环境中已获得重要性及被尊重的人为理想模范，也正是这样，每一代子孙都要从祖先那里学习。
超越的目标是一个隐藏的目标，社会感的存在抑制着它的发展，它必须在秘密中成长，并且隐藏在一张友善的面具背后！可是我们必须再一次肯定，如果人类彼此多了解一点，超越的目标一定不会像这样繁茂生长。如果我们能进步到每一个人都发展出好眼力，而且能更透视周围人的性格，到那时候我们不但能更周全地保护自己，同时也会使别人因追求权力遭遇困难而不会有所结果。如果到了那种境地，遮遮掩掩的追求权力终会消失，于是它让我们能更贴近地看透这些关系，也让我们能够运用现已取得的各种观察结果作为证据。
（二）社会感的形成
我们在生活当中受到群体生存的逻辑支配，这一点确定了一项事实：要评估我们的同类，就需有特定的标准，而一个人所发展的社会感程度，就是评判人类价值的唯一标准——千秋万世都将如此。我们不能否认人类在心理上对社会感的依赖，世上没有一个人真能破除社会感的完整性，世上也没有什么言辞可以让我们利用来完全逃避我们对他人的责任。
社会感不断地警示我们，但这并不是说，它要我们经常把社会感放到有意识的思考里，而是表示我们必须坚决相信，要扭曲它、撇开它，就得动员相当的力量。再者，社会感的普遍需要使得每个人在行动之前，都得先经社会感的考核通过，这个行动及思想的考核需要源于社会整体的潜意识感知，最起码，我们常须为我们的行动找寻可以为人谅解的理由，这个事实就是社会感的考核在决定着。从这里面产生了生活的技巧、思考的技巧及行动的技巧，它或者使我们盼望与社会感经常保持着和谐，或者使我们以社会团结的外貌欺骗自己。
以上的说明是告诉我们，一种社会感的幻象存在着，它有如一面罩子遮蔽了某些倾向，必须揭开这个罩子才可让我们对一种行为或一个人有正确的评价。像这种欺瞒的发生，增加了评估社会感的困难，也正因为有这个困难，人性学的难度才相对提高了。
这里有一段小故事可以用来显示真社会感和假社会感的差别。一个老妇人正要上公交车时，滑了一下，跌倒在雪地上爬不起来。一些人匆匆走过，都没有注意到她，最后有个男子走到她身后拉她起来。这时，一直躲在某处的一个男子跳过来，招呼着这位侠义的善人：“谢天谢地！终于找到一位好心人了，我已经在这里站了5分钟，等着看是否有人来把这个老妇人扶起来，你是头一个这样做的人！”这段故事揭示了表面的社会感是怎么被人误用的。有人只用了这个明显可察的技巧，就把自己提升到审判别人的地位，然后去嘉许或责备别人，而自己却没有动一下手指。
有的比较复杂的例子就不容易确定社会感的高低了，这时除了彻底地探究别无他法，而如果一旦这么做，我们就不会长久地处在黑暗中。比如有一位将军，他虽然知道战争已注定失败，却仍逼迫几千名士兵死守，这位将军会说，他是为国家利益着想。我相信也会有很多人赞同他的说法，但是无论他拿什么借口来证实自己做得没错，我们都很难认为他是个真正的人类同胞。
对于这类难以确定的情况，也为了正确地评断，我们需要一个普遍可用的立场。像这样的一个立场，我们可以在“社会性功效”和“人类整体幸福”（即“公益”）的概念中找到，一旦站到这个立场上，碰到要确定的特殊事例时，我们便很少会感到困难了。
社会感的程度在个人的一举一动中即有所表露，有时候可以从一个人的外在表现中很明显地看出来，比如看他注视另外一个人的样子、摇手的方式、讲话的方式等。他的人格也能以某种方式给我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而我们几乎也可以直觉地感知他的人格。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地对一个人的行为下了永远的结论，连我们自己的态度都不免相当依赖这些结论。
在上面的这段讨论当中，我们所做的，不外乎就是把这个直觉的本事带进意识领域中，让我们能够据此测验社会感并评判它，最终则是希望我们能因此避免铸成重大错误。把它转移到意识领域的意义，就在于让我们自己少些偏见。
让我们再一次强调，评价一个人的性格，一定只能在清楚了他的各种关系和环境之后才能做。如果我们从他的生活中揪出单一现象，并且单就这个现象来评判（比如只考虑他的身体状况、只考虑他的环境、只考虑他受的教育等），一定免不了得出错误的结论。
上述这个想法的可贵，乃是因为它可立即卸除人类的负罪。要更了解我们自己，一定要建立一个更切合我们需要的行为模式，也唯有这样，才可能应用我们的方法去影响别人达到更佳的境地，并且防止造成残酷的结局：能这样的话，就不会再有人因为家庭不幸或遗传等因素而沦入悲惨的命运了。让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前进，那么我们的文明将跨出决定性的一步！而且具有自觉性的、有勇气的、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新一代将长大成人！
（三）心理发展
如果按着直线努力地去了解他的目标，并且发展进取、勇敢的性格，性格发展的开端通常都有积极向前冲的特点。不过这条线却很容易更改，而其中产生的困难均源于反对孩子的那股巨大力量，这些反对的人阻止孩子直接地去获取超越的目标。但是小孩会想办法越过这些困难，这时他的直线前进可能因而改道，随即产生另外一些性格特点。
性格发展中的其他困难，比如器官发育不全、环境的打击和挫败等，都会有类似的后果。再者，较大环境（比如世界、无法不面对的老师等）的影响，其实更为重要。如何在我们的文明里生活，已表现在老师们的要求、疑虑和情感中，而这些要求、疑虑和情感最后都会影响到孩子。所有教育都是采用早已形成的色彩和态度，然后带领学生朝向社会生活及当时流行的文化走。
从第二种转折或改道的情况，我们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孩子，他知道有反对者存在，所以要小心，这时他会尝试“改道”（不直接接近，而是利用技巧），以达到被认同以及获得一时权力的目标。他的心理发展与这个改道的偏离程度有关，他是否因此变得过分小心，是否配合生活的需求，是否逃避这些需求，全会由这些因素而定。如果他不愿直接接近他的任务和问题，如果他变得懦弱胆怯，拒绝正眼看人，不肯说实话，而这些表现其实未必代表另外一个类型的小孩，他的目标和勇敢的小孩是完全一样的——两个人行为表现虽然不同，目标却可能是一样的！两种不同的性格发展有可能在同一个人身上存在，这种情形特别容易发生在小孩还没有明显地使其倾向具体化时，或者他的原则尚可伸缩时，又或者当他第一次尝试失败，便放弃老路，而充分主动地去寻找别的途径时。
未被破坏的群体生活是适应社会需求的大前提，一个人只要未对环境持争斗态度，他就可以轻松地教孩子适应这个，只要教养者能够把他们自己对权力的追求减低到不成为孩子的负担的程度，家庭内的战争就可以消失。如果父母了解孩子的发展原理，便能避免使孩子直线性格发展成夸大的形式，比如勇气退化成鲁莽，鲁莽再退化成粗鲁的自我主义。此外，他们也能避免外界强行制造的权威，并且能够免于制造严谨的服从象征，否则像这种有害的训练便可能导致孩子被压抑、害怕真理、害怕坦白。
压力若用在教育上，就如同一把双刃剑，只会制造形貌上的适应。强迫性的服从只会是表面的服从，孩子与环境的大致关系，会反映在他的灵魂里，因此所有我们想象中可能出现的、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孩子的障碍，也都会反映在他的人格里。小孩通常没有办法对外界的影响做任何评论，所以他周围的成人既不清楚他，又不能了解他，而这个难题加上他对这些障碍的反应，便构成了他的人格。
（四）乐观与悲观的倾向
要将人格分类，我们还可以依据另外一个办法——我们的衡量标准是看他面对困难时所呈现的样子。第一种人是乐观主义者，他们的性格发展大致是直接式的。他们会怀抱勇气接近一切困难，而且也不会把困难看得太严重；他们对自己有信心，而且怀着轻松愉快的态度看人生；他们对人生不做过多要求，因为他们对自己恰当地评估，而且也不会觉得自己被忽略了，或者不重要。因此，他们能轻松地承受人生困难。他们又能处变不惊地相信，错误总是能被修正的。
从态度上来分辨，乐观主义者大概可以立刻被认出来。他们不惧怕，谈话开放自在，而且不过分谦卑，也不过分自抑。假如让我们用创造性的词语来形容他们，我们就会说“他们放开的双臂”，随时准备接纳人类同胞。他们与人接触容易，交友没有困难，因为他们不怀疑，说话没有阻碍，他们的态度、举止、步伐，都是自然而轻松的，这种类型的典型例子很少在1岁以外的人群中被发现，不过成人中尚有不少乐观水平能做出让我们相当满意的社会接触行为。
与此迥异的类型是悲观主义者，我们教育上的最大问题就是这些人。他们是由儿时经验及印象而产生“自卑情结”的人，对他们而言，所有困难都已变成“人生难过”的感受。由于悲观的个人哲学所致（这套哲学在孩提时代曾经受错误的对待和滋养），他们往往朝向人生的黑暗面，敏于感知人生困难的程度较乐观主义者严重得多，因此很容易丧失勇气。由于不安全感的折磨，他们常常也都在找寻支持；他们的求救声回应在外在的行为中，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独自站立：如果他们还是孩子，就一定会缠着妈妈，或者一和妈妈分开就吵着找妈妈，他们对母亲的呼唤，有时候到了老年还可以听得到。
这种人异常谨慎，可见于他们畏怯胆小的外表态度。悲观主义者永远在考虑可能的危险，他们想象这些危险都近在咫尺。这种人显然睡不安寝，老实说，睡眠是衡量个人发展的绝佳标准。因为睡眠困扰就是一个人小心翼翼（这是没有安全感的表现）的标志，这些人为了保卫自己、对抗人生的胁迫，仿佛永远都处在备战状态。我们在这种人身上找到的人生欢悦非常之少，而他们对人生欢悦的了解又何其不足！一个睡不好的人，他发展出来的生活技巧也是拙劣的，如果他对人生的结论正确，那他就根本不敢睡觉了；假如人生真如他所相信的那么难堪，那么睡眠实在是一种很差劲的安排。既然对人生自然现象（睡眠）抱着敌视态度，这就透露出悲观主义者对人生毫无准备，其实睡眠本身并不是问题。
如果我们发现一个人老是去察看房间锁好没有，或者梦中尽是小偷、强盗，我们也就可以怀疑此人有悲观倾向。这个类型可以从睡眠姿势辨认出来：多半蜷缩成最小形体，或者会把被子蒙盖过头。
（五）攻击与防御的特性
人格可以划分为攻击者和防卫者两种。攻击者的态度特征是行动暴烈。攻击型的人倘若具备勇气，往往会为了证实他们的能力，而把勇气强化成鲁莽。但是从这里泄露了统御着他们内心的深度不安全感，这种人如果感到焦虑，就会尝试使自己强硬，以对抗恐惧。他们扮演“大丈夫”的角色到了可笑的地步，其中更有些人大力压抑所有的温柔和细致，因为他们觉得这种感情是软弱的象征。
攻击者往往会显露出凶暴和残酷的特性，如果他们刚好倾向悲观，那么所有关系、所有环境都会改观，因为他们既没有同情的能力，又没有合作的能力，他们只能仇视全世界。但他们对自我价值的知觉，却可能同时达到很高的程度，他们可能使骄傲、自大和自我价值感膨胀。他们自以为是征服者，而后尽其所能地展现着虚荣，但是明显的态度和行动的烦冗，不但破坏了他们与世界的和谐关系，也泄露了他们的全部性格——一个奠基在变幻不定的基础上的结构。他们的攻击性态度便是如此发源的，且有可能延续很长的时间。
他们的不能达成使命对他们本身有追溯既往的影响，他们发展几乎就在这里中止，然后开始变成另外一个类型——防卫者，这个类型的人觉得自己备受打击，所以经常在防卫。他们弥补不安全感的方法，不是沿着攻击的路线，而是借助焦虑、防备、懦弱等方式。我们可以确定，如果不是上述那种类型所持的攻击态度的失败，就不会有第二种类型出现。防卫型的人很快会被不幸的经验吓倒，致使他们从这里推断出他们容易被击退的绝望结论。有时候他们会假装在撤退的路线中留有一项有益的工作，并借此圆满掩饰他们的失败。
这种人最常见也最突出的特点是他们好批评的态度，有时候这种态度会被他们强化到一眼看出别人最不重要的缺点的地步。他们抬举自己成为人类的审判者，本身却从不做任何对共同生活的人们有益的事。他们忙着批评、忙着破坏其他同伴的游戏，他们的多疑亦迫使他们带着焦虑、犹疑的态度，因而只要他们面对一项任务，就立刻产生顾虑、犹疑，显得好像要逃避的样子。如果要我们象征式地来描绘这种人，我们可以说：这种人一手抬起来保卫自己，另一手却遮着眼睛免得看见危险。
这种人还有其他令人不快的性格特点。大家都知道，凡不信赖自己的人也永远不会信赖别人，而这种态度则免不了要发展出猜忌和贪欲来。这类怀疑者所经历的孤独生活通常表示他们不喜欢为别人准备快乐，或者也不喜欢参与别人的快乐，不但如此，甚至别人的快乐都成了他们的痛苦。
在这类人当中，有的可能借一个有效而难于摧毁的巧诈，来维持他们优越于他人的感觉。在他们这个不计一切代价去维持其优越感的欲望当中，他们可能发展出一套微妙的行为模式，而这套行为之微妙，乍看之下，绝不会怀疑那是源于对人类的敌意。
二、情感与行动
凡是遇到合于个体既定的生命格调，又合于其原本的行为模式时，情感就出现了，它们的用意是为了个体的好处而变化个体的情况。个人如果被迫采用别的途径来达成目的，或者对其达成目的的可能性失去信心，就会产生比较猛烈的行动和情感。
凡对自己达成目的的能力没有充分信心的人，由于受其不安全感的影响，使他们不但不会放弃目的，反而会借助情感和情绪的激励，想通过更大的努力来达到目的。被自卑感蜇伤的人，他们使用的方法就是用尽力气，以残酷野蛮的行为达成其希望的目标。
既然情绪和性格特质关系密切，那么它们就不是单独个体的单独特点，而是在所有人身上都可以找到的。每个人一旦被放置在某个情境里，便会显露出某种特定的情绪，我们称为“情绪应变力”。
（一）厌恶性表现
1. 气愤
气愤这种情绪，是追求权力和支配欲的典型。它明显透露的目的，就是想迅速猛烈地摧毁横阻在前的每个障碍。前面的研究已经告诉我们，一个气愤的个体，就是努力运用力量去追求超越的人，这样的追求认同，有时候会转化成真正的醉心权力。一旦有此结果，我们便一定会看到这种人对于可能削弱其权力感的小小刺激，报之以极大的愤怒。他们相信（也许是过去经验导致的结果），可以利用这种情绪，轻易地为所欲为、打败对手。这种方法并非上策，但在多数情况下都有效。很多人都不难追忆，他们曾经怎样借偶尔发作的狂怒来重新赢得其权威。
当然，气愤也有其合理的时候，但我们现在不谈这种情况。讨论气愤，我们指的是常常运用这种情感，且已经成为一种惯性及标志性反应的人。有的人真的将愤怒运用到得心应手的地步，而且还人尽皆知，因为他们没有别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人通常是傲慢敏感的，他们容不下胜过他们或与他们相等的人，相信只有自己做最优越者才能快乐。结果，他们老是两眼锐利地保持着警觉，免得有人太靠近自己，或者不好好看重自己。最常与敏感相联结的，就是他们“不信赖别人”的个性，他们觉得信任其他人都是不可能的。
在愤怒、敏感和不信任之外，我们还会发现其中伴随着另一种关系接近的性格。如果遇到棘手的问题，我们很能想象出这类极端野心的个体是如何受到惊吓，因为他们从来都无法适应社会。一旦遇到他们所不接受的事物，唯一的反应方式便是大声公布他们的抗议，那种态度常常使周围人很不舒服。比如，打碎镜子、摔坏昂贵的花瓶等。我们也不相信事后他会请求原谅，说自己当时根本不晓得在做什么。他那股损坏环境的欲望十分明显，因为他总是在破坏有价值的东西，从不把自己的愤怒限定在无价值的事物上面，他的行动里摆明了有一套计划存在。
虽然这种方法在生活的小圈子里有一定程度的效果，但只要这个圈子扩大，也就随即失效了。于是，这些习惯生气的人很快会陷入与世界冲突的阵营中。
气愤情绪的外在态度很是常见，我们只要提到“狂怒”这类字眼，只要想象个暴躁者的形象也就够了。他们面对世界的敌意态度十分明显。气愤的情绪也几乎无视社会感的存在。追求权力目的的所有的激烈方式，使当事人很容易便想到死。我们可以借了解各种我们所观察的情绪问题，来测验我们对人性的了解，因为情绪是性格最清楚的显现。而我们必须指出，所有暴躁的、愤怒的、尖刻的个性统统都是社会之敌。我们必须再提醒大家注意，他们之追求权力，是建立在自卑感的基础上，在暴怒的发作中，自卑和优越整个暴露无遗——自己的价值要借他人的不幸来提升，实在是卑劣下作的把戏。
2. 悲伤
悲伤的情绪是在一个人因所失无法获得安慰时产生的。悲伤和别的情绪一样，起初不外乎是悲痛或软弱的补偿，乃至形成一种想获得更多关照的意图。就这点来看，它的价值与发顿脾气相仿，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因别种刺激而起，其态度和所用的方法也不尽一样。
至于“求取超越”则与其他一切情绪相同。只不过，易怒的人是因寻求提升自我价值、贬抑对手的价值，而将愤怒指向对手；而悲伤则是一种心理态势的退缩——这是悲伤者获得自我提升及自我满足的必备条件。不过这份满足尽管与气愤者的方式不同，却依旧是一种与环境相抗的行为。悲伤的人常常会抱怨、发牢骚，他借由这牢骚把自己放在与他人对立的位置，悲伤的本质隐藏在人的天性当中，它的扩大即成为一种对抗社会的姿态。
悲伤者地位的提升是从周围人对他的态度中获得的。我们都知道悲伤者是怎么依赖别人的服侍、同情、支持、鼓励、帮忙而觉得舒坦一些；如果这种心理活动成功地转换成眼泪、号哭，那么悲伤者就显然提高了自己的地位，而成为既有秩序的评判或原告，这名原告因忧伤而对周围人的支配愈多，其需求也就愈明显。悲伤变成一种不可抗辩的理由，束缚着悲伤者周围人的责任。
这种情绪明显地暗示着从软弱到超越的追求，以及维持个人地位、去除无力感和自卑感的意图。
3. 嫌恶
嫌恶的情绪明显含有疏离成分，虽然这一点并不像别种情绪的疏离成分那么为人所知。在生理方面，胃壁受到某种刺激，就会恶心甚至呕吐，可是在心理方面，要产生“呕吐”是有某些意图的，情绪的疏离性因素在此明白可见。嫌恶情绪造成的结果便印证了我们的看法：嫌恶是一种姿态，因嫌恶而起的扭曲面容象征着对周围人的轻视以及拒绝此问题（轻视旁人）的解决。
想找借口以脱离一种不快的情境，这一个情绪的误用是种便利的方法——假装恶心不难，而一旦装出来了，这个人势必要离开聚会的场合。没有哪一种情绪可以像嫌恶这么容易佯装，只要稍加练习，任何人都可以发展出装恶心的能力。于是乎，一个无害的情绪就会变成对抗社会的有力武器，或者变成一个人想从社会撤退时的借口。
4. 恐惧和不安
在人的一生当中，不安是最重要的现象之一。这种情绪之所以复杂，不只是因为它是一种疏离性的情绪，还因为它和悲伤一样，会造成对别人的束缚。当孩子因害怕某种情境而逃避时，他会去找别人保护，“不安”这种情绪不直接支配任何人，实际上它是表示着失败。一个人不安时，都尽可能地将自己弱小化，这时也正是这种情绪疏离性的一面显露的时刻，但它同时也怀着一分对优越的渴求。感到不安的人会躲避到别种情境的庇护之中，他这样防卫着，直到他们觉得能够面对所临的危险，并且胜过它为止。
谈到不安，我们所面对的则是一个有着根深蒂固来源的现象——它是攫住每种生物的原始恐惧的反映，而人类因其本质的软弱与缺乏安全感，而特别臣服于这种恐惧了。正是因为我们对人生的困难认识不够，使得小孩永远不能安于那些困难，别的人因而都得供给他所缺乏的东西。这小孩在生命之初，就感受到了那些困难，于是这一种生命的情境便影响着小孩。他在奋力求取安全感的过程中，始终含有可能失败的危险，结果就发展出了悲观哲学，因此他的支配本质变成对外界的协助和关怀的渴求。人愈无法解决人生的问题，所发展的谨慎就愈多，你一旦强迫这种孩子前进，他们立刻就会摆出畏缩的姿态。他们老是准备撤退，所以他们的性格很自然地明显带有不安的情绪。
在不安情绪的表露中，我们也会看到当事人的态度渐渐出现反抗，但这反抗既无攻击性，又不直接显示。在这种情绪出现病态性质的退化时，也就是我们可以清晰地透视灵魂作用之际，我们将能清楚地感觉到不安的当事人如何向外求援、怎么拉住每一个人并将其紧系在自己身旁。
进一步研究这个现象的话，很能引领我们转向前面所思索的那些问题：处在不安情绪中的人，无时无刻不在要求别人去支持和注意他，以至于最终构筑成一种主仆的关系，宛如别人务须随侍一旁，给予协助和支持一样。再进一步探究，则发现终其一生追求特殊认同的人为数不少，他们定会失去独立自主的能力（因与生命接触不足和不正确所致），所以他们会用极其激烈的方法去要求特殊的待遇。不论能找到多少同伴，他们终究还是缺少社会感，可是只要一显出不安和惊吓，就又能制造其特权地位了。不安帮他们去除了生命的要求，也帮他们役使周围所有的人。最后，这分不安就渗入当事人生活里的每一层关系中，变成当事人成就其支配权最重要的工具。
5. 情绪的误用
除非能发现情绪是克服自卑感、提高人格特质、获取认同的宝贵工具，否则没有一个人会了解情绪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小孩子一旦搞清楚他可以利用愤怒、悲伤、哭泣等方法折磨周围的人，以抗议他受到疏忽的状况，他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试验这套支配别人的方法。如此一来，他就可能陷入一种行为模式——老是用一贯的情绪表现去反映一些并不太重要的刺激。只要符合需要，他就利用这一情绪。
滥用情绪是不好的习惯，有时候还可能转变成病态。如果孩提时代即如此，长大成人以后便会常常误用情绪。我们不难见到生活里有的人使用愤怒、悲伤等各种情绪，就好像它们是玩于股掌间的傀儡，这种没有价值，而且往往使人不快的性格只会剥夺情绪的真正价值。情绪的表演变成了个体遭人排斥或支配权受威胁时的惯性反应，悲伤若以激动的嚎哭表现，就会很令人厌恶，因为那太像一种低俗粗陋的个人广告了。
同样的误用也可能由情绪的身体反应造成。很多人都知道，有的人让强烈的愤怒影响消化系统，以至于碰到狂怒时，他们就会呕吐，这个情绪所表达的敌意最明显不过了。同样，悲伤的情绪也会与拒吃联结，以至于悲伤的人脸部消瘦、体重减轻，一副十足的“悲伤形象”。
这些情绪误用的类型不可能与我们无关，因为它们都触及他人的社会感。一个邻居如果去向受苦于悲伤之人表达友爱，一般而言激烈的情绪就会减弱。可是有的人希望悲伤永远别减轻，因为只有维持着，才有来自周围的许多友谊、同情，而这些友谊和同情使他们感觉到人格的提升或优越。
尽管我们对愤怒和悲伤寄予程度不等的同情，但愤怒和悲伤终究还是疏离性的情绪，这种情绪不会真的使人更亲近，反而会因损害社会感而隔离了人。悲伤的确会促成人与人之间的结合，只是这结合并非正常产生，因为对当事双方都没有贡献什么，反倒促成了社会感的扭曲，不要多久，别的人就得负起更大的责任了！
（二）亲和性表现
1. 快乐
快乐这种情绪是沟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明显的桥梁。快乐的人不会忍受疏离，在寻找同伴、在彼此的拥抱中所显露的快乐，同样在想与人一同游戏、一同享受美好事物的人身上产生。
快乐可以说是向同胞伸出的友谊之手，也仿佛是把温馨辐射出去，因而在这种情绪里展现了所有的联结成分。但说得确切些，有这种情绪的人也是想克服不满足或孤独之感的人，这样他们可能沿着我们前面时常提示的路线，去取得某种程度的优越感，不过快乐可能是各种征服困难的表现中最好的一种。带有解放之能量及自由之力量的“笑”与快乐携手同行，它代表了这种情绪的核心形态，它超越人格，与人相合相融。
不过，为了某些个人的目的，这个笑和快乐也可能被误用。因此，一个心理情感不健康的人，倘若听到一场剧烈的地震报道，会显出快乐的样子。而当他悲伤时，他会觉得没有力量，因此他为逃离悲伤，使自己略加接近相反的情绪——快乐。
另外一种快乐的误用是看到别人痛苦时竟显得快乐。凡是在不当的时机、不对的地点所显露的快乐，都是排拒社会感、破坏社会感的，更是一种疏离性的情绪、一种征服的工具。
2. 同情
同情是社会感的多种表现中最单纯的一种，只要我们在一个人身上找到了同情，大致就能确定他的社会感已经成熟了，因为这种情绪能让我们判断一个人与别人融合的能力。
但是比这个情绪本身更普遍的，也许恰恰是对它的误用。比如一个人假装他很有社会感——这个误用乃是它的夸大其词，我们会看到有的人挤到灾难现场，为的是冀求获得一个救死扶伤的名声，而实际上他没有帮那些受难者一点点忙。
职业化的同情者和施舍者无法和其同情、施舍的行为分开，因为他们实在是以这些行动在制造胜过那些受施舍者的优越感，深解人性的罗契弗考曾说：“人总是预备在朋友的不幸中找寻满足。”
曾经有人错误地把人类的喜爱悲剧和这个现象放在一起谈，他们说，看悲剧的人感觉要比舞台的角色神圣。此说法并不适合大多数人，我们所以对悲剧有兴趣，多半是起于自我认识、自我教育的欲望，我们没有忘记那只是戏剧，却会利用个中的情节来增加我们为人生做准备的原动力。
3. 羞赧
羞赧这种情绪同时具有亲和性质和疏离性质，它是我们社会感结构的一部分，并且不能与我们的心理生命分开——人类社会没有这种情绪是不可能存在的。当一个人的人格价值即将沉落，或者意识中的自我价值即将丧失时，就会产生羞赧的情绪。这种情绪会明显地转移至身体各部分，造成末梢微血管扩张。皮肤微血管一充血，我们便会看见泛红的现象，这个现象最常见于脸部，但有的人会全身泛红。
至于外在态度的表现，其中一种是退缩，那是与轻微沮丧密切相连的孤立姿态，等于准备从感到有威胁的情境中撤退。而眼光下望和害羞都是脱逃的举动，明确表示它是一种疏离性的情绪。